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屡屡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不堪忍受巨大压力而出现极端事件的报道。朱少英、凌文辁、陆俊丞(2011) 构建的压力管理过程模型中将压力管理划分为预防、预警、反应、处理和善后5个阶段。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焦点都集中在压力预防管理这一阶段。
传统研究都将压力预防管理分为组织和个人二个层面, 且认为组织层面压力预防机制构建更为重要(朱少英、凌文辁、陆俊丞,2011)。
组织层面的压力预防干预中,影响最大研究也最深入的就是员工援助计划(EAP),强调在压力问题萌芽前组织就通过内部或外部的专业人员将其处理(王雁飞,2005)。从国内外已有研究来看,EAP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医护人员、教师、管理者等群体,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关注甚少。从实际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导致其主动愿意接受心理援助的比例很低(王聚芹、李宝林,2013)。同时,对于制造业密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流入的国内中小城市(镇)而言,短时间内提供大量专业心理援助服务这一目标也较难实现。
在个人层面,国外研究对性别、年龄等个体基本特征对压力反应的影响作过研究,但没有得出特别有说服力的结论。 殷建平、鄢尚军、王波(2011)提出将心态、期望目标、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差异调节变量切入,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新的压力预防管理模式亟待研究与建立。
压力管理模型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刺激说理论模型、 反应说理论模型和刺激-反应说理论模型(许小东,孟晓斌, 2004)。目前查阅到的文献中,只有殷建平、鄢尚军、王波(2011)在借鉴Robbins压力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压力管理模型。该模型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较强的借鉴作用, 但也存在不足:一是诚如研究本身所言,“只提供了一个框架性认识,在具体策略方面未深入论述”,这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实证研究的缺乏;二是该模型在压力管理策略中提出:转型期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按照传统思路仅仅从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研究是不够的,还应该加入社会层面。这一突破原有理论模型框架的研究思路值得肯定,但需要指出的是:1从模型中列出的很多社会层面的压力管理策略来看,应该表述为政府层面更为妥当;2作为一项具体研究工作而言,模型中列出的大部分政府(模型中表述为“社会”)层面压力管理策略,如稳步推进社会转型等都过于宏观与庞大,很难开展有效研究。
就国内目前阶段而言,寄望于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来自行有效实施压力预防管理策略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殷建平、鄢尚军、王波(2011)构建的模型中把政府(模型中表述为 “社会”)、组织、个人三个层面的管理策略放在平行地位也值得商榷,充分发挥政府层面的作用应该摆在首要位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以刺激-反应说模型为基础,结合现阶段国情、新生代农民工特点与科研可行性,对殷建平、鄢尚军、王波(2011)提出的模型进行了修正设计,构建了基于压力源控制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压力预防管理模型,如图1所示。
模型中:1在潜在压力源中,重点分析研究公司压力、人际压力、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四种压力源,对社会压力源不予分析研究;2模型中加入心态、期望目标和社会支持三个个体差异调节变量;3将研究目标聚焦在新生代农民工压力预防管理这一个环节上而非贯穿整个压力管理过程;4把政府层面的压力预防管理策略——援助政策放在首要位置。
沿海发达地区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在加快城镇化发展大背景下,中小城市(镇)正成为产业转移过程中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的主阵地。政府层面提出有效援助政策的前提,是首先要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压力源分析清楚。为此,我们以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浙江省嘉兴市为抽样区域,随机调查制造业企业200余家,调查内容包括压力反应、压力源和调节变量三个部分,共获得有效样本1092个。研究发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主要包括:
2. 挖掘出该群体面临的主要压力源,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有:异地工作适应性、工作安全保障、工作重复性程度、情感幸福程度、工作流水线速度等,噪音、朋友圈子、湿度等也产生较为显著影响;
3.发现了心态、期望目标对新生代农民工压力源-压力反应产生的调节效应:(1)乐观心态可以降低压力源对新生代农民工压力反应所产生的影响;(2)期望目标与现实的差距越小,压力源对新生代农民工压力反应的影响也越低。这些结论都为政府层面提出有效援助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愿意接受心理援助比例不高、中小城市(镇)短时间内较难提供大量专业心理援助服务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把压力预防管理前移,通过政府的直接援助或间接推动有效控制压力源,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可行途径。在开展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点突破的基于压力源控制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援助政策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压力源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异地工作适应性。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异地工作适应性,归根结底是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其真正实现向城镇转移、融入城镇创造条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嘉兴市是浙江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 从2008年开始,通过“十改联动”改革,在破解城乡“双二元结构”问题、推动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经验(顾骅珊,2013),可以进一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异地工作适应性的改革举措包括:加快交通、银行、餐饮、文化娱乐等城市公共配套设施向村镇延伸;学习人才公寓建设成功经验,在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人口倒挂镇(街道)推动农民工公寓建设;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化等等。通过消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各种壁垒,最终实现双向融合。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最多的压力源集中在工作压力方面。 调查表明,工作时间、工作收入并没有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压力源,反映出近年来在这些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而工作安全保障、工作重复性程度、工作流水线速度、噪音、湿度等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方面,需要着力改进的举措包括:把工作安全责任事故列入各级政府考核负面清单,进一步加强工作安全例行检查与飞行检查力度;加大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积极推广工作轮换制度,有效减轻职业倦怠感;在企业科学管理基础上努力推动行为管理模式,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推动企业进一步改善工作物理环境等等。通过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的持续改善,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诸多主要压力源的有效减轻与消除。
调查表明,有效的情感沟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缓解压力具有重要作用。在生活压力方面,情感幸福程度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压力源,而家庭负担不是,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在情感诉求上具有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更关注自身的特点; 在人际压力方面,朋友圈子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工作圈子没有产生。可以进一步加强情感沟通的举措包括:举办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未婚青年相亲会,帮助牵线搭桥;在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村镇扶持设立一村一所、一镇一园,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入托难、入园难问题;组织举办“青年工人联谊会”、卡拉OK工人歌手大赛、工人运动会等活动,通过活动扩大社交圈,进一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情感沟通;在新生代农民工集中的场所,设立“青年工人情感驿站”,倾听他们的困惑,为其排忧解难等等。
调查发现,心态、期望目标对新生代农民工压力源-压力反应具有调节效应。对这一研究结论采取的举措可以“双管齐下”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推广简单有效的压力应对策略, 如:通过专家深入浅出的讲座,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掌握一些缓解压力、保持乐观心态的小技巧、小方法,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调整过高的期望目标,推广简单有效的身体压力应对策略和情感应对策略等等。另一方面,可在有条件的企业先行先试, 探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专业技能与职务晋升“双通道”的职业生涯发展途径,在客观上缩小期望目标与现实的差距。
摘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研究如何有效预防与缓解该群体压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回顾了压力预防管理相关研究,提出传统的压力预防管理模式无法有效解决该群体面临的这一问题,从而构建了基于压力源控制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压力预防管理模型,并在压力源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压力源控制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援助政策。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压力源,压力预,援助政策
[1] 朱少英,凌文辁,陆俊丞,企业压力管理过程模型构建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1(02):77-81.
[2] 王雁飞.国外员工援助计划相关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5,13(2):219-226.
[3] 王聚芹,李宝林.受教育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心理援助意愿的影响[J].特区经济,2013(02):175-178.
[4] 殷建平,鄢尚军,王波.新生代农民工的压力管理模型研究[J].商业研究,2011(06):158-163.
[5] 许小东,孟晓斌.组织工作压力的两维管理模型构建研究[J].人力资源管理,2004(08):37-42.
[6] 顾骅珊.破解城乡“双二元结构”:基于浙江嘉兴的经验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3(02):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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