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文化学的本质规定（一）文学的内涵一是典籍知识。《论语》有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这里的“文学”是指“文学之科”，属于孔门四科之一。荀子把“积文学”视为提拔重用人才的条件之一。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篇1：

语言学诗学研究

摘要：作为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奠基人，20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雅各布森语言功能观提出的“六因素六功能学说”开展了当代文学语境下的跨学科研究，其突出特征就是语言学与诗学联姻。在很大程度上，语言学诗学就成了雅各布森文论思想的核心观点，而语言学诗学的理解，指的就是处于语言学范式下的文学研究。本文从雅各布森语言功能观出发，在语言学诗学的表现方式和结构机制的两个层次上，就其对以语言学为大背景下的当代文学研究作一学理分析。

关键词：雅各布森 语言学诗学 诗学功能

罗曼·雅各布森(以下将其简称为雅氏)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领袖人物，布拉格学派和纽约小组的奠基人，20世纪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其学术影响力在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现代人类学、精神分析学、诗学等一众学科的发展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雅氏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解开了当代众多人文学科发展的桎梏，打开了新视野，而在这其中，他在语言学和诗学领域里取得的创新性成果最是格外醒目。

雅氏对语言学诗学的认識下了一个定义：“语言学里将诗学功能置于其他语言功能的关系中进行研究的那部分。或者说，诗学就是在以语言学为大背景，诗歌为小背景的前提下，对诗学功能开展的语言学研究。”[1]在雅氏这里，语言学是把言语材料到语言艺术的转变作为研究的主要目的，他选择从诗歌的言语材料出发，从语言功能的角度来分析“文学性”。为此，诗学功能(亦称美学功能)就成为他语言交际六功能里的重中之重，同时也回答了何谓“文学性”这一棘手问题。正如他在1958年的那篇著名的演讲《结束语：语言学与诗学》中提道：“当信息作为信息，词语作为词语本身，而不是作为他物的替代与表达，诗性功能就体现出来。”[2]为此，本文在总结雅氏“六因素六功能学说”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他的语言学诗学功能，就语言学诗学表现方式和结构机制的两方面作一学理分析，希望能够在以语言学为大背景的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领域里稍做启发。

一、等级序列：语言学诗学的表现方式

雅氏在总结出语言交际的“六因素六功能学说”之时，具体阐释了六功能的表现方式。在他看来，情感功能是为了直接表达说话人对听话人的态度，是自我情绪的有力释放。意动功能在句法上可以表现说话人对意动用法的运用如命令式和祈使句等，实施的是对听话人的定位和要求。语言的寒暄功能就体现在建立起同发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一条交流通道上，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说话人和听话人在顺畅的语言环境中进行交流。指涉功能体现的则是语言的指代或对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认知能力的一个检测。元语言功能集中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代码上，它体现的是双方对同一代码的解读能力。当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交流活动趋向于信息本身时，语言的诗学功能就凸显出来。之后，雅氏又在基于自身定义的语言功能观体现出的各自特点上，提出了各功能间的“等级序列”观，他认为在语言学诗学研究中是以诗学功能为主导的文学研究。“等级序列”观决定了话语交际六功能在不同条件下的位置划分：当某一个功能占据主导位置时，其他功能就会暂时“消退”，而这一主导功能就成为判断话语交际功能属性的标志。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句诗歌“桂林山水甲天下”，要是倾向于信息的说话人，则可以凸显情感，表明说话人陶醉于桂林山水美景的愉悦心情。指涉功能占据支配地位时是对具体语境的一个写实描述，向说话人和听话人共同传达桂林山水的美景、美物的具体环境情况。若强调的是听话人，意动功能就占据支配地位，充满对听话人的诱惑之意，暗示对方可以到此一游。若强调的是交际功能，则可以体现在像火车上旅客彼此间一句简单的相互问候，寒暄之语，只是为了打开彼此间的对话渠道。如若是一些不明其意的小孩子也学做表达这句话，这七个字在他们这里都是一个极其陌生的符码，呼唤的是父母帮助他们进行诠释，体现的是元语言功能。如若强调诗性功能，此处凸显的正是文字本身，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这句有名的诗正是出自南宋王正功，诗歌语言美在言语本身，因而体现的是诗性之美。

很显然，雅氏这里的主导功能并非意味着言语交际诸多功能中的某一种垄断，强调的正是一种不同功能间的等级序列。在等级序列中的主导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任何言语交际行为的六功能都是同时存在的，当语言系统内部的功能“等级序列”位置变化时，主导功能自然也随之改变。雅氏的语言学诗学关注的就是在等级序列中以诗学功能为主导的诗学研究，他认为：“一部诗作应该界定为其美学功能是它的主导的一种文字信息，”[3]换句话说，诗歌语言应当是以自指的诗学功能为主，而后才是提供信息的功能。对于这一点，雅氏也早有明言：“当语词作为语词被感知，而非作为被命名客体的再现或一种情感的宣泄，当语词及其组合、意义、内外形式都获得了自身的分量和价值，而非对现实冷漠的指代，诗性就到场了”。[4]正是由于文学作品自身独特的言语结构和诗学功能等区别性特征，体现了雅氏语言功能观的“文学性”，文学语言是以自身言语的审美为主，而信息的自指同时赋予了形式本身以意义，从而将文学语言和其他语言研究区分开来，这也是诗之为诗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就算诗学功能在诗歌的功能等级序列里占据了主要位置，但由于语言交际六功能的普遍存在，诗歌类型也会因为其他功能的排序位置不同而改变。如一首感人至深的爱情诗，情感功能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说教诗，意动功能居于诗学功能之后。而史诗强调的是叙事的第三人称，就把指涉功能放在其次的位置。

二、双轴现象：语言学诗学的结构机制

雅氏对语言学诗学的研究结合了共时与历时状态，在他看来，不管是语言学还是诗学研究，不但要关注共时状态下那些永恒的、连续的静态因素，还需要注意历时研究中的变化规律。雅氏也从此延伸出了诗性功能的语言学实现路径，即如何从中体现诗之为诗的区别性特征，表明了诗歌中选择和组合相结合的“双轴现象”，在这其中，选择基于对等原则，各要素之间具有同义、反义、相似或相近等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的位置对等，在文本中往往不易发觉，组合则源于临近，形成序列。而所谓的“双轴现象”，就是指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了组合轴上，这样一来，原本在选择轴上不易发觉的对等原则在组合轴上得到凸显，从而体现了诗性功能里的结构机制。雅氏语言学诗学的结构机制正是语言功能观中“文学性”这一区别性特征得以表现的内在规律。具体而言，就可以表现在一首诗内部不同音节的规律、词性、长短等方面。如马致远的那首《天净沙·秋思》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来说明雅氏“双轴现象”的体现：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在这首诗中，“枯藤”“老树”“昏鸦”就是典型的对等结构，最容易发觉的是这三个词都有消极的含义，皆为落寞之景。一般而言，只要选择其中的一个词语就可以代表整个的含义。但是这样的对等结构放在了同一水平线上进行组合，就将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了组合轴，这首诗的诗学功能便表现出来。还有“小桥”“流水”“人家”以及“古道”“西风”“瘦马”各自三个意象与第一句都有着相同的结构与组合，这三句之间相同的选择项从而形成了更大范围的组合。此外，这首诗的对等结构还体现在语词韵律配合上。如“鸦”“家”“馬”“下”和“涯”是作者明显有意的尾韵配合。实际上，这种将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的“双轴现象”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无处不在。而也正是这些独具匠心的诗人通过对“双轴现象”的娴熟应用，诗歌语言不再强调传统般的描述性，相反，语词在内部的“投射”中，充分进行它们的游戏，不再指涉社会文化的宏大背景，而是让读者感知到的只是语词本身，从而展现诗歌语言的诗性美。

雅氏通过“双轴现象”的分析还对失语症病理的本质做过一番解释：一个患失语症的人，不是负责选择和替换的功能出了问题，就是负责组织和结构的功能出了问题。前者的症状就表现为言不由衷，如患者头疼，他不会说头疼，而只能指着头部部位。后者就表现出语言组合的混乱现象，如“我吃饭想”或是“吃饭想我”，总之就是无法表达出一句连贯且完整的“我想吃饭”。在雅氏看来，诗人恰恰就像患了失语症的病人一样，有的在选择关系中失语，有的在组合关系中错乱。但诗人恰恰由于能够沉醉于“言语错乱”的语篇里，诗学功能才得以表现出来。诗学功能凭借着“错乱”的言语特征将读者的目光聚焦语词本身，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才不复存在，唯有诗性之美。

三、结语

对雅氏而言，文学研究要关注作品本身，关注作品的构成形式，而他通过语言学诗学概念的提出就将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了内部，不再像传统文学批评去关注作品的存在起因，而是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存在形式，即在文学作品研究走向“语言学转向”的同时，确定了文学语篇是以诗学功能为主导的文学研究对象，定义了雅氏语言功能观视角下的“文学性”。本文在以总结雅氏语言功能观的基础上，就语言学诗学的表现形式和结构机制做了一次学理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学与诗学联姻后的研究前景是一种“诗学科学的探索”。正如雅氏看来，这种“语言学转向”是对文学研究的一次正本清源。最后，对雅氏语言学诗学概念认识的重要性，可以引用他在《语言学与诗学》一文结束时的一段话：“我们所有人必须意识到，一个对语言的诗性功能充耳不闻的语言学家和一个对语言问题漠不关心，对语言方法知之甚少的文学家同样都是十足的时代落伍者。”[5]

参考文献：

[1]Jonathan Culler.Structuralist Poetics：Strcturalism，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Ithaca：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75：65.

[2]Roman Jakobson.“Closing Statement：Linguistics and Poetic”，in Thomas A.Sebeok ed.Style in Language.Cambridge：The M.I.T.Press，1960：356.

[3]张杰，汪介之.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10.

[4]Roman Jakonson.“What is Poetry?”in Krystyna Pomorska and Stephen Rudy，eds.Language in litera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378.

[5]Jakobson.R.Linguistics and poetics.In K.Pomorska and S.Rudy(ed).Language in Literature.London：The Belknap Press，1987：62-94.

(作者简介：杨达，男，硕士研究生在读，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

作者：杨达

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篇2：

文学文化学论纲

一、文学文化学的本质规定

(一)文学的内涵

一是典籍知识。《论语》有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这里的“文学”是指“文学之科”，属于孔门四科之一。荀子把“积文学”视为提拔重用人才的条件之一。“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在荀子看来，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懂得典籍文章、端正自身言行、讲究文明礼仪，即便是庶人的子孙，也要提拔他为卿相士大夫。“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荀子·大略》)荀子此处说的“文学”同样是指古代的典籍知识，旨在说明典籍知识对于人格修成的教化功能。

二是独特的语言文学艺术形式。“文学”有时指辞章修养，如元结《大唐中兴颂序》：“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文学”有时还指官。汉代置于州郡及王国，或称“文学掾”，或称“文学史”，为后世教官所由来。汉武帝为选拔人才特设“贤良文学”科目，由各郡举荐人才上京考试，被举荐者便叫“贤良文学”。此外，“文学”还指道德高尚的人，精通儒家经典的人。魏晋以后有“文学从事”之名。唐代于州县置“博士”，德宗时改称“文学”，太子及诸王以下亦置“文学”。它是当今所说的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并表现作家精神世界的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文化形式。文学是与哲学、道德、宗教、法律、政治相并列的观念上层建筑。当代文学主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从类型学来说，它可以分为通俗文学和高雅文学、国内文学和国外文学、纯文学和谎言文学。

(二)文学文化的意蕴

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概念，“文学文化”首先是由我们的学术团队提出来的，张明在《社会文化导论》(涂可国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对文学文化的内涵、特质、构成和发展等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阐发。虽然，一些人对 “文学文化”存有质疑，表示不接受。其实，在我看来，它具有极大的合理性。

其一，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如上所言，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形式。然而，不论是语言还是艺术，都是文化的重要特质。如果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文学，那么它既具备社会文化的总体特征，是整个社会文化大系统的一种形态，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本源、传统、语言、行为、思想、制度、背景与环境。文学是创造者和接受者所创造的文化样式，宏观上蕴含着多种文化意涵，微观上包括多种文化要素，与各种社会文化存在互动、互联、互通，不仅受到外围文化的影响，还反过来作用于其他文化形态，因而文学无可争议地成为文化的重要类型。正是基于此，当代出现了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或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日益融为一体，为文学文化学的建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二，文学与其他文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文学诚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规律，应当确保文学的合法性身份，不能将其与其他文化形态混同。但是，客观上，文学总是避免不了与各种文化形态的勾连、交流、融通，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史不分家”之说。而且，文学及其要素的发展也离不开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互动，它们需要从各种样态的文化成分中汲取营养和动力，并借以彰显自己。同时，文学也对其他文化特质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俗话说，“文以载道”，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文学家，都对社会形成了极为广泛的文化效应，例如“五四运动”即是由文学革命开其端的。上个世纪80年代生成的“文化热”，诸如“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审美文学”“人性文学”“主体性文学”“反思文学”等，不能不说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三，文学是从文化中分离出来的。人类社会早期，虽然出现了许多当今所说的文学体裁、文学形式，譬如先秦时期中国就诞生了诗歌、散文、民歌、赋等，但是并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普遍性的文学范式。而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文学直到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才从人文社会科学中分化出来。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学的审美性、语言性和情感性等独有特征才逐渐凸显出来，使其成为特殊的文化样式获得社会的承认。

(三)文学文化学的本质

文学文化学是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它是关于人类文学现象的文化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学的总体性文化把握。它是对文学所呈现出来的人文、语言、科技、学术、知识、宗教、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思考，致力于阐释文学文化的本质、发生、功能、动力、生命、差异、冲突、传播、结构、类型、精神、整合等普遍性问题，以形成文学学科新的生长点。

二、文学文化学的基本构架

要把握文学文化学的基本构架，就必须了解文学文化的主要内容。根据文化的内在结构，可以把文学文化看成是由文学物态文化、文学行为文化、文学制度文化和文学观念文化四个部分组成的有机系统。

一是文学物态文化。它是以物质为载体的文学的自我确证、自我显现，凝聚着文学家的价值观念、道德祈求、审美趣味和社会理想，特指为了宣传、推行、尊奉、传播文学现象和文学人物而建造的物态事物，是用来进行文学生产、文学欣赏和文学消费的物品，如碑刻、牌位、文物、文具等。它们作为特殊的文学文化，构成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学遗产对教化民众、传播知识、文化传承、精神活动等都具有重要作用，是文学文化得以傳承和弘扬的载体和工具。

二是文学行为文化，主要表现为文学的思想行为、认识行为、情感行为等，旨在追求真善美利。它分为文学意识活动、文学生产创作和文学享受、体验、消费三个方面。

三是文学制度文化。所谓文学制度文化是有关文学的制度化规定，它是开展文学生产、文学活动和实现文学追求的重要途径和建制，是一个由多层次、多方面和多要素组成的有机体系，是文学的行为规则、惯例。

四是文学观念文化。所谓文学观念文化，既指文学的精神活动现象，如有关文学的思想认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知、情、意心理现象，又指围绕某种文学现象、文学事物所展开、所生发出来的由观念、情感、态度、认识等组成的综合体，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文学的精神。

文学文化学要探讨文学文化学的发展历程、思想内涵、义理结构、思维特点、社会背景和价值意义。

(一)文学文化学的基本范畴

首先就“文”“化”“文化”“文学”“文学文化”等基本范畴进行梳理，对文学文化的本质、内涵、情调、意义、价值和发展等进行分梳，揭示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阐释文学的文化观、文学的文化转向、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探讨文学与修养、文学与文明、文学与境界、文学与教化、文学与道德、文学与科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教育、文学与习俗、文学与礼乐等方面思想的内蕴及影响。立足于结构主义角度阐明文学物态文化、文学行为文化、文学制度文化和文学观念文化。

(二)文学文化学的历史呈现

从纵向角度梳理中西文学史所呈现出来的文学文化学思想，阐明不同文学流派文学文化思想的互补性、同异性。特别要以著名文学流派、文学家的文学文化思想范式作为基本研究范本，梳理和总结文学文化学的历史发展形态。全面概括与总结文学文化学的历史发展，讨论诸种文学文化学学说的价值与缺失，厘清文学文化学的逻辑发展进程。

(三)文学文化学的主要内容

从分论和总论两个层面对文学文化学思想展开阐释。所谓分论就是运用文化学的基本概念、观点、范式和方法对文学的各种样式如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的文化现象、文化意涵、文化影响进行探讨。所谓总论就是对文学文化的本质、发生、功能、动力、冲突、传播、结构、精神、整合等普遍性问题开展研究。总论方面要从整体性角度把文学文化纳入整个文化系统中，考察它的沉浮兴衰、历史流变，分析其在文化大格局中所处的历史地位、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从类型学角度阐释文学文化与其他各种文化形态的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注重研究社会文化对文学文化的内涵、走向、特点、变迁等造成的影响;立足于文化发展的视域研究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学形態的文化地位、文化意义，尤其要关照在当代文化繁荣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文学文化的传承、适应、创新、再生、转型与复兴，认识和评价它对文化奠基、文化资源、文化批判、文化融合和文化重构等方面的意义和作用，阐发其与文化现代化、民间信仰、价值重建、人格塑造、精神家园构建等的双向关系问题。此外，还要从地域文化的维度阐发文学的地域性，指明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双向关系。

(四)文学文化学的重要特质

分别论述文学文化学所具有的层次性、社会性、人文性和传承性四大特征。一是多维解读由文学物态文化、文学行为文化、文学制度文化和文学观念文化构成的层次性，以及由文学物态文化、文学行为文化、文学制度文化和文学观念文化构成的层次性。二是阐述文学文化学所展现的注重教化、审美、情感的特质。三是阐发文学文化彰显人性、人生、人伦、人道、人格等特质的人文性。四是从纵向的角度借鉴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典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和经验，通过深入挖掘、梳理文学文化遗迹、文献、史料等“死的”文化遗存，对历史上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文学彼此之间的结构、联结、冲突、融通进行实证分析，展开主体性的保护、诠释、创新，使之得到“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要对那些流传下来的文学文化传统展开经验调研和理性分析，深入探究和把握它们的构成、特点、意义、地位、成就、问题和发展方向路径。

(五)文学文化学的比较研究

首先对文学文化学进行整体比较和流派分析，包括比较中西方不同文学学派、流派、思潮的文学文化学思想。其次是客观上探究世界上文学文化的历史、演变、功能、特点和发展。再次是从文学文化学建构的逻辑起点、主要目的、基本范畴、言说方式四个方面比较文学文化学与文学心理学、文学地理学、文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等新兴学科之同异。

(六)文学文化学的当代发展

一是揭示文学文化学当代发展的重要性，指明文学文化学由于分散在不同文学人物、文献之中，较为零散、不够系统，有必要结合时代特点和已有学术资源对文学文化学进行深度挖掘和阐发;二是阐明文学文化学当代发展的可能性，讲明借助于吸收现有文学文化学研究成果、借鉴西方文学文化学资源加上学界努力，完全可以实现文学文化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探讨文学文化学当代发展的方法路径，针对文学文化学理论上的得失，指出当前创新发展文学文化学应采取的合理方法和合适路径。

三、创建文学文化学的重要意义

(一)完善文学学科体系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涌现出诸如文学心理学、文学地理学、文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等新兴学科。由于文学本身就是文学创造者所创造的人文存在，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要素，文学在与文化互动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日益成为社会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构成，于是，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青睐，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的关联愈来愈受到倾注，文学的自律研究出现了“文化的转向”，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逐渐趋向一体化，文学文化学的创建呼之欲出、顺理成章。构建文学文化学这一新兴学科，实现文学与文化的有机融合，有助于拓展文学学科的学术空间，推进新时代中国文学学科事业的创新发展。

(二)发展文学事业

当代社会的全球化、世俗化、市场化、网络化，极大地冲击了文学和文学文化，尤其是高雅文学更是面临边缘化，阅读文学的人越来越少，有人甚至喊出“诗歌死了”“小说死亡”的口号，以致在某种意义上说出现了文学危机。与此同时，文学文化呈现出多样化、多极化的发展态势，存在一定的分立、竞争，一定程度上陷入破碎化、边缘化的困局。加强文学文化学研究，能够整合不同的、多元化的文学文化样态，形成互通、互联、互补的关系，构建整体文学合力。只有实现文学不同形态的多样性、协调性、个性化发展，才能从整体上增强文学的解释力、话语权，进而共同应对文学面临的种种挑战。

(三)促进文化发展

文学文化具有文以载道、审美愉悦、净化心灵、提升精神、塑造人格等多种功能。从现实来说，文学文化学注重文学“文”的内省与外显，彰显文学重文、厚文、养文、生文，借助于对文学文化学的阐释，以使人们对文学有更多的理解、同情和尊重，将有助于解决当前由于文化意义认知缺失、传统文化认同缺失和道德人格缺失所导致的文化危机问题。以文学文化学的崇高价值诉求来辅助理性的求真诉求，纾解当前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发展模式引发的价值悖论和发展隐忧，推动社会注重人文理想关切、人文精神培育、审美人格塑造与优雅情感养成。文学文化具有多种文化功效，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它积淀着一个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和崇高的精神品格，凝聚着优秀的传统美德、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和远大的社会理想，确立个人待人处世的行为规范和生存智慧，蕴含着大量文化知识、文化信息，可以使人学以益智、学以修身。正如习近平所说：“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强化全社会范围的文学文化教育，可以提示人注重提高文学文化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程度，借以实现人的全面健康发展。通过对文学文化范式、文化建构、文化发展、文化转型等方面资源进行深刻揭示与反思，打造文学文化类型品牌，有助于指导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文化重建，从而合理地干预、规范、指导文化生活实践。

四、建构文学文化学的路径

文学文化学研究的重点如下：其一，从历史角度梳理文学文化学，把握文学文化学的丰富内容和逻辑发展过程;其二，探索文学文化学的主要内容;其三，揭示文学文化学的独特内涵与当代价值，把握文学文化学的固有之面相，致力于文学文化学的学理建构;其四，梳理文学文化学与文学心理学、文学地理学、文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关系，以建构完整的文学学科体系。

文学文化学研究的思路是，首先，梳理文学文化学的历史演变，揭示文学文化学的核心精神在于对文化的关怀和尊重;其次，以中西比较的方式发现文学文化学的独特价值和丰富内容，推动文学文化学的有机发展;再次，比较以理性为逻辑起点的发展观和以文化关怀为逻辑起点的发展观，探讨以文学文化学疏解当前文化观价值隐忧的理论可能。

文学文化学研究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历史的方法。从文学文化学的历史演进中发现其特质，从中西方文学文化的历史演变中发现其优势与困境。二是比较的方法。对各流派文学文化学做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发现文学文化学的特质和价值。三是诠释学的方法。力求立足于文化学话语本身来理解文学文化学、体悟文学文化学;引入诠释学方法、范式和观点，以探求文学文化学的总体面貌，建构文学文化学的概念系统。

[责任编辑：韦素丽]

作者：涂可国

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篇3：

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型

毫无疑问，人类正处于困境之中：一方面，全球性进步有目共睹;另一方面，生态灾难早已不再是传说，全球气候变暖和深度污染正威胁着所有物种的生存。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文学研究应该有怎样的作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一场学术研讨会于9月15日在北京时代书局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生态批评家协会、深圳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时代书局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厦门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的20多名学者进行了深度对话。在对话中，他们讨论了文学研究转型的必要性，梳理了生态文学研究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展望了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前景，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

一、危机与拯救：文学研究全面转型的必要性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这是与会学者的共同立场。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既是挑战，也为学术研究的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机缘。以往的学术研究受制于人类中心论的范式，难以创造性地应对生态危机，日益暴露出其致命欠缺。要使学术活动成为一种拯救性力量，改变研究范式已经势在必行。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进行转型，而是如何推动转型的完成。对于转型的实质和内涵，与会学者进行了多样化的概括：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余谋昌)、以生态视野代替人类中心主义(高旭东、王晓华、赵白生)、采用参与自然循环的有为策略(李庆本)、超越消费主义的生活观(宋丽丽)、致力于人类心灵的绿化(马永波、张华、仝晓锋)、重视文学艺术中已经发生的生态学转型(陈晓明)，等等。

作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介入生态文化建构的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谋昌总结了生态文学的诞生机制：20世纪中叶，工业文明达到顶峰，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跃进，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生态危机也随之出现了;为了应对危机，人类开始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这种转向从观念开始，体现为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的建构;从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48)到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西方生态文学形成了自己的初步形态;在中国，自徐刚的《伐木者醒来》(1986)开辟了环境文学的先河后，生态文学创作、生态批评、生态美学已经出现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不过，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还远未成为主流选择，大多数文学研究家的心灵还有待“绿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在走向新的地平线，还身处转向的“途中”。

如果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还处在转向的过程中，那么，向何处去就是个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宋丽丽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在参会论文《生态文学的反思》中，她提出转型期的文学研究应该审视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机械主义的自然观、科技主义文明观、消费主义经济观。总而言之，文学研究不能再停留在受制于上述观念的现代化视域中。超越现代性是当今生态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宋丽丽教授的发言代表了与会学者的共同思路。在清理科技主义文明观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旭东提出：我们以前秉持科学至上的理念，但实际上科技与人文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要推进生态文学研究，就不能不寻找超越这种紧张的道路;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如郭沫若)赞美工厂冒出的黑烟，称之为世界的名花——美丽的黑牡丹，表达的就是一种单纯的现代化理念，其核心就是对科技的崇拜;现在，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要追赶西方世界，以科技推动发展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正因为受这种生存情境的制约，中国的生态文学还不是主流;只有大多数人都能正视现代性中的内在紧张(如科技与人文的冲突)，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才算取得了成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林精华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对生态危机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彻底，甚至还没有达到俄罗斯文学家的已有成就。

在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欠缺时，与会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国人对现代性的迷恋——我们还处于现代化的途中，尚未充分意识到内蕴于现代性中的风险和危机。现代性的核心是人-自然的二分法，正统的现代性理念往往表达了两种乐观主义：其一，人处于宇宙的中心，其利益和福祉最为重要;其二，通过不断征服自然，我们可以进入持续进步状态，享受终极的幸福和快乐。实际上，这两种观念都没有根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启超认为：人既没有权利将自己定义为中心，也不可能将征服进行到底，在无限的宇宙中，人不过是渺小而短暂的存在，中心主义不过是这个物种的幻觉;当人企图控制自然和机器时，他也被自然和机器所控制，企图强行突破这种辩证关系，就会造成全面的危机;人类必须重新选择生存方式，以生态观超越人类中心论，关怀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生态体系;有了这种思路，文学研究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批评家便能看到他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如人类中心论的荒谬、进步主义的内在悖论、当下文学作品中已经显现的生态意识。

与会学者认为，改变研究范式并非人类对自然的恩赐，而是偿还生态债务的必要方式。在人类中心论的支配下，自然的一切都被看成人类造福的资源。随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出现，人类逐渐异化为地球上的掠夺者，奴役自然的发展观造就了深重的生态危机。正因为人类的行为造就了普遍的痛苦，我们才需要偿还生态债务。从这个角度看，今后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都属于人类赎罪行动的一部分。赎罪的对象不仅是自然，而且包括被压抑的人类群体(如有色人种、妇女、小孩)和文化(如前现代文化)。当赎罪的文学家将文学升华为拯救性力量，一条新的地平线将清晰地显现出来。

二、转型过程中的文学研究要重视已有的精神资源

在追查文学研究转向的具体踪迹时，与会学者认为：这种转向看似历史短暂，但它绝非突然出现的偶然事件。没有各种精神资源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对生态危机作出如此全面的反思。要推动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就不能不重视和回到已有的精神资源。事实上，珍惜已有精神资源与珍惜自然资源同样重要，其本身就是一种救赎性的行为，属于生态学转型的内在构成。

在与会学者看来，生态文学研究可以借鉴的资源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从自然写作到生态批评的西方文化资源

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首先出现在观念领域，文学(尤其是被忽略的边缘文学)是社会转型的先声。从向自然赎罪的角度看，作家和艺术家已经走在了学者的前面。早在18世纪末，西方就出现了包括吉尔伯特、华兹华斯、梭罗、巴勒斯、缪尔、奥斯汀在内的著名自然作家，诞生了《加州的群山》、《阿拉斯加之旅》、《我的青少年生活》、《接受宇宙》、《标志与季节》、《冬日阳光》、《河畔小屋》、《生命的呼吸》、《延龄草》、《清新的原野》、《自然之道》、《羊群》、《旅行尽头的土地》、《无界之地》等名篇。由于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始于对西方思想的借鉴，翻译对推动其发展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题为《绿色经典翻译的当代价值》的参会论文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庆本梳理了上述思想资源产生影响的基本线索：1949年初，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当时译名为《华尔腾》)出版，标志着中国生态文学翻译事业的开端;上世纪70年代，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在我国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并为后来中国生态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上个世纪80年代，国外的生态思想理论被译介引入，也为我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所有这一切终于在90年代汇成我国生态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第一次浪潮;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国外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的成就被系统译介进来，我国生态文学研究也呈现出一种新的繁荣景象。对于西方文化资源的影响，厦门大学教授王诺也进行了精辟的总结：首先，它为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生态美学乃至整个生态思想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对象和素材，为我国生态文学家以及关注生态的所有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外来参照;其次，它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文学爱好者(包括学者和广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阅读资源，为他们提高生态文化水准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应该感谢徐迟、程虹、马永波等致力于翻译西方文化经典的学者，由于他们的努力，西方生态理念进入汉语，变成我们可以随时吸取的精神资源。

(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始于对西方思想的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本土资源。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物我不二、民胞物与，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高旭东教授认为，老子重视自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绘画、音乐、文学、生活方式(如田园山水意境);儒家强调要敬天礼地，这与西方人认为自己要管理天上的鸟、水中的鱼、地上的兽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本土资源。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悦笛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他认为，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本身被当做家园而非征服的对象，这种世界观完全可以被转型期的文学研究者所继承。与会学者认为，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如此丰厚的生态思想资源，那么，我们的生态文学研究就没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理论，还应该注意理论话语的中国化，从借鉴走向独创性建构。

(三)当代本土文学资源

与会学者认为，自徐刚等人创作最初的生态文学作品以后，中国生态文学也经历了由边缘化到被逐渐接受的过程。现在，进行生态文学创作已经不再是少数边缘作家的孤独事业，包括莫言在内的许多先锋作家也加入到守护家园的行列中。在发言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总结。他认为，像《狼图腾》等发行量达到数百万的作品也释放了一个信息：通过自然(如动物)表达民族国家、动物、人的生存意志，展示狼等自然存在的自由，因而也传达了一种我们所说的生态意识。在生态意识的影响下，中国作家开始建立起新的文化伦理。如莫言的《蛙》和《蝌蚪》就通过小动物的视角看问题。通过蝌蚪和蛙的叙述，这些小说展示了这些生命的主体性和内在价值，将动物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类叙述都会构造中国生态文学新的话语平台，值得批评家们重视。陈晓明教授的发言获得了著名儿童文学家刘先平的呼应。他强调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生很有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早：中国大自然文学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最初的表现形态是儿童文学;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中国儿童文学当中涌现了一批写大自然的作家;如果研究生态文学的专家多注意儿童文学作品，就会发现更多的生态叙事，这是我们以前曾经忽略的重要领域。

不过，珍惜已有思想资源不等于完全效法其中蕴含的精神法则，文学研究者应该以超越的立场对待他们。王诺教授认为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和西方传统的自然写作有其巨大的局限：作者往往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把人类心理强加到动物身上，实际上遮蔽了真实的动物本身;真正生态学的描述应该尊重其他生命的主体性，展现本真的自然生命。在反思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自然写作时，陈晓明教授认为：包括《狼图腾》在内的小说还没有克服以物喻人的局限，狼等动物时常被当做国家民族的象征，这与尊重动物本身的生态学立场还有很大距离，因此我们在研究它们和传统文本时要同时正视其“进步”和局限。

三、生态学转型将推动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新的地平线

尽管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但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型绝不意味着回到过去。相反，转型的目的是自我超越，是走向更富开放性的理论建构。在展望生态学转型的前景时，与会学者提出许多建设性的观点。

宋丽丽教授指出：“生态文学重新张扬荒野的意义、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意义、重建田园的意义，并非是为了倒退到黑暗的时代，并非为了剥夺人类享受物质尊严的权力，而是在拒绝绝望的诉求中，唤醒人类可持续地在地球上生存的生态智慧。”这种观点获得与会学者的赞同。来自深圳大学的王晓华教授认为，生态批评要求重建人与世界整体的关系，实际上意味着文学研究的后现代转折：既不是固守现代，也不是回到前现代，而是进入建设性的后现代场域;通过研究后现代文化的生态之维，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转型的方向;事实上，生态学立场远非简单地守护自然，更包括去中心、消解等级、反对霸权、肯定差异、倡导对话等诸多诉求;充分抵达自身的生态学研究将具有丰富的维度。北京大学教授赵白生认为，如此丰富的生态学维度如果逐渐影响日常话语和意识形态，将推动整个世界的转型，形成新启蒙主义的强大气场。

对于生态文学研究的多维性，与会学者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华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实际上与宗教信仰具有直接关系：在传统西方语境中，人相对于上帝是非常渺小的存在，但文艺复兴以后人被抬到上帝的位置，自然则被视为弱者，而这正是生态危机的起源;正因为如此，西方生态批评一直秉持关怀弱者的立场——动物、女性、有色人种、劳工阶层都属于关怀的对象，人类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白人中心论和男权主义则受到批评和解构;充分展开的生态文学研究应该具有非常丰富的维度。王晓华教授认为，生态文学研究的具体维度应该包括物种批评、性别批评、种族批评、阶级批评等，它应该综合和重构已有的文学研究成果。

在展望生态文学研究的未来时，人的地位是无法忽略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是人，不可能完全忽略自己的存在，因此，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仍是与会学者讨论的核心。周启超研究员认为，当代生态文学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预警机制，提示我们关怀所有生命的未来，因而它并没有把人类排除在外。王诺教授则强调好的生态文学作品要消解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生态文学必须充分表现自然对人的影响。然而，在另一方面，生态文学家又必须看到，他所描写的人与自然关系绝对不是单向度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绝对不能从过去人类主宰自然、人化自然这一个单向度，跳到只强调自然对人的影响与决定、消解人的主体性、甚至完全是自然化人的另一个单向度、另一个极端，把人都写没了的作品绝不是好的生态作品。”张华教授进一步提出，转型后的文学研究既要克服人类中心论，又要必须警惕生态中心主义。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马永波教授则强调：要同时尊重人和自然的主体性，研究人类主体和自然主体的互动;两者都非封闭的存在，而是始终在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时，文学批评家应该采取“面向事物自身”的开放立场。

通过上述对话和讨论，与会学者勾勒出丰富的生态文学研究前景。他们认为，要让这个前景逐渐成为现实，我们就既不能回到单纯顺应自然的前现代，也不能固守迷恋人类中心论的现代精神，而应为文学研究开辟新的地平线。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文学研究会找到克服后殖民语境的机缘，走上真正的原创境界。

[作者简介：王晓华(1962—)，男，辽宁黑山人，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美学、文化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责任编辑：王俊

作者：王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