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会计师事务所论文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2002年至2004年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市场，以经济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保险角色理论为指导，提出影响我国IPO公司审计师选择的主要因素。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虚拟会计师事务所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虚拟会计师事务所论文 篇1：

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影响审计意见吗

【摘要】基于2013～2017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客户审计数据，考察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有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国家级政治关联和省级政治关联与非标准审计意见都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但政治关联级别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无显著差异。客户选择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有政治关联事务所通过选择低风险客户降低了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显著影响了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负向关系仅存在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在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审计意见;客户选择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机制及公司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8YJC79013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会计师事务所的政治关联与其客户选择研究”(项目编号：2018Y1130)

一、引言

政治关联是经济社会一种常见的现象，提及政治关联，很多人可能会将其与负面消息联系起来，然而，政治关联并不必然对经济秩序造成破坏。以往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中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其本身就是一种声誉机制，能够帮助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增强企业的自律动机，更好地满足企业的审计需求，并最终提升其财务报告质量，促进公司治理水平提高[1]。学者们围绕企业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做了大量研究，成果丰富，但是以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特别是以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还相对较少。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中介服务机构，具有“经济警察”的称号，声誉是其安身立命之本，相较于企业，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会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审计意见是审计的最终成果，发表恰当合理的审计意见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那么，会计师事务所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会如何影响审计意见?

现有文献对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合伙人拥有发审委委员身份、官员视察会计师事务所等形成的政治关联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的影响。对审计意见的研究主要从审计供给方特征、审计需求方特征和外部环境三个方面展开，鲜有学者从会计师事务所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视角对审计市场进行研究。尽管李江涛等[2]对会计师事务所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但其关注的是政治关联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本文将以注册会计师获得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为切入点，考察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本文主要考察了以下四个问题：①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影响审计意见吗?②不同级别的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吗?③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对审计意见的作用路径是什么?④不同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政治关联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呢?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①将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审计意见结合起来，拓展了政治关联与审计意见的相关研究。②本文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显著降低了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其中会计师事务所客户选择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这对于理解审计意见的形成机理具有重要意义。③现有文献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负向关系仅存在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没有证据发现该关系存在于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这验证了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执业更加谨慎。

二、文献综述

政治关联是经济社会一种常见的现象。学者们对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做了大量研究，成果丰富，但已有研究主要是围绕企业政治关联展开，对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经济后果的研究還相对较少。现有文献对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的研究主要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在发审委任职、官员视察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政府背景等视角展开。从现有研究来看，会计师事务所建立政治关联的依据主要可以归为以下几类：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在发审委任职、政府官员视察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前会计师事务所挂靠行政事业单位以及会计师事务所有注册会计师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鉴于本文的研究主题，下文主要围绕上述四类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进行文献梳理和评述。

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合伙人在发审委任职形成政治关联的研究，主要是针对IPO审计市场。有学者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审委联系会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拟IPO客户过会率、IPO审计市场份额和IPO审计收费[3-5]，然而这些现象仅存在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在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则不存在，并且有发审委联系的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在IPO后市场表现更差，表明企业的寻租行为受到了市场的严厉惩罚[6]。也有学者基于中小板市场的数据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民营企业更加偏好与发审委建立联系的会计师事务所，并且愿意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但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不存在[7]。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审委联系与客户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有发审委联系的会计师事务所客户的盈余质量更高[8]。

除合伙人在发审委任职外，也有学者考察了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其他途径建立政治关联带来的经济后果。张雯等[9]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依托官员视察形成的政治关联能够显著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且相较于非本地官员，依托本地官员视察形成的政治关联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更大。龚启辉等[10]研究发现，有中央政府背景和地方政府背景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可能被有相同政府背景的企业聘请，且也更可能对有相同政府背景的客户出具标准审计意见。李江涛等[2]以注册会计师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为衡量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但是不同级别的参政议政人员对会计师事务所经营业绩的影响不同，并且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经营业绩的关系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

对研究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知，已有文献对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的衡量标准不统一，但研究结论均表明，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和经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尽管龚启辉等[10]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但其关注的是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前因挂靠行政事业单位而拥有的政府背景对审计意见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计师事务所的此类政治关联带来的影响逐渐变弱。审计意见是审计的最终成果，是投资者进行决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不仅会对客户的融资成本、市场价值以及资本市场监管的严格程度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还会影响审计师及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潜在诉讼风险。因此，对审计意见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同于龚启辉等[10]的研究，本文主要考察会计师事务所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2013年开始，注册会计师当选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人数大幅增加，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契机。本文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检验注册会计师获得代表委员类政治身份带来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监管部门制定政策，更好地引导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树立良好声誉。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注册会计师无法脱离会计师事务所单独从事审计工作，注册会计师的个人声誉是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的组成部分[11]，尤其是作为管理层的注册会计师，其个人声誉和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具有更加显著的捆绑效应。而当选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注册会计师在会计师事务所中拥有高职位(比如首席合伙人、董事长等)，属于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者，他们代表委员类政治身份的获得既是对其个人的认可，同时也是对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的肯定，为会计师事务所带来公信力更高、作用发挥更稳定的制度信誉[2]。另一方面，根据规定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不能为了提高经营业绩进行广告宣传，而拥有代表委员类政治身份的注册会计师在参政议政时，其个人的建议和提案经过媒体的报道和宣传后，为会计师事务所做了隐性宣传，扩大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力。同时，随着参政议政注册会计师知名度的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知名度也随之提高，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良好品牌形象的树立。

虽然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能够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但是从理论上讲，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会对审计意见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会提高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作为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声誉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重要无形资产，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声誉良好的会计师事务所，才能够保持和提高经营业绩，在竞争激烈的审计市场中站稳脚跟。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简称“中注协”)于2016年11月印发的《会计师事务所品牌建设指南》和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品牌建设的重要性。然而，声誉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毁坏却极其容易，国外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倒闭和国内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破产就是具体体现。审计意见是审计的最终成果，出具恰当的审计意见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的维护至关重要。声誉风险会损害会计师事务所吸引和留住客户的能力，诉讼风险和监管风险都可能会导致声誉风险的增加[12]，而审计师出具恰当的非标准审计意见，能够有效降低审计师的诉讼风险和官司输掉后的赔偿金额[13，14]，避免审计声誉损失[15]。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后，在提高自身声誉的同时，也会受到更多来自社会及政府的关注，承受更多的监管压力，一旦发生审计失败，将会严重损害声誉，丧失更多的经济准租。因此，在目前我国监管趋严的环境下，基于维护声誉、降低审计业务风险和审计失败概率的考虑，具有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存在较强的动机降低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阈值，更有意愿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水平。

另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会降低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对于客户财务造假行為带来的审计风险，审计师无法完全规避，但是基于维护声誉和长远发展的考虑，审计师仍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手段规避风险[16]，除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外，选择低风险客户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诉讼风险和审计失败的概率。以往研究表明，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增大时，会计师事务所特别是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倾向于选择低风险客户[17]。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证券审计法律制度逐步完善，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也日益增大。注册会计师及其会计师事务所(如立信、瑞华、大华等)受到相关处罚的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廖义刚等[18]研究发现，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日益完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基于规避审计风险、维护自身声誉的考虑，倾向于选择低风险客户。因此，在当前我国审计师诉讼风险不断增加的环境下，具有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基于维护声誉、降低审计失败概率的考虑，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客户。低风险客户的经营风险较小，财务状况良好，重大错报风险较低，有助于审计师降低审计风险，审计师也更可能对低风险客户发表标准审计意见，从而导致具有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降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两个竞争性假设。

Ha：与无政治关联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

Hb：与无政治关联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低。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从2013年开始，注册会计师当选代表委员类人次出现大幅度增加，局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13～2017年为样本研究期间，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客户数据为初始样本，剔除属于金融行业的客户、ST类客户以及数据缺失的客户样本，得到12758个观测值。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同时采用稳健标准误来检验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本文的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数据经手工收集整理获得，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指标来自中注协公布的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排名，其他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回归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假设，本文构建以下logit/order logit模型：

上述模型中，MAO包含MAO1和MAO2，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审计意见。MAO1为虚拟变量，当审计师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包括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时，MAO1取值为1，否则为0，回归分析使用logit回归模型。同时，借鉴Chen等[19]的做法，当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时，MAO2分别取值0、1、2、3，回归分析使用order logit回归模型。

PC1为解释变量，表示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在以往研究中，公司的高管或实际控制人是否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关联衡量方式。借鉴已有文献[2，20]，本文将研究期间当选省级及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党代表的注册会计师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定义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

Controls为控制变量。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借鉴以往研究文献，结合本文研究控制了以下影响审计意见的因素：会计师事务所规模(Big10)、公司规模(Size)、流动比率(LIQ)、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独立董事比例(INDE)、产权性质(SOE)、公司盈亏状况(Loss)、业务复杂度(INVREC)、净资产收益率(ROE)、审计费用(Fee)、上市公司客户年龄(Age)。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年份(Year)和行业(IND)。详细变量定义见表1。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单变量检验

1.描述性统计。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审计意见(MAO1)的均值为0.025，中位数为0，表明有近2.5%的样本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PC1)的均值为0.781，表明样本中78.1%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占比较高。会计师事务所规模(Big10)的均值为0.604，表明样本中60.4%的上市公司客户聘请了国内十大事务所，占比较高。上市公司的平均上市年龄是10.71年。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分布也较为合理。

2.分样本差异性检验。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将全部样本划分为会计师事务所无政治关联组和有政治关联组，借以初步分析会计师事务所无政治关联组和有政治关联组的审计意见差异，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无政治关联组的审计意见均值和中位数显著高于有政治关联组，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低，初步验证了Hb。

(二)回归结果与讨论

表4列示了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审计意见的回归分析结果。表4中，列(1)显示，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PC1)与审计意见(MAO1)显著负相关;列(2)显示，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PC1)与审计意见(MAO2)也显著负相关。列(1)和列(2)的结果均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低，支持了Hb。表4中列(3)～列(6)的回归结果用于后文的稳健性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1.处理效应模型。注册会计师能否当选人大代表、党代表和政协委员不仅受到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等可观测变量的影响，还可能受到注册会计师个人特征等一些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处理效应模型排除样本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一阶段，本文以当期各省份注册会计师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党代表的总人数的自然对数为外生变量，用变量LnNum表示，构建probit模型来计算逆米尔斯比率。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计算的逆米爾斯比率代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表5报告了处理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依然负相关，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

2.替换解释变量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借鉴胡旭阳[21]的做法，结合本文研究，同时考虑拥有代表委员类身份的注册会计师人数和不同级别影响的非线性递增，重新衡量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用PC2表示，计算公式为：Ln(1+所在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省级代表委员人数×16+所在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国家级代表委员人数×25)。将PC2代入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中的列(3)和列(4)所示，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PC2)与审计意见类型(MAO1、MAO2)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回归结果与前述结论一致。

3.改变回归模型。将模型(1)重新进行probit/ order probit回归，结果如表4中的列(5)和列(6)所示，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PC1)与审计意见类型(MAO1、MAO2)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回归结果与前述结论一致。

(四)进一步分析

1.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级别与审计意见。本文进一步将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分为国家级政治关联(PCD)和省级政治关联(PCP)两个级别，考察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级别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会计师事务所有注册会计师当选国家级代表委员，或者会计师事务所既有注册会计师当选国家级代表委员又有注册会计师当选省级代表委员时，PCD取值为1，否则为0;会计师事务所只有当选省级代表委员的注册会计师时，PCP取值为1，否则为0。

表6列示了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级别与审计意见的回归结果。由表6可知，变量PCD和变量PCP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与无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相比，有省级政治关联和有国家级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低，再次支持了Hb。进一步对变量PCD和变量PCP的系数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会计师事务所的国家级政治关联和省级政治关联对审计意见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

2.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影响审计意见的作用机理。上述回归结果已经验证了具有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低，支持了Hb。Hb的提出，本文是基于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客户选择→审计意见的思路进行理论推导的。为了检验会计师事务所客户选择在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对审计意见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根据温忠麟、叶宝娟[22]的思路，本文利用模型(1)(见上文)、模型(2)和模型(3)检验客户选择的中介效应。

上式中，变量Z表示客户风险，本文用Altman[23]提出的Z指数衡量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风险。根据Altman对Z指数的解释，Z指数越小，企业的破产概率越大，2.675是判断企业是否属于破产企业的最佳临界值。因此，当Z指数大于2.675时，变量Z取值为1，表示客户的风险较低，否则为0，表示客户的风险较高。

表7列示了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根据温忠麟、叶宝娟[22]介绍的中介效应检验过程，本文对客户选择在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对审计意见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由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知，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的系数α1显著为负，按照中介效应继续检验。由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知，系数β1和系数γ2均显著，表明间接效应显著;系数γ1显著为负，表明直接效应显著;β1×γ2的符号为负，与γ1相同，表明客户选择在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3.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影响。以往研究表明，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特别是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更容易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牺牲独立性[24]。基于“声誉理论”和“深口袋理论”，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高声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一旦发生审计失败，将会造成巨大的声誉损失和经济损失，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会计师事务所破产，因此，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为了维护声誉和规避“深口袋”效应，会提供较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阈值较低。而对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来讲，在目前审计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更容易牺牲独立性出具“清洁”的审计意见以获取经济利益。那么，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为此，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會计师事务所规模(Big10)和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PC1)的交互项构建模型(4)进行回归以检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产生的影响。

表8报告了模型(4)的回归结果。由表8中的列(1)和列(2)可知，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交互项Big10×PC1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即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显著减弱了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可知，变量PC1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政治关联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由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可知，变量PC1与变量Big10×PC1的系数之和均不显著，表明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负向关系在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中不存在。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重新构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变量Big14，当会计师事务所为国内十四大所时Big14取值为1，否则为0。将变量Big14代入模型(4)重新进行回归，结果保持不变，回归结果见表8中的列(3)和列(4)。表8的结果表明，相较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政治关联的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执业更谨慎，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阈值更低。

六、结论

基于2013 ～ 2017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上市公司客户的数据，本文检验了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会计师事务所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低，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存在。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国家级政治关联和省级政治关联均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显著负相关，但这两种政治关联级别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无显著差异。客户选择在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影响审计意见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具有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通过选择低风险客户降低了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负向关系仅存在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在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我国竞争激烈的审计市场中，注册会计师通过代表委员类政治身份获得的制度声誉(或称政治赞誉)与来自市场的声誉同样重要，建立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会计师事务所有动机选择低风险客户，降低审计风险，以维护来自政府的制度声誉。特别是有政治关联的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监管趋严的环境下，为了维护声誉和规避“深口袋”效应，相较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更加谨慎，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阈值更低。

本文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①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未能考虑会计师事务所连续获得政治关联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②本文主要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考察政治关联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未能有效控制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政治关联对出具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未来研究将针对这些不足，进一步深化探讨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1]潘克勤.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自律型治理与审计需求——基于IPO前民营化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10(4)：57～65.

[2]李江涛，严文龙，曾铁兵.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会计师事务所经营业绩[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5)：32～43.

[3]杜兴强，赖少娟，杜颖洁.“发审委”联系、潜规则与IPO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J].金融研究，2013(3)：143～156.

[4]赖少娟，杜兴强.权力的“恶之花”：IPO中的寻租、审计市场异化与资本市场惩戒[J].投资研究，2012(12)：10～32.

[5]王兵，辛清泉.寻租动机与审计市场需求：基于民营IPO公司的证据[J].审计研究，2009(3)：74～80.

[6]Yang Z. Do political connections add value to audit firms?Evidence from IPO audits in China[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3(3)：891～921.

[7]李敏才.发审委社会资本影响审计需求和审计收费吗?——来自中小板IPO的实证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5)：50～59.

[8]陈辉发，蒋义宏，王芳.发审委身份公开、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IPO公司盈余质量[J].审计研究，2012(1)：60～68.

[9]张雯，刘耀淞，张敏，杨会丽.官员视察会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吗?[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7(3)：3～17.

[10]龚启辉，吴联生，王亚平.政府控制与审计师选择[J].审计研究，2012(5)：42～50.

[11]程琳，安涛，李亮.优化中国CPA业的声誉机制[J].河北学刊，2014(1)：126～129.

[12]DeFond M.，Zhang J. A review of archival auditing research[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4(2-3)：275～326.

[13]谭洪涛，张筱.非标准审计意见足以保护审计师吗?——基于证券执法的证据[J].审计研究，2015(3)：91～99.

[14]Kaplan S. E.，Williams D. D. Do going concern audit reports protect auditors from litigation?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pproach[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3(1)：199～232.

[15]Lennox C. S.，Kausar A. Estimation risk and auditor conservatism[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7(1)：1～32.

[16]鄭登津，闫晓茗.事前风险、审计师行为与财务舞弊[J].审计研究，2017(4)：89～96.

[17]Choi J H.，Doogar R. K.，Ganguly A. R. The riskiness of large audit firm client portfolios and changes in audit liability regimes：Evidence from the US audit market[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4(4)：747～785.

[18]廖义刚，孙俊奇，陈燕.法律责任、审计风险与事务所客户选择——基于1996年-2006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客户风险的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5)：34～40.

[19]Chen S.，Sun S. Y. J.，Wu D. Client importance，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and audit quality in China：An office and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analysi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0(1)：127～158.

[20]蒋卫平，王赛.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2)：79～83.

[21]胡旭阳.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J].管理世界，2006(5)：107～113.

[22]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745.

[23]Altman E. I. Financial ratios，discriminant analysis and the prediction of corporate bankruptcy[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68(4)：589～609.

[24]Wang Q.，Wong T. J.，Xia L. State ownership，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nd auditor choice：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8(1)：112～134.

作者：孔亚平 李璐 院茜

虚拟会计师事务所论文 篇2：

中国IPO市场审计师选择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2002年至2004年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市场，以经济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保险角色理论为指导，提出影响我国IPO公司审计师选择的主要因素。通过实证分析，认识我国IPO市场审计师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并针对我国IPO市场审计师服务的现状，提出引导市场增加对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方法和激励事务所自愿创立声誉的建议。

关键词：IPO　审计师选择　信息不对称

一、审计师选择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租与审计师选择 经济租是为生产要素所支付的金额与为得到使用该要素所必须支付的最小金额之间的差额。审计师对特定客户提供服务能够获取经济租(DeAngelo，1981)，原因主要在于IPO市场的准入限制和审计成本。IPO市场的准入限制来自两个方面：一是IPO公司准人限制。我国《证券法》等法规关于IPO发行的强制性要求，构成IPO公司准人限制，造成IPO公司数量相对稀缺，提高了IPO公司在与审计师谈判中的地位;二是IPO审计准入限制。审计质量差异是审计准入限制的主要原因。法规的强制，承销商的要求和自身的需求使得IPO公司倾向于选择一定质量的审计师，从而造成审计质量供给的相对稀缺，提高了审计师在审计师选择中的发言权。执行IPO公司审计还需要启动成本，然而不同的审计师具有的不同技术专长可以减少启动成本。当审计技术与IPO公司的启动成本显著关联时，审计师就能获取经济租。

(二)规模经济与审计师选择 规模经济来自于某些投入要素的不可分割性和专业化生产的效率性。不可分割要素的生产容量与专业化生产相结合的结果就是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具有高声誉、低成本和高质量的优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分割要素细化到不能再细化时，规模达到最优。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是其分工细化程度、利用不可分割要素的能力和工作效率的综合反映，其大小与其市场占有率正相关。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扩大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影响力，也创立了审计师的声誉。因此，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与声誉也正相关。声誉效应会随着规模的扩大日益彰显，并为会计师事务所巩固审计声誉提供强有力支持(查道林、费娟英，2004)。而且，规模的扩大为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了两大优势：一是单位成本降低。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能够将固定费用分摊到更多的客户身上，在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降低单位费用;二是服务专业化。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能够培养更多的具有行业知识的专家，因此能够提高服务质量(Mayhew and Wilkins，2002)。

(三)信号传递功能与审计师选择 IPO市场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并因此产生了对确定股本价值信息的需求和减轻逆向选择的市场信号需求(Willenborg，1999)。审计师选择可以起到传递市场信号的作用，首先，声誉好的审计师将减少与新股发行有关的不确定水平(Beatty，1989)。IPO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可以近似地代表交易双方对公司价值的共同认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有效，因此会出现投资者选择的结果与预期相背离的逆向选择现象。高声誉审计师鉴证的财务报告能使缺乏信息的投资者对公司价值分布的估计更精确。其次，道德风险的存在。IPO公司在提出发行股票申请时，必然按照证券监管条例披露信息。一旦股票发行，监管部门就缺乏有关公司行动的足够信息，使得IPO公司可能会利用这种信息优势从事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行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导致“柠檬”现象，因此高质量公司试图通过某些信号，特别是低质量公司不易模仿的信号，向潜在的投资者传递有关公司质量的信息。IPO公司选择审计师的行为就是向潜在投资者传递公司价值的信号(Titman and Tureman，1986)。

(四)代理成本与审计师选择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管理者具有背离投资者目标的动机。对于理性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同样能够预期到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无法获得管理者行为完全信息的情况下，投资者就会降低购买价格。管理者为了避免这部分损失，想方设法让投资者相信其行为符合投资者的利益，措施之一就是聘请独立的审计师对其进行监督(薛祖云、陈靖、陈汉文，2004)。然而，由于专业性强、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投资者很难对审计师的行为进行监督，因此审计师也存在代理成本。但是，委托代理关系要能够成立并持续存在，必须依赖稳定的规则和可信的承诺。然而，规则并不是几个审计师就可以建立并使其为整个社会接受的，它需要一个强大的行业机构在综合协调股东、审计师和管理者三者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可信的承诺就是声誉。任何实体进入市场并在市场中活动，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建立声誉能够减少这种成本支出，并且使有限的成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参与市场活动的各方都不会轻易破坏规则，损害声誉。

(五)保险角色与审计师选择如果审计师因其自身过失未能发现财务报告中的错弊，他们有责任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从而为投资者、债权人和承销商分担了损失。此时，审计师的行为被看作一种保险，可减轻投资者和承销商的投资风险。审计师选择提供对IPO投资者的事前保证。鉴于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有责任观念的影响，它们被迫在降低审计风险上花费更多的精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审计质量。似乎是诉讼的威胁而不是丧失客户专属的经济租，促使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追求高质量的审计报告(Lennox，1999)。

二、IPO市场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审计师声誉作为一项专用性资产，声誉资本建立难但毁损易，它必须经过社会长久的认同和信任才能获得。审计师为了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进行了很多投入，其中包括昂贵的声誉创建成本。而且投资者愿意为那些财务报告由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的股票支付溢价(Beatty，1989)，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1：因为声誉的信号作用，所以高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往往要求较高的审计费用

审计师声誉不仅可以传递审计服务质量的信号，还可以传递IPO公司价值的信号。从长远来看，理性的客户能够发现和识别高质量审计服务的提供者(Beatty，1989)。而且人们广泛认识到，在高质量高收费条件下，拥有高声誉的审计师具有更大的激励不去执行低质量的审计服务(DeAngelo，1981)。因此，高质量的IPO公司，在选择审计师时，最关注的是审计质量。所以，我们假设：

假设2：质量越好的IPO公司，越愿意聘请高收费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规模反映了会计师事务所量的大小，质量反映了会计师事务所质的高低，声誉则是会计师事务所量与质的外在统一。会计师事务所越大，可获得的经济租就越多，大量的经济租对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提供了激励(DeAn-gelo，1981)。而且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能够在人员培训、质量管理等方面获得规模效益，从而在与客户谈判的过程中保持独立性，有效抵制个别客户对虚假审计意见的寻租要求，因而维持良好声誉的成本更低(查道林、费娟英，2004)。而且，根据保险角色理论，投资者除

了寄希望于审计师在实质上降低财务信息风险之外，还可以通过风险转移的方式将其所面临的财务信息风险部分或者全部地转移给具有雄厚财力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薛祖云、陈靖、陈汉文，2004)。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3：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声誉越好，被IPO公司选中的可能性越

(三)证券承销商的声誉承销股票发行存在一定的风险。一般来讲，承销商依靠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来判断发行公司的价值，并决策是否承销。为了减少发行失败风险，维护声誉，一些承销商往往拒绝那些没有聘请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发行。因为，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一方面可以为承销商提供更多的有关财务数据的保证，而且这些财务数据是发行价据以确定的基础，从而减少信息搜集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责任观念的影响，承销商认为会计师事务所越大，其在未来遭受诉讼损失时，从会计师事务所获得的补偿越多。此外，由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的首次公开发行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需求的增大消除了承销商被迫持有未发售股票的风险，还提高了股票发行价格。所以，许多IPO公司的承销商在签订承销合同时。都会对发行公司聘请审计师提出要求。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4：声誉越好的证券承销商越倾向于聘用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

(四)发行公司特征 (1)IPO公司发行前资本总额。IPO公司发行前资本总额体现了公司规模的大小。公司规模越大。审计成本就越高。因此，被审单位的规模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客户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多。小客户可能偏向于那些与其有私人联系的审计师，而不是在客户的行业中提供专门化服务的审计师。而且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也乐意为大型IPO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因为客户资产规模越大，审计风险越低。所以，本文假设：

假设5：IPO公司的发行前资本总额越大，越倾向于聘请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

(2)股票发行规模。股票发行规模之所以会影响IPO公司对审计师的选择，源于审计保险角色。尤其是审计补偿与发行规模之间强劲的、正向关系，支持审计师根据未来可能的保险赔偿责任的增长调整审计收费的观点。Willenborg(1999)发现，大型IPO公司在承销承诺条款下被迫使用高质量审计师，以致新股发行审计市场被发行规模分割。对大量发行而言，雇用高质量审计师(在没有其他经济因素的限制条件下)的边际成本较低。因为承销商的高声誉，除非高质量的审计师被委托，否则这些股票会被怀疑。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6：发行公司的新股发行规模越大，投资者对审计师的保险需求越大，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越容易被选中

(3)流通股本。流通股本能够影响IPO公司对审计质量的需要。管理者与外部股东的目标越不一致，高质量的审计师就越会被聘请以作为减少代理成本和对提案提供实际支持的替代机制(FirthandSmith，1992)。所以，IPO公司发行的社会流通股的比例越高，管理当局为满足外部股东的要求，聘请高声誉会计师事务所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7：我国IPO公司流通股本越大，对高声誉审计师的需求就越大

三、实证检验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模型的建立及变量的定义本文以2002年至2004年在上证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为基础，剔除未详细披露发行费用的IPO公司，最终用于测试的样本为196家公司。本文的模型以Firthand Smith(1992)和Willenborg(1999)的模型为基础，结合因变量的二维特征，选择二维逻辑回归模型(BinaryLogisticRegression)。模型表达式如下：

ln p(Auditor)/1-p(Auditor)=β0+β1Dim+β2Ln(AuditFee)+β3Rep+β4Ln(Cap)+β5Ln(Lssue)+β6TS+ε

其中：Auditor变量是个虚拟变量，代表会计师事务所。如果IPO公司选择的是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那么Auditor=1，否则Au-ditor=-0;Dim是个虚拟变量，代表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如果IPO公司选择的会计师事务所是个规模大所，那么Dim=1，否则Dim=0;AuditFee表示审计收费;Rep是个虚拟变量，表示IPO承销商的声誉。如果IPO公司聘请的是高声誉承销商，那么Rep=1，否则Rep=0;Cap表示IPO公司公开发行前的资本总额;Issue表示新股发行量;TS表示非流通股本率，TS=1-社会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

(二)实证检验结果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SPSS13.0软件完成。检验结果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Dim在1%水平上显著，Rep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承销商声誉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较大。Cap，Dim和AuditFee的系数为正，表明IPO公司的资本规模越大，越可能选择高声誉的审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越大，收费越高，被作为高声誉审计师而选中的概率越大。Rep和Issue的系数为负，表明券商的声誉越高，发行公司选择高声誉审计师的可能性越低;发行量越大的IPO公司越可能选择低声誉的审计师。TS接近0，表示非流通股本率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很小。

四、政策建议

(一)增加市场对审计师声誉的需求审计师声誉是审计产品质量的外在表现。增加对审计师声誉的需求，实际上是增加市场对高质量审计产品的需求，从而形成促进会计师事务所投资声誉的激励。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首先，加强发行监管，刺激审计需求。“内部人控制”问题在我国IPO公司中相当普遍，身为被审对象的管理当局对审计师的选聘、续聘和收费等事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通过严格发行条件，完善退出机制，提高独立董事在决定会计师事务所聘请方面的作用将有效的增加市场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其次，构造审计质量鉴定系统，减少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加上审计服务产品的高度专业化，使得消费者难以分辨审计产品质量的高低。构造标准的审计质量鉴定系统，对审计质量进行分级排名，并将鉴定结果公开，将有力的解决审计质量鉴定问题，同时也对事务所构成现实的威慑，最后，立法要鼓励合法收益，严惩非法行为。立法是界定和保障审计合法追求利益的最高手段。有关法律法规对审计师利益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审计师行为起到了引导作用。所以，我国立法工作者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时，要兼顾维护审计师合理经济利益的立场，并以立法形式保障审计师追求自身利益和最大效用的权利。同时，有效的市场监管惩戒行动可以导致事务所的声誉直接受损，提高审计师弄虚作假的成本。迫使审计师提高审计质量。

(二)提高事务所创立品牌声誉的积极性 审计市场是服务市场，质量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提供高质量服务就能在竞争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是市场的必然规律之一。首先，提高审计质量要从自身做起。审计报告作为审计服务的最终产品，反映了发行公司披露信息的可信度。审计师声誉差异就是审计报告所反映的发行公司披露信息可信度的差异。我国IPO公司在审计师选择中对审计质量的忽视，正是我国审计师质量无差异的结果。为了扭转市场对审计师的偏见，我国审计师应当从自身做起，提高审计质量，赢得社会认可。其次，实行审计收费自主，让收益与服务挂钩。投资声誉的成本与拒绝“意见购买”所导致的损失必须低于高声誉所带来的收益，否则会计师事务所就会认为投资声誉得不偿失。然而，声誉战略可行的前提是让会计师事务所获得声誉带来的收益。取消对审计收费的管制，采用市场竞争定价政策，利用市场优胜劣汰机制，让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获取高收益。但是完全放开管制有可能会导致市场的无序和恶性竞争，所以放开审计收费管制有个前提条件，即必须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有效的行业监管，在鼓励行业合法竞争的大环境下，控制恶性竞争。

编辑　聂慧丽

作者：何晓东　余玉苗

虚拟会计师事务所论文 篇3：

审计机构声誉对股票发行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從代理成本理论、利益共同体理论角度分析，IPO企业在股票首次公开发行时，在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企业自身财务状况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下，最终选择哪家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出具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告。

关键词：审计机构; 声誉; IPO

证券法规定企业发行股票需要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报表出具相关鉴定意见，要求企业披露经鉴定后的相关信息，使得选择会计师变成一种客观需求。从企业实际控制人角度考虑，为其控制的企业可以顺利上市，并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可信度高的信息，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前来投资，使得选择会计师变成一种主观需要。2019年为更好的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批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随着注册制的落地和推进，投资者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很大程度上越来越依靠于审计机构的执业质量，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会对企业股票发行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一、研究假设

1.审计需求来自于降低代理成本的需求，而独立审计是降低代理成本的有效途径。

假设1： IPO 公司的资产规模越大， 越容易聘请高声誉事务所进行审计;

2.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可以通过股权集中度进行反映，它体现了大股东操控整个公司的可能性。

假设2：IPO公司股权集中度越低，越容易聘请高声誉事务所进行审计;

3.在利益共同体理论中，收益状况是影响共赢和共识的最基本因素，分享收益是利益共同体产生和存在的目的。

假设3： IPO公司盈利能力越强， 越容易聘请高声誉事务所进行审计;

4.IPO企业雇佣高声誉的审计机构对财务报表实施揭弊查错，并要求其对财务信息的公允表达进行确认，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给投资者带来的疑虑，让市场信服他们的真正价值;

假设4： IPO公司财务风险越低， 越容易聘请高声誉事务所进行审计;

5.对于政府来说，上市公司在促进当地就业、税收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均起着重要作用，上市公司的数量尤其是国有企业改制也与地方政府的政绩直接挂钩，政府希望企业聘请高声誉的事务所进行审计，以便顺利促成企业上市。

假设5：IPO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国有，倾向于聘请高声誉事务所进行审计。

二、建立模型

对会计师事务所选择与市场反应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和假设均已提出。研究拟以2009年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推出后至2018年进行的IPO公司为样本，以期通过构建相关模型对取得的资料进行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定义

1、会计师事务所(AUDITOR)。本文采用综合指标的方法来衡量事务所规模，其数据来源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每年公布的“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根据其所提供的排名情况，取新股发行前一年的排名(包括内资事务所与外资事务所)，若IPO企业选择的会计师事务所属于排名前十的会计师事务所，取值为1，否则为0

2、资产规模( SIZE)。本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IPO公司的规模，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IPO前最近一年的资产负债表期末总资产的金额。

3、盈力能力(PA)。本文盈利能力指标主要选取营业收入增长率(MIS)、每股收益(EPS)、利润变现比率(PCR)。考虑到由于公司业务波动有可能存在偶然因素，从而影响分析的准确性，因此除利润变现比率外其他数据均选取发行前近三年平均数。以下对上述变量进行解释。

(1)营业收入增长率(MIS)。用发行前近三个年度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示。营业收入是利润的主要来源，营业收入增长率能反映公司业务的成长性，体现赚取利润的能力。

(2)每股收益(EPS)。用发行前近三个年度平均每股收益表示。每股收益是净利润总额减去优先股股利后与已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的比率。每股收益越高，说明每股盈利能力越强。

(3)利润变现比率(PCR)。用发行前最近年度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量之比表示。经营性现金流指经营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净利润指经营、投资、融资、现金和非现金因素共同产生的利润。利润变现比率体现了利润变现的能力，该比例越小，说明公司盈利质量越高。

4、最终控制人性质(Control)。虚拟变量，若企业最终控制人的性质为国有，则Control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5、财务风险(ALR)。资产负债率在总体上能够比较全面的反映企业的资本结构状况。因此，本文采用IPO前最近资产负债率来表示财务风险。根据利益共同体理论，IPO企业财务风险越高，他与高声誉事务所双方合作的可能性越小。

6、股权集中度(CRI)。IPO前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其股东清单及持股比例来源于招股说明书。

(二)研究模型

会计师事务所选择模型：本文选择IPO企业的资产规模、盈利能力、最终控制人性质、财务风险、股权集中度五个方面的指标，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来研究代理成本及利益共同体两类因素对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影响，进而验证假设1至假设5.

AUDITOR=logit(P)=ln(odds)=ln(p/1-p)

三、实证及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更好的反映不同审计机构选择之间的样本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在将所抽取的样本分成两组，一组为聘请排名前十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审计机构的IPO公司，称为“高声誉样本”，表明对于该组样本的IPO公司而言，聘请的是高质量的审计机构;另一组为聘请排名前十以外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审计机构的IPO公司，称为“非高声誉样本"，表明该组样本的IPO公司聘请的是一般的审计机构。表4.1是对有关变量的分样本描述性统计，提供的统计数据包括：样本数、最小值、最大值、均值(算术平均数)和反映数据分布状况和波动情况的标准差。

從表4.1可以看出，2009年6月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推出后首次发行新股的1322家公司中，有512家选择了高声誉会计师事务所作为IPO发行的审计机构，占样本总数的38.70%。与需求模型有关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与非高声誉样本相比，高声誉样本的资产规模更大、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更低、利润变现率更低、资产负债率更低、股权集中度更低。从各变量对审计需求影响的方向来看，公司规模、财务风险、股权集中度对审计需求的影响方向与前述假设一致，而盈利能力中仅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对审计需求的影响方向与假设不一致，其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

(二)会计师事务所选择模型的检验

1. 会计师事务所选择模型的Logistic回归

(1)基本变量的Logistic回归

在研究相关相关变量对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影响时，本文首先采用强制进入策略，将前述分析六个基本变量引入模型，Logistic回归的结果如表4.2所示：

由表4.2可以看出，六个基本变量Logistic回归的结果不是很理想，影响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六个基本变量只发现总资产对数和资产负债率在10%的水平上与会计师事务所选择显著相关，而其他变量均未发现对会计师事务所选择存在显著影响。可见根据原假设所设模型效果不是非常理想，需要进一步进行调整。

本文营业收入增长率是用发行前近三个年度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示，考虑到会计师事务所一般是在IPO前三个年度的中期才介入，尝试将指标变更为发行前最近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MIS’)进行回归，表4.3是U检验的结果，高声誉样本和非高声誉样本在最近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Sig.=.001)的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且较之先前的表示方式差异更显著。

我们将MIS’引入Logistic模型，同样采取强制进入的策略进行回归，发现仅有资产对数、营业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对会计师事务所选择存在显著影响。进一步对Logistic模型进行调整，去除股权集中度这一变量，表4.4是Logistic回归结果，其他的显著性保持不变，利润变现比率对选择也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且回归系数B值为负数，与预计的符号一致，支持假设3。

(2)Logistic回归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所谓多重共线性是指线性回归模型中的若干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精确相关关系或高度相关关系。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会对回归结果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导致模型估计失真。多重共线性的检验方法有多种，本文采用容忍度法(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法对模型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表4.5是多重共线性检验的结果，通常，当某变量的容忍度小于0.1或其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时，意味着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的多重共线性。从检验的结果来看，相关变量的容忍度值与方差膨胀因子均处在合理的范围内，未发现Logistic回归模型的变量之间超过容许界限，因此回归的结果是有效的。

(3)Logistic回归结果与分析

1)资产规模。从实证的结果来看， IPO前最近的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1得证。公司的资产规模越大，越容易聘请高声誉事务所进行审计。

2)财务风险。由表4-4可以看到财务风险与审计需求呈负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在5%的水平上显著。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与本文从利益共同体理论角度提出的假设4一致。对于财务风险较高的公司，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会从保证审计质量、维护自身声誉、改善客户质量结构的角度出发，拒绝承接该项IPO业务。因此，那些财务风险比较高的公司不得不选择非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

3)控制人性质。表4.4显示，控制人性质(Control)与会计师事务所选择不存在显著关系，不能完全支持假设5。分析原因可能是很多会计师事务所原来在地方上都有挂靠单位，虽然经过脱钩改制和合并，但仍与原挂靠单位之间藕断丝连，从而与地方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我们注意到，非国有性质的IPO企业选择高声誉的比例呈递增趋势，说明这类企业越来越倾向选择高声誉的事务所。

4)利润变现比率。表4.4显示，利润变现比率(PCR)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体现了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其服务的公司盈利质量较高。其结果与本文从利益共同体理论角度提出的假设3一致。

5)营业收入增长率。表4.4显示，发行前最近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MIS’)与会计师事务所选择存在显著关系，但系数为负，不能完全支持假设3。由于目前公司利润的成长性与公司IPO的成败关系十分密切，导致公司IPO在过程中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较为普遍，同时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利润盈余管理行为的主要路径，所以用营业收入的增长率来衡量盈利能力可能缺乏准确性。

6)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与会计师事务所选择呈负向关，但不存在显著关系，不能支持假设2。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从Logistic回归的结果来看，在反映IPO公司代理成本的二个变量中，资产规模对IPO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选择存在正向显著影响，IPO公司的资产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而股权集中度与会计师事务所选择之间呈负向关，但不存在显著关系。这意味着可能部分IPO公司的股东在股份结构中更多体现的是隐形的分散控制形态，使得股权集中度并不能准确衡量股东之间的制衡关系。而且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由于受整体市值和管理能力的限制，股权也相对集中，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股权集中度与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分析结果。

2、本文采用IPO前最近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负债率代表财务风险，从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财务风险与审计需求呈负相关关系，这与从利益共同体理论角度提出的假设一致。说明财务风险低的企业为向投资者展现其真正价值，更愿意聘请高声誉事务所进行审计，而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高声誉事务所也更倾向于选择财务风险低的客户进行合作;盈利能力的变量中，营业收入增长率通过调整后与会计师事务所选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原假设相背离。说明目前在IPO过程中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较为普遍的情况，用营业收入的增长率来衡量公司发展规模及成长性可能缺乏准确性。利润变现比率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结果与本文从利益共同体理论角度提出的假设一致。说明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所服务的IPO公司盈利质量较高。

(二)政策建议

1、加快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工作，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事务所质量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对事务所进行综合评价，能够使社会公众和行业服务对象全面准确地认识和判断事务所综合实力，同时也有助于引导和促进事务所全面提升执业质量和竞争力。建议对IPO业务做专门的评价模块来处理，有助于提高市场对事务所IPO执业质量的鉴别力。同时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工作应该并与行业诚信档案和监管工作相结合，有助于促进行业监管和诚信建设工作的科学化、具体化和标准化，以利于规范和加强会计市场管理和促进会计师事务所的健康发展。

2、进一步加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完善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如果是理性的，政府干预应当少一点。如果政府觉得市场不理性，市场主要角色(发行人、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恶意串通剥夺股民利益，证监会应当重拳出击，加大监管力度，纠正在新股发行当中存在的不正当、不道德、不合法的行为。改革是为更好协调投资者和发行人及中介机构间利益关系，希望证监会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旗帜鲜明地向投资者倾斜。

3、完善企业IPO过程会计师责任体系，做大做强会计师事务所。明确和细化会计师的职责，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明确会计师、发行人责任，确保各司其职，并在IPO过程中加强对会计师的业务素质和道德操守的培养，坚持权责并重。针对新股发行过程中出现的信息披露不完全及不准确行为，会计师应恪守独立、客观、公正，增强专业胜任能力并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严格履行尽职调查，加大力度完成实质审核，勤勉尽责，保证信息的完全披露，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作者简介：

宋波，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中国商业会计学会2016年课题“IPO企业审计机构声誉对股票发行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 课题编号(kj201647)阶段性成果

作者：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