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代中国音乐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便与周边国家有一些经济文化上的交流，而关于音乐方面的可靠记载则要比其他方面要晚一些。在清朝之前，中国相对开放，不仅在经济上发展可观，在音乐上更曾跻身于世界先进之列。可以说，古代中国的音乐文化对周边国家有很大的影响。
一、对日本雅乐的启示
唐朝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及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向外国学习，并擅于吸收外国文化的优秀之处。因而，唐朝的文化特别是音乐文化空前的繁荣。如此盛世吸引了众多国家派遣使者到中国来进行访问学习，其中要以与日本的交流最具规模和代表性。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由来已久。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遣使者到达中国，经考证在唐朝时正式派出遣唐使便有13次。日本对于中国的音乐非常推崇，当时中国高度发达的音乐理论和思想被日本当作学习的标榜。中国的音乐在唐朝大量传入日本，据日本史书记载，当时传去日本的燕乐乐曲，多达一百多首。也是在这些燕乐的基础上，日本创建了他们现在仍在演奏的雅乐。
虽然日本雅乐也采用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但它的内容却与我国的雅乐迥然不同。日本雅乐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和乐、高丽乐以及唐乐。其中的唐乐便是燕乐。除了燕乐，日本雅乐中还可看到我国散乐的影子。日本对散乐同样很重视，对于以演奏散乐为生的乐人，政府给予一定的保护和奖励。随着日本雅乐的发展，散乐也从宫廷走向日本民间，而后更成为日本乐剧能乐①的源头之一。
“安史之乱”②时，日本停派遣唐使来中国，在国内实施了一系列乐制改革，将传入日本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音乐进行消化吸收，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点的音乐体系。日本雅乐也以现存于世界最古老的音乐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二、对高丽③宮廷音乐的影响
中国与古代朝鲜国土相连，在12世纪之前，关于古代朝鲜音乐方面的记录，大多为中国记录。不论是在古朝鲜的箕子时代还是后来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并立的时代，中国的音乐文化都对古代朝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代朝鲜并没有像日本那样派遣使者到中国来学习，但是却将中国的文化进行大量的引进。与中国音乐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为古代朝鲜的高丽王朝。
高丽王朝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宋、元时期，在公元918年建立，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高丽的宫廷音乐分为雅乐、唐乐和乡乐三大部类。乡乐为古代朝鲜本土音乐，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和古印度的影响。唐乐是中国传入高丽的俗乐，与传入日本的唐乐不同，高丽唐乐的内容直接来源于宋教坊音乐，还融合了宋朝词乐及其他国家的音乐。1116年，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赐予高丽，随后又派遣乐人教其演奏。同时，中国的乐律等也一并传入高丽。高丽成为了唯一基本全部吸收中国宫廷雅乐的国家，中国宫廷雅乐的形式被很好的传承下来。由于高丽以儒学思想为治国理念，雅乐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至今在韩国仍保存着大量的雅乐乐谱。
高丽宫廷音乐的三个部类都有来自中国的音乐。可以说，高丽宫廷音乐的历史，就是对中国音乐进行吸收和消化的历史。但是，古代朝鲜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化也在成长。在高丽王朝之后，唐乐的结构越来越简单，逐渐乡乐化，乡乐在宫廷音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雅乐、唐乐、乡乐三足鼎立的情况渐渐消失。
三、越南传统戏曲音乐的诞生
古代越南自秦朝开始为中国领土，直到十世纪初才成为独立的国家，国名安南，但仍然要向中国政府进贡，直到清朝结束。因此，古代越南的音乐文化一直深受中国影响。据越南史书记载，越南黎朝龙铤王在位时(公元1005- 1009年)，很宠信宋朝的优人寥守忠。可见，戏曲很可能已经开始传入古代越南。元朝时，中国与古代越南发生了三次战争。据越南后黎朝时历史学家吴士连所著的《大越史记全书》④中记载：“先是破唆都时，获优人李元吉，善歌，诸势家少年婢子从习北唱。元吉作古传戏，有西方王母献蟠桃等传。.....我国有传戏始此。”可见，戏曲音乐已大量传入古代越南，并且很可能是越南戏曲音乐的源头。
清朝时，中国的戏曲音乐已发展非常成熟，随着中国人的迁徙中国戏曲再一次进入越南，越南的一些传统戏曲不论形式和内容都多少带些京剧及两广地方戏的痕迹。越南传统戏曲的剧本题材深受中国的影响，有许多直接来自于中国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以及中越两国的历史故事。不仅如此，越南传统戏曲在道具、服装及化妆上，也都借鉴中国戏曲。一些戏曲的伴奏乐器甚至和京剧的基本相同，有的还使用了中国少数民族乐器。越南对于中国音乐文化的吸收是非常全面的，不仅有戏曲音乐，还有乐舞、乐器以及一些音乐思想等等。这种吸收，是建立在深厚的音乐文化交流基础上的，并且这种交流至今还在继续。
随着当今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不同途径接触到各国的音乐形式，音乐文化交流不再困难。不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在接收外来音乐文化的同时，都将本国音乐与之融合，从而产生新的碰撞。音乐无国界，我们不但要继承古代中国灿烂的音乐文化，更要擅于吸收外国音乐之精华，使我国音乐发展越来越辉煌。
注释：
①日本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
②安史之乱是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朝发动的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也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③今朝鲜与韩国。
④《大越史记全书》是越南的编年体通史，以文言汉文编撰完成，是研究越南历史最为重要的史书。
参考文献：
[1]冯文慈著.中外音乐交流史 先秦清末[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07.
[2]阴法鲁.古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问题探讨[J].中国音乐学，1985(01).
[3]王小盾.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上)——越南、韩国篇[J].中国音乐学，2012，02.
[4]王小盾.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中)——日本篇[J].中国音乐学，2012，03.
(指导教师：张奕峥)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作者：罗岚
摘 要：雕塑在整个中国美术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篇章，它的范畴可以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塑开始到清末民间泥彩塑为止。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兵马俑、马踏匈奴、乐山大佛等j经典作品，不能仅仅满足于欣赏它的气势恢宏，而应类比同一时期的雕塑作品，从中挖掘雕塑造型语言的运用形式及其展现出的文化内涵。关键词：雕塑;造型语言;文化内涵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古代雕塑总体上可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时期，雕塑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文化表现形式之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达形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当然，雕塑造型语言的表达形式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与时代统治者所宣扬的社会思想有着密切关联，时代特色总会有意无意地透过艺术作品加以展现，雕塑作为最直观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它的文化内涵总能或多或少的通过它的造型语言进行传达，因此，探究古代雕塑造型语言并剖析其文化内涵就显得十分必要。1
雕塑造型语言的表现形式1.1
雕塑造型语言的艺术特色远古时期新石器时代的雕塑，以陶器为主。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足，器皿主要是供人们生活所需。即便如此，陶器上的雕刻和装饰在今天看来虽显得质朴但却不乏生动性和形象感，因此，原始社会的陶塑是雕塑艺术真正的起源。陶塑高足盆和兽形陶壶、陶鬹等，均将实用性和雕塑的艺术性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时期的陶塑形象概括简练，趣味十足，能够抓住形象本身的特征并将某一特征人为的夸大而不影响整体的生动感。奴隶社会时期的青铜器世界闻名，以三足和四足的鼎居多，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整体上给人一种庄严稳重，屹立不拔的气势。商周时期，象尊、驹尊和牺尊等的出现，是在新石器时期陶器基础上的一种飞跃。夔龙夔凤纹、莲瓣纹、蟠云纹等这些纹饰更加细致规整，趋向写实。象形青铜器延续了新石器时代陶瓷器皿集实用性与雕塑性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但这一时期的玉雕、石雕和陶塑的造型更加丰富多彩，有反映奴隶主和奴隶真实形态的陶俑，也有形象夸张的动物题材。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君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佛教占据了我国封建社会宗教信仰中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雕塑的造型语言除了器形合一之外也有了独立的表现形式，以寺庙雕塑、陵墓雕塑和石窟造像为主。唐朝作为我国封建历史上最繁盛的朝代，雕塑艺术自然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唐朝前期的雕塑造型表现形式还保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奔放不羁，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特点。盛唐时期的雕塑则圆润、敦厚，形神兼备，对于服饰衣纹的处理则连贯、流畅，既能表现出衣服的质感又很有一气呵成的艺术美感。这一时期的石雕、木雕和陶俑均达到了这种声情并茂，追求生动性的同时又不乏形象性的双重高度。1.2
雕塑造型语言的审美特征雕塑造型的审美特征同样与不同时代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生产能力低下，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变幻莫测心生恐惧，对人类的生老病死产生心生疑惑，于是图腾崇拜和巫术等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一些装饰符号和图腾样式在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眼中是充满神秘并值得敬畏的，也是美的一种象征。因此，奴隶社会时期的雕塑造型语言趋向情感的表达，在似与不似之间给人以无限的联想空间。奴隶制社会时期开始出现阶级概念，处于奴隶地位的公奴们按照奴隶主的意图创作各种产品，从玉石雕刻的动作和衣着的区别到铜鼎雕刻纹饰的尊卑显赫，无不展现了这种阶级关系，可见，奴隶制时期雕塑造型的浑朴、庄重和精致，以及雕塑所展现出来的威严神秘的气氛便是奴隶主认为的美。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时期，后代会延续前朝的一些风格，之后再慢慢形成自己朝代的特色。秦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雕塑造型追求神似而不拘于形似，雕塑语言的表达比较纯粹，雕塑手法则简化次要部分，强调重点，注重整体感，注重形体中线的表达。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雕塑在造型上是光华绚丽的，走出了古朴的风格，以一种成熟稳健的美感打动着每一位观者。宋代之后的雕塑造型则趋于世俗化。这些雕塑造型所展现出来的形态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朝代的兴盛与否，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了当时的文化氛围和审美特征。2
雕塑造型语言的文化内涵2.1
原始社会时期的文化内涵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彩陶雕塑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精华。彩陶雕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也被赋予了一些特殊的功能，是“实用”器皿，也是精神生活的寄托，具有象征意义。另外，中国传统雕塑性陶艺，离不开巫术图腾活动，在原始社会生活中巫术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原始巫术相信万物之间有种神秘的联系，是“泛神论”的。在巫术活动中，符号是神秘世界的象征，包括图腾、占卜、祭祀、装饰符号等，在这种神秘氛围的引导下原始人类产生了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等巫术活动和与此相对应的雕塑性陶艺。2.2
奴隶制社会时期的文化内涵奴隶制社会时期的雕塑造型材质和题材较为丰富，有石雕、玉雕和陶塑各种人像、鸟兽以及虎纹磬等“人物的发型服饰各不相同，有的跽坐戴冠，有的赤足盘发，衣纹清晰，腰带紧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陶塑奴隶囚徒俑，双手被反缚，脖上带枷锁，身躯也像是用绳子捆绑着，虽然造型手法上略顯粗糙，但从神态上可以看出它坚强不屈，昂首激愤的情感活动。这一陶塑反映了当时奴隶生殉的残暴制度以及奴隶内心不屈的反抗精神。我们所熟知的青铜器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种既是实用器皿又是雕塑造型的艺术品，上面的浮雕和纹络一方面表现了工奴奴隶手工工艺的精巧细致，另一方面反映了奴隶主阶层追求奢华、大气的社会风尚。2.3
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化内涵封建社会时期的雕塑造型追随着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不断演变，秦代的兵马俑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占据着及其重要的地位，它的产生与社会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陶俑代替了残酷的人殉，之后各朝各代的皇陵都出土了大量的雕塑陪葬品。此外，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宣扬佛学，寺庙雕塑中的观音、菩萨、力士、罗汉成了古代雕塑工匠创作的主要题材，随着盛唐的结束，封建社会渐渐走向下坡路，到了元明清时期，建筑装饰及雕塑小品这种可以为人们生活服务的雕塑造型成为主流，一些神话题材的雕塑造型已无法超越前代。宏观来看，雕塑造型语言归于世俗和生活化的走向正反映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3
总结中国古代雕塑的绚丽多彩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我们在欣赏雕塑造型的同时应联系当时的社会情况进行分析，思考雕塑造型语言的特色、审美特征及其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能透过雕塑本身去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参考文献：[1]
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2012.[2] 蒲松年.中国美术史[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3]
王宏建.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4] 彭吉象.中国艺术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支林 胡雪
自20世纪70代年末我国的法律语言研究开展以来，大批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科学体系的专著、教材出版面世。如刘愫贞主编的《法律语言：立法与司法的艺术》，宁致远、刘永章的《法律文书的语言运用》，许秋荣等人的《法律语言修辞》，余致纯主编的《法律语言学》，潘庆云的《法律语言艺术》，王洁主编的《法律语言学教程》，华尔赓等人的《法律语言概念》，陈炯的《法律语言学概述》，李振宇的《法律语言学初探》，姜剑云的《法律语言与言语研究》，彭京宜主编的《法律语用教程》等等。在大量法学著作里也都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法律语言的问题，诸如吴大英、任允正的《比较立法学》，吴大英、刘瀚等人的《中国社会主义立法问题》，高铭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孕育与诞生的过程》，谷安梁主编的《立法学》等著作。且令人瞩目的是：在20世纪西方学术界浩浩荡荡的“语言学转向”思潮的影响下，国内法律语言学界也开始关注法律语言的研究转向，专家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法律语言。法律语言与哲学、法律语用学、法律语言逻辑学、法律语言修辞学、法律语言语音学、法律语言心理学、法律语言与文化、法律语言方言学、法律语言语义学等法律语言学理论研究以及法庭语言研究、法庭翻译、专家作证、法律双语和多语研究等法律语言语用研究，开拓了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其中法律语言与法律文化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也试从文化角度浅谈中国古代法律语言。
法律语言包括各种表述法律规范的立法语言和为诉讼活动、非诉讼的法律事务服务的司法语言。从性质上来说，一方面它从属于法律。而法律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统、习惯等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埃尔曼认为“法律移植是将某些制度和规范从一种文化移至另一种文化。”法律文化依赖于一种久远的历史习惯和传统，是一个民族长期的生活方式、宗教伦理、思维方式等的沉淀和凝结，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民族性，深深地融会于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中”，受民族文化的深层次的影响。法律语言正是这种法律文化的载体，因此法律语言是法律文化的重要构件，是法律文化赖以形成和传承的形式与手段；同时，法律文化又是法律语言存在的背景条件，它无时无刻不对法律语言进行着渗透和控制。另一方面，法律语言又受语言特性的制约。它是民族共同语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服务于一切法律活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色的语言。也可以说法律语言实际上是在行业上、专业上特殊的使用主体、特定的使用范围以及特有的使用效果形成的民族共同语的变体——法律语言这种变体。因此法律语言作为共同语的一种特殊功能变体，就语言本体研究而言，又有语言学自身的制约要素，它本身并不具备完全独立于母语的语言体系。它必须服从于母语、受制于母语。而语言是特定的民族文化形式表达思想的工具，是特定的历史文化产物，语言的文化性是语言与生俱来的一种属性。语言学者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一种主宰人类发展模式和历史背景差异的“看不见的手”。关于语言的文化意义德国哲学家莱布切尼茨曾云：“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因此作为语言范畴里的法律语言受传统的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的法律语言。从这两方面来说任何一种法律语言都是与社会文化分不开的。中国语境里的古代法律语言与世界其他民族法律语言不尽相同。它是受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语言，而且这种特色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现代的法律语言。
首先，对中国法律语言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因素即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思维模式等文化传统。从古至今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和谐地统一的这种哲学理念，体现到社会制度上就是重整体而轻个体的思想。在以“礼”为纲，讲究自然血亲的宗法社会的中国，君主思想占主导地位，“君君臣臣”，江山社稷即国家，“国”即“君”即“家”。因此国君的圣旨、官方的命令就是国家的法律，个体须无条件服从，形成一种“家国不分”、“礼法并用”、“重义轻利”等义务本位的宗法制模式。这种政令合一的官本位思想使诉讼活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保障，而只能靠“明君”、“青天老爷”——清官廉官的出现，导致法律的伸缩空间很大。因此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法律语言运用上表现出用词简约、表达空泛、指示模糊的倾向，以我国早期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刑书《吕刑》中的一段为例说明：
“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唯官，唯反，唯内，唯货，唯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
这段引文句子形式是四字句，之间没有关联词语，仅凭内在语义联系，此种句法称为表达中的意合现象。当然这也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归纳而轻分析的思维方式分不开的。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上也是简约、经济。汉语用关键性词语去负载全句的意义，把非关键性词语去掉，而把整句浓缩成四字语来表义。四字句具有短促明快、灵活多变、表现力强、言简意赅、含义丰赡的特点，用在文学语言里使文学形象产生简约、内涵丰富的特点，用在法律语言里不仅使法律表述具有极强的弹性，而且这种严整的四字格还显示出“王命”不可违、法律不可疑的威严来。因此这种表达方式非常普遍地存在古代法律语言里。《吕刑》的四字语对后世法律语言影响极其深远，这种影响不仅在四字格这种句形上，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式所蕴含的内涵成为后世法律语言运用的一种境界追求。例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南齐书日录序》中说：“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法律语言必须“至约”，凝炼简明，有以简驭繁的语言运用能力。至今，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法律语言简约、模糊的风格仍影响着现代的法律语言。例如，我国立法以简约为上的传统和立法“宜粗不宜细”基本方针的影响，使我国刑法中出现了一些非逻辑、模糊性的现象。可以说具有准确精炼庄重的规范化要求的现代法律语言，也是精确与模糊矛盾地并存着。与中国法律语言相比，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西方语言大多是曲折语，其特点是严谨，表现为主语与谓语，形容词修饰语与中心语的结合要求一致严格的关系，动词对它所支配的宾语也有特定一致的要求。正是这种形式，使得西方语言在表述严谨、复杂的法律内容的时候得心应手。而中国法律语言在这方面则有些距离。
其次，在谈法律语言问题时，不能不探讨汉字对它的巨大影响。作为汉语最基本单位的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法律语言的物质载体。它以音形义兼记的方式存在，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具有表音和表意功能的文字，表达词义简洁、构词灵活，其字形能引起人们的想象和联想。因此由这种汉字构成的汉语形成了语义意合特质以及模糊表达等规制，合生出“文约而事丰”的文风。这种文风正与上述传统哲学思想形成的文风吻合。
再次，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产生一批独特的法律词汇和概念术语。中国古代君权至上，君权代表国家的意志，“权”即“法”，从战国李悝著《法经》以来，便民刑不分、诸法合体。而实际上，在国人眼中，“刑法之源本乎礼教”，“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把法视同为刑，“法”即“刑”，“刑”即“法”。中国古代的法治其实就是一种“刑治”。法律是以“禁令、刑罚、命令”形式出现和存在的，所以一种“杀伐”之气时常流露在法律语言中，形成独特的法律词汇和概念术语，而且表现这种“杀伐”的中国法律语言，也总是凸显出一种高昂的“政治热情”：律、令、科、比、五刑、五听、狱、判、囹圄、录囚、八议、城旦、鬼薪、凌迟、车裂、腰斩等概念记录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固有的特征。潘庆云认为“汉语法律词汇发展的过程是旧质要素不断消亡和新质要素不断产生的过程，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随着法律制度的演变，法律旧词语如：“昏”“墨”“廷杖”“车裂”“流”等逐渐被淘汰消亡，新的词语逐渐产生，但现代法律语言词库里仍有一些法律词语保留着其旧有的含义和色彩。如：古代多指“狱讼”“讼案”的“狱”，现代法律语言中仍存在，指称“监狱”。
总之，传统文化孕育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法律语言。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文化的衍变，我国现代法律语言与古代法律语言相比有了巨大变化，而且我国现代法律语言在中外法律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实现了它的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法律语言就和古代法律语言完全断裂。一种传统文化，总是一种现代文化的历史渊源，而现代文化也总是传统文化的历史延伸，法律语言及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经历了若干年漫长岁月积累而成的文化成果。研究现代法律语言离不开与传统法律语言及法律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还需要更深入地进行研究。
（王灵芝，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作者：王灵芝
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习惯风俗, 礼制是礼的制度化, 古礼的内容包括典章制度和人们日常的行为、仪节和举止规范, 礼又可分为古代政治礼仪和古代生活礼仪，礼具有文治和教化的功能。在礼形成的过程中孔子的礼仪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礼仪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应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从交际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人际交往中适用的一种艺术，一种交际方式或交际方法。是人际交 往中约定俗成的示人以尊重、友好的习惯做法。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在人际交往中进行相互沟通的技巧。
在古代，礼主要是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它主要包括这样几个含义：
(1)礼是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
(2)礼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规范
(3)礼是国家制度，治国的工具
礼仪起源众说不一，其中礼起源于祀神之说被广为接受。中国的礼仪习俗形成最早 ,大约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后期 ,兴盛于整个新石器时代 ,而文字只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产物。而且礼仪最早产生于祭祀活动 ,礼仪形式一出现就受到神权的保护而迅速扩展 ,几乎充斥在原始人的所有活动中。礼仪规则的推行不仅靠舆论的力量 ,而且依靠神权的后盾。因此 ,礼仪在中国出现后很快即走向成熟。在文字出现以前 ,人们就是靠成熟的礼仪系统来传承文化 ,通过集体的舞蹈、 歌唱、 祈祷等各种礼仪活动 ,把生产的操作、 知识的传递、 信仰的感应融汇进去。人们就是在这种礼仪的活动中 ,一代一代地传递经验、 知识、 信仰。文化的积累 ,就是这样一代一代通过礼仪的传承达到的。
儒家的礼仪观。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称“圣人”。孔子一生提倡“礼”，他所提倡的“礼”在继承周礼的基础上有很大变化，在他的弟子整理而成的《论语》中，孔子讲“礼”有72处之多，其中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1)礼是判定社会成员一切言行的道德规范。
(2)礼是治国安邦的基本法度。
(3)礼是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
(4)礼是个人践行的自觉要求。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既需要革命变革，又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和正常的秩序。建立这种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就必须要用各种社会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实行社会控制。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秩序，因此，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社会控制，没有控制就没有秩序。礼是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它不仅表现为政治制度、法律规范，而且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遵循的伦理规范。它以伦理道德的形式对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行指导，使人从内心接受礼的精神、遵循礼的要求、符合礼的规范。它既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宦游的文化情结
摘要
文章对“宦游”这一中国旅游文化中的特殊现象的定义、特点、类型以及其出现的思想根源分析了“宦游”对中国旅游文学的影响，肯定了古代宦游文人性格中坚韧和积极乐观的方面。
关键词：宦游 旅游文化 诗歌
从《诗经》中的远游思念到《离骚》中屈原的故国之思，从李白的“不知何处是故乡”到刘禹锡、柳宗元的“二十三年弃置身”。那份离乡的哀怨就一直萦绕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上。从马致远的“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刘长卿的“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再到李商隐的“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这份哀怨愈加直白明显。
中国历来讲究安土重迁，然而当古代文人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后，他们注定有朝一日将毫不犹豫地远走高飞，去历练，去宦游。他们游学、做官、升迁或者被贬流放„„历经沧桑，从此，故乡成为他们永远的牵挂，庙堂之高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他们伤感、哀怨、游移„„然而，他们的一生，最终将由他们的诗词记录，让世人来见证那段有他们参与的历史。
何谓宦游?由先秦的游说之旅复兴流变而来的宦游是指士人为谋取一官半职，离乡去国;或奔赴京都;或直谒宫门，毛遂自荐;或拜谒权贵，借力晋身;或广交朋友，沽名钓誉所形成的旅游。我国古代的宦游历史悠久，有官吏依赖就又关于宦游的记载。《诗经》所云：“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实命不同。”古代宦游目的明确，虽为游历，但是中心目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许多文人士大夫的游记文学中，往往以优美的文字描述自然风光，游赏之乐，但在其结尾处往往明确的表明心中抱负或借景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渴求被重用的心情。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等。
为什么宦游?什么样的信念使着这些多愁善感的文人倔强的抑制自己还乡的冲动，是什么样的力量阻挡着他们回乡的车船?正如高适在《送蹇秀才赴临光朓》中所云：“帐望日千里，如何今二毛。犹思阳谷去，若厌陇山高，倚马见雄笔，随身唯宝刀。料君终自致，勋生在临朓。”又如李白曾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或许还如辛弃疾说的那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为天下需要每一个读书人的才华和力量去治理，为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可以供人瞻仰的名字。在他们心中，自然分得清个人愁苦与天下兴亡孰轻孰重，可是，他们又是如此多情。家乡的温情，父母的叮咛，还有妻儿的期盼，尤其当他们遇到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他们被打击，被贬谪，被流放„„所有他们的经历，他们丰富的情感体验使得他们的“宦游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力度放异彩的一支艺术之花，而那些他们用生命谱成的无韵离骚则为中国记录了点滴。
宦游的产生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经时济世，学以致用”、“格物致知”和道家“无为”、“逍遥游”思想共同的结果。孔子在《论语》中谈到士子应该“学而优则仕”，提倡士子积极入世，为辅佐君主，匡扶社稷做贡献。同时，孔子本人历时十余年率弟子游历齐、魏、郑、曹、宋、陈等多个国家，对后世的文人宦游起到了重大的影响。道家学说提倡“无为”、“逍遥游”的观点。道家思想认为旅游是不带任何功利意味的游戏游乐，旅游者应该以从中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为目的。这一观点，对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宦游活动影响也十分深远。当他们仕途失意的时候，往往寄情于山水之间，他们会追求率性自由，参悟人生真谛，化解心中的郁闷无奈。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写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带着这种心境，他才能在黄州的人生低谷时唱出“羽化而登仙”“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昂扬的调子。可以说，文人的这些羁旅诗歌不仅是他们人生的写照，更是当时所处时代的投影。
可以说，中国的古代文学因为文人宦游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历代名人的宦游使得此后旅游主体以及旅游观念有了变化和更新。人们开始承认旅游具有个人审美和调适的功能，具有文化色彩的文人宦游还发展了游览艺术和旅游审美意识。旅游文学愈加丰富多彩，如王维“空山新雨后”、“山色有无中”的虚实写法，“声喧乱石中，色静深山里”的动静写法，“白云回望合，青霭人看无”的光色的细致体察和描述。旅游文学推动着旅游业的发展，而这些名篇游记更是将名山明水推向大众。
纵观中国的旅游文学，因宦游而成的羁旅的诗歌创作，其情真，其意深。常常是文人由眼前所见抒发感想，又在对于人生亲历、思考之后转向积极上进的人生态度。时间与空间，人生归宿与国家政治，眼前之景与故国之思，满腹情愫扭结升华，构成一片特有的历史气象。宦游文学也反映着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民族心理、在家与国之间漂流的中国文人，尽管有不尽的忧愁，有不尽的痛苦，但是他们为了心中的信念自觉抑制思乡之痛，忍受流离之苦的精神，值得我们对其产生敬意。
摘要：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中华各族人民几千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注重色、香、味、意、形的中国菜特点;在与外域的友好交流中不断丰富着自己的饮食文化，并深深影响着东亚地区的饮食文化。 关键字：饮食文化 餐制 主食
中国有句俗语：民以食为天。在人们对吃的孜孜追求的几千年里，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中国也获得了“烹饪王国”的美誉，成为世界三大美食国之一。由于笔者对美食有着特别的喜好，所以想结合中国古代历史，谈谈我国饮食文化的演变。
一、先秦时期四大菜系的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南北两地各自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差异渐显，北方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地方风味菜鲁菜;南方，占有“鱼米之乡”的楚人利用优越的自然资源，再与南夷特色相结合，形成了苏菜的雏形。
而在西部，李冰治水后的“天府之国”吸引了大量移民，与古蜀国的饮食习俗相结合，形成了川菜的雏形。相比之下，粤菜的出现相对较晚，汉高祖被册封为越南王时，利用珠江三角洲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可供食用的动植物品种繁多，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优势，建立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饮食比较发达，使“飞、潜、动、植”皆为佳肴，并流传至今，形兼收并蓄的饮食风尚，产生了粤菜。
二、秦汉的饮食文化——中华饮食文化形成时期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期，整个中华民族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态势，此间我们与外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引进了繁多的食物品种。张骞出使西域后，通过丝绸之路引进了石榴、葡萄、胡桃、西瓜等水果，黄瓜、菠菜、胡萝卜、芹菜、扁豆、大葱等蔬菜，丰富了我们的饮食文化。
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豆腐也在此时被端上饭桌，据史料《本草纲目》的记载是刘姓嫡亲淮南王刘安首创。另外，我现在常用的酱油、豉、醋等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东汉的豆豉应经开始大量产生，人工酿造的食醋也是在汉代产生的，当时称为“酢”。酱油则称之为清酱。
餐饮礼仪也随之建立起来了，比如如果有客人在调和菜汤，主人就要道歉，说是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说是备办的食物不够。吃饭完毕，客人应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债物的碟子交给旁边伺侯的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品尝美食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所以很多繁文缛节在当今社会已经不讲究了。
三、饮食文化的高峰——唐宋
作为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饮食文化在发达繁荣，兼容并包的唐宋自然也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达到一个高峰。
唐代，麦、稻的地位逐渐上升。唐初期，麦作为一种主粮是比较奢侈的，且被认为是“杂种”。唐代中期以后，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饼食的普及，对麦作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的“两税法”已明确将麦作为征收的对象，麦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宋代的主粮跟唐代大同小异，只是稻子变得越发重要，最终取得了现代作为中国主要谷物的地位。
过分讲究饮食的现象也尤唐为甚，菜肴分高、中、低三个档次。高档为宫廷宴用菜，最有名的要数烧尾宴了，烧尾宴是指士人刚做官或做官得到升迁，为应付亲朋同僚祝贺，必须请一顿饭。尚书令左仆射韦巨源在家设“烧尾”宴请唐中宗，肴馔丰美，世所罕见;宴会上的58道菜可以说是唐代市场上高档菜的代表。李公羹是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创制的保健食品，用珍玉、宝珠、雄黄、朱砂、海贝煎汁，每杯羹费钱三万!
1 相比宫廷菜的极尽奢华，中档的官吏日用菜稍显亲民，嫩肉爆炒浑羊殁忽生羊脍葫芦鸡 热洛河则是由于安禄山与哥舒翰不和，唐玄宗为调和二人关系，用鹿血煎鹿肠制成“热洛河”，令二人食用，希望二人亲热和睦。
我们发现我国古代的上层社会的饮食之所以奢华考究，主要是因为选材珍贵，有些甚至是世界稀有，显然这些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消受的起的，然而俗话说劳动人民的智慧是强大的，市民普遍用菜价格低品位不低，还可达到食疗的效果，千金圆是孙思邈首创的食疗用品，用黄豆芽制成丸子形状，可供妇女怀孕后期服用，以利于产时分娩。百岁羹是荠菜汤，据说有益寿功效，所以人们都爱饮。
现代人总觉得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因而人人往往误认为宋代的经济相较稍逊，其实宋代的商业远比唐朝繁荣，唐代饮食业的营业时间基本局限在白天，也就是说晚上就是一片“黑灯瞎火”的景象，这种严格控制商铺空间和时间的坊市制度严重阻碍了饮食业的发展。宋朝废除了坊市制度，夜市非常盛行，使人们的休闲饮食娱乐大大丰富起来。此时不但出现了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郑家油饼、湖上鱼羹等著名风味食品，而且还注重食品的形象和包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生动的刻画了宋人的热闹非凡的市井风貌。
四、走向成熟的明清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衰弱的时期，此时政治上中央集权增大，专制皇权空前升级，以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为标志达到顶峰，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失去兼容并包的精神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被扼杀在摇篮。文化上，政府严格控制言论，八股取士，许多文人为逃避现实，乐于从事饮食，游山玩水、吃遍天下饕餮盛宴，达到空前高涨时期;同时又混入满蒙的特点，饮食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北方黄河流域小麦的比例大辐度增加，面成北方的主食，明代又一次大规模引进马铃薯，甘薯;人工畜养的畜禽成为肉食主要来源。
至高无上的宫廷皇族及贵族为了显示其尊贵无比的地位，在饮食上也是标新立异。满汉全席是满汉两族风味肴馔兼用的盛大宫廷筵席，表明尊重两民族的文化习俗，喻义着满汉一家。满汉全席达到清代宫廷菜宴的极致，从不同的场合可分为(1)廷臣宴，是时由皇帝亲点大学士，九卿中有功勋者参加，固兴宴者荣殊，皇帝籍此施恩来拢络属臣(2)万寿宴，帝王的寿诞宴，后妃王公，文武百官，无不以进寿献寿礼为荣(3)千叟宴，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乾隆五十年于乾清宫举行千叟宴，与宴者三千人，即席用柏梁体选百联句„„ 而著名的贵族菜要数谭家菜了。其肴馔集南北烹饪之大成，既属广东系列，又有浓郁的北京风味，在清末民初的北京享有很高声誉。谭家菜的特点是选材用料范围广泛，制作技艺奇异巧妙，尤以烹饪各种海味为著。调味讲究原汁原味，以甜提鲜，以咸引香;讲究下料狠，火候足。
老百姓的食谱就相形见绌了，小说《金瓶梅》侧面反映出了明代中等家庭的饮食状况：早餐中餐为简单的点心，以粥、烧饼、馒头及各种饼类为主。副食方面有煎面筋、酱菜类和荤食如鸡肉、鸡蛋等，韭菜和蒜的食用当时也很普遍。
五、中国饮食文化特点和弊端
纵观历代饮食风貌，我们不难看出博大精深特立独行的古代传统饮食文化与西方相对粗糙的饮食的千差万别。其特点有如下：
第一，风味多样，四季有别。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有来自甘肃的大学同学就告诉我，他们那儿说“吃饭”其实不是我们认为的吃米饭，就是“吃面”。一年四季，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
第二，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就算是一个红萝卜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
2 第三，饮食结构有一定科学性。农耕文明下人们以五谷为主食，多食蔬菜少肉类，保障了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摄取，有效预防了肥胖症引发的疾病。而西方菜以肉食为主，近来兴起的快餐文化也使他们的体型变得臃肿，肥胖人群与日俱增。
第四，饮食与各个文化领域相联系，使自身富有品味情趣。饮食与手工业起源发展密切相关，如陶瓷的产生是因饮食的需要，产生了陶瓷文化。礼仪源于饮食，《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文学艺术源于饮食，赋诗也是在宴饮中的文化内涵之一，将古诗句引入菜肴名称可谓出神入化、雅俗共赏，如“叫化鸡”“龙凤呈祥”“东坡肉”“蚂蚁上树”。记得十年前播出的《还珠格格》中，紫薇将一根啃过的大骨头称为“凤凰台上凤凰游”，引得群臣一阵赞叹。可见菜品的欣赏与诗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
第六，饮食与政治联系，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寓意。据说伊尹借“五味”“调和”向商王阐述如何成为“天子”的“圣王之道”。韩非子也认为治理大国要十分小心谨慎，如同烹饪小鱼那样不可随便搅动之。古礼规定统治阶级按照不同等级享受不同的肉食，士以上可以享受公家供应的肉食，故将统治者称为“肉食者”。而老百姓一年只有重大节日或祭祖祀神的时候才能够吃肉，所以平民为“蔬食者”。
不过按照马克思唯物论的思想，任何事物要都辩证的看待，我们的饮食文化同样存在一些弊端。合食制就是一个典型，原来汉唐时期继承先秦的传统，基本上是采用分食制的，这种食制对于减少交叉传染疾病，维护人民健康是有利的。但是，到了唐代后期被合食制取代，这对于人民健康非常不利。尽管今天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合食制的弊端，但是改起来还是很困难。
此外，汉唐时期已经出现刻意追求珍奇异食的现象。除了一般的鱼肉类之外，还追求如“封熊之蹯，翰音之跖，燕髀猩唇，髦残象白。”为此，他们不惜大量捕杀珍禽异兽，食其珍美部分，从而为珍稀动物的灭绝、生态平衡的破坏种下了祸根。
公费奢侈吃喝也是一个突出现象。封建官吏自上而下公费吃喝成风，鱼肉人民。信修明在《宫廷琐记》中记录了慈禧太后的一个食单，其中仅燕窝的菜肴就有六种。据传慈禧仅在从北京至奉天的火车上，用以准备御膳的车厢就占四节，上有“炉灶五十座”“厨子下手五十人”，每顿饭都要一百余种菜色。令人瞠目结舌。
作为通过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代饮食文化的学习让我对中国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更加的以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感到骄傲自豪。我相信中国饮食文化会继承传统饮食文化的精华，摒弃糟粕，不断创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1] 黎虎:《略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2]电子教材《第七章 中国饮食文化》 [3]百度百科“中国饮食文化”
[4] 刘朴兵：《略论唐宋饮食文化的差异》
刘思余 08金双2班 40804586 2010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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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非常悠久，自《诗经》以来，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进入战国以后，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文学倾向、文学主流。“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部中国文学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中国诗歌发展史，即使杂剧和小说滥觞的明清两代，诗歌也从未衰退。诗歌真实记载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显示了我们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广泛的审美情趣。虽然现在时代已经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正在走进高科技时代、网络时代，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载体之一的古典诗词并未过时，它如同昨夜璀璨的星辰，在今夜，在明夜依然会熠熠生辉，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历代民间作者和文人学士发挥才情 睿智创作出的诗词佳作，不仅在今天建设现代精神文明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
中国古典诗词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些表现作者人格魅力、高尚情操、智慧理性的作品，对学生产生着深刻的思想启迪和道德熏陶作用;那些情景交融、意境优美的妙诗佳词，在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文化艺术修养方面，起着潜移默化、摇情移性的影响。这里，我们偏重于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探讨问题。古典诗词的艺术特征千姿百态，谁也无法对其艺术成就进行全面的概括和总结，在此仅选择意境美和语言美两个方面，作为鉴赏古典诗词的切入点。
意 境 美
意境是从我国抒情文学创作传统中锤炼出来的审美范畴。也是鉴赏诗词首先要注意的。所谓意境，古代诗论家又称“境界”，是指作品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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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的生活画面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综合的艺术氛围，能使欣赏者通过想像和联想，如身临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或得到美的感悟。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言：“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凡有意境者，均是意与境浑，心与物共，情思与景物交融的作品。如杜甫《登高》的前四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它像是一组空境头，只有景物转换而不见人，但却无处不在写人。尤其是“无边落木”一联，写江边秋景，气象阔大，作者将三峡秋季特征的典型景物，捕捉入诗，不但形象鲜明，使人读了如身临其境，而所展示的境界，也极雄浑高远，饱含了诗人的无穷情思，形成了情景交融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
有意境的诗，都是有“韵味”的诗。一首诗要有隽永的诗味，就不能只有表象的简单含意，而是要有“韵外之致”。例如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并没有很具体的形象，但因在其中表现了“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无穷时空感，透露出“壮志难酬”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深沉复杂心情，它的韵外之致就非常丰富，令人味之无穷。至于李商隐以《锦瑟》为代表的“无题诗”，更是通过既鲜明又朦胧的意象，曲折地表现了一种深层错综的情思，可算是韵外之致的典型之作了。
如何鉴赏有意境的诗词，涉及到作者、作品和读者。因为从创作与欣赏的角度看，三者总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陆机有“意不称物，文不逮意”②之叹。作者的情志，能否在作品中得到完全的表现?不一定。而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又是艺术的深层结构，语言意象是它的表层结构，读者通过表层的语言艺术，能否完全解开深层结构中的奥秘?还是不一定。但有意境的作品往往能使读者于微尘中见大千，有限中见无限，从而给人们的想像力留下无穷的余地。在诗词鉴赏过程中，读者总是以自 2
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继续在作品中驰骋自己的想像。人的想像力，往后看表现为一种回忆，往前看，表现为一种幻想。好诗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回忆、回味，是因为诗中的情景与意蕴与欣赏者的人生阅历和生活感受有了某些契合之点，感到这诗先得我心，有一种知音之感，读后可产生一种类似“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美感陶醉!人们之所以喜欢幻想，是期望从日常生活的繁琐与争纷中得到某种暂时的解脱，在艺术美的幻境中享受思想的自由。作者想到的可以想，作者想不到的，也可以补充发挥。从这个角度看，诗词鉴赏也是一种创造活动。它使诗词的深层含义日益丰富，异彩焕发，大大延伸了诗词的活力。
古典诗词的意境是繁富多样的。或雄奇阔大，或旷放开朗，或苍凉悲壮;或清新素雅，或淡泊静谧，或浓艳瑰丽。但以上类型不外乎可归入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大类。李白之诗、苏轼、辛弃疾之词属前类，其所描写的意境，或崇山峻崖，横绝太空，或如大江横前，浪涛汹涌，或如迅雷疾电，走风连云。凡此种种，往往以雄伟、粗犷、有力、奇异等感性形象给人一强烈刺激，从而使人从中吸取强大的精神力量，获得一种振奋的激荡和崇高的美感。王维之诗、柳永、李清照之词属于阴柔之美，其描写的意境，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静谧空灵，清丽婉转。此类作品长于抒发精美幽深之情，常以小巧、轻盈、柔和、典雅等感性形象，直接引起人们精神的愉悦。从古至今，我国青年男女卿卿我我的恋情，文人淑女多愁善感、嗟离伤别之心理气质，“以艳为美”、“以柔为美”的审美观念，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类作品的影响。由此可见，鉴赏古典诗词，必须把握作品的整体意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领会作品的艺术魅力之所以在，也才能真正从中获得美的妙悟。
语 言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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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诗歌又是文学中最精粹的语言。要在短小的篇幅内表现丰富的内容，诗词的语言必须凝炼生动;要创造传达出含蓄隽永的艺术境界，诗词语言必须富于形象性和表现力。古典诗词中的许多佳作名句流传千古，其艺术魅力久盛不衰固然有内容、技法乃至风格等因素，但都必先得力于语言的表现。语言之美，主要美在色彩、凝炼、音乐诸方面。
古典诗词的语言色彩美主要表现在对物象形、色的描绘上。诗人对色彩的敏感并不亚于画家，不过因为诗笔和画笔的不同，在对色彩的反映上和诉之于欣赏者的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诗词虽然不能像绘画那样直观地再现色彩，却可以通过语言的描写，唤起读者相应的联想和情绪体验。白居易回忆江南春色之美，写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杨万里赞美西湖荷花的风韵，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蒋捷在一首词中写秋天清晨篱落间的景色之美，有句云：“月有微黄禽无影，挂牵牛数朵青花小，秋太淡，添红枣。”这些佳句都是用对比色，使画面十分绚丽，作者的情感也表现得明朗而热烈。有时诗人运用色彩的对比，就像电影镜头一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抒情氛围。如司空曙的诗句：“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从秋雨飘零的黄叶，切入寒灯下白头的客子，萧瑟的秋景与诗人悲苦的情怀都寄寓在色彩对比和转换的镜头中了。
另外，色彩的组合，往往给作品带来浓郁的画意和鲜明的节奏。杜甫的名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将黄、翠、白、青四种颜色点缀得错落有致;而且由点到线，向着无限的空间延伸，画面静中有动，富有鲜明的立体节奏感。在这里，明丽的色彩组合，可以说是“着色的情感”，绘出了诗人舒展开阔的心境。好的诗作，往往产生这样的艺术效果：读出来是诗，脑海里出现的则是画。这主要得力于诗词语言对色彩的形象描绘和引发读者联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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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语言凝炼美主要表现在用词凝炼厚重，言简意赅。古人写诗填词，讲究锤炼字面，凡在关键之处炼得好字，使全句游龙飞动，令人意驰心动的，便是所谓“诗眼”、“词眼”。谢眺“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柳恽“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王籍“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等等，锤字炼句得其神韵，历来传为美淡。而“识”、“辨”、“下”、“飞”、“静”、“幽”等，都不失为句中之眼，起着画龙点睛的传神作用。
诗眼、词眼关乎诗意的精确。如齐已咏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将“数枝”改为“一枝”，使“一支”与“早”意丝丝入扣。齐已因此拜郑谷为“一字师”，传为佳话。另外，词类的活用，有时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蒋捷《一剪梅》写道：“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形容词“红”、“绿”用作使动词。词人通过樱桃变红，蕉叶转绿的动态，抒写了对时光流逝的惋惜。如果“红”“绿”仍作形容词用，写成“樱桃红，芭蕉绿”，就会毫无新意，味同嚼蜡。再如《红楼梦》48回记香菱学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二句后的感想：“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道出了王维用词的确切和形象。此二联像一幅巨大的风景画，形象地描绘了塞外辽阔苍凉的景象。“直”字展现一种挺拔坚毅之美;落日之圆，衬托在万里戈壁背景之上，给人以苍茫之感。二字将直线之美与浑圆之美融为一体，画面壮观，他字确实难以代替。
有时，关键的字词有助于营造诗词的意境。沈荼写春光：“绿情红意两逢迎，扶春来远林。”凭一“扶”字，我们感受到了树林深处步步走进的春天。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一个“闹”字把诗人心头感到的蓬勃春意写出来了，一个“弄”字把诗人欣赏月下花枝在轻风中舞动的美写出来了。二句凭二字，情景交融，意境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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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字字写，也要字字读。“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抓住“诗眼”、“词眼”，一方面可以体味诗人创作时的艰辛与欢愉，另一方也有助于我们对整首作品的理解与鉴赏。
诗词的语言音乐美与诗词自身的特点分不开。从更早的渊源来看，古代诗歌是合乐的。《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韵，律合声。”中国早期的四言五言七言古诗，虽无格律要求，但必须押韵。到了唐代，产生了律诗和绝句，亦即所谓格律诗。这种新诗体在句数、字数、平仄、韵脚、对仗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格式和规律。格律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形式。词、曲在格律上要求也如此。但其基本要求无非“平仄”、“押韵”、“对仗”等。平仄指两种不同的声调，将其不同声调平仄相间，协调搭配，以造成节奏和旋律;押韵指在偶句句末采用韵母相同的字，以体现出特定的声情气韵;所谓对仗即对偶。每联的出句对句之间同类词两两相对，名对名，动对动，方位对方位，如山对水，去对来，红对绿等。如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戴叔伦“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对仗尚有许多要求，如平仄相对，虚实相对，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古典诗词的“平仄”“押韵”“对仗”等要求，大大增加了汉语言的表现力。诗词的对仗表现为诗句形式的建筑美，而押韵和平仄，则在听觉上造成诗的音乐美。节奏鲜明的诗词具有抑扬顿挫、回环往复的韵致，读来琅琅上口，听来泠泠入耳，沁人心脾，豁人耳目。人们喜读古典诗词，其优美语言所表现出的色彩美，凝炼美，音乐美，不能不说是使人迷恋的主要原因之一。
【注释】①引自清末民初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 ② ③ ④ ⑤ ⑥
6 ⑦ ⑧ ⑨ ⑩ ⑾ ⑿ ⒀ ⒁ ⒂ ⒃ ⒄ ⒅ ⒆ 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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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词歌赋成就辉煌，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块神奇瑰宝，是美学欣赏的一个重要对象，它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它在艺术上的成就，同时还在于它在思想上对于后世的影响。王国维曾说过：“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此四子的文学才气是与他们高尚的人格分不开的，人格美对于作家的创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最早对于人格美提出要求的要数孔子与孟子两大圣人了。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与“礼”，这两大思想都涵盖了对人格美的要求。在《论语》中，有忠、恕、仁、孝、理、知、信、义等思想主张，这种种思想，都闪耀着一种人格美的光辉。其中“仁”是人格美的重要思想，其他是人格美的不同体现。他要求美以‘仁’为内容，点明了美在内容方面的本质特征。
孟子在继承孔子美学的基础上更深入地论述了人格美这个问题，高扬了人格美的意义和价值。孟子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人的道德、操行能像声、色、味一样引起人们普遍的愉快感受，从而使人格精神成为新的审美对象。
孟子认为人格美的内涵就在于它所体现的仁义道德。孟子把个体人格的美和道德上的善联系起来，他认为个体从追求善的自觉努力中能够升华至对人格美的追求，体现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担当精神和博大的胸怀。个体为了实现善，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奋发蓬勃的精神状态，要“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认为，“浩然之气”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长期不懈的修养与意志的磨练。 “浩然之气”的主要内容是不动心。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个体必须拥有坚强的意志，上升到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才能养成“浩然之气”。
基于儒家思想孔孟提出的人格美学说，中国几千年的文人都践行着培养自己人格美的箴言，用人格美书写作品美。
谈到具有伟大人格美的作家就不能不谈屈原。屈原发展了儒家美学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精神。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屈原毕生坚持“内美”和“好修”。他具有精神美和外在美的统一。在《离骚》中他自我评价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精神美”和“外在美”是屈原所看中人格美的两个方面，并认为二者是互相依存的。
“精神美”是指道德品质的修养和锤炼。首先体现在他的“清洁”，这是他人格的核心素质。在《离骚》中，屈原称“伏清白以死直兮”，他愿为清白正直去死。其次是他的强烈责任感，他说：“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原始终以楚国的兴衰存亡为念，即使君王疏远他，他仍“九死未悔”地承担着自己的道德责任。最后是一种执着的精神，面对“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的现实环境，他义无反顾“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懈奋斗，甚至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除了精神美外，他认为还应具有“外修美”，这从他在作品中经常用“香草美人”做比喻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精神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反映了屈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屈原的人格具有悲壮的美和巨大的感召力，他向当代和后代昭示着：美的人格不会随着肉体的消失而泯灭，它能唤起麻木灵魂的警醒和自觉，培养人们高尚纯洁的品格和爱国主义情感。 陶渊明的人格美也十分突出，他的特点是“真”。首先体现在他的出仕上，在《饮酒》中他提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他迫于饥寒，只得放下犁头去求官。这既显示出他本性的“真”，也看得出他的坦诚，毫不避讳。其次，陶渊明的“真”表现在他对功名的漠视以及他的愤世嫉俗，与腐朽的统治阶级毅然决裂。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陶渊明深感自己过去没有认清社会，他由衷地感到脱离官场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仕途中展开的围绕功名富贵的追逐所形成的虚伪、欺诈、明争暗斗等恶习与陶渊明的率真的本性是相冲突的。正是陶渊明这样率真的本性，使得他的作品清新脱俗，开创了新的田园诗派，对后世影响颇深。陶渊明的一生是“真”的一生。
杜甫伟大的人格美也是众所周知的，他的现实主义诗中处处透露出他心怀国家，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回首我们读过的杜诗，我们曾被“国破山河在”的豪气所萦绕，我们也曾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责任所倾倒，我们既为那“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忧民意识所敬佩，我们更为那“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忧国意识所落泪„„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因为从他的诗歌中能读到那个时代的使命感，这与他自身洋溢着的使命感是分不开的，杜甫的伟大人格铸就了他的伟大诗篇。
王国维所提到的最后一位文学天才——苏轼，他也具有美好的人格。他的人格美首先表现在他的为人耿直，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而又超脱的处世精神上。苏轼的一生充满了坎坷，被新旧两党都排除在外，这与他耿直的人格是分不开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生从未消极颓废，而是坦然面对人生，因此他的人格美还表现在善于以旷达的胸怀、达人的修养、哲人的睿智来对待逆境中的苦难生活。如《定风波》中他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面对“穿林打叶”的风雨，苏轼从容不迫，无所畏惧，正是他乐观面对残酷人生的真实写照。苏轼的人格美还表现在发扬“仁者爱人”的精神上，以博爱的胸怀热爱所有的人，因此他的为官总是赢得百姓赞誉。苏轼将优雅、乐观的人格美带进文学创作，使得他的诗、词、文不仅有深沉博大的理性思考，而且有超旷飘逸、豪放爽朗、清雄刚健的风神气骨。
在儒家文化的培育下，中国古代的文人无不具有伟大的人格美，正是内在的人格美渗透到作品中，才使得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不仅文辞美妙，更是感情至深、思想至醇。文人的人格美给了作品以血肉，形成了别样的风骨。后世读到的不仅仅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文人们跳动的内心。这样有灵魂的诗，怎能不打动人，怎能不流芳千古呢?
孝，千百年来是中国社会维系着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一直信仰：百善孝为先。孝文化也影响着我们整个华夏民族数千年。
孝随着古代时间的推移，意义和内涵也慢慢变得不同。
孝文化萌芽于尧舜的宗法、农经时代，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史记·五帝本记》载，“舜二十岁以孝闻名”，中国二十四孝“感天动地篇”记述，“舜的父亲是个昧盲人，后母顽固，同父异母弟弟象，为人桀骜不驯。他们都想杀掉舜，舜却恭顺地行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尧帝“举孝廉，得知舜仁孝，以女嫁之”。“舜接尧帝位后，以德、孝治国，社会歌舞升平，万民丰衣足食”。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句,充分说明了孝的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到了西周时期，孝的原始意义有些淡薄了，随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反映在意识形态的孝,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衍射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步,人们对自然、神鬼的认识趋于理性化,人们对先祖的祭祀活动由繁趋简,家庭形态的确立,使得赡养父母成为家庭血亲关系间最基本的义务,善事父母成为当时孝文化最核心的内容。
各代大师也对孝文化有着不同贡献，孔子从人性出发,以家庭为单位,紧紧围绕善事父母这一核心内涵,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深刻内容,提出了“仁”的思想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与”,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完成了孝从宗教到道德、从宗族伦理向家庭伦理的转化。曾子将孔子的观点发扬光大,从理性的高度认为“孝”是人类道德之源,并把“孝”的内容个体化。。他说“孝子之亲,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又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经历代儒家大师的不断完善“, 孝”观念已经系统化、理论化。《孝经》的产生也标志着：“孝”文化的真正形成。
到了汉代以后，孝文化又走向了政治，“以孝治天下”，孝悌则成为人们做人的准则和行为规范。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孝子黄香为父暖被、董永卖身葬父以及三国时期孝子孟宗哭竹等事迹，都是因“孝行感天”而得名。从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或思想家则自觉地把孝文化作为封建政治统治的精神基础。
唐宋元明清时期“移孝于忠”,孝文化走向极致。这时的孝则被更多地解释为“忠君尊王”。统治者更加强调“臣忠”和“子孝”,而很少谈到“君明”和“父慈”,甚至提出了“父为子纲”、“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等愚忠愚孝的绝对化的原则。
传统孝观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经过历代统治者、思想家的改造, 已经变成了一种内涵极其丰富的伦理规范。其中蕴涵有许多超越时空的普遍伦理精神, 在中国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对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 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传统的孝文化是古中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产物, 内容难免有些庞杂,优劣并存。鉴于传统孝文化的两重性，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弘扬孝文化的精髓，也要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赋予其新的内涵，以促进古代孝文化到现代化社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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