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融资

第1篇：出口融资

融资依赖、金融发展与出口增长

摘要：基于2001—2012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发展在具有不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地区对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主要融资渠道，对促进地区贸易增长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融资渠道在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不同的地区产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地区经济越是依赖外部融资，金融发展对该地区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

关键词：融资依赖;金融发展;出口增长

关于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增长的研究表明，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来看，金融发展对贸易增长的作用和影响都是积极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从外部融资依赖角度考察金融发展如何影响贸易增长的研究并不多见，并且大部分都是从金融市场的功能出发，而没有区分外部融资的资金来源。然而从融资渠道来看，不同类型的外部资金，例如银行信贷、FDI、股票与债券以及其他来源的资金，很可能通过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对一国贸易水平产生差异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资金来源出发，讨论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相互作用对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可以在一个系统框架下考察外部融资依赖度、金融发展和地区贸易增长三者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可以为研究金融发展与贸易关系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文献综述

研究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众多，大部分文献强调金融部门在动员储蓄、重置资金、转化资本、获取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和功能，并重点论述这些因素对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Kletzer & Bardhan (1987)指出，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被视为和资源禀赋、技术水平一样的比较优势决定因素。[1]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产业在金融体系完善的国家更具有贸易比较优势。他们的结论在Raja & Zingales(1998)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明，Raja & Zingales的检验结果从行业层面证明了金融体系能够通过便利资产交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外部资金依存度较高的产业将发展更快，出口份额更高，贸易获利更大。[2]Beck(2000，2002，2003)从金融市场的动员储蓄功能角度分析了金融部门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规模经济，采用多国多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规模收益越高的制成品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越强，规模收益与外部融资需求具有正相关关系。[3] [4] [5]金融发展对贸易的影响在于，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扩大融资规模。Svalery &Vlachos(2005)和Manova(2008)通过实证检验也证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部门的出口份额较大。[6] [7]

国内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朱彤等(2007) 使用中国23个行业的相关数据对金融发展影响比较优势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外部融资支持并提高外部融资依赖较强行业的比较优势。[8]谈儒勇(2007)选取31个省份20个行业的1860个样本，通过在模型中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程度的乘积项发现，金融发展对不同省份不同行业增加值增长的影响会随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不同而不同。[9]在金融相对发达的地区，适合引导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发展，而对外部融资依赖度低的行业则宜于到金融相对不发达的地方发展。朱彤和曹珂(2009)基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视角，采用中国制造业部门2001—2006年28个行业的相关数据，针对金融发展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各行业因外部融资依赖度的差别将导致资金获取规模的不同。[10]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容易通过金融发展而得到丰富的资金支持，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李连发和辛晓岱(2009)通过分析33个国家非上市企业的数据得出结论，企业的外部融资依赖性越强，融资成本就越低，金融发展对企业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大。[11]高玮(2010)通过构建PR模型考察了银行业竞争程度对不同外部融资依赖度的制造业部门的影响，得出了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类型的制造业发展的结论。[12]

上述文献对金融发展作用于对外贸易机制的研究大多从微观的行业层面出发，考察由金融功能体现的金融发展水平对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的影响，没有区分外部资金的融资渠道差异性特征。本文与已有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将分别考察地区经济对两种主要的外源性资金——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融资依赖程度，并分析金融发展水平通过不同的外部融资依赖度对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

二、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Raja & Zingales(1998)指出，在微观机制和影响渠道的作用下，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2]据此，本文预期得出以下结论：在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强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就外部资金融资渠道而言，即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将在具有较高外部融资依赖性的地区产生更大的贸易推动力。

(一)计量模型

本文借鉴Raja & Zingales(1998)的模型构建方法，使用金融发展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金融发展和外部资金依赖度的联合作用对各省份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构建了如下回归方程进行检验：

EXPORTit=α0+α1INDit+α2INDit×FINit+α3CVit+μi+γt+εit

上式中，等式左边的被解释变量EXPORTit表示出口贸易额，采用各地区当年出口额(按照年均汇率换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并用GDP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度量。

等式右边为解释变量，第一项是常数项，第二项INDit表示地区i在第t年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第三项是地区i在第t年的外部融资依赖度与该地区同期的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项，用来具体分析金融发展水平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相互作用是否对出口贸易增长产生影响，如果这一指标的系数显著，则表明金融发展在外部融资促进出口贸易增长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联结作用。其中，FINit表示地区i在第t年的金融发展水平。CVit 表示控制变量，μi、γt、εit 分别表示截面特定效应、时期特定效应和残差项。

在所有的待估系数中，α2为本文实证检验的关键。如果α2的符号为正且显著不为零，则可以说明地区经济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具体就不同融资渠道而言，地区经济对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融资依赖度越高，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二)变量说明

1.金融发展水平指标

已有文献中用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很多。Raja & Zingales(1998)等研究中采用了资本化比重、会计标准等作为刻画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变量，但中国不存在地区性的股票流通市场，各省份的上市公司均在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的发行与交易。[2]商业银行及其各级分支机构均接受央行管理，执行统一的贷放标准，也不存在会计标准上的差异。考虑到金融机构在外部融资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选择的金融发展水平代理变量为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2001)编制的金融发展程度指标体系中与金融机构相关的指标之一，金融发展规模(FINit)，用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额占当地GDP比重表示。[13]这一指标着重刻画金融部门信贷资金的集中程度和金融发展深度。信贷比重越高表明金融机构(银行)投放贷款量越大，越有利于企业获取外部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出。

2.外部融资依赖度指标

Rajan & Zingales(1998)、Beck(2000， 2002，2003)、Svaleryd & Vlachos(2005)、谈儒勇(2006)的相关研究中，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指标的测量均以行业数据为基础，以检验不同行业由于各自的行业特征差异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2] [3] [4] [5] [6]与以上着重微观层面的行业研究不同，本文侧重于从宏观层面考量不同地区对不同融资渠道的依赖程度。鉴于这一考虑，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INDit)的度量我们分析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地区经济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用INDLOANit表示，采用国内贷款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外部资金①①本文将除自筹资金之外的其他形式的资金，包括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主要为FDI)、债券、其他来源，统一界定为外部资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度量;二是地区经济对FDI的依赖程度，用INDFDIit表示，采用利用外资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外部资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度量。

3.控制变量

各地区出口贸易的变化除了可能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外，还受到其他诸多地区特征的影响。为了进行更有效的分析，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以下控制变量：

(1)人力资源禀赋：包括就业人数(LABit)和高等学校在校人数(EDUit)。分别采用各省份当年年末就业人员总数和当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度量。

(2)物质资源禀赋：包括农业禀赋(DENARGit)和自然资源禀赋(DENINit)。分别采用各省份当年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煤炭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度量。

中国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分布不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出口商品中资源丰富程度和劳动力密集程度也是影响地区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

(3)政策性因素：包括政府支出(GOVit)和外资比重(SHFDIit)，分别采用各省(直辖市)当年财政支出额和外资工业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度量。其中，GOVit指标可以反映地区经济的政策导向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SHFDIit不仅能够直接体现外资企业的所占份额，还能够间接体现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从事出口贸易，FDI对地区的出口贸易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

(4)制度性因素：包括国有化程度(SOEit)和信贷偏向(BIASit)，分别采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比重度量。由于体制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银行的信贷资金大部分流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相对高效的非国有经济在国内信贷市场受到融资约束限制，这种信贷资源的偏向性供给可能会对出口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三)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包括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西藏、重庆)2001—2012年的面板数据。文中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有些省份某些变量的数据区间小于2001—2012年，本文保持原数据区间不变。计量所用数据均采用CPI指数消除了物价因素，并将相关数据单位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同时，各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增强数据测量的平衡性。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估计方法，即利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随机效应进行估计，并由Hausman检验结果决定最终采用固定效应或是随机效应的计量结果。通过检验结果的对比可知，本文的待估模型均应该选取固定效应的形式。由于文中采用的数据是面板结构，因此我们使用GLS方法消除面板数据中的异方差。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stata11.0软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计量模型进行了回归，表2的(1)、(2)列分别列出了采用“信贷依赖度”(INDLOAN)作为外部资金依赖程度指标解释地区出口贸易增长的估计结果，(3)、(4)列分别列出了采用 “外资依赖度”(INDFDI)作为外部资金依赖程度指标解释地区出口贸易增长的估计结果。

(一)回归估计结果

1.采用“信贷依赖度”作为外部资金依赖程度指标的估计结果

使用“信贷依赖度”(INDLOAN)作为外部资金依赖程度指标的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1)—(2)列。表2中(1)列为仅加入INDLOAN变量的回归结果，用以检验外部资金依赖程度指标“信贷依赖度”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INDLOAN变量显著为负。同时加入INDLOAN变量和INDLOAN与FIN交互项的结果见表2中(2)列，数据显示INDLOAN对出口增长的作用仍显著为负，但INDLOAN与FIN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因此回归结果表明，信贷资金依赖度与出口贸易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地区经济对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出口增长。

对于信贷资金依赖度与出口贸易存在反向作用不难解释。与一般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有所不同，中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压制或制度偏向特征(黄玖立、冼国明，2010)。[14]由于证券市场发育迟缓，大量外部资金以信贷方式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而银行贷款的发放带有强烈的选择性，其主要依据不是投资项目的潜在获利前景，而是制度特征，即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Huang，2005)。[15]制度上的偏向使得低效率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可以长时间依赖银行贷款这种最为廉价和便捷的融资方式，以优先获得连续、丰富的资金供应。这意味着，对信贷资金依赖度越高的地区，其国有经济成分所占比重越大。而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出口额的三分之二以上是由非国有经济贡献的，也就是说，相对效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并不能从信贷渠道寻求更多的资金来源以支持其出口比较优势。控制变量中的两个制度性因素——国有化程度(SOEit)和信贷偏向(BIASit)也支持了这一判断。这两个指标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其中国有化程度指标更是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国有经济集中和信贷资金流向国有经济较多的地区，银行信贷对出口贸易没有正向助推作用。也就是说，国有化程度越高，信贷资金越集中供给国有经济的地区，出口贸易发展越缓慢。

值得注意的是，表2中(2)列结果显示INDLOAN的系数为负，而INDLOAN与FIN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表明信贷资金依赖度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详见表3。

从表2中(2)列可见，信贷依赖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如果为正，则要求金融发展水平必须满足一定临界值，该临界值是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额占当地GDP比重超过304%。低于304%时信贷依赖度的增加对出口贸易将会产生负效应。这可能是由于信贷集中程度较低的金融市场不仅不能通过信贷投放为地方企业提供资金，形成规模经济效益，满足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相反地还可能因为滞后的经济环境减少对信贷资金的有效利用。因此，结合INDLOAN和FIN对出口贸易的边际作用所得到的结论是：不同地区、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的信贷资金依赖程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大于304%)的地区，较高的信贷资金依赖度更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小于304%)的地区，过高的信贷资金依赖度将直接通过FIN变量对出口贸易产生不利影响。

2.采用“外资依赖度”作为外部资金依赖程度指标的估计结果

使用“外资依赖度”(INDFDI)作为外部资金依赖程度指标的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中(3)、(4)列。表2中(3)列为仅加入INDFDI变量的回归结果，用以检验外部资金依赖程度指标“外资依赖度”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INDFDI变量显著为正。同时加入INDFDI变量和INDFDI与FIN交互项的结果(见表2中(4)列)，数据显示INDFDI对出口增长的作用显著为负，但INDFDI与FIN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因此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依赖度与出口贸易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对外资依赖度越高的地区，出口贸易增长越明显。

与INDLOAN作为外部资金依赖程度指标的估计结果类似，表2中(4)列结果显示INDFDI的系数为负，而INDFDI与FIN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这说明FDI依赖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INDFDI对出口贸易增长的边际作用是-866+816×FIN，这表明，FDI依赖度对出口贸易的作用如果为正，金融发展水平必须满足一定临界值，该临界值是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额占当地GDP比重超过106%。低于106%时，FDI依赖度的增加对出口贸易有负效应。这可能是由于信贷集中程度较低的金融市场不仅不能缓解企业融资面临的信贷资金需求，更不能实现信贷资金替代FDI满足企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需要，减缓出口贸易增长。结合INDFDI和FIN对出口贸易增长的边际作用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不同地区、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的外商直接投资依赖程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大于106%)的地区，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依赖度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增长，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小于106%)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依赖会给出口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表2的结果表明，无论是以信贷依赖度作为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指标还是以外商直接投资依赖度作为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指标，都可以体现出金融发展水平在外部融资依赖作用出口贸易增长过程中具有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增长。表2的估计结果中，外商直接投资依赖度与金融发展水平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大于信贷资金依赖度与金融发展水平交互项的估计系数。这表明相比信贷资金而言，金融市场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更强。

3.控制变量的估计

控制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的基本一致，表示人力资源丰裕度的变量(LABit)和表示技术水平的变量(EDUit)系数在表2中均显著为正，且显著程度较高。这两个指标结果一方面揭示我国充实而又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才是构成现有劳动力密集型商品出口结构比较优势的根基所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人力资本的技术水平也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对外贸易不可缺少的必然因素。

农业禀赋(DENARGit)在表2中系数显示为正，但稳健性不强，表明农业资源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但各省份之间的禀赋差距不大;自然资源禀赋(DENINit)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从而揭示出自然资源禀赋的确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但是并不能在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中形成贸易出口优势。

政策性因素中政府支出指标(GOVit)显示为正，表明政府政策的干预与调节是地区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有限。这一结果也符合我国一直以来推行的出口导向型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一般预期。外资比例指标(SHFDIit)的稳健性不强，显示出这两个指标对贸易出口的影响并不明确。就整个经济发展而言，外资企业比例的提高没有对地区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目前我国的外资企业多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生产所需原材料大多通过进口贸易提供，与本地企业关联度不高，大多数国内企业无法直接参与到外资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因而对当地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大。

制度性因素变量国有化程度(SOEit)和信贷偏向(BIASit)的估计系数均显示为负，其中国有化程度指标在各方程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显著性较高。这基本反映了我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偏向低效国有经济的事实，非国有经济的融资困难阻碍了地方出口贸易的发展。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取金融相关率(FIR)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由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存贷款额之和与当地GDP之比表示，这是衡量金融市场规模的最广义指标(马智利、周翔宇，2008)。[16]我们使用金融相关率重新估计金融发展水平与外部融资依赖的联合效应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效果和显著性重复了表2的模型回归，将结果列于表4，其基本结论与之前分析基本一致。这些估计结果再次表明，外部融资依赖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对外部资金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前文的判断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四、结论

现有研究成果对金融发展作用于对外贸易的影响刻画得越来越精细，但对金融发展影响对外贸易的渠道至今还没有一致的结论。研究金融发展影响对外贸易的渠道方法之一是发现两者之间联系的微观机制和作用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根据Rajan & Zingales(1998)关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促进企业增长的理论，本文运用中国29个省份2001—2012年的相关数据，对各地区经济的外部资金依赖程度、金融发展、出口增长以及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论述。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 地区经济越是依赖外部融资，金融发展对其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也就是说，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与外部融资成本的降低有关。但就融资渠道而言，金融发展通过不同融资渠道对出口贸易产生的推动效应存在差异。与信贷融资相比，对外商直接投资依赖度的增强更有利于地区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的体现，金融发展对其产生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本文直接使用了中国的数据情况，所得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首先，对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金融部门可以帮助这些地区的企业解决外部融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外部融资成本，促进企业的增长，进而实现地区贸易增长。其次，调整银行体系的信贷资金配置结构和配置效率，满足各类出口企业的不同融资需求，降低交易成本，使得各出口企业，特别是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企业能够获取更有效的资金支持，实现出口增长。再次，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匹配地区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

本文基于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样本，从融资渠道角度实证研究说明了金融市场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不足之处在于：1对于融资渠道的度量并不全面，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只是金融市场的两条主要融资渠道，股票、债券以及其他形式的外部资金来源并没有在文中涉及，在以后的研究中，随着数据可得性和可操作性的增强，对其他融资渠道的研究可以被研究讨论。2.本文的样本区间仅为2001—2012年的数据，研究区间较短可能会影响对某些变量的说明及其显著性的讨论。3.本文采用的是宏观层面的样本数据，后续研究可以考虑行业、产业层面的微观数据进一步研究融资渠道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Kletzer， K.， Bandlhan， P. Credit Markets and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7(27)： 57-70.

[2]Rajan R. and Zingales L.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559-586.

[3]Beck T. Finance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58)：261-300.

[4]Beck， T.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s there a link?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2 (1)： 107-131.

[5]Beck， T.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11)： 107-131.

[6]Svaleryd， H. and Vlachos， J. Financialmarkets，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5 (49)： 113-144.

[7]Manova， K. Credit Constraints， Equity Market Liber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76)：33-47.

[8]朱彤，郝宏杰，秦丽.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经验分析——一种外部融资支持的视角[J].南开经济研究，2007 (3)：124-131.

[9]谈儒勇.外部融资依赖度与增长机会：金融发展效应行业差异探析[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3)：23-27.

[10]朱彤，曹珂. 外部融资依赖、金融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基于中国制造业部门的行业分析[J]. 上海金融，2009 (12)： 17-21.

[11]李连发， 辛晓岱. 外部融资依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非上市企业的证据[J]. 金融研究，2009 (2)：73-86.

[12]高玮. 外部融资依赖度、银行业竞争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分析[J]. 当代财经，2010 (4)： 79-86.

[13]Beck， Thorsten; Demirguc-Kunt， Asli and Levine， Ross.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Database，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1：323.

[14]黄玖立， 冼国明.金融发展、FDI与中国地区的制造业出口[J]. 管理世界，2010(7)：8-17.

[15]Huang， Yasheng.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M]，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91.

[16]马智利，周翔宇.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J]. 上海金融， 2008(2)：18-21.

作者：曾璐璐

第2篇：中小出口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摘要]当前,中小出口企业仍然面临着很多的问题,融资难是其所要面对的最关键的问题之一。鉴于中小出口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中小出口企业能否获得有效的融资途径以实现企业的复苏,是关系到国家能否经济复苏的关键所在。文章在重点剖析中小出口企业融资难原因的基础之上,分别从企业本身以及政府等角度对于解决中小出口企业融资难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小出口企业;融资

[作者简介]邢杰,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助教,天津,3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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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造成了惨痛的伤害,这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各国的中小型出口企业。在这场危机之下,我国的中小出口企业的经营状况更是举步维艰,商业银行降低了对其资金支持的力度,使得已经处于困境的中小出口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随着各国经济的逐渐复苏,人们已经看到了经济整体复苏的曙光。但是从一定意义来说,中小出口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如果得不到资金的支持、得不到有效的融资渠道,复苏是不可能的,所谓的经济复苏也就是没有意义的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如何为中小出口企业融资找到有效的融资途径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一、中小出口企业所面临的困境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我国很多的中小出口企业都深受其害,甚至很多企业都在这场危机中倒闭了。对于后危机时代而言,中小出口企业面临的困难仍然是非常多的。

首先,后危机时代各国的贸易保护手段仍然是层出不穷。从历史经验来看,每当一个大的经济危机过后,各国出于保护本身经济利益的需要,总会采取各种贸易保护措施,这次的危机也不例外。危机爆发后,虽然各国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宣称反对保护主义,但是就从那刻起,集团中17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措施,2008年全球反倾销的调查案件比2007年增加了15%。2009年4月20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对中国产乘用车轮胎发起特保调查,由此引发了中美争议很久的中美轮胎特保案。这实际上也是危机过后美国所采取的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手段之一。2010年全球新启动的15项贸易保护政策中,有10项是针对中国产品,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国,而我国的中小出口企业受到的伤害也是首当其冲的。

其次,出口产品的成本在上升。出口商品的成本体现在诸多方面:第一,我国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新劳动法》,更加注重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使得中小企业出口成本增加;第二,国际市场上的原材料成本增加。据资料统计,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能源价格上涨了53%,农产品价格上涨了18%,矿产品价格上涨了61%,铝价格上涨了65%,这些原材料价格上涨推高了出口商品的价格;第三,人民币相对升值,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减弱了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且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很大。

最后,企业资金短缺问题严重,融资困难。其实中小出口企业的融资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小出口企业发展的瓶颈,而金融危机的发生又加剧了其对于中小出口企业的影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对商品的需求减弱,大量存货积压减慢了资金流动的速度,造成了很多企业经营资金不足,资金短缺现象严重。

二、中小型出口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中小型出口企业融资难应该说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国家政策方面的原因。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方面中小出口企业的经营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国内外订单需求锐减,降低了中小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使得有限的内源融资更加不足,不得不依赖外援融资;另一方面,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也加强了对信贷的审核和管理,提高了信贷的门槛,用大企业的标准评定中小出口企业的信用等级,使得很多中小出口企业根本无法满足发放贷款的条件,也就根本不可能得到所需要的资金。

(二)企业自身的原因

首先,中小出口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银行信贷方面,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是经常不对称的,企业往往比银行掌握更多的信息。对于大企业而言其信用比较高,大企业所签订的合同往往也都会在报刊上公开,银行获得其信息的渠道也比较畅通。而对于中小出口企业而言本身的管理就不是很规范、报表不透明,对外财务信息的披露也不够真实,加上本身的信誉也不是很高,致使银行很难掌握企业的真实信息,无法准确了解企业的资金流状况、企业的赢利能力和风险水平。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贷款的银行而言就承担了很大的“道德风险”。为了降低道德风险给银行可能带来的损失,银行在放贷时必然要加大审查、监督的力度,甚至往往会设置各种标准和限制,如在特定的利率水平上规定贷款上限、要求使用抵押和担保,等等。另外,中小出口企业的贷款利率往往也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无形中加大了中小出口企业融资的难度。

其次,中小出口企业的经营风险较高。中小企业由于规模比较小,所以本身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弱,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就会变得力不从心,像这次的金融危机中,很多的中小企业就纷纷地破产倒闭了。正是由于中小出口企业经营的高风险,使得这些投资者对待中小出口企业融资慎之又慎,在面对中小出口企业的贷款请求时,一般都会拒绝。

最后,中小出口企业的负债能力有限、担保资产也不足。在中国,很多中小出口企业的固定资产少,负债能力有限。比如,据统计,在中国南京地区,一些中小出口企业负债率都在80%以上,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是很不愿意把资金贷给这些中小企业。另外,银行在贷款授信时,总是需要企业用相应的资产作抵押的,而对于大多数的中小出口企业而言,其固定资产少、设备又比较陈旧,基本上很难达到金融机构的抵押资产的要求。

(三)银行方面的原因

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总是有着不同的待遇的。我国的商业银行一直都是把国有的大型企业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对于这些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基本上都能够给予充分的满足。而对于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非常的不重视,当然这其中也有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小企业经营风险比较高、负债率比较高、抵押资产少,使得银行慎贷惜贷;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针对中小企业又提出了很多严格苛刻的条件,致使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最终导致中小企业对社会所作的贡献与其所获得的资金是不相称的。

(四)国家政策方面的原因

从这几年的经验来看,政府一直秉承的是“抓大放小”的政策,在很多政策方面都倾向于大型的国有企业,给予其很多的优惠的融资政策,但是对于中小企业却缺乏像其他国家那样采取优惠的扶持政策。在国外很多国家由政府出面建立了中小企业的特殊融资机制,比如日本的中小企业金融共股、韩国中小企业银行等等,对于这些国家的中小企业而言它们都不同程度依靠政府来扶持。而我国的中小企业却无法获得如此多的优惠,使得我国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得有效的融资渠道和融资能力。

比如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出台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计划涉及到中国的很多行业领域。但是据报告,这些中央投资只是带动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很难惠及到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支柱以及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小企业理应得到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

三、解决中小型出口企业融资问题的建议

(一)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增强金融机构对中小出口企业的信任度

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所以对中小出口企业“慎贷、惜贷”,主要源于对于中小出口企业经营能力、抗风险能力的不信任,所以规范中小出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银行对其信任度是解决中小出口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中小出口企业要建立起健全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并主动向银行提供真实的财务报告,积极要求并配合信贷员考察企业的情况,加强企业与银行的沟通,以减轻银行对企业的顾虑,为获得银行的融资创造条件。

(二)政府方面应为解决中小出口企业的资金问题提供各种支持

中小出口企业要想解决融资问题,需要政府给予各方面的鼓励与支持。

政府应该继续给予中小出口企业稳定的出口退税政策。对于中小出口企业而言,要想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稳定的竞争优势,成本控制是要解决的第一方面的问题。当然这需要企业在自身的经营管理和产品管理上做很多的努力,同时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支持。在金融危机时期国家为了稳定企业的发展,出台了各项出口退税政策,在后危机时代仍要制定合理、灵活的出口退税率,继续对于中小出口企业以支持。

适当减轻中小出口企业的税收负担。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担保难的困境,国家工信部也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自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

另外,还需继续完善风险补偿机制。2009年12月1日,工信部部长分别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签署了《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作备忘录》,作为加大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合作框架,推动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另外制定出台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指导意见,加快建立全国和区域性再担保机构。这些都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三)开拓多种融资渠道

第一,利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进行融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是指中小企业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后,凭取得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保单,买方信用限额审批单,企业、商业银行与信保公司签订《赔款转让协议》和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情况通知书,在货物出运后,将赔款权益转让给商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申请发放有效限额内的出口贸易融资款项。

2009年5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也强调了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政策的重要性,把其作为稳定外需的6项政策措施之一,提出要提高出口信用保险覆盖率、降低保险费率、完善出口信用保险财政风险补偿机制。这说明中小企业利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融资还是大有可为的。

第二,充分利用创业板融资。2009年10月挂牌的创业板为中小出口企业提供了一条融资渠道,中小出口企业可以利用创业板在资本市场上获取资金。首批挂牌上市的28家企业共募集资金155亿元,也说明了中小出口企业利用创业板融资潜力还是很大的。

第三,以民间融资为补充,拓宽融资渠道。正如上文所说,在金融危机时期,商业银行往往会收紧信贷,中小出口企业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会比较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发展民间融资来缓解这一问题。但是由于民间融资很多并不是很规范,所以还需要国家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进行规范和监管,推动民间融资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培丽.再问中小企业融资困境[J].中国报道,2010,(4).

[2]阮兢青,陈文标.浅谈金融危机下的中小企业融资[J].发展,2009,(2).

[3]余秋莹.广东中小出口企业融资难问题探讨[J].集体经济,2010,(5).

[4]杨益.“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及战略选择[J].国际贸易,2009,(9).

作者：邢 杰

第3篇：融资结构、贸易出口与企业研发投入

摘 要：根據融资结构与企业自主研发的作用机理，运用2012—2016年全国企业调查数据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企业自主研发主要依靠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和长期债券融资;随着企业技术进步，企业有效的创新融资顺序是内源融资、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和长期债券融资。第二，债务融资对东部企业、制造业、私有企业的研发支持作用比中西部企业、服务业、非私有企业显著。第三，市场化进程在企业融资结构与研发投入之间发挥显著调节效应，市场化进程显著影响企业研发的长期债务融资;贸易出口在企业融资结构与研发投入之间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关 键 词：融资结构;贸易出口;研发强度;债务融资;股权融资

DOI：10.16620/j.cnki.jrjy.2021.02.008

一、引言

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中国需要依靠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已经成为研发投入的主要来源和研发活动的主要执行部门。 技术创新的过程需要资金支持，高科技行业对外部融资需求较高[1]，满足企业创新的融资需求，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行为。

在企业创新融资渠道中，银行贷款是其外源融资的主要来源。银行在提供贷款时担心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和利息，要求企业提供不动产抵押或者第三方担保，很多中小科技型企业因风险大又不能满足银行贷款条件而难以获得贷款。发行中长期债券能够保持资金的长期稳定， 但其利息成本比较高，而且中国政府对企业发行中长期债券的限制比较严格，导致企业较少发行中长期债券筹资。股票市场能够提供创新成功后的巨大收益和分散化投资风险。Atanassov等(2007)研究认为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比银行借贷更能促进技术创新[2]。而我国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尚不完善，存在欺骗上市和投机套利操作等行为， 导致未能有效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另外，风险投资等也是企业创新初期的重要融资渠道。

研究企业融资结构对企业研发投入和贸易出口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金融系统由银行主导，20世纪70年代末，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市场化进程影响政府对商业银行信贷的监管和企业治理机制，企业的融资结构、贸易出口与创新投入关系日益密切。

已有文献主要采用公开上市企业数据，或者小样本调查数据，这就给研究带来局限性。本文采用2012—2016年全国企业财务数据， 运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分位数回归检验，将进一步探讨如下问题：(1)内源融资、短期债务融资和长期银行贷款、长期债券、股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这些融资方式能否显著促进企业自主研发?(2) 随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中国金融的发展，银行信贷、股权融资是否对企业自主研发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3) 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和企业创新水平存在差距，行业特征和企业属性是否影响企业融资结构和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4) 贸易出口、市场化进程在企业融资和研发投入之间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二、理论分析

(一)融资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创新主要依靠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内源融资主要是企业留存收益和未分配利润;外源融资主要有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等，又可以分为短期融资和长期融资。根据相关研究，企业创新首先使用自有资金，当内部资金不足，就用低风险的债务融资，最后才选择发行股票。已有文献关于融资结构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存在争议。一部分研究认为股权融资对创新的激励效应比债权融资更好。李汇东(2013)研究发现外源融资对创新的促进效应大于内源融资[3]，张璟等(2018)研究发现股权融资对创新的激励效果最好，企业的最优融资结构因企业所属的产业性质、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4]。另一部分研究指出目前内源融资、银行借贷比股权融资能更有效地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葛永波等(2008)研究指出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遵循“内源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顺序[5]。张征超等(2016)认为中小板科技型中小企业内源融资率、银行借款融资率可以有效提高企业成长性，而股权融资率、流动负债比率与企业成长性没有显著的相关性[6]。

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企业的研发创新主要依靠银行信贷。 而且股票市场成立时间晚，金融市场力量相对较弱小， 监管政策尚不完善，股市波动大，支持实体经济效率较差，而且股票市场上市条件要求严格， 创新小企业大部分难以满足上市要求。Orman(2015)研究指出资本市场不完善导致技术创新评估能力低下，不能提供足够的创新投资资金，导致企业融资成本高昂，无法激励更强的创新活动[7]。

假设1：企业融资结构对其研发投入具有重要影响。受制于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我国企业的研发主要依靠债务融资，而股权融资促进企业研发的作用存在不足。

(二)区域、行业特性、企业属性与融资的创新激励效应

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属性影响企业融资结构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第一，创新过程呈现独特的地理空间特征，制度禀赋、区域产业集群、区域文化等与技术创新关系密切。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金融发展较快，高科技产业集聚，企业自主创新融资能力较强;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较为落后，高技术产业稀少，企业自主创新融资能力较弱。第二，行业特性、企业异质性也影响融资的创新激励效应。成力为等(2012)认为，行业特征、所有权性质等都是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8]。 制造业是中国支柱性产业，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制造业面临市场需求数量饱和的制约，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 能够得到政府的信贷融资担保，但是国有企业受体制束缚，自主创新不活跃。外资企业拥有外商投资资金来源， 比较容易获得投资，融资渠道较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但也存在利用我国低成本优势进行低端技术生产的现象。 郑妍妍等(2017)认为私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研发方面更具有积极性，但私营企业获得的地方金融支持却低于国有企业[9]。

假设2：融资结构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效应因企业所处区域、行业特性、企业异质性而存在差异。

(三)贸易出口在企业融资与研发之间产生中介效应

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能够产生资本转移效应、技术和管理转移效应、 产业升级效应和就业效应等，促进资金、劳动力等资源流动和技术扩散，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1979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发展对外贸易，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企业，学习现代企业治理经验和进行对外贸易，扩大企业融资渠道。但是，这些企业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低端生产， 长期以来发展加工贸易，技术含量较低，服务贸易发展滞后，贸易结构不合理，不利于我国制造业技术能力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得到飞速发展， 引起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不安与猜疑， 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制裁深圳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对外投资企业， 设置贸易壁垒， 发起贸易战。2013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逐渐从港澳、北美转移到亚太、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目前，我国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希望从发达国家引进更多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和不断对外开放， 有利于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解决企业融资约束，有利于增加企业贸易出口;而贸易出口影响企业研发投入。

假设3：贸易出口影响企业融资结构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融资结构通过贸易出口中介传导机制影响企业研发投入。

(四)市场化进程在企业融资与研发之间产生调节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减少政府干预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金融系统由银行主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央银行实行利率管制和固定利率制度，商业银行把大部分资金贷给当地政府项目或政府部门主导的企业， 或者贷给拥有不动产抵押的房地产业，较少把银行资金投入到技术创新的行业部门。2013年以来，中国放开贷款利率管制，使商业银行能够根据企业创新风险和收益等决定贷款利息，激励商业银行给予创新型企业更多的信贷。市场化改革增强了市场自由竞争程度，有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其在市场中获取竞争优势，最终促进市场化改革。由此可见，市场化进程在融资结构与企业研发之间发挥显著的调节效应。

假设4：市场化进程影响企业融资结构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市场化进程在融资结构与企业研发之间发挥显著的调节效应。

三、模型设置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在理论模型基础上，首先检验内源融资、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长期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设立实证模型(1)：

其中，i为省份，t为年份，被解释变量RDQit表示企业研发强度，InteFundit表示内源融资，FloDebtit表示流动债务融资，Lbankgit表示长期借款融资，Lbondit表示长期债券融资，Equityit表示股权融资，xit表示控制变量，?着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设置

解释变量是内源融资、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长期债券融资、股权融资。流动债务融资等于流动负债与资产总额之比，长期借款融资等于长期借款与资产总额之比;长期债券融资是长期债务融资减去长期借款融资之差， 再除以资产总额。中介变量是贸易出口强度，用货物劳务出口总额与营业收入比值衡量，贸易出口强度越大代表行业对外开放水平越高。

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创新投入，用企业研发强度RDQ表示，等于企业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控制变量是资产收益率、财务费用率、管理费用率、资本密集度。资产收益率、财务费用率代表企业的资产收益和融资成本，管理费用率体现企业管理绩效， 资本密集度是固定资产与员工人数的比值，这些变量显著地影响企业创新投入。

(三)数据来源说明

所用数据来源于2012—2016年全国企业调查数据， 剔除2012—2016年不连续企业和缺失相关财务数据的企业，得到934家企业5年的财务数据共4670个样本， 中国市场化指数来源于WIND数据库。 运用Stata13.1软件对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变量定义及其统计特征如表1和表2所示，样本数934家企业，截面数5个，观测值4670个。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表(GB-T4754-2017)》划分制造业和服务业， 按照地区划分标准划分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依据《纳税人登记注册类型》划分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本文实证采用“OLS+稳健标准误”估计法，通过加Robust选项来进行稳健标准差估计， 这种估计法能够修正异方差，使得模型显著性结果更稳健。

四、实证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1.全样本OLS估计

检验融资结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全样本模型(1)回归结果看，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长期债券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是显著正相关，系数依次为0.0858、0.1108、0.0519;加入地区、行业和企业属性作为控制变量后，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显著性没有变化，可见估计结果较为稳健。由此可见，企业研发投入主要依靠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和长期债券融资，而企业内源融资和股权融资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此检验结果支持了假设1。 银行信贷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创新，但银行信贷资源倾向于拥有抵押品的大型企业或房地产业，难以满足中小型科技企业、服务业等发展[10]。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期过程，包括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需要长期的资金支持，应该引导更多长期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资金支持企业創新。

资本密集度与企业研发投入是显著正相关性，固定资产投资将会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投入。资产收益率提高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企业经营业绩好，就会拥有更多的现金流量和内部资金去投资研发[11]。企业财务费用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负相关，即融资成本上升会遏制企业创新。企业要根据自身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做研发投资决策，所以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营业利润等都会影响企业研发投资行为。

2.稳健性检验

在表3的估计中，根据R-squared拟合优度和F检验值可知回归结果较为可靠。为了探知融资结构随着企业自主研发的影响变化，采用分位数检验模型(1)，自助法重复400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在25%、50%分位数上，内源融资与企业自主研发强度是显著正相关， 系数依次是0.0099、0.0079，表明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初级阶段，企业难以获取外部融资，内部资金是研发投入的主要来源[11]。

在75%分位數上，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与企业研发强度是显著正相关， 系数分别是0.0303、0.0285，这说明随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较容易得到债权融资，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有效支持企业自主研发。 在90%分位数上，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债券融资与企业自主研发是显著正相关， 系数分别是0.0243、0.0277， 说明随着企业自主研发强度进一步提升，企业容易在资本市场上筹集到长期债券，债券融资在激励企业自主研发方面逐步发挥积极作用，而股权融资目前尚未发挥激励企业自主研发的作用。

(二)分地区、分行业回归结果分析

表4和表5的检验结果支持了假设2。表4是分地区、行业检验融资结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根据分地区的回归结果，从东部看，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是显著正相关，系数分别是0.0882、0.1083，而内源融资、长期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关系。中部企业股权融资与研发投入是显著负相关关系，系数是-0.0102。西部企业长期债券融资与研发投入是显著正相关，系数是0.0339，而股权融资与研发投入是显著负相关，系数是-0.0040。负债融资显著促进东部企业研发投入， 而对中西部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较小， 可能是高技术产业主要集聚于东部地区， 导致东部地区创新活力比中西部地区更强。 企业自主创新资金来源较为单一，股票市场没有发挥有效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 应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引导长期资金支持技术创新。

根据表4分行业回归结果， 从制造业看，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长期债券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系数依次是0.0554、0.0720、0.0250，可见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 长期债券融资能够促进制造业自主创新。从服务业估计结果看，内源融资、长期债券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是显著正相关，系数分别是0.3772、0.2451。银行信贷占据了我国金融系统的主要资源，银行信贷规模增加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但长期银行信贷主要支持了拥有不动产抵押的房地产业，股票市场尚不成熟，存在圈钱和恶性投机操作，对服务业技术创新没有发挥显著支持作用，抑制服务业创新发展，影响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引导更多银行信贷支持企业创新，银行应该创新信贷模式，解决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问题[13]。

(三)分企业性质回归结果分析

表5是分企业属性回归结果。 从私有企业看，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系数依次为0.0491、0.0536、-0.0292。私有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活力，主要依靠债务融资支持其创新研发，内源融资、 股权融资目前还不能有效激励企业自主创新。中小私有企业自有资金较少，融资渠道较窄，往往难以满足银行贷款抵押和股市上市条件要求， 面临融资难问题。面对民营企业融资困境，政府应当大力鼓励发展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等金融科技技术，解决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应当加强民营企业的风险补偿机制和融资专项资金担保机制，引导更多银行信贷支持企业技术创新[14]。

从外资企业看，内源融资、长期债券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是显著负相关，系数分别是-0.0469、

-0.0258。 外资企业拥有多渠道的资金来源，但是外资企业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进行低端技术生产活动，而高技术研发部门往往放在母国。再看国有企业，股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系数是-0.0178，国有企业拥有政府支持，也能多渠道融资，但是由于体制限制多，研发创新不活跃。有政治关联企业容易信贷寻租， 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更能得到长期银行信贷;信贷寻租减少企业利润，导致创新资金不足，显著抑制企业创新[15]，资本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低下， 不能使资金流向创新效益最好的企业。

五、影响机制检验

(一)影响机制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贸易出口对融资结构与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参考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模型，设定如下模型：

如果模型(2)的融资结构系数显著，模型(3)的贸易出口系数也显著，则融资结构通过贸易出口中介效应影响企业研发投入。

为了检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外部融资的调节效应，建立模型(4)：

Mar代表市场化进程，WFin代表企业外部融资，主要是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长期债券融资、股权融资，Mar×WFin代表市场化进程与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长期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的交互项。

(二)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表6中全样本企业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支持了假设3和假设4。从模型(2)回归结果看，内源融资、长期借款融资、股权融资与贸易出口强度具有显著相关性， 系数依次是0.0787、1.1259、-0.0061。企业内源融资、长期借款融资增加，就会有效提高贸易出口强度;股权融资增加却会显著降低贸易出口强度。

从模型(3)来看，贸易出口强度、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长期债券融资与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关系，系数依次是-0.0122、0.0842、0.1245、0.0477。贸易出口对企业长期借款融资与研发投入之间产生显著中介效应，出口贸易降低了长期借款融资对企业研发的激励效应。究其原因，贸易出口产品技术低端，贸易结构不合理，技术含量高的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不利于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国际贸易合作能够提高技术的扩散和渗透。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起贸易战， 提高中国出口产品关税，设置贸易壁垒，中国应该借助“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培育金融市场和完善监管体系，使商业银行、 金融市场更加有效支持贸易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

从模型(4)看，市场化进程与长期借款融资、长期债券融资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交互项系数依次为0.0347、-0.0315， 說明市场化进程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外部融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和改善政府监管作用，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六、结论与建议

根据融资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机理，基于2012—2016年全国企业调查数据，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 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结论如下：第一，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长期债券融资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企业创新的融资支持由内源融资、流动债务融资、长期借款融资、长期债券融资逐步过渡，股权融资暂未有效发挥促进企业创新研发的作用。第二，债务融资对东部企业、制造业、私有企业的研发支持作用比中西部企业、服务业、非私有企业显著。第三，贸易出口在企业融资结构与研发投入之间发挥显著中介效应，内部融资、长期借款融资较高，能够有效促进贸易出口，可是贸易出口没有显著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可能是贸易出口产品技术比较低端。第四，市场化进程在企业融资结构与研发投入之间发挥显著调节效应，市场化进程显著影响企业研发的长期债务融资。

鉴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我国目前主要依靠债务融资支持企业研发创新，但是创新项目的巨大风险和缺乏抵押物可能导致银行不愿意给予创新项目长期信贷，应该引导信贷资金从房地产业、国有企业流向创新效率最好的制造业、民营企业，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 东部地区集聚了众多的科技型企业，应该抑制东部大城市房地产业炒作， 集聚更多金融资源投资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长期债务融资进行创新活动，应该完善政府监管体系和企业治理机制，促使商业银行和创新企业有效配置创新资源， 最终提高企业自主研发水平。

第四，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发行长期债券融资限制较多，政府管束太多导致财政政策失灵和金融资源配置低效，应该让市场发挥配置创新资源的主导作用，使创新资源市场化、产业化。

第五，民营企业抵质押物不足，基础信息数据缺乏，制约民营企业的融资与研发，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融资约束，政府应该构建完善金融、税务、市场监管等大数据服务平台， 依法开放相关信息资源，推动数据共享。

第六，我国贸易出口产品技术低端，应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 借助“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

参考文献：

[1]ERA D N，KERSTING E K，GENEVIEVEe V.Firm Productivity，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2012，79(10/49)：422-449.

[2]ATANASSOV J，NANDA V，SERU A.Finance and Innovation：The Case of Publicly Traded Firms[R].Ross School of Business Working Paper，2007.

[3]李汇东，唐跃军，左晶晶.用自己的钱还是用别人的钱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创新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3(2)：170-183.

[4]张璟，刘晓辉.融资结构、企业异质性与研发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37(1)：75-86.

[5]葛永波，姜旭朝.企业融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8(5)：151-162.

[6]张征超，杨凤伟.论融资结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商业经济研究，2016(9)：156-157.

[7]ORMAN C.Organization of Innovation and Capital Markets[J].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5，33(4)：94-114.

[8]成力为，戴小勇.研发投入分布特征与研发投资强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基于我国30万个工业企业面板数据[J].中国软科学，2012(8)：152-165.

[9]郑妍妍，戴晓慧，魏倩.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5)：58-66.

[10]贾俊生，伦晓波，林树.金融发展、微观企业创新产出与经济增长——基于上市公司专利视角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7(1)：99-113.

[11]任海云，师萍.企业R&D投入与绩效关系研究综述——从直接关系到调节变量的引入[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31(2)：143-151.

[12](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1.

[13]韩丰霞，肖汉杰，彭定洪，等.经济新常态下绿色金融发展动力问题探究——基于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博弈关系[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5)：88-94.

[14]广金·广东金融高新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新时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成因与治理方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金融改革思想[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9，34(3)：3-11.

[15]张璇，刘贝贝，汪婷，等.信贷寻租、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J].经济研究，2017(5)：161-174.

Financing Structure， Trade Exports and Enterprise R&D Investment

——Based on the Adjustment Effect of 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Lin Xiaoling， Tang Rong， Chen 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521， China)

Key words： financial structure; trade expor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debt financing; equity financing

(責任编辑：卢艳茹;校对：龙会芳)

收稿日期：2021-01-03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特别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初期在港澳的粤资窗口企业建立和发展历史研究”(GD19TW02-10)

作者简介：林小玲，女，广东陆丰人，博士，研究方向为财政金融与创新经济学;唐荣(本文通讯作者)，女，湖南常德人，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陈明，男，湖南平江人，博士，研究方向为服务经济与管理。

作者：林小玲 唐荣 陈明

第4篇：企业出口、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研究

摘要本文结合贸易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试图从企业多维度视角出发，重点关注融资约束对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的影响。文章采用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使用Tobit模型考察企业出口与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内生性检验，通过划分出口、非出口样本和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企业的出口行为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企业通过出口的“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能够改善企业研发创新的知识流，并且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也会倒逼企业重视创新增加研发投入;第二，不论是从融资灵活性还是融资数量上考察，融资约束均对研发强度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研发企业由于难以获得银行的透支限额和足够的贷款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第三，同时考虑企业的出口行为和融资约束这两个因素时，融资约束对研发强度的负向作用大于出口的正向作用，且这种负向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融资灵活性上而不是融资数量上;第四，不考虑其他因素时，扩大出口规模能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力度;第五，融资灵活性的负向调节效应在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对大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企业出口融资约束研发投入调节效应

一、引言

在持续开放的背景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产业迈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我国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贸易环境中提出的要求，其中R&D投入强度是反映一国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从企业的研发行为来看，我国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宏观层面上，据科学技术部统计，2018年我国R&D经费总量达到19677.9亿元，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19%，尽管投入强度在逐年提升，但是与主要发达国家2.5%-4%的水平相比还有差距。根据2014年《中国科技年鉴》，中国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对外依存度高达50%，远高于美国的5%。2018年4月中兴通信遭受美国制裁使得中兴主要经营活动无法进行，更反映出我国在一些关键领域上对外依存度之高。在微观层面，2012年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仅有41%的受访制造业企业进行了研究和开发工作，低于受访国家的均值。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离不开大量研发资金的投入，而企业是R&D投入的主体，如何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成为愈发紧迫的现实问题。然而，企业的研发活动往往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周期长等特征，需要有充足的资金作为支撑，但由于现实中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不成熟，企业往往无法获取到外部融资，因而不可避免地面临外部融资的约束。

在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贸易背景下，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关系到我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和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一直以来，我国的出口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在对外开放初期为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我国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产品附加值低，难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随着国内要素价格的提高和发达国家的“锁定”效应，中国的出口贸易从快速扩张向中高速增长转变，一般贸易占比逐渐增加，我国步入出口贸易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然而，出口活动需要耗费较大的沉没成本，且对资金的依赖性高，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中国有高达75%的民营企业认为发展的主要障碍是融资困难。民营企业是我国出口的主力军，也是重要的创新主体，但是民营企业和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大型企业，面临更加严重的融资约束。

可以看出，出口贸易和融资约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那么，融资约束和出口行为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力度有何影响?考虑到融资约束这一不容忽视的因素后，出口对企业研发投入力度的作用是否受到影响，受到怎样的影响?不同的融资获取形式有何区别?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而言，这种影响是否有所差异?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究，借鉴已有文献，通过实证分析，试图从融资约束的视角解释中国的出口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现状，并获得推动出口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的政策启示。

基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概括如下：一是本文在分别考察出口贸易、融资约束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融资约束对出口企业R&D投入强度的调节作用，并联系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情况，即不同规模和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企业对于融资和研发的需求不同，金融机构对其监管力度和信息不对称程度不同，因此有必要对样本按照企业规模和要素密集度进行划分，在融资约束、出口和R&D投入三者关系上进行比较研究。二是在研究设计上，本文使用世界银行的调查问卷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融资约束和出口对企业研发投入力度的交互作用，并利用调查问卷数据区分了融资灵活性和融资数量的调节效应，融资灵活性而不是融资数量显著抑制了出口对企业R&D投入的促进作用是本文的重要发现。三是不同于以往此类文献集中关注于研发倾向，本文在实证设计中将研究视角放在研发强度上，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补充。在实现自主创新与提升核心技术上，研发强度相比研发参与度更为关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与本文主題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贸易与研发创新、融资约束与研发创新、融资约束与出口贸易三个方面，故本文将从上述三方面就相关研究进行文献回顾。

在出口贸易与研发创新的关系上，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一是企业出口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现有研究大都认为企业出口对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Aghion等(2005)认为企业通过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市场，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维持一定的利润水平，必须借助研发和创新来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Topalova(2011)认为，企业通过“从出口中学习”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如果生产率的改善一定程度上代表研发的成果，也就意味着出口拉动了企业研发。谢建国和丁蕾(2018)使用中国2005—2007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对出口贸易与我国企业研发能力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出口对企业的研发能力确实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吕越等(2018)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技术吸收能力和发达国家的“俘获效应”等问题，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的研发行为有抑制作用。二是研发投入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早期的理论文献多基于新禀赋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从研发创新到出口的单向关系：产品差异化或创新能力作为一种要素禀赋，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Davis，1995)，这种要素禀赋能够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建立竞争优势，因此创新活动被广泛视为出口的驱动因素(Loveetal.，2016)。但也有学者的研究并不赞同研发投入对企业出口具有促进作用(Faustino，Matos，2015)。三是出口与企业研发的互动关系。Lileeva和Trefler(2010)发现，企业出口和研发是具有互补性的企业活动，研发活动产生的内部知识有助于建立技术能力，吸收出口市场中获得的外部知识，从而通过内部研发积累知识的公司为出口带来更高的回报;出口经验产生知识流，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

在融资约束与研发创新的关系上，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不同类型的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一是内源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通常使用内部现金流量作为内源融资的代理变量。Himmelberg和Petersen(1994)的早期研究报告了美国制造企业研发与现金流量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刘波等(2017)发现，正向和负向现金流冲击对研发策略分别存在着相互对立的“资助效应”与“预防效应”。Bhagat和Welch(1995)的研究表明，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加拿大、英国、欧洲大陆和日本的公司存在研发与现金流量之间的积极联系。二是外源性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周开国等(2017)发现，银行信贷约束与企业R&D投入呈负相关关系。股票市场可以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资本成本来为企业创新提供外部资金来源(Rajan，2012)。Acharya等(2017)发现，公开上市对具有不同外部资本需求的公司的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依赖外部资金的行业的上市公司相比依赖内部资金的公司在研发上花费更多。PoHsuanHsua等(2014)利用包括32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数据发现，更加依赖外部融资和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在股票市场发展较好的国家表现出更高的创新水平。

在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关系上，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视角集中在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抑制作用上。Chaney(2005)将融资约束纳入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并发现流动性约束抑制了企业的出口决策。随后Manova(2008)引入了外源融资变量，发现外源融资的改善可以提高出口概率。于洪霞等(2011)重点关注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认为融资约束增加了出口的固定成本，进而抑制了企业的出口选择。项松林(2015)同时考察了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证实了融资约束促进了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抑制了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徐榕等(2015)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机制，发现融资约束从直接和间接影响生产率两个方面抑制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张时坤(2018)的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的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均存在倒U型关系。吴飞飞等(2019)认为只有跨越一定的门槛水平后，金融规模的扩大和金融效率的提升才对地区出口结构优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出口行为是否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翁旸勤等，2018)，但是现有研究结果还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二)理论分析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总结和梳理，本文认为出口贸易活动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出口学习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方面。首先，出口贸易活动可能通过出口学习效应改善出口企业的创新知识基础。一方面，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在产品质量和安全等方面都有相对更高的要求，这会倒逼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来优化产品设计，改善制造工艺，提升产品质量(张杰和郑文平，2017)。另一方面，相对于本土企业，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更容易接触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专利和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从而获得国内市场无法带来的创新知识(Alvarez，Robertson，2004)，这会刺激出口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其次，出口贸易活动还可能通过竞争效应来增强出口企业的创新动力。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尤其是在传统要素成本优势逐渐减弱的现实情况下，创新能力直接制约了出口企业利润率的高低。为获取国际竞争优势和国际利润市场，出口企业不得不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最后，出口贸易活动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能够降低出口企业的研发成本。国际市场为出口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足够广阔的市场空间，规模经济能够为出口企业带来销售收入的增加以及稳定的现金流，其中销售收入的增加弥补了企业前期的成本投入，是对研发创新的正向激励，而稳定的现金流意味着公司能够良好运营，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因此出口企业能够拥有更多资源来进行研发创新活动，降低自身的研发成本。

然而，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不确定性大、风险程度高等内在特征，因此，稳定、充足、灵活的资金来源对于企业研发活动至关重要。根据融资优序理论，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会优先考虑成本較低的内源融资，其次才是股票、证券以及单纯债务等。内源性融资很难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尤其是在前期会消耗大量沉没成本的阶段，因而外源性融资成为企业研发投入的主要资金来源(Czarnitzki，Hottenrott，2011)。但现实中研发企业往往面临较强的外部融资约束，这种约束来自研发活动自身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银行贷款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首先，从企业研发活动的特征来看，由于研发活动具有一定的商业机密，企业在申请贷款或其他信贷方式时不能做到完全的信息披露，银行很难对研发项目进行全面的评估，增加了事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在发放贷款之后，企业能否取得研发成果，研发成果的产值转化问题都是银行需要密切关注之处，专业限制和市场风险的存在又增加了事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研发活动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程度。其次，从金融市场和融资环境来看，在中国，以五大国有银行为主的大银行体系仍占主导地位(张杰等，2012)，政府作为国有银行的最终所有者，在一定程度上仍主导着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在企业普遍“融资难、融资贵”的金融市场环境下，企业规模、所有权性质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类型的企业融资约束的差异程度。相对于规模大、实力强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时往往面临更高的贷款条件限制，因而面临更加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这种金融资源错配不仅直接增加了企业研发活动的融资成本，而且也降低了企业创新的相对收益，进而抑制了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康志勇，2014)。

假说一：企业可能通过出口贸易活动带来的“出口学习效应”“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增加自身的研发投入强度，而出口研发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则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

相较于本土企业，本文认为融资约束对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的影响更为明显，融资约束直接和间接抑制了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在直接影响上，融资约束对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挤出效应”。首先，在资本市场非完全有效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无法获得外部融资，或者外部融资成本增加，受到融资约束的出口企业将降低研发投入力度。其次，出口和研发都是沉没成本较高的活动，当企业出口时，审批、运输、开拓市场、固定资产投资等已经占用了很大一部分资金，可用抵押物的减少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同时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中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银行的贷款风险增加，增加了研發的融资成本。因此，当出口企业受到融资约束时，将挤占研发投入所需要的贷款资金，从而减少研发过程中的资金投入。在间接影响上，融资约束对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调节效应”。存在融资约束时企业的出口业务本身受到限制，这一方面将使企业的出口规模降低，抑制出口的规模效应，降低企业的利润率，企业缺乏持续稳定的现金流用于研发活动;另一方面将减少企业通过国际贸易活动进行技术引进、技术转移的机会，抑制出口的出口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降低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动力。

假说二：相较于本土企业，融资约束可能会通过“挤出效应”和“调节效应”抑制出口行为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促进作用。

不同类型的融资约束对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以往研究多从内源性融资、外源性融资角度考察不同融资约束对研发行为的影响，本文则聚焦于外源性融资，进一步从融资的灵活性和融资规模两个角度考察它们对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差异性。一是融资方式的灵活性。灵活的融资工具能够为出口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高流动性资金，保证其现金流的稳定性，从而维持企业研发活动的持续进行。二是融资的规模。较大的融资规模能够为企业研发提供充足的营运资金保障，保证企业运营资本的规模，从而推动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两种融资约束对企业的研发投入都能够产生抑制作用，但是对于出口企业而言，在研发活动上对融资方式的需求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应该有所区分，这主要体现在融资方式的灵活性上。出口企业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政策影响，对于融资形式有更高的敏感性，尤其是在涉及需要持续、大量资金投入的研发活动中体现得更加明显。Jinjarak和Wignaraja(2016)发现，融资的灵活性是融资约束—出口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透支项目为例，透支项目是国际上通用的短期融资方式，以可用活期存款账户的形式作为企业的业务支付，使用透支项目比短期贷款更容易满足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因而是一个灵活的融资工具。但具备透支项目的资格要求企业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和与银行良好的关系，因此提交透支项目申请的被拒绝率高于短期贷款。当企业获得透支限额时，有利于其出口业务的扩张和短期投资，增加出口的利润率，从而增加研发投入力度。

假说三：尽管融资方式的灵活性和融资规模两种融资约束都会抑制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但是不同类型的融资约束可能存在影响程度上的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为了考察融资约束、企业出口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集约边际影响，本文采用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来衡量研发投入力度，该值是连续取值的截断数据，在1497个样本当中，有919个样本的研发密度取值为0，存在零点删失问题，因此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研发投入密度(R&D/sales)，EXP代表企业是否有出口行为，FC代表企业的融资约束，分别用是否有透支限额和银行贷款额度占营运资本比例的相反数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EXP*FC是出口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以考察存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出口对企业研发投入力度的影响;Xi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年限、员工的受教育年限、高管工作年限、竞争程度和是否有政府持比等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变量。此外，在模型估计中，本文还考虑了企业的所属行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研发投入：根据本文的研究主题，用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占销售收入的占比表示研发投入密度，来研究融资约束和出口对研发投入的集约边际影响。相关文献在研究此类问题时，或囿于数据可得性，或因模型设定问题，集中研究企业的研发创新倾向或研发概率。依据前文的分析，本文认为研发支出值得重点关注，从研发投入到研发产出之间的成果转化，需要一定量的研发资金，当研发投入资金受到融资约束或出口等因素的影响时，很可能降低研发力度甚至停止研发投入。而对于实现“自主创新”，降低核心技术的对外依存度，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来说，研发投入的深度比广度更为关键。

2.解释变量

企业出口：一般经验认为，企业出口对研发投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Criscuoloetal.，2010)。在企业出口的代理变量的选取上，我们构建企业是否有出口的虚拟变量(若企业有出口行为，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并进一步考察出口在企业异质性中对研发创新的作用。

融资约束：如前文理论分析，本文从融资的灵活性和融资数量两个维度来对融资约束这一变量进行测度。在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的选取上，本文参考了Jinjarak和Wignaraja(2016)的做法，用企业透支限额(overdraftfacility)的可获得性表示融资的灵活性，用银行贷款数额占营运资本的百分比表示融资数量，以反映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透支项目和银行融资形式对于一个企业的现金流和营运资金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不同的业务来说影响不同，应当予以区分，但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3.控制变量

企业研发投入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成立年限、员工受教育程度、高管经验、竞争程度和是否有政府持比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企业规模用员工数量来表示，并取对数。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越能提供支持研发创新的环境，比如设备、科研人员、研发经费等。企业成立年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初创企业的创新动力相对更强，成立时间久的企业在管理风格上更平稳，倾向于规避风险。员工受教育程度用接受教育的年限来表示，员工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高管经验用部门高管工作年限表示，高层管理者把握企业的经营战略，因此对研发投入有较高的决策权，在位越久的高管经验越丰富，有更多的创新想法和能力，但同时可能因为抗风险能力下降而规避创新行为。竞争程度用调查问卷中的问题“非正规部门的竞争对手的做法是该机构运作的什么程度的障碍?”回答，严重障碍的设为4，大型障碍为3，中型障碍为2，小型障碍为1，毫无障碍为0。企业在面临激烈的竞争环境时，通常会加大研发力度来争夺对市场的控制权。是否有政府持比是一个虚拟变量，在股权结构中政府或国家持比大于0则表示有政府持比，否则表示为0。在中国，有政府持比的企业的经营环境往往优于其他企业，创新的激励相对偏低。

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和说明如表1所示。在本文的实证处理中，对于以上变量删除了回答为“不清楚”“不知道”以及缺失的样本。本文对于被解释变量高于1%分位点的数据进行了缩尾(winsorize)处理，消除极端值影响。对于交互项，本文作了中心化(center)处理，以消除多重共线性。

(三)数据来源

考虑企业R&D支出这一关键变量，本文采用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问卷的数据，包括中国25个城市、2700家企业，涵盖了企业经营环境各个方面的数据，包括融资、创新、贸易、竞争、商业经营环境、与政府关系等，适合本文的研究主题。该调查问卷于2013年完成，主要数据为2011年年底的截面数据涉及制造业、服务业和零售业，但是有关企业创新方面的数据只涉及制造业，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是制造业企业，其在调查问卷中有1692家。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

表2报告了全样本下的Tobit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3)列的回归模型中没有加入出口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第(1)列和第(2)列汇报的是透支限额虚拟变量对企业研发投入/销售收入的影响，第(3)列和第(4)列汇报的是银行贷款数额占营运资本比例的相反数对研发投入/销售收入的影响。由于Tobit模型的直接回归结果中的系数对于模型解释没有任何意义，故本文报告的结果是所有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averagemarginaleffect)。

从第(1)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不考虑融资约束的影响时，出口对研发投入密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控制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出口使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增加1.11%。可见在不考虑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企业的出口行为能够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出口企业面临的消费者更具多样性，市场竞争也更为激烈，迫使企业必须增加研发投入力度以迎合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同时，出口企业在产品的质量、性能等方面要满足贸易国制定的标准，尤其是出口到发达国家，通常要满足更高的质量要求，故必须增加研发投入才能不断开发新产品，提升产品质量。

不考虑出口因素，透支限额和反向指标银行贷款数额占比的系数显著为负，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研发投入密度，与已有相关文献的结论基本一致。研发是对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企业活动，当企业没有获得透支限额或不能从银行获得一定数量的贷款时，会降低研发强度。

第(2)列和第(4)列分别加入了出口和不同融资约束指标的交互项。在第(2)列中，出口和透支限额交互项的偏回归系数为-0.008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没有获得透支限额抑制了出口对研发投入密度的促进作用。企业没有获得透支限额时，出口对研发投入密度的平均边际效应为-0.002，比不考虑融资约束的影响时降低了0.0082，未获得透支限额的出口企业使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降低了1.2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不强，甚至低于非出口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面临较强的外部融资约束。

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银行贷款占营运资本比例的负数与出口的交互项为-0.0041，但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出口对企业研发投入力度的促进作用受融资灵活性的影响而不是融资数量的影响。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出口企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需要一个更加灵活的融资工具来获取充足的流动性资金，以保证研发活动能够持续稳定进行。此外，对于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来说，从银行获取的贷款一般是研发专项贷款，而与企业的其他活动关联不大，因此，贷款数量上的约束并没有显著影响出口对研发的作用。

另外，从表2中可以看出，企业规模对研发投入密度的系数显著为正，与前文的预测一致，说明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注重研发投入，越有能力和资本来增加研发支出。企业年龄对企业创新行为有负向影响，成立年限久的企业在市场上的地位更牢固，创新的动力也就相对较低。员工受教育程度对研发投入密度有正向影响，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企业的研发创新是一项知识密集型活动，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很大，因此，员工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的研发能力越强，相应的研发支出越多。高管工作年限对研发密度没有显著性影响，分析其原因在于，高管之间的个人差异比较明显，有的在位时间长的高管对创新需求更加敏锐，创新能力也更强，因此愿意增加研发支出;有些高管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对风险的抵御能力降低，尤其是临近退休的高管，往往只求在位无过来保持自己的声誉，而不愿意冒风险进行创新，或者因为研发周期过长而放弃。竞争程度对研发密度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激烈的竞争环境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强研发支出，以此来获得竞争优势，争夺市场。相比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有政府持比的企业的研发投入密度要低。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地位比较稳固，不需要通过创新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因此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相比，其研发支出更低。

(二)按企业规模划分样本

在中国目前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尤其值得关注，其融资渠道少，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信贷的方式也不够多样和灵活。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行为也有所差异，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企业对于创新的需求更高，其融资渠道也较广，创新行为对于银行这一信贷渠道的敏感性相对较小;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更受到资金的制约，尤其是对于出口的中小企业来说，出口本身需要更加充足的资本和灵活的融资方式来应对国际市场需求、汇率及关税等的变化，当没有灵活的融资方式和充足的资金来源时，不仅影响出口企业正常的业务运行，减少利润率，也会压缩企业研发投入资金。因此，将样本按照企业规模划分，研究融资约束、出口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十分必要。本文根据样本特征和一般划分企业规模的方法，将员工数量大于100的企业归为大型企业，将员工数量小于等于100的企业划分为中小型企业。比较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样本量，在所有樣本当中，中小企业的数量是大型企业的1.5倍。

根据表3的实证结果分析，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无论是融资灵活性还是融资数量上的约束，其对于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密度的抑制作用均大于大型企业。相较于小企业而言，大企业能够利用其规模优势、充足的抵押物以及在市场上的声誉来获得更多的长期贷款，以作为其研发活动的资金，并且大型企业与银行长期建立的良好关系和信用记录使其更容易获得融资。其次，在融资约束使用融资灵活性指标时，大型企业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而中小企业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对于出口的中小企业来说，透支限额的获得对研发投入尤为重要。然后，在中小企业的分样本当中，出口并且未获得透支限额使研发投入密度降低2.26%，在面临融资约束时，出口反而不利于中小企业进行研发投入。这也从一个层面解释了我国大量从事国际贸易的中小企业研发能力不强，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原因。在考虑融资数量指标时，银行贷款与出口的交互项对于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密度的影响均不显著，与前文的分析一致。

(三)按不同要素密集度划分样本

企业所属行业的特征不同，面对的研发需求和研发强度要求也不同。因为创新活动有较高的资金需求，处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研发投入获得先进技术和设计工艺。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通常没有创新需求，尤其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技术性研发需求，因此研发支出较少。本文将样本划分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包括化学制品业、塑料及橡胶业、金属制造业、机械设备业、电子业、运输机械和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包括纺织业、食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产品、其他制造业等。表4报告了融资约束、出口参与对研发投入密度的影响与企业所属行业要素密集类型的差异。

根据表4的实证结果分析，无论是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还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出口均能够促进研发密度的增加，融资灵活性的约束显著抑制研发支出，相比之下，融资数量性的约束并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未获得透支限额显著抑制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而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的影响不显著。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创新的需求相对较低，在研发投入方面对资金要求的敏感度更强，在不能获得融资灵活性时，出口带来的竞争效应将被大大削弱。而对于融资数量这一融资约束指标，在出口促进研发投入密度的调节效应上，无论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均不显著，与基本回归结果的结论相一致。

五、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问题处理

1.工具变量法

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如前所述，融资约束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投入密度，另一方面，企业的研发投入也会反过来影响融资约束。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企业从事的研发活动有更高的信息不对称，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高沉没成本、高不确定性和较长的回报周期，研发投入的资本越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就越强。为弱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密度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同城市同行业企业获得透支限额的平均值作为透支限额的工具变量，同一城市内企业获取透支限额的程度与该城市的金融发展和银行竞争有关，同时一些行业特征影响企业获得银行透支限额的难易程度，而与个别企业的不可观测的特征无关，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工具变量。同时，为了进一步降低同城市行业平均值中当前企业的因素干扰，本文还使用除去本企业后同一城市行业剩余企业的透支限额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对于银行贷款占营运资本比例这一变量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在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中，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且F统计值均大于10，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比较合适。表5是作为工具变量时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第(1)、(2)列将透支限额作为融资约束代理变量，第(3)、(4)列将银行贷款占营运资本比例相反数作为融资约束代理变量。结果显示，出口的系数显著为正，透支限额和银行贷款数额占比反向指标的系数显著为负，出口与透支限额的交互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数，出口与银行贷款的交互项为负数，但统计结果不显著。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初步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融资约束对出口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融资灵活性而不是融资数量上。

2.倾向得分匹配法

尽管本文加入了可能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密度的控制变量，但仍存在遗漏变量问题：直接使用是否出口作虚拟变量对总体进行回归，参数估计有可能产生偏误;此外，企业出口和研发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避免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结果偏误，本文选择倾向得分匹配(PSM)法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选择出口企业(exp=1)为处理组，非出口企业(exp=0)为控制组。企业i在出口和未出口两种状态下的创新行为差异即处理组企业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对具有相同倾向得分的处理组和控制组观测值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到一致的处理效应估计值。本文采用Logit模型估计样本企业出口的概率，并把回归预测值作倾向得分，使用一对一邻近匹配方法来计算处理效应(treatmenteffects)。结果变量为研发投入密度时，对匹配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从平衡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计算了配对后处理组企业与控制组企业的特征变量的均值。均值比较的检验显示配对后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在企业规模、年龄、员工受教育程度、高管工作年限、竞争程度、是否有政府持比等特征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倾向得分匹配满足了平衡性要求，且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小于10%，可认为本文的匹配变量和匹配方法合适。

表7报告了匹配样本估计结果。PSM匹配后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出口对研发投入密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没有获得银行透支限额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密度，并且制约了出口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而银行贷款数额占营运资本的比例对研发强度的负向影响显著性降低，与出口的交互項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与前文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二)稳健性检验

1.按出口与非出口样本划分

在作了上述分析后，本文进一步检验融资约束对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差异，将样本划分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分别考察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8。

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出口企业还是非出口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密度都有抑制作用，对出口企业研发投入密度的抑制作用更强，这说明在出口企业受到融资约束时，相比未出口企业，其将进一步减少研发投入力度。对比融资灵活性和融资数量的不同结果可以发现，融资灵活性对出口企业研发投入密度有更显著的影响，且其影响程度更大。对于出口企业而言，其研发投入的融资约束主要来自融资灵活性而不是融资数量。银行贷款数量占营运资本比例对非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密度的影响不显著。表9的最后一行汇报了回归系数比较检验的结果，第(1)列和第(2)列检验的p值均小于5%，说明在分组回归中，融资灵活性对研发投入密度的影响与企业的出口选择有关，而不受分组样本量的影响;第(3)列和第(4)列没有通过检验，其结果可能还受到分组样本量的影响。

2.按直接出口与加工贸易样本划分

出口企业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直接出口与加工贸易(间接出口)两种类型。直接出口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在研发创新和融资约束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不同类型出口企业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9。

表9的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直接出口企业还是加工贸易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密度都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对比融资灵活性和融资数量的不同结果可以发现，融资灵活性对直接出口企业研发投入密度有更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融资数量对加工贸易企业研发投入密度有更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对于直接出口企业而言，研发投入的融资约束主要来自融资灵活性，而對于加工贸易企业，其研发投入的融资约束则主要来自融资数量。直接出口企业既面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也要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更高产品质量标准的硬约束，这意味着直接出口企业面临更大的产品创新压力，同时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带来了较强的外部融资约束，企业能否及时获得外部融资便成为研发创新活动能否持续进行的关键。而对于一般的加工贸易活动，其融资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生产规模而非自主研发产品，同时其生产活动一般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因而其面临的融资约束主要来自融资规模。

3.基于出口规模的分析

上述的实证分析都是基于出口参与度，本文进一步基于出口规模进行分析，出口规模用出口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百分比表示，依旧使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报告的结果是所有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averagemarginaleffect)。结果如表10所示。

将出口参与度替换为出口强度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与之前一致。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出口规模越大，企业的研发强度越高。出口规模的增大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并降低融资难度，从而有利于增加研发支出。透支限额与贷款数量的约束都抑制了研发支出。分析出口规模和融资约束的交互项的系数值和符号，出口规模与能否获得银行透支限额的交互项系数为-0.0194，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不能获得银行透支限额抑制了出口规模对企业研发密度的促进作用，在出口规模增加同时受到融资灵活性约束时，企业将降低研发支出。出口规模与银行贷款数量占比相反数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与基于出口参与度的回归结果一致。可以看出，无论是基于出口参与度还是出口规模，出口对研发密度的促进作用均受到融资约束的负向调节，并且该调节作用与融资灵活性显著相关，融资数量性的约束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金融市场改革与出口创新战略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高质量、持续性的对外开放背景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是利用贸易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而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并且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可能相互受到影响，因此，综合考虑出口贸易与融资约束这两个关键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采用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问卷数据，使用Tobit模型，以研发投入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出口行为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并使用融资约束和出口的交互项考察其综合影响。其中，融资约束从融资的灵活性和融资数量性两方面进行考虑，并且将企业按照企业规模和要素密集度划分样本进行拓展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企业的出口行为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企业通过出口的“学习效应”汲取更多的信息和先进技术。另外，为了在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获得比较优势，出口企业也会通过“竞争效应”被迫进行创新，从而促使出口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力度;同时，企业出口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从而为企业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强度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第二，不论是从融资灵活性还是融资数量上考察，融资约束均对研发强度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于企业的研发活动存在信息披露难、抵押产品不足以及来自银行的“贷款歧视”等问题，使得研发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透支限额和足够的贷款。因此，不能获得银行透支额度和贷款数量的不足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第三，同时考虑企业的出口行为和融资约束这两个因素时，发现融资约束对研发强度的负向作用大于出口的正向作用，且这种负向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融资灵活性而不是融资数量上。由于具备透支项目的资格要求企业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和与银行良好的关系，因此提交透支项目申请的被拒绝率高于短期贷款，从而使得面临融资灵活性约束的出口企业研发支出更低。第四，将出口参与虚拟变量替换为出口规模连续变量时，计量结果显示，研发强度随着出口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的增加而增加，表明不考虑其他因素时，出口规模的扩大能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力度。这是因为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会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并降低融资难度，从而有利于增加研发支出。第五，融资灵活性的负向调节效应在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对大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主要与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更严峻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研发创新需求不高有关。第六，从不同的出口企业类型来看，对于直接出口企业而言，研发投入的融资约束主要来自融资灵活性，而对于加工贸易企业而言，其研发投入的融资约束则主要来自融资数量。本文用工具变量方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弱化融资约束、出口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在稳健性检验上，将样本划分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将出口参与替换为出口规模进行研究，所得结论依然成立。

在推动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方面，本文依据前文的实证分析，在出口贸易和金融服务这两方面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应推动中小企业出口平稳增长，增强企业创新实力。平稳的出口增长是企业加大研发力度的保障，只有出口量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发挥出企业的“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降成本、强技术和拓市场可以有效地降低出口企业成本，增强出口的经济效益，从而带来积极的出口回报，满足企业研发的资金需求，也能够利用广阔的海外市场改善创新的知识流。第二，应加快优化出口结构，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由于我国企业长期从事加工贸易，导致企业对创新的需求降低，容易遭受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因此，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活动时，应积极优化贸易结构，提升一般贸易占比，增加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第三，应加快完善金融服务改革，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市场要为企业提供更多样、更公平的金融服务，解决融资手段单一、融資效率低下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出口企业的研发行为，应当设立针对其特征的融资方式，做到“灵活化”“去抵押化”，使企业尤其是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能够实现灵活融资。

参考文献：

[1]陈良华，吴凡，王豪峻.银行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科技企业的经验证据[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2]黄婷婷，高波.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J].现代经济探讨，2020(3).

[3]李端生，王晓燕.高管团队异质性、激励机制与企业研发投资行为——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经济问题，2019(2).

[4]刘波，等.现金流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J].经济研究，2017(3).

[5]吕越，陈帅，盛斌.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J].管理世界，2018(8).

[6]康志勇.金融错配阻碍了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吗?[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4(5).

[7]吴飞飞，唐保庆，张为付.本地制度环境对出口结构优化的非线性影响——兼论国际贸易新规则下贸易强国建设[J].财经论丛，2019(3).

[8]翁旸勤，施新政.出口信号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来自民营企业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8(4).

[9]项松林.融资约束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5(9).

[10]谢建国，丁蕾.出口贸易与企业研发能力——来自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证据[J].产业经济评论，2018(3).

[11]徐榕，赵勇.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J].经济评论，2015(3).

[12]于洪霞，龚六堂，陈玉宇.出口固定成本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J].经济研究，2011(4).

[13]张杰，等.融资约束、融资渠道与企业R&D投入[J].世界经济，2012(10).

[14]张杰，郑文平.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J].经济研究，2017(3).

[15]张时坤.融资约束、金融市场化与企业出口行为[J].管理世界，2018(12).

[16]周开国，卢允之，杨海生.融资约束、创新能力与企业协同创新[J].经济研究，2017(7).

[17]AghionPhilippe，etal.CompetitionandInnovation：anInvertedURelationship[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05，120(2).

[18]AlvarezRoberto，RaymondRobertson.ExposuretoForeignMarketsandPlantlevelInnovation：EvidencefromChileandMexico[J].JournalofInternationalTrade&EconomicDevelopment，2004，13(1).

[19]AcharyaViral，ZhaoxiaXu.FinancialDependenceandInnovation：theCaseofPublicVersusPrivateFirm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17，124(2).

[20]BhagatSanjai，IvoWelch.CorporateResearch&DevelopmentInvestmentsInternationalComparisons[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1995，19(23).

[21]Chaney，Thomas.LiquidityConstrainedExporters[J].JournalofEconomicDynamicsandControl，2016，72(Nov.).

[22]CriscuoloChiara，JonathanEHaskel，MatthewJSlaughter.GlobalEngagementandtheInnovationActivitiesofFirms[J].InternationalJournalofIndustrialOrganization，2010，28(2).

[23]CzarnitzkiDirk，andHannaHottenrott.R&DInvestmentandFinancingConstraintsofSmallandMediumsizedFirms[J].SmallBusinessEconomics，2011，36(1).

[24]Davis，DonaldR.IntraindustryTrade：aHeckscherOhlinRicardoApproach[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95，39(34).

[25]FaustinoHorácioC，PedroVergaMatos.Exports，ProductivityandInnovation：NewFirmLevelEmpiricalEvidence[J].AppliedEconomics，2015，47(46).

[26]HimmelbergCharlesP，BruceCPetersen.R&DandInternalFinance：aPanelStudyofSmallFirmsinHighTechIndustries[J].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4，76(1).

[27]JinjarakYothin，GaneshanWignaraja.AnEmpiricalAssessmentoftheExportFinancialConstraintRelationship：HowDifferentareSmallandMediumEnterprises?[J].WorldDevelopment，2016，79.

[28]LileevaAlla，DanielTrefler.ImprovedAccesstoForeignMarketsRaisesPlantlevelProductivityforSomePlants[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10，125(3).

[29]Love，JamesH，StephenRoper，andYingZhou.Experience，AgeandExportingPerformanceinUKSMEs[J].InternationalBusinessReview，2016，25(4).

[30]Manova，Kalina.CreditConstraints，HeterogeneousFirms，andInternationalTrade[J].ReviewofEconomicStudies，2009，80(2).

[31]PoHsuanHsu，XuanTian，YanXu.FinancialDevelopmentandInnovation：CrosscountryEvidence[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14，112(1).

[32]RajanRaghuramG.PresidentialAddress：theCorporationinFinance[J].TheJournalofFinance，2012，67(4).

[33]TopalovaPetia，AmitKhandelwal.TradeLiberalizationandFirmProductivity：theCaseofIndia[J].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2011，93(3).

(責任编辑：彭琳)

作者：杨向阳 赵彬彬 朱怡铮

第5篇：出口退税、融资约束与企业价格加成

摘要：将出口退税引入一个包含研发融资的M-O模型中，从理论上分析出口退税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研发从而可获得更高的价格加成。利用2002—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出口退税促进了企业价格加成，在混合出口企业中出口退税的作用效果更明显，同时行业集中度、资本产出比越高的地方出口退税对于价格加成的作用越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的金融约束抑制了出口退税对于价格加成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出口退税;融资约束;价格加成

一、引言与文献评述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国际通用的且受WTO认可的贸易促进政策被全世界各个国家广泛使用，出口退税对于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增加外汇储备和拉动国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Chien等，2006;Gourdon等，2014）[1-2]，对全球贸易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Pierce等，2016）[3]。出口退税政策开始于1985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多层次多结构的差异化退税政策，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产业政策需要来不断调整和优化出口退税率。我国近几十年的出口快速增长也得益于出口退税政策的促进作用。我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期间多次上调出口退税率来刺激出口，同时也曾在2004年为缓解中央财政压力和2010年为抑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产品出口而多次下调和取消出口产品退税率，2018年我国为应对国际市场形势的变化再次大幅提高了多个行业和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额从1985年的18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8年的近1.6万亿元人民币。出口退税政策已经成为了我国出口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学术界也对出口退税政策做了较为详细和广泛的研究。

目前关于出口退税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促进出口增长的角度研究了出口退税的政策效果。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的层面研究出口退税对于出口额和出口量的正向促进作用，Chao等（2001）[4]研究发现在1978—1998年的出口退税政策刺激了中国出口贸易，并进一步讨论了这种影响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异质性（Chao等，2006）[5]。Chien等（2006）[1]構建了一个古诺数量竞争模型来检验出口退税政策对于出口绩效的影响，并利用1985—2002年中国国家统计数据检验了中国出口退税政策显著影响了中国产品出口、最终国内消费以及外汇储备。Chandra等（2013）[6]利用2004—2006企业层面面板数据，利用各省的财政状况做工具变量解决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发现出口总量与平均退税率存在一个正的相关关系。Gourdon等（2014）[2]利用2003—2012年HS6位的产品贸易数据，发现了增值税退税变化对出口量有显著影响，增值税每增加1个百分点，出口量将会上升7个百分点，并且发现出口产品价格与出口退税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原因在于出口企业根据出口退税率变化调整了产品价格加成，从而抵消了出口退税变动带来的价格变化，因此最终价格变化不明显。国内学者在总量层面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把退税的影响拓展到行业层面，重点关注了出口退税政策的行业影响差异。谢建国和陈莉莉（2008）[7]用1985—2005年的数据实证验证了出口退税对于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长期促进作用，而且对于不同类型的工业制品出口调节程度也各不相同。王孝松等（2010）[8]用倍差法评估了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出口退税率上调对纺织品贸易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此次退税率上调使得我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增长率显著提高。白重恩等（2011）[9]对2007年出口退税率大幅下调做了政策评估，结论表明出口退税率下调，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出口产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消耗型产品的负影响不显著。

其次，一些文献则利用出口退税的一些政策变化作为政策实验，并对其进行评估。范子英和田彬彬（2014）[10]利用中国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在出口退税上的税收差异，研究了2004年我国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下调对于不同贸易方式的影响，认为这种税收差异解释了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刘怡等（2017）[11]利用2004年我国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作为自然实验，研究了中央和地方分权制度对出口的影响。许和连等（2018）[12]利用出口退税审批权下放作为政策实验，检验了简政放权对于企业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其影响机制认为出口退税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资金约束来影响出口。

最后，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贸易促进政策，一些文献研究了出口退税的福利影响。Elena（2007）[13]研究了出口退税的福利影响，认为出口退税率增加对于出口导向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和就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却导致出口产品的低附加值，对于小国经济体而言，出口退税率上升会带来福利的增加。赵书博（2008）[14]从理论上分析了出口退税的静态福利效应和动态福利效应，而且贸易强国和贸易弱国因为福利差异而在退税上有不同的选择。谢科进和尹冰（2008）[15]以出口退税率下调为研究背景，对我国退税政策调整下的产品局部均衡和国内一般均衡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认为应根据产品的价格弹性来调整退税政策。另外一些文献探讨了贸易政策与成本加成的关系。盛丹和王永进（2012）[16]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从成本加成率的角度考察了我国出口产品价格的问题，认为我国长期的出口退税以及补贴政策是我国出口产品成本加成率过低的原因。任曙明和张静（2013）[17]用1999—2007年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数据研究了补贴政策对于成本加成的影响，认为补贴政策导致了企业成本加成的下降。钱学锋等（2015）[18]把出口退税引入M-O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出口退税对于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并利用2000—2006年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出口退税对于企业出口行为和出口绩效的影响。

上述文献对出口退税作了详细并且广泛的研究，且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笔者借鉴李宏亮、谢建国（2018b）[19]的方法，从理论上分析了出口退税对价格加成的影响。笔者认为出口退税通过缓解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融资投入而获得更高的价格加成。与钱学锋等（2015）[18]从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的角度来研究出口成本加成不同，笔者从融资约束的角度考察了出口退税对价格加成的影响。资金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资金约束小的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出口的可变成本以及财务成本促进出口增加，也有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出口价格（Li等，2009;Minetti等，2011;Manova，2012）[20-22]，这是成本调整效应。资金约束缓解也会使企业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从而提高产品价格（Bastos等，2010[23];Manova等，2012[24];许和连等，2018[12]）。

笔者首先从融资约束的角度研究了出口退税对于出口产品价格加成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关于出口退税的研究。其次，利用M-O模型，详细讨论了出口退税对于价格加成的影响机制，扩展和丰富了关于企业价格加成问题的研究。最后，笔者采用De Loecker等（2012）[25]的方法测算了企业价格加成率，并对出口退税对价格加成作了详细的稳健性和异质性分析。

二、理论模型、数据及实证方法

（一）理论模型

本文旨在说明出口退税对于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其背后的机制是出口退税改善了企业融资约束情况，融资约束的改善可以促进企业研发，从而获得更高的价格加成。笔者沿用了Melitz等（2008）[26]、李宏亮等（2018b）[19]的方法，通过以研发和融资约束成本的方式引入出口退税，并在M-O模型中分析由于出口退税带来的边际融资约束缓解进而影响价格加成的机制。

1. 消费者行为。模型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所有企业生产两种产品：同质产品（计价物）和差异化产品。消费者同时消费这两类产品。假定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2. 生产者行为。与M-O情形类似，我们假定本国仅使用劳动这一要素，为简便模型将工资标准化为W。且假定生产同质产品生产规模不变，差异化产品生产规模递增，代表性厂商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且假定厂商生产的边际成本为ci（W，tfpi），tfpi为企业i的全要素生产率且满足上界为tfpm、服从参数为？谆的帕累托分布。企业成本函数为：C（qi）=ciqi，且？鄣ci/？鄣tfpi<0。根据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可知，厂商在国内市场生产和销售的临界成本为cd=pdmax，且企业必须满足ci≤cd，可得此时厂商的最优价格为pd（ci）=（cd+ci）/2，最优的生产数量为qd（ci）=Ld（cd-ci）/2？酌，厂商利润为？仔i（ci）=Ld（cd-ci）2/4？酌，因此厂商在国内市场上可获得的绝对价格加成水平为mkpid（ci）=（cd-ci）/2。

（二）企业价格加成测算

本文主要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層面价格加成，由价格与边际成本的比值（P/MC）来表示，其主要用来反映企业定价能力和垄断程度，在很多文献中得到应用（Edmond等，2015;Brandt等，2017）[27-28]。目前学术界关于价格加成主要有两篇文献：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25]讨论了企业层面价格加成的具体计算方法;De Loecker等（2016）[29]则提出了企业—产品层面的价格加成计算方法。笔者采用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25]的方法，并借鉴Lu 和Yu（2015）[30]的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2002—2007年企业层面价格加成指标进行了计算。假定企业生产函数为Qit=Fit（Lit，Kit，Mit，ωit），其中Lit，Kit，Mit，ωit分别是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中间品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F（·）为连续函数且二阶可导，企业面临成本最小化问题为：

其中，wit，rit，pmit分别为工资率、资本报酬和投入品价格。在上述约束条件下，企业的劳动并不能完全自由选择，而资本选择也依赖于其他投入品的情况，因此笔者选择中间品投入作为企业自由化选择的要素[30]。上述最优化问题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设企业生产函数为超对数形式：

（三）典型事实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一方面旨在促进出口，另一方面也注重对产品的结构性调整。1986年前后，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首次超过初级产品，这也意味着我国主要出口产品从资源密集产品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1998—2001年，我国曾多次上调纺织行业的出口退税率。进入21世纪后，我国出口产品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而出口退税政策也以鼓励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出口为导向（裴长洪等，2008）[31]。图1给出了2002—2007年我国行业平均出口退税率，可以发现造纸、石油资源和矿产资源平均退税率最低，而高端设备制造业的出口退税率最高。在行业差异化出口退税率导向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升级，高端制造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贡献率也不断提升。

图2给出了2002—2007年行业平均价格加成的对数情况，可以发现石油、纺织等行业的价格加成率依然偏低，而高端设备制造和高新技术等行业拥有更高的产品价格加成率。图3为2002—2007年行业平均出口退税率与行业平均价格加成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出口退税率与行业价格加成成正相关关系，出口退税率越高的行业具有更高的价格加成。

三、实证检验结果

（一）检验模型设定

笔者主要围绕出口退税对于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设定基本检验模型为：

其中，被解释变量lnMarkupfit为i行业中企业f在t年价格加成水平对数值，主要解释变量τi为i行业的出口退税率。Xft为主要的控制变量，笔者参照盛丹和王永进（2012）[16]、钱学锋等（2015）[18]、李宏亮和谢建国（2018b）[19]的方法，主要包括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可以获得的企业层面变量：资本劳动比Lnk_l用企业固定资产年均余额除以年均从业人数取对数表示;资本产出比Lnk_c用固定资产合计除以工业总产值取对数表示，反映单位产出所需投入的资本量;Lntfp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用Olley和Pakes（1996）[32]的方法计算得到，反映企业的生产率水平;Lnwage为人均工资，用当年应付总工资除以企业年平均雇佣人数的对数表示，衡量企业的经营成本情况;Lnsize表示企业规模，用企业雇佣人数的对数形式表示;Lnage为企业年龄对数;Lnexport为出口密集度，用企业出口交货值与企业销售额比值的对数来表示;HHL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4位数行业市场集中度，HHL=saleij/saleij2，其中sale表示j行业中i企业的总销售额。δf、δt分别为企业和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不随企业个体变化和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εfit为随机扰动项。为了进一步检验出口退税对于价格加成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笔者使用以下扩展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其中，Γ为异质性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可能会影响企业本身的一些变量以及企业所面临的金融健康状况等。在其他变量与基准回归不变情况下，在异质性检验中笔者主要探讨出口退税对于价格加成的影响是否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库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由国家税务总局的出口退税率文库。工业企业数据库全称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库”，年份为1998—2013，由于2008年以后数据质量较差，而文中的出口退税率数据是从2002年开始，因此综合两套数据，笔者选取了2002—2007年作为主要的研究时间段。对于数据存在较多的异常值和缺失值问题，笔者参照谢千里等（2008）[33]的做法，对满足出现如下情况的观测值予以剔除：企业员工人数不足8人;对于反映企业内部指标如工业产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平均工资支出为负值或为缺失;剔除不符合逻辑的样本如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工业出口交货值大于工业产值等情况。对于数据库中企业代码缺失和由于重组兼并引起的企业识别问题，笔者参照Brandt等（2012）[34]的方法处理。出口退税率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出口退税率文库HS8位产品出口退税率信息，由于出口退税率信息存在一份多次调整情况，导致同一年份同一产品存在不同退税率，因此笔者把退税率信息平均到HS6位。而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并没有HS产品信息，因此笔者通过国标行业和HS6位对照信息，将出口退税率匹配到4位数国标行业层面。在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中笔者先后使用了4位数国标行业退税率的滞后项以及按照出口加权2位数国标行业和2位数国标行业—4位数城市层面出口加权退税率。表1给出了样本各变量的基本描述统计情况。

（三）基准回归结果

以2002—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价格加成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基准回归结果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为国标4位数行业的平均出口退税率。按照基准回归设计公式（7）的研究方法，笔者得出了基本回归结果（见表2）。在表2中，a中仅加入了行业出口退税率，在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消除不随企业和时间变化的因素影响后，结果显示出口退税率越高的行业企业价格加成越高，说明出口退税对于企业价格加成有促进作用。同样，在b中加入企业层面主要包括资本劳动比、资本产出比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控制变量;在c中加入另外的反映企业特性的包括企业人均工资、规模和经营年限控制变量;在d、e、f中分别加入了企业出口密集度指标、企业所在行业集中度指标（赫芬达尔指数）和企业所有制类型。在逐步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并同时控制企业、年份固定效应后，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改变，这表明出口退税对于企业价格加成存在正向的影响。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企业资本劳动比（k_l）显著为正，说明企业人均资本水平高有利于提高企业成本加成，这与盛丹和王永进（2012）[16]、李宏亮和谢建国（2018a）[35]的研究结论一致。企业规模（siz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企业规模越大，其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也更为丰富，且更有可能利用规模优势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越有利于提高企业成本加成，这在刘啟仁和黄建忠（2015）[36]的研究中也得到验证。资本产出比（k_c）和人均工资（wage）反映了企业成本，符号显著为负，对企业成本加成有抑制作用。企业出口密集度（expor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出口比重越高，其成本加成越低，这与国内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李宏亮和谢建国，2018b）[19]。行业市场集中度显著为正，说明在集中度越高的行业里，企业越可以凭借其垄断势力来获得更多的价格加成。

（四）内生性处理

表2的基准回归结果主要关注4位数行业出口退税率对于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但考虑到国家在制定出口退税政策时候存在偏向性，比如国家为了鼓励高端设备制造业出口，因此该行业获得了更多的出口退税政策，而为了抑制高污染、高能耗等“三高”行业出口，国家给予了这些行业一个更低的出口退税率。因此，企业所在行业本身也会影响行业的出口退税率，也就是说所在行业企业的价格加成程度也会影响到国家对于这个行业出口退税政策的制定。对于这种反向的影响笔者首先尝试通过滞后行业出口退税率来降低这种影响，因此行业政策性出口退税率很难影响到下一年企业的价格加成情况;其次笔者还尝试通过使用2位数层面行业加权出口退税率以及2位数行业—城市层面加权出口退税率来减小这种反向的结果。

表3给出了滞后出口退税率的回归结果，a1中仅加入了滞后的行业出口退税率，在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消除不随企业和时间变化的因素影响后，结果与表2类似，显示滞后出口退税率越高的行业中的企业价格加成依然越高，说明出口退税对于企业价格加成有促进作用。按照表2的方法，在b1—f1中逐步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并同时控制企业、年份固定效应后，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改变，这表明滞后的出口退税对于企业价格加成存在一个正向的影响。表3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准结果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也进一步证实了出口退税率对于企业价格加成的促进作用。

在控制变量回归系数中，企业资本劳动比（k_l）、企业规模（size）和行业集中度（HHL）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人均资本水平、企业规模以及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大越有利于提高企业成本加成，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资本产出比（k_c）和人均工资（wage）反映了企业成本，符号显著为负，对企业成本加成有抑制作用，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也一致。

四、稳健及异质性分析

前文通过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讨论分析了出口退税率对于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并利用出口退税的滞后项缓解了基准回归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接下来笔者将继续分析关于这一影响的稳健性以及其他相关问题。

（一）2位数行业加权出口退税率

基准回归中笔者使用了4位数行业的平均出口退税率，下面使用2位数行业出口加权平均退税率。这样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缓解单纯使用4位数行业退税率所有存在的内生性;另一方面使用出口加权退税率使得退税率信息更加精确。表4给出了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结构类似，在a2中仅加入了2位数行业加权出口退税率，在控制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消除不随企业和时间变化的因素影响后，结果显示2位数行业加权出口退税率越高，行业中的企业价格加成越高。结果说明2位数行业加权出口退税对于企业价格加成有促进作用。在b2-f2中逐步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并同时控制企业、年份固定效应后，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改变，这表明2位数行业加权出口退税与基准回歸结果相同，对于企业价格加成存在一个正向的影响，因此可以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在控制变量回归系数中，企业资本劳动比（k_l）、企业规模（size）和行业集中度（HHL）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人均资本水平、企业规模以及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大越有利于提高企业成本加成，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同样，资本产出比（k_c）和人均工资（wage）反映了企业成本，符号显著为负，对企业成本加成有抑制作用，其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企业出口密集度（expor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出口比重越高，其成本加成越低，这也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同。

（二）2位数行业—4位数城市加权出口退税率

紧接着我们分析2位数行业—4位数城市按出口加权平均退税率，与使用2位数行业加权出口退税率类似，2位数行业—4位数城市更为外生。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缓解单纯使用4位数行业出口退税率所有存在的内生性;另一方面使用出口退税率在城市层面的信息使得出口退税率信息更加精确。表5给出了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以及2位数行业回归结果结构类似，在a3中仅加入了2位数行业—4位数城市加权出口退税率，在消除控制企业和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后，结果显示2位数行业—4位数城市加权出口退税率越高的行业中的企业价格加成越高。结果说明2位数行业—4位数城市加权出口退税对于企业价格加也成有促进作用。在b3-f3中逐步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并控制企业、年份固定效应后，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改变，这表明了2位数行业—4位数城市加权出口退税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同，对于企业价格加成存在一个正向的影响，因此可以进一步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同样，在控制变量回归系数中，企业资本劳动比（k_l）、企业规模（size）和行业集中度（HHL）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人均资本水平、企业规模以及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大越有利于提高企业成本加成，这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同样，资本产出比（k_c）和人均工资（wage）反映了企业成本，符号显著为负，对企业成本加成有抑制作用，其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企业出口密集度（expor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出口比重越高，其成本加成越低，这也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同。

（三）纯出口企业与混合出口企业

为了进一步考虑不同性质样本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笔者对纯出口企业和混合出口企业进行区分。对于一个参与出口的企业而言，一般存在两种参与模式，即完全从事出口和既从事出口同时也从事国内销售，这两种企业的性质也存在差异。表6给出了纯出口企业与混合出口企业的样本回归结果，P1、P2、P3为纯出口企业样本，其中P1控制了企业层面包括资本劳动比、资本产出比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控制变量以及企业人均工资、规模和经营年限控制变量，在P2、P3中我们分别逐步加入了企业出口密集度和行业集中度变量，所有回归均控制企业、年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城市样本中出口退税系数正显著。同样，M1、M2、M3为混合出口企业样本，控制变量加入方式与纯出口企业样本一样，结果显示混合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系数依然正显著，而且混合出口企业的系数略大于纯出口企业，这表明混合出口企业中出口退税对于价格加成的影响要大于纯出口企业。

（四）异质性分析

前文对于基准结果的稳健性做了相关的讨论，接下来笔者从行业市场集中度、企业资本产出比、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出口密集度这几个方面对这一影响作相关的异质性分析。

1. 行业市场集中度。4位数行业赫芬达尔指数反映了行业的集中程度，也反映了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不同的行业集中度也会影响出口退税率对于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笔者按照公式（8）所设计的方法，考察了行业集中度和出口退税率的交互项对于价格加成的影响。表7给出了回归结果，H1、H2笔者没有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其中H1为Pooled OLS回归，H2中笔者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在H3、H4、H5中笔者逐步加入了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和出口密集度变量，并同时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除H2外，其他的交叉项回归结果都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行业集中度越高的行业出口退税率对于價格加成的正向作用越明显。行业集中度越高的行业，其企业有更大的垄断经营势力，因此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更有利于其降低成本，从而提高价格加成率。

2. 企业资本产出比。资本产出比反映了企业的单位产出所需要投入的资本，一般认为单位产出资本投入越大的企业，更有可能面临金融约束，出口退税对于缓解这类企业的作用更大，有可能更能促进其成本加成提升。因此笔者考察了资本产出比与出口退税交互项的影响情况。按照表7的变量加入方法，表8得出了回归结果，除K2外，其他的交叉项回归结果都显著为正，这意味着资本产出比越高的企业其出口退税率对于价格加成的正向作用越明显。

五、机制分析

笔者进一步尝试从企业金融成本的角度来探讨基准回归结果背后的影响机制。李宏亮和谢建国（2018b）[19]利用M-O模型从理论上分析融资约束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机制，认为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其机制认为降低边际成本是融资约束抑制企业成本加成的可能渠道。Brown等（2009）[37]、张杰等（2012）[38]、康志勇（2013）[39]、张璇等（2017）[40]也有类似的研究。程华和王跃生（2019）[41]研究出口退税对于企业金融健康状况的影响，利用企业流动性和负债率衡量的企业的金融健康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出口退税有利于促进企业的金融健康。基于以上的研究，笔者认为出口退税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了企业的价格加成。利用公式（8）设计方法，笔者分别利用应收账款占比、企业流动性和负债率作为企业金融健康状况的代理变量，研究了企业金融健康状况与出口退税率的交互项影响情况。

（一）金融约束

首先笔者参照于红霞等（2011）[42]等方法，用企业的应收账款占销售收入比（lnAR）作为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探讨应收账款占比与出口退税交互项的结果。表9中给出主要的回归结果，F1、F2中没有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其中F1为Pooled OLS回归，F2中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在F3、F4、F5、F6中逐步加入了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出口密集度变量以及行业集中度变量，并同时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除F2外，其他的交叉项回归结果都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融资约束抑制了出口退税对于价格加成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与李宏亮和谢建国（2018b）[19]、程华和王跃生（2019）[41]等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二）流动性约束与负债率

参照Manova和Yu（2016）[24]、程华和王跃生（2019）[41]的研究，笔者使用企业流动性约束和负债率为衡量企业金融健康状况的代理变量，其中企业流动性=（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总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流动资产。同样按照公式（8）的研究设计，我们讨论了流动性、负债率与出口退税交互项的结果。表10结果显示，L1、L2、L3考察流动性与出口退税率的交互项结果，D1、D2、D3考察负债率与出口退税率交互项结果。在控制企业层面主要包括资本劳动比、资本产出比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人均工资、规模和经营年限控制变量的同时，笔者在L2、D2中加入了出口密集度变量，L3、D3中继续控制了行业集中度变量，并同时控制了所有回归的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表10中流动性交互项回归结果都显著为负，这表明同样企业的流动性约束抑制了出口退税对于价格加成的促进作用，而负债率交互项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李宏亮和谢建国（2018b）[19]、程华和王跃生（2019）[41]的研究结论保持了一致，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表9中金融约束变量的回归结果。

六、结论

笔者将出口退税引入M-O模型，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出口退税通过缓解出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研发融资而获得更高的价格加成的影响机制。笔者利用2002—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出口退税与企业价格加成作了详细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基准回归结果中笔者发现，出口退税对于企业价格加成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另外企业资本劳动比、企业规模和行业市场集中度也对于价格加成有促进作用。第二，考虑到内生性问题的存在，笔者分别通过滞后出口退税率、使用2位数行业退税率以及加入城市层面退税率信息来缓解，其实证结果依然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第三，笔者通过区分纯出口企业与混合出口企业样本来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问题，另外考虑了企业资本劳动比、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行业市场集中度和出口密度等因素，结果显示这些因素对于基准回归结果存在异质性影响。第四，在机制检验部分，笔者分别使用应收账款占比、企业流动性和负债率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讨论了融资约束对于基准结果的交互影响情况，结果表明企业的金融约束抑制了出口退税对于价格加成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主要研究价值在于：首先，笔者从融资约束的角度阐明了出口退税对于出口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出口退税和价格加成的研究。其次，笔者利用M-O模型，详细讨论了出口退税对于价格加成的影响机制，扩展和丰富了关于企业价格加成问题的研究。最后，笔者采用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23]的方法测算了企业价格加成率，并检验了出口退税对价格加成的稳健性和异质性。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缓解融资约束是提升企业市场势力和竞争的重要途径，也有利于出口企业提高价格加成，而出口退税政策则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实现这一目标。

参考文献：

[1]Chien H C，Chao C M，Hui C Y. The Effect of Export Tax Rebates on Export Performance：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6（2）：226-235.

[2]Gourdon J， Stephanie M， Sandra P. Incomplete Vat Rebates to Exporters：How Do They Affect China’s Export Performance？[R]. CEPII Working Paper，2014.

[3]Pierce J R，Schott P K.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6（7）：1632-1662.

[4]Chao C，Chou W，Yu E. Export Duty Rebates And Export Performance：Theory And China’s Experience[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1（2）：314-326.

[5]Chao C，Yu E，Yu W. China’s Import Duty Draw Back and VAT Rebate Policies：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6（4）：432-448.

[6]Chandra P，Cheryl L. VAT Rebates and Export Performance In China：Firm Level Evidence[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3（3）：13-22.

[7]謝建国，陈莉莉.出口退税与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一个基于长期均衡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8（5）：3-12.

[8]王孝松，李坤望，包群，谢申祥.出口退税的政策效果评估：来自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2010（4）：47-67.

[9]白重恩，王鑫，钟笑寒.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1（3）：799-820.

[10]范子英，田彬彬.出口退税政策与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J].世界经济，2014（4）：49-68.

[11]刘怡，耿纯，赵仲匡.出口退税政府间分担对产品出口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17（3）：1011-1030.

[12]许和连，王海成.简政放权改革会改善企业出口绩效吗？ ——基于出口退（免）税审批权下放的准自然试验[J].经济研究，2018（3）：157-170.

[13]Elena L. Are Duty Drawbacks on Exports Worth the Hassle[J]. Canadian Economics Association，2007（7）：881-913.

[14]赵书博.出口退税福利效应研究[J].管理世界，2008（5）：166-167.

[15]谢科进，尹冰.我国出口退税率下调政策的局部与一般均衡分析[J].管理世界，2008（9）：168-169.

[16]盛丹，王永进.中国企业低价出口之谜——基于企业加成率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2（5）：8-23.

[17]任曙明，张静.补贴、寻租成本与加成率——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3（10）：118-129.

[18]钱学锋，潘莹，毛海涛.出口退税、企业成本加成与资源误置[J].世界经济，2015（8）：80-106.

[19]李宏亮，谢建国.融资约束与企业成本加成[J].世界经济，2018b（11）：121-144.

[20]Li Z Y，Yu M J. Exports， Productivity， and Credit Constraints：A Firm-Level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13（6）：85-99.

[21]Minetti R，Zhu S C. Credit Constraints and Firm Export：Microeconomic Evidence from Ital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1（2）：109-125.

[22]Manova K. Credit Constraints，Heterogeneous Firms，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2（2）：711-744.

[23]Bastos P，Silva J. The Quality of a Firm's Exports：Where you Export to Matte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0（3）：99-111.

[24]Manova K，Yu Z. How Firms Export：Processing vs.Ordinary Trade with Financial Fric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6（3）：120-137.

[25]De Loecker J，Warzynski F. Markups and Firm-Level Export Statu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6）：2437-2471.

[26]Melitz M J，Ottaviano G I P. Market Size，Trade and Productivity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8（1）：295-316.

[27]Edmond C，Midrigan V，Xu D Y. Competition，Markups，and the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10）：3183-3221.

[28]Brandt L，Van B J，Wang L，Zhang Y. WTO A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9）：2784-2820.

[29]De Loecker J，Goldberg P K，Khandelwal A K，Pavcnik N. Prices， Markups，and TradeReform[J]. Econometrica，2016（2）：445-510.

[30]Yi L，Lin H Y.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arkup Dispersion：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2015（4）：221-253.

[31]裴長洪，高培勇.出口退税与中国对外贸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2]Olley G S，Pakes A.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J].Econometrica，1996（6）：1263-1297.

[33]谢千里，罗斯基，张轶凡.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与收敛[J].经济学（季刊），2008（3）：809-826.

[34]Brandt L，Biesebroeck J V， Zhang Y F.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2（2）：339-351.

[35]李宏亮，谢建国.服务贸易开放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加成率吗——基于制度环境视角的微观数据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8a（7）：28-40.

[36]刘啟仁，黄建忠.产品创新如何影响企业加成率[J].世界经济，2016（11）：28-53.

[37]Brown J R，Fazzari S M，et al. Financing Innovation and Growth：Cash Flow，External Equity and the 1990s R&D Boom[J]. Journal of Finance，2009（1）：151-185.

[38]张杰，郑文平，翟福昕.融资约束影响企业资本劳动比吗？ ——中国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6（3）：1029-1056.

[39]康志勇.融资约束、政府支持与中国本土企业研发投入[J].南开管理评论，2013（5）：61-70.

[40]张璇，刘贝贝，汪婷，李春涛.信贷寻租、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J].经济研究，2017（5）：161-174.

[41]程华，王跃生.出口退税有利于出口企业的金融健康吗？——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J].上海金融，2019（2）：21-29.

[42]于洪霞，龚六堂，陈玉宇.出口固定成本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J].经济研究，2011（4）：55-67.

责任编辑：武玲玲

作者：程华

第6篇：中小出口企业国际贸易融资问题分析

摘 要：在外部以及自身原因的作用下，贸易融资困难成为制约中小出口企业发展的瓶颈，文章通过对中小出口企业贸易融资难问题的成因以及贸易融资渠道的分析，提出应该从企业自身管理、银行金融产品开发、政府提供法律和金融支持方面解决中小出口企业贸易融资问题。

关键词：中小出口企业 国际贸易融资 对策

中小企业的定义一般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类标准，我国采用定量标准，2003年经贸委、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制定了中小企业认定标准，中小企业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雇员人数少于2000人；年销售额低于3亿元；总资产少于4亿元。外贸企业是指从事进出口的企业，在国家规定的注册企业的相关领域内，对合法产品有进出口经营权。它的业务往来重点在国外，通过市场的调研，把国外商品进口到国内来销售，或者收购国内商品销售到国外，从中赚取差价。贸易融资是指在国际贸易中，银行运用结构性短期融资工具，基于货物贸易中的赊销、存货、应收账款等资产进行的融资。

一、中小出口企业资金状况分析

1.外部因素分析。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外进口商信用水平普遍下降，资信评级降低，大部分银行不愿给企业提供信贷融资，贷款满足率相对于金融危机之前大幅下降，中小出口企业资金状况紧张。同时，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中小型出口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增大，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价格优势占领市场的竞争策略难以为继。由于我国中小出口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但数量大，行业内部恶性竞争、无序竞争，对国际标准以及WTO规则不熟悉，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抬头，使得我国中小出口企业，尤其是食品、农产品以及纺织服装等产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比率增加。以上这些因素，都直接或者间接导致我国中小出口企业资金状况严重紧张。

2.内部因素分析。从中小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来看，人民币升值使得企业的筹资成本、运营成本以及投资风险加大。我国的一大批中小出口企业是由外销员投资成立的，他们既是经营者又是管理者，他们虽然拥有客户资源，但是他们对财务管理不够专业，没有将其纳入企业管理范畴；有些中小出口企业意识到财务管理的重要性，但是财务管理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财务控制薄弱，管理粗放。比如，应收账款外汇风险是出口企业最典型的经营风险，但超过50%的中小出口企业经营者认为：老客户没有风险和信用证结算没有风险。据外贸、外汇、银行和保险等部门提供的综合数据情况分析发现，在我国恶意拖欠在我国全部逾期应收境外账款中占到60%，其中70%以上是老客户欠款。据统计，在国际贸易活动中，82%是非信用证交易，其坏账率只有0.25%～0.5%，但我国出口贸易中信用证就算超过60%，坏账率却高达5%。而且中小出口企业缺乏主动控制汇率风险的意识，能够采用远期、期货、期权等金融方式降低风险的能力以及意识都比较低。

二、中小出口企业贸易融资渠道分析

中小出口企业贸易融资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一是在签约后备货阶段，由于买方市场的出现，以及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作用，赊销、应收账款等以卖方承担更大风险的贸易方式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造成卖方在签约后备货阶段存在大量、长时间资金占用的问题。二是在货物出运后至收货阶段。由于货物出运与货款结算存在时间点上的不对称，因而卖方还要承担在这一阶段的资金风险。

1.传统国际贸易融资渠道分析。我国中小出口企业大部分处于创业或成长阶段，还不具备上市条件，直接融资条件不成熟，再加上我国企业发行债券的要求较高，我国大部分中小出口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可能性也不大。间接融资方面，中小出口企业担保比较困难，中小出口企业之间相互担保，一个企业出现问题，其他企业都会受到牵连；中小出口企业的市场风险高但信用相对低，从而使得我国中小出口企业的融资成本过高。以2010年为例，大企业享受基准利率下浮10%的贷款利率，而中小出口企业的贷款利率介于基准利率至上浮20%之间，有些银行上浮利率达到30%，甚至高达40%。这些因素导致我国中小出口企业通过通常渠道获得贸易融资成为不可能。中小出口企业在出口贸易融资中可用渠道有以下几种，下表是对目前常用的几种贸易融资方式的比较。

对上表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打包贷款和出口押汇是在进口商开立信用证的前提下进行的，进口商要承担较高的费用，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口商由于资信不佳导致信用评级下降，则需提供抵押或者担保，加大了进口商的资金成本，银行因为要承担较大的信用风险，开证意愿下降，中小出口企业采用前两种贸易融资方式可行性下降。相对于前两种融资方式，票据贴现、国际保理与福费廷则不存在开证问题，但由于我国中小出口企业规模小，业务主要以金额较小的货物贸易为主，而福费廷主要适合于出口大、中型机器、成套设备，期限较长，金额也以100万美元起做，虽然最近几年推出了小额贸易，但由于费用较高，不适合中小型出口企业进行贸易融资。传统的贸易融资方式只有票据贴现与国际保理更适合于中小出口企业。

2.新国际贸易融资渠道分析。对上表进行分析可见，银行对贸易融资产品的创新方向主要是多元化，多方式，贸易融资与金融工具相结合，一定程度的解决了贸易融资问题，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出口全益达更适合于国际工程项目的贸易融资，对中小出口企业适用性不强，出口汇利达和应收账款收购更适合于中小出口企业，国际组织担保项下贸易融资针对性更强。银行融资产品更适合大中型企业进行贸易融资，真正适合中小出口企业的产品较少。

三、应对中小出口企业贸易融资难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中小出口企业运用传统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不畅通，贸易融资渠道单一，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产品虽有很大进步，但对中小出口企业适用性差，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解决问题。

1.加强自身企业管理和风险规避措施。中小出口企业应将经营与管理分离，由专业的懂得财务管理的人才进行财务管理，将企业出口经营风险纳入财务核算的范畴，加强对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同时运用多种结算方式，避免信用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加强对企业客户的资信调查与管理。运用多种金融方式规避风险，运用远期合约、期权、期货合约合理规避外汇风险。密切银企关系，掌握多种贸易融资方式的使用，同时引进懂得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法律以及WTO规则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熟悉贸易融资方式操作，同时能知悉贸易动态及风险规避方式，为中小出口企业合理规避风险。

2.金融机构加强贸易融资方式的创新。金融机构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帮助企业实现资金结算，更重要的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融通。我国的贸易融资渠道主要是以上所讲几种，方式单一，金融机构加强适合中小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方式创新。同时建立适合于中小出口企业的资信评估机制。目前的评估体系主要适合于大型企业，对中小出口企业的评估标准过高，不适合中小出口企业规模小、额度小、融资需求旺的特点。再者，要构建国际贸易融资的风险管理体系。金融机构不愿意为中小出口企业提供融资的根本原因在于风险不对称，金融机构应运用严格的风险监控方法，对审核后的融资授信额度进行后续监督。

3.政府完善法律法规、提供政府支持。在研究WTO规则及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并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贸易融资法律法规。从短期来看，政府应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充分运用税收优惠等政策对中小出口企业进行间接扶持，出台一些针对中小出口企业贸易融资担保和财政补贴等措施，帮助中小出口企业解决资金问题。从长期来看，政府应加大出口信用保险的扶持力度，推出一些适合于中小出口企业的产品。政府还应采取相应措施，建立出口风险基金，将出口信用保险纳入风险管理体系，鼓励企业采取统保方式提高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 刘健.警惕中小出口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J].国际经济合作，2013（03）

[2] 余秋莹.广东中小出口企业融资难问题探讨[J].特区经济，2012（9）

[3] 刑杰.中小出口企业融资问题研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03）

[4] 黄彬.我国中小出口企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经济纵横，2010（9）

[5] 何伟星.金融危机下中小出口企业贸易融资问题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0（9）

（作者单位：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山西阳泉 045000）（责编：芝荣）

作者：张云芳

第7篇：出口订单融资小结

授信增加xxx万元，为贸易融资项下的出口订单融资。 出口订单融资业务必须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一笔出口订单融资业务只能对应一笔相应的出口订单。

融资期限应根据出口订单的付款期限确定，原则上不超过180天;融资比例根据客户和交易的具体情况确定，原则上不超过出口订单金额的70%。

出口订单融资业务的利率根据市场利率按贸易融资业务利率执行。

按融资金额收取一定比例融资安排手续费。

出口订单融资业务作为贸易融资业务的分项产品，应坚持统一授信的基本原则，取得并占用对卖方的贸易融资及保函授信额度。 对发放的出口订单融资款项各行应实施封闭式管理，贷款支付按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办理。严格掌握企业的生产、备货进度，加强对资金流向的监控和跟踪，确保专款专用。融资款项当中用于采购备货的部分，应由我行凭融资客户提交的采购合同直接支付其上游供货商。

第8篇：出口退税融资方法

出口退税融资受宠

背景： 多年以来，国家政府为鼓励出口贸易，在应税商品出口后的一定期限内会将所收税款退还给出口企业，即出口退税。由于退税手续繁琐且到账周期长(企业自出口报关之日起，到收到出口退税款需要2至6个月的时间)，企业在流转资金的控制上处于被动地位，时常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不乐观的是，银行对出口型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短期融资。 益民宝将运用平台的撮合交易，与专业第三方进出口公司合作，推出最新的稳健型项目“退税宝”。退税宝是基于出口企业报关到收到出口退税款的时间差而设计的产品。由于出口退税款是由国家承诺向出口企业退还的款项，故本产品安全性极高，是稳健型投资者投资理财的绝佳选择。

“退税宝”项目中的所有借款企业都已通过第三方进出口公司，在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完成登记备案，所以出口退税款金额已确定，项目融资金融不高于退税款金额的80%。 借款企业出口退税款金额的到账时间为2至6个月。如“退税宝”项目期限已满，但退税款金额到账时间被延长，第三方进出口公司将先100%本息垫付，并发布新一期“退税宝”项目。另外，国家如果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调整，将设置过渡期，提前对社会公布。于过渡期在税务机关登记备案的退税款项，准予仍按原政策执行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