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态与人文历史论文

摘要：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的“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研讨会围绕“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草原生态与社会、文化”“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学术对话。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水生态与人文历史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水生态与人文历史论文 篇1：

城市水域空间景观建设中的文化振兴※

摘要:水域文化是历史上广大人民在用水、治水、亲水中形成的,是城市中特有的语言和宝贵的财富。本文阐述了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恢复及保护各种形式水域文化的多种途径,以及满足现代人对水文化传承和创新需求的各种措施。通过水域文化的振兴引导城市建立人水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积极的促进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域空间;景观建设;文化振兴

文献标识码:A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之源。人类在与水长期共处的过程中,不断地认识水、治理水、利用水、爱护水和欣赏水,创造出许多璀璨的水景观与水文化。在当代城市水域空间开发建设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振兴文化来推动城市景观的发展,实践人水和谐的理念[1],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人类文明的呼唤。

1景观建设与文化振兴的关系

城市水域空间中景观建设与文化振兴的关系主要是:以文建景、以景兴文、水景靓城、水城共生。

1.1 以文促景

随着城市景观艺术的繁荣,水景的功能也从单一转向综合,挖掘水的文化潜力,焕发水文化的魅力,凸显水景观的特色和个性,不仅促进了水景与城市文化的交融,形成既有地域风情又富一定特色的水域空间,而且也是对当地居民的传统信仰以及场所感情的尊重。因此,要在水景观建设中努力保护和发展城市的水文化特色,达到以文促景的目的。

1.2 以景兴文

一方面,水文化景观的建设反过来能够带动城市水环境、水生态的改善。原先河淤、坎塌、水脏、建乱、绿少的水域变成了水清岸绿、风景秀丽、文化特点鲜明的休闲旅游带,为周边的城市空间开发建设带来了良好的机缘。另一方面,水域文化在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系统,这又为水景观的后续开发及更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将会赋予水域空间景观新的内涵和活力。

1.3 水城共生

水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在于注重水域环境的保护和水资源的永续利用[2],这也是城市景观建设的重要内容。注重水域文化建设,按照“资源、环境、生态、健康、安全”协调发展的理念,突出“保护水资源、改善水环境、促进水循环、建设水景观、延续水文化”等关键环节,弘扬可持续发展观的优秀文化传统,营造“水城共生”的城市景观,提升城市品质,恢复人与水的和谐关系。

2水域空间中文化的恢复与保护

水域空间的文化是城市宝贵的人文遗产。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它们正面临着重重危机,有必要通过有效途径加以恢复和保护。

2.1 发掘整理各种形式的水域历史文化

水域空间历史文化的主要形式有:诗歌类,讴歌大江大河、湖泊壮丽的景观;碑刻类,在石碑和岩石上刻记曾经发生过的水现象;绘画类,表达了人们对水域景观的追求和向往;史记传说类,在中国数千年的水事活动形成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学;信仰类,由于人们对水的既恐惧又崇拜,逐渐形成有宗教色彩的信仰;祭祀类,各种和水有关的祭祀活动,祈求降雨、平安;民俗类,人与水的亲密关系长期以来演变成为民俗[3]。

在水景观规划建设中,积极发掘整理各种形式的水域历史文化,尊重人们对水环境的体验、感受以及历史文脉的延续,使人们能够重拾对于城市的记忆。例如,因水而生、傍水而立的泰州古城,与水紧密相依。跨水而建的各色桥梁,星罗棋布的历代水井,形成独特的古城格局和艺术特色;运盐河、稻河、草河等大小河流及伏龙桥、赵公桥等百座桥梁蕴含的历史典故,充分反映了古城的文化积淀。泰州计划挖掘水域文化,加快对这些水城特色的解读,诠释其历史史实、文化特点和审美价值。一方面,加快河道的疏浚、整治与美化,再现“双水绕城”的独特历史景观;一方面,依靠内外环河,将沿线的“城楼眺海”、“梅桃柳园戏剧三家村”等32处自然和人文历史景观联点成片,串珠成链,凸显水城文化特色。

2.2 水体历史形态的恢复与保护

城市中的河流、湖泊及沿岸绿带不仅对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还是城市演变和城市布局的基线。因此,应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根据现有特点,采用继承和再生的手法对已遭破坏的城市水体进行恢复,重建结构清晰化的水系骨架。

例如,《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已将与北京城市发展密切相关、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河湖水域列为重点保护目标。《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明确提出,今后的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必须严格保护城市历史水系。北京历史上的三大河两大湖泊(转河、菖蒲河、御河、鱼藻池和莲花池)将陆续重现。搞好水系历史形态的整治是积极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格局和古都风貌的重要步骤,是促进北京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3 原有空间格局的保护

水域空间的格局是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磨合中形成的,进而形成了地方性的空间形态、生活模式和文化品格。展现了历史上一定时期的城市风貌,带给人们地区归属感和历史的回忆。水域原有空间格局的保护,需要通过对传统空间形态和结构的研究分析,抓住其深层次的构成规律和基本形态,将之运用到城市规划与设计中,以保留传统空间的原有个性和韵味。

例如,苏州古城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的主要目标一是要保护街区风貌,整治历史环境,形成一个生活的街区;二是延续历史文脉,重现街区价值,形成一个繁荣的街区。正是由于空间格局的良好保护,苏州城虽然始建于公元前514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但目前仍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的独特风貌。

2.4 滨水建筑的保护

建筑是水域空间人文景观的重要构成元素,其布局及形态体现了人们历史上空间利用的方式,是滨水记忆的呼唤、城市精神的反映和地域文化的表现。水域空间的不同功能决定了临水构筑物形成不同的历史用途和各具特色的外在形式。例如具有生活功能的水滨常有临水民居、水上人家、私家园林、井台、石埠头等,具有生产功能的水滨常有仓库、厂房、磨坊、水坝、发电站、水车、灌渠等。如果能使传统的建筑特色与现代的城市文化生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会令人们在今天的生活中不时产生对历史的联想。

2.5 识别性节点的保护

识别性节点指的是水域的空间组织关系上的关键点,例如,一些控制空间或连接空间的点,以及视觉上的焦点或重要的转折点。这种节点可以是水体和街道的凹点和凸点、桥梁、标志性建筑或构筑物以及街道的交叉处等。这些位置上的建构物在空间构成中的重要作用决定着它们应该是重点保护的内容,不得进行削弱其空间作用的改动。例如,塞纳河两岸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巴黎圣母院、卢浮宫、艾菲尔铁塔等已经成为城市的著名标志。而这些标志性景观节点又能够反过来促使水域空间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带动水域及其周边地区产业、商业、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提升城市竞争地位的意义。

2.6 环境景观特色的保护

地段的环境景观对于地段历史气氛的营造十分重要。而且在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越来越远离,城市用地紧张的情况下,衰落历史地段再开发十分需要保护好水域空间原有环境景观特色。例如,天津以海河两岸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为依托,规划海河两岸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建设一些有特色的历史街区,例如古文化街、老城厢、大悲院等传统街区,以及近代的风貌建筑区等等。在海河两岸整体再现历史文化特色和传统文化的氛围,形成反映天津历史风貌的地区。

3 水域空间中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3.1 开展丰富的水文化活动

水文化活动是水域文化最生动、最现实的体现之一。水文化活动的形式大体可以归纳为:教育类水文化活动,如水文化研究、水文化讲座等各种学术活动等;艺术类水文化活动,以水为主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演示活动;健身怡神类水文化活动,是以水和水域为舞台开展的各种水文化活动,如游泳、垂钓、龙舟赛、泼水节、皮划艇赛、帆板赛、溜冰、滑雪、冲浪、水上旅游、水上夜景游览等。

水域空间中文化的振兴,要以水为载体,传承古代城市的各种游赏、活动习俗。例如,源于古蜀人对岷江水神传统祭祀活动的都江堰放水节。历史上每年农历三月的清明节都要举行隆重的放水大典,以预祝当年农业丰收。自1990年恢复以来,已成为规模宏大、气氛热烈、群众喜爱的民俗节日和旅游文化品牌,被列入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3.2 划定城市水域文化保护区

划定城市水域文化保护区,有利于数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弘扬。本着“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的理念,在积极的保护、特色的保护、整体性保护和作为发展战略的保护原则下,水域文化保护区规划既要符合现代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又要保持城市水系的历史文化;同时对保护范围和周边建筑物提出高度、体量、造型等方面的控制性要求。另外,还要对保护区内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合。

3.3 建设水域文化风景线

江川、运河、水路以及排灌水渠、水圳等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在景观规划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其文化功能,使它们既是景观廊道,又是文化遗产廊道,或成为展示现代文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个成功的实例是美国俄亥俄州切萨皮克运河(Chesapeake & Ohio Canal)的景观改造。运河开凿于1830年,在1924年由于铁路的出现而遭废弃。美国政府1939年决定把它建成国家历史公园,保护美国的水上运输史。如今,曾经满是灰尘的运河和曾遍布旧时童工们脚印的拉船路成为风景优美的C&O运河国家历史公园。公园充分挖掘了运河的人文历史和水域文化,并融入现代休闲理念,展现了运河中饱含着的人文、地理、艺术和生态等价值。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休闲游憩场所,还可以看到现代人的生活在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变迁。

3.4 提供完善的水文化设施

水文化设施是指繁荣水域文化事业,开展水域文化活动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如兴建水科技馆、水文化馆、水博物馆、水文化广场、水文化长廊等。提供完善的水文化设施,一是保护和再利用已有的水文化设施;二是兴建新的水文化设施。

保护和再利用已有的水文化设施,能够提高对水文化设施保护的意识,整合城市内分散的水文化设施资源,保护水文化古迹所在的整体历史环境和风貌,促进开发建设协调进行,重现水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兴建新的水文化设施,要求不仅参与到水域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过程中,而且要通过对新环境的设计和建构,表达对历史的思考和时代精神。例如,2006年4月扬州建成水文化博物馆,以源远流长的水文化贯穿整个展馆,全面展示了扬州与水生生相息的关系,让人感受到扬州“水城共生”的深厚文化底蕴,对于传承和发扬水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3.5 把水域文化融入社区

在繁忙的都市,亲水亲绿亲近自然已成为人们所渴望的一种生活模式。在现代住区景观开发中要充分挖掘水的内涵、体现理水文化、形成亲水空间,营造出人们亲水、观水、听水、戏水的场所,可以进一步促进水文化在大众中传播的深入。从人的行为心理出发尽可能营造一些安全的近水空间,特别是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营造出适合不同人群近水活动的场所和空间。

例如,秦皇岛“金屋·滨河湾”社区,以“水文化”为主题,在尊重港城特有的地域文化基础上,设计了30多处水文化景点,实现了文化与艺术,艺术与生活,建筑与环境的结合。

3.6 创造现代城市水文化

在保存城市传统水文化的同时,还应当将现代技术、文化、观念引进现代水域景观建设之中,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技术进步,创造现代城市水文化。例如,武汉在汉口江滩建设了码头文化区、现代雕塑、长江水生物化石浮雕护坡、科技文化长廊、音乐广场、大型喷泉、体育健身文化场馆等体现水域文化的景点,并在节日期间,举办焰火晚会、水幕电影、水上夜景游览、旅游文化节、风筝节等等。以绿色为基调,以亲水为主题,以历史水文化为底蕴,以创造现代水文化为依托,将生态意识与环境意识,悠久历史水文化与现代水文化结合起来,使景观、亲水、生态与水文化景观相得益彰。

3.7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

城市中的水域空间地段往往是城市最先发展的地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通常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相互交换的场所,不仅具有运输、通商等经济生产功能,更是国内外、地区之间文化的交汇地。在外来文化与本地固有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兼收并蓄、开放、自由的文化。这是许多城市水域空间具有独特活力的内在原因。

因此,如何做到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使水域空间成为集中体现城市的多元文化与丰富生活的名片,是水域空间文化振兴的核心。也就是说,城市水域空间的文化振兴应该是以历史文化、当代文化艺术、水体周边人们的生产生活文化为主体的多种文化的融合,让人们能体验到水域空间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使水域空间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并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增长。

4结语

水域空间景观建设中的文化振兴是满足人们对水域文化的基本需求,反映现代人与水的关系,体现现代科技进步与文明,并通过水域文化的发展,引导城市建立人水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更加有效地凸现水域个性,扩大城市魅力和影响力,从而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

参考文献:

[1]余达淮,张文捷,钱自立.人水和谐:水文化的核心价值[J].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2):20-22.

[2]严清华.水域文化与中国传统可持续发展观[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2):10-13.

[3]刘树坤,水利建设中的景观和水文化[J].水利水电技术,2001,(1):30-32.

作者：汪 川 曹 阳

水生态与人文历史论文 篇2：

“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研讨会综述

摘 要：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的“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研讨会围绕“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草原生态与社会、文化”“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学术对话。会议旨在对30年来中国人类学牧区研究进行总结，讨论国内外相关研究形成的学术认识，推动中国牧区人类学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中国牧区人类学；草原生态；人文价值；研讨会综述

文献标识码：A

2011年12月2日至4日，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的“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中山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石河子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四川民族研究所、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琼州学院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和师生参加会议。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草原生态与社会、文化”“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发展”等论题从不同学科视角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研讨；与此同时，年轻学者也围绕会议主题借“青年研究生论坛”这一平台展开广泛深入的学术对话。

开幕式上，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中南民族大学许宪隆教授、石河子大学刘贡南教授分别做了简短的致辞，会议由中山大学麻国庆教授主持。

一、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草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成果之一，是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草原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我国草原生态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这个区域内居住着43个少数民族，历史上由19个民族以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这些民族创造了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在草原这一特定的生态环境，各个民族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一整套文化体系与环境知识。这些草原民族的生态知识与人文价值对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多元文化有机共生，各民族和谐相处都有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研究恢复以来，已有许多研究草原生态与文化的成果面世，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中国草原地区正经历剧烈的变化，生态环境如何保护，社会问题如何解决，以及草原文明向何处去，这些问题都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为了推动相关领域的讨论与交流，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3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中南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联合举办“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旨在对30年来中国人类学牧区研究进行总结，讨论国内外相关研究形成的学术认识，推动中国牧区人类学的深入研究。

二、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崔延虎教授做了题为“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简略回顾与思考”的演讲，他在研习所获资料的基础上，简略描述了国内近30年来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状况后指出，由于中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草原地区之一，历史上从事游牧的族群和人群众多，在20世纪后半叶，虽然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游牧整体上处于衰退过程，但是仍有数百万游牧民存在，游牧人类学研究在过去30年间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作品；他同时也指出，在过去30年间，由于牧区生态环境、社会和文化发生的急剧变迁，从人类学视角研究游牧和牧区社会的成果，大部分属于应用人类学的范畴，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如何从人类学的学术视角出发，通过田野调查，发现问题和提出如何应对和解决问题的策略，这一点与中国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重建以来占有主导地位的学术指向有着惊人的一致。藉此，他指出过去30年中国人类学牧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学术指向：第一，对中国游牧社会和文化的描述和解释；第二，对中国牧区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状态的人类学认识和分析；第三，对中国牧区社会、生态环境、牧民生计系统和文化诸方面现实问题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和对策贡献。上述三个学术指向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其他两个指向相比，对中国游牧社会和文化的人类学本体描述和解释，显得相对薄弱。最为明显的是目前还没有产生类似西方人类学家写就的游牧社会和文化的标志性民族志作品，这与中国境内历史悠远绵长的游牧传统和数千年以来存在着众多的游牧群体的现实不相适应。由此提出今后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的几个重点，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肯定。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许宪隆教授做了题为“共生互补：农牧空间与关系的再研究”的演讲，他认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对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缺一不可。不同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磨合中产生了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且自成体系的文化。我国自古以来以长城为界形成了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农耕文化和以畜草为基础的游牧文化。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农牧业基本是并存的，但这两种不同经济和文化类型体系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拉锯”关系。农业和牧业生存空间的大小会随着占统治地位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而发生变化。但无论怎样，在经济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农牧业是相互依存的。但近30年来，牧区除了受到农业的冲击外，以大型机械为代表的现代工业也开始向牧区深处延伸。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各种资本力量也开始在牧区扩散，如很多企业从传统的实业加工生产开始转向对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与投资。对于牧区出现的这些新问题，他运用“共生互补”的理念来重新构建良性的牧业与农业、工业关系，以保持牧区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麻国庆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的当代思考”，他是在田野调查与文献整理的基础上，针对内蒙古不同区域草原生态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来讨论人文因素与草原生态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草原，带来了“农随人进”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向牧业的渗透，导致了区域性草原生计模式的转型，成为后来草原生态失衡的历史人文因素。1950年之后的政策导向，特别是大农业思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草原生态的变迁。而上述变迁说到底主要体现在农牧矛盾这一传统的问题焦点上。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工矿业资本向草原的延伸，从本质上改变了草原的生态和人文格局，对草原生态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面对不断变化的草原生态，以草原生态保护为核心的限牧、禁牧等政策，又引发了新的定居化或大迁徙运动。当相当多的牧民离开“有根”的草原，进入到一种全新的“无根”社会之后，引发出了一系列社会文化的失衡。在一些地方，很多牧民从心理上、精神上呼唤着草原生态的回归。由此，从草原生态、人文生态和心态秩序来讨论内蒙古草原的生态和人文发展，说明“文明”和“进步”的观念是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表述出来的。

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的“内蒙古牧区工矿开发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效应研究”项目是由福特基金资助，他对工矿开发热潮给牧民生活以及传统文化、传统社区带来的冲击与各种影响和效应进行了汇报。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阿拉坦宝力格教授做了关于“论牧区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表述及其文化背景”的演讲，他认为：对牧区或牧民（包括游牧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在国际人类学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过去，欧、美、中、日、蒙等国家的多名人类学家对非洲、中东、中亚、蒙古、中国的牧区或游牧民族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与深刻的理论探讨。但这些以往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对中国的牧区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今，中国也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力求实现牧区又好又快发展。在这个时期对以往的牧区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进行梳理并探索新的方法与理论意义重大。因此，他主要对中、英、日、蒙等国的草原牧区研究理论与文字表述进行整理与比较，再结合他近10年在内蒙古、青海、甘肃等中国北方草原牧区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进行的研究理论与表述，剖析体现于其中的文化背景及其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影响，进而探索更客观的人类学草原牧区研究理论视角。

三、草原生态与社会、文化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乌日陶克套胡教授对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进行了比较；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那顺巴依尔教授做了“草原在‘不落的太阳’之下：内蒙古牧区土地关系的变迁”的发言，他指出：游牧归根到底是基于一种以轮流放牧的方式利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土地的生产方式。游牧文化所产生、传播的地域一般都是难以耕种的，具有土壤相对贫瘠、降雨量偏少、无霜期较短等特点。游牧民族在面积广阔的土地上，随季节的变化而游牧，以“将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生活其他所需”。所以，广阔的土地是游牧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游牧文化的宇宙观中，大（土）地是以女性的，而且往往是以母亲的形象出现的；上苍为男性，被人格化为父亲。在游牧社会，土地（草场）是共有的，尽管牧民在一定的范围里自由迁徙和放牧。牧民将土地作为整体来理解，在民歌、史诗等民间叙述中，土地以nutag（故土）、gajar us（水土）、gulumt gajar（灶火-地）、gajar oron（地区）等概念被表述，并且母亲（eh）一词组成eh nutag/eh oron（故土/乡、祖国）等衍生词。内蒙古随着移民、开垦、商业等现象的增多，一些地区的土地使用方式和土地关系从清朝后期开始发生较大的变更。但是牧区土地关系和土地观念直到新中国成立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于乌兰夫实施“三不两利”政策，内蒙古牧区解放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但从合作化运动开始，内蒙古牧区经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运动，土地关系一次又一次地脱离传统模式，牧民土地观念也越来越带有精确化、功利化的“现代”色彩。他基于嘎查案例，对解放以后内蒙古牧区土地关系和土地概念的变迁做了梳理和阐释。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的马威博士做了题为“论作为‘文化空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草原生态文化保护区建设为例”的发言，她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草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为例，运用列菲弗尔、卡斯特、大卫·哈维等人开创的“文化空间”理论，分析现代化背景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遭遇的“工具性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性与客体性”、“差异性与均质性”三组必然矛盾，并提出一些解决思路。

琼州学院“海南省”民族研究基地的查干珊登博士做了“土地占有与狩猎民族的社会分化——以鄂伦春自治旗猎民村为例”的发言，她通过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鄂伦春自治旗所做的田野调查，探讨政府为实现鄂伦春族的多种经营政策所推行“土地开发”政策与猎民社会分化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分化和职业分化两个方面讨论了鄂伦春族猎民社会分化的过程。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汪丹博士后做了题为“高原上的财富：白马藏族的生计变迁与牧业现状”的发言，她通过对白马藏人在生计实践中的生命体验与自主选择的分析，勾勒出白马藏族60年间生计方式的变迁历程。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的周亚成教授做了“游牧文化的转型及其方向——以新疆游牧民族为例”的发言，她指出游牧文化的特点在于流动性与开放性、自然性与经验性、互动性与权威性，她认为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保护是游牧文化转型的基础，在继承传统游牧文化的基础上变革、创新，从而实现游牧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互渗和互动。

新疆石河子大学的聂爱文教授做了题为“食物、信仰及其游牧知识体系：新疆哈萨克族餐桌上的羊”的发言，她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探讨了新疆哈萨克族食羊的过程及其复杂的礼仪和禁忌，并分析其成因，认为从哈萨克族的食羊文化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哈萨克族的价值观、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还能体验到游牧民对于羊这一食物的深厚感情和复杂的象征体系。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古丽夏·托依肯娜副研究员做了题为“新疆哈萨克族宗教信仰现状及特点”的发言，她通过近年来的社会调查对哈萨克族宗教信仰现状及历史变迁进行比较研究，获得了新疆哈萨克社会宗教存在状况的一些基本认识。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陈祥军博士做了题为“阿尔泰山哈萨克游牧民的生态观与环境行为研究”的发言，他指出哈萨克人正是以四季移动的方式经过与草原长期相互适应后，生成了一套适应草原环境的游牧生态观和环境行为。这种植根于哈萨克游牧民对草原全面认识基础之上的生态观与环境行为，对于维系游牧民与草原生态的永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的马海寿博士做了题为“绿洲生态与新月社区回族生计方式研究”的发言，他从新疆天山北坡绿洲上一个典型的回族村落（新月社区）作为田野个案，以民族学、人类学思路探析回族生计方式的变迁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

四、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发展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李锦研究员做了题为“产权变革与青藏高原草原可持续管理——四川省红原县的案例研究”的发言，她认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建立产权排他性，进而在草原使用权私有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管理。她通过对四川红原县的研究，指出青藏高原的草原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其产权非常复杂，应尽量尊重传统社会的管理能力，通过藏族社区和国家协商，建立适当的共管机制，才能促进可持续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王晓毅研究员做了题为“干旱的社会成因和适应”的发言，根据他在内蒙古什克腾旗的研究发现：第一，水资源减少的不仅仅是降水减少，也同时是水资源利用，特别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竞争性利用所导致的；第二，牧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缩小和草场的破碎化强化了草场的不合理利用，从而降低了牧民适应干旱的能力；第三，以购买牧草为主要手段的适应干旱的措施导致牧民大量借贷，并使他们陷入贫困。但是，牧民适应措施所带来的启示是重要的：第一，通过社会的合作以弱化干旱社会成因的影响；第二，有效的措施需要低成本和富有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杜发春副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国牧区生态移民的现状分析和政策导向”的发言，他主要就牧区生态移民的主要政策、地方实践、生态移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导向进行了探讨。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夏循祥博士后做了题为“倒置与遮蔽：生态文明观之下的生态移民政策”的发言，他认为：第一，移民是为了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而不是单纯地减少某一类人群的活动；第二，移民最大的目标应该是恢复生态或者抑制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而不是扶贫或者经济增长；第三，生态移民追求的是现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以这一代人的利益为主。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讷木和吉日嘎拉教授做了题为“内蒙古牧区工矿开发与财富分配”的发言，他以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两个牧区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工矿开发带来的经济发展前提下的牧区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他指出牧区GDP含金量并不是历来就低。也就是说，矿产资源大量开发之前的GDP含金量反而高，社会财富分配较公平，而随着矿产资源的开发，居民分配到的财富比例越来越少。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苏德斯琴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审视草原地区矿产开发效应——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牧区为例”，他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四个牧业旗为例，就草原地区地下资源开发利用所带来的效应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矿产开发业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部分改善了社会基础设施，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矿产开发所带来的发展及其成果，过分集中于相关企业的利润或特定群体的收入水平之提高上，而不是更多地表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和改善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荀丽丽博士做了题为“再造‘自然’：内蒙古草原生态与社会的现代转型”的发言，她立足于一个位于内蒙古中西部边境的荒漠化草原社区，综合历史分析与结构分析的视角，探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形态在这一特定的生态区域内的建构与生长过程及其所带来的复杂的生态后果、社会后果和道德意涵。她指出，在国家主义、市场主义和技术主义所面临的环境治理的困境中，赋予地方社区以更多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是中国生态脆弱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余晓燕博士做了题为“干旱下的集约化风险与应对——内蒙古贡格尔的案例”的发言，她认为，一方面，散户圈养作为当地的集约化生产形态，其抗灾能力是有边界的，此边界就取决于散户圈养制度是内在设计；另一方面，牧民调试生产过程的文化资源又部分地来自于他们的传统生产经验，这就肯定了主体能动性之下调和传统与现代牧业生产方式的有限可能。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乌尼尔博士做了题为“几点困惑与思考”的发言，她认为政府高层和学者，基层政府、学者和牧民，政府与牧民，学者与学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从而提出我们是保护文化还是拯救自己？并对牧民合作进行了梳理，探讨牧区成员共同的社会情感问题。

五、青年研究生论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刘明做了题为“移民搬迁与文化适应：以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牧业文化为例”的发言，他主要针对帕米尔高原地区塔吉克族的移民搬迁引起的牧业文化适应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第一，在移民搬迁过程中，民族文化的适应策略应给予更多关注；第二，学界由于对移民搬迁中的“人为因素”长期忽视，导致我们对当地移民搬迁者“自力”的忽视；第三，移民搬迁和文化适应是一个“现代化”“城镇化”和“社会转型”的过程，对于移民来说，最痛苦和挣扎的是在时空转换过程中的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罗意做了题为“阿勒泰哈萨克族放牧空间变化与游牧生计变迁——以富蕴县吐尔洪乡为例”的发言，通过哈萨克族放牧空间的变化与游牧生计的变迁，他分析和反思当前牧区的发展路径与理念，并针对放牧空间变化与游牧生计变迁引发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侯豫新做了题为“现代旅游业影响下的游牧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新疆图瓦人为研究个案”的发言，他主要聚焦于处于现代旅游业影响下的图瓦游牧人群的社会文化变迁，探讨经济、文化、社会组织与环境的变迁问题。他指出，当前喀纳斯旅游业的开发应当向“文化生态旅游型”转型，旅游业的开发应当基于图瓦人传统文化的保护而展开。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昆做了题为“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现状及其反思”的发言，她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现代思想观念的渗透和影响，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开始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困境。在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时代，积极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中所寓予的人与自然共荣共存、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内涵的生态伦理知识，探索其对当代社会的生存、发展所具有的深刻价值，已经显得非常必要。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李艳波做了题为“在稳定生计与不平衡的环境之间——内蒙某牧业嘎查牧民的日常畜牧业经营”的发言，她认为畜牧业生产受限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市场环境、家庭生产生活需求，牧民的畜牧业生产决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考虑，他们在波动的环境中追求稳定的生计，草原政策需要重视牧民生计的这种嵌入性和综合性的特征。

香港中文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周涛做了题为“气候变化及其对青藏高原牧区的影响——以西藏林芝县的个案为例”的发言，他主要探讨了藏族牧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气候变化对畜群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当地牧场资源利用和社会运作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气候变化对高原牧区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牧民应对的措施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弹性。除了人类学的研究外，还需借鉴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范明明做了题为“游牧民定居对于干旱半干旱牧区社会—生态系统影响研究——以新疆精河游牧民定居点为案例”的发言，她指出：第一，定居后，该地区从天然放牧转向了半农半牧放牧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移民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二，定居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牧户的生活水平，但是却依赖于牧草资源压力的外部转移与对于限制性水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她认为应从更大的时间与空间尺度上评价游牧民定居工程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以谨慎的态度对待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包红丽做了题为“定居牧民的家庭经营与精神生活——以萨如拉塔拉嘎查牧民调查为例”的发言，她主要探讨了牧民定居的过程以及精神生活的变化，从而反映牧区在牧民人文生态、心态、自然生态三者的结合。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萨谬·巴斯做了关于“‘草原之外’——关于草原人类学资料的探讨”的发言，他认为在中国进行草原人类学研究的本土或外地人类学家，大部分都围绕着生态、人与自然等环境问题、功能主义的解释和民俗研究。他提出通过资料对游牧社会构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认识。

此外，福特基金会的白爱莲女士、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畜牧局的哈斯朝鲁局长、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旗委书记乌力吉、阿拉善荒漠与草原生态研究所的乌尼孟和等也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和与会者进行了很好的交流与沟通。通过本次“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从事相关研究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及年轻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对话。闭幕式上，麻国庆教授和崔延虎教授等专家、学者分别对此次研讨会给予评价，并共同期待将来能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为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责任编辑：刘 鹤]

Review of Literature from “Grassland Ecology and Humanitic Value： Study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for 30 Years” Conference

LIU M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54， China）

Sponsored by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nd Shihezi University of Xinjiang， the conference entitled “Grassland Ecology and Humanistic Value： Study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for 30 Years” was held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Scholars made academic dialogues in topics of “Theory and Experience： Study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Grassland Ecology and Society， Culture” and “Grassland Ecology and Pasto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ference was to make a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and to promote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grassland ecology； humanistic value； review

作者：刘明

水生态与人文历史论文 篇3：

对滨水景观设计的探讨

摘要：从滨水景观与水利工程主体的现状及发展状态出发，分析了滨水景观与水利工程的关系，并从设计角度，提出了滨水景观设计应把握好的几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滨水景观 水利工程 设计关键问题

近年来，滨水地带景观开发越来越成为我国城市建设中的一个热点。随着城市经济基础逐渐雄厚，政府有财力将滨水地区的景观开发改造提上日程，这不仅是由于滨水地带作为城市的黄金地带，能提供各种功能性及建设性的成效，更因为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在逐渐的提高，人们在物质资源丰富的今天，提出了精神生活也要相应提高的强烈呼吁，滨水景观带应与现代、繁华、富含信息特征的环境相适应，亦应体现高技术、高品质的滨水景观精神，将经济、景观和时代交融一体。现状需要我们把握好滨水景观与水利工程的主次，以及如何更好的体现滨水景观设计思路。

滨水景观是非常有限的资源，它以水为主体，以每一个地区独特的历史与个性为主题。而如今各地滨水地带景观雷同化现象十分突出，无法真正的体现地方特色，滨水地带毕竟是一个区分于其他地区的重要因素。而且，成功的滨水景观开发必须依赖周密而富有特色的规划设计。现提出滨水景观设计中应把握的几个关键问题供参考。

1滨水景观应服从、服务于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营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严重水旱灾害，再次警示我们加快水利建设刻不容缓。首先确保水工程的安全，尤为重要，其次保证河、湖、库、渠等水域（水体）的功能和各项效益的充分发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滨水景观是作为辅助、延续水利工程形式出现的，应服务于水利工程。

2 滨水景观设计的原则

把保护和利用景区原有资源放在首位，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对景区内历史文化遗迹，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力图保留原有风貌，对景区的自然景观坚决保护，精心培育，防止一切可能毁坏自然景观的行为。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要按主次轻重、统一规划、逐步开发、合理建设、科学发展。

3 滨水景观设计的指导思想

明确旅游开发应始终贯彻以自然保护为第一的原则，突出自然景观的质朴与完整性，重点搞好文化建设，配套完善服务体系建设。在开发上，景观区和经济区要合理分布，达到以区养区的目的。在景点安排上，要寓景于林，协调景点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真正突出生态、建设园林、重视文化、完善游览、培养野趣为的目的，将景区建成一个集游览观光、文化旅游、山地探险、度假休闲等符合当地风格为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滨水景观。

4 滨水景区设计的思考方向

4.1 人本主义思考

设计中以人的尺度、人的需求和人的活动为根本出发点，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做到玩在其中，乐在其中。

4.2 自然生态思考

景区中尽可能栽种本土树种，植物配置充分考虑季相变化、色彩变化和层次的变化。选择姿态优美、生长势强、病虫害少、易于养护的树种。

4.3 色彩秩序思考

对景区内的路面铺装、座椅、果壳箱等景观设施予以色彩控制，即控制色彩基调，使色彩秩序不致过花过乱而失去景区的档次品位。

5 滨水景观的设计重点

构筑具有地域特色的滨水景观。以滨水地域、地貌为基础，结合文化和特有资源，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公园景观带。打造成为城市最重要的休闲景观带，为市民提供一处休闲活动和有氧呼吸的场所，同时展现地区的城市新风貌。

整个设计思路中，植物种植设计可谓景观的突显特色，植物为营造和谐舒适的滨水景观可谓首当其冲，也是景观与其他工程类不同的地方，特意提出来阐述一下其特点：

5.1 种植设计应符合园林总体规划形式

园林的植物景观必须符合园林的总体规划，体现园林绿地的植物景观体色，处理好植物同山、水、建筑、道路等园林要素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5.2 种植设计应符合园林绿化的性质和功能、满足园林植物的生态要求

园林植物种植设计首先要从园林绿地的性质和主要功能出发，选择植物种类以及合适的种植形式。因地制宜，适地适树，使植物本身的生态习性与栽植地的生态条件统一。

5.3 种植设计应体现对比与和谐的原则

植物造景设计时，树形、色彩、线条、质地、比例等都要有一定的差异和变化，既要显示植物的多样性；又要保持一定的相似性，形成统一感，这样既生动活泼，又和谐统一。

5.4 种植设计应体现四季景色的变化

园林植物的季相变化能给游人以明显的气候变化感受，体现园林的时令变化，在植物设计时，应根据植物本身具有的特点，合理配置，全面考虑，充分表现出园林植物特有的艺术效果。

5.5 种植设计应做好植物搭配、合理确定种植密度

在进行植物搭配时，要兼顾速生树与慢生树、常绿树与落叶树、乔木与灌木、观叶植物与观花植物、草坪与地被等植物的搭配，营造稳定的植物群落。

6 滨水景观与水利工程应和谐发展

水是滨水景观的主体，所有的滨水景观都是以水为重要环境背景的载体，缺少水，没有水景的支撑，滨水景观不复存在；水不美，水不丰，滨水景观也难逃厄运。保护水，保护水生态，是滨水景观的立身之本。滨水景区不但要有水，还要有优美的环境，要有文化。要以水文化为主题，做强做大水文化产业，才能把滨水景观建设好，经营好。

滨水景观因水利工程而形成，因水利工程的雄伟而壮阔；水利工程因滨水景观的开发而增加收益，因滨水景区开发效益的提高而扩大知名度，水利科学知识、水文化观念和认识，也因为二者的和谐双赢而得到普及。

和谐发展的原则是滨水景观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滨水景观本质的重要标志。要统筹景观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统筹滨水景观开发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统筹滨水景观建设与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有机结合；统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协调发展。

7 结语

滨水景观具有一般风景区的特点，所以一般风景区规划的要求，对于滨水景观也实用。但滨水景观又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风景区，因其以水为主体、主题，与水利工程相辅相成而明显地区别于一般风景区。滨水景观的开发必须考虑到其特殊性，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水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必须坚持水利工程安全；必须保护好水环境和水生态，滨水景观旅游开发规划的运作步骤必须与水利工程建设规划相衔接。对于新建设的水利工程设施，最好在工程规划的时候就考虑景区开发问题，把水利工程的建筑物、管网和道路等与后期的景观开发结合起来，以节省投资，提高设施的利用率，使水利工程和滨水景观和谐统一发展。

参考文献:

[1]水利部颁布，水综合（2004）143号，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

[2]何文恒（水利部水利风景区评审委员会主任）在2004年全国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会议（2004年10月20－23日长沙）上的讲话.

[3]樊志勇、孙建超，水利与水利旅游区建设的互动关系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12月.

[4]国庆文、王连富，水利旅游景观的特点，水利天地，2001.1.

[5]李晓华，关于水利风景区建设、开发与管理的几点思考和建议，中国水利报，2001.11.2.

[6]贾建中，新时期风景区规划中的若干问题，中国园林，2001年第4期.

[7]苏原、胡毅，风景区内设施的合理利用与景观保护──以天篁湖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例，规划师，1998年第4期.

作者：李梅红 于海琴 王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