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体法律主体地位的法理反思
内容摘要：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巨大风险引发了对机器人能否具备法律主体地位的追问。从法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上的“人”一方面应当拥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资格（规范条件），另一方面实际具备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意志能力（事实条件）。从根本上说只有生物人同时满足这两项条件，法律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作为法学辅助概念的法人是生物人的集合，能通过“归入”的技术与生物人的行为建立起联系，也能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相反，动物因不具备规范性认知能力而无法完全满足事实条件，也不符合规范条件。机器人更接近于动物而不是法人，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既不可能也不可欲，它无法、也不应当承担独立责任。在法律上为机器人行为负责的总是人类自身。
关键词：机器人 法律主体 意志能力 法律资格 独立责任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着我们的生活：2014年7月，百度公司启动“百度无人驾驶汽车”研发计划;2016年3月，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次年10月击败中国棋手柯洁，仅5个月后升级版阿尔法零（AlphaGo Zero）就宣告完胜前辈阿尔法狗;2017年开始，京東和顺风快递试点无人机送货;当年5月，微软机器人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出版;同年12月，深圳无人驾驶公交车上路试运行……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人类生活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也不容忽视。尽管这种风险对于正处于智能研发起步阶段的中国尚未显现，但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已被证实。例如，英国仅2005年一年就发生了77起与机器人有关的致命事故。〔1 〕在德国，2015年6月29日，一名法兰克福大众汽车工厂22岁的工人死于机器人“工友”之手。〔2 〕在美国，从2000年至2013年，外科手术机器人造成了至少144起死亡与1391起伤害。〔3 〕对此，有论者指出，对人工智能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尤其是在故事发生后明确责任的分配十分重要。〔4 〕而在采取具体的法律应对措施之前，一个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在于，人工智能体（简称“机器人”）能否具备法律人格，或者说能否构成独立的法律主体？这直接影响到是由机器人自身还是由其他主体来承担责任的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现行法律制度尚未对此有明确规定。唯有欧盟议会于2017年2月通过的一份决议中建议给予智能自主机器人以“电子人格”，〔5 〕而沙特于同年10月授予“女性”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我国尚无有关机器人法律地位的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学界对这一主题也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6 〕不过，在已发表的关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具体法律挑战的成果中，或多或少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这一前提性问题。学者们的态度大体可分为三类：肯定说、否定说、中间说。肯定说认为应当赋予人工智能体以法律人格（同时明确其法律人格的有限性）;〔7 〕否定说主张机器人不是具有生命的自然人，也区别于具有自己独立意志并作为自然人集合体的法人，因而尚不足以取得独立的主体地位;〔8 〕中间说则认为，从思维能力角度看，人工智能体的地位已经超越了物的概念，但从工具论角度，人工智能依然未能摆脱为人类服务的“工具”角色，所以它不是物也不是人。〔9 〕
笔者认为，在“人-物”或“法律主体-法律客体”的两分模式中，对机器人法律地位的界定只存在肯定其法律人格或否定其法律人格两种可能（无非前者扩张“人/法律主体”的外延，而后者扩张“物/法律客体”的外延）。笔者将从法理论与比较的视角出发来证立否定说。笔者并不试图在一般的意义上去讨论机器人是不是人的问题，而只限于从法律的视角去探讨机器人是否具备法律主体地位，这就需要明确法律上“人”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来阐明可与机器人相比较之两类对象，即法人与动物的法律地位。一方面，今天以公司和社会组织为代表的法人被普遍认为具备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由此产生一种观点就认为：既然法人可以被赋予法律人格，机器人为什么不能拥有法律人格？〔10 〕另一方面，也有人主张，强人工智能机器人与动物一样都可以独立于人的指令之外凭借对环境的感知来行为，所以两者也具有法律地位上的可比性。〔11 〕由此，我们可以对机器人的法律地位进行准确定位，并给出结论。
一、法律上的“人”：法理论的视角
“人”的日常语言含义仅指生物意义的人（生物人，human），生物人有特定的生理和心理特质，有“感觉”和“意愿”。但我们对于“人”的认知不仅仅停留于生物学或者说自然科学的角度，我们还会从价值-文化意义上去看待“人”。价值-文化意义上的“人”是一种有别于其他物种的“主体”。例如，从哲学的角度看，“人”是一种具有道德意志的主体;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同样，法律上的“人”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主体，或者说具备法律人格（权利能力）的主体，这是从规范的视角出发的界定。法律上的“人”并不必然等同于或限于生物人。在特定时期，特定的生物人并不能成为法律主体，如奴隶制时代的奴隶。奴隶不具有法律人格和权利能力，因而其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无法产生法律效果。而在今天，生物人之外的法人同样被各个国家普遍赋予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所以可以说，每一类价值—文化意义上的“人”都是根据特定领域或学科标准被建构出来的产物，而法律上的“人”就是作为规范科学的法学根据自己的标准建构出来的产物。那么，法学建构法律主体的标准是什么？
法律是一种人类行为秩序，它要调整人类的行为。〔12 〕在规范的角度下，有的行为为法律所要求或禁止，有的行为则为法律所允许或授权。被法律所要求或禁止的行为在法学上被称为“义务”，而被允许或授权的行为在法律上被称为“权利”。如果被要求或禁止的行为没有得到满足，则法律会进一步规定对违背行为的制裁措施（也称“不法后果”），这在法学上被称为“责任”。责任与义务密切相关，没有义务就没有责任，但反过来不导致责任的行为也不是义务行为。所以，从法理论的角度看，法律是通过权利、义务的范畴来调整人的行为的。而法律主体，就是这些权利、义务的承载者。换个角度说，法律赋予法律主体以权利、对他们施加义务，授予他们拥有和处分特定财产的资格且让他们有权去起诉他人以实现这些资格，允许他们在违反对他人之法律义务时被他人起诉。所以，法律对“人”的界定与权利、义务相关，这意味着法律上的“人”受制于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13 〕换言之，法律人格（权利能力）就意味着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资格;法律主体就意味着拥有这些资格的实体。所以，“是人” 〔14 〕或“具有法律人格”就等同于对法律义务和权利的拥有。〔15 〕
法律上的资格和能力是法秩序本身所赋予的，所以哪怕是“自然人”同样也是规范建构的产物。所以，自然人并非可以撇开法律规范和法秩序而自身拥有权利和义务的生物人，而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内容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在此意义上，自然人也是法律人（法律意义上的“人”），说自然人“拥有”权利和义务也只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拥有”权利和义务的自然人就是这些权利和义务的集合，它们的统一以“人”的概念被形象地表达出来。“人”就是对这种统一的拟人化。而由于这些权利和义务被法律规范所规定，所以“人”的问题最终也就是规范集合的统一问题。〔16 〕当我们说，法秩序赋予某人（生物人）以人格时，这不过是意味着，法秩序将这个人（生物人）的行为变成了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法律本身关心的是行为，法律创设的是以人类行为为内容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人”。“人”是描述法律的法学的产物，它是一种简化表达的辅助性概念。〔17 〕有了这个概念，有时我们就不需要一一表述出单个的权利义务，而可以将涉及同一个生物人的这些权利义务（以及作为其内容的行为）统一起来表达。就好比数学公式中的归纳公因数（对人因素），将之提炼出来就可以获得更清晰简洁的印象。
这种拟人化也使得“法律关系”这个分析任何法律案件时的初始性范畴变得可能。因为对法律人格的认可是一种相互尊重权利和强制施行对任何违背权利之行为的法律控制的手段。法律关系在内容上就是一种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相互的权利与义务必然建立的是兩个“人”（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不可能是人或物（如动物或房子）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当然也可能存在有意义的关系，如我拥有一只猫，但这种关系毋宁是“物理性的关系”，而非法律关系。当然，某物的拥有者与其他人之间围绕物可能存在许多法律关系。比如，如果有人伤害了我的猫我可以主张赔偿，再如我可以将我的猫转让给我的朋友，等等。但此时的法律关系存在于我和特定或不特定的他人之间，而非我或他人与猫之间。猫在这里只是客体，只有我和他人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同样的道理，自然人与法人之间关系也可以被还原为自然人与法人背后的每个个人之间的一个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尽管出于便利这些个人被结合为一个整体。〔18 〕所以，在萨尔蒙德看来，对法律人格更好的定义指涉的是法律关系的能力。〔19 〕这意味着法律上的“人”应当具有在法律框架内建立、维系、运作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能力。这也说明，被用于描述法律人格的权利和义务都属于关系性的范畴。
当然不仅如此。尽管法律上的“人”是对权利、义务以及它们所构成的法律关系的拟人化（主体化表达），但由于法律根本上是一种人类行为秩序，要调整人类的行为，所以法律规范创设的权利、义务如要在生活中得以实现，其承载者也必须具备意志能力。人类主体作出的行为是意志行为。对于意志行为既可以具有主观意义，也可以具有客观意义。当意志行为符合法律规范（或者说用法律规范来解释意志行为）时它就具有了客观意义。〔20 〕所以，一个具有法律意义之行为的产生，既要有客观的法律规范作为依据，也要有行为人的意志行为作为基础。权利和义务都是以意志行为为内容的规范性范畴，自然需要以意志行为为基础。换言之，这要求“拥有”权利和义务的人具有意志能力。一方面，权利与义务相关，它包含着针对他人的法律上可强制实施的主张，后者有义务不违反这些关系。拥有某项权利的法律主体应当有能力去追问：“他人必须为我做什么？”为此，权利的拥有者首先必须有关于自身的权利以及他人之行为义务的意识。为了迫使这种义务的实现，权利的拥有者有权动用可资利用的国家法律资源。〔21 〕其次，权利提供了一种机会，让其拥有者去做或者不做法律所允许的行为（这种行为构成了相关权利的内容）。因此，权利的存在是个法律问题，但权利的行使却要以其拥有者关于做或者不做某事的意识和选择为条件。在此意义上，自由意志就构成了作为法律权利之主体的“人”的关键要素，因为只有拥有自由意志才能践行这种权利。〔22 〕另一方面，义务被理解为法律要求为了他人的利益做或不做某事的责任，不遵守它会引起救济。一个承担某项特定义务的人要知道义务的存在、义务履行的强制性和不服从它时会引发制裁，他应当有能力去追问：“我必须为他人做什么？”〔23 〕与对权利的践行相似，履行义务也要其主体意识到相关义务的存在，并相应履行这种义务，以避免被国家施加法律制裁。不同之处在于，义务的主体没有选择的余地。相反，他必须具备的是思考不履行义务的后果以回溯性地调整自身行为的能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反思调整”的能力。总之，创设法律人格的主要目的在于便于有组织的社会对人类行为进行规制。〔24 〕这要求法律主体能对权利、义务这类规制手段作出回应，即有能力意识到这些规制手段及其规范性意图，并作出相应的选择或反思调整。一言以蔽之，具备意志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法律规制的目的。
综上所述，从法理论的角度而言，成为法律上的“人”（法律主体）意味两个条件的统一，即一方面应当拥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资格;另一方面实际具备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意志能力，即意识和选择或反思调整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成为受法律认可的人，而不仅仅是客体，哪怕是（单纯）受保护的客体。从性质上讲，前者属于规范条件，而后者属于事实条件。在逻辑上，事实条件构成了规范条件的前提，因为“行为如要取向于应当，则必须在自然条件下是可能的”。〔25 〕也就是说，只有具备意志能力的实体，法律才应当赋予其主体资格。但这种前提只是必要而不充分的前提，也即并非对所有具备意志能力的实体法律都必须赋予其主体资格。这取决于法政策上的考量。奴隶制时代的奴隶并非不能满足事实条件，而是未满足规范条件，是因为奴隶制时代的立法政策否定了奴隶的法律主体资格。所以，当检验某个实体能否构成法律上的“人”时，需要依次来检验事实条件和规范条件。只有当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时，才能赋予法律人格。
二、比较对象I：作为法律主体的法人
法人的典型情形是团体（如公司或社团）。从法学的视角来看，团体是由人类创设并被法律所认可、作为具有人格特征或法律主体地位的“人造人”，主要是出于便于其他人与这一组织（设立是为了追逐利益或其他目的）进行交易，以及简化其与周围世界之关系的考虑。〔26 〕在传统理论中，团体通常被定义为生物人的共同体，它被法秩序赋予权利、施加义务，后者不被视为那些作为团体之成员的生物人的权利和义务，尽管这些权利和义务与他们的利益相关。法人作为法律主体可以参加法律关系，如团体可以购买地产、租赁房屋。使用房屋（排除其成员外的其他人使用的可能）、拥有地产（使用地产并排除其成员外的其他人使用的可能）被认为是这个团体本身而非其成员的权利。当这些权利被违背时，是团体而非其具体成员向主管法院提起诉讼，而由此所引发的损害赔偿归于团体的财产、而非具体成员的个人财产。同样，支付租金、交付购买款也属于团体的义务，而非成员的义务。一旦当这些义务没有得到满足，出租人或出卖人的诉讼对象或者说承担责任的主体团体本身，而非其成员。在此，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法律主体的法人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法人是具有行动能力的主体，能从事法律行为（如签订合同）、提起诉讼、履行义务（违反义务）、承担责任等;其二，法人是拥有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主体，因为法律赋予了它权利、对它施加了义务和责任。
一方面，法人是具有行动能力的主体。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在国家法秩序的效力领域内出于任何理由去共同追求特定目的时，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可以是一种基于分工协作的组织，也即是团体。团体通过章程来建立自己的规范性秩序（從法理论的角度看，其实团体就是这种规范性秩序），它规定由个人来行使特定的功能，这些个人是为了实现这些功能以团体章程规定的方式所任命的，如法人代表。假如这些个人依据章程规定的方式来采取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就可以被解释为或者归为作为法人之团体的行为。在此意义上，这些个人可以被称为团体的机关。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这些个人（生物人）本身，而只是由其实施并被章程所规定的行为才归属于团体（由章程构成的共同体）。将某个人类行为归于法人，也就意味着将这一行为关联于规定它的、构成共同体的规范秩序（章程），后者由于这一归入被人格化为法人。因此，每个被章程所规定的行为都可以被归于由章程构成的共同体，而每一种规范性的、调整一群人行为的秩序都可以被人格化为行动者。一旦将团体机关所行使的功能归于团体，那么作为个人的机关的行为就相当于是团体的行为，团体就被视为了具有行动能力的主体，尽管真正发生的只是由章程规定的生物人采取了章程所规定的行为。这是一种法律上的拟制，就好比将法定代理人的法律行为归于无行为能力的被代理人一样。在法律上，团体机关与团体的关系就相当于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因此，法人并不是某种实际存在物或超人式的有机体，而是一种为了简化和更直观地展示复杂法律事实而由法学建构出来的思维工具或辅助性概念。〔27 〕法人的法律人格是一种法律拟制。〔28 〕
可见，法人满足了法律主体的事实条件，只不过实际代表法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是它的机关。机关是这样一些生物人，在特定前提下，他或他们的意志行为在特定事项和地域范围内会对法人产生有利或不利的法律效果。〔29 〕因此，真正拥有意志能力是作为法人机关的生物人，而通过“归入”（或者说“代理-被代理”）这种法律技术他们的行为被视为法人的行为，这就使得法人成为了具有行动能力的主体。
另一方面，法人是拥有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主体。（1）法人的权利。当我们说法人有权主张其权利受到侵害，或有权因他人不履行义务而提出诉讼时，这种权利是通过章程所规定的机关来行使的。实际享有这项权利是团体的机关。将这项权利归于团体，只不过意味着对它的行使是被章程所规定的。如果与这项权利相对的是给付义务，那么就要向团体机关进行给付，因为依照章程必须由后者受领给付。当然，受领后的财产归为法人或者说全体成员的财产。如果与权利相对的是容忍义务（如容忍对某物的使用），那么也是对于依照章程有权使用它的机关负有容忍的义务。由于团体是由个人出于特定目的组成的，所以机关对权利的行使必须是为了团体成员的利益，而权利所带来的好处最终也可归于团体成员，或者说属于成员的集体权利。由这些权利带来的财产既是团体的财产，也可以说是团体成员的集体财产。〔30 〕
（2）法人的义务。法律可以命令具有意识和反思调整的个人去作为或不作为。它将某种行为规定为义务的方式是为相反的行为规定制裁。这种相反的行为是不法行为，制裁就是不法后果。避免不法行为与制裁的实体就是义务主体。法人作为义务的主体，或者说将某项义务规定为法人之义务的情形稍有不同：法律通常只规定某项行为为义务的内容，而将由哪一个人来履行这一义务交由团体章程来规定。只是法律所规定的制裁并不直接针对这一个人，而是针对团体，也就是将义务未得到履行时的责任归于团体。在不借助于“归入”这种辅助手段的前提下，义务就是个人的义务，义务是通过他的行为来履行或被违背的，但义务未得到履行时的责任则由作为团体成员的其他人以其人格和财产来承担。在此，实际上满足或违背义务的个人就被认为是团体机关，而义务就被归于作为法人的团体。同样，团体义务也可以被视为团体成员的集体义务。所以，义务能力的问题依然是个归属的问题，是一种思维操作。〔31 〕
（3）法人的责任。当团体机关的行为违反法律义务时，由此所导致的责任同样可以归于团体。但这里要进行一个区分：由于团体不是生物人，故而无法将以人身为基础的责任（如赔礼道歉、有期徒刑）归于法人，而只能将以财产为基础的责任归于法人。同时，由于团体的财产就是团体成员的集体财产，所以团体的财产责任实则是团体成员因为法律对团体所施加的义务未得到满足（由团体机关的行为表现出来）时，以其集体财产所承担的责任。所以，当我们说法人应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时，一方面是指机关以其人身，另一方面是指团体或团体成员以其财产所承担的责任。当然，对法人财产的强制执行还是针对机关或者要由机关来配合实施的。不仅对于民事责任是如此，对于刑事责任也是如此。如我国《刑法》第30条和第31条就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在此，刑事责任被分作了两部分：由“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的人身责任（如有期徒刑），以及由团体或全体成员承担的财产责任（罚金）。在此，能“归入”的只能是财产责任。因而相比于自然人，法人的责任能力是有限的。
可见，就如同自然人的权利和义务一样，被归于法人的权利和义务最终同样是人类（生物人）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它们同样以特定生物人（人类）的行为为内容。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法政策上需要赋予法人以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除了出于思维操作便利的考虑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限定责任范围。这一点在作为法人的公司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首先，承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可以划定公司自身的财产（或者说公司出资人的集体财产）与其出资人个人财产之间的界线，因而可以避免其自身财产受到其出资人或后者的个人债权人的干涉，从而公司的债权人被赋予相对于出资人的优先地位。这被称为“实体屏蔽”。〔32 〕其次，它可以使得在公司遇到财政困难时，出资人或其个人债权人无法抽回其投资，这就使得公司成立的契约承诺对于外部世界具有了可信度。这被称为“清算保护”。〔33 〕再次，除了特殊规定（“揭开公司的面纱”）外，公司对外承担的债务通常只以出资人的出资额度为限，而无需以出资人的个人财产去为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34 〕当然，也如前所见，法人的责任在总体上也仅限于财产责任，它要将因法人机关之不法行为所导致的财产责任与其成员（包括机关）的个人财产责任区分开来。这既有利于法人的成员（承担有限的财产责任），也有利于与法人发生法律关系的其他主体（财产担保或优先受偿）。所以归根结底，让法人承担独立的财产责任依然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需求。这一法政策考量满足了构成法律主体的规范条件，即应当拥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资格。
三、比较对象II：动物能否成为法律主体？
与法人不同的是，动物是一种自然生物，它既可以做出它被训练来做出的行为（条件反射），也可能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为，后者是凭借特定的动物本能或由其他动物的不稳定行为所引起的行为偏离。〔35 〕在目前世界各国的法律中，并没有对动物之法律地位予以认可。尽管如此，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和理论家一直以来试图在“动物权利”的名义下赋予动物以与自然人一样的法律主体地位。〔36 〕动物能否成为法律上的“人”，同样取决于它能否满足法律主体的事实条件与规范条件。
动物是否满足法律主体的事实条件，端视它实际上是否具备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意志能力。权利能力意味着自我意识和选择的能力，而义务能力意味着自我意识和反思调整的能力。不同种类的动物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因而在能否拥有这些能力方面很不相同。在此，以智力上最接近人类的黑猩猩为例。有科学研究表明，黑猩猩与人类分享了几乎99%的DNA。它们与人类在脑部结构和认知发展阶段上十分相似，包括交流技巧，这通过它们能够使用和理解符号语言就可以体现出来。黑猩猩同样具备自我意识，能从镜子、照片和电视中认出自己，并有能力反思自己的行为。它们显示出一种同情能力，善解其他黑猩猩的经验与情感，会模仿同类的举止。它们会对同类的不幸表示怜悯，对家族成员的死去表示悲伤。他们同样会进行社会合作，进行想象的游戏，表现出某种幽默感，等等。所以，有论者主张，正因为黑猩猩被证明能自治、具有自我意识的和自我决定，所以它们拥有人格特征，非常接近人类，因而它们应被赋予人类所享有的基本自由与平等的权利。〔37 〕在此，我们可以区分出事实性认知与规范性认知两个方面。事实性认知是对自然对象、事件及其因果联系的认知，包括对重复出现之现象的记忆和情绪性反映。应该说在这一方面，黑猩猩的确与人类相差无几，它们可以与人类一样拥有记忆和反思，拥有喜怒哀乐，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主体意识，能对外部条件的刺激作出“合适”的应对，掌握行为和现象的规律性。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它们也具有规范性认知的能力。规范性认知是对于行为与事件的意义（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的认知。人类生活中的很多事实都属于这种具有意义的事实（制度性事实）。比如同样是某个人在不同场合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自然事实的角度来观察，签名的动作、名字的笔画痕迹没有什么差别，但它的意义在不同的场合并不相同：它有可能意味着与他人缔结婚姻关系，有可能意味着将自己的某个财产转让给他人，有可能意味着担保自己言论的真实性，等等。
法律规范，或者说法律权利与义务所要创设出的就是這么一个规范性的世界，它相应要求法律主体具有规范性认知的能力。对规范的认知是一种对“应当”的认知。权利意味着法律上的“可以”，如我可以使用我的水杯，而不仅仅意味着事实上的“能够”，如我能够拿起我的水杯。义务意味着法律上的“应该”或“不应该”，如我应该纳税，不应该杀人，而不仅仅意味着事实的“不得不”或“不能”，如我不得不交出钱来，不能杀人（否则别人也会杀我）。人类具有规范性认知的能力，指的就是他们能认识行为的应当与否，并据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杀人是不应当的，所以我就不去杀人。但黑猩猩并不会采取这样的认知方式，它的认识仍停留在事实性的因果联系的层次：它吃了动物饲养员拿给它的香蕉并没有受到“惩罚”（挨打），甚或受到鼓励（摸摸头），它就会认为它“能够”这么做，下次它就会再次这么做;它抢走了其他黑猩猩的香蕉受到了动物饲养员的“惩罚”（被打），它就会认为它“不能”这么做，所以下次就不去抢了。它的反思完全基于事实上的环境和后果，从而可以调整行为呈现出规律性。但规律并非规范，它无法认识到以特定行为为内容的规范的存在。而正是这1%的不同，决定了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别。所以，在规范性认知的层面上，即便是灵长类动物也不具备与人类一样的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意志能力，更不用说其他动物了。
动物同样没有满足法律主体的规范条件。前已述及，法政策考量之所以赋予法人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资格，既是为了便利法律思维操作的便利，更是为了划定独立责任的范围，从根本上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但是，正如纽约州最高法院在2015年“非人类权利项目公司诉斯坦利案”中，驳回该公司为两只黑猩猩申请人身保护令时所说的：“黑猩猩并非有资格享有人身保护令所提供之权利和保护的‘人’……因为与人类、公司和市政机构不同，动物不能承担任何法律义务，担当社会责任，或在法律上为其行为负责;无法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社会义务使得赋予黑猩猩法律权利并不合适。” 〔38 〕因此，并非外貌上或事实性认知层面的相似性，而只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资格才是法律人格的决定性要件。法律作为人类行为秩序要调整的是人类的行为，在一个人类主导的社会中，赋予动物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资格，尤其是让动物承担独立责任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动物并不拥有自己的独立“财产”（这同样是一个有规范意义的概念，尤其是货币，动物无法认知其意义），因而无法承担财产责任。〔39 〕动物也无法承担人身责任，比如让一只因打伤了人类的黑猩猩去坐牢或处以死刑，因为它并不具备人类的罪责能力（主观上的可罚性）。因为动物不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其行为不具有道德上的可谴责性。这么做从根本上无法促进人类的利益，反而可能会为相关自然人规避自身的责任提供渠道。例如当家养的宠物咬伤路人时，如果认为宠物构成法律主体，则要由宠物本身而非宠物的主人来承担民事责任。这是荒谬的。〔40 〕
当然，不承认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承认有所谓“动物权利”，并不意味着不应对动物进行保护。对某种对象进行保护并不一定要将这种对象拔高到主体的地位，或者说与它相关的利益上升为权利。法律即便是对特定无生命的对象也可能加以保护。例如我国《刑法》中有关“破坏公私财物”的规定，保护的就是“公私财物”这种无生命的对象，但公私财物只是被保护的客体，而不是可以自我主张予以保护的主体，“被保护”也不是公私财物的权利。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否认每种动物都在自然界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因而有其存在的价值，应予以善待和保护，但它们不可能享有与人一样的待遇或权利。〔41 〕因此，对动物的道德关怀或者加以保护并不意味着承认动物的主体地位，承认“动物福利”也不意味着承认“动物权利”，两者不可混淆。〔42 〕这一点在《德国基本法》第20a条中表达得很清晰：基于对未来世代的责任，国家在合乎宪法秩序范围内，经由立法以及依据法律及法之规定经由行政与司法保障自然生活根基与动物。在此，动物是被宪法以及合宪的立法、行政、司法所保护的对象。
四、机器人的法律地位
机器人既不完全等同于动物，也不等同于法人。一方面，机器人是人造物，而动物是自然造物。另一方面，机器人具有物理实体（特定的外观）或物理载体（特定的系统），而法人只是一种法学思维的辅助概念，没有对应的实体或载体（当然，法人“有”住所、办公场地、有作为成员的生物人等，但它们都不是法人“本身”）。那么，机器人能构成法律主体吗？
首先要区分出人工智能的三种形态，即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43 〕弱人工智能是指由人类程序员事先制定算法规则，由智能体统依照预定的规则来处理相关问题。弱人工智能的典型是用专家系统模拟法律活动中与规则相关的某些内容。〔44 〕基于规则的系统，计算机程序要做的是将复数的规则以相应的权重连接在一起。只要在输入端事先确立了这套规则系统，且根据个案情况输入参数，那么原则上就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与此不同，强人工智能是一种“合成智能”，它能综合应用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大数据、认知系统、演进算法等要素，有可能突破程序员编排它做之事的局限。〔45 〕它有“深度学习”的能力，能基于数据库中给定的样本总结归纳出普遍性的特征，并以此来辨别新的样本。弱和强人工智能的运作基础都是“基于规则的逻辑”，只不过前者的规则是由人类事先规定的，而后者的规则是由智能系统根据经验样本自行“创设”的。超人工智能则已经超越了具体规则的层面，而能够在整体层面进行决策和思考、甚至评价。当追问“机器人的法律地位”时，主要指向的是强人工智能体。因为弱人工智能体就是目前的计算机系统，它明显只是人类运算的辅助工具，只能被作为客体来对待;而超人工智能体一旦出现，就意味着人类作为特殊的生物族群从地球上逐渐消失的开始，我们的道德法律秩序也将随之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对于目前而言，有意义的是去思考在已经露出端倪的强人工智能体的法律地位问题。〔46 〕
作为强人工智能体的机器人被认为具有五个特征：与他人交流的能力、内部知识（关于自身的知识）、外部或外部世界的知识、某种程度上的意向性（达成特定目标）和创造性。〔47 〕基于此，有的学者建议为机器人创造出“准人格” 〔48 〕或“临界地位” 〔49 〕的概念，因为它们只会享有部分的权利和义务。但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说的，在法律主体资格的问题上，只有“是”或“不是”的两分式回答，而没有什么中间性的状态。即便某个实体与自然人相比只具有部分、也即是有限的权利和义务（如法人），其前提也是这一实体已具有法律主体的地位（即具备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实际能力与规范资格）。能力或资格是“质”的问题，而权利义务的多少是“量”的问题，“質”在逻辑上优先于“量”。机器人能否构成法律主体，同样要看它是否符合法律主体的事实条件与规范条件。但两方面检验的结论都是否定的。
一方面，机器人并不具备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意志能力。在此我们可以将机器人与法人和动物进行比较。机器人法律人格的支持者经常基于机器人与法人的相似性来予以论证。如哈勒维就认为在对法人和对人工智能体施加刑事责任的观念方面并无实质性的法律差别。公司会犯罪，机器人也有能力因过失而从事“犯罪行为”，因而机器人本身应当被惩罚，而惩罚的目标可以通过惩罚机器人来达成。总之，既然法人要服从人类的法律，那么机器人就同样要服从人类的法律。〔50 〕但持这一论点的支持者没有看到的，当我们说法人从事犯罪行为时，真正从事这一行为的只是作为法人机关（代表法人行事）的自然人，而对法人的惩罚实际上惩罚的都是法人背后的自然人（法人的机关以及/或者其他成员）。〔51 〕如果将目光扩张到整个法律而不限于刑事责任的领域，那么这可以通过两点来说明：（1）法人实际上是生物人的集合，法人的权利义务可以被还原为生物人的权利义务，但机器人不能。法人的权利是法人成员的集体权利，法人的义务是法人成员的集体义务，而法人的责任也是法人成员的共同责任（在法人财产范围内的有限责任）。但机器人并非由生物人组成，相反，它是被生物人所制造出来的。（2）法人权利义务的实际行使及责任的实际承担都由生物人来进行，作为法人机关的生物人与法人的关系是代理与被代理人的关系，但机器人并不存在代理其行为的生物人。正因为“归入”技术的存在，具有意志能力的生物人的行为可归于法人，后者才被认为具有行为能力。但人类与机器人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有意志能力的主体与（实际上）无意志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代理—被代理”关系，作为强人工智能体的机器人是凭借自己的“意志”来行为的。要说它和人类之间有关系，也只可能是它的行为及其后果归属于人类，而不是反过来。在这一点上，它更接近动物。
机器人虽然是人造物，但与动物一样具有事实性认知能力。它拥有内部知识，因而具有自我意识;它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意向性和创造性，能够为达成特定目标而自行设计路径并予以执行，因而具有选择能力;对于来自人类的否定性指令能作出回应，并对自身路径进行修正，又具有反思调整的能力。尽管如此，它与动物一样并不具备规范性认知能力。强人工智能体虽然能进行深度学习，自行归纳和提炼规则，但这种“规则”并非法律和道德意义上的规范性规则，而更多只是一种规律性，一种算法。比如，在审判辅助系统中，它可能会基于海量案件，将反复出现的不同事实特征与相应的法律后果相联结，甚至提供不同事实参数的组合方式与法律后果之间的关联。〔52 〕它能够基于事实特征来识别法官要处理的案件与先前的判例是否属于同案，并由此告诉法官先前案件的法律后果。但它无法认识到事实特征的法律意义，无法从整体上对案件进行评价，更无法理解“同案同判”本身的意义。对此，有论者认为：“确立人工智能技术手段于量刑实践积极效能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其无法取代法官的客观现实。” 〔53 〕季卫东教授也提醒我们注意这个基本原则：“大数据、云计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都只是实现合法正义的辅助手段，切不可本末倒置，这是我们始终应该铭记的一条基本原则。” 〔54 〕
此外，与动物一样，机器人的世界是没有“应当”的世界，机器人对于是否采取特定行为的算法里，也只有“行为A→事实上的许可”“行为B→事实上的惩罚”这样的模式，并由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一如那只吃香蕉的黑猩猩。它的行为预测完全基于因果联系，只有基于后果的作与不作的区别，而没有应当和不应当的区分。所以，机器人可能具有对环境感知并“自主”应对的能力，它们可能与灵长类动物一样有自己的“情绪”，能识别和理解符号，能进行社会合作，但它们与动物一样并不具备具有道德意义上的意志能力。权利、义务这样的概念对于机器人来说只是编程中0和1的差别。正因为如此，所以哥德尔认为，“人类的头脑要无限超越任何有限的机器的力量”。〔55 〕
另一方面，机器人也不应当拥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资格。在法人的情形中出于思维便利的考量在机器人的情形中并不存在。更关键的是，为机器人划定独立的责任范围既不可能、也不可欲。就人身责任而言，让机器人承担民事上的人身责任（如赔礼道歉）和刑事上的人身责任（如有期徒刑）都是没有意义的。或许强人工智能体能将自己的某种行为及其后果识别为“不法或犯罪行为”，从而下次会避免这一行为，但这并不会在它的主观上产生有意义的认知，即“我错了”。所以，它缺乏刑事责任能力（不法意思能力）。〔56 〕但是，法律责任制度、尤其是过错责任制度的主要目的，即在于通过惩罚和教育，达到预防违法的目的，既预防违法行为人再次违法，也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57 〕而这都需要以行为人的主观规范性认知为中介才能达成。但很显然，对于机器人而言是无法起到教育和预防的目的的。〔58 〕就财产责任而言，由于机器人并不自始就拥有自己的财产，所以理论上可能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由机器人的所有人，或者/以及机器人的生产者（如果损害由设计瑕疵带来）和使用者（如果损害由使用不当带来）来承担，也就是以这些自然人的财产来担保对受害人进行赔偿。〔59 〕但此时机器人与相关自然人的关系就是工具与操作者、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没有赋予机器人法律主体地位的可能和必要。第二种是由以上自然人单独或共同设立赔偿基金，对于机器人致损的受害人在基金范围内予以赔偿。由于限定了赔偿的范围，生产者、所有者、使用者就可能部分免除了溢出部分的责任。但考虑到为促进机器人产业的发展，社会可以容忍这种“部分免责”的制度设计。然而，这种情况下仍无必要赋予机器人以主体地位，因为这相当于是成立了一个基金法人，承担财产责任的主体是这个基金法人（实际上是其背后的成员）。第三种是对机器人适用强制保险机制，由机器人的生产者或者所有者负责购买，以便对机器人造成的损害进行责任分配。但这同样不需要赋予机器人主体地位，因为这就类似于针对机动车或宠物的强制险，承担责任的整个社会的成员（分散风险）。责任的主体依然是自然人，而不是作为客体的机器人（或机动车、宠物）。当然，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也可能结合起来，即用赔偿基金来对强制险未予覆盖的损害进行赔偿。采取上述何种措施，取决于立法者的法政策考量。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最终都始终是自然人，而非机器人。只要机器人还是人造物，它背后的自然人或法人就仍需要为它的行为负责，除非机器人本身可以从其操作中获利。所以，对于法律责任而言，机器人依然可以正当地被作为“产品”来对待。〔60 〕
结语
法律是一种人类秩序，调整的是人类的行为。法律主体作为法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由法学为简化对复数行为以及以其为内容之权利义务的规定而建构出的概念工具，但它要以实际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意志能力为基础。所以籠统地说，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实际能力与规范性能力）是被法律用来决定是否赋予某实体以法律主体地位的唯一特征。而归根结底，只有生物意义上人才具有这种能力，即同时满足法律主体的事实条件与规范条件。因为包括法律主体在内的一切法律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说都以（生物）人的行为为基础，都是为了（生物）人的利益。法人这一辅助性概念通过“归入”这一法学技术与生物意义上的人的行为建立起联系，它的存在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因此同样被赋予法律人格。但机器人无法在这一意义上与法人等量齐观，它更接近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两者都被视为财产、工具或法律的客体，而非主体。所以，机器人只能被作为工具，在法律上为机器人的行为负责、因而为确保它们在法律的界限内活动负责的总是人类。〔61 〕称机器人为道德行动者（也包括法律行动者）不仅是错的，也是对我们自身责任的逃避。〔62 〕
作者：冯洁
近来，随着“智能制造”成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沉寂多年的制造业开始成为技术变革与创新的热点。中国企业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德、美等工业强国的创新实践。遗憾的是，这股热潮背后，鱼龙混杂、食洋不化成为通病。
智能制造被称为新世纪的制造技术，之所以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仍未变成现实，不单因为诸多科学技术的瓶颈没有突破，更重要的是，人类对智能现象的本质认识还不深刻，对一个理想的智能实体或智能制造系统如何构建、运行与优化还缺少“统一视图”。一个最窘迫的事实是，工业界、IT界甚至还没有就基本智能理论达成共识。
《三体智能革命》
推荐指数：★★★★
作者：胡虎、赵敏、宁振波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简介：
胡虎
工业4.0北京研究会秘书长，工信、智能化領域产业和政策专家。
赵敏
中国发明协会发明方法研究分会会长，两化融合、智能制造与创新方法论专家。
宁振波
中航工业集团信息技术中心首席顾问，航空与国防领域信息化、智能制造专家。
早期AI理论催生智能制造系统
智能制造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1989年提出一种人与计算机相结合的“智能制造系统（IMS）”，并且于1994年启动了IMS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率先拉开了智能制造的序幕。
早期的“智能制造系统”将人工智能（AI）视为核心技术，以“智能体（Agent）”为智能载体，其目的是试图用技术系统突破人的自然智力的局限，达到对人脑智力的部分代替、延伸和加强。
人工智能历史上有三个学派：符号主义、联结主义与行为主义。这三派智能理论中，符号主义关注人脑的抽象思维的特性；联结主义只模仿人的形象思维；行为主义则着眼于人类或人造系统智能行为特性及进化过程，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致力于推动机器智能接近人的智能水平。行为主义在工业界的影响是更大的。
由于人的智能是多功能、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的，而三派AI的模型原理本身存在门户之别，并未走向统一和融合。此外AI在学习算法、稳定性分析、商业化应用等方面屡屡遭遇技术的“瓶颈”，始终制约着系统“智能化”水平与智能制造技术的提升，也导致一度兴旺的IMS在其发源国日本被政府和工业界放弃。
近年来，随着机器学习尤其是深度学习技术的突破，AI热潮再度兴起。最为经典的案例是谷歌公司的“阿尔法狗”，仅仅通过一年多的学习进化，就在最复杂的博弈游戏——围棋中迅速战胜了中日韩顶尖高手。AI的最新进展再度让智能制造燃起新的希望。
CPS等理论助力智能制造新发展
AI视角下的智能制造系统，主流设计思想是分布式多自主体智能系统。异构 Agent 间的相互合作以及全局协调机制问题在知识不完备、信息不同步等条件下几乎没有突破的可能。在AI应用技术方面，近一段时间，人机交互等专用AI有了快速进展，但通用AI的研发仍只是梦想，特别是工业领域，通用AI更是无法完成的使命，联网的人工智能完全无法和本地的工业软件PK。
时至今日，AI虽然还是制造智能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智能制造创新发展的主战场已经发生迁移。无论是美国的AMP或工业互联网，还是德国的工业4.0，指导其工业企业、信息通信企业实施协同创新的核心理念均来自CPS（赛博物理系统），建立一个与物理实体、制造流程、工业环境精确映射并可以实施精准控制的虚拟制造环境，成为最重要的技术突破点，AI及其应用退居次要地位。因此，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今天的智能制造，核心理论不是AI，不是AI，不是AI。
我们注意到，在漫长的工业实践中，有三类重要的智能现象：人脑所积淀的知识与经验、机器实体所固化的知识与技能，以及虚拟的数字世界所拓展的新的知识与能力，实质上支撑了智能制造的实现。
其一，人类通过观察和总结自然规律，获得知识和经验，进而运用知识改造自然。人的智能是制造智能的重要知识源头，在制造业走向智能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在整体智能水平上，人的智力是遥遥领先于人造系统的。人与机器协同运行可以在整体上获得较高的系统智能。
其二，依靠产品/设备、工艺、流程来承载和固化人类的科学知识与经验，将人的隐性知识显性化、模型化的工业技术与系统是制造智能的重要来源。材料、机器等实体系统皆载有知识，负有智能，知识在工业系统中得以运用和流动，工业自动化程度越高，这种制造智能的应用规模就越大、深度就越甚。与之相对，在农业时代，手艺则主要依靠师傅和徒弟心口相传，没有规范、标准的实物载体。
其三，基于软件的工业数字模型、基于网络的工业大数据与基于算法与数据的人工智能成为制造智能的集大成者。产品数字化、技术软件化、知识网络化程度越高，制造智能的响应越快、越灵活、越有柔性。特别是有了网络以后，制造智能的部署就不仅依靠本地机器内嵌的知识系统来操纵，还可以广泛调用广域的分布式智能来交互协同，这使得单个制造单元的智能水平远远超过历史上所有的机器。
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三类智能现象呈现出相互交融、协作创新的局面，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联系？在一个更大的智能制造体系内，这些源于不同的学科与行业，截然不同的知识和技术体系，如何才能做到技术衔接、数据流动以及知识重用？
中国人创立的三体智能理论
《三体智能革命》（下称“《三》书”）中提出的三体智能理论，对前述问题作了系统回答。该理论可以简洁表述为一个包容多种智能技术的模型，在学术上提出了原创的理论。
最简洁的模型：三体世界、三类智能
在《三》书中，按照出现的时间顺序，作者把世界分为三类“体”：物理实体、意识人体和数字虚体。其中前“两体”都很好理解，第三体数字虚体，是指存在于电脑和网络设备之中的一种用来驱动软硬件设备的高级数理逻辑系统，源于电脑而实现，基于软件而发展，载于网络而增强，由于知识而智能。
三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用“三体化一智能模型”来表示。
300万年前，人类祖先智人开始了认识自然、学习自然、了解并掌握改造自然的规律的伟大历史进程。人类在创造劳动工具（人造系統）的同时，也创造积累各种知识，并用这些知识来指导自己更好地创新和优化各种人造系统。这是一种两体作用的、古老的知识发生学。
当第三体（数字虚体）诞生之后，事物开始了本质的变化：原来的两体作用开始向三体作用转变；三体彼此相互作用产生了三个相互作用界面，而过去只有一个界面；在第三体的诱发与促进下，CPS开始在智能制造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三体彼此交汇，并且趋势是各自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最新鲜的见解：物理、生理与数字三类系统均发展出特有的智能技术
《三》书给出了全新的智能定义：智能本质是一切系统对自然规律的感应、认知与运用。
该书作者提出的系统，包括了三体世界，即自然界和生产中的一切物理实体、生物界有着充分自由意识的人体、由人基于硬件/软件/网络技术所创建的数字虚体。这是一个定位层次较高、具有一定的哲学意味并且具有最大包容度的智能定义，不仅涵括了现有的多种形式的智能内涵，而且可以把物理实体所具有的智能表达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拓展。目前尚未见其他人和其他文献资料给出类似的定义。
三体模型也较好地解释了上一节提到的三种智能现象，即科学效应是物理实体对自然规律的承载与感应，人类知识与经验是意识人体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归纳与抽象，数据分析是对人造系统运行结果（大数据）的提炼。
最普适的智能判定标尺：“20字箴言”
在《三》书中，作者给出了判断智能系统特征的“20字箴言”：状态感知、实时分析、自主决策、精准执行、学习提升。
以智能理论的三个学派来划分，“20字箴言”的前16个字属于行为主义的控制论的范畴，而后4个字属于联结主义的仿生学范畴，而书中独创的“数字虚体”的概念，则是对符号主义的一种发展与实践。
从实践看，三体智能理论的三个智能视角，有利于从总体把握各工业强国的智能技术优势与短板。德国的优势在于人类经验和工业OT技术的规律性总结——模型，弱势在于数据分析能力，其实就是意识人体的智能技术与物理实体智能技术强，而数字领域的智能技术成为其主战场。日本注重精益化制造，对员工与组织的实战经验细化到极致，说明其优势在于意识人体的智能技术，在物理实体智能与数字虚体智能方面，都并非超一流水平。而美国制造业在制造模型与数据分析方面都很强，从业者的经验积淀是短板。中国在低成本获取工业数据分析以及数字虚体技术上有一定的优势，在工业软件、员工经验、物理实体技术方面都处于弱势。
作者：赵敏 胡虎 宁振波
[摘 要]近年来，宰客事件愈演愈烈，成为旅游市场的顽疾之一。文章运用基于多智能体建模方法，融合多源数据，从微观异质性游客决策过程和游客-目的地间交互作用的视角，构建游客目的地选择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比研究了不同力度的信息策略和价格策略的市场恢复效果及其动态演化趋势，并探讨了恢复策略的组合优化问题。研究发现，信息策略的恢复效果随时间演化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变化趋势，并且在不同媒体关注度和游客信息涉入度的宰客事件中，信息策略的实施效果呈现显著的差异性。价格策略在时间维度上的恢复过程较为平稳;当两种策略同时实施时，信息策略对不同力度价格策略恢复效果的差异存在放大效应，并且能使旅游市场提前回温。
[关键词]旅游宰客;多智能体建模;市场恢复;动态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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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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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8.011
引言
旅游业在促进区域商业活动、提高经济收入和创造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旅游信息的不对称性、旅游消费的低重复性等特点为宰客现象在旅游市场的蔓延提供了温床[1]。2015年10月，青岛“天价虾”事件轰动全国;2016年2月，哈尔滨“天价鱼”事件也备受热议;2017年12月，“雪乡宰客”事件再次刷爆网络。宰客现象是旅游市场中被游客普遍抱怨的顽疾之一，不少游客有过体验，这些宰客事件信息经过各类媒体扩散，迅速升温发酵，在大范围内引发公众的共鸣和强烈反应，可能导致潜在游客改变或取消旅游计划[2-3]，引起旅游市场和相关行业的经济下滑，甚至引发社会问题[4]。因此，宰客事件爆发后，如何采取科学有效的策略尽快恢复旅游市场，是旅游业危机管理亟须解决的问题。
旅游危机是指影响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信心，扰乱旅游市场持续正常运行的非预期性事件[5]。为了有效管理危机，一些组织机构和学者根据危机的生命周期对危机管理进行了阶段划分。Faulkner将旅游危机管理划分为6个阶段，事前预防阶段、前兆阶段、应急响应阶段、短期恢复阶段、长期恢复阶段和达到新稳定状态的解决阶段[6]。不同阶段的危机管理重点存在差异。本文主要针对危机爆发后的应急响应和短期恢复阶段，探讨旅游市场恢复策略，原因在于：一方面，该阶段各类危机信息快速传播引起公众广泛讨论，危机事件不断发酵，危害程度迅速增加[7]，如未及时采取措施，公众刻板的负面旅游目的地形象一旦形成，后期心理修复的成本巨大;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紧迫，巨大的社会压力和高昂的试错成本导致管理者容易陷入决策困境[8]，如果不能实现对危机的有效干预，或者干预策略失误，将导致危机影响的进一步扩大。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旅游危机管理策略可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是旅游功能修复类策略，如景区重建[3]、产品结构调整[9]、引进服务商[1]、折扣和价格补贴[10];第二类是心理修复类策略，如目的地形象声誉修复、信心恢复[3]、定位和营销[11];第三类是信息沟通管理类策略，如信息公开、媒体沟通[12]等。在应急响应和短期恢复阶段，价格策略和信息策略发挥着重要作用。Okuyama通过问卷调研发现，信息策略和价格策略是旅游危机事件发生后短期恢复的重要策略[4]。Laarman和Gregersen对以往文献进行综述，指出政府通过价格监管、补贴等形式使游客总体的旅游费用维持在一定范围之内，有助于短期内快速吸引更多游客[10]。Beirman基于案例研究了信息沟通在游客恢复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2]。Mair等认为，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是应急响应的重要方式[3]，因为广泛的媒体报道会影响游客的风险感知[11]，进而影响游客的目的地选择行为。
目前，关于旅游危机管理策略的研究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其在推演过程和实践应用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局限：(1)对游客的异质性考虑不足。已有研究往往将游客视为一个整体或划分为少量细分市场，而在实际旅游活动中，游客年龄、性别、经济条件、旅游偏好等差异带来的决策行为上的不同会对旅游市场管理策略实施的效果具有重要影响。(2)难以体现旅游系统的开放、动态特征。现有研究往往建立在有序、封闭、静态的假设基础上[13]，但事实上，系统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会不断地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发生相互作用。(3)目前，该领域文献仍以定性研究为主，少量文献采用了文献梳理或基于某个案例的定量分析方法[3]。总体而言，难以验证市场恢复策略的有效性和适用条件，难以预估策略引起的市场反应的演变发展动态过程。
为了克服上述局限，本文尝试结合复杂性科学理论与建模方法，采用多智能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 ABM)技术探讨应急响应和短期恢复阶段的旅游危机管理策略，并对策略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基于多智能体建模只需考虑极少的假设条件，就能对复杂系统进行高度还原的仿真模拟[14]。并且，与传统模型相比，基于多智能体建模能够充分考虑个体间的异质性和行为的适应性[15]，展现智能体间的交互性[16]。基于多智能体建模的方法目前已经在游客行为、景区营销等研究领域中获得了成功应用。例如，黎巎采用基于多智能体建模方法模拟了颐和园内的客流分布[17];Reintinger等运用基于多智能体模型评估了人口统计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对德国两个旅游区旅游需求的影响[18];Balbi等针对欧洲某滑雪场建立多智能体模型，评估各种经营策略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增加非滑雪类旅游项目是促进该滑雪场未来发展的最佳选择[19]。但是该方法在旅游危机管理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期望达到以下两个目的：第一，使用基于多智能体建模方法构建游客目的地选择模型，充分反映游客异质性、旅游系統动态发展和交互作用过程，深入理解游客对危机事件和不同策略的反应;第二，仿真模拟不同策略实施后的旅游市场需求的动态演化过程，帮助景区管理者对策略效果形成预判，用更低的试错成本，找到科学有效的旅游恢复策略组合，遏制旅游危机蔓延，促进旅游市场更快恢复。
1 案例背景
雪乡位于黑龙江省海林市，是黑龙江省冰雪旅游的主打品牌之一[20]，国家4A级景区。2016年，雪乡全年旅游产业收入2.3亿元，带动相关产业收入为5.0亿元，2017年旅游产值高达6.1亿，强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1。2017年12月29日，一篇名为《雪乡的雪再白也掩盖不掉纯黑的人心!别再去雪乡了!》的公众号推文引发了“雪乡宰客”话题的讨论。此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各类媒体对该事件进行大量报道，引发舆情高峰。根据艾媒网舆情报告[21]，“雪乡宰客”事件中，网友大多持负面评价，普遍结合自身旅游体验对该地旅游行业存在的各类问题提出批评和质询，诸多游客表示将取消雪乡旅游计划，甚至很多言论带有地区符号，“东北”成为舆情热词，引发地域之争。“雪乡宰客”作为最近一起引爆网络舆论的宰客事件，在引发原因、事件演化過程和政府响应策略等方面都与以往影响力较大的几起宰客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具有典型代表性，因此，本文选择“雪乡宰客”事件作为案例背景。
为了尽可能模拟还原“雪乡宰客”事件对目的地旅游市场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哈尔滨(市区)、亚布力、雪乡和镜泊湖4个目的地，构建旅游竞争市场模拟系统。哈尔滨、亚布力、雪乡和镜泊湖均为黑龙江省冰雪产业的先行示范区“哈亚牡”地区的知名目的地[22]，地理位置接近，游客来往频繁。4个目的地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竞争，其中，哈尔滨是一座国际时尚冰雪都市，各类旅游资源丰富，也是黑龙江省最大的客流集散中心;亚布力位于尚志市，距哈尔滨市198千米、牡丹江市120千米，以滑雪旅游度假为特色，是国家4A级景区，拥有国家5S级滑雪场;镜泊湖位于宁安市，与雪乡所在的海林市均属于牡丹江市下辖县级市，镜泊湖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高山堰塞湖，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区。哈尔滨-亚布力-雪乡-镜泊湖滑雪旅游度假带是黑龙江省重点打造的一梯队黄金冰雪旅游线路。该线路每年的旅游旺季为冬季，所以本文主要研究4个目的地冬季(12月—次年2月)的旅游市场情况。为了体现旅游系统的开放性特征，在模拟中游客可以选择上述4个目的地，也可选择黑龙江省的其他区域进行游览，系统只跟踪记录选择了上述4个目的地的游客数据，选择了其他目的地的游客视为退出模拟系统。
2 模型设计
2.1 游客智能体
旅游目的地选择是游客多阶段决策的行为过程[23]，影响旅游决策的因素众多，主要可归结为两个方面[24]：来自旅游者自身的内部因素和来自旅游目的地的外部因素。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消费偏好[25]、预算资金[19]、时间限制[26]、旅游价格[27]、旅游产品质量[28]和风险感知[29]等。因此，对于游客智能体，本文主要设置了以下4个属性：(1)偏好(ai)：游客智能体拥有不同的活动偏好，目的地与游客偏好相符的景点或活动评分越高，吸引游客选择该目的地的可能性越大。(2)风险感知(Rpi)：是指游客对目的地可能发生各种风险的综合认知。(3)预算(Tci)：是游客愿意为此次旅游行付出的最高资金，主要指在目的地内的全部花费。(4)计划游玩时间(Tdi)：是指游客为完成此次旅游所愿意花费的最大天数。由于游客的预算、计划游玩时间和风险感知会受到人口统计学特征、客源地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如马秋芳等[30]认为旅游花费受到客源地、性别、婚姻等多达15种因素的影响。各因素分布是相互独立且随机的，单个因素难以对决策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观测对象个体数量较大时(游客数量N>1000 000)，依据大数定理和中心极限定理，属性的数值分布可以近似视为正态分布，这一处理方式在建模中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如Balbi等[19]在评估滑雪场营销策略效果时将游客对几类滑雪设施的偏好阈值设为正态分布;孙丹丹和徐晓燕将客户对产品的初始认知度也作为正态分布处理[31]。因此，本文假设游客的预算、计划游玩时间和游客对目的地的风险感知均服从正态分布，来充分反映游客之间的异质性。
2.2 目的地智能体
每个目的地内均包含多个景点，本文根据格尔德纳的景区分类理论，按照景点主要资源类型将景点划分为文化、自然、节庆、游憩、娱乐等5个活动类型。每个目的地均包含上述5类活动中的一种或多种。与游客智能体相对应，目的地智能体设置了吸引力(Si)、费用水平(ci)、最佳游玩天数(di)3个属性。Vengesayi认为，目的地吸引力反映了游客对目的地满足游客需求程度的感知能力[32]，一个目的地满足游客需求的程度越高，越能够吸引游客。张红贤等研究表明，目的地吸引力与接待游客量呈显著的正比关系，游客量越多的目的地，其旅游吸引力越大[33]。因此，模型中的目的地吸引力由历史客流量比例和各类活动在线评论评分共同反映，且吸引力随游客反馈评价动态变化。费用水平是指每位游客在某一目的地内的历史日均花费水平。最佳游览时间根据“百度旅游”给出的建议游玩天数确定。
2.3 旅游市场恢复策略
信息策略是应急响应和短期恢复阶段普遍采用的旅游危机管理策略。积极的信息策略对于降低游客风险感知、消除危机的负面影响发挥着关键作用[3，12]。分析我国影响力较大的旅游宰客事件资料，发现在实践中政府普遍采取了信息策略，按照其投入力度可分为3个层次：低力度的信息策略，如有关部门调查涉事企业，接受媒体采访，向大众公布处理结果;中力度的信息策略，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多次强调相关管理规定和条例，组织媒体进行报道;高力度的信息策略，如政府官方发言人或相关部门领导积极与媒体沟通，主动在公开场合作出解释，频繁发布宣传正面目的地形象的信息。
危机信息传播过程涉及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媒体和公众[34]，所以信息策略的实施效果不仅受到政府投入力度的影响，也受信息传播媒介和接收者的制约。邹宏霞等指出，信息涉入的差异对于游客对目的地的认知具有重大影响[35]。Wahlberg和Sjoberg的研究也发现，媒体报道、游客对旅游危机事件的熟悉和关注程度等会影响游客的风险感知[36]，进而影响游客的目的地选择行为。因此，本模型引入媒体关注度、游客信息涉入度两个变量，按其程度高低区分组成4种情境，研究不同情境下政府信息策略的有效性。
价格策略也是应急响应和短期恢复中常用的旅游市场恢复策略，对于游客量恢复具有重要作用[10，13]。在我国，政府的价格策略通常包括下调门票价格或门票折扣、加强景区内市场价格监管、提供专项补贴等多种形式，目的是为了将游客在目的地内的基本旅游费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9]，降低旅游门槛，吸引更多游客。根据旅游目的地每日人均费用水平的降低程度，模型将价格策略分为高、中、低3种实施力度。本文将分析不同力度下这两种恢复策略的实施效果，模拟可能出现的策略矩阵，探讨两种策略3个力度下的组合优化问题。
2.4 游客行为决策规则
国内外关于目的地选择模型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旅游决策过程模型[37]、选择域模型[38]、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基于随机效用理论的离散选择模型[39]等。旅游决策过程模型是游客主体视角的多阶段理性决策过程，在解释游客目的地选择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根据经典的五阶段模型将游客目的地选择过程分为5个阶段，分别为：确定备选目的地、备选目的地评估(包括吸引力评估、费用评估、风险感知评估和游玩天数评估)、访问目的地、离开目的地、反馈评价。
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每个目的地智能体具有不同的吸引力水平、最佳游玩天数以及费用水平。游客智能体则结合自身的活动偏好、计划游玩时间、预算、风险感知进行评估，做出是否选择以及选择哪个候选目的地的决策。游客智能体离开目的地后，以一定的概率对旅游目的地进行反馈评价，改变目的地原吸引力评分。基于多智能体模型可通过改变模型参数来模拟一种情境的发生[40，43]。宰客是指以非法手段获得消费者所不能接受的过高利润的行为[41]，宰客事件影响的关键是促使人们形成对旅游目的地“高风险”的预判[42]，进而影响到旅游决策。因此，本文通过改变游客风险感知、目的地费用水平等属性参数来模拟旅游宰客事件发生情境。信息策略和价格策略分别作用于游客智能体的风险感知和目的地智能体的费用属性参数。
假设任意一名游客T，其活动偏好为a，游玩预算为Tc，计划游玩天数为Td，当前游玩天数为Pd。
(1)选择候选目的地。系统内存在N个候选目的地，根据历史游客接待量，设置不同的被选择概率。目的地Di的被选择概率为P(Di)，且[i=1NPDi=1]。游客T按照既定概率随机选择一个目的地作为其候选目的地Dc。之后，游客T针对目的地Dc按顺序展开评估，若一项评估通过即进入下一项，未通过则重新选择候选目的地。当系统内目的地均不能满足需求时，游客T离开仿真系统。
(2)吸引力评估。系统认为目的地与游客偏好相符的活动评分越高，游客对其吸引力评估越高。因此，假设候选目的地Dc的活动a的评分为Sa，活动a的最高可能评分为Smax，则候选目的地Dc有P1=Sa/Smax的概率通过游客T的吸引力评估，进入(3);有P2=1-P1的概率重新选择候选目的地，返回(1)。
(3)风险感知评估。系统假设游客的风险感知服从N(μr， σr)的正态分布，假设游客T当前的风险感知为Rp，系统内的风险感知阈值为Rt，当Rp < Rt时，游客风险感知处于可接受水平，进入(4)，否则返回(1)。
(4)费用评估。假设候选目的地Dc的最佳游玩天数为d，日均费用为c，当[Tc-c×d≥0]且[Td≥d]时，游客访问候选目的地，進入(5)，否则返回(1)。
(5)访问目的地。游客T访问通过上述评估条件的目的地，随单位仿真时间的变化更新其实际驻留天数dt，当dt=d时，进入(6)。
(6)离开目的地。游客在目的地停留的第d天，更新游客游玩预算Tc’=Tc-c×d，更新计划游玩天数为Td’=Td-d。
(7)反馈评价。游客在离开目的地后，有P(c)的概率进行反馈评价。游客对目的地Dc的活动a的具体评分采用5级评分制，即i∈{1，2，3，4，5}的概率为P(i)，且[i=15P(i)=1]。新一周期的目的地活动评分Slater由前一周期的基础评分Sbefore和游客的反馈评分Stourists共同决定，即Slater=Sbefore+(1-β)Stourists，其中β是权重分配系数。
(8)检查游玩天数。当游客剩余的计划游玩天数不小于未选目的地中最小的最佳游玩天数，即Td≥min{d1，d2，…，dn}时，游客可再次重新随机选择候选目的地。
3 仿真系统设置与检验
3.1 仿真环境及相关参数设置
NetLogo软件是实现多智能体建模的常用仿真平台，操作简单，功能强大，并且能够以图形化或者数据统计的形式直观地展示仿真过程，研究者可根据需要自行设计软件界面和数据输出方式。本文使用NetLogo 6.0.3软件进行模型仿真，模拟游客每年冬季(12月—次年2月)前往4个目的地的旅游行为。系统以天作为最小时间单位，3个月为1周期，时间跨度6个周期。每个周期初对游客智能体初始化。游客通过既定决策规则选择是否进入系统，系统中的游客选择某个或多个目的地进行游玩，游客离开系统后，系统自动更新游客智能体和目的地智能体的属性参数，同时输出各目的地当日游客到达人数和累计到达人数。本文的数据来源除官方统计数据外，还收集了携程网、百度旅游、百度指数等平台的互联网数据。模型主要参数的数据来源、计算方式、初始仿真参数如表1所示。其中，携程网中相关目的地景点信息、在线评论和游记等数据通过Python编程环境下的requests库和beautifulsoup 4库定向采集，共采集游记2250篇，评论53 644条。
仿真系统只需设置初始游客智能体投入量，就可以根据既定规则自动完成后续模拟，输出仿真结果。鉴于4个目的地具体游客数量未有官方数据公布，而几个目的地又均属于区域内知名目的地，拥有较高的网络关注度，已有研究表明，在线评论量与销量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在线评论量可作为销量的预测因子[47]，因此，为了尽可能地构建贴近真实情况的仿真环境，本文以各目的地所属地(县)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公布的全年总接待旅游人数为基础，乘以目的地每年开放天数比例，再使用携程网中各目的地的在线评论数量在对应地(县)级市所有目的地在线评论总量中的占比，进行比例划分，最终得出各目的地的近似游客量，用于仿真模型游客智能体投入数量的初始化。受系统负荷和运行效率限制，本文初始设置20 000个游客智能体，每个游客智能体代表现实中具有相似特征的2500名游客。同时，考虑到旅游市场中游客的自然增长现象，系统依据黑龙江省近3年(2015—2017年)平均游客量增长百分比，设置每年15%的自然增长率。
3.2 仿真系统验证
仿真系统验证主要包括概念结构测试和模拟输出测试[43]。首先，设置5个单位的游客智能体，观察每个游客智能体的行为是否符合预期规则以及各模块数据输出是否吻合;然后变换系统内关键属性的仿真参数值来检验模型灵敏度。100次独立实验结果表明，程序运行正确，费用、风险感知等参数能够引起仿真系统各目的地游客数量的灵敏变化，系统可以满足研究需要。模型输出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使用2012—2016年4个目的地的游客量经验数据与仿真数据的对比来完成，取20次系统运行结果的平均值来控制仿真输出不确定性的影响。图2分别展示了2012—2016年冬季，雪乡游客量和市场份额的经验数据与模拟数据的对比。如图2所示，除个别年份雪乡游客市场骤变外，系统整体模拟效果良好，其中，2013年受在雪乡取景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热播的影响，雪乡知名度飙升，所以仿真值与验数据间误差较大。可见，本文的变量选取、规则设定和参数设置可以较好地模拟游客的目的地选择行为。
表2展示了4个目的地详细的经验数据、实际数据和相对误差。可见，在本文的模型参数设置和仿真环境下，仿真数据与经验数据之间基本呈相同的变化态势，误差也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最大相对误差不超过23%。且市场份额的仿真误差比绝对游客量的更小。为了进一步检验游客量数值变化是否会影响目的地市场份额仿真结果输出，本文将初始游客量调整为原实验的50%再次进行检验，对比发现，两次模拟结果基本一致。这是因为仿真模型中目的地属性参数和游客决策过程均遵从既定规则，在目的地可承载的范围内，目的地市场份额不受系统内总游客数量变化的影响。因此，下文主要基于市场份额进行研究。同时，市场份额还可以更加直观明了地反映市场情况，减少自然增长趋势的干扰。
4 仿真结果分析
4.1 信息策略的影响分析
旅游业是一个信息敏感型产业[44]，旅游者的出行决策强烈依赖于信息搜索，互联网已成为当前人们获取旅游信息的最重要渠道[45]。王炼和贾建民研究发现，网络搜索可作为刻画公众风险感知动态特征的指标[46]。基于百度搜索引擎的海量数据，百度指数能够反映某关键词在百度的搜索规模。观察“雪乡宰客”的百度指数，其变化过程与指数分布类似，且随时间衰减。即宰客事件爆发后，公众提交网络搜索请求的过程是一个泊松过程，第k次随机事件与k+1次随机事件出现的时间间隔服从指数分布[46]。假设游客的风险感知服从正态分布，保持标准差不变，宰客事件爆发后游客的风险感知均值在原基础上受媒体关注度、游客信息涉入度、政府策略力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修正得到，且这些因素的作用随时间而削弱。参考孙丹丹和徐晓燕[31]在研究网络口碑对顾客认知影响时的公式推导过程，修正后的风险感知均值如下：
[μ’=μ+s×w×e-(p+0.05)t] (1)
其中，μ’表示宰客事件爆发后游客风险感知的均值，μ表示宰客事件爆发前游客的风险感知均值，s表示媒体关注度，w表示游客信息涉入度，p表示 政府恢复策略的力度，t表示距开始采取恢复策略的天数。
本文将媒体关注度和游客信息涉入度分为高低两组，模拟现实中高媒体关注度、高游客信息涉入度(记为A1)，高媒体关注度、低游客信息涉入度(记为A2)，低媒体关注度、高游客信息涉入度(记为A3)和低媒体关注度、低游客信息涉入度(记为A4)4种情境。通过对实际“雪乡宰客”百度指数的拟合，设定p=0，p=0.05，p=0.15和p=0.25分别对应政府不采取信息策略、低力度的信息策略、中力度的信息策略、高力度的信息策略。图3展示了4种情境下，政府不同力度信息策略的市场恢复的效果。
综合观察图3(a)和图3(d)，信息策略使目的地市场份额出现先下降再上升后达到稳定状态的“U”形趋势;当媒体关注度和游客信息涉入度越高时，信息策略的恢复效果越明显。但是，宰客事件爆发后不论政府采取多大力度的信息策略进行补救，仍然难以达到未发生宰客前的市场份额，说明旅游宰客事件会在一定时间内对于当地旅游业发展产生难以磨灭的负面影响。在高媒体关注度和高游客信息涉入度的情况下，如图3(a)所示，高力度的信息策略不仅能最大程度地恢复目的地市場份额，而且能使市场份额回升拐点提前，并更早达到稳定状态。如图3(b)和图3(c)所示，在影响力一般的宰客事件中，积极的信息策略虽然会导致前期短时间内市场份额下降幅度增大，但也能够更大范围修复游客信任，对于更快促进市场恢复具有帮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体关注度和游客信息涉入度均较小时，如图3(d)，旅游系统自然恢复状态下的恢复效果和政府采取信息策略的最终效果大致相同，反而政府反应越激烈，前期市场份额下降越快。可能的解释是，政府的过度参与反而导致危机的进一步扩散，公众对危机信息关注度增加，使事件被过度放大，导致前期短时间内市场份额下降幅度更大，但是事件被放大部分会随时间减弱，游客的风险决策逐渐回归到正常水平。
4.2 价格策略的影响分析
与前文分析相对应，本文将政府的价格策略力度分为3层，通过设置不同的目的地智能体费用水平加以反映。据中央台视台报道，雪乡正常物价水平下的每日人均旅游费用(/元，下同)为c=600。“雪乡宰客”中涉及的旅游费用约为正常费用的2倍，即c=1200。据此，本文设置当政府不采取价格策略时，c=1200;政府采取高、中和低3种力度的价格策略时，分别对应c=300，c=600和c=900，模拟雪乡的市场份额动态变化，假设所有游客均能够第一时间接收到雪乡价格调整的信息(图4)，政府是否采取价格策略严重影响着雪乡的市场份额。采取低力度的价格策略相对于不采取时，市场份额可提升1倍左右;政府所采取的价格策略力度越高，雪乡市场份额提升越大;且价格策略对市场份额恢复的作用效果较平稳，随时间推移变化不大。然而，实际旅游活动中存在信息滞后的现象，价格策略的实施效果也会受到游客的接收程度、媒体报道等因素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模拟了综合考虑价格因素和信息传播后的目的地市场份额变化情况。
4.3 恢复策略综合评估模拟
在现实场景下，政府往往可能同时采取多种策略。当政府同时采取信息策略和价格策略时，由于实施力度的不同，可能发生的策略组合可形成一个三阶矩阵，共包含9种情况。图5对比了9种可能的策略组合的游客恢复效果。可见，一种策略力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另一种策略的力度越高游客恢復效果越好。但是整体而言，提高信息策略力度对于市场份额的提升效果好于价格策略，例如，观察图5(a)、图5(d)和图5(g)发现，在高力度信息策略的情况下，从低力度的价格策略到中力度再到高力度，市场份额分别提升1.01%和0.26%，提升幅度分别为0.14和0.03;图5(a)、图5(b)和图5(c)显示，在高力度的价格策略下，低力度的信息策略到中力度再到高力度，市场份额分别提升1.43%和0.51%，提升幅度为0.21和0.06。此外，信息策略的力度越大，游客市场份额上升的拐点越靠前;并且，随着信息策略力度的增加，不同力度的价格策略恢复效果的差异进一步被放大。
5 结论
科学有效的危机管理对于降低旅游危机事件给目的地经济、社会带来的损失，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然而传统研究对游客异质性、旅游系统的动态性、开放性等特征关注不足，对市场恢复策略的有效性和适用条件缺少验证，并且难以对策略效果及其动态演化趋势形成预判。因此，本文以“雪乡宰客”事件为例，基于多智能体建模的方法，利用多渠道互联网数据，构建了游客目的地选择模拟系统，并评估了不同策略对市场恢复的影响作用。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在旅游危机管理领域创新性地引入基于多智能体的建模方法，在考虑游客异质性、旅游系统动态性与开放性的基础上，构建了游客目的地选择行为模拟系统，对比研究了应急响应和短期恢复阶段，不同力度的信息策略和价格策略及其组合对旅游市场恢复的作用以及动态演化过程，为旅游市场恢复策略定量评估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参考，为旅游危机管理研究作出了有益的补充和扩展。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管理启示如下：
(1)以往的学术研究和旅游危机管理实践中，关注重点往往是采取哪些策略类型，而缺少对策略实施力度及其适用边界的探讨。本文研究发现，对于媒体关注度和游客信息涉入度高的危机事件，采取高力度的信息策略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旅游市场的恢复;但是，当媒体关注度和游客信息涉入度均比较低时，旅游系统自然恢复与政府采取信息策略的恢复效果大致相同，且政府反应越激烈，前期市场份额下降越快。在管理启示方面，对于游客信息涉入度和媒体关注度低的旅游危机事件，景区管理者可等待市场的自然恢复，在应急响应和短期恢复阶段不必大量投入资源到信息策略中。对于游客信息涉入度和媒体关注度高的旅游危机事件，应及时采取高力度的信息策略。尽管这样会引起危机信息关注度增强，游客观望者增多，导致前期短时间内市场份额下降幅度更大，但也能够更大范围修复游客信任，对于更快促进市场恢复具有帮助。
(2)受风险感知的影响，信息策略的旅游市场恢复效果随时间推移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变化趋势。信息策略的投入力度越高，旅游市场份额的回升拐点越靠前。这一特点在媒体关注度和游客信息涉入度越高的情况下体现得越为明显。管理启示在于，如果管理者需要尽快实现市场回弹，可采取高力度的信息策略。对于媒体关注度和游客信息涉入度高的危机事件，高力度的信息策略比低力度的信息策略的市场份额回升拐点提前10天(基于本文的案例设定，不同案例数值可能存差异)，这段时间对处于旅游旺季的旅游目的地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媒体关注度和游客信息涉入较低时，在应急响应和短期恢复阶段，不同力度的信息策略对市场份额回升拐点的作用并不明显，管理者可适当减少信息策略的投入。
(3)信息策略对不同力度的价格策略恢复效果差异存在放大效应。在管理实践中可综合运用信息策略和价格策略，通过信息公开和积极的媒体沟通，让更多公众了解到景区在价格管理方面做出的努力，包括下调门票价格或门票折扣、加强景区内市场价格监管、提供专项补贴等，恢复游客信任，从而取得更好的市场恢复效果。
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首先，本文主要研究旅游宰客事件爆发后的应急响应和短期恢复策略，未来可探讨长期恢复策略，例如目的地合理规划、完善监管体制、提升供给设施等促进目的地长远健康发展的策略;其次，在仿真模型中，本文关注游客智能体和目的地智能体在外部环境刺激下的改变和交互作用，未来研究可引入更多的智能体，如提供景区和周边食宿、购物、娱乐的服务商，提供交通、食宿预订的旅游服务平台等，使模型更完善;最后，尽管基于多智能体建模能够更贴近现实地模拟游客行为，并为市场恢复策略提供定量评估，但由于旅游系统涉及因素复杂、一些数据获取困难，使模型变量和参数设定难以做到精准，因此，本研究主要提供了趋势性定量预测，还未实现对旅游市场的精准预测，这也是未来研究需继续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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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agent-based modeling， a simulation method， and data from various sources， this paper develops a model for tourist destination se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icro-heterogeneous decision making and tourist-destination interactions. We used NetLogo software to simulate the model and show the dynamic recovery process of the destination. In that way， we compared market recovery effects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trends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information strategies and price strategies. We also discuss optimization of combined recovery strategie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emerged. First， the recovery effect of information strategies showed a U-shaped trend over time.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strategies display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media attention and tourist information involvement. When overcharging cases receive high media attention and high tourist information involvement， a high-degree information strategy better promotes recovery of the tourism market. By contrast， when overcharging cases receive a low degree of media attention and tourist information involvement， it is better to await natural recovery of the tourism market. Second， a price strategy can stimulate an increase in the market share of a destination; the recovery with a price strategy is also relatively stable with time. When information strategy and price strategy are applied simultaneously and the level of one strategy remains unchanged，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the other strategy the better is the recovery effect of the tourism market. However， if resources are limited and only one strategy can be adopted to a high degree， it is better to choose a high-level information strategy. The information strategy amplifies the difference in the recovery effect of price strategies. Further， an information strategy can revive the tourism market in advan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of elements within the tourism system and the changes to the system with stimulation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paper reveals the general law of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recovery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intensities， and combinations of recovery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evolution， this article predicts future trends for implementing different levels of strategies and the effect of combining strategies for tourism， thereby adding to the literature on tourism crisis management.
[責任编辑：刘 鲁;责任校对：王 婧]
作者：范春梅 武晓潇 袁韵
幼儿体能活动是透过身体运动来提升运动技能达到身体各部发展及心理机能的成熟,从而幼儿体能教学﹐就是引导幼儿潜在能力的发展﹐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能力，增进幼儿对社会环境适应力
在社会急速变化的今日﹐幼儿教育方针的改进是目前国际的共同课题。对于渐渐失去自然环境的都市子女而言﹐其身体面、精神面、社会面的训练亦渐渐的在失去。身为父母的我们一定希望孩子能在幸福中成长而至成人﹐以致踏入社会。健康且安全的养育儿童﹐将其送入复杂的社会中﹐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为使其真正地健康长大﹐以迎合社会生活﹐除非加強基础教育并強化体能意志力﹐別无他途。目前社会的发展﹐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已被承认﹐然而由于智育的发展﹐致使知识的教育成为中心﹐往往忽视了健康与安全方面的问题﹐近年来﹐这种观念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毕竟离理想仍有一段距离。幼儿教育学家福禄(F.Froebel)曾经说过「游戏是人类生活中最具有意义的活动﹐也是生活的典范。」对于幼儿而言﹐其生活本身便是一种游戏﹐幼儿期不论从医学﹐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皆是人生最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之足以影响日后的发展;就如同盖房子﹐基础骨架能決定一个建筑物一样。因此对于所有的幼儿而言﹐最主要的一件事是保有支持现在与未来所应有的体力﹐并学习开创未来人生过程中的力量﹐是故幼儿体力培养的课程(幼儿体智能课程)因应而生。幼儿体智能游戏课程就是能带给幼儿健康与欢笑的最佳元素。 ※ 课程实施三大目标 重点：
▲引导幼儿潜在能力的发挥，促进体力的提升
▲学习自我保护的能力，养成独立自主的个性
▲体验团队生活，增进对社会环境适应力 ※ 课程设计两大因素
▲培养因素---身体机能，功能激发
如：瞬间力、持久力、距离感、平衡感、敏捷性、灵巧性、协调性等
▲行为目標---精神意识，社会学习
如：勇敢果决、独立自主、团结合作、自信心、专注力---------- ※ 课程教学五大要项：
▲徒手游戏教学
▲体智能器材教学
▲音乐律动教学
▲戶外活动与活动教学
▲综合教学
※课程设计与教学方式五大转化
▲儿童化 ▲生活化 ▲趣味化 ▲故事化 ▲卡通化 ※教学內容十大法则
▲有大有小 ▲有左有右 ▲有前有后 ▲有动有静 ▲有跑有跳
▲有走有行 ▲有转有旋 ▲有进有退 ▲有快有慢 ▲有高
有低
体智能教育研究机构：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指出：“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取得长足发展，普及程度逐步提高。但总体上看，学前教育仍是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国际儿童体智能教育研究会(International Childhood 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 ICKIE)肩负儿童体智能教育研究的职责，国际儿童体智能教育研究会是以知识、人脉、事业为核心，致力于儿童体智能教育事业的研究与发展，为社会提供服务于儿童体智能教育领域的专业人才，并为这些专业人才授予不同级别的会员资格，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支持。
体智能课程介绍：
体：称为体能。 智：称为智能。 能：称为人能。
体能：主要体现身体适应能力、运动与健康。如：我们的课程安排了许多的走、跑、跳、爬等运动。幼儿在课程中能得到充分的体能锻炼。
智能：主要是激发幼儿潜能和灵活思维。如：我们的器材“迷你绳”。幼儿可 以拿着迷你绳直直的摆在地上变成一个1字，也可以几个小朋友合作一人摆一个数字变成百位或千位的数字。再着幼儿还可以拿着迷你绳变成大象的鼻子、猴子的尾巴等各种小动物肢体。这些就是我们老师要激发幼儿的潜能，让他自己去想象，自己去思维。
人能：主要培养幼儿品德修养与社会适应力。如：在上体智能课程中少不了有排队或队列队形的变化来进行游戏，我们会要求幼儿按照顺序的排好队，不许插队或是推人挤人的情况。尊重老师，看见老师因该问好等。这些都会在我们的课程上体现出来。
体智能课程教学实施目的：
幼儿的生活即游戏，幼儿体育游戏课程也就是体能游戏的方法
1.引导幼儿潜在能力的发挥，促进体力的提升
2.学习自我保护的能力，养成独立自主的个性
3.体验团队生活，增进对社会环境适应力
体智能教学方式：
1.设计每学期单元课程表，依课程单元表上课。 2.每节课每位幼儿以25分钟~35分钟指导课程。 3.上课人数以25~35个幼儿较为适宜。 4.每节课以三段式上课：将上课时间分成三阶段
(1)依时间分配：
如：三十分钟课以 5：15：5 四十分钟课以 5：20：5 (2)依内容分配：
第一阶段为导引热身
第二阶段为主题课程 第三阶段为缓和结束
体智能课程的好处：
1、能使身体长高。
体育锻炼能增强孩子身体各器官系统的功能，使孩子体格健壮。体育运动能改善了血液循环，骨组织能得到了更多的营养，同时，运动对骨骼起着一种机械刺激作用，能促使骨骼生长加速，孩子身高也随之有所增长。
2、能锻炼孩子四肢，增加肌肉力量，使肌肉逐渐变得丰满起来。
如果在孩子各项动作发展之前加 强腹肌、腰肌、背肌、四肢支撑力，及加强下肢肌肉力量的锻炼和进行一些条件反射的训练，使孩子通过这些触觉刺激和肌肉训练，在脑中枢建立联系，就可使孩子的动作变得灵敏，肌肉变得发达。
3、运动能促进心肺功能，使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加强，心肌发达，收缩力加强。
孩子在锻炼过程中，肌肉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和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于是呼吸器官需要加倍工作，久而久之，肺活量提高，对防止呼吸道常见病有良好的作用。
4、运动可使孩子胃肠蠕动增加，胃肠消化能力增强，食欲增加，营养吸收完全，使孩子发育更好。厌食、拒食的孩子更需要运动。
5、能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
锻炼时，机体各部的协调运动都是在神经系统统一控制和调节下进行的，因此，在进行体格锻炼的同时，神经系统本身也经受锻炼和提高。
6、能预防疾病。
孩子多进行户外运动，接受日光、空气和水的沐浴，能逐步经受外界环境变化的 刺激，皮肤和呼吸道的粘膜不断受到锻炼，增强了其耐受力，大脑皮层也对冷和热的刺激形成条件反射。当自然因素发生变化时，孩子就能迅速而准确地进行反应，使身体跟外界环境保持平衡，这样就不容易感冒，也不容易中暑。 在户外活动，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皮肤后，可使皮肤中的7—脱氢胆固醇转变为维生素D，促进人体对钙和磷的吸收，预防和治疗佝偻病。紫外线还可以刺激骨髓，制造红血球，防止贫血，新鲜空气中的氧气，能促进新陈代谢，并有杀菌的作用。
7、促进智力发育。
体育锻炼中的各种动作直接受神经系统的支配和调节。人在活动时，肌肉中的神经可将各种刺激冲动传到大脑，从而促进大脑的功能，使大脑对动作反应更加灵敏。
前几年的联邦德国一份报告说：学游泳的婴儿长大后，其智力、独立能力和自信心都要比其他儿童强。从生理角度看，体育运动可以增加脑的血流量，能供给脑细胞更多的养料和氧气。三岁前的营养对决定智能十分重要，而运动很有利于婴幼儿对营养的摄取，促进脑细胞的正常生长发育，对智力发展很有益处。
8、可塑造儿童性格。
体育锻炼不仅是身体的锻炼、大脑的锻炼，也是意志和性格的锻炼。体育运动能克服某些不良行为，使儿童的性格开朗、活泼、乐观。当孩子在澡盆里玩水，在跑着、笑着去追逐滚着的皮球，在阳光下接触大自然的时候，幼儿的情绪会十分快乐。这种良好的情绪有助于身体健康。运动还能培养孩子的毅力。
9、体育运动是健美的最佳药方。
锻炼可防止儿童由于营养过剩而造成的肥胖。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孩子的肌肉比较有力，关节比较灵活，脊背比较挺直，小腹比较扁平，腰肢比较纤细，体态良好，动作协调优美，对自己比较有信心。因而他能较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
幼儿体智能课程教学是幼儿自发性的教学，更是幼儿动机的教学，教学者必须以刺激其内在动机让其主动参与使其有成就感，从而建立自信心，因此幼儿体智能课程是教育的根本，使幼儿在运动游戏中获得成功的感觉，亦是运动游戏带给幼儿的另一项教育目的。
体智能课程对幼儿有什么样的帮助
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宝库一样，充满无限的潜能，等着我们去开启;科学家临床实验告诉我们，人类的智慧到老最多也只用了百分之十
五、六，只要在幼儿期能多加启发，多激发，也就在发育时多给于运用磨练，相信智慧定会成为目前幼教工作者的重要功课。
就如每一位家长对孩子所期望[孩子我要你赢在起跑点]、[孩子我要你长得高又大] 这都是身位父母的人最大的期望，也是成龙成凤的基础;但二十世纪以后不再只是着重智力开发时代，对孩子的教育要有全方位、多智元的培养，有聪明的头脑更要有健康的身体，有学习的专注更要有创意的精神，有独立自主的个性更要有互相合群的社会观;
亚太体智能将创造我们的孩子------ 幼儿期不论从医学、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皆有其必然的重要性，因这个时期是足以影响幼儿未来的发展，这就如同地基与钢架决定一个建筑物一样。因此对于所有的幼儿来说最主要的一件事是先保有支持现在与未来所应有的体力，进而学习开创未来人生过程的力量，所以幼儿体力培养的课程因应产生，这就是所谓幼儿体育游戏课程。
一、“体智能课程三大领域”：
课程中不但让幼儿得到充分的体能锻炼也激发了幼儿的潜在的能力和灵活的思维。还培养幼儿品德修养与社会适应力。
体：称为体能。智：称为智能。能：称为人能。
体能：主要体现身体适应能力、运动与健康。如：我们的课程安排了许多的走、跑、跳、爬等运动。幼儿在课程中能得到充分的体能锻炼。
智能：主要是激发幼儿潜能和灵活思维。如：我们亚太体智能协会自己研发出的器材“迷你绳”。幼儿可以拿着迷你绳直直的摆在地上变成一个1字，也可以几个小朋友合作一人摆一个数字变成百位或千位的数字。再着幼儿还可以拿着迷你绳变成大象的鼻子、猴子的尾巴等各种小动物肢体。这些就是我们提能老师要激发幼儿的潜能，让他自己去想象，自己去思维。
人能：主要培养幼儿品德修养与社会适应力。如：在上体智能课程中少不了有排队或队列队形的变化来进行游戏，我们会要求幼儿按照顺序的排好队，不许插队或是推人挤人的情况。尊重老师，看见老师因该问好等。这些都会在我们的课程上体现出来。
二、幼儿体育游戏课程教学实施目的
——幼儿的生活即游戏，幼儿体育游戏课程也就是藉体能游戏的方法 ※引导幼儿潜在能力的发挥，促进体力的提升 ※学习自我保护的能力，养成独立自主的个性 ※体验团队生活，增进对社会环境适应力
三、“体智能课程以五大转化为主”：
1、生活化;2儿童化;
3、故事化;
4、趣味化;
5、卡通化
A：生活化(把课堂的内容转化为平时生活中一些小事情和小事物) B：儿童化(课堂上拥有小朋友的语言，心灵和主动)
C：故事化(引用人物英雄，动物的故事来开展小朋友的运动)
D：趣味化(用成人的面孔做一些可笑的动作，让课堂充满小朋友欢笑，快乐) E：卡通化(运用卡通人物和事情进行教学)
四、幼儿游戏体育课程设计两大因素 ※培养因素---身体机能，功能激发
如：瞬间力、持久力、距离感、平衡感、敏捷性、灵巧性、 协调性等
※行为目标---精神意识，社会学习
如：勇敢果决、独立自主、团结合作、自信心、专注力等
五、幼儿体能教学方式：
1.设计每学期单元课程表，依课程单元表上课。 2.每节课每位幼儿以30分钟~40分钟指导课程。 3.上课人数以30~40个幼儿较为适宜。
4.每节课以三段式上课：将上课时间分成三阶段 (1)依时间分配：
如：三十分钟课以 5：20：5 四十分钟课以 5：30：5 (2)依内容分配：
第一阶段为导引热身
第二阶段为主题课程
第三阶段为缓和结束
幼儿园体育活动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幼儿身体健康成长、增强幼儿体质。所谓体质，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体格，二是体能，三是人体对外界的适应能力，四是心理状况。体智能训练由台湾亚太体智能协会林永哲教授创立，近几年风靡台湾、香港、上海、广州等地区和城市。
21世纪是全人教育的时代。要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开发孩子无限的潜能，必须先训练孩子的体能，以达到激发心智的全面成长。孩子拥有强健体魄，自然体力，精神振奋，专注力提高，学习效果更好!亚太体智能协会着重推广幼儿体智能教育，协会执行长——林永哲教授(台湾)，结合30年的幼儿体育教育经验，致力开发幼儿身体潜能，推广幼儿体能游戏，并引进世界各国对儿童体智能的最新教学理念，开发科学适宜的教材及器械，让孩子健康教育更充实，家庭生活更美满，学校学习更快乐，亲子关系更密切。
“幼儿体能教学﹐就是引导幼儿潜在能力的发展﹐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能力，增进幼儿对社会环境适应力”在社会急速变化的今日﹐幼儿教育方针的改进是目前国际的共同课题。对于渐渐失去自然环境的都市儿子而言﹐其身体面、精神面、社会面的训练亦渐渐的在失去。身为父母的我们一定希望孩子能在幸福中成长而至成人﹐以致踏入社会。健康且安全的养育儿童﹐将其送入复杂的社会中﹐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为使其真正地健康长大﹐以迎合社会生活﹐除非加强基础教育并强化体能意志力﹐别无他途。
目前社会的发展﹐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已被承认﹐然而由于智育的发展﹐致使知识的教育成为中心﹐往往忽视了健康与安全面的问题﹐近年来﹐这种观念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毕竟离理想仍有一段距离。幼儿教育学家福禄贝尔(F.Froebel)曾经说过“游戏是人类生活中最具有意义的活动﹐也是生活的典范。”对于幼儿而言﹐其生活本身便是一种游戏﹐幼儿期不论从医学﹐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皆是人生最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之足以影响日后的发展;就如同盖房子﹐基础骨架能决定一个建筑物一样。因此对于所有的幼儿而言﹐最主要的一件事是保有支持现在与未来所应有的体力﹐并学习开创未来人生过程中的力量﹐是故幼儿体力培养的课程(幼儿体适能课程)因应而生。幼儿体适能游戏课程就是能带给健康与欢笑最佳元素。
体智能活动能真正体现“以体育为主，促幼儿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理念。充分发展幼儿的走、跑、跳、投掷、攀登、钻爬、平衡等动作，不仅能锻炼身体，并对促进幼儿独立生活与活动能力的发展，促进智力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体智能活动训练中，可培养幼儿勇敢、机智、创造才能和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品质;培养幼儿遵守规则、互助友爱，并养成活泼开朗的性格。
实践证明：体智能训练能增强幼儿的体质，促进生长发育，发展基本动作。幼儿的食量增大，睡眠质量提高，在日常活动中精力充沛、身高、体重、胸围等生理标准增长迅速。出现了“三个明显”即发病率、服药率明显减少，出勤率明显提高，动作发展明显加快。
丰富多彩且极富挑战性的体智能运动，大大提高了孩子参与活动的主动性与能动性;激情动感的活动音乐激发了孩子运动的欲望与积极性。体智能正受到越来越多孩子们的欢迎和教师们的认可。
从事体智能教学的大多是男教师。通过他们的临校授课，可弥补幼儿教育长期以来全面由女教师任教对幼儿健全个性成长带来的不利之处，改变幼儿园教育普遍存在的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现状。通过充满阳刚气息的男教师激情带动，可提升幼儿机能、增强体质，激发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培养活泼开朗、勇敢果断、坚强自信等良好个性。
——将八大智能中〝健康〞一项落实规划实施
让孩子的童年更健康，让孩子的童年更欢乐，让孩子的童年更童年!
课程实施三大目标重点：
引导幼儿潜在能力的发挥，促进体力的提升
学习自我保护的能力，养成独立自主的个性
体验团队生活，增进对社会环境适应力
课程设计两大因素：
培养因素---身体机能，功能激发
如：瞬间力、持久力、距离感、平衡感、敏捷性、灵巧性、协调性等
行为目标---精神意识，社会学习
如：勇敢果决、独立自主、团结合作、自信心、专注力等
课程教学五大要项：
1、徒手游戏教学
2、体适能器材教学
3、音乐律动教学
4、户外游戏与活动教学
5、综合教学
课程设计与教学方式五大转化：
A：儿童化 B：生活化 C：趣味化 D：故事化 E：卡通化
是幼儿体育运动与亲子运动的专业指导者;是孩子的大玩偶，偶像老师;是孩子健康与欢乐的活力创造者;是园所活动协助主导规划与带动主持者;是才艺老师，但更是驻校多功能校园帮手。
体智能的领域：
1.设计每学期单元课程表，依课程单元表上课。 2.每周以每位幼儿以30分钟~40分钟指导课程。
3.以班级(每班30个幼儿)为上课单位。
4.每节课以三段式上课：将上课时间分成三阶段
(1)依时间分配： 如：三十分钟课以5：20：5 四十分钟课以5：30：5 (2)依内容分配： 第一阶段为导引热身
第二阶段为主题课程 (3)依活动气氛分配
5. 运用器材道具音乐游戏以专业方式指导。 6. 上课力求互动、感动、活力、安全为原则。 7.每学期配合园所规划设计体能运动会或亲子体能活动等成果发表。
第三阶段为缓和结束
体智能理论及内容概述
总述：
在生存环境急速变化的今天，科技的进步创造方便的生活条件，都会型生活已渐渐取代乡村生活;乡村原野生活能够给予人类健康体魄所必须的训练环境;但科技的生活促使人类的成长已不再是完全依赖大自然给予的刺激与孕育;所以人类在智力的开发上有显著的成长，但在环境的适应力与健康自我保护功能上就有逐渐退化的趋势;是故幼儿的成长教育观念已经到了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出重大改革的地步。尤其是对都市幼儿而言，因其身体、精神、社会等方面的自然训练环境都已渐渐失去;找回失去环境，寻求弥补策略，这就是全人类应集思广益的议题;所以幼儿教育方针必须改变也就成为目前国际幼教专家的共同课题。
虽然幼儿教育理念之改变的重要性已被专家、学者认同，然而大多数家长仍追求智育的发展，忽视了健康与安全方面的教育问题。近年来家长对这种观念的认识已有转变，但仍有很大差距。所以身为幼儿教育工作者就有责任唤醒身为父母的每一位社会人，大声呼吁：这不再只是注重智能教育时代!
2016年蓝精灵艺术幼儿园春季亲子运动会
☆活动时间：2016年4月23日(周六)下午3:30 ☆活动地点：河堤广场(幼儿园--北站--市徽向北--南河渡桥头西) ☆活动内容：1.幼儿律动带动;
2. 亲子游戏;
3. 结束舞蹈;
4. 活动结束、收拾场地
☆活动型态：亲子律动操，亲子互动游戏与带动趣味游戏为活动主架构，让现场洋溢家庭的温馨与趣味的欢笑，更带动家庭亲子运动的关念与互动;并建立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的基本理念;强调家庭运动是孩子成长的重要元素，让孩子的童年更健康。
☆幼儿园活动准备：即时贴，每个孩子站一个点(左右距离：1.5米，前后距离：1.2米);音响、话筒。 ☆活动流程： 教师开场舞：(5分钟)
1、幼儿舞蹈展示：体智能教师带操《感到幸福拍拍手》、《大王叫我来巡山》 (10分钟)
2、亲子原地互动游戏：
1、摇一摇;
2、俯卧撑;
3、起重机;
4、小飞机(15分钟)
3、空气棒游戏：抛接空气棒、顶空气棒、下传上接、饶8字形、抛接竖着的空气棒、地面翻滚、发射火箭、跳空气棒 (40分钟)
4、结束舞蹈：亲子舞 《唱得响亮》(5分钟)
5、活动结束(播放背景音乐)(5分钟)
☆活动目的：
通过此次活动让家长朋友了解体智能课程带给孩子们的乐趣，看见孩子们在课程中得到的锻炼和提高，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培养和促进家庭和谐。
※活动注意事项：
1、全体保教人员及家长要高度负责，把每个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教师及家长要组织好幼儿的入厕，不能由幼儿自己上厕所。
3、 教师及家长做好环保工作，不要随意乱扔垃圾。
4、各班要做好家长的接待和配合工作，指导好家长遵守运动会的规则。
5、防止幼儿意外伤害，保健老师落实好保健药品的准备工作。
游戏使用道具：空气棒(5元一支 家长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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