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片特困区的金融支持论文

摘要：扶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一轮减贫的重点，片区扶贫是把片区作为主战场，以片区的形式组织扶贫开发。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连片特困区的金融支持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连片特困区的金融支持论文 篇1：

集中连片特困区的金融支持效率研究

提 要 金融机构通过加大信贷投入支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熏让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群众与全国各族人民同步步入小康社会是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金融机构如何更有效率的支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金融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以罗霄山片区吉安片区为例，从分析金融支持扶贫开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对新时期金融支持扶贫开发金融效率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罗霄山片区乃至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事业提供参考。

关键词 金融扶贫;集中连片地区;信贷支持;效率研究

作者简介冯振中(1982—)，男，中国人民银行吉安市中心支行科员，经济法硕士，经济师，研究方向为金融普惠制度、区域金融稳定、金融监管法律研究。江西吉安 343000

一、引言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罗霄山区、六盘山区、秦巴山区等14个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今后10年国家扶贫攻坚主战场。作为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罗霄山连片特困地区，地处罗霄山脉中南段及其与南岭、武夷山连接地区，范围包括江西、湖南两省24个县(市、区)，其中在江西吉安辖内有井冈山市、遂川县、永新县和万安县四个县(市)。四县(市)的国土面积8688平方公里，总人口15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28万人，占总人口的82.58%。按照国家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贫困标准，截至2013年末，四县(市)尚有贫困人口31万人，占总人口的20%(见表1)。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深山地区和地质灾害频发区，点多面广，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脱贫难度较大，扶贫开发工作任重道远。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熏在持集中连片特困扶贫开发中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文章以罗霄山片区吉安辖内井冈山市、遂川县、永新县和万安县四县(市)为例，从分析金融支持扶贫开发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对新时期金融支持扶贫开发金融效率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罗霄山片区乃至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事业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国内对集中连片金融扶贫效率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方面，定量分析的文献非常少。国内学者沈军(2006)认为金融效率包括微观金融效率、金融渗透率和金融适应率。中国金融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资源的缺失，金融发展应当走效率导向型之路。辛念军(2006)认为中国高经济增长与低金融效率并存，以牺牲金融效率来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周国富、胡慧敏(2007)认为金融效率主要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包括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方面，并构建了中国的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谷洪波、王文涛(2007)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效率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农村金融中的需求抑制和供给抑制。农村金融市场中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使得农村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谷慎(2006)认为造成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农村金融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从而导致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条件不满足，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是提高效率的关键。

三、吉安片区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效率与全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比较实证分析

为了更好的从实证角度研究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文章以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人民币贷款对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为主要分析点进行研究。之所以选择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人民币贷款对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来分析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主要是因为在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信贷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最好量化的因素。通过全国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效率(见表2)与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效率(见表3)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找出金融在支持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经济增长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以后改进和完善金融支持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经济增长效率政策方面提供参考。

四、金融支持集中连片特困区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一)银行资金逐利性，影响金融供给效率

追逐利润实现效益最大化是银行作为企业的本性使然，效益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银行的生存和发展，这就客观上要求银行将服务重点集中在实力较强、经营效益较好的企业和行业。而扶贫开发的目标和重点是发展能力脆弱的贫困人口，讲求的是公益性，与银行的“喜好”背相径庭。前些年国有银行“洗腳进城”便是一个实证，银行的“嫌贫爱富”一度造成城乡金融供给严重失衡。以四县(市)为例，据统计农村地区平均每万人拥有实体金融网点仅0.7个，不及城镇四分之一，有25%的乡村仅拥有离行式金融自助点、金融便民点等虚拟金融网点。同时，上级行对信贷严格管理考核机制也让县级行很无奈。如农行明确规定惠农卡农户联保贷款不良率不得超过2%，否则予以“停牌”处理。据调查，目前吉安辖内有3家县级农行因农户小额贷款不良率触及“红线”而遭遇业务“停牌”。在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中，要让银行再次“脱鞋下乡”，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见效慢、收益低的农村贫困地区，与其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存在明显冲突，弱化了其支持扶贫开发的积极性。

(二)保障机制缺陷性，影响金融创新效率

贷款追偿难，信用环境不健全，导致银行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影响了金融产品创新，如2009年井冈山市厦坪镇一兔子养殖户以房产作抵押向中国银行井冈山市支行申请贷款20万元，此笔贷款是该行开办的首笔涉农贷款。2010年该养殖户因经营不善，到期无力偿还贷款，中行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并胜诉，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收回该笔贷款，导致该行上级部门中止了其开办农户贷款的权限。在这种残缺的风险保障机制下，银行往往独自承担信贷风险，对支持扶贫开发项目顾虑较大。

(三)激励措施滞后性，影响金融的配置效率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罗霄山片区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等，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扶贫开发规划和政策，前瞻性地对新一阶段扶贫开发提出了更高目标和更高要求。据了解，新一轮扶贫攻坚中，四县(市)预计扶贫开发总投资160亿元，需银行配套投入信贷资金70亿元。为了调动银行资金，国家及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扶持金融发展政策，但总体而言相对笼统且难以落实到位，尤其是地方政府出台的信贷投放激励措施往往因财力不足而无法兑现。众所周知，扶贫开发投资周期长、收益见效慢、服务对象广，如果激励扶持措施迟迟到不了位，则难以调动银行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

五、政策建议

(一)提高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一是出台差别金融政策。建议国家针对集中连片扶贫地区专门做出“差别化”的金融政策安排，尽快出台专门的扶贫信贷政策，在支农再贷款、再贴现、差别存款准备金、贷款规模调控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增强金融机构支持扶贫开发的能力。二是加大信贷“窗口”指导力度。人民银行可考虑专门出台金融支持扶贫开发指导意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扶贫开发的信贷投入力度。三是加大优惠政策激励力度。建立金融支持扶贫开发激励机制，出台扶贫开发金融创新专项激励制度，对符合创新条件、为扶贫开发做出重要贡献的金融创新项目给予激励政策等，同时对金融机构用于扶贫开发贷款的营业收入实行减、免营业税。四是适当授予基层行业务权限。建议金融机构总部改进现有的管理和考核方式，给县级分支机构适当的贷款审批权和金融产品创新权限，并在扶贫开发方面出台信贷倾斜政策，增加基层分支机构支持扶贫开发工作的动力和活力。

(二)提高扶贫资金供给效率。建议整合专业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力量，将中央、省、市安排给县(市)的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科技扶贫资金、林业扶贫资金等资源进行集合?熏发挥扶贫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撬动银行信贷资金这块“巨石”，以其乘数效应来满足扶贫开发巨额的资金需求。比如，遂川县1：8的贷款模式值得借鉴。2009年，遂川县财政局、扶贫办、国税局、地税局、涉农金融机构等单位在全省率先推出了“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担保+农业信贷+政府贴息”信贷新产品(又称1：8贷款)，并选择信用基础好、产业有特点的珠田乡黄圹村、草林镇冠溪村、大汾镇红太阳社区、堆前镇鄢背村进行试点推广，银行按互助社所募集担保基金的8倍比例发放贷款，且在额度内可以进行“二次融资”、“三次融资”，极大地支持了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截至2014年6月末，4个试点村已吸收社员436户，筹集担保基金270万元，其中扶贫办拨入资金40万元，累放贷款3500余万元，支持了428户农户发展金桔种植、农产品加工、生猪养殖等特色产业，户均实现增收5000余元。

(三)提高金融风险保障效率。一是修订完善有关物权法律法规。建议修订《物权法》等法规，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充当贷款抵押物，以鼓励金融机构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和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下，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使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聚宝盆”。二是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在现有担保公司和中小企业担保中心的基础上建立农村信用担保基金，采取“财政拿一点、群众筹一点、社会捐一点、市场运作补一点”的办法筹集资金，专门用于解决贫困地区企业、产业和贫困人口的担保需求。三是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同时加大财政对农村保费的补贴力度?熏提高农村、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四是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鼓励涉农金融机构借鉴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对借款人进行培训考核的经验做法，培育农民借款人的信用意识，深入开展“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农户”建设?熏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四)提高金融产业带动效率。产业是实现生产发展的基石，产业扶贫是扶贫开发的关键。各金融机构要把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作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首要任务，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做强、做大、做优，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一是支持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非常强。有研究表明，旅游业可带动建筑、通信、住宿、娱乐、餐饮等30多个行业的发展，旅游业每创造1元钱收入，可间接创造7元钱社会财富;旅游业直接增加1个就业岗位，可间接带动7个人就業。本文为例的四县(市)均属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和美丽的自然景观，发展“吃、住、行、游、购、娱、闲、悟”为一体的生态旅游大有可为，金融应及时跟进，为农户发展观光农业、农家乐、休闲农庄等生态旅游提供信贷支持和旅游保险支持。二是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井冈山市有“两茶(茶油、茶叶)一竹(毛竹)”、果蔬、花卉苗木和特色养殖，遂川县有“三宝”(金桔、板鸭和狗牯脑茶)和茶油种植，永新县有桑蚕工程、林产加工，万安县有富硒米种植加工、水产养殖等区域特色农业。金融应加大特色农业的支持力度，助其尽早实现产业化，做强品牌，提高经济效益，以产业化为纽带吸收广大农民参与，帮其脱贫致富。

责任编辑：李佳佳

作者：冯振中

连片特困区的金融支持论文 篇2：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

摘 要： 扶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一轮减贫的重点，片区扶贫是把片区作为主战场，以片区的形式组织扶贫开发。选取武陵山片区有代表性的41个县为样本，采用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相关数据，基于密度、距离和整合的3D框架分析县域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经济中心距离越远、基于面积的经济密度越高、扶贫资金越多的县，贫困发生率越高，反映出经济发展与扶贫工作不同步、偏远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应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密度和减贫绩效“双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偏远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建立和完善精准扶贫、协作扶贫机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关键词：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片区扶贫;3D框架;贫困发生率;经济密度;经济距离;扶贫资金;武陵山片区

一、引言

扶贫是为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开发经济、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旨在扶助贫困户或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青觉 等，2014)。扶贫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提高贫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更是扶贫问题的重中之重。为了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贫困地区的发展，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启动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脱贫致富。扶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一轮减贫的重点指向，该工程涉及面宽，关联性强，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武陵山片区国土总面积为17.18万平方公里，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其中有4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13个省级重点县;截至2014年末，片区总人口为2 810.6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05%;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 743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4.29%;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6 353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8.88%。该片区气候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泥石流、风灾、雨雪冰冻等灾害易发，是地质灾害高发区。同时，该片区海拔在800米以上的地方占全境约70%，部分地区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现象严重，是中国区域经济的分水岭，更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沿与实验基地。

武陵山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一个跨省界面大、少数民族集聚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从有关研究成果来看，对武陵山片区贫困问题的探讨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周伟等(2013)和田岚(2013)认为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关键在于发展其特色农业与旅游业。常艳华(2013)基于全面启动《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的约束条件，提出“出台差异化的倾斜政策”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的建议。刘治金(2012)、覃庆贵(2013)等基于经济发展、贫困现状、农民素质等视角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造血式”扶贫措施比“输血式”扶贫措施更为有效。上述对武陵山片区贫困问题的定性研究，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但定量分析也不应被忽视。本文尝试以武陵山片区为例，利用经济密度、与经济中心的距离、扶贫资金构造3D框架，分析该片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以更准确地刻画贫困的现实空间分布，进而为提高武陵山片区扶贫效率、实现精准扶贫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参考。

二、3D框架下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

为了更准确地刻画世界经济的地理格局，世界银行2009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基于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框架，提出依据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和整合(Division)三个要素从不同地理尺度刻画世界经济地理格局，这就是所谓的“3D框架”。其中，密度反映提升自身经济产出实现聚集经济的程度，距离指标衡量在空间上的接近程度，整合主要是衡量经济组织产品的流动等(周沂 等，2013)。本文借鉴“3D框架”对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格局进行实证分析。

密度指每单位土地上经济活动强度，较高的密度能够更好地利用聚集经济效应带来的生产优势，进而带来较高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例如美国区县就业密度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就提高6%(Ciccone，2002);欧盟国家除具有显著的聚集经济效应外，人口密度与劳动强度也显著正相关 (Brrlhart，2008);密度与劳动生产效率正相关，而劳动生产率越高，创造的收入越多，贫困发生率就越小，从而密度与贫困发生率负相关(周沂，2013)。在诸多文献中，对于密度的测度多数是从经济视角出发，以产值密度和就业密度来衡量经济密度。鉴于数据采集的便利和研究的直观性，本文采用单位面积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武陵山片区样本县的经济密度。

距离是指两物体在空间上相隔的长度，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到达某一经济密集区所耗费的成本。经济学上的距离概念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学第一定律：相近者趋同，相远者趋异。在扶贫研究方面，学者们往往将距离相近的区域划为一个片区，以便于对要素流动问题进行研究，因为贫困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不方便，要素流动困难重重。“行政距离”(交通沟通、信息沟通、资源沟通)对我国贫困产生有着重要影响，而交通沟通是制约行政距离的关键因素(薛祥伟 等，2013)。因此本文将距离这一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之中。2011年，“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启动会”在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举行，《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也将吉首列为武陵山片区六大中心城市之一，因此本文选择吉首市作为中心，用各样本县与吉首市的直线距离作为距离的衡量标准。

整合指把一些零散的东西通过某种方式彼此衔接起来，从而实现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工作协同。整合的精髓在于将零散的要素组合起来，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整体。整合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资源的整合既利于消除社会贫困，又能进一步促进社会的整合，两者相辅相成(Clare等，2000)。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有很多资源需要有效整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片区扶贫同样需要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到扶贫效率的最大化。扶贫资源主要体现在扶贫资金上，因此扶贫资金也需要整合。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利用各样本县与吉首市扶贫资金差值的绝对值来衡量资金的整合程度，由于吉首市没有扶贫资金，直接用各县扶贫资金来衡量。

三、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

1.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结果，2014年武陵山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 300元的贫困人口为47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6.9%，比全国高9.7个百分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实施期间，武陵山片区共确定23 032个贫困村，其中国家级贫困村11 303个。武陵山片区的贫困发生率从2006年的49.1%下降到2014年的16.9%，这说明该片区的贫困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根据武陵山片区分布特点，考虑到指标的完备性、数据的可得性、代表性，本文选取以下41个县作为样本进行分析：湖北省的恩施市(县级市)、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利川市(县级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县，湖南省邵阳县、隆回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桑植县、安化县、阮陵县、通道侗族自治县、新化县、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贵州省的正安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江口县、石阡县、思南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重庆市的酉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

本文分析数据来源于2007—2015年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和各省统计年鉴，其数据分别反映的是2006—2014年武陵山片区的实际情况。样本县中，距离吉首市最近的县为凤凰县(38.6公里)，最远的为新化县(395公里)。采用41个县连续9年的数据构建一个面板数据，利用Eviews 6.0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樊欢欢，2009)。由于密度、距离、资金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大小相差甚远，为了消除指标之间的量纲影响，需要进行数据归一化处理，本文采取的归一化处理方法为：将原数据(X)减去它的均值(μ)，再除以本指标数据的标准差(σ)，其公式为X*= X-μ σ 。

在3D框架指标的确定中，用各县单位面积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密度，用各县与吉首市的最短直线距离来衡量距离，用各县的扶贫资金来衡量整合。由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没有统计各县的扶贫资金，鉴于贫困地区财政收入比财政支出小很多，可以认为其缺口是由扶贫资金来填补，因此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之间的差额来替代扶贫资金。

2.模型构建与数据检验

将贫困发生率作为因变量，从密度、距离、资金三个维度来分析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建立线性模型：

在建立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前，首先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本文分别采用LLC、ADF-Fisher和PP-Fisher单位根检验三种方法来判断变量(距离、密度、资金和贫困发生率)是否具有单位根，结果见表1。四个变量均为平稳序列，可以直接建立回归模型，不会产生伪回归现象。

3.回归结果及分析

应用Eviews 6.0软件，先后进行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分析(见表2)。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所有参数估计值t统计量在5%的检验水平上都是显著的，而随机 效应模型中的参数估计有的显著，有的不显著。对固定效应模型与混合模型进行固定效应的冗余变量似然比检验，混合回归模型中R2=0.577，R - 2=0573，DW统计量为0.419，由于R的平方较大，DW值较小，说明混合回归模型肯存在偏误;又因为Prob(F-statistic)为0.000，所以拒绝原假设，认为混合回归模型是无效的，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对于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可以进行Hausman检验。通过检验发现，密度因素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系数估计分别为0.000 668和0.004 864，其概率值为0.000 0;整合因素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系数估计分别为0.000 912和0.007 86，其概率值为0.000 0。因此，可以认为利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系数估计值有显著差异。又因为Chi-Sq. Statistic值为48.356 98，其概率值为0.000 0，因此拒绝检验的原假设，即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

从模型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

(1)各县的经济密度与贫困发生率正相关(弹性系数为0.36)，经济密度越高，贫困发生率越高。这与有关理论和通常的经验不符，一般来说，两者应是负相关的，即经济密度越大，贫困发生率越低，而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两者是正相关。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密度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城市和发达地区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这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增长成果并不能在所有社会群体间均等分享，甚至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因此增长的财富并不一定能够“滴落”到贫困人口。二是面积基础上的经济密度并不等于人口基础上的经济密度，两者对贫困发生率影响的方向可能是相反的。本文定义的密度是各县单位面积的生产总值，是面积基础上的经济密度。在劳动力自由流动条件下，经济密度高的地区由于具有较高的减贫预期而吸引区外贫困人口转入，经济密度增加带来的减贫效果可能会被地区人口的快速增加所抵消;而经济密度较低的地区由于贫困人口的转出，反而可能表现出较高的减贫绩效。因此，必须控制人口增长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资本宽化的消极影响，提高资本深化的扶贫效果。

(2)各县与经济中心的距离与贫困发生率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弹性系数为0.16)，距离越远，贫困发生率越高。这与有关理论和一般的经验是相符的，因为在一定区域内，某地方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城市距离的远近决定了中心城市对其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距离近的地方容易得到来自中心城市的资源、信息以及技术溢出等，进而促进其经济发展;相反，距离远的地方受到的辐射和带动较弱，经济社会发展就相对慢一些，贫困发生率也就会大一些。对地区经济发展及贫困状况产生影响的距离实质上是经济距离，即生产要素流动的便利性。因此，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地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是可以通过改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来提高地区间要素流动的便利性，缩小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各县间的经济距离，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公共服务均等和政策全覆盖，进而有效降低偏远地区的贫困发生率。

(3)各县的扶贫资金与贫困发生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弹性系数为0.52)。本文定义的扶贫资金是各县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扶贫资金越多，表明其经济越落后，贫困发生率也越高。因此，应想方设法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尽量缩小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缺口，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曾昌礼，2012)。扶贫资金是用于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其使用效率的提高将进一步减少贫困发生率。但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和扶贫政策下，扶贫资金是以省为单位进行传输，地方壁垒和行政政绩观的存在使得其难以在片区内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整合，进而影响到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密度、距离和整合的3D框架，采用2006—2014年的有关数据，对武陵山片区41个样本县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各县与经济中心的距离、经济密度和扶贫资金与贫困发生率均有正相关关系，即与经济中心距离越远、经济密度越高、扶贫资金越多的县，贫困发生率越高。这反映出目前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还存在经济发展与扶贫工作不同步、偏远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进一步降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贫困发生率，提高扶贫效率，需要致力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和改进。

一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密度和减贫绩效“双赢”。其一，要发展“益贫式”“包容式”经济，在现有的县域经济密度格局基础上，实现从点到线再到面的经济发展，让贫困人群切实分享到县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二，依据地方比较优势，从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角度出发，想方设法发展特色产业(刘林 等，2013)，提高县域经济实力，实现产业化扶贫。其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四，适当控制贫困地区农村人口数量，提升农村人口素质，提高经济密度的减贫效率。

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偏远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加大从中央到地方的项目投资，构建铁路、高速公路、水路和航运交通网络，合理布局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提高交通设施的通达能力和流通效率，特别是可以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增加农民务工收入，从而提高减贫效率。推进县域之间经济商贸往来，通过贸促会、交流会、展览会、对接会等多种形式繁荣区域之间贸易往来，实现资源流动和互补;支持偏远地区的企业走出去，加强与中心城市的互动。

三是建立和完善精准扶贫、协作扶贫机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国家要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扶贫项目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利益联结机制，并构建多元化的投资机制;重点扶持贫困地区农民创业，用创业带动就业，提高扶贫效率;重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和产业扶贫，改进扶贫瞄准机制，实现精准扶贫。地方政府之间要打破行政分割，突出跨省区合作，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以规划为平台，将有限的扶贫资源整合起来，集中资金、整合力量、综合治理、连片开发，促进片区全面脱贫致富;建立经济协作机制，规划和统筹建立政务、商务和公共信息平台，统筹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管理，通过基础设施对接、产业优势互补、旅游景点互连、生态环境共建等，逐步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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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centralized， consecutive and special poor area; reg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3D framework; poverty incidence; economic density; economic distance; poverty alleviation capital; Wuling Mountain area

CLC number：F127;F224.0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16)03-0072-06

(编辑：夏 冬)

作者：周丽　匡远配

连片特困区的金融支持论文 篇3：

乡村振兴背景下黔南州坝区农业产业金融支持研究

摘要：乡村振兴是我国“三农”发展的重大战略。为探析乡村振兴背景下金融支持黔南州坝区农业产业效果，本文基于T.B.Smith执行过程模型，从“理想化的政策、目标群体、执行机构、环境因素”四个维度，分析金融支持坝区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 金融支持 T.B.Smith执行过程模型

一、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农业农村农民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201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9月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对实施乡村振兴进行了阶段性谋划。2019年2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全面部署和推进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2018年2月，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强调：要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产业革命，推动产业扶贫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

然而，地无三尺平的贵州省，既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又是山地和丘陵占比土地面积高达92.5%的省份。这仅有的稀缺坝区资源，却创造了全省15%以上的农业产值。虽然黔南州散落在山区之间的坝区有很多都是良田沃土，但长期面临着农业基础差、高效农业少、产业化程度低、农民增收慢等问题，也成为了长期制约黔南州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瓶颈。基于此，发挥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作用，统筹金融力量，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加大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信贷投放，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序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黔南州金融支持坝区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一)黔南州概况

黔南州位于貴州省中部，乌江中游，是乌江航运和黔中地区的交通枢纽，同时也是川渝连接两广出海通道的捷径。辖12县市，瓮安、贵定、三都等11个县为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9年末，全州总人口427万人，居住有布依、苗、水、瑶、毛南等43个少数民族。其中，农业人口242余万人，占总人口的56.67%，剩余农村贫困人口2.39万人，贫困人口发生率为0.68%。坝区323个，面积74.97万亩，属于典型的西部农业县。

(二)黔南州金融支持坝区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2019年初，中国人民银行黔南州中心支行出台了《关于开展“500亩以上坝区农业产业发展金融助力行动”的通知》，创新打造坝区产业发展的“六强六推”金融支持模式。指导农信机构创设“坝兴贷”产品，形成了“信贷资金+坝区经营主体+农户/贫困户”的利益联结路径。截至2020年11月末，全州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609.1亿元，同比下降1.6%;各项贷款余额2030.6亿元，同比增长11.6%;其中，全州发放涉农贷款余额1532.69亿元，同比增长13.59%。政策性金融机构向长顺签约坝区基础设施建设贷款1.65亿元，用于建设沟渠、喷滴灌系统等;金融机构向中药材、水果种植等特色产业经营主体和农户发放贷款37.68亿元，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坝区农户分别2760个、42284户，有效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15553人。其中，引导金融机构运用扶贫再贷款发放“坝兴贷”9.84亿元，支持700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7232户坝区农户，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4263人。

三、基于T.B.Smith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T.B.Smith的执行过程模型

史密斯(T.B.Smith)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政策科学家，1973年，他出版了著作《政策执行过程》，该文首次提出政策的执行，必须要明确一些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才有效。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因素，即要有合法合理的政策;团体、个人等目标群体在政策中要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执行主体要真实主导、负责政策的执行;要有影响政策执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环境因素，及时处理和反馈受到的外在作用(见图1)。

(二)基于T.B.Smith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T.B.Smith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进行分析。具体来讲，T.B.Smith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四个维度需要说明以下内容：一是政策是从哪里来、是什么形式、类型是什么、它的涉及范围多大，政策受欢迎度和支持度，政策将会给社会什么印象。二是执行机构架构及各层级机构和人员情况、主管领导的管理策略和方式、执行策略的能力等如何。三是目标群体是组织化或分散化程度、受管理和政策引导的可接受度、政策导向方面的实践经验情况。四是当前政治、经济、地域文化、环境治理等一切可能影响和决定该政策执行情况及成败的因素。本文结合黔南州金融支持坝区农业产业“六强六推”政策，将该模型运用到乡村振兴背景下黔南州金融支持坝区农业产业实施中，以上述四个维度为基础，分析金融支持坝区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三)基于T.B.Smith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制约因素分析

1.理想化政策维度。一是相关政策衔接不顺畅。人民银行黔南州中心支行出台的《关于开展“500亩以上坝区农业产业发展金融助力行动”的通知》，执行过程中涉及到农业农村局坝区农业产业政策、坝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投入、财政支持坝区产业的奖补资金等政策，但由于行业职能限制，未能充分整合政府及职能部门坝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投入等政策资源，弱化了该项政策推进效果。二是黔南州坝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启动时间不长，制约了该政策的推进效果。黔南州坝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时间较晚，相关项目论证和项目建设还不够完善和成熟，金融机构持有一定的等待和观望心理，导致坝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推进艰难，存在一定政策瓶颈。如政策性银行辖内分支机构对坝区产业项目的贷款投放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2.目标群体维度。一是坝区成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较少，信贷支持面难以扩展。目前，虽然坝区入驻了一定数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但不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财务制度、不规范的财务管理等问题仍普遍存在，法律诉讼和责任追究难以实施等，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难以达到银行的信贷准入条件，信贷支持坝区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较少，信贷支持面较窄，大多数是以合作社带头人和社员为借款主体为主。二是坝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失抵押担保，加剧了从金融机构融资难度。坝区农业经营主体由于固定资产少、经营风险高，这种情况下，银行普遍要求提供抵押担保。但由于当地政府针对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管理、流转、抵押、拍卖建立的要素市场不完善、不成熟，且土地承包期较短，经营主体出现经营风险或土地流转纠纷，加大银行信贷风险，因此，难以在银行获得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三是坝区农业产业链还不完善。政策出台以来，坝区低效经济作物转向高效经济作物的规模化种植时间较短，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还需要一个生产周期，部分坝区的相关配套产业也同样需要一个投资、招商和建设过程，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坝区产业链金融和实现产业融合发展还需要一段时期。

3.执行主体维度。一是金融机构联动坝区产业政策资源合力不足，信贷支持力度不平衡。由于金融机构的经营策略、市场定位以及风险偏好不同，各自上级机构的信贷指导方向各异，截至2020年11月末，全州金融机构向坝区经营主体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37.68亿元，农商行和农信社占比较大，其他8家银行的占比仅占26.19%，有的金融机构目前还没有涉及到坝区的信贷业务，限制了坝区信贷资金的供给。二是保险覆盖面偏低。目前，我州主要的农业保险产品是获得财政配套补贴的政策性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品种，开发商业性农业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非常少，加之商业保险费率较高，保险面较窄，保险公司不意愿拓展和承保。同时，由于坝区农业保险的跟進需要一个周期，综合上述因素，限制了坝区农业产业保险覆盖面。

4.环境因素维度。一是地方政府坝区信贷资金风险补偿机制缺失，削弱了财政资金对信贷资金的有效撬动。由于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紧张，部分银行向当地财政请求建立坝区的信贷风险补偿基金，都难以得到回复和落实，严重影响了银行对坝区信贷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各县市的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作用发挥不明显。全州12个县市基本都设立有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但由于担保基金有限，内部业务考核严格，缺乏尽职免责条款等因素，往往担保条件苛刻，要扩大坝区的担保覆盖面和加大担保力度非常困难。

四、政策建议

(一)强化相关政策的协同性

协调和推动地方政府主导，统筹地方财政、人民银行、银保监、农业农村、扶贫、税务、政府行业发展公司等相关部门政策资源，畅通政策执行渠道，建立可持续的坝区产业信贷供给机制，共纾坝区产业经营主体融资困境，推进坝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乡村振兴战略。

(二)注重对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引导

积极协调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坝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育，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帮助其规范财务管理，尽快达到信贷准入条件。引导坝区农业经营主体要增强产品竞争力、市场开拓力、危机应对能力等，以稳定的经营提升金融机构的吸引力。重视产品质量、资金链、生产链、供应链等“免疫力”建设，通过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等创新模式构建新的价值链，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价值本身。

(三)大力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金融机构要根据不同类型小微企业的特点和优势，主动靠前，创新和推广仓单质押、应收账款质押、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估质押等方式，落实各项信贷优惠政策，为坝区经营主体提供“一揽子”差异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保障坝区经营主体合理的信贷融资需求。此外，大力拓展线上金融服务。金融机构要积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务模式，深入应用金融科技建立农业产业经营主体应用场景，最大化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提升合理额度信用贷款支持等金融服务的可能性。

(四)优化地方金融监管环境

人民银行要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金融机构流动性合理充裕，为后疫情时期的坝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地方银保监部门要适当提高监管指标容忍度。通过放宽金融机构坝区金融服务相关指标，引导地方各类银行保险机构扩大坝区金融覆盖面，提升金融监管弹性。

(五)强化地方政府配套保障功能

一方面，地方政府建立公益性小微企业账务承办和培训机构，帮助小微企业建立标准会计账簿，规范账务处理，降低做账成本，一站式为银行办理贷款提供具有可信度的财务数据资料。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健全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充分发挥全州政策性担保体系作用，切实为坝区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提供有力的担保补充。用好政府财政资金和奖补资金，建立农业经营主体担保基金和风险补偿基金，缓释银行信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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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黔南州中心支行)

责任编辑：凌玉

作者：赵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