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代价值
[摘 要] 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涵文化的基因、文化的精神、文化的力量、文化的灵魂，具有工具文化价值。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执政理念在不同时空里演化发展为不同的内容，由于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化作用，使我国几代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当代中国，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政治文化力，只有文化有力才能凝聚中国力量，托举中国梦。
[关键词] 批评与自我批评 文化作用 执政理念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也是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正是因为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能取得巨大的胜利。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公开承认并改正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它既包括批评自己，也包括批评别人和接受别人批评，是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的统一。由党员自我批评逐渐深化和发展为党员之间相互批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缺点、错误的态度。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化内涵
批评与自我批评不管是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上，还是从党的战斗武器和自身建设的形式上看，其中都包涵文化的基因、文化的精神、文化的力量、文化的灵魂。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影响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和民族振兴的精神方面的因素，如思想模式、行为方式、基本价值观等，特别是政治文化甚至包涵个人的反省、反思文化以及干部文化、廉政文化等。“反作用”的文化——即社会内部各要素间的矛盾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反作用。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而由文化引领的人是关键因素。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只有用文化共识连接起来审视，才能有意义、有作用、有力量。比如作风与干部文化的关系，作风建设偏重干部的外在形象，体现的是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和为人处世的方式;干部文化强调干部内在修养、思想观念、道德修养、文化素质和精神状态。只有提升干部文化，才能引领和培育干部作风，为干部建设注入灵魂。广大干部只有不断正思、正念、正行，才能增强发展的软实力，提升干部的核心竞争力和执政能力。当然还有廉政文化、历史文化等等。总之，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道德性、科学性、传统性价值，也就是工具文化价值。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与时俱进
回顾我们党“建国”“建社会主义”“建党”“建发展”“建我”的历程，都有一条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那就是“三字经”：旗、路、民，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了谁。
黨的三大作风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建国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其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的是党要如何执政，走什么路。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执政理念的核心就是“以民为本”。在政治建设上，毛泽东认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党只有不断自我批评、自我完善，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提高自我能力，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方面要实行“双百”方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这些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批评与自我批评起了很大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敢于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首先纠正了党内“左”的错误思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是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邓小平解决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针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大胆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党的“三大作风”的与时俱进，其核心仍是党的执政理念三字经：旗、路、民。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解决之后，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了，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多元的变化。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党执政理念的创新思路，提出党要处理好多种社会阶层的关系，无论哪种所有制经济的代表者都是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针对党的建设，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体现了党的执政宗旨、执政方式和执政形象的高度统一，把党的作风、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思想路线以及与时俱进的优良品质等浓缩在“建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党的执政理念的“三字经”：旗、路、民的与时俱进。“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体现了在党的建设上的具体要求，实质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体到党风建设上就是密切联系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尤其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一条，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思考，是新时期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十六届三中全会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回答的基本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迈进21世纪，社会发展呈现了新的特征，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发展既蕴含着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也承受着人口、环境、资源方面的约束和压力。因此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逐步显现。例如，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特别是我国出现了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化、价值观扭曲等严重社会问题。实践的变化促使执政党反思，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胡锦涛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由此引领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即合理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三发展”也是从不同的时空里体现了党的执政理念——“三字经”精神的。
党的十八大后，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党的执政理念由党的外部指向党的自身，党要解决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即“我是谁”“我为谁”。简言之，就是解决“建我”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理念勇气、实践勇气，即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提出了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次活动把“为民、务实、清廉”作为主要内容，这是党的一次自我革命，这次活动充分体现了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决心。党中央制定出台了八项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执行，扎扎实实转作风，“严”字当头正学风，求真务实改文风，抓好党风廉政建设。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真正把握群众这条生命线、工作线、保障线;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引领全国人民把智慧和力量集中到党的各项事业中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提供强大力量，为使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好思想准备、作风准备、组织准备。由此可见，实现中国梦的三大方略：“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与党的执政理念三字经——“旗、路、民”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化内修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讲话中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凝聚“中国力量”的关键在于凝聚中国人，而凝聚中国人则在于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就是把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
《周易·易传》中说：“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国民之魂文而化之。文化含量是一切的灵魂。只有文化有力，才能过程有痕，才能终极成果，不可替代。那么，国人应从哪几个方面来体现落实这一文化力量呢?
首先，要我们应内修传统文化，“进德修业”，就是用深邃的文化影响力来反省自我。在《论语·学而》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每日“进德修业”所用的反省工夫，应该是最早的“自我批评”，这种反省反思的进修德业的思想建设，我们应该传承。
其次，我们当今的进德修业的思想建设，不能仅停留在反省、反思上，更要体现落实在行动上。我们不仅要有“自我批评”力，而且还要有“批评他人”力。“批评和自我批评”力，是我们思想建设的政治文化力。当然今天党的思想建设也不是曾子的那三个方面，而是第一，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阐释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自觉地按规律办事;第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第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思想建设的实质就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促建的过程，也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力量所成就的。
上述可见，毛泽东提出的党的“三大作风”解决了建国问题;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社会主义”的“建社会”问题;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建什么党，怎么样建党”的“建党”问题;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解决了“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的“建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执政理念的三方略“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解决了“中国梦”的问题，即用“三方略”解决“建我”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党的执政理念“旗、路、民”在不同时空里演化发展的具体内容。在实现这些内容的过程中，“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时空里展现，既有一脉相承又有与时俱进的文化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
参考文献：
[1]邓晓琳.党的三大作风的现实价值[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5(6).
[2]雷琳，张倩.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演化和发展[J].科学社会主义，2006(3).
[3]吴剑波，黄立红.论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执政理念[J].求实，2006(9).
責任编辑 彭月才
作者：吴晓彤
[摘 要]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哲学思潮，尤其是激进派别深层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直接催生了生态批评，并最终成为其主要思想基础。然而，这种生态中心主义哲学锁定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终极根源时，自身却隐含了不少天生的缺陷，因而遭到了生态哲学内部其他派别及环境公正人士等多方的严厉批判与责难，从而引发了自身的生存危机，也给生态批评带来了危机。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社会生态学以及环境公正理论之间的冲突与对话，推动了生态批评的转型，也为生态批评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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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西方伦理关注的重心是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神的关系，鲜有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彰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为重心的生态哲学或生态伦理学，对西方传统伦理哲学来说，确是个巨大的挑战。其中，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伦理充分彰显了其对传统西方伦理的超越，代表着西方思想史上伦理范围的一次革命性拓展，更是西方思想史上一次哲学范式的转变。
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哲学思潮，尤其是激进派别深层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直接催生了生态批评，并最终成为其思想基础。然而，这种激进反叛的革命性生态哲学派别，在执拗地锁定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终极根源时，自身却隐含了不少天生的缺陷，因而遭到了生态哲学内部其他派别及环境公正人士等多方的严厉批判与责难，从而引发了自身的生存危机，也给生态批评带来了危机。深层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社会生态学及环境公正理论之间的冲突、争辩、对话、妥协甚至融合，既不断拓宽生态批评对生态危机文化根源追查的路径，推动生态批评的转型，也不断为生态批评开辟新的学术维度，从而使得生态批评既具有崇高的生态乌托邦理想，也立足坚实、冷峻的社会现实。在此，笔者主要就生态哲学兴起的概况，深层生态学的主要内涵及其与生态思潮其他派别之间的冲突和妥协，以及生态批评的转型等问题进行探讨，①以厘清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路径，从而助推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构建。
一、生态哲学的兴起：对生态危机的生态哲学审判
1962年，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问世，开启了现代环境运动，唤醒了大众深度沉睡甚至麻木的环境意识，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环境(或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人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保罗·埃利希(Paul Ehrich)的《人口炸弹》②(The Population Bomb，1972)、戈德史密斯(E. Goldsmith)等人的《生存的蓝图》③(Blueprint for Survival，1972)及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④(The Limits to Growth，1972)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启示录般的“世界末日”报告问世，更加深了人们对环境危机的认识，引发了部分有使命感的哲学家空前的环境焦虑，从而催生了一个新的哲学领域——生态哲学，以应对千钧一发的环境灾难。生态哲学领域派别名目繁多，各派别之间既有相似或重叠，也有冲突与对立，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学科图景。不论这些哲学派别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论其环境效力如何，都是对环境危机的文化回应，也是走出危机泥潭的文化策略探寻。这一方面凸显了生态问题的复杂艰巨性，另一方面也迫使各派别不断深化、发展与完善其理论。
1967—1968年，环境思想史上两篇环境主义文章的问世，开启了西方哲学绿化的进程，进而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文化的绿化，这两篇文章因此也成了西方环境哲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其一是美国科学史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于1967年发表的《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一文。在该文中，怀特指责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导致当今全球生态危机的元凶，该文因此成为西方环境文化的经典文献，推动了基督教的绿色化进程，甚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推动了整个人文学科的绿色化(哲学、宗教、文学研究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开启了生态批评文化维度之先河。同时，怀特还提及摆脱生态危机的两条文化策略，即“找到新的宗教”或“反思旧有的宗教”。但怀特站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立场上，力荐绿化基督教，这实际上成了西方环境文化绿化的主流，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⑤其二是1968年美国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发表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一文。哈丁因该文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享誉国际学术界，该文也确立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生态政治的基本范式——集权生态主义。在该文中，哈丁认为公有财产和民主自由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他主张建立非自由的甚至是专制集权的生态政治。①但是，哈丁只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一般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忽视了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性别及不同社群之间严重不平等所导致环境退化的生态现实，带有浓厚的生态殖民主义色彩，因而必然遭到第三世界人民及弱势社群的强烈反对。
1973年，挪威哲学家奈斯(Arne Naess)发表了一篇题为《浅层生态运动与深层、长远生态运动：一个概要》(The Shallow and the Deep，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A Summary)的文章，极大地推动了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在文中，他首次提出“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概念。到20世纪80年代，深层生态学一直是生态哲学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支激进哲学派别，迄今为止依然是生态哲学中的一股主要力量。美国生态学家塞申斯(G. Sessions)与德韦尔(B. Devall)合著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1985)，进一步发展了奈斯的思想，成为北美最具代表性的深层生态哲学家。后来，澳大利亚生态学家福克斯(W. Fox)的《超越个体的生态学》(Towards a Transpersonal Ecology，1990)，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奈斯思想体系对个体关注不够的缺陷，从而使深层生态学成为西方生态伦理学中别具一格的思想流派和生态运动中激进主义思想的主导力量。
20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家布克钦(Murray Bookchin，1921-2006)所建构的社会生态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了激进环境哲学影响广泛的一支。布克钦的社会生态学主张将古典无政府主义原则应用于生态问题，实现无政府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结合，建立无政府主义的生态乌托邦。其生态理念集中体现在他的《自由生态学》(The Ecology of Freedom)一书中，该著也成为环境主义的经典之作。其实布克钦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了生态哲学的建构，他的《我们的合成环境》(Our Synthetic Environment)早在1962年就问世，并确立了生态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传统之间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生态哲学中另一支激进派别——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也引人注目。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学者罗斯玛丽·雷德福·卢瑟(Rosemary Radford Ruether)于1975年出版了其重要的生态女性主义之作《新女性，新地球》(New Woman，New Earth)，这也是首部揭示环境退化与性别压迫之间的关联，并确立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之间血脉联系的论著。
20世纪70年代中期，环境哲学中重要的一支——动物伦理学也崭露头角，它以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于1975年出版的一部开创性的关于动物伦理地位的论著《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为标志。该领域中另一位堪与辛格比肩的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Tom Regan)是“动物权利”激进的倡导者。像辛格一样，在1972年雷根就开始讨论伦理的拓展问题，他写了大量有影响的文章以阐发其动物权利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1983年出版的《为动物的权利辩护》(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还有多位生态哲学家对生态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包括理查德·劳特利(Richard Routley)、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及J. B. 凯利克特(J. Baird Callicott)等。此外，多种学术期刊的问世也极大地推动了环境哲学的形成、发展与深化，其中包括《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深层生态学家》(The Deep Ecologist)以及《伦理学与动物》(Ethics and Animals)等。①与此同时，其他哲学期刊也刊载大量有关环境伦理学方面的文章，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环境哲学的发展。有关环境伦理方面的学术会议也非常频繁，从而给环境哲学学者提供了大量交流思想的机会。不少大学哲学系还开设了环境伦理学课程，环境伦理学的教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总之，20世纪70年代西方环境哲学的发展可谓如火如荼，尽管这些思想活动显得学究气十足，观点有些玄奥，普通人一时难以理解，但哲学家们并不满足于客观评价和分析，他们要充实激进环境主义的内容，赋予其价值与尊严，让理论融入实践之中，以改变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主导下的文化现状。
当然，要说在现代环境主义产生之前没有哲学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感兴趣，这也言过其实。事实上，东西方哲学都对当代西方环境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仅作简要说明。其中，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及阿尔贝特·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r)等著名哲学家就对深层生态学产生过重要影响。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及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对伦理拓展理论的发展也功不可没。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文学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和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曾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伦理，远远超越人对其他动物的义务。另外，北美土著文化、东方的佛家、道家也都对当代西方环境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②
实际上，早在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就第一次广泛而明晰地表达了一种“生态冲动”，这种生态冲动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最为激烈、令人震惊的反叛，因为在工业革命初期，启蒙运动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整体力量的负面作用已初露端倪，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动荡、自然的破坏以及人的精神不安与困惑。在彼得·海(Peter Hay)看来，浪漫主义反叛最好被看成是“对具体科学的反叛——应用型技术科学”，拥有了它，全知全能的人就超越了自然、离开了自然，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纵自然，浪漫主义也因此试探着走向“生命自然是人类不能脱离的一个统一体的主张”。当然，与其说浪漫主义反科学，不如说它呼吁一个不同基础的科学，一种基于生态学观的科学。尽管浪漫主义具有生态学的取向，但并没有成熟的生态学视野。③当代环境运动是对工业革命的反叛，一定程度上受到浪漫主义作家生态情怀的影响，但其生态精神并非19世纪浪漫主义生态冲动的再现，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像19世纪美国浪漫派作家梭罗，至今依然深情触动、激励着环境主义者。
生态哲学思潮中最具影响力、最为激进的一派当属生态中心主义哲学，该哲学领域存在许多派别，各派之间也存在诸多分歧，绝非铁板一块，但都认同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主导下的西方文化危机，因而根除危机的对策必然是文化策略，也即通过文化的生态变革重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达到缓解或消除危机的目的。为此，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家们力荐用生态中心主义观取代人类中心主义观，倡导从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笛卡尔-牛顿机械论范式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或曰生态中心主义的有机整体论范式。简而言之，从机械论世界观走向生态世界观，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尤其是深层生态学，也因此成了第一波西方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
当然，在生态中心主义哲学的各派别中，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影响最大的一支要数深层生态学，因为相比较而言，它对西方主流文化传统伦理的清理最为彻底，对其批判也显得最为全面，似乎也最为深刻，所开出的应对环境危机顽疾的文化处方似乎也最有针对性。因此，美国著名人文主义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在其影响广泛的著作《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 1982)中，针对愈演愈烈的全球生态危机，疾呼社会发展范式的转变，即从机械论世界观走向生态学范式。在此，他所指的生态学范式就是似乎能整合世界各大古老文明的深层生态学范式。由于深层生态学在生态哲学领域的广泛影响，对生态危机文化根源揭示的广度与深度似乎也前所未有，因而成了第一波生态批评的主要基础。
二、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人类中心主义
当代生态中心主义哲学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人类文化的危机、人类主宰地位的危机和人类发展模式、生活方式的危机，要从根源上消除生态危机，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主导下的生存范式，并向生态中心主义抑或深层生态学的生存范式转变。这种激进的生态世界观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深刻地影响、启迪着陷入困境的当代文艺批评理论，并成为生态批评理论的思想基础，催生了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文学研究范式，以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观，让生态批评成为建构生态文化、走出生态危机的文化动力。
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认为，人类是生物圈的中心，具有内在价值，人是价值的来源，一切价值的尺度是唯一的伦理主体和道德代理人，其道德地位优于其他一切存在实体。在这种世界观看来，只有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存在物无内在价值，仅具有工具价值，它们被排除在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之外。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这样说，整个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传统形成主要有两大源头，即基督教和西方哲学。林恩·怀特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指责基督教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如果说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信仰的人类中心主义，那么哲学人类中心主义则是理性化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理性化的人类中心主义为人类在宇宙的中心位置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其思想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哲学家的眼里，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存在，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他的理性，人能够凭他的理性来把握世界。普罗泰科拉(Protagoras)这样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①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给生物规定了等级关系、隶属关系，并将人置于金字塔的顶层，还认为自然为人类而不是为了所有动物而存在。②近代培根的实验科学、笛卡尔-牛顿机械自然观由于片面强调分析方法与主客二分，凸显人与自然的区别与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进一步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无视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极力倡导人类征服、统治、占有自然。
达尔文进化论通过将人放归自然，从而摧毁了人的狂妄傲慢的心态。他说：“高傲自大的人类以为，他自己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值得上帝给予关照，我认为，把人视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存在物，这是更为谦虚和真实的。”他甚至认为：“在精神能力方面，人与高等哺乳动物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达尔文既看到了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又看到了所有竞争者之间的共性，看到了它们之间的生死相依，认识到了它们之间存在的亲缘关系。他主张扩大人类的伦理关怀，直到将所有的“有感觉的存在物”都纳入到道德共同体中来，并最终实现“对所有生物的无私的爱”。达尔文的观点对以后的环境主义和环境伦理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自然保护主义者(Preservationist)的代表人物缪尔第一次提出了自然拥有权利的思想。他认为，大自然必须首先为自己、为它的创造者而存在，“大自然创造动物和植物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这些动植物自身的幸福而创造，而不可能是为了一个存在物的幸福而创造其他动植物”，“我们尚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任何一个动植物不是为了它自己，而是为了其他动物被创造出来的。”②因此，动植物具有天赋权利。缪尔有了这些认识的根本原因，是他将人类看成是自然共同体的成员，因此，他猛烈地批评人类伦理的狭隘和对其他存在物权利的无知。
20世纪70年代以前，多数哲学家与现代环境主义者们的观点属于人类中心主义范畴。也就是说，他们大多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伦理问题，对此，社会学家布克钦深感失望，所以他批判美国资源保护运动和现代环境主义的种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肤浅的做法，主张建立无政府主义的生态乌托邦，以便“求得与自然保持新的、永久的和谐”。③这些运动或环境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价值理论，主要表现在：人类要么将非人类自然世界看成是“可筑堤坝、可耕种、可榨汁、可屠宰”④等存在物，要么在谈到非人类世界应该得到保护或保持的时候认为它们对我们有使用价值。
两千多年以来，尤其是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以自身创造的文化，自诩为“万物之灵”，人类中心主义一直是社会运行的基本路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认为“科技万能”，人类可以向自然索取一切，“成长无限论”一再被认为是人类自我肯定和超越自我、超越自然的一种表现。在这种环境侵略思维笼罩下的人类生存方式，创造物质文化的过程对人类而言是文明化、是进步，而对其他万物来说是“野蛮化”、是“堕落”。人对其他万物的“野蛮化”过程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直接地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并体会到“万物之灵”有可能变成“万物之零”的危险。⑤因此，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必须拒斥超越自然，贬低自然，统治、掠夺、占有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如果人类文化，尤其是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仍然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下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经济、技术、人口等问题，生态危机就不仅不会消除，甚至会进一步恶化。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信念产生了怀疑，人类中心主义被认为是导致这一危机的罪魁祸首，因而生态哲学领域出现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或曰生态中心主义的分野。为此，生态思想家开始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出路，其中一条是激进的生态思潮，即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过渡。以动物解放论(Animal Liberation)、动物权利论(Animal Rights)、生物中心论(biocentrism)和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等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Non-anthropocentrism)伦理观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猛烈的抨击，在这些伦理中，权利主体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已经从人类拓展到动物，再进一步扩展到植物和所有的生命共同体，进而扩展到大地、岩石、河流乃至整个生态系统。
三、走出生态泥潭的出路：走向深层生态学范式
由挪威著名哲学家奈斯创立的“深层生态学”是激进环境主义思想中最有影响的一支，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主流世界观的批评，它采取了“理性的、全景的”(total-field)的观点，彻底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处于环境的中心的形象”，而采取用更整体的和非人类中心的观点与方法。①深层生态学②的重要观点如下：
(一)关于生态伦理问题的观点有浅层的和深层的不同
浅层生态伦理学虽然反对环境污染和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但是它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认为如果离开人类的需要、利益和“善”，自然界就没有价值。它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的利益，只关心人类的富裕和健康。它通常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广义的“技术”问题，试图在不变革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改变现有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条件下，依靠现有的社会机制和技术进步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环境运动。深层生态伦理学之所以是“深层”的，就在于它不断追问浅层生态伦理学不过问的根本性问题，“对当今社会能否满足诸如爱、安全和接近自然的权利这样一些人类的基本需求提出疑问，在提出这些疑问时，我们也就对社会的基本职能提出了疑问”。它认为，自然不依赖于人类的利益，自然具有自己的价值。它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所有物种和自然界的整体利益。它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制度危机、文化危机、价值观念的危机和生活方式的危机，因而只有对人的现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
(二)深层生态伦理学是一种生态中心论世界观
它的理论基础或理论内核是两条根本性原则，即大写的“自我实现”原则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所谓大写的“自我实现”，是对现代西方流行的“自我实现”概念的超越。现代西方流行的“自我实现”是一种与自然分离的自我，追求享乐主义的满足感。实际上，人不是与自然分离的个体，而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自我实现的“自我”是形而上的“自我”，它的成熟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本我”到“社会的自我”，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自我”。“形而上的自我”又可以称为“生态自我”，它不仅包括“我”，一个个体的人，而且包括全人类，包括所有的动植物，甚至还包括热带雨林、山川、河流和土壤中的微生物等。它必定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的对象范围、超越整个人类而达到一种包括非人类世界的整体认识的过程，而随着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扩大和加深，人与自然其他存在物的疏离感就会逐渐缩小，便能感到自己在自然之中。当人们达到“生态自我”阶段时，就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也能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所谓生态中心主义平等，是指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以及在“自我实现”中实现自我的权利。这也就是说，在生态系统中，一切生命体都具有内在目的性，都具有内在价值，都处于平等的地位，没有等级差别，人类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在自然的整体生态关系中，既不比其他物种高贵，也不比其他物种更坏。这两条根本原则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扩大与自然认同的过程，它的前提就是生命的平等和对生命的尊重，而“生态中心的平等主义”的最高境界就是自我实现。深层生态学颠覆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主导范式，其最重要的原则是生态中心主义平等，有人称之为反人类中心主义，奈斯称之为“生物圈的核心民主”。①
正如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一样，深层生态学的生物中心主义平等也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生物圈中的所有的存在物，包括人类与非人类、有机体与无机体，都有自身固有的、内在的价值。这无需逻辑来证明。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是生态系统稳定与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一切存在物对生态系统来说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从整个系统的稳定与发展来看，一切生命形式都有其内在的目的性，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的地位。
简而言之，在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家看来，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的确立，为人类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找到了一条希望之路，为重审人类现行的文化范式、社会体制、发展模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飞跃，让深层生态学思维、观点、方法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对它们进行革命性改造，从而全面绿化人类文化，使文化成为守护自然生态的文化定力。由此看来，对人类文化来说，深层生态学对人类文化的全面改造可谓一次真正具有永续生态价值的提升。
四、对生态中心主义哲学的多维审判及生态批评的转型
生态中心主义哲学的诞生，尤其是深层生态学的出现，引发了人文学学者对自身学科研究范式的反思、重审，从而推动了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当然也催生了生态批评(或曰绿色文化研究)，要求对传统文学研究范式作出根本性的反思与变革。传统文学研究范式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甚至人类中心主义的，要引导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泥潭，就必须进行文化变革，以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生态中心主义的文化范式取而代之，倡导将文学研究范式的绿化作为突破口，进而实现人类文化的绿化。然而，这种激进的带有浓烈乌托邦色彩的文化绿化尝试却难以经得起理性的深刻拷问和缜密的学理推敲，更难经得起残酷现实的严峻考验。因而，生态中心哲学，尤其深层生态学遭到多方的严厉批判。为此，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尤其是深层生态学为主要思想基础的西方第一波生态批评也陷入严峻的学术危机之中。为了成功地应对学术危机，生态批评接纳了冲突各方的各种合理诉求，顺应现实的召唤，进行了重大的学术调整，走向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即从生态中心主义型走向环境公正型。
对深层生态学的批判首先来自生态哲学内部。尽管深层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及动物伦理学等派别之间在对待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理论对策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们之间的分歧还没有公开化，直到80年代中后期才充分暴露出来。尤其是深层生态学与后三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它们都指责深层生态学专注于伦理修补，脱离社会语境，缺乏政治权利理论，因而软弱无力，有乌托邦之嫌。
对深层生态学批判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它缺乏坚实可信的生态政治。在绿色政治著名的“四大支柱”——生态学、社会公正、草根民主及非暴力中，深层生态学平台仅具有一个生态学。甚至还有更苛刻的批评：“承诺的深层生态政治只是些空洞的话语、悦耳动听却毫无意义的杂音。”①通过将繁茂芜杂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倾向归结为环境退化的文化根源，深层生态学显然对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掠夺性权力关系的现实认识不足，而这恰好是导致环境衰退的必然结果。糟糕的是，深层生态学坚信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驱使人类将统治强加给非人类自然，然而，其批判者却要颠倒这种因果关系，在他们看来，恰恰是一部分人试图统治其他人的欲望导致了对自然的统治及其退化，因为自然被用来服务于人统治人的工程。
其中，社会生态学的代表人物布克钦是深层生态学最为严厉的批评者。在他看来，深层生态学是“软弱的唯心论”、“半生不熟、畸形怪状，宛若思想观念的一个黑洞”、“一堆意识形态的有毒废物”。尽管布克钦用的是谩骂的言辞，但他道出了一些实实在在在的真话。他拒斥深层生态学中的“荒野崇拜”与神秘的、直觉理解的思维倾向，他抨击深层生态学很少关注“人对人的操纵”。在他看来，深层生态学最大的不足之处是“没有下决心将生态失衡置于社会失衡的背景之中”，尤其没能“分析、探究与抨击作为现实的等级制”。②
在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基本上还没有得到承认的社会统治形式是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偏见所衍生出的多层次的统治关系，统治自然只是其所产生的必然的恶果之一。男人统治女人，男性原则主宰女性原则，随之而来的是男人统治自然，这是个水乳交融的过程。女人比男人具有更多自然特征的观念，进一步强化了对女性的矮化。对自然的恶性操纵，从自然的“她性”特征中取得了合法化。针对深层生态学将人类中心主义的物种偏见看成是掠夺自然的根本原因，生态女性主义者指出：“男性中心主义——男性统治与推崇大男子主义价值，才是支撑社会统治和环境剥削的根本原因。”在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珍妮特·比尔(Janet Biehl)看来，人类中心主义概念就存在大问题，因为它认为人类是个无区别的整体，而没有考虑男人与女人之间、黑人与白人之间以及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的历史与政治的区别。③还有不少生态女性主义者都认为，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对环境危机根源的理解不同。前者认为不仅仅是“人”而且是男人和大男子主义世界观的至尊地位必须首先要被罢黜，而后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必须首先受到谴责。
当然，对深层生态学最为严厉的批判来自草根环境公正运动。20世纪80年初兴起于美国的草根环境公正运动对主流环境运动发起了严峻的挑战，质疑生态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尤其质疑深层生态学。随着环境公正运动及其理论的深入发展，生态中心主义环境哲学理论及其环境纲领也受到了以有色族人民、穷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及第三世界的严厉批判。
这种基于草根的环境公正运动迅速演变成国际新型环境运动，对主流环境运动发起了严峻的挑战。环境公正人士站在有色人种的立场上质疑主流环境运动的一系列主张和实践，谴责其只专注于荒野保护、公地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而忽视以有色人种、穷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的主流环境组织，以及主流环境主义中广泛存在的形形色色、或隐或现的环境种族主义歧视与环境不公，呼吁主流环境不要只专注于“荒野”保护，仅从形而上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地追问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而应该从“荒野”归来，回到自然与人文交汇的中间地带，回到充满种族剥削、阶级压迫的人类环境，奉行环境公正。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环境公正运动是人类导向的，以关注人的生存为出发点，但绝非人类中心主义的。
1991年，300多名来自美国、加拿大、中美洲、南美洲以及马绍尔群岛等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首届有色族人民环境保护领导人峰会”。该会议实际上是环境公正运动的一个高潮，议定并通过的17条“环境公正原则”①，高度总括了致力于环境公正的政治信念。这“17条原则”实际上就是有色族人民的环境公正宣言，是环境公正理论的基础文件，其强调从广大有色族少数族裔人民的立场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及解决环境问题的多元文化对策，正式宣布了与主流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尤其深层生态学截然不同的立场。
从国际层面来看，深层生态学遭到了第三世界学者的严厉批判，其中最有名的批评者是印度生态学家罗摩占陀罗·古哈(Ramachandra Guha)。在他看来，尽管深层生态学宣称自己是普遍性的，然而它只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荒野保持运动的一个激进的分支，如果将其生态实践用于世界范围，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尤其对不发达国家贫穷的农业人口更是如此。在他影响广泛且极富争议性《美国激进环境主义与荒野保护：来自第三世界的批评》②一文中，古哈首先总结了深层生态学主要特征，并逐一予以批判。该文一定程度上也宣布了印度生态批评，乃至非西方国家生态批评将会与以美国生态批评为代表的西方生态批评有着不同的学术立场与环境诉求。古哈认为，深层生态学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二分并将其作为理解当前面临的全球环境退化机制是没用的，实际上，生态问题是由两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所引起的，一个是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城市精英过度消费的问题，另一个是不断增长的军事化问题，包括短期的(如不间断的区域战争)和长远的(如军备竞赛和可能的核毁灭)。而这类问题是相当世俗的，与人类中心/生态中心的区别没有明显的关系，因此，无论在哪个分析层次，生态危机的根源都不能还原成为“对待自然所采取的更深层次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
古哈的分析无异于说，人类中心主义成了在近现代以来靠大规模地掠夺、征服自然而发展起来的西方强国推卸、转嫁环境责任的形而上的借口和美丽的托词。专注于荒野保护的深层生态学在理论上充满了赤裸裸的生态帝国主义话语，文化上带有浓烈的东方主义色彩，实践上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生态剥削的基础之上的。
简而言之，他们都认为，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家、西方生态批评学者这种试图通过文化变革走出全球环境危机的想法实则是浪漫主义的“天真”，是将极为庞杂的生态问题简单化，依然沿袭着西方文化传统的“宏大叙事”，甚至指责其为逃避生态危机历史罪责的美丽托辞，尤其是逃避近现代以来西方对非西方进行生态殖民、文化殖民的历史事实，企图将危机转嫁到世界上所有人的头上，仿佛所有人——富人/穷人、西方人/东方人、白人/有色人种、男人/女人，甚至那些公认的“生态圣人”，都该为生态危机负有同等责任，因为环境危机是“生态原罪”之恶果。这种将生态问题非历史化、非政治化、非文化化的做法，以及进行抽象化、普遍化的做法，显然有生态东方主义之嫌，必然遭到第三世界生态批评学者、环境公正人士及少数族裔学者的责难，从而迫使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的第一波生态批评必须转型。
五、结语
由于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哲学隐含了诸多天生的缺陷，因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为此，有远见的西方生态批评学者倾听、评估来自多方的批评，反思第一波“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的成败得失，将生态批评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是推动其转型，亦即从生态中心主义型走向环境公正型。他们呼吁生态批评要从“荒野”归来，回归人与自然冲突的现实中间地带，这里的“人”不是脱离历史文化语境的、均质化的、泛化抽象的“个人”，而是深受种族、阶级、性别及文化甚至文明等范畴影响的“人”，重新探讨生态危机产生及不断恶化的复杂且更为紧迫的现实根源，因此生态批评必须回到复杂的充满各种利益诉求的人类环境之中。
转型后的西方生态批评并非完全拒斥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哲学，而是一方面借鉴其文化批评策略和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生态崇高理想，纠正其偏激之处，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吸纳其他批评理论的观点，以拓宽生态批评的学术视野，扩大其研究空间。具体来说，就是在坚守环境公正的大前提下，突出种族范畴，融合阶级视野，吸纳性别视野，胸怀生态中心主义理想，让多种似乎冲突的观点和不同的社会诉求，在生态批评的学术场域中冲突、对话、妥协，探寻它们共存于同一个绿色学术空间的可能契合点，以凸显环境经验的多元化性和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充分明证多元文化路径是走出环境泥潭的必由之路。各派环境哲学对走出环境危机路径的探讨，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或许都是从不同侧面对环境问题的确切探讨，只是关注的重心不同罢了。
责任编辑：胡颖峰
作者：胡志红
摘 要: 批评和惩罚是教师对学生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要讲艺术。本文对实施批评和惩罚教育时要注意的问题,以及怎样进行批评和惩罚教育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批评 惩罚 艺术
在家庭与学校教育中存在着两种误区。有些人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严就是凶,把严格和严肃、严厉等同起来。有些人过度地推崇赏识教育,认为孩子只能表扬,不能批评,把赏识误解为放纵、娇惯。赏识教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成功地进行赏识教育的例子屡见不鲜,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孩子进行批评与惩罚。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界在反思尊重学生的过程中,又走进了重表扬轻批评的误区,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批评教育”。的确,教育以表扬为主,正面引导,这是符合人的成长规律的。但是,以表扬为主,并非以表扬为唯一的方法。教育是讲究分寸的,适度为佳,过之或不及均不能取得理想效果。我们需要看到,与表扬相对的批评,与奖励相对的惩戒,对于每一个人尤其是成长中的学生具有特殊的意义。事实上,适当的批评与惩戒可以提高孩子的耐挫能力。从小没有受过批评惩戒的孩子长大了会很难容忍别人的不同意见,一听到稍不中意的话就会火冒三丈。没有批评和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缺钙”的教育。当然,批评和惩罚要讲艺术,教育工作者必须掌握这门艺术。如何科学地实施教育惩戒,是全国中小学和家庭都非常需要的经验。
一、对学生进行批评与惩戒的前提是教师得有一颗宽容的心。
每一个学生都想学好,都想得到别人的承认和肯定,都想关心别人并为他人所关心。同时,每个学生面对着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面对如此大压力的学习,都有可能犯错。教师在面对学生犯错的时候如何理解、包容就显得更为重要。只有我们保持一颗理解和宽容的心,学生才能感觉到应该有的安全感,才能倾诉自己犯错的心理历程,我们才能够有效开展教育工作。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有时宽容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强烈。”宽容不是放纵,而是在严格要求的前提下,对犯错误的学生理解、尊重,给予反思的充分的时间,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使他们最终改正错误。对人宽容,是做人的一种美德。而对孩子们宽容,则不仅是美德,而且是一种教育艺术。学生涉世未深,难免会犯错,有时他们犯错并非是有意的。这时老师需从心底宽容他们的过错。宽容是一种智慧,是一种特殊的爱,是一种胜过惩罚的教育。宽容就是一种深层意义上的“惩罚”。
发现学生犯错时大动肝火是拿学生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对学生的犯错要有良好的心态,但求心安理得,不求个人荣誉与领导认可。对待犯错的学生,教师要有宽广的胸怀。有些学生所犯的错误具有较大的破坏性,甚至使教师受到损害。此时,教师更应有“大人不记小孩过”的气度,从教育学生的大局出发,选择妥当的处罚方式。有些错误是反复出现的,孩子是在不断地犯错中长大的。老师教育学生时需要有耐心,当学生犯错时,要不停地提醒他们。当学生犯错时,我会找他们谈话,我希望取得这样的教育效果:让他们觉得为自己的过错而羞愧,而不是惧怕老师的严厉。
二、批评不是训斥与责骂。
挑剔、指责会严重地伤害学生。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孔夫子教育学生时很少疾言厉色,他通常是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榷的口气。但是中小学校里,教师当众批评、拿他人比较,甚至惩罚、冷落、责骂等错误的处理方式还比较普遍。批评教育不能唠叨。一个著名的儿科教授说,一句话重复三遍就等于对别人的折磨。经常性地对孩子进行千篇一律、语言重复的说教,不断给予同样程度训责,长此以往,这种唠叨式的教育模式会使他养成“心理适应性”,从而让他“脸皮厚”起来,最终导致教育不见效。
三、惩戒不需要暴力,惩罚不是体罚,是教育惩戒,是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过失负责任。
教育惩戒的原则是尊重,即之所以惩戒人,是因为人的美好而非丑恶,是相信人而非鄙视人。用中医之说比喻教育惩戒最形象准确,那就是扶正祛邪。对于涉及道德或责任方面的问题时可以适当惩罚,但是有一点是千万不可以惩罚的,那就是失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最多的教训就是从失败中得到的,如果从小就告诉孩子失败很可耻,他就可能不承认失败,或是隐藏自己的失败,甚至做出不诚信的行为,而不会从失败中检讨、学习、成长。打骂对教育孩子可能起到暂时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能是暴力的升级;要改变孩子,必须改变你与孩子的关系。对叛逆的孩子用暴力无疑是雪上加霜,其结果是很糟糕的,甚至是很可怕的。有的老师在打骂学生的时候说:“我打你骂你是爱你关心你。”但学生真的能体会你的爱,你的关心吗?在他们眼里你只是在维护你自己虚伪的尊严和管理能力。魏书生指出,只强调教师要爱学生是不全面的,还应具体研究怎样去爱,想爱还要会爱。如果不会爱,原来想爱,后来也变得不爱了。即使惩罚学生,也要以爱为前提,并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爱,这样学生才不会恨老师。
对待犯错的学生,教师万不可罚不择法,罚而无度,为罚而罚,以罚代教。打蛇打三寸。惩罚学生要抓住他们的弱点,否则不但起不到教育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在日常教学中我经常见到五花八门的惩罚学生的方法。罚抄书是许多老师惯用的手段,但受罚的学生往往会练就左右开弓的本事,有的学生甚至一只手同时使用两支笔。这样的惩罚完全起不到教育的效果。有的老师罚学生跑步或扫地。这似乎是一种不错的方法。但把跑步或扫地当成一种惩罚的手段后,学生肯定会对这两件事产生厌恶感。如果一件事情是本来应该做的,那么就不宜用此作为惩罚手段,还是剥夺某些权利更好一些。有些老师罚学生写说明书。结果,魏书生老师的方法在许多老师手中却变成改了名的检讨书。写不出1500字说明书的学生只好久久地呆在办公室,心中充满仇恨,暗暗诅咒老师。有的老师罚学生停课站门口,站办公室面壁思过。结果受罚的学生可以不用上课不亦乐乎,有时几个同时面壁思过的难兄难弟还可以一起高谈阔论。我从不采用以上的任何一种惩罚方式。当我的学生违法班规在走廊上拍球时,我就罚他禁打篮球一周,并扣德育分2分。有的学生喜欢电脑,当他犯错时,我就通知其家长罚他周末禁玩电脑。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犯错时,我就罚他们一周禁止交往。……
四、批评学生时要让学生不能为自己的犯错找借口。
正如有些人喜欢钻法律空子一样,一些学生也喜欢钻班规的空子。因此,教师需要不断地修改、完善班规。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自修课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一些学生在讲话,如果我们批评他们,他们总会说出不应被批评的理由,比如他们会说自己在讨论某一学科的疑难问题。因此我就制定了这样一条班规:在自修课上,要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不许讨论问题,如确实需要讨论的,可以利用课间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讨论。在没有绝对有把握让学生心服口服的情况下,教师不要批评学生。
五、批评处罚时要一律平等,无优差生之分,但有先后之分。
孩子是在犯错误中长大的。犯错误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学习过程。不犯错误不能成长,总犯错误不能成熟。因此我们在教育中要多提醒少批评,尤其是当孩子第一次犯错时尽量不要批评。如果一个孩子在批评的环境中长大,就可能会潜移默化地用批评的态度来解决沟通问题;如果孩子做得不好就要受到惩罚或被威胁,他就只有压抑自己的恐惧,否定自己的情感,来换取父母的认同。这样的管教之下,孩子可能会很听话,但是也会缺乏自信,好奇心受到压抑,无法体谅他人的情绪,存在很多情感的缺陷和问题。李嘉诚在谈自己成功的秘诀时说:“我认可的事,我一定会努力去做好,不管失败多少次。我感谢我的奶奶,当我第一次犯错时,她总不会责骂,但绝不允许我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
在日常教学实践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有些教师在优生犯错时会轻描淡写,而当“差生”犯错时就揪住不放。教师在教育学生、管理班级的时候,如果是戴着有色眼镜,那么注定失败。
六、教师要做自我批评的表率。
具有较高人际沟通技能的教师管理的学生极少出现捣乱活动,招致很少的严重问题,这种关系有力地表明,不少课堂捣乱行为归因于教师人际沟通技能水平不高。当学生犯错时,尤其是一个班集体里许多学生集体犯错时,教师是第一责任人,首先要作自我检讨,然后引导学生作自我批评。如果一味地责怪学生,就会引起学生的反感,起不到教育的效果。
在课堂上,如果学生大面积地不能集中注意,老师不能只是埋怨、批评学生,而要找自己的原因,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自己身上。有可能我们的授课内容激不起学生的兴趣,有可能我们的语调太单调,有可能我们授课的难度没有顾及全体学生,有可能我们的精神状态不好,目光无神,不能震慑学生。有一次,我班的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睡着了,我没有批评他,而是把他叫醒,然后告诉他我很抱歉我的讲话让他睡着了,然后问他是否身体不舒服。这位学生在后来的上课中注意力集中多了。后来我们班的一位学生把这件事以赞美的口气告诉家长。可见要想改变学生,我们首先得从改变自己做起。
参考文献:
[1]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
[2]魏书生.班主任工作漫谈.
[3]孙云晓.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陈丽章
----炼铁生产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近几天，随“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竞赛”的进行，学习党章和十九大精神的行动又掀起了一次新的高潮，在学习中获得了新的心得体会。仔细想来，炼铁厂已经把党的优良作风落实到的生产中去，如“自查与夜班值班检查”行动。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炼铁厂近期实行的“自查与夜班值班检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生产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查”相对于“自我批评”，“值班检查”相对于“批评”，目的都在于真正解决存在的问题，唯一的区别仅在于方向与范围的区别，一个是党内执行，一个贯穿在生产中。开展良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加强党内监督，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使党充满生机的有力武器。开展良好的“自查与夜班值班检查”是纠正不良操作习惯，促进生产规范化、精细化的有力武器。
“批评与自我批评”已得到广泛认识，“自查与夜班值班检查”在广大干部职工中的认识尚有不足。虽然夜班值班检查行动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纠正了部分不良操作习惯，但在执行中仍能遇到一定的阻力。主要是大家认识不足，未将“自查与夜班值班检查”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认识有机结合起来，总认为检查就是挑错就是找毛病。
总书记曾指出：相互批评要随时随地，不要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再提。炼铁生产中的夜间值班检查也是从小事抓起，参数控制是否超范围、数据记录是否规范、操作是否按规范执行、班前培训是否流于形式等，但这些问题被检查出来以后总有人认为是鸡毛蒜皮、是值班检查人员没事找事，这种认识是极不应该的。
总书记曾指出：“让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红脸出汗之效”、“共产党人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在值班检查过程中，某些作业区领导虽然认可检查的重要性，但总希望曝光的是别的作业区，自己作业区的问题最好不要提，提了就是丢自己作业区的脸、丢自己的脸，或拉关系不让公布，或找各种理由拒不认账。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这种做法更是错上加错。不“红脸出汗”怎么会加深认识、怎么会及时得到整改?“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作业区管理内容那么多，有点漏洞也是可以理解，重点在于问题发现后能不能及时得到改正，能不能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这些做不到，才是更丢脸的。
鄙人以为，“自查与夜班值班检查”就是炼铁生产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写此文，目的在于希望广大干部职工将“自查与夜班值班检查”的认识提高到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程度，正确认识、认真对待、及时纠正，将此行为贯穿到炼铁的全部生产过程中去，成为炼铁厂管理的常态，为炼铁的提高与进步填砖加瓦。
批评意见思想论结
一、形式主义方面
1.由此可见，你存在形式主义问题，重部署、重形式、轻落实，一些工作抓不紧、抓不细，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
2.可见，你在工作中缺乏“钉钉子”精神和持之以恒、一抓到底的韧劲，有形式主义倾向。
3.这说明，对“谋事要实、创业要实”的理解和认识不够深，没有及时转化为自觉行动，致使工作流于形式。
4.这说明，你在抓落实方面还不够扎实、浮于表面，缺乏不抓则已、抓就抓好的韧劲和拼劲，是形式主义的表现。
5.细究起来，就是缺乏“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钉钉子”精神，导致有些工作流于了形式。
6.说到底，还是在工作中存有形式主义倾向，履职尽责还不到位。 6.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同志在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时候存有形式主义思想，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不到位，工作抓得不细不深。
7.这说明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和认识不深不透，忽视了协调发展、统筹兼顾，“根子”还是政绩观存在偏差，没有把长远发展和群众的所需所盼放到第一位，更多的考虑的还是个人政绩。
8.这个问题的出现，说明还缺乏反复抓、抓反复、抓到底的魄力和韧劲，工作重部署、轻落实，这也是形式主义的突出表现。
9.从这些可以看出，**同志在推进工作过程中还是重形式、轻落实，有些工作“雷声大雨点小”，抓得不紧、不实、不细，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表现。
10.这说明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树得不牢，存在追求短期效应，重外表轻内涵的问题，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思想。
11.这都反映出**同志存在“重显绩、轻潜绩”的倾向，是形式主义的表现。
12.这说明还不能有效掌握科学统筹的工作方法，喜欢做“表面文章”，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
13.这说明，政绩观有偏差，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没有做到“两手
1 抓、两手硬”。
14.说到底，还是存在好面子的思想，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问题。 15.这反映**同志在落实工作上不够扎实，缺少一抓到底的精神。 16.这些说明**同志抓工作重形式、轻落实，执行力不强。 17.说到底，就是工作安排了就算妥了，任务能否完成是下面的事，存在着只要干就支持，干就要有成果的思想，过程指导和跟进调度缺位，这是工作抓而不实的表现。
18.这些问题反映出**同志工作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要求，偏离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偏离了科学意义上的政绩规范，这是形式主义的表现。
19.这充分说明了存在履行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不到位的问题，是形式主义的表现。
20.这一问题的出现，反映出工作抓落实缺乏一抓到底、咬紧盯死的劲头，部分工作最终在落实上打了折扣。这就是形式主义的表现。
21.这些问题反映出抓工作时的形式主义倾向，重表面、轻实际。 22.这一现象表明工作中存有搞“形象工程”的问题，是形式主义的表现。
二、官僚主义方面
2.这说明在干部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表现出了官僚主义作风。 3.说到底，就是工作重安排轻落实、实效不强，思想上有形式主义倾向。
4.说到底，你在参与和服务地方中心工作方面缺乏主动性，在思想上有官僚主义作风。
5.究其原因，主要是联系群众不深、不紧，官僚主义抬头。 6.归根结底还是深入普通群众、深入干部队伍不到位。 7.这件事反映出，***身上有家长作风，这是官僚主义的表现。 8.这说明，重感情、做好人，习惯“多栽花少栽刺”，搞了“一团和气”，这是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
9.现场跑得少了，部门看书记抓的松，他们也松了，这是官僚主义的表现。
10.这反映出**同志没有正确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面对困难不敢碰硬，遇到问题存有“推脱蹭”的思想，这是官僚主义的2 表现。
11.这些都反映出**同志干工作不愿下苦功、工作标准低，从根源上反映出的是官僚主义的问题。
12.说到底，还是“官本位”思想没有彻底根除，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13.这说明多数时间浮在上面，接地气不够，与群众距离比较远，“高高在上”是官僚主义问题
14.归根结底，就是与群众的感情远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淡漠了。
15.这种做法，看似在保护干部，实际上是在纵容干部，长此以往，会让干部小错积成大错，甚至违法犯罪。
16.这说明没有真正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与群众联系不到位、交心交流不充分，说到底，还是群众观念淡薄，共产党人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出现了偏差。
17.以上问题，说明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意识淡漠了，没有从内心深处考虑群众的所需、所盼，没有真正与老百姓心相连、情相依、同呼吸、共命运，说到底，就是宗旨意识出现了偏差，对人民群众的敬畏感降低了。
18.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存有官僚主义思想，没有主动站到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缺乏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意识，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没有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思想上脱离了群众，在行动上背离了群众。
19.些问题的存在，说明没有真正融入群众、真心服务群众。说到底，是受官僚主义影响，政治立场、宗旨观念和群众观点出了偏差。
20.以上问题的产生，说明**同志没有时刻站在群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没有把群众的所盼、所愿放到第一位，说到底，就是存有官僚主义思想，群众观念淡漠了，与群众的感情疏远了，身上缺乏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21.但通过这件事，还是看出了搞服务不主动、不及时的问题，还是看出了政府自身的“官气”、“官味”，还是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影子。
22.说到底，是没有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反映出宗旨意识有所
3 淡化。
23.这些问题，说到底是群众观念淡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出现了偏差。
24.这充分说明抓落实的力度不大，“钉钉子”精神不够，有官僚作风。
25.这些问题，说明**同志没有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有官僚主义思想。
26.这说明没有始终站在群众的立场考虑问题，没有把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放到第一位，群众观念出现偏差。
27.这反映出**同志有官僚作风，不重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到位。 28.客观讲，这种对基层指导不多，甚至不闻不问，就是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官僚主义表现。
29.客观讲，还是对群众的要求和想法不关心、不重视，是群众观念淡薄的表现。
30.表现出**同志和群众交朋友的思想淡了，和群众密切联系的观念弱了，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表现。
31.这说明，**同志还没有站在群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没有把群众的所需所求放在工作第一位，这种“抓大放小”工作态度，表现了群众观念的淡薄和宗旨服务意识上的偏差。
32.说到底，就是思想上存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倾向，工作作风上存在官僚主义的问题。
三、享乐主义方面
1.从根本上讲，主要是开拓进取的意识淡化，享乐主义作风抬头。 2.以上情况说明，你有“干累了、歇歇脚”的想法和求稳怕乱的心态，工作激情有所下降，责任心和事业心淡化，享乐主义作风也就逐渐显现出来。
3.这反映了享乐主义的问题，对于区内干部的一些腐败现象，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深入分析，你主要是工作动力不足，争先创优的意识淡化，存在享乐主义的念头。
5.这个问题主要是工作干的多了，有停一停、放一放、歇一歇的想4 法，归根结底还是享乐主义。
6.这说明，缺乏长期做艰苦工作的思想准备，愿意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导致一些工作效果不理想。
7.这说明，勇于碰硬、敢于担当的魄力不够，归根到底还是享乐主义在作怪。
8.这个问题看似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顾虑，但从根源上看却是主动服务意识不强，是享乐主义思想在作怪。
9.其实，这就是敢于担当的魄力不大，好人主义思想在作怪。 10.这实际上就是工作标准不高、享乐主义的表现。
11.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存有求稳怕乱、当“太平官”的想法，工作突破常规、与时俱进做得不到位，主要还是享乐主义思想在作祟。
12.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同志有因循守旧的思想，工作放不开手脚，瞻前顾后、等待观望，是享乐主义抬头、进取精神减退的表现。
13.这说明**同志还习惯于凭老经验开展工作，创新和争先的意识不够强，是典型的享乐主义表现。
14.这说明**同志存有小进则满、小富即安的思想，工作标准偏低，拼搏进取精神减退，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与时俱进做得不到位，根本上还是享乐主义思想抬头。
15.这反映了缺乏“钉钉子”精神，存在不敢抓难碰硬、不愿精耕细作的享乐主义思想。
16.说到底，**同志工作中缺少创新，有享乐主义倾向。 17.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缺乏超常规的攻坚克难气魄，反映了思想上存有享乐主义的倾向。
18.这些问题的出现，说到底是因为享乐主义思想在作怪，主观上不愿为工作出苦力、下功夫。
19.这方面的问题，反映出工作中缺少敢于面对的锐气和一抓到底的魄力，说明存有享乐主义的思想。
批评是教师对学生某种思想和行为的否定，其目的是使学生从中吸取教训，不致再犯类似的错误。这是思想品德教育方法中最有力的教育手段之一。但实施批评教育时，要讲究策略，不能不分清红皂白，动不动就对学生发火。否则，尽管教师出于好心，学生也难以接受，甚至公开与教师对抗，结果事与愿违。所以批评要讲究艺术。
一、批评要因人而异
学生的性格各异，且家庭出身不同，遗传和环境的影响使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因此批评要因人而异，对症下药，才能达到批评的目的。
首先，对性格不同的学生要采取不同的批评方法。感情易冲动，自制力比较差的，情绪波动比较大的学生，教师的批评要以柔克刚，碰到问题要冷静，对学生所犯的错误以“冷处理”为好。对灵活多变，见异思迁的学生，教师应采取“热处理”，否则学生往往会很快找出一些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对于沉着稳重，善于忍耐，反应迟缓的学生，教师要给他们充分足够的反省的时间，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对于多愁善感，感情脆弱的学生，教师最好不要在公开的场合批评他们，应耐心细致地开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要对学生 1
造成心理负担。
其次，针对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应采取不同方法，以不同的内容为突破口，促进其思想转化。
对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应从学生体谅家长生活的艰辛，供应自己上学不易为突破口，使学生认识到，如不好好学习，怎能对得起家长。对于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学生，应教育他们不要有“养尊处优”的依赖思想，对他们进行传统教育，使其思想转化，并结合当前形势，培养他们的自主能力，使他们逐步做到自立、自强。
对班级中的学生干部，要维护其在班级中的地位，不要轻易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一般不要在公开场合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对班级中经常犯纪律的“团伙”，要对其中起重要作用的“主要人物”进行严厉批评，对“次要人物”进行耐心教育，达到严惩一个，影响一片，教育全班的目的。
二、批评要因事而异
学生在校学习中难免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教师要分清学生所犯错误的性质、轻重，采取不同的方法。
首先，如果学生犯的是小错误，且已意识到自己的不对，老师可用眼色或沉默不语等形式，进行批评，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对于犯错误并非出于故意，本人也感到十分后悔的学生，教师应大度和谅解，这种宽容是最好的批评。
对于所犯错误性质严重，且影响恶劣的学生，除严肃批评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外，还要让其写出书面检讨，在公开场合作检查，使学生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既教育了本人，又警示了大家。
三、批评要抓住有利时机
对个别“屡教不改”的学生，要抓住其偶然出现的闪光点先及时进行鼓励，再委婉地批语其过失，教育效果往往会更好。
对于学生之间的激烈冲突，双方情绪都比较激动，争持不下时，应等到对方情绪都冷静下来，教师作充分调查之后，再作处理，切忌不分清红皂白就臭骂一通。
总之，批评是教师教育学生的一种重要方法，需要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但也要认识到，批评不是唯一的方法，只有和其他教育方法密切配合，才会收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武器,也是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升华的途径,更是转变作风快速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要真心面对,也要虚心接受;既要增强底气,也要拿出勇气;借着这样的契机，我也认真查找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并发现在日常工作中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改正的地方。工作实际进行自我剖析如下：
1、政治理论学习不够。
我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学习是不够的，平时忙于工作，导致对更多新事物，新知识的学习掌握不够好，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工作上存在了差距。对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和执行，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对政治学习停于形式，敷衍了事，平时虽然经常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但学习时缺乏思考，只从字面上理解，没有意识其思想的精髓，使自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实际脱钩。
2、 业务知识不够钻研。
对待工作虽能主动、积极，及时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但在工作中遇到难题，就懒于思考，懒动脑筋，常常等待领导的指示，说一步走一步。在工作中遇到繁琐、复杂的事情，会抱有可拖就拖的心态。
3、专业理论水平不够
专业理论学习不够深入，缺乏深刻的认识，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存在距离，有些只能是想法，并没有演化为具体的做法。
今后努力的方向及措施
1、正确处理学习与工作的关系，作为一名人事管理工作人员，要为“医院发展、社会满意”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就必须学习。不管平时人事的工作有多么的繁杂，多么的忙，都要静下心来，挤出时间来学习、来提高。学习政治理论，学习先进的人事管理理念，正确处理工作与学习的关系。
2、增强自信心，克服困难，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修养，要有新管理的思想，要关注结果，更要注重过程。要对自己施加压力，要不断学习，不断磨练，不断熟悉业务工作，争取达到精通和融会于心的境界，为医院的人事工作尽一份绵薄之力。
以上是我的自我批评，有不当之处，肯请大家多多提出宝贵意见批评指正。
2017年7月3日
赵子鉴
党员个人剖析材料
靖西二中
梁文鹏
通过集中的党员师德师风教育，使我对师德师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更应该重视自身师德建设，通过加强师德修养，努力使自己成为新时代的新型教师。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是为人师表。都是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精神境界。”都是肩负着培养和塑造人的神圣使命，这一使命是通过教师的教学和言传身教实现的，因此作为一名教师，把“铸师魂、倡师德、练内功、树形象” 作为加强师德修养的永恒主题，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才能适应时代需要，完成教书育人的重任，培育出高素质的新型人才。
爱岗敬业是教师职业精神的重要内容，它既是教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和职业责任的具体体现，也是教师实现自身价值，追求人生幸福的最现实可靠的途径。教师只有具备了爱岗敬业精神，才能热爱学生，言传身教，无私奉献，为祖国培养四有新人。
坚持正确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爱岗敬业，不仅表现为热爱教育事业，安心本职工作，还应表现为时时处处坚持以正确的教育思想教书育人。因为教书育人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教书是都是育人的基本途径，育人是教师教书的根本宗旨，教师只有坚持正确的教育思想教书育人，才能全面地贯彻教育方针。
确立认真负责的态度，精心施教 爱岗敬业，最终必须落实在教师认真负责、精心施教的工作态度上，必须体现在教师教书育人的过程之中。首先，要讲究职业道德。教师的职业道德实际上是对事业、对学生的一种道德责任感。
伟大的时代蕴育不平凡，普通的工作中也能体现出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作为一名新时代教师，只有不断加强师德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重塑新时代教师形象，才能无愧于伟大的时代，完成好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
本人还存在的问题：
工作中遇到困难有时有任其自然的松懈思想。在教育教学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对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能力有待提高，因此解决学生的思想上的问题常常不能得心应手。
今后的改进方向：
要更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以及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理论精神，从思想上行动上提高自己的工作责任心，树立一切为学生服务的思想。提高自己的钻研精神，不要遇难而退，要发挥敢于与一切困难做斗争的思想和作风。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做到政治业务两过硬。在管理方面，努力学习理论知识，把自己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
2010年10月
学习《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心得体会
梁文鹏
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知识，使我更近一步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提高了自身的理论素养。我深深的认识到：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一颗文化创新种子 。人是一个创新的种子，一个拥有偏执和魅力的野性种子。一个突破屏障的种子，就是创新的开端。人处于自然的边界，人与自然、人与背景、人与社会的创新行为都是一个个故事。理解一个人的一次创新故事，需要一个对象，从对象那里实现欲望的扩充。人们面前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双重性的，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两个，而是第三空地里创新的一个。决策行为的二特性，是《博弈圣经》里描述的一个自然平行法则：“一切创新突破都介入了人与世界的相际关系，一切创造都是博弈的结果。”记录历史就是记录了英雄与罪犯的历史。其实，第三空地的现在是属于群体的。
科学发展观创新的文化不是讲量论，不是数学的统计，不讲资本与内容的记录，政绩的量论是历史的映像，像是旧票据，已经不是创新的内容。《博弈圣经》的创新结构是：“相对性的国正论是连着两个世界的桥梁，它中间的第三空地象征着一个可创新的美丽世界，是深刻现实的艺术中心，那里表现出最深刻的精神现实，就是创造博弈结构的无限可能。一切创新突破都介入了人与世界的相际关系，一切创造都是博弈的结果。”
通过改革开放，接受外来文化，让外来的众多体发生关系，人们创新的基地就是第三空地。
科学发展观的正理文化改变着人们的眼睛。科学发展观是被发现的一个不同反响的文化命题，它里面是原始自然的果实----正理均赢论。它让人将文化命题转化为文明的成就。科学发展观的文化创新基因，可扩充到各行各业相关联的各种观念，让人们用丰富的想象力，并开放性地自由思考，不断地实践、创造，才能达到个人、集体、国家乃至人类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诠释理论是正理均赢论，它去除了人的虚伪和幻觉，去掉低能，它是大自然的优胜持续法则。有些高官是半盲目主义者，是一知半解的博弈文盲，他们有一部分被优先唤醒了，正带领着一个国家的各级政府和人民，围绕着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文化命题发展起来。它的文化创新基因结构都承载着人们追求正理均赢论的观念，表现出知识派别，并按照自己的兴趣与激情开发人类的欲望。它会呈现给人类种种梦想，使变化着的世界，不断地可持续发展，它的背后有一个帝国的价值。
科学发展观在思想家的眼中，它是一种文化进程，是一个战略文化命题。在哲学家的眼里，它是大自然正理均赢的历史，是自然派哲学的优先唤醒。在各国政治家的眼里，它是一个政治科学的成果，是一个民族的复兴宣言。
2010年5月13日
学习《新形势下党员要增强九种意识》心得体会
梁文鹏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如何永葆先进性，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在“九种意识”上得以体现：
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把学习当成一种修养，一种为人民服务的需要，养成一种习惯，持之以恒，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如果我们不注意学习，不用正确的理论去思考分析问题，党的先进性就会衰弱和消退，党的力量就会枯竭，就无法完成历史赋予我们党的神圣使命。所以要勤奋学习，不断增强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能力，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二、主人翁意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爱岗敬业、以岗为家，热爱本职、忘我工作，实实在在的做出业绩，讲真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待政绩，使一切工作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
三、要有全局意识，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所以有力量，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坚持理想信念，以农为本，为民服务，深怀忧民之心，爱岗敬业，心系群众，恪守为民之责，倾注爱民之情，扎扎实实地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四、要有创新意识。我们党从诞生的一刻起，就明确宣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理论精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品质和生命源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必须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不断开拓创新。
五、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不能丢，要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作风，坚决做到不等、不靠、不要、不贪、不占。艰苦创业，树立居家过日子的思想，做低碳经济的表率，奋发进取、自强不息。
六、信念意识。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外在表现，模范行为最直接、最直观、最生动，因而也最有说服力、号召力。因此，要甘于平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奉献为乐的事业发展要求，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不良风气，克服不思进取、无所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精神状态，坚持紧跟时代步伐，创新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式、创新工作内容，大胆发明创造，探索改革发展的新路子，不断增强科学发展的能力，使农信社的业务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
九、纪律意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根本目的，因此，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经得起各个方面的诱惑，以廉为荣、严格自律、自觉遵守党纪国法，拒腐防变，使自己的思想境界、文化素养、道德水平与时俱进，从而更好地肩负起党的历史使命。 2010年10月22日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是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的一大法宝。对个人来讲，是意义重大的反思自我，是自我提高的有效途径。经过了一年多的工作和学习，我把我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进行了深刻总结。
我对自身存在问题及原因进行深刻剖析，现总结如下：
一是思想解放程度不够。存在着理想信念方面，存在党员意识、宗旨意识、忧患意识淡薄问题。 思想思维方式方面受条条框框束缚太多，按部就班，遇到实际问题时不敢闯，不敢试，破解发展难题的办法不多;在困难和矛盾面前，缺乏开放性、发散性思维，思想解放仍停留在口头上，真正在用解放思想的思维方法解决问题、服务群众实践活动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二是把握机遇能力不强。突出表现在思维层次低，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处理问题能力差，更缺乏战略性思维眼光，反应不敏锐，把握机遇能力差，平时工作中不能很好发挥自身优势，处理紧急问题时缺乏沉着冷静。
三是改革创新意识不浓。存在深入基层不够，工作不深入、了解不够，解决问题不及时问题。表现在开展工作墨守陈规，执行政策经验化、教条化，缺乏灵活性。
四是学习知识钻研业务精神缺乏。主要表现在自我学习能力差，学习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把业务专业学习只是局限在工作时间，而在工作之余未能及时补充学习，导致业务知识不够精深，处理棘手问题时不能做到得心应手。
所以，针对以上的问题，我规划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如下：
一、加强专业学习，切实解决认识不足、办法不多的问题。除了学习业务知识相关政策知识，还要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只有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才能与时俱进，才能活跃思维，才能更好的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要想工作好，只学习专业知识远远不够，要想深入开展工作，只局限于理论知识也是完全不行，所以除了学习，还要不断实践，通过实践鞭策自己，使自己的工作能力可以实实在在的提高。
二、加强思想学习，增强改革创新意识。艰苦奋斗、知难而上、不怕苦不怕累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作为新一代的国家工作人员，我应该传承这一优良作风，时刻保持极高的工作热情、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始终铭记先公后私的奉献精神，把党的事业和自身的理想有机的结合，尽自己的努力为国家公共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在工作中，我还要学会不时创新，循规蹈矩虽然可以避免错误发生，但是不能顺应时代发展，也不能因地制宜，所以在实践中拥有创新意识是对我们新生代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运用的必然表现。
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这一年多的工作和学习，我意识到要想干好服务窗口这一性质的工作，就必须深入基层，了解办事群众的疾苦，才能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今后，我要以办事群众的需求为工作宗旨，尽最大努力做好服务工作，为群众树立起全新公共服务形象。
通过这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契机，我将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让自己有实质提高，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只有通过辨证的否定之否定，事物才具有不断发展的动力，我将抓住着每一个这样的机会，不断成长，不断进步，逐步成为一个政府部门合格的工作者。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增党性，大胆使用、经常使用这个武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形成的优良传统，是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一大法宝，也是现今搞好群众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指导原则。
各位领导、党员同志们：
以下是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材料。在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下，我通过不断学习，思想认识有了新提高，增强了努力搞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是离领导和同志们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下面我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对照自己的实际，挖掘思想，剖析根源。我深刻的认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希望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思想不够成熟。存在着理想信念方面，存在党员意识、宗旨意识、忧患意识淡薄问题。对政治理论学习不够，心存侥幸意识。认为只要跟着党组织学习就已足够，积极干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了。没有将加强自我学习提高政治素养放在完善自我的高度，没有自觉和系统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导致自己理论水平不够高。导致对自身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我改造重视不够，从而使思想水平在较低层次徘徊，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明显不够。
2.学习知识钻研业务精神还不够。理论学习不够深入，缺乏深刻的认识，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存在距离，有些只能是想法，并没有演化为具体的做法。没有主动挤出时间来开展自学，系统的学习创先争优理论。具体工作不够扎实，存在急于求进的情况，接到工作首先想到的是尽快完成，而不是做到做好。做事虽有计划，但很难按计划实施，究其原因主要是学习态度问题，认为理论是务虚的，能大致了解一些就可以了，满足于一知半解。
3.工作安于现状。做事风风火火走马观花不认真不细致。主要表现在工作方法简单，只安于表面，处理事情方法比较简单，缺少灵活性和艺术性，对问题深层次思考不够，对工作方法的完善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动力认识不深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认真从小节入手，以仔细的态度对每一件事。
4.开拓进取精神不足，缺乏迎难而上开创新局面的干劲和勇气，工作作风上有时紧时松，工作标准上有时不够严格。由于经验还不足，工作的水平还不高。个人创新不够。所以导致工作效果体现的不明显。在义无反顾抓落实方面做得不到位。
二、今后努力方向及整改措施
在工作中暴露出问题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更好地提升自己的认识，加强理论学习，增长自己的才干。认真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教育活动成为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的生动实践、加强党性锻炼的严肃课堂，教育活动就一定能够扎实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加强中特理论的学习，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提高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使我的思想和公司实际相结合，在学中干，在干中学，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开展支部工作，促进公司创投事业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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