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悲伤的故事——中国商人远离实业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要在全球竞争中有所作为，必须依赖实业经济的勃兴。当实业家都一一被“逼”成了投资家，当实业之心一一冷却，那么，可持续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又将从何说起?
《中国商人》杂志编辑问我能不能写一篇关于中国商人远离实业的文章，事实上我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一直看到民营企业家离开实体经济，并写了大量的文章剖析，于是这篇文章顺理成章引用了我许多过往文字。由于是在我一个金融投资者齐聚的小圈子里发表，也就没有多少人知道。我重新整理了一下，补充了一些近期的看法，发给大家看。说实在的，这是个悲伤的故事，没有多少阳光可言。
让我们审视自己的环境和内心，决定如何自处。
亲娘养的和后娘养的
我偶然写了一篇滥情爱国的文章，就自找麻烦。
“金融这个行业造就了无数行业的衰落和无数穷人的死亡，金融是一个卑鄙的行业。”一个愤怒的人批评。
您错了。
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穷人的穷人思维方式。
人都贪婪自私，因此民众均希望不劳而获，基于此，均贫富和共同富裕的观点畅销数千年。一个社会里的人群希望通过不劳而获、掠夺、晒晒太阳就可以获得财富，这些人就会捧出一个不劳而获和善于掠夺的执政者。这个执政者不是沈万三，没有聚宝盆、摇钱树，他需要依靠压榨一批人来满足社会的需求，而这些民众就是第一批牺牲者。当民众发现当初的诺言没有实现，进而鼓噪愤怒时，另一批人就会被牺牲，那就是靠持家致富的富人。依靠剥夺富人，可以让民众不饿肚子。对于这一部分人和乞丐来说，心理都是一样的——乞丐三年，皇帝不做;只要不饿肚子，懒惰和不劳而获的厚度就无关紧要。
这是穷人之所以穷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例子，比如希腊。希腊人民秉承不劳而获、晒太阳的传统，当然他们没有去掠夺,因为有一帮冤大头的国家自己送上门来。像德国、法国，在这些国家里充实着伟大理想的政治家，他们弄了一个叫欧元的玩意儿，以期望和美元平起平坐。而和美元相提并论的目的是很阴暗的，就是希望欧元成为一个很好的废纸后，远方有几个冤大头会用财富来换这些废纸。正如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亚洲一直在持有美元这个废纸一样。
所以，不劳而获总是人人向往的。
在电视剧里你总会看到这样的场景：黑社会头子都喜欢带着一帮小弟出门，威风凛凛，不过这年头你要给小弟钱。德法要做大国之梦，就要给这些小弟钱，诸如希腊之流。希腊有不亚于中国的公务员队伍，这些公务员四十多岁就可以退休，领全额退休金，他们的国民同样享受整个欧洲水准的福利待遇。而这个国家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产业的，只有可怜的旅游和船运。但借钱总是要还的，因为你不是美国人。希腊崩了，接着是多米诺骨牌，到现在的整个欧元危机。希腊人民失业率高达40%。
为什么?
因为希腊人民喜欢不劳而获，他们选择的政府迎合了他们的诉求：不劳而获;而他们的政府喜欢不劳而获，德法迎合了希腊政府的不劳而获;德法政府之所以要迎合，因为他们要纠结一帮小弟，做一个能花的纸头：欧元，以便向东方的冤大头们换财富。为何?因为整个欧洲的福利体系和工会体系养着一群不劳而获的欧洲人。
我并没有排除德法都有勤劳的人们。这是欧洲穷人的选择。事情的根源在于有个美元，原本是废纸一张，但是在世界上四处更换财富。它的力量来自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可以维系世界经济秩序。而人们在商业行为中，需要一个中介，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效率。但是，美国有一批不劳而获的人，他们选择了政客，政客许诺他们不用辛勤劳作，你就可以拥有房屋、大汽车和廉价的商品。
怎么做到呢?
克林顿、布什、奥巴马都不是沈万三，也没有聚宝盆。幸好，他们有一个好邻居，那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喜欢拿自己的财富去换一堆叫做美元的纸头，而他们又把这堆纸头借给了美国人，于是美国人又用这些钱去买了中国人的东西，同时钱实在太多了，民主党得以压迫华尔街以便宜的利率借给穷苦的美国人去买房子，并把房子炒的飞上天去。
华尔街不是傻瓜，为何要这么做?因为民主党号称是穷人的政党，他要满足穷人不劳而获的心理，并实现它。同样他要牺牲一批人，不是美国人，当然要有一批傻瓜来接盘，那就是中国人，以前是日本人。
中国的这些民众怎么样呢?
他们同样是喜欢不劳而获的人，他们的选择我们有目共睹。幸好中国有一群穷苦山地出来的生意人，他们从浙江、福建、广东的山地里出来做小生意，开始扩张，激发经济活力，满足就业。但是这些商人在积聚了少数财富的同时，大量的财富去了美国，换取了一堆堆纸头。虽然美元是一堆废纸，但却好过人民币，美元留在民间，国家就逐渐失去对财富的控制力。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给你几张叫做人民币的纸，你给我一张叫做美元的纸。你拿了人民币，到国外花不了，你就留在这里买房子、买车。从富商到普通民众都买了一堆烂砖头，纸头又回到银行以及成为税收。之后反复若干次，大家都有了一堆烂砖头。这也是美国民主党政府要他的民众得到的，皆大欢喜，中美人民都开心喜悦。
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能买得起烂砖头，所以他们开始愤怒。游戏的崩塌从民众的愤怒开始。美国民众的愤怒在于华尔街不肯做冤大头，设了一个圈套，用近期低息，远期高息的方法给了民众优惠贷款买房子。结果就是数年之后，美国民众发现养不起房子了。他们的做法很简单，老子还不了，耍赖不还了。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华尔街崩溃，美国政府和官员继而也耍赖，他只是露出了那么点意思，全世界经济就崩溃了。
中国人傻眼了。因为钱拿不回来了，但是日子还得过。于是，增发四万亿，发现房地产着火了，并且来势凶猛。为何?因为这堆废纸发的太多了。
那些买不起砖头的民众更愤怒，于是，开始压制房地产。问题是市面上的纸头太多，于是开始收拢废纸，办法是让银行多交些纸头压仓——提升准备金率。
我们的麻烦还在于，银行是要看脸色的。努力劳作吃饭的商人是后娘养的，衣冠楚楚的国企是亲娘养的。所以，国企拿到了钱，却舍不得花;后娘养的拿不到钱，周转不了。亲娘养的对后娘养的说，我借给你钱吧，当然要通过一系列的手续，利息超高。
问题是房子市场没有了，美国人出问题了，欧洲人也出问题了，外贸死了，所以高利贷下的那帮后娘养的也死了。于是他们也就跑路、跳楼，于是亲娘养的也开始发现不妙，钱收不回来了。
普通民众还是穷，将来会更穷，但令你喜悦的是，那些后娘养的会和你一样穷。至于下面，没有下面了，那些后娘养的已经跑路了。
中国商人是这样一批人，从来都不相信天上掉馅饼，所以，他们对全世界的这帮民众和他们选择的政客们玩的这套把戏，洞若观火。
当这些民众和他们的政客找不到冤大头接盘时，整个游戏就会崩塌。当游戏崩塌的时候，财富就会沿着崩塌的路径四散而去。这个游戏的宿命就是没有一次可以永久的玩下去，崩塌是必然的。
这个时候离开实业的理由够不够呢?
民营制造业之祸
晚间陪客户吃饭，正好我以前做过制造业，两人说起开工厂的悲凉。他准备把工厂土地卖掉，搬迁到稍近的地市，收缩规模，维持现金流，拿些钱去投资地产。这是我所知不少大型民企的方向。制造业目前没有前途可言，工人工资日长，每每开始罢工要挟涨工资。黑社会开始渗进工人群体，以此压迫企业主谋取利益。《劳动法》导致的大量问题出现，许多工人在上班途中受伤也以工伤论处。于是就有工人开始以自伤制造事故，向企业主要挟费用。而社会制造的工资上涨压力已经大幅度提高工人的心理价位，工资猛涨到四五千块。
客户只有一个字：累。他反复的讲：我很累，太累了。
一个善于忽悠的社会体系，一个小聪明、贪婪、没有底线的阶层，一个个即将倒下的民营制造业企业。
我脱离制造业很久，但对于做工厂的企业主，我心存敬意。一个没有制造业只剩下投机的国家，它的经济只是空中楼阁。德国和美国的差别在于德国一直关注制造业，所以德国人的经济非常扎实，而美国人放弃了制造业，只依靠金融体系。导致的结果是德国的经济和就业率都处于良好的状态，美国的经济依靠旁氏骗局维持，产生的结果是高失业率。
中国的未来将会怎么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普通民众阶层没有获得很好的利益分享，这已经危及到社会稳定。但是政府并没有想明白中国因何得到发展，民众因何没有财富增长。他们简单的把问题一分为二，认为贫富差距过大，需要财富重新分配。重新分配的路径就是让民营体系加大付出。
这就好像CPI过高，似乎是市场上资金泛滥造成的，所以要一再提升准备金，控制资金数量。然而真实的原因是资金过于廉价，货币随时在贬值过程中。正确的做法是加息，增加资金的分量，物价会随之沉下去。同时，中国高昂的税收加大了任何一类产品的价格。上半年国家收入5万亿税收，已经达到2010年度的7成，而同时PMI降到了50.7，显示经济的乏力。
通胀是不可能压下去的，房地产调控也会失败，而民营企业的重负也不会改善，民营企业的路有三条，三条路正叠加在一起：高税收、高工资、高利贷。其中高利贷是崩溃的导火索，而本源是高税收和转移收入分配的压力。
能够暂时维持生存的是外贸制造业，不过海外经济的衰退景象和转移产业基地的压力，正给这些企业带到毁灭的边缘。虽然许多企业主仍得益于中国完整的低级产业链配置，但这一类产业链并不是不可复制的。周围的越南、孟加拉等国家有各种低成本的优势，数亿贫民等着吃饭。
内贸是一些制造业的期望，但是复杂的经销环节、沉重的税费、物流支出、高人工都束缚着这些企业的手脚，紧缩和高利贷带来的资金风险也正压迫着他们。我对此并不乐观，如果是我，绝不会再去搞制造业来应付内销。
我和一些做经济的人说起民营企业的生存法则，只有几种：做成本低廉的烂货、假货、山寨货、走私货;做中小型家族企业，代工海外品牌;做大型的制造业企业，造假账骗取银行贷款，把当地政府和银行绑架进来，然后以贷款去做投机，比如地产、大宗物品。美好的结果是最终上市套现，你好、我好、大家好。糟糕的结果是逃亡或者进监狱，顺便带垮一帮官员。
所以华尔街对中国企业缺乏信任和尊重，东南亚的消费者也拒绝使用中国产品，认为是烂货。而中国人享受着各种有毒产品，癌症成为医院的常见病。国有企业享受着大量的廉价资本，管理者忙着充实小团体的小金库和私人口袋，为业绩以金钱垄断市场，大量使用流水线，以减少人工负累。资金的低效和经营的失败，以至于把利率提高5个百分点，全国的国有体系就会全线亏损。好在国营企业上市比较顺利，预计将来会有数倍于现在数量的企业上市，全民持股。
这样非常好看，我们的民众终于都是国家股东了。但是，对就业不会有任何帮助。所以将来对于张口吃饭的民众来说，就算国家失业补贴和其他医疗覆盖，你不会饿死，当然绝不可能富有。至于责任，就是那些黑心的企业主剥削所导致的。
所以这些看不到前途的制造业企业主有能力的已经移居海外，带走一些资金，被套住的还在苟延残喘。高利贷的崩塌，倒闭、逃亡、不知所踪，这将会是许多企业主的命运。
当然任何经济社会，都有失败者和胜利者，能够善于丛林作战，不拘泥于书本营销战略的企业主，在这次的大洗牌中，仍旧有机会谋取暴利。
生，或死，是个问题。
三角债重来和高利贷危机
有一天中午妻子对我说，女儿发烧快四十度，没有汗，头疼，喉咙不舒服，我赶紧查了一下google，让妻子冒着大雨带女儿去医院，并告诉妻子可能是扁桃体炎，用青霉素。下午妻子打电话来，说是扁桃体炎，但医生拒绝开青霉素，而是开了头孢和克林霉素。
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开高价药可以让他们的部门从医药公司获得更高的回佣。从我女儿的身体来说，头孢不仅仅是多了十倍药费的问题，而且加大了耐药性的风险。对于许多菌落，青霉素更有效。
贪婪!整个体系就这样组成了。
高利贷市场的贪婪代表黑暗的一面，但是也代表民营企业的血液。在这个市场上有10%的资金可能进入了民营实体，其余的在投机市场和高利贷体系里循环。
许多人可能没有想过高利贷市场的危机，仅仅认为是还不起钱的人自我毁灭而已，因为他们认为这是1:1的借贷，没有多少杠杆，与美国的次债危机不同，其实不然。
对于实体借贷，他们的资金也是在银行账面上循环，这部分杠杆等同于货币乘数，应该在4-5之间，也就是500%的杠杆。对于投机资金，比如购买期货和大宗商品现货，利用保证金制度来做;现货的信用证保证金杠杆大致是1:5，同样是500%;对于期货来说，按照许多人重仓操作的习惯，超过了1:5的杠杆比例，甚至到达1:10。这些钱在银行账户上是一些数字，银行会操作这些钱，用来循环，所以杠杆必须再加货币乘数。
我在江南某个经济发达的小城市和贸易商吃饭的时候，他要提自己账户上的500万也提不出来，因为银行没现金了。这个例子可以说明银行的冒险，在满仓以高杠杆操作信贷。按照银行资本金充足10%左右的比例和准备金率到21%左右的比例，可以明白银行的杠杆在1:8左右，但考虑中间复杂的操作成本和运作方式，你把它缩成货币乘数为1:5比较合理。
这个时候你会明白高利贷市场和地上银行其实是紧密不可分的，而循环与高利贷市场，力图利滚利的资金，杠杆已经无法计算。
但我们综合考虑，可以明白高利贷市场的杠杆高达1:15以上，这是一个估计的数字，没有人能够拿到高利贷市场的准确数字，只能按照逻辑去推测。这个基础上你会发现许多高利贷都是无法盈利，而是依靠庞氏骗局的方式，以后来的钱支付前面债权人的利息，从高利贷2分到6分的高利率滚动来说，前面的档杆请至少乘以2。
我们终于知道高利贷市场的杠杆大约与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前，贝尔斯登、雷曼、摩根斯坦利、高盛所持有次级债券的杠杆相当，也就是1:30—1：40。
刺破高利贷杠杆的是什么呢?姑且猜猜看。将会是银行流动性枯竭。而能够导致流动性枯竭的只有继续提升准备金率。能够对冲这个流行性枯竭的只有贸易顺差结汇和央票到期资金。下半年央票到期的数字已经不大，顺差在减少。
加息不会带来热钱，不会打击经济。前者是因为热钱对收益率曲线下降的新兴市场不再感兴趣，后者是因为实际利率已经太高，对于压制通胀是唯一一个办法，甚至都不是好办法。
但是如果继续提高准备金率，我只有苦笑几声。我的消极如同我头上的白发一样明显，以至于有位朋友说：你要和老王聊完经济，不如找条绳子自杀算了。但这位朋友还是在不久之后，就清空了数千万的钨砂库存，之后大跌。
我们回到高利贷这个话题。高利贷是可以持续的吗?不可以。整个高利贷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顶部是大量的基础借贷人，一层层向下谋取高额利息，底部的尖峰承载着整个金字塔，上面的那部分在一级级扩大。从我的逻辑方法来说，我不能想象这是可以持续的。
在这个金字塔的上方有个正置的金字塔，底层代表居民，上方一层层是银行、各类企业、基础建设、政府支出等。这个底层是不要利息的，处于某种爱好，这个国家的9成居民都喜欢存钱，所以银行乐的支付低息。他们贷款给上面，因为这是任务，贷款给下层的高利贷金子塔，因为谋求私人和小团体利益，银行也得以获得业绩，以弥补大宗优惠贷款给国有体系和基础建设的损失。
最顶尖的上部实行的金融政策是导致负利率的根源，尖峰一层层向下吸取高利率收益，但这个金字塔中上部是无效率的，在耗费这些获取的高利率收益。
那么去了哪里?
在这个金字塔的上面还有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尖峰代表华尔街，向上部分代表美国政府、欧洲、日本、澳洲、巴西、中东等产业和资源国，最上层是美国和欧洲的居民，他们享受从底部一个叫做中国的金字塔传来的高利率收益，而到了他们这里，从尖峰到广阔塔底的是低利率。
所以你可以明白，我们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现在在负担三个金字塔的庞氏骗局，他们没有产出，只有利滚利的支出和消耗。
首先出事的将会是最底部的金字塔，当某一个资金链条断裂，整个塔就会崩溃，导致上面两个塔的崩塌。为了避免崩塌，美国人要错开这种方式，重置吸血的通道才行。
而中间这个金字塔要保住现金流，必须要把向高利贷金字塔传送的现金流转回到自己这边才行。股市的蓄水池已经底漏了，不起作用，只有重新祭器房地产这个老的蓄水池。所以会很快看到房地产放松。
而和中国地产争夺现金流的就是上面这个金字塔，他们的做法就是做空中国地产，直接吸引现金流到顶部，当然传统方式借钱——进口——消费的模式也会存在。
至于结果，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
企业主对实业的恐惧，也就是政府的噩梦
晚间睡了一觉，问女儿饿不饿，于是去吃小肥羊。结账的时候，旁边一桌在结账。等我们出来，我问女儿，你有没有注意隔壁一桌结账的情况?女儿问：什么?我说：坐在你边上那个女的拿了钱出来，但是手没有伸出去，只是说说而已，她并不想付账。而对面那对夫妻，男的起身去了柜台，这是真正想结帐的。
女儿笑笑，她对此不感兴趣，正在关心自己的卡片。
言归正传，飞航途中，买了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一直知道这本书的内涵，但是没有看过，花了一个半小时看了八成。
这是本伟大的书，吴思把整个中国历史的大粪从美丽的躯体里剥了出来，臭不可闻，然而却是中国的本质。其中有个故事剖析民众的算计，我并不是完全描述，拆解一下其中的逻辑。
清朝某地一直有贩私盐的传统，但规模不大，只是普通民众的生计来源而已，与大盐商的利益有冲突，但并不危及到生存问题。不过，由于乾隆下江南，盐商接待的不错，因此得到了恩宠和许诺，盐商利用官场力量挤兑这些私盐贩子。这就威胁到了私盐贩子的生存，虽然那些并不能发财，但却是安身立命的生计来源。
这个时候开始计算人性命的价值，私盐贩子是饿死呢?还是奋起一搏。算计在于地方官是维护盐商的发财扩张梦还是维持一方安稳。代价是什么?双方在计量的时候，有出头者振臂高呼，于是开始大乱，围攻了衙门。
地方官很明白当地的民情，立即告示，说按原来方式继续。然后再谋划领头者的事情，普通参与者既往不咎。民众很快情绪平复下来。但是军方不肯放弃立功心切，开了队伍过来。民众感受到了生存的危险，在领头者的带领下武装攻击了军队。清朝军队腐朽不堪，被击垮了。事情闹大了，军队撤退，还是地方官来处理。地方官的策略不过是原来的伎俩。
历史上的地方官对于民众心理研究很透，无非一个生存底线问题。顺民的代价是让他活下去，而不是压榨到死。盐商和军队的做法都是逼人于死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结果就是民众算计生命的代价，民不畏死，那就是执政者的噩梦了。
这里说起一个现实中的讨论。朋友咸蟹认为私营企业做事没有底线，在达到足够强大的原始积累之后，与官勾结，就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情。另一个朋友鱼头认为私企如果不能持续保持企业的道德感，就不能长久生存，会被市场淘汰。
我个人的理解是，国企管理层有卸责的本能，因此不会做恶劣的事情，但是也不会有效率;而私企出于压榨最后利润的本能，官商勾结是最迅速的一条路，没有底线是可能的，也是不能长久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私企老板都能够有长远眼光。
根源在于无恒产者无恒心，基业长青的理念不存在，都是捞了一票就走的思路和路径，因此无底线反而成为常态。
但是你把所有一切寄托在国营体系上，执政者就会给自己埋下一颗炸弹：国营体系无效率，就业是不能指望的。一旦私企被压榨死光，失业者成为流民，就会计算生命的价格。
地方官的处理是到位的，事情平息，民众继续做顺民，英雄当屠。因为民众开始算计得失，把原来为自己出头的人卖掉，当然好过庇护。这个时候地方官再推一把，宣称送贼前往者，给多少赏钱。乡亲们算一算银子，就把领头者绑了送官。
上世纪四十年代，哈耶克写《通往奴役之路》，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但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资本论和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席卷了全球。那个年代的世界各国多少都曾尝试过用左翼的社会主张和治国策略，包括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
几十年后，这些国度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英法拉美印度等不仅仅在经济上一无建树，而且产生了社会动荡，阿根廷直接从世界第六的发达国家坠入发展中国家队列，并且再也没有回到发达国家的阵列。
哈耶克的理论不容易为普通民众和代表其选择的政府接受，而老马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很容易煽动人心。其实，这有什么稀奇呢?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发明了这类理论，那就是均贫富，暴力革命的一套。
古老的宗教和主义都有一个倾向，给普通民众描述天堂，只不过宗教宣称的是来世，主义描述的是现世。宗教改良后，能够一直生存发展下去的原因在于来世没办法算账;主义却给自己设了个套，宣称现世就可以共同富裕。达不到目的的时候，就只能均贫富了。一旦要均贫富，那就需要牺牲一批人。
宗教和主义要牺牲异教徒时，对于神仆来说，重要的不是精神，而是这些异教徒手里的财富。夺其一百，给民众三十，自己腰包里装七十，这是可以算计得失的。
如果沿着这条路径去理解哈耶克的哲学理论，就能明白，对于民众来说，描述天堂，非常容易忽悠他们脆弱的心灵。民众从来不会思考，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把命运交给一个好皇帝，一个清官体系，要公平，怎么可能做到?人性的贪婪，决定了乌托邦里划分财富的人必定要留下自己最大的那一块。
对于拿到天下的人来说，这个牧场是他的，他会考量基业长青，会维持奶牛们的生存，以方便长期挤奶。但是对于皇帝下面的众臣子来说，他们只是奴才。皇帝不差饿差，当差的压榨民众是一定的。而一个皇帝是管不了普天下的官僚阶层的。
这就是乌托邦无法实现的原因。
但是民众做顺民有自己的算计，只要不威胁到生命的价格，他们是不会起来行使暴力的。历来所谓的农民起义军都是流民占多数，因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了。即使如此，流民一旦有了口饭吃，队伍就垮了。所以，领袖是洞悉人性黑暗的伟大人物。
过去三十年，政府以经济发展替代自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为何现在行不通了?老干部非常忧郁：我们打下了江山，为他们发展经济，建起高楼大厦，为何他们恨我们?
根源在哪里?
如果你听说国家的富人只有1成在私营体系，你会惊讶吗?从高利贷事件中，你会明白，真正有钱的是谁。在最初的二十年发展中，私营体系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十年这些财富已经发生了转移。现在的私营企业大多数是中产阶级。
无论是通往奴役之路，还是血酬定律，告诉我们的道理，在于一个经济发展的社会，没有自由和制衡体系，最终会变成一个财富输送沟渠。今年有可能财政收入达到10万亿人民币，这是水面上的;水下的潜流输送，大概与此数字相当。
一个国度要进入文明开放的社会，只有全民和解，建立制衡体系，人人监督人人，向上输送的沟渠才会枯竭。尊重私权，开放市场，私有企业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扎根于此，做基业长青的打算，解决社会需要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
历史的轮辙告诉我：为了避免流民阶层形成，要依赖私企解决就业，所做的就是充分竞争，任市场你拼我打，资源市场上交国企。问题在于，这个方法已经行不通了。自由市场告诉我们，当市场被扭曲后，各类报复就以市场自己的形式展现出来。一只温良的羊，突然满身是长满獠牙的嘴巴，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
金融的逻辑基于贪婪和恐惧。国有银行只有恐惧没有贪婪，他们的算计是国有体系有国家兜底，即使效率不高最终也会有人买单，因此贷款去了国企。这对私人没有好处，于是寻租者利用各种渠道把资金给高利贷者，高利贷去了私企。私企在一年前就安排了护照和签证，以至于高利贷者蹲守美欧领事馆都没有看到欠债的企业主身影，证明这些企业主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活下去。这些企业主对实业的恐惧，也就是政府的噩梦，因为他们不玩了，就业市场在哪里?
最终，这个烂摊子一定是政府出面收拾，国企不得不全面接管经济。在最初的三十年里，在全球历来的经验里，国有体系都是无效率的，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上山下乡的源头在于当年的国营体系已经无法解决数千万年轻人的就业，留在城市里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即使下乡，也没有在农业里解决就业问题。文革期间，全国经济已经在崩溃边缘。邓公不得不在1978年稳定政权后开始改革。他的选择只有两条路：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或者改革让所有人吃饱饭。
我非常反感现在理论界的一种说法，说邓公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产生垄断资本家。在一个体制内，邓公做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以变通的合约：承包责任制，暂时解决了私权问题，激发了广大民众的创业热情，耕作农业，创立私企。
而朱相在体制内，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让国企工人下岗，促进私企发展，开拓了出口市场。
但是宿命，是一条自食其尾的蛇，封闭社会的利益输送自然而然的发生，向上的沟渠自动形成，最终形成的是倒退回到起点。
虚拟经济的空中楼阁
路透RUSELL专栏认为中国9月份对铜和铁矿石采购的增长代表了中国需求增加，因此有利于多头市场。
很显然，这位老兄不了解中国经济的魔幻市场。
包括我认识的地产商在内，在八九月份，资金的饥渴达到了顶点，他们不得不大量从铜、铁、胶市场补充融资库存，以获取廉价资本。这类资本的成本远远低于高利贷拆解，而且规模巨大。高利贷业者无法提供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尤其是在银行信托、理财等表外信贷被银监会停止的时候。
早晨我和一个贸易商朋友谈及大宗的未来，唯一的因素是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的政策决定大宗反弹或者崩溃。
欧洲危机已经过去了吗?看看德国CDS的急升。市场是不会说谎的，德国拯救欧洲的能力正受到市场的侵蚀。欧洲各国的紧缩正在互相影响，形成震荡。紧缩输出后，正影响欧洲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包括英国在内的经济体无一逃过。银行业的重组正受到自身抵制，而希腊危机导致的银行坏账预估，德法银行正从50%提升到60%。
美国危机过去了吗?它的失业率不能解决。奥巴马正寻求战争的可能性，针对伊朗刺杀沙特大使的报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正宣称要对中国操控汇率进行严厉的惩罚。你要明白，美国的选举是追随民意的，政治在那里也是自由市场，政客需要了解顾客的需求。
泰国的贸易商正失去购买廉价原料的能力，他们也开始缺少现金。欧洲的流动性紧缩危机已经开始严重影响亚洲市场，这是亚洲人为何要拯救欧洲，而英美拒绝扩大IMF救助规模的原因。
发达世界需要中国崩溃。
这个局面正从隐性的市场竞争，变成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世界金融和贸易战争。华尔街正把炮火从欧洲向亚洲区蔓延，欧洲战局已定，欧元必死;而只有中国第二个死，华尔街和美国经济才能够得到救赎。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得以兴旺发达三年。整个逻辑表明，当华尔街的金融机器开动，欧洲和亚洲都在瞄准星上。占领华尔街的极左份子，没有领悟华尔街正在拯救他们的经济以及他们未来的饭碗。
中国经济的崩溃会有什么好处?美元资本的大量回流，可以补充美国实体经济的流动性缺乏，股市、房地产市场可以繁荣。扭转操作压低长期利率的动机，加上流动性回流的补充能量，美国的市场得以复苏，就业市场得以兴盛。
而中国只要金融体系不出现大的波动，通胀得到抑制，都不会打消僵局。银监会停止了表外贷款，终止了高利贷市场的输血工具，同时对于温州等地的高负债工厂，政府正在接盘。
大宗商品破灭不在政策的考虑之内，大宗价格下滑符合压制通货膨胀的目标;拯救股市的战役已经开始，国家队在入场，尽管效果不佳，但起了一点作用。拯救股市有助于银行系统发生问题，可以大规模的再发行融资。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表明，大宗必死，股市当兴。主观意愿，房地产凝固即可。国家队随时准备接手所有的领域，从垮掉的民营制造业到IT，马云同学心领神会。
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表明，中国经济必死，美国实体经济当兴，就业市场得以复苏。
企业家可以放一个天平，衡量一下：我在死亡名单上吗?
全球化下的广阔空间
凌晨醒来，一时间不知道身在何处。墙角似乎在响，我抬头观察了半天，猜测是隔壁的动静，或是墙外狂风刮动铝皮的广告牌。我在十数年佛教信仰之后，放弃了宗教，心中一片虚无，既不信来生，也不信往事，虽然我敬畏鬼神，然心中并不真的认为他们存在。世俗的中国人其实都是无神论者，天不怕地不怕。
这一会儿，没有了声音，除了我的老电脑，风扇正在沙沙的响，努力的驱除热量。
晚间的饭局有个马来西亚人，讨论大马的房产和签证。大马对中国的落地签关闭了大门，因为有太多的卖淫女过去，伊斯兰宗教的国家拒绝接受。
我对伊斯兰文明有些看法，所以我并不主张在坐的一个女同行转去大马，建议她考虑英美国家。但马来人认为大马是民主体系国家，英联邦成员，应属于不错的选择，唯一的问题是大马并非移民国家，非常难以拿到身份。
这一年一直听到移民的声音，从身价数亿的富豪到身有几十万的白领精英，他们一起在闲聊时谈及远渡重洋，无论是发达的英美还是不发达的老挝。
我在闲散的学习智利、西班牙文，进展缓慢，最近又开始学习老挝语，学习他们如蝌蚪般的文字和孤立的语言。尽管我喜欢老挝的别墅建筑风格和天然美女，然而这个国家，腐败横行、资产安全感很差。无论是西班牙语还是老挝语，也只是帮助我的生意，对于居住，智利是很好的选择，美国和澳大利亚是更好的选择。
行走的意义在于看到世界的不同，了解一个个文明的差异，明白他们的正确与迷误，知道这个文明走向开放还是封闭。
看了一下新泽西的小镇，了解他们的生活水准、教育和治安。我本心并不想与太多的华人居住在一起。但和洛杉矶的洋插队一番长谈，他谈及小孩的融入，比如9岁的小移民和当地ABC、白人、新移民的交融都有很大的问题。对于孩童的成长，群体的陪伴和交流是至关重要的。终于还是把目光转向亚裔居住的区域，如果要这么看，夏威夷是很好的选择，然而就生存发展机会而言，大城市群落才是最好的选择。
移民美国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提高了门槛，我对是否拿到身份并不是过于激进，买一个伯纳兹的护照也并不是不可以的事情。当务之急是让女儿在上小学之前进入欧美的教育系统，接受开放式的学习环境。我听了一次女儿幼儿园的公开课，对中国老师的素质和冷酷感受颇深，这样的老师是无法让孩童热爱生活的。
美国的公立教育差别很大，烂学校里孩子会吸毒滥交，好学校会集聚优秀的学生和生活环境。然而好学区的房产一定是异常昂贵，地产税高昂。对于我来说，有种种的困难，如何过去，建立生意，落足生活。
过海的时候，我望着层层翻滚的波浪，发了一会儿呆，感受到生存的压力和布局未来的坎坷。狂风大作，寒冷渗透到我单薄的衣服里，我没想到这里这么寒冷，而轮渡也停了航，我幸运的坐了最后一班船。坐车到星巴克，坐下来喝了杯热咖啡，听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谈起未来的行情。
这是一个糟糕的时代，年轻人仍旧具备勇气，老人惶恐不安，而市场会奖励年轻人的勇气。在大宗商品的赌博上，未来短暂的大泡沫时代会让很多有胆量闻见血腥味的商人获益。之后将会是狂风扫落叶，市场的幸运给那些谨慎保守的人。
晚些时候，再见一些重要的客户，谈的稍微远一些，我谈及印度市场，希望将来得到他们的支持。
钱永远是一个问题，我努力整合圈内资源，从私人资本到国家垄断资本，一周内见了三十多位重量级的圈内人物，下周开始密集拜访工厂。工厂正处于风雨飘摇中，许多老总亲自接待下去的小业务员，行业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大变革时期，明后年这个行业会尸横遍野。
从钢铁、有色金属、纺织业、汽车业、石油和食油等，我们没有一个行业能够获取足够的利润和积累。听上去我们似乎是重商主义的国家，其实在制造业毫无还手之力。以目前的局面，今明两年大宗商品资源国和美国的金融资本就可以席卷我们上万亿美金的利润而走，我们只剩下一堆房子而已。
假如制造业支撑不住，资本大鳄在年底开始做空，多美元空大宗商品，我们的财富就会一泻千里，三十年的积累终究是一场空。
与一群小孩子议论，有人问为什么不会升值。我叹息一声，这里的理由就不用说的很透了。还有人说，你一直飘泊，总会失去根。
我的根和乡愁在心里，正如天空的鹰，不需要一个窝。下了蛋被主人拿走，随时随地被宰杀，你觉得哪一个更自由和有根呢?
既如此，努力吧，无论多么难，还是要选择几个地方要去，不为别的，只为生命的延续，女儿可以看到比我们更真实的世界和获得更有逻辑的分析方法，来获得认知世界的魔法。
而这个世界对于中国商人来说是无限广阔的。
作者：王海滨
世界湿地日
为加强对湿地的保护和利用，1971年2月2日，来自18个国家的代表在伊朗南部海滨小城拉姆萨尔，签署了《湿地公约》。目前，《湿地公约》已成为国际重要的自然保护公约之一，缔约成员达158个，全球有1831块在生态学、植物学、动物学、湖沼学或水文学方面具=有独特意义的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为了纪念这一创举，提高公众的湿地保护意识，湿地国际(WetlandsInternational)1996年3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了第6届缔约方大会。1996年10月常委会通过决议，宣布每年2月2日为世界湿地日。1999年5月在哥斯达黎加召开的第7届缔约方会上，正式确认国际鸟类组织、世界保护联盟、湿地国际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为公约的伙伴组织。
湿地的分量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全球三大生态系统。按《国际湿地公约》定义，湿地系指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常久或暂时之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水域。湿地的类型通常分为自然和人工两大类。自然湿地包括沼泽地、泥炭地、湖泊、河流、海滩和盐沼等;人工湿地主要有水稻田、水库、池塘等。据资料统计，全世界共有自然湿地855.8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6.4%。
由于兼具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的特点，湿地是地球上生产力最高的特殊生态类型，是地球上具有多种独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联合国环境署2002年的权威研究数据显示，一公顷湿地生态系统每年创造的价值高达1.4万美元，是热带雨林的7倍，是农田生态系统的160倍。
“如果你知道一块湿地值多少钱，就会树立起保护湿地的意识了。”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马广仁对记者说，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10多年前在博士论文中尝试把湿地价值进行货币化评价，计算出扎龙湿地的总经济价值为每年156亿元人民币。极富冲击力的数字摆在眼前，很多地方政府才意识到湿地保护工作不能止于空谈。
提起湿地的价值，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学院教授雷光春从反面发出警示：“破坏湿地等于自毁生命财产的天然屏障。”这位洞庭湖边走出的生态环境专家对此有着切肤之痛，“我目睹了洞庭湖湿地一年年萎缩。吸纳洪水是湿地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湿地消失直接导致20世纪90年代之后几年长江流域连年不断的洪水泛滥。”每一平方米的湿地都是“风水”宝地，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湿地价值分为3个部分，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潜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占总价值10%左右，包括提供动植物产品、矿物产品、能源、水资源，进行水上运输，应用于教育科研等。
湿地间接使用价值接近总价值的一半，主要体现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止土壤侵蚀、蓄洪防旱、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这些都是湿地最为宝贵的功能。当含有毒物和杂质的流水经过湿地时，流速会减慢，这有利于毒物和杂质的沉淀和排除，一些湿地植物还能有效地吸收水中的有毒物质，净化水质，具有排毒、解毒的功能，因此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
潜在价值是指当前阶段尚不明确，但在未来可能发挥巨大作用的价值。比如，大量未被人类发现的新物种潜伏在湿地这个巨大的宝库当中，随时可能给人类带来惊喜。袁隆平在海南三亚郊区湿地发现了一种野生稻，以此为突破口，培育了三系杂交水稻。如果湿地环境破坏，这些宝贵的物种资源也就永远不能见天日了。湿地的潜在价值，以及对于子孙后代的遗产价值，是无法计算、不可估量的。
而湿地一旦遭到破坏，很快就会将恶果报应给人类。
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湿地与水资源计划”发布的声明中写到：“很多沿海社区称，健康的红树林减弱了海啸所造成的影响，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红树林是生长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沿海湿地的植物群，有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净化海水和空气的功能。印度洋沿岸有些地方将红树林砍伐，把沿海湿地开发为度假村，海啸来临时损失惨重。
广西沿海也曾发生近百年未遇的特大风暴潮，合浦县398公里长海堤被海浪冲跨294公里，但凡是堤外分布有红树林的地方，海堤受损程度较弱，经济损失也较小，从此，当地群众将红树林称为“保护神”。1949年以前与长江相连的湖泊有30多个，目前只剩下两个半：洞庭湖，鄱阳湖，以及半个石臼湖。长此以往，动植物丧失了原生态的栖息地，生态系统断裂，洄游鱼类无法产卵，长江中游1000种淡水鱼濒临绝境。
湿地破坏后，城市环境也难逃厄运。郊区和内蒙草原的湿地面积近几十年来急剧下降，这是北京春季频发沙暴的重要原因之一。科研人员去内蒙古考察，慕名来到清代专产皇家贡鱼的黄旗海，到那里一看，曾经100多平方公里的湖泊，几乎全都干涸了，暴露的湖床盐碱化严重，用不了多久，这里也许会成为沙尘暴源头。黄旗海是国家湿地保护区，在保护名录中的类别为湖泊与鱼类，如今，它被当地百姓称为“死海”。北京城区也曾经有大片湿地分布。海淀、莲花池、积水潭，从地名就可以看出，这些地方曾经是湿地，现在已不复当年面貌。而北京这些年的环境和气候现状，每个人都感同身受。
中国的湿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湿地不断遭到过度开发和破坏。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马广仁在接受采访时说，湿地面临的挑战有四个方面：一是面积减少，二是功能退化，三是污染严重，四是基础设施薄弱。中国政府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保护湿地行动。
2004年6月，中国林业科学院成立湿地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这是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就湿地保护作出的明确声明，表明湿地保护已经纳入国家议事日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年6月29日国家林业局召开“全国湿地保护管理工作会议”，会议就如何贯彻落实国办第50号通知作了全面动员和工作部署，体现出湿地保护在生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2004年12月7日，湿地国际授予中国国家林业局“全球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杰出成就奖”。
自1992年加入《国际湿地公约》以来，中国已建立各类湿地自然保护区535处，使45%的天然湿地以及33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在保护区范围得到有效保护。许多保护区属于海、湖、江河水网地带的滩涂及森林边缘湿地，其中有30处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面积达346万公顷。西
藏拉萨的拉鲁湿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城市天然湿地，因保护得力，改变了一度萎缩的状况，已经从上个世纪末的不足6平方公里恢复到现在的6.2平方公里，区域内以沼泽草甸为主的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目前，我国国家级湿地公园已达100处。
根据2000年11月开始实施的《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到2011年中国一定程度地遏制住了由人类活动导致天然湿地萎缩的趋势。到2020年，将逐步恢复退化或丧失的湿地。到2030年，中国湿地自然保护区将发展到713个，国际重要湿地达到80个，使90%以上的天然湿地得到有效
保护。同时，还将完成湿地恢复工程140万公顷，建成53个国家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示范区，形成较为完整的湿地保护、管理、建设体系。
我们国家湿地的面积是3848万公顷，其中自然湿地是3620万公顷，人工扩塘湿地是228万公顷。我国尽管湿地面积很大，但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只占3.77%，远远低于世界6%的平均水平。
湿地如此重要，是不是要把湿地完全保护起来，禁止一切人类活动?湿地保护专家认为当然不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发达国家，保护湿地的理念从来都不是“绝对保护”，始终提倡合理利用，即可持续利用。只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湿地保护法较为完善，细致到在湿地中多大的鱼可
以捕，多大的鱼要释放。而我国“可持续利用”这一理念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将会尽快立法解决。国家林业局目前已经完成了湿地保护条例的征求意见稿，并与国务院各部门进行了初步协调沟通。湿地保护法的出台必将能够协调我国湿地生态面临的诸多问题。
湿地与旅游
从1997年将每年的2月2日定为世界湿地日以来，每年开展纪念活动时都有一个主题。
1997年主题：湿地是生命之源
1998年主题：湿地之水，水之湿地
1999年主题：人与湿地，息息相关
2000年主题：珍惜我们共同的国际重要湿地
2001年主题：湿地世界--有待探索的世界
2002年主题：湿地：水、生命和文化
2003年主题：没有湿地就没有水
2004年主题：从高山到海洋，湿地在为人类服务
2005年主题：湿地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
2006年主题：湿地与减贫
2007年主题：为了明天的鱼类
2008年主题：健康的湿地，健康的人类
2009年主题：从上游到下游，湿地连着你和我
2010年主题：湿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
2011年主题：湿地与森林
2012年主题：湿地与旅游
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马广仁对记者说，与湿地相关的持续性旅游产业能够为所在国及地区带来可观的收益，但间断性湿地旅游的做法会对湿地保护产生负面影响。2012年6月将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1次缔约方大会，湿地与旅游这一议题与会议内容相辅相成。这一主题的意义在于，根据湿地类型，探讨旅游对国际重要湿地及其他湿地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旅游给湿地带来的机遇和威胁，希望能从实证研究中，为湿地政策制定者、当地政府、旅游公司、湿地管理者等提供重要信息。聚焦湿地与旅游实证研究的重要经验，以帮助那些正致力于在湿地或周边发展旅游业及正努力解决非持续性湿地旅游有关问题的地区。
为了配合2012年世界湿地日，2011年12月22日，“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举办了“寻找中国最美湿地评选活动颁奖晚会”。6家湿地获“中国特色旅游最佳湿地”奖，它们是：
浙江省云和梯田湿地公园
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自然保护区
河北坝上闪电河湿地
新疆博州赛里木湖国家湿地公园
哈尔滨松花江湿地
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此外，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等获“中国最美湿地”奖;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获“中国生态保护最佳湿地”奖。
2011年被称为湿地之年，既是《湿地公约》诞生40周年，也是《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颁布实施10周年。寻找中国最美湿地评选活动，很好地起到了宣传湿地保护知识、传播湿地保护价值的作用。2012年世界湿地日招贴画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主题。
湿地因富有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湿地观鸟游、湿地植物观赏、河口瀑布观赏和湿地教育游等生态旅游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非常普及。进入湿地公园旅游要求非常严格，多由向导带领游人前往保护区，按指定路线行进，将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目前，我国许多湿地也被开辟为旅游目的地。
低碳城市，湿地为贵。去湿地旅游，以拜访者的姿态，尊敬自然、尊敬湿地、尊敬鸟兽花草，湿地就能赋予你无尽的美感和灵感。反之，破坏湿地，它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般，源源不断地向大气圈释放温室气体，成为“碳源”。
进入湿地，非诚勿扰。怀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关爱之心，无论是“白雪却嫌春色晚”，还是“一汀烟雨杏花寒”，抑或是“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在湿地里，美景随处可见。
湿地的影像
有一个人，与中国湿地有着不解之缘，他就是周海翔。
作为一个生态研究与保护的工作者，周海翔将其对湿地的理解与热爱，完全倾注在其摄影作品当中，记录并向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今天与过去。
2011年11月底，为时5个月的周海翔湿地生态摄影展在北京新光天地五层松下北京展厅开展。为了配合摄影展的开展，周海翔举办了一场生动的摄影讲座，向来自环保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国家地理》《人与生物圈》《旅游纵览》、中央电视台等30余家权威协会、知名媒体圈中友人，以及50余名慕名前来的摄影爱好者和环保人士共同分享湿地生态摄影展背后的动人故事，这也使得容纳80人的大会议室座无虚席。
整个讲座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内容精彩纷呈。在活动现场，周海翔讲述了他在拍摄湿地生态摄影照片和进行湿地保护过程中的宝贵经历，以及当前湿地生态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美丽而高贵的白天鹅沦为了“垃圾鹅”、全球濒危珍稀鸟类黑脸琵鹭正在艰难地生存、由于过度捕捞和开采而成群死去的海洋生物、满目疮痍的地表、日渐消失的湿地……当这些细致生动而又触目惊心的照片一张张呈现出来时，现场的人们都陷入了无声的思考之中。周海翔的亲身经历与照片相结合的讲解，使大家对湿地生态有了更直观的理解和认知。他呼唤人们把关注湿地生态，保护湿地环境和鸟类栖息的家园，当成迫在眉睫的艰巨任务和公民使命。
“周海翔湿地生态摄影展”展出了周海翔“大美的内陆湿地”和“正在或已经消失的内陆湿地”两个主题的60余张珍贵的摄影作品，都是他生态保护过程中真实记录的心血结晶，每一幅都渗透着他对湿地与地球环境的关爱。另外3个专题——“正在遭受重创的滨海湿地”“湿地中的精灵”“赶海人”将于2012年春节后陆续展出。
作者：毛蕊
“如果没有你们，我的命早就没了”
早上7点，一阵猛咳后，知秋从出租屋床上爬了起来。前两天晨起咳嗽出了点血，好在今天没有。他想了想，要不要在随访时把这件事告诉医生。胸闷气促还是老样子，以至于和人说话都要憋着一口气说完。一路走到旁边肿瘤医院，普通人五分钟就够了，他却弓着背，捂着胸口，走走停停。
在滑膜肉瘤病友圈，40岁算得上“岁数大的”。这一罕见癌症因“魏则西事件”而闻名。知秋随身带着血氧仪，手指一夹，仪表盘显示血氧饱和度92%——低于94%就要输氧了。“肿瘤病人平常看不出来，看出来的话就是倒计时，以月、日来计的寿命。别看我现在这样，如果放弃治疗，肿瘤晚期进展之快，很可能几个月就要人命。你要是看我的片子，肺部转移的结节像天女散花一样，好的地方还不如坏的地方多，很难了……”
7月的上海早晨，已形同蒸笼，细密的汗珠从他额头沁出，语气却格外平静。短袖衫遮盖着右手臂下的PICC置管（外周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因为出汗有点感染，是时候换膜了。
半年前他在老家山东打完了一个疗程六次化疗，不想再继续，“真是打吐了，没有质量的生存，多活半年也是受罪。没打过化疗的人，哪怕是伺候肿瘤患者的家属，不是自己亲身经历，根本想象不到那种恶心，水都喝不进去。千万不要问我爱吃什么，一说吃就反胃。化疗时候吃的东西，同头就伤了，再也不想碰了。”
知秋很清楚，一线化疗对他仍然有效，再算上二线用药，如果能控制疾病不进展，那么最好的结果是撑半年，过了明年春节。但他很早就是免疫疗法的信徒，宁愿博+治愈的机会。哪怕他心里明白，自己恐怕不属于“肿瘤免疫敏感”的那类幸运儿。
去年11月，知秋“奔着PD-1项目”，将病例资料交到了一期临床试验中心。今年7月，他正式入组，打下第一针国产PD-1注射液。临床试验一般分一期二期三期，他仔细盘算过利弊：PD-1三期临床适应症一般都从大癌种做起，即使大公司选择肉瘤这样的小癌种，也只能算锦上添花，受试者竞争极为激烈，筛选标准也更严苛。
他参与的这个项目，申办方是小型创业公司，一期试验风险更大也是显然的。但对他来说，一期试验面向所有晚期实体瘤，入组相对容易。更重要的是晚期癌症呈加速度进展，他等不起，再拖下去，PD-1起效率就更低了。
王常玉是很早参与肿瘤免疫药物研发的科学家，全球首个上市的PD-1抑制剂Nivolumab由他主导研发。他同意知秋的判断，“肿瘤免疫的藥，黑色素瘤一定是首选（适应症），因为黑色素瘤对肿瘤免疫药物的反应从过去来看是比较高的。一般都会去选这类适应症，所以当时我们选了黑色素瘤、肺癌、肾癌，这三个是推进得最早最快的。”不过，癌种也有国别，“美国肝癌人数很少，所以早期上临床时公司基本都不会考虑肝癌。”
PD-1抑制剂的早期临床表现，使之成为患者们眼中的“神药”。2014年底，美国食品药监管理局（FDA）连续批准两个PD-1单抗药物上市，分别是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Nivolumab（商品名：OPDivo）和默克公司的Pembrolizumab（商品名：Keytruda），病友称之为O药和K药，此后陆续被批准的适应症还包括：胃癌、膀胱癌、肝癌、头颈癌、淋巴癌。
手术切除病灶，用化疗毒死癌细胞，或者放疗烧死癌细胞，都是癌症治疗的传统方式。1990年代后兴起的靶向药，则针对特定的基因变异引发的癌症，只杀死癌细胞，而不杀伤正常细胞。但由于肿瘤有非常多的变异，往往几个月或一两年，患者就会其产生耐药性。
免疫疗法是攻克癌症的最新希望。人体免疫细胞，原本可以识别变异的癌细胞。当T细胞上的PD-1分子与肿瘤细胞表面的PD-L1配体结合时，就形成了免疫检查点抑制性通路，肿瘤细胞能逃脱免疫系统的杀伤。PD-1和CTLA-4就是两种常见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王常玉回忆.最初研发这两种肿瘤免疫药物时走了不少弯路、过去肿瘤临床试验的终点指标是PFS（progression-free survival，无进展生存期）和ORR（objective response rate，客观缓解率）由此判定药物对癌细胞的杀伤力。但免疫抑制剂的原理不同，通过免疫细胞杀死癌细胞，有一个滞后过程。“01、02年开始上临床的时候，还是用过去的那种方法，三个月看有没有效，最多半年，没有效，这个药就没戏了。”
临床试验因结果不理想，王常玉所在的Medarex公司被迫卖给百时美施贵宝。但两年、三年、四年过去，他们发现竟然有些患者一直都活得好好的。“肿瘤免疫一旦有效的话，基本上这些患者就相当于长期治愈了。”王常玉说，最早临床试验黑色素瘤，过去90%以上活不过一年，但现在20%的患者能活三到五年以上。
回过头看，需要修改的是终点指标，如今OS（overall survival，总生存期）已是肿瘤免疫临床试验的最佳终点。“生存期短期看不出来，至少要一两年以上（跟踪），花费就会很多，当时公司一般不愿意做这个指标，而PFS和ORR基本上三个月半年左右就够了。现在肿瘤免疫药基本上都会用生存期做最后的标准。”王常玉说。
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GCP（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中心办公室主任李树婷，也遇到过类似激动人心的故事。2007年，医院与惠氏公司建立了早期研发中心，开展多项国际多中心Ⅰ期试验。其中一个新药代号HIK272，是用于治疗晚期乳腺癌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入组的十几名晚期乳腺癌患者，服药两个周期后大部分患者肿瘤得到控制，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约80%患者肿瘤缩小。“所有人都兴奋极了，每天口服一次，连续服用，这么多患者得到了缓解，这不是梦吧？”
然而，这个药因为研发商几次转卖，临床试验做了十年，今年才上市，“中途国外药厂不相信中国还有患者仍在生存，特意派人来稽查数据，结果发现这些人真的生活得很好。”李树婷记得，有位韩老太太，乳腺癌肝转移，2007年服药以来肿瘤没有进展，每次来复查取药，她都会激动地说，“如果没有你们，我的命早就没了！”
每隔三周，知秋就会坐动车到上海试药，并接受随访评估。一期临床中心长长的走廊，泛着些微绿光。走进宽敞的接待台，只见墙面标志下写着一行小字：The cure starts here.（治愈从这里开始、）
“总觉得可能奇迹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在临床获益与不获益的天平两端，有一个未知的砝码：不良反应。它们既是参与试验必须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中的重要一章，也是随访中密切观察的对象，一旦发生将作为“严重不良事件”记录在册，最终写进上市药物的说明书。每一位曾经的受试者，都可能化作概率计算中小数点后的一位数。
“一般来讲，肿瘤免疫药的副作用都是免疫力提高引起的自身免疫反应，比如说肠炎、肝炎、皮炎这一类，是比较普遍的。”王常玉说，研发Ipilimumab时，出现过比较严重的肠炎副作用，百分之十几的患者都要进急救室去。后来研发Nivolumab，公司做了充足的准备，没想到还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状况，“当时我们临床上了几十个患者，一下子死了三个，都是因为肺炎死亡，相当于打了个措手不及。”
原来，这是免疫细胞大量侵入肺部引起的免疫性肺炎。“过去我们会注意患者会不会拉稀，查一查肝功，就是没想到有肺炎，要拍胸片，发病很急又不知道怎么控制，患者就过世了。到现在PD-1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看胸液，一有肺炎症状，马上停药马上处理。从此以后，PD-1治疗了几十万患者，很少出现肺炎死亡了，这也是我们临床一个很大的经验教训。”
“和其他药相比，抗癌药有一个比较占优势的地方。受试者都是一些晚期患者，基本上是经过多次治疗无效，本身死亡率也很高。所以發生几起死亡事件，不管是医生、患者还是家属都有心理准备。这个药引起的副作用，一般也能够接受。”王常玉说，如果紧急剖析发现不良反应原因，提出合理解决方案和控制手段，监管机构都会同意试验继续。
近期恒瑞PD-1“血管瘤事件”，为这段话加上了新的注脚。曝光此事的淋巴瘤之家创始人洪飞说，血管瘤主要出现在四肢和面部，很容易破，有时候睡觉起来满脸是血。然而入组患者几乎没有因为血管瘤而主动退组的，都是等到疾病有所进展才出组。“我（平台）的患者想入组，我都会让他们看看之前入组患者出现的副作用，说‘你再考虑一下’。像霍奇金患者都是三十多岁年轻女孩，谁愿意？如果把出现血管瘤的照片拿给患者看，我不相信他还会签知情同意书。”
“SHR-1210是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而成的原创药物，是一种人源化抗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PD-1）抗体。目前该抗体已完成Ⅰ期临床研究七项，证实对人体的安全性较好。其中最常见的毒副作用是皮肤毒性，通过对症处理后可好转，而部分受试者出现血管瘤，大多数无需处理，停药后可好转。”
翻开知情同意书上的不良反应一页，后面是长长一列：过敏性休克、重症感染大出血、高血压、心肺、肝功能损害、恶心呕吐……琴子都没怎么看，只记得医生说了“皮疹、乏力”之类。“我第一次接触临床试验组，当时还不太清楚这个试药是怎么回事，就是这样说吧，感觉好像有了希望。”“医者仁心，当然希望看到符合条件的患者能尽量纳入到试验中来，这直接带来的是新的生机和生存的时间。但从新药研发的操作角度，必须严格按照入排标准筛选患者，减少人为偏差，从而获得真实可靠的临床试验数据，而这个数据将造福整个患者群”
她真正放在心里的只有这一句话：PD-1联合阿帕替尼有5%的治愈率。“对大病患者来说，总觉得可能奇迹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的心情最多还是倾向于它有效，对副作用没有想太多。”
琴子家在重庆，为了看病已经在北京住了半年多。去年9月，刚刚生完孩子三个月的她，突然感到肩关节疼痛，查出骨肉瘤，12月做了手术，之后便开始化疗。在第二次化疗前，她同了一趟家，发现宝宝已经长大了一圈。打完第四针化疗药，大年三十在医院，“北京过年街上不放鞭炮，太冷清了。”
3月，她查出肿瘤复发、肺转移。在下达“截肢”通牒前，医生给了她另一个选择，临床试验。入组后，她一度看到肿瘤有所缩小，谁知两个月后评估发现，别处又长出了新的肿瘤，按方案要求只能出组。短短一年不到，这是她听到的“第三个坏消息”，确诊和复发是前两个。丈夫去帮她拿的报告，电话里没有多说，她已有直觉，“好像离死亡更近了一步。”
听说琴子的遭遇，知秋分外惋惜，“两个月还是太短了……”诊室里，三四位受试者排着队，两位医生背对而坐，熟练地按下键盘和鼠标，对着电脑记录电子病历。
“这周感觉怎么样？”“胸闷，气喘……”“如果症状明显了，咱们就提前做评估。毕竟要是肺炎会很危险。”“不不不，我想坚持一下，毕竟那个K药和O药都是四到六针才起效。”知秋特别咨询过病友，可以要求继续用药，他不忘和每次陪同随访的临床协调员打招呼，“你们是很有权力的呀。”
“有患者不良反应忍着不说，停药的话会给你跪下”
“以前有个患者参加试验，评估出组后，割腕自杀了。而对疾病进展，没有药可用，（对他来说）生命就没有希望了。”从业二十余年，李树婷见过不少“特别拼”的患者。有位老先生，本身肺部已有损伤，呼吸困难，但随访时他就憋气不说，直到后来损伤严重，医生决定给他减量用药，相应地肿瘤也就长大了，“太渴望生存了，你说可冷不可冷……有的患者就想着把肿瘤控制了，有不良反应也忍着不说，停药的话他会给你跪下。”
“像中药或者不是特别危重的试验药，给受试患者发药，可能说吃了，实际上桌里藏了一抽屉。肿瘤患者不是，都很想活命，依从性特别好，告诉他怎么吃就怎么吃，还希望多吃。有时候给他三天的应急药，万一有事来不了可以自己吃。患者会把药攒着不还你，就怕疾病万一进展被要求出组，还能再用药。”
最近李树婷又碰到了一个难题：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一款新药，原来方案设计每天口服一次，有效率达到百分之四五十。有教授建议将服法改为一日两次，疗效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但伴随而来的问题是，肝功能指标会升得比较高，肝脏损伤明显。“这两天都在找肝病专家、临床专家积极讨论，怎么既保住疗效，又把风险降下来，比如是不是有保肝药物及时跟上。临床试验有两个手，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疗效，必须找到中间的平衡点，使患者受益大于风险。”
对于临床入组，这也是一种考验。“晚期癌症患者经过多次治疗，肝功能都不太好，想要干干净净条件特别好的患者，特别难找。如果把肝功能不好的排除在外，这么多人吃什么，用不上药了呀，对药企来说入组招募也会特别困难。我们定的入组标准是肝功能一度损伤。服药中二度不良反应如果可以耐受没有严重症状，医生也觉得没太大问题，主要是停药了肿瘤会长，治疗失败的风险很大。”
李树婷说，患者可能比医生更激进，“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生与死的搏斗，疾病和时间的赛跑，一等就没机会了，肿瘤就把他吃了。不安全情况不能用药，不用药也是死。所以在生命、疗效、安全三者之间怎么选，就特别纠结。”
知秋坐在出租屋的床上。为了参与外地临床试验，许多癌症患者会在医院周边短租房子 图/沈煜
审评速度与安全性的平衡，同样如此。李树婷戏称，“中国在美国FDA的带动下，胆子都大了”，前期动物实验长期毒性观察期从三个月缩短到28天，“远期不良反应可能到了人身上才发现，但是患者更早用到药，也可能先获益了呢？”这也是美国FDA对抗癌新药实施快速审评甚至实时审评机制以来始终面对的争议。
过去中国CDE（国家药品审评中心）把关严，临床每个分期之间都要等一到两年才报批，四五年时间里美国的新药可能已经上市了。“如果把每关都把得很死，患者用不到药就死了。当然这更考验研究者的专业能力，时时刻刻要把患者安全性放在心上。”如今，国家推出多项加速创新药审批新政，行业普遍认为，这对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更大挑战。
洪飞正在努力做的事，就是让患者的声音在临床试验方案制定时就被听到。比如有的试验为了排除自身免疫性疾病，对甲状腺功能要求很严。但实际发现百分之十几的患者出现TSH指标升高，是由于放疗引起的。“我们跟企业说了，他们就改了。到后面企业都知道了，有个坑在这里，把它避开，入组速度就会更快。”
对临床医生而言，不良反应还相对常见，更难的是遇上“穷病”。绝大多数临床试验都会要求入组患者其他治疗方案都已无效，而李树婷记得有个患者，在仍有有效上市药物的情况下，老夫妻俩却跪下求医生，希望能参加替代药的临床试验，“儿子把房子都卖了，实在没钱治了。”
“他不是不能治，是没钱治；你有药，你不给他治，也是见死不救。但我们临床试验针对的是疾病本身，方案里不可能写‘把穷人收进来’。你收进来可能违背方案，要报伦理（委员会审查），那你守的是穷人的伦理，还是富人的伦理？”李树婷感慨，在和国际临床规范GCP接轨时，临床医生天天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纠结和矛盾。“如果是药物注册试验，这样的患者肯定不能入组，而一期试验，药物有效性未知，探索剂量和给药方法，不限癌种，他想进来试一试也可以。这非常难，有的医生心特别好，就像慈善家一样，偶尔会违反入组标准收进来。”
泰格早期研发总监朱倩认为，“在肿瘤治疗领域，临床试验愈发成为患者可选择的治疗手段之一。医者仁心，当然希望看到符合条件的患者能尽量纳入到试验中来，这直接带来的是新的生机和生存的时间。但从新药研发的操作角度，必须严格按照入排标准筛选患者，减少人为偏差，从而获得真实可靠的临床试验数据，而这个数据将造福整个患者群。这也是所有参与新药研发的医生和从业者的共识。”
在一家临床试验信息共享平台留言板上，“PD-1”、“免疫疗法”都是高频词，像这样的留言每天都在刷新：
“母亲是农村人，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花光了所有积蓄，到现在为止，凯美纳耐药，基因无突变。化疗不耐受，没有治療方案可选。非常迫切想尝试临床，是否给母亲一个机会？”
“性别，女。肺腺癌晚期，做过化疗6期耐药，基因检测全阴。不能吃靶向药。现在病情无法控制，想参加安罗替尼试验组博命。”
“家中的生活支柱，太贫困了，太想活了”
“在可能的情况下给我一次机会”
“救救我爸爸”
……
患者想方设法购药
命运对待癌症患者，从来都无所谓“公平”。两年前，商人张力查出腮腺癌，转移肺小结节，他第一时间选择赴美治疗。到达安德森中心的第一天，主治医生就把他列为重点病例——化疗药对腮腺癌起效率很低，但腮腺癌有很大概率存在融合基因，正适合靶向药Larotrectinib（LOXO-101）的—项临床试验。
张力没有接受常规治疗，便成功入选这项临床试验。两个月后CT扫描显示肿瘤减小，五个月后肿瘤完全消失。后来的临床数据证明，该药对73%的受试患者都有效。
他完全恢复了正常生活，运动、打球，到处出差做项目。唯一的不同是，每个月须去美国复查，由于符合条件的入组人数少，全程交通费都由药厂报销。每回检查结果良好，美国医生都会握着张力的手说，“恭喜你”，表示对病情控制很有信心。他甚至几次向医生提出，药量是不是可以减少或者停用，以防过早耐药。
直到今年过年，张力发现自己开始气喘，在国内医院查出胸腔有大量积液，但难以明确检测出是否有癌细胞。当时张力每天要排1000-2000ml的胸腔积液。体内装着引流管，他冒险搭上飞往美国的航班，见到医生后的第三天，他就加入了第二代靶向药临床试验。
两个月里，积液减少到100-200ml。然而回国后再做扫描，肿瘤又增大了不少，报告里看上去接近30%。一般临床试验中，肿瘤增大20%就将出组。
美国临床试验医生重新读片，认定增大17%。医生原本担心这次药物可能无效，没抱太大希望，但继续用药一个月后，肿瘤又缩小了6%。由于该药处于二期临床阶段，医生还为他灵活地申请了增加剂量。病情虽在好转。却仍有反复，笼罩张力心头的阴天尚未放晴。即便住行和药费全免，美国高昂的诊疗和检查费，还是花去了张力近九万美元。
“下一步病情再变化，可以做活检，再看有没有新的基因变异。像肺癌患者吃靶向药可能产生新的变异，如果有对应新的靶向药，就是比较幸运的。很多时候患者是在跟时间赛跑，如果一代药后马上有二代药，生命就可以进一步延长。”陪同张力的盛诺一家的海外客服朱毅杰说。
这样的先例不在少数，王常玉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他在2010年左右得了肺癌，眼看快不行了，辉瑞公司正好出了一个靶向药，针对只有5%患者才有的ALK融合基因，而他正是这一类。原本这个药二期临床试验已经基本完成，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跑到斯坦福找临床医生，说服对方将他作为最后一个受试者纳入试验。
药物果然有效，维持了一年。“如果当时在中国，第一步肯定就没戏了，别说一年后复发了。等到第二步，正好又有一个公司出来第二代靶向药，他又跑到波士顿找临床医生入组，一试又有效，又耗了两年。那个药副作用还挺大，不能吃任何油腻的东西，去他家看他，每餐就喝两加仑的蔬菜汁。”
“美国新药研发活跃，相对有更多选择，哪怕在欧洲他也不一定能撑这么长时间。”王常玉记得，同学2016年去世前，换着试了三次药，相当于多活了六年。在以前，非小细胞肺癌晚期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仅有1%-8%，肿瘤免疫药物出现后也只提升到16%。“我这个同学学生物制药。对新药进展很熟悉，又有很强的求生欲，几乎每天都趴在网上搜新药信息。新药太多了，不跟踪不知道，会不会有效别人也不知道。他确实还是很幸运，也是靠他自己的用心。”
99%的原创新药由国外药企研发，95%以上参加新药临床试验的患者都是国外的，这两项数据令中国临床人汗颜。统计显示，在clinicaltrials.gov（全球临床试验数据库，由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与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1997年开发，2002年2月正式运行的临床试验资料库）注册的2014年至2016年启动的干预性药物临床试验数量，美国为7768，中国为1705，每万人临床试验数量分别为0.24和0.012，相差20倍。
“中国的创新药屈指可数，大部分是仿制药，国外有一种非常成熟的药出来，我们就仿制。有的只是为了通过药物一致性评价，有的是发现国外有些靶点在做，我们抢先去仿制，后一种创新性相对高一点，但是真正我们原创的不多。”广东省人民医院终身主任吴一龙认为，目前中国的靶点研究多是高校研究机构在做，但临床转化不足，而更大的差距在于药企，国外药企将利润20%投入新药研发，中国药企则低于10%。
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肺癌研究所，吴一龙的团队已经找到近十个可能作为药物治疗的基因突变靶点；针对54%的驱动基因，已经找到抑制药物。“临床上靶点创新是应该发展的，要有的放矢去做研究，基础研究机构和临床医生应该更早联合起来。”
中国大陆第一位靶向治疗的肺癌患者，就是吴一龙的患者。2000年，吴一龙去美国参加国际肺癌大会，第一次知道有靶向药，当时在美国和日本的二期临床数据很不一样，起效率分别是10%和18%。对于这一差异，他十分好奇，在回国的飞机上遇到药厂的科学家。兴奋地探讨了八个小时。
回国后，一位肺癌晚期脑转移的患者急切地追问他，“这次开会有什么好东西？”吴一龙提到这个药，患者连忙表态愿意一试。可是这药在国外都还没批准上市，上哪去弄？吴一龙辗转得知，英国刚好有一个“病人记名”赠药计划（name patient program），虽然未在中国启动，却接受全世界申请。
根据《药品管理法》规定，未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生产、进口的药品应按假药论处。但有的患者顾不了那么多，想方设法购药。
然而，奇迹发生了。两年后，这名预期寿命原本只有三到五个月的患者，死于突发脑血管疾病，而非肺癌本身。2004年，這款名为易瑞沙（吉非替尼）的靶向药进入中国。此前，经各种渠道使用此药的患者已有一百多位。
国外方案在中国的“水土不服”
“当初那位患者是经常抽烟的男性，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个药对他应该是不太有效的。”2004年，受美国研究小组的启发，吴一龙将注意力转向非小细胞肺癌存在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基因。一年后，他的团队通过五百多个肺癌病例证实，这是东亚地区人群的“特别”驱动基因，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发生率高达30%，而西方人群则低于10%。最常见带有EGFR基因的是不吸烟的亚洲女性，由此，吴一龙特别提出了至今仍朗朗上口的—句话：靶向治疗的优势人群。
而这也正是解开易瑞沙有效率之谜的关键。2006年，吴一龙等多位临床科学家发起IPASS研究（易瑞沙泛亚洲研究），三年后，超过千例临床试验证实，对有EGFR基因突变的患者，易瑞沙有效率达70%以上，无进展生存期可延长至9.5个月，显著优于单纯化疗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则达到22个月。
然而，正所谓“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对于没有这项基因突变的患者，使用易瑞沙比不用更糟糕。2005年6月，易瑞沙在美国撤市，原因就是两项近四千例患者的大规模临床研究显示其无效。
受试者接受临床医生随访，记录用药后的身体反应 图/沈煜
知秋参与临床试验的检查、用药报告单 图/沈煜
IPASS研究不仅挽救了易瑞沙，更被国际权威评价为“肺癌研究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研究之一”。从此，“先做基因检测，再决定治疗方案”成为肺癌治疗的新标准。
“您的疾病有可能得到控制和缓解，但不能保证；您有可能会从中得到生存受益，但不能保证；也有可能您不能从此项研究中获益，但您的参与将为罹患同类疾病的患者作出贡献，在此，我们向您表示感谢。”一份临床试验知情同意书中这样写道。
邱威妮的爸爸就有EGFR基因突变。2014年，他进入广东省人民医院，参加一项INC280（Capmatinib）联合吉非替尼的临床试验。在六十多个受试者中，五十多人用药有效或稳定，可惜她的爸爸却属于少数无效者。
“在我们的医学文献里，我们总会发现这么讨厌的一句话，在306个病人中，A药的有效率是36%。为什么我的爸爸不是这36%？没有人可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当时，邱威妮还在美国工作，试验初期爸爸曾对她说，咳嗽减少了很多，大家都兴奋地以为药物起效了。然而，没过多久，几位朋友就打来越洋电话，告知她爸爸已经出现恶液质（体重急剧下降）。
“如果有人曾经收集试验无效的病人数据，告诉我们恶液质可能是原因，我可不可以帮爸爸提早干预这个问题？可是自从爸爸退出临床试验后，再没有临床组医生对我爸爸进行跟踪，医学上根本没有和我爸爸相关的数据和报导。”如今，邱威妮回国创办了Haalthy肺腾助手公司，专门收集肺癌患者大数据，帮助临床试验设计和开展，在国外这被称为真实世界研究。
同时，平台还会帮助患者推荐最合适其病情的临床试验和主治医生，提供充分的患者教育和心理慰藉。邱威妮觉得，有太多人文细节可以改进：比如，对外地受试者第一次入院前的交通安排接待，一本不良反应的紧急应对小手册、app或短信提醒。在心理上解决受试者的不安和焦虑，往往对临床入组和避免失访有潜移默化的好处，而这两者恰恰是很多药厂头疼的问题。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一次，她一定不会让爸爸在第一次出组几个月后再去香港参与PD-1试验，虽然那是她在美国费尽心思搜集筛选得来的。当时医生声称起效率有50%，要等到几年后，邱威妮才会从最新临床数据中了解到，PD-1对于EGFR基因突变患者其实根本不起效。
在她的脑海里，总是会回放想象中父亲拄着拐杖往返广州和香港的背影，“整个过程，最痛心的依然是家属，让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折腾这么久。”邱爸爸在香港住了两天公立医院做检查，就花了五万左右港币，此前因为没有床位还在路上周折了一番。几周后，检查结果显示，PD-11表呈阴性，不符合入组条件——现在来看，这一点也未必准确。PD-1对PD-L1阴性患者也可能有效。
琴子有些后悔参加PD-1试验，有时候她会忍不住自问，当初如果继续标准治疗，肿瘤会不会没那么快转移？虽然如此，她仍然收藏了大量海外购买O药K药的信息，“O药很多版本，土耳其最便宜一万块100mg，打一次两万，半个月打一次。香港买K药贵三四千，21天打一次，总体差不多。”她准备等年底恒瑞PD-1上市后买进口药来打，“说不定药价会更便宜些。”
目前国内有近百家企业在做PD-1相关药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批准临床申请的就将近二十家。“二十几家药企做PD-1，我在一次大会上提问，中国需要那么多PD-1药物吗？但我欢迎那么多，（价格）对老百姓有好处，但药厂要做好亏得一塌糊涂的准备。国内临床试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针对药品的特殊性设计，从国外方案copy过来，这隐藏着非常大的危险，水土不服的状况极大可能存在。”吴一龙认为，目前部分免疫治疗药物临床三期试验失败，正在给中国药厂敲响警钟，“目前PD-1在肺癌上有效率整体在20%以下。第一个药物照抄国外方案没问题，但后面要想到怎么把能够起效的20%人群找出来。”
2015年，吴一龙领衔了中国第一个国际多中心PD-1临床试验，考虑到中国人群特征，他在研究方案中提出三点改变：一是入组时排除EGFR基因突变的患者，“后来证明这是先见之明，PD-1对这类患者无效，如果当时没有做排除，临床结果可能一塌糊涂”；二是将PD-L1作为分层因素；三是设定终点指标，一定要看到患者治疗失败为止。最终得到了有新意的临床结果。
对照组
2007年，吴一龙发起成立CTONG（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整合多个医院中心的科研和患者资源。十年来，CTONG的临床研究直接改变了多项临床指南：比如脑转移患者先吃靶向药，再放疗，复发转移时间推迟了一年左右。近期还有试验正研究手术前先用靶向药是否效果更好。“CTONG和药厂有什么区别？药厂临床试验目的是药能不能上市，而CTONG更接地气，而对临床上还有多少问题没解决，不仅仅是药物能不能用，还有怎么用的问题。中国现在全力以赴在应付药物注册实验，但研究者发起的还很少，要靠我们自己。”
“药物有两种：一种是知道靶点，对哪些人群特别有效，过去所有患者都来用，有效率比较低，现在用精准医疗来做，即使一期试验对患者都看到好处；而另一种还不知道合适人群，所选的患者都是目前标准治疗无效的，等于多了个机会，好处大于弊处。”吴一龙说，已经有很多中国肺癌患者连续参加了一二三代靶向药试验.有位晚期患者已经活过了八年，“患者见到我们非常信任，说谢谢医生救了我的命，如果这次失败还有没有新的临床试验？患者尝到了甜头，我们也希望未来靶向药还有第四第五代不断发展下去。”
在三代靶向药奥希替尼AURA3研究进行到一半时，吴一龙提出启动一个慈善共用项目，放宽一定入组条件，在全球入组六千多患者，中国患者就占了一半左右。“临床入组标准关键点不能违反，即患者必须是出现耐药后的基因突变，但有个问题，做临床对患者都是挑了再挑，肯定有挑不上的，过去没办法认倒霉，但现在可以让他们同样得到治疗，作为评价药物安全性、支持其上市的补充数据。”
在临床三期有效性试验中，通常会设置双盲对照组，患者可能随机分配到标准治疗组（即对照组），因而无法使用到新药。吴一龙对AURA3的标准临床方案设计还做了几点改变，以使受试者能最大程度获益：一是用科学方法计算试验需要多少患者，从原来六百多人砍到四百多人，减少了1/3，避免了很多患者被随机到标准治疗组；二是坚持要求对照组的患者标准治疗失败后，同样可以用到新药，做交叉试验，分析PFS（无进展生存期）。“修改方案后，整个试驗只做了一年时间，实现了三赢，患者用上了好药，药厂节省了成本，研究者尽快得到了结果。”
在一次大会上，一位专家曾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一项肿瘤药物的临床试验，受试者使用的效果很好，在试验结束后想要继续用药，但是伦理委员会不批准，怎么办？”回答是：“答案早就在2013版的赫尔辛基宣言里。”
这是涉及人体受试者的医学研究伦理“指南”，上面写着：“试验开始前，申办方、研究者和试验所在国政府应针对那些研究结束后对试验中业已证实的有益干预仍有干预需求的受试者，就如何获取这些干预拟定条款。这些信息应在知情同意过程中向受试者披露。”
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吴一龙认为，目前中国的靶点研究多是高校研究机构在做，但临床转化不足，而更大的差距在于药企，国外药企将利润的20%投入新药研发，中国药企则低于10%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司法裁判公开网上有这样一个案例：江苏豪森药业集团就甲磺酸氟马替尼在部分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中开展的二期试验已告中止，并开展了三期试验。公司与患者丽丽先后签署了三份知情同意书，包括临床试验、临床试验结束后继续供药项目及延伸期的知情同意书，规定了继续供药的具体条件。丽丽认为，根据原方案，试验药物效果证明优于对照组药物，公司理应免费供药直至药物上市；但公司指出丽丽已使用其他药物治疗，不符合三期试验标准，其继续用药的安全性不可控，因此停止对其供药。
王常玉说，在百时美施贵宝与默克公司就PD-1在肺癌领域的一场临床竞赛中，前东家吃了“暗亏”。施贵宝主要在美国做临床试验，PD-1已经被FDA批准用于二线或三线治疗，因此根据临床试验伦理要求，使用化疗药的对照组，在标准治疗失败后被允许使用PD-1，而默克公司选在尚未批准PD-1上市的东欧做临床试验，方案中未做类似规定。“因为PD-1作为二线治疗是有效的，这个对照组相当于是‘污染’了嘛。（对照组）本来只活九个月的患者，活了15个月，比较（对照组和试验组的）OS生存期，两者就看不出区别了（注：意即看不出试验组用药的疗效比对照组好）。”结果是，在这项同类试验中，施贵宝临床失败，默克成功，“这对施贵宝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一失败几十亿可能就没了。”
踩高空钢丝的“盲试”
对于肝癌后做了肝移植的小P，PD-1始终可望不可即。“如果把肿瘤病人形容是生存在悬崖峭壁上，那肿瘤移植病人就是踩着高空钢丝过日子！”在一篇网文里，小P爸爸写道，人在悬崖上，有免疫力这股力量往山这方推，人就不易掉进万丈深渊，肿瘤移植患者却是左右不能：免疫力提升可以抗癌，却也会带来移植器官排异，不夸张地说，“癌未死，移植物先亡。”
小P研究了当时国内两个PD-1临床试验，发现不接收器官或骨髓移植患者；他又特意托人从日本翻译全球最先上市的O药说明书，发现其中未明示移植患者不能使用。“法无禁止即可行？”抱着这一丝希望，他做了两次PD-L1检测，可惜都是阴性，听闻其他移植病友尝试失败，这才“失望又伤心”地放弃。
术后五年多里，小P把现有的靶向药吃遍了，总计二十多种，隔段时间就查AFP（甲胎蛋白，肿瘤标志物），评估药物是否有效，并在抗癌论坛分享详细数据。最初是跟着其他网友盲试，后来是搜索海量国内外临床试验，最终将重点锁定在肝癌三期临床的靶向药。他和家人总结出一套试药方法：先正版药后YL（原料药），先单药后联合用药，先肝癌“本药”后“借药”其他癌种（肾癌）。
2014年8月，小P留意到一项E7080（乐伐替尼）肝癌三期临床试验，咨询相关临床医生，并不看好其响应度，但在一位病友试药效果激励下，小P一家还是求人开发出原料药，逐步增加剂量，服用了一年多时间。这也是他试药五年来效果最好、副作用最少的一个药。小P爸爸称，同期试药的近200例病友，绝大多数都有效。
2016年2月底，小P因肺部大出血去世，时年29岁，肝肾功能检查均正常。一年后，他最初的试药领路人、病友“憨豆精神（网名）”，也在抗癌八年后去世，时年67岁。他们都是活跃于网络的“抗癌明星”，都有着“神农尝百草”的美名，激励了无数病友。
“五年前提到临床试验，患者第一句话就问，拿我当小自鼠吗？现在七八成患者都接受了。但盲试却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欠发达国家才特有的。中国人太聪明了，还能自制合成药。发达国家没有这个问题，觉得不可思议。”一直以来，吴一龙对药物盲试都深感遗憾，他曾请博士生调查统计过，在他出诊的三个月里看的几百个患者，有23%都有过盲试药物经历，往往都是听朋友、病友介绍。
知乎上有一则提问“给家人吃YL药是对是错？”，题主写道，“很多成品药太贵或者周内买不到，无奈下不得不尝试各种YL药，越到最后越接近盲试。每天恨不得能化成YL胶囊的一个粉末。一起进入他的身体。每次尝试新药、新的药量，都忐忑每一个小细节。给家人喂药时，心惶恐，不喂，心惶恐。他愿意把生死交给我，而我却无法掌控他生死。”
“病友心理，同病桕怜，告诉你的往往只是光明的一面。”吴一龙强调，尤其靶向药针对相应突变，是容不得乱来的精准治疗，如果“药不对靶”地乱吃，不仅无效、耽误治疗，还可能导致肝、肾功能衰竭的巨大风险。“有的患者一听到得癌症，就想着试试这个药。反而失去了很多临床试验机会，因为用过药就会干扰临床试验观察。”
今年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试药权”（Right to Try）法案，允许不符合临床试验标准的重症患者试用未经FDA批准的实验药品。李树婷认为，该法案提高了患者对新药的可及性，也是让危重患者可以得到更早救治的一种努力，代表着进步和改革。这避免了过去并不鲜见的药企私下赠药所承担的违规风险，从伦理角度，衡量患者收益大于风险就可以尝試，只是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需严格管理措施和流程。
“你这是在玩火”
与无缘免疫治疗的小P不同，知秋从一开始就奔它而去，只是他选择的路，同样无异于“高空踩钢丝”。
2015年底，妻子心莲在准备二胎时查出宫颈癌，为此他恶补肿瘤知识，查看美国临床指南，决定只采取手术不化疗的治疗方案。再过半年，如果不复发，她有望闯过三年危险期。
当时，知秋还在天涯上追看一位“斯坦福肿瘤免疫大咖”Z老师的帖子，每每看到半夜一二点钟，长达半个月。没想到付诸实践却是在自己身上。妻子患癌半年后，他某天感到背部疼痛，才发现两年前切除的“脂肪瘤”可能是误诊，这次遇到了恶性复发，“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那一年真是鸡飞狗跳。”
知秋在股海翻腾十余年，操练“波浪理论”，习惯长期持有一只股票。2015年那波牛市赚的50万，没想到成了支撑他治疗的资本。他对癌症前沿信息的专注研究，和对股票的兴趣如出一辙。“肿瘤治疗的方向应该看远期效果，能不能预防复发，或者临床治愈，而不是单纯盯着这个病灶。我的治疗方案，就是尽量往免疫的路上靠。”
度过一个月的恐癌期，知秋与近200名网友成了最早一批追随z老师的“志愿试验者”，绝大多数人已是晚期无药可治，像知秋这样未采取任何标准治疗的。实属异类。Z老师的思路是：用酒精注射、氩核刀消融术，分批次杀伤肿瘤，以激活提升免疫抗原，
“谁不是今天发现肿瘤，明天就巴不得托人上手术台，有人拖着不手术吗？”当知秋等了近一年，找到地方医院，提出自己的手术方案时，医生直接对他说，“你这是在玩火。”有试验者疾病进展后反水，咒骂这一做法是在“养肿瘤”，知秋理解90%的人听到都会反对，“其实我们等的是免疫反应。”
术后，一种在美国已经叫停临床试验的药物，被称为“危险信号”，拿来用作化疗期间的免疫佐剂，修饰免疫抗原。知秋称。Z老师在小白鼠试验中曾观察到化疗耐药缓解甚至CR（完全缓解），他注射了四五次。除此，知秋还曾联系一位美国博士配置多种灭活菌针剂，原理与之类似，同样是提升自身免疫。术前，他带着妻子坐了一天车，辗转到外地农村一个“三无诊所”打针。一针一万，知秋打了三针，心莲一针，伤口在小臂内侧溃烂化脓了好几个月，如今留下一个个深紫红色瓶盖大小的疤痕。
Z老师更重要的研究方向是肿瘤疫苗。顾名思义，将肿瘤组织从体内提取出来，根据DNA测序得出的变异基因，制作一管变异序列的RNA或蛋白，重新打入患者体内，以活化其血液中专门识别变异的T细胞或B细胞。一旦免疫细胞被激活，就会在患者体内增殖、循环，查找并杀死肿瘤细胞。
知秋原本想尝试这一疗法，但术后做CD3、8细胞染色检查发现，他的肿瘤组织内没有免疫T细胞浸润，这意味着他的情况属于“冷肿瘤”，其实并不适合免疫疗法。“当时非常失落，打击了一下，我心里很清楚只能靠这条路，回到放化疗的老路延长寿命。基本没有治愈的可能。”
在知秋眼里，Z老师是一个“医学狂人”，渴望在肿瘤免疫方面做出成绩，而知秋至今仍为z老师的理想主义和人格魅力所折服。“其实我也算是无效的，前期杀伤肿瘤的做法可能促发肿瘤转移。但我理解我属于自身免疫不识别，我愿意配合z老师，像我这样的病例以后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比如前期先穿刺判断属于冷肿瘤还是热肿瘤。”
“至少我可以为以后的肿瘤疫苗突破作贡献，而不是在病理科福尔马林里泡着，多个标本。”原本为了制作肿瘤疫苗，知秋把肿瘤组织要了出来，请朋友用液氮保存，到今年2月份才放弃、处理掉。两个月后，他就后悔了，因为他从Z老师这两年的研究中得知，通过肿瘤疫苗的刺激，冷肿瘤也有可能变为热肿瘤。
在此之前，知秋重燃了对PD-1免疫疗法的希望。他相信部分学者的看法，人体免疫识别可能会随肿瘤死亡而发展，并非一成不变。他知道从始至终他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既然有上市的药物，你连试都没试怎么行？即使我试了无效.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遗憾或者不开心。”
知秋说话一如竹筒倒豆子，紧接着便是喘气，间或连咳一阵。“我重燃希望是因为我认可这个东西，希望对自身病情有益，能多活几年……我孩子才7岁，我跟你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但一提到他就会崩溃。”他眼眶发红，长久没有说话。
“质量是永远不能妥协的”
年前，知秋接到过一个PD-L1一期试验的电话复核通知，但因春节不好买票作罢。他并不觉得可惜，因为那个组的给药剂量仅1mg/kg，“太过鸡肋。”据他了解，国外PD-L1推荐标准剂量为1200mg。
第二次试验机会是PD-1，原本他仍被分在“1mg/kg组”，托人打招呼，向医生争取，才终于如愿分到“3mg/kg组”，按照他的体重。每次用药与国外已上市PD-1药物的标准剂量240rag差不多。“一期剂量爬坡是测安全性，和起效率无关，很多人弄不清楚，等于白白给药厂做小白鼠，贡献数据，个人却未必获益。”
第一次给药后随訪，知秋遇到同组一位乳腺癌患者，就是“1mg组”受试者，他和她说了这番道理。“我建议你再私下买K药或者O药，医院给药后，自己偷偷打，补上这2mg。医生也发现不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朱倩，她严肃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抗癌药的叠加毒性是什么，很可能并未经临床试验验证，这在安全性上会造成巨大隐患，对患者个体而言风险显然大于获益。偷偷服用，且不告知医生，万一造成任何严重后果，也会耽误抢救和治疗。既然决定参与临床试验，期待从临床试验中获益，就要遵从医生的告知，而遵守临床方案的要求。违背方案做明知道不该做的事，这绝对不是聪明的做法。私下服药，也会混淆最终数据的呈现，从而影响对药物的安全性和临床使用剂量的判断。”
在临床试验过程中未经允许伴随用药，一经发现，受试者几乎都会被排除出组。我接触的盛诺一家服务的一位海外客户，就是在肺癌出现脑转移后，凭经验做了化疗处理，而后出组。吴一龙的警告言犹在耳：“千万不要用这种小聪明，在临床试验里隐瞒用药史，你可以骗自己的父母，绝对不可以骗医生。”
临床试验第三方稽查公司经纬传奇副总经理金迪蒂介绍，通过原始资料的溯源，如药品链条的资料核查，稽查方可以及时发现临床试验中违背方案的问题，及时修正或排除不合格数据，保证临床试验质量。在她看来，很多情况下试验方并非主动造假或瞒报，而是存在一些工作上的疏忽或误解。给金迪蒂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次医院发布会，一位权威专家谈到某个临床试验规范性存在问题，说了一句话“这个试验没做好，对得起参与试验的患者吗？”
山东青岛，一位癌症患者靠药物持续抗癌
2015年7月，国家食药监总局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民间称之为“722核查风暴”，两年来，64.7%的申请人主动撤回药物注册申请。“对我们严格培训的从业人员来说，不觉得这是多么爆炸性意义的新闻。提高临床试验质量，高质量过程管控，已经成为包括泰格这样的CRO（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在内的整个临床试验领域的共识，临床运营就是ready for inspection everyday。”朱倩说，“如果说原先有一些层面对质量管控没有深入理解，722带给行业的震撼，是让大家明白，质量是永远不能被妥协的，只有呈现高质量临床数据，才能最终支持药物上市，给患者更多更好的用药选择。”
去年，广东省医肺研所获得了“全球患者关爱团队奖”。吴一龙笑称，获此殊荣有赖研究护士和医生助理这两支专业团队，与所有患者都建立起家人的关系，整天打交道、询问情况，还不断组织患者教育、营养学习班、心理干预等。令他感动的是，一位已经出院的患者是基督徒，经常回到院里做义工，安慰疏导其他患者，活得更乐观，他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都觉得宗教的力量是蛮强大的。”
“刚开始觉得好像离这个病很远，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点逃避事实，总觉得孩子还那么小、需要我，这个病不会那么快要我的命。只想着不管受什么罪。都要战胜它。”最近，在朋友的推荐下，琴子开始看一些佛教书籍和公众号，“现在悲伤也没有用。佛教里教你放下的思想，调解调解也挺好的，稍微看得淡一点，而对死亡的时候才不会那么恐惧。比起死，我现在更怕的是痛。”
一次工作培訓的机会，心莲也偶然接触到一位教气功的老师。如今，她在家每天会练习一个小时。不久前心莲把知秋送他的一根粗金手链拿去店里换了两条链子，一条同心锁给儿子，一条配上一个观世音菩萨，是给知秋的。她知道他不信这些，拿回家放进抽屉里，没有告诉他。
第一次见面，还没怎么交谈，那位老师就为她作了一首藏名诗，字里行间深深触动着她：
“生死茫然，祈求上苍……苦尽甘来，花开闻香。”
作者：陈竹沁 向思琦 凌晨 曹彦
这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是一大堆悲伤的故事……登顶珠峰，站在世界之巅需要付出什么代价?除了足够的体能训练、2.5万到6万美元的资金，你可能还要搭上自己的命。目前人们在珠穆朗玛峰登山线路上已知的风干干尸已经超过200具，每一具都带有一段比任何剧本都惊悚的秘密。 登山者在无名尸体(路标)旁扎营在珠峰的登山路线上，这些尸体就只能被扔在原处，前赴后继的登山者给它们起了些代号作为路标——这就已经是目前对死者唯一的纪念了，因为在极端条件下，收尸就意味着会搭上更多人命…… 这张照片记录了一次极少见的收殓行动，图中左侧的登山者和同伴曾经和这具尸体(当时还活着)擦肩而过。当时这位女性登山者一个人躺在雪地里奄奄一息，能做的只有大叫，“求求你别丢下我!”但当时带上这位伤患，两名登山者自己也会性命不保。多年后，攒够了钱的两人重新回到珠峰，找到了死尸，想办法运回了登山者大本营就地埋葬。但下面的这些干尸，也许注定和珠峰融为一体——
George Mallory 死因：跌落导致头部重创据传George Mallory曾先于Edmund Hillary拿下人类登顶珠峰的首胜，而但事情的真相却一直广受质疑。他和同伴Andrew Irvine最后一次被目击时间是1924年，当时他们正沿着一条通往山顶的山脊向上攀登，之后两人便杳无音信。直到1999年Mallory的遗体才被传奇登山者Conrad发现，但是仍无任何新线索表明他曾经成功征服最接近天空的世界之巅。Francys Astentiev 死因：暴晒、脑水肿
1998年，Francys与丈夫Sergei在登顶过程中失联，没能见对方最后一眼的他们怀着遗憾相隔两地与世长辞。Francys死于长期暴晒及由此引发的脑水肿，而她的丈夫则不幸坠崖身亡。 Hannelore Schmatz 死因：暴晒/体力不支1979年，这位德国姑娘成为第一个殒命珠峰的女性登山者。她用背包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半躺着离开人世，遗体被发现时仍保持这个姿势。实际上珠峰南侧登山线上的补给营地距离她并不远，然而她最终还是体力透支，惜败于强劲的风力。Tsewang Paljor 死因：暴晒这具遗体很可能是Tsewang Paljor——第一支通过珠峰北侧路线成功登顶的印度登山者队伍中的一员。在1996年的珠峰登山季，包括Tsewang在内的很多登山者都因暴风雪丧生。生前，Psewang在这条路线的登山者中颇负盛名。死后，他的遗体被人称为“绿靴子”。你能看得出“绿靴子”曾经被其他登山者移动过，作为后来人的路标，这些登山者的遗体仍然在挑战着世界最高峰。Marko Lihteneker 死因：暴晒/体力不支这名来自斯洛文尼亚的登山者于2005年死于下山途中。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遗体位于距离山顶垂直距离只有160米。David Sharp 死因：暴晒/体力不支
这名英国籍登山者因风寒不得不停止前行，并曾靠在上文提到的“绿靴子”Tsewang Paljor身边休息。拍下这张照片的人发现，很显然曾有登山者在David尚存一息时路过，也许就是David的队友。但这些人大多前途未知生死未卜，心有戚戚却爱莫能助。Shriya Shah Klorfine 死因：体力不支Shriya在2012年成功登顶，却不幸死于下山途中，他孤独地长眠在距离山顶300米处。 这是因为高空坠落而死亡于1924年的George Mallory(马洛里)的尸体。马洛里(1886-1924)是位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中学教师，欧文(1902-1924)是牛津大学的三年级学生。1924年，这两位优秀的高山探险家，作为英国第三次珠穆朗玛峰探险队的主力队员，在从中国西藏一侧攀登珠峰途中失踪。对此，欧美各国纷纷猜测，他们很可能是在已经登上珠峰后，在下山途中遇难。英国人曾多次宣称，如果能证明马洛里和欧文已登上世界最高峰，人类高山探险的历史就要改写!然而，也有人认为他们不可能越过第二台阶，也就不可能登上珠峰。因此，马洛里、欧文的失踪，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马·欧之谜”。70多年来，人们一直为揭开这个谜而努力。1999年美国派出一支专门寻找马洛里和欧文下落的高山探险队，在西藏自治区政府的支援下，从中国西藏一侧沿东北山脊上山，终于找到了马洛里的遗体和遗物，还找到自1921年以来近80年里，从西藏一侧攀登珠峰时不幸遇难的17具登山者的遗骸。自此，“马·欧之谜”基本揭开。为了查清这个世界关注的“马·欧之谜”，美国国际探险调查基金会派遣了一支由埃利克·西蒙逊率领的十人调查队，其中还有一位德国人约享·赫姆莱柏。1999年4月中旬，调查队从尼泊尔进入中国西藏，沿珠峰东北山脊路线上山，一路搜索，特别着重从7600米到第
一、二台阶之间的道路两侧。在这片地带，他们共发现17具过去80年间从此路线攀登的遇难者的遗骸。4月30日，队员安克尔搜寻中，在第一台阶左下方一个较缓的岩石坡上，发现“一堆比周围岩石要白些，比雪还白些的白色”，走近后，他认识到这是另一具尸体，但是这一具不同，它不是近期的，而是有相当时日了。尸首趴着，身材颇大，背部、臀部以及左脚、右臂都很完整，只有右腿断过，头部已腐烂。其它5名队员赶过来，大家都以为这是欧文。受过考古学训练的理查德和诺顿小心翼翼地翻看身体褶皱部分保留的衣服残片，最后，诺顿在衬衫领口上发现了一个残损的“乔·马洛里”的标签。为什么欧文会穿着马洛里的衬衫?之后，他们发现第二个、第三个标签。并在遗体周围发现了到处散落着的睡袋、手套、小刀、手表、防护眼镜和衣物，还有压在身体下的信件。这些物件上都有马洛里，马洛里。毫无疑问，这是马洛里!马洛里的尸体已“革化”，这是因为长期埋在冰雪下，没有因细菌而腐烂，但身体里的水分被蒸发后，就变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各种动物的皮革一样了。这个位置离1933年在第一台阶附近发现欧文的冰镐不远，所以大家最初都以为他们找到的是欧文。两处地方相距不远，因此我们推测，当年的遇难，很有可能是他们在下山时在这一带滑坠，无可依附，欧文可能突然滑落到珠峰北壁下的万丈峡谷里，而马洛里或者因为位置有利，或者因为经验丰富，立即采取了遇到滑坠时唯一自救的方法：仰面朝下，加大身体附着坡面的面积，减小继续滑坠的速度和重力。马洛里生前照这是一名死亡的女性，美国女登山家弗朗西丝·阿森蒂夫。在临死前她身体变得越来越冰凉，出现了各种幻觉，开始失去意识。情况变得极其糟糕，她的两名同伴只能离弃她而去。在这种情况下，这是 唯一的选择。直到今日，她的那两名同伴依然记得当时她的歇斯底里的叫喊：Please don`t leaveme!他们内疚，可是他们别无它选... 1998年5月，美国女登山家弗朗西丝·阿森蒂夫成了第一个不带辅助氧气登上珠峰的美国女性，然而她在下山途中却因缺氧虚脱倒在了珠峰下244米处的地方，当时发现了她的南非登山家伊安·沃达尔由于没有将她活着救下山，多年来一直背着“见死不救”的恶名，饱受人们谴责。9年来，弗朗西丝的遗体仍然留在原来的地方，成了后来登山者的醒目“路标”。日前，当年被迫放弃拯救弗朗西丝的探险家沃达尔决定重返珠峰，将弗朗西丝的遗体进行埋葬，让她获得一些应有的尊严。美国女登山家丧生珠峰前哀求：“请不要扔下我”弗朗西丝是和俄罗斯丈夫谢尔盖·阿森蒂夫一起攀上珠峰的，然而当他们下山时，弗朗西丝却因缺氧在距峰顶244米远的地方发生了虚脱，倒在了雪地上。丈夫阿森蒂夫试图下山求救，但他却再也没有被人发现，阿森蒂夫可能滑下了陡峭的冰架，丧生在了珠峰下面的未知沟壑中。当时，生于英国的南非登山家伊安·沃达尔正带着他的登山小组试图征服珠峰，他和登山伴侣凯茜·奥多德正好路过了弗朗西丝的身边。当时弗朗西丝仍未死亡，沃达尔曾试图抢救她。然而在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和严酷环境中，他们不可能将弗朗西丝活着救下山;而放弃弗朗西丝继续登顶，他们也做不出来;于是他们下山到基地去“搬救兵”。虽然沃达尔心中清楚，弗朗西丝不可能活着等到救兵到来，他们将她独自留下的行为就如同留着她等死。当他们将弗朗西丝丢弃在雪峰上时，她已经几乎说不出话来，但她仍用最后的声音哀求说：“不要扔下我，请不要扔下我。”遗体被弃珠峰冷冻9年，成了触目惊心的“路标”第二天早晨，当另一组登山队再次经过弗朗西丝身边时，她已经停止了最后的呼吸。没有人能够帮助她，即使将她失去生命的尸体抬下珠峰北坡，仍然是一件太过危险的事情，因为北坡山势陡峭，岩石松动很不稳定。在接下来的9年时间中，弗朗西丝冰冻的遗体就一直留在了珠峰下面海拔8600米高的地方，成了一个触目惊心的“路标”。后来采取同一路线攀登珠峰的登山者们，都能够看到她紫色的登山服，醒目地暴露在白色的积雪上。美国女登山家弗朗西丝·阿森蒂夫生前照
这是一个地标性质的尸体了，被命名为"Green Boots." 在珠峰上，大概有两百个这样的地标。美丽、雄伟而又充满了危险的珠峰!山上全是人，这是猪圈般的体验.登山家这样说,10月15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40多个登山者永埋雪山，这是喜马拉雅山脉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山难。26日，《重庆时报》采访了去年成功登顶的重庆人张翔海，听他讲述登珠峰的经历。“凭借现有的天气监测手段，雪崩其实是可以预测的。”张翔海作为重庆第二个登顶珠峰的人，他这样讲诉当时的那一刻，“5：20，到达顶峰时，已经老泪纵横……”然而，“登顶，只是登山的开始。活着从珠峰顶上下撤，才是最终目的。”张翔海说。张翔海登顶珠峰5000米 百人墓群登珠峰路线有两条，中国的北坡和尼泊尔的南坡。尼泊尔成熟的商业化模式吸引了国内外不少登山者从尼泊尔攀登珠峰，张翔海就是其中之一。2013年4月18日，在群峰环抱中，张翔海翻越垭口，进入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珠峰区域。迎接他的是耸立着的大片碑群。“这是上百名登山遇难者的墓碑群，有的是青石碑，有的则是乱石堆砌而成的衣冠冢，用于纪念在登峰过程中死去的人们。”张翔海回忆道。攀登珠峰并不是一鼓作气地冲顶，而是分阶段做适应性攀登。在珠峰共有5个营地，除大本营外，还有海拔5900米的一号营地，6400米的二号营地，7500米的三号营地和7950米的四号营地。“19日，到达海拔5400米的珠峰大本营。所有一切不正常的反应都成为正常，开始为期近一个月的煎熬。”张翔海说。“煎熬”二字足以反映张翔海接下来艰难的攀登之旅。张海翔在日记中写道，“24日，拉肚子越来越严重，鼻炎快让自己在梦里挂掉，记性和反应也在下降，回去还能做人否?”6400米 30%的遇难者“我们遇到的真正恐惧应该是从昆布冰川开始。”张翔海说，“昆布冰川，我们也称呼‘恐怖冰川’，每天都会发生数起冰崩，而且还有成百上千条被冰雪覆盖的冰缝，一旦掉下去连尸体都找不到。登峰途中30%的遇难者葬身这里。而从大本营到第一营地的途中，必须要经过昆布冰川。”昆布冰川，冰川移位，夏尔巴人就得重新搭梯子，掉进冰缝就上不来了。“27日，三点，头疼，像是两个人，索性坐起来，这里海拔6400米，一切都得小心。28日，睡眠得到改善，不过眼肿了，视线模糊，眼睛成了重点保护对象。”“珠峰是一个大的测试场，身体部件的每个细节都需要格外注意，否则都会在这里被放大。”张翔海告诉记者。“30日，马卡鲁传来噩耗，中国队员滑坠遇难。”张翔海记录下了第一次听到有人遇难的消息。“5月2日，鼻腔出血，大便也开始出血，不能再吃辣味。”张翔海继续记录着。4日，张翔海见到了分配给自己的“夏尔巴”索纳。(观察者网注：夏尔巴人是住在中尼边境上的跨国民族，他们深居深山老林，过去几乎与世隔绝，后来因为给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各国登山队当向导或背夫而闻名于世。)“怀恋家里的床，懒散的开着车，城市生活多美好。”分配到向导的这一天，张翔海开始想念山下的生活。“8日，又一名夏尔巴在三号营地上滑坠遇难，还没开始正式的出发就已经有三名夏尔巴遇难，那么对于这里的队员即将面临的情况会是如何?”焦虑开始袭击张翔海。“大本营就像一个白雪覆盖的星球，我们都是流放的犯人，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的直升机，吹起漫天雪，等待冲顶后的刑满释放。”
7950米 等待冲顶5月18日，张翔海迎来出发前往四号营地的日子。或许是等待太久后的兴奋，又或许是一路相对顺利的过程让出发前的他放松了警惕，这一下让他差点止步珠峰。张翔海回忆称，早上6点多，张翔海正做着出发冲顶的准备，这些准备中也包括上厕所。“因我就走到离帐篷两米处的另一边去解决。没想到一下踩到了冰川暗裂缝，整个人卡在了那里。”张翔海告诉记者。从张翔海的日记中，我们也看到这一幕。“掉入裂缝中，不禁笑了。最近三次登山都有掉裂缝的必修课，只是这次看不到底，掉得格外的深，双腿全部陷入。”凭借丰富登山经验，张翔海迅速朝着与冰川走势垂直的方向躺下，增加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滚出来后，一个夏尔巴协作发现了我，将他的冰镐伸过来，把我拉了过去。回来后想想，如果掉下去怕是回不来了。”昆布冰川的冰缝当天中午，张翔海顺利到达海拔7950米的4号营地，下一步便是冲顶。晚上7点，冲顶开始，远处已经一路灯火。“山脊的右边就是祖国，回归的心念是极其危险的，阳光意味着寒冷的结束，晒伤和雪盲的威胁出现。沿着山脊直上，第一束光线从祖国照射过来，面前是传说中的‘希拉里台阶’，远处，就是终极目标——8844米的珠峰。”张翔海写道。8200米 尸体“指路”5月19日凌晨5点20分，张翔海成功登顶。然而，故事才真正开始。“登顶，只是登山的开始，大部分山难都是发生在下撤。”张翔海告诉记者。珠穆朗玛峰下的这段冰峭被称为“死亡地带”，珠峰上散布的追梦者的尸体就是无言的证明。“在登顶路上，一共看到过2具遇难者遗体。当遇到第一具时，我特意看了看海拔表，显示为8200米。”张翔海告诉记者，“它看上去就像线路的警示牌。”1998年5月，美国40岁女登山家弗朗西斯·安森特卫在下山途中，因缺氧虚脱倒在珠峰顶下244米处。“不要丢下我”成为弗朗西斯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在海拔8500米以上，人们无法苛求道德的尺码。”《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作者乔恩·科莱考尔说。登山就是一面镜子，把每个人照得清清楚楚。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的性格会被放大，可以观察到自私、欲望、浮躁……登山是一面镜子据统计，自2004年起，共有2000人成功登顶，同时也有189人命丧途中。“从进入珠峰区域到成功登顶的20多天时间里，算下来差不多平均每天就有一人遇难。”张翔海告诉记者。“山上的遗体，尼泊尔的政府会定期上去清理一次，将遗体收集起来集中掩埋。有些遗体因海拔太高，无法运输下山，或者在裂缝悬崖下，能看到但无法处理，只能留在那里，成为后来人的路标。”张翔海告诉记者。登顶“山上全是人，这是猪圈般的体验”拍照、稍作停留后，张翔海便开始从峰顶下撤。“此时‘希拉里台阶’已经开始堵车。”张翔海在日记中写道。这里是攀登珠峰的最后冲刺路段。“登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下山的人要等上山的人先通过，所以我们那次大概堵了40分钟。”张翔海回忆道。和张翔海一起堵在那儿的还有来自各国的登山爱好者。“山上全是人!”31岁的，来自英国的职业登山家阿伊莎说道。“这就不是珠峰般的体验，这是猪圈般的体验。” 格拉哈姆吐槽道，他是瑞典的职业登山家。2013年5月，每一个从珠峰归来的人都描述着世界屋脊的混乱场景，因为有上百人试图在有限的几个小时内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峰顶。据珠峰登山史学家埃伯哈德统计，2000年以前，一天内登顶珠峰的人数最多不超过50人;2012年5月19日就有234人成功登顶。死亡4月18日，一场16人死亡的灾难，拉开了今年珠峰第一个登山季的序幕。10月13日，第二个登山季，24人在登顶珠峰的过程中遭遇暴雪，不幸罹难。据统计，自1953年珠峰被人类征服后，已经有近300人因攀登珠峰而丧命。热潮自1953年，新西兰登山家第一次成功登顶珠峰后，到2007年，共有3243人成功登顶。从1975年开始，每年都有人成功登顶，登顶成功人数呈整体上升趋势。截至2012年登山季结束，已有6322人次成功登顶珠峰(非政府组织8000er.com数据)。2000年以前，一天内登顶珠峰的人数最多不超过50人;2012年5月19日，一天就有234人登顶(珠峰登山史学家埃伯哈德统计)。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华丽的悲伤
生命折射出来那么多绚烂，可是也挡不住世界上某些角落里有痛苦悲伤的存在。哭泣比流血更痛苦...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很好的诠释了这句话，完美的将它表达了出来，把这个感觉传达给了观众。
他，一个患了遗传性血癌，被母亲抛弃，为了爱她，让她嫁给了不是他的他：她，一个一夜之间失去所有的亲人，为了爱他，让自己嫁给了她不爱的他;他的故事，就是这个悲伤的故事;她的故事，就是那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他跟那个不是她的她说：“我不想，我不想就这么死去，我希望恩媛明天嫁的人不是他而是我，可是，不现实，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不能做梦 ”;她无声地跟那个他说：“拜托跟我说，我来抱着你，我和你一起死，一直以来你对的好，我会跟着你，把这份债还清”;他，宁愿毁灭自己也要将真爱封存，将她托付给另一个他;她，宁愿默默地承受着这早已捅破的谎言，选择跟随他的脚步离开;一次次的不经意，一次次的巧然，压抑的彼此淡然地说“我喜欢你”而不是“我爱你”...他跪地痛哭，时间停止了，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痛苦，在这一刻静静的止住;她随他离开，时间停止了，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幸福，在这一刻永恒的定格;这是他和她的故事，一个华丽的悲伤，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这部电影的拍摄结构很好，使得整个剧中的主题活灵活现。看似零碎，看似碎片化、零碎化的场景，却能用人物串联起来，形成一条隐隐的主线。看似叙述无味的故事，只因后面的人物表白把整个故事带入另一个世界。什么是割舍，什么是爱情，这是这部电影里面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其中，又引用了人物旁白以及插叙，倒叙的手法。环环相扣，将观众的心抓的紧紧的。将电影的主题欲隐欲现的呈现到观众的脑海。
割舍的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其实在大部分的泡菜剧中都会出现类似的主线。男女主角总会有一人在某种已知或者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偷偷将自己那份真正的感情慢慢隐去。这部电影则是利用男主角患有不治之症为前提，以同居的朋友的幸福生活为最终目标，舍弃自己真正的感情，拱手相让的故事。她幸福就是他幸福，这真的好伟大，这也确实很懦弱。其实，做出这样的决定本身就是自己逃
避的结果。他在撮合她和另一个男人的时候，他慢慢也发现自己的矛盾，伟大和自私到底矛不矛盾?难道那些伟大的人都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吗?透过这样视角再去述说那些陈旧的东西，再去述说挤压在我们心中沉寂的东西，会不会有一丝触动的感觉?
而在剧情发展到这个阶段之后，主题开始若隐若现的展现，也将观众的内心从一个平静的状态引向波澜。这一点我感觉导演的手法很好，很特别，也把这么一个不怎么独特甚至都烂掉的调调从舞台的小角落慢慢走出。从女主角的角度去再述一遍这个故事。因为不小心吃错药才知道他有绝症，也正是因为这样，她顺利地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也正因为这样，那段发短信的言语才不会突兀，也正因为这样，在婚纱的背后，她默默地哭泣，在转头之后，她的眼泪瞬间流出，这是她摘下那片笑脸面具最真实的样子。这样子，故事比悲伤更悲伤的情节便华丽的一展无遗的走进观众的视野。
正如牙医所说的，爱一个人，通过对方的眼神就知道她爱不爱你了。爱的那个人会在这人的眼中显现出另一种感觉，那就是深爱的眼神。只是一次喝咖啡，只是一次喝酒，只是一次交不交往，只是一次试婚纱，只是一次结婚，这就是爱情?女主角用行动来说明，喝咖啡表示他是我选中的人选;喝酒是为了准寻他的计划，让他安心的药剂;交往是顺着他的意愿的过场;婚纱是抓住余温，抓住感觉的一次告白;结婚是他的最终意愿，她除了顺从就是用眼泪来述说自己痛苦的内心。
最后再通过牙医的视角透视他的感觉和他们后来的情况。其实，牙医也是这部剧的主要任务，可能因为是配角的问题，只是最后才设计，篇幅少之又少。作为一个观众，很欣赏牙医的前女友的设计，她用照片承载的男主角的内心。也用不是语言却胜似语言的方式将男主角的面部表情，内心写照干净并且简洁的砌成一道透明的墙。个人感觉，这是电影中的一个亮点。
整体说说对这部电影的感觉，普通的线索，通过一些特殊手法的帮助，还有一些看似普通却华丽的亮点，贯穿主题，将悲伤很华丽的上演。虽然距离第一次观看这部电影的时间已经三年之久，记忆却依然犹新。从一个纯粹观众的角度，这部电影真的很赞。
比悲伤还悲伤的是，我看见倒映在我眼里的你的悲伤，却还要假装微笑。
前几十分钟我几乎看不下去，几次冲动想要按右上角的出口离开，最终还是看到了最后。不可否认的是，我被感动了。
时钟倒回的那一刻，所有的情节开始改写，你会发现细节都没有改变，只是听见了另外两个人心里的悲伤。
她服下药的那一刻，天旋地转，原来这不是让脑袋聪明的维他命ABC，而是延续他短暂生命的止痛药。
她擦干了眼泪，嗔怪地说，我和你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为什么我没有昏倒?其实她想说，为什么生病的只是你?
他对她说，最希望的事是她找个好男人嫁了。于是她就真的找了一个好男人，说喜欢他，和他约会，和他亲吻，向他求婚。其实她知道，哪里还有更好的男人，因为最好的这个男人，一直在她的身边，像戒指，像眼镜，像床，像笔记本，像所有最亲近的东西一样，缠绕在她的生命里。
这样的爱有些固执，有些不可理喻。
相爱不就是要在一起，彼此拥有，彼此缠绕么?
甚至，即使患上绝症，也要死死抱住对方，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刻。
不是这样吗?
于是，我看见了不一样的爱。
我看见了倒映在他们彼此眼里的悲伤，还有假装的微笑。
悲伤的本身是生命不能继续，比悲伤还要悲伤的是，这是阻止相爱的唯一理由。
那个时候，如果他回头，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又或许，这样的他们会比较幸福。
正像他所说，爱情就像刷牙，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爱的方式。
只是这样的爱，过于悲伤。
有一个男孩，他的人生命运多舛。
命运弄人。我真不知道这个男孩在他的前生都造了些什么孽，他的今生竟如此的凄凉。
天知道，命运会跟他开两次天大的玩笑。
在他刚满两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便无奈更无情的抛下了他。从此，他成了一个没有妈的孩子。
其实，他母亲的出走其根源应归咎于他那个好酒的父亲。
他的父亲平日里特好喝酒，是个嗜酒如命的酒徒，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平日里大多时间在天还不见亮就已出门，很晚，很晚回家的时候不是三分醒，七分醉，就是烂醉如泥。至于他白天都做了什么，我们村里的人的就全然不知了。
他父亲好酒的这个“烂习性”在我们乡下是不被人所看得起的，所以，我们那里方圆几里的人都称他父亲为“烂酒鬼。”
他的父亲除了好酒以外，脾气还非常的暴躁。每当醉酒回家的时候，便是他们母子遭罪的时候，无情的打骂妻子，大声的呵责还不到两岁的儿子。
终于，在两年后，男孩的母亲再也忍受不了他父亲醉酒后无情的折磨。于是，在他刚满两岁的时候，便活生生的抛下了他。
两年过后，我们得知他的母亲已改嫁他人，而且还有了孩子，有了一个幸福而又温馨的家。
他的父亲其实在这两年期间曾无数次的到他外婆家寻找过他的母亲，并希望能重组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但最终还是毫无结果。
当我们得知他母亲已经改嫁他人而且还有了孩子的消息后，他的父亲便自然而然的知道了此事。我们村里的人原本以为当他的父亲得知此事以后会一改先前的烂习惯，重新管理好他的家庭，呵护好他还很小的儿子。可最后谁也没有想到，他的父亲不仅没有改掉先前好酒的坏习性，反而越喝越厉害，几乎天天都是烂醉如泥。
男孩的父亲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醉下去，一直醉到男孩8岁的时候。
最终，烈酒成了男孩父亲的催命符。他的父亲在一次深夜醉酒回家要到家门口的时候，由于喝得过多导致神经不清从路边一个很高的坎上跌落了下去，不幸离开了人世，离开了还只有8岁的他。
男孩父亲的死对于一个还是孩子的他来说犹如一场暴风雨在他已经灰色的空间里下得猛烈，让他无处躲藏暴风雨的侵袭，只能一个人孤独的蜷缩在一个悲伤的角落里伤心的哭泣。
如今男孩已经14岁了，虽然他有两个伯父在一直照顾着，生活也还算得上无忧无虑。但命运的捉弄始终还是让他无法忘记母亲的抛弃，父亲的长逝。他的心里始终还是布满了阴霾。
一个没了母亲，没了父亲的孩子，他的生命怎么不会残缺呢?一个从小就被命运捉弄的人，他的生命又怎么能不会充满了悲伤呢?一个孤独的男孩独自一人面对他如此命途多舛的人生，他能怎么做呢?
是否，前世邀约?否则就不会为在这一世的惊鸿一瞥间便深深迷陷。
(一)初相遇
黄昏相遇的时候，突然就爱上了那对亮晶晶的虎牙和眼眸，藏着某种年华，是深邃吧。
于是，她的书里多了封信，她背后的我丢失了魂。
我躲进我的角落里热情相约，终于见到夕阳斜落的光景，还有，微笑的她的侧脸。
就这样默默的走着，像欣赏一件精致的瓷器，却轰然被她柔弱的话语打碎。
我们用思想畅游一切，孰不知，我已深陷。我默默跟随，像一只迷路的蝴蝶，忘记该往哪飞。
(二)红尘陷
相伴无言，沉寂无声，终是错过那一段红尘旧梦。
我们用书信交换天地，斗转星移，幻想看见彼此的宇宙是怎样的孤立无援。
用言语交融，在最伤心的时候，用眼眸抚平遭受的坎坷，化作沼泽，一往情深的陷了又陷。
她说，要努力，于是那时的我硬是拼上了第一。因为，有种感觉，不言而喻。
(三)泥沼深
还是鼓足勇气，十三个月的努力。说了那一句，只还给我一声对不起。
于是，我的世界重新开始凝炼天地玄黄，回到混沌初始。只未发现陷得太深，终于是徒劳。
那么，就让我的世界越入越深，只为一窥她背后的本真。可我终究是没做到，原来朋友所谓的十三十三失散失散真的灵验!
(四)孤浅唱
我的低靡，我的天灰，因为我不相信，所以风飘云散。
只是，月亮与地球虽有吸引力，却只能保持那么一段渴望而不可及。
蓦然发现，错过竟已太多，心有所感，便开始记录。
我为她写诗，她只说好，却再未有其他。
我静静地写着，为她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可却无法抓牢空荡荡的掌心。
(五)伤离别
也许那一片天空不再湛蓝，却变得澄澈，在转身过后，就此离别。
会去感伤了，四年来，那份感情变得细腻，总在伤心时涓涓潺流。
我也终于明解为何她有那样深邃的瞳眸，她藏了太久。
那位亲爱的，你爱了，却没告诉我，那位亲爱的，你过得很幸福，不需要再假装柔弱了。
呵!我只是过客，天涯孤子，伤却离别，过尽万千凡心，终于只为看懂你……
也许，千百年前我曾在你的身边檫过，只是还未来得及打声招呼便匆匆忙忙更替到了这一处。也许，只是一颗茫星却也想和盈莹皓月争辉，只是还未来得及深深拥抱便转瞬间堕入轮回。也许，能够化作蒲公英打着降落伞来到你的身旁，只是还未来得及逗留便随着风儿流浪去了远方。也许，下辈子是只白狐清嚎在无人的雪野，只是还未来得及热恋一场便相忘此生。也许，只是还未来得及，一切都已离我远去……
文秘助手()之写悲伤的作文：驻足悲
伤
一度认为，幸福的世界就是这样，是满屋的糖果所不能换取的。 风吹过，好冷，刺骨的冷，连风也在嘲笑我吗? 原来，这只是回忆.是因为刚才看见你的原因吗?
泪，不知为何落下。我仿佛看见有无数的细流将我推送到一个地方。 是那片熟悉的枫树林。
“雨，你看，那两棵枫树好像我和你啊。依偎在一起，那棵高的是你，那棵稍微矮的是我。永远不分开哦。” “恩，这是约定哦。”
枫树林中的它们见证着我们的友谊。
为什么?今年我独自一人踏着落叶来看望你们，你们也在伤心吗? “我们以后不是朋友了!我不想在看见你了，我先走了。你自己...保重...”
“那你走吧!以后别在见面了，即使见面也要像陌生人一样。”
“再见，再也不见。”说完我们最喜欢的句子，她转身，然后独自离开。从始到终，我都没回头，之怕自己会崩溃。在那片枫树林中，我哭了，仿佛一直支撑着自己的支柱倒了。我仿佛看到过去的点点滴滴不断地交织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它们重叠在一起，轰然倒塌，只剩残渣撒了一片。哪一科，我清楚地听到快乐正踏着碎片远去的声音......
手指抚上粗糙的树皮，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枫树之神告诉我：“孩子，为什么不去解释?” 解释，有用吗?
看着枫树落下的叶子。泪，无声的滑落脸颊，砸在心里，异样的疼。 风，来了就走，我的脚下铺着一地的残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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