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本医疗网“网破线断”小康路上看病难
东三省部分市、县借鉴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县级医院为“龙头”医院，对乡镇中心医院、村卫生所实行一体化的集团化经营模式，方便了患者，也为“集团”医疗机构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小康路上看病难，是新时期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的一个窘境。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在农村地区，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三级基本医疗网处于“网破线断”状态，农民“小病硬挺，大病难治”，成为政府难心、农民烦心的一大社会热点问题。新华网记者深入东北三省的部分卫生行政部门、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和农户家里，为农民就医难“寻医问药”，图谋“良方”。
医疗网络漏洞多难以“网”住农民患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生产队的解体，东北农村原有的医疗体制也随之日渐衰落、瓦解。而一种适合农民医疗需求的新型医疗制度时至今日还没有建立起来。
目前，东北地区原有的农村三级医疗网络已名存实亡，相当多的乡镇卫生院“黄摊”了，整个农村医疗网络出现“中空”状态，医疗技术上不去，有的网络功能日益弱化，农民当地就医既不方便也不经济。
记者了解到，经营形式多样化的乡镇卫生院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是，缺少发展所需的人员、经费、技术投入;以夫妻店、父子店等家庭经营模式为主的乡村卫生所基本上也是“小打小闹”，主要开展注射、输液等服务，一旦遇上像“非典”疫情之类的突发疾病，东北农村的医疗机构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其中，既有管理不善、缺乏人才，更有政府投入不足、缺乏政策支持等原因。
对此，辽宁省卫生厅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处处长马爱群深有感触。他说，近几年卫生投入的比例下滑，卫生事业费用前几年占财政总支出的3%以上，而现在却下降到1.5%，总体来看财政的总“盘子”在扩大，而卫生投入在减少。黑龙江、吉林两省情况也大抵如此，不可否认政府行为在农村医疗卫生中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为农民“就医难”程度。
黑龙江省卫生厅基层卫生和妇幼保健处处长姜相春介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黑龙江省所有的乡镇卫生院都下放到同级乡镇政府管理，此后乡镇卫生院的经费投入便一直陷入严重不足状态：乡镇政府有钱就拔点，没钱就拖欠，且乡镇卫生院自身也缺乏发展资金和人力资源，从而导致“三分天下”的结果。她认为，以黑龙江省现有的农村乡镇一级医疗机构分布及经营状态来看，一旦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乡镇以下基层基本上处于“束手无策”状态。
“小病进药房、大病坐车到市里进医院”是现在大多数东北农民就医用药的普遍选择。吉林省梨树县蔡家镇农民王桂兰前些日子头疼、呕吐、眼睛失明，在村卫生所打了几天吊瓶没见好转，坐车到了离家几十里远的公主岭市阳光医院，结果6天便治好了。她说：“村里治不了的病，乡镇卫生院也不一定能看明白，不如多花点钱直接去大医院治呢。”
乡镇卫生院大病治不了，小病又治不到，面临着因技术水平低、设备陈旧、患者少、效益差所带来的生存尴尬。吉林省农安县卫生局长马国山反映，更令乡镇卫生院难堪的是，个别乡镇卫生院的医生赚钱心切，竟然私下把患者领到自己的家里，使得本来生存维艰的乡镇卫生院“雪上加霜”。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卫生主管部门目前正在积极想办法，尽快修补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的“漏洞”，但由于东北地区的县级财政多为“吃饭财政”，即使多次强调要加大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但还是普通感到力不从心，不能真正落实到位。
社会医疗水平越来越高，农民看病却越来越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现在我国的社会医疗水平照过去有了极大的提高，早已告别了“缺医少药”时代，然而在农村农民看病却越来越难，其原因之一是近几年东北农民收入走低，而医院收费却没有降低，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一人得病、全家返贫”的现象。
据有关部门统计，东北三省近几年农民的年均收入大体上在2300元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略低，现金收入在此基础上折半计算，就更低了。辽宁省卫生厅基层卫生和妇幼保健处处长马爱群介绍，农民看一次小病，在乡镇卫生院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几百元对一个农民家庭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到县级以上医院就医的“门坎”就更高了，相当多的患者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据东北地区民政部门统计，农村贫困人口有超过50%的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黑龙江省延寿县延河镇曹永利向记者抱怨说：“得个头痛感冒之类的小病，去医院看一次加上来回路费，就得花上个几百元，做个小手术在乡卫生院最少也得一千多块，一旦真得了大病到大医院去治，那费用就更高得没边了。咱老百姓哪敢看什么病?有病呆在家里等死吧!”
另外，城乡待遇差距拉大也加剧了农民“就医难”。目前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农村医疗水平低下，多数农民手头没有多少钱轻易不敢去医院。
黑龙江省卫生厅基层卫生和妇幼保健处处长姜相春说，农民就医的往返、住宿、医疗等一切费用全靠自理;农民的收入尚不及城里人的三分之一，进城看病的费用却要远远高于城里人，这种城乡之间巨大的反差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民看病的难度。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室专家孙冀说，目前东北地区70%的农村人口享受的只是30%的医疗资源，而城里30%的人口在享受70%的医疗资源。而且农民享受的30%医疗资源，多是城里医院不用的设备，诊断的准确率也大打折扣。即使近年来东北大城市举办的卫生“下乡”活动，大多也是临时性的，只有少数医院真正做到常年“下乡”卫生扶贫。
城市卫生“下乡”扶贫献爱心，有人欢喜有人愁
针对新时期存在的农民“就医难”问题，东北三省政府部门正在立足于合理调配现有的医疗资源部布局，力求把城市相对过剩的医疗设备、人才资源支援农村。一些地区正在大胆尝试以城帮乡、城乡联网统筹卫生资源，实行医疗集团化经营模式，以真正解决全民小康路上农民的“就医难”问题。
为了尽快改变辽宁省西部、北部贫困地区农民“就医难”的问题，三年来，沈阳、大连、鞍山等城市大医院的专家们组成上百支扶贫医疗队，走村串户开展卫生“下乡”扶贫。美中不足的是医疗扶贫队每到一处，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常年患病且家庭贫困者得以免费疗诊，对政府感激涕零;而那些常年患病却不属于民政救助对象的，因为得不到城里医院专家的免费治疗而心中不快。
记者了解到，在城市大医院尽全力培养博士人才、购置世界一流设备、赶超先进的同时，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村卫生机构却在为缺少设备、难求人才而发愁。困扰东北农民“就医难”的已不再是农村“少药”，而是“缺良医”，缺少医疗水平好、肯奉献的医生。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副院长吕刚认为，解决农民“就医难”问题，政府应在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上下功夫：
一是解决当前农村卫生资源的相对短缺，城里卫生资源相对过剩并存所形成的“一头重、一头轻”格局，政府应该统筹考虑现有的卫生资源，实行城乡联网，城市医院“下乡”包乡包片，重新合理设置医疗资源，让广大农民享受到同样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二是应尽快发挥农村医疗机构的“造血”功能，把城市相对过剩的医疗设备资源支援农村，在为农村送去一批名医的同时，组织乡村医生到城里医院进修学习，掌握先进的医术，回到农村更好地服务于农民患者。
三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卫生“下乡”包扶活动，建立城市医院长期对口支援下级卫生机构的卫生工作模式。
他还认为，城乡医疗市场发展的一体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城乡医疗资源的合理流动是搞活农村医疗市场，解决农民就医的很好出路。大城市可以吸引外资，进一步提高医疗水平，乡镇卫生机构可以享受城里的医疗资源，农民能够在比较稳固的医疗网络内就近看病，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谁都是受益者。
东北地区三省尽管省情不同，但是在探索解决农民“就医难”的措施上却有着相同之处。同为农业大省的黑龙江、吉林两省部分市、县借鉴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县级医院为“龙头”医院，对乡镇中心医院、村卫生所实行一体化的集团化经营模式，方便了患者，为“集团”医疗机构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城市医生下乡出诊为百姓看病
黑龙江省把乡镇卫生院上划到县级政府部门管理，使现有的县、乡两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并积极探索把村级卫生所纳入到乡镇卫生院的管理范围之内，使村级卫生所的一切医疗活动都在上一级乡镇卫生院的指导下进行。黑龙江省卫生厅基层卫生和妇幼保健处处长姜相春说，对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而言，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如同自己的“手心手背”，乡镇卫生院上划县级卫生部门管理，便于统筹安排多年来呈贫富不均态势的城乡医疗资源。
黑龙江省肇东市在组建城乡医疗集团方面先走了一步，目前全市20多个乡镇卫生院全部纳入了集团化管理。据市卫生局副局长何景江介绍，市卫生局把全市六家市级医疗机构确定为六家“龙头”医院，把所有乡镇卫生院因地制宜划分为不同的六个“龙身”，实行城级医疗资源一体化管理，共同面对农民患者群体，共同承担农村治病防疫的重任。
据了解，同一集团内部实行“双向转诊”制度，乡镇卫生院把重症患者送到“龙头”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后，可以返回乡镇卫生院继续巩固治疗，待病情稳定后再回村里用药，这样“集团”内部的三级机构责权分工明确，既方便患者就医又为患者节省费用。此外，六家医疗集团内部都有统一的医疗文书，患者手持乡镇卫生院开具的单据，可以到市级“龙头”医院开药，“龙头”医院接收的患者，也可以到乡镇卫生院继续住院治疗。
吉林省扶余市大林子县建起了全国第一家面向农民的“扶贫医院”，在全县每个乡镇卫生院设立了扶贫病房，在村卫生所设立扶贫医疗点。扶贫医院为农民患者减免部分医药费用，降低了“门坎”。吉林省卫生厅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处副处长王爽认为，大林子扶贫医院在吉林省农村医疗机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他们计划在全省每一个县建一所“扶贫医院”，建立一条贫困人口“就医线”，编织一个全省范围内的农村医疗卫生“扶贫网”。
城乡共同结“网”东北农民就近就医有望
东北地区有相当多的县级财政是“吃饭”财政，想在“饭碗”里拿出更多的钱来投到卫生事业上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要完善农村医疗网络，解决农民就医难的办法，只能是因地制宜，各寻出路。
近年来经济发达的辽宁省海城、东港等县(市)大胆探索转制经营模式，先后将原有的部分乡镇卫生院竞价出售。这一举措吸引了大批民营资本进入农村医疗市场。原来破败不堪的卫生院经改造后变成了花园式的医院，很多城里医生也纷纷“下嫁”，使当地农民就医的难题暂时得以缓解。
提高乡村医生的诊疗水平也是缓解农民就医难的又一关键因素。东北三省在这方面都有大的举动。黑龙江省对27000名乡村医生实行统一达标测试，结果18000名乡村医生获得了乡村医生证书。经过逐级培训，已达到上网资格;吉林省则采取市级医院为县医院培训医生，县级医院培养乡医，乡医再培养村卫生所的医生，一级帮一级，形成一个系统。
此外，东北三省政府部门正在大力普及预防保健知识，提高农民预防胜于治疗的防病意识。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农民防病意识差，生活富裕后缺乏科学的养生之道，加上有病不及时就医，从而使小病变大病，大病导致死亡的事例时有发生。今年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自治县那什代村40名40岁以上村民，参加大庆市组织的体检，结果只有两人正常;血压高压达到180以上的，占一半以上;一心乡三河屯不到半个月有四人患脑出血，其中三人不治身亡。
东北三省卫生主管部门普遍认为，破解农民“就医难”是整个社会共同面对的综合问题，城乡联网，政府统筹规划城乡卫生资源，加大投入，改善医疗环境，促使农民“有病早就医、没病早预防”意识的觉醒，应该是全民奔小康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
作者：陈孟阳 葛素红等
近期，人们都在关注冰城的“天价医药费事件”：住院67天，患者宣告不治，钱却花了550万元!就连不少国外媒体都在咋舌——真是创世界吉尼斯记录的“最昂贵的死亡”。12月8日，笔者在“百度”输入“天价医药费”进行搜索，条目竟达56700篇。大家对此事件之关注，可见一斑。
人们都在等待着卫生部调查组和哈医大二院给个说法，然而，千呼万唤却始终没有答复。病人6月入院8月去世，距今已近半年，央视在11月21日披露此事，也过去了半个月。可是，从院长、主任到医护人员，不是“理直气壮”，就是选择沉默。唯一例外的是主治医生王雪原。12月5日，新华社采访了曾经“失踪”的王雪原。他说，促使他“站出来说出事实”的，是“一个医生的医德”，“一个人做人的底线”。尽管他深知这要冒被指为“背叛”的风险。 王雪原的一番话，使人悲欣交集，感慨万千。
“天价医药费事件”说明，医院这个行业“有病”，要根治多年来困扰百姓市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沉疴，是该“动手术”的时候了。
本文笔者以“天价医药费事件”这个医疗机构的“病症”为“临床标本”，试着进行解剖，力求找到“病因”，共同研讨“治疗方案。”
“天价医药费事件”初步认定之“病症”
准确的结论尚待时日。笔者以《南方都市报》12月3日A20中国新闻·关注版专版和12月5日新华社采访王雪原时披露的事实为依据，兼顾其他相关报道进行“诊断”。
卫生部调查组发现，在“550万元天价医药费事件”中，哈医大二院涉嫌严重造假：患者病历和医疗信息存在涂改现象，尤其是病历的第2-8页出现了较严重的伪造现象。具体是：
重症监护室管理混乱。“最昂贵的死亡事件”经央视暴光之后，卫生部组成调查组立即召集黑龙江省卫生厅和相关领导紧急开会并着手调查。日前，调查组成员、卫生部监察局局长王大方披露，哈医大二院的ICU(重症监护室)管理混乱，问题比《新闻调查》中播出的情况还严重。王雪原在接受采访时也反映：“通过一系列事件，感觉ICU病房管理比较混乱。首先是于玲范主任多次让其他医生冒用我的名字下医嘱。其次是患者家属自备药品无人监管，发生过丢失事件，患者家属也反映过此事。就这两方面问题，我专门提醒过于玲范主任，她却置之不理。”
“1180次会诊”属明显造假。调查组发现，病历的第2-8页出现了较严重的伪造现象。并指出：哈医大二院提供的患者病历有13处修改，分明是明显的伪造，相关人员却互相推卸责任;病历中的1180次会诊，也属于明显造假。造假还体现在，哈医大二院血库的出血单与医嘱单位不相符，病历、收费单、化验单也互不相符。血库的出血量大于医嘱，血的去向不明。而在患者翁文辉的医疗记录上，竟有一天输血94次、输血量超过成人正常血量两倍多的“天方夜谭”。调查组要求彻查信息中心和血库是否也在配合ICU造假，以作为下一步组织处理的依据。
王雪原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从7月31日开始，我明显感觉科里的气氛不太对劲。那天科里开会，主任说她对患者翁文辉的病历不太满意，让大家(包括我)对病程记录单、医嘱单进行大面积修改。我没理会她。8月5日，主任找到我说，患者的病程记录不合格，她都给我撤掉了，不重写也得重写，并给我留好了空格，内容也限制好了。我认为，病程记录是最原始的东西，绝对不应该更改，主任往下撤，肯定有问题。
存在重复收费现象。除了涉嫌造假外，哈医大二院还存在五大方面问题：违规把药品收入记入医护人员的奖金;通过院方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存在过度治疗、过度开支和重复收费;ICU病房值班医生有两次无证上岗，且两人替别人下医嘱;自购药品事宜比患者家属反映的情况严重，药品去向不明;科主任管理混乱。调查组还举了很多事例说明医院管理混乱，卫生部纪检组监察局局长王大方特别指出，医院信息中心权限太大，检验科还存在违规打包收费问题。
王雪原被采访时也披露：8月6日患者去世后，医院应患者家属要求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我参与了查账，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许多收费账单与医嘱都对不上，我非常震惊。按照我们医院的流程，医生下达的医嘱，要由护士录入微机，然后领药。由于没人监管，护士领多少药，医生根本不知道，也就是说医生与收费账单是脱节的。我们护士长有微机的录入密码，她对相关内容是否进行修改，谁也不知道。我在查账时看到，药品一般都是隔几天多领，隔几天正常领，再隔几天多领，显然是蓄意而为。我感觉这里面的漏洞太大了!
此外，今年8月，患者家属曾经投诉，医院应患者家属要求成立了调查组，给家属的结论是：医院并没有多收钱，出于对患者的照顾，还少收了不少钱(有媒体报道：少收130万元!)。卫生部调查组认为，该院内部的调查真伪难辨、情况不符。医院出现的问题有些可以定性，有些还在调查，医院谁该承担责任?希望尽快拿出整改措施。
导致这些“病症”的原因
哈医二院上述“病症”，以及滥开大处方、高收医药费、小病大治等怪现象成为社会痼疾久矣。天价医药费的发生并非偶然，被乱收费的恐怕也不独翁文辉老人一个。难道，在这样一所三级甲等医院，只有王雪原拥有医德和做人的底线吗?导致医界“痼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且看社会评论家和笔者身边挚交们的评论：
“哈医二院暴露出的管理漏洞、体制弊端，不消多说。但是王雪原的一席话，却发人深思：一个管理不善和需要改革的体制，引发天价医药费固然可怕，但是，更可怕、更令人忧虑的，却是一个职业的道德操守的失守。”说此番话者，是广州员村医院的内科主任医师谢女士，非党人士，口碑甚佳，抗非典时的广州市先进个人。她说：“医者父母心。医生应以仁者之心，回春之术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回报，而不应像该院某些人那样，通过弄虚作假来巧取豪夺。医院无小事，人命关天;医德显人性，生身立命。‘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这是被医生奉为神圣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也是我们为人医生者理当终身追求之最高境界。”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的即将退休的口腔科陈医生认为，“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这是王雪原在接受采访时用来形容医院现状的顺口溜。我看，王雪原道出了中国改革中的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在医院里，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从研究生开始，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留校，让不让你考博，让不让你外出学习，给不给你晋升职称，全都是科主任说了算。在官场上，则官大一级压死人，头儿的话就是圣旨，顺昌逆亡，正难压邪。如此这般，时不时冒出个“天价XXX”、“首例XXX”之类的“泡”来，似乎也很正常，见惯不怪了。
这样的医生无异于“拿刀抢人”。可是，真正拿刀抢人的，有法律可以制裁，多数也惶惶不可终日。而那些开大处方的医者呢?有的却理直气壮，心安理得，以“行规”安慰自己，以“体制原因”开脱，汲汲于逐利之举，浑不为失去患者信任为虑。相反，敢于站出来揭穿真相的医生，却担心会被界内视为异类，甚至被排斥出医生队伍。
评论家李泓冰认为：医疗体制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为中国百姓心头所系，可是，疗救医界的职业操守可能更为急迫。把所有板子都打在医生身上，或许有失公平，其实，由体制之弊带来的业界职业精神失守，并非仅仅局限于医院。倘若一个职业医生在工作时却走向自己职业精神的反面，且不以为耻的话，才是真正令人心悸的。鲁迅说过，“失望也会渐渐的侵蚀善良的人心”，长此下去，职业精神失守的人会越来越多。你说，相应的改革还能再等下去吗?
杂文家郭松民认为：“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表明，按照“帝王化、奴隶化”的原则进行的改革，必然会进入死胡同。在我看来，这还不单纯是一个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关键在于这是根本不可行的。比如“天价医药费”事件中，患者承担“看病贵，看病难”的成本，普通医护人员完全下降为医院赚钱的工具，分得的利润有限，还要承担了社会声望下降的成本，只有医院的管理层高居食物链的顶端，坐吃绝大部分利润。这样一种状况必然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并在承受能力达到极限后强力反弹。
综上所评，笔者认为，导致“天价医疗收费”的关键原因，主观上，是因为一些医院的领导和医生的医德医风和做人的底线滑坡;客观上，是因为医改不成功之后的混乱现状，加剧了行业失范和医护人员的心理失衡，制度废弛，监管乏力，从迷茫到无奈，从心存怨气到歇斯底里，从怨声载道到医德滑坡，从无所适从到无所顾忌。
怎样才能“对症下药”
“天价医疗费事件”，再次把全国的目光集中在了医疗行业，医生的职德操守，再次受到质疑。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医德滑坡?如何整治医疗腐败痼疾?
一要靠医疗体制改革
王雪原说：“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医疗体制的改良。”作为这次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医界的“叛徒”，他介绍的事实令人触目惊心，他“良心发现”之后的感悟自然也就难能可贵。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做好事，而不好的制度，则可能让好人做坏事。
作为圈外人，笔者在前五年前曾就“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大发不满，在各种报刊起劲呐喊，就医改、医德、医风问题所发表的文章，可以编本小册子。这在日前的文章中已有提及。当“医改基本不成功”的消息发布后，笔者再次在外国某网站的“东方了望”专栏里介绍分析，对医改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赞同认为，是政府对经济增长和市场的极度“迷信”，导致了医改的失败。笔者一再呼吁：离开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的原则搞改革，只能是损害了大部分人的利益而肥了少数人，这种只有“强势群体”受益的改革，广大公众只会“用鼻子来投票”!(《中国青年报》民意调查显示：10多来年的医疗体制改革，居然只有10%的人满意，可以想象百姓对现行医疗体制的不满。)以前只把医院推入市场，使其自谋出路的管理模式，以及“既给政策、又让垄断、疏于监管”的医改模式，本身不科学，在商言商，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医院处于垄断优势，就会“全心全意为人‘命’谋利益”。这种市场化的管理方式，很容易剥去医生们身上的天使外衣。
医改包括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医疗机构改革、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三部分内容。在所有这些改革背后，都有一个未加言明的假设：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实际上，这个假设是难以成立的。
在公共卫生和一些高风险、高垄断领域，人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别是医疗领域，重要的特征则是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行业特殊性强，否则人人都能当“天使”。市场经济的理论和许多规律，在这些领域充满矛盾，常常反常并失灵。笔者注意到，11月28日，卫生部网站发布了高强部长在全国卫生厅局长专题培训班上的讲话，要义是说，将继续深化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改变医疗服务基本由公立机构垄断的局面，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这对打破全国公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96%的格局，会有好处。
目前，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公平的各项改革仍在继续。政府必须明确：改革不是蛊惑人心，改革不是撩挑卸担，别以为，什么东西只要与“产业化”和“市场化”挂上钩，党政干部就可以当甩手掌柜，高枕无忧。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二要善待医生，净化氛围
医生不易当，天使颇难做。当前医院的现实是：凡是涉及医生技术操作的部分，定价偏低，比如一个患者住院一天支付的医生诊疗费，只有7元钱，可是每个住院病人需要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三级大夫进行诊治，这意味着每个病人每天付给每级医生的技术费仅两块钱多一点。天使要吃人间烟火，医生也得养家糊口。医院不可能靠医技获得利润，于是“以药养医、以设备养医”就成了所有医院不得不走的道路。如此，医生的劳动价值就需要从药品、医疗器械、相关检查的利润中获得。他们像售货员一样，盘算着如何让“顾客”有更高的花费。医生如果想获得好一点的收益，出手就必须“格外狠”。如今“医药分家”了，便应运了像哈医二院那样的违规操作——将医生开出药品的价值与奖金挂钩，让医药名分实不分，倒霉者自然还是患者。可见，医改如何理顺三大块关系，怎样使公立医院的医生待遇适中，敬业守德，任重道远。
另外，职德滑坡、违规谋财、牟取灰色收入者，非医疗行业独有。 这有一个社会氛围问题。前年“非典”时期，医生们品格高尚，可歌可泣，可为什么一回到日常医疗活动中，就换了面孔?其中就有个社会氛围在起作用。
三要加强医德建设，整肃医疗队伍
国家发改委的一位负责人认为：在一些医院，埋头从事医疗工作的医护人员，可能比不了那些工作马虎，善于用剪刀和浆糊制造论文换文凭的同事。如此以往，风气变坏：专心搞业务的骨干少了，醉心搞标签的医生多了;医者父母心没了，职称文凭欲强了;临床经验没了，书本知识泛滥。在虚浮中，医学所需要的基本的严谨不见了，基本的工作没人愿意做，基本的医术技能掌握不好。于是，简单的医疗错误一犯再犯，误诊误治、医疗事故、医患纠纷层出不穷，病人花了冤枉钱不说，还给家庭带来种种麻烦和悲哀。
在西方不少发达国家，医生是高收入、高风险的职业，对他们的执业资格、资质评定、优劣奖惩等等是非常严格的。庸医难执业，即便优医犯规触法，也要受到应有的处罚惩处，甚至取消执业资格丢了饭碗。而且监管甚严，公正公开。我们应该大胆“拿来”，改进利用才是。
四是必须强化医疗监管措施
在美国，所有的处方都必须由药师来把关，以保证每张处方的合理性。我国目前的医疗管理制度中，恐怕只有医保病人的治疗，可能会受到医保管理部门的审查，而自费病人以及享受公费待遇的病人，几乎没有什么制度来监督其医疗措施的合理性。甚至患者想要什么药，就可以给开什么药，这无疑为医疗系统的不规范治疗敞开方便之门，让不良医院和缺德医生有空可钻。“天价医疗费事件”如果不是病人的亲属提出了异议，仍然可能是“民不举，官不究”。即便投诉了，可“兼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的本院调查组，“调查监管”的结果是不但没多收，反而照顾少收了。就这样，患者及其家属被异化成了无私“财源”，还得憋气。
众所周知，两个多月花掉550万，只是这种现象的极端表现，而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过度医疗，为数不少。如果我们不能从中汲取教训，不能对目前诸多不合理的医疗体制、管理方式、监管措施和医疗队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整肃，那么，医界之“病”便无法医治，病入膏肓之后的最大受害者，只能是最广大的普罗大众。
相关链接:透视瑞典的医疗改革
在瑞典，医疗保障制度不仅包括人们生病时接受医疗服务的保障，而且还包括人们生病后丧失工作能力时所获得的生活保障。
据统计，瑞典人花在医疗健康上的费用为1968亿瑞典克朗，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9.1%。医卫方面的花销约占瑞典家庭消费的15%。不过，这其中大部分用于健身和购买营养品等。改革后，瑞典人看病仍然花不了多少钱。瑞典人无论在公立医院或私立医院看病，每次的挂号费都是140克朗，急诊挂号费2 40克朗，专家门诊260克朗。另外，一年内累计挂号费达900克朗后，再就诊可免交挂号费;19岁以下青少年在瑞典可免费就医;老年患者和需经常就诊的慢性病患者不用交挂号费。病人的手术费、检查费、住院费一概不用交。
瑞典的医疗改革为患者增加了自由选择的机会。改革前，公民的保健医生都是由卫生当局指定的，改革后，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家庭保健医生，如果在就诊中对医生不满意还可以更换。如果搬家到了一个新社区，很快就会收到当地卫生诊所的信，从中可以了解自己能享受什么医疗服务并选择家庭保健医生。
对于医生来说，改革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可以选择在私立医院工作。一般来说，私立医院的收入要比公立医院稍高一些，而且私立医院中少一些官僚气息，医生自由度大，容易谈工资谈条件。
总体而言，瑞典的医疗制度改革后，政府在医疗保健上的预算投入并没有减少。但与改革前相比，医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医疗服务的效率大大提高，可以说纳税人的钱越来越花在刀刃上了。
瑞典议会每年的预算讨论中，医疗保健都是辩论最激烈的话题。社会民主党政府仍然把医疗保健看作一个代表理想和信念的问题，在谈到医疗制度改革时，瑞典卫生大臣于尔娃·约翰松说：“社会民主党欢迎以企业形式经营医疗保健系统，但是医疗企业的赢利不应该只是给大老板们年终发红包，而应该再投入到医疗系统的发展上。医疗保健不应该受钱包薄厚的影响，医疗保健应该是所有人的平等权利。”
瑞典医疗制度的改革怎样走下去，还是要由瑞典人民说了算。(颜世璎/供稿)
相关链接:护患纠纷的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全民法律意识不断强化，特别是卫生管理体制改革和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实施，人们的维权意识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关注自己的权利，并且更加重视自己在医疗活动中应该获得健康照顾的质量。因此，各种各样的医疗纠纷不断出现。
医疗纠纷发生后势必通过行政手段甚至法律途径来解决，院方或当事人需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协商处理，影响日常工作的进行和医院的生存与发展。
从护理管理角度看，护理纠纷的发生与管理存在着必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最大限度地降低医疗护理差错发生，确保病人医疗安全已成为当前医院管理者一项常抓不懈的课题。笔者对我县1997年1月～2005年5月所发生的22例护理纠纷的原因进行分析，以寻求相应的管理措施。
1997年1月～2005年5月，在我县发生的22例护理纠纷中，因护理差错引起的5例，均为一般差错;服务态度差错者8例;医疗费用支出不明6例;另外3例因患方过度维权引起。22例护理纠纷中，2例投诉到院部，由院领导出面调解，其它20例均在科内调解，有误会的解释清楚，有错误的赔礼道歉。
以下是笔者对护理工作中引发纠纷的原因分析：
护理人员法律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措施不得力。护士对医疗护理文件重要性的认识远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护理过程中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如抢救病人或治疗、护理过程中不注意场合与方法,谈论与治疗无关的话题，对有精神症状的老年病人或患儿保护性措施不得力，导致坠床、褥疮等而引发纠纷。
患者对护理人员服务态度不满意 。目前，在护理过程中仍存在职业道德水平低下的现象。护理工作是一项技术性、服务性强的工作，忙于常规治疗、护理活动，忽略了护士言行举止对疾病、对病人产生影响的重要，将与患者对医疗、护理质量的热切要求形成明显的反差。护士人员少，工作量大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注意力的分散，执行医嘱时易造成张冠李戴，顾头不顾尾 ，从而引起医疗纠纷。
护士责任心不强，服务不到位，不按规章制度和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引起医疗纠纷。具体原因:(1)执行医嘱有误，如发错药、打错针。(2)交接班不清，遗忘医嘱造成不良后果。(3)护理不周到，观察不仔细，致患者病情恶化，不能被及时发现，失去抢救的第一时机。(4)抢救危重患者准备不充分、护理措施不得力。
患者对所获得的医疗和护理技术不满意而引发的纠纷。表现在患者对医生的诊治、用药、疗效等方面不满意，患者一般不会直接与医生发生冲突，往往通过对护理工作上的失误，如静脉穿刺不成功、语言上的不谨慎等借故发泄不满情绪。加上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医疗费用的个人承担部分增加，以及自费患者增多，患者在付出医疗费用的同时，希望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如护士未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语言艺术欠缺，则会引起患者及家属的不信任、不满意，患方易产生言语过激，甚至引起医疗纠纷。
病人家属的原因 。病人与家属缺乏医学知识或对医院的有关管理规定不理解而导致纠纷。甚至某些病人和家属存有不良动机，设想从中谋求经济补偿，而不能正确对待医疗结果，无理取闹，引起纠纷发生。
护理人员情绪和心理定势引发的医疗纠纷 。人的情绪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若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可能会造成工作的失控。(王翠霞/供稿)
相关链接:为“过度医疗”把脉
笔者认为，造成过度医疗，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原因一：医院创收一切向钱看。对于公有制医院，目前国家所给予的财政补贴非常有限，90%以上要靠医院自己创收。为了保证盈利，医院按科室收入完成情况来分配奖金和工资，这迫使医生想方设法增加诊疗的项目、次数，以期获得较好的收益。实行药品招标后，临床用药档次普遍提高，廉价药品被冷落。药品和设备销售中各种明折暗扣，促使高价药、滥用药、超标用药十分普遍。
原因二：“举证倒置”信息不对称。现在我国的医疗事故条例实行“举证倒置”，就是说当发生医疗事故，患者状告医生的时候，不必由患者出示医生有罪的证据，而要求医生提供自己无罪的证明，否则即判定医生有罪。于是，医生为了避免漏诊或者误诊，减少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便会要求患者做所谓的全面检查，使自己的诊断有更多方面的充足的依据。也就是说，为了自保，无论是检查还是开药，医生可能会倾向于保险第一。这样一来，就难免会扩大检查范围，造成过度医疗。
原因三：追求“根治”，“卫生盲”作祟。很多人认为，治病求“断根”是天经地义的事。专家认为，首先要确定什么叫“根治”。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根治”。是指一次治疗后不再发病。其实，能一次治疗不再发病的疾病并不多(只有那些能获得永久性兔疫的病，如麻疹、天花、水痘等;某些经正规用抗生素治疗获治愈的感染性疾病，如大叶性肺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一些经手术治疗摘除病灶后不再发生的疾病，如阑尾炎、扁桃体炎等，才可称得上“根治”)。如感冒治愈后还有可能再次感染而发病，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常见病;再如子宫肌瘤、胃溃疡就算是手术切除后也有可能再次发病。
原因四：过分“大方”消费观错位。在“手头”越来越宽裕的情况下，人们对治病也越来越“大方”，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当前医疗改革中依然享受着公费医疗或者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患者，由于看病不花自己的钱或者很少花自己的钱，一旦有错误的医疗消费观念，在看病的过程中就容易滋生过度医疗消费的愿望与需求，专家提醒：就医并不等同于普通的消费，不能简单地用价格来衡量诊疗质量的高低。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诊疗项目。
原因五：广告误导，被骗者甚多。很多患者因为医药知识的匮乏，容易轻信一些媒体上刊登(播发)的所谓医药广告。比如乙肝病毒携带者，轻信能让大小三阳迅速转阴的虚假广告，结果花了很多冤枉钱，大小三阳没有变化，人却被弄得倾家荡产。有的根本就不是大小三阳，被骗子扣上了“乙肝病人”的帽子，于是到处求医购药，被骗得两手空空。
原因六：盲目尽“孝道”，“烧钱”心不疼。“只要是给爸爸治病，花再多的钱，我们做儿女的都心甘情愿。就是觉得父母把我们养大那么辛苦，花了那么多心血。像父母那个病虽然我们也知道治也没什么用，但总算是尽了做子女的一份孝心，将来自己心里也好受些呀。”这是一位病人家属的话，这番话，既让我们敬佩其孝心，又为其的无奈和无知感到同情，对其助长过度医疗感到可悲。毫无意义的“烧钱”实在不值得。
那么，如何才能根治过度医疗呢?
目前，过度医疗已成了医院的“流行病”和“传染病”，也是部分患者的“常见病”。不管是医院、医生的“流行病”、“传染病”;还是部分患者的“常见病”，都需要对症下药才能根治。
首先，要端正医疗改革的方向。2005年7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了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研究报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这个报告对中国医改作出了这样的整体评价：我国的医改基本上“不成功”。过去的改革偏向市场化，门诊、科室搞承包，医生的工资、奖金、福利同处方挂钩，不产生过度医疗才怪呢!出现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是必然现象。因此，过去的医疗改革是“基本不成功的”，广大百姓认可这个结论。端正改革方向，通过正确的改革措施来解决“过度医疗”问题是第一味良药。
其次，要对医生进行医德教育。“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毛泽东主席几十年前就提出的医德规范，它是与“一切向钱看”的不正之风背道而驰的。其实，只要卫生部门的各级党组织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抓到实处，抓到位，广大医务人员是愿意全心全意人民服务的。在非典肆虐时，全国许多医务工作者，为了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日夜坚守工作岗位，有些白衣天使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医德教育，应该是解决过度医疗的一味良药。
再次，科普部门、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要大力宣传普及卫生基础知识，扫除“卫生盲”。使广大人民群众知道过度医疗的危害性，把健康体检的知情权、选择权交还给患者，这样，患者就能自觉地抵制过度医疗。看来扫除“卫生盲”也是一味医疗极佳的“猛药”。
形成“过度医疗”问题的原因很多，不可能用几味药就能药到病除，只有对中国医改动手术，不断深化改革，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卿商/供稿)
作者：叶炳昌
1、“看病难、看病贵”的表现
(1)看病难在哪里
“看病难”比较确切的意思是，病人看病就医要走很远的路、花费大量的时间、耗费很大的心血，才能来到比较满意的医院或看上比较认可的好医生。用卫生经济学的概念表示，“看病难”就是看病就医的地理可及性较差。从其成因及其表现形式看，“看病难”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绝对性”看病难。这是由于医疗资源绝对不足造成的“看病难”，是因“缺医少药”而无法满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看病难”。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覆盖城乡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形成，现在这种“看病难”往往发生在中西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的偏远农村地区。
第二种是“相对性”看病难。是指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于居民需求的不足，患者去大医院看专家“难”的问题。突出表现为：许多人看小伤小病也不去基层医疗机构就医，而是纷纷涌到大医院。大医院车水马龙、人满为患，专家号一“号”难求。门诊看病“三长两短”：排队挂号、交费和拿药的时间长，但医生问诊和检查时间较短。病人入院、检查、手术排长队，抱怨连连;医生连续工作、经常加班，苦不堪言。结果是患者不满意，医生不满意。这是目前“看病难”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特征。很多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全国人民上协和”。
(2)看病贵在哪里
第一种是“个人主观感受的看病贵”。患者主观认为看病就医所花的钱超过了自己的预期水平，或者认为所花的医疗费与看病的效果相比不太理想，钱花得不是“物有所值”。这种认识和感受来源于生活经验。比如，30年前，在县医院做一台阑尾炎手术只需要几十元钱，但是，现在则要花几千元，医疗费涨了几十倍，病人当然抱怨“看病贵”了。
第二种是“家庭无力支付的看病贵”。是看病就医的总花费超过了家庭支付能力而影响了家庭正常生活，甚至因此花掉存款，卖掉家产，造成“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这类“看病贵”的实质是疾病的经济负担过重而缺乏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障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有很好的医疗保障，看病不用自己掏腰包，病人就不会抱怨“看病贵”了。比如，儿童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可通过骨髓移植治愈，但其总花费高达四五十万元，普通城市工薪家庭和广大农村家庭一般无力承担。
其实，儿童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发病率很低，一般在每10万个儿童中，可能仅有3—5个孩子患病。如果采用医疗保险的机制，由每个家庭都拿点钱形成一个互助共济的基金，补助那些有患儿的家庭，就可以帮助这些家庭渡过难关。 第三种是“社会无法承受的看病贵”。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全社会医疗费用的总水平有一种不断增长且增速居高不下的趋势，但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当它超过了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时，就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
(1)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现有卫生资源多集中在城市，其中优质资源又多集中在大中型医院，城乡和区域之间差距不断加大。同时，公共卫生和城乡基层医疗机构资源不足，服务能力较低，服务质量不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
(2)医药流通领域混乱
药品流通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缺少规模经营效益。 我国的药品批发企业主要是从传统的三级批发体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批发企业数量庞大,分散经营,各自为政,规模化不够,集约化不够,网络化不够,经营范围能够覆盖全国的批发公司数量极少。
(3)公立医院趋利化
目前，我国71%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承担的服务量占全国医院服务量的80%以上。由于政府长期投入不足，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形成了“以药补医”的模式，导致医院和医务人员忽视基本药物和适宜技术的应用，倾向于开大处方，争相使用大型设备，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费用，致使医疗费用大幅攀升，还严重损害了患者的健康。我国剖腹产比例远高于正常水平，抗生素滥用情况十分严重，就是这种机制带来的后果。加之一些医院就医流程缺乏人性化设计，少数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存在“冷、硬、顶、拖、推”等现象，医院之间的检查结果不能共享，恶化了患者的就医体验，强化了患者对看病难的感受。
(4)医疗保险事业落后
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已经覆盖了12亿多人口，但仍有1亿多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基本医保。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仍然偏低，个人自付比例仍占总费用的一半左右。加上我国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商业医疗保险起
步较晚，覆盖人口和保障力度也不大。因此，很多群众仍然需要自费就医，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压力。
(5)物价指数长期走高
人们感觉医疗费用上升过快。医疗费用也受物价指数的影响，如果除去物价指数的因素，人们对医疗费用增长的感觉也就没有那么明显。
(6)医学技术进步带来医疗费用增加
新的诊疗设备要消耗更多的物质资源，还要由技术高超的医务人员提供，由此带来医疗服务成本的快速增长，也是不可避免的合理增长。
(7)治病模式转变引发医疗费用增加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我国居民面临传染性疾病和慢性病双重负担，慢性病就意味着长期治疗、终身服药、费用高昂。
3、如何破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1)建立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政府通过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群众个人负担得到减轻。从全国范围看，由于政府不断加大卫生投入以及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已经从2001年的40%提高到61.8%，个人卫生支出占总费用的比例则从2001年的60%多降到了2009年的38.2%，人民群众看病就医个人负担过重的问题正在得到缓解。
(2)建立和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地区，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使药价平均下降30%左右。一些地方以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为抓手，配套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出现了门诊和住院费用下降、门诊人次和住院人数上升的可喜现象。
(3)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加快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全面覆盖。抓住国家扩大内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力改善民生的有利时机，增加政府投入，进一步加强县医院标准化建设，切实发挥县医院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龙头作用。完善政府经费保障机制，落实基层卫生人员经费。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加强收支管理与绩效考核。逐步扩大乡镇卫生院收支两条线管理范围，推进乡村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
(4)加强公共卫生保健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应急救治、采供血、卫生监督和计划生育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完善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体系的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建立分工明确、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互动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促进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5)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和推广
鼓励在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等重点难点问题方面大胆探索，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人事分配、绩效考核、补偿、价格等体制机制改革，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力争取得突破，形成成熟经验，逐步推广。加强公立医院内部管理工作，坚持以病人为中心，重点推动医院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促进因病施治，加强成本核算和控制，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同时，总结推广流程再造、方便结算、错峰诊疗等公立医院便民惠民措施，着力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
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不绝于耳，那么什么是“看病难，看病贵”?“看病难”可分为两种。第一是“绝对性”看病难，是由于医疗资源绝对不足无法满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看病难”，这往往发生在我国中西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的偏远农村地区。第二是“相对性”看病难，是指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于居民需求的不足，造成患者去大医院看专家“难”。突出表现为许多人看小伤小病也涌到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这是目前“看病难”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特征。看病贵”的概念更复杂，涉及到看病就医的价格、费用以及医疗费用对家庭个人的经济影响等方面的情况。第一种是“个人主观感受的看病贵”。患者主观认为看病就医所花的钱超过了自己的预期水平，或者认为所花的医疗费与看病的效果相比不太理想，钱花得不是“物有所值”。第二种是“家庭无力支付的看病贵”。是看病就医的总花费超过了家庭支付能力而影响了家庭正常生活，甚至因此花掉存款，卖掉家产，造成“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第三种是“社会无法承受的看病贵”。
“看病难，看病贵”是大家普遍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呢?第一，国家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国家财政对医疗行业投入不足，导致公共卫生领域和百姓的基本医疗得不到有效保障，让医院自生自灭，医院为了自身正常运营，不得不走“以药养医”的道路，这直接造成了患者看病费用高的现象。第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医学生毕业后首选三甲医院，大多数即使考研深造，也不愿意到基层医院，这使得基层医院医疗水平普遍低下。而患者生病后，只要有能力，不论大病小病都要到好医院挂专家号，使得医疗资源严重浪费。好医院的就诊人数多，利益大，有资金购买先进的医疗器械，而基层医院则不行，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好医院越来越好，基层医院越来越差。第三，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和管理秩序混乱。目前，全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都需要经营、收费、加价来维持，所以药品价格节节攀生。同时药品生产企业大量生产替代药品，国家降低药品价格，企业就会马上停产这种药，再生产新药，结果还是高价药，所以老百姓感觉不到实际的效果。医院购买新的医疗器械后，必定要从中获利，于是便出现了不管需不需要都做检查的“过度医疗”现象。第四，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力。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对医疗机构的规模、药品的采购和售价、大型仪器的购置及使用和新技术的采用等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监督办法。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呢?第一，国家应该加大对医疗行业的财政投入，负担医生的工资，减少病人开支。第二，健全分级诊疗制度，加大全科医生培养制度，鼓励医学人才到基层中为人民服务，加大医疗资源向基层医院倾斜力度。第三，加大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和管理秩序整改力度，让老百姓能够用上便宜药、放心药。第四，加强政府相关部门监管力度，杜绝开高价药和“过度医疗”现象的滋生。
我坚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用中国式的方法解决这个世界性的难题。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一)群众看病就医问题是我国卫生改革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原因1 、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配置不合理。我国医疗资源多集中在城市，而优质资源又多
集中在大中型医院。公共卫生和城乡基层医疗机构资源不足，服务能力较低，服务质量不高。
2、医疗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目前仍有两亿多城乡居民没有参加医保，现有的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的受益水平还较低，不能有效解决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问题。
3、公共医疗卫生公益性质有所淡化。政府投入不足，导致医疗机构以药养医，存在逐利倾向。
4 、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不规范，价格虚高。我国医药产业集中度低，流通环节过多，流通费用高，商业贿赂、药价虚高、不合理用药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
5 、政府对医疗机构、医疗市场监管不严。各级卫生部门存在重扶持、轻监管现象，缺乏对医疗机构、医疗市场监管的手段。
6 、群众看病就医的要求提高。
(二)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应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
基本原则：( 1 )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不能变;( 2 )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和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责任不能变;( 3 )走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道路不能变。
1、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尽快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全覆盖，加大政府投入，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和补助标准，健全城乡医疗救助体系。
2、贯彻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国家确定基本药物目录，实行基本药物招标生产和直接配送，减少中间流通环节，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行零差率销售，取消了以药补医机制。
3、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大政府投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全科医生制度。努力做到农村居民小病不出乡，城镇居民享有便捷的社区卫生服务。
4、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落实公共卫生经费保障制度，加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建设，扩大公共卫生服务范围，为城乡居民免费提供疾病防控、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5、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改革医院创收机制，取消以药补医和药品加成政策，改革医院内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医院人事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预约诊疗、分时段就诊、优质护理等便民惠民措施。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城乡群众最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为破解这个难题，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切实减轻广大群众医疗负担，特别是农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按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现就如何解决当前“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分析
近年来，县乡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支撑，以改善农村卫生服务条件、提高服务质量为目标，加大投入、深化改革，配备基本医疗设备，加强人员培训，有效地改善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全县卫生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体系有了很大发展，但与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群众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导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成因分析如下：
1、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卫生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据有关资料分析，中国用2%的世界卫生资源解决了22%世界人口的医疗卫生问题，中国人的健康状况超过同等发达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的严重不足，而且优质资源少。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卫生和教育预算年均增长为14.2%，而同期政府收入年均增长是17.5%;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的总收入中，药品收入占42.4%，医疗收入占53.5%，财政补助占4%。这表明社会投资没有与政府的财政收入保持同步增长，公共支出体系改革严重滞后，老百姓以有限的收入被动地支撑着迅速膨胀、高度市场化、国际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使“看病贵”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的诱因。
2、医疗资源分布失衡或不足，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目前我县二甲以上医院只县医院一家，优良卫生资源大多集中在这所医院，农村和边远山区缺医少药现象仍然存在，设备落后，技术缺乏，特别是红河、原黑梁河部分村舍卫生所仍然依靠血压计、体温计、听诊器“老三件”看病，农民甚至无法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全县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仍很短缺，人员结构失调，人才断档严重，乡镇卫生院有的先进设备无专业技术人员操作或技术不精，导致先进的设备利用率或诊断准确率不高，城乡居民就诊流向进一步向上级医院集中。不合理的病人流向，一方面使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利用率和技术水平下降，另一方面也使大医院的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大医院人满为患，也是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
3、国家政策调整或新的行业规范，增加了病人的医疗负担。政府把医疗机构推向市场，拨款越来越少，甚至断奶。医院要发展，成本最终必然转移到患者身上。国家取消公费医疗，推行医保制度，减轻了单位的负担，却无疑增加了患者个人的负担。医生为了适应医疗事故处理中“举证倒置”规定，不得不要求患者作更全面的检查，也加大了患者的医疗费用。
4、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据有关资料反映，城乡贫困人口的贫困原因1/4～1/3与疾病直接相关，疾病加重了社会贫富分化，加重了百姓对疾病风险的恐惧心理，使“看病贵”易于产生共鸣，成为社会挥之不去的阴霾.5、医疗卫生是高科技、高风险、高成本行业，医疗卫生费用在一定幅度内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诊治疾病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医学研究的过程，具有探索性。对人体的研究，对疾病的治疗，无疑是高风险状态下的高科技行为。在医疗活动中，花了很多钱却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也是常有的。由于非业内人士对此缺乏认识，很容易因为对治疗效果的不满意而产生或夸大“看病难看病贵”的情绪。
6、人口老龄化，疾病谱慢性化，医疗的难度和成本加大。中国在XX年就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资料显示，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80%用于了老年人，这其中的80%又用于了急危重症病人。调查显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所引起的死亡已占人口死亡数的2/3。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医药费用负担。
7、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随着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的健康观念逐渐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更多、更高。病人一味追求名院、名科、名医，小病也往大医院跑，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基层医疗机构卫生资源的浪费、大医院看病难的现象。
8、医疗机构市场主导，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我国医院目前基本上属于市场主导型。在医院的总收入中，药品收入约占48%，医疗收入约占47%，而财政拨款仅占5%左右。由于财政补贴不足，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偏低，药品收入成为医院的主要经济来源。
9、药品和卫生材料价格虚高，加重了“看病贵”的程度。药品和卫生材料虽然实行了招标采购，但由于定价机制不合理，厂商仍然有很大的操作空间。药品和卫生材料价格虚高加重了“看病贵”的程度而已。
二、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措施
(一)、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救助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加大政府对卫生的投入力度，对农村特困群众实行医疗救助，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浅析“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序号：17学号：201205190206 经贸管理学院 丁学成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到2014年，我们过大部分地区已经迈入小康的生活水平。人均收入已经超过7000。但是，在如此大好的经济形势之下，在社会中的存在的隐患也越来越让人揪心。显而易见“看病难，看病贵”就是其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居民医药费用的增长速度渐渐地超过了收入的增长速度，医药费用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重逐渐提高，老百姓被迫选择了“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医疗措施，严重的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生产生活水平，甚至引起了一些社会矛盾。“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政府、百姓普遍关注
和争论的焦点、热点话题。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不成功的医疗改革，造成了医疗
资源配置不合理、政府投入不足、监管不力、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社会医保覆 盖面较小等一系列问题。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难题，必须进一步
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加强政府在医疗服务领域的作用，包括：完善政府医疗卫生投入机制、健全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医药价格监管;深化医疗服务体系改革、逐步实现医药分开、解决以药养医问题、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发展;此外还要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等。
“看病难，看病贵”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当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此问题研究的成果将为政府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和参考，为推进改革开放，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主要是指人们在购买医疗服务时，对医疗服务提供的便捷程度、服务质量及价格不满意的一种评价。“看病难”一般是指群众获得基本医疗服务不方便、不快捷，难以得到满足;“看病贵”一般是指实际医药费用高于群众获得基本医疗服务所期望的费用。国际上通常用卫生服务公平性和可及性描述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卫生部部长陈竺还提出：“看病难”主要是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合理，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老百姓找到好医生不容易;“看病贵”，一方面是医疗费用的上涨明显高于人们收入的增长，另外是个人支付比例过高。
我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成因。
1.全民医疗保险发展缓慢。
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面太小。《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国医疗保障覆盖水平不高，50.4%的城市居民和87.4%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仅占9.35%，人均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支付金额337.89元。享受各种形式医疗保障的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仅为20%且保障能力非常低。每人只有30元钱嘲。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管理还存在不完善之处：一是个人负担偏重，二是个人账户作用不如预期理想.三是尚未对不规范医疗和不合理费用增长产生根本性作用，四是医保基金运行承担着越来越大的支付风险。按照设计.职工的个人负担比例在25%左右，目前不少地方参保人的实际负担比例达到或超过40%。人口老龄化加快，也增加了基金的压力。而政府财政没有像对养老保险那样对基本医疗保险做出“兜底”安排。使得医保基金必须自求平衡.也使基金运行中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
2.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我国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协调现象‘引。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造成广大群众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得不到有效保障。政府每年对公共卫生.医疗领域的投入只占政府总支出的6%，近几年政府投入的比例有所下降。到现今仅有4%，这个比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满足不了我国人口上升及群众健康意识逐渐提高的社会需求。中国用2%的世界卫生资源解决了22%世界人口的医疗卫生问题，中国人的健康状况超过同等发达水平的其他国家，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卫生和教育预算年均增长率为14.2%.而同期政府收入年均增长率是17.5%。这表明社会投资没有与政府的财政收入保持同步增长。中国的公共支出体系改革严重滞后。目前，国家的税收比例已经占到GDP的20%左右，但是，公共财政对关系百姓生老病死的医疗卫生支出，仍明显低于其他经济大国。二次分配在保障公平、维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作用明显不足。几乎同样的医疗成本，美国人均年医疗费用为5 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人均GDP才1 000-美元，人均年卫生支出只有291.44元(约36美元)。老百姓以有限的收入被动地支撑着迅速膨胀、高度市场化、国际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使“看病贵”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的诱因。
3.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
中国在总体人类发展方面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以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悉，中国20%的富人阶层已占有80%的社会财富。一方面富人阶层要求住高档病房要求特需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大部分老百姓连基本医疗需求都还不能满足。中国城市的基尼系数或者说贫富差距由1978年的0.16增加到2000年的0.32.同期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则由0.212攀升至O.33。当基尼系数超过0.400时，国家往往开始出现社会紧张局面。中国城市恩格尔指数在30%左右，农村在50%左右，表明中国刚刚解决吃饭问题，百姓还无力承受日益高涨的医疗服务费用支出。而城乡贫困人口的贫困原因1/4～1/3与疾病直接相关.疾病加重了社会贫富分化。加重了百姓对疾病风险的恐惧心理，使“看病贵”易于产生共鸣，成为社会挥之不去的阴霾。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对策。
1.坚持政府主导：加大投入和加强监冒两手抓，看力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健全和完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首先应明确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措施有：①实施区域卫生规划，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强化卫生全行业监管;②建立健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合理分工的三级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调整城市大中型综合医院布局，严格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③加大财政投入，使卫生事业的投入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④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社区卫生和农村卫生，力求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2.构建医疗卫生体系：立足农村和社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解决我国目前医疗卫生体制机制的不合理性，重中之重还是立足基层。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首先需要适当的政策倾斜，合理配置人、财、物的保障体系。主要措施有：①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费保障机制;②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提高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其次，应积极完善相应配套制度的建设，有效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作用。主要措施有：①加快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积极推行收支两条线和医保预付制管理;②提高社区医生的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③理顺三级医疗服务网络，鼓励三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协作联合。
3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强调公益性，健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理顺医疗药品体制机制医
疗卫生体系建设的核心就是突出公平性、强调公益性，而公平性和公益性首先需要一个机制健全、运行良好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作为支撑，以切实缓解“看病贵”问题[10I。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是要加快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必须稳步扩大覆盖范围，合理的目标是以城乡全体居民为保障对象，也就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一体全覆盖的医疗保障制度;其次，是加大政府投入，加强资金管理，逐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完善多层次、分类别、保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第三，要突出最基本健康服务，更多纳入防病意识，这也是提高卫生投入绩效的最佳手段;第四，应出台引导和鼓励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政策，对商业保险公司给予政策扶持，鼓励其开发与基本医疗保险紧密衔接、保费低廉、手续简便的医疗保险产品，为居民寻求医疗保障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最后，要使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挥实 效，还应完善医疗药品生产流通体系，理顺医疗药品价格机制，同时，构建一个保障有力的药品提供体系，让人民群众“吃得起药，放心吃药”。
4.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优化效能。严格监管，促进公平破解“看病难、看病贵”，不仅应“立”基层，更应“改”机制，其立足点正是公立医院。主要措施包括：①政府应加大卫生投入，建立合理的医院补偿机制，确保公立医院以公益性为本。②优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变医院逐利倾向。改革医院创收机制，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完善药品价格监督管理体制，取消以药补医和药品加成政策;改革医院内部收入分配制度。③加强医院监督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
在社会迅猛进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医疗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看病应该不是困难的 事，但我国经济转型以后，医疗服务运用市场手段虽提高了效率，提升了服务水平，但也带 来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于商业化、市场化，而社会保障体系却迟迟跟不上，使一些收入偏 低的城乡居民有病看不起。当前，“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生产生活水平，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势在必行。研究我国医疗服务领域出现的问题，正确认识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及医疗经济学理论，得出解决具体问题的科学结论，有利于正确认识国情，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医疗领域研究的成果将为政府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和参考，为推进改革开放，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长期形成，有积重难返之势;另外，医疗卫生问题本身就是世界性难题，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因此，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今后的探索过程中，要不急不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国内实 际情况，找到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措施和办法。
总而言之，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一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的根本利益问题，是体现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一、相关基本政策
温家宝曾经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不会因没钱看病而发愁。”短短的一句话，情深意切，感人肺腑。(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相关论述：
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妇幼卫生事业，加强医学研究，提高重大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和医疗救治能力。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落实经费保障措施。实施区域卫生发展规划，整合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建立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大医院和社区卫生机构双向转诊、高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定期到基层服务制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推进医疗机构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理顺医药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推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强化公立医院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规范收支管理，纠正片面创收倾向。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保证群众基本用药。加强食品、药品、餐饮卫生监管，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严格医疗机构、技术准入和人员执业资格审核，引导社会资金依法创办医疗卫生机构，支持有资质人员依法开业，方便群众就医。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
胡锦涛在十七大所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相关内容：(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提高重大疾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确保食品药品安全
二、导致现行卫生系统“病况”的六个“病因”
当前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多种原因长期积累造成的，而要解决现在的医患矛盾也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导致现行卫生系统“病况”的“病因”有如下六个：
第一，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
与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医疗资源严重缺乏而导致的老百姓就医困难不同，现在看病不容易更多的是医疗资源结构性失衡造成的。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不仅让社区和农村没有能力承担起基本的医疗功能，而且也让以“高药价、高耗材”为特征的过度医疗愈演愈烈。(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目前，全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老百姓得了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或者不相信当地医疗机构，只奔大城市大医院，从而让这些医院陷入门诊的海洋中。据统计，北京部分三甲医院都有相当大的就医比例来自外地，也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非危重疑难病例。“从某种角度讲，它浪费了我们宝贵的医疗资源。对整个国家的医疗技术和可持续发展都非常不利。”
第二，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卫生支出曾经一度占到政府总支出的6%，而到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4%。在今年3万多亿元的财政预算中，仅有1200多亿元用在医疗领域。“这个比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投入的缺失造成了公共卫生领域和百姓的基本医疗得不到有效保障。实际上，中国医疗事业大部分的贡献来自老百姓缴税以后再次掏自己的腰包。据了解，2004年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已经占到GDP的5.5%，但是它的构成却很尴尬：政府支出所占比例为16%强，而老百姓的支出则占到55%。
“不能什么都推向市场，也不能都要求自费。”
第三，医疗保险发展缓慢。(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据统计，2005年，医疗保险覆盖的城镇职工数为1.3亿，再加上500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只有不到两亿的城镇居民有医疗保障。
在农村地区，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口达到1.7亿，不到8亿农民的四分之一，而且保障能力非常有限，每个人只有30元钱。
第四，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
目前，全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的成本都不是政府支付的，都需要通过“经营、收费、加价”来维持，所以药品价格不可能不节节攀高。再者，医院目前实行的是药品加成政策，进价越高，加成越多，医院当然不会去进低价药。“整个链条都需要高价药，那么到老百姓那里价格就不可能低下来。”(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虽然国家已经实行了17次药品降价，所涉品种多达万余，但是老百姓却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效果，这与药品生产企业大量生产替代药品分不开。“国家降这个药品的价格，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就马上停产这种药，再生产新药，结果还是高价药。”第五，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倾向。(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初衷，“肯定不是让它为政府挣钱，而是为群众提供廉价有效的医疗服务”。然而，当前一些政策上的矛盾致使这个目的越来越难以实现。既然是公立医院，就应该保证对他们的财政投入并且加强监管。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方面是目前政府投入很少，每年的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7%～8%，其余90%以上都是靠医院自己组织医疗服务得来;另一方面，政府对医院的收支又不管，任凭医院自由收费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医院院长，自然要追求利润。而在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主导地位则让这种情况有可能发挥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第六，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
当下职能部门对医疗服务缺少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对医疗机构的规模、大型仪器的购置和新技术的采用都没有特别“管用”的监督办法。“行业监管确实有困难。”(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了如今“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更造成了如下事实：卫生部进行了第三次全国卫生医疗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9%;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在住院患者中，主动提出提前出院的比例为43.3%，其中六成以上是因为支付不起相关费用而提前出院的;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从1998年的63.7%上升到75.4%;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占全部贫困农民的比例上升到33.4%;在西部地区农村，62%的患者因为经济困难应治疗而没有治疗，75.1%的患者还没有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
三、相应对策措施(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针对这些问题，应该积极采取以下针对性的措施。
首先，调整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格局。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落实经费保障措施。严格医疗机构、技术准入和人员执业资格审核，引导社会资金依法创办医疗卫生机构，支持有资质人员依法开业，方便群众就医。目前，很多地方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都已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各级政府应继续加大投入，加强完善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第二，加快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要在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建立健全服务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在农村，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一步摸索和完善相关机制，力争将更多人纳入到医疗保障体系中来，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不会因没钱看病而发愁。
第三，强化公立医院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规范收支管理，纠正片面创收倾向。上海长江医院竟发生了将已经怀孕的一名少妇，诊断出不孕症，五天索要该患者3.7万元的恶性事件。这说明政府必须对医疗卫生单位要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对公立医院要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变目前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片面创收的运行机制。严厉查处各种名目的不合理收费现象。推进医疗机构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理顺医药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推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强化公立医院公共服务职能。
第四，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保证群众基本用药。根据国家、社会、个人承受能力和安全、有效、价廉的原则，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整顿药品生产流通秩序，加强药品价格监管，严禁虚高定价。(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国人口基数大，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经济差异大，这些都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价格监管体系、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和政府投入等诸多方面因素都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老病死。我们要本着对人民负责，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伟大事业负责的精神，常抓不懈、积极开拓，切实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力争尽早做到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不会因没钱看病而发愁。
四、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要加快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着眼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需重点抓好四件事是：
一是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搞得更快一些。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101亿元，比去年增加58亿元。(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二是加快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城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重点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落实经费保障措施，方便群众防病治病。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给予适当支持。
三是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政府对困难群众给予必要的资助。(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四是做好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扩大国家免疫规划范围，将甲肝、流脑等15种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有效预防的传染病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在免费救治艾滋病、血吸虫病等传染病患者的基础上，扩大免费救治病种。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充分发挥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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