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论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宏观经济学论文(精选5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经济问题作为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一种社会问题，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本国的持续生存、发展。现阶段，西方的经济学可以划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二者虽然研究的层面和角度存在差异，但实际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并且同样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西方微观、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从二者的区别、联系阐述了微观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第一篇：宏观经济学论文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摘 要：新政治经济学以使用经济学现代方法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为核心，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发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对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则表现在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所做的创新。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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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于17世纪的西方，作为一门学科则形成于18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问世。“政治经济学”一词从其起源就一直含有管理、控制甚至自然规则的涵义。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写作的主旨为研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经济学原理》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寻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自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涵义也由此变得不明显了。在1932年罗宾斯的一篇著作里，以边际主义的形式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因为愿望和稀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经济学可以取代政治经济学”。[1]至此，“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但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特征仍是区别于经济学的，其研究对象是国家、公民以及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和规律。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代表，呈现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具来研究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过程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被称做“新政治经济学”。从研究内容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秉承了政治经济学“管理、控制”的原始涵义，因此，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续与回归。

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它仍然可以从层次上划分为微观与宏观层次。它的微观层次主要是研究政治对个体、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影响;它的宏观层次即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从宏观角度考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政治与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相互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从研究方法上摒弃了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一系列的非现实假定，它的出现和发展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核心地带。 

1.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是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创新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即为现实中出现的经济事件或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释，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所以经济学的发展都是“问题导向”的。这点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然而，20世纪初，执西方经济学界之牛耳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满怀信心地宣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到此已经确立且无争论的余地，所以，下一代经济学家将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这些原理的应用，以适应现实世界中各种体制与实践方面的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看到，马歇尔的断言是错误的。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尽管已经出版半个多世纪，但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仍存在激烈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现象，但对解释70年代的“滞胀”现象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 “推陈出新”，但是20世纪的经济状况毕竟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垄断和市场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竞争)支配着经济活动，公共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义似乎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和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又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张又赢得政府的垂青。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扩散，重新焕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由此导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批判与反批判的主要对象。凯恩斯革命是对古典传统的全盘否定。自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主义开始，古典传统得到逐步恢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部分复兴了古典主义的一些思想和结论。在这种向古典经济学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了进来。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但是他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把粗糙的货币数量论改造成“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并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但提出了很多新的东西，如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校准”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趋势不但出现在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而且也出现在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

然而，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首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古典经济学，但这种复兴只是片面的，或者说基本的研究基础和方法并没有根本改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分析问题是以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为出发点，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无疑强调了严格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约束下的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给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包括由人与人之间竞争联系到的社会关系本质，当然政治因素也遭到淡化。仅仅以直觉就不难发现，新古典宏观理论的假设和命题与现实相距甚远。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2]。这实在是对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背离。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 “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新古典宏观理论必须解释或者不得不解释的主要问题正是源于这种现实。这种非现实假定和对非技术因素(如社会关系、政治因素等)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的缺失导致其无法完成宏观经济学的神圣使命。正如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所宣布的：“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3]

从上述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来看，向古典的“社会或政治关系因素”回归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把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恰好顺应了宏观经济学的融合方向，它的出现不仅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将导致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变。[4]

2.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从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和“经济”具体分析。

“政治”是指一个社会运用国家权力做出“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决策，该过程是一个集体选择的过程。由于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集团、群体和党派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其利益是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这就需要社会在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竞争性的利益中做出选择。政治过程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一个社会内部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集团关系、群体关系和党派关系。推而广之，由于政治还包括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多边关系、地区联盟、国际组织和全球性协议等，这便是国际政治。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 “经济”的涵义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所下的定义，也就是它研究稀缺的资源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进行配置，收入或社会产品如何通过分散化的过程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经济也是一个决策的选择过程，它要选择“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是一个分散的选择过程，而不是集体选择过程，经济决策通常是由理性的经济主体(个人或企业)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市场上分散做出的。因此，政治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经济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还包括社会、文化及其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分析经济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由此，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个“交叉学科”或者是“社会科学”。当代西方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威罗伯特·吉尔平甚至拓展了这一学科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即应当是“分析在现代世界中由于国家和市场的并存和动态上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的一个研究领域”。[5]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一个国家中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包括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当然，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和利益的不一致性也是宏观经济学中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之一。

3.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学科区别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科都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对于新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存在异议，有人仍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并非政治经济学，而是受新古典经济学派布坎南等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应叫以研究对象领衔的什么经济学，如政策经济学、行政经济学、公共选择经济学等。[6]这种观点把新政治经济学等同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把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大大缩小了。

本文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是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式。它的古典形式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获得的不同表述，即在“资本与劳动”利益冲突的格局内，探求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及政策。而它的现代形式，“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4]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实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为特色的。这种延续性同样适用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对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许有人会认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财政)及公共选择等学科似乎类似。其实不然。以阿罗和布坎南的理论为例，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其主要结论被概括为“不可能性定理”;布坎南的思路，其主要论证可以概括为“立宪商谈”——以比较小的代价在特定群体内部达成比较一致的同意，但绝不追求公共选择的逻辑自恰性。上述二者都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和康德所定义的“公民社会”的主题——自由意志寻求使全体自由意志享有等度自由的社会秩序。公共经济学通常涉及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学，即政府的经济决策如何影响经济参与者。实证公共经济学研究税收或支出政策对个人和厂商的影响，这显然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在阐述税收和支出政策是如何选择的问题时，公共经济学主要是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即把政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作为既定的，然而探索税收与支出政策，而不是用直接“命令”来实现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是规范公共经济学学科范围的事。此外，公共选择涉及的是研究决策机制本身，强调的是运用经济分析工具去研究集体的选择。正如穆勒下的定义：“公共选择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方面的研究，或者说是经济学在政治学科中的应用。”[7]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同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

二、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很大不同，这点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在自然科学著作中很少谈到方法论，而经济学著作中则在一开始就表述其方法论，如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均衡的概念等。经济学的宏观结论很多还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等来检验和应用，这就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是一种“解释性理论”的特征。在这里讨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其基础在于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其假设对于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是不适当的。目前，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所有复杂争论主要也在于这一点。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 “新”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也就是说，这门学科的创新性并不体现在研究内容上，而是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它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弥补了上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缺陷。

1.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

随着经济学与政治学分化为不同的学科，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离开了政治和制度因素。对方法论进步的追求，以及对更为严密的经济分析基础的期望是这种分化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对这种严密性的分析，使得经济学脱离了社会科学的本质任务。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从基本假设出发，它分析价格、激励等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自利的经济人行为的相互作用来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进而探讨这种状态下的效率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基本问题，本质上是数学中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为了分析这一问题，现代经济学又形成了一系列的参照系，例如，阿罗—德布鲁定理、科斯定理和莫迪格利亚尼—穆勒定理等，这些定理大都建立在严格的数学证明基础之上。

当今迅速复兴的新政治经济学，广泛借用现代经济学业已形成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在分析政治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时，其基本假设是无论政治家、利益集团还是单个选民，都是理性人，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理性决策，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数学方法来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分析，首先，是概念性的。它运用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例如，经济学中的最优化理论可用于不同利益集团理性决策问题;代际交叠模型可用于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决策对经济增长和代际再分配的影响;博弈论的方法可用来研究政府承诺的可信性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问题。其次，现代经济学还提供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例如，分析局部均衡下的资源配置及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往往需要借助供给—需求模型;分析企业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通常需要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又要使用非对称信息模型;研究经济增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要用代际交叠模型;分析金融体制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问题，又要利用银行挤兑模型。这些模型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它们也基本上采取了严格的数学形式。由于现代经济学在研究的出发点、参照系和基本工具三个层次上都与数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就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和基本分析方法。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借助了现代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和工具，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因此，宏观经济学之所以新，并不在于它研究的内容，而在于研究方法，即在于它广泛运用了成熟的经济模型;它的分析工具不在于选择机制本身，而在于经济分析工具的运用。

2.政治学与经济学分析相融合

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人和市场行为，而且涉及政治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经济决策是在政治界做出的。但是，为了追求分析个人行为与市场的严密方法，经济学最终与政治学分离开来。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正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又转而注意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这个老问题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政治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决策者往往会在考虑宏观经济问题并进行决策时关注其政治影响，这就为在宏观经济范围内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都在增加，这就使得经济问题就其性质和影响来说日益成为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则日益成为经济问题。国民收入增长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经济问题，但是无论是从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来看，还是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来看，它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但它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权力之争的背后就是经济利益之争，争权是为了争利。政治舞台上的声音是经济利益的要求使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试图把观察社会的政治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认识这个社会的特征，更充分地把握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地分析隐藏在宏观经济学基本问题之后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决策机制、承诺与信誉、法律制度和授权机构、收入再分配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多相性及利益冲突、要素积累与经济增长、国际经济问题以及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等问题。它的核心是研究政治力量如何影响经济政策，有效地将经济学与政治学融为一体，推动“新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总之，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3.利益不一致性作为研究出发点

只有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即社会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才涉及权力和授权问题。[8]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层面，利益的不一致性体现在个体之间的协商与博弈，而当一个社会的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应该如何做出在总体上影响社会的集体决策，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回答的问题。政治可以被看作是对集体选择机制的研究，探讨权力或职权是如何得到并如何运用的，可以被看作是运用何种机制进行集体决策这个一般问题的特殊形式。[9]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个问题上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研究体现为目的与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性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的行为。”[10]因此，运用到政策选择上，包含着一个不明确的但至关重要的假设，即最优政策一旦被发现，就将得到贯彻实施。[8]政策选择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或计算问题。一旦最优政策被计算出来，政策制定者就会实施，因此，这一决策可以被看作是自动的。也就是说，由于政策制定者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者，最优政策一旦得到，便会无条件地接受并贯彻实施。最优政策结果与实际选择的同一性，意味着所得出的结果是规范经济学，而立即进行政策选择就会以实证经济学而呈现。

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即研究首先从实际政策与“最优政策”不同这一事实开始。后者被定义为受技术和信息的制约，而非政策的制约。因为政策是可以随着最优政策的发现而短期变动的。面对利益冲突，政府所运用的政策选择机制很大程度上与仁慈的社会计划者所选择的结果大相径庭。这一实证观点暗含了一个规范的方法：规范政治经济学将探讨在现有的政治约束既定条件下，如何能够将社会很好地引导到实现特定经济目标这样的问题上。它不仅包括如何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克服政治约束，而且也包括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设计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一个经济正在经历恶性通货膨胀。显然恶性通货膨胀对社会所有成员都是不利的。技术问题是如何能够以最低的成本降低通货膨胀。曾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经验表明，降低通货膨胀的必要措施是尽可能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因此，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制定者将会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实际上，我们能观察到的情况是，在许多发生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很多政府都难以做到尽快减少预算赤字，导致通货膨胀也在加速之中。其中最核心的障碍就是经济主体的利益不一致性。实证经济学的问题是，预算决策的政治约束是否能够解释这种拖延，以及拖延的时间长短如何反映解决预算冲突的不同机制。而规范经济学的问题是，如何设计政策，或者是涉及能够就如何减少预算赤字尽快达成一致的政策选择机制。

此外，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上，居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核心地位的利益不一致性还被用于研究经济改革与转轨、收入分配以及公共物品等问题。

总之，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以政治在宏观经济中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特色在于，既在社会因素中凸现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顺应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复兴，又应用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利益不一致性为出发点对政治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将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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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Robbins，L.1932.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M].London: Macmillan.2nd den.1935.

[2] 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已露游戏人生之病象[N].经济学消息报，2003-06-20.

[3]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http://www.paecon.net.

[4] 贾根良.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异端的综合[J].天津社会科学，2004，(2).

[5]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6] 胡培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该“退役”了[J/OL].北京日报网络版，2006-08-09.

[7] Mueller，(1989)，Public Choic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

[8] [美]阿伦·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M].杜两省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6[9] Keohane，R.(1984)，After Hegemony，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21.

[10] Lionel Robbins.1932，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M].London: Macmillan.

[11] 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2] 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变迁[J].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1).

Political Economics in Macro-economics

——From the Study Method of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JIN Wei-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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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ics in macro-economics;new political economics;study method

(责任编辑：刘 艳)

作者：靳卫萍

第二篇：金融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摘 要：混沌理论分析实现了多种经济现象规律与结构的深层揭示。基于此，本文从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衍生产品市场入手，站在混沌理论视角下对金融经济学进行了分析。同时，以宏观经济数据、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为切入点，探究了混沌理论视角下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混沌理论;金融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对于混沌理论来说，由于可以完成隐匿于随机(貌似随机)经济现象背后有序结构以及规律性的研究与揭示，因此在金融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阶段，基于混沌理论的金融经济学研究与宏观经济学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证据，能够为相关领域与理论应用指明发展方向，具有极高的探究价值。

一、混沌理论、金融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一)混沌理论

混沌理论是一种兼具质性思考与量化分析的方法，一般用于动态系统中(包括人口移动、化学反应、气象变化、社会行为等)只能使用整体的、连续的，而不是单一的数据关系才能加以解释与预测的行为的探究[1]。对于混沌现象来说，主要存在于容易变动的物体或系统内，该物体在行动初期相对单纯，但是经过一定规则的连续变动后，则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即混沌状态。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混沌状态与一般杂乱无章的混乱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可以通过长期、完整分析形成某种规则。

(二)金融经济学

金融经济学主要对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行研究。总体来看，金融资源(金融工具)有着多样化的形态，包括货币、债券、股票及其衍生产品，相对应的，不同形态所带来的收益和风险也存在差异[2]。但是这些多样化的形态中均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人们拥有金融资源不再像经济学原理所描述的那样，仅为了想从使用这些商品的过程中得到一种满足。当前，更多的是希望通过金融资源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在可直接提高自身物质购买力的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三)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是利用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等总体性的统计概念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的一个经济学领域。其中主要包含宏观经濟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宏观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主要为基于不同派理论所建立的不同模型。

二、混沌理论视角下金融经济学的分析

(一)有效市场假说

对于有效市场假说，主要建立了一个分析系统，让人们在该系统所设定的框架内，对股票价格本身的合理性，股票价格与信息披露和市场上其它各种因素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市场研究中将有效性视为证券价格行为的主要特点，并以股票价格反映新信息。从表面上来看，股票价格呈现出随机运动的趋势，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为信息的随机到达，因此在基础上构建起了有效市场假说。但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多数研究人员对线性等假设提出质疑，认为基于完全信息的有效市场假说并不存在。若存在，则代表着信息收集并不存在收益，极容易引发市场崩溃。所以，在整个经济市场中，必然存在部分个体的竞争力更强、收益更大。

事实上，对于线性模型而言，只能够出现摆动的与稳定的、摆动的与爆炸的、不摆动的与稳定的以及不摆动的与爆炸的这四种行为。混沌理论的兴起与应用，使得传统线性思维被打破，研究人员认识到市场属于非线性动力学系统。

(二)股票市场中的混沌证据

在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着多种衡量股市波动的指标。其中，衡量美国股市波动的最典型的指标为S&P500指标。彼得斯的研究显示，S&P500指标的相关维为2.33。在实际的研究计算中，为了保证整个过程在混沌分析的视角下进行，引入了李雅普诺夫指数，得到的计算结果为0.0241，证实了S&P500指标中存在显著的混沌证据。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彼得斯加大了研究计算样本，选择英国、德国、日本这三个国家进行计算与验证，结果均发现了混沌证据。

后续研究中，均发现了股票市场中的混沌证据。例如：叶中行、杨利平等在对上海股市进行研究时，发现了其中包含的混沌证据;赵华对上证指数的最大李雅普诺夫指数进行了计算，结果呈现为正数，意味着上证指数具备混沌特性。

(三)期货市场中的混沌证据

在期货市场中，也包含着一定的混沌证据。DeCoster等人利用李雅普诺夫指数、相关维对糖、金属等期货数据进行检查，使用了400多个观测值组成数据集。为了确保结果的科学性，发现更强的混沌证据，同时对时间序列展开AR与ARCH滤波处理，也发现了相同的混沌证据。就当前的研究来看，对数据进行滤波处理是否是必须的尚未形成统一结论。例如，Theiler等人就数据滤波处理提出了反对意见。相关研究认为，使用滤波进行数据处理可能会过滤掉数据中包含的混沌证据，且不能增加滤波证据。

(四)外汇市场中的混沌证据

在对金融经济学进行混沌分析时，有关研究人员在外汇市场中发现了混沌证据。在早期的实证研究中，普遍使用了随机漫步模型对外汇市场的有效性展开了检验。例如，Meese等人的研究显示，名义汇款的对数与随机漫步模型相符合。而在近期的实证研究中，更多对汇率的非线性特征进行检验。例如，Bajo-Rubio等人对西班牙银元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进行了研究，最大李雅普诺夫指数与相关维结果均证实了其中包含着混沌证据。具体而言，就是在对即期汇率、远期汇率(一个月与三个月)进行分析计算时，得到的最大李雅普诺夫指数均为正数，在嵌入维增加的情况下，相关维数在3以下保持稳定。Hsieh等人在对美元、英镑、加拿大元、日元、法郎(瑞士)、马克(德国)之间的汇率进行独立同分布检验，结果表明，汇率中存在着极为强烈的非线性，表明了汇率(外汇市场)中存在混沌证据的高可能性。

(五)债券市场中的混沌证据

债券市场是金融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属于金融资源的一种形式。在当前的研究中，相关人员对其中包含的混沌证据也展开了实证分析。例如，Jaditz等人对不同六个月国债、六个月商业票据利率进行了利率风险溢价的计算，并使用了相关维对时间序列中包含的混沌证据实施检验，结果确定了其中存在混沌证据，并对零假设(变化过程属于随机漫步)落实了拒绝。Mahajan等人对利率与汇率进行结合研究，主要使用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等十一个国家的日短利率，十种货币的即期利率与远期利率(包含相应国家的通货膨胀等)展开研究，判断其中(利率与汇率)是否存在混沌证据。在研究中引入了独立同分布检验以及相关维分析，结果表明：远期汇率风险溢价显著，且结构呈现出确定性，但是结构的复杂性也相对较高;汇率红的变量与PPP均衡理论显示出较高的一致性。这一结果强调，汇率与利率并不服从随机漫步，均属于复杂的动力学行为。

(六)衍生产品市场中的混沌证据

对于衍生产品来说，定价属于证券价格服从随机漫步的假设，若未充分满足这一假设，则衍生产品定价会发生极大的变化。Hagtvedt利用了亚市障碍期权对高度敏感期权定价进行了分析，探究混沌对其影响。结果表明，高度敏感期权价值与正态分布的期权价值存在较大差异。

三、混沌理论视角下宏观经济学的分析

(一)宏观经济数据中的混沌证据

若宏观经济数据具备混沌特征，则这种宏观经济极容易发生较大的波动。对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混沌理论视角下的分析，旨在挖掘经济波动中包含的规律。长时间以来，研究人员并未在宏觀经济数据中发现混沌证据[3]。例如，Frank等人对加拿大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最大李雅普诺夫指数为负数，未确定出宏观经济数据中具有混沌证据。

在宏观经济数据中的混沌数据分析中，我国学者陈平在研究中首次发现混沌证据。在实际的研究中，主要对十二种类型货币的货币总量时间序列展开了李雅普诺夫指数以及相关维检测，共计形成了800个周数据点，并发现十二种货币汇中有六种货币的总量时间序列具备混沌特征。此外，沙因克曼等人的研究显示，美国战后人均GNP虽不存在混沌现象，但是表现出了显著的非线性特征。

在混沌理论视角下对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时，难以发现混沌证据，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相比于金融时间序列来说，宏观经济数据的观测数量相对较少，且包含的噪音较大。而李雅普诺夫指数计算对观测数、噪音的敏感性极高，所以难以获得混沌证据。为了防止这一问题，赵华在研究中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使用了基于神经网络的李雅普诺夫指数算法展开我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保证了短时间计算MLE的准确性与稳健性[4]。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年度GDP中存在混沌证据以及结构性变化，可以利用马尔科夫转换模型完成分析。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中的混沌证据

依托混沌理论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进行分析，除了能够探究其中是否包含混沌证据之外，还能够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作出新解释。例如，岳毅宏等人对传统静态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分析，结合其中存在的缺陷构建起了动态的经济增长模型。同时，利用李雅普诺夫指数对系统处于倍周期分岔点微小邻域内的收敛行为展开了进一步分析。

四、结语

综上所述，混沌理论为金融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更好地开拓了研究视野。金融数据的研究中，股票、期货、汇率与利率中均发现了混沌证据，证实了金融市场属于复杂动力学行为。在宏观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数据存在非线性以及混沌证据，能够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研究做出新的解释。

参考文献：

[1]何孝星，赵华.关于混沌理论在金融经济学与宏观经济中的应用研究述评[J].金融研究，2006(7)：166-173.

[2]张杰.当经济学遭遇中国金融改革：几个问题的新解释[J].国际金融研究，2019(6)：3-13.

[3]张军，张晏，王永钦.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学：新问题、新范式与中国学者的探索——首届中国宏观经济学者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19，54(9)：203-208.

[4]韩金晓.对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9(11)：13.

(责任编辑：林丽华)

作者：张俊领

第三篇：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研究

摘 要：经济问题作为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一种社会问题，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本国的持续生存、发展。现阶段，西方的经济学可以划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二者虽然研究的层面和角度存在差异，但实际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并且同样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西方微观、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从二者的区别、联系阐述了微观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内容区别;层面区别;互补联系

本文索引：吴悠.<标题>[J].商展经济，2022(02)：-023.

进入新世纪之后，从国际社会发展看来，贫富对立、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纷纷出现，成为阻碍各国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资源有限及其分配不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始终追求有效资源的合理配置、应用，这也是经济学领域高度关注的问题。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分别是从资源的配置、利用层面出发进行研究，二者之间既有关联，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1 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分析

1.1 西方经济学领域的萌芽、发展阶段

15～19世纪，西方国家产生的重商主义，本质上是针对现代社会中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层面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倾向于产品流通，且内容上主要以各类政策文件为主，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各项理论知识呈现出一种分散化的特点，这也是西方初始的经济学发展阶段。17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是西方的古典经济学阶段，亚当·斯密作为这一阶段经济学代表性人物，其出版的《国富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其中的理论更加提倡让价格这一类社会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使得人们在重视个人私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

1.2 微观经济学的形成、建立阶段

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领域出现的经济革命催生了新古典经济学，这也是微观经济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效用价值理论的提出，后续相关经济学者将之发展形成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边际效用价值论得以和生产费用论进行有效结合，形成了一个将均衡价格作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这也是微观经济学诞生的重要理论基础。

1.3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

现代社会的西方经济学是以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作为主要标志。在凯恩斯的研究中，立足总需求的角度，对国民收入决定进行分析，并使用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方式很好地解释各个国家失业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套国家政府干预经济、需求管理的具体办法。这种以国家干预作为基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成为宏观经济学得以诞生发展的重要理论知识。

2 微观与宏观经济学者之间的区别

2.1 中心理论层面的区别

从微观经济学的层面来看，价格理论作为其核心理论，认为家庭和企业通常都会受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价格的支配，产品的生产及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都需要由市场经济的价格决定，产品价格也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了有效的调节，这一理论提倡通过各类产品价格的调节来推动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国民收入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绝对的核心地位，提倡将国民收入的决定作用作为中心，将社会资源的利用问题进行有效研究，并以此作为基础，就国家内部国民经济体系的实际运行状态做出深刻的探究。

2.2 研究对象层面的区别

社会范围内的单个经济主体实施的各项经济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研究主要的对象，宏观經济学则是将国民经济整体视为研究对象，其中自然是囊括了单个经济主体的各项经济行为及其问题，包括了家庭、企业，整个社会经济则是由各个单体经济单位组成的社会整体体系。由此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便是家庭和企业经济行为，换言之，微观经济学更加提倡家庭如何将所得到的优先有效应用于各种物品的消费中，以此来最大化地满足家庭成员的具体需求，同时企业也需要将其有限的经营收入，在合理分配到各类物品生产过程的前提下，实现其经济利润的最大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居民个人、家庭及企业个体，在发展中追求的或者是正在实施的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行为是微观经济学得以诞生、发展、应用的前提条件，而宏观经济学则是从社会范围出发，研究、考察其内部的经济能力。

2.3 基本内容层面的区别

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厂商均衡理论等共同组成了微观经济学的重要部分，随着现代经济的持续发展，产权经济学、时间经济学等得以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体系包括国民收入决定、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

2.4 所用分析方式的区别

单体经济单位出现的各种经济行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其研究方式出现了个量化倾向，而宏观经济学因为立足国民经济整体实施问题研究、探讨，研究方式呈现出总量化发展倾向。简单而言，个体分析是针对经济变量的单向数值如何进行决定给予研究，比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便是微观经济学中研究价格的主要组成范围，换言之，微观经济学更加倾向于针对价格这一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进行研究。总量分析则需要宏观经济学对整体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和彼此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并以这种分析结果作为基础，对整体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进行阐述，以此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微观经济学中所提到的某种产品的产量、价格等都属于个量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宏观经济学则是重视各个体变量决定、变动及彼此之间关系的研究。通常而言，宏观经济学的变量可以分为个量的总和、平均数量两方面，前者最为常见的便是国民经济收入、总体的企业投资，平均量则是各种商品和劳务的平均价格。

2.5 定义上的差别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二者并没有在体系上做出细致的划分。以目前的经济学研究来看，通常是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19世纪末期，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已经明确提出了有关微观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知识，这就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1936年凯恩斯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倾向通论》这篇文章则是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实际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概念是在1948年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出版的《经济学》一书中正式提出的。简单而言，微观经济学是一种将个体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并研究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对价格机制如何妥善解决社会资源配置问题给出解释。宏观经济学则是将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这一体系中各种经济总量的变化，为资源的合理分配提供理论层面的支持。

2.6 基本假设上的差别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二者在运用过程中展现出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二者在基本理论假设上存在着区别。简单而言，微观经济学在提出相应的研究建设的同时，需要以相关的假设条件作为指示，具体包括如下三个层面：第一，当时的市场经济需要保持一种绝对理性的状态，处于正常稳定运行的环境下。第二，经济市场出清。第三，假设信息需要维持一种完全对称的状态。相较于微观经济学的假设条件，宏观经济学在提出研究假设的过程中，只需要如下两个方面的假设条件：第一，经济市场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存在并暴露出相应的缺陷;第二，政府主观层面愿意出面对经济行为进行干预。

3 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3.1 内容层面的互补性

本质上，在假设社会内部的各项资源体系已经得到了最大化的开发利用的条件下，微观经济学得以催生出来并持续发展，以此作为基础探究如何在资源有效分配的前提下，推动社会资源能效的最大化发挥。但宏观经济学得以诞生的基础条件则是各项社会资源的配置得到了最优化的组合。从不同的研究层面看来，国家、社会发展中诞生的各种经济层面的问题，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只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并为其提供专业化的解决方案，二者得出的研究内容具有显著的互补性。

3.2 实证分析为二者的主要方式

现行经济制度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运行状态是微观与宏观经济学得以应用、发展的关键假设条件，至于引发经济制度变革的原因及这一行为带来的最终后果则完全不在二者的考虑范围内，换言之，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各项工作、研究想要落实，必须要以经济制度的相对稳定为核心。社会资源的配置最优化组合及其应用效能最大化的研究，微观、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制度内部的政治、价值观等因素发生联系的概率微乎其微，是真正的就事论事，换言之，实证分析是二者的主要分析、研究方式。

3.3 两者的研究目的一致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宏观经济学主要是针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进行解决，换言之，资源会生产什么、资源如何生产及资源是为谁生产等是宏观经济学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微观经济学则是立足于单个经济的行为，对于社会资源的自由配置问题进行解决。由此也不难看出，宏观经济学更加重视与资源的实际利用及如何利用资源实现经济的增长。从本质来看，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同样是为公众的个体经济活动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层面的支持，最终目的都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以此推动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及所处时代社会福利水平的持续提高。也正是因为二者在研究工作的目的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使得在当代的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可以以一种互补的方式进行应用。

3.4 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就是微观经济学

整体的社会经济包含了各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单体，从这一层面来看，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得以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即便二者曾经在发展中出现了关系上的对立性，并且各学者对于微观和宏观經济学关系的研究，因为受到所处领域和理论知识的差异呈现出显著的不同。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及国际范围内经济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二者呈现出一种相互融合发展的趋势。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绝大部分经济学家更加倾向于针对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问题，立足于微观经济学层面，并使用其中常用的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由此也不难看出，通货膨胀率和社会失业率等原本属于宏观经济学层面的研究内容，开始逐步渗入微观经济学领域。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一现象最早在凯恩斯的研究中有所体现，简单而言，凯恩斯在针对宏观经济学中的问题进行阐述研究的过程中，曾经使用过微观经济学上的均衡理念，并且二者已经逐步被经济学家纳入同一个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框架体系中。

4 结语

西方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作为两个不同领域层面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二者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方面差异较为显著。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融合发展趋势，做到从微观、宏观层面针对不同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在内容上进行了有效的互补，并且宏观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为有效解决社会经济宏观层面的各种问题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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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会.西方经济学有关主题的设类与分类[J].图书馆学刊，2011，33(6)：40-42.

作者：吴悠

第四篇：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探讨

作者簡介：颉迪（1981.9-），英文名字：MAHMOUD JAMEEL JDEED，性别：男，籍贯：叙利亚，学历：博士研究生，专业：国际经济，现工作或学习单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

摘要：在过去的50年间，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流派一直都在相互斗争，也因此产生了很多火花。最近，新古典流派通过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假设得到复苏，而凯恩斯主义者们也不甘示弱，提出了不均衡状态分析理论。本文对这两种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最为重要和新颖的思想——理性预期假设和不均衡状态分析进行介绍。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理论；新古典流派；凯恩斯主义

一、理性预期假设理论（REH）

（一）理论简史

要想对理性预期假设理论的历史重要性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就不可避免的要提到货币主义，它给凯恩斯主义带来的冲击要大于对于理性预期假设出现给予的帮助。货币主义理论几乎是由弗里德曼（1968）一人单独创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理论促进了现代新古典主义流派的复苏。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供给的重要性，并认为对于政府而言，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刺激更有效。而凯恩斯主义者们则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有效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流动性陷阱）财政政策反而更有效。货币主义者们提出货币政策对于实际产出会有个短期效应，但是由于从长期预期来看，期望利率和现实利率相等，所以货币政策不会对实体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从长期来看，货币供给变化产生的效应会被价格水平的增加而抵消掉。

在弗里德曼完成他的理论以前，费尔普斯曲线是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理论框架，用来解决名义收入分成价格层面和实际产出层面。弗里德曼首先提出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并不是永远都能够划等号的。自然率假说理论（NRH）粉碎了现有的最佳稳定政策理论框架，决策者们再也不会去菲利普斯曲线上寻找最佳稳定点了，因为菲利普斯曲线已经不再适用了。自然率假说理论（NRH）指出，如果没有持续加速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货币增长不会导致实际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之间存在误差。

（二）对于理性预期假设的质疑

尽管理性预期假设说一直在不断进步和完善，但是对他的批判也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理性预期假设最主要的条件就是经济主体要能够合理、充分的利用好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相关信息，从而形成对通膨的预期。但是，一些质疑者们，比如弗里德曼（1979），他就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设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信息是如何收集并充分使用的，也没有明确说明是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来形成预测的。理性预期假设认定在形成预测时，所有的信息都是可用的，这也就要求所有人对于经济结构和运行过程都必须十分了解。

对此理论第二大质疑就是理性预期均衡收敛的可能性。Shiller（1978）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如果模型改变了，从而连带着原有的理性预期机制也就不再理性了，这样的话新的预期机制还能找到吗？另外，当这个新的机制出现时，他还会是理性的吗？如果是的话，它能够在短期内就发挥出作用吗？理性预期假设所提出的那种价格和工资的完美弹性，暗示着在瓦尔拉斯试验中的均衡价格下，会有短瞬的价格调整，然而这又与现实世界是相背离的。Modigliani（1977）宣称理性预期假设最大的缺陷就是通过实际案例证明了他的不协调性，这些案例揭示了该假说所产生的实际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之间存在着频繁的、持续性的误差。①

二、非均衡状态理论

（一）背景介绍

在宏观经济学的后凯恩斯主义中，有一项发展就是试图去融合凯恩斯模型和新古典主义模型，这种流派就叫做新古典-凯恩斯综合体。该综合体也是在尝试对一个宏观经济学行为提供一个微观经济学基础。首先，它揭示了流动性偏好和消费行为都来源于个体利用最大化原则，投资行为可以来源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其次，他通过把庇古效应引入凯恩斯模型中，实现了充分就业均衡。也就是说，价格弹性加上财富效应会确保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第三，关于价格弹性轮流出现的假设引出了货币中性概念——新古典学派的理论，与凯恩斯主义者的结论正好相反。可以看出，这种把凯恩斯主义模型和新古典主义假设结合起来的特殊方法很完善，美中不足就是剥夺了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原本特征，并强迫模型以瓦尔拉斯实验过程为根基。

新古典—凯恩斯综合体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均衡的系统，但是凯恩斯主义系统则是一个非均衡系统，系统内部会广泛传播非主观性的失业，这些失业有时也会被偶然的抵制掉，但是整体上不会产生趋向恢复的内部倾向。他们尝试通过非均衡模型来解释失业，而不是用瓦尔拉斯试验过程来解释。

（二）最新发展成果

该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突破都是指向了对原有模型的缺陷的调整。他们特定的目标之一就是解释为什么价格没有改变，而不是当价格保持稳定时，会发生什么。同时，他们也尝试证明在不存在价格-工资刚性外生的假设下，不均衡状态也是可能出现的。与早先的固定价格模型形成对比的是，Benassy（1975）、Hahn（1978）和其他学者都尝试去解释失业和萧条价格内生是同时的。而在Dreze（1975）和Benassy（1975）研究的价格设定的非瓦尔拉斯试验计划中，机构在阶梯变化的市场价格下，无法购买或出售所有他们想要的。在这种完全竞争形势下，政府只要是处在垄断竞争环境中，就能够成为价格的操控者。Benassy的研究被普遍认为是第一个形成了一般非瓦尔拉斯试验模型，把价格行为内生化。

结论

最近关于非均衡方法的主要贡献就是提出工资和价格的缺乏弹性使得他们对于系统而言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结论。同样，价格设定行为的理性化也在限制定量模型中得到了发展。因此，非均衡模型也会获得与理性预期假设同样的信用，而他们都是以某些经济主体的理性最优行为为基础的，从而缩小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差距。（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注解

①Allen Draze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Macroeconomic Disequilibrium Theory， Econometrica，283-305， （1980）

作者：颉迪

第五篇：著名宏观经济学专家

一、个人简历

蒋长流，男，1967年9月生，祖籍安徽岳西。1986—2007年间，分别就读于安徽大学生物系、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相继获得理学士、经济学学士及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因获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进修项目资助，2010年8月赴美国托莱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ledo)经济系和亚洲研究所访学一年。现任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经济学专业负责人，安徽大学新徽商成长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理事。

二、研究领域及学术观点

蒋长流教授重点关注中国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健康与人力资本经济学、科技创新与管理。蒋长流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敏于探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观点较独特，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

基于要素积累与增长的新古典范式这一经济学中极具活力的研究基点，针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其转型问题，2007年在《中国经济问题》发表《中国经济高增长期资本深化的原因探析》，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剖析中国改革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本深化动因，从资本形成路径、产业演进、经济转型、投资主体行为特征以及企业规模非理性等方面进行了解释，为中国经济转型式增长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视角。2006年在《改革》发表《社会网络、声誉困境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在《中国卫生经济》发表《就业身份锁定下农民工健康风险冲击及其管理》，将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流动农民工的贡献与其人力资本弱质性和就业锁定效应的非对称性作为研究重点，试图就其就业阶梯上的低水平陷阱、声誉困境以及面临的健康负担压力进行深入剖析;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终目的应该惠及民生为宗旨，试图研究农民工身份转换的政策设计。蒋长流教授提出：离农迁移的农民工作为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进城求职和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嵌入于其所处的流动性的后生社会网络，声誉成为其嵌入后生社会网络的主要机制。由于弱关系纽结的缺乏以及就业身份的锁定，农民工在嵌入城市社会网络中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本声誉困境，这种困境缘于其所陷入的就业阶梯上的低水平陷阱。该观点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三、研究成果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集中区建设问题及对策》，《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淮南融入合肥经济圈之科技对接机制研究》，《合肥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企业对农民工就业的统计性歧视分析》，《社科纵横》，2009年第8期;《我国高新科技园区发展中的政府规制行为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08年第1期;《中国经济高增长期资本深化的原因探析》，《中国经济问题》，2007年第6期;《基于动态博弈的政府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分析》，《技术经济》，2007年第3期;《增长核算中的资本深化内生性问题》，《统计教育》，2007年第10期;《安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分析与政策建议》，《科技促进发展》，2007年第9期;《失业回滞理论对安徽就业问题的普适性研究》，《江淮论坛》，2007年第3期;《基于能力假说的企业创新外溢与创新激励分析》，《科技和产业》，2007年第6期;《FDI与安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07年第3期;《学者的眼光与企业家的心路历程》，《江淮论坛》，2007年第1期;《社会网络、声誉困境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改革》，2006年第7期;《就业身份锁定下农民工健康风险冲击及其管理》，《中国卫生经济》，2006年第12期;《“高端服务”供给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特区经济》，2006年第11期;《非公平就业环境中农民工健康负担压力及其缓解》，《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第5期。

四、主持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健康风险冲击因素评估及健康服务政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研究：农民参与问题(参与);安徽省行管局和社科联联合研究重点课题：住房公积金发展对策研究(第1参加人);安徽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省会经济圈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主持);安徽省软科学计划项目：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效率变动及宏观科技决策机制研究(主持);安徽省世行贷款农业科技项目：安徽农产品加工发展对策研究(主持);中国科协课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科普资源的体制机制研究(第一参加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就业弹性、失业回滞与安徽“十一五”就业增长对策研究(主持);安徽省教育厅项目：失业回滞理论对安徽就业问题的普适性研究(主持);淮南科技局：淮南融入省会经济圈之科技对接机制研究(主持);高等学校省级教研项目：双语教案模块化设计及教学方法组合创新研究(主持);安徽大学教研重点项目：双语教案模块化设计与双语教学成效研究(主持)。

五、获奖情况

蒋长流教授被评为安徽省“十五”第二批高校优秀青年教师。2006—2007年度获华中科技大学“优秀论文”单项奖。蒋长流教授还因教学效果突出，被安徽大学学生评为最满意的老师，曾获陈香梅教育奖(1995年)，两度被评为MBA优秀教师(2001年、2008年)，安徽大学第二届李世雄奖教金(2009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