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华语电视的受众与市场
摘要：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华语电视在海外的传播日益广泛。本文研究华语电视在东欧的传播与发展，选取受众和市场两个角度，深入分析东欧华语电视受众的基本信息、收视习惯、收看渠道，探究其动机和意义，并剖析东欧华语电视市场的特征、内容模式、发展趋势、应对市场的策略等。
关键词：东欧;华语电视;受众;市场;对外传播
1 概念界定
1.1 东欧华语电视
东欧指由波罗的海东岸至黑海东岸一线向东至乌拉尔山脉的欧洲东部，包括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家[1]。东欧华语电视是指主要在以上地区投放，通过电视等媒体，播放由电视台制作的以汉语为主的节目或相关频道，为观众提供生动形象、时效性强的与汉语文化或中国相应信息相关联的内容[2]。
1.2 受众与市场
东欧华语电视的受众界定，主要包括：第一，居住在上述地区的所有电视观众，不限制人种和国籍;第二，收看长城平台、CCTV4等其他以汉语为主的电视台、频道或节目的观众，不包含外国人和华侨在海外创办的节目或电视台;第三，不限收看渠道，包括互联网和卫星传输等。
电视受众主要分为两类：第一，潜在受众，即东欧地区电视信号覆盖的地区所有可以收看华语电视节目的观众;第二，目标受众，即华语电视投放针对的相应接收人群，是东欧华语电视的主要服务对象，包括居住在东欧地区的华人华侨和当地对汉语文化感兴趣的人群[3]。
电视市场是电视信号所能覆盖到的所有区域，东欧华语电视市场指可以在东欧地区收看华语电视的群体[4]。
此外，随着互联网等传播技术的发展，东欧华语电视的收看渠道增加，其受众与市场不再局限于通过电视收看节目的人群，也包含通过移动设备收看相应节目的群体[5]。
2 东欧华语电视模式的受众解析
2.1 受众基本信息
中国与东欧许多国家有深厚的友谊。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前往东欧各国，在当地经商生活，隨着东欧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当地的华人立足，华人群体因此不断壮大[6]。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下，东欧各国作为联通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与中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在部分东欧国家允许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后，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加强，人民之间了解更深入。
电视节目具有传输信息、休闲娱乐等功能，而东欧华语电视在此基础上，是中国向外传输文化和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其最主要的目标受众是东欧的华人华侨[7]。此外，电视独特的传播方式使得在电视信号覆盖下的人群均为电视节目的潜在受众。
2.2 受众收视习惯
影响受众收视习惯的最主要因素是受众成长所处的文化环境。父母与子女因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在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各有不同，这种差异通常被称为代际间文化差异[8]。东欧华裔第二代与他们的父母在媒体使用上的不同需求，正是由代际差异导致的，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媒体语言和内容需求两个方面。
近年来，媒体语言导致的受众代际差异是东欧华语电视发展面临的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必须从节目定位、制作等方面加以注意，同时将其纳入长远发展的考虑因素[9]。在对媒介内容的需求上，代际差异同样有所体现。受众的收视行为的差异直接使人感受到代际差异。尤其是目前，网络、手机等新兴电视节目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对于传播媒体的接受和掌握程度有很大的差异，这必然会影响他们对于华语电视的收视习惯[10]。
2.3 受众收看华语电视节目的渠道及影响因素
目前受众收看华语电视的渠道有卫星传输、本地有线网、互联网等。最开始在东欧收看中文电视大多都是通过使用卫星锅，这是出现的较早的一种观看渠道[11]。使用卫星锅收看华语电视并不简单，安装比较烦琐，还需要考虑安装之后天线的固定、信号强度以及防盗等问题，并且安装卫星锅的费用较高[12]。
随着IPTV技术的发展和出现，网络机顶盒应运而生。使用网络机顶盒需要连接互联网，其资源来自网络，内容比较丰富，选择空间较大，比较受年轻人的欢迎[13]。网络机顶盒也存在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版权问题。
在东欧部分国家，提供中文有线电视服务，这是收看中文电视最简单、方便和安全的一种渠道，但是由于运营成本大，这些服务往往提供的节目数量较少，且普遍收费较高，属于精简版的华语电视，选择的空间比较小[1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一些网站上也可以收看华语电视节目，例如iFunTV(多瑙影院)、YouTube(油管)等，在这些网站上可以观看许多正版的国内电视节目。在YouTube上，很多综艺都有官方频道放出的官方视频[15]。
2.4 动机和评价
华语电视在东欧的受众群体不仅只有华人华侨，越来越多的东欧本土人民也开始收看华语电视[16]。华人华侨收看华语电视的动机是对祖国、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以及对华语电视及其传达的精神文化思想的熟悉感和认同感[17]。而东欧本土人民收看华语电视的动机离不开我国不断增强的文化软实力[18]。近年来，我国影视行业涌现出越来越多高质量、好口碑的优秀电视作品，许多都出口到了国外，这是一种文化输出。在新冠肺炎疫情、民众居家的背景下，东欧多国主流电视媒体集中播出多个系列中国题材纪实节目[19]，一经播出便引发关注，节目为居家隔离的广大东欧观众带去了真实的中国故事。
华语电视在东欧国家的受众越来越广，充分体现了我国国际影响力和文化实力的发展，除了华语电视自身质量的提高外，我国以及东欧各国的政策扶持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20]。
3 东欧华语电视模式的市场解析
3.1 东欧华语电视节目市场的特征与内容模式
近些年来，随着“出国热”“留学热”等趋势的出现，海外的华人华侨数量不断增多。再加上数字基站的增多、通信技术的发展，华语电视节目市场呈现出新的特征。
第一，目标受众不再限于华人圈，受众开始转向非华语受众以及习惯于外语交流的华裔后代[21]。早期东欧华语电视只是单纯地转播中国电视栏目，经过十几年的积累，目前已经有很多家公司在尝试拍摄适合东欧居民口味的华语电视，不仅能传播中华文化，而且更贴近东欧的现实，有利于扩大华语电视的受众[22]。第二，与中国大陆电视机构的合作愈发紧密。很多东欧华语电视公司开始与中国本土媒体合作拍摄华语电视，中西文化碰撞，能迸发出不一样的火花。第三，开始注重新技术的应用。第四，非华人资本开始注入华语电视领域。
在东欧的电视市场中，最能拉动收视率、吸引受众的是电视剧、综艺与新闻[23]。其中，电视剧的形式更易于接受，受众群体的年龄层次多样，因此超过一半的收视率由电视剧贡献。综艺是年轻人更加偏爱的节目。目前有很多知识竞赛节目，在给观众带来快乐的同时，还能传播中国文化。另外还有真人秀节目，其中很多中国明星使东欧观众更加爱看华语电视节目。新闻栏目是最具时效性的节目[24]。在东欧的华语新闻节目主要是用华语播报东欧当地的新闻，另外还转播中国的重大新闻，同时满足东欧华人的思乡之情和非华语观众的新闻需求。
3.2 东欧华语电视市场新趋势
在国际文化大力传播的新形势下，东欧华语电视市场的趋势渐渐走向新的方向[25]。第一，东欧华语电视节目度过了以海外华侨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阶段，如今东欧的华语电视节目更多地考虑当地的主流气氛，把提高华语电视节目在当地的影响力作为市场的新走向;第二，东欧华语广播电视成为海外华侨和当地人的一项新事业，共同促进国内外经济与文化的联系，海外华语电视传播逐渐成为新时代国际传媒的主要手段[26]，这也代表着华语电视节目市场对东欧进一步打开;第三，海外华语电视节目已转变成一种新的文化传播途径，使我国特有的人文情怀与民族精神流传海外，不仅影响着身处异乡的海外华侨，也使国外居民对中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有利于弘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思想。
3.3 应对市场特点的策略
3.3.1 多元化
为了避免市场分化以及扩大市场规模，在引进华语电视节目时要更加多元化，通过在国际间提高影响力或在当地政府申请赞助等手段获取更多收入，从而提高节目质量;在投放华语电视节目时，不必局限于传统的华语电视节目，可以在华语节目中引用或融合一些异域风情，使节目内容更具有新颖性，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观看兴趣[27];更重要的是，在制作华语电视节目时要关注技术手段，充分利用我国的通信技术和电子科技，使海外华语电视节目的传播有更强大的保障，彰显我国的科技实力，运用科技手段增强节目的观赏性，使海外华语电视节目成为国力的一种象征[28]。
3.3.2 本土化
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应增强华语电视节目对东欧本土民众的吸引力[29]。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如一些中国纪录片受到了东欧国家电视台欢迎，东欧多家电视台已与中国展开了合作，例如在2017年我国的五洲传播中心，在布达佩斯与匈牙利电视台共同合作，为《丝路时间》在匈牙利ATV电视台开播举行揭幕式[30]。五洲传播中心和匈牙利电视台的合作是我国纪录片走向世界的一个开始，在此之后，有不少东欧地区的电视台与中国展开合作，将华语电视节目转化为当地的新模式电视产业，大大推动了华语电视在国外的本土化发展。
4 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互联网等传播技术的发展，东欧华语电视的收看渠道增加，受众群体也日渐广泛。在向东欧受众投放华语电视节目时，应从多个方面考虑海外受众的需求，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节目，逐步扩大华语电视节目在东欧的市场，不仅满足国外受众需求，也使华语电视节目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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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宸(2000—)，女，江苏泰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学。
陈云芸(2000—)，女，重庆涪陵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学。
刘梦浩(2000—)，男，河南禹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旅游管理。
赵宁(2000—)，男，内蒙古乌兰察布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机械电子工程。
李瑮泽(2001—)，女，河北唐山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会计学。
指导老师：阮立(1987—)，男，江苏南京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新闻与传媒、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
作者：丁宸 陈云芸 刘梦浩 赵宁 李瑮泽
【内容提要】2019年是东欧剧变30年，关于1989年导致“天鹅绒革命”的关键因素再度被重解。回顾过去30年，东欧各国转型仍在途中，新旧挑战交织而生。中东欧国家在融入欧洲问题上存在共识，但预期与结果相距尚远，出现了“新旧欧洲”的心理围墙和“二等公民”之感。当前，“民主制度”依然脆弱、經济发展未达预期、标志国家稳定的人口状况出现剧烈变动等是中东欧各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当代中东欧政治社会状况的突出特点。
【关键词】东欧剧变;中东欧转型;前景与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欧洲中部及巴尔干地区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或工人党、劳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这八个国家以政治、地理概念的双重含义，被称作“东欧国家”，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开始奉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对东欧各国产生重大影响。迫于国内外各种压力，东欧各国执政党对党内外反对派妥协退让，直至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从1989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夺得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成为东欧剧变中第一个倒下去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到1992年1月，东欧8国执政党无一幸免均丢失政权，酿成震惊世界的世纪性悲剧。剧变后，南斯拉夫分裂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黑山、北马其顿共和国，[1]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原东欧8国剧变分裂后的13个国家，与立陶宛、亚美尼亚、爱沙尼亚统称中东欧16国(东西德统一后不在此列)。原东欧地区由此形成中东欧16国的新地缘政治概念。回首历史，30年后如何看待影响东欧剧变的关键因素?转型 30年后的中东欧各国面临着什么样的现状和挑战?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1989年“天鹅绒革命”：关键因素再度重解
东欧剧变被历史学家称为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东欧8国除罗马尼亚外，均是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实现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关于“天鹅绒革命”成功的原因，世界历史学家有许多概括和总结：如有照搬苏联模式并受制于苏联、无独立自主权利的历史原因;有经济困难导致经济危机并诱发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的内部原因;有戈尔巴乔夫改革给东欧国家“松绑”、其对外政策引发东欧国家各党分裂蜕变的苏联因素;有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和意识形态渗透等各种手段诱惑施压至“和平演变”的西方因素等。[2]以当代视角审视30年前东欧剧变的原因，既有规律性结论的延续，也有新特点的呈现。其中，俄罗斯学者对当年“天鹅绒革命”关键因素的解析，值得关注和思考。
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共同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是华沙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合作伙伴，有着紧密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长期以来，在以苏联为首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中，东欧各国均依赖于苏联，各国领导人独立自主领导国家的权限和能力受到制约。东欧各国执政党内部都积累着一些严重问题，如没有建立起保持高度团结统一的中央集体领导核心;没有或者不甚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党风不正，官僚主义盛行，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滋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出现严重困难等。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阵营缺乏兴趣，不愿意显示“苏联的主导作用”，一改之前苏联将东欧国家视为外交主要优先事项的惯例。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首次与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最高领导人会晤便概述了苏联与其盟国关系的新原则：“我们是平等关系，苏联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独立，在各个领域开展互利合作。承认这些原则同时也意味着各方需承担对本国局势的全部责任。”“从现在开始，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自己的生活。”[3]
由此，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均始于苏联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政策，一方面赋予这些国家更多的行动“自由”，另一方面又剥夺了他们维持现有政权的思想支柱。但苏联的政策实际上是只给这些国家进行“民主化”、西化的“自由”，并不允许这些国家拥有加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力。随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局势恶化，人民要求经济和政治改革，国家失控。[4]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就夺取了政权。1990年，东欧各国都举行了多党选举。东欧国家的反对派运动(包括多民族国家公开的分离主义运动)被认为是日益增长的“民主化”的体现而得到戈尔巴乔夫支持。同年，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革命“和平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西方的“表彰”。[5]
由此可见，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决定“松绑”“解绑”苏联与东欧持续了40年的紧密关系，摒弃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6]看似对东欧各国的主权和意愿给予“尊重”，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又要求东欧各国按照苏联改革的“新思维”进行国内政治改革，同时不再对东欧各国改革进程和后果负责。如俄罗斯学者所说，尽管东欧剧变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事实证明，当掌控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消失时，各国政权即迅速崩溃，从而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民主化”轻松胜利的错觉。如果苏联没有“松绑”“解绑”与东欧的关系，且东欧各国有能力掌控国家和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变革。[7]在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正是苏联“革新社会主义”的过程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力量迅速增强，加大了其与政府的对抗，使得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权威迅速衰落。[8]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各国的新政策是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关键因素，这一政策实际上只许东欧各国倒向西方，进行所谓的“民主化”改革。
融入欧洲的共识：预期与结果相距尚远
“天鹅绒革命”后，转型中的东欧各国均以欧美国家为样板，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经过转型初期的阵痛和不断调整重组，近两年来中东欧国家的宏观经济整体向好，经济平稳增长，平均增长水平高于欧元区国家。[9]一些国家已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要全面评价和判断东欧国家的状况，还需要从历史和现实、局部和整体、平面和立体的关系上进行把握，从剧变后30年来东欧各国融入欧洲的一些突出特点上把握。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华约解散后，世界政治及军事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北约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军事组织。东欧各国均向北约寻求安全保护。1992—2017年，波兰、匈牙利、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黑山等国相继加入北约。2019年2月6日，北马其顿共和国与北约29个成员国代表在布鲁塞尔签署协议，正式成为第30个加入北约的国家。同时，中东欧国家也都寻求加入欧盟。2004年以来，欧盟“爆炸式”东扩，先后吸纳了12个中东欧国家加入，各国普遍升起对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积极期待。
剧变初期，西方曾向苏联承诺北约不会东扩。事实证明，此承诺毫无约束力。在剧变后的30年间，北约五轮东扩的目的主要就是吸收中东欧国家加入，目前已正式接纳14个中东欧国家。俄罗斯对北约的信任度已经耗尽。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采访时表示，苏联和华约早已解体，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情形早已不存在，北约甚至连继续存在的必要都没有了。然而北约却在不断东扩，始终视俄罗斯为潜在对手，一直都以俄罗斯为打击目标。[10]
中东欧各国为何如此渴望加入欧盟和北约?波兰裔美国作家伊娃·霍夫曼认为，东欧“自由化”后，当地民众认为他们终于回到了欧洲的怀抱。这里所指的回到欧洲不仅是在地理上，更是在文化价值上。因此，东欧各国争相加入欧盟，要成为“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再者，东欧国家在经济上急速转型，有赖于西欧给予资金、技术和援助。东欧自此融入市场经济并在政治上转向“自由”和“民主”，“新欧洲”正式登上国际舞台。[11]从历史与地理、文化传统与民族感情的角度看，以加入欧盟和北约为标志性步伐融入欧洲，对中东欧国家而言具有高度共识。
俄罗斯政治学家认为，从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迫切程度看，“国家越弱，它就越需要外部给予合法性。东欧各国剧变后，维护国家安全均需要北约”。波兰是1992年首批请求加入北约的国家。因为“绝大多数波兰人认为东方对其具有强烈的威胁性，所以他们欢迎北约在波兰加强军事存在。波兰的民族主义者积极与北约和美国合作，以降低对俄罗斯的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北约来扶持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可以视为西方采取的总策略的一部分”。[12]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及欧盟内局部与整体利益摩擦上升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在内政外交等问题上分歧日益增多。近年来，在欧盟重大问题决策的话语权上，中东欧国家逐渐被“边缘化”，成为欧盟中的“二等公民”。中东欧国家民族自尊受到伤害。“新欧洲”国家仍然被认为需要在“民主化”框架内不断努力。即使是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也常常被欧盟定义为不合规的国家。“新欧洲”国家认为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西欧国家习惯于对“新伙伴”的要求持怀疑态度。[13]例如，欧盟提出建设“多速欧洲”设想，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表示反对，呼吁欧盟国家应避免“多速”，谋求同速发展，但欧盟依然通过了“多速欧洲”计划。对此，“新欧洲”国家虽不愿接受，但也无应对之策。
此外，“二等公民”之感还体现为中东欧国家自主原则受到侵蚀、主权受到挑战。中东欧各国加入欧盟后，与欧盟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差异开始显露，并在内政治理问题上多次冲突，引发欧盟控制与中东欧国家反控制的斗争。随着欧盟一体化深入推进，成员国主权界限日益模糊。在难民分摊问题上，欧盟居高临下对成员国发号施令，遭到中东欧国家坚决反对和抵制。尽管不断受到欧盟的打压，但是由于在经济上离不开欧盟，中东欧国家秉持“斗而不破”的原则与欧盟周旋，在一定范围内寻求妥协依然是其主要诉求。[14]
可以想见，30年来的融合过程远非一帆风顺。欧盟内部所谓“新旧欧洲”的心理围墙，如何化解彼此间的歧见或障碍，欧盟成员国在共同安全及外交政策上是否团结一致，乃是欧盟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当然，中东欧各国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美国和西方。历史与现实问题使得中东欧国家人民没有太多选择。
转型30年仍在途中：新旧挑战交织而生
从1989年的“天鵝绒革命”到融入欧洲的高度共识，中东欧国家一直努力通过“民主化”向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转型，以期真正融入欧洲获得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但是30年来，中东欧各国的转型仍未完成，依旧面临着“民主制度”的不尽如人意、经济发展未达预期、人口结构性问题突显等困难和挑战。
一、“民主制度”依然脆弱且面临挑战
中东欧各国实行多党制后，政党政治逐渐走向制度化，议会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已基本进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范畴。同时，前东欧各国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丧失主导地位，被各种潜在的或外来的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取代，这些思潮在制度变迁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政局和社会的变化。从近年来中东欧国家议会选举和政府变动情况看，多数国家政党政治格局尚未定型，出现新党迅速上位、一党独大等新倾向。中东欧各国的“民主制度”还远不够稳定和成熟，如匈牙利和波兰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力量增强，西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制度”依然脆弱等。
有俄罗斯学者说，回顾中东欧国家近30年的政治生活，有一点非常清楚：这些国家在1989年“革命”中的口号和思想以及对所获“自由”的最初兴奋很快就消散了。1989年后，东欧国家同时进行的经济和政治转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充满了流血与冲突、混乱与无序、民族分离与仇恨等要素。因此，中东欧国家“民主化”转型过程有一个奇怪的倒退式逻辑：在1989—1990年“民主革命”中所谓的“政治上成熟的人”，曾经毫不犹豫、不惜一切代价对抗“共产主义怪物”，推翻了社会主义政权，但在将社会主义赶走后又变成了需要教育的孩子。[15]这个比喻说明中东欧国家已经迷失在剧变时所追求的“民主制度”和“政治自由”中。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制度”之路究竟怎样走，30年后仍未有明确答案。
也有国外学者认为，东欧剧变之后，一些成功实现了“民主化”转型的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变化;正因为有了“民主制度”的保障，这些国家才得以成功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经济改革，进而融入欧盟经济体，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同时，“民主制度”也理顺了东欧国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使得政府能够切实地对选民负责;正是因为选择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道路，这些东欧国家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当年“社会主义”曾许诺过的美好愿景。[16]如果单纯从中东欧国家转型30年的历程看，这些国家的确已经走出了转型的阵痛期，大部分进入了增长阶段，其中一些国家还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但如果把中东欧各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看，当年期待回归欧洲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中东欧国家，虽然经济有所增长，却依旧远远落后于西欧。
二、“四分之一的东欧人比1989年更穷”
伊娃·霍夫曼在《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一书中写道，虽说当年剧变算是和平过渡，但大家似乎还未准备好便着急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大规模的私有化使不少国家财产落入特权阶级手中，制造出垄断国家财富的经济寡头。他们被老百姓指为国家窃贼，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17]
俄罗斯《生意人报》近期刊发《四分之一的东欧人比1989年更穷》一文，对东欧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近30年的“市场化道路”之后，东欧国家消除贫困的进程仍然令人担忧。2017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报告指出，尽管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经历了多年的经济改革，但许多居民变得比以前更加贫穷。“东欧地区23%的公民的收入现在甚至低于1989年。”市场改革中受益最多的是最富有的10%的居民，他们的财富在过去25年增加了82%，而最贫穷的10%的居民财富仅增加了17%。瑞士政治学家马塞罗福阿说，欧盟无法为其新成员国的公民提供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前的社会福利。独联体监测组织和欧洲政治分析家斯坦尼斯拉夫·比什霍克说，“欧洲一体化撕毁了中东欧国家旧的经济链，数十万‘新欧洲人’作为劳务移民流入西方。欧盟只是补贴‘新欧洲’成员农业等初级领域，而不关心高科技产业。因此，东欧国家生产陷入衰退后，就业和税收、退休金和其他社会福利自然不会增加。东欧民众的情绪已经从‘欧元恐慌’转向‘欧洲悲观主义’”。文章还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西方其他金融机构的计划，“铁幕”崩溃后，整个东欧都将开始建立新自由主义经济。在欧盟及西方眼中，“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发展注定将完全依赖“高级伙伴”的意愿。东欧国家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但主要是以牺牲以前未曾开放的服务和金融部门的快速增长为代价的。没有一个“转型经济体”(包括最成功的波兰)在人均收入方面达到了西方的水平。[18]在与社会主义制度分离近30年后，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仍远远落后于西方，这不仅会影响其人均收入，还会影响养老金等福利。即使在相对繁荣的捷克共和国，人均养老金也仅为德国或法国的四分之一。[19]
三、标志国家稳定的人口状况出现剧烈波动
1989年至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人口总数都是线性增长，但东欧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均出现了人口数量减少或者剧烈波动。
2018年6月法国《世界外交报》刊发《东欧正在濒临死亡》一文，对东欧剧变后各国遭遇的前所未有的人口灾难进行了分析，指出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后，东欧国家人口大规模外流到西欧国家以寻求更高的工资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东欧国家损失的人口数量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要多，主要原因是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大规模移民。在过去30年中，占国家人口总量14%的人离开了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是16.9%，乌克兰是18%，波斯尼亚是19.9%，保加利亚和立陶宛是20.8%，拉脱维亚是25.3%。除劳动力资源外流外，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东欧国家(特别是男性)的死亡率急剧上升，同时出生率还在不断下降。除人口减少外，东欧国家的人口结构越来越不合理，年轻、活跃群体不断减少。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10个因人口不断减少而“濒危”的国家都在中东欧。到2050年，这些国家的人口将再减少15%—23%。例如，匈牙利自2004年加入欧盟以来，已有5000名医生、技术人员前往西欧国家，他们大多年龄在40岁以下，在匈牙利每月只能得到500歐元的工资，但在奥地利每周就可以得到1000欧元。其他一些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等国，数十万具备中等技术资格的专家(如护士、木匠、机械师等)都迁往西方。这个过程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西欧国家有计划、系统地从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掠夺人才。[20]
显然，东欧国家的人口危机如果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生存。但目前为止，这些国家并未出台有效防止人口“濒危”的举措。在东欧国家还存在另一种现象，即因贫困、缺乏前景和家庭关系破裂等使得民众不愿生育，且中东欧国家明确拒绝接受移民。在2015年欧洲难民移民问题爆发时，斯洛伐克和捷克分别只接纳了16名和12名难民，而匈牙利和波兰则没有接受任何难民。[21]这也成为欧盟内部的一个政治问题。关乎中东欧国家稳定发展的人口变化，既是一个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困境，也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产生长期影响。
结 语
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东欧各国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在重塑与蹉跎中想真正融入欧洲与西方，既需要克服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缺陷，又需要跳出现实的“新欧洲”与“老欧洲”之比的思维困境，扬长避短，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历史上中东欧国家曾经饱受战乱之苦，依附于大国，被当作战略前沿阵地而深受其害。面对历史教训，中东欧各国需尽可能保持自身独立性，以减少地缘政治束缚和大国博弈带来的影响。近年来，在积极发展同欧美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注重与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的务实合作，不断加强同中亚、拉美、非洲国家的交流，成为中东欧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新亮点。总之，在历史与现实问题相互影响、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因素犹存、经贸发展机遇与风险并行，尤其是在近年来中东欧地缘政治重回美欧视野的特殊背景下，如何开辟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是中东欧各国面临的时代课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1] 2019年2月，马其顿政府发表声明宣布，自当天起马其顿正式更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
[2] 江燕：《十几年来理论界关于东欧剧变的研究综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第139-142页。
[3] Полынов.М.Ф， “Этапы и фигуранты разрушения СССР”，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No.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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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赵刚主编：《中东欧国家发展报告》(2016-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
[10]《俄总理表示北约东扩对俄是威胁和挑战》，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8/07/c_1123235983.htm。
[11] 张翠容：《新东欧之旅：旧世界负担的新世界》，http：//www.sohu.com/a/270941413_12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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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Наталья Еремина， “Евросоюз поднимает ставки в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и с ЕАЭС”，Евразия. Эксперт. 11.02.2019.
[14] 吴正龙：《加入欧盟后的中东欧国家为何尴尬》，载《解放日报》，2018年9月10 日。
[15] Иван Жигал，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после 1989 года：?танец медведей?， упадок или ирр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http：//www.zh-zal.ru/nz/2018/2/vostochnaya-evropa-posle-1989-goda.html.
[16] 邰浴日：《东欧民主化转型的影响》，载《探索与争鸣》， 2012年第9期，第77-80页。
[17] 同[11]。
[18] Эдвард Чесноков， “Четверть жителе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стали беднее， чем в 1989 году”， Комсомольской правды， 02.01.2017.
[19] Bulat Bolot， “Сколько получают пенсионер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https：//salatau.livejournal.com/9069745.html.
[20] Дмитрий Добро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умирает”， https：//www.rubaltic.ru/blogpost/20180703-vostochnaya-evropa-vymiraet/.
[21] 同[20]。
(責任编辑：甘冲)
作者：李瑞琴
摘 要：中东欧是“一带一路”战略中重要板块。虽然我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总量增长较快，但是双方贸易依赖性不强，贸易失衡。在外部方面，面临各大国的平衡、竞争和挤压，尤其是欧盟。在内部方面，则面临中东欧各国多样性的需求、脆弱的战略关系以及部分营商环境的挑战。建议优化贸易结构、实施投资贸易模式和差异化战略措施，加强多层次协同，并提高合作的实效性和示范性。
关键词：贸易平衡;差异化战略;战略关系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31.012
1 前言
中东欧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板块之一，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中东欧国家政局相对稳定，人均收入相对较高，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良好经贸合作基础地区。如何更大限度地发挥我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潜能，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实现我国与中东欧国家互利共赢、共同繁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之后，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逐渐理顺彼此间关系，双方经贸发展进入稳步发展阶段，近几年更是迈入了实质性飞跃阶段。双方通过构建“16+1合作”平台，先后于2013年、2014年、2015年发布了《布加勒斯特纲要》、《贝尔格莱德纲要》和《苏州纲要》，并与“一带一路”战略一起，共同促进亚欧互联互通，以及金融、贸易和文化的合作。双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42.2亿美元升至2014年的601.55亿美元，增加14倍多，我国还成为继美德等发达国家后中东欧地区最大的投资国。自中东欧剧变以来，学界研究较多关注于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以及转型后的国内发展状况及其与大国的关系互动。随着这几年我国与中东欧经贸合作迅速增长，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推出之后，许多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经贸问题，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为此，笔者将近几年来所搜查的中东欧国家经贸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一梳理和综合性的阐述。
1 我国与中东欧地区的贸易格局及对策
1.1 贸易格局
(1)我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依赖度较小，欧盟仍是中东欧最大的贸易对象。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与中东欧地区高层往来的密切，政治互信加强，我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贸易迅速提升，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对中东欧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也出现跳跃式增长和多样化特征。张秋利(2013)，刘威(2016)等学者分别通过分析中东欧12国和16国贸易数据发现，虽然近几年中东欧对我国的依赖度有所上升，但中国在中东欧国家对外贸易中占比仍非常小，双方的贸易依赖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欧盟仍旧是中东欧国家目前对外贸易主要对象，这反映不管是过去还是当前双方的市场对对方均不重要。对此，学者们指出中东欧地区政治稳定、经济水平相对较高，这意味着未来双方贸易发展的潜力巨大。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最终还要取决于贸易结构调整和产品间的相互依赖程度。
(2)我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失衡，贸易结构偏重于我国竞争强的产品。
龙海雯、施本植(2016)等学者通过产品相对贸易指数、出口市场相似度指数、双边贸易综合互补指数、贸易密度指数等数据分析方法，发现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在货物贸易上存在显著且稳定的贸易互补关系。具体而言，在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等三大类产品上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在食品和活动物产品上表现出较弱的互补性。在饮料及烟草、非食用原料、动植物油脂和蜡、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未另列明的化学品和有关产品上表现非常弱的互补性，或者说没有互补性。
同时，龙海雯、施本植还指出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在货物贸易间不存在很强的竞争性。我国在食品活畜、制成品、机械运输设备和杂项制品方面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而中东欧大部分国家在饮料烟草、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动植物油脂、化学品等方面更有优势。我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市场相似度不超过30%，在各国市场上没有竞争性。
学者们认为货物贸易的强互补性和弱竞争性使我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无太多竞争性顾虑，是双边贸易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但同时，学者也指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我国与中东欧国家间这种互补性贸易在产业内互补贸易方面规模较小，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互补为主且更多体现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其次，这种产业间贸易又主要集中于我国具有竞争力的货物商品上，而中东欧国家的竞争力产品对我国出口较少。张秋利(2013)，刘威(2016)指出在我国与中東欧国家出口产品结构上，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产业，既是我国对中东欧国家第一大出口产品又是进口最多的产品。缺乏对中东欧国家特色、优势产业的挖掘，如中国对中东欧具有比较优势的食品及活动物的进口比重偏低，贸易结构还有待进一步调整深化。尚宇红、高运胜(2014)通过恒定市场份额分析(CMSA)模型，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该CMSA模型通过代数分解方法把一国一定时期内的出口增长(或市场份额的增长)分解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效应和出口商品的结构效应两个部分来实现。一国出口的总体增长(率)不仅受产品的竞争力影响，还会受到商品出口结构的影响。当一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变时，通过改变出口商品结构，将出口商品更多集中于目标市场上进口需求增长更快的产品上，也会促进出口更快增长。尚宇红、高运胜通过分析我国与中东欧10国2002-2011年贸易数据发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增长主要基于产品的竞争力效应，商品结构效应呈中性。这说明中国对中东欧国家贸易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中国具有竞争力的货物商品上。
总体来说，我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还处于调节余缺、互通有无的初级合作阶段。这种贸易结构使得我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贸易产品更多集中于单一类别的产品上，结构过于单一，缺乏更为紧密合作关系的产业内互补，并导致我国对中东欧国家货物贸易顺差偏大，进出口严重失衡(张秋利2013，刘威2016)。
5 结论
中东欧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市场体量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良好的地区性优势。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总量增长迅速，但依赖性不强;虽贸易互补性强竞争性弱，但贸易结构主要集中于我国具有出口优势的产品上，呈现贸易不平衡现象;在贸易分布上多集中于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我国与中东欧贸易关系还面临着各种内外因素挑战。在外部方面，面临各大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平衡、竞争和挤压，这其中欧盟影响最大。欧盟从经济力量、制度力量以及观念性力量三个方面作用于中东欧地区，在产生贸易创造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大的贸易转移;在内部方面，中东欧各国多样性的需求、我国与中东欧脆弱的战略关系以及仍有待提高的营商环境，都随时影响着双方经贸发展。对此，学者们提出优化贸易結构、实施投资贸易模式，加强多层次协同，实施差异化战略措施，提高合作的实效性和示范性等对策和建议。
从目前研究文献来看，在研究角度或思路上又大致呈现四多四少，从而为未来研究留下深化的空间。从供给角度探究经贸合作发展空间的较多，从中东欧各国需求角度探究的较少;将中东欧国家视为整体性研究较多，局部性研究和国家差异性比较研究较少;研究我国竞争优势产业较多，研究中东欧市场竞争对手产业优势及其动态变化的较少;研究推动大型企业走出去的较多，研究中小企业如何与大企业协作，抱团走出去的较少;研究传统外贸企业贸易模式的较多，研究互联网技术下利用平台发展新贸易业态的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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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华
李典军
【专题名称】农业经济
【专 题 号】F2
【复印期号】2000年02期
【原文出处】《东欧中亚研究》(京)1999年05期第58～63页
【作者简介】李典军，1959年5月7日生，经济学硕士。现为武汉市汉南区委区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武汉 430090)
【内容提要】 剧变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各国都对农业进行了改革，但其结局却有着较大差距。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各国改革目标、方式、思路选择的不同和面临环境的差异。它告诉我们，注重提高农民收入、尊重农民意愿和遵循世界农业变革的规律，应当成为农业改革的重要选择。
【关 键 词】俄罗斯/农业/土地产权关系/土地私有化/土地改革
1989年后，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相继发生了政治剧变，为了适应政治体制的转轨，各国都对农业进行了改革。有的国家改革进展较为顺利，取得了较好成效，支撑了其他变革的需要;有的国家改革困难重重，加剧了农业危机，恶化了国民经济。分析和比较俄罗斯与东欧各国农业改革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农业的发展道路不无裨益。
一 俄罗斯与东欧各国农业改革的主体内容
(一)变革土地产权关系，推进土地私有化。最早确立土地私有化的是波兰。1989年下半年上台的团结工会政府就确立了土地私有化方针，对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实行私有化。这与波兰农业的发展道路有很大关系。剧变前的波兰一直以私人农场和个体农户为主，无论土地面积或农产品产量均占全国的70%～80%。
其次是匈牙利。它在1990年9月即已开始了土地私有化进程。 为了处理国有资产，专门成立了“国有资产代办局”，授权负责实施大、中、小型的农业企业私有化。为了保障土地私有化的推进，匈牙利先后颁布了3部《补偿法》。这些法律具体地规定了对于在1939年3月至1989年10月期间，被没收、被损坏或由于政治原因被剥夺的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进行补偿的办法。
随后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于1991年4 月公布了《农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法》，此法和1992年公布的修改和补充法，规定其公民可以按照1946年时拥有的土地恢复其私有权，并且规定土地所有者的子女有继承权。
原民主德国的土地私有化是在两德统一后进行的。1990年夏，德国公布了《农业调整法》，该法对私有制的重新实现、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的土地和财产进行分配奠定了基础。在托管局的控制下，实现了对国营农场130万公顷国有土地和对77万公顷林地的私有化和租赁。 由托管局下属的土地使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负责东部的农业私有制改造工作。俄罗斯对土地关系进行了激进的改革。1991年4月25日， 俄联邦议会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作为一个纲领性文件，它为“根本改革俄罗斯联邦土地关系、保护土地所有者、土地占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权利，组织合理使用土地资源，提供了法律保障”。1991年12月27日，叶利钦总统签发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实施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命令，标志着土地私有化的全面推行。它确立土地改革的基点是重新调整土地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单一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农村经济结构。联邦土地改革法规定了土改工作的指导原
则、组织领导机构以及提供给农民和企业地段的条件和方式，还规定了土地分配的操作程序。
(二)变革农村所有制，改组集体农庄、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波兰1990年7月新建了所有制改造部，全权负责城乡私有化事宜。1990年7月，波议会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法》，1991年4月，议会通过了法律， 决定取消一切国营农场，允许原来的农场工人将其变成私人农场。1992年4月，农村各地区建立了农村所有制改造分部， 其任务是把国营农场改造成私人农场。合作社的改造经历了一个反复。1990年，波成立全国合作社管理总局，是全波合作社的管理中心。1990年下半年到1991年，波所有政治力量都认为合作社是旧政权的基础，主张取消一切合作社，于是政府依照法律取消合作社，改组总局及合作社的一切领导机构，当时即有1700个合作社被取消。但全国合作社总局认为，1990年通过的此项法律违反宪法，并通过宪法法庭状告政府，结果总局胜诉。1990年颁布的有关法令被宣布为非法，到1992年，政府重新颁布了有关合作社法律，重新建起管理总局。波的反合作社活动宣告失败。
1990年下半年，捷克开始对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进行私有制改造，将其变成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自愿结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的农业合作社或股份公司，使其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进入市场。目前，捷克农村已形成个体农民、新的农业合作社、农业股份公司、承包或租赁原国营农场等4种组织形式。
1991年，匈牙利开始国营农场的转型，对104 个农场实行部分私有化，将4个农场转变为股份合作公司。 为了促进优质高产的动植物品种的生产，国家保留了19个农场50%的股份，5个农场25%的股份。 匈牙利的农业合作社曾在欧洲具有较大影响。在转轨过程中，1992年1月， 匈牙利国会批准了两部与合作社及其转型有关的法律。根据这两部法律，合作社必须在1年之内对以下3种转型方向作出抉择：(1 )把合作社改造成可以向合作社以外售股的股份公司;(2 )在合作社成员内分配财产;(3)可以保留合作社， 但必须以所有者间的合作取代原来的雇员间合作。合作社的活动，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外，还可以扩展到其他产业。这两部法律还规定了合作转型的具体步骤，如合作社成员间的财产分配办法，建立土地补偿银行、土地拍卖办法以及转型的日程表等。目前，大多数合作社采用与个人签订土地租约的办法经营耕地，合同期最短为5年，一般为10年以上。分得土地的个人均愿将土地交由合作社管理经营，包括一些城里得到土地赔偿的土地所有者，也愿意与合作社签约，交合作社经营，以便从中获得红利。匈牙利对土地转作他用的，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在合作社的转型过程中，其领导体制的设置也有所变化。目前，有些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负责制定发展战略，选举管理机构成员，听取管理机构报告，监督管理机构经营。合作社管理机构为管理委员会，负责经营、人事、行管、接受新社员、签订土地租约等所有日常工作。合作社设社长1人，总会计师1人，以及其他单位的经营负责人，不设副社长。
原民主德国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是通过所有制关系的重组和土地私有化实现的，原民主德国时期的4530个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和580个国营农场已变成了约3万个各种形式的农牧业生产单位， 主要形式是农民家庭企业、农业联合体、农业股份公司等。
俄罗斯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改组，是根据联邦政府《关于改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度的决议》，联邦农业部关于《改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议》来组织实现的，它要求在1993年1月1日前完成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改组并重新登记工作。到1992年年底，俄罗斯有近一半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完成了改组工作，在1.06万个经过重新登记的企业中，有1300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维持原体制不变，有3000个集体转为股份公司，3800个改为有限农业公司，600个改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2.73万户退出企业组建了农户农场。根据联邦《农户农场法》，到1996年7月，俄罗斯还在农村中建立了28.1万个私人农场。
(三)变革农产品价格体制，加速市场化进程。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在剧变前即已开始了
不断放开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补贴的变革，但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政治体制变化后，各国都加速了市场化进程，有的还实行了“休克疗法”，全部取消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放开所有价格的管理与控制。而随着“休克疗法”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消极后果，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这种改革较具代表性的有波兰、匈牙利和俄罗斯。
1990年1月，波兰开始全面实行“休克疗法”， 全部取消了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放开了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价格的管理与控制，尽管计划中包括有严格控制政府开支、硬性控制工资、减少投资、控制货币发行等内容，但未能阻止随后几年严重通货膨胀的发生，导致生产下降，失业增加，财政赤字与日俱增，居民收入降低，债务负担沉重。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农业投资下降，化肥施用量和植物保护剂用量减少，农村结构恶化。因而波兰从1996年开始对其进行了调整。
匈牙利农产品价格体制的变革不同于其他各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价格体制的改革仍沿着原定思路继续进行。1991年，政府管理物价品种的范围由1988年的50%下降到10%，到1992年，政府管理的价格仅限于能源、房租、运输、饮用水及药品。所有的农产品及食品的价格已全部放开。在价格放开的同时，对补贴办法也作了相应调整。对化肥投入的补贴从1989年开始逐步减少，并于1991年中止。对奶牛、肉牛、绵羊生产者的补贴从1989年开始减少，并于1991年中止。修建粮库的投资补贴也于1990年改成税利津贴，但对农业灌溉工程和农用公路建设的投资补贴仍然保留。出口补贴也由1988年的每出口1 福林价格的商品补贴0.46福林，缩减为1990年的补贴0.33福林。用于农产品和食品工业的补贴，由1988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9.3%下降到1992年的1.9%。1993年年初，为了使农业的行政管理与欧共体更加协调一致，匈牙利国会通过了一项新法律，通过实行最低保护价、生产配额集中管理、出口投标等办法，来确保食品市场的稳定。其中直接干预的品种有玉米、小麦、牛奶、猪肉和牛肉，间接干预的品种有甜菜、葵花籽和鸡肉，对其他农产品可以不定期地加以干预。
1991年1月，俄罗斯联邦政府开始实施“休克疗法”， 放开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全部物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以此刺激生产、繁荣市场。国家对农产品原则上按市场价格收购，取消了收购价格的补贴。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放开，1992年谷物平均收购价格比1991年增长25倍，油菜籽——24倍，肉类——5.5倍，奶类——6.9倍。但是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农产品收购价格虽有很大提高，但农业生产者并没有真正受益，农业生产资料价高而且供应减少，农产品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尤其是畜牧业，1992年仅取消政府补贴一项， 就给出售产品的农场造成470亿卢布的损失，其亏损率达11%，虽然畜产品市场零售价格居高不下，但畜产品收购价仅占零售价格的18%～25%，大量赢利流入流通部门。据统计，1991～1996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500倍， 而农产品价格仅上涨90倍，从而使整个农业处于亏损境地，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 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农业改革成败得失的比较分析
通过近几年农业的全面改革，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农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原民主德国、匈牙利为代表，它们在1989年前有比较好的农业基础，改革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原民主德国1995年的粮食产量为每公顷6010公斤，每头奶牛年产奶量达到5200公斤，均创历史最高纪录，有些生产指标大大超过了原联邦德国，它的农场结构、农业劳动力结构也得到了合理调整，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农业结构体制已经形成。1995年，匈牙利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均达到了历史较高纪录，占匈牙利全部出口的25%。农业生产内部结构的调整，如农业企业规模的扩大，闻名世界的托考伊葡萄酒等特色产品的增加，在与世界市场接轨过程中，都取得了参预竞争的主动权。成功的农业改革今后将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二是以波兰和捷克为代表，它们的个体农民在改革中表现了较高的生产积极性，在支撑
其他改革和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方面起到了较好作用。以波兰为例， 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强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 按1984年不变价计算，1990年农业最终产品比1989年下降
4.5%，1991 年比1990年下降1.6%，1991年的农业总产值只比1989年下降1%。而国民经济的总产值1991年比1989年下降了18%～19%，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了33%～40%，建筑业下降25%。农业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个体农户出现了波兰农业史上首次的物质消耗下降，1990年比1989年下降7.1%， 1991年比1990年下降6.3%，两年中的农村平均经济效益增长了1.8%。农产品出口有所增加，1990年，农产品与食品工业产品出口额较1989年增长了7.8%，其进出口顺差由1989年的6亿兹罗提上升到120.4 亿兹罗提，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外贸逆差是28亿兹罗提，农产品和食品工业进出口顺差是国民经济外贸顺差的主要支持者;波兰农业经济之所以取得了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更好的效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个体农户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前，已经有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他们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千方百计压缩开支提高经营效益。
三是危机四伏的俄罗斯农业。 原苏联戈尔巴乔夫进行农业改革的1986～1990年期间，尽管农业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生产仍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谷物年均产量1.043亿吨，1990年达到1.167亿吨。变革后的俄罗斯农业，生产持续下降，粮食供应紧张， 农业危机加剧。 1991～1993年，农业总产值下降5%、8%和10%，1994 年下降8 %， 1995年下降12%;1996年农产品比上年减少7%～8%，畜产品减少10%～12%;1995年全国借钱进口了54%的粮食，有近50%的食品依靠进口;1991～1995年谷物生产为年平均负增长11.10%。 俄罗斯在食品保障方面已从世界的第7位下降到了第40位。莫斯科、 圣彼得堡等大城市有80%以上的食品为进口货。俄罗斯农业在经历了多年的曲折后未见有复苏的迹象。
以农业管理体制为重点的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农业改革给各国农业带来不同的结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农业改革本身而言，其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改革目标选择的差异。农业改革的目标有三种选择：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国内农副产品供给;平衡工农关系。但俄罗斯的农业改革始终把提高国内农副产品的供给作为首选目标，其次是平衡工农关系，而全面提高农民收入始终未能纳入改革的总体方案之中。另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是保加利亚，其改革的目标带有随机性，这同样导致了农业的缓慢发展。德国对原民主德国的农业变革实行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农民的收入与其他职业的收入同步增长，保证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不同的目标选择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第二，改革方式选择的差异。俄罗斯采用的是强制性一刀切的办法。1991年12月27日，叶利钦签发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实施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的总统令，意味着俄罗斯的农业改革将运用激进的方式强制性地推行。总统令强行要求，在1 年内完成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重新登记和进行改组，并且计划几年内建立几百万个家庭农场，在农村全面实施私有制。俄罗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此举与30年代农业全盘集体化一样，同样是自上而下强制性地改变土地所有制关系，前者是将私有土地变为集体所有或公有，后者是将公有制土地私有化。虽然改革进行了5 年多，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办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原来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只是因总统的命令而不得不改变了名称，土地关系名义上划归私有，而管理体制和产权关系等一些实质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经营机制也没有得到转变。
捷克是采用渐进方式对农业进行变革。要求全国的农业变革必须以自愿结合基础上的渐进方式逐步推进，注重保持经济平衡和社会的稳定。原民主德国实行的仍然是土地的私有化，但在组织形式上不强求，没有搞一刀切，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它准许一部分人以自然人的形式进行经营，但更多的是变为法人资格经营的注册合作社或股份公司。原民主德国的私有化改革没有照搬原联邦德国的模式，而是根据原民主德国的具体情况确定，目前德国东西部的农业企业组织形式并不完全一致。
第三，改革思路的差异。俄罗斯和东欧各国总的思路是恢复私有制，但在如何恢复的具体思路上又互有差异。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局认为公有制是俄罗斯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于是把土地私有制作为农业改革和振兴农业的突破口，并认为，只要实现土地私有制，农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种无视俄罗斯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观念和原苏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也无视当代世界农业通过法律淡化所有权，强化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的总体趋势，而把早已进入历史博物馆的旧俄罗斯农业发展模式作为解决当代俄罗斯农业的灵丹妙药，并把这种倒退的政策作为“改革”的主体思路，这就注定了俄罗斯农业发展必然失败。东欧各国农民对土地的情结不同于俄罗斯，但各国又没有把土地的绝对私有化作为农业变革的首选目标，而是根据农民自愿的要求，在确定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更多地采用现代发达国家强化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运用股份制建立农业企业和发展农业合作社。原民主德国的一些农业股份公司，均由原来的国营农场和合作社转化而来，其土地并没有私有化到个人，而采用以股份形式入股，它的领导人也是原合作社的领导者。捷克新合作社也由原合作社转化而来，人们本着自愿的原则，以土地、资产、动产或不动产入股，然后根据股份或效益进行工资分配。其国营农场私有化后组建为新的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极少数的国营农场为私人租赁。匈牙利在法律上保障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并明确规定，允许合作社和股份公司等多种农业企业经营形式并存。
第四，改革面临环境的差异。俄罗斯农业变革和农业发展曾面临历史上最艰难的外部环境。剧变后的经济危机打破了所有世界纪录，工业生产下降了50%以上，农业的变革和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用于农业的预算拨款逐年下降，供应给农业的农机、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不断减少，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步扩大，5 年来从农业部门剥夺了约360亿美元。这样一种外部环境不可能保障农业变革的顺利进行。 东欧其他各国的环境要优于俄罗斯。原民主德国在农业变革中得到了全德大量的援助，1991～1995年的5年中， 德国政府向原民主德国农业提供了172亿马克的援助， 并在欧共体的农产品市场上为其创造了较为便利的条件，这为原民主德国农业变革的有效进行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三 启 示
从俄罗斯与东欧各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农业改革的目标选择必须把提高农民收入放在首位。俄罗斯的农业改革没有把农民收入的提高纳入改革的总体方案，始终坚持把追求国内食品的供应作为第一目标，把农业改革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这不能不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当代世界农业发展史表明，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必须保持它的稳定。对农业的改革必须把农民收入的提高作为首选目标。忽视农民生活的改善，为改革而改革的任何一项农村改革都不可能成功。
二是农业改革的思路选择必须把握当代世界农业变革的演进特征。土地关系的重新调整是农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有时甚至把土地改革等同于农业改革。俄罗斯目前的农业改革思路就是如此。但是当代世界的农业改革远不止如此，它以土地改革为基础，除了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外，还需要政府的强力干预，为土地分配中的受益者提供大量的市场、信贷、科技、推广和其他服务，这才能够保证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产品的增加。东欧各国在这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因而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俄罗斯农业改革没有提出这样的思路。原有的农业生产基础被破坏，先进的工艺和科学技术被抛弃。农民在得不到政府的帮助、服务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土地，进入非农部门。当代的农业改革应当是土地重新分配和一整套补充制度变革相结合的土地改革，无视政府涉农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制度的变革，试图依靠单一的土地改革达到解决农业问题的目的，这将是不可能的。
三是农业改革的方式选择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农民是农业改革的主体，尊重农民的意愿，是进行农业改革的前提。俄罗斯是一个大国，疆域辽阔，情况复杂，任何一国成功的模式都不能照搬，而只能够根据自身实际，强调农业管理体制的多元化和农业资源配置的市场
化，尊重农民的自愿选择，不断完善劳动组织形式，才能够使农业走出困境，保持持续发展。
要
刘涧南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哈尔滨150018)
中图分类号：C26 文献标志码：D 文章编号：1008-0961(2010)01-0089-03
2009年12月12日，黑龙江省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举行2009年学术年会，会议主题为“将我省对俄合作提升为国家级战略对策研究”。参加本届年会的有：省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曲伟，省社联学会部副主任丁伟国，学会副会长、学会前秘书长宿丰林研究员，省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俄罗斯所所长刘爽，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省经贸学会会长乔光汉，俄罗斯问题专家赵立枝研究员，黑龙江大学校长助理、俄语学院院长王铭玉，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学院院长赵秋野教授，黑龙江大学俄罗斯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姜振军，省社科院俄罗斯所副所长刘涧南、所长助理马友君博士，原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研究所所长张广衡研究员，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高玉海处长，以及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及学会成员七十余人。
曲伟会长主持会议。他在致辞中说，本次年会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目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三个特殊的形势。首先是我省对俄经贸合作处在一个大变动、大转折的背景之下。我省对俄经贸从原来高峰时期约占全国25%下降到现在不到20%。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俄罗斯今年经济下降预计超过8%，明年预计下滑7%，这将严重影响我省对俄经贸合作的开展，而且对俄贸易又占我省对外贸易的60%。这是一个严峻的形势，值得我们研究。其次是东北地区发展提速，辽宁沿海开放战略和吉林图们江开发计划都已提升为国家级战略。黑龙江省提升发展战略也势在必行，把我省对外开放战略提升为国家级已经刻不容缓；第三个大的背景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把我省对外开放战略提升为国家级问题，指示必须对这个问题集中力量进行重点 研究。所以我们这次会议肩负的任务、面临的形势和召开的背景都是重大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乔光汉副会长作了主题报告，他表示，省级学会应当为本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侧重应用研究。我们作为省委省政府的智囊，决不能把空泛的理论作为重点，否则出台的举措可能与实际脱节。他指出，最近针对我省对俄贸易出台的一些相关政策就有这样的问题。
我省对俄经贸合作比较国内一些省份已经显示出差距，尤其是与内蒙古相比。海拉尔对俄开放比较黑河、绥芬河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010年内蒙人均GDP要超过台湾，作为一个内陆省份，人家是怎么搞的，我们需要去了解调查。
对俄方的一些行动应给予充分的理解，例如清理“灰色清关”行动的措施。俄方一些官员认为，按照俄国内的市场需求，旅游购物这种贸易形式还能延续5~10年，在俄海关允许携带的范围内，发展旅游产品，甚至我们自己也可以限量。可以采取“出境退税”方式，国内必须办增值税发票，刺激外国游客购买。俄发展缓慢很大原因就是观念陈旧，对此俄学者也有认识，如库列绍夫就提出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需要中国的参与，但这些观念须得到俄方决策层的认可。我们的学会除了给省委省政府提出对策，还要与俄方学者交流沟通，达成合作共识。
目前看，在黑龙江上建桥梁是大问题。不把桥修上，不把路修好，我省没法成为桥头堡和枢纽站。我们要争取国家给与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特别是政策上的支持，真正把我省建成桥头堡、枢纽站。实际做起来的确很难，北京认为我们是小打小闹，所以也要和北京的学者沟通。
曲伟会长针对乔光汉的发言作了重要补充。他认为，把黑龙江对俄合作提升为国家战略可以总结为“五个有利于”：
一是有利于巩固和提升黑龙江省国家能源基地的地位。如果和俄罗斯合作，我们还可以再造一个大庆油田。这个突破口应当抓住不放，这个 基地建设功在国家，利在黑龙江。
二是有利于建设国家级最具增产潜力的大粮仓，黑龙江的粮食产量在3~5年内可以成为全国第一。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对俄农业合作前景广阔，远景上说可以再造一个大粮仓。当然这个要在双赢的机制上做。省农垦总局的成建制劳务输出前景很广阔。对俄农业合作搞好，黑龙江省就可以真正成为全国的安全食品基地、绿色食品基地。
三是有利于构建全国最大的森工采伐和加工基地、生态基地。我省森林已经严重超伐，实际上一点也不能再采了。与俄罗斯合作现在已经在进行，但要建立机制，保护生态。同时要引入技术和资金发展木材加工业。需要大的合作项目，同时让俄方得到实惠。
四是有利于沿边市县的大发展。俄人口少，但多集中在边境线上。我们把内地搞得人烟稠密，但沿边人口密度相对稀少。要从战略上门当户对，必须加快建设沿边市县。要加快公路、桥梁和交通枢纽的建设，必须要有大城市作支撑。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比罗比詹都靠近黑龙江，而我们黑龙江沿岸却没有大城市。从战略布局角度看，应加强对沿边口岸城市的建设。
五是有利于解决黑龙江在东北振兴中持续落后的问题。30年间，我省经济由全国第8位退到第15位，2009年有可能后退到第19位，内蒙古、吉林、天津都超过了我们。如果位次持续后移，不利于东北振兴战略的实现，对为国家建设做出如此贡献的黑龙江人民不公平。所以，我们必须把对俄合作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做。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院长王铭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确定对俄优先地位，构筑龙江对俄环圈》。他指出，我省的对外合作“优势发挥不充分，特色显露不突出”，应在科学发展上进一步下功夫，务实进取，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在国内各省比拼发展的环境下，真正做到把对俄合作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创建对俄合作体系。我省对俄合作有 地缘优势，俄罗斯有资源和技术研发优势，彼此合作大有可为。俄的技术优势有时被我们所忽视。有资料表明，近年来，在俄罗斯的科研经费中，来自西方和国际组织部分与俄国内自筹部分所占的比重已十分接近，这须引起我们的深度思考。
另外，有一些机遇性互补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资金和体制的原因，俄罗斯只有20%的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而每年技术许可证的出口额为1·5亿~2亿卢布。一方面，俄罗斯是世界上重要的技术出口国，一方面，其转让费用比西方发达国家要低得多，所以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抓好引进，为我所用。
可见，对西方科技实力的盲目崇拜既不符合我国、我省实际，又可能付出巨大的商业代价。我们应该抓住对俄合作的诸多优势，转变观念、破除认识误区，将对俄合作确定为黑龙江省发展的优先方向。此外，王铭玉还提出了构筑多层对俄合作的五个环圈的设想，引起与会者的关注。
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院长赵秋野的发言题目是《发挥黑龙江省高校俄语教学研究的人才优势，站在国家语言发展战略的高度深化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她认为，中俄之间除了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合作以外，文化和教育合作也是相当重要的，而高等院校在这方面占有 一个核心地位。
高校具有俄语教学人才培养优势。而黑龙江省在俄语教学方面是全国的基地，在俄语教学和研究中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位居前列的。专业、公外、中小学的俄语教学在全国都居首位。黑龙江在俄语教学方面的优势，首先表现在有黑大(博士点)、哈工大、哈师大、齐师院、东北林大等专门从事俄语教学的院系，在培养方向上有俄语语言文学、俄罗斯问题、科技俄语、经贸俄语和法律俄语等专业。
但是目前的不足是，高校的研究以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为主，不重视对俄罗斯现实问题的研究。
这是认识误区，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文化。所以应宣传建立中国的“俄罗斯学”，把语言研究与俄罗斯历史、文化和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
哈师大开设的东欧语言研究专业是我省高校一个新的亮点，哈尔滨师范大学有全国唯一的斯拉夫语学院。现在该院已经开设了波兰语专业课程、塞尔维亚语的选修课、匈牙利语的选修课。这是人才培养上的转变和优势。
因此可以说，黑龙江省高校集中了俄语语言文化、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的优势，同时也在对俄罗斯东欧中亚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大量的学者互访、留学生互换以及中俄联合办学等，这对于促进与俄罗斯的沟通和加 深相互理解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下午，黑龙江大学姜振军教授作了《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形势和发挥桥头堡枢纽站作用的思考》。关于对俄经贸形势，他认为俄方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这和俄经济结构有关，体现为追求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静态贸易利益。按照流行的经济周期理论，俄完全走出危机可能需要七年左右的时间。由于俄多数统计数据恶化明显，其对中俄贸易的影响也就相当大，2009年黑龙江对俄贸易可能只有50亿美元左右，降幅达60%。俄企业资金匮乏，现在正是加大对俄投资的时机。
关于发挥我省“桥头堡”和“枢纽站”作用问题，他指出地方产品在对俄贸易中比重不足20%，需要培育本地的经济优势要素。加大资源合作开发，充分利用好国家的相关政策，发挥两国毗邻地区的公关作用，打通和利用陆江、陆海通道，发挥好哈洽会平台作用，重点发展哈牡绥东工业加工区，可以考虑把这个加工区作为国家的战略规划来做。
黑龙江大学葛新蓉博士作了《俄罗斯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分析》的发言，从俄联邦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联邦财政拨款制度和加强地方发展纲要的制定和实施三个方面分析了俄区域经济政策的走向和存在的问题。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高玉海处长对我省与俄罗斯发展战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目前我省在对俄合作中的地位不升反降，促使我们要认真思考以何种形式、以什么样的平台能把我省对俄合作提升为国家战略。
省社科院赵立枝研究员也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形势进行了探讨。他指出，2009年尽管发生了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也很大，但中俄战略协作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中俄两国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对边境地区合作也陆续推出新的政策。从俄方来说，一是在2009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哈巴罗夫斯克专门举行了与中国开展边境合作的会议；二是为落实工作会议，沿边联邦主体制定了25条具体措施；三是将推出规范边境合作的法律文件；四是新的远东和外贝加尔联邦专项纲要即将出台。因此俄方一些学者认为，2010年是俄开展边境合作的“新纪元”。这对中俄合作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遇，要看到俄方正在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
黑龙江科技学院副院长张凤武的发言主要介绍了该院与俄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并且表达了在研究俄罗斯问题上各单位之间加强合作的愿望。
省社科院俄罗斯所副研究员刘涧南也在会议上作了发言。他指出，中俄两国政府批准的《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为我省开展对俄合作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同时也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2009年省社科院俄罗斯所所作的大部分课题都是有关我省对俄合作战略调整的应用性课题，客观形势要求我们拿出更具体、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建议。这不仅要求对我省的情况十分了解，对俄方的情况也要有充分的把握，这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情况。目前看，俄官方对与中国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是有意愿的，而且也是俄发展远东地区，加快融入亚太一体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把金融危机看成是机遇，加快加深与俄远东地区的劳务合作、 投资合作，扩大文化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创造合作共赢的局面。
最后，学会秘书长刘爽对年会作了总结。他指出，黑龙江省在对俄合作上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参会学者都是省内从事对俄合作研究的骨干专家，在会议上畅所欲言，积极为我省发展对俄合作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意见和建议。本次会议还促进了省内研究俄罗斯问题和对俄合作问题的主要机构之间沟通与合作，大家还对今后如何加强相互合作提出了许多设想，这些意见在会后将整理出来，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本次大会增补刘爽为学会秘书长、副会长，刘 涧南为学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初 祥] 《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1-3-28 11:23:13
高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孔寒冰教授所著的《东欧史》一书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孔教授既是我的学长，又是我的老师。对他的大作，我本不应、也没有能力妄加评论。但是，在东欧研究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作为一名有志于该领域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我读完这样一部全景式展现东欧历史的专著之后，还是忍不住要向学界大力推介。
自14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入侵以来，东欧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呈现出许多相似的轨迹：它们几乎都经历了四五百年的异族统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获得独立;几乎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在短暂的人民民主时期后走 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又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制度剧变，开始了向西方模式和西方世界的“回归”。现在，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确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加入了北约和欧盟。把东欧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大抵是基于这些共性。然而，如果把眼光回溯到更久远的历史，就会发现东欧地区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构成多种多样、宗教归属大不相同、文化属性多姿多彩的“光怪陆离的国家和民族集合体”。[2]即便是在最近600余年的相似沿革中，东欧各国在国内体制和对外关系方面也不时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越走近东欧，就越被其 色彩斑斓的多样性所吸引、所迷惑，以致迷失于历史的丛林之中。在我看来，为东欧作史，难度真是太大了。但这一很难完成的任务，孔寒冰教授不仅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好。上下几千年，纵横十几国，浩如烟海的史实，错综复杂的关系，皆凝于笔端，展现在近70万字的历史长卷之中。孔寒冰教授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源于他长期对东欧地区的观察、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东欧地区历史发展特性的深切感悟。凭籍这些，他于千头万绪
中理出了一条东欧独有的线索：“东欧地区的社会发展主线就是不同文明的融合与冲突，而这种融合与冲突的外部环境就是大国及大国制定的国际体系。”[3]的确，东欧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从古至今一直是东西方争夺和控制的对象，“古代有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中世纪有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近代有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德国，现代有第三帝国、苏联、美国等等。”[4]东欧地区的国家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就不得不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异族统治之下自不必说，独立后也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国家身处德俄之间，以法国或意大利为靠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国家身处苏美之间，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东欧国家身处苏联/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欧之间，寻求“回归欧洲”。而身处大国之间、依附于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东欧国家，很少有机会能够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更多时候，与其说是它们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还不如说是它们在外部势力压力下的别无选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欧，由于“俄国与德国同时声威黯淡”，[5]在被异族奴役几百年后第一次拥有难得的发展机遇。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曾学习苏俄，一度建立起了苏维埃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则进行了西方式民主制的试验。然而，好景不长，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而来，德意法西斯上台，战争威胁日益加大。东欧的安全岌岌可危，相对的独立发展终因战争的到来而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期和战后初期，在美苏由合作走向对抗的短短几年间，东欧又一次获得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多数国家走上了人民民主道路。但这一自主选择的夭折速度比上次还快，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加紧了对东欧的控制，在东欧推行苏联模式，除南斯拉夫外的东欧国家别无选择地接受了苏联模式。冷战期间，西方虽然出于避免与苏联直接对抗、变冷战为热战的考虑，没有公开插手东欧事务，但是，“这既不意味着东欧与西方的所有联系和情结的彻底中断，也不意味着东西方大国对东欧争夺的消失。围绕着它们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都在暗中积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突然爆发。在这场实质上属于东西方较量的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历史的天平倒向了西方。”[6]东欧国家
移植西方模式，走上了内部体制与西方国家趋同、外部关系与西方融为一体的“欧洲化”道路。这一次是东欧国家的自主选择，亦是在苏联模式失去信誉、苏东集团四分五裂、内外安全面临危险的情况下的别无选择。总的看来，正如孔寒冰教授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东欧始终处于大国的阴影之下。在东欧这个重要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历来都是周边的或世界性的大国。当然，说东欧国家少有机会走自己的路，并不是说它们一味地逆来顺受，心甘情愿地成为大国的附庸，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在东欧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乏反抗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利益、民族独立和自主发展的斗争。中世纪以来，东欧民族在与大国的抗争中建立了波兰王国和波兰贵族共和国、大摩拉维亚帝国和捷克王国、匈牙利王国、第一和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塞尔维亚王国等一系列强国。奥斯曼帝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占据东欧后，东欧各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抗异族统治的战斗，从1443年在阿尔巴尼亚爆发、历时63年的斯坎德培起义到1594年在罗马尼亚、1598年和1686年在保加利亚、17世纪末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1787年在塞尔维亚发生的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从1546—1547年和1618年捷克布拉格起义、1620年白山之战到1670年克罗地亚起义、1671年和1703—1711年匈牙利起义，从1794年、1830—1831年和1846年波兰起义到1948年欧洲革命中东欧各民族反抗异族统治的风暴，再到1863年波兰起义，此起彼伏的民族起义唤醒并强化了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践行并推广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打击了异族的殖民统治，在东欧民族的独立之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以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以及其他一些反法西斯组织同法西斯展开了殊死搏斗，“其结果虽然不能完全决定东欧发展的方向，但将东欧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历史传统延续了下来”。[7]在受苏联严密掌控的社会主义时期，一
些东欧国家尝试着突破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53年民主德国东柏林事件、1956年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乃至波兰一波三折的改革、匈牙利“静悄悄的改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便是这种尝试的集中反映，遗憾的是，“面对着集社会主义标准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于一身的苏联，面对着本国内部的重重阻力，冲破苏联模式和摆脱苏联控制这一历史任务对这些国家来说太过沉重了，其时机取决于苏联内政外交的调整，而结果更取决于苏联的容忍程度。„„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只能以失败而告终”。[8]即使是在东欧全面倒向西方的最近20年间，人们仍可看到波兰等国在入盟谈判中为自身利益讨价还价，听到它们在欧盟预算和决策机制、《欧盟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等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 音。正是在自主选择的追求与别无选择的无奈中，东欧走到了今天。这是东欧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理解东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钥匙。
东欧研究不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门，并且由于东欧国家国小势弱，又不与中国接壤，在可预见的将来也难以成为研究的热门。但是，正如孔寒冰教授在书中所说：东欧是“不同文明交融与冲突的一面镜子”，“小民族、小国同大民族、大国间相互关系的一面镜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一面镜子”，[9]对东欧的研究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一个虽属冷门却并非不重要的学科，我们不可能要求、也不需要太多的人趋之若鹜，甚至宁可让它保持这种冷的状态，以换取王缉思教授在序言中说到的那种“距离美”和“对客观事实的冷静判断”。[10]然而，我们需要像孔寒冰教授这样殚精竭虑、严谨治学的学者。他遍访东欧、取得了鲜活的认识，博览群书、进行理性思考，教书育人、传承学术思想，终成就一部洋洋洒洒的《东欧史》，在东欧研究领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既然选择了东欧研究，就必须穷尽毕生精力，在寂寞中坚守，于艰难中求索，为学术积累和传承尽微薄之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在这方面，孔寒冰教授是我们的榜样。
[作者简介：高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邮编： 100007)]
注释：
[1]孔寒冰：《东欧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版。
[2]〔美〕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安德鲁·捷尔吉主编：《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3]孔寒冰：《东欧史》，第22页。
[4]同上书，第7页。
[5]〔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7页。
[6]孔寒冰：《东欧史》，第435页。
[7]孔寒冰：《东欧史》，第219页。
[8]同上书，第341页。
[9]孔寒冰：《东欧史》，第
15、
16、17页。
[10]孔寒冰：《东欧史》，序一，第2页。
《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2期
十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演变
考点136：匈牙利改革
原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斯大林模式进行经济建设，走了不少弯路。
措施：政治上，改善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稳定政治局势。经济上，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降低积累率，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调整农业政策，废除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国家取消对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指令性计划，改用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在工业方面也进行了管理体制的改革。
结果：东欧各国的改革成效都不大，最终导致了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东欧剧变，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11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演变
主备人：周红宏
一、 教学目标
1、掌握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匈牙利改革，并以匈牙利为例，了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运动；80年代东欧各国的困难局面，东欧剧变的情况等。
2、通过分析东欧各国的改革和失败原因、演变过程和剧变原因，形成一定的历史分析归纳能力。
3、通过本课学习，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有曲折的。
二、重难点
重点：匈牙利的改革
难点：东欧剧变的原因
三、 学习过程
（一）自主学习
阅读课文，回答如下问题：
1、 阅读教材64-65页内容，了解匈牙利改革的原因、大致经过、改革的内容。
2、 阅读教材65-66页内容，了解东欧剧变的经过、特点。
（二）合作探究
1、我的问题：
2、我们的问题：
3、老师的问题：
请你分析一下，东欧剧变的原因有哪些呢？
（三）拓展延伸
请思考：东欧剧变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
（四）系统总结 背景：匈牙利事件
政治：
匈牙利改革经济：
结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年，苏联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改革
原因：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
表现：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德国统一 东欧剧变
特点（实质）：社会制度发生变化
（五）巩固训练
1、东欧剧变后，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是（ ）
A、德国南斯拉夫B、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
C、捷克斯洛伐克德国D、德国捷克斯洛伐克
2、下列对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巨变表述不正确的是（ ）
A、说明了社会制度发生变化
B、表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遭到失败
C、说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是一帆风顺
D、东欧剧变后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
3、简答题
东欧剧变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六）当堂反思
本课的学习就要结束了，通过学习，你有哪些收获与不足呢？请写在下面。
收获：不足：
一、基本概况
俄罗斯联邦，亦称俄罗斯。地跨亚欧两洲，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面积1707万多平方公里(占苏联领土面积的76%)，整体呈长方形，东西最长9000公里,南北最宽4000公里。陆地邻国西北面有挪威、芬兰,西面有波兰、白俄罗斯等,西南是乌克兰,南有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等,东南有中国、蒙古、朝鲜。东面与日本和美国隔海相望，海岸线长33807公里。
历史上，俄罗斯历史始于东斯拉夫人，亦是后来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基辅罗斯是东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988年开始，东正教从拜占庭帝国传入基辅罗斯，由此拉开了拜占庭和斯拉夫文化的融合，并最终形成了占据未来700年时间的俄罗斯文化。基辅罗斯最终分裂成多个国家，这些国家都自称为是俄罗斯文化和地位的正统继承人。
1223年，蒙古人占领基辅，统治俄240年。后为莫斯科大公国，再后是俄罗斯帝国，接着是苏联时期，最后就是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时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虽无能力继承苏联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仍被国际承认为极具影响力的世界性大国，亦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经济一度面临困境，不过目前经济状况有了决定性的改善。
现在，俄人口有1.419亿，人口密度8.3人/平方公里。人口分布极不均衡,西部发达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52—77人,而东北部苔原带不到1人。民族有130多个，其中俄罗斯人占79.8%，主要少数民族有德意志、鞑靼、乌克兰等。俄语是俄的官方语言,各共和国有权规定自己的国语,共有30多种语言，在该共和国境内可与俄语一起使用。其主要宗教为东正教，其次为伊斯兰教，俄居民55%信奉宗教，其中91%信奉东正教，5%信奉伊斯兰教。
二、自然条件
俄地形以平原和高原为主，即西部以平原为主,东部以高原山地为主;气候复杂多样，以大陆性气候为主，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北极圈以北属于寒带气候。各地气候差异明显：东欧平原西部气候较温和，西伯利亚地区冬季非常寒冷，北冰洋沿海为极地苔原气候。另温差普遍较大,1月平均温度为-1℃到-37℃,7月平均温度为11℃到27℃，年降水量平均为150-1000毫米。近五分之四的人口、大部分城市和首都莫斯科均在欧洲部分;自然资源极其丰富。自然资源总储量的80%分布在亚洲部分。其中的森林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储量的1/4，其采伐量位居世界第四。但森林资源分布不均，主要分布在西伯利亚地区、西北和远东各联邦区。且大部分森林为北方针叶林，南方以混阔叶林为主;俄罗斯河流、湖泊密布，水利资源极为丰富。境内河流多达10万条，著名的有伏尔加河、叶尼塞河(水流最湍急)、勒拿河(全国最长)、贝加尔湖(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里海;另俄水力资源很丰富，在大小河流上建了大量的水电站。河流结冰期比较长，但河流之间修建了运河，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水运网，内河航运几乎覆盖了整个欧洲平原;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铁矿、石油、天然气、铜等均居世界前列。钾盐、石棉、石墨、菱镁矿、金铡石的储量及产量也都较大。生物资源总量有2580多万吨，渔业资源更为丰富，约2300万吨。
三、社会经济条件
经济方面，俄罗斯是世界经济大国。2000年之后俄罗斯的经济迅速恢复发展。2012年，俄罗斯GDP总量为2亿美元。俄罗斯经济以丰富的资源为坚实后盾。重工业基础雄厚，部门齐全，以机械、钢铁、冶金、石油、天然气、森林工业等部门发达。主要工业区：莫斯科工业区、圣彼得堡工业区、 乌拉尔工业区、新西伯利亚工业区。近年来俄的电子计算机工业、宇航航空工业、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特别是俄的国防工业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独特的地位，实力雄厚，其武器产品出口到全球各地。俄农牧业并重，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水稻等，畜牧业主要为养牛、养羊、养猪业。
至于军事基地，俄现存军事基地共7个。包括2个海军基地，分别位于乌克兰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叙利亚的塔尔图斯;1个空军基地，即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坎特基地。陆军基地除位于格鲁吉亚巴统和阿哈尔卡拉基两处基地外，还有驻亚美尼亚久姆里(4000人)和驻塔吉克斯坦(7000人)的两处基地。 除此之外，俄罗斯还拥有多处海外军事设施。俄航天兵在白俄罗斯的巴拉诺维契和阿塞拜疆的加巴拉分别租用一处导弹预警雷达站。俄海外维和部队的分布情况如下：阿布哈兹——1500人，南奥塞梯——900人，德涅斯特河沿岸——近1000人(包括弹药库的警卫)，塞拉里昂——150人。
目前俄贝加尔湖地区军事基地主要部署在伊尔库茨克、乌兰乌德和赤塔三个地区。伊尔库茨克是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最大的城市，是欧亚铁路大陆桥海参崴——鹿特丹的重要站点伊尔库茨克历来是俄罗斯后贝加尔湖地区重要军事重镇，军事设施依旧完整，其有伊尔库茨克SS-25导弹基地、库图利克导弹基地等;乌兰乌德市西距伊尔库茨克378千米，部署有SU-25对地攻击机;赤塔军事基地是俄罗斯后贝加尔湖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基地。赤塔距北京直线距离1200千米，中苏对峙时期是对中国乃至北京最大的威胁。 赤塔军事基地军兵种结构完整，规模浩大。但接近中国方向有所收缩。 其有赤塔陆军装甲集群、多姆纳空军基地 (该地区最大空军基地)等等。
四、军事交通条件
交通运输上，俄是个现代交通十分发达的国家，有巨大交通运输潜力，各类运输方式俱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都起着重要作用。总体，交通线欧洲部分密集，亚洲部分稀疏。 其中，铁路线和管道数量多，铁路运输是俄罗斯交通业的基本形式，全国主要铁路干线呈放射状分布。莫斯科是全国最大交通枢纽。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是俄罗斯铁路中最重要的两条干线，它们对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意义重大。铁路干线长8.76万公里，占世界铁路干线的7%。俄罗斯公路长75万公里。汽车运输是俄最主要的运输方式，占全国全部货运的80%和客运的50%。但俄公路的路况欠佳，客运和货运车辆的车况不甚理想。水运方面，主要海港位于波罗的海、黑海等，包括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等;空运上，俄航空事业非常发达，有130余条国际航线。首都莫斯科是最大航空中心。至2005年底，俄运行机场总数393个，其中国际机场70个，主要机场有莫斯科的谢列梅杰沃2号国际机场等。但机种仍以国产飞机为主。
五、军事实力方面
军事实力上，首先，俄军事非常强大。和美国一样拥有着全球最强大的核武库。武装力量主要由陆军、空军、海军三大军种和战略导弹兵、太空兵、空降兵三个兵种组成。武装力量中军人数量为113.4万人。 武装力量除正规军外，还包括边防、内务 、安全、政府通讯、民防和铁道部队。武装力量由议会、总统、政府按宪法规定的权限共同指挥，总统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实行义务兵与合同兵两种兵役制度，服役期限分别为：舰队水兵2年，其它士兵1年半，受过高等教育的1年等。俄海军还拥有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独立区舰队。另，俄近年加快打造“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编队。此举被认为对俄罗斯重建海基战略核威慑力量具有里程碑意义。再过10年，像“白杨”M2洲际导弹、“黑豹”主战坦克、苏—47“金雕”超级战斗机、隐形核动力巡洋舰等一大批世界顶尖级武器陆续服役。俄预计将在2020年前投入4.6万亿卢布更新海军装备。今后的重点将是发展具有纵深打击能力的精确制导武器、作战指挥系统(C3I)等。
简单介绍一下俄罗斯海军17.15万人(含海军航空兵、海军步兵及海岸防御部队)。编有4个舰队。 海军战略核力量 约1.3万人，装备战略导弹核潜艇19艘，携载弹道导弹324枚，其中：“台风”级3艘，携载弹道导弹60枚;134级7艘，携载弹道导弹112枚;D3级7艘，携载弹道导弹112枚;D1级2艘，携载弹道导弹40枚。 攻击潜艇：43艘，其中“奥斯卡”级8艘、“阿库拉”级8艘、“赛拉”级3艘、Y级1艘、V3级7艘、“基洛”级12艘、T级3艘、F级1艘。 其他潜艇5艘。 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级1艘。 巡洋舰：7艘，其中“基洛夫”级2艘、“光荣”级3艘、“卡拉”级1艘、“肯达”级1艘。 驱逐舰：17艘，其中“现代级”7艘、“卡辛”级2艘、“勇敢”级8艘。 护卫舰：10艘，其中“克里瓦克”2级2艘、“克里瓦克”1级7艘、“无畏”级1艘。 巡逻艇：39艘。 导弹快艇：54艘，其中“塔兰图尔”级29艘、“纳努契卡”级20艘、“迪嗄什”级2艘、“玛特卡”级3艘。 鱼雷艇：6艘。 水雷战舰艇：72艘。 登陆舰艇：25艘。 支援辅助舰船：436艘
俄罗斯空军 约18.46万人编有远程航空兵指挥部(空军第37集团军)、战术航空兵、军事运输航空指挥部(空军第61集团军)和空军航空训练学校。
远程航空兵指挥部(空军第37集集团军)编2个师。装备战略轰炸机：83架，其中图-95型68架，图-160型15架。轰炸机：图-22M-2/3型158架。侦察机：40架，其中图-22M-2/-3型10架、图-134型30架。加油机：伊尔-78型20架。战术航空兵装备轰炸机和强击机：575架，其中苏-24型轰炸机350架、苏-25型强击机225架。歼击机：880架，其中米格-29型260架、苏-27型340架、米格-31型280架。侦察机：135架，其中米格-25型15架、苏-24型120架。预警与控制飞机：16架。电子战直升机：60架。教练机：155架。空空导弹：AA-
8、AA-
10、AA-11型若干枚。空地导弹：AS-
4、AS-
7、AS-
10、AS-
11、AS-
12、AS-
13、AS-
15、AS-
17、AS-18型若干枚。地空导弹发射架：SA-2型50部、SA-5型200部，SA-10/S-300型1900部。军事运输航空兵指挥部(空军第61集团军)编2个师，装备伊尔-76M/MD、安-
12、安-
22、安-124型运输机约280架。空军航空训练学校5所，装备教练机约1150架。
俄战略火箭军的基本任务是实施战略威慑，在核战争中与其他战略核力量一起遂行毁伤敌最重要目标的任务。它主要由火箭集团军、导弹—太空防御部队和军事航天力量三部分组成。目前，俄战略火箭军约有17万人，编为4个火箭集团军(共19个火箭师，每师7000—8000人)、1个反导弹防御系统集团军、1个导弹袭击预警系统和太空监视与防御系统集团军、3个航天试验与发射场、1个航天器试验与控制总中心、9所高等军事院校，以及数个靶场、训练中心、修理厂和直属基地。 目前的战略火箭军装备有两代5种型号共796枚洲际战略导弹，其中第四代战略导弹PC-20型(北约称为SS—18型)180枚，每枚10个弹头，命中精度260-430米;PC-18型(SS-19)160枚，每枚6个弹头，命中精度300米。第五代战略导弹PC-22型(SS-24)46枚，每枚10个弹头;PC-12M“白杨”型(S$-25)370枚，为单弹头;“白杨”-M型(SS-27)40枚，为单弹头。第四代战略导弹大多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研制并装备部队的，主要为地下井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具有可打击多个目标、命中精度高、生存能力强、作战灵活性较强等特点。
第五代战略导弹是俄军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其中SS-27即“白杨”-M，是俄罗斯于90年代采用最先进技术研制成功的最新型战略导弹，是一种单弹头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具有机动能力强，命中率高，飞行速度快，不易被探测到，更不易被察觉到的技术性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略弹道导弹，被喻为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最大“克星”。其技术先进之处在于在分系统上应用了最先进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具有特殊弹道的弹头、命中精度更高的制导系统以及快速发射等新技术成果。“白杨”-M导弹的发射重量为47。1吨，投掷重量1。2吨，配备一个当量为55万吨的核弹头，射程10050公里，使用寿命为15年。“白杨”-M洲际弹道导弹分固定式和机动式两种，既可机动发射，也可从地下井发射。其技术性能和作战效能要比美国现役陆基战略导弹领先5-6年。从技术上讲，“白杨”-M能对付世界上任何一种反导弹防御系统。“白杨”-M导弹具有极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能，突防 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军旗能力和打击能力也相当强。它能在任何条件下摧毁指定目标，其弹头只有在碰到其他导弹撞击时才有可能被击出轨道，而这种概率又微乎其微。“白杨”-M导弹上装有准确的引导和控制系统，使导弹可以丝毫不受电磁脉冲干扰。因此，虽然每次“白杨”-M导弹试射，美国卫星都极力跟踪，但美国至今都不明白它是如何躲过电子检测系统的。
目前该导弹已进行了近十次试射，装备了战略火箭军的两个火箭团，共计40枚。俄计划从2000年起加快这种最先进导弹的部署速度，每年部署40枚左右，到2005年使战略火箭军拥有160枚这种导弹。
六、境内著名战役
我们说目前中俄双边关系相对稳定，这对双方都有利。中俄在历史上有过的不愉快战争等不再一一述说了。只稍稍说一下俄境内两次著名的莫斯科战役 ，一般认为是严寒天气帮了俄罗斯的忙。具体，第一次莫斯科战役，俄军统帅库图佐夫指挥撤退，将拿破仑引进腹地。 并且沙皇成功地诱使拿破仑举行了政治谈判，从而使法军丧失了六星期的宝贵时间，一直拖到严冬降临。法军据守空城，既无粮草又无给养，严寒袭击，疾病流行，死亡累累，被迫撤退。一路上又遭到俄军和人民游击队袭击，返回尼门河的法军只剩下两万人，拿破仑独自狼狈地逃回巴黎。129年后同一天，即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出动500多万军队，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妄图在一两个月内打败苏联。 由于苏联人民的英勇抵抗，加上这年冬天提早来临，德军缺乏冬装、燃料和粮食，经40天激战，苏联人民歼敌50万，取得了莫斯科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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