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法律思考
摘 要：农村税费改革拉开了一场深刻广泛的农村综合改革的序幕。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后农村的第三次革命，为农民减负增收谱写了新的一页。但是如何巩固税费改革成果，避免“黄宗羲定律”重演，仍是我们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重大问题。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国家和农民的分配关系，是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农民;生活状况;法律
作者简介：鲁冠南(1986—)，男，河南濮阳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学生，主要从事经济法研究。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05—07
一、引言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后，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农村分配关系，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民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是，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一系列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当前农村正在期待和酝酿着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全面改革。为此，理论界又掀起了一场新的研究和讨论热潮。
围绕农民生活现状、影响因素、改善措施等方面，国内众多的经济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关于农民收入及生活现状，柯炳生认为，目前我国农民收入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绝对水平较低、增长速度缓慢、城乡差距不断扩大。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按照人均635元的贫困线标准，2003年底全国尚有2900万绝对贫困人口(柯炳生，2005)。关于农民负担的影响因素和改善措施，李菊英认为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扭曲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就必须改变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工业、农业平等发展(2003)。张晓山、崔红志认为，“三农”问题的要害是政策的城市倾向和国有工业倾向，这种倾向在农村财税政策和农村金融政策上都有所反映。必须从国民经济宏观层次上，在财税、金融体制方面采取突破性的举措，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格局，实现全国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2001)。秦晖认为，以“并税除费”的征收方式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在没有其他改革配合的情况下，很容易陷入“黄宗羲定律”的陷阱。因此，税费改革的“治本”要取决于基层体制改革的突破(2003)。俞德鹏认为农民负担是中国城乡居民在法律上身份不同一、权利不平等、义务(负担)不一致的必然结果;要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必须在法律上彻底废止“乡统筹”等税外农民负担(2001)。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多数学者认识到农民收入水平低、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不但在农业和农村内部，而且在于税收、财政、金融等方面的不平衡，其研究的视角也逐步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法律领域，但是尚缺少对农民负担形成和变动机制及法律保障措施的系统分析。本文旨在通过对农民生活现状的分析，探究农民负担形成的法律机理，并在此基础上，从法律的视角提出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建议。
二、税费改革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2000年初，中央决定在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大省安徽省进行全面试点，标志着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02年，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河北、山东、河南、四川等16个省份;同时，经过国务院批准，浙江、上海两个发达省份也依靠自身财力进行了自费改革，其余11个省份继续在部分县(市)进行局部试点。根据财政部统计，2002年全国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区，农业人口达到6.2亿，约占全国农业总人口的3/4。税费改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对改善农民生活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河南省为例，为改善农民生活状况，从2002年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到2005年提前免征农业税，河南省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但卸去了改革前农民承受的101亿元负担，而且2004年～2005年每年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11.6亿元，2006年对种粮农民补贴30多亿元。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农村分配关系，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民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三、农民收入仍待进一步提高
1.收入水平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虽然不断增长，但总体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自1983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936.4元，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421。6元，城乡收入之比为3.21：1，较之改革初期1978年的2.57：1高出0.64倍，比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1985的1.86：1高出1.35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率仅是公开收入的差距。实际上，农民收入有40%是实物收入，而不是货币性收入。如果扣除实物性收入及加上各种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住房、教育、用电等优惠，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可能达到6∶1。
2.收入结构层次较低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还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收入结构有所改观，但来自农业和家庭经营的收入仍然占农民收入的绝大部分。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占59.45%，工资性收入占34%;从收入的性质来看，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占纯收入的47.61%。虽然从总体的发展态势看，工资收入和非农收入所占比例有所提高，但目前而言，农民收入仍主要来源于农业和家庭经营纯收入，利润少、层次低。
3.农民收入增长趋缓
当前农民由于自身积累能力较弱，受资金条件的约束，从事的仍然是传统的农业小生产。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目前我国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困难重重。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变动的情况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我国农民收入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快速增长阶段后，逐渐转入长期慢速增长的阶段，9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更为缓慢。从1990年到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88.98%，年均增长4.69%，比80年代增长速度几乎慢了一倍。
四、农民生活压力仍很沉重
1.生活质量不高
从消费水平来看，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为2184.65元，城镇居民为7182.1元，城乡之比为3.28∶1。从农村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来看，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4年的2.8%，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但到2004年底，全国尚有2600多万农民没有摆脱贫困。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看，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50%以下。2000年～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9.1%、47.7%、46.2%、45.6%和47.2%，表明我国农村总体进入小康生活阶段。但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
系数早在1996年就低于50%，达到48.8%，2004年进一步降为37.7%。
2.生活条件仍很落后
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在道路、饮水等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事业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普遍存在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的问题。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农村还有184个乡镇、5万多个行政村和大量的自然村不通公路;还有33%的村庄没有喝到安全卫生的饮用水，自来水通村率也不到50%，3800多万农村人口还在饮用苦咸水;农村优抚救济、养老、医疗保险、福利等社会保障仅占GDP的0.5%左右，城乡人均社会保障费的比例为24∶1。
3.教育负担异常沉重
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着义务教育投入的较大差异，教育费用已成为广大农村家庭的巨大经济负担。学生家庭必须负担的教育费用主要有两方面，即子女入学交给学校的课本费、学杂费以及家庭为学生购买学习用品的费用。据教育部财务司和联合国儿基会1998年对广西、四川、河南等7省调查显示，两项费用之和为1名小学生平均每年330元，初中生平均每年637元。调查中，农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为1045元，负担一名小学生和初中生分别用去人均纯收入的32%和61%。在我国现阶段，农村平均每个家庭就读学生数为2.08名，每个家庭每年支出的子女教育费用负担为804元，占人均纯收入的90%，占户均纯收入的15.8%。这一数字反映了教育费用对于农村家庭的负担，很多家庭依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保证其子女人学。
4.医疗状况不容乐观
自从我国农村改革以来，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逐步衰落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建立，原先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合作医疗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被世界誉为“卫生革命”的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解体。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只占全国行政村的4.8%。90年代以后，我国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而虽经多方努力，当前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并没有取得显著改善。国家第三次卫生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比例为9.5%，参加各种社会医疗保险的占3.1%，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占8.3%，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79.1%。此外，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普遍较差，医务人员素质较低，难以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医疗费用不断上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仍很严重。
五、农村分配关系需进一步规范
税费改革以后，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从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农民负担过重主要是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力的主观行为所造成的，而我国农村迄今所进行的改革，包括税费改革，其实是在一种制度、特别是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推进的。因此，这种改革尚缺乏系统、全面而又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1.以政策调整分配关系有其固有缺陷
这是由政策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政策通常主要甚至完全由原则性规定组成，可以只规定行为的方向而不规定行为的具体规则，且政策主要依靠宣传教育和行政手段加以贯彻实施，对于仅仅违反政策的行为，只能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而不能进行法律制裁。因此，政策不足以为社会提供权威和稳定的行为规范，也不足以消除农村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无规则和规则不力状态。过去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农民乱摊派、乱集资之风非但没有禁止，在不少方面，反而愈刮愈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仅有政策，难以有效地遏制这些行为。在历史上，和我们今天农村“税费改革”相类似的各种名目的税制改革进行过不止一次，如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属于“并税式改革”——即把各种“杂派”(也就是今天的“费”)并入正税中进行“规范化管理”，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改革目标的反面，形成了“改革—加重农民负担—再改革—再加重农民负担”的怪圈。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现代史学家称之为“黄宗羲定律”。这种现象的出现应该说与缺少法律规范而仅以政策推动有很大关系。
2.分配关系的偏差是农民负担加重的内在动因
建国以来，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汲取农业剩余，为工业积累资本，同时对城市进行补贴，形成了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开放后，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实行了由地方包干到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使税源发生了极大的分流变化。1994年农业税划归为地方税，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农业税实行稳定负担的轻税政策，增产不增税，这就使地方政府的税收不能随经济发展而增长。但是，实行分税制后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上并未对等，地方的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国家与基层政府信息不对称，无法满足基层政府部门行使职能和维持事业的财政需要，便以“给政策”的办法加以解决，允许地方通过税外收费、集资等来筹集和弥补资金不足。虽然收费与收税都是政府的收入来源，但两者的性质是极不相同的。从理论上讲，收费是公共部门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时向受益人收取的与成本相对应的费用，而且一般来说收费不能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一旦创收成了基层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它的性质就会发生异化，就会把创收变成目的，千方百计使它最大化。实践中，在收费上中央与基层信息不对称，监督成本又过高，以致出现地方层层加码，扩大收费。这正是历史上“黄宗羲定律”的症结。需要指出，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等，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城市偏向的痼疾。其一，国家宏观分配不合理，形成了“城市公益事业国家办，农村公益事业农民办”的不合理局面。其二，农民的税费负担严重脱离他们的收入水平。城市居民从事工商业缴纳增值税有销售额起征点，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远远达不到这个起征点。
3.缺乏法律保护是农民负担加重的关键因素
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既然定位为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分配关系，那么农民所得的是基层政府所失，农民和基层政府之间的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在双方利益的争取过程中，农民往往处于不利地位。首先，农民本身的素质低，对一些法律法规农民甚至还没有搞清楚，更谈不上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了。其次，乡镇政府因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源和信息，并拥有一定的权力，农民缺少有效的组织，以个体身份同高效组织起来的政府去谈判并保护自己的利益，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果农民不是一个有切实法律保障的独立主体的话，虽然各种负担会在政策的推行下暂时减少，但从长远看，必然难以阻止负担的反弹。
目前，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理》等。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现有的法律己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主要表现在：有些法律法规没有适时修改，如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实施40多年一直沿用至今;法律法规的内容过于原则，规范性、可操作性差，特别是缺乏必要的法律责任，难以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如《农业法》中虽然包括农民权益这一部分，但是只有原则规定，还缺乏具体的操作方式;此外，在一些领域还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
六、构建农村法律体系是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根本保障
如前所述，在缺少法律规范，且分配关系存在偏差的情况下，农村基层政府必然会产生两种倾向：一是缩减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使农民的社会生活质量下降;二是农村基层政府在有财政压力和收费动机的支配下，势必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寻求新的负担转移方式，以消除改革所遭受的利益损失。正因如此，基层政府最终将会把改革的成本推到上级政府与农民身上，使得税费改革的可持续性受到严峻的挑战。
要规范国家和农民的分配关系，保证税费改革的持续性，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但相对而言，法律手段在这方面具有其他手段无法企及的效果。这是因为法律具有明确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等其他社会规范所不具有或者不显著的特性。法律规定了主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从而可以为主体提供一个明确的行为模式标准和合理的预期。法律的施行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违法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律应随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发展，但法律的废、立、改又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避免法律的朝令夕改。法律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具有其他规范难以比拟的制约、导向、预见、调节和保障等功能。因而，构建农村法律体系，把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这将是规范国家和农民分配关系的基本保障。
因此，要避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重蹈“黄宗羲定律”，国家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对国家和农民的分配关系进行规范，以《农业法》为龙头，建立起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相互配套、操作可行的法律体系，在立法原则和指导思想上，坚持法制统一的原则，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农民和国家的分配关系。当前的主要工作，一是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三是完善农村救助制度;四是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制度;五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税收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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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沈 育)
作者：鲁冠南
摘 要： 在对陕西关中一个村民小组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制约该组村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上级政府责任缺失，村干部长期空缺，农村企业发展受挫，乡村债务缠身，农产品市场难以把握，村民残疾和非正常死亡缺少救助。提出的建议有：尽快明确管辖权划归问题，通过指标选举村委会，利用集体土地所有权出让费化解部分乡村债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依托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走农村“专业化→组织化→企业化→产业化”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乡村债务；村干部空缺；农产品卖难；管辖权划归；示范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数据，2006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 260元。根据《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7》资料，同年这一数字在中国东部、东北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为：5 188、3 745、3 283和2 588元，大约是陕西的2.3、1.7、1.5和1.2倍。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上述前3个地区尚在预料之中，但差距如此之大，尤其是低于西部的平均水平确系意料之外。而且这种差距呈逐年扩大态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2000、2005和2007年的差距依次为783、1 203和1 495元。
如果说陕南、陕北农业生产条件较差，那么陕西关中是否好些呢？关中地区包括4市1区，即西安、宝鸡、咸阳、渭南和杨凌，不妨采用公式：
关中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Σ（各市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各市区乡村人口）/关中地区乡村总人口
结合这些地市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所公布的数据，不难算出关中地区2006年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 717元。因此中国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分别是陕西关中的1.9、1.4和1.2倍。关中是陕西的“白菜心”，在省内经济最发达，技术力量最雄厚，农业生产条件最好，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却仅仅比中国西部高出100多元，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这就说明，陕西农民平均纯收入不仅在全国，而且在西部也是偏低的，甚至陕西最发达的关中地区也不例外。这一显现不仅应当引起相关专家和学者的广泛讨论，而且也应当引起当地政府和农业部门的高度重视。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动机，对陕西关中一个村民小组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并比对该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1］的现场登记数据，对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以期能对提高该组农民收入有所帮助，对破解关中农民收入增长难题有所裨益。
一、基本情况介绍
本文所调查的村民小组虽紧邻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但辖属于宝鸡地区。该组地貌呈西北高、东南低态势，由于20世纪70年代初对耕地进行了大面积的平整，因此沿南北方向由低到高依次形成了台塬阶地，南川采用渠水排灌，低塬采用渠水抽灌，中塬采用机井抽灌，北塬无灌溉条件。耕地总面积32.41公顷，可灌溉耕地28.52公顷，约占总耕地的88%。该组在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时实际登记农户132家，共计580人。据此，该村民小组户均人口4.4人，户均耕地0.246公顷，人均耕地0.056公顷。
该组种植业以粮食生产为主，主播农作物是小麦和玉米，1年两料、轮作栽培。2006年小麦播种面积29.4公顷，玉米播种面积25.1公顷。在132个农户中，未经营耕地的有3户，转包经营耕地的有4户，其中1户种植苗木花卉，3户种植粮食。与附近的农村相比，该组2006年没有果树和蔬菜专业户。同年该组机耕、机播面积达96%，机收面积也超过了90%，绝大多数农户施用了除草剂。小麦每0.067公顷平均用工26个劳动日，玉米每0.067公顷平均用工34个劳动日，单位面积用工数量比1996年各减少了近一半。
2006年该组21个农户共养殖奶牛55头，户均2.6头。74个农户养殖了413头生猪，户均5.6头。18个农户共饲养了61只山羊，饲养30只、20只的各1户，其余均为1-2只。28个农户养殖了845只鸡，养殖350只的1户，养殖5-20只的农户占75%。上述养殖户没有一家放弃经营耕地，养殖方式均为分户圈养。
据调查，2006年该组在19岁或以上年龄的427个村民中，除去33个65岁以上的老人和34名在校生后，实际上剩余的青壮劳动力328人，约占总人口的62%。在19-60岁的人口中，初中或以上文化程度的为269人，约占总劳动力的72%。19-45岁的青年农民247人，初中或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22人，约占青年农民的90%。在所有的19-60岁的劳动力中，2006年他们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均时间只有3个月，而从事非农生产的平均时间为8个月。56岁以上的农民以传统的农业为主，即种植业+养殖业。36-55岁之间的农民以农业为主，以外出打工为副，打工地点局限在本省以内。20-35岁之间的农民是外出打工的主力军，打工地点不再局限在本省以内。［2］该组农民具有代表性的分工模式是60岁左右的老人常年在家从事农业劳动，而多数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
改革开放前夕，该组所在的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就率先成立了农民建筑队，承包了许多楼房建筑工程并取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这种所谓的“建筑村”致富模式很快在当地得到了推广，成为该组所在县农民致富的样板村。改革开放后，该组所在的村委会还先后开办过铝厂、农药厂、土炼油厂、面粉厂和砖厂，但均以破产或停办而告终，由此造成的欠款大约在20万元左右。1997-2002年，农业税赋增加、各种摊派项目繁多，多数农民又不愿意交纳，村干部被逼曾向信用社贷款，以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随后上级政府不是采取正确的措施，有效化解债务，而是说服银行继续贷款，由于利息贷款数额逐年增大，村民对此意见很大。在乡村债务和群众不满的双重压力之下，该组所在的村委会1996-2000年没有村干部，2000年以后村干部也常常空缺，至今村支书仍然是乡上派下来的，村长继续空缺，村务主要靠村民小组长与村文书承接。
据调查，该组现在因病致残的有16人，男13人，女3人，平均发病年龄26岁。其中：脑中风6例，小儿麻痹后遗症和先天性痴呆症各3例，骨髓炎2例，肺气肿和聋哑人各1例。近5年来，该组因病死亡的有10人，男性6人、女性4人，平均发病年龄39岁，平均寿命54岁。其中由心脑器官疾病引起的有5人，由精神分裂症和肺气肿引起的各两人，由腹积水引起的1人。1987-2006年，该组先后有18位农民属于非正常死亡，男性13人、女性5人，最小的5岁，最大的60岁，平均寿命31岁。其中自杀和建筑事故各6人，交通和农药事故各2人，溺水和医疗事故各1人。上述44人不仅给家庭成员带来了莫大的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而且也加剧了这些农户收入水平增加的难度。
二、农户收入现状分析
2006年该组共有132户，在所有的农户中，仅有3户的最多收入来源于种植业，而最多收入来源于非农工资的高达87户，来源于畜牧业的有23户，来源于非农经营的12户，来源于非农服务的有7户。但是，在收入超过5万元的4个最富裕户中，有3户来源于非农经营户，1户来源于非农技术服务户。因此，非农收入已成为该组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真正富裕的是非农经营户和非农技术服务户，而非外出打工户。
毋容置言，在获取农户的准确收入数额时遇到了困难，除属于个人隐私和不愿透漏外，多数农民没有记账的习惯。另外，这些数据也无法准确考证。表1是通过综合平抑后得到的该组农户2007年的收入情况，数值是以下3个渠道所取数据的平均：家庭实地考察和直接座谈，比对农户普查数据，亲戚朋友和邻居的基本估计。尽管这些数据带有一定的估计成份，但得到了多数村民的认可，所以用于分组研究是可行的。依惯例，分组区段指标含下限，不包括上限。
根据表1中的数据可推算出，该组农民2007年的人均纯收入为3 817元，尽管这一数字高出陕西的平均水平，但依然低于全国和附近示范区的平均水平。［3］从绝对数字看，该组农户的户均纯收入达1.68万元，但人均2 645元或以下的农户有101家，占总户数的77%。5万元及以上的农户只有4家，介于3万到5万的只有8家，两组合计不足1/10。依据户数分布图，众数偏左，而且低收入户数接近高收入户数的3倍，属正态分布类型中的偏左分布。
表1中第6组农户以个体建筑公司经营为主，第5组农户以技术服务为主，第4组农户以外出打工为主、畜牧养殖为辅，第3组农户以外出打工为主、种植业为辅，第2组农户以种植业为主、养殖业为辅，第1组农户以老弱病残者居多。需要说明的是，表1的调查对象是该组的常住人口，所以反映的是农民本人的实际收入状况。与全国广大农村一样，农民本人的实际收入并不能完全代表其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因为村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与家庭成员状况密不可分。试想同样收入水平的农户，即就是人均收入也完全相同，但一个疾病缠身的成员家庭，与一个在外工作可以接济的成员家庭是不可同语的。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中，由于家庭成员所从事的小规模养殖不需要填写就业方式，所以只有252个其他行业的兼业者填写了就业方式，其中雇主4人、家庭帮工6人、自营35人、务工205人、公职2人。在其他行业的兼业者中，务工人数高达81%，因此该组村民2006年的非农就业仍以外出打工为主。但与1996年相比，除打工人数增加、打工时间加长外，打工所涉及的行业也扩大了1倍。另外，农民的就业地点也趋向多元化、理性化，大致情况是文化程度较低、没有技术特长、年龄较大的农民以就近打工为主，中年农民打工的首选地点范围是市外省内。青年农民以外省为主，就业地点从多到少依次为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山东、青海和宁夏。
通过现场考察,该组所处的自然村内虽有一个T形水泥公路，但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一是多数住户靠土路连通，二是与村外的公路要么夹着1公里左右的土路，要么是常年不修坑凹不平的“石子＋泥路”，是农村交通“最后1公里问题”的真实写照。除基本情况部分所介绍的集体经济赤字和村干部长期空缺外，与示范区内的农村相比，这里没有大棚菜，没有托牛场，没有果园和大型养殖户，没有沼气池，也没有农民协会和文化站。截止2006年年底，该组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只有171人，仅占总人数的28%，农民个人上交的合作医疗费与示范区内的农民相同，但集体和国家补贴的费用仅是示范区的1/4。农村信用社与农行给农户的贷款数，农民加入保险的人数皆是零。农村不发寿星证，也没有老人生活补贴，困难户补助与民政扶贫款少得可怜。更重要的是这里没有“一村一品”，农民至今没有找到好的致富模式。
三、主要制约因素分析
首先是农业生产规模扩大难。引起这种困难的根本原因不是人多地少，也不是技术和资金，而是大规模生产后的农产品销售问题。1996年，村干部看到附近有些村民因为种植苹果苗木而大幅度提高了收入水平，所以就选择了两片适宜种植苗木的耕地，并征得经营耕地农户的同意，包括该组在内的两个村民小组，每组把80公顷的耕地全部种成了苹果苗木。在技术专家的精心指导和农民的辛苦劳作之后，一年实生苗、两年成品苗，苗木长势良好。但销售市场急转直下，先是价格大幅下跌，接着是5分钱一棵也卖不出去，最后未销掉的苗木只能当柴烧，还赔掉了两年4料庄稼的收成。与此类似还有“超大穗”小麦品种的繁殖，第一年种植的两家农户收入颇丰，第二年跟进的几十家农户则叫苦不迭。猪价高时猪娃是宝贝，农民愿意抱在怀里。猪价低时猪娃满街跑，无人收留。该组也曾发生过小面积的洋葱呕肥、蔬菜喂猪等事件。至于种了果树、又挖果树的现象则时有发生。由于农产品有严格的生产期限和保质期限，对于农产品市场的把握，不仅当地农民力不从心，也常常令附近的教授和专家一筹莫展。［4，5］难怪农民无奈地说，我们种什么都行，就是种不出钱来。
其次是农村企业发展受挫，村民对集体经营毫无信心。该组所在的生产大队率先成立的农民建筑队，虽然效益不错。但经县公安局调查后发现，存在给建设单位赠送农产品的行为，以“行贿”罪逮捕了负责人并撤消了该建筑队。虽然，7年后予以平反，但该建筑队早已人去楼空、名存实亡。不可否认的是，该建筑队为该组村民外出打工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建筑行业已成为该组农民外出打工的首选。该组所在的村委会创办的铝厂由于生产技术陈旧、失去市场竞争力而倒闭，虽然并没有亏损，但集体创办并管理企业的积极性受到了挫伤。如果把集体建筑队的消失归咎于政策环境的缺损和执行方面的过失，则铝厂的倒闭则是对集体经营能力的打击和否定。当时已无人能承受得起集体经营的压力，所以随后的农药厂、土炼油厂、面粉厂和砖厂，均以个人承包形式运做。农药厂和土炼油厂在策划方面就存在失误，因为它们根本就不符合国家政策和行业的发展方向，开办不久，双双均以高悬银行债务而告终。［6］面粉厂和砖厂失败的原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承包合同不规范，致使利益相关方经常发生纠葛，终应调节无效而搁浅。二是“红眼病”蔓延，看别人搞得好，就认为事情很容易，都想自己也来试一下。结果每况愈下，面粉厂的最后一位承包人携款逃跑后，村干部将库存的小麦用以抵债，同时又下欠了农户的几十万斤小麦，至今仍未归还。更重要的是搞散了民心，人们对发展集体经营毫无信心。该组村民说：“集体经营不好搞，要致富得靠自己。”这样一来，最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偏低问题的共同富裕之路——发展集体经济之路几乎被挖断或封堵。
第三是村干部长期空缺，村委会名存实亡，对农民增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村干部长期空缺的内因来源于3个方面：一是群众对村干部缺少信任，因此丧失了支持村干部工作的原动力。二是村干部工作难度增加，许多人不愿意担任村干部。由于村集体企业发展受挫，集体经济不仅崩溃，而且债务缠身。［7］许多人不愿意担任村干部，认为这样的烂摊子不好收拾，此时担任村干部只能充当“替罪羊”的角色。又由于缺少群众的理解、信任和充分支持，村干部工作的难度势必加大，加上政治地位低、经济待遇低，费时多、得罪人多，有时出力不讨好，远不如给自家干。所以，愿意当村干部的人并不多，愿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心一意为村民谋利益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三是受利害关系的驱动和户族观念的影响，村委会民主选举时提名分散，投票不集中，导致多次选举无果而终，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村干部长期空缺，与上级政府的软弱无能或不作为不无关系。从表面上看，村干部的长期空缺，并没有影响该组村民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但是，这种空缺实际上对该组村民增加收入相当不利。虽然近几年国家的惠农政策也得到了落实，如免除农业税，增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粮猪补贴等。但支农项目没有很好地去争取，如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方面，村庄治理方面，农民组织和文化建设等方面。从发展眼光看，村干部长期空缺对实现城乡社会统筹，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深化农村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极其不利的，有些甚至是致命的。［8］可惜的是村干部长期空缺，至今并没有引起当地县乡政府的高度重视，该组所在乡的许多其它村委会干部也长年空缺就是例证。
第四，重大疾病是妨碍农民致富的主要原因，非正常死亡是该组农户返贫的罪魁祸首。该组现在因病致残的有16人；近5年来，该组因病死亡的有10人；近20年来，该组非正常死亡的有18人。该组终生未娶的男性村民现有5人，皆因残疾所致，2008年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0.2岁，其中超过60岁的有两人。现在这5人均未吃上五保，另1位83岁高龄的老人，仍未落实到农村五保供养政策，只能靠侄子接济。由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在这里刚刚起步，所以无法化解当地农民看病贵的矛盾。［9］对残疾病人的医治和供养，已成为该组引发家庭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令人震惊的是这18位非正常死亡的农民竟然来源于12个家庭，具有一定的连带性，其中非正常死亡3人的家庭有1户，两人的有3户。另外还有1个农户，家里1人遭遇车祸死亡、1人因病死亡，平均年龄只有32岁。与病残、病亡相比，非正常死亡对农民的心理打击更重，经济损失更大。在该组返贫的7个农户中，有5户是由非正常死亡引起的。所以，非正常死亡已成为当地农户返贫的罪魁祸首。
最后是来自于政府责任方面的问题。示范区与该组所在乡接壤，示范区中心距离该组不到3公里。在示范区刚成立时，就有将该乡划归到示范区管理的传说。可由于种种缘由，该乡至今仍归宝鸡地区的某县管辖。该组距县城接近30公里，3公里与30公里的辐射效果差异是可想而知的，况且两个辐射源也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此，该县早就认识到该乡划归到示范区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对该乡的关注就会相对少些。据2007年8月21日的《陕西日报》报道， 20日省长袁纯清主持召开第1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同意将该乡划归杨陵区管辖，按有关程序报批。［10］时至今日，又过去了8个月，管辖权依然没有下文。由此可看出该组所在村委会名存实亡，集体经济崩溃，公共服务产品欠缺等实际问题长期存在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当地政府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四、结论与建议
影响该组农民收入增长的原因主要来源于市场因素、自身因素和政府因素。其中这3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加大了该组农民收入增长的难度。首先，政府必须提高办事效率，尽快解决该组所在乡的管辖权划归问题，这不仅有利于示范区的持续发展，而且可使当地农民尽快产生实质性的归属感。更为重要的是，这样才能为重新全面设计该组所在乡的规划布局，解决这里长期存在的村干部空缺，农民企业发展受挫，乡村债务缠身，农村公共服务欠缺等实际问题提供前提和组织上的保证。
由于农产品季节性强，生长周期长，即就是对于某些结构性短缺的农产品，待产品收获后往往市场又转变成供过于求的局面。加之农产品销售时间短，单位利润的储运成本高，农民只能降价甚至亏本销售，严重挫伤了农户扩大生产规模的积极性。因此农业部门和上级政府，必须加大对农产品市场深入而仔细的研究，并定期免费发布相关市场信息，以提高农民通过农产品增加收入的机会。该组所在的乡划归示范区后，有利于依靠“农户+企业”的模式，延长产业链，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
如果该组今后存在出让土地的机会，则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提出诉求，以化解该组所在村的债务问题。当然，这些必须在充分保证失地农民土地经营权的基础上进行，以充分赢得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可为村委会的民主选举铺平道路。在进行村委会选举前，先要设置村干部评选指标，并结合候选人以前的实际作为和业绩，进行具体打分。打分可分组进行，如党员组、前任干部组、群众代表组，最后扩展到全体具有选举资格的村民。打分过程既是村民明确应选什么样的带头人的过程，也是提高候选人如何当好带头人的过程，待这两个问题真正解决后，大家的意见才容易达成一致或达到比较接近，此时，选举才可能出结果。
新的村委会成立后，应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包括群众对村干部的监督条例。要以制度作保证，使新的村委会能在党支部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下，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和个人能力，去想尽一切办法，带领群众致富。另外，村干部应加强与示范区科教单位和企业的联系，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产业化铺路架桥，为农民致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地农民也需要转换观念、开阔思想，明确外出打工仅仅是权宜之计，重要的不仅是为了赚钱，要培养自己适应市场的能力，吸收新技术和新的管理理念，突破迷信、户族等思想的羁绊，争取自己当老板。只有专业化的生产，才能解决技术难题；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只有企业式的管理，才可提高产品的标准化，才有利于扩大市场；只有农业或农村企业实现了产业化，农村才能全面发展，农民才能真正富裕起来。因此，“专业化→组织化→企业化→产业化”是农村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过程，该组也不例外，也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该组所在的村委会急需抓两件事：一是修路，二是对困难户的救助。把该村的T形公里与农户和村外的主干公路用水泥路连通，不仅有利于群众出行，还可为农民购买商品和销售农产品提供方便。对老弱病残进行照顾，对困难户进行帮扶，既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延续，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上级政府也应对上述两件工作给予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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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向明,陶运堂.金融机构应向农民开办重大疾病治疗贷款业务［J］.河北金融，2006(7):41-42.
［10］ 陕西省人民政府.袁纯清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5次常务会议［EB/OL］. http://www.shaanxi.gov.cn/0/1/9/39/43014.htm
作者：李写一 霍学喜
摘 要 从农村的养老资源研究方面来看,研究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及医疗护理保健方面比较少。对农民工家庭的养老状况作了实地调查,分析了这部分家庭中老年人的养老基本状况,结果表明:这部分家庭中的绝大多数老年人除了要承担体力劳动以外,在精神上,他们也会感觉较为孤单,难以享受到传统家庭的那种儿孙绕膝的幸福感。
关键词 农民工 养老 养老现状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在西部农村地区,由于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在出现了严重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留守老人的问题,农村农民工家庭养老问题堪忧,甚至演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在2009年暑假期间,本人组织了一批学生,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深入访谈的方式走访调查了四川省宜宾县的五个镇即观音镇、古罗镇、白花镇、高场镇、商州镇等这些地方的农民工家庭,从老年人养老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等方面,调查这些家庭中的老年人的养老现状、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农村农民工家庭的养老现状
由于学者们对农村养老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关注较多,因此在这次调查中,本人主要关注的是农民工家庭中老年人养老的精神慰籍方面,根据本人深入调查,发现当前农村农民工家庭的养老现状及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老人自身生活以及老人同孙子辈生活的生活照料现状。
在西部农村,农民工外出之后,留守在家里的老人们的生活照料就有了一定的困难。经过本人调查,留守老人中,年龄在60岁到65岁之间的比例为35%;65岁到70岁之间的比例为24.67%;70岁到80岁之间的比例为37.66%;其中80岁以上的所占比例为2.33%。这表明,7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将近40%的比例,这些老人们如果还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话,他们的负担将会是非常繁重的。
关于农民工家庭的这些留守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问题,经本人调查,其结果为:身体健康者占47.33%;而有慢性病的竟高达35%;身患残疾的占2%;卧床不起者占0.33%;剩余的则为身体状况一般。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有37.33%的老人们是疾病患者,对这部分人来讲,他们更需要子女经济上、生活上的照顾以及精神上的安慰。
经入户调查,农民工家庭老人的居住情况为:有34%的老人是带着孙子一起生活;老年人夫妇一起生活的为48.33%;还有6.67%的老人是独居;仅有11%的老人是跟着已婚子女一起生活的(即在这部分农民工家庭里,夫妇俩不是同时外出打工,而是留下了一个照顾家中的老人)。这就表明,农民工家庭里的老人们处于独居、带孙子一起生活和老年人夫妇一起生活的所占比例为89%。从老人们的居住状况可以看出: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上困难时将会大部分依靠自己解决,子女在这一点上基本上帮不了什么忙。
留守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在入户调查中,当问及老人们遇上困难想找谁的时候,有11%的老人选择了找老伴,80.33%老人回答想找子女,7%的老人选择了找邻居,剩余的则为找干部和亲戚,可见对老人们来讲,在自己患病或是遇上较大困难时还是希望能找到子女,希望子女能照顾或帮助自己。
从对农民工家庭老人的身体状况、居住情况等的调查可以看出,现在农民工家庭老人的生活照料现状很差,很多老人基本上是处于无子女照顾的状态。
(二)文化和休闲生活等贫乏的精神慰籍现状。
关于农民工家庭的老人们的婚姻状况,本人的入户调查结果显示:有9.33%的老人已经丧偶。老人们与子女之间的联系状况为:外出农民工一年回家一次的所占比例为32.67%;几年回家一次的所占比例为29.33%;在外打工不能回家的占8%;节假日来探望的占11.33%;能常来照顾的占5.3%;只有11%是在一起生活。这就表明能经常同子女见面并受到一定照顾、安慰的老人比例只有27.63%,其余的老人们则很少时间能感受到子女对自己的精神上的安慰。在本人的调查中,通过访谈,也有一部分老人表示,他们有时会通过电话和子女联系,但是一般来讲通话时间都不会太长,由于考虑到电话费太贵,也就长话短说了。此现象表明,老人们缺乏精神慰籍这一现状非常突出。
关于农民工家庭老人们的休闲方式,本人的调查结果为:有79%的老人愿意赶场,因为在这个时候不仅能够买回家里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可以遇上熟人或是亲戚,可以同他们聊聊天,顺便自己也能散散心;有64.33%的老人在家里的休闲为看电视;59%的老人在农闲时会和周围的人包括邻居聊天;15.67%的老人在平常把打牌当作是一种休闲;只有2.33%的老人选择看书报;甚至还有2.67%的老人承认自己没有什么休闲方式,家里也没有电视,自己身体不好也不经常出门,很少与其他人交流。从这可以看出,老人们最多的休闲方式就是赶场、看电视和聊天,在本人看来这不足以排解老人们的孤寂感。
对当地老年活动中心的情况,本人调查结果为:有20%的老人回答当地没有老年活动中心;有51.67%的老人表示有老年活动中心,但是没有去过;有19.67%的老人表示有活动中心并且还去过,表示常去的仅为8%。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当地的老年活动中心也并没有发挥其让老人们在那里娱乐、休闲的作用,老人们与他人的交往相应的也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不能达到让老人们身心愉悦的目的。
关于留守老人对养老院的看法,本人的调查结果为:93.67%的老人认为自己有儿有女的不想去养老院养老;只有2.33%的老人表示自己想去,但是子女不让去;也有3%的老人认为养老院里面有人照顾,比现在好。这个调查表明老人们还是倾向于选择在家养老,由子女养老。
关于留守老人们对他们自己理想的养老生活的看法问题,本人的调查结果为:有57%的老人选择了与老伴一起生活,他们认为这样的话自己更为自由,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还能对自己的经济收入有支配权,不过这部分老人多是属于身体健康而且年龄多数是在70岁以下的老人,而且他们也表示在自己不能劳动了或身体健康不允许的条件下,他们也会选择同自己的子女一起生活;有40.33%的老人选择了与子女一起生活,这部分老人则多数是属于70岁以上的,身体状况不佳的,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子女才会对自己耐心一些,自己也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二、农村农民工家庭养老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农村老人的养老情况调查也发现,有一些农民工的经济条件较好,可以将父母接进城里同自己一起生活,但是城市生活既丰富又复杂,而且生活节奏快,农村老人很难适应城市生活,因此,他们一般也会选择留在乡村,成为了留守老人。对这部分老人来讲,虽说不存在物质供养上的问题,但是他们还是觉得精神孤单,存在精神慰籍问题。
从调查看出,农民工家庭里留守老人们的养老问题中,最为突出的是养老的精神慰籍问题。从调查数据看来,许多农村老人们愿意与子女一起生活养老,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出于传统思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家庭养老更能让老人们感觉到精神上的满足,更能解决养老的精神慰籍问题。
三、改善农村农民工家庭养老状况的对策建议
针对农民工家庭的养老问题中,最为突出的精神慰籍问题,本人认为可以通过两个办法来解决。
(一)实行社区互助养老。
实行社区互助养老不仅能够解决西部农民工家庭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还能解决他们的精神慰籍问题。因为在实行社区互助养老时,首要的就是建立“社区”,而这个“社区”则是由老人们自愿组合形成的,因此,在这个 “社区”里,老人们之间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他们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多,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排解老人们的寂寞,解决老人们的精神慰籍问题。
(二)是实行家庭养老。
除了实行社区互助养老以外,还可以采用家庭养老,这也是可行的。因为,一方面,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几乎都是来源于家庭和亲情,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虽然传统上几代同堂的观念已经逐渐削弱,但是家庭和亲情对老年人的老年生活质量还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再加上家庭养老在我国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子女对老人的赡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且受到了法律的保障,因此,可以在实施社区互助养老的同时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支持作用;另一方面,老人的居家养老不仅可以满足老人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同时也方便子女为老人提供照料。
(作者:宜宾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行政伦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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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元文.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8,(06).
[3]刘飞燕.居家养老:一种新型的社会养老模式.消费经济.2006,(06).
作者：阳月华
从古到今，农民都是占国家人数比例最多的。可以说在古代整个国家就是由农民来支撑的，失去了农民的支持无疑会失去国家的政权，所以古代才会有重农抑商的出现。从社会地位上，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位，农民排到了第二位，这就可以说明农民在国家中重要地位。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农民在中国中仍然是人数最多的，但在今天农民的生活状况却是在众多社会阶层中最差的一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与城市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无论在生活，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都比城市人差。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农民所耕种的土地也变得越来越小。农民的生活也随之变得困难起来。
在国家发展经济的同时，国家也对农民生活状况的一系列问题关注起来，其中在“三农”问题上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废除了已经存在三千多年的农业税，使农民摆脱了农业税的困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这仅仅解决了农民问题的一小部分。缠绕在农民身上还有诸多的问题急待解决。
农民的生活低下可以说根本问题就是因为农民收入小。农民的收入来源可以说十分的小，如果农民不在农闲时外出打工就只有年末时从村集体取的分成，(前提是所在的那个村收入富裕)和把自家所种的农作物拿到市场上卖所取得的收入。农作物的收入可以说是农民的主要收入，但在现今市场上农作物的普遍价格都偏低，只有在大城市农作物才高小小，但大的利润都在向农民采购农作物的人的手上，农民所取得的利润却是非常的小，这就导致了农民收入低的原因。大多数农民一个月的收入都非常的小，大部分一个月有一百多就算不错了。
在享受医疗方面，农民可以说根本就负担不起由接受医疗所产生的费用，很多的农民都因为治不起病而被病魔煎熬，无论医疗体制怎样改革，农民仍然是治不起病，现在所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的医疗压力，但是这只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根本就不能使农民完全放心地接受医疗。还有医疗设备方面，农村经济实力比较低下，医疗水平无法跟城市比，据山西某市对市内一个贫困县进行医疗方面的调查得知，县内只有一家县级医院，全县只有一辆救护车，比较破烂，已经不能开了，平时紧急救护时都是用计划生育流动车进行接送。当问到医院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时，院长回答说：最先进的没有了，电解质，生化分析仪还是坏的，这还是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这个不能用了，买的哪能买得起，这台器械目前是我们医院最先进的了，是去年卫生厅在我们县开扶贫工作会议时，厅长答应给的，六万八……在农村，不说没钱看病，即使有钱去看，也要到市内去看，县里根本无法满足农民的看病需要，国家应该落实农村医疗补贴款项是否到位，把资金放到真正有用的地方去。
当前，农民受教育情况也不容乐观，我国农民没有享受均等的受教育的机会，这是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主体不同、教育条件的差异和高等教育招生规则的不同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征程中，教育承担着无可推卸责任。通过教育可以改善处境不利的群体的就业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埃及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享誉全球的大作家塔哈·侯赛因曾经提出“受教育的权利犹如喝水和呼吸一样不可剥夺”。然而，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口的农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农民受教育状况堪忧。国家应该认真分析、回顾我国农民受教育状况，给广大农民一个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分
必要。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我认为，农村社会保障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主体工程。当前我国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必须抓住时机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将农村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土地保障、商业保障有机地结合起来，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发挥最大的保障功能，从而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必须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众所周知，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其构建过程中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于人们去解决。
一方面，剧增的农业市场风险、城乡社会结构趋于断裂的危险以及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民失业两大难题同时逼近的危险，彰显了社会风范体系建立的迫切性，也对农村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另一方面，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实力的增强、行政理念的创新、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带来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新的历史机会。
即使问题依然存在，但对比以前，现在农民的生活状况已有明显的改善，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也为农村带来机遇。高中政治课都有说到：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同时，我们不能奢望国家能在短时间内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也许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与矛盾，我们的社会才有进步，我们的国家才有今天的辉煌。
关于农民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农民，这个特殊的称谓，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与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9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农民一改千百年来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彻底地作了主人。历史的年轮驶入改革开放的今天，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真正实力的不是所谓的GDP，而应该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是最具有发言权的。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对农村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颁布的大量政策都本着利民惠民的目的。尤其是近年来农业税的免除到按亩的补贴，都让我们广大农民的家庭负担大大减轻，当然这只是国家对刺激农村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的典型代表，还有许多其他的政策比如：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免除、农村医疗保险等等，这些都为农民是实现增收解决了许多的问题。
利用暑假时间，我和同学对家乡大连市金州区登沙河镇高家村和海头村的农民进行了部分的调查，了解农户收入、支出的实况，希望可以让社会这个大的生活群体受到更多的关注，对于农民的收入、支出情况的调查，能够真实的反应农民的生活状况，更能反应农民在收入和支出方面的比例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农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意义上的提高。
一、农民收入篇
在调查中，人均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家庭仅占调查家庭总数的2%，13%的家庭人均收入在800—1500元这个范围内，有54 %的家庭人均收入在1500—3000元这个范围内，人均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家庭占到了31%。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农民的收入就前几年比增加了很多，然而对农民而言赖以生存的农业竟然不是收入的主要部分。农业方面的净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家庭占33%，52%家庭的农业方面的净收入在2000—3000这个范围内。对那些人口多的家庭这点钱如果人均下来就真的没多少了。调查发现90%的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竟然是外出打工，其他方面的收入主要来源加在一起才占总家庭的10%。
近些年随着外出打工的热潮高涨，我们农民们也意识到了守着那“一亩三分的”是多么的没有前途。外出打工成了农民挣钱的最佳途径，也成了大多数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也是当前农民收入提高的主要原因。而另一方面，随着物价的上涨，种子、农药、化肥等的价格也提高了很多，这就使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又加上农民现在都有了“惰性心理”，他们对农作物没有很好的养护导致了农业产量下降，这样农业方面的收入就没剩下多少了。其实无论怎样，单纯的种植这种经济作物是无法获得令人可喜的收益的。以前这个村子是有种果树的，但最后因为技术、管理、市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果树没有到老龄就全被砍伐下来，很是可惜。现在这片土地上只剩下那些常规的经济作物了，甚至有些人竟然把土地荒废下来，用来长草，有的把土地以土的形式给卖掉或者干脆在上面种上树木，这样就不用那么辛苦的种地了，也真的没什么收益可言了。
二、农民的生活消费
有13%的家庭把收入主要花在子女的教育上，这主要是些年轻的家庭。对于那些年龄稍微大点的人他们主要用来维持生活，这部分的家庭占到了15%，因为他们子女的事差不多都办完了，他们也就没有太多的牵挂了，现在只要慢慢地赚着钱花着撑到自己么有能力时候有子女赡养了。他们都没有想到为自己以后养老，在这里人有能力的时候都全都是为了孩子到老的时候就依靠孩子了。
在家庭收入的主要用途方面59%的家庭选择了“其他方面”，这其他方面主要都是建房子，办喜事方面的，这些家庭都是有快成年或刚成年的孩子。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结婚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中国的房价是那么的高，即使在农村可能没有那么的贵，但对于仅有定点收入的农民来说这也算是一笔超大的开销了。
虽然现在我们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但是还是有66%的家庭感觉经济有点紧张，这些多为子女比较多的家庭，还有些是有病人的家庭，毕竟医保在我们那里还没有实行起来。32%的家庭感到基本需要能得到满足，仅有2%的家庭认为生活富足了，毕竟离小康水平还有一段距离的。
对于比较担心的问题93%的家庭都选择了收入没有保障，在农村几乎所有的人都处在失业中，那些外出打工的工作没保障有时候不要把身体搭进去就好了，在家里的人就只能盼望着能风调雨顺有个好的收成，而近年来的气候异常的很难有风调雨顺了。其他选的较多的是“家里有人生病”，“孩子不孝顺”，“治安状况不好”，关于农业方面的几乎没有人选择，或许他们真的感觉种地没什么前途了吧!
三、农民对财政政策和政府的态度篇
在对我们党中央提出有力改善我们农民生活状况的政策的了解程度中仅有2%得人了解并用其维护自己的权利，9%的人只是了解，61%的人部分了解，而竟有33%的人一点都不了解。当问到他们需要什么是83%的人说要农业补助，而仅有8%的想要解决技术问题，9%的人想要基础设施建设。这难道就是所谓没有文化的表现吗?大多数人都在外面打工又不想种地，所以他们会认为那些农业政策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的。他们需要补助，因为钱是最现实的，也是眼前最需要的，所以他们不去想那些技术，那些基础设施会带来的收益。
对于政府人员的工作态度73%的人感到不满意，4%的人感到非常不满意。这样那些所谓“当官”农民的心中地位实在是差劲了。
对于感觉近年来自己生活生产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的问题，他们一般回答都是农业机械化了不用那么的累了，打工的多了收入多了，住房条件好了生活水平提到了。当问到是不是财政政策给自己生活带来变化时候，他们说不懂什么是财政政策，只是知道没国家的帮助不会过上子安在的日子的。
以上是对此次调查的分析，总体而言，农民生活仍处于温饱状态，过着艰苦的日子。那么怎样才能改变现在的状况让农民过上跟好的日子呢?这需要农民自身的努力，同时还要有国家的支持。
首先从农民自身方面来说，农民观念落后才是农民生活状况不佳的根源。农民对改善自身状况缺乏主动性，而是被动的寄希望于政策的优惠，市场的兴旺。国外有句俗语：“老天助自助之人”。解决农民问题，农民是内因，其它均是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是马克思哲学予盾论的基本观点，同样也适用于农民问题。假若农民这个内因不主动起来寻求解决方法，那么即使外因怎么好，农民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1、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教育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一个民族强盛的必要武器。而今看看我们村的教育情况：老一辈的都小学文化或者没有上过学，年轻一辈大多都初中毕业或初中没毕业。好多孩子都是在读书的好时机被拉过去打工帮助家庭减轻负担。现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没有文化的你们在外面受到的是怎样的待遇，你们还没有觉醒吗?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对那些辍学的孩子可以让他们学些技术，这样总比什么都没有只是在外面徒徒的打工好得多了。
2、尝试着种植高利润的植物以及发展养殖业。仅靠种植常规的经济作物是没有太大的收益的，像桔梗这类药性植物应该蛮有市场的因为太和就是一个医药市场呀，大片的种植一些果树，种植大棚蔬菜·····农村会有很多植物的秸秆，也有动物的粪便，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发展一条链的养殖业。
3、把别人的土地承包过来种。现在因为外出打工的人很多，土地已经没有太多闲暇的时间来照料，产量一般都很低的，如果把它们都承包过来统一播种统一管理，承包资金不会很多也这样获得更大的收益的。
4、尝试着使用沼气资源。在农村发展户用沼气，可以节约农村生产生活能源，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够带动生态养殖业和高效种植业快速发展，项目虽小，效益巨大，是新时期实现农业增效的重要途径。发展农村户用沼气，把种植业和养殖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能够实现农业资源的多层次开发和利用，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循环农业的发展，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现在我们那里没有一家使用沼气的，反而每年有大量的秸秆被用来燃烧或丢掉，造成了资源很大的浪费。
其次，从政府方面来说应该增强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业和农村设施的投资不足，欠帐较多。应结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对农村道路、供电、供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些设施的投资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制约着农村市场的开拓。一些娱乐设施，健身场所的建设可以增加农民的户外活动，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2、增加农村信贷资金，使农民能够真正得到金融服务。在现有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格局下，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状况。要积极促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创新。这样可以给我们农民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
3、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打破农产品自求平衡的圈子，要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发展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生产、区域性产业带，提高农业商品化、专业化、集约化水。
要改变长期以来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三个环节相脱节的状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采取"公司带农户"的模式，带动农户从事专业化生产，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的有机结合，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这是解决千家万户农民进入市场，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这样可也有效解决劳动力外出的现象。
4,、全面实施农村医疗改革。现在医保对于农民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一个家庭如果健健康康的生活下来可能还好，但一旦有家庭成员生了个有点严重的病，那将是对这个家庭的致命的打击，可能会因此花掉全部的积蓄。
5、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管理和监督。地方官员是我们政府最接近农民们的代表，他们可以真实的感受到农民的苦与乐，上可以传达农民的心声，下可以帮农民解决问题。然而我们他们当官只是为了敛财，那这对我们农民的伤害真是太大了，也太有损我们政府的形象了。当我们那善良的农民见到官员就害怕的时候，我们政府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有时我们真的可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惠农政策是否每个农民都清楚?我们的财政补助是否真的到达到每个农民的手中?
这次调查不够全面，也不具有太强的说服信，没有佐证和足够的资料，但是这是农村真正的实际情况，没有夸大也没有虚假的成分。实现农民收支的平衡，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希望在各方面力量的努力下，能够使农民更快地迈上幸福、富裕的康庄大道。
居民同志：
你好!
我们是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班的调查员，为了了解您们
这一地区失地农民的生活现状，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并就如何完善失地政策提
供实证资料和意见，我们需要进行实地调查，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和协助。
本次调查严格按照《统计法》的要求进行，不用填写姓名，所有答案只用于统计分析。你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在每个问题所给出的几个答案中选择一个合适的答案，或者在___中填写。您的回答将代表众多和您一样的
本地居民，并将对失地政策提供帮助。
调查员：_______________ 调查时间：____年__月__日地点：___________
1.您的户籍()
A.农村B.城市
2.您的文化程度()
A.小学B. 初中C. 高中D高中及以上
3.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A.健康B.比较健康C.经常小病小痛D.患有大疾
4.在您没有失去土地前，您觉得生活怎么样?()
A.虽然不富裕,但很幸福、自在B.基本能吃饱肚子，不用愁没钱花
C.农闲时进城务工挣几个钱，生活还行D.外出做生意，生活很好
5.失地前您最想做什么事情? ()
A.多挣钱，为子女筹学费B.好好种地，过个安稳日子
C.搞生态农业，脱贫致富D.外出打工
6.土地征用前家庭年收入是多少?()
A.一万元以下B. 一万至两万以上C.两万至三万D.三万
7.土地征用前家庭年消费支出是多少?()
A、一万元以下B. 一万至两万以上C.两万至三万D.三万
8.土地征用后家庭年收入是多少?()
A.一万元以下B. 一万至两万C.两万至三万D.三万以上
9.土地征用后家庭年消费支出是多少?()
A.一万元以下B. 一万至两万C.两万至三万D.三万以上
您认为现在的城镇生活与原来的农村生活相比哪个更好?(
A.城镇生活B.差不多C.农村生活
11. 您觉得现在的生活状况与以前相比()
A.更艰难 B.差不多C.好多了
12.目前主要收入来源渠道是什么?()
打零工B.稳定职业C.自主经营D.其他________
13.目前家庭成员就业情况是怎样的?()
A.待业B.周边打零工C.外出打工D.自主经营E、其他
14.对当前这种谋生方式满意吗?()
A.满意B.比较满意C.不满意D.非常不满意
15.当前找工作谋生存在困难吗?()
A.不难B.一般C.非常难D.无所谓
16. 您当前参与了哪些社会保障?()
A.医疗保险B.社会保险C.养老保险D.商业保险E.其他
10.)A.
17. 生活在城镇，您觉得到幸福吗? ()
A.非常幸福 B.比较幸福 C.幸福 D.不太幸福E.很不幸福
18.为什么?(承接上题)()
A.获得城镇户口，以后不用种地了，可以堂堂堂正正做一个城里人
B.本来我就不想种地,都是祖辈留下来的,国家要征用,那还不两全齐美
C.土地没了，日后的要是没有工作，该怎么生活
D.还是农村好，不用为吃饱饭而发愁
19.没了土地，你最担心什么问题?()
A.生活问题B.子女上学问题C.家里主要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20.您希望家庭月收入是多少?()
A.1000以下 B.1000-3000元C.3000元以
21.子女的教育支出，您感觉吃力吗? ()
A.非常吃力 B.比较吃力C.吃力 D.不太吃力
22.除了种田外，您觉得自己还有其他劳动技能吗?()
A.有B.没有
23.您是否愿意参加政府组织提供的培训?
A.非常期待B.愿意C.不愿意D.无所谓
24.您最希望政府组织提供哪些方面的培训?
A.服务行业B.生产养殖技术C.自主创业D.无所谓
25.您最希望政府在哪些方面出台更好的保障政策?
A.就业方面B.医疗方面C.最低生活保障方面D.精神文化生活方面
26.土地征用时是否出自个人意愿放弃土地?
A.愿意B.不愿意C.开始不愿意经做思想工作后愿意 D.无所谓
27.您是否了解《土地管理法》关于征地补偿标准的相关规定()
A.不知道，没听说过这项法规B.有大概的了解，但不是特别清楚C.很了解
28.您觉得政府征地给与您的一次性货币补偿您是否满意 ()
A.不满意B.不太满意C.满意D.很满意
29.您对政府征地时的工作方法是否满意()
A.不满意B.不太满意C.满意D.很满意
30.您对日后的生活抱什么样的态度?()
A.相信经过努力奋斗，生活会得到改变的
B.不会有多大的改观，因为我们都没有知识和文化
C.改善生活，我们这一代是无能为力了，只能靠孩子们努力了
31.失地对您生活的影响大不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32.你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满意吗?希望能有哪些改善?
感谢您的配合!
报告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越来越多。以土地为基本生存条件的农民，失去土地后，他们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到底如何?这是党和政府非常关心的问题。
基于一名民建会员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一名政协委员的职责，也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社情民意，向政府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近日，我对秦都区和渭城区部分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研，详细了解了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汇集了他们的意见和需求，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调查内容涉及失地农民的补偿情况、生活来源和人均月收入、就业情况、子女教育情况、面临的问题以及医保、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低保等问题。根据调查结果，目前20%生活富裕，40%生活水平一般，30%生活贫困，10%生活艰难。从调查表中可以看出，目前失地农民的生活负担较重，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二、存在问题
1、失地后生活困难
在被调查的110户失地农民中，当初他们得到的都是一次性补偿。对于个别有经商能力和理财水平的农民来说，他们在得到补偿款后，用补偿金开店经商，有的发展养殖业，有的创办家庭工厂，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康人家。还有少数稳健型的失地农民，他们把得到的补偿金用于投资债券，也获得红利。最令人不安的是绝大部分农民得到补偿款后，随即用于建房，供子女上学等，瞬间这笔钱便被用光，甚至四处举债，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名副其实的特困户，他们手中无地，家中无粮，袋中无钱，加之受文化、年龄等因素制约，没有稳定的务工岗位，收入微薄，生活困难，步履维艰。失地前生活状况好和较好的农户占80%，失地后生活状况差的占70%。
2、医疗制度不健全
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推行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给失地农民看病就医带来了一定的实惠。按照该制度的规定，参加者个人每年缴纳少量的钱，就可以按就医医院的级别报销一定比例的医疗费，上限封顶。但是由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覆盖面较窄，大部分被调查者反映合作医疗报销上限太低，解决不了失地农民的大病问题和就医的实质问题。失地农民的就医问题也是失地农民家庭的一大难题。由于失地农民家庭收入偏低，家庭周围基础医疗网络不很健全，医保覆盖面不广，
使得失地农民看病问题得不到保障。调查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些顺口溜：“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得病，几代受穷”;从中能明显地感受到失地农民面对疾病时，那份沉重与无
奈。
3、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
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日渐凸现，让曾经为社会做了一生贡献的老人老有所养，情有所依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在失地农民这个特殊群体中，养老问题尤为突出，从调查表上可以看出，能够得到养老保险的老年失地农民比例都极低。失地农民没有丰足的积蓄，没有稳定的收入，养老体系又不健全，他们年老之后的生活面临极大的风险，因此他们普遍为养老而担忧。
4、低保覆盖面窄
作为我国政府对社会成员维持基本生活提供的必要帮助，“低保金制度”成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道“兜底”保障项目，也成了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安全网。但是，这个网的范围存在着天然缺陷，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低保金制度主要向“城市居民”开放。按照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是享有低保的前提，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低保的范围已经逐步扩大，但生活于城乡结合部的失地农民大部分仍未纳入低保范围。被调查的110户失地农民，只有15户享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政策。
5、再就业困难重重。
失地农民务农无田，就业无门，大部分都闲散在家，无所事事。据调查了解，失地农民就业者不足10%，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聚在一起玩纸牌、打麻将，随之而来就是赌博成风，精神涣散，家庭关系破裂等一系列问题，致使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目前，除了少数有一技之长的失地农民能找到工作外，大多数文化素质较低及老弱病残的劳动力就业难度较大。由于还没有能有效促进失地农民就业的具体优惠政策，加上又遭遇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前到南方打工的失地农民也返回了故土，使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雪上加霜，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不容忽视。
三、思路与对策
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失地农民心态都比较平和，觉得征地是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都能够正确对待，予以理解和支持。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仍然存在，许多失地农民对今后的生活感到忧虑和担心，部分素质低及老弱病残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难度大。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尽显社会公平，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保证农民安居乐业，应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1、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问题。
首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把失地农民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目前大多数失地的老年人依靠补偿款维持生活，时间久了就会坐吃山空。今后在征用土地时，应该实行“开发式安置”，除了给付补偿金外，还要对那些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采取以土地补偿金换取养老和医疗保障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
其次，要建立严格的失地农民社保资金管理制度。对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只是生活上的暂时安置，不能解决他们今后的生老病死。以土地换社保对他们来说虽然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若要采取这种办法，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诚信机制，从村到办事处再到县区，应有严格的社保资金管理制度，以制度管理社保基金;同时，社保资金在运作过程中要公开透明，专款专用，要有农民参与监督，实行定期公示;另外，社保金发放要按时足额。只有这样，才能使失地农民不再为生活忧虑，并使他们感受到政府的关怀。
2、采取多样化的补偿方式，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一次性现金补偿是“输血式”的补偿，但如果没有自生能力，再多的钱也经不起长久的消费。因此，在补偿方式上，应以一次性现金补偿为基础，以安排就业为重点，在征地搞建设的同时，要考虑如何安置失地农民的问题，要增强失地农民自身的“造血功能”，使其能够自力更生，自食其力。采取诸如以土地换取就业岗位的方法，以土地补偿金作为开发投资入股资金的方法，形成鸡生蛋、蛋生鸡的有序循环，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3、提供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
部分失地农民在耕地被征用后，有意自谋职业或发展养殖业，但苦于没有资金，未能实现。因此政府在贷款、税收、场地等方面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应提供优惠政策，尤其是金融部门要放宽信贷条件，降低门槛，鼓励和扶持失地农民发展生产，提高造血能力，努力增加收入。
4、建立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机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步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转变。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偏低，就业难度加大，加上城镇职工下岗失业过多，失地农民，尤其是无一技之长的失地农民就业更加困难。所以，政府应该在劳动就业方面帮助他们，包括给予就业指导、组织劳务输出等。同时，尽快将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纳入到国家的“人人技能工程”培训之中，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机制，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为失地农民再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
5、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满足失地农民的精神需求。
农民失去土地后，相当一部分人无事可做，生活自由闲散，精神空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针对不同对象，因地制宜，坚持把村和社区硬环境建设作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把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的着力点放在满足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上，从建设基础文化娱乐场所入手，配套建设各种综合文体娱乐活动室，让有充足时间的失地农民休闲有场所，活动有氛围，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于休闲活动中，不断充实和丰富失地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他们失地不失落，健康愉快地生活。
综上所述，解决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不仅是当前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难点，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性问题，事关社会全局的稳定，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数理学院09数2周永权 摘要：农民工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由于他们职业与身份的不一致，在工作及工作以外的生活、消费、从事的工种等诸多方面遭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其劳动保护权益，工伤保险权益、养老保险权益、医疗保险权益、失业保险权益等社会保障权益均无保障，急需在完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同时给予农民工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保障权益制度创新
一、农民工的形成和生存现状分析
(一)农民工形成的历史渊源
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农民从“共同贫困”的凝固状态中解放出来。以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解放。1984年中国农业大丰收，第一次出现卖粮难，它意味着农业生产容纳不了如此众多的剩余劳动力，进城又被严格限制着，就在农村社区范围内自发向二三产业转移，就地办起乡镇企业。于是，就有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民工”。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扩展到城市，城市二三产业获得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粮食、副食品的购销逐渐放开，于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农民工”大量出现了。“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二) 农民工生存的现状
农民工作为城市人口中的边缘群体，进城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因而以下问题是首先应该关注和考察的内容：
1、收入状况 ：收入水平是决定农民工在生活状况如何的最基本因素，是衡量农民经济层面适应度的最重要的指标。经过调查，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月收入情况为:2000元以上只占5%，在600-1000元之间占了46%，`而城市在岗职工2003年月平均收入为2109.3元，2002年月平均收入为1821元。可以说农民工可支配收入与城市在职工差距更大，这是农民工在经济上适应度较低的根本表现。
2、消费行为：消费结构是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从被访农民工中，主要支出是：食物占82%,寄钱回老家占53%、人际交往占50%，交通占42%，租房占28%，由此可见农民工以生存消费为主，消费层次较低。而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4》的统计资料表明，食品占32。81%，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占18。29%，衣着占8。44%，相比之下，城镇居民食品支出的比例较低，娱乐教育文化、衣着的支出比重较大。这说明相对城镇居民而言，农民工们更偏向生存型消费。农民工的生活水平较低，仍以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为主，学习新知识、技能，进行投资的意识与经济能力很弱，从而也反映了他们对城市社会较低的适应度。
3、生活方式：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这种原始、简单的生活状态，与一般城市居民
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
4、农民工每天的劳动时间：从调查中得知，农民工的工作强度是大大超时的，符合劳动法一天工作8小时的劳动者仅占26.5%，也就是73.5%的农民工都属于超时劳动，得不到像城市居民那样正常的休息和娱乐，他们为了生存不停的工作!
5、就业受到限制：以户口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地分割成了正规和非正规两种，城市管理者为了限制外地劳动力与城市工人的就业竞争，采取各种各样的政策来限制进入城市的外地劳动力数量(其实，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农民工进城没有形成对城市工人的就业竞争压力)。
一些外地劳动力流向较集中的城市，要求外地劳动力必须领取“五证”，即暂住证、出租房屋安全合格证、就业证、婚育证、经商许可证后，方有进入该地劳动力市场的资格。但是，要想做到“五证齐全”难度很大，由此达到了限制外地劳动力进入的目的。
6、没有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在笔者此次的调查问卷中统计出60%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务合同。此外，不少劳动合同签订不规范，有的劳动合同只有职工本人签字，单位经办人签名，没有单位公章，有的只签订了试用期合同，还有部分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后不交给劳动者本人。由于劳动合同签订主体间存在不平等，一些合同订立的权利和义务明显不对等。在许多企业的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对职工规定了许多应该履行的义务，而对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则规定得很少，不少企业的劳动合同甚至缺少基本条款，如工作岗位、工资支付、休息休假等。劳动合同非但没有成为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护身符”，反而严重侵害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对策及建议
(一) 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
农民工所从事的多为脏、累、重、险的工作，工作条件相对比较恶劣，涉及农民工的工伤及其他职业伤害事故不断见诸报端，在缺乏有效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事故，有关的赔偿问题将引发无尽的纠纷，因此有必要尽快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对农民工来说，这一制度不仅保证其一旦出现职业伤害事故可以得到相应的赔偿，而且由于建立起了针对城市农民工的工伤赔偿机制，用工单位将会更加注意用工过程中的安全保护措施，其结果将有可能大大减少农民工的职业伤害事故。而政府要做的则主要在于设计特定的制度，并将之作为一种优效品强制推行。应采用现代科学的安全管理手段，以预防为主，而不是“事后处理”型的管理和监督。
(二) 建立规范的用工制度
从笔者的调查中有60%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以规范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是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前提。所有用人单位均须与所雇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
(三) 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医疗和大病保障制度
患病是农民工最为惧怕而又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尽管从年龄结构看，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以年轻力壮者为多，但患病仍然是难以避免的。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患病尤其是大病不仅为农民工造成身体痛苦，而且会导致失去工作，从而失去经济来源而陷于贫困。为更大范围内分散农民工的风险，应该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大病医疗费用部分社会统筹的保障机制。其筹资机制由个人缴费和地方财政的一定支持来构成。个人缴费和财政支持的比例应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制定。
所形成的基金会由有关的社会保险机构专项管理。凡参加大病医疗费用统筹的农民工可持大病治疗卡到指定医院接受治疗，最终实现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的并轨。
(四) 根据农民工的不同情况，将其纳入有差别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全国已有许多城市出台了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体现了政府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关注。但是仍有大量农民工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应该说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难度很大，因为有的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生活了较长的时间，并且拥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住所。有些则刚刚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的流动性很大。因此，应该针对不同的情况建立有差别的社会养老保险方案。
参考文献：
1.卢海元著：2004年1月出版，《走进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经济管理出版社
2.杨立雄：2004年，《“进城”，还是“回乡” ?---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的路径选择》，《社会》， 2004年第3期
3.李玉荣、周晓辉：2004年，《农民工权益受损导致其对社会的低信任度 》 ，《兰州学刊》， 2004年第3期
4.樊小钢：《论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农业经济济问题》， 2003年第11期
摘要：改善农民生活状况旨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和生活品位，本文以四川省渠县临巴镇溪口村为例，首先，了解溪口村农民的各方面现状，比如收入水平、生活现状、以及就业渠道和经济来源等等。然后，认真整理这些调查得来资料，根据溪口村目前的现状提出溪口村在发展的各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再然后，仔细分析溪口村存在的问题，找到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再然后，依据问题“对症下药”，根据问题分析的原因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方案，给溪口村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最后，展望溪口村的未来，我们都衷心的希望溪口村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溪口村的各位农民在溪口村村委会人员的配合下把溪口村的发展推上一个新的台阶，把溪口村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示范。
关 键 词：农民收入生活溪口村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以农业为生的农民一直以来在全国都占绝大多数。在封建社会的年代，我国的封建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只重视农业，不重视工商业，这才遭致了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段屈辱史。我国现在虽然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我们在重视工商业的同时，我们也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是不是该一下重视农业呢?当然，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也该对农业产生足够的重视了!既然国家都应该对农业产生足够的重视，那么溪口村也理所当然应该对农业产生足够的重视。
一.溪口村的现状
溪口村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达州市的南部的渠县临巴镇境内，这里雨水充足，阳光相对较少，四季温差小，土壤以较肥沃的棕红土和红壤为主，地势相对平坦，临靠渠江和临巴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是一个十足的“养人圣地”。
1.溪口村农民的收入水平
溪口村的农民2007年的收入大概是人均2350元左右，这部分收入包括，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乡镇企业的农民工工资、个人经营门面做手艺的收入、务农性收入、养殖牲畜、财产转让获利等收入形式。
2.溪口村农民的生活现状
我村农民的人均消费生活水平在1360元左右，其中在食物方面的支出约为1000元左右;在衣物方面的支出约为110元左右;在精神文化消费方面的支出约为200元;其他方面支出大概50元左右。相对与前些年，我村农民的消费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生活水平也的到了一定的提高。
3.溪口村农民的就业渠道和经济来源
我村的农民主要靠务农，另一个主要就业渠道就是外出务工，另外在乡镇企业工作、转让财产、个人经营门面做手艺以及养殖牲畜。我村农民的经济来源主要分为农业性收入和非农业性收入。
二.溪口村农民在改善生活状况上还存在的问题
1.我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妥善的安置
我省是一个人口大省。我县也是一个人口大县，当然我村的人口自然也不会少。因此我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虽然说农业需要精耕细作，但是由于我村人口过剩，精耕细作也吸纳不了如此之多的剩余劳动力。我村的乡镇企业又十分落后，吸纳人员又十分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给我村和临巴镇的治安构成严重的威胁。大多数没有固定工作的劳动力整天在我村的茶馆和临巴镇的街头巷尾聚众打麻将、赌博，尤其是农闲时候更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十分不良的习气。
2.农民务农利润微薄
我村农民和我国的基本耕作方式一致，都是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也正是由于我村农民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同时，也投入了大量的其他生产资料，然而农产品的价格又低廉，农民无利可图，这就严重打击了农民的务农积极性，很多农民都不愿意务农了!
3.我村农民外出务工工资低下
部分农民因务农利润微薄，不愿意务农，又不愿意整天在家游手好闲，加上要养家糊口的原因，只好外出务工，蛮以为可以赚点省力的钱，可是在外面务工工资也很低。这样，左也赚不了钱，右也赚不到钱。这样，农民每天都得为生计发愁，这样又如何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呢?
4.我村的乡镇企业十分落后，基本上可算得上没有
我村的乡镇企业吸纳人员十分少不说，关键是落后，如果我村没有自己的品牌乡镇企业，全靠其他村的乡镇企业来带动我村经济的发展，靠其他村的企业来给我村农民创收，那是不可能的。
5.自然灾害严重
近年来，我村的自然灾害十分严重：1998年，流经我村的渠江发生特大洪水，淹没了我村40%的领域，创下历史纪录;2004年，渠江再次引发大洪水，再创历史新高;2006年，我村发生特大旱灾，1个半月，滴雨未下，气温高达40℃，人民政府组织多次人工降雨，但还是没有挽回农作物减产50%的损失;2007年，渠江又引发特大洪水，再一次创下历史新高，这次淹没了我村近50%的领域;2008年，汶川地震严重影响了我村的正常生活生产。在家务农的农民本来就没有什么利润，再加上自然灾害，他们种了一年的庄稼，只有赔本的份。
三.对溪口村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1.我村本来就是一个人口基数十分大的村落，加上近年来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我村的人口生育率大大的提高，这样我村的人口大大增长，这样就形成了我村这些年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加上我村自身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强，这样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妥善安置。
2.近年来,粮食价格一直低下,村的农民一直又都是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进行耕作,以至于我村的农业生产的成本较高,这样我村的农民务农就没有很好的收入,这样就阻碍了我村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
3.我村的教育十分落后,以至于我村农民素质相对较低,外出务工没有
竞争优势,只能干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重体力活,所以他们在外面务工工资也很低下? 加上其他村外出务工人员也较多,这就更加剧了他们在我们谋生的困难度?
4.我村虽然靠近临巴镇,但是乡镇企业却发展得不好,根本不能给我村农民带来任何福利,这样我村的经济相对于其他村落就落后许多了,当然这样我村的人均收入就比不过人家了,我村的农民生活自然就不如其他村落的人们?
5.自害嘛,那就是我村那些素质低下的农民干的“好事”了,他们乱砍滥伐,破坏植被,惹怒了大自然,大自然自然就会报复他们了? 大自然是一个知恩图报的 好人,但是如果我们要去伤害他,他也一定回报复的? 因此,对自然好就是对自己好,我们应时刻谨记?
四.促进溪口村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快速提高溪口村农民生活水平的建议
1.加强技能培训,提高组织化程度,改善就业环境,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劳动力是生产要素的决定因素,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决定了生产经营的活力和创造力,也就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潜力? 我村的劳动力素质低既是影响当前我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主要内因,更是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提高农民的素质,加强技能培训,是一个现实而急迫的问题?
2.发展小城镇,推进城市化,加快农民增收步伐
发展小城镇是指通过迅速扩张农村地区城镇,使城镇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不断上升? 发展小城镇,实际上是使城市的密集性、经济性和社会性不断地向农村扩散,发挥小城镇可以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既包括产业聚集效应,也包括人口聚集效应?
3 .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机构的调整,充分挖掘内部增收潜力
我村农民要实现快速稳定增收,必须要保持我村农业收入的稳定增长为前途,要依靠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把我村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让有限的农业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发挥出更好的效益?
4.加大农村改革力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保障一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 二是积极推进市场取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现粮食购销的市场化和市场主体的多样化,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制粮食资源中的基础作用? 三是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要巩固和发展税费改革的成果,进一步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为最终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创造条件? 四是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加强对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
5.我村应该加大防灾减灾方面的工作
我村近年来,自然灾害十分严重?自然灾害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但是我们可加强在防灾减灾方面的建设,减少这方面的损失,比如,植树造林和栽花种草,修建堰塘水库蓄水,这样遇上旱灾,我们可以用这些水来灌溉农田?
6.政府还应该加大扶贫扶困力度,全面提高贫困农民和低收入农民的收入水平?
我国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了农业大国,我村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村落?我村在我村农民和乡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已经逐渐走上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在此我也衷心的希望我们村能够发展得更加的美好,希望我的建议能够真正的促进我村的经济的发展,能够真正的提高我村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善我村农民的生活质量? 我也希望我们村的农民能与我村的村委一起,同心同德,把我们溪口村建设成一个真正的社会回主义新农村的典型示范村落,为我县,我省,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参考文献:
①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编,<<全球化与中国“三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5年9月
②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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