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媒体环境下的创新与发展

摘要：前沿科技的发展推动着媒介形式的转型与换代，以体感设备、智能手机、交互装置为代表的现代媒介环境为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及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驱动力。本文明确了文化的传承功能，从媒介的时空偏向、感知偏向等角度对现代媒介之于文化创新发展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梳理了文化创新发展过程中文化、技术、艺术三者的关系，提出文化创作应明确文化内涵主体地位的核心理念。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本质上是信息的传播，而信息传播需要媒介作为载体。在当下以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媒体时代，多模态的人机交互设计、通过算法实现的艺术设计、以数据为驱动的智能化产品设计方法等前沿交叉技术推动了更多新媒介的出现以及媒介的融合发展。以交互游戏、交互装置、H5等新媒体形式为代表的现代媒介环境为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本文将结合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创作项目“我和国博有个约会”进行分析，以博物馆文物为切入点，试论在现代媒介环境下，具有交互体验性的新形式数字媒体艺术之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及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路径。

一、媒介的文化传承功能

文化传承是文化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的传递，而媒介是构建文化传播过程的载体和桥梁。对于媒介的定义在传播学、符号学、环境学等语境下都不尽相同，笔者更倾向于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的理解，他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曾列举了26种媒介，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外，“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①，一些本身不带任何讯息(message)的石头、布料、金属甚至声光电等也属于媒介的范畴。

在人类古代文明时期，通过对龟甲、石头、青铜、竹简等材料进行打磨、锻造，或在其上书写文字、篆刻图纹，使原始材料成为石器、青铜器等生活用品、工艺品，使其在物质性的基础上加入了文化属性。而后通过物品的传递、人员的流动与沟通，实现了知识的传播与文化的传承。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近代，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风靡全球，而现代又伴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出现了大批新兴媒介。虽然媒介形态一直在发展变化，但始终发挥着其文化传承功能，每种媒介都在各自的历史时期作为文化传播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媒介融合(现代媒介与实物媒介)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一)现代媒介的空间偏向推进文化传承

不同形式的媒介其自身属性也不同，根据加拿大媒介思想家哈罗德·伊尼斯(HaroldAdamsInnis)在《传播的偏向》与《传播与帝国》中所提出的的媒介偏向理论，媒介具有时间偏向、空间偏向、感知偏向等多种特质，导致不同的媒介各有其优劣势。②伊尼斯在书中指出，石头、黏土、羊皮纸等是具有时间偏向属性的媒介，它们在质地上具有良好的耐久性，但不易于生产和运输，能够支撑宗教、王朝稳定，但不利于传播和扩张。相比较而言，莎草纸、纸质书等是具有空间偏向属性的媒介，其质地较轻，易携带易传递且易于生产，因此利于信息、文化的大众化传播。

伊尼斯是站在古代文明历史的角度对媒介的时空偏向进行追溯与归纳的，但在科技快速发展、媒介形态多次更迭的现代媒介环境下，某些原本不易保存的媒介如绢帛、竹简等，也因特殊环境原因或人为保护因素而经受住漫长的时间洗礼得以保存下来，它们与陶器、石器、青铜器等文物一样记录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共同见证了历史的起伏与脉络，甚至其制作工艺本身也是传统精粹技艺文化的一部分，使二者具有了相同的时间偏向属性，如图1所示。

如今由于众多客观原因，我们只能让这些国宝级别的文物以静态的方式陈列在博物馆中加以保护，观众可以通过参观博物馆的方式去了解、学习、研究每件文物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建筑等优秀传统文化。这些文物鲜少可以进行流通与传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也就失去了原本的空间偏向。于是，博物馆文物在现代媒介语境下的时空偏向发生了转换与整合，更突显了其时间偏向属性。

而与之不同的是，现代媒介的时空偏向趋于均衡，具有实物媒介所不具备的空间偏向。利用网络及新媒体等现代媒介对博物馆文物进行多视角、多方位、多维度的动态展现，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形式多样、传播效果显著等特点。

于是，利用现代媒介与传统媒介融合发展促进文化传播与传承逐渐成为可行方案。通过不断的实践，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如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文化益智节目《诗词大会》、文博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等较为成功的案例。它们借助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平台，将内容更广泛地推向大众，随时点播回放的功能给予观众信息接收的自由度，弹幕、答题等互动环节增加了观众参与度，以此提高内容传达率。

例如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由中央电视台联合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多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以表演的方式演绎国宝背后的故事。利用还原历史的场景、服装、道具设计，辅以声音、动画技术，将静态的文物代入到生动的故事和环境中去，建立文物与人物的链接，赋予观众“国宝守护人”的角色，拉近当代人与历史文物的距离。

利用电视媒介对历史文物进行传播使博物馆完成了从“文化收藏者”到“公共知识生产者”的转化。③但在肯定其所取得的价值成果的同时，也要以发展的眼光认识到，以影像为主要形式的广播电视媒介的信息传达率和体验依然存在某些不足，可以进一步提升。在现代媒介环境下，可以尝试运用不断出现的新兴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和再创造。“我和国博有个约会”是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联合创作项目，以国家博物馆展览及馆藏文物为创作素材，进行主题交互设计创作，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和无限创意相结合，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在“作品思政”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师生们不再限于应用单纯影像媒介，而尝试以计算机、体感设备、智能手机、互联网、装置等作为交互运行载体，以主题漫画、交互游戏、交互装置等新媒体艺术形式为内容传播媒介，以文物及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作为交互设计内容策划的核心，运用新时期叙事语言，创作了23组交互作品并面向大众展出。

这些带有强交互性的作品最终获得了丰富的正面的反馈，让更多的人无须走进博物馆便可通过互联网或更多其他的方式观看原本“远离大众的”“冰冷的”历史文物，甚至可以直接将其“拿在手中把玩”模拟真实的体验，进而实现文化的广泛传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

该项目充分实践了现代媒介与实物媒介的线上线下互动融合，利用现代媒介的空间偏向特性和交互性，完善文物的传播结构、拓展传播范围、提升信息传达率，使博物馆除了具备传统意义上时间的纵向传播能力，也同时具备了空间的横向传播能力。

(二)现代媒介的感知偏向促进文化创新

从媒介本体论出发，媒介的属性除了时间偏向、空间偏向外还具有感知偏向，即媒介与感知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决定了主体的感知方式，媒介可以说是人感官的延伸。麦克卢汉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媒介不同，将媒介历史划分为口传时代、书写时代、电传时代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调用了人不同的感知器官。

在文化发展的最初时期，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是口耳相传，信息接收最倚重的器官是口和耳，是一种听觉模式的文化;现代印刷技术的复制特性带来了文字信息的普及，人们进入以词语为中心的阅读模式，视觉感知加入到文化传播进程中，向传统的言语霸权发出了挑战;随着后现代主义电视、网络等电子传播媒介的兴起和发展，形成了试听一体化的统合趋势，并伴随着技术的革新而不断扩展;从20世纪末发展至今，媒介形式又经历了新的转型与换代，智能手机、虚拟现实设备、游戏主机的出现打开了媒介体感(触觉、压觉等)的大门，信息得以以更鲜活、立体的方式展现于观众的面前。

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基于麦克卢汉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补偿性媒介”(remedialmedia)理论。他认为“后生媒介”都是对“先生媒介”某种缺失功能的“补偿和补充”，新媒介从旧媒介形态的演变中逐渐脱胎出来，使感官体验更完整，从而推动文化传播发展。④对报纸而言，电视补偿了其画面的缺失;对电视而言，交互游戏、交互装置等新媒体媒介为单纯影像叙事补偿了交互性。交互性是联系作品内容与受众的关键环节，在互动中可以亲自使用这些原本作为生活用品或具有功能意义的艺术品，通过肢体体验构建具身认知(embodiedcognition)，补偿了博物馆文物与观众“距离感”的缺失，进而实现更好的文化传达。

具身认知是客观主体认识世界的基础过程。首先由身体感知得到丰富的运动经验，再由大脑对这些感知进行处理得到基础认知隐喻，然后经过大量肢体经验的累积，基础认知进行融合与深化，最终形成对事物稳定的理解与认知结构。所以说，对事物完整的认识离不开“具身”的部分，放在文物历史学习中即亲自触摸、亲自使用、亲自演示制作流程等。

正是交互性使观众可以在肢体活动中感受到古代文物的魅力所在，切身体会到新媒体媒介的生动性与趣味性，进而构建具身认知，建立对文物历史全面立体的理解。

从媒介感知的视角再看现代媒介之于博物馆文物文化传播的作用，现代媒介对感官的整合形成多元性、互动性、沉浸性等特点。通过智能手机、虚拟现实设备、游戏主机、互动装置等新媒体媒介打通观众的感知通道，完善感官体验;以大众化的叙事语言多维度地展现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使信息更好地被传达被接受;以交互的形式塑造观众的具身认知，让文物“活”起来。

而诚如麦克卢汉所言：“所谓媒介即信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⑤相同的内容运用不同的媒介做载体，所传达的信息量、信息类型是不一样的，达到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在数字文创展中，《钟·俑》这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该作品包含交互编钟、交互陶俑两个子项目，取材于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编钟和陶俑。二者作为文物通常静置于玻璃幕内加以保护，参观者往往只能远远欣赏其外观或文字介绍，难以真正听到编钟的音色、感受敲击的触感。为了补偿这些缺失的感官体验，让观众对文物及传统文化有更立体的认知，创作者利用“实体交互+屏幕投影”的方式(如图2所示)，让玩家可以通过敲击等比缩小的编钟实物模型进行演奏，并在投影屏幕上看到实时的动画效果。媒介形态的变革调动了人更多的感官模式，正是感官通道的扩展创造了新的感知尺度、拓宽了艺术创作的边界，随即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并影响文化内容的创新发展。学生作品所能投入的时间、财力等客观成本有限，创作出的作品还稍显稚嫩，但无疑是一次在现代媒介环境下对博物馆文物进行移植再创造、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讲述”的成功尝试，实现了现代媒介与实物媒介的融合互通，成为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有效可行的途径之一。

三、明确文化、技术与艺术的关系

从“媒介即信息”的层面来讲，媒介是信息传播的本体，但传播内容(文化)是产品设计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依然需要明确文化内涵的主体地位。

尽管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深厚精神内核仍然是艺术创作的驱动力，在推动文化创新发展过程中，应避免文化空心化及媒介帝国主义造成的文化同质化。⑥应延续传统媒体对于传统文化系统而深刻的解读，避免知识浅显化、碎片化。

新媒体作品中所饱含的传统文化(文化)、前沿技术造就的媒介形式(技术)以及具有时代创新意义的设计语言(艺术)三者互为表里、互为依托。如图3所示，科技水平为艺术形式提供技术支持，具有深厚精神内核的民族文化支撑艺术创作长足发展，具有美学价值的艺术形式作为黏合剂又使二者在融合中焕发新的生机。

“我和国博有个约会”是在现代媒介环境下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新尝试，在时空、感知等层面对新媒体交互媒介与传统实物媒介进行了有效融合。该项目遵循“自然交互技术为用、文博艺术为法、中华民族文化为体”的核心理念，通过文化、技术、艺术三者的紧密融合与相互促进，达成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自信、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目标。

注释：

①⑤[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第34页，第33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②[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第38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郭学文：《新型文博类综艺节目的知识生产》，《中国电视》2020年第8期。

④[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千年指南》，何道宽译，第2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⑥李雪：《大众媒介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传播力研究》2019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