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压力会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吗？

摘要：在更加严厉的环境规制下，什么样的民营企业更有可能采取转型升级的应对策略，从而实现环境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相融合，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通过使用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本文突破了现有文献有关环境规制的设计，真正地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落实到企业所有者/管理者层面上：企业管理者的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越会进行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别解决内生性问题、样本自选择问题以及其他敏感性检验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在作用机制的检验上，本文的创新是将企业环境成本划分为对内(生产制造、环境治理)和对外(社会公关)两维度，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迫使企业增加对环境治理、社会公关和生产制造成本的投入，是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转型影响的部分中介因子。本文还考察了来自周边社区、消费者和同行竞争者三方的环保压力，发现它们与政府环境规制压力间分别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从而补上了以往经济/产业分析中很少注意到的“社会维度”。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经济发达程度低、执法环境差地区的企业，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对经济发达程度高、执法环境好地区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更强。

关键词：环境规制;企业环境策略;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的“环保风暴”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多地方都严格执行了压煤减排、煤改气、提标改造、限产停产等一系列雷霆措施。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空前。不少企业关停整顿甚至关门大吉;可也有企业抓住了这一场历史机遇，不仅淘汰了对手，自己也倒逼完成了转型升级。那么，在力度空前的环保风暴的压力之下，什么样的企业更有可能采取转型升级的策略呢?本文试图从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角度出发，探讨环境规制与企业转型升级之间关系这个常青的议题，并为解释这一关系的作用机制做出自己的贡献。

囿于数据资源的获取难度，在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影响关系时，现有研究一般通过运用省级层面的政府环境治理支出、产业层面环境行政法规、企业层面的排污罚款及其环境治理成本作为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的替代变量，并在不同度量方式下各自度量的“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关系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意见相左。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当前有关“环境规制压力”的度量方式是存在明显设计上的缺陷，即现有的度量方式会引致明显的逻辑断层问题，中观经济层面或微观企业财务数据层面衡量的环境规制压力对微观层面企业行为的影响关系链过长，中间逻辑关系噪音较大，将无法有效地捕捉其中的作用机理，尤其是忽视了企业所有者/管理者在企业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此，区别于现有文献，本文以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为样本，以调查数据中企业主面临―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程度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突破了现有文献有关环境规制的设计，从而真正地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落实到企业所有者/管理者层面的测量上。这不仅丰富了环境规制压力的度量方式，将企业决策者的认知/感知引入企业环境战略决策框架中，而且还弥补了现有研究在设计方面的缺陷。

此外，在解释这种相关性时，我们在机制探索上还做了两点贡献。一是首次将企业环境

成本划分为对内(生产制造、环境治理)和对外(社会公关)两维度，并以此来探究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转型升级的作用路径。从多类型的成本这个角度出发，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和厘清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修正现有的环境规制政策以防范企业创新转型动力的不足。二是我们分别从企业周边社区群体和产品市场两方面的利益相关者来实证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压力(社区群体、消费者、同行竞争者)对正式环境规制压力(政府)与企业技术升级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1、文献回顾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内在关联以及这种关联的密切程度，一直是环境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从现有文献来看，环境规制能否诱导企业创新进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主要存在三种观点：波特―双赢‖假说、制约―矛盾‖型假说和不确定性假说。

波特―双赢‖假说的观点认为，虽然环境规制会使企业承担额外的环境治理成本，但是通过设计合理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能以―创新补偿效应‖来部分甚至完全弥补遵循环境规制政策所带来的成本，从而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即实现―双赢‖局面[1]。支持这一观点的文献不少。比如，Jaffe&Palmer[2]以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研发支出的投入强度。Murty&Kumar[3]通过印度的数据研究发现，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规制越严格，其技术效率就会越高。黄德春、刘志彪[4]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一些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些创新，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费用成本。张三峰、卜茂亮[5]利用2006年12城市中国企业的调查问卷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及其强度对企业生产率具有稳定且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实现―双赢‖局面。

制约―矛盾‖型假说将环境规制所引致的企业负外部性内部化，其认为在短期限定的技术生产方式条件下，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承担额外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生产率，进而影响企业市场竞争力。早期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下企业的行为会遵循成本原则，会对企业生产性投资形成“挤出效应”[6]，这是因为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将外部环境污染内部化，在不同程度上会增加企业所承担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Palmer等人[7]就对“波特假说”提出过质疑，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使得企业采用新技术所获取的收益低于企业环境监管的费用，限制企业的盈利能力。Gray&Shadbegian[8]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率水平，而且为达到环境规制要求而支出的成本对提升企业生产率也具有负面影响。还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会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9]。

不确定性假说认为，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环境规制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王杰、刘斌[10]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呈“倒N型”关系，即只要将环境规制政策控制着合适范围内，就会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当环境规制强度过强或较弱时，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刘和旺等[11]研究发现，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逐渐提高，但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徐彦坤、祁毓[12]借助2003年国务院实施的环保重点城市限期达标制度作为识别环境规制的准实验机会研究发现，相对于达标城市的企业，该政策实施使得非达标城市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下降1.96。马艳艳等[13]选取中国火电上市公司为样本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

综上可知，现有研究对环境规制的测量大多数是所在地区或者公司层面的，忽视了企业管理者在企业战略决策中的作用，同时也鲜有文献从成本视角为环境规制对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影响的中介路径提供经验证据。而且，现有关环境治理的产业研究较少考虑到的“社会维度”，来自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非正式规制压力在企业环境治理中的影响方式和效应未能引起重视。为此，区别于现有文献，本文企业主面临“政府环境规制”压力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且根据企业成本支出意图，首次将企业环境治理成本划分为对内(生产制造、环境治理)和对外(社会公关)两维度，并以此来探究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转型升级的作用路径。这不仅丰富了环境规制压力的度量方式，将企业决策者的认知或感知引入企业环境战略决策框架中，弥补了现有研究在设计方面的缺陷，而且将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类型成本上把握和厘清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修正现有的环境规制政策以防范企业创新转型动力的不足。

2、理论分析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倾向于假定，政府环保规制压力与企业的转型升级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必然的线性关系。企业本身具有异质性，因此企业不可能对环境规制采取一致的反应。不是所有的规制都会让企业采取转型升级的策略。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哪些因素发挥影响?

首先，我们主张，应该引入企业管理者的视角，从而真正地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落实到企业管理者层面的测量上。当前文献的观点相左，除了制度环境差异因素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现有研究在环境规制的度量方法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忽视了企业管理者这个重要角色。比如，很多文献采用地区或者行业层面数据来衡量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譬如地方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环保政策法规、公共治污投资成本等[11,14,15]。这种度量方式会引致明显的逻辑断层问题，即中观层面的环境规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的影响关系链过长，将无法有效地捕捉其中的作用机理。另外，也有学者运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如企业排污费、排污罚款、环保投入[7]，相对前者而言，这种度量方法虽然能进一步弥补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之间的逻辑断层问题，但这些指标(比如企业罚款数)，可能不是政府压力大导致的，而是因为企业本身环境污染就比较严重。这有点像是对“腐败程度”的测量：一个地方的官员被抓的数量，并不必然反映反腐败的力度或者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16]。

理论上来讲，环境规制会通过设定相应的生产技术标准、污染排放量等来约束企业环境行为，从而对企业形成一种外在的环保压力，进而迫使企业为满足规制的强制性约束进行企业战略调整;在这其中高管的环保意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17]。我们认为，在管理者感知外部环境时，便形成一种“政府环境规制-管理者环保压力感-企业采取环保决策”逻辑链，但“管理者环保压力”在企业环境战略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在现有文献中未能得到充分重视。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本质上也是一种产业政策，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环境型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和蓝图，阐述了“哪些产业是最具发展前景的，是国家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这种“机会型”信号将对社会资本投资产生一种“引导”效应，且管理者越认为环境问题是商业机会,企业越有可能实行前瞻型环境战略[18]。为此，我们认为，当企业主感知的来自政府层面的正式环境规制压力越大时，企业越可能会进行技术创新升级。

第二，我们从企业成本的角度探索这种相关性的影响机制。理论上，环境规制会给一些企业带来直接的费用成本[1]，受企业环境规制遵从成本约束与利润最大化驱动，环境规制政策可能会诱致企业调整生产行为[19]。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环境规制使得企业从事生产所使用的资源汲取范围受到限制，要素成本的上升会促使生产要素供给的减少，从而会引起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20]。当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强化时，企业会根据自身经营能力以及相关资源禀赋等因素来应对规制遵从成本增加的局面。实际上，环境规制的增强会导致企业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为了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企业必定会根据外部规制以及市场竞争环境来及时调整其原有的生产行为，譬如技术水平、组织结构以及产品结构等[21]。

可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面临环境规制遵从成本，成本一直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中介，但鲜有研究为此提供较为全面且详细的经验证据支持。不同于已有理论分析仅从生产成本视角来阐述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升级的内在机理，本文将围绕如何应对环境规制所带来的困境视角，根据企业成本支出意图，首次将与企业环境治理相关的成本划分为对内(生产制造、环境治理)和对外(社会公关)两维度，并以此来探究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转型升级的作用路径，这将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类型成本上厘清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修正现有的环境规制政策以防范企业创新转型动力的不足。从理论上来讲，与环境治理相关成本的上升是企业在严格环境规制情境下进行技术创新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但一直缺乏相应的经验证据予以支撑。鉴于此，我们认为，与环境治理相关的成本是政府环保规制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转型影响的中介路径。

第三，我们实证检验了来自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非正式规制压力的影响方式和效应，这是产业研究中较少考虑到的“社会维度”。伴随着社会民众法律意识和对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高，除了来自政府层面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之外，来自社会其他群体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已成为环境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任何组织的行为及其目标的实现都会受到社会诸多个体和群体的影响[22]，且将各利益相关者纳入组织决策，既是一种伦理要求，也是一种战略资源，将有助于提升组织的竞争优势[23]。有研究发现，除主要管制利益者(政府)之外，其他次要利益相关者也是企业在环境问题上感知的主要压力[18];社会组织利益者(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商业组织)被认为在多个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就包括环境治理方面[24]。

我们分别从企业周边社区群体和产品市场两方面的利益相关者来阐述非正式环境规制压力(社区群体、消费者、同行竞争者)对正式环境规制压力(政府)与企业技术升级关系的调节作用。

一方面，就企业周边社区群体利益相关者而言，已有研究发现，社会组织通过更加灵活、更接地气的方式来对企业环境行为施加影响，且社区环保压力对企业环境作业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25]。Henriques&Sadorsky[26]调查发现，邻近社区居民和群体的环境诉求与企业从事环保规划间呈显著正相关性。Wang[27]通过对中国企业调查研究发现，社区压力与政府环境征税对企业环境行为同样重要，社区环境诉求压力对企业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会向社会组织寻求技术支持和政策建议，而且社会组织参与促进了环境政策的公众支持度[24]。还有研究发现，媒体压力越大，重污染企业越有可能进行绿色并购[28]，而媒体压力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群压力。

另一方面，在产品市场利益相关者方面。早期的古典经济学认为，相对于政府干预而言，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促进创新[29]，作为市场优胜劣汰的一种机制，竞争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能强加于企业一种外在的制度压力[30]。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加研发投入有助于企业获取相对于竞争对手更加有利的优势[31]。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产品市场竞争会影响公司的环境战略[32]，市场中消费者的环保意识(等同“需求”)和同行竞争者的环保行为(“示范效应”和“先发优势”)都意味着同类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更为激烈，显然这会对企业环保行为和技术升级构成一种强加性压力。Kesidou&Demirel[33]认为企业面对市场竞争的加剧通过履行环保责任来提升竞争力，以提升企业价值。龚新蜀等[34]认为无节制的资源消耗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对于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来说，企业会通过履行环保责任以维持竞争优势。综上可见，我们认为，随着来自社区群体、消费者、同行竞争者等利益者的环保诉求压力越大，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升级的影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此外，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制度环境和执法监督等因素的较大差异，环境规制所产生的政策效果在不同发达程度地区间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