环境保护视域下的经济贸易论文

【摘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找寻特色的实践进路，既要切合中国的发展逻辑，又应观照世界的发展境况与问题。治理、生态与文化对应于中国之治、生态文明建设与和合文化三重实践进路，分别指向了世界治理资源不足、生态的全球失衡与紊乱以及西方价值国际失序与文明冲突，且治理、生态与文化三重进路融合了中国特色与世界的一般性两个特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环境保护视域下的经济贸易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环境保护视域下的经济贸易论文 篇1：

“新时代下的自然文学及生态批评”研讨会综述

2017年6月16日上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自然文学研究中心在博远楼天朗厅举行“新时代下的自然文学及生态批评”研讨会。校党委副书记徐芳出席论坛并致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师生和自然文学研究中心团队成员，以及来自美国和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自然文学、传统文化、环境思考、生态批评等议题，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讨论，有效提升了学院及中心的学术研究水平，促进了国际交流。

开幕式上，外国语学院自然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石海毓副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来自美国的著名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教授，作家、博物学家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女士，以及作家、博物学家和探险家布鲁克· 威廉斯(Brooke Williams)先生。斯科特·斯洛维克是美国《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杂志主编，1992—1995年间担任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主席，现任爱达荷大学英语系主任，已出版或编辑著作25部，發表相关论文及评论25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以及生态批评的责任》(Going Away to Think：Engagement， Retreat， and Ecocritical Responsibility)等。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目前是哈佛大学神学院驻院作家，同时也是美国环境作家、环境保护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代表作有《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Refuge：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已由程虹教授翻译成中文出版)。她被称为“公民作家”，曾获得2006年美国荒野协会罗伯特·马歇尔奖、美国西部文学协会显著成就奖、美国西部中心华莱士·斯泰格纳奖、2014年塞拉俱乐部约翰·缪尔奖等多个重要奖项。她的丈夫布鲁克·威廉斯有过多次荒野探险经历，研究领域包括自然文学、荣格学说，代表作有《开放的午夜：祖先与荒野相遇之地》(Open Midnight：Where Ancestors & Wilderness Meet)等。参加此次研讨会的还有北京语言大学的张华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韦清琦教授、南京大学的方红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的刘蓓教授和中国农业大学的钟燕副教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自然文学研究中心程虹教授作了精彩而感人的发言。程虹教授热情欢迎新老朋友的到来。她提出，正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主题将大家聚集起来。程虹教授在发言中引用19世纪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一首有关自然的诗歌《“自然”是我们所见》(“‘Nature’ is What We See”)和中国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五言绝句《独坐敬亭山》，通过古今中外名篇对比，实现跨时空的交流，在充满神秘色彩的诗句中，激发人们亲近自然、探索自然的兴趣。正如狄金森诗歌中所描绘的，自然是我们“所见”“所闻”“所知”，让人感受到了“风景”“声景”和“心景”;而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描写诗人与敬亭山的独处及心灵的沟通，创造了别样的意境和艺术美感。程虹教授指出，参加此次论坛的国内外学者在此相聚，可谓跨越空间的沟通对话。东西方描述自然有不同的风格：美国自然文学拥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形成了诸如故事讲述(Storytelling)、叙事学术(Narrative Scholarship)等不同风格，拥有众多代表人物和作品;而在中国，对自然的描述往往是从意境的角度入手，中国传统经典文学对自然的描述经常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人在谱写诗篇时力求与自然之境契合，画家在创作绘画时也加入书法和诗歌元素，体现了“诗”“书”“画”合为一体的艺术高度。由此可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自然的描述方式是多样化的。程虹教授表示，在从事自然文学的教学工作中，也要以学生的兴趣为向导，挖掘学生独特的闪光之处，指导学生写出具有自己风格的论文，实现学术基因的传承。现在她所指导的学生论文的主题已经涵盖沙漠美学、花园的历史、树之朝圣、乡村书写、山之禅意、河流之美等等。最后，程虹教授借特丽的荒野情结总结道：“相聚有时，尽管所教的学生会毕业，在场的各位学者同仁会分离，但由于我们同住一个地球，仰望同一轮月亮，我们是密不可分的。”

研讨会的第一场分会由石海毓主持，方红教授、威廉斯夫妇、斯洛维克教授分别发言。方红教授在《从自然文学中寻求世界的救赎：生命事件文学表现体现中间风景理想》(“In Nature Writing Lies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Life-events Present Middle Landscape Ideals”)的演讲中，围绕荒野、性别、自然文学与文化意义等关键词，探讨荒野与现代文明，荒野保护以及不同性别身份下的荒野体验。方红分析了环境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①提出的荒野终结与文化建设的观点，中间之地(Middle Ground)对未来、人类世界以及人类以外世界的重要性，中间之地与列奥·马科斯(Leo Marx)②提出的中间风景(Middle Landscape)的联系，强调荒野个人体验的事件性特征，并解读了艾比(Edward Abbey)①和特丽在沙漠中的不同感悟：男性笔下的荒野散发出野性的自由，充满了掌控、冒险和力量;而女性笔下的荒野则展现了魔法般的治愈神力，成为心灵的避难所。方红教授总结道，不同作品均体现了作家对荒野以及对居住地的伦理责任意识。她最后借用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观点，认为在自然文学中能够寻求世界的救赎。

接下来，威廉斯夫妇作了《我心灵的故事——理查德·杰弗里斯的当代解读》(“Bringing Richard Jefferies’s The story of My Heart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演讲。特丽使用中文“天人合一”和英文中“Heaven”“Earth”的概念，表达了在同一社区同一家园下的融合。她指出，外部风景和心灵风景通过故事呈现，带给人们难忘的体验。特丽和布鲁克在发现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②所著《我心灵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Heart)后，深受震撼，对待自然和人生的态度也因此而受到影响。特丽分享了其中关于心灵、闲散、行动、祈祷的四篇文章并朗读了节选。她说道：“杰弗里斯提醒我们追寻美，由此发现爱，用爱点燃热情，这将引领我们走向未来。不管我们是谁，身处何处，都需要勇气，睁开双眼发现美。”当时，在美国并不能买到《我心灵的故事》这本书，斯洛维克是他们的朋友中唯一听说过并阅读过这部作品的人。威廉斯夫妇花了三个小时为彼此朗读书中的段落，让这本书和杰弗里斯这位作家进入他们的生活。甚至有一天，当布鲁克回到家时，发现桌子上摆放着三套餐具，他问特丽：“今天有人来做客么?”特丽却回答说：“就是杰弗里斯呀。既然我们每天都在谈论他，不如干脆请他吃顿饭!”两人對杰弗里斯的热情如是展现，因而他们决定联系美国出版商，让这本在美国早已不再版的书再一次回归公众的视野。布鲁克和大家分享了他为该书所写《序言》的最后一段，这段文字记述了他的梦。他坐在一辆驶向未来的列车上，列车上布置精美，陈设舒适，乘客放松，但他隐隐感觉到，这个未来并不是正确的未来。这时，他听到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跳下车去!跳下车去!”他知道，这个声音来自他日日品读的理查德·杰弗里斯。布鲁克走到门口，看到车厢外是飞驰而过的自然，但他犹豫了，担心自己跳下去后会性命不保。这时杰弗里斯的声音再次响起：“快跳下车去!为什么你还在犹豫?快跳下车去!”他又一次望向车厢外的自然，感到自己生命的热情、自己对自然的执着就来自于自身与自然物之间的能量流动和交融。耳畔杰弗里斯的声音依然在回响，眼前他看到特丽站在远处草长莺飞的自然深处。这时，他终于决定跳下车。在听众的静默和沉思中，布鲁克结束了演讲。

斯洛维克教授作了《阅读世界：语言、思维、身体》(“Reading in the World：Language，Mind，Body”)的主题演讲。演讲伊始，他为大家展示了将头和手全然浸入河水中的照片。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感到自己真正地与自然相连，而与自然相连也是他毕生追求之事。他认为，人们每天都在进行跨越身体边界的交流，只是大多数人对此缺乏清晰的认识。现代人大多数时间都将自己禁锢在一个工业化的盒子中，无论是教室还是汽车。虽然生态批评的学者们试图重建人与自然的联系，但跻身象牙之塔却使他们自己和自然分离。因此，当斯洛维克教授于1994年拜访一位日本作家，并询问他学者如何能更好地帮助民众认识自然时，作家告诉他：“听听夜莺的啼鸣。”斯洛维克因此恍然大悟：只有真正地与自然进行直接的接触，才能最深刻地认识这个世界，哪怕是尝一尝叶子的味道。有时，换一个视野，才能更深刻地融入世界，比如透过作家特丽的笔记，或者盘山路旁指示牌上诗人的一首名为《郊狼》(“Coyote”)①的诗。由此，他开始思考如何在教学中让他的学生融入自然。他将田野调查作为文学教学和写作的一种形式，将学生们带到自然中阅读文学作品，在自然中像缪尔(John Muir)②一样爬树，或像摩尔(Kathleen Dean Moore)③一样涉溪，实践文学。除此以外，他还鼓励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在自然中阅读。而这种个性化的阅读体验，这种将参与性阅读转变成写作的方式适用于各种文化。如何将这种感性的欣赏世界的方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呢?他在为《我心灵的故事》所写《后记》中提道：“我阅读杰弗里斯。我书写这些文字。我走出去到草地上，与狗闲坐，倾听虫鸣，看郁金香在微风中颔首。偶尔，再听听远处的车流声。”

第二场分会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自然文学研究中心姚成贺副教授主持，钟燕副教授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自然文学研究中心苏明鸣博士围绕自然主题展开。钟燕在《“蓝色批评”——水球视阈下的生态批评动向》(“Blue Studies：Toward a Water Globe Ecocriticism”)的演讲中，以微信登陆界面上的地球全景图——地球因被海洋覆盖了绝大多数面积而呈现出蓝色星球的面貌——作为本次发言的开始。她引用爱德华·德隆(Edward Delong)④的话——“用地球来命名这颗星球并不恰当，海洋才应该是它的主体”——来说明传统的绿色生态批评也应该向着蓝色生态批评的趋势发展。她以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⑤以及她的海洋三部曲为例，阐释了蓝色批评在美国自然文学中的滥觞。卡森凭借《海风下》(1941)、《我们周围的海》(1951)、《海之滨》(1955)等作品，不仅向读者展现出海洋的美丽风貌，更记录了发生在海洋中的现实——物种灭绝与生态系统失衡引发的海岛危机、核废料引发的海洋污染等。她指出，海洋与陆地是一个核心共同体，而人类对自身的一再纵容正在以边际效应的方式逐步摧毁海洋，以致触发了生态伦理问题，海洋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受害者。钟燕还以生态作家徐刚及其传记《长江传》为例，说明蓝色批评在中国文学中的体现。作为“长江之子”的徐刚，面对母亲河环境的日益恶化，不禁对长江以及子孙的未来深深担忧。面对河流危机可能引发的文明危机，钟燕认为应该审视河流伦理并思考以下几点：其一，只有把伦理的阈值从陆地扩大到河流，才有可能树立生态友好模式，从而造福于环境与文明;其二，节制欲望，削减对于河流的索取;其三，归还河流保持完整的权利;其四，在发展文明的时候不要忘记河流海洋才是文明的起源。钟燕在结语部分指出，无论是卡森的海洋社区、母亲河的危机，还是徐刚对于河流权利、文明与河流共存的呼吁，都体现了“流动的自然”，需要人们将利奥波德(Aldo Leopold)⑥的“土地伦理”扩大到“海洋伦理”乃至“水球伦理”，这是水球视域下生态批评的新动向。

苏明鸣博士在《自然选择理论：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观》(“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Darwin’s Concept of Nature”)的发言中指出，作为国内欧美自然文学研究的奠基者，程虹教授认为查尔斯·达尔文对美国自然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著作《物种起源》(1859)一书详尽阐释了自然选择理论，可谓自然史的一部经典之作，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苏明鸣认为，将达尔文与自然文学结合起来研究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她着重研究自然选择理论与达尔文自然观的联系。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认为，物种通过生成新的属性来适应环境以满足自身生存需求，从而产生物种多样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达尔文创立了现代生态学。重读《物种起源》，了解自然选择机制，这也是此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场分会由苏明鸣博士主持，围绕中西文化对比和交流，刘蓓教授、韦清琦教授、张华教授分别进行了发言。刘蓓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就一直关注生态批评的发展，亦是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①《环境批评的未来》一书的译者。她在《画作故事背后的地域感》(“Sense of Place in the Stories of a Painting”)的演讲中，介绍了中国艺术史上最负盛名的画作之一——赵孟(兆页)的《鹊华秋色图》。她认为，关于这幅画作的创作过程有很多故事值得深思。该画通过描绘位移了的两座名山——华不注山和鹊山，以表达其内心的乡愁。画作表现了优美风景的治愈力量和智者理想化的生活状态。后来，这幅画被后代多位名人收藏，画上题有多位收藏家的评论与感受，内容与绘画所表达的思想相互映衬。而清朝乾隆皇帝不以审美的眼光来看，而是带着统治者特有的政治眼光来看这幅画作，将这幅画中山峦的位置与现实相比较，发现了内容在地理位置上的偏差。作为一个封建制度的统治者，他认为山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军事作用意义重大，错误的地理位置将极大影响作战的胜利几率。事实上，《鹊华秋色图》的迷人之处在于作者呼之欲出的思乡之情，在于一位被逐出家园、流放于边疆、与蒙古入侵者交锋的南宋诗人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怀。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证明了在个人情怀、社会关系和自然地理的不同考量中存在明显的地域感差异。

韦清琦教授在《阴的神话：道家语境及内容背景下的生态女性主义》(“The Myth of Yin：Contexts and Contents of Daoist Ecofeminism”)的发言中认为，道家以其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观为西方环境研究的学者所推崇，然而生态女性主义却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对其提出质疑。韦清琦教授通过对道家基本概念——阴阳的解读，揭示道家哲学思想与实践中阴阳的运作机制，反映出阳所代表男性与阴所代表的女性略失平衡的地位。道家在思考个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时，并没有以“交叠性”思维来将这种非二元性扩展至性别等其他人类社会内部问题的二元不平等现象。他建议将作为生态智慧遗产的道家与生态女性主义产生对话，将“阴”的范畴置于当代环境—社会整体语境中加以重构，从而实现生态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建构。

紧接着，张华教授在《〈文心雕龙〉里的自然》(“Nature in Wen-Xin-Diao-Long”)的演讲中，带来了中国古代经典文学评论典籍《文心雕龙》的自然观念思考。根据张华介绍，《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字彦和，生活于古代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祖籍山东，自小孤贫，终生未婚。《文心雕龙》是其在为官之时的闲逸之作，历时五年完成。晚年之时，他在山东日照创办了定林寺研习佛家学问。《文心雕龙》这部典籍共有十卷五十篇，细致地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张华教授认为，《文心雕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典型代表，在中国文学审美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在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系统中，自然视角的发展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作家对自然的理解的变迁，同时还是理解其他意识形态的基础，比如哲学、文论、政治理论、伦理和宗教教义，都以自然视角为基础。自然理论也被引入文学批评中。刘勰不是开自然审美先河的作家，但是他的自然主义不同于先前的简单的审美评论，而是有一个相关的完整理论范式，并与文学理论和艺术创作的深层问题相连，比如自然现象的创造。在《文心雕龙》中，自然并非一个明确的物体，它指一种自然的状态，有着自身的特点;它关注万物的“合一”，始终保持运动。刘勰的文论观念以他的自然观念为基础，书中很多章节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自然相关，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比如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审美表达、审美接受等。刘勰的自然审美内涵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众多中国古典批评学者，如曹雪芹、纪晓岚、黄侃等都认为刘勰是利用自然审美审视来批评文学作品的典范。刘勰的自然与生活合一的观念，文学与绘画等艺术合一的观念，以及他对真理的追求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后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朱安博教授最后作总结发言，他引用美国学者迈耶·霍华德·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①的文学四要素(世界、作品、作者、读者)理论，指出本次会议的特色和意义。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此次研讨会对此话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多方面的探讨，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

会后，与会者参观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生态与自然文学书库。2011年8月，美国布朗大学圣·阿蒙德教授(Barton Levi St. Armand)委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程虹教授向该校图书馆赠送英美文学及文学理论，尤其是英美自然文学相关图书共988，并将赠送的图书命名为“生态与美国文学文库”。文库以“人与自然”为主题，包括美国自然文学经典及其他重要的英美文学作品，生态批评文学理论前沿著作与核心刊物等。这是国内外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批具有特色的赠书，为研究美国自然文学与生态批评提供了重要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文库中有大量的美国自然文学经典之作：从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梭罗的作品，到19世纪著名自然文学家、素有“鸟之约翰”之称的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和素有“山之约翰”之称的约翰·缪尔的作品，再到20世纪以描写沙漠著称的爱德华·艾比、特丽·威廉斯等人的作品。文库中还有大量开展生态文學研究所需的重要理论著作，如劳伦斯·布伊尔的《环境的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斯科特·斯洛维克的《走出去思考》、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ster)的《自然的经济体系》(Nature’s Economy)等著作。而其中最为珍贵的莫过于一部分19世纪出版的自然文学经典。如出版于1876年的约翰·巴勒斯所著Wake Robin，此书已被程虹教授翻译介绍到中国，译名为《醒来的森林》。此外，书库中还有三本自然文学经典著作也被程虹教授翻译成中文，分别为亨利·贝斯顿(Henry Beston)所著《遥远的房屋》(The Outermost House)、西格德·奥尔森(Sigurd F. Olson)所著《低吟的荒野》(The Singing Wilderness)和特丽·威廉斯所著《心灵的慰藉》，这四本书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成为国内自然文学经典译丛。

作者：赵晓霞 魏薇

环境保护视域下的经济贸易论文 篇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色实践进路：治理、生态与文化的三重互嵌

【摘 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找寻特色的实践进路，既要切合中国的发展逻辑，又应观照世界的发展境况与问题。治理、生态与文化对应于中国之治、生态文明建设与和合文化三重实践进路，分别指向了世界治理资源不足、生态的全球失衡与紊乱以及西方价值国际失序与文明冲突，且治理、生态与文化三重进路融合了中国特色与世界的一般性两个特征。中国之治、生态文明建设与和合文化作为特色的实践进路，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彼此互嵌，形塑为稳定的三角结构，其以“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枢文本，驱动着不断纳新与革故，与新时代中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绩能和不足携手共进，共同绘写世界的美好未来。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之治;生态文明;和合文化

【作 者】贾秀飞，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江苏省无锡市委党校讲师;王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7。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密切相关，又饱含着国际情怀。作为一种崭新的发展着的国际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运而生，体现着中国对于世界发展道路的剖判。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未来的世界是如何的?我们想要构建何种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回答，彰显了中国对于人类前途发展的关切，对于未来世界的大胆构想。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会的论断，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一以贯之的和平的外交政策日益定型且逐步迈向成熟;另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张将成为中国统筹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的不灭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之于中国，却也内含世界之文化、历史等智慧要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立位于人类命运之视角，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找寻特色的实践进路，而作为根基源于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含有中国的实践特色。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当前关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内容丰富，角度多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背景的研究，学者们从全球问题与风险系数、文化向度的体认以及国际秩序等角度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生背景。周力指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内在关联的共同体，包含着多样性，然而冲突却可能引发系列的问题，一国发生的问题很可能扩展为多国遭遇的困境，局部的潜在威胁可能影响着整体的和谐。[1]邹广文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属于西方世界观感下的“他者”，通过对“现代性”内涵的探求与再拓展，中国逐步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心理且了然了文化身份，并以此建构了坚实的文化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化秩序的扬弃。[2]二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渊源的探究，研究者们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外交理论等角度进行了论述。贺来认为马克思通过赋予“类”概念以全新的内涵，表达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切的价值关怀，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提示了现实的道路。[3]李青璇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为公”构建大同世界的公共性价值、“居安思危”共筑和平之城的自奋性价值、“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平衡的生命性价值和“革故鼎新”自我传承与超越的创新性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化价值基石，并为构筑全球化新时代共创人类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4]三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价值与意义的研究。桑建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倡导与传播，对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文明建设、对中国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价值。[5]而徐艳玲认为，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文明观;从现实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正确义利观;从未来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国际秩序观。[6]

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致力于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外延以及所依存的理论基础，且从较多的角度进行了阐释，给予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样化思路。然而某些观点以及路径建议却缺乏对于国内外关联性的观照，或过于侧重国外的文化、价值观的普遍性，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与之相连，有削足适履之嫌;或过于侧重国内，遮蔽了國外对于新时代中国认知的变化与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关乎利益、意识形态等问题时，国家制度的异同导致彼此的分歧往往无法完全消除，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解决全球危机与人类问题的一般性的解释框架与实践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色实践不可缺场，作为一种全球价值观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着丰富的内涵，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以及全球治理观都可以从中找到源泉，从而滋润全球人类发展的土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的挑战之一在于要尽可能地摆脱这一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心态，并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舞台上树立一种超越“东方—西方”的全新认识框架。[7]世界性治理危机与中国之治的角色扮演，全球生态失衡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中华和合文化的内生与感召力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色实践要创新中国话语体系，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大国特色，在治理、生态与文化三重进路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世界治理资源不及与利益互关耦合下的中国之治

(一)世界治理资源、应变能力不足与利益普遍交织

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不同主体的异质性合作，在面对全球性问题以及治理资源的不足时，由于各国利益的互关，要求世界不同主体要拥有整体意识，从人类全体的视野审视共同遭遇的普遍性困境，发展彼此的共同利益，找寻共容利益的契合点。作为根蒂在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之治内生相连，中国之治的特色实践之路也将为世界治理资源不足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别样的回答。人类虽有国界之别，却始终身处同一个世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昭示着两极格局的彻底终结，世界向着多极化不断演进，经济贸易的全球化、文化的多元化以及全球网络信息化等趋势不可阻挡。新世纪的来临，全球性的问题逐步凸显，这些问题不再拘束于国界的限制，而是突破了某一国的问题属性范围，蜕化为世界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传统型与非传统型问题的交叠，譬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以及埃博拉、禽流感等具备全球危险性的病毒肆虐等，在传统型问题没有解决且依然在横行之时，非传统型问题在不断涌入全球问题领域之内。诸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核扩散等问题与新技术引致的网络安全、科技伦理、外太空探索等公共领域的难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挑战。这些全球性问题具有普遍性、整体性、复杂性、深刻性、严重性等特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得当今世界天涯咫尺，人类社会唇齿相依。[8]因而全球性治理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的力量与资源，单个国家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往往力不从心且无所适从，而全球问题之所以无法长期根除，容易死灰复燃，则深刻揭示着全球治理资源的不足。此外，全球性问题也关联着各个国家的利益，世界各国利益休戚与共，这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面对共性的问题与潜在风险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地置身事外。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揭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82国家之间利益的差别与矛盾客观存在，在全球问题与治理资源不及的背景之下，利益隔阂形成的峡谷之内彼此构筑的共同利益却在不断扩展。世界性问题的出现与多类型交织，吁求着丰富的治理资源与政策工具，各国利益彼此相连，因此全球治理资源不及与彼此利益互关之间发生了耦合。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某些国家特色的治理经验与治理模式充实全球治理政策工具库，另一方面也需要某些国家的治理资源给予支撑，在此基础之上的跨国家间合作与联动体系才可以充分运转起来，且更具效能。

(二)中国之治的上位补缺与治理困境解围

西方曾长时间主导全球治理体系，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却也造就了全球治理之殇。由于发达国家操控主导了治理标准与治理规则，且并未对其他国家完全开放，也未适应全球治理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导致全球治理资源不足与治理效能的缺失。中国之治之“治”字内涵治理能力与治理现代化的要义，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依靠权威、单方向的管理的弊端，此外中国之治也包含着历史的文本与内容，体现在历史上管理、治理的能动性与多样性的均衡与协同、继承与发展。与内，中国之治体现于宏微观两个维度：宏观维度，近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发展成就显著，经济建设、思想文化、人民生活水平、军队建设、外交布局等多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已然迈入了新时代;微观维度，中国大地上上演着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多样化治理实践，无论是诸如较大格局的跨区域太湖水环境治理，还是乡村典型的多元化社会创新治理，众多的治理案例与样板是中国之治之溪流，汇聚而成中国之治的汪洋大海，可以说中国内部集聚的瞩目成绩得益于中国之治之效能和经验。与外，中国正在积极拓展与各国的共容利益，“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丝路基金、核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中国或是行动的倡议者或是重要的參与主体。正如国际关系专家奥利弗·施廷克尔在其著作《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中指出：“中国不会寻求削弱现有秩序，而是在维护和支持世界上现有机制的同时，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建立起一些新的国际机构或机制作为有益补充，从而使得全球秩序更加完善和包容”。[10]

中国之治离不开悠久历史与岁月沉淀。历经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漫、“民主的衰败”、血腥的“阿拉伯之春”等近代危机的洗礼，知名学者杨光斌将中国的治理之道归结为“包容混合”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价值体系的一种结果性的现状性结构，而在治理能力上本文所提炼的与内、与外层面中国治理能力得益于历史上管理、治理的能动性与多样性的均衡与协同、继承与发展，与其“包容混合”的学术概念阐释相契合。我们更加相信这样的道理：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但体现为制度形式是否符合各自的文明基因，更直接表现在国家治理能力上。[11]中国之治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色实践进路，有利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发展，同时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与格局，也有利于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两者互相辅助、支撑，从而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实现共赢。

三、生态的全球失衡、紊乱与生态文明之担当

(一)生态失衡与生态霸权根源追寻

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今天的“新文明”时代相遇，前者力求消解工业文明的原始创伤和成本外部化等逻辑，代表着“新生产力文明”和“新发展文明”，后者则积极回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倡导“新共同体文明”和“新世界秩序文明”。[12]生态环境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生态困境、实现马克思所谓的“真正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左右，生态的影响力从发达国家扩展至全球，生态意识在全球得以流行、渗透并生根发展，发展中国家在追逐经济的红利的道路上不时遭遇生态的阻遏，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发展中国家的“肌体”上蔓延，并表征为多样化的、复杂化且彼此交织的环境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面对生态环境的威胁与未来潜在的风险，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生态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位置与扮演的角色，毕竟在追逐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那么的和谐且始终方向一致。此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惯性与从持续性经济增长利益中汲取的营养，种种已然附与“肌体”的惠利影响着生态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及发展优先级，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状况呈现不均衡的态势。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作为先发性国家，较早地遭遇了生态环境问题，发生了生态意识的萌发，环境政策逐步完善，环境治理水平与生态科技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水平显著高于后发性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生态治理能力以及生态公民权等较多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距，且彼此间的差距在发达国家已然建构的全球资本、经济以及技术优势作用下成为全球生态发展与平衡的梗阻。全球的生态失衡与治理紊乱局面呼吁着全球的共同行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局面的纾困需要全球共同合作与协同行动，这也是对生态正义的践行。

马克思曾说：“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13]529全球的生态治理的共同行动通过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整个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利益指向于全体人类，而生态霸权则深刻地影响着国家之间的合作，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将其称为“生态帝国主义”。生态霸权存在已久，主要体现在：一是生态污染的转嫁，比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自身工业运行中产生的废气、废料、废水想方设法作为 “私货”塞给发展中国家;二是对发展中国家生态资源的过度剥夺，让其在成为经济附属国的基础上日益成为生态附属国。[14]全球生态面临失衡、紊乱的不确定性局面，其根源在于历史上生态霸权的过程作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重要一极，即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以此来破解当前的生态不平衡的困局。

(二)生态文明的政治位阶与中国活力探索

在日趋严重的全球生态困境面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能仅仅落实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层面的国际合作，立足生态层面的全球行动同样刻不容缓。[15]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特色标签之一，在全球生态失衡与生态霸权依然存在的背景下，更加凸显了中国的担当。生态文明建设的土壤附着于中国大地，在国内，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猛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也逐步凸显，生态文明建设一度让位于经济发展，重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件在不同区域上演。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生态的平衡是一项非凡的挑战，中国进行了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生态文明探索。环境污染治理持续强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最重要的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得到极大提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政府(内含党的执政思维)的“绿化”使得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势能全方位地浸透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多个方面。此外，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党政协同、府际合作、公众参与等方面不乏创新，即使是超常规生态治理的案例实践也有着政府间合作、官僚体系的动员、行业的协调等众多微型经验的积累。而区域的生态治理的精细化、网格化、大数据化、党员“+”等等，这些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体现着地方治理经验的多样性，且内融于中国当前的技术持有、资本的利用与规劝以及中国生态意识的觉醒与发展中，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然进入了新的时代。在国际上，中国的生态文明实践致力于实现全球的生态均衡，突破已然构造的生态霸权，强调国际间的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合作，给予了全球生态治理经验以多样性，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经验等方面的认同和贡献的认可不断提升，对于共享中国成功经验的兴趣日益浓厚。

四、西方价值国际失序与文明冲突的融解：和合文化之内生力

(一)西方价值失序的再审视

文化是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共有知识和概念的集合，这一知识与概念的集合反过来也可以指引、规范人的行为。文化作为纽带，将分散的个体聚合而为联合体，可以说文化作为隐性因素，对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属于共同体的一种形态，超越了一般性的政治共同体，如鲍曼所言，“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16]4。人类命运共同体试图从人类的总体利益出发，突破了所谓的民族、地区以至于国家等一般意义上的利益划分视域，因此容易获得世界不同国家、民族以及地区的认可与接纳，而认可与接纳并非一蹴而就，会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直面旧有的隔阂、缺乏安全感以及互相猜忌等思想、心理上的无形藩篱，这些藩篱则导源于价值失序与文化上的冲突与矛盾。

国际秩序在不断地流变，无论如何变化，自十五世纪开始，国际秩序的中心始终围绕着西方世界得以构建。特别是二十世纪后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以“价值观”作为外交手段，但是却在价值观的容器之内添加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民主)、人權等内容，精心装扮为通行的“普世价值观”，西方世界对此广而告之，奢望着世界所有国家对其“广而纳着”。西方世界试图让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价值内容在世界范围飞行，并借此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然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却带来了多样价值的失序与不平衡，一方面随着世界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加剧，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平等等内容已然显示着具有自身国家特色的发展进度，另一方面西方世界“普世价值观”在进入非西方国家的过程中引发了文化冲突，即使最终得以植入其中，但是却没有普遍成功的代表意义。相反在西方“普世价值”引起的价值失序中，人们不仅没有看到“普世价值观”带来的所谓的利益，反而将其视为是西方某些国家干预主权国家、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西方世界宣扬的“普世价值观”引致的多样价值观混乱与裂变，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整个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为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主要结论为：“将来最主要的冲突将是沿着文化断层线展开，这种文化断层线将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区分开来。”[17]亨廷顿将西方文化放置在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对立位置，并没有从根本上跳脱冷战思维与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可以说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基本沿袭了西方文化以“自我”界定“他我”、以“自我”掌控“他我”的霸权思维，其差异在于历史终结论显示了苏联崩溃、冷战结束后西方阵营的“狂喜”与“傲慢”;而文明冲突论则暴露了世纪之交民族冲突、恐怖主义带给西方政治学家的“迷惑”与“焦虑”。[18]

(二)和合文化的精髓与时代光彩

“完善的文明对话在理论原则和实践操作层面上应该是培育和丰富包容性世界秩序的土壤。”[19]西方价值国际失序与文明冲突的根源在于文化冲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之基在于多元文化的统一、共存与共生，其“为了在一个休戚与共的大家庭中共同生活，人们需要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上达成某种共识，寻求人类共同的生存理念”[20]。中国一直埋头发展，往往忽略了自身对于世界变化的种种影响，融解西方价值国际失序与文明冲突需要“非西方叙事”冲破当下已然形成的文化枷锁，而中国的和合文化之内生力与人类命运共同发展相得益彰，呈现出对于多元性、共生性、共存性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文明的尊重。和合文化并非是老调重弹与一厢情愿的学术研究归因附和，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原初基因，和合文化从源头上注解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同理趋向，读解了世界各国人民民心上的共通性。和合文化历经五千多年岁月的沉淀，其实已经内生于中国政治、社会结构之中，中国一以贯之的和平发展、讲信修睦以及协和万邦外交思想是和合文化的重要表征。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开放、包容、平等的文化交流环境，和合文化的中心是和而不同，追求的是“求同而存异”，进而实现合作共赢。中国文化中最早运用阴阳太极来叙述所谓的协和之义，儒学、道学以及诸子百家与和合文化密切相连，而历史上入境中国的佛教也在和合文化的影响下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了和合文化的包容性。“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重分别’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同，中国‘和合’文化弱化‘此岸’与‘彼岸’之分，强调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和关系，强调‘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包容、协调式的中庸处世哲学。”[21]可以说，和合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特色精髓，其与生俱备的生命力、包容力以及普适性随人类命运共同体潜入世界，润物细无声，有助于化解西方价值的国际失序与文明冲突固结的文化、心理“冰山”，非西方的表达与和合文化特色进路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富生命力的担当。

五、治理、生态与文化的三重进路互嵌与中枢文本

(一)治理、生态与文化的三元互嵌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三重进路具备中国特色。三重进路的阐明是中国治理实践、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传统的优势凸显的自然映现，获得了学界、政界乃至世界的关注与持续追踪，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界的发展，深刻体现了新时代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凭借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实践进路的特色体现在其是基于中国的历史逻辑与现代化进程成果上的一般性浓缩，历史与现代的交相辉映使得三重进路更具承继性与普适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特色的实践进路并非是对西方价值与治理经验的全盘否定，而是具备着巨大的容纳性，和合文化的包容特征决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三重进路可以相容于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特色实践进路之间也内含一定的关系，三者之间是彼此互嵌的，且互嵌的三角格局之中又有一个中枢文本。如下图所示，单虚线构成的封闭式矩形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框架，不断的有新的观点、内容纳入到这一框架之中，在封闭式矩形的连接上列举了安全观、国际法、外交理论以及话语体系等较为重要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其实也可以将其视为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路之一，未来在人类命运共同的矩形框架上定然会有新的内容加入其中。在矩形框架之内，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三重特色实践进路构建的三角结构，双虚线的小矩形结构分别代表着中国之治、生态文明以及和合文化，双虚线的小矩形结构也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其可以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矩形框架上不断更新的内容(也可称为进路)进行互动与作用。三重特色实践进路构建的三角结构是一个稳定的结构(体现为国内外对三种进路的认可和关切)，用实线双箭头连接，表示作用的相关与元素的双向互动、流通，中国之治、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和合文化的精髓，生态文明建设却又是中国之治的重要模块。在三角结构之内则用圆圈标示着内核驱动力，文本名为“以人民为中心”，正是这一文本驱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三重特色实践进路形成的三角结构不断运转，且治理、生态与文化三者彼此作用，互嵌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性框架之中。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进路的中枢文本解读

中国之治力求补足世界治理资源的缺失，在全球利益相牵、命运相连的背景下，中国之治也关涉着世界治理的形态、格局与发展。中国之治应积极地、适时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建构具有普遍性人类身份的主体治理结构，中国之治要勾连内外，即中国之治应有更高的目标与追求，要把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接入全球治理体系。要通过充分协商形成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在共商共建中平等地制定国际规则，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充分地反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22]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之治在全球治理的顶层设想的话语权影响力在不断扩展，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政治新秩序正在进行时。比如，和平发展道路、合作共赢理念、新型大国关系、正确义利观、发展观、合作观、全球化观等，特别是我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已经多次载入联合国有关文件，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23]41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特色实践进路的中枢驱动力在于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具备世界普遍意义与认同价值的文本。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与创造者，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4]1031中国的方案创建了以“民生”为核心的东方价值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本表述将中国特色的治理、生态与文化三重进路锻造为一体，充分突出了中国的民生价值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新时代的中国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之治在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中不断释放能量，不断地在矫正方向以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全球的改革与治理创新也在变革与行进之中，彼此节奏的相契合使得中国之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更加地淋漓尽显。尤其是在面临生态不平衡等全球性问题时，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与中国之治、和合文化的传统相内联，要大力弘扬和推广和合文化，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掘潜在的中国特色实践进路，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勇于担当大国责任。

六、余 论

推动构建人類命运共同体有着多元化的路径诉求，其中治理、生态与文化三重进路具备中国特色的发展脉络，对应于中国之治、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和合文化，既体现了非西方——中国的发展方案与经验的影响力，同时又回应了世界治理形势与生态发展趋势等新的变化，为世界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创造力与生命力。中国之治、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和合文化三重进路互嵌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且“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永久驱动力，在改革开放中持续纳入新的元素(进路)，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驶向星辰大海。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特色实践进路也在不断地创新与发展，其于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齐头并进，互相共融、共促、共进。中国之治的影响已然延伸至世界角落，然而中国之治依然要面对系列问题。2020年年初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证明了中国之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中国之治与官僚体系的结构问题、彼此的张力如何打造、纵向治理体系层次上权力如何平衡分布，等。此外，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如何兼顾?在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地方的真实表现是如何的?重大环境事件中的政治势能对于生态治理的影响如何去全方位地评估?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特色实践进路是中国于世界发展的特色贡献，与中国的改革逻辑自恰，中国之治、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和合文化与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幻化中革故鼎新，将为世界的美好未来铭刻浓墨重彩的中国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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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 PRACTICE APPROACH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 TRIPLE INTERLOCKING OF GOVERNANCE， ECOLOGY AND CULTURE

Jia Xiufei，Wang Fang

〔責任编辑：俸代瑜〕

作者：贾秀飞 王芳

环境保护视域下的经济贸易论文 篇3：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那达慕体育文化生态回归建设研究

摘要：那达慕是蒙古族人民最喜爱的一种传统体育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内蒙古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本文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以那达慕文化为理论基础，结合那达慕体育文化对生态回归的促进作用，提出那达慕体育文化生态回归的发展策略：在生态文明中谋求那达慕体育文化发展;积极发展多样化的那达慕体育活动;提高群众参与度，促进全民体质进步;加强学校教育对那达慕体育文化的宣传普及;适应国际环境变化，继承传统体育文化。本文旨在探究那达慕文化在现代工业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构建民族文化与经济互动可持续的发展蓝图，呼吁生态文明回归。

关键词：那达慕;生态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体育文化

经济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工业与科技手段的提高，人类疯狂的开发地球资源，导致这个时代给人们带来物质享受的同时，还在“惩罚”人类。因此，“生态文明”与“生态回归”在当下社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当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环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们开始怀念起过去的青山绿水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情惬意。这体现了人类已经认识到了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和生态回归的决心。那达慕体育文化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生态内涵。内蒙古草原文化“那达慕”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盛况展示了内蒙古灿烂悠久的民主特色文化;这一文化是一种与民众的生产生活、信仰习俗、伦理道德紧密相联系的，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能够触及到人的精神信念、行为规范、情感意志以及心灵深处的那种“崇尚自然、关爱生命、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简单而原始的那达慕精神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重要精神资源。我们可以以那达慕体育活动为探路石，不断探求体育文化与生态文明的联系，给越来越多的活动以借鉴，不断发展和弘扬生态文明体育精神和民族精神，本文旨在全面研究那达慕体育文化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形成一个生态环境、体育文化与那达慕文化的循环体，使其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为增强国家软实力提供精神与环境保障。

1那达慕文化概述

那达慕的起源，学者们根据“蒙古秘史”中的记载，认为已有800年不断的被继承和发展的历程，由蒙古族王公，活佛不同类型的喜庆盛会助兴而举办的聚会。是蒙古族在长期游牧生活中，创造和流传下来的独具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在内蒙古素有民间体育运动的传统，人人都善于骑射，每年七八月牧畜肥壮的季节举行那达慕大会。在元、明两代，骑射、摔跤还有赛马三项成为男子三项那达慕大会固定的比赛模式，据《元史》记载，元仁宗时期专管蒙古三项竞技的校置出现，这一事例表明，“男儿三艺”不仅仅是个体的娱乐和宴会上的表演，还具有节日中的竞技性质，“男儿三艺”由于文化空间的不同而演变为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性质。到了清代，逐渐演变成由官方组织的活动，整体规模内容也随之发展。此习俗沿习至今，随着历史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化，经济贸易和文化贸易的需求，那达慕大会逐渐成为经济、文化、旅游为一体的重要活动，其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已经成为内蒙古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根据体育文化所具有的继承性，时代性，民族性。那达慕体育文化，经历了千年的承袭与发展，最终演变成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并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同时，我国学者在20世纪也逐渐开始关注文化生态环境，因此生态文明与体育文化的结合更是日益增强。21世纪下的体育文化凝聚了蒙古族文化的基本内涵，具有极大的文化吸引力，但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充分，交通受限，宣传力度不够等因素，那达慕体育文化并没有发挥出最大的经济与环境优势。根据国家倡导生态文明与生态回归的理念，针对当前的理论、民族与经济现状，可以看出发展那达慕体育文化需要政府同蒙古族人民还有各方的共同努力，合理利用那达慕体育文化优势。结合当前市场经济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发展相关文化产业，让全国各族人民了解那达慕体育文化，并能积极参与其中。建设一个“生态那达慕”“文明那达慕”“和谐那达慕”，提高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从而促进那达慕体育文化与生态建设的有机结合。

2生态文明视域下的那达慕体育文化现状

2.1政策导向与时代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也首次被纳入了三大文明的理论体系当中，同时也提出了更高、更科学的要求。当代人类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完整的生态机制，去实现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将生态人本主义思想在人与自然当中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在人类发展的过程当中把生态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并列，着重强调人类社会在處理自然关系所能达到的文明程度。从而形成绿色循环的经济发展体系。目前，人类文明正从工业文明向着生态文明有序的过度，以和谐为基准建立生态文明。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蕴含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和谐素养，对今天建设和谐民族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生态人本主义支持生态文明。以生态文明理念着重强调，经济的发展不能够将以往以人类为中心的方式发展、要调整到人类与自然发展相协调的步伐上来，真正做到和谐共生等文化内涵。并借那达慕固有的人与自然结合的情怀体会生态理念，弘扬生态文明。

那达慕大会也可以说是家庭教育实践的延续，是现代社会发展离不开的体育盛会，这不仅能达到那达慕宣传生态文明理念，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的目的，同时还能够克服传统那达慕自身的局限性(单一民族性和区域性)和当今举办那达慕中存在的文化理念传承的缺失和扭曲、组织建设的原始落后、制度建设的滞后性等不良因素。在人与生态环境中找一个平衡点，生态文明不能是孤立存在的，因此不仅要强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不能忽视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既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也要按照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但目前的草原生态的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问题、面临着很多困境，依然是在经济发展优先的工业文明下形成，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还是离我们理想的生态环境有很大的现实差距，草原中依赖畜牧业的人口不断增加，给生态文化的平衡增加了难度，归根结底，当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依然是优先的。所以，依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应该及时弥补畜牧业的缺陷等问题，克服畜牧业的不足之处，促进当今畜牧业的经济发展目标，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同时，弘扬生态文明的那达慕必然可以成为民族地区之间高等院校进行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的良好教学资源。

2.2那达慕体育文化下的生态与民族现状

用现代生态理念和现代科技的声、光、电技术，把那达慕打造成高度弘扬生态文明的文化产品(如那达慕开闭幕式、专项文化活动、印象那达慕、动漫那达慕等等)，并推向市场。蒙古族那达慕文化，民族体育、文化艺术、祭祀敖包等活动，已经成为内蒙古最具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之一。弘扬生态文明视阈下的那达慕体育文化，显然是为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做出贡献的过程，也是把自治区的文化、生态、经济、旅游等多种资源整合到那达慕这一载体的重铸，打造出具有内蒙古自己的“品牌”，并给内蒙古带来经济发展。通过那达慕体育文化，让更多的人来参加那达慕大会，放松身心，感受大自然和民族文化给我们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内蒙古各方面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增加经济活动中的体育文化内涵，打好草原文化、绿色品牌。最终更好的推动那达慕民族文化与生态和谐发展。

2.3那达慕体育文化下的市场现状

那达慕体育文化由内蒙古族人民世代相承、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发掘发展，根据社会的需求添加新的内容形式及内涵，从而赋予了那达慕新的生命力。白天的体育比赛，夜晚的文艺表演，这种文化格局尤其合理科学，白天是男子汉的天地，充满了阳刚的气焰;夜晚是女性的世界，优美的舞姿动听的歌声，满是阴柔之美。蒙古族开阔的胸怀健全的人格离不开那达慕体育文化的熏陶。随着规模的扩大，成为了民族品牌，被世人熟知。

随着那达慕体育文化的发展，感受蒙古族魅力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丰富草原人民的文化生活，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同时还带来了不错的经济回报。具体表现如下：第一，那达慕体育文化活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可以改善周围环境，完善比赛场地、基础配套设施等，同时继续拉动蒙古族地区的经济增长;第二，那达慕体育文化活动能够拉动消费需求。随着各地那达慕参赛者和各地旅游者的到来，对当地的餐饮、购物、住宿等行业消费的增加，经济必然会随之增长;第三，推动民族产品的传播和推广。外来游客会购买一些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物品，促进了蒙古族文化特色的传播。还会有一些外地新资金的注入，对民族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第四，科技、信息的交流等。在那达慕前期准备工作及那达慕召开期间广告业、旅游业、体育产业、零售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都将得到发展的机会，举办那达慕将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无疑将从消费者的角度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那达慕体育文化的生态回归发展策略

3.1在生态文明中谋求那达慕体育文化发展

那达慕体育精神充分体现了人们回归自然，感受生态文明的渴望。通过对体育文化的发展和营造良好体育环境的要求，从而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政府要不断增加生态文明建设支出和体育事业支出，为那达慕相关企事业单位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社会应该营造良好的氛围，形成全民热爱生态，热爱体育运动的正能量风气。作为个人来讲，要注意生态环境保护，尤其是对草原与草地的保护，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质与身体素质。总之那达慕体育事业需要自下而上各个社会阶层的共同努力，在生态文明中谋求那达慕体育事业的发展。

3.2积极发展多樣化的那达慕体育活动

蒙古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是草原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民族。而那达慕这项体育活动是最能反映蒙古族民族特点和审美情趣的传统文化活动之一。同时那达慕文化具有多样化和代表性。第一，摔跤。蒙古族的摔跤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不同于中国式的摔跤，也不同于日本的相扑类，蒙古族的摔跤规则、方法、场地、服饰，有它自己的特点，蒙古族的摔跤都是站着摔;参赛人数不限但要求必须是偶数，摔跤手的比赛服饰有讲究尤其是胜利者脖子上套着的五颜六色的布条项圈，看上去有点像古代的骑士很是威风，比赛场地只需要一片草地或者土质松软的空地，蒙古族的摔跤运动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深厚的传统体育根基。第二，赛马。赛马比赛有自己规定的场地和路线参赛选手必须从起跑点，听到裁判的命令才能开跑，参赛的马一般是5岁以上的成年马，参赛者也是以成年人为主，必须要有高超的骑术才能驾驭好马，按照蒙古族的习俗比赛结束后要夸赞自己的马，特别是还要在获得第一名的马的身体上撒些奶酒和鲜牛奶，表示祝福。近些年在赛马比赛项目中还增加了些新的花样，使得马上运动更加炫耀多彩了。第三，射箭。射箭分为两种，“静射”指站着不动，人和靶位的距离可按规则而定;“骑射”指选手骑在马背上在跑道上奔驰中开弓射箭，瞄准靶位。那达慕因突出了体育竞技的特点，又被称作草原游牧民族的奥林匹克。经过上千年深厚的文化沉淀，那达慕已经成为蒙古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3.3提高群众参与度，促进全民体质进步

那达慕在增强蒙古族群众体质方面贡献是巨大的，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活动中起到了因地制宜的作用。积极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在民族地区广泛开展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主的体育健身活动，已经成为蒙古族的强身健体，美化生活，沟通感情等喜爱的娱乐活动，那达慕体育项目生动活泼，紧张激烈的传统体育竞技有着浓郁的蒙古族色彩，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喜爱和重视。那达慕体育文化中的三项竞技都具有显著的健身功能，使蒙古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之中能够得到体力及精神的锻炼和调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富强，那达慕体育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青少年、中老年等在摔跤、赛马、射箭等项目上的锻炼已呈上升趋势，那达慕的比赛项目，表演项目和运动员，参赛队伍数量逐渐的增加中，体现了社会的强盛与稳定。受到那达慕体育精神的影响，那达慕大会的体育项目，除了那达慕本有的项目之外，还增加了武术、田径、球类等一系列比赛项目，每届那达慕大会都会适当的增加些更多样的现代体育项目。

3.4加强学校教育对那达慕体育文化的宣传普及

学校体育文化是在校园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民族的文化离不开学校这样一个平台和载体，更加的深化学校体育文化的建设，同时丰富校园体育精神文化建设，在我们强大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创造与发展，为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青少年是文化传承的主体。蒙古族地区的中小学生，尤其是蒙古族中小学生，对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因此，达慕体育文化目前已在蒙古族牧区中小学基本普及，正式走人体育课堂，学校推动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学校的体育教学当中各个年级的体育课程也都增加了蒙古族传统的体育内容，特别是在蒙古族的中小学有着很专业的蒙古族体育教师，传授着那达慕传统项目训练课程，期中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较突出的学生会被推荐到传统竞技体育学校进行专业的训练，其中很多学生在国内的各种比赛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通过学习，学生走向社会的同时也将传统民族体育带人了社会中，使得内蒙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真正的在社会中得到推广与传播。那达慕体育文化为蒙古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增强了蒙古族的体质、强健了蒙古族的体魂，在漫长的社会生产及劳动实践中逐步强身健体及锻炼意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5适应国际环境变化，继承传统体育文化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在中国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以奥林匹克为主的现代体育快速的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各民族的传统体育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要想构建民族新的体育文化，要传承传统的体育文化，还要吸收新的外来先进的体育文化，既要体现出中国民族传统的文化特色，又要符合现代体育文化理念的基本需求。由此说明了体育文化的产生是一个长期孕育演变的过程，其发展更是一个长期积累、选择、变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当代西方的竞技体育逐渐的占领了中国体育的主要舞台，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继承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进现代的发展过程中都渗透西方体育的痕迹，我们清楚，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好好利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本民族的体育文化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保护，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缺少实际性的交流，面对西方体育文化强势的渗透，自己原有民族文化生存环境慢慢消失，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得不适应性的变化，在逆境中谋发展。

4结语

随着草原文化快速的发展、那达慕文化已经成为内蒙古文化的重要标志、全面反映了蒙古族的精神面貌，因此對于文化遗产的的保护不可缺失。本文以那达慕文化与生态文明来诠释那达慕体育文化，在此基础上弘扬生态文明视阈下的那达慕体育文化精神，使那达慕这一重要精神资源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促进那达慕“定居化、城镇化”的社会发展趋势，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那达慕体育文化。同时以“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新的生态理念在揭示那达慕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探讨那达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应做到：(1)继承当地宝贵的民族传统文化，弘扬其中的精华，从中吸取到人类最原始的精神，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在这个工业化加剧的时代，创造出适合的生态文明;(2)将文化、体育、生态、经济、旅游等多种资源整合到那达慕这一载体，从而打造出具有宣传自治区现代化发展形象的“品牌”;(3)提升那达慕体育文化在国际中的知名度。那达慕体育文化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文化内容，延续民族文化，延续民族精神，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与体育文化协调发展。

作者：杨文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