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妙不可言

第1篇：什么妙不可言

《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可替代？

摘 要：本文从《资治通鉴》的学术成就及其所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入手，论证其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的不可替代性，进而分析此书作为大学通识教育读本的意义。将《资治通鉴》确定为本科生通识教育中原典研读课的研读文本，体现了当前大学本科教育中提倡学生读原著、读经典，全面提高综合素质的通识教育理念。研读《资治通鉴》，对于培养学生对古典文献的阅读能力、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学术“经世致用”的特点，以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进而提升人生境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通识教育；原典；《资治通鉴》；史学教育

作为本科生原典选读课的《资治通鉴》选讲，是中国人民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类课程中需求量最大的课程之一。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对于如何在非历史专业本科生中开展史学原典研读，以及历史学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地位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本文将在教学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的《资治通鉴》一书对于当今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加以总结，敬请历史学界和教育界的专家批评指正。

一、《资治通鉴》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资治通鉴》是中国传统史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性史著之一，凝结了中国古代有关国计民生和国家治理的思想精华。将《资治通鉴》确定为本科生通识教育课和原典研读课的研读文本，体现了当前大学本科教育中提倡学生读原著、读经典，全面提高综合素质的通识教育理念。《资治通鉴》以其编年体通史的体例及其史学成就、编撰的时代背景及其纂修宗旨，以及主持编撰的司马光本人的史学修养和学术追求，在中国传统史学著作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也成为当今开展通识教育的一个理想读本。

（1）《资治通鉴》作为一部所载历史内容全部具有确切纪年的编年体通史，在中国传统史学著作中具有独特地位。全书294卷，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囊括1362年历史。此书涵盖历史时段长，且体量适中，一部书在手，便可通览古今。在此书出现之前，正史就有“十七史”之多，加上其他史书，更是汗牛充栋。司马光说“《春秋》之后，《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1]。众多的史书不仅令人无法尽读，而且读书人也难以做到通览古今。《资治通鉴》一出，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宋神宗看了新修成的《资治通鉴》后盛赞道，“前代未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2]。此后其实也没有一部可以与《资治通鉴》比肩的通史书。清人张之洞说，“若欲通知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3]。梁启超更是称赞道，“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未有能逾之者焉”[4]。《资治通鉴》可续而不可替代，续作也没有达到其水准者。通览古今，通知历朝大势，是读书人对知识和视野的崇高追求，治通史比专史更显功力和见识。近代以来编写的一些通史教材，都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都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轨道。钱穆的《国史大纲》也好，由翦伯赞主编的集中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几代学者授课心得的《中国史纲要》也好，都不可能取代《资治通鉴》。

（2）《资治通鉴》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最高成就。《资治通鉴》在史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从史料搜集、史事考证、遣词造句、体例安排到最终完成编年体的历史叙事，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司马光及其编写班子的匠心独运。可以说，本书编纂的全过程都呈现出高超的史学才能与深厚的史学功底，做到了当时条件下历史学求真、求善、求美、求通的至高境界。叙事是史学能力的综合展示，按照历史学的标准把一件事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地说清楚，已非易事，要把一千多年历史上的事情放在编年的体系中“叙之井井，不漏不烦”[5]，无疑需要每一个环节上的真功夫，以及编撰追求中的大关怀。司马光既追求以史资治，又追求秉笔直书，尽管还有局限有缺憾，但从整体上看，《资治通鉴》超过了所有的传统史著。从古至今，有一些文人，无论所谓“闲适”，还是乡愿或御用，都喜欢借助历史来卖弄文字，随性发挥，还毫不惭愧地自称为历史学家。这势必使历史学要么沦为街谈巷议、“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陈寅恪语），要么沦为当权者的侍婢和妾媵。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了著史与论史的各种弊端，有的难免“浅中无当之失”，有的追求“纤曲嵬琐之说”，有的则更是“灌灌谆谆，取匹夫匹妇已有定论之褒贬，曼衍长言，以求快俗流之耳目”[6]。王夫之是在推崇《资治通鉴》的前提下生发出这一番议论的。

《资治通鉴》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史学方面，在文学和理学上亦堪称经典。文学上，遣词造句精炼准确，叙事逻辑谨严，善于烘托气氛，既血肉丰满，又无空疏之语，能够把人带入文字背后的广阔历史时空，让人看到即使在现场也无法看清的东西。这是历史文学的崇高境界，大概也是所有文学作品追求的境界。明人马峦在《司马温公年谱》中说，“温公之文不在六大家之下，而不与并称者，德业掩之耳”[7]。近人黄公渚对“司马光文在文学上之位置”评价极高，认为“其能讲究朴学，摆落凡近，直追古昔者，在宋必以司马光为之巨擘。光所为文，不矜才，不使气，如行云流水，极其自然之妙，而论事透彻，说理精深，尤为独绝。……夫真实纯朴之学，不事高奇而动中规矩，其言不激不随，和平大雅，又有一种正肃之气，流露于字里行间，断非俭腹之徒，託诸空言，所能模仿者也”[8]。《资治通鉴》在文学上的成就，至少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历史叙事这个面向上的最高水准。

至于司马光在理学发展史和中国古代思想上的成就和地位，学界已有众多论述。如胡适曾说，司马光是“理学之开山祖师”[9]。宋史专家漆侠指出，“温公在经学上的成就足以成家，对宋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10]。他在思想史上的建树自然也会反映到毕其后半生精力编纂的《资治通鉴》之中[11]。他在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代皇帝初即位时都上了关于“修心治国之要”的劄子，“所以然者，臣历观古今之行事，竭尽平生之思虑，质诸圣贤之格言，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举在于是，不可移易。是以区区首为累朝言之”[12]。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皇帝了解“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书中大量的“臣光曰”，不仅是史论和政论，也是理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

（3）《资治通鉴》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场域和政治文化的构建发挥了具有转折意义的作用。因为《资治通鉴》而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通鉴学”。以一部书名学，严格说来，在中国的史学著作中它是独一无二的。此书一出，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引起了史书体裁的链式反应[13]。自宋以后，续、补《资治通鉴》的著作成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一个主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毕沅《续资治通鉴》、夏燮《明通鉴》等，皆是史学名著。依托《资治通鉴》还产生了一些新体裁史著，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包括王夫之写《读通鉴论》，也是在《资治通鉴》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史论体裁。治史必读《资治通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读书人的共识。胡三省提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4]。胡三省强调的是《通鉴》对于世道人心构建的重要性。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资治通鉴》某种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宋元以后，历代帝王和政治家中有许多都通过研读此书以吸取政治智慧和治国修养[15]。据《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一记载，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首开经筵，“讲《论语》，读《资治通鉴》”。其后，光宗、宁宗、理宗都曾让经筵进讲《资治通鉴》。元代从忽必烈开始就讲读《资治通鉴》，“元代经筵尤重讲史，以讲《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和《帝范》为最多”[16]。明代经筵讲史以朱熹《通鉴纲目》为主，亦有讲《资治通鉴》者。例如，明人陈仁锡在《通鉴目录序》中说，“神宗显皇帝命进讲《通鉴》，阅十余载”[17]。《资治通鉴》作为帝王读史的主要内容，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至深。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现象，不读《资治通鉴》则不足以谈政治。在此影响下，是否读过《资治通鉴》，便成为衡量政治人才是否合格的标准。清人曾国藩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论事）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而参稽三通、两衍义诸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18]。

二、研读《资治通鉴》对于本科人才培养的意义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研读《资治通鉴》对于本科人才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落实到课堂教学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以培养学生对古典文献的阅读能力。当代大学生，尤其是非文史专业的大学生，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普遍比较隔膜，不仅不习惯阅读竖排版、繁体字的书籍，而且对古代文献中所包含的基本文化史知识也缺乏了解。《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集大成的通史性著作，涉及的文献学和文化史知识非常广泛。通过有选择性地精讲一些选文，不仅可以学习其叙事的准确性和遣词造句的规范性，而且大量的文史知识的讲解，也为学生进一步阅读古典文献打下良好基础。尤其是在历史典故、政治文化术语、典章制度等方面，《资治通鉴》对于古典文献阅读的示范性很强。例如，书中有许多是历史散文的名篇佳作，尤其是关于战争的描写，历来受到推崇。我们在教材中专设《战争与兵谋》单元，选编了《肥水之战》和《魏博归朝》两篇选文，除了给学生讲谋略，更重要的是讲如何写文章，充分展示历史散文的文学魅力，以及高超的写作技巧对于历史叙事丰富而深刻的表现力，因此培养学生阅读古典文献的兴趣。为了训练学生的古典文献阅读能力，我们在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中，还特别注意将《资治通鉴》叙事背后的一些有关历史文化传统的知识提示出来。例如，在教材的选文注释和单元的解题文字中，有意识地选取一些有关政治、礼仪、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和思想史文献进行尽量贯通的解释，并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开放讨论，引导学生对古典文献中遣词造句的严谨性和时代特色进行思考，这将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古典文献“咬文嚼字”的基本素养。

（2）可以训练学生阅读史学典籍的基本功。邓广铭先生曾经提出学习历史有“四把钥匙”——年代、目录、职官、地理，这是阅读传统史学典籍的基本功。学习《资治通鉴》对这四项基本功都是很好的训练。作为编年体史书，其中关于年代的知识非常全面，包括年号、朔闰、干支等，都能够引起学生的极大兴趣。课堂教学中，要求学生充分利用历史纪年表，对历史事件进行准确的时间定位，并从中发现历史现象背后的内在关联性。例如，贞观三年正月裴寂免官和四月李渊徙居弘义宫、李世民始御太极殿几个事件之间，以及李世民在贞观三年的一系列政治举措，包括任命房玄龄、杜如晦担任左右仆射，与裴寂被免之间的关联，通过《资治通鉴》的编年叙述，就更加引起读史者的深入思考。可以说，对历史脉络的梳理与历史发展的时间定位，是本课程对学生进行史学思维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目录学知识，通过对《资治通鉴考异》的讲解，可以教给学生基本的检索手段。关于官制史的知识，更是《资治通鉴》的重点内容，通过教材的注释和课堂讲授，基本能够串联起有关唐以前政治体制和职官制度的发展脉络。再结合司马光的仕历，并能进一步描述唐宋间职官制度的变化趋势。《资治通鉴》的历史地理学知识俯拾皆是，课堂教学中强调“左史右图”的阅读方式，配以适当的地图，从政权的疆界、政区的划分到都城建制、宫殿布局等，教给学生对历史事件、制度运作和人物活动进行空间定位。如关于唐代中后期割据自雄的“两河”藩镇，需要特别说明“两河”所指为河南、河北，包括河北三镇以及黄河以南的淄青平卢军、淮西彰义军。关于唐代的宫殿与政治格局之关系，也需要从地理空间进行阐述。我们在解释延英殿的时候强调，“该殿位于大明宫延英门内，是唐代中后期皇帝召对宰相议事之所。因旁无侍卫、礼仪从简，人得尽言。元和以后，延英殿因此成为皇帝日常接见宰臣百官、听政议事之处”。这就使学生对唐代的决策机制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关于唐玄宗在勤政楼宴请安禄山一事，我们需要解释勤政楼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唐玄宗在兴庆宫西南隅建二楼，一为花萼相辉楼，以宴请兄弟；另为勤政务本楼，以修政事。这有利于加深对唐玄宗朝大明宫与兴庆宫的功能及与此相关的政治格局的理解。此外，通过对《资治通鉴》史源的追溯，也是培养学生进行史学典籍目录检索的良好途径，并能够因此扩展学生对史著阅读的范围，在对比之中体现司马光的著史风格及其对史料的取舍艺术。

（3）可以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学术“经世致用”的特点。宋代学术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史学是宋代学术的集大成者，陈寅恪即称颂“宋贤史学，千古罕及”。课堂讲授的过程中，我们注意结合司马光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及其所处时代政治文化的特点，分析其在总结治乱兴衰基础上提出的“经世大略”，将历史上国家治理方面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作为管理学的个案来进行分析，并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可以说，《资治通鉴》之中有取之不尽的治国和管理个案，是进行“案例教学”的极好教材。例如，在“选官与用人”单元之中，我们选取了“汉武帝用人”和“曹魏选官”两篇，课堂讲授之中需要以此为个案，结合其他时期的情况，分析中国历史上的选官制度如何在既要人尽其才又要保持举选公正的两难选择中不断完善，及其遇到的时代挑战。为了帮助学生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我们还选编了《资治通鉴》的重要序表和重要史论，包括宋神宗御制序、司马光《进书表》、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以及司马光论礼治、论才德、论教化风俗之重、论宦官专权等以“臣光曰”而发的具有代表性的几段史论。其中所涉及的，也都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重大问题。这些内容都能够极大地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4）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进而提升学生的人格和人生境界。《资治通鉴》中有大量的“考异”，适当选取一些内容进行讲解，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在治学方面的批判性思维，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政治和社会的批判精神。这种培养是人文学术的一个重要使命。课堂教学中我们鼓励学生与司马光站在同一起点上接着“考异”，不迷信经典，不囿于旧说，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借助后世对《资治通鉴》的注释与评论，进行独立思考。此外，我们还特别强调史学对于人格养成的作用，通过《资治通鉴》中大量知人论世式的叙述和史论，通过司马光在史料安排中遇到的难题及其处理办法，通过历史发展过程的种种矛盾及其尘埃落定后的结果，引导学生思考人生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这就使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成为一个具有实际效用的价值，启发学生在历史发展的大时空背景下来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真正学会“风物长宜放眼量”，培养其宽广的胸怀和崇高的境界。

鉴于《资治通鉴》一书体量过大，我们编写了教材《资治通鉴二十讲》，在编写体例上，主要有以下特点：（1）选文尽量做到内容完整和主题突出。在选文的技术处理上，我们尽量以段落而不以句子为单位进行剪裁，以保持原书中历史事件叙述的完整性，并力求保持编年体史书能够提供全方位历史背景的优势。（2）设主题单元以统摄选文。全书除了前面三讲的绪论、序表和重要史论之外，分为开国与创制、君道与政体、选官与用人、士人与政治、变法与改革、战争与兵谋、边疆与民族、衰政与亡国等八个单元。这八个专题，是基于对《资治通鉴》记载的历史内容，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进行的分类，大致涵盖了中国古代治国实践的各个方面。每一个单元都附有综论性质的题解，体现选编者对中国古代历史重大问题的基本理解，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学术命题。（3）注释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注释的详略，以解决由词语和专业知识造成的实际阅读障碍为标准，阅读对象为高中以上到大学本科程度。注释的具体内容包括：专有名词、词语、人物、纠误补正、评论等，前三者为主，后两种依具体情况，少量出现。本书对历史地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注释，地名标注均以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为底，参校包括通鉴胡注在内的其他文献。（4）通过讲评和参考文献为读者提供史学界的前沿成果。在每一篇选文之后，都附有“讲评”，着重交代选文意旨，概括选文内容，梳理历史线索，揭示史籍要义。我们尽量从多元视角揭示选文在政治史、思想史、历史编纂学、史料学上的特点，画龙点睛，举一反三，充分显示历史学的专业风格，以区别于一般的文选。参考文献中精选了与选文内容相关的论著，帮助读者对选文进行辅助阅读和拓展阅读，包括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教材和普及读物。（5）通过思考题来沟通历史与现实。本书的思考题或与“讲评”文字相呼应，或由“讲评”引申开去，不同于一般教材为课堂教学而编写的、用于考试复习用的思考题，而是致力于帮助读者在阅读选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以期在“知人论世”方面有所启沃。

三、余论：历史学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地位

我们强调《资治通鉴》作为大学本科原典选读课程研读文献的意义，乃是基于对历史学在大学通识教育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这样一个前提。由于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功利性目的过强，导致专业分工过细；也由于中国的中学教育还没有完全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中学历史课和语文课没有很好承担起公民教育的任务，所以历史学所应承担的大学通识教育任务就显得尤其重要。这一点已经引起教育界越来越充分的重视。

（1）历史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知识是作为公民应掌握的最重要的常识。在大学本科生中开展的所谓通识教育，很大一部分是要补公民教育的课，历史教育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也是价值观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例如，“慎终追远”被认为是中国人通向灵魂归宿的一个重要途径，《论语·学而》载曾子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杨伯峻将其译为“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19]。《全宋诗》收录了由宋入元的理学家陈普的《论语·慎终追远》诗：“三千三百皆天秩，第一无如事死难。丧祭两端无愧悔，民风行作舜时看。”近来有学者指出，“慎终追远”的观念通过一种“礼教”的形式，让国人通过血缘链的接续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并通过子孙的香火祭祀，使灵魂获得了永生[20]。又如敬天法祖，同样是中国人一个重要的精神取向[21]。中国传统语境中，批评一个人有一句很严重的话，叫做不肖子孙。肖就是像，不肖子孙指的就是不如乃父乃祖一样贤良的没有出息的子孙。一个辱没了自己祖宗的人，是最为令人不齿的人。这些价值观念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也是在历史学教育影响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表现。

（2）历史知识在中国人文化素养的构成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一个对历史毫无了解的人，可以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一般不被承认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3）历史教育是培养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不仅因为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汉唐盛世，更因为历史学是当今大学教育中接续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最有效的通道。通过历史学的教学与传承，有可能找到复兴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而文化和学术的自信，是民族自信的根基。

（4）历史教育不仅扩展人们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科学严谨的历史教育中触碰的都是真问题，历史教育对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极为重要，包括问题意识的培养、表达能力的提高等许多方面。

参考文献：

[1] 刘恕.《通鉴外纪》后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12册，659页.《资治通鉴》编撰完成并上奏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其时，正史有“十七史”之说.宋祁、欧阳修主持编修的《唐书》（后世称《新唐书》）已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完成，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也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八月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由家人奏上，但当时尚未流行，亦未列入正史.

[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0，14册839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3] 张之洞.《輶轩语》，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978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4] 梁启超.《新史学》，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册，5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5]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327页.

[6] 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952页，951页.

[7] 参看宋衍申《司马光文学成就述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检【明】马峦、【清】顾栋高编著，冯惠民整理《司马光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未见马峦此语.

[8] 黄公渚.《司马光文》（学生国学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5页.

[9] 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 502 页.

[10]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第23页.

[11] 参看孙立尧《“史者儒之一端”试解——兼论司马光、范祖禹的史论》，《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2] 司马光.《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传家集》卷四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上神宗论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三》，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页.

[13] 参看吴怀祺《<资治通鉴>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4]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点校本《资治通鉴》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页.

[15] 参见高振铎《<资治通鉴>的社会作用》，《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3辑.

[16] 张帆.《元代经筵述论》，载蔡美彪主编《元史论丛》 第5辑，1993年.

[17] 陈仁锡.《无梦园遗集》卷一，明崇祯八年刻本.

[18]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第689页.

[19]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页.

[20] 陈仲庚.《慎终追远与国人之灵魂归宿》，《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21] 付林鹏、江婷婷.《敬天法祖观念的演进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天中学刊》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陈立民]

作者：刘后滨

第2篇：什么是好制度与为什么好制度不可得：布坎南与诺思的思想比较

内容提要布坎南和诺思都关注制度及其对于福利和绩效的影响，但二者的概念框架存在显著区别。在中国建设全面现代化的背景下，布坎南的规范分析应得到更多重视，而诺思的实证分析也值得更加关注。完善的制度分析需要同时结合规范和实证两种理论视角，前者提供了关于制度改革目标的基准参照系，后者则阐释了实现目标时的阻碍因素。中国的改革说明，能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制度模式并不唯一。于是，在改革中仅仅关注制度在理论上的最优模式是不充分的，好的制度需要与特定国情相适应。无法有效实施的好制度将只具有逻辑可能而无现实可能。

关键词交易费用一致同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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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要前提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又主要在于制度的现代化。因此，以“拿来主义”的视角批判性地学习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界对于制度的研究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制度分析领域，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折桂者诺思(Douglass North)的研究主题初看来近乎重合：两位思想家都关注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institution)及其对于一个社会的福利和经济绩效的决定作用。

吊诡的是，虽然彼此熟悉对方的工作——布坎南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曾邀请诺思赴自己的工作单位进行思想交流，①但二者之间却极少相互引用对方的研究成果。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在双方的主要专著中，布坎南只在1975年的《自由的限度》(The Limits of Liberty)中引用了诺思1973年的合著《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②诺思对布坎南的引用略多一些，如在1981年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和1990年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中都引用了布坎南1962年所著《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又如在2009年合著的《暴力与社会秩序》(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中分别引用了布坎南1980年所著《征税权》(The Power to Tax)和其同年编辑的文集《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在1984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中，诺思认为寻租理论是布坎南和塔洛克等人提出的研究制度的重要方法之一，另外两种是诺思本人的交易费用范式和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分利集团(distributional coalition)方法。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研究的三种方法》，[美]大卫·柯兰德：《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寻租和DUP行动理论》，马春文、宋春艳译，长春出版社，2005年。即使是在这些罕见的相互引用中，有关内容也往往是一笔带过甚或语含批评。

当前，布坎南和诺思都已经位列于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的万神庙，故讨论同为制度建构主义者的双方为何会成为“熟悉的陌生人”是非常有思想史意义的。在我们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国内外学界关于布坎南和诺思的思想的比较研究寥寥无几。并且，已有研究没有回答布坎南和诺思的思想间的一个悖论性谜题：如果二者的理论不可通约，则如何解释两种理论框架在研究主题上的表面亲缘性;而如果二者的理论具有可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可通約性”是个科学哲学概念。仅当科学家们可以用共享的术语讨论这些理论，从而决定哪一项理论更加健全和有用的时候，科学理论之间是可通约的。反过来说，“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则意味着理论包含着极为对立的概念框架，这类框架在语言上不存在充分的交叠，故科学家们无法直接进行理论比较，也无法引用经验证据来支持任一理论。则为什么彼此之间的正面借鉴如此之少?

本文将尝试从好制度及其可得性的视角来破解这一谜题。布坎南的理论强调要区分两种选择——对于规则的选择(宪则经济学的关注对象)和在规则之下的选择(主流经济学的关注焦点)。这一两分法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假设：我们可以发现并在政治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理想的制度。此假设与诺思的制度分析理念完全不相容，诺思愈到晚年就愈发悲观地认为，由于路径锁死(lock-in)，一个社会很难跳脱无效制度的陷阱。于是，通过比较布坎南和诺思的理论范式，我们可以发现：由于规范理想与现实约束之间的张力，对于好制度的辨识仅是好制度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而远非充分条件。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讨论两位经济学家的思想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否源于交易费用这一概念;第三部分将分析布坎南和诺思在研究主题上的实质差异，进而通过定位二者的学术坐标系来尝试获得关于经济学的制度研究的更清晰的思想史图谱;第四部分尝试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背景，进一步阐发对于好制度及其现实可能的思考;最后是结论。

二、布坎南与诺思的理论分歧在于交易费用范式吗

布坎南与诺思之间不仅相互引用极少，且相关的批评看似温和实则严厉，二者之间的共识几乎只限于“制度是重要的”这一同义反复的观点。一个尤为突出的例子是，布坎南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诺思的框架主要建立在‘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概念上。他似乎将一切可以解释的东西都放在这个相当空泛的概念下来解释，而不再给出进一步的分析”。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布坎南对于诺思的批评所指涉的是对方理论的核心概念——交易费用，故两者的理论间似乎并不具备范式可通约性。但是，如果我们深究双方研究工作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布坎南与诺思之间的范式可通约性是一个不能仅凭只言片语来判断的复杂问题。双方之间的潜在可通约性的线索之一是布坎南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或隐或显地多次使用过“交易费用”这个他所谓的“相当空泛的概念”。

“交易费用”的概念毫无疑问来自科斯(Ronald Coase)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和在1961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选择第一杰作”《同意的计算》中，布坎南讨论了在达成更大多数同意过程中的“决策成本”(costs of decision-making)——“达成协议的成本”。[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按照布坎南和塔洛克的解释，“决策成本”源自讨价还价时投入的时间和其他资源。

在分析决策成本时，布坎南引用了科斯的上述两篇经典论文，并明显地借用了交易费用的框架。布坎南与科斯的关系完全符合科学社会学中的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布坎南1957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托马斯·杰弗逊中心，并于1958年将科斯延请到该中心工作。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都是他们在该中心工作期间完成的。科斯于1964年赴芝加哥大学，布坎南则于1969年离开该中心。布坎南和塔洛克指出：“如果不考虑组织这样的行动的成本，那么，就肯定会做出”通过科斯谈判消除外部性的安排。结果是“所有这种类型外部性都将被消除，不是通过自愿地组织的行动，就是通过全体一致地支持的集体行动，同时向由于消除外部性所引发的变化而受到损害的各方支付充分的补偿”。②[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7页、97页脚注。同页的脚注提请读者们关注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并更为明确地指出：若“交易有共同的收益，而且，如果我们不考虑所有的决策成本，交易是会发生的”。②

在同样于1962年发表的一篇并不知名的文章中，布坎南对交易费用(决策成本)和外部效应的关系有与上述内容类似的阐述：“达成自愿的协议并非无成本的，而且对于全部可能的安排来说，达成协议的成本是不一致的”。James Buchanan， “The Relevance of Pareto Optimal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 no.4， 1962，pp.341～354.故当存在负外部效应时，如果某种类型的自愿安排的决策成本相对较高，则毋需在全体成员间达成自愿协议的决策规则是正当的。

图1是对《同意的计算》中的表述的改写。在图1中，纵轴P为预期价值，横轴N为最优决策规则所要求的达成一致的人数。MD是决策成本D(集体决策的交易成本)的边际变化，D是做出集体决策所需要的达成一致的最低人数的增函数。ME表示外部性收益E的边际变化，E来自对集体决策时的负外部性的解决。《同意的计算》中的表达是认为“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共同决定了采取集体行动所需要的最低赞同人数。其中，“外部成本”是指某人甲“由于其他人的行动而要承受的成本”(参见[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7页)。从经济学的原理来说，成本就是负的收益，故我们可以把集体行动时消除了“负外部性”(或曰“外部成本”)等价于增加了“外部收益”。换句话说，E源于当集体决策的规则接近于一致同意时，则可在极限上避免对个人的广泛权利的可能侵犯，从而改善个体福利，此收益为集体决策所必须达成一致的最低人数的减函数。

在图1.1中，ME与MD的交点是均衡点，即集体选择的特定规则的净收益(R=E-D)的最高点。该点对应的人数K为最优决策规则所需要的达成一致的最低人数(代表了一种毋需达到一致同意的集体决策规则)。在图1.2中，假设集体选择的交易费用(决策成本D)为0。此时，K=N，即全体一致同意(unanimous)是最优集体決策规则。而在图1.3中，即使决策成本不为0，但只要边际外部收益在任何非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下都高于边际决策成本，则交易费用的存在仍然不会影响一致同意成为最优集体决策规则。高外部收益的情况反映了在制度选择层面，很多私人权利——如洛克(John Locke)所谓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容任何集体意志和功利性原因所侵犯，涉及此类权利的集体决策必须采用接近一致同意的规则。图1.4表现的是一种更为常见的比较静态均衡：交易费用(决策成本)不为0，但边际外部收益的提高将要求集体决策达成接近一致同意或曰绝大多数同意(均衡点从K移动到K′)。

通过对图1的分析可知，我们完全可以追随和扩展布坎南的思路(将决策成本视为等价于交易费用或对交易费用的进一步细化)，从集体决策的角度重构科斯的交易费用的概念。即是说，布坎南的理论是可以容纳交易费用概念的。只不过，他对交易费用的理解不同于科斯。按照布坎南所坚持的伦敦学派-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立场，交易费用(决策成本)自然是一种预期的主观成本。[美]詹姆斯·布坎南：《成本与选择》，刘志铭、李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与布坎南不同，诺思的交易费用概念并非直接来源于科斯，而来自作为科斯思想的最佳阐释者的张五常。按照诺思的自述：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认识了科斯，之后他来到西雅图。张五常在交易费用理论上有一些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强调，度量财货、劳务或代理商绩效的多元面向时，所耗费的测量成本乃是交易费用的重要来源(因为不完全的测量将会导致财产权界定不完整)”。参见[美]伯烈特·史宾斯：《诺贝尔之路：十三位经济学奖得主的故事》，黄进发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8页。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序言”和多篇学术自述中都表示过对张五常的感谢。诺思在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演讲中指出，交易费用就是识别交易品特征的测度(measuring)成本(在物理和产权的维度上测度商品、服务或代理人表现的价值属性所付出的代价)和随后实施交易契约的执行成本(执行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执法与社会放逐，第二方的报复以及第一方的内在自我约束)。Douglass North， 1994，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3， 1994，pp.359～368.显然，诺思对于交易费用的理解更加接近于科斯的客观标准。

雖然存在关于交易费用概念的理解差异，但其显然不该成为导致布坎南与诺思在理论上相互冷漠的根本原因。因为布坎南与诺思的工作都是在细化交易费用的概念以使之适用于自身的分析目的。布坎南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存在着一套法律制度，存在着一套道德规范，你于是可以开展交易活动，你可以计算交易费用的高低，你可以加深和扩张劳动分工与专有化的程度，可以计算经济活动的效率，如果这整个市场体系运行良好的话。可是当……没有一套(可以支持广泛交易的)道德体系，或者没有一套(用于监督交换行为的)法律体系，那么你也许根本无法从事交易，更谈不上降低交易费用，你将疲于处理契约的监督执行方面的种种问题”。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布坎南的以上认识正是诺思利用交易费用分析方法从事的主要工作。于是，如果仅从交易费用这一分析性概念本身来看，对于交易费用概念的理解和应用不可能成为布坎南与诺思之间理论可通约性的根本障碍。

三、制度分析的规范维度与实证维度

1.布坎南与诺思在制度分析聚焦点上的分殊

既然思想的分歧并非主要来自术的层面——交易费用这一分析性概念，那么我们对于思想分歧的原因的考察就只能追溯到道的层面——研究主题的背景性预设的区隔和此区隔背后的聚焦点分殊。正是这种区隔，造成了布坎南和诺思在制度分析领域的问题意识分别聚焦于规范维度和实证维度。

从研究主题的背景性预设来分析的话，布坎南和诺思对于政府的性质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影响的理解看似类似，但实际上存在非常明显的区隔。布坎南的理论是美国化的，不见得适用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这是因为，布坎南的理论以自由市场经济和西方化民主决策机制为基础性前提，即“在市场秩序与政治秩序中，权利都是明确定义的”。[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第152页。

基于这一基础性的背景预设，布坎南在方法论上将制度改革这一主要的政治活动视为一种交易(exchange)。此种“作为交易的政治”的方法论实质是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政治领域，从而在方法论上可认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两者都代表着由两个以上的个人进行的合作。……两个以上的个人会发现，合力完成某些共同的目标，对彼此都有好处。在某种非常实在的意义上，他们为获得共享的产出而‘交换’投入”。②[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0、26页。于是，我们可以“把政治活动视为某种特殊形式的交换;而且，就像在市场关系中那样，理想上还期望这种政治关系使所有各方都互有收获”。②因此，所有的制度改变都是这种政治交易的结果。此时，“同意，即隐含的互利，是唯一能够确保一项改变有益的检验”，而“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在政策形成中确实存在一个实证的角色，他的任务是诊断社会情境和向正在进行选择的个人提出政策变化的可能性的集合”。James Buchanan， “Positive Economics， Welfar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2， 1959，pp.124～138.

布坎南的背景性预设(自由开放的市场机制和民主化的集体决策机制)和随之而来的方法论特征(作为交易的政治)是非常美国本土化的，且在此意义上，其理论不仅具有规范的也具有实证的含义。但是，当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制度变迁或现实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改革时，布坎南暗设的理论前提——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开放秩序——何以能够实现恰恰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本身。于是，对于美国以外的各类制度背景的国家来说，布坎南的理论的实证意义是极为有限的，更有借鉴价值的是布坎南关于什么是理想化的好制度的规范研究。在对于制度的规范分析中，布坎南提出了关于制度变迁的合理性的评判标准：一致同意检验。

由于在一致同意原则下的任何集体决策必须满足每一个人的利益，故政治领域的一致同意等价于经济领域的帕累托有效。同时，布坎南强调“仅仅宣布非帕累托最优是无意义的，关键是有没有改善现状的条件”。James Buchanan， “The Relevance of Pareto Optimal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 no. 4， 1962， pp.341～354.即是说，立法者在考虑了交易费用(决策成本)后，其所选择的毋需达到一致同意的集体决策规则符合成本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即使这种主观的准最优可能不符合客观标准的效率。[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第144页。于是，主观主义的一致同意原则成为了关于什么是好制度的一种规范性效率评价标准。不仅如此，当涉及根本大法性质的制度时，由于此类法律规则的长期稳定性和普遍性(generality)，人们的制度选择会在一种类似于“不确定性之幕”(veil of uncertainty)的状态下进行。此时，由于幕布屏蔽了绝大部分关于既得利益的信息，人们可以在原则上达成一致同意。此时的集体选择既体现了效率(因为一致同意本身就保障了每个人的利益)，也符合公平(因为幕布背后的选择代表了程序正义)。所以，无论是从效率还是公平考虑，理想的好制度在规范层面都需要符合一致同意原则。

诺思显然意识到了布坎南的研究背景预设及方法论的特殊性，其对于布坎南的最严厉的批评就在于：虽然布坎南的选票交易或互投赞成票“进路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意识到议员可以通过交易的方式来便利地进行交换。但这种进路有些过于简单，以至于它无法解决议员交换方面的那些根本性问题。这种方法假定：人们事先就可以了解所有可能的法案以及其报酬，并且丝毫也没有考虑时间层面的问题。而事实上，从今日之立法过程中的交换来看，议员只是事先对其未来的行动作出承诺。这样，要降低这类交换成本，就还必须创设出一些制度安排，使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换成为可能”。[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按照以上批評所给出的思路，诺思的全部制度分析的工作就是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提高一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以及为什么能提高效率的制度变迁往往难以实现。诺思的理论体系中存在一种制度的典范模式——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的开放秩序。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49， no.4， 1989，pp.803～832.这相当于为诺思的比较制度分析设定了一个默认的规范参照系，但是，诺思最终认识到，在人类历史上，发生如英美等国一般地朝向开放秩序的根本性制度变迁是一种极小概率事件。

实际上，诺思的制度理论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1973年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制度变迁反映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故制度变迁一定是符合效率的。在1981年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效率视角被放弃，统治者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来设计制度，而交易费用会使得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成为常态。1990年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则回答了交易费用所催生的无效率制度为什么没有被竞争所淘汰，一是制度矩阵的规模报酬递增导致了制度变迁的锁入效应，二是心智结构(mental constructs)的不完善也会使制度陷入无效率的路径。2005年的《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接续了已有的对心智结构的研究，强调了信念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将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视为对人类处境的内在表达，而(为了在此处境下获得可欲结果而构建的)制度则是这一表达的外在显示。基于以上工作，在2009年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中，诺思及其合作者给出了其对于国家性质及制度转型的最终认识：除非机缘巧合，理想化的国家制度并不是可以期待的普遍现象，从而少数国家的制度转型成功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起飞更近似于一种历史的偶然。显然，诺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是从最初的解释为什么制度变迁一定是有效率的，逐渐演变为回答为什么(能提高效率的)好制度不可得。

按照诺思所创立的概念框架，好制度不可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限认知问题。即是说，对于什么是好制度可能发生求真意义上的方向性争议。典型的例如在中国改革初期所发生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争论。对于这类认知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在部分领域(如农业)和部分地区(如深圳等特区)开展局部试验，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来积累经验和争取共识。

在诺思的框架内，好制度不可得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朝向有效率的制度的变迁可能不符合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意愿，而这些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又往往掌握着政治上的“权力”(power)。既得利益阻扰改革的机理是制度变迁的跨期影响会导致时间进程中的内生不确定性。就是说，即使改革的受益者在t0期对于改革的受损者(例如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事前就做出了补偿的承诺，这一承诺也缺乏可信性。在改革完成后的t1期，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将损失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权力。于是，对于改革后的新兴阶层来说，他们在t1期选择不履行事前的补偿承诺是事后最优的，因为改革的受损者们已经失去了恢复旧制度的权力。所以为了避免承担改革风险，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们可能在改革中明明摸着了石头却赖着不过河，甚至还阻挠别人过河。对于这类利益冲突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解决方式是进行顶层设计，并通过中央的权威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十九大描绘的建成现代化强国的蓝图等，都属于顶层设计的范畴。

概括而言，布坎南和诺思在制度分析中展现了求真与求实两种取向。布坎南以美国式民主作为基本的制度环境背景。由于在此背景下各种权力相互制约，故可以将制度变迁的过程视为一种相关各方的交易。既然是自愿的交易，就必然各方都受益或至少没有任何一方受损，因而制度变迁可以视为一种正和博弈。所以对于布坎南来说，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类似于市场活动中商品选择的视角来理解政治活动中的制度选择，且可以通过规范分析认知什么是我们应该选择的理想化的好制度。虽然使用了非常类似的分析性设置(“不确定性之幕”和“无知之幕”)，但是布坎南与罗尔斯对于理想化的好制度的认知方式是有显著差异的。罗尔斯的推理获得了明确的结果——符合两个正义原则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布坎南则强调在程序上的一致同意原则。在布坎南看来，只要通过了一致同意的选择程序(从而达到了程序正义)，什么是好制度的结果是开放性的、非唯一的。而诺思的制度分析的视角则是实证的，实证研究的对象不仅是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涉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很多不发达国家中，由于不完备认知的限制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制度变迁需要在冲突的语境下来理解，故制度变迁应被视为所谓的零和博弈(如果补偿承诺没有兑现)甚至是负和博弈(如果因制度变迁而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冲突)。所以对于诺思来说，制度选择的自由空间极为有限，理论上的好制度在现实中往往不可得。

2.制度分析的两种视角的思想史定位

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来说，上述的学术思想差异既反映了布坎南和诺思所受到的前辈和同辈经济学家的不同理论路线的影响，也会化作思想的力量去形塑学术发展的未来路向。图2描述了布坎南和诺思的学脉渊源的主要情况，其中单向箭头表示接受了或给予了其他学者单方面的影响，双向箭头表示相互影响。

从图2可知，布坎南的思想来源比较复杂，除了受其导师奈特(Frank Knight)的直接影响外，他还与同辈学者塔洛克(Gordon Tullock)和罗尔斯(John Rawls)相互产生了影响;在后辈学者方面，布坎南则直接影响了1998年的诺奖得主森(Amartya Sen)和2009年的诺奖得主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当然，科斯作为同事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布坎南。相对而言，诺思的学脉渊源比较简单，科斯通过张五常间接为诺思提供了概念框架;而巴泽尔(Yoram Bazel)作为同辈学者和同事与诺思产生了相互影响;在后辈中，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创立者格雷夫(Avner Grief)格雷夫是诺思的亲传弟子。和2005年克拉克奖得主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直接受到了诺思理论的影响。此外，布坎南和诺思还都接受了哈耶克(F. A. Hayek)的学术滋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布坎南服膺于交易范式的经济学，并自认为属于奥地利学派，也可以说明诺思何以在晚年愈发乐于研究时间进程中的人类学习、意识形态、心智模式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概念。

如果把经济思想史中的路线之别上升为科学哲学的范式分歧的话，那么结合图2和图3，我们可以从“制度发生的建构和演化”与“制度分析的规范和实证”两个维度，来比较前文中涉及的部分主要制度经济学研究者们各自在经济思想谱系中的位置。

在图3中，布坎南的思想位于由“建构”和“规范”两个维度构成的第一象限，与布坎南在思想上有亲缘性但更具规范色彩的是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理论;又由于受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的影响，布坎南的建构色彩弱于罗尔斯。同为建构主义者，诺思的理论倾向于实证，故其处于第二象限。在位于此象限的诸理论代表中，诺思是受哈耶克影响最深的，故其建构色彩要弱于巴泽尔、格雷夫和阿西莫格鲁。第三象限的奥斯特罗姆的理论主要体现为“演化”和“实证”两个维度，但由于受布坎南的影响而演化色彩并不明显。第四象限的哈耶克的理论则主要由“演化”和“规范”两个维度构成。

由图3易见，布坎南和诺思的理论分别位于两个不同的象限之中，故二者之间必然会产生交流和理解的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理论没有任何互补性。布坎南的规范制度分析提供了一种基准的理论参照系，而诺思的实证制度分析却告诉我们实现这种理想化的好制度的诸多现实阻碍。完善的制度分析需要同时结合这两种理论视角，因为我们既要清楚制度改革的目标，也要知道是哪些因素阻碍了目标的实现。

四、全面现代化背景下的好制度及其实现路径

虽然布坎南与诺思在理论上各执一端，但二者的思想都有可资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制度改革借鉴之处。布坎南试图告诉我们符合什么检验标准的制度才是好制度，诺思则尝试探索为什么好制度的出现概率如此之低。在上述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接下来准备批判性思考的问题是：在全面现代化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制度?这一问题又可细分为两部分：好制度只有唯一的模式吗?好制度在中国国情下应如何实现?

大多数西方制度经济学家实际上都会重复一个西方人热衷于听到的故事：只有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是通向现代化的唯一坦途，而要实现经济赶超就只能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式的市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制度体系。但很显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非常不同于西方标准的制度特征。于是，如何实现符合中國国情的好制度的问题就可具体化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同于西方模式却能提供有效激励的好制度，其理论逻辑是什么?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看法，决定人们的选择乃至“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3页。其中，经济的力量即是物质利益的激励，宗教的力量则是人的内在价值观的激励。马歇尔对于两大激励来源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但他仍忽略了对二者关系的讨论。按照哈耶克和布坎南等坚持方法论主观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存在所谓的客观利益(商品和行为有益与否和收益大小都是主观评价)，故经济激励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受主观价值判断的制约。因此，一个人是否做出某一行为选择由其对于价值的认知模式所决定。

布坎南和诺思都意识到了超越物质利益维度的内在激励对于制度创新和制度实施的重要性。“布坎南一直将其重要著作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动机相统一的基础上。尽管如此，他也对下述观念进行了探讨，即选民可能因为表达的原因而不是因为想实现和日常经济活动中相同的目标而投票”。[美]肯尼斯·阿罗：《关于政治学的思考》，[美]詹姆斯·艾尔特、[美]玛格丽特·莱维、[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竞争与合作：与诺贝尔经济学家谈经济学和政治学》，万鹏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0页。选民们不计个人成本来发出政治呼吁的行为，显然不符合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是体现了超个人功利的政治伦理。无独有偶，诺思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批评是“支撑其理论的行为假定是不充分的”，④⑤[美]道格拉斯·诺思：《期待着政治学和经济理论的联姻》，[美]詹姆斯·艾尔特、[美]玛格丽特·莱维、[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竞争与合作：与诺贝尔经济学家谈经济学和政治学》，万鹏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0、341、342页。因为“综观人类历史来看，人类的行为总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信仰、偏见和粗疏的事实基础之上”。④此外，诺思也意识到，人类是有学习能力的，故时间进程中的学习会形成“人类思维和信仰的方式、人类偏好和信仰的演变路径”。⑤即是说，人们普遍持有的共享核心价值体系是动态渐变的，是人类学习水平和速率的函数。

诺思的动态理论映射出了布坎南的静态的规范制度分析的局限性，布坎南假设美国式的主流价值体系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偏好是稳定的，然后以这种静态不变的政治偏好作为输入，通过一致同意检验程序就可以得到什么是好制度的输出。这种隐蔽了学习问题的静态偏好假设在中国的情境下是完全不适用的，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人的学习渴望和速率要远远高于稳态的发达国家，故我们难以按照布坎南的规范标准得出什么是好制度的确定形式。

即是说，制度是没有唯一的最优标准的，在不同的文化利益场境(medium of cultural interests)下什么是好制度各有其自身的标准，故西方标准并不具有普世性，其逻辑在于：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们有各异的价值观→价值观决定利益评价→利益评价决定行为选择→行为选择决定了制度的实施效果。从价值观的视角来说，中国有两点显著不同于英美国家。第一，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人的共享价值观不同于西方人的体系。例如，中国人更乐于接受一个大一统的中央权威和国家统一，故更容易发挥制度的顶层设计功能。在同样广阔的地域内，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在内战之前州政府的权力甚至更大)，欧洲则从未统一过。第二，中国当前正处于转型期(故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故在共享的核心价值观领域拥有极快的学习和演变速率，而欧美发达国家则已经处于稳定期，核心价值体系相当牢固。于是，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重要的不是如布坎南所认为的那样去识别什么是唯一的最优制度均衡，而是设法实现从上一个较好的制度均衡过渡到下一个较好(不一定非要是最优)的制度均衡，从而适应转型期的不断演化的价值观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正所谓“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既然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好制度一定是中国特色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哪种推动力量可以令中国跳脱英美式的好制度标准的窠臼，找到符合中国特色的较优制度的均衡状态，并能够最低成本地从一个较优的制度均衡点过渡到下一个较优的均衡状态?

在诺思的概念框架下，他先是假定现代化进程中阻碍制度朝着更富效率的方向变迁的主要阻碍力量或者是封建君主和贵族(统称为统治者)，或者是集中了权力的现代的政治独裁者或政治寡头。然后，诺思再分析为什么统治者会创建出无效率的产权制度，原因在于统治权竞争(在位统治者可能被国内外的竞争势力取代)和交易费用(实施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交易成本过高反而可能降低统治者的净收入)。诺思的假定和结论显然都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换句话说，诺思的国家模型在中国并不适用。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升级到了强调抓好顶层设计的新时代。从权力的结构看，新时代制度创新的主要实施者必然是中央政府尤其是核心决策层，而各行政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则是制度改革的执行者。决策层和执行者之间构成了制度改革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当我们分析这一委托-代理关系时，一种直觉是：屁股决定脑袋，好制度经常被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执行环节扭曲。某些权力代理者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使得改革在某些领域原地打转甚至有所倒退。例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九五”时期就提出的目标，却始终“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无论是后来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都是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地重申同一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增长方式的转变不符合行政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中某些权力代理人的愿望，而继续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来拉动增长却可以不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

在不存在潜在替代者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治国者对于未来有稳定的预期，故会重视长期收益。因此，中央政府的核心决策层是中国当前朝着更好制度改革的主要推手，而狭隘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则是这一进程的阻碍因素，其行为会增加改革的交易费用。所以，不同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分解中央政府的权力甚至完全建立新的权力分配秩序，中国当前可能更迫切需要限制部门和地方的自由裁量权，如依靠扩大垂直管理范围和推进(弱内部激励的)官僚制来强化中央政府对于制度变迁的掌控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國的税收、金融、统计等领域就开始尝试由属地化管理变为垂直化管理。十八大以来，司法和纪检的垂直化管理也开始启动。这种将部分原属“块块”的事权收归“条条”的改革，其好处在于既能保证全国性公共品的质量，也能限制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还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应该通过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财权和事权来维持和强化国家政权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合法性，2018年1月底颁布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是实现这一合法性目标的重要一步。

总而言之，什么是好制度不能仅关注理论上的制度质量本身。这既是因为好制度的标准依赖于价值认知，而价值认识是一个社会的学习速率的函数，故不存在唯一不变的好制度，也是因为同样的理论上的好制度在不同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权力分配格局下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换句话说，在改革中仅仅关注制度的理论上的最优模式是不充分的，好的制度需要与特定国情相适应。这体现了布坎南的规范制度分析与诺思的实证制度分析的结合——无法有效实施的所谓的好制度只具逻辑可能却无现实可能。

五、结论

虽然布坎南和诺思的研究都围绕制度及其对效率的影响而展开，且布坎南的理论实际上并不排斥经诺思充分发展了的交易费用范式，但二者的框架仍有非常本质的区别：布坎南更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其规范维度的制度分析，诺思则致力于对制度变迁的实证分析。

按照二者各自的概念框架略作进一步的理论延伸就可以发现：制度分析的布坎南式的规范视角与诺思式的实证视角之间的张力，尤其体现于二者看待制度朝着好的方向变迁的前景时的不同态度。布坎南不仅给出了“一致同意”这一好制度的评判标准，且总体上对制度变迁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其指出：按照主观主义的成本观，虽然交易费用必然存在，但是只要交易是基于自愿协议的，那么结果就是有效率的。[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第152页。与之相反，诺思并没有把制度变迁视作一种人际间自愿同意的交易，而是意识到权力和强制在制度变迁中的客观作用。因此，诺思固然认同好的制度可以降低社会运转的交易费用或者说租金损失，但其更为强调的是，由于认知和利益的限制，产生较高无谓租耗的制度在现实中往往无法被改变。虽然在理论上各执一端，布坎南和诺思的理论却都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因为我们既要知道什么是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好制度，也需要了解哪些因素会阻碍好制度的实现。

那么，在建设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是否需要对布坎南和诺思等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亦步亦趋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就连布坎南和诺思本人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基于更为宏大的历史视角(甚至上溯到石器时代)，诺思认为，由于信念结构的差异，西方世界的制度不能被直接移植。诺思对于中国转型的核心看法是：中国不存在与西方世界一样的发展的制度根基，转型中的很多制度都有混合和过渡的色彩。于是，中国的成功说明，“关键在于创造激励结构，而不是对西方制度的盲目模仿”。[美]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钟政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页。诺思愿意接受一种可能——“中国证明我们的理论是错的”，[美]道格拉斯·诺思、[美]约翰·瓦利斯、[美]巴里·温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杭行、王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因为中国的转型道路与西方经验是如此不同。正如布坎南、诺思、弗里德曼(Milton Frideman)等诺奖经济学家意识到的，“中国确实是一个谜”。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于是，虽然还未有最终答案(因为肯定的回答需要等待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实现)，但中国40年改革发展的成就已经对现代化的西方中心论提出了挑战——能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制度模式并不唯一，中国可望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牛泽东

作者：罗影 汪毅霖

第3篇：店 妙不可言

Hip Hideways

i-escape.com

i-escape听起来像是苹果家族的一个小玩意儿，其实毫不相关。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搜集时髦、别致、小众酒店的酒店预定网站。在i-escape里的绝大多数还是普通意义上的酒店，不过这里的确还是有一些吸引人的小众酒店，比如B&B(Bed And Breakfast)住宿加早餐的类似民宿旅店的酒店，以及自炊式公寓酒店，顾名思义self-catring—自己解决食物，当然也有价钱上更有诱惑的和价格昂贵的。i-escape受推崇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网站上的酒店都有业内人士的检视意见以及翔实的住客评论，从这些信息中心大致可以得到该酒店的准确印象，包括其不足，而风评不好的酒店会标上明显的标志放在“低频预定”的名单里，每个酒店的住客评分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依据。

可以试试使用网站的搜索功能，非常好用，能使用价格和“必须有的”等词条高级搜索，如果你想要提供更有机食品的或者有私人影院的都可以显示出来。虽然网站的酒店遍布全球，但也难免有死角，比如像巴斯和巴巴多斯。

Hotel For People Who Care Where They Stay

kiwicollection.com

Kiwi Collection并不像名字所预示的那样“奇异”，也许它胜在管理上。一些“挂名”在著名品牌下的酒店往往让人有名不副实的担忧，而Kiwi能保证如果有旗下酒店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则立即从Kiwi Collection名下剔除。

这是一家温哥华的酒店网站，在悉尼和伦敦有办事处。据说网站的名字叫Kiwi是因为这个单词在所有语言中都有相同的意思(这一点有待考证，但是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这家网站称自己是“顾客为别的顾客创造的奢华系列酒店”，而网站的工作人员就是全世界旅行考察酒店，然后在网站的酒店名单中做增加和删除的工作。

目前，Kiwi收集了127个国家的2100多家酒店，多数是奢华酒店和设计酒店。据说他们的酒店评分系统比较严格，而且加入网站的酒店都必须经过现场考察，所以酒店后面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如果有服务和客房上的微词基本就可以放弃了。从网站预订酒店没有额外费用，也不需要成为会员，到达酒店之后还会受到特别的礼物，有时候是免费的客房升级，有时候是特别的欢迎礼物。当然对于特殊持卡的精英会员，网站会提供88个国家701家酒店的特别优惠价、一旦有可能随时客房升级、免费早餐、下午三点退房、25美金的食品饮品优惠券、免费室内网络和代客泊车服务。

Only the Hotels that Matter

tablethotels.co.uk

红色的Tablet就像小药片。2000年，两位新媒体资深业者，法国人LaurentVernhes和美国人Michael Davis在纽约创建了途泊(TabletInc.)试图解决网络时代旅行的终极烦恼：选择困难症。网站囊括2000家酒店，似乎数量并不是最多的，但他们为解决“选择困难症”所作的就是在每个热门目的地下列出了Top10，每个主题下也列出Top10，去纽约或者音乐狂热分子只需要在这些Top名单中根据价格和评分做筛选就可以了。

2012年末，药片的中文网站也上线了，中文网并不是简单的英文翻译网站，从酒店推荐到中文客服都是特别量身打造。现在中文网站上正推中国护照免签的最佳酒店之选，计划去印尼、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马尔代夫和毛里求斯的也看看有没有令你心动的选择。

Home to Greatest Hostels and B&Bs

hostelworld.com

又一家有中文版本上线的网站，而且根据名字就能知道这是一家集结了数量庞大的旅馆和经济酒店预订网站。就像有人热衷于五星酒店一样，有的人天生热爱寻找特别的旅馆。

一般意义上旅馆听起来并不像酒店那么具有安全感。不过hostelworld应该是公认的最专业安全的旅馆预订网站了。除了提供旅馆预订，网站还可以预订床位、早餐、观光线路等等。网站提供全球180个国家35000家旅馆的预定服务及安全保障。

网站每年有一个Hoscars的旅馆评选活动，2014年2月公布新一年的获奖名单，这是网站第12次举办Hoscars的评选。一百多万脸书用户选出不同类别的264家旅馆，其中北美地区的前三名是M Montreal、Hostelling International Boston和多伦多的Planet Traveler。

除了按照地域，还有最佳性价比、设施、位置、员工服务、安全性、清洁度和氛围等类别设立的奖项，一些热门城市还有最受欢迎旅馆的推荐。葡萄牙波尔图的Tattva Design Hostel是今年的最具性价比、最佳设施和最佳大型旅馆奖得主，新西兰皇后镇的Adventure Queenstown Hostel因为极佳的地理位置而受到广泛的好评，里斯本的Home Lisbon Hostel是最佳中型旅馆，也是网站评选的终身成就奖得主，巴塞罗那的Twentytu High-tech Histel是最绿色环保的酒店。

Handpicked Paradise

welcomebeyond.com

这个由柏林两兄弟创立的网站说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小型精品酒店和度假屋出租酒店，而且承诺没有额外预定费用，专有的优惠和礼物以及最优价格保证。从网站建立之时期，兄弟俩就在世界各地辗转考察，想要搜索非同一般特色酒店的人可以相信他们，因为welcomebeyond在“留下巧妙旅行记忆”这一块是颇有建树的。

网站挑选的不是酒店，是居所，而且每一间都风格各异，有时髦的，有古怪的，有原始的，总之，要么漂亮要么独特。除了居所，也有精心挑选的精品酒店，或隐秘或奢华，要么有型要么有味道。网站确保价格至少和酒店或租屋的直接预订价格一致，也会定期推出特价和“最后一分钟”特价。

很多喜欢意大利风情的人会将西西里作为终极梦想之地。如果在Etna山坡上有一家精品酒店，古老建筑的斑驳墙壁和简约的现代家居相对应，窗前还有地中海的美景出现在眼前恐怕没人会拒绝。Monaci delle Terre Nere 曾为当地修道士所有，有一定历史价值，旁边是40英亩的有机农场和葡萄园。Juan Manuel十年前买下了西班牙千年小镇Girona的一座老房子，经过设计师的打造，这座位于古城中心，大门面对修道院背靠信仰中心大教堂的老房子用简单的钢板、水泥和橡木元素，利索的设计手法幻化出了新的生命。一楼有房间、起居室和庭院，二楼为主卧和两间客房，三楼是客厅、厨房和餐厅，于是到了夜晚，享用晚餐的同事能看到古城迷人的夜景。庭院旁石墙上有爬藤植物漫上去，柔软的草皮一直延伸到泳池边。房主通过网站将居所出租，虽然没有华丽的酒店大堂和客房服务，但是下飞机拿了钥匙就回家的感觉不是很棒吗!Welcomebeyond的每个酒店或租屋都有一个故事等待和有缘人分享。

Let’s Stay Together

homeaway.com

像iStopover和Airbnb这样的出租房预定网站能给假期闲置的房屋和公寓带来额外的收入，也能让度假的租户在假期感受家一样的住宿环境。虽然homeaway.com也是这种类型的网站，但显然因为有了奥巴马的关顾而多了宣传噱头—想像奥巴马一样度假吗?

Homeaway网站上明确的写着，他们提供全球625000家度假屋以供选择，后来网站有了定位高端的Luxury.Homeaway.com，其中的客房多是奢华别墅。曾经，搜索Paradise Point Estate，就会看到这个位于夏威夷欧胡岛著名的Kailua海滩的豪华产业上标注的是“奥巴马冬季白宫”的字样。总统先生和家人连续几年在Kailua度假时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现在至少在homeaway，已经找不到这家别墅的出租信息了，不过周边还是有几家特点非常鲜明，非常值得一去的待租别墅。

相比于网站庞大的度假屋保有量，亚洲的8000多家并不算多，进阶的奢华版网站中的亚洲别墅只有47家。作为度假租屋，通常都是有最少居住一周、两周或者一个月的限制。如果要是去北美和欧洲租别墅度假，这里的信息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There Is Always A Legend To Tell

pousadas.pt

Pousadas是葡萄牙一家拥有37家酒店的连锁酒店品牌，源于1940年。品牌名称是品质住所的意思，在最开始的那段时间酒店在葡萄牙的各个地区建自己有地域特色的酒店。到了50年代，他们开始转化理念，渐渐开始在历史古建中修复开酒店，后来类别又延伸到古典设计酒店，在风景优美的静匿地区的自然系列等等。不管是里斯本中世纪教堂内的酒店还是中部埃什特雷拉山上某处与山谷和湖水对望的石头房屋，就像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每个酒店后面都有一个故事或者传说，一个传统或者秘密等待揭晓。Pousadas的每家酒店都有一个品质相当的餐厅，提供最美味的当地美食和最香甜的葡萄牙美酒。

到葡萄牙可以参考pousadas.pt还有相似的网站pousadasofportugal.com，到隔壁的西班牙可以访问parador.es，找西班牙境内的城堡、庄园甚至修道院。而如果你只钟情修道院的特殊体验，monasterystay.com将带你看遍意大利境内所有修道院改造的酒店。不管是在西西里还是托斯卡纳，阿马尔菲海岸还是斑斓的五乡地，在修道院中醒来迎接新一天艳阳的日子一定很穿越吧。

第4篇：不可售公房是什么意思？

挑户型、看楼盘、找优惠----上住朋帮。只需坐在电脑旁，轻轻按动鼠标，各种位置、户型、价位的房屋任

你挑选.

不可售公房是什么意思?

不可售公房就是本市现行房改政策还不能出售给承租居民的公有住房，它主要包括旧式里弄、新式里弄、职工住房等厨房、卫生合用的不成套房屋，也包括部分公寓、花园住宅等成套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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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丰田危机为什么不可避免

丰田危机为什么不可避免? “巨人如何倒下?”

2010年3月2日，当丰田公司社长丰田章男飞到北京向中国消费者公开道歉的时候，他脑海里也许闪过这样一个问题。最近读了美国管理学家吉姆·柯林斯的《巨人如何倒下》(How the Mighty Fall)一书，他深深意识到丰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对照书中的理论，指出丰田已深度衰退。

事实上，丰田危机的种子早已埋下。在它快速进行全球扩张、疯狂追求销量和市场份额的过程中，丰田高层一直都有点担心某种“增长诅咒”。但是他们没想到危机来得这么快，而且如此严重，“全球第一”的名头成了丰田的“不能承受之重”。

最令公司观察人士扼腕长叹的是，2009年8月，刚上任2个月的丰田章男宣布放弃丰田争夺全球汽车市场份额15%的目标，不唯规模论，但一个月之后，质量门事件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巨人”眼睁睁地看着大厦将倾，这给很多热衷于高增长的企业留下了深刻教训。

丰田“走偏”久矣

众所周知，丰田最成功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丰田之道”，但是，《丰田精益生产方式》一书的作者詹姆斯·沃麦克(James P. Womack)说，2002年，丰田就已经开始偏离“丰田之道”了。

和很多处于关键发展期的企业一样，丰田也患上了发热症。2002年，在丰田的“2010年全球构想”中，时任丰田社长的张富士夫提出一项发展目标：在2010年初，将丰田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提高到15%。这导致了一个隐患慢慢积累、“病去如抽丝”式的恶果：丰田的战略导向从过去一直坚持的“关心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为客户提供价值”，转变为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张和市场份额的数字。这在丰田70年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21世纪第一个10年，丰田的全球产能翻了1倍，生产地点的数量翻了3倍，这种增长导致丰田从产品开发到生产、到销售的整个产业链流程都发生了改变，以往那种稳健保守、注重跟供应商长期合作、持续改进的模式，变成了北美或欧洲那种快速开发供应商、快速上线的模式。

过去很多年，丰田一直是一家非常有危机感的企业，其内部不断高喊口号“要打败丰田”，不断改进和超越自己。一些去丰田参观调研、接触过丰田高层或员工的管理学家说，丰田十几年来一贯的态度是，从不主动提起业绩或成功的经验，而是讲“我们丰田问题太多了”，“我们的问题很严重”。整个丰田之道也正是基于这种“自己创造危机感”的思维和做法。

然而，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对于丰田此次“召回门”事件的迟缓狼狈，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 主观上，丰田的快速成功和品牌口碑导致高管层的傲慢情绪，认为“世界第一”的丰田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他们也不习惯处理这么大的危机。

而客观上，丰田的内部管理的确出现了漏洞，内部信息共享制度不健全。去年早些时候，丰田在欧洲就已经传出汽车制动失灵的消息，但这并没有及时反馈到北美总部，直到此次召回危机爆发，丰田还以为这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

2009年6月，丰田章男一上任，就宣布放弃丰田争夺全球汽车市场份额15%的目标，并提出丰田的“回归基本”计划，要从注重数量回归到注重质量，其实是在捍卫公司的根本传统。但召回事件来得这么突然和严重，显然打乱了回归“丰田之道”的步伐。

多点触发的危机

危机在去年底今年初的集中显现，不仅仅是因为丰田内部积疴的外化，还应综合考虑外部的两个趋势。

首先，汽车技术越来越复杂。一辆车有1万多个零部件，而且零部件逐渐电子化，目前包括机电和电子方面的零部件大概占到整车总价值的20%～40%。因此，要查出这些电子零部件的问题何在，比过去查出机械零部件的故障难多了，要检测出每一种问题发生的可能，工作量相当巨大。

其次，美国的消费者和媒体多年来都对汽车质量问题非常敏感。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在上世纪60年代写了一本关于通用汽车安全问题的书—《什么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引起了消费者对消费安全的警惕。这本书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纳德多次竞选美国总统。

更重要的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美国汽车工业崩溃，三大汽车公司中的两家都濒临倒闭。在美国文化中，人们倾向于同情和支持弱者，对优势者严苛挑剔。而丰田恰在此时被抓住“小辫子”，还浑然不觉自己已经站在了美国人情感的对立面。

经历了上世纪70～80年代受到歧视、90年代快速追赶、21世纪赢得尊重这三个阶段之后，丰田已然变成一家美国公司了。在美国，丰田直接或间接地为20多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11个生产基地、1500个经销商遍布全美，在38个州都设有办公室(包括研发、财务及其他)。丰田在美国的本地化，客观来讲，做得比较成功。

美国当代文学大师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之《兔子富了》，描写了主人公哈里在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中，凭借推销省油的日本丰田汽车，步入了中产阶级生活的故事。丰田实现了它的“美国梦”，却变成了一个苦涩的“美国梦”。

“巨人”如何回归? 丰田的发展历程并不奇怪，很多公司在成长和衰退过程中都有类似的经历。优秀的企业会及时发现它们偏离了轨道，从而纠正前进的方向。

被召回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丰田章男很清楚丰田眼下的危机。吉姆·柯林斯指出，通常来说，最有能力制止企业状况走向下滑的应该是这家企业的领导者，他应该知道如何依靠那些现有公认的优势，同时发现企业劣势所在并将其去除。

也就是说，丰田章男必须扮演好丰田的“拯救者”角色。召回事件并非意味着“丰田之道”的崩溃，只是说明丰田暂时偏离了这一黄金法则。毫无疑问，“丰田之道”仍然可行，仍然适用于21世纪的汽车工业。

外界对丰田仍然保持信心—只要能尽快回归丰田之道，长期而言，丰田还是能继续发展。

具体来说，丰田仍需继续加强多方沟通。丰田章男的“全球道歉之旅”第二站选择了中国十分明智，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中国工作过，对中国有较深的了解。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不可放松。有重点地进行危机公关，可谓事半功倍。

短期内，丰田需要明显地舍弃一些成长的机会，以具体的行动而非仅仅口头上，向公众、向内部员工、向相关合作方表明丰田宁愿失去增长，也不愿意放松质量和安全这一最高战略。

着眼中长期，丰田则应进行思维方式的战略性转变，将公司的目标从增长、市场份额、全球排名等重新转回到赢得客户满意度和提供客户价值上来。现在，在丰田车间里挂的旗帜上写着“客户第一：从一点点做起”，这是53岁的丰田章男提出的应对危机的出发点。

如何避免重蹈丰田覆辙?

正在高歌猛进的中国汽车产业，年销量已居全球之首，各汽车厂商都在积极扩充产能。看到丰田的劫难和痛苦，难免会有“兔死狐悲”之叹。如何避免重蹈丰田的覆辙?丰田危机给中国汽车企业也敲响了警钟。

快速发展会给企业带来种种问题，在规模化的背景下，这些问题会被放大若干倍，公众也会对企业抱以更高期望。组织能力和复杂化的矛盾—21世纪上半期整个汽车产业存在的最根本问题，在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丰田身上凸现出来。连丰田这样有着强大质量控制系统的企业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中国企业是否更应如坐针毡?

如果需要给中国企业敲“警钟”的话，可以从以下方面给予建议。

第一，中国企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要更为谨慎，把产品开发能力和供应商管理能力建立好，把质量和安全置于首位，而将市场份额上的数字放在次要地位。警惕企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埋下质量隐患。 第二，建立处理安全召回的成熟能力。科尔尼公司在研究中国汽车的召回数字时，发现虽然中国的召回制度已经订立了五六年，基本能与成熟国家接轨，但在实际执行上还存在很大差距。一方面，中国缺乏类似美国的独立召回机构，而公众对中国的质量监督机构又缺乏信任。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仍然没有意识到安全召回的作用，缺乏紧迫感，很少有中国企业出现在召回名单上。有数据显示，过去5年中，占30%左右市场份额的中国本土汽车品牌只占所有召回车辆名单的2%，然而这并不表示其产品没有质量安全方面的问题。

汽车企业应尽快建立内部安全召回制度，逐渐对市场进行教育。企业担心消费者将召回误以为是产品品质低下，所以很避讳。恐怕中国企业跟日本企业有相同的风格，倾向于谢绝对外沟通，管理上不够透明。因此，这需要企业一边少量召回，一边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使其了解安全召回是所有正常运营的公司必然会采取的保证消费者利益的手段。消费者应该了解：主动召回自己产品并不代表企业落后，反而是企业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更表明了企业对社会和公众的责任感。

第6篇：简历不可犯的7个错误是什么

简历在求职过程中，绝对大家必须做好的准备工作。毕竟简历是给用人单位的第一印象。在简历中犯下错误很可能会让你失去面试机会，与工作无缘。那么，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就业环境下，小编提醒打算或已经在找工作的你，简历中最好不要出现这7个错误，让你的第一印象“完美无瑕”。如果你不希望这样的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就一定要格外注意下面这十个大家在写简历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并且要尽量避免。

错误1：错字和病句。

在你的求职信和简历上，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错字和病句。白字和语法错误会给用人单位留下非常糟糕的印象。哪怕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错字，都有可能让你失去竞争的机会。

在写简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office word等软件的纠错功能，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画有红线的地方。最好能多找几位朋友帮你检查几遍，把所有不通顺的地方都找出来。

错误2：简历太过冗长。

公司的人事部门员工在浏览求职者简历的时候，大概平均用在每份简历上的时间只有十几秒钟。所以没有必要把你做过的所有工作内容都罗列在简历上。重要的是你得 把那些能够说明你的工作能力的职位和能够增加你被录用几率的成绩写上去。绝大部分公司在第一次筛选简历的时候都不会面面俱到地看完你的每一项工作经历，更 不会一字不落地读完整个简历。所以，你只要说明了那些最重要的能够证明你是最优秀的求职者的信息就足够了。

错误3：格式编辑太糟糕。

简历的外在形象和一个人的外表一样重要，也会影响你应聘的成功与否。一份格式编辑糟糕的简历会给面试者留下负面印象，而一份简洁、美观、大方的简历也会让人眼前一亮，从而对面试者留下一定的好感。

这就意味着，简历使用的字一定要是黑色，且背景只能用白色，不需要别的花哨的装饰。如果你想在某些区域加边框，那么一定要用实线框。还要注意的是，行与行之 间至少要留一倍行距，每个区块之间也要留出较大的距离做出区分，区块的标题也要用加粗和加大的字号标识出来，便于看简历的人区分。

错误4：只列出工作职责，而不写成绩。

要知道，能给面试官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的不仅仅是你之前负责的各项任务，还有你所做出的成绩。工作职责只能告诉面试官你的上一份工作的职位描述，而你的成绩却能让面试官了解你在执行这些职责的时候表现的有多么优秀。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的某项职责是进行预算分析，就是要为之前公司各个部门计算出每个月的预算计划。这并不能说明你的能力和专长。相反，如果你能注明“通过精简化合、理化公司部门为公司每年节约近5百万资金”的话，那一定会让面试官印象深刻。

这就是列出工作职责和列出成绩的区别。

第7篇：《妙不可言的位置》教案

上课前老师要考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说我们现在在哪里? 生：在教室!

师：嗯!不过问题没这么简单。谁能回答的开阔点，范围再广一点。 生：在XX。

生：在中国。

生：在地球上。

师：是呀，我们在浙江，在中国、也在地球上。请全体起立，跺一跺脚：我们的脚下是什么?

生：地球。 (地球)

师：现在我们一起叫一声：地球，好吗?不够整齐，地球听到了吗? 生;(齐)地球——

师：地球听到了没有呀，怎么没有反应?让我们再一次深情的呼唤：地球，你好!假如地球听到了，她会热烈地鼓掌的。开始!

生(一起，深情地)地球——你好——

(学生身后响起听课教师们的热烈掌声)

师：地球听到了我们的呼唤。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同学们好!

在浩瀚的宇宙中，有一颗美丽的星球，那就是我们的地球。地球上有美丽的草地，有茂密的森林，有清澈的湖泊，湛蓝的天空，有可爱的动物，当然还有我们人类。那你能用自己的话来夸夸地球吗?谁能，请举手告诉老师!

地球，有了你，才有湛蓝深远的天空，才能让鸟儿在空中自由的飞翔。你真伟大!

师过渡：对啊，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地球。在太阳系，目前知道的有八大行星，地球只是其中的一颗行星，而且是目前所知道的唯一一颗有生命存在的行星。为什么地球会这么特殊呢?让我们到课文“妙不可言的位置”中寻找答案吧。

翻到书本155页。小朋友们按下面的要求轻声朗读一下课文。花3分钟时间， ①指名读：重点指导读好数字(1.496乘以10的八次方公里。)公里等于千米 1.496×108公里这到底有多远，你能想象吗?

我们来看《太阳》一课中的一句话，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距离有多远。

太阳离我们有1.5亿公里远。到太阳上去，如果步行，日夜不停地走，差不多要走3500年;就是坐飞机也要飞二十几年。

师：读了课文，我们知道了地球之所以这么美丽，是由于地球所处的位置…… 地球所处的位置真是妙不可言。 这句话在课文的最后一段。它告诉我们两个信息：第一位置，谁的位置。地球的位置在哪里?第二妙不可言，什么妙不可言，位置妙不可言。为什么妙不可言?好我们现在解决第一个问题。

3、快速浏览，找找地球在太阳系中处在怎样的位置?

地球在太阳系中，是距太阳由近到远排序的第三颗行星，正是由于地球所在的位置，使它成为宇宙的一个奇迹。

故意省略由近到远排序

先自己读一遍，好，大家一起把地球的位置读一遍。大家都发现了老师的错误。那么这个由近及远去掉可以吗? 去掉，你们来读读

对，不可以去掉。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大家来看看下面这幅图，然后告诉老师哪颗是地球，并说说你是怎么找到的?

所以这个由近及远我们很容易就在图上找到了地球的位置，作者用词可真准确。 谁知道这剩余七大行星的名称。按由近及远的顺序，这八大行星的名称分别是。。。。。你能不能象课文介绍地球一样介绍一下并金星和水星的位置?指导学生把话说好(金星在太阳系中，是距太阳由近到远排序的第二颗行星。)

从课文中我们发现地球这个第三的位置,使得地球上有生命的存在。而水星、金星或者说其他行星上都没有生命。那我们一起来回答第二的问题，“为什么地球的位置妙不可言。” 请同学们认真读2-4自然段，找找原因。 因为地球上有液态水。

师：水的存在的形式有三种：分别为气态(如水蒸汽)、液态、还有就是固态(如冰)，而液态水是产生生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为什么只有地球上有液态水呢?金星上怎么就没有呢?再找找原因。

因为金星的表面温度高达480摄氏度。

师：地球表面的平均气温为15摄氏度，金星的表面温度高达480摄氏度，正如课文中所说的，那真是一个地狱。而这样的高温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是这样的高温由于它们距离太阳的远近不同造成的。(师：我们来看看它们离太阳的距离有什么不同，

地球距太阳1.496×108公里，而金星距太阳只有1.082×108公里，这使得金星受到太阳的照射要比地球强得多。

从数字上来看，跟地球比，金星离太阳比较的近。使得它的温度比较高，高达480摄氏度。那么在金星上的水就被分解了。(板书)

我们来看看科学家在金星上拍到的照片，看看这个温度高、没有水星球是怎样子的。 而离太阳更近的水星，就更加不会有水了。。。。。。

师：我们知道了离太阳近了水会被分解，那么离太阳远了呢?水怎么样?课文第四段。水以冰的形式存在，比如第四位的火星。我们来看一下火星的图片。。(板书)

所以说真是由于不远不近的，妙不可言的距离才使地球有了液态水，让地球有了生命。

回顾。 ⑴比地球靠近太阳的行星，水被挥发。

⑵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不远不近，有液态水——生命必不可少的条件。

⑶比地球远离太阳的行星，水以冰的形式存在。 那谁能看着黑板告诉我，为什么说地球的位置妙不可言。

因为离太阳近了，水会被分解;离太阳远了，水又以冰的形式存在。而地球离太阳的距离不近不远，使得地球上有了液态水，能够让生命得以存在。所以地球的位置真是妙不可言!

因为地球与太阳的位置恰到好处，不远也不近，万物才得以借助太阳的光来生长繁衍，生生不息。如果与太阳的距离再近一些，也许我们赖以生存的液态水会被强光蒸发变成了水蒸气;如果与太阳的距离再远一些，也许地球上的水就全部结成了冰，我们也无法生存。所以说，地球位置，真是妙不可言啊!

这样妙不可言的地球只有一个。她是人类的母亲，是我们的摇篮，是那样的美丽壮观，和蔼可亲。但是，现在地球存在着无数的危机.如果人们不断地破坏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地球就会受到灾难，也将会毁灭，人们别无去处，所以我们一定要精心保护地球。

第8篇：研修妙不可言[最终版]

研修妙不可言

街道办 李爱丽

远程研修为学员搭建了广阔的交流平台。以前专家传经送宝，或教师学习交流要“走出去，请进来”颇费一番周折，也难于满足到各地学习的强烈需求。如今却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图”!网上研修，一下子缩短了地域之间的距离，改变了时空之间的连线，我可以十分便捷地在网上学习、交流，和众多的学友虽不“面对面”却已“心连心”，真可谓为是，妙不可言，乐在其中!

第9篇：妙不可言的句造句

妙不可言形容好得难以用文字、语言表达，下面是妙不可言的句造句，欢迎阅读。

妙不可言的句造句

1、她画的“我与大运会”为主题的漫画真好看!特别是颜色用得好，栩栩如生的大鹏鸟仿佛要振翅高飞一样!真是妙不可言啊!

2、面对老师提出的问题，他回答的妙不可言。

3、泥人张捏造出的泥塑样样都栩栩如生，精美无比。见到的人都称之妙不可言!

4、现代科技发达,造出来的产品真是妙不可言

5、数学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小明很快就做出来了，他的方法真是妙不可言。

6、这一个完美的计划真是妙不可言!

7、这件衣服最让人妙不可言的是它颜色和款式的搭配。

8、我为妈妈做了一顿饭，当听到妈妈说好吃，我心里的感觉实在是妙不可言。

9、当看到王羲之的书法字体时，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自愧不如，可见这书法是多么的妙不可言了!

10、我为妈妈做了一顿饭，当听到妈妈说好吃，我心里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11、只要你自己觉得自己做对了，就自己给自己一个妙不可言的机会。

12、这诗意真是妙不可言啊。

13、刘老师妙不可言的语文教学方法，让我们的语文成绩突飞猛进、直线上升。

14、“妙，太妙了!”当尝到这美味的擂茶时，同学们都大叫“妙不可言!”当然喽，茶粥是最美味的!

15、电脑网络对我们的作用简直是妙不可言，所以只要有了电脑这个快车道，我的学习有意义多了。

16、听了大师对动物的描述，真是栩栩如生!妙不可言!

17、妈妈的烹调方法真是妙不可言，()让人吃了还想吃。

18、最让人妙不可言的是当时他也在现场神秘出现了。

19、妈妈做的菜太好吃了，太妙了，妙不可言。

20、我正愁美术作业完不成，几片黄色的落叶引起了我的注意，将叶子拼成一幅图，真是妙不可言!

21、如此妙不可言的新组合将带领您前往另一个欢愉美丽新世界。

22、《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说，同女王呷饮香槟“妙不可言”。

23、这篇歌颂大运会的作文写的真是妙不可言，让我直叹一个字“绝”啊!

24、冰激淋一入口，那爽的真是妙不可言!

25、妈妈用她小时候的英语学习法教给我，我越学越开心，越学越心生童心，真是妙不可言哪!

26、你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法真的是可谓妙不可言啊。

27、丽莉继百乐山庄对他表示友好之后，现在又对他微笑，充满了妙不可言的再一次和善。

28、妙不可言的事情不一定会让人很感动。

29、这篇作文写的真是妙不可言，让我直叹一个字“绝”啊!

30、我相信你在生活中一定做过很多让人妙不可言的事情。

31、妈妈用她小时候的英语学习法教给我，我越学越开心，越学越心生童心，真是妙不可言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