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基本问题[摘要]近年来,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基本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对这方面研究成果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见解和看法,目的在于总结成绩,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以便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健康发展。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研究生培养课程设置分析

摘要：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大高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招生的扩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一步受到学界关注，但是各高校在培养课程设置方面存在不少缺陷。针对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课程设置的合理化对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课程设置;问题;对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对于我国各高校研究生教育来说，开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深入学习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深刻地分析和破解当今中国的发展现状，将之运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当中去。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学科概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它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先后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隶属于法学学科门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占据具至关重要的地位。该学科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重点，深入研究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建立，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近年来，随着全国各高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招生的扩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一步受到学界关注，纵观各高校培养课程设置：经过二至三年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具备对某些专攻方向的研究能力和其他研究方向的发展能力，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和讲解能力，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处世、处事能力的提高。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的学生应能胜任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党政部门的理论宣传和管理、企事业单位文秘管理等工作。正如刘云山同志所说：“理论建设，人才为本。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呼唤着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呼唤着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人才和理论大家的时代，也是能够产生大批理论人才和理论大家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理论队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选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加强对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各学科各专业的领军人物;加强对高校马克思主义专业人才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高素质、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后备人才。”

二、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备受关注的原因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课题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它受到高度关注有深刻的原因，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是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还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方面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二是如何郑重对待和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指导思想上讲，我们党成立八十多年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三是有一个如何应对各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问题。挑战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复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不单纯是个重大的理论课题，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一项永恒的事业，同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永恒的课题。无论是事业还是课题，两者都已经在理论界受到了比较普遍地关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贯穿党的历史的一条主线。建党以来，形成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点，实现了其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革命和建设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了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面对新的任务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年来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并获得丰硕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内涵、前提性问题、发展取向、现实追求和实现机制得以新的科学论证，与现实和时代紧密关联的问题不断纳入研究领域，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日益紧密，尤其是其研究的重点也在不断拓宽，在基本内容、内在关系等方面颇为深入，呈现出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特点。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正由于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课题备受学界关注，研究它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所以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招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掀起了一股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暖流。各高校学科建设不断发展，逐步完善并形成体系。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属于“朝阳专业”，研究生培养管理正处在探索实践中，各大高校在设置专业课程时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一)专业课程结构、内容设置不合理，导致忽视科研能力的培养

专业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选修课程和前沿性、探索性课程或讲座偏少，硕士研究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发展需要选择课程的余地较小，科研能力培养方面的课程缺乏[1]。选修课的目的是帮助研究生进一步拓宽专业基础理论，扩大知识面及培养相应的能力。但现实中选修课基本上只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学分，学术讲座和学术讨论性质的课程，大多数组织管理不规范，质量差、数量少，致使研究生思维视野不够宽广，直接影响了研究生研究方向的确立及论文的选题。一直以来，科研方法的传授不受到重视，缺少培养研究生治学能力和获取知识能力的课程和环节。同时在设置课程时，不同科目的课程内容有重复现象，导致学过一遍的知识又重新学，既让学生感到厌烦，又浪费了时间和教师资源。

(二)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

目前，各高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招生已经陷入困境，部分学校已经出现报名人数少于招生计划人数的尴尬境地，导致90%以上的学校需要调剂才能够满足招生计划。这样调剂生来自不同专业，学科背景不同，导致他们掌握的知识水平差异。而各高校在设置课程时候基本采取一刀切政策，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从而导致调剂生有可能在掌握专业知识方面欠缺。

(三)缺乏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

多元化的社会要求复合型的人才，而复合型的人才需要掌握多学科的知识技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涉及到的研究领域广泛，仅靠学习本学科的课程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学生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运用到的知识涉及到本专业、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而在课程设置时各大学科之间缺乏交叉和渗透，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只能够成为专才而不能成为复合型人才。

(四)外语课程设置不合理

研究生目前的外语包括读写和听说两部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公共外语课对学生在听、说、读、写方面的训练所选用的教材以及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已经落后于社会的需求[2]。教材基本沿用20世纪90年代的版本，教学方法和内容局限于书本材料，没有摆脱书本的束缚来自由发挥主题，导致学生在运用外语听说的能力偏低。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课程设置合理化对策

针对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结合广东海洋大学教学资源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对策来促使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课程设置的合理化。

(一)课程设置结构、内容合理化，注重培养学生科研能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目前属于二级学科，但是要尽快过渡到按一级学科制订培养方案，要加强基础，拓宽专业，力求使各门课程在加深和拓宽研究生基础理论、学科知识面和相关能力的培养等方面既有所分工，又相互补充;要求学科从培养本学科合格的专业人才的基本要求出发，从培养研究型的优秀人才角度出发，制定本学科的学位课，要“按需设课”，不要“按人设课”;要认真审查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去掉低层次课程，整合内容相近的课程;要积极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鼓励开设研究性、实践性强的课程，增强学生写作论文的水平，不断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

(二)课程设置要有针对性

由于大多数学生通过调剂进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来深造，部分学生已经工作多年，加之学生本科所学专业背景存在差异，导致其知识结构、知识水平等参差不齐。因此，在设置课程时候要有针对性：一是对于工作多年的学生要适当增加基础课的学习，慢慢引导其角色转变，使其逐步进入学习生活中，实现由“社会人”到“校园人”的转变;二是对于跨专业调剂生适当增(下转216页)(上接214页)加些本专业的基本知识的课程设置;三是选修课课程要多样化，发散学生的思维，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

(三)课程设置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建立在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之上的。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弘扬马克思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实际相结合，紧密围绕研究生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教育和引导研究生。

(四)加强学科间的交叉和渗透

在保证学位课程学习的同时，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增设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领导学、心理学、海洋学、计算机技术等学科;同时加强学科间的交流和合作，吸取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理念;积极参加学术研讨会、交流会，增强学生论文写作的能力。这样有利于开阔研究生的视野，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解决知识结构的个性问题，以适应各种生源、不同类型的培养模式和专业研究方向的需要，从而培养出适应社会、实践能力强、学术能力强、交际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

(五)外语课程设置合理化

研究生阶段外语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和提高实际运用外语的能力，帮助学生继续向语言运用进行转化。在保证外语读写课程的同时，增加学生外语听说的能力。比如增加口语课的频次，由原来一周两节课逐渐扩展到一周四节甚至六节课;延长外语课的学习时间，由原来的一年制学习延长至两年制;由于采用外教教学，应该摆脱课本的束缚，大胆尝试课堂改革，设置一些应用性强、贴近生活实践的专题进行教学，增强师生间的互动，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口语交流。

总之，研究生培养课程是关键，要合理设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课程，注重拓展知识层面，夯实基础，反映出本学科发展的新动向，提高研究生的教学质量，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高素质的创新型研究人才。

参考文献：

[1]戴莹.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文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J].当代教育论坛,2007,(8):47-49.

[2]权京超.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问题与改革建议[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3):87-89.(责任编辑/ 陈鹤)

作者：马志荣,李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基本问题述论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基本问题

[摘 要] 近年来,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基本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对这方面研究成果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见解和看法,目的在于总结成绩,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以便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健康发展。

自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正式设立以来,在其所属的六个二级学科中,理论界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基本问题的讨论最为热烈,内容涉及学科建设的众多方面。本文通过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详细考察、梳理和评析,提出了作者的一些见解和看法,目的在于总结成绩,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属性

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已经开始;作为一个理论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兴起于延安时期;作为一门独立设置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只是最近四五年的事。虽然是名副其实的新学科,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地位十分重要和特殊。田克勤指出,该学科的设立,有助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正确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引导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1]丁俊萍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处于中心地位,这一地位与当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要求、与国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定位和主要研究内容的规定是一致的。[2]陈占安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标志性学科,实际上处在“双关”位置:它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和继承;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来说,又处在基本原理的位置上。[3]宋连胜还特别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关键性作用,认为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础和保障。[4]

学科地位是由学科属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地位的重要性表明,它与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有着不同的学科属性和特点。王先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属性概括为:科学性、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5]杨凤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基本特点表现在三方面:整体性、实践性、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适度弹性。[6]周中之、李进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在研究内容、意识形态、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研究内容上注重对中国国情和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并从中概括出规律;意识形态性指该学科与党和国家现实的方针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性;研究人员构成上拥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多样化的学术风格。[7]综合这些观点,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属性首先表现在它的理论性,当然对这种理论性的把握不能片面化、绝对化,应当辩证、客观地加以理解。

一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8](P374)以上两方面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特征。我们既不能撇开马克思主义侈谈中国实际,也不能脱离中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否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误解和曲解。

二是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科学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和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研究者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阐述和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没有科学性的所谓理论研究,只会窒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而没有政治性的所谓“纯粹”理论研究,只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引入歧途。因此,那种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学术层面和政治层面截然两分、通过规避政治和现实来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性的观点和主张,是十分有害的。[9]

三是反思性与前瞻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但不意味着该学科是政府政策和文件的简单注脚。为从根本上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性,最有效方法是不断提高学科的反思能力。为此,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政治立场的同时,需要把一些新思想、新问题、新方法、新挑战从学科外部引入学科内部,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反思,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解释力和判断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只有做到反思性与前瞻性的统一,人们才会主动地而非被动地、理智地而非强迫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规律和理论成果,甚至把社会的政治要求内化为个人的需要和愿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对象和学科内容

独立的研究对象是学科设立的首要条件。理论界迄今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象的专门阐述,个别成果偶有提及,也是一笔带过。例如:孙堂厚、李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进程、成果、趋势为研究对象”;[10]丁俊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也有研究者认为,要把中国现当代国情作为该学科的研究对象。[11]应该说,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象的表述有其合理之处,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主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主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点。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学科研究对象的概括仍然不够简洁和深刻,需要进一步加以提炼。实际上,它们均或多或少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对象与学科内容混淆在一起。

首先必须明确,学科对象与学科内容是两个并不具有同一性的范畴。学科对象是对学科内容的概括和集中反映,学科内容包含在学科对象之中。学科对象一经正确界定后,一般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学科内容则会随着学科发展、研究深入和实践需要不断拓展和充实,具有时代性、变化性特点。当然这种变动性不是随意的,而是与学科对象始终保持着根本上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断演化和派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渊源、背景条件、发展进程、历史特点、基本经验、基本规律、运行机制、路径选择、理论成果、未来趋势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些问题自然不会发生。因此,在笔者看来,正是上述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内容;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构成了学科研究对象。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象的界定过程中,任何撇开或偏离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或是将该过程与过程中的伴生物(如发展条件、基本经验、理论成果等)混为一谈的做法,表面上似乎对学科研究对象的界定无伤大碍,某种程度上甚至认为这种概括提升了学科对象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地位,实际上恰恰表明,这些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象的表述还缺乏足够的准确性和概括力。

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虽然没有明确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象、学科内容的具体所指,但在介绍学科概况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12]笔者认为,以上概括恰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对象和学科内容最简洁、最明确的表述。具体言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对象;而学科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两方面内容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前者重历史的启示,后者重理论的收获。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对象和学科内容之后,有人不禁会问:在学科对象中不直接写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会不会影响、削弱对该部分内容的研究呢?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对象,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确立为学科研究内容,甚至将其确立为学科研究内容的重点,两者不仅不矛盾,反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在不同时期体现出来的鲜明特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是指一门学科的范围和分科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作为新兴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许多规范和制度尚在探讨和建设之中,但形势的发展已经迫切需要对其支撑科目和子学科展开研究。只有通过对承担某方面和领域研究任务的分支科目的深入探究,才能全方位、多角度、多领域地建构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体系,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不过,目前理论界对该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张静如提出一些宏观性的想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体系至少包括十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国情研究、世界文明遗产与现当代国际形势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史、国内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13]这种划分是否合理和完整,自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而且随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可能还会解析出新的子科目,但是就目前来看,这种划分大体涵盖了主要分支科目。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分支科目进一步考察后发现,理论界的探讨并不平衡。较之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传统文化等科目的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史等方面的研究要薄弱得多,成果参差不齐,有些迄今尚未见到有分量的成果。例如:笔者通过检索中国期刊网后发现,专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的文章只有2篇,另有2篇也仅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特定范畴的阐释①。

这里,笔者不打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所有分支科目逐一评述,只就方法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一大致描述,尽管该分支科目的研究同样并不丰富。陈金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借鉴和融合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从更具综合性的广阔视野、多维度地加以审视。[14]郭建宁从文化背景、进化论、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日本中介”、苏联教科书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等七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生长点和方法论。[15]刘诚、袁江华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文献研究的基础依据、基本原则、价值取向、成果表述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展开研讨,突出了文献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16]还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可以通过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个案(如马克思主义俄国化、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等)的比较研究,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11]在方法论运用方面,这里还要特别提到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晓明、杨建新认为,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常用的研究法有:比较研究法、数量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实地考察法、结构研究法等,由于多方法的运用,使得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日益呈现出多元化格局。[17]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中,理论界还有一种观点不容忽视。汪信砚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学术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在内的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应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地位。[9]这一观点显然已经逾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界限,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和方法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重要意义。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

课程设置如何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重点问题之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在《通知》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课程设置为8门,该设置在促进学生建立起合理知识结构的同时,凸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特色。顾海良等人根据《通知》精神,将课程分为硕士生课程和博士生课程,硕士生课程分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博士生课程分为专业课和学科前沿课,每一类别相应设置几门课程。[18]杨凤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课程设置要坚持几个原则:一是专业课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设;二是学科基础课应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共党史等课程;三是适当选修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等领域的课程。[19]

除研究生课程外,一些研究者还特别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的关系。王先俊认为,虽然“概论”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全部内容,不能以这门课程建设取代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但是如果不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概论”课就会失去强有力的学科支撑。[5]靳辉明也指出,确立了“概论”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对应关系,有利于把学科建设同课程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使学科建设更好地服务于课程建设。[20]

综合以上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课程设置问题,既要认真思考该学科的基本特色,又要正确区分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和任务,根本的还是要充分考虑到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因为课程设置只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外化。《通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作了明确规定,主要包括: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理论成果;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等。[12]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研究生而言的。宋进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在人才培养视野上不能囿于二级学科,应在二级学科招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培养上,避免专业本位定势,拓宽人才培养口径。[21]梅荣政认为,除研究生层次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还有本科生层次的人才培养问题,目标是培养政治素质好、思想品德优良、具有较好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大学生。[22]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要遵循《通知》中的有关原则性规定,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科学指南;另一方面,各学科点要充分考虑到本地区、本单位、本学科的实际状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毕竟,各学科点的研究基础、学术积淀、师资队伍、学科平台等情况各不相同,由此带来的问题角度、专门领域、理论成果自然千差万别;按照统一模式进行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合理的。只有把《通知》精神和各学科点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把培养目标和因材施教联系起来,把理论教育和素质教育统一起来,这样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才能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和专业要求,又不失自身的发展个性和培养特色。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相关学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相关学科,首先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属的其他五个二级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与其他学科之间既因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各自有着明确的学科分工,又因研究内容的交叉性使得学科之间关系紧密、功能互补。(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其他学科均具有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内容并非固定不变,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有些内容毫无疑问地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中。[23]两者的差异性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强调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内容,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重理论成果的“共色”部分。(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提供更丰富的养分和资源。两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点是理论的发展史,侧重反映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点是理论的中国化,侧重反映理论发展的伟大成果。[24](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通过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的深入探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诸多有益的学科视野;另一方面,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比较鉴别中充分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科学性,为认识、评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提供重要的参照标准。(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重要的实践基础和价值导向,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功能的一种外化。[25](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关系。两者的相关性可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设立前后理论界的争论中清晰地分辨出来。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可以同时为高校两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供直接的学科和学术支撑,因而不赞成设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新学科;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两学科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但它们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均存在着比较大的距离。[26]

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属的其他五个二级学科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相关学科还包括:政治学一级学科所属的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级学科。当初,理论界在讨论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的二级学科过程中,有人提出,在已经设定的五个二级学科之外,应将现行学科目录中政治学一级学科所属的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级学科移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内。反对者认为,如果将这些二级学科从相关一级学科中剥离出来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削弱马克思主义在该一级学科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27]虽然讨论的结果是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学科归属问题基本上维持原状,暂不变动,但它们之间的交叉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之间,被认为是最具关联性和交融性的学科。正因为如此,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增设,客观上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党史研究队伍的分流和部分中共党史研究者研究重心的转移。[28]

总之,通过对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方面科研成果的细致考察和梳理后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问题已经日益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和思考,并在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主要内容、业务范围、相关学科等若干重要方面初步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正逐步成长为一门新兴“显学”。但是应该看到,从总体上而言,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问题的研讨还是初步的,不仅已经提出的问题不少尚在探讨和争议之中,如学科对象、课程设置、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有些问题虽有研究但不够深入,仅仅限于原则性的层面,如学科体系问题、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关系问题、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改革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转化问题等;还有一些学科建设问题至今尚未引起理论界的足够注意,如学科组织与管理、学科评价等。以上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表明现有的理论研究还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自身迅速发展的要求,需要理论界同仁不断加大对学科建设问题研究的力度。因为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只有学科建设理论本身的研究获得长足的进展,才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规范和健康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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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Basic Issues i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of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YAO Hong-zhi

[JZ](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m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studies on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discipline development; basic issues

[责任编辑 李文苓]

作者：姚宏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探求其演进的阶段性，总结其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学科建设 研究方向 人才培养 队伍建设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如何建设?这是一个颇为理论和学术工作者关注的新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的目光还主要分别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成果，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没有十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研究意识。进入90年代，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意识逐渐增强，研究成果亦不断面世。这里，我们主要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二级学科的基本内涵、学科体系、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和建议。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内涵和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基本内涵比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基本内涵更宏观、更具有概括性和解释空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二级学科，其基本内涵简单地说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及其成果。它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其二，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前者重历史的启示，后者重理论的收获。当然，这两个方面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逻辑上讲都是密切相关的，脱离历史背景、历史过程，便讲不清理论的缘起、地位与价值;同样，脱离理论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历史就会变得模糊，失去深度和意义。将上述两个方面概括在一起讲，就是该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重点，密切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所进行的艰苦实践和理论总结，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探求其演进的阶段性，总结其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基本特点和要求是：

1.整体性原则。也就是说要从整体上研究和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基本经验、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还是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上看，都要重宏观、综合性的研究，进行高屋建瓴的综观。当然，这不是说，可以忽略或者不进行分阶段的历史研究，忽略或者不进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研究，相反只有在进行这些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有真正的宏观的整体性研究。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进行这些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始终要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意识或总体意识，不要孤立地着眼于某个历史阶段或者某个理论成果，而是要把它们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看待和评价。况且，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大体上还是分别的具体的研究强，而宏观的整体性的研究弱，这也是我们强调总体性研究和把握的原因之一。

2.实践性原则。这里所说的实践性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实践。也是就说，必须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曾经面临的重大问题出发，用历史实践分析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不能空洞地从理论到理论。实际上，从某种程度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其内容来讲并不难理解，因为它们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的结晶和指南。它们来源于实践，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这就要求必须易于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所接受。所以，其内容本身相对容易讲透，但是要说清楚它们的意义和地位、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就必须回到它们赖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时代背景、问题背景、实践背景中去，也就是回到具体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中去。二是现实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积累的一条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重大现实课题。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关注现实、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重大的实践问题。而缺乏对现实生活和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脱节，理论滞后于实践，理论阐释和经验现实之间矛盾甚至背离，这是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当然，作为一个理论学科，它对现实的关注主要应定位于具有全局性、理论性的重大问题，而不能做不切实际的要求——似乎所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都要在这里得到解答，而且还要有操作性、实用性等，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所讲的关注现实或现实关怀，是指能够给人们提供解决现实问题以理论上、思想上、思维上别开生面、豁然开朗、高屋建瓴的启发性和创新性的解说或阐释，而非巨细弥足包打天下。

3.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弹性原则。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向全民宣传和灌输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决定了它在中国并非是一个普通的知识与学术领域，而是一个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敏感性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一特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政治敏感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是首屈一指的)。客观地讲，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就不会有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建设必须充分注重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既然作为一个学科，那么学术性、科学性的考量也必须被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这是学科建设的生命线所在。没有学术底蕴的所谓学科，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也不会发挥预期的作用。在学术探讨和意识形态规范之间如何平衡，保持一种适度的弹性或张力，这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的成效甚至成败。在当今时代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尤其要鼓励探索性、创新性的研究。在探索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异端”。对此，要有讨论和争论，而不能急于下结论甚至“戴帽子”。历史证明，有些观点经过实践和时间的验证并非像一开始被认定的那样属于“异端”;退一步讲，即使错了，也应该允许。“试错”是必须的，这是科学和真理的发展之路，否则很难有创新，这是常识。著名党史学家龚育之先生曾经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创造出来一些习惯上不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异端”，比如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不是工人阶级)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1]而实践证明，这些确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出发，重实践标准，重时代特色，重现实问题的解答，鼓励探索性研究，鼓励开拓理论的新境界、提出新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学科建设的必须要求，也是内在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基本内涵决定了它的主要研究方向：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包括历史阶段性、基本经验、特点、规律等);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研究(包括总体研究和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分别研究等)。前者侧重历史研究、事实研究，后者侧重理论研究、思想研究。两者密切相关，甚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提或基础，离开这一进程就不能说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渊源、历史条件、实践基础、理论与实践价值;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会促进和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一过程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体系。

当然，研究方向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例如，(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从整体上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中的重大问题);(2)毛泽东思想研究;(3)邓小平理论研究;(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研究(该方向可以根据时代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做调整)。第一个方向是必须有的，这一点无须多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研究，有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相对来说是较为成熟的领域，而且与现实的时间距离拉开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有时候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历史距离，这样对一些问题会看得更为清楚、评价更为客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理论，现实感强，而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灵活调整，也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各自独立成为研究方向。此外，考虑到历史上相关学科点的已有积累和特色，考虑到某些研究领域的特殊重要性，在保持学科体系完整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研究方向的设立可以更灵活多样一些。例如，在上述研究方向之外，还可以设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方向等。

在上述研究方向下，集中力量于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攻关，提高科研水平和学术含量，是学科建设必须进行的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学科，其科研重点和科研课题的确定，一方面要考虑到已有的学术积累、科研成就，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继承和现实关怀。依此为坐标，综合相关学者和理论工作者的见解，可以列出以下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进一步探讨或者开拓的重点课题：

在众多的理论体系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急剧变化和思想不断演进的境况下，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1世纪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趋势如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方法、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或基本特征(包括怎样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偏差和失误，怎样才能避免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误解与误读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源于西方的理论，其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较大差异。对于这种“异质”文化，我们要接纳和吸收、运用和发展，必须具备若干前提条件，遵循若干基本原则，这就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思想基础、认识要求、主体条件，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如系统性原则、选择性原则、创新性原则等。[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因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1943年5月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曾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以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为基础，加以适当扩展，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可以细化为这样几个方面：(1)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2)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既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通俗化，又容易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消极影响。这就需要研究如何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结合、融合与整合。(3)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握时代发展的特点，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这就需要研究如何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特点、时代要求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时代课题，时代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4)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竭动力，那么，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何在?更进一步讲，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实践，又如何将中国的实践经验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5)政治领袖、知识精英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领袖由于其所处的核心领导地位，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推进者和践行者。同时，广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特别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李达、艾思奇、杨献珍、胡乔木、胡绳等，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过巨大作用。因而，研究政治领袖、知识精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等，无疑是有意义的。[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与各种思想流派的交锋、融合。例如，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民粹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民族主义的复杂关联;改革开放后，各种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等。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而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实践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入手进行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如何社会化的，是怎样为群众所掌握从而变为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的，并且反过来又怎样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衡量标准是什么——换句话说，什么样的理论才能称得上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其衡量标准何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结构、总体特征、理论主题、理论灵魂、价值定位、国际影响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独创性发展到底在哪里和在什么程度上，特别是“化”出的独特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包括与列宁主义的关系、与斯大林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外特别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的比较研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几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相互之间的一脉相承和体系上的相对独立性问题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学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有过程也有结果，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来把握。例如，离开历史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重建便难以想象。又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传播、文化融合、文化建构的过程，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借用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如文化传播、文化冲突、文化接受、文化选择、文化融合等。再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区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前者主要是形成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后者则要考虑学科的体系、内容、概念和范畴。由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应借鉴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政治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等，这些都是政治学视域下提出的问题。总之，如何借鉴、融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具综合性、视野更广阔多维，从而更具科学性、更富学术含量，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再认识与再研究(站在时代高度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中国社会各阶层与党派的代表人物的态度和反应(如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既有批评也有肯定，五四时期著名国民党人士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均部分地接受和宣传了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五四时期及其后，各种社团、刊物以及留日、留法、留苏三大留学生群体(马克思主义经过不同“文化场”的过滤进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延安整风与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的探索;“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训何在;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等。又如，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时代和实践价值的再认识与再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内在体系和认识论、方法论基础的再认识与再研究;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对邓小平理论的贡献;邓小平理论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与影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与实践价值，其体系、结构与认识论、方法论基础，特别是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先进性建设问题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关系，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问题大都是从宏观角度概括的，实际上每一方面均可以细分出更多的问题。此外，这些问题并非没有研究，而是说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还远远不能达到理想的地步。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问题，不少研究者均有论及，有的总结为十条，有的总结为七条等。[6][7]不能说这些总结不对，但是总给人一种平泛的感觉，缺乏学术深度，缺乏历史厚重感和严密的逻辑，甚至在话语上都与学术文本有距离。类似现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等问题的研究上也同样存在。如何提高研究的学术含量，从表达方式到研究深度，令人深思，这是关系到学科生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问题。这里有一个认知问题，那就是学术文本、学术规范与政治文本、意识形态规范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取得的理论成果，首先是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出现的，是政治文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但另一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作为学术研究，需要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使用学术话语。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话语、学术视角，才彰显出其存在的价值，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独到的具有深度和说服力的阐释甚至成为理论先锋，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应有的贡献。雷同于政治宣传，简单地重复或者以不同的形式组合政治文本中的语言、观点，自然谈不上科学研究。在此，我们想特别强调一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言说方式，起码从言说策略上讲，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一般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问题、重要人物、重要成果，总要有(多数是先有)“伟大”、“创新”、“典范”、“新阶段”、“唯一正确”等高度评价。这些评价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评价没有充分的论证和分析做支撑，显得随意和空泛。我们主张，在学术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言说，要平和(而不是高调)进入，重点讲清复杂的历史背景、社会因素、理论资源的综合作用，形成特定的理论观点;让受众在全面了解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前提下，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选择(无须强调讲它们是唯一正确的完美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理论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有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理论。但它们却是诸种选择中比较好的符合实际的，带来的正面效益远远大于可能的负面影响);在理解的基础上尊重和接受这种理论。这种言说方式更有可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不要用太多太突出的“刚性”评价硬要人接受，而是要自然而然由受众自己得出评价。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二级学科主要定位在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上。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应是：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知识和研究基础，成为能够从事中高等学校政治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宣传、从事党务政务工作的合格人才。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应是：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熟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较深入的研究，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和科研潜力，成为胜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与研究工作，胜任党政机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与教育工作的合格人才。

从上述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学科建设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之一，便是课程设置如何才能达到最优化，也就是说，既使学生具有较广博的知识结构，又凸显专业特色。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的国情，需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了解国外特别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了解当今世界的思想与思潮等。这就涉及到课程如何设置才能达到最优的问题，需要思考，更需要实践。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人才培养，需要形成以下共识：(1)专业课应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设;(2)学科基础课应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3)学生应适当选修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等领域的课程;(4)关起门来培养不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结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便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学生培养过程中，一定要注重社会实践、注重接触实际，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从原理到原理地推导。要让学生尽可能地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思考对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

就硕士生培养而言，课程设置可以考虑如下布局：第一组属于必修的专业主干课，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与重要文献选读等课程;第二组属于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选读等课程;第三组属于选修课，由学生在中共党史(有必要指定选修该课程)、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内选取。专业课程应该有基本教材，教材必须体现政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权威性，体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研究的最新进展和与时俱进特色。

就博士生培养而言，课程设置可以考虑在方法论、学科前沿、专业前沿三个方面布局。课程门数当然不能像硕士生那样繁复，而且不必像硕士生课程那样统一，也就是说，各博士点可以依据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课程设置上更灵活一些，没有必要完全统一。方法论课程定位在社会科学方法或者跨学科的最新研究方法方面，应有一至两门;学科前沿课程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和政治学研究前沿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属于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讲是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学的联系不言而喻。所以，与其他相关学科相比，开设政治学前沿课更可取)，应有一至两门;专业前沿课定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前沿或重大理论问题前沿研究方面。此外，鼓励博士生选修中共党史研究前沿、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前沿等相关学科的课程。

人才培养离不开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学与科研队伍，说到底，学科建设能不能搞好关键在于有没有这样一支队伍。除了专业原因要求政治素质高，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外，除了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的优化这些一般学科都会有的要求外，在此，我们特别强调以下三点：(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师资队伍建设，首先应利用已有的力量，将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与研究的教师、科研人员整合在一起，形成凸显专业特色的系统。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共有二级学科博士点25个、硕士点95个，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根据我们的了解，目前师资队伍特别是培养博士生的师资队伍，其学术水平和素质是有待提高的。相当一批新近增加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师资，原来主要从事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没有专业依托，没有多少科研任务，没有硕士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经验。有鉴于此，通过举办高级学术研讨班、进修班等形式，加紧师资队伍的培训，必须受到高度重视。另外，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对新增博士点和硕士点的招生规模进行适当控制，以保证学生培养质量和学科声誉。学科建设的重要体现之一是体制化程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可以通过建立学会(分会)、出版专门期刊、定期召开学科规划和学术讨论会，作为组织、规范和加强本学科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2)不拘一格，专业背景多样化。注意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吸收优秀人才，以使科研与教学具有交叉学科的优势和开阔的视野。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才能最大程度地消除认识盲区;了解其他的理论体系，在比较中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和评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3)注重中青年理论骨干和后备人才的培养。中青年年富力强、锐意进取、视野开阔，吸收和消化新知识新思想快，勇于开拓。一个学科的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青年骨干的素质和后备人才的学术潜力。师资梯队建设需要长远眼光，可以考虑以硕(士)博(士)连读的方式来培养和贮备人才。另外，对于中青年骨干的培养来说，除了理论功底的不断夯实以外，可以考虑制度化的社会实践，更具体一点说，就是要有不断接触社会实际的时间和机会，开展比一般的社会调查更深入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到社会基层或有关部门挂职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的结晶。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积极作用者，当然不能只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而应该深入实际，解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问题，使理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真正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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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3.

[6]吴静波，程斌.“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7]孙果达.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J].中共党史研究，2002(1).

作者：杨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