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和提高，节能环保意识增强，同时对于生活高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绿色环保的生态理念已经成为当下人们追求的一种物质生活的体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体现，这对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及社会建设来说，意义重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论文 篇1：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

摘要

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利用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30个指标数据，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动态变化进行测度，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结果表明：①2005以来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型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减弱，社会城市化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资源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但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对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力正变得日益重要。②各城市间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较大，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较小。自2005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的城际差异无较大改变，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城际差异正变得日趋缩小。位于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变动较之其他省份更为显著。③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协调类型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并以初级协调型为主。2005以来中部地区多數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不变，关系恶化的资源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西和湖南，关系更为协调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位于山西。④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显著，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成熟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⑤城市化滞后仍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城市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模型;资源型城市

DOI：10.12062/cpre.20170436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早在19世纪初英国学者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的城市发展理念以协调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20世纪联合国人与生物圈发展规划(MAB)将人类聚居地的综合生态研究列为重点研究项目，引起世界性广泛关注。随着20世纪80年代《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发布，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评价研究掀起了学术研究高潮[1-2]，特别是过去的20年来，伴随全球环境问题的加剧，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研究呈快速增长的趋势[3]。

我国学者关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关系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环境响应、二者耦合规律的揭示以及协调关系的评价[1-2]。以方创琳为代表的研究团队注重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作用机理的研究，提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六大基本定律[4-5]，随着近年来特大城市群地区上升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和城镇化的主体区，该团队建立起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效应解析的理论框架及技术路径[6]。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定量评价主要是应用耦合模型[7-8]、EKC模型[9]、灰色系统模型[10]、双指数曲线模型[11]、投入—产出模型[12]以及模糊物元分析模型[13]等来实现二者关系的定量评估，其中刘耀彬等学者建立的耦合协调度模型被广泛应用到全国[14]、区域[15]、省级[16]、城市[17]、城市群[18-19]等不同空间尺度。

作为特殊类型区域，资源型城市是我国重要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以资源依赖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典型特征，普遍存在城市化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来源于资源型产业发展，城市经济发展结构单一化，城市工矿职能突出、服务职能不足，公共设施建设不足等城市化问题[20-21]，而与此相对的是严重的生态问题，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作用以及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作用较之其他地区更为突出[22-23]。如何协调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是该类型区域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资源型地区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到底处于什么样状态，尚能和谐共生还是已处于失调发展状态，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中部地区是我国资源型城市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我国产业转移、城市化发展潜力和增速较快的地区[24]，对该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过程及演变趋势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的讨论，有助于加深对资源型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解。

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中规划的资源型城市中，地级行政区有126个，其中中部地区共37个，占中部六省82个地级行政区将近一半。在37个资源型城市中，山西省10个，安徽省9个，河南省7个，湖北2个，湖南4个，江西5个。各个城市对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因此规划中依照它的资源供给优势和协调发展潜力，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即成长、成熟、衰退和再生型(见表1)。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6—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山西省统计年鉴》、《安徽省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河南省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江西省统计年鉴》以及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的各年自然生态质量报告、水资源报告及国民经济统计报告等。

2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测度方法

2.1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处理

2.1.1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准确评价城市化水平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4，18]，按照典型性、科学性、可比性和可获得性的原则，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评价从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概括，选取15个指标，构建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标体系;对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评价从资源要素、生态条件、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治理四个方面来概括，选取15个指标，构建生态环境水平综合指标体系。二者共同形成对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测度的指标体系(见表2)。

2.1.2数据标准化处理

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指标采用不同的无量纲化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当指标值有同向作用时，即指标值越大越好时，采用公式(1)进行数据处理;当指标值有反向作用时，即指标值越小越好时，采用公式(2)进行数据处理。

公式中，Xj表示第j项指标实测数据值，Xmax表示第j项指标实测数据中的最大值，Xmin表示第j项指标实测数据中的最小值，X′ij表示实测数的标准化值。2.1.3权重确定为较为客观地进行测量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水平，在此采用熵权法来确定二级指标权重，在二级指标基础上加权汇总得到一级指标。从2005—2014年一级指标的权重变化状况可以反映出人口、经济、空间和社会城市化在资源型地区城市化系统中的重要程度变化以及资源条件、生态条件、环境压力和环境治理在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系统中的重要程度变化。

研究发现，人口城市化的权重在城市化系统中不断趋于下降，且趋势比较明显，经济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的权重在城市化系统中趋于上升，且社会城市化权重要大于经济城市化，表明2005以来在资源型地区人口城市化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在减弱，而社会城市化对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在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在二级指标中，城镇人口密度历年来权重都位居第一(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在10%以上)，因此，提高人口集聚程度，加强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应是提高资源型地区城市化水平的着力点。

在生态环境系统中，资源条件对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较大，而生态环境压力对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最小，近年来生态治理水平在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评价中趋于日益重要的地位。在二级指标中，人均水资源量、森林覆盖率、工业SO2除去率对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贡献份额较大，因此提高水资源储备、增加森林覆盖率、提高工业部门环境污染的治理水平应当是提高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有力措施。

2.2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模型

耦合度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受自身和外界的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由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这两个整体具有相互關联作用，前者能够对后者产生影响，反之亦然，因此可将耦合理论应用于对二者交互作用研究[14]。即：

其中，C是耦合度，f(U)是城市化子系统，g(E)是生态环境子系统。

进一步，可以建立以下模型测算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即：

其中，C表示的是耦合度，D表示的是耦合协调度，T表示的是综合调和指数，α表示的是城市化的重要性，β表示的是生态的重要性。D的测算数值越大，表示所研究的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准就高;相反D的测算数值小则表示它们两者没有实现协调发展。参考相关研究，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划分为十个类型，并根据城市化综合指数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进一步划分为城市化滞后、生态环境滞后和基本协调三个子类型(见表3)。

3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动态分析

3.1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动态变化的城际差异

3.1.1城市化综合水平城际差异

由于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37个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指数差异较大，2005年以来37个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指数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距大都保持在0.4—0.6之间， 变异系数比较平稳，仅2014年最高值铜陵(0.698)与最低值宿州(0.158)之差达0.54，变异系数有微增加。从均值变化看，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趋于下降(见表4)。

2005年，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处于高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化综合指数0.45以上)有12个，除湖南外，各省均有分布;中等发展程度(城市化综合指数0.35—0.45)的城市有13个，主要包括山西、河南和湖南的资源型城市;低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化综合指数0.35以下)的资源型城市有12个，主要是安徽和江西的资源型城市(见图1a)。2010年，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有所提高，低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城市减少到9个，忻州、吕梁、运

城的城市化水平都上升到中等发展程度，朔州、长治和三门峡上升到高城市化发展水平，仅淮南和景德镇城市化水平出现下降(见图1a，b)。至2014年，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程度未发生变化，变化仍主要发生在山西省，晋中城市化水平提升，而朔州、长治又分别回退到先前的中等发展水平，忻州回退到低发展水平;此外，娄底和郴州城市化发展程度也降低至低发展水平，低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城市又增加到13个(见图1b，c)。总的来看，2005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程度变化剧烈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位于山西省境内，并且山西省内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趋于不断提升，其他省份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发展程度大多未有变化，有发生变化的资源型城市其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则出现下降。3.1.2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城际差异

与城市化综合水平变化相反， 2005年以来37个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普遍趋于上升， 并且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城际差异不断减少，2005年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差距为0.37，到2014年差距减少到0.21，生态环境变异系数趋于下降(见表4)，说明2005—2014年间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城际间差异逐渐缩小。

2005年，多数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生态环境综合指数0.4以下)的资源型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山西省，高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生态环境综合指数0.5以上)的资源型城市主要集中分布于江西、安徽和湖南(见图1e)，这与前述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关键因子分布水平密切相关。从变动来看(见图1e，f，g)，2005—2010年生态环境变动明显的资源型城市集中分布在山西省，并且生态环境综合水平都由低级提升到中等水平，此外，洛阳、景德镇生态环境水平也由中等水平上升到高级水平;而滁州、黄石的生态环境指数水平下降到次一级水平，到2014年，朔州生态环境继续好转，但忻州、吕梁、洛阳生态环境退回到先前低水平，长治生态环境得到提高并提高到高发展水平，南阳、衡阳生态环境恶化到中等水平。总体来看，2005年以来37个资源型城市中以山西省内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变动明显，一些城市虽有所波动，但总体趋于改善;南阳、滁州、黄石和衡阳等4个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水平降低，其他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并未有较大改善。

3.1.3耦合协调度的城际差异

基于上述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分析，根据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测算2005—2014年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的各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发现均处于0.5—0.8的范围内，根据前述表3分类，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水平在勉强、初级、中级三种协调类别状态内变化，表明中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都已进入磨合状态。

从各城市的耦合协调类型及其变动看(见图2)，2005年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以初级协调为主(0.6≤D≤0.69)，勉强协调型(0.5≤D≤0.59)的资源型城市有3个，中级协调型(0.7≤D≤0.79)的资源型城市也仅为5个;到2010年，勉强协调型减少为2个，中级协调型增加为6个，忻州、吕梁由勉强协调型发展到初级协调型，亳州的耦合协调度下降变为勉强协调型，新余由初级协调型向中级协调型转变;到2014年，有南阳、滁州、亳州、宜春、郴州和赣州6个城市协调关系出现下降，勉强协调型增加到8个，湖南郴州由中级协调下降到初级协调，仅阳泉、黄石的耦合协调度增加，协调类型从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转变，中级协调型城市增加到7个。

总体来看，中部地区多数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不变，并以初级协调为主，洛阳、焦作、铜陵始终处于中级协调型，宿州始终处于勉强协调型，平顶山等18个城市始终处于初级协调型。有吕梁、阳泉、晋城、新余一直处于不断协调状态，有亳州、南阳、滁州、宜春、郴州、赣州、邵阳7个城市协调关系恶化显著，有忻州、黄石

处于不稳定状态，从发生变化的资源型城市分布看，资源型城市协调关系趋于改善的城市主要分布于山西省，协调关系恶化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西和湖南。

3.2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耦合关系动态分析

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开发程度不同，与此相伴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关系不同，在此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的划分标准，基于2005—2014年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各年度均值变动情况来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动态变化。

3.2.1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环境水平的变动态势

从不同类别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指数及其变化看(见图3a)，发现衰退型和再生型资源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较高，而成熟型和成长型资源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相比较低。从变动趋势看，成长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指数总体趋于上升;成熟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较为平稳，仅在2012年之后有所下降;衰退型城市，变动也较为平缓，城市化水平基本保持不变;再生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虽在2008—2010年有波动上升，但整体趋势下降，表明再生型资源城市在基本摆脱资源依赖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在发展培育新兴产业、加快现代服务业等方面还存在重重困难，导致城市化综合水平出现显著下降，2010年后城市化综合水平尚不及衰退型城市。

从不同类别的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及其变化看(见图3b)，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资源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别不大，且近10年来的变化幅度亦不大，仅成长型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水平较低，但其生态环境水平提高幅度较大。整体来看，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不大，2005—2014年间37个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总体趋于改善。

3.2.2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耦合协调度动态变动与协调类型

由于耦合协调度分别取决于城市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由于上述不同类型资源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变动不大，因此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耦合协调度的水平与变动与城市化综合指数相似，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成熟型城市和成长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从变动来看，2005年以来再生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下降的趋势比较明显。成熟型、衰退型城市虽有波动，但大体保持稳定。成长型城市朔州耦合协调度提升明显(见图4)。

根据城市化综合指数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的关系，计算2005年以来各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的均值，对各城市进行子类型的划分发现，城市化滞后型有12个，生态环境滞后型有3个，基本协调型有22个(见表5)。

在中部的37个资源型城市中，只有朔州市一个成长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基本协调。朔州市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开采在近年来进入稳产高产期。由于资源开发处于上升阶段，生态环境整体水平较好，从近十年来朔州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可以看出，朔州市处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初级协调阶段，但由于资源型城市所特有的城市发展属性，朔州自2010年以来城市化综合发展已经开始滞后于生态环境综合的发展。

成熟型城市的资源开发处于稳定阶段，现有资源的存储规模仍较大，也是目前我国能源资源保障的核心区。该类型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较高，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看，多数成熟型城市属城市化滞后型。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程度等级发生显著降低的城市亳州、滁州、宜春、赣州主要是成熟型城市，这些城市耦合程度的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综合水平的下降，导致城市化滞后现象没有改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恶化。

衰退型城市的资源消耗殆尽，历史遗留问题相对严重，由于该类型城市一般经历资源开发的兴盛阶段，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水平较高，处于中级协调类型，但是一些城市在转型增长过程中面临着内生动力缺乏问题，城市化综合水平较低且发展缓慢，导致尚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江西景德镇2008年后已开始从基本协调向城市化滞后类型转变。

再生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较高，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协调关系多为中级协调。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洛阳自2006年起由生态环境滞后型向基本协调型转变;马鞍山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有不断上升趋势，生态环境滞后的情况在不断改善。由于再生型城市大多大已从资源依靠模式中进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斷完善，城市发展质量提升，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有望提高到高级协调阶段。

整体来看，参照与资源型城市的生命周期模型[25]，可将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抽象为一个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发展历程，大致会经历由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城市化滞后——初级协调，基本协调——中级协调，城市化滞后——中级协调，基本协调——高级协调，生态环境滞后——高级协调的过程，而城市化滞后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在进入高级协调阶段前不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4结论

基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对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关系动态变化进行测度，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1)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城市化综合水平趋于下降并且城际间的差异增大，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则趋于上升且城际间的差异逐渐减少。位于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变动最为突出，城市化和生态环境水平均趋于改善，这可能得益于2010年山西省被设定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后地方政府在城乡统筹、环境治理等发展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

(2)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在0.5—0.8区间内，处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磨合期，归属于勉强协调型、初级协调型和中级协调型。中部地区大多数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水平在十年间保持了较平稳的发展，二者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协调，宜春、赣州等少数城市由于城市化水平的大幅降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水平出现显著下降。

(3)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显著，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有相对明显的程度分化。成长型和成熟型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为初级协调型;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多为中级协调型。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滞后仍是不协调的主要原因。

未来十年还将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期，而资源型城市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和难点。目前一些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本底和城市发展基础已遭严重破坏，随着对生态环境的日益关注，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进等方面采取举措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环境的改善为大势所趋，然而由于资源型地区极易遭受“资源诅咒”，加之资源型地区比较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21]，城市化发展滞后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如何提高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质量将是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本文对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的结构性分析来看，社会城市化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因此，提高人口集聚程度，加强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应是提高资源型地区城市化水平的重要着力点。

(编辑：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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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国霞 刘婷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论文 篇2：

大同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和提高，节能环保意识增强，同时对于生活高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绿色环保的生态理念已经成为当下人们追求的一种物质生活的体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体现，这对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及社会建设来说，意义重大。当下，我国多个地区城市都在寻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其中，城市化发展重点体现在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以及空间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等方面。而生态环境建设更是当下世界各国发展的核心思想，目的就是进一步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环保发展，从而能够更好的应对资源紧缺及环境恶劣的问题。

关键词：大同市;城市化;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我国经济水平在不断得到提升的背后，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但是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也不得不面对和重视。以往，人类对于经济利益的盲目追求导致地球可用资源被过分开采，资源过度浪费，环境问题极度严重，生态环境不断遭受着各种生活垃圾、建材垃圾以及其他的各种垃圾的污染，给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逆伤害，人类也因此遭受了很大的创伤。而在城市化发展与建设的过程中，通过与生态环境的融入，实现协同发展能够更好的促进现代化城市建设，以此来促进城市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长期性的发展。本次研究以大同市为例，探究该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相关事项，通过从轻度失衡期、基本协同期以及优秀协同期几个方面分析大同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评价，并以此为依据来深入探究大同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策略，以此来为该市现代化发展提供重要依据，探寻有效路径。

一、大同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评价

(一)协同发展的轻度失衡期

作为山西省省辖市，大同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受到山西省内高度关注，作为我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国家已将其视为新能源示范城市。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角度来看，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批准大同市开展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规划以来，就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基础设施与项目建设的开展，将其作为山西省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示范区。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时代发展的进步，生态环境建设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从2002年第一次山西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座谈会在大同召开以来，就明确了能源产品的发展与研发方向。此次会议代表了大同地区能源化工基地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

自此以后，大同市积极重视经济产业的发展，将发展重心放在工业发展上，随着工业快速发展，随即也对大同市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虽获取了较高的经济效益，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但生态环境建设的力度还是有所缺失，该市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区域较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重复考虑到大同市环境敏感的弱点，使得生态环境破损现象逐渐严重，也导致其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建设协同发展上较为缺乏，使两者无法实现共同发展，下图1为大同市2003年-2010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走势，该阶段属于大同市协同发展的轻度失衡期。

(二)协同发展的基本协同期

自从2010年后，随着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理念的深入，在各级政府的引导下，明确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重要性与意义，而大同市在政府正确领导及各界群体与全市人民的努力中，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由协同发展的轻度失衡期转变为协同发展的基本协同期，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方面已基本实现协同。大同市积极响应国家城市与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的政策，且融入到山西省现代化城市规划建设布局中。其中，在城市化发展方面，仍旧是以经济发展为主导，重视传统行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积极开展新型行业，而在煤矿开发与石油化工等传统优势行业方面，在不断探究创新发展的路径，尤其是在科学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注重环境保护，以生态环境建设理念为主导来实现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在经济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在招商引资方面力度有所加大，且重点建设环境保护项目，尤其大同地区水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无论是在污水整治，还是城市水生态体系的优化，都标志着大同市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方面已基本实现协同发展，两者有效结合为大同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基本协同过渡期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后续协同长期性发展而提供保障[1]。

在2011年-2016年这段时间中，由于大同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基本协同的实现，不仅为该市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且极大的改善了大同地区的生态环境，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进一步提升了大同市综合实力，在2014年，大同市的经济总量首次突破400亿大关，达到了438.2亿元人民币。这离不开大同市政府及各级部门的努力，其审时度势，结合大同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以生态环境作为导向来实现长期性发展[2]。总的来说，大同市协同发展的基本协同期处于2011年-2016年这一阶段，这是大同地区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第一次体现出节能降耗及环保发展的理念，也切实解决了过去多年来大同市生态环境基础薄弱的问题，在工作生产形式上出现了较大转变，下图2为大同市2011年-2016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走势。

(三)协同发展的优秀协同期

自2016年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渐渐明朗，随着我国经济总体实力的提升，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自从2017年开始，生态环境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国家推行了相关政策，大力促进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2017年-2021年，在这期间虽经历了新冠肺炎特殊时期，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碍，但两者的协同发展却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完美过渡，从基本协同期过渡为优秀协同期，促进大同地区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3]。在此过程中，大同市大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在新能源等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确保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的顺利开展，从2017年起，大同地区将新增资源税收入均用于民生改善，并致力于生态环境创新发展的实現，进一步提升其与城市化发展的协同度[4]。

在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同市重视多项产业的发展，并以第二产业为导向，实现经济稳步增长，且大力践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以此来实现全面协同发展。根据2018年山西省各市生态环境建设情况报表来看，大同市无论是在空气质量环境，还是水环境与城市道路环境方面，均已得到极大的改善，其也成为山西省文化城市的代表，在创文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这也促进该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走势进入优秀阶段。而这一阶段中，大同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具备较强的协同性和一致性。但总的来说，仍需进一步完善相关事项，无论是城市化发展，还是生态环境发展，都要从单一化的形式转变为多元化发展形式，并重视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力求通过技术革新的方式，以科技为引导来促进大同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度的提升。相比于以上两个阶段而言，优秀协同期标志着大同市在城市与生态环境发展方面已取得较大成就，而优秀协同期的走势具体可见下图3。

二、大同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对策

(一)加强调控，促进协同

政府部门应当提升可持续发展意识，将这些可持续的环保的发展意识运用在实际工作中，始终秉承着以保护环境和为人类的健康为出发点的原则，加强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加强生态意识，在政府工作中运用生态策略，从而减少城市化发展建设对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满足人们生理和生活的需要。生态策略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当让多个部门参与其中，提升生态策略的使用效能，发挥它真正的作用，为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利力量，帮助人与自然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的构建。通过构建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将生态环境发展理念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并增强环境管理体系的宏观调控，在规划大同市城市化发展方面，要以推动生态环境及城市化协同发展为主导，实现共同发展[5]。就当下大同市开展的生态环境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来看，随着公共环境禁烟力度的不断加强，以及工业排污量的管控情况来看，调控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且在发展决策部署上，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构建联动机制，以联动工作的形式共同进行探讨。同时，在招商引資方面，要重点开展生态环境建设投资，以此来平衡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以此来全面促进协同发展的实现。

(二)建立机制，保障协同

不同行业在发展中，都需构建生态环境发展的机制，在完善机制的构建下才能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提供保障，以此来降低能耗，节省资源。例如在建筑行业发展方面，协同机制的构建需重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的开展：1.择优选择建筑场地：建筑开始之前需要对于周边的环境进行勘察，选择适宜的建筑场地进行修建。地形勘察的同时应当保证对于周年的地质、水文以及气候等方面的条件进行核查，保证在适宜的环境下进行修建，减少后期地质灾害等事件的发生，为们的居住提供基础性保障。2.节约能源：众所周知，在建筑进行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建筑垃圾，这些垃圾对于人们的身体和周边的环境都会产生巨大的伤害，尤其是对于环境产生的危害是不可逆的，一次你，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应当首选节能环保的建筑材料进行使用，减少对于环境的污染，同时对于二次的回收使用也能提供更多的便捷。在取人工照明和空调设施时， 必须通过良好的建筑热工处理， 以充分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能源的消耗问题。始终将环保理念运用在建筑过程中，提升它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建筑过程中还可以将现阶段发展较为成熟的风能、水能等能源利用在自己的建筑当中，减少鞥员的消耗的同时还能提升建筑的效率[6]。3.建筑材料的使用：建筑行业现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在材料的选择方面应当以环保理念为主，绿色环保建材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减少因环境污染出现的问题，但却能够将产生的污染降到最低，在一定范围之内控制污染，减少对人体的伤害。因此在建筑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上面应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择，首选无污染、易降解、可再生的建筑材料，减少污染。4.重视旧建筑更新改造：上述文章所说，我国在建筑方面的发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有很多原始的建筑是可以参考或者是直接使用的。对于一些年久失修的无参考价值的建筑物可以直接选择拆除，对于那些意义较为深远的建筑物可以选择保留，提升这些建筑物的使用率。旧建筑的更新使用同样也是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是建筑文脉的延续，符合当前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继承。无论是在建筑行业、还是其他行业中，在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发展理念的促进下，都应构建相应机制从而实现各行各业工作形式的转变，这样才能切实做到协同发展[7]。

(三)树立观念，统筹协同

生态环境发展目前已成为地区经济及国家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及文化稳定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不是大同市发展所希望的，强大富裕而环境污染更不是大同市的发展目标，只有在尊重自然规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同时，实施经济建设将生态文明融入日常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才能实现永续发展、长治久安。所以必须加强巩固生态文明观，这是人们的精神内涵，只有这样，为了实现美丽中国坚实信念，才能真正的实现中国梦。

(四)健全法规，扎实协同

为了稳定大同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扎实协同，还需以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准，通过健全法律法规来规范大同市城市与生态环境发展的相关事项，使相关工作的开展能够做到有规可循、有法可依。要不断完善现行的生态环境发展制度与相关法律条文，以此来有效整治不配合、不治理及不符合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行业，为其协同发展的实现构建良好环境。重点健全《大同市环境定量考核制度实施办法》与《工业污染物排放申请登记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而在加强生产技术创新及资源节省发展方面，政府部门要积极鼓励企业投资引入低消耗与高产量，以此来降低污染，实现环境保护。除此之外，要想进一步的稳固协同，使大同市城市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从优秀期过渡为稳定期，还需对城市与生态环境发展贡献企业采取奖励措施，制定相关法规，以此来积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到大同市城市化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工作中，进而也能体现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及权威性，有助于该地区法制社会的构建。

结语：

从上述研究分析来看，目前大同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已趋于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而该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已具备悠久的历史，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示范优秀区，作为山西省的省辖市，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实现，为山西省经济实力提升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规划方面，还需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建筑设计行业为例，其生态建设理念的融入，直接影响我国生态建筑研究的战略方向[8]。当前我国针对建筑设计方面的法规已经有了相应的出台，对我国节约建筑能耗，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新和完善，进而才能够使得建筑设计工作在生态策略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加持下使其工作开展能够更加合理化、规范化，并帮助可持续性发展道路的延伸创造更好的理论条件。目前，我国多个地区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方面还未进入优秀协同期，仍需各级政府部门不断的努力及專家学者们不断的研究与实践来提出具备较强实质性的城市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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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卢瑜，向平安.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同耦合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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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图尔荪阿依·如孜，阿里木江·卡斯木，高鹏文，等.多源数据融合下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J].测绘通报，20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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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东(1982.05)，男，汉族，山西兴县人(籍贯)，研究方向 ：社会学

作者：刘东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论文 篇3：

东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探究

[摘要]以山东省单县为例，实证分析了东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并大致得出二者的关系模型，最后对这些地区城市化可持续发展路线提出初步意见。

[关键词]东部地区;欠发达;城市化;生态环境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地区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对欠发达地区而言，促进城市化也成为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必由之路。城市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也引起了许多负面效应，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和克鲁格提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EKC(EnvironmentluznetsCurve)”假设。黄金川，方创琳揭示出区域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交互耦合存在低水平协调、拈抗、磨合和高水平协调四个阶段。刘耀彬、李仁东、张守忠基于协同论指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的评判标准并构建了二者之间的协调度模型。关于欠发达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多，但研究对象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干旱地区，对东部落后地区的关注较少。我国东部虽然整体城市化程度较高，但也不乏欠发达地区，尤其是省际交界区域如苏鲁豫皖交界处、浙闽赣交界处等。东西部自然环境、文化景观差距较大，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也存在一定的相异之处。本文以位于鲁西南地区的山东省单县为例，对东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和探究。

一、单县城市化进程与生态环境变化

(一)单县概况及城市化特点分析

单县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属黄河冲积平原，地势低平，产业结构以第一、二产业为主。单县土地资源丰富，但部分土质较差，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平均降雨量为694.6mm，地下水资源总量为2.98亿立方米，地表水贫乏，地下水不足;矿产资源比较丰富，预测含煤约304亿吨，煤质较好，现己设立矿井准备开采：人口120万左右，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单县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在工业发展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单县利用地区优势，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制造业。自2004年5月起，单县启动了工业园和开发区建设项目，大力招商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隆起带，工业化程度也得到了快速提高(如表1)。三次产业结构也由2000年的52.2：25.7：22.1调整为2005年的41.4：38，6：20。根据《单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总体规划纲要》，2005年全县城镇化水平为23%，预计到“十一五”末，城镇化水平将达到33%，虽然这一水平与全国平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可以看出单县城市化发展开始进入快速阶段。

(二)单县生态环境变化

一般是从水、能源、空气、土地这四要素的质量水平来衡量生态环境的优劣，单县生态环境随城市化的变化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2004年)。单县工业主要由纺织、化工、食品饮料等组成，工业化初期，由于工业企业分布无序，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三废”的排放造成生态环境受损严重。特别是护城河周围，古堤树木被砍伐殆尽，堤身有多处几乎被挖断，河道堆满垃圾，位于护城河旁边的造纸厂和化工厂，向河内排放大量废水废气。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引起政府和人民的重视。

第二阶段(2004年～2008年)。2004年开始，单县开始对护城河整治，清除违章建筑两万平方米，疏通美化了古城河，建设绿化带4万平方米，建设了城市污水排放工程，并对造纸厂和化工厂严加管理，限制它们的“三废”排放。生态环境的改进吸引了大量前来投资的厂商，也促进了单县的开发区建设，新城面积是原来城区面积的一倍左右，居民小区、医院、学校等也纷纷在开发区建立。

第三阶段(2008年～)。单县煤矿于2008年开始投资建设，煤矿开采会给区域发展带来一定机遇，也将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煤矿区的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使原本就不足的土地资源更加紧张，农民将离开耕地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固体废弃物污染、矿区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噪音污染等;据预测，煤炭开发10年后，煤矿区将形成下陷3～5米的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土地将无法农用，矿区生态环境的重建将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

二、东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在单县生态环境变化的三个阶段中城市化对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作用则主要表现在第一阶段的约束和第二、三阶段的促进上。由此可见，东部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存在着相互胁迫、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导向

欠发达地区城市化模式主要有旅游推进型、资源开发型和城市辐射型三种。东部落后地区大多位于省际交界处，周围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城市较少，所能受到的城市辐射力较弱，这些地区一般利用自然和旅游资源形成一种较强增长极作用的推进型产业及相关产业，如单县就是大力发展制造业、煤炭开采业，来促进经济发展，并发掘人文旅游资源提升知名度，完善区域形象。东部欠发达地区第一产业比重大，人口密度大，农业生产规模小。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能源开采浪费、工业排放物不能及时处理、耕地被占用、噪音污染和水源污染等。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政府和人民生态观念的增强和资金、技术水平的提高，为了提升区域实力，生态环境会得到一定的改善。城市化的作用这时也表现出来，聚集效应优势开始发挥，土地、时间、空间、资源等可以得到充分利用。虽不排除个别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产业转型或资源合理开发而日益优化，但在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大多会出现波动或此起彼伏的情况。

(二)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和促进

1.生态环境的恶化约束和胁迫城市化进程。首先降低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单县2004年以前的生态环境恶化通过排斥居住人口而影响了城市化;其次引起灾害性事件影响城市化进程，有些是通过污染周边田给城市带来间接影响，有些是失去耕地的农民被迫离乡涌入城镇，造成假城市化：再次生态环境的恶化将降低投资环境竞争力，排斥企业资本，该地区会逐渐丧失科技竞争力，降低经济增速，城市化受到抑制。

2.生态环境优越促进城市化。区域生态环境适宜，居民、企业、技术人才、资金等会涌入城市，地区生产结构会得到优化调整，如单县护城河附近生态环境的改善给工业园、开发区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吸引了大量居民、外资等。这些不仅会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也将促进城市化进程。

三、东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模型探究

东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磨合表现在，城市化基于发展的前提通过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耗不断影响环境质量，人口增长、经济扩张和地域扩展的强度共同决定了区域的污染水平。污染信息不断地反馈到决策部门和市场，又通过政策干

预和市场调节控制人们的活动强度和污染净化水平，从而协调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用模型来表示，东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恶化的关系呈现出倒“u”型连续出现的状态，即生态环境先随城市化的发展而恶化，到达一定程度时会得到改善，但是迫于经济发展的压力，不得不再向资源、能源等做进一步的索取，于是就出现反复的拮抗与低水平协调反复出现的情况。倒“u”的个数、弯曲弧度与完整性，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增长极产业、不同的环境治理技术有一定差异，不过总的趋势是在走向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四、东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的意见

对于东部欠发达县市而言，在经济发展中一定要注意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尽最大可能减少二者的拮抗，实现人类生产生活环境的全面改善。其具体做法应当是观念导向——决策实现的最佳组合。

1.提升生态观念。城市化不仅要关注经济的增长，还要提高当地居民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度，树立生态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目前的环境保护政策，加大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

2.培育城市化良性循环机制。东部欠发达县市可以多借鉴区位条件相近地区的经验，少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培育城市建设的良性循环机制。如单县可以在煤矿开采过程中可以向其它已经有成熟经验的矿区学习，采取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吸取对煤矿污染处理的经验，完善矿区土地复垦及生态重建方案，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

3.调整产业结构，转化经济发展模式。东部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距离较近，土地、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较为廉价，具有良好的承接产业转移优势，这给东部欠发达县市的发展带来机遇。在把握机遇的前提下，东部欠发达地区也要注意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导向由从外源型为主导转向内、外源协调发展，同时发挥工业圆产业集聚的优势，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提升产业配套水平，通过延长产业链条，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优势产业。并且推行节约、清洁生产，倡导循环经济，以保护现有资源特别是紧缺资源，使资源最小化、效益最大化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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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