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转型图书馆学论文

2022-04-16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摘要]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转型是当前国内外出版学界的研究热点。从数字内容资源、数字学术出版平台、开放获取出版三个方面阐述英国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出版转型趋势。在内容资源上,英国大学出版社重视数字产品的开发和服务,采用数字学术内容生产方式和知识组织方法,运用元数据和知识链接等方式,提高数字学术内容资源的可发现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学术转型图书馆学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学术转型图书馆学论文 篇1:

国外高校图书馆学术出版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摘 要 近年来,为应对学术出版数字化变革引发的学术资源垄断和用户需求变化,国外的高校图书馆已经投入到学术出版数字化活动中去,并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成为了关键参与者。本文以《图书馆出版名录》为参考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分别从内容收集、内容存储、开放存取和出版平台等方面展示国外高校图书馆学术出版数字化转型路径,并提出我国高校图书馆可以从利用高校资源、谋求合作伙伴、支持开放存取、合理选择保存系统和出版平台等方面进行学术出版数字化实践。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学术出版 数据出版 开放存取 出版平台

分类号 G239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0.02.011

Research on the Digitalized Transition Path of Academic Publishing in Foreign University Libraries

Tan Ruoshi

0 引言

高校师生和其他研究人员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进行科研活动前一般都需要大量文献资源作为研究基础。因此,为师生提供内容服务成为了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责任之一。高校图书馆是学术资料的重要购买者和传播者,也是学术传播链上的重要环节,但随着学术资源垄断程度日益严重,高校图书馆在资源购置上面临困境[1]。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变化,高校图书馆也开始为校内师生等研究者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持,從主办电子期刊论文和电子学位论文到与研究人员合作开展多媒体实验,高校图书馆一直积极且有效地参与到学术研究的开展和传播过程中来,并且使这一系列活动日渐正规化[2]。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的学术出版数字化实践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13年,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和60余所高校图书馆共同成立图书馆出版联盟(LibraryPublishingCoalition,LPC)以研究和推进高校图书馆的学术出版活动,LPC每年发布更新的《图书馆出版名录》(以下简称《名录》),收录了大量国外高校图书馆在学术出版方面的实践进展,是研究高校图书馆学术出版新范式的有效参考资料。本文主要以《名录》为参考,探究国外高校图书馆的学术出版数字化转型实践。

1 高校图书馆开展学术出版数字化的起因

1.1 满足新的用户需求

用户及其需求在整个学术出版链上占据重要地位,对以信息服务为主要业务的高校图书馆来说,用户需求的变化对其发展学术出版数字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数字出版技术自诞生以来便蓬勃发展,拥有广阔的前景,一些国外高校图书馆也注意到校内师生习惯利用网络搜集和获取信息、线上创作和投稿、在线咨询等,便积极展开学术出版数字化方面的尝试。根据信息市场的“两阶段”发展模式,第一阶段是创新阶段,技术发展催生了新的硬件、软件,进而产生与之相配的新内容,最后吸引新用户。第二阶段是临界市场阶段,用户向信息服务业提出新需求,进而促使市场生产新的硬件、软件以满足要求[3]。可以说高校图书馆此时面临的是信息市场的第二阶段,必须尽快推动信息服务升级以满足用户需求。

1.2 具备数字出版技术

数字技术的发展早已深深影响了图书馆工作的实践,图书馆员有了各种新任务,比如管理基于文本和图像的数字文件、开发移动应用程序、将社交媒体集成到图书馆服务中以及开发基于云的应用程序等[4]。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使得以科技文化的创造、传播和传承为使命的学术出版业打破了信息交流的空间限制、缩短了科研成果发表和传播的时间、丰富了知识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一些高校图书馆早已认识到发展学术出版数字化的重要性,并在相关方面做出探索,比如图书馆员建立网站,测试在线编辑出版的新方法,探究使用数字媒体支持学术出版的有效途径,尝试满足用户在数字出版方面的新要求[4]。这些经历使高校图书馆具备了开展学术出版数字化的必要技能。

1.3 反击学术资源垄断

自人类产生学术研究成果以来,学术资源垄断越来越重要,学术出版商的商业化运作手法和出版物品种、数量的不断增多导致图书馆购置费用不断攀升,不得不减少数量订购,使得学术研究的开展和传播越来越不能广泛地进行[5]。数字出版技术的应用使学术出版物有了链接访问、搜索导航、在线下载等新功能,但学术期刊的形式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电子期刊论文依旧模仿印刷版的表现形式[6],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学术出版的经济方面考量。

受此影响,在数字出版盛行之下,相反学术资源却大量流向少数几个有能力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出版商手中,2013年国际学术出版五巨头(爱思唯尔、施普林格、威利·布莱克维尔、泰勒-弗朗西斯、塞奇)就垄断了全球50%以上的研究成果[7]。出版商将学术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并为了增值而分为不同的数据库单独售卖,此外还推出审查系统等进行捆绑销售。面对愈演愈烈的学术传播危机,一些国外高校图书馆选择建立自己的学术资源数据库为高校师生提供服务,并建设数字出版平台以吸引研究者发表学术成果。

2 高校图书馆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实践

高校图书馆的学术出版数字化是在网络电子环境中创造和传播学术资源的综合性内容管理服务。其具体内容包括元数据处理、跨平台文档设计、严格的编辑过程和质量控制、遵守相关版权和商业法律,以及长期保护策略等[4]。在这个定义下,数字出版包括所有与内容收集、长期保存数字内容、用户获取方式和建立出版平台等相关工作,下文将针对以上几点对国外高校图书馆的学术出版数字化业务进行介绍。

2.1 内容收集

2.1.1 高校师生研究成果

高校师生、研究机构和校内院系的科研成果是高校图书馆出版内容的主要来源,主要包括期刊论文、教材、专著、会议论文、学位论文、课程论文、研究报告、数据集等。根据2015—2019版《名录》中的数据进行统计,高校图书馆出版物的内容来源情况如下:

通过数据可知,数量多且易于收集整理的研究报告、学位论文、课程论文和会议论文是国外高校图书馆学术出版物的主要来源。期刊论文、学术专著和教材由于创作难度大或出版周期长,由于校外委托出版物数量较少,不是高校图书馆学术出版的重点,数量较少,但可以反映出高校图书馆参与学术出版数字化过程中的非校园伙伴关系,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评判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术出版商的影响力。数据集出版数量变化较大,可能与每年参评的高校图书馆的数量不一和某些高校占比过大有关,如2016年出版的522套数据集中,剑桥大学图书馆就占了460套[8]。一旦占比高的高校图书馆当年未参评或未统计数据集的出版状况,数据波动状况就会比较大。但数据集出版仍值得一提,由于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开始重视学术研究中的具体数据,科研数据被界定为重要的一级科研产出[9],并且随着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发展,数据资产的价值与日俱增。在传统出版时代,数据由于缺乏合适的存储和传播载体而难以出版,但数字出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数据集的出版将有望成为学术出版数字化的一个重要新门类。

2.1.2 馆藏纸货资源

除了为高校师生、研究机构的学术成果提供出版服务,高校图书馆还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实体馆藏由于不易检索查找,已经不符合学术研究高速化发展的状况,因此有必要将这些学术资源进行数字化转换以适应用户的需求。加州大学出版社和电子图书馆馆藏项目由该校图书馆和出版社合作展开,致力于将加州大学的学术图书数字化。加州大学图书馆利用Java语言进行开发,XML作为数据描述的统一架构,将学术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出版成电子书,并为高校研究者提供全文检索、引文链接等服务[10]。

2.2 内容存储

数字出版物与传统出版物不同的一点在于保存方式,虽然数字资源不会造成库存方面的问题,但也对存储的软、硬件设备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尤其是高校图书馆这样的拥有数量大、价值高的学术资源的主体,对存储设备的稳定性、安全性有很高的要求,出版物的长期保存至关重要。

2016版《名录》首次提到内容存储,虽然当时大部分高校图书馆表明自己为学术资源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数字保存,但除了常规的内部备份内容外没有其他的保存形式。而最近的2019版《名录》表面,已有89%的高校图书馆已经采取或准备采取数字保存策略。据数据显示,国外高校图书馆项目使用多种系统来提供数字保护服务,其中LOCKSS(32%)、Portico(14%)、HathiTrust(11%)、CLOCKSS(9%)、MetaArchive(4%)、COPPUL(3%)、内部保存(38%)是较为常用的几个系统。另外22%的图书馆正在讨论数字保存方案[11]。此外,许多高校图书馆采取多种保存方式并用的方法,如匹兹堡大学图书馆、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印第安纳大学伯明翰分校图书馆等都采取了五种以上数字保存策略,保证了学术资源存储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2.3 开放存取

高校图书馆进行学术出版尝试的初衷是为学术传播提供支持与服务,它与其他出版商的本质区别是学术内容的开放存取(OpenAccess,OA)。目前高校图书馆主要以创建OA机构知识库、出版OA学术图书和期刊的方式进行开放存取[12]。

有数据表明,近五年来国外高校图书馆采取OA模式的比例达到80%以上[13]。自2018版《名录》开始,LPC每年对开展学术出版活动的国外高校图书馆的开放存取状况进行调查,按1-5的评分区间进行打分,其中4和5分别表示主要开放存取和完全开放存取,即评分为4或5的高校图书馆是已高度采取OA模式。对最近两版《名录》数据进行统计,评分为4或5的图书馆数量迅速上升,评委为2或3的数量很少,没有图书馆评分为1。具体情况如下:

图1显示,2017年9%的高校图书馆的学术出版物是完全开放获取的(5分),另外33%的则主要是开放获取出版物(4分)。2018年4分的高校图书馆占42%,5分的占46%。可见开放存取的发展非常迅速。高校图书馆在OA出版方面所承担的重任对学术传播有巨大的意义,比如由匹兹堡大学图书馆与该校出版社合作建立的匹兹堡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项目,将原有的纸质图书数字化,并在线免费开放,首批开放的七百多本图书中大多数已绝版,OA出版让这些宝贵的学术资源实现了最大化利用[14]。此外匹兹堡大学还以补贴出版费的方式鼓勵OA出版,校内教师、研究单位等进行OA出版,可减少至少50%的出版费,学生如果采取OA出版则可以免除全部费用[15]。

2.4 出版平台

2.4.1 主流平台形成

高校图书馆为了更好地开展学术出版,多通过出版平台为用户提供在线查询服务、获取学术出版等信息。为调查国外高校图书馆的出版平台使用状况,对2014—2019版《名录》的数据进行统计,得到的结果如图2所示。在2013—2018年中,使用率最高的出版平台有7种(其他平台使用率均低于10%),由于具有高使用率和稳定性,已经成为国外高校图书馆的主流出版平台。这些主流出版平台具有不同的属性,OJS、DSpace、WordPress、Fedora为开源平台,所占比重较大,能够体现图书馆学术出版的开放获取性,是众多高校图书馆所青睐的平台;Bepress、CONTENTdm为商业平台,由于功能完备也具有较高的使用率;本地开发软件是各个高校或高校图书馆自主开发的平台,但最近两年使用率急剧下滑,这可能与近年来可选择的出版平台不断增加以及高校图书馆基础设施管理的扩大化有关[12]。

2.4.2 多种平台并用

在实际的出版过程中很少有图书馆仅使用一种平台,许多图书馆使用多种平台和技术来支持出版过程中不同方面的内容或适应不同类型的出版物。在2016年的调查中有六成多的高校图书馆选择了多种平台共用的模式[16],随着图书馆学术出版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将会有更多图书馆选择这种模式。

受平台选择多样化冲击,单独使用本地开发软件的图书馆很少,例如柏林洪堡大学图书馆只在2013年仅使用了本地开发的机构知识库,发布了本校学生的电子论文或其他开放存取文件;北德克萨斯大学图书馆、拉瓦尔大学图书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也都是在前两年使用本地开发软件,而后陆续增加了其他平台[17]。至2016年,《名录》中所有图书馆均不再单独使用本地开发软件。

3 经验启示

3.1 利用高校资源

高校图书馆在发展学术出版过程中有资源方面的优势,自身的馆藏资源,高校师生和研究院所的学术成果,高校出版社和期刊社的著作、论文等都是可以利用的优质学术资源。将积累的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转换并存储,并鼓励高校研究人员在线投稿,对于师生的期刊论文、课程论文、学术专著等都可以作为学术出版的内容来源。除以上常规学术资源外,高校图书馆还应重视数据出版,数据出版不仅可以提高研究者学术产出的利用程度,还利于加强学术交流、规避学术不端。高效图书馆可建立能够与期刊论文对应链接的科研数据存储库,或者直接支持科研数据的出版。

3.2 谋求合作伙伴

从整体上看,我国高校与《名录》中大部分高校相比,无论是从学术水平还是图书馆的学术出版数字化发展程度都有一定差距,各自为营大建知识孤岛很难推进学术出版数字化的进程,也难以推出高质量的学术出版物。因此,高校图书馆应加强与校内各个学术单位以及校内师生的合作以获取内容来源;加强与专家学者的合作以便于邀请专家审稿,加强对学术出版物的质量控制;加强与校内出版机构如高校出版社、校刊等的合作,共同探索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加强与技术提供商、平台服务商的合作以获得发展数字化的软硬件支持。除此以外,各所高校的图书馆之间也应该加强校际间的合作。

3.3 支持开放存取

高校图书馆进行学术出版的目的是为学术传播提供支持与服务,所出版学术内容的开放存取是它与其他出版商,包括高校出版社的本质区别。因此,高校图书馆学术出版绝不是盈利性质的,也不应有太大的校际间限制,应支持开放存取以促进学术传播。高校图书馆的学术出版物可在版权保护下选择开源出版平台或建设开源网站、数据库等进行开放共享;鼓励高校研究者以图书馆为平台实现学术资源的在线OA出版,虽然OA出版要求作者付费,但实际上这些费用大多由研究机构、科研项目或基金承担,高校图书馆也可适当减免部分费用。

3.4 合理选择保存系统和出版平台

学术出版物的数字化保存是关键环节,高校图书馆应针对自身学术资源的数量、种类、用途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保存。目前国际上使用较多的有LOCKSS、Portico、HathiTrust、AmazonS3等,都是安全性、稳定性较高的保存系统,但内部保存也是必不可少的。为保证学术资源的安全性和延续性、可用性,建议采用内部保存为主,多种保存方式并存的策略。

出版平台为高校图书馆发展学术出版数字化活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持,高校图书馆应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学术资源选择合适的出版平台。比如OJS、Dpubs等开源平台费用较低,又比如Bepress等商业平台费用较高,图书馆可根据经费状况考虑选取;Bepress具有跟踪论文递交、同行评议等流程管理等功能,支持期刊、会议文献、丛书的生产和发行,而DSpace擅长收集、存储、索引、保存和重新发布任何数字格式、层次结构的永久标识符研究数据,更适用于研究数据的出版,图书馆即可根据自身的出版状况进行选择。

4 结语

本文论证了国外高校图书馆开展学术出版数字化活动的起因,并通過对近年来《图书馆出版名录》的数据进行统计,从内容收集、内容存储、用户获取和出版平台四个方面分析了国外高校图书馆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在此基础上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学术出版数字化活动提出建议。高校图书馆进行学术出版数字化的尝试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出版路径,以促进学术传播为出版使命的学术出版新形态,这也是对高校图书馆传统服务内容的拓展与创新[18],以国外高校图书馆近年来的实践情况来看,学术出版数字化有潜力成为高校图书馆的新的核心竞争力,我国高校图书馆或可借鉴国外经验进行相关方面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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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若诗

学术转型图书馆学论文 篇2:

英国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出版转型探析

[摘 要] 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转型是当前国内外出版学界的研究热点。从数字内容资源、数字学术出版平台、开放获取出版三个方面阐述英国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出版转型趋势。在内容资源上,英国大学出版社重视数字产品的开发和服务,采用数字学术内容生产方式和知识组织方法,运用元数据和知识链接等方式,提高数字学术内容资源的可发现性。在平台服务上,英国大学出版社构建和优化了一系列数字学术出版平台,这些平台具有平台集聚效应,形成了模块化生产网络和数字学术出版价值网。在学术传播方式上,英国大学出版社提倡开放获取出版,采用金色和绿色两种OA模式。英国大学出版社在學术图书开放获取上形成了作者付费、图书馆补贴、出版社资助等商业模式。在用户驱动模式下,我国大学出版社应当借鉴英国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出版转型的经验,建立数字学术出版平台,开展学术知识服务。

[关键词] 大学出版社 学术出版 英国数字出版 转型

1 英国大学出版社概况

英国是享誉世界的高等教育强国,拥有168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在全球有着极高声誉。2018年6月,QS全球教育集团发布的第15届世界大学排名显示:在全球排名前10位的高校中,英国有4所;在全球排名前100的高校中,英国占据18所,仅次于美国。英国高等教育产业化趋势明显,学术研究实力在世界上备受尊崇。然而,英国开办大学出版社的高等院校并不多。据统计,英国在2004年仅有17家大学出版社[1]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迫于经济压力和商业出版社的挤压,英国大学出版社渐趋陷入困境。在此期间,开放大学出版社被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收购,赫尔大学出版社和诺丁汉大学出版社停办。进入21世纪后,随着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运动的深入,英国涌现出一批致力于开放获取的大学出版社。学界将这些专注于出版高质量学术专著和期刊、推行开放获取政策的出版社称为“新型大学出版社(New University Presses,NUPs)”,以区别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老牌大学出版社[2]。据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JISC)调查,2017年英国有19家新型大学出版社,预计2021年英国会有多达27家新型大学出版社[3]。 2015年以来,在学术专著销量下滑、大学鼓励学术专著开放获取出版、商业出版社提高期刊订阅费用等因素影响下,英国成立了六家完全开放获取的大学出版社,分别是: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卡迪夫大学出版社、威斯敏斯特大学出版社、白玫瑰大学出版社、金史密斯出版社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版社。这些大学出版社依托大学图书馆,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HSS)学术专著和学术期刊开放获取出版。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出版模式,图书馆出版进一步推动了英国新型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其中,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是英国第一家完全开放获取的大学出版社,已出版48种学术专著和8种开放获取学术期刊,涵盖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从出版历史和出版规模来看,英国大学出版社之间差异明显。就创办时间而言,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分别创建于1534年和1586年,历史最为悠久。利物浦大学出版社和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业务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他大学出版社多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立。从出版规模来看,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家大学出版社。目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380种学术期刊,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300余种学术期刊,其他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期刊均不超过50种。若按出版规模对英国大学出版社进行分类,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大型出版社,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和利物浦大学出版社是中型出版社,其他出版社均是小型出版社。

2 数字学术内容资源的开发

在数字时代,英国大学出版社在数字学术内容资源开发方面主要有以下特征:出版内容侧重于人文社会科学,重视工具书数据库等数字产品的开发,推出数字人文产品和服务;采用新的数字学术内容生产方式,重视对数字学术内容资源的知识组织;运用元数据和知识链接等方式,提高数字学术内容资源的可发现性。

2.1 出版内容侧重于人文社会科学

英国大学出版社以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和期刊出版为主。作为世界排名前十位的著名综合性高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然而,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侧重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图书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学术图书分为艺术与人文、法学、医学与健康、科学与数学、社会科学五大门类,其中三类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图书门类设置更为具体,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29个学科门类中,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有18个。英国中小型大学出版社更是专注于人文社会科学出版,政策出版社出版的9种期刊均为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阿伯丁大学出版社的4种期刊也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依托所在高校的学术资源,英国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物学科选择上有所侧重,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出版领域。利物浦大学出版社的中世纪研究和犹太研究主题,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的伊斯兰与中东研究和苏格兰研究主题,阿伯丁大学出版社的民俗研究主题,埃克塞特大学出版社的英国西南地区研究主题,均有着鲜明的学科特征和地域特色。

2.2 重视数字产品的开发和服务

在数字学术专著和数字学术期刊出版之外,英国大学出版社重视工具书数据库等数字资源的开发,推出数字人文产品和服务。数字产品是近年来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重点。目前,牛津大学出版社开发了389种在线学术数据库,涵盖艺术与人文、法学、医学与健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领域。其中,艺术与人文学科126种、工具书87种、法学51种、医学与健康103种、自然科学35种、社会科学48种。这些数据库包括牛津国际法数据库(Oxford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Law)、牛津格罗夫音乐数据库(Grove Music Online)等经典数据库。面向数字人文研究的服务是英国大学出版社新的知识服务生长点。随着数字人文服务与研究的深入,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发了美国历史统计在线(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HSUS)等数字人文产品。

2.3 采用数字学术内容生产方式和知识组织方法

在数字技术推动下,英国大学出版社开始采用新的数字学术内容生产方式,重视对数字学术内容资源的知识组织。在数字学术内容生产上,大学出版社按照章节或条目进行工具书在线数据库等数字学术出版物的组稿。这种“组块”的模块化内容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学术内容的生产效率,可以在数字平台上及时上传和更新,方便学术内容的传播。剑桥元(Cambridge Elements)正是剑桥大学出版社为作者提供的新型学术生产方式,其篇幅为2万至3万字,且能在稿件接受后的12周内在线出版。出版社采用知識聚类、知识重组等多种知识组织方式来组织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牛津大学出版社在线出版的《约翰·福特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Ford)即是采用知识聚类组织法,将约翰·福特的作品采用人物聚类的方式加以类集和序化,供学术研究人员在线阅读和检索。知识重组是对相关知识客体中的知识因子和知识关联进行结构上的重新组合,形成另一种形式知识产品的过程[4]。牛津艺术史书目在线(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Art History)即是采用知识因子重组的方法,对艺术史相关的知识因子进行序化,形成在线书目系统。

2.4 提高数字学术内容资源的可发现性

出版高质量的内容只是出版社向读者提供数字学术出版服务的开始,学术内容的可发现性和可用性对读者来说至关重要。英国大学出版社运用元数据、知识链接方法和语义技术,实现了学术内容资源的知识链接和深度聚合,提高了数字学术资源的可发现性,便于学术研究者获得多学科的高质量的学术知识。

英国大学出版社最大程度运用元数据来提高数字学术内容资源的可发现性。元数据是描述一个资源对象的属性,以便对它进行定位、管理、发现与获取的数据[5]。就图书而言,元数据的著录信息主要由题名、主要责任者、关键词、出版者、相关资源、权限管理、版本信息、MARC记录等内容构成[6]。元数据可用于数字学术出版以提高学术内容的可发现性。英国大学出版社分开存储学术图书的插图等具体元数据信息,让学术图书最小的信息内容都可以被检索和使用。牛津大学出版社开发的牛津指数(Oxford Index)正是利用元数据,为学术研究者提供精细化检索服务。牛津指数创建了高质量的元数据,并将元数据标准化。在元数据和标准化分类的基础上,牛津大学出版社索引卡(Index Cards)提供了摘要、关键词等书目数据,增强了数字学术内容的可发现性,让学术研究者可以通过主题检索到所需的知识元。

基于元数据,知识链接方法和语义技术在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出版中得到广泛使用。出版社运用知识链接方法将元数据自动链接到图书馆系统、数据库商等第三方信息源,在大学出版社与第三方平台之间建立起知识关联,极大地提高了学术内容的可发现性。牛津学术专著在线(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OSO)为用户提供智能化知识链接方式。读者不仅可链接到所在研究机构的图书馆系统,还可以链接到Worldcat数据库,发现该书在世界各地图书馆的馆藏情况。牛津学术专著在线采用数字技术对数字学术图书参考文献做了智能处理,每条参考文献均可链接到数据库,便于读者发现新的知识。剑桥大学出版社也采用知识链接方法,运用开放链接(OpenURL)和基于DOI的开放式参考文献链接系统CrossRef,将参考文献链接到JSTOR等数据库,实现学术资源的跨平台链接。同时,剑桥大学出版社也将引文链接到剑桥大学图书馆系统和谷歌学术等平台,方便学术研究人员直接从图书馆和学术搜索引擎获取学术资源,提高学术内容的可发现性。正是剑桥大学出版社丰富的知识链接功能,剑桥元等数字学术出版物才能实现社交媒体、教学资源、数据库等多种内容资源的链接,为学术研究人员提供文本、视频、音频等多种格式的内容资源。此外,语义技术能够将数字学术内容中的关键数据进行语义标记,通过自动化链接将标记关联到其他内容,进而提高学术内容的交互性和关联性。基于语义技术,英国大学出版社提升了学术内容的检索效率,让学术研究者获得良好的研究体验。

3 数字学术出版平台的构建和优化

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数字学术出版平台作用凸显。平台的可访问性和检索系统的优化成为大学出版社面临的新问题。在用户驱动的环境下,数字出版平台能够增强学术内容的可发现性。出版社基于数据集成、数据和文本挖掘、语义等技术构建数字学术出版平台,能够使数字学术内容更容易被用户检索和发现,也能让学术内容增值,产生新的知识。近年来,英国大学出版社构建和优化了一系列数字学术出版平台。按照平台功能和文献类型,可将英国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出版平台分为一站式学术资源发现平台、数字学术专著平台、数字人文平台、在线工具书平台、在线教育平台等类型。一站式学术资源发现平台主要有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指数(Oxford Index)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剑桥核心(Cambridge Core);数字学术专著平台以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University Press Scholarship Online,UPSO)最为典型,政策出版社的政策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Policy Press Scholarship Online,PPSO)、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的爱丁堡学术专著在线(Edinburgh Scholarship Online,ESO)、利物浦大学出版社的利物浦学术专著在线(Liverpool Scholarship Online,LSO)、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的曼彻斯特学术专著在线(Manchester Scholarship Online,MSO)均是其子平台;在数字人文平台上,剑桥大学出版社优势明显,主要平台有莎士比亚纵览在线(Shakespeare Survey Online,SSO)、美国历史统计在线等;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在线工具书平台较为全面,主要平台有牛津工具书在线(Oxford Handbooks Online,OHO)和剑桥手册在线版(Cambridge Handbooks Online,CHO);就在线教育平台而言,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法律在线教育平台(如Law Trove)在学术界影响较大。英国大学出版社构建的数字学术出版平台具有平台集聚效应,形成了模块化生产网络和数字学术出版价值网。

英国大学出版社构建的数字学术出版平台具有平台集聚经济效应。牛津指数和剑桥核心分别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打造的集聚学术期刊、学术图书、工具书等资源的学术资源发现平台。牛津指数和剑桥核心为用户提供与搜索引擎类似的简化界面,用户通过一次检索即可发现出版社的数字学术资源。牛津指数拥有超过200万项内容、30万个页面,打破传统数据库的壁垒,实现学术期刊、学术专著、工具书等资源的链接和聚合。剑桥核心整合了剑桥学术期刊在线(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CJO)、剑桥学术专著在线(Cambridge Books Online,CBO)、剑桥历史在线(Cambridge Histories Online,CHO)、剑桥指南在线(Cambridge Companions Online,CCO)和莎士比亚纵览在线等数字平台,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期刊和数字学术图书等数字学术内容资源的聚集平台。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学术图书和学术期刊是互补性的学术产品,学术研究人员在利用数字学术图书资源的同时,也需要检索数字学术期刊数据库。数字学术出版平台能够同时为数字学术图书用户和数字学术期刊用户提供服务,形成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数字学术图书用户数量的增加,也会提高数字学术期刊的平台效用,从而让整个数字学术出版平台用户增多,实现规模效应。牛津指数、剑桥核心等一站式数字平台将出版社的数字学术图书、数字学术期刊、工具书等学术资源整合起来,为学术研究人员提供集成化、一站式的学术服务。这种集成化的数字平台扩大了数字学术出版服务的规模,节省了平台构建、内容整合等环节的成本,实现了平台内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形成数字学术平台经济效应。

英国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平台实行模块化运作,形成了模块化生产网络。以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为例,目前,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集成了牛津学术专著在线、芝加哥学术专著在线(Chicago Scholarship Online,CHSO)、康奈尔学术专著在线(Cornell Scholarship Online,CORSO)、爱丁堡学术专著在线等25个数字平台的学术资源,平台资源仍在不断增加之中。作为一体化数字学术专著出版平台,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与其他子平台是集成而各自分离的系统。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实行模块化运作,牛津学术专著在线、爱丁堡学术专著在线等平台是其独立的模块系统,具有模块化的特征。模块化包括模块分解化和模块集中化两个层面[7]。一方面,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按照出版社资源分解为独立的子平台,实现模块的分解。为建构学术专著在线平台,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利物浦大学出版社、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等24家出版社合作,将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分解为25个子平台。因出版社依托大学的优势学科不同,每个平台的图书学科门类并不一致,由各家出版社单独更新。另一方面,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子平台统一起来,构成复杂的集成化的学术专著在线平台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完成模块的集中化。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的模块集中化,使得该平台能够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学术文献检索服务。各子平台根据依托高校的优势学科来设置在线平台的学科门类,如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学、耶鲁大学的法学等优势学科均设置专有门类,学术资源互相补充,满足不同学科学者的需求。作为模块化的数字平台,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具有动态性、独立性等特征。就动态性而言,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能够适应数字技术和平台内容的变化,及时更新子平台,添加学术专著资源;就独立性而言,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子平台的学科主题和内容更新,可以在遵循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界面规则和数据格式的前提下,在子平台内部独立完成,子平台内容资源的更新能够让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自动完成更新。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通过数据库、语义出版等技术,利用与其他出版社的合作契约关系,将子平台连接起来,形成一种开放式的网络学术内容生产体系。

英国大学出版社通过数字学术平台的构建,形成数字学术出版价值网。与传统学术出版价值链不同,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出版价值网是大学出版社基于数据库、语义出版、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学术研究人员、合作出版商、学会、图书馆等利益相关者在动态链接、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形成的价值生成、分配、转移和使用的关系及其结构。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出版价值网以学术研究、用户价值为战略出发点,以主导大学出版社为价值中枢,以具有核心能力的合作出版商为微观基础,以数字化平台为架构体系。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即是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出版价值网构建的典范。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是主导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构建的价值中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等24家具有雄厚实力的合作出版商依托所在高校优势学科,为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贡献了互为补充的学术专著出版资源。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始终以学术研究用户为中心,为学术研究者提供完备的检索、链接、引文导入功能。在检索上,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支持快速检索、高级检索、书籍内文检索、跨学科检索,用户不仅可以按学科、主题进行检索,还可进行跨库检索,交叉式检索所有图书的全文;在链接上,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提供面向用户的链接功能,学术研究者可将参考文献中的期刊论文、学术著作直接链接到数据库或图书馆书目系统;在引文导入上,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支持自动导出引文至EndNote等文献管理软件。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为学术研究者提供的检索、链接等功能,极大地提高了学术研究人员的学术效率,增加了用户黏性,进而为大学出版社带来丰厚的利润。此外,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也为图书馆等利益相关者提供学术服务。就图书馆而言,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提供COUNTER标准使用统计,便于图书馆员随时跟踪、統计资源使用流量,同时也提供 MARC格式数据,便于图书馆馆藏管理。正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采用价值网思想,才能在专业学术分工的模式下,将世界范围内的著名大学出版社优势学术专著资源组合起来,整合学术资源,共同为学术研究人员创造价值。在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构建的学术专著内容与服务网络中,子平台成员共同创造了规模化系统化的学术和经济价值。

4 采用开放获取出版模式

开放获取是国际学术界、出版界、图书情报界为了推动科研成果更为广泛地传播而采取的行动,其目的是利用互联网推进科学交流与出版,提升科学研究的公共利用程度。 英国大学出版社大都支持开放获取,采用金色OA和绿色OA(自存储)两种方式,使学术内容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获取。开放获取出版进一步提升了大学出版社的影响力,促进了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学术出版转型。英国大学出版社开放获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独立且差异化的OA政策体系、多元的开放获取商业模式、重视开放获取研究与合作。

4.1 独立且差异化的OA政策体系

英国大学出版社支持金色和绿色两种OA模式。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专门的OA政策体系,如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的牛津开放获取(Oxford Open),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剑桥开放获取(Cambridge Open),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的爱丁堡开放获取(Edinburgh Open),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的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开放获取(MUP Open)等。

4.1.1 金色OA政策

对于金色OA的学术期刊,作者(所在机构或资助者)通常需要支付论文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APC),费用因出版社而异,一般在2500英镑以内。出版社在论文处理费收取模式上较为灵活,采用折扣、预付款和机构会员模式来收取数额不等的费用。大学出版社多采用混合开放获取模式,较少出版完全OA的期刊。出版社通过署名(CC BY)、署名-非商业性使用(CC BY-NC)、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CC BY-NC-SA)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CC BY-NC-ND)四种类型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向读者免费提供学术期刊内容。不同出版社采用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有所区别。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均提供三种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供作者选择,牛津大学出版社采用CC BY、CC BY-NC和 CC BY-NC-ND三种许可协议,而剑桥大学出版社采用CC BY、CC BY-NC-SA和CC BY-NC-ND三种许可协议。然而,大多数出版社只提供一种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如政策出版社和利物浦大学出版社仅采用CC BY许可协议。

在金色OA模式下,学术期刊和STEM出版领域能够获得充足的经费来支付出版费用。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专著出版的大学出版社在开放获取方面进展缓慢[8]。近年来,学术专著OA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快速发展。作为学术专著出版重镇,英国大学出版社在学术专著OA出版上进展迅速。2011年前后,英国大学出版社开始提供学术专著OA出版服务。出版社对学术专著实行较为严格的开放获取政策,在学术专著出版类型、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图书出版费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就出版类型而言,大部分出版社不支持教材和工具书等出版物OA出版。剑桥大学出版社仅支持介于学术专著和学术期刊之间的“剑桥元”开放获取出版。就知识共享许可协议而言,英国大学出版社实行比学术期刊更为严格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出版社禁止学术专著的改编和商业使用,主要采用署名-非商业性使用(CC BY-NC)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CC BY-NC-ND)两种知识共享许可协议。此外,出版社对学术专著字数做出限制,并向作者收取高额的图书处理费。大多数出版社规定学术专著不得超过10万或12万字,且对书稿中的图片数量做出严格要求。以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为例,若出版一本12万字的学术专著,图书处理费高达9850英磅。在学术专著出版后,出版社将学术专著数字内容托管在欧洲开放获取出版网络图书馆(OAPEN Library)、开放获取图书目录(DOAB)、谷歌图书、JSTOR等平台,供读者免费下载使用。

4.1.2 绿色OA政策

英国大学出版社支持学术期刊和学术专著绿色OA。相对于金色OA而言,出版社的绿色OA政策更为严格。在学术期刊绿色OA模式下,作者可以将论文存储在知识库(包括机构知识库和主题知识库)中。然而,英国大学出版社对绿色OA的论文版本、保密期、知识库类型等采用差异化规定。就论文版本而言,一些出版社允许存储最终版本或记录版本,另一些出版社则仅允许存储作者原稿或已录用稿件。牛津大学出版社规定在论文出版后,作者有权将论文最终版本或记录版本存入知识库。利物浦大学出版社和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仅支持作者将已录用稿件存储,不能采用最终版本存档。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更为宽松,允许自存储作者原稿、已录用稿件和记录版本三种类型的论文版本。就保密期而言,考虑到期刊主题、论文版本和存储知识库类型不同,出版社设置了差异化的保密期。一般而言,老牌出版社的保密期较短。剑桥大学出版社针对不同学科的期刊设置了不同的保密期,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无保密期,科技类期刊保密期为6个月。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根据论文版本和存储知识库类型来设置保密期,作者原稿可随时在个人或机构网站、机构知识库和主题知识库中自存储,而已录用稿件在非商业主题知识库存储则需在出版1年以后。利物浦大学出版社论文保密期相对较长,为论文在线出版后24个月。就知识库类型而言,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规定较为宽松。剑桥大学出版社支持个人网站、机构和主题知识库、社交网站,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支持作者在个人网站、机构知识库或非商业主题知识库中自存储,牛津大学出版社允许作者在机构知识库和学科知识库(如PMC)中存储论文。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和利物浦大学出版社对知识库类型规定较为严格,前者仅支持非盈利性的主题知识库,后者仅允许将论文存档在非盈利性质的机构知识库中。

英国大学出版社支持学术专著绿色OA,允许作者自存储,但在专著版本、保密期和知识库类型上要求更为严格。不同出版社对绿色OA版本规定不尽相同。剑桥大学出版社绿色OA版本类型较多,允许作者将评审中的书稿、录用的书稿和最终版本存储到个人网站、机构和主题知识库和社交网络。利物浦大学出版社规定作者只能存储预印本(Pre-publisher Version)。就保密期而言,出版社要求学术专著出版6个月以后才能自存储。剑桥大学出版社不同版本有着不同的保密期,评审中的書稿无保密期限制,录用的书稿和最终版本在出版6个月后才可进行自存储但仅开放一章内容。利物浦大学出版社保密期为24个月,爱丁堡大学出版社保密期则高达36个月。就知识库类型而言,大多数出版社允许作者将学术专著在非盈利性质的机构知识库或主题知识库存档,且只能存储一章内容。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允许作者将专著电子版存储在个人网站和社交媒体网站。

4.2 多元的开放获取商业模式

英国大学出版社在学术专著开放获取上形成了作者付费、图书馆补贴、出版社资助等商业模式。除作者、大学或科研资助机构向出版社支付图书处理费外,英国大学出版社开始尝试图书馆补贴模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知识解锁(Knowledge Unlatched)项目。该项目由大学出版社向参与项目的图书馆提供学术专著书目或在线版本,图书馆选购并分摊费用,而后出版社将学术专著开放获取。英国大学出版社积极参与知识解锁项目,利物浦大学出版社是第一家注册知识解锁项目的出版社,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将开放获取版本和元数据提交给知识解锁开放服务系统使用。此外,英国大学出版社也为学术专著OA提供资助。利物浦大学出版社建立了开放获取作者基金,以支持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研究人员学术专著开放获取出版。

4.3 重视开放获取研究与合作

英国大学出版社历来重视开放获取研究与合作,与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欧洲开放获取出版网络等进行合作调查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不仅参与开放获取出版研究项目SOAP、PEER和OAPEN,还加入开放获取学术出版商协会(OASPA),主导学术与专业出版者协会(ALPSP)相关课程设计。

有关开放获取的调查研究能够让大学出版社认识到在开放获取出版中的优势和不足,科学地制定开放获取出版政策,进而推动大学出版社开放获取出版。2010年,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联合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AHRC)启动欧洲开放获取出版网络英国项目(OAPEN-UK)。歐洲开放获取出版网络英国项目通过与出版社合作研究,于2016年1月出版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专著开放获取五年研究》,为人文社会科学专著开放获取出版提供研究数据和发展建议。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利物浦大学出版社等大学出版社均参与OAPEN-UK项目,并成为研究成果的直接受益者。

5 结 语

英国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出版转型对我国大学出版社具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在用户驱动模式下,我国大学出版社应集聚出版资源,建立数字学术出版平台,开展学术知识服务,进一步推动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服务转型升级。一方面,当前学术研究人员多元化和精细化的知识需求,迫切需要集聚期刊、图书等多种文献类型的数字学术出版平台。数字学术出版平台能够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推动下,利用语义出版、增强型出版等出版模式,为学术研究人员提供精细化的学术服务。我国大学出版社应在大数据等技术的辅助下,整合图书和期刊等出版资源,建立一体化数字平台,集中内容聚合、知识回溯、学术检索、语义组织、学术评价、数据服务等功能,进而形成数字学术出版价值网。另一方面,我国大学出版社应借鉴英国大学出版社的经验,在学术内容生产、开放获取等方面探索新型的知识服务方式。在学术内容生产上,我国大学出版社可为研究人员提供类似于“剑桥元”的新型学术出版模式,促进学术内容的快速传播。在开放获取方面,我国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图书和学术期刊OA领域尚处于探索阶段,学术资源开放获取率不够,学术内容主要依托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技术服务商建构的平台向图书馆和研究人员提供付费服务。我国大学出版社应吸收英国大学出版社开放获取经验,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开放获取政策,增加学术内容的可见性和可发现性,提升用户对学术内容的使用率,进而推动学术内容的传播。

注 释

[1]Hardy, R., & Oppenheim, C. Research on university presses: An overview of UK university presses[J].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 2004,20(2):18–31

[2]Andrew Lockett, Lara Speicher. New university presses in the UK: Accessing a mission[J]. Learned publishing,2016,29(S1):320-329

[3]Adema, J. & Stone, G. The surge in New University Presses and Academic-Led Publishing: an overview of a changing publishing ecology in the UK[J]. LIBER Quarterly,2017,27(1):97–126

[4]蒋永福,李景正.论知识组织方法[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4

[5]郑雯译,吴开华,赵阳.国外教育资源元数据标准比较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5(1):113

[6]潘云鹤.CADAL项目标准规范汇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100

[7]青木昌彦,安藤晴彦.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16-18

[8]Alison Mudditt.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es: A view from the left coast[J]. Learned publishing,2016,29(S1):330-334

(收稿日期:2018-07-25)

作者:肖超

学术转型图书馆学论文 篇3:

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空间的构建与思考

摘 要:发展于数字人文的数字学术是近年来高校图书馆在转型发展中面向科研人员开展的一项创新服务。数字学术空间是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学术服务的阵地,目前在欧美国家有了很好的实践。文章在概述数字学术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借鉴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空间案例,从功能定位、 资源配置、人员设置、服务设计等方面对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空间构建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高校圖书馆;数字学术;数字人文;数字学术空间;科研支持

Key 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digital academy; digital humanities; digital academic space; scientific research support

数字技术及数字工具、数字平台的兴起与发展,推动着人类的科学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数据密集型科研新范式时代。为高校师生提供科研、学习服务的高校图书馆,也适时的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面向师生用户开展了支持数字教育、数字科研、数字学习的数据素养教育、数字资源保存、数据可视化、数字监护、数据管理等创新型数字服务。近年来,数字学术(Digital Scholarship)服务正成为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的主要服务模式,并于20世纪90年代末自欧美国家迅速向世界各国发展。发展至今,数字学术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及业界的普遍认可,如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ACRL)于2016年6月发布的《2016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报告,就认为数字学术服务是未来学术图书馆发展的趋势之一[1]。业界对数字学术的关注也引发了对其概念、服务生命周期、服务差异化对比等内容的持续讨论与研究。

对数字学术的服务内容是目前学界的讨论重点之一,调研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和服务实践可以发现,不管是开展虚拟场景中的智能咨询、在线场景下的数据监护、真实空间中的数据素养教育,还是基于数字平台面向用户实际需求开展的定制推送等诸多个性化服务,诸多高校图书馆都是通过设置专门的数字学术图书馆员与数字学术服务空间来实现的,数字学术服务空间成为开展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的阵地。在调研中也发现,我国高校受欧美高校图书馆特别是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空间建设实践影响,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数字学术服务空间,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平台[2]等。由于数字学术空间相对还是一项新生事物,我国高校图书馆在数字学术空间构建过程中存在着诸如功能定位不准确、内涵理论界定不清楚、服务内容并未真正实现数字化数据化等问题。因此,进一步认识数字学术及数字学术空间的内涵,借鉴国外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空间构建的成功经验,梳理对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空间构建的启示之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数字学术与数字学术空间

1.1 从数字人文到数字学术

数字学术是从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概念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数字人文则是指在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利用信息技术、新媒体技术或工具进行人文数据的研究,让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计算机技术、信息科学有了深度的碰撞与融合,为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调查、数据管理、结果分析带来了创新。然而,由于数字人文仅仅局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因此支撑数字人文发展和科研的数字人文服务中心的应用群体较小、使用范围较窄[3]。随着近年来数字技术在更多学科领域特别是向自然科学领域的渗透,数字学术正悄然兴起,更多研究者开始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研究,对实验数据等科学数据进行计算机仿真、信号模拟、数据可视化、3D打印、数据计算等已成为常态及发展趋势。

1.2 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

数字学术的兴起与发展引起了高校图书馆的关注,如以布朗大学图书馆等为代表的图书馆根据数字学术的特点和用户需求,联系信息技术部门或信息学院等机构,借助数字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手段,以学科馆员的学科背景、专业技能和知识素养为依托,在传统图书馆服务基础上进行了数字服务的拓展,自21世纪初探索开展了数字化和数字馆藏建设、元数据监护、数据管理项目、数据分析服务和软件、教育合作、数据出版、数字人文项目、数字学术交流等创新服务[4]。这一探索实践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学术服务内容的研究讨论。如S.Held[5]对美国埃默里大学数字学术中心进行了分析研究;宋玲玲[6]对北美地区的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中心服务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等。2016年5月,网络信息联盟(CNI)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RL)联合召开了“数字学术中心规划”研讨会,会议报告表明:图书馆目前所从事的学术支持研究虽然深入,但还有很多相关的服务工作需要跟进完善[7]。实践领域的探索与学术研究的指引,推动了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的发展,但仍存在模式单一、服务有限等不足。

1.3 在国外兴起的数字学术空间

自2012年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建立了全球第一个以“数字学术”命名的服务中心以来,越来越多的欧美高校图书馆建设了自己的数字学术服务中心。数字学术服务空间作为数字学术服务中心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也是诸多高校图书馆的选择实施项目。据2016年ARL发布的《SPEC Kit 350:支持数字学术》[8]报告调查结果显示,90%的科研工作者将图书馆列为开展数字学术服务的首选机构,ARL成员馆对数字学术服务需求旺盛;124个成员馆中,在73个对本次调查有反馈的成员馆均开展了数字学术服务。尽管ARL作为北美地区的公益组织,成员主要来自于北美地区的124所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型研究型学术图书馆(截至2016年1月),开展学术服务是ARL成员馆的主要职责,但对调查所反馈的73所成员馆均开展数字学术服务,也说明开展数字学术服务是第四科研范式下图书馆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在ARL成员馆所开展的数字学术服务中,所有的图书馆均设置了数字学术支持服务馆员,有的甚至成立了数字学术部门,也有开展服务的资金预算与保障,以及开展服务的数字平台或服务空间,反映了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服务有着实体的物理条件(人、财、物)支撑。和徐慧芳涂志芳[9]对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地区的15所图书馆进行调查,研究显示: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既包含有物理空间的成分,如数字学术空间、数字学术实验室、数字学术中心,也提供空间服务,如数字视觉室、可视化实验室、数字化研讨室。这一结果不仅代表着图书馆以自我发展和用户服务为导向的空间格局变化,本质上也反映出图书馆服务理念与服务模式的转变。

2 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空间构建思路

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空间兴建热潮也传播到了中国,各高校也在21世纪初兴建信息空间的基础上向数字学术空间方向转型发展,自中国首个数字人文中心于2011年在武汉大学成立之后,国内多所大学图书馆相继投入数字学术项目建设,如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学术实验室、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平台等。从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空间构建的进展来看,还存在着理论上对数字学术空间认识的偏颇之处,如将信息共享空间、图书馆联盟平台等认同为数字学术空间,也存在实践中对空间服务功能的设计不周,如重视对数字学术资源的建设而忽视对数字服务馆员的配置等。为了从整体上提升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空间的构建质量,有必要从对数字学术空间的内涵理解到人员配置等进行统一的设计规划。

2.1 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空间的功能定位

纵观欧美地区的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空间,虽然各个空间的服务、配置等特色明显,但在空间命名上主要以“数字”“数字学术”“共享”“数据”等词语为核心词,体现了数字学术空间是以学者的数字学术活动为中心,涉及数据管理等内容的空间。如美国布朗大学、圣母大学、纽约大学、迈阿密大学、天普大学、乔治梅森大学等直接以“数字学术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Scholarship)”命名。在具体构建过程中,一些高校数字学术空间也是从信息共享空间等发展升级而来,如东北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学术仍然保持了“共享”这一核心词语,取名为数字学术共享空间(Digital Scholarship Group),设在斯奈尔图书馆的东北大学数字学术共享空间可以为师生提供包括获取校内共享数字资源的一系列数字学术服务,体现了数字学术空间的合作、共享、服务属性。同时,数字学术空间也是一个用户对数字软件、工具进行创新应用或体验的平台,如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的媒体共享空间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体验新兴技术的实验,扩大教育技术的最佳实践学习机会,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创作、传播、使用和监管数字媒体的能力,其目标是满足广泛的使用媒体创建工具、多媒体硬件和软件的信息技术培训、媒介素养教学等方面的需求。国外这些图书馆的数字学术空间设计为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空间构建给予了功能定位方面的启示,即为了清晰的表达数字学术空间具有的数字、共享、创新、应用等属性,数字学术空间需以醒目的“数字”“数据”等核心字眼来命名,并通过资源配置、服务输出向用户传递出图书馆数字学术空间是一个促进科研人员数字交流与协作、数字素养提升与培养、成果数字传播与应用的图书馆延伸服务空间。

2.2 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空间的软硬件资源配置

数字学术服务空间与一般的图书馆学习空间最大区别之一就是数字学术空间的软硬件资源配置。在软件配置方面,美国高校图书馆一般都会配置面向数字资源处理的软硬件或工具,如天普大学的数字学术中心为用户配置了123D Design、Abbyy Finereader、Adobe Creative Cloud、Android Studio等20余种软件,以及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iMacs、Mac Pro、树莓派2代B型迷你台式电脑等20余种硬件设备[10]。当然,一些数字学术服务空间也根据自身的特色定位或用户群体需求,会在数字出版、数字可视化等特定领域配置更加丰富的软件或工具,以丰富用户的选择范围。如圣母大学的数字服务空间为用户配置了包括GIS平台分析(如ESRI ArcGIS、DIVA-GIS、GRASS、Quantum GIS、uDig)、可视化展示(如Google Earth Pro、HyperCube、SketchUp)、影像分析(如ENVI、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GeoExpress)、數据使用和分析(如Stata、SPSS、SAS、S-Plus、MatLab R2013a、R、StatTransfer、Tableau Desktop)等应用领域的软件或工具[11],而凯斯西储大学数字服务空间则为用户主要配置的是音视频数字化(如VHS、Betamax、U-Matic、Laser Disc、Cassette、LPs)、声音和视频编辑(如Adobe Suite、Audacity、iTunes、Roxio、Sound Forge、TPMG)、桌面出版和图像编辑(如Adobe Suite、Sony Media、ComicLife)等方面的软件或工具[12]。两者相较可以发现圣母大学的数字服务空间侧重于提供数字资源的分析应用,而凯斯西储大学数字服务空间明显更侧重于对用户数字音视频处理方面的资源配置,这也可能与凯斯西储大学全球闻名的文理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有关,该学院由一些跨学科课程(提供60个本科课程)和学院中心组成,目前与克利夫兰艺术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克利夫兰自然历史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克利夫兰音乐学院(Cleveland Institute of Music)、西部保留地历史协会(Western Reserve Historical Society)、克利夫兰艺术学院(Cleveland Institute of Art)、克利夫兰剧院(Cleveland Play House)等联合举办不同的课程,因而师生对音视频数字资源的处理需求也更加旺盛。受美国这些高校数字学术空间的软硬件资源配置启示,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空间一方面既要根据数据处理的生命周期等理论分解每一阶段用户需要的软硬件,如缩微胶片扫描仪、数字拷贝站、录音录像机、读卡器、电脑等硬件设施和电话会议系统、Arduino Uno开发工具包等软件设施,保证空间为用户提供足够开展科研应用或科技体验的基本设施,一方面则根据空间设置的特色或用户群体的学科背景、特殊需求,在资源配置上突出一定特色,采取以点带面、逐步发展的发展措施,吸引更多师生利用数字学术空间开展学习、研究活动。

2.3 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空间的数字馆员设置

开展数字学术服务的美国高校图书馆都设置了数字学术馆员来负责空间的管理与协调、使用安排、相关技术工具的咨询等工作。如俄克拉荷马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学术实验室有两名数字学术馆员负责具体的数字知识咨询及空间的预约使用等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馆员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学科背景,且在数字工具的应用等方面具有专业特长。如俄克拉荷马大学图书馆数字学术实验室的两位数字学术馆员在数字学术项目评论、文本分析、项目管理,数据可视化、内容管理系统、数字学术项目评论、GIS/网络映射、Omeka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能。为了保证图书馆数字学术馆员在用户的知识咨询、辅助教育、科研协助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专业性,根据职责分工,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专家不一定是图书馆员,也可能是由来自与图书馆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在职教师等专业人员兼职。如圣母大学数字学术中心长期与学校的研究计算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Computing)开展跨部门合作,研究计算中心的工作人员不仅担任数字学术中心专家,也协助完成中心的技术开发。受此启发,我国高校图书馆组建一支数字学术馆员队伍与设施建设同等重要,团队人员需要具备广泛的知识背景和丰富的专业技能,能够胜任数字环境中的数字处理工作,还可吸纳一些对协助数字学术空间开展服务有兴趣的数字专家,以保障和协助空间的可持续运作。

2.4 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空间的数字服务设计

从广义上讲,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空间的服务对象就是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甚至包括面向社会开放后的其它用户,但相较于图书馆学习空间、体验空间,数字学术空间的用户更需要在专业素养、信息技能等方面有一定要求,故将数字学术空间的用户定义为从事科研或进行研究性学习的用户更加准确。如对于学生群体,迈阿密大学就明确指出其数字学术空间就是为研究生和部分成绩优秀且有研究兴趣和需求的本科生提供服务。在这一对数字学术空间服务对象的精准刻画基础上,数字学术空间所提供的服务也就基于特定群体需求来设计。笔者以为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空间服务可以借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数字学术服务[13],聚焦以下三个方面: (1)数据密集型研究活动的嵌入式服务。数字学术馆员借助数字学术空间和嵌入式服务,深度参与到用户的数据密集型科研活动之中,进而为用户提供专业化、知识化的数字人文(如通过嵌入式服务协助数字人文项目成员对海量人文资料进行数字化加工、保存、组织和标引等)、 数据处理(如数据归档与保存、数据集引用、数据存储和备份、数据共享、数据监护以及提供软件工具应用支撑服务等)、可视化(如为用户提供可视化处理与分析工具、帮助研究人员对科研数据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处理等)、信息分析(如通过ESRI ArcGIS、DIVA-GIS、GRASS、Quantum GIS、uDig等工具帮助研究者分析空间数据并形成图像等[14])等数字服务;(2)虚拟合作及数字出版等科研支撑服务。数字服务馆员借助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空间资源,为用户提供开放存取(如建设数字资源存储库实现免费存取和更大范围传播)、数字出版与版权(如普及合法使用、作者权利和版权法律方面的知识使研究人员合理、合法地通过数字平台使用和传播学术成果)、资源数字化(如对馆藏资源、音视频、史料图片、手稿、档案等传统文献的数字化保存等)等数字服务,以促进科研成果和知识的保存、传播、分享、发现与转化;(3)用户的数字素养教育/培训服务。在图书馆信息素养、数字素养教育的原有教育职能上进行科研用户的实践化教育培训,也是数字学术空间应该开展的一项主要服务,如对参与数字人文项目的用户进行数字学术工具和方法培训,均可协助研究人员更新知识技能体系,帮助其更好的适应数据密集型科研环境,提高他们的创新性、竞争力和研究效率。如迈阿密大学数字学术中心的服务人员不但通过嵌入式服务帮助研究者实现地理数据的可视化,以从中发现数字或统计分析无法体现的相关性,也还通过培训来提高其使用地理设计和分析软件的技能。

3 结语

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正处在信息服務转型的过程中,从对信息的关注向对数据、数字的关注转型。高校图书馆是数字学术服务当仁不让的主体提供者,我国高校图书馆对数字学术自其概念被提出以来就持续关注,2016年12月召开的以数字图书馆新生态为主题的第十三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就对数字学术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后数字学术服务相继出现在图书馆各项学习培训、工作会议等众多场合,实践层面的数字学术也在诸多高校图书馆有了积极探索。总体来看,数字学术在我国高校图书馆界还属于一个探索领域,对其空间的构建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还需要通过诸多的研究与实践探索,以推动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的全面开展与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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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晓军(1972-),男,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作者:黄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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