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5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农产品贸易论文(精选5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当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缓慢，农产品贸易问题一直是重要影响因素。出于食品安全和政治等因素考虑，日本和韩国对中国农产品实施严格的农业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因此，了解并深入分析日本和韩国的农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并思考其解决机制，将有利于中日韩缓解农产品贸易摩擦，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发展。
农产品贸易与新新贸易理论：文献述评
摘 要 近10年来新新贸易理论产生并发展繁荣，但大量文献集中于制造业研究。文章对近年该理论在农业的运用进行了回顾，从其对农产品贸易的适用性、农业主体出口参与决策、农产品贸易增长动态、农业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边际影响、贸易壁垒对农产品贸易流的作用等方面对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不足和实际中凸显的新问题，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农产品贸易;新新贸易理论;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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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以来，中国的传统农产品如水产品、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已经逐步在日益开放的全球农产品市场找到了出路，然而予以农产品出口杠杆加速从而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和农民收入增长效应对我国而言却是一个挑战。全球农业改革日益加深，然而这并未给与中国农业部门带来显著的出口导向增长和多样化效应。实践证明，各种单边多边的FTA带来的市场准入机会作为单一因素并不足以支撑我国农业的外向发展目标。近10年逐渐发展繁荣起来的新新贸易理论为研究贸易动态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Melitz(2003)指出企业异质性是比较优势的额外源泉，贸易自由化效应不仅促进了产业间资源再分配，而且引发了产业内部企业间资源分配效应，为从微观层面观察贸易企业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相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模式研究的系统性和成熟性而言，对于农产品出口增长动态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上，农业自由化往往被认为具有长期改革收益但短期会引致结构调整和对农户和农场利益的损害(Aksoy and Beghin， 2005)。因此，在微观层面加深对农产品贸易增长动态的理解，充分认识其农业内部资源优化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果，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而言对于我国应对农业自由化和理解农业改革的积极效应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新贸易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产品贸易分析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大量的同质生产者(从技术角度而言)，消费者也很多，单个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价格的接受者。农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产品接近于无差异，尽管生产者千方百计说明产地差异、营销差异。由此产生第一个疑问：同质的生产者和同质产品的条件下，基于企业异质性模型的新新贸易理论能否适用于农产品贸易分析?
部分学者首先从产品异质性角度关注了此问题(Rakhal Sarker，Yves Surry，2006)。从理论上而言，小麦、大米、牛肉、羊毛、奶酪、葡萄酒等農产品被当做同质化产品是合理的，但实践上而言，生产处理流程、育种、产地特征、卫生检疫标准和食品安全要求使得这些产品实际上差异广泛。特别是国际贸易中占很大比重的加工产品由于其要素内容、质量属性和营销特征、品牌等方面使得其异质性更加显著。这足以证明国际贸易中这些产品及生产者特征是差异明显的，而且日益为消费者所认知。
另一部分学者则直接从农业企业、农户、农场的特征分析寻求答案。
一类是从农业企业角度进行分析。Tybout's (2000)的文献对食品加工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以及产业内生产率分布问题进行了关注。Bernard et al.(2006)指出，食品加工企业与工业加工企业一样在生产率、工厂规模、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方面展示出异质性特征，美国的食品出口加工企业就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而言甚至要超过制造业的平均水平。M.Gopinath和Ian Sheldon(2007)则认为基于制造业环境的异质性出口行为分析可以直接套用到食品加工企业和产业。然而，他们也提示初级农产品的生产者—农户和农场可能并不直接参与到农业出口决策，而是参与出口导向的生产决策，这是与加工农产品企业的本质区别。Kandilov and X. Zheng(2011)的研究证明了，对于所有的主要农产品，出口市场参与的固定成本是客观存在的，毫无例外。
另一类是从农户和农场角度的分析。Griliches (1957) 基于杂交玉米及Roger (1962)基于农业创新发散的研究关注了看上去类似的美国中西部农场存在的异质性特征。他们发现一些农户明显比其他农户更善于耕作，更快地采纳新技术和新品种，而这种异质性特征明显导致了农业内部异质性操作主体间的资源再分配及进入和退出行为。Hoch (1962)的明尼苏达州农场面板数据及Mundlak (1961)对以色列农场的面板数据研究也发现了大量农场、农户个体差异，他将之归结为主体的管理能力及特定的技术效率差异。类似的，S?魻ren Prehn， Bernhard Brümmer(2012)也指出生产初级产品的农户或者农场对于不同生产、管理技术的选择或对于新技术应用的时点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从而导致了其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的，农户和农场并不直接参与出口选择，而是通过贸易中介进行或进行出口导向的生产决策。 Ján POKRIV ?魣K1， Pavel CIAIAN(2011)等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了农户和农场异质性的来源——转型国家的二元农场、农户结构。他们指出，由于市场不完全，导致了农场(农户)再组织的交易成本及农场(农户)再专业化的交易成本较高，从而导致同一产业内部农场(农户)的二元结构，由此不同类别农场(农户)在生产率、生产规模、要素投入密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由此也影响到其出口参与选择的差异以及出口要素内容的差异。
总体看来，目前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农业企业、农场、农户的异质性，并给出了其异质性来源，证明了农业主体出口参与的固定成本客观存在，并对新新贸易理论如何应用于农产品贸易给出了提示。几个典型事实已经明确：第一，农业内部的确长期存在着农业企业、农户、农场的生产率差异，而且高生产率农业主体和低生产率农业主体倾向于长期保持其生产率特征;第二，退出风险与生产率负向关联，低生产率农业主体更倾向于退出;第三，无论进入还是退出，大部分生产要素倾向于保留在产业内部再分配(Hoppe et.，2010)。这也证明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农业领域应用的合理性，农业主体的自我选择和生产率引致贸易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而未来的挑战在于，理论上农业主体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是一个动态和长期的过程，而现有研究构造的面板数据更多的是静态的和短期的，而目前尚未有文献将长期的与短期的研究结论进行对比和分析，从而揭示出更加一致的结论。而另外的挑战在于，对于农户、农场的面板数据观测很大程度要受到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的制约，世界各国政府在提供数据的方式和程度方面差异巨大。
二、新新贸易理论在农产品贸易的应用
(一)农业主体的出口参与决定
要进入外国市场，出口商除了要面临一个典型的单位可变成本之外也要面临一个市场进入沉没成本，例如识别海外销售渠道、为满足外国消费需求升级生产设施、获取国外进口管理程序及法律环境信息。对于国际农产品市场而言，进入成本也包含为克服一定的市场准入限制带来的产品标准化成本。Ivan T. Kandilov和 Xiaoyong Zheng(2011)运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估计了一个带滞后变量的动态Probit模型研究发现沉没成本的影响无论在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而言对于主要6种农产品都是显著的。由于更容易识别分配渠道、了解进口程序及更好的法律制度、较低的腐败率，进入发达国家农产品市场的沉没成本要低于进入发展中国家。由于良好金融制度、出口促进计划、贸易信贷及海外贸易网络，发达国家农业企业出口参与能力要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Niringiye Aggrey(2010)运用Probit估计研究了影响东部非洲农业制造企业出口参与的因素，揭示了资本、平均教育水平、外国所有权、地理区位、公司规模及非熟练劳动力比重起到积极作用。与上述研究不同，D. Severine(2014)则主要运用了案例研究法讨论了高交易成本对于坦桑尼亚小规模农户参与出口价值链的阻碍作用。指出小农户分割化的小块土地导致的高交易频度及协作监督成本、地理位置及距离和地貌导致的高运输成本及高价值链基础设施成本、市场制度无效率带来的参与者高机会主义成本、低产出价格及高市场价格波动引发的市场交易成本共同形成了对小规模农户出口价值链参与的障碍因素。Damir Esenaliev(2014)运用711个吉尔吉斯斯坦农户调查数据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并进一步分析其福利效应，揭示了产品属性、劳动力、灌溉、地理位置、移民等因素的影响。而Rodrigo Echeverría及Munisamy Gopinath，etc(2009)主要考察了智利农户的出口生产选择行为。利用智利国家资源信息中心的调查数据，他们运用logit回归的结果发现，农业出口生产决定更多由生产商特定属性及农场特定的地理属性而不是区域地理属性决定，其中教育作为生产率衡量指标是生产商属性中的关键因素，而灌溉和排水系统是农场地理属性中的关键因素，距离大都市的距离通过劳动成本对出口生产决定产生影响。
其他一些学者關注了FDI的作用及农业主体出口产品和市场转换的交易成本。Shauna Phillips及Fredoun Z. Ahmadi-Esfahani(2010)主要分析了FDI对于澳大利亚食品制造业企业出口参与行为的影响。运用理论分析及Probit实证，发现FDI并未有效刺激澳大利亚食品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其原因在于一方面FDI多以并购方式控制相关产业，其对特有资产的保护及并购后竞争效应的不明显使得FDI并未对本土企业产生预期的溢出效应(如国际市场经验、技术等)。此外，很多FDI属于关税跨越性而不是出口平台型的。Liesbeth Dires and Johan F.M. Swinnen(2004)也曾分析FDI对于波兰奶业出口生产参与的影响。不过得出了积极结论，由于FDI属于出口平台型，通过与上游本土农户农场的积极垂直联系，例如采购支付保障、最低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高品质产品溢价、农业贷款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支持等方式，不仅强化了产业组织，也无形中增加了本地农户和农场的出口进入能力。Lota D. Tamini and Jean-Philippe Gervais，etc(2010)的研究显示，由于世界各国之间高度差别的农业贸易壁垒、国内农业出口补贴和支持政策以及加工食品工厂层面的异质性引发的交易成本不对称，很大程度导致了世界农产品贸易零值的存在及农业企业出口参与行为的跨国差异，与制造业比，农业出口商进行跨市场产品转换的能力也大大受到限制。
从现有研究看，农业主体出口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非常广泛，既有主体特定属性、产品属性因素影响，又与市场竞争环境、地理属性、上下游一体化程度有关;既有生产率因素起作用，又有非生产率因素例如政策、交易成本的影响。现有研究多数是定量研究，基于统计数据经验分析中得出如高生产率主体出口参与可能性更强的结论，更多的是一种推断。直接面向农户、农场、农业企业的定性研究目前比较缺乏，少有研究通过问卷、实地访谈等各种形式直接从农业主体角度了解其出口参与行为的动机和原因。取得第一手的数据有可能将目前此方面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启示。
(二)农产品贸易增长动态与决定因素
在一国农业经济处于增长进程的时候，一个可以观测到的广泛存在的事实就是随着时间推移，新品种不断在市场出现与部分老品种消失相伴相随。品种的不断进化与贸易量的增长共同推动着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大量研究对于这种增长动态进行了关注。
一类主要是通过不同的时间框架、不同产品分解指标和分解程度、不同的产品品种定义探索新产品和新贸易伙伴在农产品贸易增长中的作用。
Liapis， P. (2009)研究了69个国家在1996～2006年农业食品贸易流的进化，横截面分析结果显示53%的额外出口发生在集约边际，而发达国家的56%额外出口发生在扩展边际并获得了18%的出口溢价，他把原因归结于加工贸易份额的增长。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农产品出口整体增长主要发生在集约边际，老产品老市场占绝大多数比重。最后，引力模型结果显示，贸易摩擦比需求因素对两个边际的影响更大。随后，P. Liapis(2010)检验了是否一国生产和出口的农产品类型会影响收入增长。发现不是所有的农产品出口会产生收入增长，出口与食品饮料及烟草部门相关的加工产品确实带来了收入增长。此后，Liapis P. (2011)用三种替代性方法研究了1995～2008年加工农产品出口增长动态，发现高收入国家出口更多品种到更多目的地，高生产性劳动力产品也趋于溢价;对于拥有大规模劳动力的新兴国家，出口增长则伴随着价格折扣;在同等收入水平条件下，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出口更多的体现在扩展边际。
Shuwen Duan(2014)运用1986～2010年数据检验了世界和美国贸易的二元边际，发现世界农产品贸易增长78%在集约边际而22%在扩展边际但扩展边际重要性随时间而增长。对于传统贸易伙伴，集约边际解释了美国大部分出口增长而扩展边际主要在新兴市场起到重要作用。
Trade Research Niche Area研究组(2013)的研究表明，由于南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集约边际增长及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产品扩展边际的增长，高收入国家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的份额趋于下降。而低、中、高收入国家农业投入品扩展边际的增长显示了全球农业技术加强的趋势。
Dongwen Tian，etc(2014)通过非参数KM方法及半参数Cox比例风险函数，发现中国农产品新确立的贸易关系更容易失败，仅仅当新贸易关系超过4年的门槛条件才会转化为稳定而持续的出口增长。贸易关系持续时间也取决于进口国发展状态、出口经验、加工程度、地理空间等因素.
Carole Maurel(2010)以法国葡萄酒产业为例，采用蒙彼利埃数据中心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业中小企业出口业绩的决定因素。他综合考虑了企业属性、管理属性、技术资源、决策者属性、出口战略和出口环境及产业状况等因素，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出口承诺和出口导向、企业规模、出口战略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第二类研究主要是讨论农产品贸易动态研究中的经验方法问题。
Zahoor Ul Haq， Karl Meilke，etc(2011)考察了農业食品贸易流中显著存在的大量零贸易流的处理问题，指出忽视零贸易流会导致农产品贸易引力模型估计产生显著的偏误，他们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对零贸易流处理结果表明，距离、共同边界和语言、有偏贸易协定、出口国基尼系数、出口国收入、是否内陆、殖民地因素对农产品双边贸易流发展有显著影响。Maxim Belenkiy(2009)研究了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在应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区别，他认为由于竞争性产业性质及企业间差异相对较小，扩展边际修正对于农产品贸易引力模型意义不大，扩展边际不会成为农产品贸易流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考虑到巨大的贸易零值，出口选择修正对农业意义较大。
由以上可见，目前对农产品出口增长动态的分析的文献还比较有限，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集约边际、扩张边际、复杂度或者质量边际、可持续边际(贸易关系的维持和深化)。现有研究更多是基于产品层面，基于出口商层面的贸易增长动态研究较少。对于集约边际和扩张边际的研究，既可以基于贸易总量用Tobit或者修正引力模型、也可以用Freenstra方法分解，或者HK相对指标分解，或者直接将贸易流分解为品种数量和每品种平均出口额，其本质都是农产品贸易流进化的一种体现形式，目前而言并没有哪种方法体现出特别优越的解释能力，也没有原因可以解释为何不同的方法要相互排除地运用。未来的研究可以将这些方法加以综合并互补地运用，以检验其一致性和理论及实践价值。此外，现有研究多数还是关注农产品贸易流的总量进化的特征，考虑到不同农产品大类生产属性、产业结构属性、市场属性的差异，未来需要加强对于不同种类农产品进化特征差异的研究。类似的，就国别层面而言，不同的目的市场在市场增长、经济与政治稳定、市场竞争性和市场化程度、金融发展水平、消费偏好及贸易壁垒、质量标准方面差异巨大，从跨国角度进一步分析可能揭示更多的细节、特征和规律。
(三)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如近期众多包括农业的区域FTA或PTA、协商中的关税削减有助于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并克服诸如小国市场约束，对于替代弹性较低、关税水平较高的农产品新品种以及价格相对较高的高附加值品种更可谓是打开了市场空间，并使得更多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户和农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目前的经验研究大多肯定了上述理论观点。
一部分研究肯定了关税削减对贸易参与可能性的积极效果，同时下游的获益要高于上游。Lota D. Tamini， Jean-Philippe Gervais(2010)基于两阶段引力模型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42个国家不同加工阶段农产品的影响。发现比起部分自由化，激进的自由化将引发发展中国家扩展边际6倍以上的调整。源于下游更高和更分散的关税，贸易自由化效应对下游牛肉部门的影响比上游牛部门更大，且发展中国家公司数量趋于增长，发达国家公司数量趋于下降。Pascal L. Ghazalian， Bruno Larue(2009)使用随机参数probit估计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于肉类产品确立新贸易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关税削减效应随距离而下降，而随发展水平而增长。关税削减力度与贸易参与可能性成正比，说明激进贸易自由化的需求。Jason H. Grant和Kathryn A. Boys(2011)使用大面板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贸易流研究了WTO/GATT成员关系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发现尽管农业具有敏感性及成员国不愿采纳严肃的改革措施，多边贸易制度对成员国农产品贸易产生了显著积极效应，且结果显著性体现在具有样本选择和扩展边际修正的重力模型中。
其他的研究则将关注焦点放在FTA和PTA对贸易边际的影响上，部分研究认为PTA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种单一化。Maria Cipollina and Luca Salvatici(2010)使用基于161个发展中国家出口到欧盟的细分数据，研究了特惠贸易协定对欧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使用样本选择框架，研究显示欧盟特惠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在集约边际和扩张边际都具有积极影响，但细分部门差别较大。Elisa Gamberoni(2007)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欧盟单边贸易自由化对集约边际和扩张边际的影响。发现单边自由化对农产品部门的集约边际和扩张边际都产生了积极的效应。Pedro E. Moncarz(2010)则研究了阿根廷和巴西关税政策变化对于进口的影响，发现关税偏好的改变对来自其他拉美一体化成员的进口影响较小，效应主要在于关税率的变化。J.C. Bureau， S. Jean(2013)则从区域一体化协定角度运用1998～2009年数据从产品层面数据考察了78个协议的伙伴国自己关税偏好效应。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面板估计显示，在协定实施1年后，对出口参与可能性的积极影响是温和的。积极效应对南方国家出口影响比北方国家更强。M. Scoppola，etc(2013)运用1990～2006年发展中国家样本研究了欧盟特惠贸易协定的贸易创造效应，研究发现欧盟PTA积极影响农产品扩展边际，特别是通过与PTA相关联的关税条款，而食品贸易的结果则对估计方法具有敏感性，而集约边际主要被关税作用驱动(见表1)。
由以上可知，近年国外文献已在运用新新贸易理论不断探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不同模式(如关税和出口补贴削减、优惠贸易协定及不同自由化手段的组合等)及对于参与各方的可行性、福利效果，不同方法和不同程度的自由化模拟大多给出了比较肯定的结果，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共识日趋形成。实际上世界农业自由化进程也在日趋推进，各种包含农业的双边、多边FTA的达成事实上也验证了这一点。其次，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收入增长及世界各国的食品进口需求不断增长，食品价格持续高企，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变动使得大量农业投资涌入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农产品贸易呈现增长势头。在此背景下，有三个主题值得关注：第一，基于农产品贸易关税阶梯结构，很显然，高附加值的加工农产品贸易受益更大，目前大量包含农业自由化的区域FTA对于加工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二，自由化过程中新兴市场需求增长更快，但市场化程度、法律和行政环境、金融制度、契约执行、基础设施方面相对滞后，发达国家法律、制度、金融、基础设施更完善，但市场趋于饱和，两类市场各有其利弊，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区域增长结构效应有待研究;第三，近年来国际农产品市场供求缺口日益加大，农业自由化能否通过对进出口贸易边际和价格的调整实现全球供求平衡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四)贸易壁垒与农产品贸易流
目前理论的模拟已经证实了未来农产品市场进一步自由化的可行性，實践上不断深化的双边和多边农业自由化合作也有助于帮助合作方形成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从而为未来进一步的自由化消除障碍和提供基础。在此进程中，启用WTO许可的“安全阀”的国家将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农产品贸易壁垒的发起数量和范围逐步与农产品贸易本身的发展进程保持一致。因此，少量学者也加强了对贸易壁垒对农产品贸易增长动态可能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目前多数此领域文献都将焦点集中在SPS和TBT措施的影响上。部分研究认为SPS和TBT将不仅减低出口可能性，且负面影响集约边际增长。Pramila Crivelliyand Jasmin Gr?魻schl(2012)使用从WTO网站获取的SPS信息，在控制零贸易流的基础上，通过heckman两阶段法证明SPS措施削弱了农业和食品的贸易可能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一致性评估不仅损害贸易可能性且减少贸易总量，而于产品属性有关的措施不影响贸易可能性但对贸易流影响巨大。QIN Zhen，NI Yan(2013)研究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1995～2011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发现TBT和SPS措施同样的会降低农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但SPS效应更强且SPS还会进一步降低集约边际。
而其他学者对于SPS和TBT对贸易边际影响的结论却不一样，这可能跟选择的具体农产品品种、受影响对象国家的发展水平、考察的具体措施及数据、变量选择有关。Hoda El-Enbaby， Rana Hendy(2014)使用埃及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了SPS及TBT对于农产品贸易可能性和贸易流的影响。结果发现影响主要是降低贸易可能性，对贸易流影响不大。Bo Xiong， John Beghin(2011)的研究发现对于农产品的技术性措施经常在OECD国家内部同时增强进口需求和阻碍出口供应。而这些措施的净效应是减少了OECD区内奶产品的贸易可能性，然而却增加了区内谷物储备的贸易量。Oleksandr Shepotylo(2015)对各种主要非关税壁垒对海产品贸易边际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SPS措施主要是增加可变贸易成本，提升贸易扩展边际，降低集约边际;而TBT措施主要增加固定贸易成本，降低扩展边际并提升集约边际;STCs(特别贸易关注)对贸易边际的影响比前两者更大。
还有部分学者关注了关税、产品标准的影响，对贸易边际的影响基本是负面的。Ana M. Fernandesa和Esteban Ferrob(2014)运用2006～2010年60个国家203种农产品讨论了产品标准对农业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指出相对出口国，进口国更严格的产品标准不仅影响企业的出口选择而且增加了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率。其中公司属性和网络效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S?魻ren Prehn， Bernhard Brümmer(2012)建立理论模型说明，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对农场生产率有着直接的影响，关税导致来自国外竞争的弱化和国内低生产率农场的生存，结果意味着国内平均生产率水平的下降并由此影响了农产品出口。而出口补贴的作用则相反。Marie-Luise Rau and Frank van Tongeren(2008)发展出一个异质性企业的局部均衡贸易模型。基于蒙特卡洛参数样本的核密度估计显示出波兰和欧盟15国之间非对称贸易成本。结果发现，在欧盟准入的环境下的投资支持计划降低了肉类企业适应欧盟标准及出口参与的生产率门槛。他们指出，适度增加产业最低生产率水平将足以补偿因为固定服从成本提升而导致的出口下降。
从目前来看，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贸易壁垒与农产品贸易流关系的文献并不多，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上，缺乏对于贸易壁垒如何影响农产品的质量边际及出口关系生存和深化的探讨。从具体措施上看，多数研究关注的是常规的非关税壁垒，而对于TTB(临时性贸易壁垒)的影响研究不足。随着未来农业自由化的发展，以及由于垂直一体化、合作组织、上下游契约关系的加深，农业主体的贸易保护参与能力和动机将趋于增加，政府也会更多考虑对农业TTB安全阀的启用。因此，虽然存量上看目前农业TTB无论从发起国还是发起的产品范围有限，但基于对未来增量的预期，对于此方面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三、总结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过去10年多来，新新贸易理论产生并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截至目前，在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应用相对是有限的。传统的贸易理论对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相对不充分，未能充分体现农业内部企业、农场、农户之间的竞争特征和经济后果。新新贸易理论则为农业内部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新的理论启示。理解农户、农场、农业企业全球市场参与有助于有竞争力的农业出口商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带来更多的农业稳定就业及收入增长甚至福及更广泛的经济，也将使得自由化和开放市场的政策政治上可行。
總体来说，目前的文献对于发展农业新新贸易理论分析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但有很明显的理论和实践表明，这是一个需要后续研究不断跟进的领域，同时也产生了对专业的农业企业数据库和农户、农场调查数据建设的需求。与制造业不同，农业特别是初级产品存在着大量的农户和农场，它们不直接出口，但可进行出口生产决策，农户、农场的异质性来源及它们出口生产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对农业内部资源分配、农业经济增长、农户收入的影响值得未来进一步探究。目前的研究大多使用二手统计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其结论更多的是一种推断，未来从农业企业、农场、农户取得第一手的调查、访谈数据，直接从农业主体角度了解其出口行为的动机和原因有可能将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启示。各种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建设、促进政策在农产品进出口增长动态中扮演的角色也有待于进一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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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cultural Trade and New New Trade Theoy： A Review
Wang Xi
(Business School，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Key words：agriculture trade;new new trade theory;review
(責任编辑：张积慧)
作者：王晰
摘要：本文基于世界农产品贸易理论，以比较优势理论、素禀赋理论、产品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为基础，简略叙述了世界农产品贸易的现状以及中国农产品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并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前景提出展望，指出要更好的把中国农产品贸易所特有的自身优势与科学的理论方法相结合，才能最终促进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比较优势 要素禀赋 现状分析 未来展望
一、世界农产品贸易的理论基础
(一)比较优势下的世界农产品贸易
根据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各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以进行交换，可以在资源一定的前提下，获得更多的产品，也即存在着国际分业的利益。一国可以通过农产品贸易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进口自己具有比较劣势的农产品。
(二)要素禀赋理论下的世界农产品贸易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一国应当充分利用其相对丰裕的要素生产，并出口该种要素密集型的农产品，获得一定的竞争性。由于每种差异性产品针对特定的消费群体不同，这就决定了没有贸易时，农产品的产量就会受到市场的限制，不能取得规模经济的利益。
(三)产品周期理论下的农产品贸易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生产要素密集性质的变化过程，以及贸易国之间比较优势的转移趋势，着重研究了技术创新、模仿、扩散在贸易格局中的决定作用。发展中国家应该模仿发达国际的技术，利用本国土地、劳动力或者技术等要素相对丰裕的比较优势，扩大农产品制成品贸易。
(四)规模经济下的农产品贸易
在规模经济递增的情况下，即使两个国家在其他各方面都完全相同，互利贸易也同样会发生。农产品贸易扩大了市场销售量，进而扩大农业生产以获得规模经济，降低农业生产平均成本和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得各国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产品种类的增加中都可以获得福利收益。
二、世界农产品贸易的特点
世界农产品贸易总体上的一些特点，比如，总量增长，但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农产品贸易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农产品贸易的商品构成日益多样化;粮食的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农产品贸易中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相比，呈下降趋势;跨国公司在农产品贸易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动植物检疫国际公约日益完善 。
三、中国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前景分析
(一)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概况(1995-2009)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贸易额呈稳定增长趋势。2004年以来进口量增长尤其迅速，这体现了我国人民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但也导致了贸易逆差的出现。
(二)中国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
优势和劣势都是相对而言的，中国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要素禀赋优势。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状况直接影响到其对外经贸活动地位。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大要素状况比较，中国劳动力资源具有明显优势，而人均资本和土地拥有量，美国、欧洲占有绝对优势。(2)出口商品价格优势。从总体看，我国的水果、蔬菜、肉类产品价格均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目前，我国的主要水果如苹果、鸭梨、柑橘的国内市场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低四至七成，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3)出口商品产量优势。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渔业生产国，但是这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水平仍然较低，如水果类产品，目前的年出口量仅占总产量的1%左右，与其产量相比，出口潜力较大。
(三)中国农产品贸易的比较劣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农产品贸易的比较劣势：(1)我国处于劣势的农产品主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棉花、油、糖等大宗农产品，我国每年都大量进口这几类产品。(2)出口农产品结构不合理，出口市场过于单一。 (3)出口农产品生产成本过高。过去计划体制通过价格扭曲造成多数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从而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然而，随着农业政策倾向的转变，农产品的提价，外贸农产品价格日益提高。其次，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正逐步消失，使直接生产费用不断提高，粮油生产几乎无利可图。(4)出口农产品品质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除此以外，我国的许多农产品在加工处理、储藏包装、花色品种、卫生检疫等诸多方面有明显的劣势，这都影响到出口农产品的品质。
四、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一)中国农产品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出口商品种类单一;口市场过于集中;出口无序，低价竞争;对他国的需要和要求缺乏了解和重视 。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主观原因 ： 首先，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传统封建文化影响太深，这对迅速适应当今日益发展变更的国际形势有很大的阻碍。其次，我国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较短，对国际贸易的认知不够，这也在很大程度是造成了一些贸易的不良状况。最后，由于自身条件所限，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无形中对我国的出口对象进行了约束。
客观原因 ：在客观方面，主要是外国农业保护主义者大肆泛用WTO规则造成的。为了维护国际市场自由公平贸易，WTO制定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条款三个协议，各国家与地区以此作为保护自己产业不受进口实质性损害的有力武器。这又客观上给进口方泛用这些条款提供了借口。进口方为了保护本国农民利益，泛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协定》来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这对我国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形成障碍。
五、农产品贸易的前景展望
我们可以展望中国农产品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
第一，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在未来可能都会有所增长。
第二，从长远看，中国的土地密集型产品是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我国不可能大量出口土地密集型产品。
第三，随着国内供求情况的变化和国内外市场价格关系的变化，中国对大宗农产品的进口将会有所增加。
第四，由于大国效应的作用，我国市场和贸易情况对世界市场有显著的影响。
第五，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农产品尤其是水产品、园艺产品、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将可能持续增长
第六，受收入增长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影响，中国居民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对肉类和其他副食品的消费需求会不断增加。
第七，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积极推动双边、多边、地区和区域的经济合作。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我们要更好地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在当今的世界新形势下，中国农产品贸易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更好的把中国农产品贸易所特有的自身优势与科学的理论方法相结合，最终促进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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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格 彭欢 吴国方
摘要：当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缓慢，农产品贸易问题一直是重要影响因素。出于食品安全和政治等因素考虑，日本和韩国对中国农产品实施严格的农业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因此，了解并深入分析日本和韩国的农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并思考其解决机制，将有利于中日韩缓解农产品贸易摩擦，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发展。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肯定列表制度
1 引言
2012年11月，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但其自启动以来进展缓慢。当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在几个领域中的模式谈判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有望进入实质性谈判。而农业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下的敏感性问题，日韩一直对农产品贸易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我国与日本、韩国农产品贸易摩擦不断，成为阻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发展的因素之一。日本和韩国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但是其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农产品出口。本文将通过探究日韩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的影响机制，为缓解中日韩农产品贸易摩擦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2 技术性贸易壁垒
2.1 技术性贸易壁垒定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关税壁垒正在逐渐降低，而WTO也在严格限制直接非关税壁垒。所以，间接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简称TBT)，因其较好的隐蔽性和针对性成为了各国保护其产业的重要手段。根据TBT协定和SPS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进口国通过严格的技术标准，增加进口难度而限制进口的一种非关税壁垒措施。联合国贸发会议2015年《贸易政策重要数据及趋势》报告，2014年，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到70%的世界贸易;而从行业来看，农业受非关税措施影响最大，绝大部分农产品贸易都受到检验检疫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
2.2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特点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特点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是积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有效保护进口国人们的健康和安全，使消费者享受到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提高社会效率。王志明、袁建新(2003)指出技术性贸易措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技术性贸易壁垒被滥用而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通过制定严苛的技术法规和标准，提高准入标准，以此保护国内的产业。Baldwin(1970)则认为TBT具有很大负面影响，应该被消除。这样的双重特性使得技术性贸易壁垒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纷争中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尤其是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等为由，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制定严格的规定来限制其出口，而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逐渐增多。
2.3 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发展趋势
2001年至2015年间，农产品的TBT-SPS通报占通报总数的66%，且有关农产品通报数量呈现上升趋势。而我国作为农产品出口大国，主要出口市场为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农产品进口方面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比如依托严格的标准体系，欧盟构建了一套完整且运行有序的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而根据2014年数据，欧盟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企业出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其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占直接总损失近三分之一。
3 日本和韩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3.1 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
日本一直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但是近年来，因为日本严格的TBT限制，我国对日农产品出口比例在逐渐下降，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造成的损失占总损失的30%左右。2006年开始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极大提高了农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门槛，在该制度下，农业化学品的残留限量包括五大类型，其中“一律标准”类型包含了大部分的农业化学品，但是其限定的农业化学品最大残留限量不得超过0.001毫克/公斤。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项制度要求进入日本市场的任何农产品都没有化学品残留。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大大增加了产品的检测费用，延长了出口检疫通关时间，引发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成本和风险。
3.2 韩国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中国与韩国在地理位置上邻近，凭借地理位置优势，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之一，但是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韩国对中国的农产品进口设置了较为严格的农产品TBT。首先，韩国拥有十分健全的农产品进口法规和标准体系，该体系涵盖了水产品、谷物、家畜等，几乎把所有的农产品都纳入了质量安全和检疫检验法规的保护之下，一些农产品甚至需要满足多项标准。其次，韩国国内对农产品实施全面的义务认证制度和生产履历制度，规定了正在销售的农产品必须标明农药、化肥的施用量，以及栽培过程等详细信息。韩国的农产品TBT已经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抑制作用。
4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双重影响
当前，我国农产品出口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严重影响，损失金额不断增加，而且受阻形式愈发复杂，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根据张小蒂(2004)、李春顶(2005)等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短期和长期贸易效应研究，我们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分析日韩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4.1 短期贸易效应
从短期来看，严格的TBT限制对贸易产生抑制效应：
(1)数量抑制效应。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限制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数量。日本和韩国都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但是因为其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大量农产品因为没有达到其标准而被限制进入出口国市场。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供应增多，出口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这样一来，技术性贸易壁垒大大影响了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和规模，也不利于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均衡发展。
(2)价格控制效应。日本和韩国复杂的农产品检验体系和标准大大提高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成本。日本和韩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农产品，而且对农产品的检验检疫提出了十分复杂的要求。中国的出口商一方面要为了达到对方的技术要求而不断改变生产工艺，引进新设备，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出口商也要负担较为高昂的检验检疫费用及时间成本，成本的提高将使中国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力，出口商利润下降。
4.2 长期贸易效应
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可以引导我国农产品生产逐步走向规范，有利于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表现为贸易促进效应。
因为国外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势必要改变生产方式，借鉴国外经验，进行技术创新，引进更加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否则将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我国农产品一直存在监管不严格，评价体系不完善等弊病，国外的TBT可以为我国规范农产品检验体系、规范评价标准提供很好的参考，督促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企业加快创新速度，增加贸易量，即存在贸易促进效应。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出于食品安全和保护本国农业等因素考虑，日本和韩国出台了较为严格的措施保护他们的农业，成为阻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的重要原因。面对日本和韩国对中国农业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们有必要在三方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寻求缓解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最佳方案。
(1)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诸多隐患，制约了我国农产品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国内并没有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做出严格的规范，我国农产品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鉴于以上问题，为了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农产品生产企业应该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借鉴发达国家农产品生产的经验，提高农产品生产技术含量，建立完善的仓储、运输体系，为农产品出口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
(2)优化农产品的出口结构。一直以来，我国的水产品和蔬菜制品一直在日韩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但是这两类产品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不高。因此，企业需要加强技术创新，推动出口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农产品出口的多元化及结构升级。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劳务输出、技术输出、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改变出口方式，有效缓解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
(3)建立完善的农产品监管机制。政府应当通过完善农产品生产标准、制定相关法律来规范农产品生产，并加大监管力度。与此同时，政府应当及时公告国外TBT，使我国出口企业了解到最新生产标准;当出现农产品贸易摩擦时，应当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维护我国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我国政府也应当持续积极参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利用主动地位，促进达成有关农产品出口共识，争取更大程度的开放。
作者：张文文
摘要： 贸易便利化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研究利用2008-2014年农产品贸易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及贸易便利化对其影响。研究表明，“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特征，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的短板。如果东南亚、南亚地区交通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至全球平均水平，将会促使中国与该地区农产品贸易量提升25%左右，自贸协定的签署将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提升77%。为进一步提高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效率，沿线应该整合现有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宜选东南亚、南亚、独联体地区作为优先建设区，以点带面，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关键词： “一带一路”;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贸易便利化;农产品贸易潜力
doi：1009-055X(2016)0n- -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极大地制约了世界经济增长。相对于关税壁垒，“贸易非效率”作为隐性市场准入壁垒，对贸易阻碍更大。WTO全球贸易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贸易增长约为28%，贸易增长率连续多年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亚洲发展银行估算，贸易便利化①方面的交易成本大约占到国际贸易货值的1%-15%。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对外贸易大国，繁杂的贸易程序亦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瓶颈。
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把“贸易畅通”作为“一带一路”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而贸易便利化就是实现贸易畅通的主要抓手。推动贸易便利化就是为了消除国家之间存在的有形和无形壁垒，以释放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潜力，促进形成合理、安全、稳定的区域农产品市场体系。根据WDI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人口约为4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63%，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29%，贸易总额占世界35%。其中，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量仅占到中国农产品总出口量的29.48%。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出口地区集中，出口增长潜力有限。随着“一带一路” 战略稳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将不断增加，为中国农产品贸易找到新的增长点。随着WTO《贸易便利化协定》即将实施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亟需弄清的是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如何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应该放在哪些领域?中国和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还有多大?应当怎样挖掘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丰富现有“一带一路”研究成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贸易潜力影响研究的文献较少，但是国内外关于农产品贸易潜力研究的文献较为丰富。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引力模型是测算贸易潜力的主要方法(帅传敏，2009;李亚波，2013;谭晶荣，2015)。Tinbergen(1962)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两国贸易， 此后该模型不断得到拓展并主要运用于测算贸易潜力。Nilsson(2000)将传统引力模型算出的贸易值称为贸易潜力值，贸易效率值就是实际值和拟合值之间的比。然而传统引力模型使用往往假定“无摩擦贸易”和“冰山成本”，但这一假定过于苛刻(鲁晓东，2010)。传统引力模型估计的是各影响因素的平均效应，而只有少量客观阻力因素引入方程，如地理位置，语言因素等;而主观贸易阻力因素，如信息不对称，政策限制等无法引入方程，这种未识别贸易阻力自动被计入残差项，引起估计结果偏误(Armstrong，2007)。
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
贸易便利化涉及范围比较宽泛，由于领域各有侧重，各国际组织对贸易便利化的衡量标准差别较大(王中美，2015)。如WTO制定的《贸易便利化测评指南》，世界银行开发的物流绩效指数(LPI)，还有最具有代表性和综合性的指标体系是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的《全球贸易促进报告》选用的ETI指数。学者Wilson(2003)通过口岸效率、 海关环境、规章制度以及电子商务4个指标来衡量的指标体系(汪洁，2015;孙林，2013;沈铭辉，2009)。由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ETI指数可获得的时间年份较少，为了增加样本量和评估真实性，本文没有直接使用ETI指数，而是借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点，从市场准入、边境管理、交通设施及商业环境四个方面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张晓静，2015)本文最终计算结果和《2014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贸易便利化评估结果基本一致。 。市场准入指标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关税制度的复杂程度，以及关税壁垒和对外商的偏好程度。边境管理指标衡量的是一个国家边境管理的质量、透明度和效率。交通基础设施指标衡量的是交通设施的可获得性和质量。商业环境指标衡量的是制度因素对进出口商的影响。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整理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指标。结合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数据，可以得出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世界范围来看，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较低。如表1所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得分仅为391，总体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2008年相比，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这是由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太地区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核心区，大部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量增加较快，使得这些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到明显改善(详见表1、图1)。
第二，从区域来看，沿线国家和地区间贸易便利化水平差别较大。如新加坡(593)和马来西亚(482)及部分中东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居世界前列。而南亚地区却仅为358。对沿线内各区域比较发现，便利化水平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分布特征。欧洲和中东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东南亚地区贸易便利化提升速度较快，而南亚和独联体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较低，且发展迟缓。
第三，从具体指标来看，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沿线国家市场准入得分偏低，而东盟此项得分排名却显著提高。这主要是因为东盟近年来加快了区域经济整合步伐，与域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增多，提高了该地区开放水平。但是制约沿线国家提高贸易便利化的短板还是在于基础设施建设，该项得分远低于世界和OECD国家平均水平。
三、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设定
[HT4”F](一)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时变衰减模型(TVD)
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由Farrell提出。Broeck&Meeusen(1977)将随机前沿方法和面板数据相结合，来分析生产技术效率。Battese和Coelli(1992)在此基础上改进函数形式，提出时变随机前沿模型。使用OLS方法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估算时。由于不可观察因素较多，从而造成估计值偏误较大。由于贸易规模同样可以看成是经济、距离、制度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多元函数，给定经济规模、距离和其他因素情况下，所能达到最大贸易规模，本质上和投入产出函数类似。因此，用分析生产效率的方法来分析贸易同样可行(Armstrong，2007)。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可以估计出在给定投入水平下(经济水平、距离、人口等)所能达到的最优贸易量。
量，表示影响贸易量的自然因素，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地理距离、语言等因素，为待估参数。随机前沿分析将传统残差项分为随机误差项，和贸易非效率项，所有不可观察变量均计入贸易非效率项u。其中TEijt为贸易效率值，是实际贸易量占贸易前沿量的比值。可以根据TE值的大小来判断样本是否具有贸易效率，如果TE=0表示不存在贸易非效率情况，为无摩擦贸易或叫冰山成本，此时使用传统引力模型估计也将会是无偏的。如果TE=1表示贸易摩擦达到最大值。当TE∈(0，1)时，表示存在贸易非效率。为了研究样本效率值是否随时间变动，假定。η>0和η=0以及η<0分别表示非效率水平是随时间增加、不变或降低。
(二)贸易非效率模型
为了进一步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影响，需要建立贸易非效率模型。贸易非效率模型中的因变量是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的残差项。因此，估计贸易非效率模型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先估计随机前沿模型，获得残差后，将其作为因变量并引入外生变量估算贸易非效率模型。第二种是采用Battese和Coelli(1995)提出的一步法对随机前沿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同时回归，估计贸易非效率。贸易非效率模型部分被设定为：
(三)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情况，排除部分缺失数据国家，本文选取了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8-2014年。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额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数据库，农产品按照WTO统计口径计算。人均GDP(PGDP)、人口(PO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距离(DIS)、LANDLOCKED和BORDER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贸易非效率模型中，FTA数据来源于WTO官网，贸易便利化各指标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贸易促进报告》，清廉印象指数(CPI)来源于透明国际数据库。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适用性检验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需要确定随机前沿引力函数的适当函数形式。本文首先进行贸易非效率检验，其次是贸易效率时变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存在贸易非效率，说明适合使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根据时变性检验结果，函数不存在时变性，因此函数形式确定为时不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具体结果见表5。
(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与预期假设基本一致。从传统引力模型变量来看，农产品贸易受到人均GDP的影响显著，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其中中国和沿线国家人均GDP每增长1%，农产品贸易量将分别增加08%和066%。人口规模对农产品贸易影响也非常显著。沿线国家每增加1%，沿线国家贸易需求将增加06%。而中国人口规模对中国和沿线农产品贸易影响程度最大，中国人口每增加1%，农产品贸易量将萎缩88%。可见中国人口增长阻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而沿线国家人口增长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
林德假说不适用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人均GDP差距项不显著，说明两国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会阻碍两国农产品贸易。而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更符合H-O定理，中国土地要素匮乏，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多为蔬菜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多为粮食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距离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很大阻碍作用。估计结果表明，两国距离每增加1%，农产品贸易量将会减少286%。这是由于农产品不易储存，运输和销售易受自然环境影响，因而运输距离会对农产品贸易产生重要影响。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横跨亚欧大陆，距离差距较大，因此距离因素严重阻碍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
共同边界对农产品贸易不影响，而是否是内陆国家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显著。这是由于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大多受高原和山脉阻隔交通不畅，因而对与中国农产品贸易没有实质促进作用。而内陆国家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交通基础设施又不健全，双边贸易流量受到影响。
最后γ值代表随机扰动项中贸易非效率因素所占比例本文最终计算结果和《2014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贸易便利化评估结果基本一致。 ，γ为096，说明实际贸易水平和前沿贸易量有较大差距，且绝大部分差距是由于贸易非效率因素引起。接下来将讨论贸易非效率的影响因素。
(三)贸易非效率模型结果
本文对贸易非效率模型进行估计，方程衡量的是非效率值，因此负号表示变量减少贸易非效率(详见表5)。γ值为096，说明随机前沿模型设定合理，贸易便利化是降低贸易效率的主要因素。贸易非效率模型估计结果和表4结果略有不同，此处林德假说验证项显著，说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稳健性有待提高，但是其估计系数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忽略，因此，对结论没有产生实质性的颠覆。
从贸易非效率函数估计结果来看，基本可以得出贸易便利化对贸易非效率具有重大影响。自由贸易协定(FTA)对贸易非效率有显著负影响，说明自贸协定的签署将会显著削减贸易非效率，估计结果和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贸易便利化各指标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不尽相同。市场准入、边境管理、交通设施对贸易非效率都具有负影响。边境措施，如通关效率提高、手续简化对农产品贸易有积极促进作用，边境管理水平每提高一个分，将会使中国与沿线农产品贸易增加27%。交通基础设施每提高一分将会使中国与沿线农产品贸易增加43%，说明“一带一路”的建设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极大激发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如果能将东南亚(355)、独联体国家(378)基础设施水平提升至世界平均水平(438)，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量将增加25-35%括号内数字为2014年该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得分，详见表2。 。和理论预期不相符的是，在现有贸易便利水平下，商业环境变好会导致贸易非效率。原因可能是国内商业环境的改善，扩大了自身国内需求，农产品转向内销，从而减少国际农产品出口。
五、主要结论和启示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要实现“贸易畅通”，而贸易便利化是贸易畅通的重要抓手。贸易便利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成为关注的重点。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家和区域间差距较大。总体呈现“两边高中间低” 的特征，即东南亚、中东欧地区便利化水平高，中亚、西亚、南亚较低。基础设施建设仍是沿线国家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短板。(2)经济发展水平和进口国人口规模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出口国人口规模、两国距离及内陆国都阻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林德假设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不适用，即两国经济发展差距不是农产品贸易的阻碍因素。(3)自贸协议的签署将极大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估计未来“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会使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量增加77%左右。如果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438)，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量将会提升25%左右。通关手续简化等对于农产品贸易也有积极影响。
具体建议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应是提高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主要着力点。独联体国家、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是中国主要的农产品贸易区，也是沿线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宜优先进行该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距离因素是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因素，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将有利于削弱距离限制，促进地区贸易。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依托，推动建设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借鉴现有区域多边合作经验，依托沿线现有各类自贸区，以点带面，逐步建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通过与沿线各经济体的贸易便利化合作，连接中国与沿线经济体，实现货物、服务、文化的自由流通，从而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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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啸 齐皓天 王兴华 何忠伟
摘 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国国计民生的大事，江西省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积极开展农产品出口贸易。近年来，随着绿色贸易壁垒被发达国家的普遍采用，以加速国家标准化进程、维护生态环境和消费者利益等为由，采取多种措施限制进口。本文在分析“绿色贸易壁垒”的内涵、特点的基础上，详细的分析了江西省农产品贸易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 绿色贸易壁垒;江西农产品贸易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内涵及其形式
绿色贸易壁垒又称环境壁垒，它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当中，进口国(主要指发达国家)以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以及维护人类和动植物健康为理由，以立法的形式对进口的产品制定限制性的法规或者是措施。绿色贸易壁垒要求出口国的商品不仅需要符合质量标准，而且从产品设计、产品制造、产品包装到消费都必须要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不会对生态环境以及人类健康带来危害。绿色贸易壁垒主要表现形式有绿色环境标志制度、环境附加税、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等。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江西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一)部分农产品出口额急剧下降
发达国家对江西省农产品进口实施绿色贸易壁垒使得江西省部分农产品出口量减少，减缓了江西省农产品出口激增的趋势，其中，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江西省农产品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而且农产品的种类多种多样，给本国的农产品市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江西省农产品出口到本国可能会威胁到发达国际的农业发展，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可以阻止江西省农产品的出口，进而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维持当地农产品市场的稳定发展。2014年，以玉米为例，其中出口2.0万吨，同比减少了74.2%。
(二)增加农产品出口的技术难度
绿色贸易壁垒对农产品的储存、生产、流通、包装、检验等环节都有着严格的制度要求，实施绿色贸易壁垒的国家会以立法的形式设置一系列严格的检测标准，有任何一项不能达到规定要求就不允许此产品进口到本国。但是，不同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标准存在着差异，而且与国际标准也不同，普遍比国际标准的要求要高很多，使江西省农产品企业无法深入的了解每个国家的政策标准要求，适应起来比较的困难。特别是江西省农产品的中小民营出口企业，由于人才、资金的限制，其对农产品的检疫技术能力一般，也没有完善的质量管理系统化标准，这无疑使江西省的农产品步入国际市场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三)促进生产商的技术进步与创新
绿色贸易壁垒作为国际贸易得限制措施，它规定如果农产品不能达到本国要求的标准，就不能进入当地市场。它对农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加工技术有着严格的要求，江西省农产品要想更加顺利的进入国际市场，就的进一步的对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和国际水平接轨，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政策会促使江西省的农产品出口企业不得不进行技术革新，从而进一步的提高江西省农产品质量，提高江西省农产品的竞争力。
(四)促进农产品检测标准和手段的进一步完善
江西省的农产品检测检疫保证和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农产品检测检疫标准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江西省的农产品在出口到发达国家的时候很难通过当地的农药检测，绿色贸易壁垒提醒江西省的农产品检测检疫标准要及时的与国际接轨，完善江西省农产品技术法规体系和运行机制，加强有关技术立法工作。同时促使部分农产品生产企业改变其农业种植方式，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科学的开发和利用江西省当地的农业生态资源，实现农业生态化发展，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江西省应对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一)完善农产品绿色物流的政策法规
首先，江西省需按照国家农作物标准要求自身，系统分析和综合各相其他国家，特别是对于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并制定江西省自身的农作物产品安全标准，从农产品生长源头开始对周边环境进行监控，还应颁布相应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从而确保农产品生产质量的指数提升。同时，还需要制定细化的农产品成分监测方案，针对不同种类农产品，制定详细的农产品质量指标标准，积极有效的确保农产品生产各个环节的江西省可以借鉴日本以及欧美等国家实施的管理体系和标准等，严格控制农药及各种残留物的数量，确保农产品的安全。
(二)增强政府的监管力度
对检验检疫的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强，通过法律手段以及各种经济手段等增强企业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感，大幅提高相关主题的过度使用农药的成本，竭尽全力从源头解决农作物产品质量问题。最为重要的使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设立自律机制，提高监测人员的素质，确保监测工作的质量，并使标准认证程序透明度化。
(三)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
江西省的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必须注重科技创新，通过不断的科研以及创新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尤其是农产品深加工技术。企业除了自身设立科研部门之外，还要不断的加强与科研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的合作。以此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重突破制约企业深加工的技术瓶颈，不断促使科技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不断降低成本，提高资源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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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靳娟.农产品贸易应对绿色壁垒的对策分析[J].中外企业家，2013(05)
作者：姜欣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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