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时期财政政策论文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转轨国家也深受其害。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影响，转轨国家纷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多种措施稳定金融业，扶持实体经济，大力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收到了实效。这些重要的举措也为转轨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恢复经济增长提供了前提条件。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经济转轨时期财政政策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经济转轨时期财政政策论文 篇1：

从后危机到新常态：发达市场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之比较

[摘 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带来持续的经济衰退。经过这场严重的经济衰退，2011年前后全球经济处于后危机时期，发达市场经济体挣扎在萧条与复苏之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率先复苏后又放慢了经济增速。2013年开始，全球经济逐渐复苏进入经济新常态。比较两大经济体的反危机的政策效应，分析其市场经济的体制特点和经验教训，对我国新常态经济的定位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新常态经济;发达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何玉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21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一方面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加速转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启动器;另一方面是发达市场经济体引发的2008年经济危机波及全球，全球经济遭到重创。历经后危机时代经济萧条与复苏的挣扎，发达市场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相继步入新常态经济。比较两大经济体反危机经历及新常态经济的现状与趋势，将有利于我国经济准确定位和健康发展。

一、基本概念与相关文献

1.后危机时代

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带来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而欧债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经济的衰退。后危机时代(Post Crisis Era) 是全球经济危机后的经济萧条与复苏交替并存时期，危机的后果或多或少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经济体2010-2011年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而发达市场经济体相对滞后[1]。当然，新兴经济体在2013-2014年也出现了经济增速疲软。发达市场经济体的美国在2013年基本实现复苏，欧盟和日本在2014年也基本走出萧条。欧洲中央银行《2014年度报告》称：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依然渐进和不平衡，欧元区经济处于低通胀和弱复苏状态[2]。后危机时期实际上是经济周期的调整期，发达市场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这一时期有不同的表现。

2.新常态经济

新常态经济(New Normalcy Economy)是指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后，多重原因所导致的增长乏力、逐渐平稳下行的常规状态。当前新常态经济是“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次使用“新常态”来描述此轮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指：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高企、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公共财政面临挑战，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和财富活力从工业化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2]。目前全球经济既存在危机后的不利影响，[JP2]又相继走出衰退，全球经济增长2011年28%，2012年23%，2013年22%，2014年25%[3](P3-4)，已步入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的常态。新常态经济也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年均9.8%，但2012年以后降到8%以下，2014年降到7.4%。厉以宁(2014)认为，“新常态”是相对于2003年以来经济的不正常高速增长而言的，现在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高的速度就行了，即是进入常态[3](P3-4)。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14)认为，经济增长新常态是确保质量和效益前提下的中等发展速度[4]。管清友、朱振鑫(2014)认为，中国经济正在步入增速换档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5]。概言之，我国新常态经济的特点是经济增长质量优先和经济结构优化，即由偏重增长速度转变为经济效益提升、生态环境向好、居民生活改善;由传统低端产业结构转变为经济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协同发展[6]。[JP]

3. 发达市场经济体

发达市场经济体(Advanced Market Economies)是指市场经济成熟、经济规模庞大、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集合体。联合国未设专门分类指标，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13年人文发展报告》界定人文发展指数0.8以上的发达国家或地区47个：挪威、澳大利亚、美国、荷兰、德国、新西兰、爱尔兰、瑞典、瑞士、日本、加拿大、韩国、中国香港、冰岛、丹麦、以色列、比利时、奥地利、新加坡、法国、芬兰、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列支敦士登、意大利、卢森堡、英国、捷克、希腊、文莱、塞浦路斯、马耳他、安道尔、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卡塔尔、匈牙利、巴巴多斯、波兰、智利、立陶宛、阿联酋、葡萄牙、拉脱维尼亚、阿根廷、塞舌尔、克罗地亚[7]。经合组织(OECD)提出的发达国家有25个：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典、芬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希腊、冰岛、爱尔兰、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M)《世界经济展望2013》认定发达经济体有34个：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奥地利、芬兰、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卢森堡、爱沙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日本、英国、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瑞典、瑞士、中国香港、新加坡、捷克、丹麦、挪威、以色列、新西兰、冰岛[8]。

基于经济发达和市场成熟程度，笔者以美国、欧盟、日本为发达市场经济体的代表：(1)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市场经济发展成熟。(2)欧盟28国包括欧洲尤其是西欧和北欧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盟已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庞大经济体，其成员包括：丹麦、比利时、保加利亚、法国、克罗地亚、波兰、匈牙利、爱尔兰、卢森堡、爱沙尼亚、塞浦路斯、瑞典、奥地利、立陶宛、希腊、罗马尼亚、德国、芬兰、英国、意大利、荷兰、拉脱维亚、葡萄牙、捷克、西班牙、斯洛伐克、马耳他、斯洛文尼亚。(3)日本经济总量长期位居第二，近年降为第三，其市场经济体制成熟，是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

4. 新兴市场经济体

新兴市场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是相对于发达市场经济体而言的，指的是那些原来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市场经济改革，经济快速增长并对国际经济影响巨大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集合体。1990年代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先后实行经济转轨，走上市场经济之路。比较典型的有两类，一是东欧国家和苏联解体后以俄罗斯为主的独联体国家;二是中国、越南等保留社会主义制度但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金砖5国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就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典型国家;还有学者将阿根廷、印尼、韩国、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与之汇总为新兴经济体11国(E11)[9](P5)。

本文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代表，与发达市场经济体进行比较研究。金砖(BRIC)5国集中了全球42.3%的人口和拥有全球296%的国土，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高地。(1)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范。1978年改革肇始，1992年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领头羊”，但中国存在着生态环境破坏、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地区和城乡发展差距大、市场环境不完善等问题。(2)俄罗斯1990年代通过“休克疗法”走上私有化市场经济道路。在继承前苏联工业化遗产的基础上，俄罗斯经济转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已成为人均高收入国家。但俄罗斯基础设施、市场体系和市场环境还不完善，工业结构单一和资源型国家对国际市场依附性较强。(3)印度是人口和国土资源大国。1947年独立后国家管制和计划调控传统悠久，1990年代以来印度市场化进程迅速，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印度区域和城乡发展差别大，社会保障体系较薄弱，市场环境不完善。(4)巴西是南美大国。19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六，其矿产资源、钢铁、制造业、农牧业发达，但其经济结构单一化和对发达市场经济体依赖程度明显。(5)南非是非洲最大经济体。矿产和能源产业、制造业和金融市场较发达。1994年结束种族隔离走向种族平等后，南非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南非市场体系和市场环境不够成熟，贫富差距较大，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

二、新常态经济下两大经济体状况比较

当今世界，发达市场经济体引领世界经济潮流，全球经济从后危机进入新常态，主要取决于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发达市场经济体以占世界13.33%的人口和10.8%的国土，创造了51.99%的GDP(见图1，图2，图3，图4，图5)。近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迅速，金砖5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008年的15.06%上升到2014年的21.81%(见表1)。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88.6%下降到2000年的76.6%、2008年的20.8%和2010年的约30%，而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多[9](P13)。

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看，发达市场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反差较大。表1数据显示，目前产业结构世界平均水平为：农业31%，工业26.7%，服务业70.2%。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业低于世界水平，而服务业高于世界水平。发达市场经济体并非工业比重大，而是以服务业为主体。新兴市场经济体产业结构落后于国际水平，更落后于发达市场经济体，普遍是农业比例高，而服务业比例低。如中国农业9.2%，工业42.6%，服务业48.2%;印度农业17%;新兴市场经济体只有南非的产业结构接近国际平均水平。

三、走出萧条步入新常态的发达市场经济体

1. 发达市场经济体艰难步入新常态

美国经济复苏后进入新常态经济。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金融危机，进而引起宏观经济全面衰退。2008年1季度美国经济开始下滑，2009年2季度跌入低谷，全年GDP增速-2.8%;进出口贸易2009年为-13.7%和-8.8%，并持续逆差;失业率全年达9.3%(见表2，表3，表4)。面对经济危机，联邦政府出台高达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2008年末奥巴马上台执行救市方案。美国政府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加强财政刺激的同时强化金融监管;调整产业结构，推行再工业化和发展实体经济;扩大国际贸易与增加出口;推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增加教育投入等，促推经济复苏。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萧条与复苏相互交替。萧条的因素：一是欧债危机制约了美国的欧洲市场，抑制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二是2012年末布什政府延续下来的减税政策到期，引起公共财政支出大幅削减和个人税收增加的所谓“财政悬崖”，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下降抑制了经济复苏。三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困扰美国经济。美国连续4个财年财政赤字达1万亿美元，2013年10月政府债务突破17万亿美元上限;救市计划侧重金融领域、对实体经济刺激不到位等因素抑制了经济的复苏。经济复苏的因素：一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二是消费、就业和房地产市场改善。2013年失业率74%，为危机以来新低(见表4);2013年以后房地产市场恢复正常。三是信息、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行业技术优势有利于经济复苏。2010年美国经济回升到2.5%，2011年下滑到16%，2012、2013年连续两年保持在2.2%，2014年达到2.4%(见表2)。总体看，2013年实现经济复苏，美国已从后危机进入新常态。

欧盟从后危机艰难走向弱复苏。欧盟2008年2季度经济开始下滑，2009年经济总量下跌4.4%;进出口贸易分别下跌11.6%和11.9%，持续逆差;危机以来失业率居高不下，2009年达90%，一度达到10%以上(见表2，表3，表4)。欧盟反危机主要采取刺激经济的宽松货币政策。但由于欧洲传统的福利刚性、政府债务等造成巨大财政赤字难以解决，待刺激政策稍有成效，各国就竞相退出刺激政策。2009年10月，由希腊巨大财政赤字(占GDP的12%)引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发生，随即蔓延欧洲，欧盟各国逼迫希腊选择紧缩财政政策。欧盟经历了约两年的严重经济衰退，2010年经短暂企稳回升后，遭到欧债危机打击，2011年下半年再度持续下滑，2012年持续负增长。进出口贸易2011年一度好转后，2012年以来持续下滑(见表2，表3，表4)。2013-2014年，宏观经济企稳，出现弱复苏。

日本从复苏与萧条交替中逐渐实现复苏。在经济危机冲击下，日本2008年开始经济下滑，2009年跌入低谷，经济增长率为-5.5%，进出口贸易下跌15.7%和24.2%，失业率5%(见表2，表3，表4)。日本反危机旨在刺激消费，加大公共投资，加快灾后重建。安倍政府推出20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2010年经济回升4.7%(见表2)。由于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2011年日本再度陷入经济衰退。灾后重建的展开一度使经济强势反弹，但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灾后重建刺激政策到期、公共开支减少等因素使增长受限;通货紧缩亦抑制了消费和投资;能源进口刚性需求导致贸易逆差;财政重负使经济刺激效果减弱。2012年上半年GDP增速加快，但下半年又急剧下滑，全年仅增长1.8%，2013年以后情况趋于稳定。日本经济在复苏和萧条中挣扎，逐渐走向复苏和新常态。

2. 发达市场经济体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实体经济“空心化”是经济危机和后危机持续萧条的主因。1990年代以后，发达市场经济体将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逐渐转移到海外，金融、证劵、房地产等虚拟经济迅速膨胀。然而，经济增长最终要靠实体经济。危机过后经济复苏的起点是固定资本更新，并由此带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生活资料生产部门恢复，这都有赖于实体经济。刺激消费与投资要落实到实体经济才有效，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才有意义，因为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不具有直接作用。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弱点正在于实体经济“空心化”，其反危机救市目标侧重于虚拟经济，救市作用有限。

第二，福利“刚性”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由于欧盟国家长期实行慷慨的福利制度和过于均等化的收入政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投资和个人的积极性。在经济衰退时，福利“刚性”进一步加剧财政困难。欧盟国家政府债务危机的发生，延迟退休等福利制度改革受挫，以及美国全民医保的搁浅，皆源于刚性福利根深蒂固，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第三，银行资产负债恶化制约了企业融投资。经济危机的发生和经济复苏都有赖于银行资产状况。当前，欧盟国家银行资产负债仍在恶化，希腊危机难以脱险。西班牙银行业2013年1月份不良贷款率升至10.8%的历史高位，意大利银行业不良贷款亦触及两年新高，德、法银行资产负债表有待进一步修复，企业融资仍面临较大困难[10]。投资刺激不到位，宏观经济难以复苏。

第四，政府债务过重是经济萧条的主要因素。经济危机以来，发达市场经济体沉重的政府债务使其在经济萧条中难以自拔。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64%上升到2013年的96.1%;欧盟由2008年的52.1%上升到2012年的73.2%;日本由2008年的153.1%上升到2012年的196%。为降低政府债务负担、维持财政的可持续性，美国和欧盟继续实行紧缩财政政策，日本也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来稳固财政。

第五，政府调节功能弱化使反危机难以取得实效。在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市场调节固然可以使经济重新走向均衡，但需要付出极大成本。而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正当其时。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强市场、弱政府，决定了其调控功能有限，反危机效果必然被各奔其利的市场所消解。

四、率先复苏进入新常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1.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复苏后进入新常态

中国引领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复苏。面对突然来临的经济危机，中国果断调控，在经历2009年初经济下滑之后，2009年底救市效果显现，GDP同比增长达9.2%，2010年为10.2%，2011年为9.4%，2012年保持在7.8%(见表2)。俄罗斯在救市计划与国际油价提升的作用下，2010年、2011年GDP增速达4.5%和4.3%。印度通过实施经济刺激政策，2009年GDP增速恢复到8.5%，2010年达10.5%;巴西2010年恢复到7.6%，2011年为3.98%;南非2010年恢复到3.0%，2011年达3.2%(见表2)。新兴市场经济体2010年和2011年经济增长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12年后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但仍处于常态增长。

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呈现新常态。危机时期新兴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大幅减少，2009年金砖5国进出口贸易跌入低谷(见表3)。2010年开始，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出口由降转升，增速达到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而发达市场经济体进出口也已恢复，但明显不如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快(见表3)。从进出口差额情况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中国、俄罗斯与巴西为顺差;南非低微逆差，进出口接近持平;只有印度为逆差。而发达市场经济体的美国、欧盟和日本则普遍进出口逆差时期居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反危机进程和新常态时期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明显提高。新兴市场经济体金砖5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时的15.06%，上升到2014年的21.81%。反观发达市场经济体，则由2008年占全球GDP的61.24%下降到2014年的51.99%。21世纪头十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长超过6%，中国超过10%、印度超过7%、俄罗斯超过6%、巴西为3.6%、南非为3%左右，金砖国家平均增长率超过8%，远高于发达国家2.6%的平均增长率及4.1%的全球平均增长率[9](P10)。新常态经济条件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发达市场经济体形成挑战。

2.新兴市场经济体何以率先经济复苏进入常态

新兴市场经济体先于发达市场经济体走向复苏，进入新常态发展，有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

一是有力的政府调控是经济复苏和进入新常态的制度因素。新兴市场经济体转型以来，保留政府调控的优势和宏观调控的经济实力，如中国反危机投资刺激和产业振兴计划就能迅速落实。政府调控能力和反危机效果体现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制度优势。

二是人口因素助推经济复苏和实现新常态发展的双重效应。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砖5国总人口超过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二。一方面，庞大的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这也使新兴市场经济体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另一方面，人口大国自身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在国际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强大的内需为经济复苏提供了条件。人口众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社会消费以国内市场为主，当国际市场衰退时，国内市场容量依然很大，国内市场对国际市场的弥补有利于经济复苏。

三是资源优势为经济复苏和新常态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是资源大国，中国的矿产资源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资源支持，中国和俄罗斯都是重要的石油产出国;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巴西的铁矿砂、多种金属和石油资源丰富;南非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黄金、钻石为世界之最;中国和南非是两个世界最大的黄金产地。资源优势必然转化为产品优势，从而能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顺差。而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上涨，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也是利大于弊。

四是实体经济和农业优势是经济复苏和新常态发展的坚实基础。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主导着国民经济，实体经济比虚拟经济较少“泡沫”和投机性，较容易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因而相对容易走出危机。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是农业资源大国，粮食和食品加工是新兴经济体的优势产业;中国和印度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其粮食和食品产出不仅为本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国际市场提供了丰富的供给。实体经济更有利于带动就业，中国失业率一直控制在4%左右，印度在4%以下，俄罗斯和巴西稍高，但呈下降趋势，只有南非失业率超过20%(见表4)。

3. 制约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常态发展的因素

虽然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市场的时间还不长，但经济体制和市场不完善的问题也逐渐显现。

一是经济结构单一化和产业结构低级化弱化了经济实力。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为主，产业结构处于低端，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较弱。俄罗斯、巴西、南非等产业结构单一化明显，尤其依赖国际市场状况。中国以制造业为主，产业结构低级化，在国际市场占有量大但产品附加值低。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印度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高利率、高税收以及基础设施陈旧抑制了巴西的企业投资，其国内投资率低于20%。以上状况制约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庞大的制造业和能源产出使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新兴市场经济体多为能源和制造业大国，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消耗伴随碳排放和污染扩大;经济增长伴随着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源和高耗能加工产品出口比重大，也是世界主要初级品、制造品的生产供应基地。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产品制造过程中承担着大量资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和环境污染型产品的生产，这些环境代价是难以估量的。

三是注重经济增长而疏于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新兴市场经济体大多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市场经济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社会保障和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收入差距加速拉大。除印度外，新兴市场经济体基尼系数普遍很高，中国为0.469(2014)，俄罗斯为0.416(2014)，巴西为0.497(2013)，南非高达0.65(2011)[11](P64)。收入差距拉大带来了社会矛盾的隐患。而印度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也非常突出。

四是经济增长中伴随着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兴市场经济体反危机的重要手段是刺激投资和消费的调节政策，同时伴随经济过热所难以避免的通货膨胀。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大多金融体制不完善，货币调控能力不强，也进一步加重了通货膨胀。如表5所示，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货膨胀率在经济危机以来明显高于发达市场经济体，复苏以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通胀率仍处高位，这将影响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

五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发达市场经济体存在依附性。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世界市场也为发达市场经济体提供能源、劳动力、商品和广大的消费市场，发达市场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直接影响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民经济，发达市场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影响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尤其是源自于发达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危机，最终是全球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其买单。

五、比较结论与启示

此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已有6年之久，发达市场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相继走出萧条，进入经济新常态。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发达市场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相继进入新常态经济。一方面，发达市场经济体经过后危机时代的萧条与复苏的交替，进入新常态经济，经济呈低速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再未保持危机前的高速增长，而是以中高速增长为主线，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共同点为增速放慢，结构升级。

其次，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复苏后进入调整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复苏先于发达市场经济体，2010-2011年当发达市场经济体陷入经济衰退和欧债危机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却强劲复苏。近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速呈回落趋势，这并非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拐点，而是其经济复苏后调整到常态增长。新兴市场经济体未来将继续巩固实体经济，优化产业结构，以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为重点，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再次，美国经济已经实现缓慢复苏。美国经过2012年经济弱复苏后，2013-2014年经济复苏进一步巩固。经济增长率、房地产市场和就业形势继续好转，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美国经济逐渐走上正常发展道路。美国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也是经济复苏的主导者。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美元本位国际货币，美国经济决定着全球经济走向和全球经济复苏。

最后，欧盟和日本经济已走出萧条实现弱复苏。欧盟经济走出衰退依然困难，虽然欧债危机趋于缓解、金融市场信心有所增强，但失业率持续攀升、重债国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削减财政赤字等仍将拖累经济复苏。在新常态经济条件下，日本经济基本复苏，但宏观经济仍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在扩大公共开支、继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等作用下，宏观经济将保持低速稳定增长。

比较两大经济体从后危机到新常态的历程，可得出如下有益启示。

第一，克服传统市场经济的缺陷，发挥政府调控的积极作用。中国和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一开始就注意克服市场缺陷，不搞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发挥政府调控的作用，对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和国家控股经营。当经济危机来临，企业和市场难有作为时，政府调控及时到位，反危机效果明显。反过来看，发达市场经济体保留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不注重制度创新，政府调控力度较弱，其经济调控效率较差。

第二，正确使用调控手段，财政和货币调控有机结合。在反危机过程中，各国主要推行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救市计划。如发达市场经济体的美国，起初使用货币政策救市计划，由于单纯货币政策无法遏制金融危机恶化，转而采用财政政策。欧盟国家政府债务过重，财政能力有限，难以从萧条中走出来。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中国，投资刺激计划的实施，主要通过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辅之以货币政策进行市场调控。适时运用减税、补贴等财政手段和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手段。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也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结合，再加以有效监管，方能达到调控效果。

第三，克服福利刚性，创新福利制度。欧洲全民福利制度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其消极方面在于福利“刚性”、财政重负和抑制投资。正因如此，欧盟诸国经济危机过后又遭遇债务危机，经济陷入萧条而难以自拔。各经济体应吸取欧洲消极福利的教训，创新福利制度，推行积极福利政策。在激励投资和保障企业家利益的同时，保障国民基本生活需要和公共福利的社会共享;根据国民经济变化情况，适当调整福利政策;在经济增长、财政增收的基础上，坚持量入为出的福利安排，克服福利刚性和过度财政负担，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同步提高。

第四，坚持实体经济优先发展，促进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近20多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发达市场经济体经济结构逐渐“虚拟化”，而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要从事实体经济。由于虚拟经济的高收益促使金融业过度发展，形成负债消费、经济泡沫和产业空心化，由此动摇了国民经济的基础。虚拟经济固有的市场投机和经济泡沫极易产生市场风险。应该确认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虚拟经济只能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发展虚拟经济一定不要脱离实体经济，要依靠实体经济为国民经济提供物质产品，新兴市场经济体要夯实和做强实体经济。

第五，优化与提升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新兴市场经济体虽然复苏较快，但由于产业结构落后和科技竞争力弱，经济效率和质量并不佳。近10年来，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占GDP增加值的比重高达85%。在世界高科技产品市场上，美国占36%，日本占30%，而中国为6%，俄罗斯只有0.3%[12]。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学习发达市场经济体，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竞争力，增强经济效率和质量。新兴经济体以资源能源低端产品出口和低端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外需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布局，导致经济持续增长不稳定，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因而，新兴经济体要改变资源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合理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何玉长.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率先经济复苏及其启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2).

[2]新华社.读图：一分钟看明白习近平“新常态”[EB/0L].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n/2014/1110/c1001-26000332.html，2014-11-10.

[3]厉以宁.破题中国新常态：三大改革最重要[C]//.胡舒立.新常态改变中国.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

[4]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13年经济形势分析与2014年展望——促进经济运行向新常态平稳过渡[J].中国流通经济，2014，(1).

[5]管清友，朱振鑫.经济新常态更需政策平常心[J].中国金融，2014，(14).

[6]何玉长，史玉.试论新常态经济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J]. 深圳大学学报，2015，(3).

[7]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Published for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 Empowered lives. Resilient nations. P144.

[8]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201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blication Servises.P97.

[9]林跃勤，周文.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0]毕吉耀，姚淑梅，郝洁，李大伟，季剑军，李慰.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J].宏观经济管理，2013，(5).

[11]中国国家统计局.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12]Р. Кучуко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проблемы， задачи[J]. Экономист， 2010(1).

责任编辑 刘绛华

作者：何玉长

经济转轨时期财政政策论文 篇2：

后金融危机时期转轨国家经济发展态势分析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转轨国家也深受其害。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影响，转轨国家纷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多种措施稳定金融业，扶持实体经济，大力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收到了实效。这些重要的举措也为转轨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恢复经济增长提供了前提条件。本文以此为基础，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和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进一步深入分析，认为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使其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是今后一个时期转轨国家恢复并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论文关键词】转轨国家;经济发展;后危机时期

自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重创全球经济，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危机对转轨国家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陷入深度衰退，一些转轨国家甚至同时出现了货币危机、股市危机、债务危机、实体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危机以及政治危机。面对这些危机及其所导致的金融动荡、经济下滑、居民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状况，转轨国家纷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实体经济，维持金融业稳定，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对失业人口的救助以减轻危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一些国家还获得了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的经济援助。这些举措对转轨国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恢复经济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下载。

一、逐步走出危机阴影的转轨国家经济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逐渐复苏，全球经济逐步摆脱危机，加之转轨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奏效，绝大多数转轨国家的经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恢复性增长，有的转轨国家甚至较快恢复了经济增长。

(一)较快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国经济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经济刺激方案。而且，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是转轨国家中规模最大的，对于2009年经济的恢复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表1反映了中国政府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总额的12%)用于实施财政经济刺激措施的情况。

由于4万亿元巨额投资的拉动和其他的相关措施，使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实现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这种态势主要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得以较快扭转。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8.7%(经济增速从一季度的6.2%，一路上行至二季度的7.9%、三季度的9.1%、四季度的10.7%)。二是主要物价指数触底回升。2009年CPI连续下降9个月后，11月转为上涨，12月上涨1.9%;PPI连续12个月下降后，12月首次转为上涨1.7%。三是国民经济企稳回升势头明显。2009年，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5万亿元，实际增长35.2%，全年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长16.9%。四是外贸出口快速恢复。2009年12月，外贸出口增速由负

增长转为较快增长，出口规模恢复到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最高水平的96%。五是金融领域形势明显向好。主要表现在：宏观金融环境稳定宽松，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2009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0.62万亿元，同比增长27.6%。同时，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及存款增速较快，12月末分别同比增长31.74%和28.21%。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23 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9%[1]。

(二)缓慢复苏的俄罗斯经济

俄罗斯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转轨国家之一。受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历经9年增长的俄罗斯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金融市场也由动荡演变成为一场金融危机。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表2反映了俄罗斯2008—2009年的经济状况。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及由此造成的深度经济衰退，俄罗斯采取了若干救助和刺激经济的措施：一是对银行系统注资，以维护银行系统的稳定，并确保金融体系和本国货币的稳定。二是大力扶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对大型企业(也包括一些中小企业)采取重点扶持措施。三是对一些重要经济部门采取特殊保护措施，根据不同行业采取有针对性的救助计划。四是维持社会稳定，关注民生，加强国家社会保障，大幅度提高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减少失业并增加就业，从而兑现了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所有承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俄罗斯刺激方案在2009年和2010年占GDP比重分别达到4.1%和1.3%。表3显示的是俄罗斯反危机措施的相关情况。

上述措施的实施使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了复苏迹象：其一，2009年卢布先贬值后升值，全年未出现大幅贬值现象，从而避免了重大损失。根据俄央行的资料，2009年1—12月，卢布实际有效汇率下跌了3.8%[2]。其二，俄罗斯银行部门保持了整体稳定，没有出现一些专家预测的“第二波危机”。俄罗斯政府和央行的干预措施增强了储户对银行业的信心，居民存款在2009年增长了27%，提高了银行业的稳定性。其三，实体经济虽然在2009年上半年出现严重下滑，但在下半年由于政府支出的增长推动了国内需求回升，使产出逐渐恢复。从表2可见，俄罗斯2009年GDP下滑了7.9%，略低于预计。2009年第4季度GDP只下滑了3.2%，经济恢复要好于预期。同时，经过季节性调整的数字表明，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第3季度开始了微弱复苏，在第4季度出现了加速的趋势。其四，俄联邦财政状况也要好于预期。2009年，由于石油出口收入的增长，预算赤字占国内总产值的5.9%，没有超过占GDP 7%的警戒线[3]。进入2010年后，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2010年第1季度，GDP同比增长了2.9%，扭转了2009年第4季度-3.8%的下降趋势。根据俄联邦统计局截至2010年4月的数据，俄罗斯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失业率由3月的8.6%降至4月的8.2%，为4个月以来的最低;零售贸易总额同比增长4.2%，实现了连续4个月增长;实际工资上涨了6%，为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7%;卢布兑美元汇率连续第4个月升值;4月工业生产指数继3月上升5.7%之后再次上升10.4%;固定资本投资增长2.3%，也是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涨幅[4]。

(三)触底反弹的东欧国家经济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东欧转轨国家经济在2009年大幅下滑，表4反映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

另有资料显示，到2009年第2季度，克罗地亚、哈萨克斯坦、波兰、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等国的工业产出已转为正增长。波兰国内需求相对较强，而且GDP保持了正增长。图1反映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工业产出增长情况。

一方面，由于国际需求改善，再加上货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了东欧转轨国家的外贸出口。从2008年中期至2009年中期国际金融危机肆虐期间，外贸促进了波兰GDP增长3.2%，捷克增长0.5%，斯洛伐克增长1.6%，匈牙利增长7.3%(但其国内需求下降了10.5%)[5]。特别是2009年第4季度，全球经济的复苏推动了东欧一些转轨国家出口的增长。

部分转轨国家出口情况增长率

另一方面，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银行体系没有出现系统性的破产倒闭，存款者也没有普遍丧失信心。虽然如此，由于经济恢复缓慢，贷款违约率上升，银行不得不削减对私有部门的贷款以修复资产负债表，从而影响了消费和投资需求，无法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图3表明了转轨国家银行对私有部门的贷款情况(如图3所示)

综上所述，历经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转轨国家经济之所以能够逐步摆脱危机的严重影响，出现经济向好态势，主要得益于转轨国家果断实施了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特别是采取措施大力扶持实体经济并稳定金融业，千方百计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对失业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救助。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些政策措施的实际效果是较为明显的。

二、后危机时期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世界各国广泛采取刺激经济和其他干预措施，不仅使各国经济也使全球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有力增长以及美国个人消费需求的复苏对全球

经济增长产生了推动作用。鉴于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调高了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在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IMF将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4.2%上调至4.6%。世界银行也认为全球经济正显现稳步复苏迹象。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经济预测，2010—2011年全球GDP增幅将在2.9%—3.3%之间。然而全球金融市场仍然很脆弱，而且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可能升级又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不仅会拖累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也会拖全球经济的后腿，延缓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世界银行指出，如果任何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发生债务违约或市场信心危机的状况加剧，贸易萎缩及信贷枯竭将不可避免地严重抑制全球的GDP增速，从而也就无法排除部分国家陷入二度衰退的可能[6]。后危机时期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正是面临着全球经济形势总体趋好但不确定性和变数增加这样一种发展态势。

(一)近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以及后危机时期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重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IMF 2010年7月27日发布报告称，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采取的“迅速、果断、有效的”政策措施减轻了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并确保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复苏。该报告认为，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养老、医疗、教育等的支出力度，调低了税率。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下调了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了对信贷增幅的限制，促使银行信贷大幅增加。在多重政策作用下，中国经济自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加速回升，而且有望今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同时，中国经济复苏对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都会产生“显著且积极的”溢出效应[7]。IMF预测，作为领头羊的中国经济2010年的增长有望达到10.5%，这得益于出口的强劲反弹和富有活力的内需。2011年的增长预期为9.6%。除IMF外，世界银行预测2010年中国GDP同比增长9.5%，2011年增长8.7%，仍将保持稳健增长[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前景进行了预测，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强劲增长，在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的作用下，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2011年虽有所减缓，也会达到9.7%。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和国内需求依然强劲，2010年经常账户盈余可能会继续下降，约占GDP的2.75%，然后在2011年升至3.4%[9]。

无论是IMF还是世界银行和OECD，其对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评价和前景预测，是基于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所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有效政策措施以及后危机时期经济刺激计划所带动的强劲经济复苏。中国政府至2010年投入的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总额12%)，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且也带动了全球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从今后一个时期看，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效应还会进一步显现，加之中国政府提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政策目标和相继采取的其他若干重要措施，对今后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产生积极影响。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今后中国经济不仅会继续呈现向好态势，而且将逐步进入扩张和快速发展期。

1.中国能够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做出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目标的有效调整

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之时，于2008年12月8—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大举措和政策目标。其中，保增长成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围绕这一中心，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扩大内需的“国十条”，安排4万亿元投资;连续多次降息，并部署金融“国九条”;解决中小企业困难，等等。当时将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可见，“保增长”是一条主线，“扩内需、调结构”是实现“保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和保障。

2009年“保增长”目标实现以后(GDP增长了8.7%)，后危机时期特别是2010年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与任务成为关注的焦点。2009年12月5—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0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特别是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扩内需、促消费”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2010年6月5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G20会议发言时也重申，中国2010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把握好政策的力度和重点，着力扩大内需，调整优化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10]。因此，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2010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目标的重点。基于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别乐观预测中国经济2010年将增长10.5%、9.5%和11%，2011年也将分别增长9.6%、8.7%和9.7%。与此同时，有的经济学家甚至担心中国会出现经济过热，易宪容认为，在三驾马车的拉动下，2010年中国经济不必担心完成不了年初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控制目标，更无须担心2010年下半年出现经济增长下行的风险，所担心的应是2010年的经济增长不要过高而超过12%，出现经济过热[11]。

2.投资与出口会对经济产生双拉动效应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拉动2009年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5%，拉动GDP增长4.6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3%，拉动GDP增长8个百分点;国外需求即“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44.8%，下拉GDP增长负3.9个百分点。出口负增长甚至是两位数的下滑，这在近几十年来尚属首次。而2010年投资与出口都会对经济产生拉动效应。从投资看，中国致力于激发市场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0年要保持投资适度增长。特别是2010年5月，中央政府以“新36条”的形式再次鼓励民间资本积极投资经济中的绝大多数行业，尤其是基础设施等一些垄断性行业。有人认为这可能成为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从出口看，2010年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不仅会由负转正，而且贡献加大，出口将成为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出口大幅反弹也将2009年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投资与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成为主旋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因而也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中长期内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这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和主旋律。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凸显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进一步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巩固和发展后危机时期经济增长良好势头的需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保证中国提高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措施。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的转折点，可以说是正逐步转向一个新的增长动力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是从三个方面入手的：一是推动经济增长由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是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增长转变;三是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转变。这些措施是保证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与发展的真正动力。

(二)近期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有所好转，自2010年第1季度起逐步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4月份的一份报告中预测，2010年俄罗斯经济将增长4%，2011年将增长3.3%。而据世界银行预测，2010年俄罗斯真实GDP将增长5%—5.5%，2011年将增长3.5%。表5反映了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增长和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预测情况。

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乌柳卡耶夫预测，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2010年俄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出口产品的价格会上涨。2010年石油价格将会比每桶58美元的官方预测高10—15美元，反映市场供需平衡的价格约在每桶70—80美元。由于石油、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使俄罗斯经济能够增长4%—5%。俄罗斯央行预测，2010年俄罗斯仍将保持贸易顺差，接近2009年1 100亿美元的水平。卢布将逐步向浮动汇率过渡，2010年俄罗斯信贷将增长20%[12]。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纳比乌琳娜宣布，截至2010年5月底，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5.8%，失业率下降到7.5%。如果从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两个因素来看，俄罗斯已经摆脱危机。

另据最新资料，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2010年6月透露，俄罗斯经济几乎达到了危机前的发展速度，约为2008年的99.1%，发展趋势良好(而世界银行预测，只有到2012年底俄罗斯实际GDP才有可能达到危机前的水平)。当然，2010年俄罗斯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主要依赖于石油价格的有利变化、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银行信贷紧缩缓解、就业增加和居民消费增长等多种因素。

综合起来看，后金融危机时期俄罗斯经济会继续呈现向好的积极态势，这是因为：

第一，俄罗斯中央银行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银行增加对实体部门的贷款。由于俄罗斯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改善流动性，银行部门的系统性风险得以大大降低。而且，为刺激经济复苏，俄罗斯央行自2009年以来已连续13次小幅下调再融资利率，2010年四次降息。俄罗斯总理普京2010年5月21日指出，目前俄罗斯央行再融资利率位于8%的历史低位(实际上自2010年6月1日，俄罗斯央行确定的再融资利率为每年7.75%)，主要利率水平已从金融危机时期的高达25%降至11%—12%，次级贷款利率降至13%—14%，2010年银行贷款预计增长5%—10%(而俄罗斯央行行长伊格纳季耶夫则预测2010年俄罗斯银行业贷款将增长15%)。普京相信，俄罗斯银行目前不存在流动性问题[13]。他表示，俄罗斯银行系统已经摆脱了危机风险，各大银行已经开始扩大对经济领域的贷款规模，目前几乎所有银行都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支持贷款的增长。有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6月，俄罗斯银行持有2万亿卢布(约合640亿美元)的流动性资产，其中一半是以中央银行债券形式持有的。俄央行表示，自2010年6月以来，俄罗斯银行业的投资积极性显著增长，对实体部门的贷款增长趋势明显。

第二，俄罗斯经济能够摆脱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合理的财政预算政策。普京于2010年4月20日在国家杜马就2009年的政府工作作报告时表示，政府采取的财政预算政策帮助经济较为平稳地度过了经济危机最危险的阶段，摆脱了经济衰退，同时政府也成功地避免了财政崩溃，而且这是在预算开支增加27.4%、收入减少29%的情况下做到的。目前政府正在逐步取消应急措施，并提高财政预算支出的效果。俄罗斯稳定财政预算的重要措施是缩减预算赤字。2009年11月20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三度最终通过了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联邦预算。2010年联邦预算赤字将达到2.9万亿卢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6.8%。2011年赤字计划缩减到1.9万亿卢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2012年赤字减至1.6万亿卢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

第三，后金融危机时期，俄罗斯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扶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继续保持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政策。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于2010年2月底表示，减少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还为时尚早，俄罗斯不会放弃必要的反危机计划，但应该把反危机计划更多地与技术革新和结构改革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未来几年俄罗斯扶持实体经济和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及主要任务是：一是刺激内需，首先是刺激汽车和建筑等行业的需求，落实现有的住房建设计划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是拓展经济增长基础，实现经济和出口多元化。三是实行稳健的货币信贷政策，减少预算赤字，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四是为大型企业提供国家担保，实施系统性措施加强银行业的资源基础，加大对实体经济的借贷力度。作为实现上述目标和任务的措施之一，2010年俄罗斯政府拨款1 076亿卢布支持农业生产。俄还拨出335亿卢布支持本国汽车工业，政府承诺在2020年前将划拨超过1万亿卢布的直接援助资金来扶持汽车工业的发展[14]。俄罗斯政府表示，今后还会重点支持1 500家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企业。

第四，根据俄罗斯政府已批准的2011年前创新型经济发展方案，近一两年创新型经济在俄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应从5.8%增加到6.7%。而按照俄罗斯至2020年的政府构想，俄罗斯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应保证主要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3—5倍，降低生产的能耗量1.6—1.7倍。GDP中高新技术部门所占比重的增幅达17%—20%(2007年为10%—11%)，用于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的费用增加2.5%—3%(2007年为1.1%)。据预测，实现技术创新工业企业的比重到2020年要提高到40%—50%(2007年仅为8.5%)，生产总量中的创新产品比重增加到25%—35%(2007年仅为5.5%)。由此，人均GDP指标应超过3万美元(2007年为1.4万美元)[15]。

第五，俄罗斯财长库德林表示，为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俄罗斯政府已制定未来几年的行动计划，正努力使俄罗斯重新成为对外国投资具有吸引力的国家。按照政府的计划，在未来两三年内，俄罗斯须将外国直接投资额恢复到600—700亿美元的水平。

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克列帕奇预测，2010年俄经济增长有望达到3%—3.5%。而且他认为，如果控制得好，能延续2009年第3和第4季度的发展势头，2010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水平甚至可以达到6%。在未来3年内，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有望达到4%—4.5%[16]。

至于东欧国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使欧盟经济恢复出现变数，因而对东欧国家今后的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因为从贸易渠道看，许多东欧国家的出口依赖于西欧;从资本渠道看，东欧国家大量依赖外国直接投资，而且银行业多数主要由西欧银行主导，因而欧元走弱势必会影响东欧国家的出口。同时，资本大量流出也会加剧东欧国家的资金短缺和信贷紧缩，拖累经济的恢复。当然，东欧国家中也有发展态势较好的，如波兰就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欧洲和中亚地区24个发展中国家中为数不多的产出没有萎缩的国家之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波兰经济增长率在2010年能够达到2.75%，2011年可达到3%。乌克兰2010年上半年GDP增长约为6%，这与2009年GDP狂降15.9%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7]。像波兰、乌克兰和捷克这样的东欧转轨国家，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向好趋势是较为明显的。

作者：郭连成 刘坤

经济转轨时期财政政策论文 篇3：

中西方税收原则比较

摘 要：税收原则，即国家建立税收制度的基本准则，又称税制原则。税收原则作为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虽然中西方因文化、发展方式等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其发展的思想精髓却有相似之处。科学合理的制定税收原则，是税收制度制定的核心问题。分析、比较中外税收原则发展变化，吸取其精华，对制定及完善税收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税收原则;财政;公平;效率

在税收产生的漫长岁月里，税收原则从不规范到基本规范，体现出了国家在不同的时期经济及社会发展状况，同时也是治税思想的集中体现。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税收原则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一、西方税收原则的产生及演变

资本主义尚未产生之时，税收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意志，有很强的随意性。直至17世纪重商主义时期提出了较为明确的税收原则，后经历代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了丰富，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税收理论。西方税收原则又可分为自由竞争时期的税收原则、垄断时期的税收原则及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税收原则。

(一)自由竞争时期的税收原则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原有的税收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最早提出税收原则的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他在《赋税论》(1662)和《政治算数》(1672)中首次提出了税收原则理论，即“公平、简便、节省”三原则，但其只做了初步解释，并没有归纳和系统阐述。

18世纪德国官方学派代表人尤斯蒂提出了课税的六项原则：采取自愿纳税的课税方法、课税不侵害人民的生活财产，不影响工商业发展、税赋应做到公平合理、课税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挑选征收费用最低的商品征税、征税方法简便。尤斯蒂的税收原则集中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要求，但并没有将税收原则明确化、系统化。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第一个明确而系统地提出税收原则，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提出了“平等”、“确实”、“便利”和“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平等原则指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的范围内按各自的能力及享受的收入比例赋税;确实原则指课税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税法要有稳定性，纳税的期限、方法及税额等要有具体的规定;便利原则指各种赋税的征纳日期、方法等都应方便纳税人;最少征收费用原则是指征税要尽量节约成本，人民交纳的税额必须尽可能多地归入国库。

继亚当·斯密之后，萨伊及西斯蒙第在税收原则上颇有建树。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税率最适度、节约征收费用、各阶层税收负担公平、税收最小程度妨碍生产、征税有利于国民道德提高五项原则。西斯蒙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补充增加了不以资本作为课税对象而以收入作为课税对象、征税对象为纯收入、税收不损害纳税人最低生活费、税收不可驱使资本外流这四条原则。

(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到垄断阶段以后，经济飞速发展，资本大量集中，分配失衡，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瓦格纳在《财政学》(1877—1901年)中承认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作用，并反对自由经济政策，提出了“四项九端”的税收课税原则：第一，财政政策原则即课税应充分保证国家经费开支需要的原则。第二，国民经济原则即国家征税不能阻碍国民经济的正常有序发展，避免危及税源，在一定范围内帮助资本形成，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在选择税种时，需考虑税收负担转嫁问题，尽量选择难以转嫁或转嫁明确的税种。第三，社会公正原则即税收负担应平等分配给各阶层的人，课税应变及社会上的每一个，纳税然按照其纳税能力纳税。第四，税务行政原则，即税法制定与实施应便于纳税人纳税，包括确实原则、便利原则及节省原则。其中的确实原则与便利原则与斯密的观点相同，但节省原则不仅要在税务部门征收时的征收费用少，而且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说，其纳税成本要尽可能的降低。瓦格纳税收原则体系集前人之大成，同时又区别于前人，首次提出了税收的财政政策和国民经济原则，其税收原则更表现了社会政策的特征，突出社会正义原则。瓦格纳的税收原则理论对其后各国税收政策的制定、税收制度的设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现在资本主义阶段

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大萧条及“滞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凯恩斯主义学派、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等的经济学家不同程度的对税收问题进行了研究，强调税收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在传统的平等原则和税收行政原则的基础上，补充了最佳配置资源和经济稳定与增长方面的税收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行了税制改革，在经济效率原则上，主张由全面干预转向适度干预;在效率和公平原则的上，由纵向公平逐渐转为横向公平，由重视税收经济效率转向经济效率与税务行政效率并重，在两者的权衡上，由注重公平转向注重效率。1988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出最优税制原则：一是效率原则，即税收不应过分干预资源的有效配置;二是管理原则，即税制应明确简便，易于管理;三是灵活性原则，即税制能较自如(甚至自动)适应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维持经济稳定与促进经济增长;四是公平原则，即税制应通过对纳税者的区别对待而实现公平的目标;五是政治性原则，即税制应反映纳税者的偏好与政府政策意向。

二、我国税收原则的产生及演变

(一)中国古代的税收原则理论

西周主张贡赋要以不过分侵害贡赋缴纳者的经济利益为限度，其赋税思想主要体现的是征税有度、税负公平合理。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管仲的“相地而衰征”的原则，即通过审查土地的美恶及其产品质量并按其等差来征税。秦汉时期的赋税思想主要是重农抑商，提出了应该重视生财、聚财、取财和用财的良性循环思想。唐朝主张的是轻徭薄赋的思想，即缴纳一定金额的财物来免除服役，在保证税收充沛可靠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征税。宋代明代实行平均税负的原则，王安石的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以占有财产的多少作为课税标准，符合能力原则，达到了封建社会税收公平的新高度。

(二)中国近代的税收原则理论

清末时期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两难境地，内有官场腐败，外有强国入侵，因此当时的税收原则体现的是重税负原则。国民政府时期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主张民生主义，力求实现分配平均，保证收入充足，提倡制定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北洋政府时期处于军阀割据时代，战乱频繁，虽然提出了财政、社会、国民经济、公平、效率和适当等税收原则，但是由于战争的需要施行的是重税负。

(三)现代中国税收原则理论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为保证生产建设及国家建设需要，实行的是高税负的税收原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实行的是“保障需要、简化税制、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税收原则。在经济转轨时期，为适应经济基础，党和国家提出“公平税负、促进平等竞争、体现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规范税制”等税收原则;1994年税收改革提出有利于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发挥税收调节个人收入与地区经济差异、公平税负促进平等竞争、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促进经济调整、简化规范税制五项税收原则。

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税收原则以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为中心任务。在这一时期，我国税收原则主要可归纳为“四项九条”，即：第一，财政原则，即税收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足额，并在纳税人可能的范围内满足国家需要，其中包括税收足额稳定增长原则和适度合理原则，在保证纳税人征税合理的前提下稳步增长税收。第二，经济原则，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影响纳税人经济活动，是经济调节的砝码，包括效率、稳定、弹性三项原则。税收征缴要保证效率，以尽可能少的税收成本，取得尽可能多的税收收益;税收稳定原则指税收应通过宏观经济的干预，减少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税收弹性原则包括收入弹性、税率弹性、税制弹性。第三，社会原则，纳税人按其经济能力及其行为能力负担合理税收，包括区别原则、受益原则、能力原则。区别原则指按照政策和政治目标的不同，对相应产业、地区等区别对待征税，以达到经济均衡发展，缓和矛盾;受益原则指按照所得多少征税，即对高收入者多征税，对低收入者少征税;能力原则指按能力纳税，纳税能力大者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不纳税。第四，行政原则，将指定的税制便利执行。费用节约，程序简化的原则，包括确定原则、便利原则、简化原则。确定原则指按照确定的税基、税率等进行征税，应提前告知纳税人，便于纳税人上缴税款;便利原则指征税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简便易行;简化原则指税收政策法令应尽量避免复杂，规定的制定应明确易懂。

三、对我国税收原则的启示

我国税收的征收虽然经历时间较西方国家相比较长，但系统理论的形成较西方国家晚，还不够完善。我国由于经历社会变革较多，在不同时期税收制度相差较大。同时，我国税收制度的可操作性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因此，根据西方国家的税收原则，对我国税收原则改进的启示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体现税收的公平性和效率性。我国现今实行的税种存在重复征税及税负转嫁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某些低收入群体负担着相对较多的税额。我国目前税负相对较重，这对纳税人的生活造成了困扰，也对税收征管造成了负担;同时，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较低，征纳双方均有拖延现象的发生，造成税收征收成本加大，效率降低。

第二，要适应当今国内外社会及经济发展情况。例如，西方国家的环境税和遗产税等，这些税种的开征，不仅可以保障财政收入的增加，也是合理利用资源、与国际形势接轨的保证。新税种的开征既可以保证财政原则，又可以保证经济发展，资源可持续利用。

第三，要依据法治原则。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税收制度要有法律依据来保证。要完善税收立法，使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得到保障，严格执行偷漏税的处罚制度，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纳税行为的及时执行。

参考文献：

[1] 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2] 靳万军，石坚.税收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3] 周颖冰.中西税收原则理论的比较分析[J].西部财会，2011，(1) .

[4] 邱华炳，刘瑞杰.西方税收原则理论演变评析[J].厦门大学学报，1996，(2) .

[5] 邓子基.新中国60年税制改革的成就与展望[J].税务研究，2009，(10) .

[责任编辑 王 莉]

作者：王文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