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直接投资论文

目前，对于境内的投资者来说，投资新兴市场有两种最为简单的路径。一是以中国香港为主要的平台，进行新兴市场基金的投资；一种是利用境内的QDII基金作为主要的投资工具，目前已经有专门指向新兴市场的QDII基金推出市场。相比较而言，后一种途径更适合大多数对境外市场了解不深、投资经验不足的普通投资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兴市场直接投资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新兴市场直接投资论文 篇1：

辽宁经济形势的理性反思及建议

[摘 要]当前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持续下滑仍未探底，全省上下在着力保增长促就业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得不反思实施振兴战略十年来辽宁经济发展的路径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未来辽宁应该怎样发展。通过对辽宁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实施振兴战略十年的反思，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辽宁老工业基地要实现全面振兴不是十年甚至几十年就能完成的历史任务，还需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从整个辽宁较长的发展周期中来考量振兴发展问题。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战略性新兴产业;体制机制矛盾

一、对辽宁当前经济形势的理性反思

2015年一季度，辽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9%。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名垫底。这说明当前辽宁的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我们要想走出低谷，首先就要分析我省的经济发展存在哪些问题，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才能在东北新一轮振兴的大好机遇下，抓住机会，实现辽宁的全面振兴。从过去实施振兴战略十年过程和当前辽宁严峻的经济形势来看，存在以下几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重要问题。

反思一：辽宁振兴十年来主要经济指标居全国前列，为何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

从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来看，2003年至2013年振兴十年间，辽宁经济快速增长，平均增幅12.7%，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7%），2013年辽宁经济增速8.7%，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然而，从2014年开始，经济开始走低，第一季度经济增速7.4%，与全国持平，上半年经济增速7.2%，比全国低0.2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经济增速6.2%，比全国低1.2个百分点，全年增速5.8%，比全国低1.4个百分点;2015年开始，经济呈现断崖式下滑，第一季度经济增速1.9%，比全国低5.1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名垫底。值得关注的是，对全省经济贡献较大的工业经济下滑明显，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这一指标来看，2013年增幅9.6%，与全国基本持平，2014年增幅4.8%，低于全国3.5个百分点，到2015年第一季度下降5.9%，低于全国12.5个百分点。从辽宁服务业发展情况来看，辽宁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比较稳定，自2013年以来服务业增加值增幅也总体平稳。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导致我省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工业发展出了问题，尤其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出现了严重下滑，亏损面超过50%。

反思二：处于“三期叠加”时期的经济新常态大背景下，全国普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为何对辽宁的冲击最大？

从2015年第一季度全国经济运行数据来看，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加大，国内生产总值增速7%，增幅连续出现回落，31个省份中只有重庆和贵州增幅超过10%。其中东南沿海几个发达省份经济增幅总体平稳，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基本适应新常态的发展特征。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四个省份的经济增速分别为7.2%、8.4%、8.2%和7.8%，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江苏省工业增加值增幅8.2%，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近40%，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近60%，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装备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76%。辽宁工业增加值的增幅、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等与这些省份拉开了差距。另外，广东、江苏、浙江以及山东的服务业比重分别占52.4%、48.5%、51.5%和47.7%，均超过了工业比重。而辽宁2014年服务业比重41.8%，比工业低8.4个百分点。很明显，辽宁主动适应新常态和结构调整的力度不够，自身内功没有练好，过去十年只是靠拼投资、拼能源、拼土地赢得了繁荣，而如今辽宁投资、能源及产能、房地产等出现了问题，受到市场较大冲击也是情理之中。

反思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危机之后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这一历史规律，为何辽宁的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没有发展起来？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省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危机的同时，掀起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热潮。辽宁省政府2010年下发了《辽宁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的意见》，确定了辽宁新兴产业发展目标，重点发展以先进制造装备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业、新医药产业、信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海洋产业、生物育种产业及高技术服务业等九大产业。与此同时，各市也积极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实施意见，确定了各自的新兴产业重点发展方向。然而，实践证明，在发展中往往喊得多，做的少，规划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以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例，目前我省有8个国家级高新区，6个省级高新区。然而，高新区发展并没有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引领，目前辽宁国家级高新区内企业总数为21000家左右，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仅有406家，仅占总数的不足2%，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仅占园区GDP的50%左右。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与东南沿海省份相比差距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国家4万亿投资和我省配套政策的刺激下，传统优势项目的规模不断扩张，投资出现膨胀，直接导致我省不但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反而逆势增长，从而忽略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储备。

反思四：辽宁十年振兴喊了十年体制机制创新，为何辽宁仍然存在很多体制机制矛盾，最难啃的“骨头”在哪里？

辽宁实施振兴战略十年来，不断探索体制机制创新，焕发出一定市场活力。然而从辽宁当前发展阶段来看，体制机制创新发展仍相对滞后，深层次的矛盾仍未得到解决。一方面，政府“有形之手”限制了市场活力。新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和竞争机制下能不断获得“自生能力”而获取利润。而受计划经济惯性思维的影响，辽宁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对企业自身发展行政干预较多，消防、安全生产、环保、检测等处罚较多，给企业带来严重税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发展理念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中重引不重服务，重商不重文，重物轻人等理念没有转变，缺少科学评估和战略规划，重复建设、产业趋同、空城鬼城等现象比比皆是;招商引资中过度注重税收导向不注重发展方式转变导向，工业污染项目代替了农产品加工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房地产项目代替了服务业集聚区项目。最后，国有企业改革不够彻底。国有企业一股独大仍未解决。以辽宁几家大型国有企业为例，沈阳机床国有股占90%以上，沈阳鼓风机占70%以上，华晨金杯和中华汽车国有股近100%，大连船舶国有股占45%。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生产经营效益。另外，辽宁国有经济布局仍偏重于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偏轻。除农产品加工业以外，各大支柱产业的龙头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其中冶金产业占70%左右，石化产业尤其是原油产业占90%左右，装备制造业更是国企云集。这样的产业布局很容易受到市场环境影响。所以，从体制机制的深层次矛盾来看，辽宁老工业基地要实现全面振兴任重道远。

反思五：十年振兴使辽宁工业化水平接近沿海发达省份，为何服务业发展没有及时跟上？

实施振兴战略十年来，辽宁工业呈现跨越式发展，反映工业化水平的工业化率、人口城镇化率及人均GDP等指标接近于沿海发达省份。但从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一直是辽宁的短板。辽宁服务业就业比重从2003年的37.1%上升到2013年的44.1%，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2003年的41.4%下降到2013年的38.7%，这充分说明辽宁服务业发展质量不高。十年来，我们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服务业定位问题。我们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只注重传统商贸服务业项目的引进，而不注重工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使辽宁生产性服务业如科技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等发展滞后;旅游产业缺少品牌影响力和特色;对新兴经济业态发展重视程度不够，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产业发展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所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与一个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现代服务业是提升工业化城市化质量的根本保证，没有现代服务的支撑，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必将昙花一现，不可持续。

反思六：辽宁民营经济发展为何相对滞后，是全国“国进民退”的样本？

近些年，辽宁民营经济发展较快。民营经济总量占经济总量的60%以上，吸纳就业人数比重占全部就业人数的50%以上，但却分布在30几万户民营企业和140余万户的个体工商户中。民营经济规模小，集中度较低，竞争力不强，越来越成为辽宁经济发展的短板。这也可以从我国民营经济布局体现出来，2014年中国民营经济500强中，辽宁仅9家上榜，100强中仅大连万达集团一家，绝大多数企业分布在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地区。相应的，辽宁省国有经济比重大，国有企业数量多，国有资产分布广，成为辽宁经济发展的最大存量资源。2014年辽宁纳税百强企业中，本土培养出来的民营企业不足十家，绝大多数都是央企和国企，和一小部分的跨国子公司。所以，从这点来看，辽宁确实呈现“国进民退”的态势。而且辽宁是全国产能严重过剩的“重灾区”，与国有企业的集中布局、民营经济不够强大不无关系。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一定是缺少发展壮大的“土壤”，即市场环境。近几年辽宁高校毕业生净流出，优秀本土企业远赴长三角地区投资发展，看重的就是当地投资政策比较灵活，市场环境较好。而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投资环境除了自然环境以外，政府公信力、公务员的工作作风、相关产业政策的灵活性等方面都亟须提高。

二、对辽宁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建议

建议一：消化过剩产能，激发经济内生增长活力

从经济运行数据看，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低迷的状况反映出当前经济内生增长乏力，这不仅仅是经济周期调整的问题，更反映出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艰难。过度投资在实体层面累积为过剩产能，如何消化过剩产能应该说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

近年来应该说对严重过剩行业我们一直在调整，但调整进展缓慢，这有重工业本身接受信号反应慢的原因，不过我们自身对调整不积极，大家都寄希望于别人减产自己不减产，毕竟调整会带来企业关闭、人员安置、债务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想在一定时间内使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有具体的支持措施来配合：对于过剩产能中的优势产能，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利时机，拓展对外开放的思路转移过剩产能，增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不仅仅局限在对外出口方面，还要依靠对外投资带动企业转移过剩产能，企业的目标市场不仅是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还要向周边国家和新兴市场直接投资转移过剩能力;对于确实是落后的产能，要通过淘汰、整合实现转型升级，省里要有支持严重产能过剩企业退出转型的资金支持，或者考虑向国家申请这笔资金，该资金主要用于企业退出或重组减少产能的补贴、职工安置和再就业培训补贴等。

建议二：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

要重视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支持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支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对一些特色优势并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如智能机器人、高端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等产业要促进进一步发展，成为新的增长点，以落实《中国制造2025》为突破口，促进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化、高端化、服务化、定制化发展，重视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趋势，在“两化融合”过程中全力推进“互联网+装备制造业”，使生产质量和效率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支持发展军民融合企业，利用我省是军工产业主要聚集地，实现军民融合、军工产业和民营企业同步发展，建立有利于资源整合、有利于地方产业发展的全新体制。考虑创建东北军民融合领域科技信息平台，由东北三省优势产业领域和军工背景的中央企业合作，依托军工集团的强大技术与资源优势，开展军民两用技术、资源、信息和需求服务，实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更好支撑辽宁工业转型升级迫切要求。

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云计算、物联网等产业。要紧紧抓住当前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氛围，创造良好的新兴产业发展环境，让辽宁民间创业、创新的内生发展动力充分释放，在市场中孕育更有生命力的新兴产业。

建议三：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完善产业结构

“十三五”期间辽宁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集聚效应将拓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同时随着进一步对外开放，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将提升辽宁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转型等都将给服务业带来更多的需求。随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过渡，未来将主要靠知识创造和自主创新能力驱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将对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支撑先进装备制造业的知识型服务业产生更大需求，现代服务业将与第二产业互相推进发展。

辽宁应该丰富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引导，更多的从完善服务业发展环境，改善基础设施的角度出发，更多的采用间接的、市场的手段引导;政策手段要更多的着眼于长期发展，而不是短期的立竿见影。认真梳理和把握国家、省和市已出台的有关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用好用足现有政策。按照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消费性服务业便利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围绕服务业集聚区和重大项目建设、鼓励新兴服务业态发展等进行政策创新，出台优惠鼓励政策。要把政策落到实处，明确各项政策的实施主体、操作办法及责任部门，并向社会公示，建立政策协调落实机制。

建议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简政放权及转变政府职能步伐

打破老工业基地传统思维的桎梏，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国资国企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大刀阔斧推进简政放权，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发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形成更加符合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体制机制。把解决深层次矛盾作为根本目标，全面消除微观经济运行的障碍，提升行政服务能力，给企业松绑，全力打造适宜企业投资、成长、壮大的经济环境，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全面激发社会经济细胞活动力，释放老工业基地蕴藏的巨大发展潜力，推动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环境形成。

政府的服务意识在增强，但仍存在体制不顺等带来的问题。比如行政管理职能不清，出现政府功能交叉;各部门之间不沟通，各种调研表反复填写，增加企业不必要的负担;做事流程不清晰，让企业无所是从。从政府服务环境看，主要是要改善服务的质量和服务的内容。应理顺行政管理体制，设立政府部门权力清单，简化和明晰办事流程，切实从企业角度考虑提供服务;要从更长远的发展考虑，不与企业争眼前利益;注重从改善生产环境方面为企业提供服务，创新服务方式和完善服务内容。

建议五：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深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强科技前瞻布局，更加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着眼长远，超前部署前沿性应用技术研究和基础研究重大课题，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投入对社会创新的引领作用，打造若干个指向明确的世界级研发中心。积极争取设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围绕重大装备技术、核心功能部件关键技术等地区产业科技发展战略需求，开展定向性研究，着力突破产业关键性、共性技术，逐步扭转核心技术依赖国外的局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激发科技人员热情。加快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建设创新要素高度集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东北亚创新中心。

建议六：重视新常态下新需求，创造经济发展新动力

“十三五”期间辽宁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势在必行，致力于城乡协调发展、内涵集约发展和功能提升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为了提升和改善进城农民工和既有城市居民的综合生活质量，新一代基础设施比如地铁、地下管网、高质量的教育、医疗、文化设施、互联网+等等，这些投资需求在辽宁主要城市群与核心城市都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有效拉动，应尽可能让原来计划开工的一些重大项目提前开工并推进。

发现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健康服务、老龄化社会产生的银发经济、养老产业等等都是未来一个阶段新的消费热点，此外随着收入提高，文化娱乐休闲方面的消费需求也在提高，要通过提高供给水平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产品质量，以及提升我们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满足和匹配这些消费和服务需求。

责任编辑 魏亚男

作者：宋帅官 赵玉红

新兴市场直接投资论文 篇2：

投资新兴市场:基金+定投

目前，对于境内的投资者来说，投资新兴市场有两种最为简单的路径。一是以中国香港为主要的平台，进行新兴市场基金的投资；一种是利用境内的QDII基金作为主要的投资工具，目前已经有专门指向新兴市场的QDII基金推出市场。相比较而言，后一种途径更适合大多数对境外市场了解不深、投资经验不足的普通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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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12月至2009年12月，10年间新兴市场究竟造就了怎样的奇迹?截至2009年12月31日晨星的数据显示，10年间金砖四国股票MSCI BRIC回报率为276％，新兴市场股票MSCI EM回报率162％，而同期环球股票MSCI WORLD回报率则为2％。这个数字在2007年金融危机以前还要高许多。尽管过去并不能代表未来，但谁又敢否认新兴市场未来广泛的增长潜力和无限的投资魅力?

新兴市场以“魔力”吸引着全球资金，全球基金数据研究机构EPFR的数据显示，2009年流入新兴市场股票基金的资金激增至逾800亿美元，其中作为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收获了近四分之三的资金。

作为个人投资者来说，则可以借助于各种新兴市场基金产品，参与到新兴市场的成长中去。

首先可选的就是“金砖四国”基金。2002年，高盛研究员创造出“BRIC”这一词汇，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首字母组成，被认为是最值得投资的新兴市场国家。汇丰环球投资基金——新兴四国市场基金成立于2005年，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截至2010年4月30日，该基金的3年年化收益率为9.42％。

泛新兴市场基金也是可以考虑的选择。泛新兴市场基金除了投资于金砖四国外，在亚太市场、东欧、中东、非洲等地区均有一定的投资部署。如安本环球—新兴市场基金，主要的投资重点在拉丁美洲，其第一大重仓股为巴西的铁矿石巨头淡水河谷，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leo Brasileiro S.A.ADR)位列其第四大重仓股；亚洲，包括新兴亚洲和已发展亚洲则是安本新兴市场的另一大重点投资区域，像中移动、韩国三星等都是其重点持股；此外，该基金在新兴欧洲的投资比例占到了11.79％。晨星数据显示，安本新兴市场近5年的年化平均投资收益率为19.56％，近1年的回报率达到68.14％。

当然，投资者也可以根据自己对于新兴市场的判断，进行分区域的投资，主要的分类可以按亚太基金和东欧、非洲基金来进行。

可选新兴市场QDII

对于境内投资者来说，一种新的投资新兴市场的渠道正展现在面前。今年以来，境内多家基金公司发力QDII市场，与前几年的QDII基金产品相比较，新一批QDII基金的亮点在于其主题性更加突出，如国内首只海外指数基金——国泰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为境内投资者直接投资美国股票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近期，国投瑞银推出了旗下的全球新兴市场精选股票基金(LOF)，则为投资者分享新兴市场快速增长成果提供了可能。

据介绍，与目前已有的QDII基金主要投资于中国香港和海外中国股票显著不同的是，国投瑞银的这只QDII基金将来的投资区域主要以金砖四国为主，其中通过中国香港投资中国的比例仅占到20％左右的水平，而同属金砖四国成员中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将得到更多关注。

同时，在国投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精选股票基金的运作中，将由瑞银环球资产管理(新加坡)有限公司担任投资顾问。该公司在业内拥有出色的管理业绩，管理着多只新兴市场基金。根据UBS Fund Facts数据统计显示，2009年瑞银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型基金收益率达到81.96％。在2010年理柏基金评选中，瑞银俄罗斯基金获3年期第一名，瑞银大中华基金获3年期、5年期两个第一名，说明瑞银对新兴市场投资拥有较为成熟的经验。

定投最稳妥

投资者在进行新兴市场投资时，也需要采用必要的手段进行风险的控制。广为提倡的定期定额投资方式虽然听上去有点“太耳熟”，但对于高波动率的新兴市场来说，仍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风控手段。

可以看这样一个例子，以俄罗斯基金作为我们的投资对象，如果依靠单笔投资的方式，从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到2010年3月底，俄罗斯股市与金融海啸前的高点相比，仍有40％的差距。然而如果使用定投的方式，每月投入固定资金，受益予2009年低点以来俄罗斯市场超过180％的强劲反弹，从2008年9月到2010年3月底，以定投的方式进行投资获益则可达70％。-40％与+70％，定投的方式在其中发挥了绝对性的作用。

同样，以领先纳指ETF为例观察，在2008年9月一笔买入或每月第一个交易日做月供定投，统计至2010年4月16日止，一笔买人，盈利为7.9％，而采用月供定投的方式，盈利可达31％。

所以面对波动性较大的投资标的，如新兴市场，定投无疑是获取赢利、规避风险的最佳方式。

作者：冯庆汇

新兴市场直接投资论文 篇3：

疫情冲击下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特征及趋势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世界各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都带来重大冲击。本文分析了202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特征，并根据资本波动和经济复苏情况预测了未来一年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趋势，探讨了未来新兴市场经济体需要关注的风险。

关键词：新兴市场经济体  跨境资本流动  直接融资  债务违约

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遭受重创。202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下降4.4%，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将萎缩5.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萎缩3.3%。国际金融协会（II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8%，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2009年全球经济增速为-0.4%。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20年5月底出现低谷值-2.4%，相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6.1%来说，所受冲击明显较小。

尽管如此，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具有内在的金融脆弱性，其金融市場在2020年一季度受到较大冲击，并体现在资本流动的波动上。2020年3月，美国股票市场4次熔断引发全球避险情绪增强，美元指数大幅上升，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严重的资本外流。资本外流促使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贬值加剧，多国货币相对美元贬值幅度都超过20%。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债券风险溢价不断上升，基准全球新兴市场债券（EMBIG）指数大幅攀升，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加剧。从2020年二季度开始，随着各经济体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及疫情蔓延略有缓解，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外流情况有所改善。展望2021年，新兴市场经济体有望继续迎来资本流入，同时资本流动的结构将出现一些新变化，应积极防范其中可能蕴含的风险，及早制定前瞻性应对政策。

2020年跨境资本流动特征

根据II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年度跨境资本流动数据以及季度、月度证券投资组合资本流动数据，笔者研究了25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跨境资本流动情况，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特征。

（一）资本外流现象明显

2020年初，疫情的暴发使得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急速上升，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跨境资本出现突然停滞，流动性不足也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大量的资本流出。

从资本流动的角度分别来看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见图1），自2013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入1处于下降趋势，2020年受疫情影响，非居民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净投资规模同比减少13.43%，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者对非居民净投资规模同比扩大9.82%，说明疫情使得投资者对安全资产的需求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了资本外流。

然而，不同类型资本流动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见图2）。首先，由于直接投资具有长期投资的特质，在疫情这一短期冲击下，流入和流出都并没有剧烈波动。其次，证券投资组合和其他投资都以短期为主，并容易成为投资者的投机渠道，在疫情冲击下主要是证券投资组合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其他投资流入在2020年有所增加，2020年其他投资流出虽有所扩大，但流入规模也有所增加。具体来看，2020年证券投资组合流入比2019年减少了1940亿美元，2020年证券投资组合流出比2019年增加了323亿美元，说明疫情对资本流入影响更加明显。

（二）结构和阶段性特征明显

202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入整体大幅减少，但是在不同时期，资本流动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疫情暴发初期，主要是一季度;第二个阶段为疫情冲击平稳期，包括二至四季度2。

1.金融市场受疫情影响严重但反弹较快

2020年一季度，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入明显减少（见图3），3月全球四个区域（亚洲、非洲和中东、拉丁美洲以及欧洲）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入为-902亿美元，是有史以来资本流入的最大减幅。然而，随着各国应对政策的出台，资本外流趋势触底并开始反弹。4月资本流入大幅增加，且后期持续为正。区域方面，二、三季度的资本流入主要源于流向非洲和中东地区以及欧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亚洲地区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入从9月才开始变为正值，并成为拉动四季度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入的主要因素。

2.股票市场为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主要渠道

疫情冲击对境外投资者股权投资的影响较大，新兴市场经济体股票市场的资本流动成为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主要渠道（见图4）。2020年初，全球金融环境出现动荡，美股大幅下跌，投资者避险情绪高涨，恐慌指数（VIX）急速攀升至80以上。股市流动性不足，新兴市场经济体股权资本流入在2月变为负值。3月全球股票市场多次熔断，股权资本流入进一步减少。与2019年四季度相比，2020年一季度新兴市场经济体股权资本流入减少911亿美元，占证券投资组合流入减少幅度的90%。

2020年初美元指数的上升迫使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券风险溢价上升，利差扩大，债券发行出现停滞。与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新兴市场经济体债权资本流入减少94亿美元。不过与股票市场相比，债券市场受疫情影响仍相对较小（见图5）。

分地区来看，与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经济增速跌幅并非最大，但其股票市场受疫情冲击最大，且恢复较慢。在2020年第二、三季度，其他地区的股权资本流入逐步恢复为正，只有亚洲地区仍然为负。非洲和中东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动受疫情冲击较小，其股权和债权资本流入在2020年第二季度即恢复，且增幅最大。

3.跨国银行信贷以满足短期流动性为主

对比25个新兴市场经济体2019年和2020年的跨国银行信贷流动数据，笔者发现在国际金融环境出现动荡期间，新兴市场经济体亟须通过跨国银行获取短期流动性以维持国内金融稳定。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第一季度），通过跨国银行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短期贷款环比增加212.04亿美元，长期贷款环比急速减少1091.65亿美元。在疫情防控局面向好的第二季度，跨国银行的长期资本流入减小幅度收缩，短期资本流入出现明显下降（见图6）。

4.跨国银行信贷流入部门结构分化

总体来看，金融部门、家庭消费和企业生产、投资受疫情抑制明显，流向这些部门的资本在2020年第一季度急速减少。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部门间的资本流入具有明显差异（见图7）。

与2019年相比，银行部门资本流入（境外贷款）在2020年第一季度进一步减少为-259.29亿美元;非银行金融部门、非金融私人部门（包括家庭和企业部门）的资本流入在疫情冲击下急速收缩。据BIS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这三个部门的总资本流入大幅下降至-581.57亿美元，而2008年第四季度该值为-552.83亿美元。2020年第二季度，银行部门的资本外流稍有缓解，而非银行金融部门和非金融私人部门的资本流入已经转正，这说明疫情对后两者只是短期冲击。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流向非金融私人部门的资本波动幅度更大，2020年第一季度资本外流达-484.22亿美元。

此外，疫情冲击对主权债务的影响与其他危机时期明显不同。回顾2008年、2013年和2015年这些资本流入发生较大波动的时期，官方部门的资本流入都为负，并且会持续到下一季度。而在2020年疫情期间，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资本流入减少，跨国银行的资本流入相对集中在央行或政府等官方部门。在疫情局面转好的2020年第二季度，官方部门资本流入却减少为负，这与短期跨国银行资本流入的趋势相同。可能的原因为：在疫情暴发期间，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增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急需流动性，不得不进行债务重组、债务展期或者债务置换等操作，从境外金融机构获得短期贷款，造成了短期主权债务规模增加。待到疫情局面好转，预期未来经济逐步恢复，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快了对短期债务的偿还速度。

未来跨境资本流动趋势

（一）亚洲国家将成为资本流入的主要区域

总体来看，202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只有一季度的资本流入遭受重创，从二季度开始，随着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疫情防控的加强，资本外流趋势接近尾声，资本流入小幅回升。预计2021年国际资本有望重新大幅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原因主要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基本面好转、金融市场趋于稳定等。

IMF在202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恢复至5.2%，其中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将达到5%。这将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IIF报告预计新兴市场经济体2020年资本流入将达到8672.47亿美元，2021年将进一步增至10560.95亿美元，同比增幅达21.78%。其中，预计流向亚洲的资本将出现较大反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同时，流向中东国家的资本也将有小幅回升，主要是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两国资本流入的驱动。

（二）直接融资仍将是资本的主要流动渠道

从资本流动的结构来看，相比通过银行作为中介的间接资本流动，直接融资方式的资本流动有望大幅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风险正是通过银行等中介机构渠道传导至全球经济体的。各国逐渐意识到间接融资的弊端，开始发展直接融资。新兴市场经济体证券投资组合流入规模自2014年开始逐渐超过其他投资形式，在总资本流入中占据较大比例，并逐渐成为驱动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IIF数据显示，仅2020年11月新兴市场经济体证券投资组合资本流入就达到765亿美元，月度流入规模为近5年最高水平。

目前，对外证券组合投资尚未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走出去的主要方式，但其他投资账户下的资本流出已形成明显的波动收缩趋势。未来证券投资组合流出规模有望超过其他投资流出规模。

（三）债券市场将成为资本流入主要渠道

未来不同渠道资本流入的发展趋势将逐步分化。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债券融资已逐渐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入的主要渠道。从股权流动变化来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股票市场极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且影响持续时间较长。据IIF统计，2020年6至11月新兴市场经济体股权投资流入规模为800亿美元，债权投资流入规模达1100亿美元，疫情期间债权资本流入的稳健性显示各国债券市场的稳定性强于股票市场。因此，对于境外投资者来说，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权投资将是风险较小的投资方式，预计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21年将面临较大规模的债权投资流入。

新兴市场经济体需关注的主要风险

从2020年6月开始，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有明显的反弹，但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社会安全网建设水平和医疗保健能力仍存在不足，扩张性宏观政策发挥空间较小，仍将面临严峻挑战。

（一）实体经济与金融背离的风险

疫情冲击下的资本流动反映出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实体经济和金融背离的现象。据IIF预测，2020年欧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受挫最为严重，经济增速将分别萎缩4.7%和5.0%，但是其资本流出规模却远远小于亚洲地区。受中国经济拉动，亚洲地区的经济收缩幅度较小，但该地区的证券投资组合资本波动反而更大。这体现出市场避險情绪和流动性短缺对资本流动的较大影响。当前，新兴市场经济体股票市场的动荡风险并未完全解除，未来仍存在投资者情绪波动带来的资本大幅波动风险。

（二）主权债务违约风险

2020年3月，受美元指数大涨影响，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从二季度开始，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汇率逐渐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如泰国、墨西哥、南非等。而另外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土耳其等，其货币仍呈现贬值趋势。

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货币显著贬值会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增大本币计价的外债规模，推升了以外币计价的外债规模较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债务违约风险。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债占GDP比重自2011年以来显著上升，2020年已达70%（见图8）。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际债务危机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亚债务危机，当时阿根廷、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都积累了大规模外债，而资本流入逆转和货币贬值的叠加效应则加速了债务危机的爆发。2020年疫情初期，这种情况再次出现，阿根廷政府向IMF及私募基金债权人申请债务重组，并宣布将延期偿还到期美元债务100亿美元。

與股票市场相比，债券市场和跨国银行的资金流动更能反映出主权债务风险的上升。据笔者计算，2020年3月代表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债溢价的EMBIG指数增长34.36%，显示新兴市场经济体仍面临较高的债券融资成本。为满足流动性需求，新兴市场经济体官方部门又大量借入短期贷款。其短期外债风险依然较大，尤其是短期主权债违约风险或将进一步增加。

在全球金融开放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已成为全球中心国货币政策外溢的主要渠道，跨境资本流动频繁并不可怕，但如何将跨境资本流动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却一直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重大挑战。预计未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跨境资本流入将呈现波动增长之势。从长远看，随着世界对疫情防控的加强以及各国应对政策的完善，实体经济有望加速恢复，届时资本流动也将更加趋于稳定。

注：

1.资本流入是指非居民对本国居民净投资形成的资本流动，若当期净投资为正，则表示资本流入，绝对值的增减表示流入规模的增减。同理，资本流出是指本国居民对非居民净投资形成的资本流动，若当期净投资为负，则表示资本流出，绝对值的增减表示流出规模的增减。

2.对于其他投资账户资本流动的分析，由于数据可得性，第二阶段只包括2020年第二季度。

责任编辑：刘颖  鹿宁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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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énétrix A. S，Lane P R，Shambaugh J C. 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posures， Valuation Effect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5（96）：98–109.

[3] Robin Brooks， Elina Ribakova， Sergi Lanau， Jonathan Fortun， Benjamin Hilgenstock. Capital Flows Report Sudden Stop in Emerging Markets[EB/OL]. https：//www.iif.com/Portals/0/Files/content/2_IIF2020_April_CFR.pdf.

作者：钟红 刘家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