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农业发展论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可持续农业发展论文(精选5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文章通过对日本和美国城市农业的发展模式进行梳理与总结，以及对上海城市农业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归纳美日两国城市农业的可持续运作模式及空间组织，提出城市农业可持续的空间组织结构，以为我国城市农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第一篇：可持续农业发展论文

构建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根基

[摘要]企业文化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本文致力于完善我国企业健康发展的目标，构建出了完整的企业“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指标体系内核，指出我国企业文化的塑造，要坚持“以人为本”、“求同存异”、“扬弃”、“同步运作”和“相互理解沟通”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以企业制度文化建设为保障，以企业物质文化建设为根基，以企业精神文化建设为中心，以企业行为文化建设为主线”的企业文化建设措施。

[关键词]根基；企业文化；求同存异；企业行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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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1年重庆教育学院重大委托项目“重庆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批准号：KY201108Z）

[作者简介]袁柏乔，重庆第二师范学院企业经济研究所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肖啸空，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重庆市社会科学专家库首批入库管理学科专家，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企业管理。（重庆400067）

一、企业文化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培育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群体文化，它着眼于企业的兴衰和职工的凝聚力，把无形的价值理念与有形的制度载体结合起来，并以一定的物质实体和手段表现出来，具有导向、凝聚、协调、规范、激励等功能，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润物无声，入脑人心的教育熏陶，使员工自觉地把个人目标融入企业愿景之中，实现员工对企业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达到对员工思维和行为的塑造。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主体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形势下，建立和谐的企业文化传导机制，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社会信誉，是实现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然而，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也要面临企业文化建设的风险问题，企业文化差异与冲突加大企业文化建设的风险，影响企业发展的现实绩效。因此，企业文化建设的风险来源确认与文化建设冲突处理，是提高企业文化建设绩效的核心问题。本文致力于我国企业健康发展的目标，构建企业文化指标体系内核，并指出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质，对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企业文化指标体系内核

企业文化是企业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它以企业自身发展所特有的一种模式及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可遵循的准则去执行，将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让精神文明建设从宏观向微观转换，进而达到以点带面、以微见著的效果。而精神文明是企业文化发展的灵魂，企业文化的发展是以精神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为根本进行现实化改进的。为确保企业文化的合理性、准确性和全面性，根据当前我国企业发展现状，应构建我国企业文化建设指标体系。一个完整的企业文化建设体系结构应包含物质、行为、制度、精神等四大维度，下面四大维度充分显示了我国企业文化指标体系的内核构成。

（一）企业物质文化建设指标体系

企业物质文化建设包含：企业目标一致性、企业科研能力整合和企业文化建设环境三个二级指标。其中企业目标一致性包含企业发展战略一致性程度、资产负债率、利税增长值和市场占有率四个三级指标；企业科研能力整合包含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强度、引入新产品技术成果率、科研合作开发速度和合作开发新产品技术比重四个三级指标…；企业文化建设环境包含产业的政策合理度、面临的行业前景和产品市场状况有力度三个三级指标。

（二）企业行为文化建设指标体系

企业行为文化建设包含企业态度融合度、企业风格相似度和企业建设文化影响力三个二级指标。其中企业态度融合度包含企业工作者对企业文化整合的支持度、企业工作者对工作环境改变适应度和企业工作者对生活环境改变适应度三个三级指标；企业风格相似度包含领导艺术行为风格改变适应度和员工艺术形成行为风格可改变度两个指标；企业建设文化影响力包含企业知名度的影响度、企业对文化建设优势的宣传度、对企业特色文化建设的兴趣度和对建设企业文化整体满意度四个三级指标。

（三）企业制度文化建设指标体系

企业制度文化建设包含企业制度与管理建设、企业组织机构建设和企业管理制度建设三个二级指标，其中企业制度与管理建设包含员工行为规范一致性、企业综合管理标准一致性、激励机制一致性和薪酬制度一致性四个三级指标；企业组织机构建设包含组织结构的一致性和信息沟通度两个三级指标；企业管理制度建设包含员工参与对企业管理制度的机会和双方组织交流活动的频繁度两个三级指标。

（四）企业精神文化建设指标体系

企业精神文化建设包含企业精神一致性、企业哲学一致性和企业道德一致性三个二级指标。其中企业精神一致性包含企业精神境界一致性程度、企业价值观存在一致性的程度和企业凝聚力程度三个三级指标；企业哲学一致性包含企业信条存在一致性的程度、企业宗旨存在一致性的程度和企业座右铭存在一致性的程度三个三级指标；企业道德一致性包含在企业估计方针上的一致性和在产品质量保证度上的一致性两个三级指标。

三、企业文化塑造和培育的原则

企业文化塑造与培育要坚持“以人为本，求同存异，坚持‘扬弃’、相互理解沟通、同步运作”原则。具体说来：

（一）以人为本，加强企业的凝聚力，发挥人才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观能动性

人是企业的主体，人是企业运行最基本的资源，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目前我国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把企业工作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领导者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态度考虑在内，企业文化建没失败案例充分显示，这些企业进行文化建设并没有完全考虑“人”这个因素的基本需要，造成“人”对文化建设的反感，从而影响企业文化建设绩效。

（二）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带动精神文明建设的个性和特色发展

企业需要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就不能照搬其他企业的模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自己企业的现状作为依据制定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才能使企业拥有强大的精神指引力，进而进发出强大的生命之力。

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条件下，市场主体之间不仅仅是竞争关系，更是合作发展关系，完善的企业文化建构，不仅仅是对企业自身内部文化差异的整合和建设，更是对外部合作企业文化的吸收和兼容。企业文化整合中，往往对合作企业文化知之甚少，有意无意忽略合作企业文化特点和需求，难以实现市场主体问的共赢。管理者应当用兼容并包的心态尊重合作企业文化。一个完整的企业文化建设需要建立起一种共同文化，不是将各种文化进行简单叠加，也不是选择其中某一种文化，而是将其优秀部分进行融合和升华，是在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共同经营理念、价值观、道德行为的新文化，是对多种不同文化进行建设重塑，进而实现创新的过程。

（三）坚持“扬弃”，丰富企业文化内涵和精髓

企业文化建设中，面临的文化冲突很多，过多的文化冲突造成文化建设的风险偏大，最终影响企业市场竞争绩效。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必须坚持“扬弃”的原则，所谓扬弃，就是要去除糟粕，留取精华。对于多种文化之间存在的冲突，必须留取对企业以后发展有利的部分，不断完善企业传统优秀文化组成。

（四）相互理解沟通，塑造企业文化整合氛围

企业文化构建和整合中，如果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员工必然忧心忡忡，这必然造成员工本能拒绝各方面的变化，最终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整合氛围，要求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进行全面而有效的沟通，处理好各种文化冲突和矛盾，形成整合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和谐文化，实现有效沟通。也就是说文化建设中，沟通必须既是双向互动的，又是深层次的。各方要在沟通中发挥主动导向性的作用；企业管理层的意愿及企业经营未来发展方向等重要信息要及时传递给员工，使员工心理上消除不确定性和不安感，从而获得员工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支持和理解。

（五）同步运作，以协同发展带动企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要求对企业各个方面进行文化构建，但无论是哪个具体方面的文化构建，都应与企业发展目标同步进行，新构建的企业文化要为企业发展起导向作用，并在相互促进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这里的“同步运作”，包括同步设计、同步评估、同步注入、同步实施和同步完善。

四、塑造企业文化根基，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仅仅是企业之间经济实力的竞争，更是和谐企业文化的竞争，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发展根基，就必须增强企业文化建设，化解企业文化冲突，可采取如下措施。

（一）塑造企业文化根基，以“企业制度文化建设”为保障

企业制度文化建设是保证企业文化建设绩效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践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在企业制度文化建设上还缺乏必要的重视。因此，这就要求构建良好的企业制度文化，提高企业制度文化竞争力。

首先，加强企业管理制度和组织制度建设，形成统一的有利于企业文化建设的良好制度保证。其次，加强企业员工之间的沟通，形成员工行为规范一致性的制度保证，组织员工参与另一方的企业管理制度，加强双方组织交流活动的频繁度和信息沟通度，提高企业综合管理标准一致性。再次，加强企业管理者之间相互理解的制度文化建设。行业文化建设之所以进展不顺，管理层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模式仍存争议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通过制度文化建设，在管理层之间形成严格的“在其位谋其政”文化氛围，可以增强企业管理层的威望和信服力。通过召集高层管理会议，讨论、学习、培训未来企业的管理理念，达到统一经营思想、理念的目的，增强企业未来发展的统一性；高层管理的企业经营理念统一之后，其他方面的建设也会顺利得多。最后，重视企业制度文化建设。聘请专业机构制定制度文化建设措施与计划，制度文化建设环节的缺失，往往为未来企业文化建设冲突埋下了隐患，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企业必须作出更好的文化补救措施，对各种企业文化作好详细比较，研究企业多种文化差异，确定企业文化的类型和特点，对企业文化冲突进行梳理，分析其原因，从而作出后续详尽的文化建设方案。

（二）塑造企业文化根基，以“企业物质文化建设”为基石

企业物质文化建设，是影响企业发展最基本的影响因素，物质是基础，决定企业发展的根本状况，影响企业员工领导者的工作热情和信息度。首先，企业物质文化建设，必须加强企业目标一致性建设，表现在企业发展战略一致性目标要强，这样才能从总体上增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并购利税增长值，才能扩大企业市场竞争力，形成企业行业或区域影响力。其次，进行企业物质文化建设，必须加强企业科研能力建设。企业在科研过程中要相互理解和沟通，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和沟通，这是企业成功的基本条件。要增加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建设过程中相互引入技术和成果，增加合作开发新技术比重，提高新技术成果率，加快科研合作开发速度。最后，企业物质文化建设，改善企业文化建设环境，建立一个合理的并购产业政策，对企业面临的行业前景进行有效的把握和规划，增加企业市场竞争力。

（三）塑造企业文化根基，以“企业精神文化建设”为灵魂

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加强企业精神文化建设，就是要形成一个有利于企业文化建设的环境，提高文化建设的绩效水平，企业物质文化建设是根基，企业精神文化建设是中心。加强企业精神文化建设，首先，要加强企业精神的一致性，提高企业精神境界一致性程度，形成一致性企业价值观，增强企业凝聚力水平。其次，要加强企业哲学的一致性程度，形成一致性的企业信条、企业宗旨和企业座右铭。最后，加强企业道德一致性，确立企业估计方针的一致性和产品质量保证度的一致性。企业应该建立人性化的文化环境，这样能加强企业的凝聚力，让员工拥有以企为家的感觉，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有利于企业集思广益，不断发展壮大。

加强企业中心原有文化的建设，一个多元文化的企业将多元文化看作是企业的财富，往往允许双方文化保持独立，特别是如果发生在服务于不同市场区域的企业之间，保持文化的独立性是较好的选择。企业的发展永远都不可能停滞，那么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作为企业的各种理念，自然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挖掘其深度，找到更加适合现阶段企业的管理理念，而这些理念必将成为企业在应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利器。企业文化的与时俱进使得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具备了时效性，其最终目标的深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被挖掘，走向越来越高的境地。

（四）塑造企业文化根基。以“企业行为文化建设”为主线

企业行为文化建设决定企业的命运，企业行为包括企业管理者行为和企业员工行为建设，企业管理者行为，决定其管理作风和生活作风，影响企业在制定企业战略上的决定。首先，要加强企业管理者对企业文化建设态度的支持度建设，重视企业文化建设，逐步适应企业文化建设的融入。其次，形成一个有目的企业文化发展战略。最后，加强企业员工的行为文化建设，增强员工艺术形成行为风格改变度，加强企业建设文化影响力，对企业文化建设优势进行宣传，加强员工对企业特色建设文化的兴趣度提高建设文化整体满意度。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以人为本成为了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因素。企业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企业发展经营战略，其主体集中体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它着眼于建立一个企业成员遵从的企业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尊重人、关心人，以凝聚企业员工的力量来推动企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熊一坚]

作者：袁柏乔　肖啸空

第二篇：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打造可持续农业

摘要：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但就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而言还不够理想，主要是仍存在不利于生态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鉴于此，本文对我国当前生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阐释，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策略与改进建议。

关键词：生态农业;发展; 问题; 对策; 可持续发展

中圖分类号： F323.2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7.18.002

生态农业是我国农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实践证明，我国的生态农业是一套集农业资源利用、农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于一体的新型综合农业体系。对于农业发展，生态农业是一种战略决策;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生态农业是一种新型经营模式;对于新农村建设，生态农业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目前，我国生态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但就其发展成果而言，距离预期的生态农业发展目标还很远。在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鉴于此，本文对当前我国生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阐释，并提出应对策略与改进建议，以期促进我国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

1当前我国生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生态农业理论、政策体系不完善，绿色与可持续性难保障

近些年，我国的生态农业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但由于早期重视程度不够，至今也未形成相对完整的生态农业理论与政策体系，这关系到生态农业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定位，以及具体的运作、监督和管理。生态农业以其绿色与可持续性受到关注，这也是我国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原因，但由于相关理论、政策体系的不完善，其绿色与可持续性难以得到保障。

1.2生态农业以分散化的经营方式为主，难以实现循环、高效目标

就目前生态农业发展所处阶段而言，仍处于一种“未成年”状态，最典型表现就是以分散化的经营方式为主，离循环、高效的发展目标还很远。生态农业在我国以分散化的经营方式为主，是因为其最早建立在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分散、独立经营是主要特点，也是其生产效能低下的最主要原因。

1.3生态农业的生态、文化等功能，仍需进一步深入挖掘

与传统农业形式不同，生态农业具有生态、文化等多种功能，但现实情况却是人们过多的关注其经济功能，而忽略了其所具有的生态功能、文化功能，然而，生态功能、文化功能是实现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传统农业功能的缺失导致其不能很好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的生态、文化功能尚待深入挖掘，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1.4现有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技术和管理水平制约其健康发展

目前，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技术与管理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非常不利于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与传统农业系统相比，生态农业是一种典型的复合农业系统，结构更为复杂，而且其发展很容易受到地区自然、社会状况的影响，这对生态农业发展相关决策者、技术人员及农民的生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2应对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问题策略与改进建议

2.1着力于生态农业理论与政策体系的研究与完善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大力开展生态农业理论研究，旨在找到符合我国农业、农村实际的发展模式;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生态农业政策体系，旨在保障生态农业的绿色、可持续性，使生态农业在我国真正成长为绿色农业。例如，尽快建立、完善我国的有机(绿色)农产品生产标准体系，以产品生产引领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等措施。

2.2促进生态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

我国生态农业分散化的经营方式源于以分散、独立经营为主要特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要想改变生态农业分散化的经营方式，就应从土地制度上做出改变，奠定生态农业的集约化发展基础，最终实现产业化发展。例如，可通过立法进一步明晰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权和收益权，促进与加快土地流转，先引领生态农业向着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再朝产业化方向发展过渡。

2.3深入挖掘生态农业功能，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生态农业不仅比传统农业有更强的经济功能，更具有传统农业所不具备的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通过进一步深入挖掘生态农业的生态功能、文化功能，可以为生态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最重要的是可以有效提高生态农产品的附加值和文化附加值，更好地体现生态农业的绿色、生态及健康特色。生态农业的生态、文化功能，在增大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能发挥其社会效益，使之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2.4强化生态农业管理队伍建设，致力于管理能力提升

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一支强大管理团队的支持，特别是管理团队所具有的较高水平的管理能力，是生态农业高效发展的关键。鉴于当前我国生态农业管理与实际发展状况，有必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相关知识、技术的宣传与培训力度，使民众了解生态农业。提高生态农业管理人员的认知与管理水平，夯实生态农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作者简介：朱香珍，本科学历，助理农艺师，研究方向：生态循环农业。

作者：朱香珍

第三篇：城市农业可持续的空间组织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对日本和美国城市农业的发展模式进行梳理与总结，以及对上海城市农业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归纳美日两国城市农业的可持续运作模式及空间组织，提出城市农业可持续的空间组织结构，以为我国城市农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市农业，可持续性，空间组织结构，发展模式

随着乡村建设和互联网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关注点放在农场与城市人面对面的信息交流中，由此形成了一批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城市郊区的“租地种菜”和“有机蔬菜”配送网站。在当前食品价格上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社会背景下，城市中出现的这些农业活动和农业需求，是对食品安全、低碳城市建设、城乡融合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回应。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些人居环境中自然生长的社会趋势，而应该以一种积极科学的态度去探索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城市农业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就近农业生产以及将农业整合人城市经济生态系统对于解决城市食物问题乃至城市综合问题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然而我国目前对城市农业的认识和实践还停留在郊区农业这个层面上，中国都市农业中心(2002)给出的定义为：都市农业是指地处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充分利用大城市的科技、人才、市场、信息、资金、装备等资源优势进行农业生产及相关活动，并紧密依托和服务于城市的区域化、集约化、标准化、产业化和高效化的现代农业，是城郊型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可以看出，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研究领域多在农业学科和经济学科上，与国际研究的内容发生实质性脱节，“单维度”“机械化”视角使得“城市农业”在空间上并未发挥其本身更多的内涵。

本文选取重点发展城区农业的美国纽约和重点发展城郊农业的日本进行全面研究，并对城市农业萌芽的上海進行现状调查，尝试归纳一种可借鉴的农业空间模式。

1.美国纽约城市农业空间模式

美国纽约市城区面积约789 km2，2015年人口达到855万人。作为美国第二大城市，高密度的人居环境与中国上海极为相似。这样一个看似不可能成为城市农业兴盛地区的城市，却成为了美国城市农业实践的领导者。

美国规划机构从2005年开始将城市农业的关注点投向社区和区域食物规划系统，支持城市农业作为本地食物来源，制定食物系统规划，倡导食物都市主义。美国纽约市的城市农业空间模式就是在充分调查城市可利用闲置地(vacant)的基础上进行的城市农业空间布局。

1.1纽约城市农业发展现状

纽约市共有4类城市农业：机构农园、商业农场、社区花园和社区农场(表1)。

1)机构农园是指由纽约房屋管理局管辖的公共建筑用地内用于农业生产的农园，以及与非盈利组织GrowNYC合作的纽约公立学校农园。这些地方的农业生产主要功能是形成自产自销的闭合型食物系统以及重要的自然教育指导。

2)商业农场数量较小，主要分布于建筑屋顶。截至2012年6月，纽约市只有3家盈利性的农场，其均属于大型屋顶式农场。

3)据调查，在纽约市有超过490个社区花园(总面积约40.47 hm2)，其用地性质属于社区或国家所有，由当地居民志愿者管理，其中80%的花园种植有农作物。

4)社区农场面积较大，一般在3 000 m2以上。纽约市的红钩社区农场就是在非营利性组织的带动下成立的一个为红钩青少年进行教育实践和提供就业机会的社区农场。2003年8月，Added Value与纽约城市公园部门以及康奈尔大学合作，将红钩地区一处破旧的操场改造成为社区城市农业中心。红钩社区农场变成了一处供年轻人和老年入学习和使用的、充满生机的社区资源。为居民提供自产的食物供给，为附近的孩子提供有价值的工作，形成上千美元的经济活动并提升了社区食品安全。

1.2纽约城市农业发展模式

1)寻找潜在发展空间。纽约的城市农业可利用的空间类型分为以下9种：空闲地，学校，开放空间，美国城市房屋局，地面停车场，绿道，私有公共空间(私人建筑商在公共场所建小花园、广场一类的场所，建成后公开使用或限制访问)，院落空间，屋顶。研究表明，布鲁克林和南布朗克斯有大量小型可利用滞留地，中心城区所提供的可利用空间较少。

2)统筹相关参与者。纽约城市农业相关参与者分为以下4类：城市农民和园艺者、支持组织、投资者以及政府。农民和园艺者来自不同的组织或个人，有些可能是留在城市中的低收人人群，有些是社区的居民或是学校的学生。支持组织，即非政府组织在城市农业中充当联络员的角色，他们为农场提供工具、材料和成本资金，进行研究和推广，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技术帮助和培训，鼓励政府和城市机构制定完善的政策以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农产品销售。投资者通常是一些支持城市农业和城市食物系统项目的私人基金会。在纽约，有超过10个基金组织活跃地资助着城市农民、园艺者和相关组织。基金组织帮助非政府组织提升内在能力，投资复兴发展整个社区。在纽约，许多联邦、州立和地方政府都共同参与制定城市农业，提供设备和必需品，如木材或是堆肥设备等，同时与城市农业组织签订合同。提供项目和技术援助。以及建设和维护帮助。

总之，农业活动的空间已经与城市现存的空间肌理相融合。通过筛选、调查，农业的生产、运输、使用和回收空间与城市社区、组织和政府的协调配合，形成了一条高效联动的独特产业链。在产业链中，各个环节参与者之间的理解和协作使得空间利用效率达到最优，从而实现了人与土地的高度契合(表2)。

2.日本城市农业空间模式

日本城市自发性的农业活动始于1924年京都城郊，被称为市民农园，随后因二战消失。1969年开始，日本重新设立市民农园，开始了政府参与的城市农业发展阶段。

从表3可以看出，日本的城市农业类型以农园为主，空间类型为边缘镶嵌，大多分布在郊区地带，按照距居住区远近分为邻近型(4 km内)、日归型(30 km内)和滞在型(2-3 h车程)。这与我国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地兴起的周末农场的性质相似，是城市农业在城郊发展的一种场所式模式，这种模式的首要出发点是致力于倡导城市人的休闲和健康生活方式。

3.上海城市农业发展现状

通过对上海市城市农业的线上与实地调研，发现上海市目前的城市农业处于一个起步兴盛、发展散乱的状态。城市农业组织者从个体的居民到群体的政府均有所涉及，农地空间除最初的城郊型农业与学校实践农田外，屋顶、阳台、创意产业园甚至是公园均开始出现。遍地开花却无法可依，现存的城市农田只能通过在权属清晰的空间内(如军区食堂屋顶的“菜园”)存在，一些城市边缘区的居住社区，如上海梅陇镇的居住社区，在梅陇镇政府的新管理方式下开始私家小菜园的建设，这是政府在城市农业缺乏相关政策依据的情况下采取的符合目前法规要求的管理办法，即在一些有条件的小区允许居民在自己的院子里进行蔬菜种植，并与梅陇镇农业服务中心合作给予技术指导。在没有自家小院的小区，政府鼓勵居民用蔬菜“绿化”家园，阳台种植开始出现，同样做法也出现在宝山区政府倡导的“阳台菜园”项目中。

在市民需求与管理政策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的条件下，部分政府部门也在积极寻找方式来改变这种状态。越来越多的企业或是公园管理机构以及社会团体开始关注城市农业，并陆续将其付诸实践。表4是上海目前存在的城市农业机构与部分运营者的分类情况，可以看出，社会权属空间在当前占有绝大部分比例，并且多数是自产自销型模式，农业产业链较短，其社会影响力较小。

4.可持续模式总结与展望

可持续的城市农业体系是一个闭合的生态系统，它分为宏观(城市农业空间公共政策)、中观(城市农业空间布局)以及微观(城市农业技术支撑)3个方面。可持续的农业模式强调城市的多种功能。实现农业与城市的共生，形成闭合的生产消费循环体系。日本的城郊农园与美国纽约的城区农业为上海及我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借鉴。首先，他们均从城市规划和设计上确定了农业的法律地位，为农业多功能发展留出或重构可利用空间。其次，美国纽约的生产者-联络者-支持者-决策者的四位一体参与模式使得城市农业空间得到有效利用与发展。综合以上研究提出城市农业的可持续空间组织结构：其中，政策决定者是所有空间的统领者，由其进行可使用空间的分配与监测：组织者对单项子空间进行使用规划，并通过慈善机构的介入进行财政和不同空间的人力或技术支持。在空间布局上，除最基本的生产空间与食用空间外，还应加入社会影响较大、需提供相关技术政策支持的分配空间与回收空间，通过将生产者的农作物进行社会群体化的分配(不同规模的群体，单位、社区或市场)与社会共享，使农业紧密融合于城市，达到效用最优化。社区餐厨处理机、分散式回收系统的使用使农业效能达到最大，最终形成闭合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城市农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发展，政策上的支持与统筹，空间上的分析与布局，以及各类农业发展机制的研究与创建将成为未来我国城市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作者：郑娟娟

第四篇：出版产业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研究

摘要：作为出版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经过10年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同时，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能力不足，具体表现为出版资源不足、企业身份未法定化、创新协同能力弱、管理运行机制不健全等。要进一步发展，必须从固化规则、明晰规划、优化企业梯队、搭建创新协同平台等多个方面推进园区改革。

关键词：体制机制改革；产业园区；集聚效应；创新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0.01.012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各地区成立了多个出版产业园区。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以下简称北京出版园区）是较有代表性的出版产业园区之一。北京出版园区成立于2010年，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综合性出版创意园区。北京出版园区以创新出版行业体制机制为使命，经过系列政策的先行先试，园区内民营出版企业蓬勃发展，“双效”出版物、数字化创新产品屡创佳绩。

按照美国哈弗商学院麦克尔·波特的产业集聚理论（Industrial Cluster），一个园区应该是在一个特定区域的一个特别领域，集聚着一组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通过这种区域集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构建出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化集聚地，使企业共享区域公共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经过10年的发展，北京出版园区在产业集聚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机制、政策和空间等因素的影响，北京出版园区的发展逐渐进入瓶颈期，园区集聚效应目前仍处于产业集聚的初级阶段，技术溢出水平还很低，区域竞争力也呈现一定的衰减，企业之间尚未能形成若干特色鲜明、专业化程度高的出版创意类产品供应链条。北京出版园区的可持续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能力制约因素分析

纵观国内出版产业园区，大部分园区是依靠最初的土地、财税、人才等优惠政策集聚而成，只有小部分是自发集聚形成。一旦优惠政策退出或减弱，园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会随之减弱，创新发展能力难以持续。在最初的政策红利消退之前，园区必须解决好内部协同机制弱、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园区管理体制僵化等问题，及时将外部政策导向转化为自身成长导向。而对于北京出版园区而言，其最初的集聚除了得益于土地、财税等优惠政策外，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改革实验田所具有的特有的体制优势，即入驻企业所获得出版资源优势。在我国的出版管理体制下，这种体制改革的优势对推动园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对于北京出版园区而言，不仅要解决普通园区面临的成长中的瓶颈问题，更要进一步固化和提升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在此，我们归结了当前制约北京出版园区可持续创新能力提升的三点关键因素。

1.出版资源配置不足，体制改革尚未制度化

北京出版园区最大的改革措施在于以国有出版单位为基础搭建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为优秀的民营出版选题策划企业提供出版通道。这对于长期游走在买卖书号边缘的民营企业而言无疑是极大的政策红利。这完全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的改革要求。十年的运行证明这个模式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模式并没有被制度或法规的形式予以固化，特别是近两年北京出版园区出版平台所能配置的出版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这些企业不得不另寻通道。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出版园区内企业每年策划出版的出版物品种在10 000种以上，通过园区出版的品种仅占20%左右。按照北京出版园区设立之初对园区企业全覆盖的目标，每年出版资源的差距还比较大。

改革创新经过一段时间检验后，需要上升到制度层面予以固化。在现实操作中，作为出版流程的一个改革创新举措，在新的流程中不同的主体应当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目前并没有任何法规层面的界定。园区企业的对外身份大多依然是出版物发行企业，而对其实际从事的出版选题策划以及后期制作业务，尚不能在现有法规框架内体现。这种身份的限制造成的最直接影响是，在税收管理中像印制、稿酬等这些制作性成本无法进行增值税抵扣。此外，这些企业与园区以外其他国有出版单位进行合作时（与北京出版园区出版平台合作是完全免费的，而与其他出版单位合作则存在一定的商务关系），由于其自身身份的不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难以做出清晰的约定，即便有约定往往也是对园区企业不利的。这种合作根据现有法律法规依然存在“买卖书号”的风险。

2.创新协同能力弱，集群效应不明显

园区集群规模的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单个企业可以從集群中获得的集群利益，而集群利益又和政策资源、集群的规模、集群个体的异质性、集群内部的协同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只有当上述多个因素在园区内同时发生作用，才能不断释放和扩大园区集群效应。

园区集群规模对园区的稳定以及集群效应有着直接的影响。尽管理论上集群规模和集群规模的有效性是两个概念，但在一定范围内，集群的规模和集群规模的有效性是成正比的，只有具备一定的规模才能产生集群效应。在达到极限约束之前，增加企业数量可以增加园区的集群效应。北京出版园区建立在中心城区，其核心区建筑面积为2万平方米左右，实际入驻企业30家左右，有限的园区空间规模限制了入驻园区的企业数量，大量企业有需求却不能入驻。空间规模偏小已经成为制约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集群个体的异质性是园区内部协同创新的重要前提。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企业规模的差异，即大中小企业的分布；企业分工的差异，即在产业的各个环节都有企业存在。以美国硅谷为例，该地区之所以能够持久保持创新活跃态势，就在于存在大量小规模的企业，这些小规模企业仅仅关注庞大信息产业链条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从而在规模相似企业之间形成了专业分工协作和协同竞争关系，1这也正是以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所指出的产业区保持经济活力和竞争优势的典型特征。而北京出版园区企业主要以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为主业，并且大多是在园区成立之前已经颇具规模的企业，致使园区内企业结构单一、中小企业孵化不足。从产业链来看，发展至今，北京出版园区内企业仍然以纸质图书出版为主，数字化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产品也不多，各类网络服务产品较少，或没有形成规模；与影视制作、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相关产业未能打通“外部经济性”，未能形成创新集聚效应。

集群内部协同机制是园区内部管理、信息共享、资源分配的重要途径。尽管在联合参展、整体宣传等方面，北京出版园区做了很多努力，但总体上园区内企业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缺少公共合作协同创新平台，企业对园区的发展规划、公共治理缺少积极性和有效渠道。园区内部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不足，未能形成有利于整体协同创新的文化氛围和组织网络。

3.机制不完善，管理运营有待强化

一般来讲，产业园区的管理运作模式有几种：政府主导模式，即由政府成立管委会负责园区的管理运作；地产商模式，即由地产商负責园区的建设，并进行租赁和售卖，物业公司负责日常管理；主体企业引导模式，即以在某一行业具有影响力的企业牵头建设并入驻园区，以自身的影响力吸引相关企业入驻；综合模式，即对政府开发模式、地产商模式和主体企业引导模式进行混合运用的工业地产开发模式。

北京出版园区的管理模式比较特殊，园区建立之初选择了园中园的模式，即园区建立在北京市西城德胜科技园之中，园区自身无独立的管委会，亦无独立的自持物业。园区的管理总体上是在西城德胜科技园管委会的框架之下，而园区的日常管理实际上主要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承担。这样的管理模式有轻资产、低成本的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短板，主要体现在园区管理主体不够清晰，在园区发展规划、资源调配、政策制订上缺少自主权等方面。这些问题在园区成立之初并不明显，但随着园区发展的不断深入，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严重制约了园区的发展。

二、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路径

根据熊彼特（J. A. Schumpeter）的现代创新理论，相互竞争与协同协作的需求才是导致创新的根本。产业园区不应是同类企业的简单集聚，而应是出版创意产业链条上中小企业之间的有机组合。为了唤醒北京出版园区企业创新意识，打造持续创新型产业园区，针对园区缺乏创新动力问题的症结，建议在创新管理制度、完善考核机制、吸引创新人才和鼓励大众参与等几个方面着力。

1.加强法规建设，固化园区的出版改革创新经验

现有出版法规主要建立在传统出版流程之上，北京出版园区在促进民营企业与国有单位的合作、出版与制作环节的衔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版管理制度应与时俱进，及时修订，按照出版与制作相分离的原则，认真总结园区实践经验，明确民营文化企业参与出版前期的选题、策划、制作等不涉及特许出版经营权环节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国有出版单位和民营文化公司合作出版中的行为规范，优化政府的管理规则。如考虑到国家法规修订周期较长，北京市可以考虑制订地方性法规，以进一步推动园区的出版体制规范化运作，也可以为园区经验在北京市乃至更大区域的推广打下基础。

2.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园区协同创新的稳定可持续的外部环境

经过十年的发展，北京出版园区经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也进入了瓶颈期。无论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还是出版改革的角度，政府和园区的运营主体应对未来5-10年的发展做出规划，构建政策框架。规划可以在以下几方面重点着力：一是进一步强化北京出版园区在首都产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确立园区在未来首都出版产业发展中的资源整合和协同创新中的平台作用，明确园区在首都发展高精尖产业中的独特作用；二是进一步明确园区的未来发展目标，进一步明晰园区的业态，确定园区发展的空间规划，探索一园多区模式。三是进一步优化园区的政策框架，为园区企业发展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

3.建立异质化的园区企业遴选机制，形成合理的协同创新梯队

中小微企业是文化产业中最具活力的力量，也是产业发展的希望。通过自身孕育培养出未来的龙头企业是园区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园区集群效应的体现。当前园区亟待拓展物理空间，加大对小企业的孵化力度，形成有进有出的园区企业竞争选择机制。需要吸纳更多中小文创企业入驻，在园区内形成不拘一格、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全产业链条，并激发产业链条内部及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在园区政策设计上，应突出差异性，一方面要推动大企业进一步做优做强，打造行业的“独角兽”和“航空母舰”；另一方面要突出“雪中送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建立面向小微企业的新型创新集聚区（孵化器），设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投资基金，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具有发展活力的生力军企业。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在遴选企业时，可以通过组织创意大赛、公开路演等形式，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4.搭建园区内部的创新协同平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园区治理体系

园区的主体是企业，未来北京出版园区应在以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是在治理方面，应吸收更多的企业参与园区的管理运营，考虑到园区的长远发展，现有园区管理机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可以联合园区主要企业，成立园区建设发展公司，共同推进园区空间的拓展和经营，解决园区运营管理主体弱化缺位的问题。二是在创新协同方面，建立园区的创新联盟，在战略协同、项目合作、渠道共享、联合技术研发、版权保护等方面进行探索，特别是在应对互联网的冲击和影响方面，园区企业应共同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迎接挑战，推动园区的升级转型。三是在投融资方面，园区企业可以自身或联合相关金融机构成立园区发展基金，通过资本建立企业间的联系，支持中小企业的孵化，最终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资本集聚平台。

出版业是国家特许行业，出版产业园区的建设发展必须适应国家出版体制改革的方向，顺势而为。同时出版业又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产业园区建设必然受文化产业集聚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配。从对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分析来看，出版园区的发展必须兼顾两方面特性，在把握政策导向的前提下，向改革求创新，向市场求活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产业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之路。

（姜威，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工会专职副主席，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2008级科技与教育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荣学良，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媒体融合发展处处长）

注释：

范旭，张毅.发达国家创新极发展的实践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3）：38-42.

陈明明，张国胜，郑猛.技术选择中是否存在格雷欣法则—一个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J].经济学家，2019（2）：34-46.

徐辉，李玲娟，曾明彬，袁铭.我国高科技园区创新人才培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22）：141-146.

王关义，鲜跃琴.我国出版业国际化转型的几种模式[ J].现代出版，2015（1）： 11-13.

马锐.文化产业园城市设计方法研究[D].浙江大学，2016.

徐梦周，潘家栋.特色小镇驱动科技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模式研究—以杭州未来科技城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9（8）：92-99.

徐伟，冯素玲.企业集群规模与效益的相关性分析[ J ].东岳论丛，2005（3）：161-164

作者：姜威 荣学良

第五篇：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依据比较

[摘要]本文追溯了可持续旅游发展观在不同学科中的理论渊源，分析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不同价值诉求，探讨了基于功利价值、正义价值或良心价值等不同价值基础之上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环境与发展经济学、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的部分流派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可以为旅游发展提供现实的、可操作的指导，体现了对功利价值的追求。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的主要流派理论密切关注旅游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影响，体现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而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更多地考虑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体现了对良心价值的追求。

[关键词]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依据;功利价值，正义价值;良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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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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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旅游发展”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导向与要求。各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否存在理论上的差异和实践层面的冲突?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定义，并将可持续旅游发展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可持续旅游发展不仅仅只是一种发展方式或工具的选择问题，它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基于不同的价值诉求，可持续旅游发展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道路，而辨明其中的价值诉求，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根据现实社会条件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

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的价值依据分析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是可持续发展观在旅游业的运用。可持续发展观有着它的哲学、实践、科学技术、社会以及直接理论基础。

许多国际通用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融合了不同学科的基本理念和理论，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了以下几个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主体、价值目标以及价值原则是什么?各利益相关群体的价值与利益应当如何体现?运用哲学和伦理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中价值主体、价值目标及价值原则的比对，了解这些概念的异同之处。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所依据的价值理念，将可持续旅游发展划分为功利价值主导型和道义价值主导型两类。其中的功利价值主要指社会功利价值，而道义价值又分为正义价值和良心价值。

1.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与功利价值

斯通(seaton，1992)在对“优质旅游”的阐释中，指出可持续的概念长期以来一直与发展经济学相连。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于旅游环境和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现依赖于各种能源、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利用，旅游需求主体即旅游消费者、相关生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旅游业发展中环境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就必须符合一定的市场规则，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行为就必须遵循公平交易的市场正义准则。世界旅游组织(WTO，1993)就将可持续旅游定义为，“它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被用来达到如下目的：改善当地社区的生活质量;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经历;维护当地社区和游客所依靠的环境的质量。”这一定义表达了旅游业界对旅游业发展模式及其环境影响的关注，带有明显的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视角特征，体现了旅游业界对旅游业发展的社会功利价值的认同。

1.2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与道义价值

除了发展经济学等各种经济学理论，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更多地获得了其他学科理论的支持a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各国际组织的相关经典文献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就体现了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及环境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背景。在多学科视角下，可持续旅游发展已超越了功利的价值目标，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主体从人逐步扩展到人类社会，甚至非人类的自然界，生态学中的多样性、开放性、系统性原则，人类学中的种属平等原则，伦理学中的人际、代际、人地正义原则等各种原则成为指导可持续旅游发展实践的重要依据。加拿大温哥华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战略》(1990)所定义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就强调“在旅游发展中维护公平，它是对各种资源的指导，以使人们在保护文化的完整性、基本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和美学需要。”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发布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1995)指出：“可持续旅游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态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联合国《朝向旅游可持续发展》(2001)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是：“能在长期内仍然保持活力而不会或可能阻止其他活动和过程的成功发展而使(人的或物质的)环境发生退化或改变的方式。”虽然措辞各有不同，这些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都强调了旅游发展的社会正义和生态及文化完整原则，体现了人们对于旅游业发展中人类责任的思考，体现了人们对旅游业发展的道义价值的追求。

作为其直接理论基础，环境及发展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环境与生态哲学等各理论流派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追溯各理论流派的价值诉求，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和核心理念进一步分层梳理。

2　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的直接理论基础与价值依据

简而言之，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是一个建立在功利价值、正义价值或良心价值等不同价值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发展经济学注重旅游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学、人类学的部分流派注重旅游体验与产品的提升，这些学科提供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可以为旅游发展提供现实的、可操作的指导，体现了对功利价值的追求。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流派理论密切关注旅游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影响，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而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更多地考虑了人、产业、社会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的发展，体现了对良心价值的追求。

2.1　经济导向——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价值主体是作为个体的人。其价值目标是提高旅游资源配置效率，以实现个人所在的团体或社区生活质量的提升及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这一价值传统可以追溯至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旅游社会学部分流派的一些基本理念。

在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可持续旅游落实为实现旅游经济收益而设计的系列管理模式或模型，具有其有用性和工具价值。环境经济学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主张用经济学工具进行环境评价、自然资源管理、污染控制等工作;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所产生

的利益会自动地、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全体成员和所有阶层，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科登和索洛(Coden，Solow，1950)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萧尔(shaw，1973)的经济人合理性等观点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而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认为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法制不健全导致的寻租活动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应根据交易成本、产权和契约的规定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其中，科斯(Coase，1960)和诺斯(North，1980)的产权理论、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的交易成本理论、卢卡斯(Lucas，1988)的经济增长理论、马丁(Martin，1991)的经济增长趋同趋势模型、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Krueger，1995)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理论和研究工具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

社会学中的结构理论和人类学中的上层建筑理论认为社会基本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性质，他们的经济关系人假设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颇有相似之处。而在旅游社会学交换学派的视野中，人和集体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过程都被视为有价值的资源交换，而交换过程中的人总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价值的最大化;旅游则被看作是主客双方各种资源交换的过程，旅游者追求旅游效用最大化;旅游发展是政府、旅游开发商、旅游地居民等相关利益者博弈的结果。这一立场，与新制度经济学对旅游产业运行方式的看法相当一致。这种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观认识到了资源的有限性和旅游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它引入了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契约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以期获得旅游业发展的利润最大化。

在此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可持续旅游评价标准是往往运用环境经济学方法，将自然资源存量或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通过评估测算以货币化，使用统一的价值量作为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诸因素度量的共同尺度，戴利(Daly，1989)的经济福利模型WMSD，世界银行(1995)的新国家财富计量标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2003)推出的资源环境卫星账户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现代计量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的一些测量方法和技术也为旅游可持续评价指标的确立和落实提供了技术的支持。从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来看，早期的评价指标(金波，1999;曾珍香，2000;王良健，2001;汪薇，2003)主要集中在对旅游业发展的社会支撑系统的评价上，也多运用经济学效益费用分析方法，提取衡量社会经济与环境等物质条件的绝对统计数据和评价因子，以货币化的价值评价为主，中间只包含了少量体现行业特色的人力资源评价标准和行业服务水准的评价因子，这些评价标准与方法为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以经济为导向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所描述的高质量的社区生活和高质量的旅游经历，以及最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幸福，却往往会因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立场而大相径庭，也常常会由于缺乏对权力因素的考虑而导致旅游发展利益分配不公的状况。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旅游经济乘数效应低于预期、各种经济漏损、接待地物价上涨等旅游带来的经济负面效应等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广受关注。

结合我国各地旅游发展的状况，各地旅游发展确实为各地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民众对于旅游发展普遍表现出支持的态度。政府所支持的旅游相关课题的研究也大部分是放在经济学的范畴中，在旅游产业研究中，以带动地方或区域旅游经济、增强旅游企业效益为目的的研究仍然是旅游研究的主体;产权分析、博弈模型和结构方程分析等经济学研究工具是被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决定了基于功利价值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观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在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有统治性地位。

2.2　社会导向——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其价值主体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人，而扩展为整个人类社会;其价值目标不只是经济或环境目标的实现，而更多地包涵着对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的普遍正义、民族及传统文化保存等一系列价值目标的思考。在这里，可持续旅游不再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工具，它包含着社会正义、平等自由、机会公平和差别公平等理念，包含着矫正社会不公因素的制度理性。其意义在于，它倡导在正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和秩序以引导旅游业及社会的均衡发展，具有其制度价值和必然性。

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这一价值取向，既秉承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公正伦理精神，包含着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与思考，体现了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一322BC)到罗尔斯(Rawls，1921—2002)等哲人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成就，又得益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在旅游研究领域的积累与探索。社会学与人类学主流学派认为，人的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不应该单独由经济因素来解释，他们注重对不同社会背景下人的研究以及对影响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的探讨与评价。旅游社会学的冲突学派就特别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系统地产生冲突，它关注旅游中各种社会冲突现象，尤其是对于主客关系、种族与性别歧视、话语权问题、旅游帝国主义及新殖民主义等问题的探讨”。特纳和艾什(Turner，Ash，1975)的中心对边缘控制理论、马瑟雄和沃尔(Matheison，Wall，1982)的社区反应理论、道科西(Doxey，1976)的愤怒指数理论、马瑟和里奇特(Matthew，Richter，1991)的从属理论等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发展的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研究中;而旅游人类学的涵化理论则把旅游看作一种涵化或发展，强调追溯个体发展的轨迹，研究目的地人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人民在旅游引入后的变化，并试图帮助正在经历旅游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目的地人民。路兹(Nunez，1989)对东西文化接触中借入现象的讨论、克里克和纳什(Crick，Nash，1989)的旅游帝国主义观点、皮尔斯(Pearee，1992)对不同类型旅游接触的后果分析都是以由旅游发展所引起的国际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为焦点。

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者们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社会正义与平衡发展的价值理念。历年的世界旅游日口号中就有不少是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强调文化、人权、责任应成为现代旅游发展所必需考虑的因素。如：旅游对保护文化遗产、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1980);旅游与假日是权利更是所有人的责任(1983);通过负起责任而受益(1995);旅游业：宽容与和平的因素(1996);旅游业：为和平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服务的

工具(2001);旅游：为妇女敞开大门(2007)，等等。

体现在可持续旅游的评价标准上，运用社会经济学、统计学方法衡量旅游发展的非货币价值的指标体系也逐渐成为旅游发展评价的主流方法。联合国开发署(1990)人文发展指数HDI，经合组织推广的RSR(压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联合国统计局(1994)推出的基于DFSR驱动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的指标体系，英国政府(1996)基于经济一环境一行为者模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指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而我国近几年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牛亚菲，2002;万幼清，2006;唐善茂，2006;刘益，2006)也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纳入旅游业发展对社会政治与经济权利公正分配影响的思考，更多地考虑了人的因素、产业组织以及行业管理的因素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更加注重从旅游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上来衡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指标采用上也多运用相对的比率数据，以旅游业的非货币价值评价为主。

旅游业发展的正义价值已逐步通过各种国际组织以法律和规约的形式树立起来。《21世纪议程》(uN，1992)和《中国21世纪议程》(1994)都强调了公众参与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性。《全球旅游伦理规范》(1999)已经把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文化权利公正分配的目标摆在旅游经济发展目标的前面。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的《新旅游蓝图》(2003)倡导旅游业各利益相关者协同努力，促进旅游业的长期稳定增长。国际组织的这一系列举措为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内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思路和方法。

在我国目前的旅游研究中，基于进化理论和涵化发展理论的各种旅游发展生命周期模型，基于冲突理论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等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与研究工具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从研究成果上来看，基于社会公正和文化保存立场探讨旅游发展给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及政治制度带来影响的成果较为丰富;针对我国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对政府、企业及社区在不同旅游管理模式中应起的作用也有了初步的论述。在我国以政府为主导发展旅游业的宏观背景之下，如何完善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旅游企业和社区应当如何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作用，应承担哪些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来规约和评价，都将是基于正义价值旅游研究的主要任务。

2.3 自然权利导向——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所有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和平等权利，都是权利主体。其价值目标也超越了人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指向生物圈的和谐、繁荣和完整。这样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不再只具有工具价值或制度价值，它更是一种道德命令，具有其应然性。

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理念是近百年来环境与生态伦理思潮在旅游研究中的体现。环境经济学为可持续旅游环境提供了理论分析与评价工具，现代环境与生态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和实践层面的支持，而现代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价值依据。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比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更注重人的各种权利，而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则将权利的主体无限扩张到大自然中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之物，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宽阔胸怀。

在环境与生态伦理学的诸多流派中，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以及生物整体主义是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流派。辛格(singer，1973)认为动物解放运动是人类解放事业的继续，需要人类更多地发挥利他的精神;雷根(Regan，1983)认为动物权利运动就是人权运动的一个部分;史怀哲(schweitzer，1915)认为应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泰勒(Taylor，1986)认为所有的物种都应获得平等的权利;利奥波德(Leopold，1949)基于人对大地的道德情感，把人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成其普通成员;奈斯(Naess，1974)指出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是把其他存在物的利益看作自我利益的过程;罗尔斯顿(Rolston，1975)认为，人既对生态系统中动物和植物个体负有义务，也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义务，这就是人类价值之所在。《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1995)所定义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就吸收了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完整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强调社会普利和公平正义的原则基础上，又纳入了对人、社会和生物圈等多重价值主体的思考;既包含了人们基于功利价值和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的现实考虑，又超越了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观念和旅游发展观，强调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伦理学和美学内涵，弘扬了善的价值。

环境伦理学所倡导的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理念集中体现在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在研究领域，瓦克南杰(Wackemagel，1996)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就在国内外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实践领域，2002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生态旅游年”，而当年世界旅游日口号就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虽然“生态旅游”常常被当作是一种旅游营销的工具与手段，掺杂着人们的各种功利价值诉求，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的生态旅游传递的是人们基于良心的价值理想。

我们也应认识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当人的各种权利尚未得到很好的实现时，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仍然面临着许多实践障碍;真正的生态旅游者寥寥无几;许多打着生态旅游旗号的景区却仍然以扩大经济收益为主要目的，也缺乏相应的环境监控设施和技术力量;生态旅游规划和社区参与计划往往只能停留于理论研究的层面而不能付诸实施等等。在我国，虽然针对各种类型旅游资源的生态旅游管理理论和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不断地被推出，生态旅游的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规划、旅游产品设计、营销管理以及游客管理中，但其中真正达到生态旅游要求的却是寥寥无几，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仍存在巨大的落差。

3　结语

虽然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研究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它们都体现了人类对于旅游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不懈追求。在可持续目标下的旅游研究中，各个学科基于不同的价值目标、从不同的层面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各种思路，它们各有优长，也有各自的局限性。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发展方式，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现更依赖于一个社会的人口素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因此，在选择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学科理论与工具时，我们也应抱着一种客观的态度，在对功利价值、社会价值和良心价值的追求中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结合本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阶段和水准，考量地方资源等各种条件，既顾及现实的功利需求，践行可以实现的社会正义，又不失对自然应有的道德情感。在选择工具时，既注重道德理性，又保持工具理性，既坚守道德的底线原则，又能运用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寻求各种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方案。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宋志伟]

作者：欧阳润平　刘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