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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照相馆
一、传入与营业
“盖映相之道，始创于外洋，而映相之门，遂开于中国”，摄影术是一个舶来品，已是一个不争的史实。1844年，法国人于勒·埃及尔在澳门、广州拍摄的40多幅银版照片，记录下了中国和中国人最早的一批影像。1845年，美国人乔治·韦斯特在香港临时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照相馆，从事达盖尔银版照相。此后，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城市，间或有西方人和极少的中国人开办固定或流动的照相馆，使用银版或安布罗法照相，照相馆客户基本是外侨，或者拍摄本地风景及雇佣本地人拍摄的中国风格肖像，销售给外侨作为中国之行的纪念品。虽然直到1860年香港才出现第一家长期经营的照相馆，但这期间，有不少流动的外国摄影师，以及掌握了摄影术的外国人在此路过或停留，因此，他们成为摄影术在中国传播的首批布道者，为后来内地各城市照相馆的开设，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因此，对早期的中国照相馆来说，照相法一般得自“西人秘授”，是一种“西法”，很多照相馆卡纸上也直接印有“西法映相”。香港，成为中国早期照相馆的策源地；广东人，因为地缘和历史原因，也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摄影术的传播者和照相馆的开办人。
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初，照相馆摄影和本地中国人的交集还没有真正开始。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晚清沿海口岸城市现代报刊业开始崛起，一批中文报刊的创办，开始刊登介绍摄影术的文章，极大促进了中国人对摄影术的认知和照相馆的普及，尤其是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的大量增加，中国照相业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中国照相馆的建立和发展，基本遵循了从南往北，从沿海往内地，从省城再乡镇的发展规律。咸丰年间（1851-1861年），在香港开设油画店的粤人周森峰、谢芬、张老秋，三人看到了照相业的前景，就合资宴请当地外国兵营中一个会摄影术的人传授技术，期满后各投资200元，在香港开设宜昌照相楼。几年后，三人分道扬镳，周森峰继续留在香港；张老秋回到广州，于1862年在河南开设了“宜昌”照相馆；谢芬则北上，到福州开设了“宜昌”照相馆。两年之后（1864年），谢芬继续北上，来到了上海，开设宜昌照相馆，直到1892年，宜昌才结束了在上海滩近30年的经营。可以说，宜昌照相馆的发展过程，是照相业由南往北传播的典型案例之一。
随着香港、广州、上海等地照相馆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不是每个学会摄影术的人都有机会开办一爿照相馆的。同时，中国内地照相业巨大的市场潜力，开始吸引不少广东人直接开办照相馆，从沿海走入内地，更大地拓宽了照相业的发展空间，为未来照相馆传遍中国的大城小镇吹响了号角。正是因为中国最早一批照相馆创办人的“广东效应”，还有很多内地人也开始到广州学习摄影术，回故乡开办照相馆，或者有实力者，则雇佣广东技师主理照相馆经营。后来，随着上海、天津、北京等照相业的发达，内地很多城市开始就近从这些大城市学习照相术，中国照相业的发展进一步加速。
早年的照相馆广告中，对广州、上海的照相馆来说，“西人传授”、“香港新到”是顾客最看重的。而对于天津、北京的照相馆，“上洋聘请”技师、“粤东聘请好手”则成为宣传语句。内地更多的中小城市，则把从天津、北京，甚至省城学习技艺或聘请技师作为自己的广告噱头。中国的照相业，正是在这种一步步次第传播中，从沿海开放城市，逐渐到达了偏远的乡村小镇。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从国外直接学习摄影术，回国开办自己照相馆，从而部分摆脱了原来的基本传播模式。国外游学回来的新一代照相馆主人，带来了国外先进的照相技术和经营经验，同时，在国内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现代摄影的理念也开始进入到照相馆中，传统的构图、用光、布景，都在新观念的带动下一步步改革，美术照相的观念开始在大中城市中深入人心。
而在一些小城市，对很多此时的照相馆来说，师徒相承，成为一个快速和便捷的培养人才途径，一大批照相业人才从本地照相馆里成长起来，也成为照相业从沿海往内地发展的源动力，从20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中国一大批照相馆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学徒一步步走出来的。虽然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不少徒弟出师后单干的情况，但中国巨大的照相业市场，从大城市到中小城镇，甚至乡村，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对很多照相馆的学徒来说，出师后，有更多去异地他乡发展的新机会。正是一批批出师的专业学徒，把照相馆开到城市的背街小巷，开到了穷乡僻壤，极大促进了照相业在中国的整体发展，也让拍摄一张个人肖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或可实现的梦想。
从时限上来说，中国的早期照相馆，1860年代开始成规模地从开埠口岸崛起，正式拉开序幕，此后，跨越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初期。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的高潮中，全国几乎所有私营或个体照相馆主动或被动地参加了公私合营运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照相业已经全部变为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随后而来的“文革”，彻底改变了传统照相馆的发展轨迹，因此，公私合营宣告了延续百年的传统照相业的终结，也是中国早期照相馆研究的时序下限。
二、本土化探索
在中国，摄影术传入之前，留住自我形象的办法就是绘制一张肖像画。囿于观念和花费的阻滞，明中叶之前，能够拥有一张肖像画的人，不是王公贵族、达官贵人，就是名儒雅士、高僧大德。从明末到清末摄影术传入之前，随着城市中手工业和国内、国际商业贸易开始发达，一个新的市民阶层诞生，他们同样迫切需要自我确认和肯定，照相术的传人及照相馆业的遍地开花，以其快速、廉价、逼肖的特性契合了这个新兴阶层的心理需求。
摄影刚刚传入时，拍摄一张照片，作为逝后的拜祭、瞻仰功能，和传统肖像画还没有完全分家，“第一个时代是神像”，即类似家族祭祀使用的祖宗像的纪念功能，因为“照相能够传出真实形容，于是见重于当时。因为他们是专以留下容貌为主的，而且大部分是老年人，留，有为死后给画匠做蓝本，免得肖像丝毫不肖”。所以，此时的照相馆，为吸引顾客，强调的就是照片的酷肖：“眉目清楚，衣褶分明”、“挥毫点染，惟妙惟肖”、“无不丝毫毕现，雅致传神”。照相馆肖像，追求影像的清晰度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此外，正如欧美摄影室开办者从古典写实绘画中汲取摄影最初营养一样，移植传统的肖像画范式自然是中国照相馆摄影师和顾客们不二的选择，从而开启了一个与肖像画一脉相承的中国照相馆肖像时代。全身像、正面像、平光像、图式像成为了中国照相馆审美滥觞时期最重要的四个法则，而欧美同时期照相馆则侧重以光影、造型来呈现人物的个性，中外最初的摄影审美产生都是对传统艺术观念的传承。在沿海口岸城市，从摄影术传入一直到19世纪末，照相馆基本遵循这些法则摄制肖像。在一些内陆偏远小城市，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限制和信息的闭塞，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照相馆风格还一直没有改观。
当历史跨入20世纪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转型和过渡时期，辛亥鼎革、军阀割据、列强欺侮、日本侵华、解放战争等动荡巨变之中，其中尤为注目的是，这个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乃至西方人士参与中国生活的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更多留洋归国的专业人士开始开设照相馆，国外各种照片册、画册也不断运来中国进行商业销售，照相馆开设者和顾客的眼界不断拓宽。新秩序的憧憬、新文化运动启蒙，以及轰轰烈烈的洋派和新潮，使得各路观念和各色理想纷纷打开禁闭之门，社会各界，尤其是女影星、女艺人、名门闺秀、女学生、军政要员和文化巨匠也开始参与其中，极大丰富了照相馆的客户群体。
正是在此大变局的影响下，拍照从最初的记录性的实用功能，开始向时尚转变，照相术也开始被认为是艺术之一。照相馆滥觞时期的基本审美范式，逐步被打破。在大中城市的照相馆中，美术照相全面兴起。在灯光运用、背景道具、人物造型等一系列变化中，一个深层次的庄重、内敛、隐逸的中国照相馆表情范式也开始形成。特别是照相馆拍摄的“雅集图”式合影肖像，在民国时期形成了独特的造型范式。此时照相馆“雅集图”式合影肖像，不再仅仅局限在饮酒娱乐、吟诗作画主题，大家游园旅行、好友聚会、开幕纪念等都可以随时拍摄合影。而图像的范式，也不再拘泥于刻意的琴棋书画的表演，更多是集中在了每个人不同的姿态和表情。或正襟危坐，或垂手而立，或身体前倾，或稍稍后仰，或表情肃然，或颔首含笑。每个人巧妙地依托相邻的背景，把诸多变化有机地呈现在同一个画面中。并且拍摄者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突破了传统群体肖像的呆板和压抑之感，画面中流动着自由和个性气息。
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中国照相馆摄影师还开始探索不同拍摄方式，尤其是吸引有钱和有闲阶层的方式，化装照、化身照、变换照、全体照等一系列拍照游戏的流行，契合了清末民初大中城市中消闲观念的变化。这其中，有闲人雅士纯粹的嬉戏玩乐，也有普通民众改变命运的渴望，还有仁人志士对现实不满的抗争。在照相馆创造出的虚拟世界里，参与者体会到的不仅仅是风雅的诱惑，各种游戏中社会角色或自我形象的暂时转换，让人们看到了另一个自我，这种心理的慰藉和满足，不仅大大增加了照相馆的顾客群，同时，拍照也开始脱离了单纯的实用和时尚功能，成为一种娱乐，一种风雅。
三、“照像”之外
照相（像）馆，当然“照像”为第一主业，这里的“像”，主要是指在照相馆内拍摄的人的肖像，包括单人照、合影照。同时，照相馆从事的是一种商业经营，能够走出照相馆，通过拍摄其他照片为照相馆带来额外收益，也成为很多照相馆的副业。这种照相的副业经营中，应招为权贵摄影，拍摄风景和纪事照片，是很多大中规模照相馆最主要的额外利润点。正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中，照相馆为我们留下了一张张或一册册具有历史价值的别样影像，从中也可以管窥出，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这批影像如何在中国形成新的视觉模式，并改观了中国人视觉观看的历史。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照相馆就开始为清廷大臣拍摄肖像，在没有专门官方摄影机构的年代，当朝权臣、显贵利用照相馆拍摄的肖像进行自我宣传，或政治公关，慢慢成为一种惯例。进入民国后，随着西风东渐和民智渐开，政府官员对影像在内政外交中的作用愈加看重。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亡故后，7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北京政府国务院恢复旧约法，这一年，北京的照相业也迎未了一个和北洋政府合作的蜜月期。8月23日，北京三家照相馆太芳、容光和容生，同时“奉黎大总统命，晋府照像”，对照相业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照相技术“比武”大赛，对总统府来说，这则是一次树立新任大总统形象的影像推介会。很多照相馆也把权贵的照片作为橱窗广告陈列，并且，通过销售权贵的照片，作为营业收入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作为本馆技术、实力、甚至社会地位的公关展示。
另外，相比照相馆中大批量的人像照片的拍摄，早期照相馆拍摄的风景照少之又少，这与早年来华的外国商业摄影师、战地记者、传教或外交人员，大量摄取中国的风景民俗照片形成鲜明对比，其中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照相技术普及程度和价格的限制，如果没有足够的顾客定制，或者销售需求，一般照相馆更没有实力与信心去拍摄大量的风景照片待售；二是中外客户对待风景或纪事照片的态度的迥异，因为迟滞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脚步，在摄影术传入后的晚清和民国时期，国人对周围随处可见的古城景观和自然风光并没有产生多少的浪漫情怀，甚至，根据传统的中国禁忌说，对外国摄影师普遍青睐的历史遗迹，中国人还觉得十分不吉利，这与同时期西方人普遍对历史遗迹的浪漫和朝圣情怀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随着西风东渐和国内旅游业的逐步兴起，购买异地的风景照片开始慢慢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中，更多照相馆为了迎合市场需求，销售“各色风景画片”，成为一项新的业务。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若北京之颐和园与天坛等，杭州之西湖各处名胜古迹，海宁之潮，苏州、无锡、嘉定等处之各种风景”，成为中国最代表性的照片中的风景名胜及古迹。
照相馆除了主动摄制风景照片销售，来增加收入外，也有少部分照相馆开始主动或受邀进行新闻、时事照片的拍摄，之后或编辑成原版照片贴册，或印制成珂罗版相册，除了满足定制机构的需求，还广泛向社会出售，不但为照相馆带来的额外利润，扩大了照相馆的知名度，客观上为我们留下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片断境况。
中国照相馆拍摄的此类照片，最主要客户群则是本地消费者，正如上面提到的，可能是喜欢异地风光、或收集时事图片的个人鉴藏者，或者是为了装潢点缀“各界办公室、会客厅”的单位或家庭使用者，还有的为了向上级汇报，或留作政府档案的官方客户，正是因为这类照片的本地属性，不论从装帧还是风格上，尽量本地化成为照相馆的最主要追求。
一般来说，照相馆摄风光或纪事照片的拍摄，主要侧重风景的全貌，建筑的全景，社会历史事件的整体风貌或大的场景，极少拍摄特写场景，这样的影像装饰性强，并适合群体性赏玩。正因如此，从拍摄风格来说，清晰、规整、典雅成为大多数中国照相馆拍摄风景和纪事照片的主动追求。相比同期外国人随机性的抓拍记录，或者以地理学或民族学为目的事无巨细、分门别类的摆拍，中国照相馆的作品，因为多数是作为装饰品悬挂在客厅里或办公室内，或者作为一个家庭珍藏或官方档案，因此不再仅仅单纯地强调记录和纪实，清晰、规整、典雅的画面中，还往往追求一份意境和美感，以更多地引起观者的品评、遐思和联想。
四、重新认知照相馆摄影
近年来，在逐渐升温的老照片热潮中，不论是出版、展览还是拍卖，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历史影像占据了绝大部分。这类影像，大部分是当年的战地摄影师、商业拍摄者、外交官、传教士、商人或者纯粹的旅行者拍摄后，直接带回本国，或进行商业开发和销售，或作为个人纪念品而保藏下来；也有部分是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照相馆销售的旅行纪念品。正因为这批影像留存量大，并且自身具有强烈的流通属性，束之高阁多年后，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和国际物流的发达，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照片开始进入画廊、网站或拍卖公司，被发现、研究和交易，从而史无前例地进入公众的视野中。西方摄影者拍摄的“归顺、异国情调与‘原始’观感”的影像，满足了欧美消费者的幻想，从而为西方塑造了一个遥远东土的“真实”映像。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这些“他者”照片时，从某种程度上同样满足着我们自身对那个年代中国的想象，其沧桑与厚重可以直击我们内心的怀旧情愫，这些影像，都将成为我们对家国历史的珍贵视觉记忆。
不过，仔细探查，这些今天看起来撼动人心的“真实”，大部分是摄影师“通过各种修辞和画面的手法（从画艺派的观点到科学分类的方法），还有不同的视觉主题（从风景摄影到‘种族分类’的摄影）”，从而再现的一个想象中的帝国地景。正如雷恩（JamesRRyan）所说，这些影像是“一种对真实的意指和建构”，而并不单单是一种纯粹的记录。对当时与照相机面对面的中国民众来说，很多人成为被拍摄的对象，或者成为西方拍摄者所雇用的模特，但大部分被摄者或许根本没有见过照片的成品，这种大批量制作的“他者”影像，与天朝子民的真正交集还远远没有开始。
反观“他者”影像批量生产时的中国，因为与同时期西方的经济和近代文明发展的巨大差距，我们几乎没有独立的战地摄影师、商业摄影师，手持相机在中国的普及程度也远远低于西方，因此，照相馆则成为早期影像的生产的绝对主体，正如《中国摄影史》一书所说，“摄影术传入初期，照相馆摄影师是中国早期摄影发展的一股主要力量”。同时期的西方国家，虽然照相馆也是遍地开花，但无论是其占有整个社会影像生产量的比重，还是传统照相馆时代的持续时间，以及照相馆内摄影师与顾客对于拍摄照片的话语权控制上，都与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与照相术在欧美一夜之间的迅速普及相比，中国的社会土壤和需求则完全不同，因为当时照相馆稀少和消费的昂贵，以及普通民众对照相术的不解，最早步入照相馆的，大部分是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开放官员，开明商绅，还有开风气之先的柳巷娇娃、梨园妙选等。当然，也有不少顾客拍照，为未来逝去后绘制肖像画制作摹本，但能够如此未雨绸缪的，肯定非富即贵。还因为独立摄影师、官方摄影师的普遍缺乏，在晚清、北洋、甚至国民政府早期，权贵拍照，甚至政府重大活动的拍摄，照相馆也基本是唯一的选择。照相馆，几乎是当时社会“大众接触和享用摄影艺术的唯一途径”，照相馆影像，也“代表了中国慢照时代的照片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所体现的价值不仅殊为独特，而且绝对无可替代，某种意义上，它首次使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得以不分等级身份、在一种静止不失庄重的状态中被‘学术’和不带偏激地凝神观看成为可能”。照相馆不仅仅是每个个人或家庭影像的第一个自觉塑造者，也首次成为中国社会变迁视觉文献的主动记录者。
而照相业当时一般归人手工业或商业，在中国，自古就是重本抑末，历来经商者排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并且，摄影又被认为是“技术之末”或者“游艺小技”。虽然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洫商、厚商”的思潮。照相业因为具有相当技术含量的行当，对很多人来说，还带些神秘的色彩，如果照相馆经营规模很大，或者盖起小楼，普通民众对照相从业人员会高看一眼，甚至照相馆老板和师傅会“成为市面上受人尊敬的人物”。不过，相比早期照相业中非富即贵的顾客来说，照相馆馆主或照相馆工作人员还是处于弱势地位。正是因为不对等的社会地位或经济差距，早年照相馆中，绝大多数的顾客掌握着话语权，照相馆肖像的姿势、构图、光线等，一切以顾客满意为前提，刘半农在《半农谈影》中曾说，照相馆“无论如何是营业的；既要营业，就不得不听社会的使唤”。就算在本地外国人开办的照相馆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给中国顾客拍摄，和给外侨拍摄，其手法和风格会迥然不同，中国人更多的是正面、全身照，外侨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半身侧面照；同样，在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中，每当给外侨拍摄时，一样会选择头像或胸像，脸上也尽量避免平光。
在早期照相馆时代，一些守旧的中国文人雅士，因其传统知识建构的局限性，加之某些先入为主的偏见，曾经蔑视民间照相，就如热衷于文学改革和汉字改革的《新青年》编委钱玄同甚至戏言：“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今天回首来看，正如林茨、王瑞所说，这些照相馆影像“以历史分析和图像分析的眼光看，很可能具备比他们提倡的高雅艺术更丰富的内涵”。早年中国照相馆审美标准的确立，不单单是照相馆摄影师的独创，更应该是全体顾客和摄影师共同合作的选择。中国传统的具象视觉审美观念、从不同方面直接催生了中国最早期照相馆的摄影审美，比如正面照、平光照、全身照、图式照等一系列审美标准和法则的确立，实际上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民族自然产生的价值认同。
随着照相馆在各地的普及，更多的民众走入照相馆，当更多的艺术家、海外留学生开始介入照相业，担任照相馆馆主或摄影师后，照相馆中顾客和摄影师的话语权才开始微妙地发生变化。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美术照相开始在中国各地风靡，拍照从最初记录性的实用功能，开始向时尚功能转变，照相术也开始被认为是艺术之一。照相馆滥觞时期的基本审美范式逐步被打破，更多的照相馆摄影师开始在摄影艺术之路上积极探索，这也得到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大中城市中的女影星、女艺人、名门闺秀、女学生、军政要员和文化巨匠的积极响应，从而创造出又一个中国特色的照相馆审美范式，此时照相馆拍摄出的影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视觉构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纵观早期中国摄影史，不论从影像生产的体量，还是从摄影与中国人的交集性来看，照相馆摄影“本应成为中国摄影史乃至中国近现代视觉艺术最具有研究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已经出版的各种摄影史类书籍来看，对照相馆摄影的研究，“总是好像非常不应该地付之阙如”，其中缘由，有以帝王将相为正史中心的摄影史观的限制，更主要的是因为各种照相馆原版影像和原始史料缺乏的桎梏，而让研究者无从系统开启。不过，在过去的15年中，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当年作为赠品的大量“玉照”被发现和交易；各个文博机构也开始在网上公布自己的收藏；家族的后人，因为先人的离世，开始把逝者的原版影像推至市场之中。这些照相馆照片的大量涌现，为中国照相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在照相馆原始史料方面，因为正史中鲜有刊载，晚清、民国的报刊上的报道文章和商业广告，成为一个丰富和重要的资料源。这几年，随着众多机构进行晚清、民国报刊的电子化，史料检索越来越方便，虽然还有大最报刊无法借阅，没有电子化，但相比十年前，一卷卷审看缩微胶卷，或者一张张翻看报纸的缩印本，已经大大提高了效率。
中国的早期照相馆研究，不仅关照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拍摄的影像，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消费的影像，里面同样包含了外国照相馆为中国人拍摄的照片。这批影像，不仅代表了摄影师的技术水准和艺术追求，更展现了中国人自我观看的前因后果。影像里的每一个因素构成，都体现着中国人的文化涵量和审美情结。这种涵量和情结，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阶层，都会有不同的风格特质。这种风格特质，也不是独立于寰宇之上，唯我独尊，就如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一样，有对传统的坚守，更有兼容并蓄。正是这丰富多彩的可能性，共同构筑了一部中国人认知摄影、自我观看的大历史。我们应当去书写独特的中国早期摄影史，这种书写，是对历史的忠实，更是为了一个民族敢于正视自身历史的文化自信。
作者：仝冰雪
在坦克诞生早期，其军事地位和作用曾一度受到人们的质疑，尽管英国战略家J.F.c.富勒在《装甲战》一书中明确指出了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但在当时却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直到第三帝国的钢铁洪流席卷欧洲之时， 人们才第一次认识到坦克已经成为未来战争的主人。虽然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之一， 日本却没有跟上世界战争发展的步伐。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与其自身工业基础薄弱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战略思想的落后。直到美国坦克横扫太平洋战场的时候， 日本才明白他们的坦克以及战略思想已经成为了博物馆中的“老古董”。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二战日本“古董”装甲部队的发展历程吧!
绪方调查团的建立和日军装甲部队的初始阶段
20年代中期， 日本陆军为了教育、训练坦克手，从法国引进了雷诺FT-17，组编成坦克队。在那之后，因为有调查海外坦克开发状况的必要，所以决定派遣以绪方胜一中将为团长的调查团去海外调查。
这个调查团除了调查以外，还肩负着进行购买坦克谈判的使命，他们最开始去了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坦克开发的初始时期，调查团也在尽可能的把新式坦克搞到手。正好当时美国的克里斯蒂悬挂装置很有名，所以就先与克里斯蒂进行了交涉。
虽然克里斯蒂当时在坦克的研究和试制方面有所进展，却还不能制作可以实际运用的车辆。因为只有小型的制造场所，没有能够独立生产的工厂，所以无论如何也无法制造车辆提供给日本。这样调查团又从美国转战到了欧洲。
调查团一行试着拜访了英国的比卡兹公司，正赶上因为高速度而被人们熟知的Mk.I/II坦克在进行测试。调查团提出申请想进一步了解此型号坦克的情况，但是英国方面以自己的配备还没有全部完成为由，拒绝了日本新型坦克的定单。
后来他们又和法国进行了交涉，但是法国方面说他们也正在进行新型坦克的开发，要是一战中的雷诺的话，仓库里还有剩余，想要多少都可以转让给日本。
比卡兹C型10t坦克
之前去过英国比卡兹公司的绪方调查团在申请购买新型高速坦克的时候，Mk.I/II号作为英国陆军的规范型号并不允许输出，但那个时候同公司里作为另一计划试生产的C型坦克不是规范型号，允许作为商品输出贩卖，所以他们重新向日本提出了输出提案。
在当时，虽然日本决定了开发国产坦克的方针，但也承认了应该多参考作为坦克先进国的英国的新式坦克技术，所以就决定购买一辆寄放在陆军技术本部。
这辆坦克是在1 926年7月订购，l927年3月到达日本的。它就是比卡兹C型坦克。
日本决定让技术总部举行验收前的预备运行实验。在户山河原(现在新宿区的户山附近曾有个射击场)，坦克由比卡兹公司派来的帕卡姆和普林斯两位技师驾驶。不过，试验进行得并不顺利，启动和平地驾驶都基本过关，但坦克刚驶上一个急斜坡，就发生了事故。车内油箱破裂，燃油大量外泄，正好引燃了引擎，造成发动机和传动系统烧毁，技师们也被烧伤。
无奈，他们派人从日本取来了日光引擎的替代品，进行交换和修理，并把收领检查改在7月上旬举行。
这辆坦克和英国军队规范化样式的高速坦克有着几乎同样的设计，是最新式的车辆。其特色是较高的行进速度和比较新颖的设计和布局。以下是其主要性能的概述：
1.武器方面
旋炮塔的前面装有l门57mm炮，后方装有1挺机枪，战斗室的前方和两侧各固定装备着1挺机枪。机关枪总计4挺。
2.装甲防护
由于使用的是6mm厚的薄铜板，所以只能在200m外抵御普通步枪弹的直射，防护价值值得怀疑。
3.动力系统
日光6气缸引擎的输出功率是165hp，输出功率与重量的比很大。
4.行走系统
悬挂系统采用横置螺旋弹簧，减震性较好，在不平整的地面范围内，履带的接地性能良好。但铸铜制的履带接地面比较平滑，所以防滑能力并不突出。
5.速度
最高速度32km/h。另一方面，紧急减速用的装置使用的是游星齿轮，最低速度是2km/h。
6.越沟能力
越沟距为2m，登坡能力为2/3，重量是10t。
比卡兹C型坦克经过此次的再度测试，被证明机能良好，特别是操作非常轻快，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地方。
由于上次的火灾事故，验收被迫延迟。所以日本国内试制的第一辆坦克就有幸成为前者的替代品。可以说这并不是模仿，有日本的努力在里面，所以也不是一件坏事。另外，经过这次事故以后，陆军坦克应该采用不易燃烧的柴油引擎的意见变的根深蒂固了。
雷诺NC型坦克(乙型)
之前绪方调查团在法国访问的时侯，法国方面提供的是已有的旧式雷诺FT—17。不符合日本方面的要求，这时调查团出示了所希望性能的方案。如下所示：
重量：约6.0t
速度：25km/h
武装：37mm炮还有一把机枪
履带：金属制(因为法国有一部分坦
克使用橡胶履带)
装甲：16—20mm
乘员：2名
最大行程：300km以上
转式的展望筒
携带弹药：炮弹200，机枪弹5000
车体大小：高2.5m以下，宽2.Om以
下。
法国的施奈德和雷诺公司受以上方案的提示，制作出了新的试作车。这就是雷诺NC型坦克。1930年日本需要配备一个坦克队，所以购入了10辆左右的这款坦克。
在日本的雷诺NC型坦克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性能试验，出现的问题也不少。例如，行驶中由于引擎过热使车速没有达到设计指标。另外，悬架装置也很脆弱，频频发生故障等等，总之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因为这是好不容易才购人的坦克，而且坦克队的坦克数量也不足，所以既然已经在陆军本部修改过了，就决定配备给第一坦克队。NC坦克是在日本进行配备改修，因此把名字也改成了“雷诺乙型坦克”。以下是它改修丁的地方：
1.悬架装置的弹簧很弱，经常发生故障，所以把它彻底补强了。
2.把它加上尾体，越沟距从1.5m提高到2.Om。
3.重量从7.9t变成了8.6t，最大速度从18.5km/h变成18km/h。
进口坦克初上战场
1931年9月l 8日，日本关东军蓄谋已久的入侵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而日军的坦克部队趁此机会将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当成了实战的训练场。
同年11月， 日军从久留美国的第一坦克队和千叶步兵学校的教导坦克队选拔出车辆和人员，组编成临时派遣坦克小队派往东北地区。这个临时小
队又与关东军的装甲汽车小队合并组编成独立坦克第一中队。百武俊吉步兵中尉担任队长。
当初，这个中队配备了由雷诺FT—l7(甲型)和在雷诺NC基础上改良的乙型坦克混编成的总计6辆坦克。他们想尽快赶向第2师团所在的辽阳，但是他们接到了师长多门中将的命令，要去攻击沈阳的东北军北大营，所以他们和第2师的主力步兵第16连队一起径直北上，向着沈阳市区的东侧地区行进。
由于日军侵略行动突然，独立坦克中队在开进途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在沈阳附近的特务机关为独立坦克中队提供了相关的情报，使其推进速度较快，占领了北大营。之后又得到了师主力和炮兵的通力合作，一同占领了兵工厂和飞机场，攻击了中国军队的东大营，国民党守军炮兵教导团被日军偷袭，损失较大，所属的30门野炮和数千发炮弹也落入日军之手。
另外，在这个兵工厂里的3辆雷诺FT—17轻坦克也被日军缴获。这些坦克是从法国购买的，刚刚组训完毕，还没组编成作战部队。
偷袭得手后， 日本独立坦克中队把这些缴获来的FT—17坦克重新进行了维修，安装了从北大营军械库中搜罗来的ZB—26轻机枪，并投入了其他的参战部队斗中。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得日本陆军总部对中国守军的装备情况也有了彻底的了解。他们认为，虽然中国东北守军坦克部队的规模还很小，但却装备着和当时日本性能相近的坦克。这使日本关东军暗地里感到庆幸，因为中国守军的坦克在关东军偷袭北大营以及占领沈阳时并没有与日军坦克进行正面的交战。同时，在东北战场上，中国守军已经没有能给日本人侵部队带来巨大威胁的装甲部队了。因此，日军坦克在行进的时候，都大摇大摆地树立起太阳旗。在那之后，部队和第2师团一起向哈尔滨扩展，在那里也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雷诺乙型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服役
1932年1月28日，日本当局为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其炮制伪满洲国的压力，同时在上海建立桥头堡，以便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阴谋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上海。
对于这次作战，日本海军方面向上海吴淞方向派遣了装载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舰艇。他们在上海登陆以后，陆军也决定运送士兵，再一次把久留美国的第一坦克队组编成独立坦克第2中队，队长是重见伊三雄大尉。
这个中队是由5辆八九式甲型坦克和10辆“雷诺”乙型混合编制而成的，没想到在那里可以通过实战来比较出国产坦克与法国雷诺乙型坦克的性能差异。
上海的北面有扬子江流过，从它的干流经过吴淞，沿着支流黄浦江逆流而上24千米就能到达上海市区。那里有共同租界，是西方等国家的侨民聚居地。而在此居住的日本侨民有26000人左右。
由于中国守军第1 9路军的顽强抵抗日军登陆部队在上海的战斗异常艰难。前独立的坦克第2中队参加的战斗都是利用滩涂野地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或者是利用城墙、建筑物以及民宅与中国军队进行巷战。
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八九式坦克和雷诺乙型坦克的主要任务是直接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常常是由它们带路，使用坦克炮直接攻击中国守军的阵地。在战斗中，雷诺坦克的故障率要高于八九式，这使得日军在一些战斗中只能将雷诺坦克配置于二线，这又造成了日军进攻火力不足。此外，日本方面认为雷诺坦克的性能已经无法满足大规模野战的需要，坦克的性能还处在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
即使这样，陆军技术部的人还是对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对雷诺乙型坦克的表现进行子总结性分析：
坦克整体防护设计存在致命缺陷，枪弹及弹片从坦克的观察窗和其他薄弱部位射入，坦克乘员大部分伤亡。装甲防护级别低，普遍认为有必要强化装甲防护。因为引擎不完善，离合器与操向制动机也不适合，引擎停止以后再发动就很困难，再加上机体过热，也发生过履带、悬架装置破损的事故。
“一·二八事变”以后， 日本对雷诺乙型坦克的车体和悬挂装置进行了改进，然后又将其再一次投放到前线。尽管如此，日军还是希望等到八九式坦克的正式投产，然后将雷诺型坦克替换掉。
山东战场的日军装甲部队
在济南事变中， 日本军队出动的坦克是从意大利引进并配备给陆军第3师的菲亚特3000型号192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期，意大利的坦克开发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已经有些落后了，最后都到了无法派遣坦克参加战斗的地步。当时意大利所制造的坦克还是菲亚特2000型，但是生产量都无法满足战争的需求量。为了填补坦克的不足，他们从法国购买了雷诺FT轻型坦克和施耐德坦克。
但是他们也想到了坦克的交货会很迟，所以决定制造雷诺FT的意大利版。菲亚特公司负责进行设计，布莱德和安瑟尔德等公司来承担生产。
1920年6月开始试制车的制造，次年进行了测试，1923年开始了正式的生产。这辆试制车是型号1921，后来在这个型号1921的各种数据的基础上继续开发和改良，最后制作出了型号1930。
菲亚特3000的外形与雷诺FT酷似，但它的引擎是横置的，安装在车体后方的下部。1921年型以机枪为主要武器，1930年型则配备了37mm炮。两种型号都装了和雷诺FT-17坦克一样的尾撬用于穿越壕沟。
与原型雷诺相比，菲亚特更加趋于小型化，速度也更快，操纵性也更好。其配备的1923年式的SIA双联装7.7mm机枪，但日方对它进行了改进，可以发射日本的6.5mm枪弹。
日本陆军引进的菲亚特3000(1921年型)的前面装了照明灯，还装了用于识别的星星标志，但这是针对外国定货的菲亚特坦克的改进。
这款坦克好象从意大利直接送往了在中国的日本第3师，装备了2～3辆。这款菲亚特3000(1921年型)是为了给陆军做试验才买的，但在济南装备给了步兵部队。
奥斯汀装甲车
除了菲亚特轻型坦克外，投入到济南战区中的还有奥斯汀装甲车。这款车是向西伯利亚出兵时陆军从英国买来的。它被配备给了西伯利亚派遣军，和日本制的装甲车一起从事越境侦察活动。
奥斯汀装甲车是英国皇家军械局1914年研制成功的，它有1914年型和1915年型两种型号。日本从英国引进的是1915年型并被命名为15年式。
奥斯汀的开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但在战争中它并没有怎么被使用，战后有一些英国地方军使用过它。之后这款车就输出到海外，如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拉托维亚等欧洲各国，用于侦察和警备方面。经过以上这些国家之后才卖到了日本。
奥斯汀装甲车的侧面装甲为8mm，顶部装甲厚度
为6mm，速度为50kra/h。它的特征是车体后方也有一个驾驶室，配备两名驾驶员，这样前进和后退都能很轻松地进行。但离合器在前进和后退时不是同速的。后方驾驶员后退时只有一个档位的速度，为20km左右。在车上装了两座枪塔，但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两座枪塔是并列的，因此射击范围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
日本陆军好象对这款奥斯汀装甲车非常满意，除了把它作为骑兵部队的辅助车辆，又多买了几辆派往济南方面，不光是让它辅助战斗，还把它作为财务部的警备车。
向希伯利亚出兵时，与日本军队交战的俄罗斯军队也配备了这款奥斯汀装甲车，普遍都认为他们的装甲车是从英国买来后实施了改良措施的型号。不过这些俄罗斯·奥斯汀还是被日本军队缴获了，这种改良型和其他装甲车一起，作为日本军队装备的辅助车辆而被使用着。
比卡兹·克劳斯雷装甲车
在日军进犯山东的作战行动中，比卡兹·克劳斯雷装甲车也参加了战斗，而且不仅是陆军，海军陆战队也装备了此车。当时中国时局动荡不安， 日本也非常害怕会因此影响在中国的利益，所以日本海军派了陆战队长驻上海，并从英国购买了好几辆比卡兹·克劳斯雷装甲车来作为警备用车。
英国的比卡兹公司完成了这款比卡兹·克劳斯雷装甲车的制造。不过底盘和引擎是他们委托克劳斯雷公司制造的。这款车有好几种型号， 日本海军购买采用的是23型和25型。这两种几乎是同一种型号，基本数据也完全相同。但25型是改良了23的以下部分而成的。
1.23型的轮胎是橡胶制的实心轮胎，而25型使用的是充气轮胎。
2.在不平整地面上行驶时，23型可以把当台阶用的踏板取下来使用，而25型的则完全和车辆连在了一起，不能取下来使用。
3.25型机关部分的装甲和车室后部作了一些改良。
在济南出现纷争后， 日本海军发出了紧急命令，向日本的上海海军陆战队紧急输送了装甲车和兵员。记录中也这样写到，把卡兹·克劳斯雷装甲车用船装载运到济南是非常辛苦的任务。
这次的济南事变对日军是一个契机，它让日本海军感到陆战队也有必要配备和陆军一样的装了装甲的车辆。因此“上海特别陆战队坦克队”成立了。
那时陆战队还没有配备坦克，但为了充实战斗力，在1932年的第1次一·二八事变”中， 日本编，制了装备有比卡兹·克劳斯雷装甲车和比卡兹·卡登，洛依德装甲车的坦克队，在1 937年的第2次“一·二八事变”中，日本又编制了装备了八九式坦克及国产装甲车等的坦克队。
比卡兹M25(2 5型)的数据如下。括号里的是M 2 3的数据。
全长：5.02m(4.8 3m)
全宽：1.87m
全高：2.58m(2.56m)
底部地上高：2 5 0mm(一样)
动力系统：4汽缸柴油机(3 0hp)
装甲(重要部分)：5.5 mm—6.
5mm
重量：4.8 5t(4.77t)
武装：比卡兹水冷式7.7mmRC机关
枪×2
枪弹基数：3500发(另有型号为6000
发)
续航距离：200kin/h
乘员：4名
枪塔上有4个枪眼，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它是可以换的。枪塔上还装着照明灯，也是可以取下来的。
比卡兹·克劳斯雷装甲车是被海军最早使用的，但是以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为契机， 日本陆军也向英国购买了同样的比卡兹·克劳斯雷装甲车。
这款装甲车主要配备给了多门中将率领的第2师，与投入这场战争的比卡兹装甲车一起被编制成了“坦克队”。但由于中国士兵和人民奋起反抗，他们破坏了奉天市(现今沉阳市)的街道和铁路沿线要地，日军只能派兵去保护这些地方。
日本军队从步兵部队招募宪兵，因为给他们也装备克劳斯雷装甲车，所以招募了很多。在这些比卡兹装甲车中，有些配备的是实体橡胶轮胎(把橡胶轮胎沾在车轮上)，也有些是充气轮胎型，所以应该是型号23与型号2 5混合而成的。
比卡兹·克劳斯雷M23和M25都装备有2挺比卡兹的7.7mm机枪，而且车体上都涂有三色的陆军式伪装色。
在之后的第7年，战火一直燃烧到了上海，最后发展成了第一次“一.二八事变”。海军陆战队为了加强对上海的中国守军的进攻，把在山东战场上作战的比卡兹·克劳斯雷的数量变成了9辆，并在每一辆的车体上都描绘了军舰旗的标志，车子的缓冲器上也标有“日本海军x号”的字样。
上海市的街道里有各国的居留民和租界，而中国军队也在租界的大楼里做着顽强的反抗，战斗异常激烈。虽然如此，但因为上海是国际化的都市，道路都是柏油铺好的，所以克劳斯雷的行动进行的极其迅速，它在战斗及联络、搬运负伤者等多方面都很活跃，极大地发挥了装甲车的威力。
桑夏蒙和比卡兹轻型坦克
日本为了学习坦克开发技术和构建装甲部队，从法国进口了雷诺FT轻型坦克，并进行了运用训练和野外的障碍物突破、破坏任务等实验。结果表明，在野战筑城教学范例中记录的做成各种壕或障碍的铁丝网，它都能很容易地通过。
与此同时，他们也让从英国购来的比卡兹C型和雷诺轻型坦克一同进行了野外的运行训练。训练结果表明它们都能发挥充分的战术机动性。如果是追随步兵的战斗，它们迅速的机动性能为将来的战术提供很大的帮助。
但是如果一直这样持续进行运动战的话，坦克也会生出很多故障车。这样就要求进行国产坦克的开发。但另一方面，作为用于一线坦克的辅助坦克， 日本还是购买了当时成为话题的法国轮、履并用的桑夏蒙坦克和英国的同样也是轮、履并用的比卡兹装甲车等来作参考，并很快就对它们做了部署。
从英国引进到日本的这款车名字虽然是比卡兹，但它一般的称呼是轮、履式装甲汽车，它的炮塔是圆形的。而法国的这款桑夏蒙被法国人称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坦克”，它在状况良好的道路上用轮子急速行驶，在原野上则使用履带行进。当时这些桑夏蒙和比卡兹并用坦克曾被吹嘘完成两种机构的转换只需要几分钟，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驾驶员继续开车的情况下，利用引擎的动力完成从轮式到轨道式的转换需要10分钟。如果要完成相反的转换，还要先用随车带着的底座支撑起车体，再让车轴反转，这样就要花去10多分钟的时间。
日军一直希望这些并用坦克能够很便利，在野外、路上都能快速地行驶，但实际上它们这两方面都不符合要求。
陆军中也有一部分人一直在观察这款车是否适用于长距离行军，但最终桑夏蒙只成为了高射炮部队的参考车。另外一款比卡兹也仅作为参考物被展示了一下就没有下文了。有记录说另外还引进了克里斯蒂并用车，但并不清
楚引进的是哪一种型号的。
桑夏蒙装甲车主要性能数据。
车长：3.6m
车宽：1.865m
车高：1.756m(装轨时为1.5 5m)
速度：装轮时20km/h
装轨时5km/h
车轮装置：前轮操向轮(实心轮胎)
后轮起动轮(利用前后轮共用的抗重
机手动抬起)。
履带装置：用匡固定车体，无弹簧链
条起动。
在驻英技术武官的推荐下，日本还引进过英国的斯特劳斯拉装甲车来作为参考兵器，并对它进行了测试和研究。这款装甲车也是轮、履式并用，当时人们纷纷议论说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车子，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它的构造是这样的，在4轮驱动式的车轮上装上履带状的东西就变成了轨道式，和克里斯蒂是同一种样式。
他们对斯特劳斯拉装甲车进行了行驶研究，结果表明它的马力极大，但是变成轨道式之后，和其他车比起来，路外的运动性不够充分，而且操向性也不够，行动力也不足。所以它也没有作为陆军的辅助车辆的实用价值。
比卡兹型7t坦克
1930年，日本陆军从英国比卡兹公司购买了比卡兹7t轻型坦克来作为参考兵器。它被日本陆军所看中的特征主要是：它采用了气冷式汽油引擎、履带是使用的高锰钢制成的、还装备了马尔科尼式无线电装置。
这款坦克是在1928年设计完成的，1939年开始面向海外生产。它的出口方向有：玻利维亚、保加利亚、中国、日本、爱沙尼亚、芬兰、波兰、葡萄牙、苏联等很多国家，非常受欢迎。
7t坦克有A型和B型两款。A型与当时主流的机关枪重点说相一致，它在左右各装载了一座配备有7.7mm机枪的枪塔，形状非常奇怪。
在车内还增添了很多新的装备，如把机关室和战斗室隔开的防火隔离墙、装上了耐久性很好的树脂小履带的改良型悬挂物，同时还更新了车内通信装置。这款车的后期型号还装备了马尔科尼短波无线机SB-1A。
这款比卡兹7t坦克并没有配备给英国陆军，它主要是用于训练。
比卡兹7t坦克的有关数据
重量：7.3t
全长：4.5m
速度：35kin/h
武装：2挺7.7mm比卡兹机关枪(两
枪塔并立)
装甲：l 7mm
引擎：水平反向型，4汽缸汽油输出，
功率80bp
悬架装置很简单，但性能良好。履带重量轻，但抵抗力大。而高锰钢日后也作为日本坦克的标准材料而被采用。作为用于车辆的无线联络装置，其特点是小型轻量，天线是直立的钢杆，但因为通信距离太短而没有被采用。
卡登·洛依德比卡兹轻型坦克
20世纪20年代初期，日本从英国引进了比卡兹公司制造的卡登·洛依德轻型装甲车，把它作为以搬运弹药为目的装甲搬运车。
为了验证它是不是能在战场上使用，1931年3月到9月这段期间，把它借给步兵学校来进行实用测试，并总结扩一些意见：
1.虽然作为坦克它的威力不是很充分，但它有作为坦克队的辅助车辆或步兵用装甲车的价值。
2.应用了民用汽车的零部件，构造和操作都很简易。
关于它的细节部分，有如下几点：
1.车在高低不平的地方的潜行行动很敏捷，速度也很快。但因装甲薄，越沟能力不够。而且眼界狭窄，死角大，因此战斗能力也不足。
2.作为坦克的辅助用车，它可以适用于搜索警戒、指挥联络、以及搬运弹药燃料等方面。
3.如果作为步兵用车，对于反空、反坦克，它能有效完成搬运、发烟、消毒、补充弹药等任务。
4.悬架装置的缓冲作用不太好，因此乘坐稍有不适感。还有来自骑兵学校的意见，他们很希望这款车能够成为装甲车队的辅助车。
当要重新设计这款装甲车时，步兵学校的教官们却提出了以下意见：
1.如果要把它设计成既能作坦克的辅助用车，又能做步兵用车，它就要满足各种要求，这样反而会不尽如人意。因此要以简易为宗旨并特别要求再根据被牵引车的情况分别加以解决。
2.重量控制在两吨以内，再稍微增加一些长度，使越沟更容易。装甲只要能抵抗子弹破片和步枪普通实弹就行。武装为1把轻型机枪，要尽量放宽射击范围。
3.并不要求它拥有步兵用车的武装，尽量减轻重量。改善悬架性能。乘员2名。
陆军上层十分赞同这些步兵学校的意见，这些也成为了后来开发九四式轻型装甲车的基本原则。所以也可以说九四式轻型装甲车是在卡登·洛依德轻型装甲车的母体上开发而成的。下面就来列举一些卡登·洛依德轻型装甲车的基本数据。
整体布局：结构简单的履带轨式。2名乘员并排坐，中间夹为动力。没有炮塔。
重量：2.5t
全长：3.5m
机关：福特引擎5 5hp(改装自希德
雷气冷式引擎)
武装：1挺比卡兹7.7mm机关枪(因此
这款车也被称为机关枪坦克)
装甲：6mm
最大公路速度：50km/h
最大越野速度：35km/h
越壕宽：1.5m
卡登·洛依德坦克的作战
日本陆军购买了卡登·洛依德VI型装甲车后，也让它在步兵学校和骑兵学校进行了实用测试，并且认为可以把它投入战场。
当初陆军是把它当成骑兵的辅助车辆，但它只有2名乘员和1挺机关枪，攻击力并不足。与其说是坦克，倒不如说它主要的任务是拉着被牵引车(拖车)运送弹药。
海军也向比卡兹公司定做了此车，不过他们还附加了一些要求：小型、可以随机应变，在稍稍不平整的地面上也能行驶。于是比卡兹公司制造了VI型改良后的VIb型轻型装甲车。
与陆军购买的VI型相比，VIb型的悬挂装置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装甲帽盖也合为了一体，变的更加具有稳定性。
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购买了几辆卡登·洛依德，取它的首字母把它命名为“卡式机枪车”。他们在车上插上军舰旗，标上号码，并装上了7.7mm的比卡兹MK.I型机关枪，把它作为坦克部队的微型坦克活用，在很多方面，如地域的警备、战斗时的联络工具等等。
根据当时的记录，不仅是上海陆战队，这款卡式机枪车还装备给了为应对纷争而由舰艇的船员支援组成的陆战队。可以推测当时有很多辆这款车在被充分地使用。
不过，陆军只是利用了这款卡登·洛依德轻型装甲车的特色，即在后部牵引拖车，来搬运弹药和物资等。他们并没有像海军一样，把它应用在外地的纷争上。
作为既小型又运用简便的轻型坦克，这款车的运用·范围其实非常广泛。除了搬运弹药和机械材料，它也可以成为陆军习志野学校的毒气散布车、消毒车等，还可以作为发烟车的开发参考车，总之，它能用在很多
方面。而且还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数据资料。
不过，普遍认为日本陆军只是把这款卡登·洛依德轻型装甲车配备给子步兵学校，让他们用它来进行实用训练，并没有让它投入对外战争中。
雪铁龙·凯格雷斯装甲汽车
作为“在雪地和砂地上都能行驶的汽车”，雪铁龙公司制造的雪铁龙·凯格雷斯是1 920年前后的话题车辆之一。
这款车的前轮还是普通的轮胎，但后部却不是车轮，而是装着无限轨道式的履带。其实在制造它的时候，只是觉得它是一辆有变化的车。但是后来法国让此车从北向南纵穿了撒哈拉沙漠，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使全世界都为之惊叹。当然穿越如此灼热的地带，补充车的冷却水是相当辛苦的。
雪铁龙·凯格雷斯纵穿撒哈拉沙漠这件事引起了各国军事车辆研究者们的兴趣。传闻说美国陆军对此车作了很大程度的研究，注意到了此车穿越不平整地区的能力，如果它还能适应泥泞地区的行驶的话，那说不定就能成为坦克的代替品。据说前苏联陆军、蒙古等也把它作为能在戈壁沙漠上行驶的车，计划引进此车。
还有英国也购买了此车。英国王室的王妃和女性王族试乘后，评价此车“是具有骆驼所有优点的汽车”。因而就使凯格雷斯更加引人注目了。
对于像这样成为各国军队共同话题的车子，一向喜欢新事物的日本陆军当然不会保持沉默。为了测试此车到底适不适合军用，以陆军技术总部汽车班的长谷川正道炮兵中校为首，要求立即与法国的雪铁龙公司交涉，购买这款凯格雷斯汽车。
在1922年，日本购入了几辆凯格雷斯车，其中一部作为技术总部的测试车辆，还有一部用来做少尉以上军官的指挥车，其他的作为骑兵学校和步兵学校的参考车辆。
凯格雷斯车在不平整地面的测试
凯格雷斯车在不平整地面的测试主要是由陆军技术总部汽车班来进行的。地点是在北海道旭川的积雪雪原和石川县栗崎的海岸。穿越雪原的测试是1924年进行的。
凯格雷斯车穿越雪原的性能十分良好。在北海道的严冬期，雪一下就会凝固，而它在道路外也能很顺利的行进。只是速度平均每小时会慢大约4.8—6.4km。
就算把橇道设置成20英里左右，而且坡度也相当大时，这种车还是能够登上去。当倾斜角为1/3时，登坡很容易。在地面状态下，就算坡度是1/2，还是能登上去。
履带陷进雪中的深度是：1尺(30.3cm)的积雪大概是3寸(9.09cm)、3尺(约lm)的积雪大概是5寸(约15cm)，如果深度达到7寸(约21cm)，雪就会在车轴和差动机上凝固，导致车子最终不能运行。因而7寸是能否行驶的限度。
其实，凯格雷斯车在日本北海道做的试验并不能完全满足军方的要求，车辆能否正常出勤与雪的软硬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在降雪中行驶时，履带会被埋下而不能动，而在雪已经凝固成冰的原野上就能自由地行驶。这款车的车底与地面相隔仅有25cm左右，所以如果雪很软的话，底盘就很容易触地，然后导致车子无法正常行驶。但是他们证实如果改良此处，增加车底的地上高度，就算是在很深的雪中还是能够行驶的。他们还指出，在严寒地区，车子的冷却水会冻住，所以有必要在其中加入一些酒精。
第二项为沙地行走测试，是7月份在石川县的栗崎海岸进行的。选的地点是像沙漠一样的地方。
测试的结果是这样的，比起雪地上的行驶，沙地的运行要稍稍容易一些。也就是说行驶速度也加快，陷进沙里的深度也浅了。测试地点的海岸的沙地很深，深到能没过徒步者的军靴，汽车也能没过12cm。
但是，因为凯格雷斯车的前轮会被埋下去，不能够做充分的转弯，旋回比普通的要大出3倍左右。而且冷却水也会变得相当热，每行驶30分钟就因发动机过热而有必要换水。
凯格雷斯车的构造如下：
凯格雷斯车的特征是前轮还是普通的轮胎，而后轮则是履带式，即在前后大转轮上面装上橡胶制的履带。大转轮之间还有4个小转轮。动力只传送到后转轮，前方的转轮只发挥引导轮的作用。
橡胶履带内侧有十几个导轨，但它们并不是与起动轮连接着回转的。起动轮是双车轮，它与引导轮之间围着橡胶履带，它卷着有张力的橡胶履带来使它回转。
前后转轮之间并排着4个小转轮，它们两个两个地并排在一起支撑着车体的重量。前后两转轮之间还有中央轴，这样就正好把履带部分整体变成一个转向架，使汽车在凹凸不平，有沟有坡的地面也照样能够不费劲地行驶。
在积雪地上行驶时，会在前轮上装上小撬，使它在雪地里也不会陷下去。另外，在雪地和沙地陷下去的方式并不一样，所以雪地用的履带会比沙地用的更宽，履带也可以根据地形来变换。
凯格雷斯车行走的机械装置与普通的汽车的构造大致一样，但它有一处特殊构造，在转弯的时候，变速机齿轮的回转是左右分别变化的。
陆军技术总部把在积雪地和沙地测试的数据都收集了起来，好为以后的使用做参考。不过后来因为“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在大陆的战线延长了，凯格雷斯车就只是这样送给了积雪地部队来使用。还有一支配备了此车的部队参与了“九一八事变”，虽然不是很确定，但他们认为此车作为指挥官车的价值很小。
火炮牵引车辆
一直以来，日本陆军的火炮主要是靠军队的马匹来牵引。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欧洲的战火扩大后，不管是传到日本的驻海外武官的报告，还是一般的新闻，都表明汽车也开始承担起这项任务了。
当时欧洲的战争正朝着胶着状态的堑壕战方向发展，往战场运送的火炮有很多都由马改为汽车来运送了。而且可以看出野战的移动也开始运用卡车等，有向着机动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这样的海外状况给了日本陆军一个刺激。他们决定开始进行火炮牵引车的研究。1917年，为了获得重型火炮牵引车方面的参考资料，他们向美国一家公司求购了其生产的4轮驱动汽车，并用这些车拉着陆军的三八式150mm榴弹炮及120mm榴弹炮，在东京附近进行了试验。
结果是这样的，在装载1.5t、牵引4.5t(150mm榴弹炮及120mm榴弹炮)的情况下，它在平坦道路上的运行速度不会超过7.5km/h。
陆军决定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从1918年6月到7月，他们用履带式的荷尔特45hp牵引车、履带式的贝斯特40hp牵引车、FWD4轮驱动车、4t自动货车等在东京以及箱根附近进行了四五式240mm榴弹炮、三八式150mm榴弹炮和三八式100mm加农炮的牵引测试。
测试结果是这样的，作为240mm榴弹炮用的牵引车，荷尔特牵引车基本上适合，但贝斯特牵引车的马力不够。
另一方面，FWD4轮驱动车能够牵引100mm加农炮，4轮自动货车也能牵引150mm榴弹炮。总的来说，通过这次测试，日本陆军了解了作为火炮牵引车的特性和火炮的关系等重要信息。
从那以后到1921年，他们一直把荷尔特5t牵引车作为用于牵引1 00mm加农炮的牵引车来进行试验。
用三八式100m加农炮来测试它是否适合，结果确认它能够适应实际运用。经过一些改造后，把它作为1923年成立的野战重炮第7连队和第8连队的火炮牵引车，并采用了规范的样式。
它性能测试的结果如下：
牵引能力：在野战重炮兵用马牵引能通过的道路和地形上，大体能以3挡行使。就算在用4匹马牵引都很难通行的狭窄的险路上，牵引车也能够顺利运行。
倾斜登行：能登上坡度为l8°的旱田，坡度为45‘时就不能。有些坡很陡，用马牵引很困难的地方，牵弓/车却能轻易地通过。
速度：在普通的道路上行进速为9.0km/h，在平坦路上的最高速为10.0kin/h。与用马牵引相比，它最显著的缺点是提速慢。
火炮的重量：三八式100mm加农炮为2.594t，试制的100mm加农炮为2.847t。
荷尔特5t牵引车
日本当时试着成立了汽车牵引的100mm加农炮部队，但并没有能生产牵引车的制造商或工厂，因此只能暂时让军用汽车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研究进口牵引车。研究的结果是采用美国制造的荷尔特5t牵引车。
这款车除了5 t，还有1 0t车、120hp车等各种型号。其实本来的用途是农耕用牵引车。但后来荷尔特5t牵引车被美国陆军所采用，所以就脱离了农耕车的外形，改为了军用形态，速度也提高到了9cm/h。
耕作用车一般都会采用防滑效果很好的带突起的履带，但本车装的是适合道路行进的平滑的履带，在软地上才会装上防滑用具。车辆的构造坚实，性能良好，作为军用车在各国制造的车中属出色之物。
但是从日本陆军的角度看，它还是有些不足。他们改造了一些地方才开始使用它。其中有一点就是，不管是变速还是行驶，操纵系统都得先停下来才能进行操作。这一点稍嫌不完美，所以他们换了更好的变速机。
在1924年的秋季演习中，这款荷尔特5t车作为100mm加农炮队首次参加了演习。但结果却招致了机械科步兵的恶评。
在遭遇战的状况下，炮兵阵地的布署根本赶不上战况的变化，所以部队受到了批评。之后便把荷尔特换成了4t自动货车。它速度快，能够跟得上战况的变化，但它的差动机却受到了损坏。这应该是因为4t自动货车差动机的强度无法承受火炮的高速牵引吧。
30型荷尔特牵引车
到1931年，重炮兵部队配备的5t荷尔特牵引车的破损已经十分严重，到了该更新换代的时候了。当时替代的日本国产3t牵引车已经完成，正在进行样式规范化。但是它的生产量还不够，没到能够全部替换部队装备的程度。
因此，只能向美国的一家公司定做一部分车辆来补充。但是这家公司已经停止了5t牵引车的生产，取而代之的新5t车：被称为30型，并且全部实行农耕型化。履带采用的是防滑型，不能承受路上运行，乘员席也很窄，速度更是只有7km/h以下。
陆军对此表示了些许不满，不得已只好要求他们更换履带，使其适用于路上行使。而且决定只向他们订购一个连队需要的量，另外一个连队都由国产的3t牵引车来替代。
其他型号的车辆
与荷尔特5t相比，荷尔特30型的速度又慢，灵活性又差，它牵引野战重炮的评价很低。不过话说回来，在搬运重量很重的货物时， 日本的国产车就比不过它了。从全国各地的要塞构筑、要塞炮的设置、240mm列车炮的分解移动再到炮兵工厂的各项任务，它都能顺利的完成，被工兵部队视为珍宝。
20世纪20—30年代，以做测试为目的，从海外求购来的牵引车还有很多，但真正采用了规范样式的只有荷尔特5t和3 0型。贝斯特、克雷顿、FWD等作为各炮兵部队的准兵器而被使用。
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荷尔特5t牵引车作为火炮牵引车在中国仍然很活跃，之后它一直被长期使用着，直到完全实行日本自行制造。
除了荷尔特，还从美国引进过福德森牵引车。这款车也不仅应用在牵引火炮上，它也可以用来搬运重物，作探照灯牵引车、军用地的农耕车、工厂的搬运车等等。它还被当成研究车辆的应用车而被改造，总之用途非常多。
日本的火炮牵引车，是作为这些进口的各种牵引车的后继车来开发的。但是日本的车中没有能与30型的动力相匹敌的。
日本早期坦克设计思想透析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奇哈车一一即九七式中型坦克为了适应大批量生产的需要，制造采用了规范化的样式。到1943年为止，包括改良后武装强化型的九七式中型坦克(奇哈改良型)在内，总共生产了2123辆。
尽管这个生产量少于九五式轻型坦克的生产量(2375辆)，但论起实力的话，可以说九七式中型坦克才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装甲部队的主力坦克。
试制第1号坦克以来，已故的原乙未生先生一直在陆军技术总部从事坦克开发工作，他在私人版的回忆录中对九七式中型坦克的研发动机如下写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陆军最先表现出了对坦克的兴趣，并较早地买现了装甲车的国产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们便把八九式中型坦克(原本是作为轻型坦克来开发;但经反复改良后重量超过了10t，因此被划分为中型坦克)以及九二式重型装甲车和进口的装甲车一起投入到大陆的实战中。
这期间，1933年2月至3月，日军开始入侵中国的热河地区，作为坦克和配备了汽车的步兵相结合战术的优越性的象征，川原挺进部队的活跃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川原挺进部队是在第16旅长川原侃少将指挥下的一支部队。它是由一个配备丁运货卡车的步兵连队和临时派遣坦克第1中队(队长为百武俊吉大尉)编合而成的。后者拥有5辆八九式坦克和2辆九二式重型装甲车。 挺进部队冲在坦克的最前头，以迅猛的行动以及坦克部队狠辣的战斗状态击败了中国军队的大部队，然后展开了以速度取胜的追击战，取得了极大的战果。
然而这时问题出现了。卡车在平坦的道路上最高速度仅为40km/h，八九式坦克的最高速度只有25km/h，协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御阵地之后的机动中，只能将坦克留在后方，把武装和装甲都很弱的九二式重型装甲车推到最前面进攻。 (若比较武装和装甲的话，八九式坦克装备有1门口径为
77mm的短身管坦克炮和2挺口径为6.5111itl的机枪，装甲厚17mm。而九二式重型装甲车只装配有1 门口径为13mm机关炮和1挺口径为6.5mm的机枪，装甲仅厚6mm)
因为有了这样的国内演习的经验和战争教训，便产生了制造“能跟车载部队一起行动的坦克”的呼声。于是就在当时技术总部的首倡下开发了九五式轻型坦克。
在决定样式规范化的第十三次军需审议会上，关于九五式轻型坦克还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实际使用坦克的部队提出了“如不再把装甲做厚一些的话，便没有了作为坦克的价值”这样严厉的批评。但坦克原本就是最优先考虑机动性能的技术开发部制造的，所以装甲防御旨力不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原乙未生中校一直就很明确地认为，作为后继八九式坦克的主力坦克，必须具备足够的机动性能、防御力和火力，才能够担当起机械化部队的主轴。这个机械化部队还包含着配备了汽车的步兵部队。
当时苏联经常被当成是潜在的假想敌。在苏联，T-26轻型坦克和BT快速坦克已经实现了实用化。T—26轻型坦克更拥有高初速度，口径为45mm的长身管坦克炮。知道了这些的原中校，更是认定为了对抗它们，应该大大地提高坦克炮的威力。
但是， 日本陆军对于坦克的态度并没有出现质的升级，其中最为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坦克是直接支援步兵攻击的武器，因此，抵御敌军坦克攻击的工作，应该交给速射炮来解决。”而与之遥相呼应的观点是：“与欧美相比， 日本的工业基础落后，财政状况也不好，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实现对抗苏联就不是用一般办法能解决的课题了”。
而且对于今后设计生产的新型坦克的性能，使用方和指挥高层的期望也很不一致。
参谋总部希望汇集坦克，广泛地来运用它们。他们和陆军部的组织预算部门持有的思想是要更多轻型坦克，并把机械化部队按照常规来组织。因为他们认为作为步兵的支援兵器并不需要性能十分强大的坦克。
然而，从事教育、训练的坦克学校的相关人等却强烈要求高速、高性能和高装甲防御能力的坦克。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 中国战场上实际运用坦克的部队也要求尽量制造轻型的坦克。这是因为受到了以下等因素的影响：满洲等地区的道路、桥梁状况都很恶劣，而且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的码头、运输船等的起重机也只有不满15t的吊起能力。而且就算有好的想法，但限于日本的财政状况，也基本不可能在短期内改进所有的设施。
尽管如此，日本陆军技术部还是考虑了作战部队、坦克培训学校的意见，制作出了技术部关于坦克问题的国会提案。上文讲到的原先生对那时候的情况做了如下的说明：
“设计部门预先就与当局协商了坦克的战术指标。坦克学校的意见是：装甲厚25mm以上、攻击力与现有式样相同(引用者注：也就是说与八九式坦克同等的口径为57mm的短坦克炮就行)、障碍通过能力也满足于现状。最大的期望是提高速度，而且希望重量比现有的八九式坦克相比还要轻一些。基于以上条件如果采用各种新构造的话，估计重量大概是15t。用兵部(注：陆军部中枢及参谋总部等)的意见是：希望在限定的预算范围内，筹备尽量多的坦克;为了降低造价，极力轻型化，希望能比现有坦克更加轻型;当然希望速度也能有所提高;但攻防能力、障碍物通过能力就算比坦克学校要求的还低也无所谓;提议以轻型坦克为主力坦克。根据调查，如果遵循后者的条件，为了寻找新的方法使主力坦克达到几乎是不可能的轻量，必须要过度地使用特钟钢材，这样在预算上反而会划不来。同时设计部门也怀疑现有的27倍口径57mm短身管坦克炮是否符合未来发展的方向。作为设计者，与其说是技术上的制约，倒不如说是收到明确运用方针的指示后，感到自己有义务去实现这些性能。因此，他们采用两方的意见，不得已试作了两套方案。”
原先生在字里行间，让人强烈地感觉到他对于增强攻击力的意向没有被采纳的焦急心情。
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7月22日召开的第14次军需审议会上，基于观点不同双方的两种意见，提出了两个研究方案来审议。
加登川幸太郎所著的《帝国陆军装甲部队增补改订版》(原书房1981年刊)里这样写到：“样式规范化之类的，大体只是形式上的东西。各有关部门派出的干事，所提出的提案已经由干事长统裁磋商好了。上次的审议会(注：也就是决定九五式轻型坦克规范样式的第13次军需审议会)还提出了‘通过还是不通过’的发言，这次围绕坦克设计方针却并没有这样预先磋商，意见当然也得不到统一。于是那时提出了两个意见的议案来审议。这确实是没有先例的一次审议会。”
这次审议会还是围绕装甲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根据加登川先生的附记，作为审议会的议案而提出的《新样式中型坦克的设计方针》和说明资料：《新样式中型坦克各预定数据表》的要点如下所示。
《新式中型坦克的设计方针》
第一：设计方针
此方针研究的是代替八九式中型坦克，用于支援步兵的主力坦克。
与九八式比较，其预计能力如下所示：
第一方案
一、改善装备：即把57mm坦克炮以及车载机关枪改为新样式。
二、改善防护：以对抗近距离的37mm级的反坦克炮为目的，增强装甲能力。
三、改善速度：考虑在阵地内、阵地前的地形里的实际速度来提高速度。
四、与八七式相比，重量不能有明显的增加。
五、越沟距、登坡能力等大体都以八九式为标准。
六、改善了望装置和无线电装置。
七、战斗室容积与八九式相等。
第二方案
一、减少武装。
二、改善防护：以对抗中等距离的37111117级的反坦克炮为目的，增强装甲能力。
三、考虑到在阵地内、阵地前的地形里的实际速度，稍稍提高速度。
四、与八九式相比，重量要轻。
五、登坡能力以及越沟距大体上以八九式为标准。
六、改善现有样式的无线电装置。
七、减少战斗室乘务员一名，即要缩小空间。
第二 理由的概要
第一方案
增强武装、装甲及速度。越沟距、登坡能力基本上以八九式为标准。允许由此而必须增加的重量。
第二方案
以减少重量为主要着眼点，增强装甲、速度，机械装置可与九五式相同。减少武装，还要缩小车内的空间。
第14次军需审议会是围绕九七式中型坦克的开发问题来进行讨论的。就如本文所提到的一样，在这次会议上“装甲厚度”的争论又再次出现。
但这次的争论是围绕主力坦克的问题，因此要比九五式轻型坦克时的争论
加到了15.3t。
坦克炮也引进了九七式57mm坦克炮，它的初速度比八九式装配的九零式57mm坦克炮的还要快。威力也得到了一些强化。
以下，就连同部位构造一起来对九七式中型坦克的大致特征和机能进行一些介绍。
车体
奇哈车的车体，是把表面经过浸炭处理的防弹钢板铆接、熔接并用构造而成的。
基本上是：顺着车体形状的骨架铆接钢板。但对防水性要求很高的从底部到下部(地面往上lm为止)的部分钢板是用熔接的方法连接的。
如果亲眼看到奇哈车，首先最强烈的感觉是动力舱非常宽敞。
在车体内部大致中心的位置上设置了一道防火隔离墙。战斗室和机关室也被隔开了。防火隔离墙是由黄铜板、内含黄铜线芯的石棉板构成的。其内还含有耐火吸音材料。动力舱之所以大，是因为当时常用的柴油引擎的马力，其所需的容积和重量比汽油引擎的要大。
这是在九五式轻型坦克上也能看到的日本坦克的特征。据说当时日本的坦克研发者非常自卑，把自己开发的坦克称做“柴油引擎搬运车”。
在动力舱的上面，装配有向上的和斜向左右的两扇格子窗，向上的用于冷却吸气，向左右的用于排气。如果像这样，冷却的空气和带着热的排气在机关室的上方混合在一起，冷却效率会不高。正式生产型为了避免这一点，在向左右的格子窗的水平方向上装上了钢板，而1942年以后的后期生产型则把这部分作成一个整体覆盖在侧面，排气被改为向着挡泥板下的履带排出。这同时也改善了从格子窗经常会飞进弹片的状况。为了与从各个方向射来的敌军子弹不成垂直角，在装甲板上设置于倾斜角，这样构成了整体车身。命中的子弹在固定钢板的铆头处会形成圆锥形，考虑到避弹原因，在制造时一直强调射弹打在钢板上要极大地产生跳弹效应。
当然，铆接处如果被强力的榴弹或全甲弹打中的话，可能会有铆片向车内外乱飞的危险。所以有人提议全部使用熔接构造，但日本已经在九二式重型装甲车上做了实验，结果中弹的熔接部分也很容易的就脱离了，其他问题也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就连战争前期奇哈车采用的防弹钢板熔接在技术上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一式坦克首次从根本上实现了全熔接技术)。奇哈车只是把很难中弹的车体底用钢板熔接成一体。
设置好角度的钢板的厚度是：车体的前一半的主要部分(前部和侧面上部)为25mm，侧面下部和后部侧面为20mm，上部为10mm，底面为8mm。
在进行抗打击试验的时候，据说主要部分的装甲能够抵挡住从150m外射来的日本九四式37mm反坦克炮。然而，之后从中国军队缴获了一辆德国制造的37mm反坦克炮Pak36，1939年春季前后用它做了实验，不用说150m，就算是从300m外射来的也能轻易地射穿。
最终，在用Pak36作完实验后不久发生的诺门坎事件中(5—9月之间，拥有4辆九七式中型坦克的第3连队投入战斗是在7月上旬)，这个防御性能的不足导致了一场悲剧。吉丸清武连队队长乘坐的奇哈车被苏军的45mm反坦克炮击破，吉丸上校等战死。
然而，即便如此，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坦克装甲防护力所存在的性能缺陷也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善。其原因在于日本陆军和海军一直有着”‘重视攻击，轻视防御”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再加上落后的基础工业，因此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组成一个技术攻关组，以对坦克的防护性能采取有效的改善措施。
在车体前半部分的战斗室里靠近右边的地方，安装了炮塔，车长和炮手的位置也在这里。为了能看见外面，在前部右侧炮塔下设有一个带着突出圆形部分的驾驶席。在驾驶席突出部分的前面，装着一座附有窥视孔(宽2mm左右的细长缝隙)的装甲门扇，其左右也各开了一个窥视孔。
为了保护乘员免受射中装甲板、化成雾状体的枪弹的碎片和铅片的伤害，窥视孔的里侧安装了可以更换的防弹玻璃。驾驶员平时可以打开装甲门扇，看到前方。战斗时就要把它关上，只能通过窥视孔来视察。总之视野范围是极其受限的，要一边从这里看外面，一边进行操作，需要相当好的直觉，当然，熟练程度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为了安装潜望镜，在突出部分的上面有一个小盖来解决。
固定机枪的机枪手兼无线通信手被安置在车体前部的左侧。固定机枪的左上部装有一个用于视察外部的窥视口。机枪手头上方有一个前开式进出用的舱口。除此以外就是还有一个手枪射击孔。后来，包括用于视察的窥视孔在内的各种小装甲板开孔在防御上成了一个弱点。根据这个经验，奇哈车车体侧面仅有这个手枪孔。车体的最前部是放变速机和一些转向装置的地方。车体的前后左右都装有薄钢板制成的挡泥板，前部的挡泥板有短的和长的两种类型，长的突起在起动轮上。这两种类型从初期生产型到后期生产型中一直都存在着。在前部挡泥板下面，挂着用来抑制沙尘的橡胶板。但在太平洋战争中都掉了下来，所以后来很多坦克从一开始就不装了。排气管的消音器附有防护网眼，它装在于后部挡泥板上。在右后部的挡泥板上装有扛重机，圆铁锹，十字锹等工具类的东西。小工具放在左后部挡泥板上的工具箱里。在后期生产型中，动力舱上面的形状有了一些变化。安装工具的地方和工具箱被移到了机关室的后面。
引擎·行走系统
在很大的引擎室内，配置着日本引以为傲的坦克用柴油引擎SAl2200VD和润滑油槽、燃料槽。燃料槽在底部左右各有一个120升的，再加上后部辅助用的6升的，一共装配了246升的燃料。考虑到被敌军射穿后引擎室的安全，尽量把它设计成主燃料槽能装入下部较低的位置的形状。润滑油槽也是效仿其设计的，它的容量是45升。SAl2200VD是汽缸的气冷式柴油引擎。其标准功率为150hp(每分钟1500转)，最大功率为170bp(每分钟2000转)。
装甲车辆的气冷式引擎最早是从九二式重型装甲车开始采用的(九二式采用的是40hp的气冷式汽油引擎)。气冷式引擎之所以被青睐，是因为假定战场在满州北部，冬季会降到零下20度甚至更低的温度，这样就非得使用不冻冷却液。它也省去了冷却器和冷却水的循环管，有利于装配的简单化和轻量化。
而且，比起汽油引擎，柴油引擎也不容易发生逆火现象， 中弹后引起燃料火灾的危险性也更小。也没有必要安装配置在汽缸上的点火插头等电气系统，这样就减少了故障部位，对日本坦克队来说，真是省去了很多的麻烦事。
虽然看起来好象全是优点，但其实柴油引擎的构造原理是先高度压缩汽缸内的空气，再喷射燃料导致自然发火，这样比起汽油引擎，它的重量和体积就一定会更大，每马力要求的重量自然也就更大。实际上，SAVDl2200本身重量为1.2t，加上燃料以外的周边装
置，合计占到车体总重量的十分之一以上。最后只能靠减少装甲厚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在战争阴云开始急速笼罩的时候，九七式中型坦克急需大量生产，仅靠三菱重工一家来生产SAVDl2200引擎也不够了，日立制造所也加入了生产行列。而两家的做法在最关键的地方却有所不同。
电气式燃料喷射泵是柴油引擎的心脏，三菱装的是进口的或是三菱自己制造的国外产品的复制品，而日立是把2个6汽缸用的引擎合装在一起。这就加重了战场上维护和维修的难度。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中，日军曾经把九七式中型坦克收集到一起集中使用，结果使本来就因连续故障而忙碌不已的维护部队更加应接不暇。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九五式坦克，它与八九式中型坦克乙共同使用A6120VD柴油引擎，它的构造简单，故障也很少，其高度的可信赖性受到部队的好评。引擎产生的动力，穿过间隔壁，通过战斗室床前的驱动轴，被传送到最前部的减速装置。在车体最前部的左右安装了最终减速机，它与齿轮式的起动轮相连。
转向装置直接装在减速装置的右侧，它通过驾驶员操控控制杆或踏板来进行运转。
虽说与八九式比起来，奇哈车的驾驶更加顺畅，但据当时的坦克兵们回忆，把握变档的时机和开动引擎十分困难，这是因为要把带动2个马达的黄铜制齿轮和主离合器的齿轮咬合在一起。
之所以说奇哈车最具划时代意义，是因为它首次在中型坦克中采用了附有中等直径固定橡胶轮胎的转轮和所谓的跷跷板式悬架装置。
九七式车体侧面附着装甲罩，其上有一组向水平方向搭着的线圈弹簧，装配着2组摇臂。摇臂上装有用曲臂连接的2个转轮。前后的转轮各通过自己固有的曲臂悬架在1条线圈弹簧上。
每侧的转轮数是6个，这比起八九式在外观上更加整洁，而且在不平整的道路上运行更加良好，同时也有利于轻量化。
只是由于当时没有良好的粘合材料，转轮的橡胶轮胎与内置电线的转轮本体之间的密合度得不到保障，这样就十分害人。长距离运行时，电线聚热从而熔化橡胶，会导致令坦克维护人员极度苦恼的脱落事故。
虽说后来采取了改善措施，即把与履带连接的中央部分弄凹下去，通过空气稍微地减少过热情况，但这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炮塔设计和武器的选择
全周回旋式炮塔安装在车体战斗室的靠右部。4块25mm厚，经过弯化加工的钢板铆接在其周围。它的上面熔接着2块10mm厚的钢板。
身为主武装的57mm坦克炮，也装备着二轴式防盾(上下为+20度/—10度，可向左右各转10度)。它沿袭了雷诺FT轻型坦克的风格，因此仅炮手一人就要负责瞄准、填装、发射的全部过程。防盾的装甲厚50mm。
九七式57mm坦克炮是短身管火炮。其基本形态与八九式中型坦克所装配的九零式57mm坦克炮没有太大的差别，但经过改善和改修发射装药后，炮口的初速度已由350m/s提高到了420m/s，发射时的炮身后座长由30cra减少到了25cm，车内的操作性能也改良了不少。
它的—上下动作和防盾回旋范围内的左右动作由炮手通过附属在炮架的垫肩来完成，可以说是人力指向式的坦克炮。因此采用了小型的，本体重量为107公斤，炮架47公斤。在炮架上装着倍率为2倍的直接瞄准器。车内最多能装114发弹药，基本上是榴弹和全甲弹两种类型。弹头重量约为2.58公斤。
弹药装在铝合金制的弹药箱内，形状和雷诺FT的很相似。
结合车内的配置场所，炮弹被分别装在容量为40发、3 6发、21发、和7发的箱子里。除这之外还在炮塔内壁上设置了一个10发的弹药架。坦克炮的最大射程能达到6000m。作为以直接协助步兵为基本任务的日本坦克的火炮，它的任务是对付敌方的机枪阵地，所以其穿甲能力并不高。根据日军的资料，该炮使用穿甲弹的穿透力在射程为100m时为25mm，500m时为20mm。
本坦克炮性能的优点在于它和反坦克炮一样，采用了半自动封闭式尾栓，这样标准发射速度为10发/分，训练熟练的话可以达到15发/分。
据说日本坦克兵在任何时间内都能很好地完成跃进射一一即瞬间停止后迅速地瞄准射击一一和低速机动时的行进射，就算用的是短炮身的低初速坦克炮，对准的是移动目标，还是一样能发挥很高的命中率。
1944年，经过配置转换的坦克第9连队前往海滨进行射击训练。在训练中，对于以lOkm/h的速度移动的坦克目标，射程为1200m时能发挥50%的命中率，受到了来视察的守卫队司令官的赞扬。另外需要指出的是， 日本坦克车队通常的交战距离为500m以内，也就说射击的精度还是很高的。
坦克的左侧配备有九七式7.7mm的车载机枪，即日本坦克独有的所谓“发簪型”的武装配置。因为这个武装配置，从上面看炮塔的形状是左后侧较长的椭圆形。
炮塔机枪通常是车长用来进行车外扫射的。瞄准眼镜安在枪体的左上都。该机枪由装卸式箱型弹仓(容量为20发)来进行给弹。由于战争教训还安装了枪身保护罩，但此枪的缺点是连续发射时枪身很容易起火。因此鼓励乘员实行三点射(扣扳机每次连射3发)，而不要把1个弹仓的子弹一次连续发完。车体侧面的固定机枪和它也是同一种类。包括预备弹(没有装在弹仓里)在内总共有4035发弹药。炮塔上装有车长用的了望塔。了望塔周围前后左右4个地方装有用于外部视察的窥视孔。窥视孔内侧有防弹玻璃防护着。
在了望塔上面装着形状独特的天盖。它的形状像围成一个圈的“]”形，内侧则是半圆锥形。在内侧安装全景观察镜也成为了可能。
全景观察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它利用三棱镜把外面的物体反射进来，再在了望塔内侧映出它的像。问过使用过它的人，但他们表示：“日本制的这种东西基本都不能用，所以也没有使用过的印象。”因此，战斗期间坦克长常悄悄地从了望塔探出头来视察外部的状况。其他国家的好象也是这样。了望塔的左侧装有夜间及黄昏时用来作指挥信号棒的车外信号灯(白天时会卸下来)。
用于车长向车内人员发号施令的命令通信机被安在炮塔左下的车体部分。虽然可以通过“向左”、“向右”、“速度增减”、“前进”、“运转停上”等12个按纽来传达命令，但是翻看战争记录，却鲜有它们被使用过的记录(全部都是用脚捅驾驶员的左右肩、背等地方来指示)。它们最终可能也只是和全景观察镜一样的东西。
在炮塔部分，主炮盾的左侧安有窥视孔和枪孔，炮塔的正左侧也开了枪孔。
炮塔周围还装有缠头布式的天线装置，它也是九七式中型坦克的一个特征。据说是由苏联坦克而得来的灵感，
但战斗时经常被损坏，因此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就有——些坦克不用它而改用通常使用的鞭状天线了。下面就来看看闩本坦克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
日军坦克部队在东南亚战场作战
1942年1月6日深夜，在马来半岛中心地区一条细长小路的路口，大多数由英联邦军队建造的圆柱形混凝土反坦克障碍随着巨大的爆炸声被炸得粉碎。
趁着黑夜， 日本工兵的敢死队埋下了炸药。他们也开辟着前进的道路。没过多久，几声爆炸声响起。之后工兵小队长就打出了“爆破完毕”的信号弹。
在离那大约1公里的一座小山坡上，坦克第广;连队第四中队队长岛田丰作少校一直在观察着。他对部队发出了“开始出发”的命令。这支部队装备有12辆九七式中型坦克和3辆轻型坦克。
“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时速8公里、不准点灯、车与车要相隔10米、向前突进!”
通过无线电设备听到岛田少校的命令后，中队的全体坦克纵列排成一列，把坦克炮头指向左右，开始哄鸣着向对方阵营驶去。
履带在月光照射下的柏油马路上擦出咔啦咔啦的声音的同时，岛田的坦克部队向着道路两旁橡胶林内的敌军有条不紊的行进着攻击。
不久，部队就到达了已经被破坏了的反坦克障碍处。每辆坦克到达这里，就有5到6名日军的步兵和工兵从草丛里站起来，按顺序跟着各辆坦克继续前进。
为了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支援岛田的坦克部队，其实已经有20名工兵和80名步兵提前到来了。他们准备好带着刺刀的步枪，为了保护抵近攻击的坦克，士兵密切注视着坦克侧面的地域，随时准备战斗。
这支集合了步兵和工兵的坦克部队把速度降到每小时4千米，整齐地向前推进。在越过了反坦克障碍的地点，到达离敌方阵地200米内的距离后，英联邦军的速射炮，机枪和步枪就渐渐开始了密集的射击。但是，日军坦克并没有停下来，12门57mm坦克炮和3门口径为37mm坦克炮随即开火，并向守军阵地逼：近。由于日军坦克乘员在中国战场有过较长时间的训练和演习，因此对车辆驾驶和武器操纵都较为娴熟，所以日军顺利攻入英联邦军队的防御阵地。
他们一直用坦克炮的垫肩压住身体然后窥视瞄准眼镜，接着在单手装入炮弹的同时几乎不停的迅速射击。有时从英军阵地打过来的机枪火网中混杂着大而耀眼的红光，接着红光“轰”一声击中了炮塔。这就是坦克的大敌一一反坦克炮(速射炮)。
对于主装甲厚达25mm的九七式中型坦克和主装甲厚度为12mm的九五式轻型坦克来说，在英军的炮火面前并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由于这两种坦克的装甲采用的是铆接工艺，如果是正面被直接命中，则会丧失战斗力。
“l1点方向，射击!”岛田少校刚向炮手发出命令，英军的2磅反坦克炮和其炮兵瞬间灰飞烟灭。就像这样，确认目标后坦克炮一个接一个的开火，前面的坦克如果有遗漏掉的目标的话，后面的坦克就将漏掉的目标一个一个的破坏。
岛田坦克队继续边前进边射击，不一会儿便纵向斩断了英军战线。在那期间，随着坦克前进的工兵和步兵却几乎没有受到损伤。
英军侵彻力很高的2磅速射炮对日军的坦克还是能构成一定威胁的，但由于射手缺乏夜间射击的经验，射出去的炮弹几乎没有给日军坦克造成损失。由于不少炮弹的射角较大，即使命中了日军坦克也未能造成致命破坏。再加上炮手对日军坦克的性能缺乏了解，仅仅对九七式的中型坦克的前装甲板进行了猛烈的射击，而忽视了对坦克侧装甲的攻击。相反，日军坦克炮手却利用2磅炮射击时产生的火光迅速地进行目标锁定，然后将这些2磅炮击毁。在夜间战斗中，射击技术的差别的确会对胜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对于英联邦军队来说，被偷袭后的混乱以及夜间作战经验的匮乏，加速了其军队的崩溃。由于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英联邦军队的装甲车、大炮很多都被日军坦克部队无情的碾碎了。
岛田坦克队突破第一线阵地后，迅速穿过了橡胶林。而很多在那里建立了临时帐篷营地的英军部队，对于战势的发展并不了解。与此同时，英炮兵阵地则根本还没有建立，大部分火炮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营地中间。岛田坦克队又捡了一个便宜，九七式中型坦克凭借树丛的掩护冲入了营地，将还没有清醒过来的英军打得不知所措。许多在帐篷中熟睡的士兵也都被日军坦克上的机枪射倒。而更多的士兵是向周围四散奔逃。岛田坦克队顺利地占领了橡胶林。大约天亮的时候，岛田的坦克部队在没有开炮的情况下，便歼灭了一直驻扎在后方的英军司令部和后备部队。之后岛田留下一直跟随着的步兵和工兵，让他们建立防线，遮断前线英军部队的退路。
而坦克则继续前行，直至占据了前方30公里的一条小河两侧的狭长地带，之后将建在河上的桥梁牢牢的掌握在手中。在军队主力到达这里之前，坦克部队死守着这个重要的渡河大桥。
15辆日军坦克和一个中队组成的日军进攻部队，成功突击了澳大利亚主力的2个精锐旅，彻底切断了他们的退路。那些从后方赶来的英军增援部队则遭到了日军坦克的伏击，还没展开就被日军迅速击溃。
据当时参加战斗的日军称，由于道路狭窄，大多数的英军卡车在路上依次中弹，简直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从车里逃出来的英军士兵们也全部被机枪歼灭。
就岛田少校估计，在这次进攻中破坏了200辆以上英军的卡车，歼灭了1000名以上乘车的英军士兵。
而那条细长小路一直被认为是控制着进人马来半岛第一城市吉隆坡的道路，同时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日本陆军在开战前制定计划时，预计攻破这里肯定需要2到3周的时间和大量的伤亡。
然而，连日军指挥部也没有想到，就因为根据一位坦克中队长的创意而构想的大胆战术，仅以2天的时间和少量的牺牲(岛田坦克部队有一辆小队长车被击破，车上所有乘务员全部牺牲)为代价，就能够突破一个有战略性意义的重要地点。
对英军来说，军事—上的失败与帕西瓦尔将军率领的英军司令部的重要计划被搅乱有关。这也最终导致了新加坡的陷落。(以上所述主要参考自《岛田坦克部队武士坦克队长的奋战》岛田丰作著光人社刊2003年)
高强度的训练和在大陆实战经验的积累使士兵和指挥官取得了最高水平的作战能力。 日本坦克研发机构通过近20年实实在在的努力也研究出了县有高度可依赖性的九七式中型坦克。可以说日本坦克部队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的这次首战胜利，是这些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在侵略马来半岛、占领新加坡的战斗中，不仅是岛田坦克部队，可以说整个日本坦克部队都以“出乎敌人意料的战术”为方针，制定丁破天荒式的集中抵近突破战术，给英联邦军队的指挥部门以极大的震撼。
但是，随着装甲和火力方面更加出色的盟军坦克的出现，就连在初战中以“电击战”的形式而活跃的九七式中型坦克也无法抵御美军M4坦克的冲击，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在战场上的主导权。日军坦克乘员为了体现所谓的“殉国精神”，和达到所谓“人车一体”的境界，纷纷驾驶着坦克与美军进行了同归于尽式的战斗，最后结果与坦克共同了化为灰烬。
作者：吴 希
美国和欧洲为保持航空航天高技术领域的霸主地位，除了高度重视对高新技术及装备的研制开发外，还不断努力推动航空知识的科普工作和早期航空教育，注重在青少年及广大公众中培养大批航空人才，以孕育航空基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航空大国开展早期航空教育的特点是：政府高度重视、组织体系成熟完善、民间航空活动广泛活跃。
政府高度重视
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很早就认识到航空模型活动对青少年有特殊的影响。例如，美国早在1913年就有民间航模团体，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个基层俱乐部和18万会员。美国总统里根在1985年第59届全美航模比赛大会上亲自写信祝贺说：“航空模型运动已经繁荣了60多年，你们从事的活动既富有乐趣又有教育意义，爱好这项活动的人所学到的东西远不止如何放飞和维护他们的模型飞机，我完全相信参加比赛的许多年轻人今后将成为飞行员、航空工程师或者其他专业中的佼佼者，他们将使美国航空和技术方面保持领先地位。”这是多么鲜明的观点，也正是美国一贯重视航空教育的深层原因。
美国联邦航空局长大卫·欣森在签署一份航空教育方针声明时指出：联邦航空局(FAA)对航空教育作出贡献和承担起义务已有较长的历史，国会赏识联邦航空局的领导作用并委任他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航空教育计划，由联邦航空局及各地区共同合作贯彻执行。他们通过开展各种公众教育来促进和支持青少年成长。
以上例子反映了美国政府对航空教育的重视程度。美国联邦航空局相当于我国民航总局，他们在全国设有12个航空教育资源中心，这些中心担负着指导教师、提供资料和录像带、讲课等任务。与这12个中心配合的还有美国航空航天局所属的10个研究中心，在研究中心都设有航空教育办公室，工作是为全国中小学教师组织讲座与实习等。美国国会和各级政府已把开展早期航空教育前置到儿童，对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少年儿童，就开始灌输航空意识。
早期航空教育的组织体系成熟完备
英国也非常重视航空教育，特别是飞行教育。他们认为，通过飞行实践不仅可以学到驾驶飞机的技术，也能增长航空知识，而且能加深对航空理论的理解。英国各级航空组织，都在积极开展早期航空教育和各式各样的飞行活动。
航空训练团(简称ATC) 该训练团是由英国皇家空军组织的，由空军后备役军官和社会上的航空业余积极分子组成，吸收13～20岁的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参加军事训练和飞行活动。航空训练团不要求一定参军，目的是为培养空军后备力量及青少年的优秀品质。他们有13个“体验空中生活飞行队”，有27个“滑翔学校”，全国共有40个联队，899个中队，112个直属飞行队，41368名学员，53架初级教练机，36架滑翔机，165架双座滑翔机。学员在16岁以前主要是体验空中生活，16岁以后可进行滑翔机单飞 ，每年约有2000名学员可达到单飞水平。
大学生飞行中队(简称UAS) 这个飞行中队是由皇家空军组织的。最初成立时只有牛津和剑桥两个大学中队，现在已发展到16个中队，近800名成员，有81架中级教练机。该队的成员，以读学位为主、飞行为辅，他们在业余时间可参加在空军场站组织的夏令营，抓紧可能的机会训练飞行。一般情况下，飞行中队的学员在读完大学后，可以达到90飞行小时。成立这个飞行中队的目标，并不完全是在大学生中培养飞行员和领航员，同时也为地勤和其他航空工科专业积蓄后备力量，所以飞行中队的学生还可以选修工程或航空运输管理等专业。
女子冒险团(简称GVC) 这是一个志愿的、穿军装的、13～18岁的女性青少年组织。女子冒险团每周活动一次至二次。他们的训练内容很多，其中包括航空原理、野营、射击等，另外还注意培养他们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创造性。这个团的飞行训练是由女飞行员负责带飞，每年可带飞1000多名女青少年。1964年成立的女子冒险团飞行俱乐部，大约有10000名成员上过天。17年来共有27000名成员参加过飞行。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赞助以及学员自己募捐。
航空童子军 主要成员是16岁以下的儿童。该组织的任务是培养少年儿童对航空的兴趣，从小树立航空志向。航空童子军得到英国政府航空部门的承认与支持，并由航空部门统一发给航空童子军徽章。在伦敦附近曾建立了童子军全国航空活动中心，并有专职人员和志愿教练员帮助训练。课程有滑翔、牵引升空伞、热气球等。后来改由地方滑翔学校和飞行学校共同承担训练。
英国还有许多航空组织，如航空教育与娱乐协会、英国滑翔协会、英国超轻型飞机协会、大众飞行协会等。从上面可以看出，英国全社会都非常重视，航空教育必须从早期开始。所以孩子们从幼年开始就受到这方面的熏陶，如画飞机、看有关航空方面的小幻灯、制作航空模型飞机等。到少年时还可上飞机体验空中生活及比较系统的航空教育，并可提前进入空中适应性的锻炼。
在美国，大学和学院共有2200多所，其中设有航空方面课程的院校就有450多所。在美国南部有28所院校设有飞行系，其中恩布里·里德尔航空大学有60年历史，在这里共有62架飞机和12台模拟机。在美国西部有40所院校设有飞行训练课。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有学生21000人，该校的飞行系已有几十年历史，共培养了9500名学生、安全飞行37万小时。该校平时总能保持有500名学生就读航空课程，有四分之一的学员进行飞行训练。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知名的高等学府也为学生组织了飞行活动，他们有自己的飞机场，有7架高级单、双座滑翔机和1架牵引机。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美国联邦航空局审定合格的培养飞行员的学校就有585所之多。
国民航空巡逻队 美国最著名的民间航空组织是“国民航空巡逻队”(简称CAP)，该组织得到空军的直接指导与赞助。它诞生后蓬勃发展至今，在早期航空航天教育方面建立了一整套计划、大纲、条例、组织细则和教材，形成了一个相当周密的、军队与民间相结合、共同培养航空航天后备力量，特别是培养空军后备军官的体系。国民航空巡逻队诞生在30年代后期，是由美国民间飞行员、航空机械师和其他航空爱好者组织起来的。他们利用私人飞机、个人时间、志愿飞行以支援美国的国防建设，他们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岁月中，国民航空巡逻队为1000多个团体、78000多名航空军官候补学员和后备人员提供了体验飞行;他们在海岸巡逻中，共飞行了3860多万公里，曾救助了91艘船只和363名幸存者，发现173艘敌人潜艇，轰炸了57艘。此外，他们还负责一些其他任务，如运送急件、侦察火情、为防空部队运送拖靶等。到二战结束时，总共有64名国民航空巡逻队的成员为国捐躯。由于其作用突出，因而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公法，把国民航空巡逻队定为私立、慈善、非赢利性组织，以后又定为“美国空军辅助部队”。
现在国民航空巡逻队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委员会，总部设在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总部办公室由空军人员组成，由空军高级军官指挥，并负责计划、管理和指导全国活动。下设8个军区、52个联队和大约2000个基层单位。联队的组织领导工作吸收空军预备役军官参加，他们有民间职务，但有时可以代表空军。空军除了提供联络人员外，还向国民航空巡逻队提供相当多的后勤支持。例如从国防部申请剩余机动车辆、办公用具、电子通讯设备、救援设备和训练器材等。空军还可提供搭乘便机的机会，利用运输机空位带学员参加夏令营和教员实践等。在空军基地举办夏令营时，这个巡逻队可提供营房、医务、伙食、教育、办公室、训练器材、教官和顾问等，以保证活动顺利进行。
现在国民航空巡逻队早期航空教育的主要任务有以下两个方面：
1.航空航天科普教育 国民航空巡逻队认识到早期航空教育对美国年轻一代的重要性，使他们早些了解自己对时代和环境所肩负的任务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国民航空巡逻队每年在大学、高中等各种学校，为教师和国民航空巡逻队的辅导教员、高级成员，举办各种讲习班，他们还经常深入到学员家庭，举办讲习班、讲座，为此，他们专门编写有教育大纲、教材、教员指南、学生作业本、视听教学材料等。
2.军官候补学员计划 一些关心美国航空航天后备力量的人深刻认识到，今日的深厚基础是由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勇敢学飞、热爱航空、茁壮成长而奠定起来的。那麽明天的空中英雄、领导人才将如何培养?国民航空巡逻队作了回答：努力不懈、持之以恒。国民航空巡逻队已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周密的教育体系。例如，他们编写的一本教材，在里面列举了形形色色的飞机和它在军用航空、民用航空运输、通用航空、政府航空各方面的应用实例，还有复习题，是一本很好的航空航天概论书。
国民航空巡逻队的“军官候补学员的教育计划”共分为4个阶段，有15项成绩。他们仿照部队的军衔制，从最低一级的“候补学员”开始，然后每完成一项成绩则往上晋升一级，即“一等候补学员”、“中士候补学员”，一直到第四阶段通过考核获得“上校候补学员”。每晋升一级就发给相应的在军服上佩带的肩章和缎带。参加这项活动的学员年龄在13～17岁之间。
国民航空巡逻队十分重视领导能力的教育，有专门教材指导学员。还要求学员遵照正规军人应该具备的礼貌、军服仪表、语言、发型等来锻炼自己。航空航天教育内容，主要使学员充分了解飞机、火箭、航天器在今天和明天的重要性，了解动力装置系统、气象、航空航天原理、航空航天事业发展对社会与经济的影响等，使学员能够在将来为它作出贡献，并成为其中的领导者。
民间航空活动广泛活跃
美国航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实验飞机协会(Experimental Aircraft Association)，简称EAA。美国实验飞机协会定期每年夏季在威斯康星州奥什卡什市举行飞来者大会，到1999年已举办了46届。大会期间，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的几十万航空爱好者携家带口，聚集一堂，他们带着自己的飞行器，互相切磋交流，气氛热烈。参加大会的飞机主要是轻型和超轻型飞机，总共有一万多架。它们被装饰得五彩缤纷，蓝天在翱翔。
另外，组织者还安排了各种围绕航空主题的游览活动，加上常年开设的美国实验飞机协会博物馆，对普通公众也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1998年的飞来者大会，前来参加大会的飞机已达到12000架，其中2700架飞机进行了飞行表演，700多家参展商展示了他们的最新技术，另有500多个作坊、论坛和研讨会。每天下午在大会广阔的天空布满了大飞机、小飞机、民用飞机、军用机、直升机，最多的时候天上同时有100多架飞机表演。大会设有一个室内和六个室外大会场，既有教师讲课也有成员交流。每个会场都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站着听讲，其主要内容是讲授和交流如何制造飞机，如何开始飞行和提高飞行技术。室内展览由A、B、C、D四个馆组成，用来推销各种航空用品，如航空仪表、零件设备、航空服装、书刊及纪念品等。
美国实验飞机协会作为一个民间航空组织，从第一届只有30架飞机的规模发展到今天的盛况，原因就在于它长期面向广大公众，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热爱航空事业的志愿者。参加该会的有青少年、老年人;有男人、还有妇女;有政府官员、还有民间代表。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老少皆宜。该会的宗旨是激励人们对航空的兴趣，促进航空教育和安全，鼓励和帮助航空爱好者自己制造飞机并实现飞行之梦，推动航空活动的普及。
美国实验飞机协会为各类参加者成立了针对性极强的机构和组织。“飞行指导总部”由飞行教练为梦想飞行的人提供咨询;“国内制造者总部”是美国轻型飞机业余爱好者交流信息的场所;在“航空作者之角”，你将有机会与当今流行的航空作品的作者会面;其中他的一个分支机构，即“美国战机协会”，吸收所有对军用飞机感兴趣的成员;而“全国国际航空官员联合会”则是一个专业性的组织，在这里各州的航空官员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各国航空业务发展情况。
美国实验飞机协会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一周的飞来者大会，还有遍布全美和全球的860多个地方分部组织。这些分部为其所在地区的群众开展一些有关航空的活动，让当地的航空爱好者共享有关的航空知识和信息。
最让人们感兴趣的是美国实验飞机协会的“幼鹰计划”。该协会义不容辞、乐此不疲地把活动重点之一瞄准下一代的航空人，他们有一个“鹰空军中队”。1992年，又宣布开展“幼鹰计划”，号召会员带8～17岁的青少年学习航空知识，飞上蓝天。到1998年，已有40多万青少年在2万多名志愿者飞行员的带领下，接受过飞行训练，其中一些人已经成为飞行员。“幼鹰计划”的目标是，到2003年，也就是莱特兄弟发明有动力的飞机100周年和美国实验飞机协会成立50周年时，将有100万“幼鹰”上天。
在飞来者大会上，美国实验飞机协会甚至为5岁的儿童，准备了适宜的手工制作和飞行游戏;还为青少年准备了工作室，包括发动机工作间、组装车间、焊接车间、木工工作间以及飞机部件工作间。这些几乎涵盖了飞机制造与维护的所有领域，使梦想制造飞机或驾驶飞机的青少年获得了亲身体验和实践。
该会在飞来者大会上还专设有“幼鹰营”。这是专为12～14岁的少年儿童安排手工制作活动;“美国实验飞机协会学术会”则是为15～17岁的青少年设立的夏令营;“美国实验飞机协会校园活动工程”，是为推动高中和大学生开展人力飞机和飞机模型的活动而设立的。
美国实验飞机协会在青少年中开展的这些活动，打破了青少年对飞行的神秘感，强调的是发现和乐趣，以激发他们对航空的长期兴趣。美国没有举办世界著名的航展，但美国实验飞机协会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成为世界航空大国的发展源泉与动力所在。■
作者：李长江
[摘要] 智慧是一切哲学与宗教传统的中心，本文是对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智慧观比较研究的一种思考，通过分析两种传统中智慧观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来把握智慧的本质和价值,力图从比较的框架来审视智慧的哲学含义、伦理蕴涵和宗教层面，进而理解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智慧观在文化、政治和哲学上的分歧之处。
[关键词] 智慧;比较研究;早期儒家; 犹太—基督教
[
智慧处于一切哲学与宗教传统的中心。哲学直接起源于对涉及到存在、本体、知识和善的本质和意义的智慧(Sophia)的爱和探索(phila)，而宗教本质上是对关于如何超越人的有限性的智慧的探求(人的有限性则包括身体上的、智能上的和精神上的)Xinzhong Yao and Yanxia Zhao: Chinese Religion—A Contextual Approach, London: Conitnuum, 2010, p. 173。表面看来，智慧似乎只是一些箴言、格言、警句的简单汇集。这些箴言、格言或警句来自于生活的阅历，人们用来指导特定团体中的个人如何处理日常事务。这就是所谓的实践智慧，一种与技能、技术和精明密切联系的智慧。借助于这种智慧，人们可以较好地履行其职责并圆满地解决问题。然而，智慧还有更深刻的含义，涉及到宇宙、人类社会和个体生活的本质、终极意义和隐蔽的“模式”，一般称之为“理论智慧”“先验智慧”或“大智慧”。无论冠以什么名称，这种智慧或者表现为对于似乎不可知的事物的一种近乎直觉的理解，或者表现为一种穿透事物的表象并领悟存在的本质的洞察力，或者表现为对于人们的好运或不幸和事务的好坏结果的预言性结论。它是一种知识，但又不是一种普通知识。它与生活经验相联，但又常常需要超于经验之上。它渗透在宗教的、社会的和个人的事务中，但又常常并不明显，而是隐藏在人们或事物自我运动的某种近似于神秘的模式中。虽然智慧有“较高”与“较低”层次上的区别，但必须指出实践的或理论的，表面的或深层的，都仅仅只是理论上的区分，并未涉及真正的智慧。智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不仅关涉实践中的问题，更关涉到根本性问题。它是生活意义和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人类作为种族和个体具有连续性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是对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智慧观进行比较研究的一种思考，通过分析包含在儒家典籍和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文献或篇章，力图从比较的框架来审视智慧的哲学含义、伦理蕴涵和宗教层面，进而理解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智慧观在文化、政治和哲学上的类似与分歧之处。一 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
在远古时代，世界上兴起不同的文明，尤其是在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和中国。其中的每一种文明都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的源头，从中产生了许多有创造性的思想体系。这些文明在卡尔·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200年的这一历史时期达到顶峰卡尔·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耶鲁大学出版社, 1953. 。 尽管“轴心时代”的界说也许对于我们绘制不同的智慧传统的形态图是适当的，我们对智慧的探究却并不局限于这个时期，而是延伸到这一时期之前并扩展至稍后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智慧更像一条穿越时间和空间永不停息的河流，流经不同的时间区段，这些时间区段中有些相对比较关键，有些则比较平常。但它们都是智慧长链中的组成链环。正是通过这些链环，人类得以形成连续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也得以逐渐形成。要理解人类历史、哲学和文明，我们必须研究人类探询智慧的源头、特性和共性。本文所特别感兴趣的是来自两种不同源头的两种特殊传统。即早期以色列传统和早期儒家传统 根据《旧约》中 “创世纪 ”32:28, “Israel”是由耶和华授予雅各的称号，意思是 “与神较力的人”。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 ，他们后来成为12个以色列部落的首领。我们在本书中所用的 “Israel”并不指这个意义，也不是指后来建立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两个王国(犹太和以色列)中的一个。而只是表示被记载在希伯来人的《圣经》中的 “以色列人民的传统”。 在本文中，早期儒家指的是包括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其他公元前6-2世纪追随儒家之道的儒家学者们所阐发的世界观。 。 这两种传统都既是哲学的又是宗教的英文中的“Philosophical”可以有多种含义, 有些学者倾向于从狭义来解释，即认为只是从古希腊到现代形而上学哲学理论的分析传统。这里，我们从更为一般的性质上来理解哲学,即指以分析和论证的方式对真理的理性探究。而英文中的‘religion’也有多种意义：“信仰上帝或神”、 “宗教礼仪体系”、 “寻求生命中的神圣意义”,但在本文中，它主要标志某一特殊文化的观念、理想和行为之综合体，特别是指一种寻求突破人之有限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学术往往明确地把宗教与哲学、神圣的与世俗的分割开来。有一种意见认为古以色列传统中的智慧主要是宗教的，而儒家思想本质上是非宗教的或者说是一种伦理文化。这是对思想史的一种狭隘理解。事实上，这种区分并不适合古代欧洲或亚洲的思想体系。在古以色列或古希腊，并没有一个与我们今天所谓的与宗教相对应的词：“在希伯来语或希腊语圣经中，没有一个有意义的术语一以贯之地与拉丁文中的 religio 或英语中的 religion 相对应” Paul J. Griffiths: 《宗教多样性的问题》，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1, p. 3. 希腊文中通常用来表示敬畏上帝的祭祀或仪式行为的词是 thrēskeia, 尽管当用来表示异教徒或可疑的教徒时，这个词的意义是消极的。另一个词 eusebeia 指 “虔诚”, 指敬畏上帝和他所维护的社会或道德秩序。这个词转换成箴言 (1:7)，即：“敬畏上帝”。。古汉语中也没有一个对应于religion的特定词。而是用不同的汉字来表示一种传统的不同的方面： ‘宗’ 将祖先和他们的后代联系起来，‘教’ 指对古代教义的传承，而‘道’ 则指其神秘的本质或深奥的学说。所有这些词并没有将宗教的与哲学的、教育的与政治的、道德的与习俗的割裂开来，而是反映了运行于历史与文明之中的作为整体的同一个系统。如同儒家传统一样，以色列传统中的讨论也涉及到生活的所有方面：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既是哲学的思索又是宗教的规则。
大部分儒家和以色列的智慧课本的作者也是最初的教育者。关于智慧的教学起源于教育。许多学者将儒的起源追溯至周朝(1045?-256 BCE)的政府机构(司徒之官，类似于今天的教育部长)。其职责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汉书·艺文志》)。伴随着春秋时期 (770-476 BCE)宗教崇拜行为的衰落和理性主义的兴起，众多的儒不再从事官方指派的职业,而是进入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儒以其在国家的宗教仪式和在官学与私学的技能而著称。汉字“儒”也逐渐扩展为一个用来指特定人群的专用术语，这些人具有宗教礼仪、历史、诗、音乐、数学和箭术的技能，并依靠其对各种礼仪和许多其他领域的知识而生活。关于古以色列是否存在一个智慧运动以及智慧文本是否由宫廷教师著述而成?当代学者对此没有一致意见。然而，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所罗门王和他的朝臣所起的作用，并推测在国王的赞助下，正式的持久的由“明智之人”组成的团体经久不衰。犹太教智慧文献中的智慧箴言就以此为主要背景。事实上，二者都是官方的或民间教育的产物，就此而言，儒学智慧和犹太教智慧的起源看起来是一致的。通过使用或收集来自宫廷教育的原材料，后来的儒家和犹太教师们构建或改造了对智慧的理解。将智慧教义的教育延伸到更大范围的各个社会阶层。通过编辑和阐释，他们创造了一个或口头或书面的“新”的智慧传统,使之既适用于正式教育又适合于大众学习。
只是在约近几十年之前，圣经旧约文献中的智慧才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心。关于圣经文献的研究者逐渐形成对智慧的浓厚兴趣，并在神学，哲学和社会学等不同的层面上，开展了对智慧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Gerhard von Rad 可以说是这一新兴趣的始作俑者。他在其著作《以色列的智慧 》(Nashville: Abingdon, 1972) 中开创了对圣经的智慧研究的一个新方向。随之有 Roger N. Whybray的著作：《《旧约》的理性传统》(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 1974), James Crenshaw的《古以色列的智慧研究》(New York: Ktav, 1976) 和《《旧约》的智慧：导论》(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8), 和 Roland E. Murphy的《智慧文献：《旧约》文献的形式》(Volume XIII,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智慧和知识：帕宾纪念文集》(ed. by J. Armenti, Philadelphia: Villanova Press 1976)。一本名为《(圣经旧约中)智慧文献研究综述》(Dianne Bergant,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4)很好地概述并精细地评论了许多对这一领域提出来的新论点和假设以及一些其他有关的出版物。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的知识，并扩展了我们对古以色列智慧的理解。另一方面，对作为一种宗教和知识传统的传统儒学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对儒家典籍的带有详细注解的不同翻译版本使西方学生和学者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儒家大师的智慧。尤其是《论语》和《孟子》 (刘殿爵英译),《述者和作者：关于《论语》的中国注释者及注释》(by John Makeham,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 /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004), 《荀子全集》 (tr. by John Knobloc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s. 1-3, 1988-1994), 《大学和中庸》 (tr. by Andrew Plaks, Penguin Classics, 2003)。 对早期儒学进行精深研究近来也取得进展，许多著作以不同的方式考察了早期儒学的智慧维度。以下是对传统儒家中的智慧进行研究的一些有特殊价值的著作：《儒学之道的变迁》(John Berthrong, Westview, 1998); 《儒学导论》(Xinzhong Ya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儒学百科全书》(ed. by Xinzhong Yao, RoutledgeCurzon, 2003); 《中国的神秘主义和王权：中国智慧的核心》 ( Julia 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儒学传统的发展动力》 (ed. by Irene Eber, Macmillan, 1986); 《儒学之道-中国哲学之研究》(David Nivison, Chicago: Open Court, 1996);《轴心时代的儒家伦理-对后传统思想的突破方面的一个重建 》(Heiner Roetz,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美德之路：古老的孔子智慧之现代转型》 (James Vollbracht, Humanics New Age, 1997); 《通过孔子思考》 (David Hall and Roger Am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和《孔子与论语：新论文集》 (Bryan Van Nor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在以上提到的研究成果之基础上，我们打算从一个比较的视角来考察智慧。之所以选择这两种早期传统来加以比较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它们是影响人类文明的两种主要传统。早期以色列传统成为后来犹太-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文化从根本上塑造了今天的西方世界，而早期儒家思想和理念则成为中国文化的根基，成为影响东亚生活方式的强大力量。其次，两种传统都留下了丰富的智慧资源，这一资源涉及到宗教信仰、哲学推理和心理情感,由信仰、知识、理性和情感的经验积累而来。 第三，在其智慧观中，两者都显现了一种宇宙伦理的倾向。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把智慧与知识以及宇宙论分割开来。这并不适合于早期以色列和儒家的智慧观。这两种传统中的智慧与知识、经验紧密联系。换言之，它们都是以知识和经验为基础,蕴涵着人类对宇宙秩序的沉思和体验。从这一视角出发，智慧可以被定义为知识、能力/技能和洞察力。也可被认为是人类命运之路。它来自人类对世界、自然或社会的观察，也是人类对那些只能通过事件结果和社会习俗的作用才能显露的潜藏法则的反思。
二 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
的智慧文献每个传统是否存在一组可以准确定义为智慧的文献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何选择犹太智慧文献是当代圣经学者所讨论的问题。有些人相信存在一类特殊的人群(职业)“智者(hakam)”，他们的社会功能有别于先知和牧师。 这些智者的成果就是留存下来、可以被清楚地定义为智慧文献的书籍。还有一部分人倾向于从文字风格的角度划清界限：以智慧为核心的特殊的文献类型。另有一部分人认为仅仅那些涉及非宗教启示的言辞和经验才属于智慧文献。我们并不打算介入这样的争论，而只考虑那些已经普遍接受为早期犹太传统中论述智慧的文献典籍。我们将主要从所谓的《圣经》智慧书中汲取资源，尤其是《箴言》、《约伯记》、希伯莱传统的《传道书》、作为伪经(对于犹太教徒和清教徒而言)或双权威书(对于罗马天主教来说)的一部分的《便西拉智训》和《所罗门智训》。这些文献构成所谓的古代犹太的智慧书如何划出圣经中智慧文献的范围是有争议的。 有些学者将之扩展到《旧约》几乎所有书中，如《创世纪》1-11，37-50，《大流散记》32，《申命记》，《阿摩司书》，《弥迦书》，《以赛亚书》，《约拿书》，《哈巴谷书》、《以斯帖记》、《撒目耳记下》9-12，《列王记上》1-2等等‥然而在这里我们能做的就是试图为这种探求确定一个界限。即使承认其他圣经文献包含类似于五本书中所发现的词汇和观点，我们也将不会容许自己陷入这场争论之中。，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文献收集了一些早期特殊的教义，指导人们在面对宗教、社会、个人问题时应当如何思考、行为;另外的原因则出于智慧(hkw)的希伯莱语词根，该词根在《旧约》中“以各种形式出现了318次”，《希伯莱圣经》中“一多半(183)是发现于《箴言》、《约伯记》、《传道书》中”，而在两部双权威/伪经书中“希腊文字sophos或sophia出现了超过100次”《铁锚圣经词典》(主编：大卫·诺尔·弗里德曼)，达波迪出版社，1992年6卷第920页(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Editor-in-Chief: David Noel Freedman, Doubleday, 1992, volume VI, p. 920.)。《圣经·旧约》中保存的其它文献如《诗篇》、《列王记上》和《雅歌》也将被参考以补充上述五本书的论述。
早期儒家对智慧的理解，我们可以追溯到《论语》、《孟子》、《荀子》、《易经》、《中庸》。这些著作是在所谓的经典儒家时代产生或编纂的，并通过解释传统而阐释了关于世界和生活的新观点。儒家经典中的其他文献尤其是《诗经》、《尚书》、《礼记》，这些在或早或晚时代成书的文献对于儒家智慧的解释也非常重要，如果必要的话也将作为参考。然而与早期犹太传统的智慧文献不同，这些书或文献从来没有明确地定义为“智慧书”。它们是儒家传统经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把它们挑选出来，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儒家对世界和生活的智慧观。尽管如此，它们与早期犹太智慧书十分相似，因为它们也记载了儒家圣贤们的言行和教导，其中有一些包含了格言，贯穿了对来自更古老传统的谚语和语录的系统论述。
早期以色列的智慧文献和儒家典籍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形式为我们认识智慧开启了一条道路。通过阅读这些来自互不相关的两种历史传统中的文本，我们确信圣经的智慧和儒家的智慧都试图为知识的探索者规划出一副地图，为精神的旅行者揭示一条路径。三 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
智慧观的比较研究在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对智慧的探究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对这两种传统中的智慧观进行比较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孔汉思将世界宗教划分为不同类型：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预言式的宗教，而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宗教则是智慧的宗教。但他也强调在所谓预言型宗教中存在丰富的“智慧文献”，而智慧型宗教又具有“某种类似于预言式的特征”孔汉思 秦家懿：《基督教与中国宗教》，New York: Doubleday and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第xv, xvi 页.。在把哲学和宗教理解为“教义”的基础上，一些现代新儒家认为世界上所有哲学和宗教体系都是“智慧或智的传统”， 并由此确定其比较研究的框架，尤其是在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之间进行比较。 在这两种传统中，智慧显然是东方和西方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宇宙哲学和伦理蕴涵尚待进一步研究。通过比较这些智慧传统，考察其独特的表达智慧的方式，我们将能更好地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如：“智慧”这个概念表达了什么涵义?智慧在何种程度上成为这两种哲学-宗教体系的特征?毫无疑问，在古中国和古以色列的哲学思考和宗教践行中，智慧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从一开始，这两种传统中就有“大智慧”和“小智慧”之分。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智慧的实际运用的重要性。这典型地表现在如儒家的《论语》和基督教《旧约》中的“箴言”等典籍中所包含的格言和谚语中。这些智慧的并常常是幽默的谚语几千年来一直在起作用，至今，依然有许多人 用之解决生活中的矛盾和困惑。与现在关于智慧的研究不同，我们的智慧研究不能仅限于实践问题。为了充分领会其“智慧思想或传统” ，我们必须考察较高层面的智慧，即“大智慧”是如何形成、运用和推论的?又是如何成为有关形而上学、伦理道德和政治事务的世界观的主旨，并引导着中华民族和以色列人民探求对人之有限性的突破?(一)智慧的性质
相比较而言，根据如包含在圣经《旧约》中的希伯来智慧文献，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已经完成，而对儒家智慧的研究就薄弱得多。就《旧约》中的智慧的性质而言，代表性的观点有：“以经验为基础的关于生活和世界的规律的实践性知识” Gerhard von Rad: 《旧约》神学, vol. 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p. 418. .,“对生活的一个态度或一个思想系统”,或 “先验理性”Whybray, 1974, p. 72, 7。关于智慧的起源，要么认为来自“按照关系来探求对自身的理解” Crenshaw, 1976, p. 484., 或“源自试图发现人类生活秩序的努力” John G. Gammie, Walter A. Brueggemann, W. Lee Humphreys, James M. Ward, eds: 以色列智慧：纪念Samuel Terrien的神学和文学论文集Missoula, Montana: Scholars Press, 1978, p. 35.。 这些学术性观点试图将圣经的智慧置于人类理性或人类对上帝命令的响应之中。以色列思想的典型特征即充满了救赎的历史和由耶和华创造的针对以色列祖先的教义。以色列人出埃及和西奈山圣约都是叙述上帝的诫命以及如果背叛上帝将遭受的灾难或惩罚的警告。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与关于以色列人民的拯救历史的其他文本中的主题相对比，智慧文本中缺乏一种历史的叙述，而主要针对个体生活的日常事务。对此，有一种解释认为是由于以色列人从一个 关于智慧思考的更为宽泛的范围继承了其智慧思想，其记载教规的文本更多地表现出世界的而非民族的特征。然而，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与被强调的其他类型的希伯来经文相比较，在智慧文本中，神的介入是隐性的 ，在此意义上，这些文本并没有脱离救助叙述的背景，而是巧妙地将这一背景渗入对实践问题和日常事务的解决方法之中。它注重的是“世俗世界的领域”。在此，人更为独立地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从成功与失败中总结他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正是古以色列智慧文献中显示出来的这一特征使其尤其适合与儒家典籍进行比较。
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智慧思想”的考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智慧的本质。智慧是什么?来自何处?它在圣经传统中起什么作用?许多学者已经尽力去揭示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犹太-基督教的学者并没有太关注作为一种文献类型或一种传统或一种思考方式的智慧，就优先性而言，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犹太教的律法和预言书，以及耶稣基督的古老预言的实现和基督徒的行为准则。
从比较的视角来看，智慧可视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首先，智慧是一种思考方式，思考、研究和分析人与外在世界，人与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其他人，以及人与精神权威之间的关系。智慧明智地考虑相关的所有因素并预见好的或坏的结局，在此基础上探求处理生活的最佳途径。在此意义上，智慧区别于其他的思考方式，而成为行动的指导方针。第二，智慧是一种存在于过去的知识和经验传承之中的传统。智慧传统通过一代代人不断地加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而得以丰富。智慧被具体化为法律规则、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这些是影响个体行为方式选择的戒律性和强制性力量。在此意义上，智慧传统明确规定了生活之路。第三，智慧是一种以浓缩的形式理论地反映智慧思想并记录智慧传统的特殊文献或文本。智慧文献通常是几代人心血的结晶。他们收集、编辑和汇编现存的素材，表现为一种或松散或系统的箴言汇集。被用来作为教育的教科书或作为公众的一般读物。把智慧划分为三种类型主要是从形式的角度考虑，事实上，这三种形式是相互交叉的，应视为智慧整体的三个方面。因此，要理解智慧的本质，我们必须回到智慧存在和产生作用的内容和背景。从这种观点出发，智慧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使智慧富有意义和具有可能性的世界秩序的反映，一种产生于内在智识和外在探究的理性积累。一种人与世界、社会及其精神权威之间关系的丰富和扩展。(二)智慧的内容和背景
1智慧：一种对世界秩序的理解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奇妙。这些是对原初宇宙秩序的反映吗?如果有这样一个秩序，它为什么形成?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以及搜索如何应对繁杂世界并使之为人类所用之道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也是人类探求智慧的推动力。智慧是一个集合词，它包含了人类知识、技能、洞察力和能力的许多方面或维度。它可以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一些人因此而成为“明智”的。它蕴涵了特殊的技能和能力，一些人因此可以更迅速、更灵巧、更成功地完成他们的工作。无论它以哪种形式出现或存在，智慧主要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在宇宙，在一系列事件，在发展或演化的不同阶段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秩序和模式。如果洞悉了这些秩序或模式，就能确定规章制度。通过遵循规章制度，人们会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处理起来容易得多。发现秩序的人被称为智慧的导师，巧妙地确立和使用规章制度的人被称为“圣人”或“圣王”。于是，规章制度得到道德上的正当性论证并成为道德的、正义的、公正的，并要求人们遵循和贯彻这些规章制度。然而，生活并不总是显得如此简单，往往那些遵循善的规则的人并不总是能有圆满的生活，或者更为糟糕的是他们承受着不该受的惩罚。反而是那些漠视规则的人可能享有财富、权力和名誉。这就触及了世界秩序意义的第二个层面，那些试图思考“混乱的秩序”或“不公平的正义”的人能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发生，他们的发现因此而公认为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
不同社会和文化形成不同的探究方式和使规则形式化的不同方式。由是形成不同形式或类型的智慧。然而，所有潜在的形式都是一种解开世界和生活之秘密、发现或了解控制世界的秩序的尝试。通过希伯来经文和儒家典籍中的概念和段落，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基本信仰：相信存在一个世界秩序，存在一个自然界事件的秩序，存在一个人类日常行为的秩序。对这一秩序的知识使他们能够洞察看起来紊乱的事物和事件。并领悟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法则，从而圆满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这些著述的作者强烈地反对当时在生活中盛行的失序，他们严重关切其所处时代中占支配地位的混乱与分裂 ，他们将智慧视为对世界秩序或对恢复世界秩序特别有效的一个途径。这一秩序可以被充分领悟或遵循吗?犹太教的智者们和儒家大师们基于不同的理由都相信秩序是可以被认识的，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其中的神秘和不确定性。尽管一些儒者将道或命归为超出人类理解力之外的不可知之物，他们中大多会承认最终可以“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对一些以色列智者而言，这个问题对其解释智慧具有更强烈的影响。一些智者不知道人类究竟能否“领悟”上帝的目的，能否认识秩序的最深处，并最终承认“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 (《约伯记》36: 26)。
2.智慧：人类的理性
要较好地理解秩序，必须有优良的理性。通过儒家和犹太教的论述，智慧已成为一种活着的传统和一种文献的载体。这一传统由“导师”或智者所驱动，是一种对真实的特殊理解，并具有双重特性：既是宗教的也是理性的。就前者而言，无论其称谓是上帝或上帝的创造，天或天命都是外在的，激励着人类去探求和发现，而后者是人类对秩序或道的反思和遵循。在此意义上，智慧是对已经找到宇宙秩序和协调之人的一种奖赏。
智慧不仅仅是一种传统和文献，它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一种特殊的生活阅历。源于对人类经历的理性反思，并以语言为媒介得以表达。生活和语言都是多方面的，智慧亦如此。众所周知,在欧洲传统中，智慧在希腊文中指理性、道德和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而且都被导向理性。Sophia 指那些投身于追求真理的哲学家的天赋，Phronesis, 可以译为实践智慧，指的是政治家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使其可以作出明智的选择，不受激情的驱策和感官的欺骗。 Episteme 则指某种形式的科学知识，而这样的知识只有那些深悉事物本性以及控制行为的原则的人才能发展起来Robert J. Sternberg (ed) 《智慧：它的性质，起源和发展》 剑桥大学出版, 1990, p. 14.。在希伯来文中，也有许多词对应于我们所称的“智慧”： binah (理解，理性), hakam (明智，教导), hokmā, hokmoth (智慧，技巧), sakal (成为明智或理性) Robert Young: 《圣经注释索引》，London: United Society for Christian Literature, Lutterworth Press, eighth edition, 1939, pp. 1059-1060.。 收集在《旧约》中的希伯来圣经中常用的词根是hkm,R.N. Whybray 将其解释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天生的智能” R. N. Whybray: 《《旧约》》中的理性传统,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4, p. 7, 和 “表现为多样的能力或技巧”，具备这些技巧的每一个人都可“视为明智” Dianne Bergant: 《他们对智慧文献有什么观点》New York/Ramsey: Paulist Press, 1984, p. 7.。古代中国则形成一种根本不同的书面语言系统，它起源于象形文字的象征，试图使内在概念与外在事物及生命之间相互关联 据许慎 (30?-124?) 的《说文解字》(,中国汉字的第一部词源学字典), 最初的汉字是对自然事物的简单模仿：“天空中的形象”“地上的图形”“鸟和兽的图形” (《说文解字注》，(汉 )许慎撰 (清)段玉裁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p 789.。在后来已经充分发展的先知骨的碑铭中， (约公元前 13-15世纪), 并没有发现与智慧相对应的汉字，而是由一个与知识相对应并也发音为 zhi (知)的词来表示。Zhi由一支箭 (矢) 和一个口 (口)组成，象征着人们像飞驰的箭一样迅速地获得知识。《说文解字注》中给“知”下了一个定义：“智慧指知识，有智慧的人指无所不知之人” 同上p227.由于将智慧等同于知识，在大多数早期中国哲学和宗教的文本中，智慧的 zhi (智)并没有与知识的 zhi ( 知 )区分开来，这表明在古中国人的思想里，智慧主要源于知识。这一词源学证明表明中国的智慧观有很强的知性趋向。
3. 智慧：一种关系
认识是为了产生联系，明智是理性地理解并巧妙地利用联系。智慧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也只有处在关系的背景中才有意义。在许多哲学和宗教体系中，关系主要由我们试图领悟的三个客体来阐释：智慧指向的第一个客体是外在世界(宇宙、万物、自然界等等)。在这层关系中，智慧探究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起源、性质和秩序。在有神论传统中，世界秩序也许指创造物的秩序，在其他类型的传统中，或许指自然的或道德的法则。无论是否带有神性的特征，这些传统都相信世界的所有现象都以某种秩序或法则为基础，人们必须遵循它们。在此意义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知识和洞察也许应称为宇宙智慧，是对最基本、最深切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探究。智慧的第二个客体是社会，包括政治的、司法的、伦理的和团体的各个方面，这本质上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此，我们获得所谓的社会智慧，常汇集为伦理规范、道德命令、法律制度和政治机构，并通过这些而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要遵循的特殊的社会秩序。人类探询的第三个客体是个体自身即人类的内在世界，包括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方面。对这些方面的理解使我们能获得“个人的智慧”，即关于特殊个体如何思想，如何被激发，在面临选择时如何明智地回应，在日常生活中作什么选择，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个体性格。正如世界、社会和个人不能彼此完全分离，智慧也包含了或洞察力或知识或直觉中上述三个方面，是我们理解、解释和调整我们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和其他个体以及我们自身关系的有效工具。(三) 智慧的四种类型
在James Crenshaw对《旧约》中的智慧的论述中，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另一种智慧的定义即“是对关于人与事物、人与人、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自我理解的探求”James Crenshaw:《古以色列智慧研究》,New York：KTAV,1976,p.ix. 这一自我理解可通向智慧的四种类型：自然的、实践的、法律的、神学的。按关系来划分智慧，还有其他的方式，而每一种划分方式对探求智慧的性质都有其自身的优点。下面我们将阐述存在于早期儒家和犹太教箴言和教义中的智慧的四种类型。
1.自然智慧
自然智慧产生于人与事物和环境的关系。对自然事件和现象的知识使人能够利用自然并导向美好生活。在“列王纪上”(4：33)中提到，除了作箴言三千句之外，所罗门王也“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这说明自然智慧、自然知识是智慧的一部分。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也是儒家智慧的一个重要部分。《论语》中的格言主要论及社会、政治和个人事物，但这并不表示孔子对自然现象毫无兴趣。他曾经想知道为什么“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他也观察了表现为“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的自然秩序。荀子引入了“天”的概念，他认为宇宙的神秘都能由自然事物的序列来解释。我们从这些自然界的知识中获得控制气候、洪水等自然现象的智慧。
2.实践智慧
智慧在行为中具体化，并能通过实践而获得。然后形成某种习惯性态度，这被称为实践智慧。实践智慧作为一种通过对世界和人类的认知来对生活进行的可操作性管理，很可能在古以色列和古中国得到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并在几千年来塑造了民族的特质。实践智慧处理日常生活事物，包含应付生活需要的技巧和能力。技巧是一个有许多涵义和意义的词，它指处理复杂情况如态度、道德取向和灵巧的方式等所谓“软”技巧，也指用来克服困难并完成工作的“硬”技巧。孔子同时注重这两个方面，并教导其弟子学习这些技巧以解决实际问题。孔子的一位弟子称赞他不仅是一位圣者，而且“又多能也”，孔子解释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为了说明如何为仁，孔子用了一个工匠为例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犹太教的文献中也将技能作为实践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箴言不仅强调技能可以使人避开危险，也建议一个明智的人应该能够建造房屋(箴言24:3)。
3.法律和政治的智慧
法律和政治的智慧来自对与民众相关的统治实践的衡量的思考，并用来解决法律和政治难题。这一类智慧的核心是如何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以确保和平与协调。如何良好地治理是儒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儒学主要在政策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给统治者提供建议。儒家倡导德治并主张如果适当运用道德来影响秩序则和平自然会实现。关于如何得到普遍民众的支持这一问题，孔子的回答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古以色列的政治智慧主要关系到如何处理司法案件，以确保明智之人有好的结果，而愚蠢之人会自食恶果。因此，如何维持社会正义成为犹太教法律智慧的核心。所罗门对两个女人争一个孩子的案件的审判，就体现了政治和法律领域的智慧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急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 (列王纪上3： 25-28) 。
4. 超越性智慧
第四类智慧来自对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关系的反思。可称为“神学智慧”或“超越智慧”。在古以色列，这主要关系到自然神学的问题，面对盛行的不义和混乱，如何维护耶和华的正义?如果一个人遵循耶和华和他的律法，他应该拥有好的生活、受到保护、富有、健康等等，而一旦违背耶和华和他的律法，就应受惩罚。然而，现实并不总是如此，当善良的人承受痛苦而作恶之人享有舒适生活时，智慧的思想者，尤其是“约伯记”的作者，为了解释这一现象，阐明了人与耶和华的关系，并在希伯来思想中逐渐形成一种玄思的智慧。在中国的同一历史时期也发生类似的情形，即善良之人承担来自自然和社会灾难的后果，《诗经》中的一些诗记载了这些沉思。在这些诗里，人们抱怨天不关心他们遭受的不义待遇。然而，尤其是在公元前7世纪到5世纪产生的理性主义改变了大部分儒家大师的思考方向。使他们从询问天是否公正转向考察人之道：“天道远，人道近”。儒家探究 人道如何与天道相合，而不是阐述关于神的正义的形而上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儒家典籍没有对人与超越之间关系的玄思。儒家在思考人与天的关系时，概述了神学智慧：“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 人的主要职责是执行天赋予的使命 (《论语·子罕》); 不可欺骗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八佾》)。这为儒家智慧提供了一个宗教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和实践其他的人类关系。 (四)智慧的神圣性
智慧的神圣性问题在希伯来文献中体现为智慧与上帝的关系，在儒家则体现为智慧与天的关系。对早期儒家大师和以色列智者而言，智慧与他们对宗教或神性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对神性的解释方式也许相差很远。智慧教义与神学问题之间的关系使得智慧具有一层深刻的“神圣”意蕴。早期儒家和以色列传统都认为智慧有宗教层面，在其文献中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了智慧的宗教层面。以色列的智慧观是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智慧教义有其独有的特性，并呈现为一种对上帝的信仰的证明，“敬畏上帝”仍是以色列传统的根基，也是其智慧文献的中心，如 “神有智慧和能力”(约伯记 12: 13)。我们不否认这些讨论本质上是宗教的，因为其基本主题是“敬畏上帝” (箴言 9：10), 其意义和内容也是由对上帝的创造和行为的理解来决定：“信男人和女人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性，信人类和他们行为的相似之处，信或隐或显支撑着人类生活的秩序，信使这秩序得以有效运行的上帝”Gerhard von Rad: 《以色列智慧》, Nashville, 1972, p. 62-63.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早期以色列思想家有意地将一般性质上的理智推理和哲学讨论排斥在智慧论述之外。正如许多其他古代传统一样，在早期以色列传统中，信仰和知识是一体的，神圣的体验也就是尘世的体验。 作为一种活的经验密码，智者的箴言记录了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处理和对世界和人类的洞察力。把智慧理解为一种“生命之道”(箴言 10:17)，使以色列人的智慧观和他们的伦理思想联系起来。当一些以色列智者谴责作恶者享受荣华而正直的人却遭受厄运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详细阐述了一种赏善惩恶的正义补偿。在以色列的思想家看来，智慧是神圣的，因为它来自于耶和华并作为神圣的创造物赐予人。因此，神圣来自神性并主要指“ 圣洁”在希伯来文中， d(holy) 的基本语义是“分开”。它特指上帝，和上帝自身的性质 (John L. McKenzie, S,J.圣经字典, 伦敦-都柏林: Geoffery Chapman, 1965, p. 365)。“ holy”主要与耶和华及其创造物相联系。耶和华被视为“以色列的圣者”。由于他们由耶和华挑选而来并属于耶和华。以色列成为一个“圣洁的民族”。因此圣洁是神的礼物或奖赏：“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利未记： 11:44; 19:2; 20:7, 26)。意识到在英语的习惯用法中，“ holy” 和“ sacred”都指献身于上帝并或多或少地有意义重合的方面。在本文中， 我们尝试区分这两个词: “holy”指与世俗的适当的分离 ，根本上是与“精神的他在”相联系，而 “‘sacred”则指通过伦理、宗教和精神的途径加于世俗的神圣庄严的意义和价值。 。在早期儒家文本中，智慧也有其“神圣”的层面，“神圣”与“天命”相联系，这使人类的理解力可能超越暂时之物。然而，儒家智慧的神圣主要地并不根源于此，而是源于知识的深远处，源于祖先教义的传承和人类理性与宇宙性质之间的神秘关联。在此种意义上，儒家智慧和以色列智慧对于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以色列传统中，尽管智慧与上帝关联，并是世界创造物的一部分。但包括人类在内的创造物都没有神性，所有的事物、事件和东西，不管它们显得有多重要，都只有当它们在神的意义上被创造 时才成为神圣的。在早期儒家文本中，智慧源于人性与使人可以认识表面“不可察觉”的世界本质的宇宙万物之间的“神秘的和谐”。天地人这三个领域的所有现实事物都部分地或整体地从一开始就带有神圣的本性。要理解儒家的智慧，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儒家大师们为我们描绘的从道德上解释世界的情境之中。 世界由天地人所组成，并以某种“道”表现自身，智者通过观察和辨别这些“道”，而能够为人类确立必须遵循的“法则”，而特定的个人能否发现这些“道”并遵循“法则”则主要取决于教育和实践。
智慧不能与早期以色列和儒家思想的其他方面割裂开来，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智慧与人性的关系，这一问题可能对早期以色列教师而言没有特殊意义，却是儒家探索的中心问题。在儒家典籍中，人性既是一个心理结构问题，也是一个道德环境问题。要以对人性的探究为个体智慧的起点，我们将考察智慧是否包含先天因素，人由于其自然禀赋的差异是否可以划分为聪明人和愚笨人这两种，以及智慧是否在生活阅历中起作用?接下来涉及到智慧的认识论问题，智慧是一种知识吗?如果是，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这种知识能够传承或教导吗?它是如何世代传递的?毫无疑问，智慧存在于知识的形式中，但许多传统根本否认知识在智慧中的作用。这也许预示了知识和智慧的差异。我们还必须考察知识的实践层面，即它的有效性。它对于指导生活、形成生活的特定方式的意义和价值。智慧必须具备技巧和能力，古以色列和儒家智慧文献都表明一个缺乏实践能力的人不可能成为智者，而一个很明智的人肯定精通实践事务。智慧不仅是一种狡猾或机灵，更是一种稳定的行为习惯，是一种德性。在儒家的理解中，智慧的德性层面是最为基本的，在犹太教传统中这一层面也很重要，并依次与智慧在社会、政治和司法领域的运用紧密相联。在这些领域里，明智的人与愚蠢的人处理问题、作出选择的方式截然不同。而古以色列和古中国的理想人物就是犹太教的所罗门王和儒家的如尧、舜这样的圣君。最后我们将到达智慧旅程的最后一站。在此，作为整体的人类和作为个体的人都将完全理解世界和生活的秘密和神奇。在这一过程中，人超越了人的有限性而进入神的创造过程，并因此而达致永恒。在这一点上，以色列思想家和儒家学者持有不同观点。以色列人认为人类不能通过自身而成为先知-他们是上帝选定的并赋予其神的智慧。犹太先知由于对上帝的信仰而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智能而洞悉世界和历史的神秘。而儒家的圣人则不同，在成圣的过程中虽然有一些神秘的成分，但大多数儒者都能通过对美德和知识的学习而成圣。就是在这一差异中，我们将发现早期以色列和儒家传统中的文化、政治和哲学上的类似与分歧之处。
我们的研究表明圣经中的智慧和早期儒家的智慧都在试图为知识寻求者规划出一副地图，为精神旅行者揭示出一条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智慧实质上是一种旅行，或者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旅程，或者是一个特殊个体的个体旅程 。
无论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个体，都需要通过智慧的旅途来揭示和实现其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从过程的角度来说，智慧旅行是通过不断克服张力来实现的。这一张力存在于人与超自然之间，也存在于经验的与神秘的之间，而克服张力就意味着获得特定的智慧 在探讨《旧约》中的智慧文献的范围时， Dell认为“人与神之间的张力是理解智慧的中心点，智慧以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张力为特征。(Katherine Dell: 《得智慧，得见识：以色列智慧文献的研究导论》 (Macon: Smyth & Helwys Publishing, Inc., 2000, p. 6. 。这也是使人类从自然的赠与到完成其在世界上的使命的旅程。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个体而言，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个体在理性和精神方面的逐渐丰富，不断成熟的旅程：始自知识的经验性积累和使人类可以应对生活技巧的拥有，之后是对规则、法律和原则的掌握，最后到理性和精神的圆满，使我们可以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这是一个从知识到超越的发展过程，使每一个致力于这一发展的人都达致理想人格，即儒家的圣人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先知。这就是包括儒家和犹太教-基督教在内的中外所有智慧传统的本质意义和终极目的。
作者：姚新中 刘莉萍
摘要：早期话剧的发展，并非是从崛起到衰落的简单轮回，而是整个中国现代戏剧在螺旋式上升过程中并不圆满的第一个环节。
关键词：中国话剧;发展;反思
中国话剧是“舶来品”，它是在引进西方近现代戏剧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以人物对话为主体的戏剧样式。在中国本土，最早上演话剧的团体，是由上海租界的西方侨民所组织的浪子剧社和好汉剧社。最早由中国人上演的话剧，是19世纪末由上海教会学校的师生们所演出的英语剧。最早由中国人演出、影响最大、也最像话剧的剧目，是1907年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编演的《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中国话剧至今已经有一个100多年的历史，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上世纪初的早期话剧，竟然是中国话剧整整一个世纪的轮回式缩影。
一、上海租界的戏剧演出
西方戏剧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只说不唱的Drama，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话剧;一种是有说又唱甚至还有舞蹈的Opera。中国话剧的第一阶段或者说是中国话剧的直接源头，是西方人在上海租界的戏剧演出。
租界原本是丧权辱国的特殊区域，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包括现代话剧在内的中国现代文明，都是从上海租界走出第一步的。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周恩来、潘汉年等革命党人的根据地，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鲁迅、周扬、田汉、胡风等左联文化人的舆论阵地，也都是依靠外国人的租界当局来给予保障的。陈独秀当年就有过一句名言，叫做“恶国家不如无国家”，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护本国人的个体权利，就不如没有这个国家。到了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编辑《新青年》的时候，胡适、鲁迅等人都说过类似的话语。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毁了中国社会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列强凭着武力在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口岸开辟了专供侨民居住的租界区。早在18世纪中叶，上海租界的西方侨民自发组织了两个业余演剧团体，一个叫浪子剧社，一个叫好汉剧社，他们通过搭建临时舞台演出世界名剧来自娱自乐。这些世界名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的最大区别，就是以对话为主，舞台上的举手投足和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基本一致。
1866年，浪子、好汉两个剧社合并成为ADC剧团，并且于1867年修建了一个正规的现代化剧场——兰心戏院。兰心戏院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演出场所，它以演出戏剧为主，有时候也邀请一些马戏团参加演出，它的演出形式与中国传统戏曲没有一句话不拉长腔调，没有一个动作不照搬程式截然不同。虽然早期的中国话剧活动家徐半梅、包天笑、郑正秋等人，都在“留学西洋的朋友”的陪同下，观看过兰心戏院的演出;但是，西方侨民的演剧活动局限于租界范围之内，与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还是相当隔膜的。真正把西方戏剧推到中国人面前的，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演剧。这也是中国早期话剧的第二个阶段。
二、教会学校的学生演出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随着教会学校在中国迅速发展，西方的教育模式也自然而然地传人了中国。中国的现代化教育是从教会学校起步的，中国的现代话剧最早也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
1898年的圣诞节，上海梵王渡基督教约翰书院的学生。选取西方哲人的“嘉言懿行”，排演了一出英语剧。到了第二年的圣诞节，学生们除演出英语剧外，还用汉语编演了一出《官场丑史》，用来讽刺中国官场的黑暗面。这出“既无唱工，又无做工，不必下功夫练习，就能上台去表演”的“新剧”，是中国话剧最为原始的初级形态。当时在上海育才学堂上学的汪优游，因为观看《官场丑史》而产生了从事戏剧活动的念头。
与西方人有圣诞节一样，皇权专制时代的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圣诞节，那就是阴历八月二十七日的孔子生日。在每年的这一天，官学里面的生员都是要吃猪头肉、过圣诞节的。当年的新式学堂也概莫能外。
汪优游又名汪仲贤，是早期话剧的一个重要人物，既是戏剧活动家又是著名演员。1900年的孔子圣诞，汪优游和同学们在上海育才学校举行庆祝活动，演出了三出时事新剧，剧情选取的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和江西教案之类的现实题材。同年12月，南洋公学学生在年假里排演了该校教员朱双云的《六君子》、《义和团》等剧目。这种自发的演剧活动迅速在校园里开展起来，不久便由上海波及广州、香港、苏州、杭州、南京、天津等地。到了1905年寒假，汪优游又联合几个学校的新剧爱好者组成业余剧团文友会，并且走出校园，在一所临时借用的私人住宅里演出了《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等剧目。这一次的演出，虽然被突如其来的雷雨所冲散，还是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
继文友会之后，成批的学生剧社在各地涌现出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沪学会演剧部、上海群学会演剧部、上海学生会演剧部、上海青年会演剧部、开明演剧会以及开明演剧会南京分会等等。1906年2月，由李叔同编写的《文野婚姻》，由上海沪学会演剧部演出。1907年1月，为了替徐州地区的淮河水灾募捐，由汪优游、朱双云、王幻身等人主持的上海开明演剧会和任天树、金应谷等人的上海益友社，在上海张园联合演出以《六大改良》为标题的一系列新戏，一共演出了三天，售票募捐的效果非常可观，从中可以见出当时对于学生演剧的关注和欢迎程度。
在上海的学生演出中，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是李叔同。李叔同名文涛，叔同是他的字。他后来还有一个演出用的艺名叫“息霜”，出家为僧时的法号叫弘一，人称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是清朝进士，后来辞官经商，成了天津一带的大盐商。他的母亲是李世珍的姨太太。李叔同5岁时死掉了父亲，18岁时跟随母亲来到上海，在南洋公学读书。
清朝时的南洋并不是指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这些地方，而是指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南方沿海各省。北洋就是指以天津为中心的山东、河北、辽宁、哈尔滨等北方沿海各省。北洋军阀袁世凯就是以天津为根据地的。南洋公学不是教会学校，而是由清政府用公款创办的学校，创办人是帮助李鸿章办洋务的盛宣怀，他当时的职务是邮电大臣，他是中国邮电事业的开创者。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就是从南洋公学演变来的。
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期间，和黄炎培等人是同学，他们都是蔡元培培养的优秀学生。1905年，李叔同到日本留学，在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西洋油画，同时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1906年12月，李叔同与同班同学曾孝谷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综合性文艺团体——春柳社文艺研究会。中国早期话剧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
三、春柳剧社在日本的演出
要了解中国早期话剧的发展历程，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够回避的，那就是日本戏剧对于中国早期话剧的影响。
在清朝末年，隔海相望的日本，其实是中国革命党人的海外根据地。不仅孙中山一派主张暴力的中国人聚集在日本，
就连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人士，也同样聚集在日本。日本政府对于流亡海外的中国人所采取的是一手硬、一手软的办法，既不愿意过分得罪清朝政府，也不愿意过分压制反政府的革命党人。
1906年3月，日本执政的西园寺公望内阁接受清朝政府的请求，决定驱逐孙中山出境，并命令日本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开除与革命党有关系的39名中国留日学生。同年6月，孙中山决定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离开日本到越南也就是当时的安南去策动起义。离开日本前，日本政府设宴饯行，并赠款5000元;一个名叫铃木久五郎的日本股票商人也赠款10000元。孙中山离开日本时，把大部分赠款带走，只留下2000元作为《民报》经费。对于孙中山不与大家商议就接受日本人的赠款，章太炎、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白逾桓等人都不以为然;后来得知孙中山又把款携走，这些人更不满意了。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的决裂，就是因为这件事。
在孙中山的身边，一直陪伴着一群日本浪人。这些日本浪人有的希望在日本实现宪政民主制度，有的希望实行无政府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推翻日本天皇，就想把中国当成他们的政治试验田。这些日本浪人中最有名的就是宫崎寅藏，官崎寅藏又名宫崎滔天，他用日文写作的《三十三年之梦》，讲述的是自己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故事。这本书由章士钊翻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后风行全国，中国人知道有个孙中山，其实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1911年，正在美国一家小饭馆里洗盘子的孙中山，得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立即绕道欧洲回国，回国途中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报给他的日本友人到香港接船，然后他与大批日本人同船抵达上海。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仅在财政、银行等方面求助于日本财阀，而且很快任命了一大批日本人，包括极力主张策划满蒙独立的日本浪人内田良平，充当经济、法律、海军和政府等各方面的顾问。政治上如此，戏剧上也同样如此。
中国人移植西方戏剧的热情，主要来自对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崇拜和向往。不过，由于日本人先行一步向西方人学习并且一跃成为军事强国，加上地理位置与中国接近，文化传统也与中国基本相同，有不少共同之处，早期中国话剧实际上是在日本新派剧和新剧的直接影响下开花结果的。
日本新派剧开始于1898年角藤定宪倡导的“壮士剧”和川上音二郎发起的“书生剧”。无论是“壮士”还是“书生”，其实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爱国愤青。他们是一些政治热情很高的文化青年，演剧时所采用的是日本传统歌舞伎的形式，他们演出的目的，不是出于对艺术本身的热爱，而是为了进行政治宣传，所以他们在剧中加入了大量的宣传性演说，甚至于把戏剧演出叫做化妆宣传。由于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新派剧在艺术上也进行了一些创新，从而形成有别于传统歌舞伎的表现风格。
我们中国人后来所说的话剧，在日本被叫做新剧，它是在新派剧的基础上，直接移植西方对话戏剧而形成的新剧种。
日本新剧运动的正式兴起是1909年的事情，组建于1907年的春柳社，恰恰处于日本新派剧盛行和新剧开始萌芽的过渡时期，相对来说受新派剧的影响更大一些，在艺术走向上又与日本新剧保持一致。按照欧阳予倩的说法，春柳社不是为宣传而宣传的戏剧，而是“艺术至上主义”的戏剧。
1907年2月，在东京的中国青年会为国内的淮河水灾举行赈灾筹款游艺会，春柳社作为参加单位之一在游艺会上演出了世界名剧《茶花女》的第三幕，由李叔同扮演茶花女玛格丽特，曾孝谷扮演阿芒的父亲，唐肯扮演男主角阿芒。这是春柳社演出的第一场话剧，在留学生中引起热烈的反响。随着欧阳予倩、陆镜若、吴我尊、谢抗白、李涛痕等留学生纷纷加盟，春柳社的演剧队伍也开始壮大。
在接下来的3个多月里，曾孝谷、李叔同把林纾、魏易合译的小说《黑奴吁天录》，也就是美国著名女作家皮丘·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成了五幕戏剧，于1907年6月1日至3日进行公演，在东京戏剧界引起轰动。日本著名戏剧家、文学家坪内逍遥、小山内薰等人观看了演出，伊原青青园在《早稻田文学》上发表长篇评论，认为春柳社的演员，在扮演外国人物和对西方生活各方面的研究上，比日本的新派剧演员伊井蓉峰、藤泽浅二郎、河谷武雄、藤井六助等人还要高明一些。土肥春曙也在文章中谈到“生离欤与死别欤”一幕中的几个场面，在表演处理上采用的都是纯粹欧洲写实剧的手法。
总体上说，春柳社演出的《黑奴吁天录》一方面采取西方戏剧的分幕形式，以贴近生活的言语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法，在舞台美术设计上也直接借鉴了西洋画的技巧;另一方面又保留和继承了中国传统戏曲的一些技巧和习惯，特别是剧中的女主角与传统戏曲一样是由男演员扮演的。剧中的女主角爱米柳夫人，就是由李叔同扮演的。欧阳予倩也在剧中扮演了一名女黑奴。第二幕中的“工厂纪念会”，还出现了戏曲舞台上的歌舞和皮黄。第五幕“雪崖之抗斗”中的武打场面，用的是京剧中的程式化动作。《黑奴吁天录》的成功演出，标志着中国早期话剧也就是文明新戏的正式开始。
继《黑奴吁天录》之后，春柳社又先后在日本东京演出了《天生相怜》、《画家与其妹》、《鸣不平》、《热血》等剧目。以辛首会名义首演于1909年1月的《热血》，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部。
《热血》由陆镜若根据日本新派剧作家田口菊町的剧本翻译改编的，田口菊町的剧本又是根据法国浪漫派小说家萨尔都的小说《女优杜司克》翻译改编的。陆镜若“女优”就是职业女演员，萨尔都的原著本来是写女演员杜司克与她的革命党情人之间的爱情悲剧，由于当时留学生中间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陆镜若和欧阳予倩就特别加强了革命党人越狱的情节故事，对杜司克为了救护自己的爱人而刺杀警察总监，然后被押送刑场殉情牺牲的情节进行大肆渲染，无形中起到宣传革命的作用。
剧中的女优杜司克由欧阳予倩扮演，革命党人亨利由谢抗白扮演，陆镜若扮演画家露兰，吴我尊扮演警察总监。欧阳予倩的湖南老乡、同盟会领袖黄兴在日本观看演出后，对春柳社同人大加称赞。据欧阳予倩介绍：“这个戏的演出形式，作为一个话剧，比《黑奴吁天录》更整齐更纯粹一些。……春柳的演剧，在熟练地掌握了这种以语言、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话剧的同时，初步形成了自己严肃、细腻的艺术风格。”
正当春柳社享誉东京的时候，国内的演剧活动也逐渐热闹起来。中国早期话剧也因此进入第四个阶段。
四、辛亥革命前后的戏剧宣传
1907年6月，曾经与刘艺舟一道到日本考察新派剧演出的王钟声，在上海开明绅士马相伯、沈仲礼的资助下，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新剧教育机构——通鉴学校。
王钟声是早期话剧界的一位神秘人物，关于他的生平传说有很多，一般认为他是一位富家子弟，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当过中学教员和政治幕僚，辛亥革命中牺牲于天津。他的主要合作者刘艺舟，就是一名同盟会会员。
1907年9月，为响应春柳社在日本的演出活动，通鉴学校以春阳社的名义在上海兰心戏院公演了《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外国人建造的现代化的戏院里进行演出。由于王钟声没有亲眼看过春柳社的演出，只得请许啸天按照“改良京戏”的路数重新改编剧本。演出时照搬了戏曲舞台用锣鼓、唱皮黄、念定场诗的艺术手法。因为扮演黑奴的演员不肯把脸涂黑，《黑奴吁天录》实际上演成了“白奴吁天录”。这次演出并不成功，它留给中国观众的最为深刻印象的，与其说是演出本身，不如说是兰心戏院华丽的布景、变幻的灯光和美妙的音响。
任天知是早期话剧界又一名神秘人物。据传说，他原名文毅，是满族人，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日本国籍。他在东京看到春柳社演出的《黑奴吁天录》后兴奋不已，劝说李叔同等人回国演出，遭到拒绝后只好一个人回国。1908年春天，任天知自称是春柳社社员，与王钟声合作把英国作家哈葛德的《迦茵小传》搬上了舞台，由任天知和王钟声分别扮演剧中的男女主角体乾和迦茵。该剧在演出时摆脱了传统戏曲歌舞化、程式化的模式，以生活化的言语动作和真实感人的情感抒发来展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全剧结束处桑洛克出于嫉恨枪杀迦茵，导致迦茵在体乾的怀抱中缓缓死去。任天知和王钟声在这个悲剧场面的处理上，极尽煽情之能事，让看惯传统戏曲的观众以为它“不像戏，像真的事情”，另一位著名戏剧家徐半梅，因此称赞这场是“像了话剧剧型”。
这一时期，春阳社演出的剧目还有《张汶祥刺马》、《宦海潮》、《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爱国血》、《革命家庭》等，这些剧目几乎全部是配合革命形势的政治宣传品。其中王钟声根据清末义士张汶祥刺杀贪官马星贻的历史事件编演的《张汶祥刺马》，最为轰动，成为文明新戏的又一部代表作品。
1908年5月，王钟声和刘艺舟应河北梆子名演员田际云的邀请，率春阳社北上与田际云的玉成戏班同台演出，这种话剧演员与戏曲演员同台演出的创新形式一时间很受欢迎，只是因为演出内容过于激进，王钟声被驱逐出京，成立不到一年的春阳社随之解散。
1910年11月，留在上海的任天知联合春阳社的部分成员和学生演剧的积极分子，发起组织了中国历史第一个职业化的新剧团体一进化团，主要成员先后有汪优游、温亚魂、陈镜花、王幻身、萧天呆、钱逢幸、陈大悲、李悲世、顾无为、查天影、范天声等人。1911年1月，进化团赴南京升平戏园举行首演，演出剧目为《血蓑衣》、《东亚病夫》和《新茶花》。《血蓑衣》由日本新派剧《血之泪》改译而成，宣扬的是日本明治时期维新志士与守旧派之间的殊死斗争。《东亚风云》取材于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枪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历史事件。《新茶花》演绎的是一个留学生在爱国妓女的感召下投笔从军的故事。由于这些演出直接服务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迎合了广大观众的革命热情，进化团一炮打响，在南京连演3个多月。随后，进化团又到安徽芜湖等地巡回演出4个多月，每到一处，任天知便在戏园门前挂起“天知派新剧”的旗帜，“天知派新剧”一时间名震大江南北。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庆祝活动，辗转回到上海的进化团在庆祝活动中献演了《黄金赤血》和《共和万岁》。《黄金赤血》直接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展开剧情，饰演男主角调梅的任天知，采用日本新派剧的做法，在演出过程中脱离剧情直接发表演说：“为了支援民军，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另一部十二幕的时事灯彩剧《共和万岁》，也把刚刚发生的辛亥革命搬上舞台。该剧演员众多，场面宏大，粉墨登场的人物包括八国联军、清兵、民众、外国侨民乃至宣统皇帝、袁世凯、张勋，在最后一幕欢庆共和的狂欢场面中，还以新式舞台设计呈现出孙中山的铜像和喷水花坛，令在场观众为之欢呼。
与春柳社不同，以任天知为代表的进化团所学习借鉴的主要是日本新派剧中的“壮士剧”。进化团最受欢迎的《黄金赤血》、《共和万岁》、《黄鹤楼》、《东亚风云》等剧，直接套用“壮士剧”化装演讲的方式来宣传革命，并且专门在剧中创立了“言论派老生”之类的角色类型，在中国早期话剧中自成一派。
进化团的足迹遍及上海、南京、宁波、镇江、芜湖、扬州、武汉、开封、长沙等6个省份的10多个城市，演出了大批直接宣传革命的新剧目，培养了众多的优秀演员，播撒了新剧的种子，有力推动了各地戏剧运动的发展。孙中山先生曾经亲笔为进化团题写过五个大字：“是亦学校也”。意思是说进化团相当于培养革命志士的大学校。但由于进化团过分迎合政治形势和观众的情绪，而不注重艺术性的提高，必然会导致艺术生命力和艺术创造力的严重匮乏。据欧阳予倩回忆：“有一次和天知同场，是在花园里讲恋爱，优游、天影两个是扮成两个打岔的青年，正当我们在谈话的当口，他们伸出头来做一个怪相，台下观众欢迎他们的滑稽，满堂大笑。这样一来，可就把任先生的言论打断了。……于是天知大怒，忽然在握手密谈的时候跳了起来，手中舞动手杖，满台奔走，他对我说道：‘姑娘，你们家的狗怎么那么多?我非先打了狗再和你说话不可。’于是，正在装着嘤嘤啜泣的我，忍不住笑，几乎无法收拾，只好转面向内，用手蒙住脸不再抬头。”
连最著名的新剧演员任天知、汪优游、查天影在舞台上尚且如此，一般演员的粗俗胡闹可想而知。由于演出缺乏艺术生命力，革命高潮过后观众的政治热情也随之减退，加之政治形势的反复无常，进化团成员很快就消沉下来。1913年，部分成员在苏州演出后自行解散，任天知也销声匿迹，不知所终。
辛亥革命前后，在春阳社和进化团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演剧活动风起云涌。仅上海一地，就有亦社、仁社、上海演剧联合会、文艺新剧场、改进团、醒世新剧团、开明社、女子参政会、流天影新剧团、醒社、新剧促进会等演剧团体演出新剧。戏曲演员夏月珊、夏月润兄弟还在1909年创立了新舞台，并从日本请来布景师负责舞台装置，使新舞台成为早期话剧演出的重要场所。
在广州，陈铁军、陈少白于1908年组织振天声白话剧社，编演了《熊飞起义》、《博浪椎击秦》等剧目，还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南洋群岛巡回演出，在新加坡演出期间还得到孙中山的接见，全体成员集体加入了同盟会。到了1911年，陈少白又在香港恢复振天声剧社，请著名画家关惠依绘制布景。一时间观众趋之若骛。
在北方，同盟会会员刘艺舟自编自演了几十出新戏。在北京、天津、山东、东北等地巡回演出，风行一时。在汉口、开封、福州、重庆、长沙、贵阳等区，也都有新剧团体和新剧演出。
就在进化团异军突起的同时，春柳社同人也陆续回国。1910年，陆镜若与王钟声、徐半梅合作，以“文艺新剧场”的名义在上海张园连续公演3个星期。辛亥革命爆发时，春柳社同人大都直接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直到1912年1月，才纷纷脱离政治回到上海，在陆镜若组织下成立新剧同志会，于张园首演七幕剧《家庭恩怨记》。《家庭恩怨记》一方面标志着
春柳社进入后期春柳的新阶段，一方面也标志着中国早期话剧进人更加自觉地追求艺术完美的新阶段。
五、艺术追求的初步觉醒
春柳社前期的核心人物是李叔同和曾孝谷。后期的核心人物，主要是陆镜若和欧阳予倩。
李叔同于1910年学成回国，先后在天津高等工业学校、上海城东女子学校任教。在上海期间还参加了柳亚子主持的南社，负责主编《文美杂志》和《太平洋报》副刊编辑。后来。李叔同离开上海到杭州担任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的图画、音乐教师。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洋音乐的先驱者，他创作的《送别歌》已经成为经典名曲。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课的油画教师，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可惜的是，李叔同回国之后就脱离了春柳社，后来由于家庭内部的纠纷和男女情感上的纠葛，加上他自己特殊的精神信仰，最后就采取了出家当和尚的解脱方式。
陆镜若，原名辅，字扶轩，江苏武进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在当年的日本留学生中，能够考上帝国大学的只有极少数，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田汉这些人，都没有在日本考上大学，郁达夫考上了东京帝大也没有好好读书。陆镜若不仅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专门跟随日本的新派剧名演员藤泽浅二郎学习过戏剧表演，还在日本著名戏剧家坪内逍遥组织的日本文艺协会中学习过欧洲戏剧，在日本戏剧家的眼中，他是“既能编剧、导演、表演，又懂得戏剧理论的唯一的中国人”。
自从编译排演《热血》之后，陆镜若就成了春柳社的核心人物。1912年，陆镜若在上海召集春柳社部分社员改组成立新剧同志会，在上海、江苏一带巡回演出，其主要成员有陆镜若、欧阳予倩、马绛士、吴惠仁、吴我尊、胡恨生、冯叔鸾等等。1913年，欧阳予倩率领部分成员回到湖南，以文社名义从事演剧活动。正在长沙师范读书的田汉，虽然没钱买票观看文社的演出，却从此产生了从事戏剧活动的想法。
袁世凯杀害宋教仁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由于力量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由于以新剧同志会为骨干的文社成员大都是革命党人，文社在二次革命后也遭到查禁。欧阳予倩等人只好返回上海，与陆镜若等人汇合。
后期春柳的代表作是陆镜若编剧的《家庭恩怨记》，这是一部家庭言情剧，描写前清军官王伯良，在辛亥革命期间携款潜逃到上海，迎娶名妓小桃红为姨太太。小桃红从良之后旧习不改，背着王伯良与别人通奸，被王伯良的童养儿媳梅仙发现，小桃红便设下圈套诬陷王伯良的儿子重申打算害死自己的父亲，致使重申含冤自杀，梅仙也随之发疯。王伯良知道真相后杀死小桃红，然后在好友的劝说之下再一次投军去报效国家。据欧阳予倩回忆，辛亥革命后，确实有一些半新半旧的军官，趁乱圈钱变成了暴发户。这些人钱来得容易也去得容易，跑到上海后第一件事就是娶姨太太。等到把钱花完后，他们又良心发现重新做人。
《家庭恩怨记》由陆镜若扮演王伯良，吴惠仁和欧阳予倩先后扮演小桃红，马绛士扮演梅仙，沈曼士扮演重申。这出戏在题材上并没有多少新意，只是由于它“用一种新的戏剧艺术形式，好像真的生活一样生动地表演出来，而且有些场面相当动人”，从而受到普遍欢迎。在演出过程中，由于陆镜若精益求精、严格要求，演出人员的表演水平和舞台处理也日渐成熟，从而成为后期春柳的保留剧目。
继《家庭恩怨记》之后，陆镜若等人又先后推出了《巴黎茶花女》、《不如归》、《社会钟》、《爱欲海》、《火里情人》等剧目，只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这些剧目再也不能像《家庭恩怨记》那样引起轰动。春柳社当时被视为新剧运动中的“洋派”，用欧阳予倩的话说，是“想演正式的悲剧，正式的喜剧，……介绍一些世界名作”，而当时的观众所要求的却是“过分的滑稽与意外的惊奇，这些在春柳都没有”。
1914年，陆镜若在上海租下谋得利戏馆，挂出“春柳剧场”的招牌。到了1915年9月，陆镜若因贫病交加英年早逝，春柳社同人最后在陆镜若的追悼会上，以《胭脂井》(又名《燕支井》)的演出宣告了春柳社的曲终人散。
陆镜若去世之后，整个早期话剧界也随之陷入退潮堕落的低谷期，春柳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欧阳予倩，干脆加入京剧团，男扮女装演起了青衣花旦。
欧阳予倩原名欧阳立袁，号南杰，艺名莲笙、兰客，笔名春柳、桃花不疑庵主，湖南浏阳人。1902年到日本留学，先后在成城中学和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文科学习，1907年参加“春柳社”。1914年，他开始编演京剧新戏《宝蟾送酒》、《馒头庵》、《黛玉葬花》、《晴雯补裘》、《潘金莲》等，同时向陈祥云、林绍琴，克秀山、李紫仙、周福喜等人学习京剧青衣、花旦、刀马旦戏，向薛瑶卿学习昆曲。他还参加“新舞台”，与夏月恒、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椎、冯子祁、毛韵珂等人合作从事京剧演出。他的表演在继承京剧艺术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能够兼收南北各派之长，大胆进行演出形式的革新，与梅兰芳有“南欧北梅”之称。
谈到春柳社，随便也谈一谈纪念话剧一百周年的问题。有一位老先生叫陈永康，笔名叫陈半丁，他一直在和别人争论，说是中国话剧100周年不是2007年，而应该是更早的时间。这种争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大家之所以要从春柳社算起，是因为春柳社的演出确实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平，并且出现了几个很著名的人物。譬如李叔同，他虽然后来不演戏了，无论作为弘一法师、作为书法家、作为音乐家还是作为油画家，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一个地位。再一个就是欧阳予倩，他在话剧界和戏曲界的艺术生命力，是任何人都比不过的。不是他水平有多高，而是他资格比谁都老、活得比谁都长。别的剧团都没有贡献出像李叔同和欧阳予倩这样的名牌人物和品牌形象，即使时间上早几年也是不能算数的。人类历史从来都是赢者通吃，没有实力的人和事迟早都是要被历史遗忘的。
六、大起大落的退潮堕落
1913年，一位美国电影商来到中国，与上海的新民影片公司合作拍摄故事影片，因为胶片供应不上而陷入困境。为帮助这些演员摆脱困境，郑正秋编写了《苦丫头》和《奶娘怨》两部剧本，于这年8月以新民社的名义在兰心戏院和谋得利剧场公开演出。由于卖座空前，郑正秋就接着编排下去，凑成了10本连台的《恶家庭》，一时间轰动了大上海。
郑正秋，原名伯常，广东潮阳人，出身于富商之家，自幼客居上海，起初是一名戏曲爱好者，辛亥革命前后经常以“药风”的笔名在上海报刊上发表京剧评论。1913年，郑正秋加盟亚细亚影戏公司，编写并参与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故事影片《难夫难妻》，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名先驱人物。
郑正秋的连台戏《恶家庭》写的是一个名叫卜静丞的穷书生，在升官发财后不去赡养自己的父母妻儿，偏偏要迎娶妓女新梅过起了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他的母亲得到消息后带着儿媳和孙子来到上海，却遭到卜静丞和新梅的虐待。在随
后的岁月里，卜静丞和新梅一个诱奸女仆，一个通奸偷情，两个人几乎是坏事做尽。后来经钦差大臣的查勘，卜静丞被革职查办，新梅跟随奸夫携款私奔时又死于非命。这出戏沿用的是传统戏曲在奇异怪诞中编排故事情节的旧套路，迎合的是二次革命失败后城市小市民颇为普遍的灰暗心理，虽然在商业演出中获得成功，却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和艺术贡献。
新民社的商业成功对于当时的新剧界震动极大，已经职业化的文明戏演员纷纷效尤，文化商人们也不甘落后。1913年11月，文化商人张石川等人在郑正秋拒绝合作的情况下另起炉灶，用重金收买新民社的演员成立民鸣社。民鸣社在剧目题材上另辟新路，先把《三笑姻缘》等言情小说搬上舞台，接着又编演32本连台戏《西太后》，以宫闹秘史和色情表演招徕观众，使得上海新剧界在1914年重新热闹起来。当时的剧团之多，规模之大，观众之痴迷，赢利之丰厚，都称得上是盛况空前。因为这一年是阴历甲寅年，也就有了“甲寅中兴”的说法。
1914年8月，新民社原来的后台经理兼演员苏石痴，又发起组织一个以男女合演相号召的民兴社。民兴社用女演员反串男角、男演员反串女角，开场戏《果报录》赤裸裸地宣扬色情、凶杀、迷信、因果报应、宿命轮回等封建糟粕。盛演一时的《刁刘氏》，开始时还是女主角一个人从事“骑驴唱春”的色情表演，到后来竟然发展到既有独唱、又有伴唱、还有合唱的“满台唱春”的下流胡闹。苏石痴本人更是别出心裁，常常在演出过程中脱离剧情加上一段耍蛇表演，以造成对于观众的感官刺激。
仅仅靠色情表演和感官刺激来吸引观众，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甲寅中兴”之后，失去新奇感的文明戏很快就失去观众，连文明戏的名称也成了被人唾弃的贬义词。剧院商人见文明戏已经无利可图，干脆拒之于剧场之外。文明戏演员从此一落千丈，只好流落到街头的游艺场所去讨饭糊口。
要谈文明戏演员的落魄相，刘半农和刘天华两兄弟，是最有代表性的。刘半农(1891-1934)原名寿彭，改名复，初字半依，后改半农，江苏江阴人。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在当小学教员的刘半农，先与二弟刘天华一起加入本地的青年团参加，随后又离家赴清江地区，在一个作战旅中担任文书和翻译。战争结束后，已经21岁的刘半农回到家乡，带着借来的五块大洋和二弟刘天华一起到上海去闯世界。1912年初，刘氏兄弟加盟李君磐创办的开明剧社，刘半农任编剧兼演员，刘天华任音乐指导。由于文明戏逐渐进入衰退期，兄弟二人的经济收入只能免于饥，而不能免于寒。到了冬天，两人只有一件棉袍，一个人出门办事，另一个人就只能躲在被窝里取暖。有一次，由刘半农编剧的《好事多磨》在上海大新街中华大戏院演出，前辈戏剧家徐半梅应邀到后台参观，从此认识了刘半农。开明剧社解散后，刘半农经徐半梅介绍，到中华书局任编译员。到了1917年，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响应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得到陈独秀的赏识，半年后到北京大学当上了大学教员，从此过上了中产阶级的富裕生活，同时也成为一名用激烈话语批判早期话剧和传统戏曲的急先锋。
七、南开中学的戏剧演出
在南方的早期话剧陷入低谷的时候，天津南开中学的戏剧演出却逐步走上正规，开创了学生演剧的新时代。
1908年，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从欧美考察归来，开始着手组织新剧演出活动。1909年10月17日五周年校庆之际，张伯苓自编自导了三幕讽刺剧《用非所学》，并且亲自扮演了剧中的男主角。
《用非所学》讽刺的是一名学习工程的留学生，回国后先是趾高气扬地大唱高调，不久却花钱买官，与自己大骂过的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该剧在南开学校首次公演，开创了南开中学校庆演剧的新风尚。
1912年10月10日，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周年，南开中学又排演了一部《华娥传》。这个戏以辛亥革命为背景，歌颂一名红十字会的女护士华娥，与曾经救助过她的民军军官之间的爱情故事。该剧的成功演出，赢得了天津多家报刊的赞扬。
1913年10月17日，南开中学在校庆九周年之际，排演了八幕新剧《新少年》，讲的是一名贫而有志的少年，在得到求学机会之后奋发图强、报国立功的故事。刚刚考入南开中学的周恩来，受《新少年》的影响，在他主持的学生课外团体敬业乐群会中，编排了一部描写社会腐败，歌颂少年人的爱国精神的《五更钟》。
1914年10月17日，南开中学在十周年校庆之际，正式宣告成立南开剧团，由教师时趾周兼任团长，下设编篡、演作、布景、审定四个部门，周恩来担任的是布景部副部长。
1915年10月17日，南开中学十一周年的校庆演出的是七幕剧《一圆钱》。《一元钱》的编剧和导演都是时趾周，剧中的女主角孙慧，由周恩来扮演，其他角色分别由时趾周、马千里、吴国桢等人扮演。该剧描写了赵、孙两家在由穷变富和由富变穷的不同境遇中所表现出的处世态度，批判了忘恩负义者的所作所为。中间还穿插了赵、孙两家子女的恋爱故事。戏中的“训子”一场戏还借女主角的“训子”，对窃国大盗袁世凯进行影射和痛骂。该剧的情节编排与文明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主导全剧的更是传统戏曲善恶昭彰、善恶有报的道德观念，真正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舞美设计方面。如其中第一幕的布景，“剧中人推窗一望，明月当空，观众宛如见到真景，惊叹不已”。
继《一圆钱》之后，南开演剧趋于活跃，几乎每个月都有新剧推出，常演的剧目有《华娥传》、《天作之合》、《仇大娘》、《一圆钱》、《一念差》等等。
《一念差》的编剧和导演也是时趾周，该剧讲述的是清朝末年的一名官吏叶中诚，在同僚王守义的怂恿下，为了得到广东海关监督的“肥缺”而不惜诬告现任海关监督私通革命党，致使对方家破人亡死于狱中。叶中诚升官发财之后，他的儿子因为吃喝嫖赌死于花柳病，叶中诚自己也因为良心不安而精神恍惚。他后悔自己不该因为“一念之差”而谋官害命，最后在精神崩溃中杀死王守义并且自杀。
1916年，随着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张彭春加盟南开剧团，南开中学的戏剧活动开始走上正规化道路。
张彭春是校长张伯苓的弟弟，1910年赴美留学，在攻读哲学和教育学之余对欧美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也有研究，曾在美国用英语编演过《外侮》、《醒》等剧目。前者影射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被留美同学胡适赞誉为“先我为之”的“佳作”。后者是“写实述景，历历目前”的写实剧。张彭春回国后任南开剧团的副团长和导演，多次指导学生用英汉两种语言排演《醒》，并参与了《一念差》等剧的改编和导演工作。到了“五四”前夕的1918年10月17日，张彭春编写的《新村正》由南开新剧团正式公演，标志着早期南开话剧的最高成就。《新村正》取材于天津附近周家庄的一桩实事，剧中以吴二爷为代表的土豪劣绅为谋取私利，不惜将村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出卖给外国公司。进步学生李壮图为维护
农民的利益挺身而出，反而被吴二爷赶出家乡，可怜的村民们最终不得不赔着笑脸为新村正吴二爷送上表示拥戴之情的“万民伞”。该剧摆脱了传统戏曲和文明新戏所惯用的善恶报应的俗套和大团圆的结局，于剧情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展现人物性格，被胡适称赞为“颇有新剧的意味”。
南开的学生演剧，对于文明戏商业化之后的恶劣风气是坚决予以抵制的。当时的著名旦角演员兼布置部副部长周恩来，在校刊中发表过一篇标题为《吾校新剧观》的文章，明确指出南开剧团与文明戏艺人的“籍新剧为护符，行卑鄙之实事”、“博下等社会欢迎，异江河之日下”绝不相同，“于种类上已占其悲剧感动剧位置;于潮流于已占有写实剧之写实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南开新剧团培养出了两位杰出的政治家，一个是共产党的周恩来，一个是国民党的吴国桢。吴国桢比周恩来小5岁，10岁时和周恩来一起考入南开中学，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去日本留学，吴国桢考进清华学校。吴国桢清华毕业后，被保送到美国留学。1926年，吴国桢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汉口市市长、重庆市市长和上海市市长，是国民党政府中口碑最好也最有成就的一位市长。南开剧团最值得骄傲的，还是培养出了一名戏剧大师，他就是曹禺。
与南开中学一样，北京清华学校也有自己的演剧传统。1911年，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清华学校开始上演新戏剧，此后每学期都要举行演剧比赛，从而培养出了洪深、李健吾、张骏祥、杨绛等一批戏剧家。曹禺的成名之作《雷雨》，也是在清华校园里完成他的。1914年，清华学校排演由洪深改译的英国名剧《侠盗罗宾汉》，为取得理想的演出效果，洪深大胆地把演出场地迁移到室外的树林中，并且取得成功。1915年，洪深创作的独幕剧《卖梨人》在演剧比赛中获得这一年的锦标奖。1916，洪深的五幕剧《贪民惨剧》被校刊称为“实有关世道人心之剧也”。尽管这一时期的清华演剧在水平和影响上，都不能与南开演剧相提并论，却和南开中学一起为几年后的“爱美剧”运动开辟了道路。
八、早期话剧的剧本创作
早期话剧的演出，除春柳社有完整的剧本之外，大部分剧团的演出，基本上都是采用的幕表制。幕表就是贴在舞台幕后的演出提纲，一般都是分场写成的，有的有动作提示，有的也写出一些重头戏和重要场面的人物对话，有的干脆画成连环画贴在后台的幕布上或墙体上。演员按照幕表上规定的角色和顺序出场表演，然后再按照舞台上的情景和剧场里的气氛进行临场发挥。
随着早期话剧的影响日益扩大，关注并参与剧本创作的文化人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戏剧剧本的整理发表，再接着又有了对于外国剧本的完整翻译。
如果说早期话剧在舞台表演方面接受日本新派剧的影响要比接受西方戏剧的影响大得多，那么，在戏剧文学的编译创作方面，西方浪漫派戏剧的影响要比日本新派剧更大一些。许啸天、包天笑、叶小凤、李石曾、瘦鹃、东亚病夫、马君武、刘半农、薛琪瑛、陈嘏等人，都留下了很有价值的戏剧翻译和戏剧创作，像《茶花女》、《热血》、《迦茵小传》、《祖国》、《牺牲》、《多情之英雄》、《无名氏》、《美人心》、《莺儿》等一大批西方浪漫派剧作，很早就被翻译过来，这在原创剧本寥寥无几的情况下，对于戏剧界提高自己的艺术境界和艺术修养，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早期话剧留传至今的原创剧本并不多见，辛亥革命前后产生的最早的一批创作，如《故乡》、《青年》、《小伯爵》、《家庭恩怨记》，都有不同程度的戏曲痕迹，话剧特有的文学意境和艺术精神还不够充分。
由陈大悲创作于1910年的《故乡》，写邓忆南在命运的安排下，不得不离开恩爱的妻子远走他乡。10多年过去，邓忆南返回故里，没有想到自己的妻子已经另嫁他人，绝望之中他投身大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戏剧处理虽然有些生硬和勉强，但它毕竟打破了传统戏曲大团圆的俗套。
陆镜若的《家庭恩怨记》，在题材选择上并无新意，难得的是它写出了人物真实的情感和鲜明的个性。到了文明戏的衰落时期，在人们对家庭戏、色情戏的谴责越来越强烈的同时，反而涌现了一些很好的剧本，如《战后》、《胭脂井》、《母》、《姐妹》、《新村正》、《乌江》等。刘半农1914年用文言文写成的两幕四场话剧《战后》，讲述的是李敬修的妻子和儿女对于已经战死沙场的李敬修的企盼之情，以及他们得到死讯之后的悲痛欲绝。无论是在戏剧情节的编排和戏剧冲突的处理方面，《战后》都具备了现代戏剧的意境和韵味。
1915年，南社作家包天笑创作了七幕剧《胭脂井》，该剧取材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前的宫廷血案。在大敌压境、兵临城下之际，慈禧太后置国家大局于不顾，胁迫光绪皇帝一起逃出京城。当珍妃出面劝阻时，慈禧恼羞成怒，下令把她扔入胭脂井中活活淹死。该剧较为准确地勾勒出了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特点，并且渲染出了一种悲剧情调。
《母》和《姐妹》都是徐半梅的作品。《母》中的平宝珊是一个医生，平时喜欢拈花惹草，看见妓女艳紫美丽动人，他就以治病为名把艳紫留在家中。为了不使一双儿女知道父亲的荒唐行径，平宝珊的妻子静枝煞费苦心隐瞒真相，他们的儿子荔芳偏偏就发现了父亲的可耻勾当。《姐妹》中的姐姐凤姑无意中看到母亲与旧情人的照片，了解到妹妹真实的身世，可她为了父亲的安宁和母亲的体面，不得不把事实真相埋藏在心底。这两部作品戏味十足，情调统一，戏剧冲突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与稍晚的《新村正》、《乌江》一起标志着早期话剧创作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由春柳社成员吴我尊创作于1919年的二幕话剧《乌江》，根据“霸王别姬”的历史传说编排而成。剧中的人物性格鲜明，作者在剧本之后附有标题为《演<乌江>脚本者注意》的提示语，建议在戏剧处理上化用传统戏曲的音乐和舞蹈来强化舞台效果。这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历史剧作品，也是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开山之作。
总起来说，早期话剧的发展，并不是从逐步崛起到走向衰落的简单轮回，而是整个中国现代戏剧在螺旋式上升过程中并不圆满的第一个环节。一方面是变了质的文明戏的堕落衰退，另一方面是更加自觉的艺术追求的茁壮成长。早期话剧的大多数从业者都随着文明戏的堕落而归于沉寂，但是，文明戏演员中的精英人物并没有甘于沦落，而是在不断奋争中汇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之中。欧阳予倩、陈大悲，汪优游、张彭春、徐半梅、吴我尊、包天笑、朱双云等人，在“五四”时期的戏剧运动中，都是很有成就的著名人物。刘半农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先驱。洪深在清华学校的演剧活动中已经初试锋芒，田汉因为在长沙看到欧阳予倩等人的演出道具而大受鼓舞，这才有了他日后的戏剧活动。上述情况足以说明早期话剧为后来的戏剧发展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它的衰落和衰落中的重建，有着不可替代也不容抹杀的历史价值。
早期话剧大起大落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像胡适那样具有世界性眼光的文化大师，为现代戏剧所应该达到的易卜生式的精神境界指明方向，更没有像曹禺那样的戏剧大师，创造出能够激活全民族的集体意识并且感动全民族观众的角色形象。总而言之，戏剧是以人为本、以创造角色形象为第一目标的综合艺术。一个让观众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角色形象的成功创造，首先需要有创造出鲜活的角色形象的优秀剧本，其次需要有能够完善呈现角色形象的演员团队，再其次还要有与角色形象协调一致的音乐效果和舞美造型。换句话说，一部戏剧作品的成功展现，必须依靠编剧、导演、演员和舞台设计人员的通力合作，除此之外，任何性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宣传，都不能够替代戏剧艺术本身的艺术法则和艺术生命，而只能作为推动戏剧艺术或走向繁荣或走向堕落的外部力量。戏剧艺术和戏剧事业辉煌繁荣的最低条件，就是对于戏剧编剧、戏剧角色、戏剧导演、戏剧演员和剧场工作人员以及戏剧观众的艺术生命和自由创造的充分尊重和制度保障。关于这一点现今仍必须予以提倡和坚持。
责任编辑：郭妍琳
作者：张耀杰 晓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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