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贸易战论文(精选5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一夜之间，全球经济格局风云巨变，草木皆兵。随着特朗普对中国600亿商品征收关税的决定落地，7个小时之后，中国商务部发起反击，一场贸易风暴已然拉开序幕。国际贸易的历史，自古希腊、罗马时期便有之。
中美贸易失衡原因与贸易战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
摘要：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中美贸易失衡原因及贸易战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是亟需探讨的问题。文章首先基于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数据实证检验两者的联动关系，接着分析贸易战前后我国贸易流向和流量的变化。研究发现，产业转移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贸易战以来我国进出口增速下降显著，贸易流向逐渐由美国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关键词：贸易战;产业转移;贸易流向;“一带一路”
一、 引言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2019年8月1日，特朗普政府不满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进程，在2 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的基础上，宣布对余下3 000亿美元的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通过暂停购买美国农产品、对约75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10%或5%关税、对美汽车及其零部件恢复加征关税等措施进行反击。此后美国作为反制，将之前2 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25%关税调制30%，以及增加3 000亿美元商品税率至15%。显然中美贸易战仍将持续下去，并愈演愈烈。
2008年～2018年间，美中贸易逆差规模由2 848.48亿美元扩增至4 430.55亿美元，占美国当年逆差比重由32.93%升至46.83%。特朗普政府始终将中美贸易失衡作为发动贸易战的理由。本文认为产业转移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并且两国贸易失衡符合价值链分工及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美国单方面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严重破坏了全球价值链，不仅会对中美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也影响到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那么，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否与产业转移有关?2018年3月以来的贸易战会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占比的变化探讨了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并以2018年3月为节点，分析贸易战前后中国对外贸易变化情况。对重新认识中美贸易失衡、最大程度地防范或减少中国的经济损失以及拟定中国未来的战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二、 文献综述
1. 中美贸易失衡原因。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从现有文献来看，其主要原因包括：第一，结构性因素。美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提高，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正好适应美国的市场需求(蔡兴、刘子兰，2012;朱维巍，2014)。第二，数据失真。孙继山(2017)、戴翔等(2018)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存在水分。中国对美国超过半成的货物贸易顺差来自加工贸易，而绝大多数加工贸易又来自外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美国实现了巨大的结构性收益，因此贸易失衡不但有水分，而且不能与贸易利益相等同。第三，东亚因素。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根源在于国际产业转移，即东亚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将其对美国的出口转化成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刘万锋，2008;杨丹、张宝仁，2012)。第四，国内发展战略。我国粗放型发展战略的累积效应以及长期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粗放型发展战略造成了商品结构不合理，外部表现为较强的价格竞争力，并且出口秩序混乱(孙瑞华、张松丹，2006)，但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时候却会有很多政策和条约的限制(林明臻、郭真，2018)。
2. 贸易战对一国贸易的影响。Santos-Paulino和Thirl-wall(2004)估计了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增长，进口增长，贸易差额和贸易平衡的影响，发现自由化刺激了出口增长，也进一步提高了进口增长率。毛其淋和盛斌(2014)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其中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而关税升级会降低加工部门的竞争力，并且影响整个经济体的贸易与福利(Narayanan & Khorana，2014)。吴小康和于津平(2016)、徐艳等(2018)分别运用引力模型和实证检验发现，进口国关税税率越高，中国对其出口越少。有学者专门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模拟。李昕(2012)利用含中国加工贸易部门的GTAP多国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中、美对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0%和100%两种情况，研究发现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1.67%～4.51%，实物投资下降0.82%～2.09%，贸易摩擦的结果是中国损失更大。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仍未定论，而当今中美贸易战对两国经济的影响是亟需探究的问题。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了边际贡献。一是通过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数据，分析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二是以2018年3月为时间点，分析贸易战开始后中国对外贸易流向和流量的变化等。
三、 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产业转移则是实现空间分工的重要途径(张少军、刘志彪，2009)。发达国家为了实现国内经济高度服务化、制造业高端化以及向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攀升，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将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谭介辉，1998)。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结合本国比较优勢，顺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总量与结构的跨越式发展。本文认为产业转移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1. 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或地区贸易差额的直观分析。本文根据IMF网站数据计算了1990年～2018年美国与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差额占美国总逆差的比重。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比由1990年的35.80%降至2018年的7.70%，降幅最大，其次对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占比由9.94%降至1.77%。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比由1990年的9.24%猛增至2018年的47.71%。另外，美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占比变化较平稳，而对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甚至出现了贸易顺差，对东亚其他国家(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在内的东盟各国)的贸易逆差占比逐年上升，从1990年的6.08%提高到2018年12.01%。
绘图可以更直观地发现，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美国对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贸易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例的变动呈“剪刀差”态势。具体表现为：美国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贸易逆差比重大幅缩水，共减少46.56个百分点;对中国贸易逆差比重指数型上升了38.47个百分点。
2. 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的计量检验。
(1)数据来源。本文选取的变量有：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重，美国对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逆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重，分别用X，Y来表示。由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经贸步入新台阶，同时伴随着东亚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因此，样本研究年限为2000年～2018年。数据来源于IMF数据库。
(2)计量检验。由于本文研究的变量数据是时间序列，而绝大多数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因此先要判断变量是否平稳。使用Stata软件对变量X、Y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中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所示：变量X不平稳，而变量Y平稳。因此还需要检验X、Y两个变量序列一阶差分后是否存在单位根。
如表1中的“变量一阶差分后的单位根检验”所示，对变量X和Y进行序列一阶差分后，P值均小于0.05，不存在单位根，说明变量一阶差分序列平稳。
接下来需要根据信息准则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表中“最优滞后阶数检验”显示，根据FPE和SBIC准则，只要滞后1阶。根据LR检验以及AIC和HQIC准则，选择滞后5阶。权衡考虑，本文选择滞后5阶。
最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美国对东亚贸易逆差占比减小是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比增大的格兰杰原因，而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比增大不是美国对东亚贸易逆差占比减小的格兰杰原因。就经济学意义而言，中美贸易失衡实际上是由于东亚国家(地区)向中国产业转移所致，符合价值链分工及比较优势。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地区)，甚至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华投资、产业转移的方式，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偏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国以及发展偏落后的东亚国家(越南、柬埔寨等)转移。中国逐步成为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与此同时，美国产业空心化严重，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产业比重远远超过物质生产部门，虽然近年来通过产业回流等方式有所缓解，但产业转移等因素造成的中美两国巨额贸易差额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四、 贸易战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1. 总体进出口规模有所上升，但增速放缓。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2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2.34万亿美元，进口总额为1.91万亿美元。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2%;其中出口总额为2.50万亿美元，增长6.9%;进口总额为2.11万亿美元，增长10.4%。进出口总体规模均有增长。
但从月度同比增速来看，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进出口平均增速为8.76%，比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下降了3.81个百分点;出口平均增速7.70%和进口平均增速10.47%，相应下降了3.28和4.88个百分点。2019年2月，出口同比增速更是低至-20.7%。由此可见，自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来，虽然中国货物进出口规模仍在不断上升，但不管进口还是出口，其增速均受到不小影响。
2. 对美贸易受阻，贸易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进出口增速。本文根据IMF数据计算了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中国对前四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东盟和日本，以及韩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去数据缺失的巴勒斯坦共63个国家，下同)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出口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速为5.83%，低于总体出口增速1.05个百分点;中国对欧盟、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分别增长8.95%、12.23%和7.77%，增速分别高于总体增速1.97、5.25和0.79个百分点。进口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减少了9.63%，下降显著;中国对欧盟、东盟、日本和韩国进口增速均低于总体进口增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增速则高达18.34%，高于总体增速7.85个百分点。
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放缓，进口出现了大幅下降。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愈发明显，对其进出口增速均高于总体进出口增速。
(2)进出口占比变化。出口方面，2017年至2018年，中国对各国或区域的进出口占比变化很小。但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比快速下降，由20.35%降至16.24%，2019年后欧盟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出口伙伴;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占比呈上升趋势，2019年4月中国对其出口占比已高达30.59%。
进口方面，2017年至2018年同年较稳定，但从2018年3月起，即贸易战开始之后，趋势就立刻发生了变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占比由25.11%上升到27.68%;对美国的进口占比从8.58%降至5.79%;对欧盟、东盟、日本和韓国的进口占比仍然变化不大。可见贸易战开启之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活动更多地转移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3)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变化。本文参照邹嘉龄等(2015)方法，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中亚5国、蒙俄2国、东南亚11国、中东欧19国、南亚8国以及西亚、北非19国6大板块。时间同样选取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和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两大块。
出口方面，增速最快的是东南亚和中东欧，分别同比增长了12.23%和17.68%;其次是蒙俄和南亚，分别增长了7.49%和5.20%;中亚和西亚北非略有下降。进口方面，整体增速较高，其中中亚、蒙俄和西亚北非的增速高达29.24%、33.50%和33.67%;增速最低的东南亚为7.40%。进出口总额可见图1，东南亚11国在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均处榜首，西亚和北非18国占据次位。
3. 贸易结构难以优化。本节主要比较我国重点商品2018年上半年和2019年上半年分别累计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以及占总出口比例变化。
2018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累计出口金融同比增速分别为15%和18.3%，比总出口增(下转第57页)速(12.7%)高出2.3个百分点和5.6个百分点，增速迅猛。而2019年上半年，我国总出口同比增速仅为0.1%，其中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同比增速降至-0.6%和-2.3%。可见美国贸易战重点针对的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服装及衣着附件和农产品出口在贸易战影响下也持续下滑。以上四大类商品在2019年上半年占总出口比例均出现下降。若贸易战继续下去，我国出口结构将难以优化。
4. 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高，贸易附加值上升。2019年上半年，中国一般贸易進出口1.28万亿美元，同比下降0.56%。其中出口6 880.4亿美元，进口6 055.7亿美元。而一般贸易占总进出口59.86%，比2018年上半年提高了0.88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出口5 289.6亿美元，同比下降7.49%。其中出口3 446.6亿美元，进口1 943.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总进出口24.94%，比2018年上半年下降了1.47个百分点。
从贸易方式角度看，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占比提高，尤其是在出口端，因此贸易战影响下，我国贸易附加值水平反而略有提高。
五、 结论与建议
中美贸易失衡背景下，两国贸易战持续升温。本文基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差额数据，利用实证计量模型探究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同时，以贸易战开始之时2018年3月为时间点，分析其前后各一年中国对外贸易变化情况，发现中国货物进出口增速放缓;贸易流向由美国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出口增速大幅下降;短期内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占比提高，尤其是出口端，有利于我国贸易附加值的提升，但是否会长期影响仍有待考察。由于贸易战有滞后效应，若其持续下去，之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大大超过本文所示结果。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中国应加大对外投资，加快产业向中西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的速度，优化海外市场布局，通过产业转移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第二，加快调整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提升产品质量和国内增加值比例，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第三，出台各种政策刺激国内投资与消费，推行供给侧改革，使高端产业与内部消费需求相适应。贸易战终究会给两国带来损失，只有解决内部失衡问题，才能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
参考文献：
[1] 林明臻，郭真.中美贸易战的根本——贸易失衡问题探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8，(9)：77-81，88.
[2] 戴翔，张二震，王原雪.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本质及其应对[J].南京社会科学，2018，(4)：11-17，29.
[3] 孙继山.中美经贸向何处去?——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及贸易战应对选项的分析[J].国际贸易，2017，(11)：31-33，40.
[4] 朱维巍.究竟谁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因——来自中美分行业产品异质性视角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研究，2014，(9)：41-48，88.
[5] 杨丹，张宝仁.东亚因素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的定性与定量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2，(10)：97-104.
[6] 张少军，刘志彪.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动力、影响与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J].中国工业经济，2009，(11)：5-15.
[7] 刘万锋.中国与美国和东亚国家贸易差额联动关系的实证分析：1993-2005年[J].财贸经济，2008，(8)：95-100.
作者简介：李旭泽(1994-)，男，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9-09-16。
作者：李旭泽v
在对外公开阐述了一系列无奈的理由后，特朗普最终还是扛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
以“301调查”为名，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长串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的计划。作为回应，中方表示“一不怕，二不躲”，随即对美国出口的大豆、汽车、飞机等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以实际行动告诉美国，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中国有坚定的决心、强大的实力捍卫国家利益。
作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对于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表达出一种冷静的认识。事实上，他不赞同“贸易战”的说法。在他看来，贸易是交流、对话、谈判、妥协的过程，特朗普有权利对中国发起贸易政策行动，中国也做出了回应。他表示，“现在最怕的是国内国外一些一知半解的‘专家’过度解读，目前我们需要的是理智、准确的解读，让市场平稳下来。”
对等回应
特朗普突然向中国贸易“开火”并非一时冲动，早在2016年就埋下引线。其在竞选过程中强调自己当选后将“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是贸易逆差不降反增：从2016年的3470亿美元上升至3721亿美元，占到了当年美国总贸易逆差的47%。根据美国商务部今年2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752亿美元。
在特朗普看来，对中国展开贸易战，是他兑现竞选承诺的一种形式，尤其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前，他需要用强硬的维护美国利益的姿态，向选民表示自己坚强的本土立场。
这轮贸易摩擦是由美国挑起的。作为“应战方”，中国的原则是对等回应。这个原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即回应时间点、所涉商品价值与加税的政治效果。
3月8日，特朗普签署总统文告，宣布将对进口钢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但没有明确中国是否是主要目标。中国商务部随后做了反对的表态，但没有公布具体的回应措施。3月22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价值至多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關税。
自此，美国加税剑指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中方的表态随即升级：中方不希望打贸易战，但绝不惧怕贸易战，有信心、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3月23日，美国对钢和铝的加税决定生效，一长串豁免名单中并没有中国。当天，中国公布对128项美国商品的加税清单，税率分别是25%和15%，4月2日生效。
中国对128项美国商品加税，所涉商品价值约3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对中国钢和铝加税的回应。美国每年进口钢和铝价值约334.6亿美元和173.1亿美元，但中国在其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去年美国进口自中国的钢和铝，占其总进口额比例分别是2.7%和9.7%，价值约25.8亿美元。
第一轮较量，在加税商品所涉价值上，中国坚持了对等回应原则。可以想见，一旦美国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商品的加税决定生效，中国也会跟进对约50047，美元的美国商品加税。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对钢和铝加税只是在试探火力，那么接下来的加税不仅加强了火力，而且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美国贸易代表处公布的拟加税清单，涵盖约1300个关税项目，主要涉及中国的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生物制药等高端制造业。
特朗普政府毫不避讳其目标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企图影响中国的政府政策。这就不只是贸易问题了，不过中国对此早有预判。
在中国最初公布的128项加税清单中，相当部分是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这些商品的出产地，绝大多数是共和党的票仓。根据相关统计，在美国大豆产量排名前十的州中，2016年大选中有8个州都把票投给了特朗普。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海外市场，去年进口价值近140亿美元，仅次于波音飞机。
3月26日，美国大豆出口协会发布声明，对政府拟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加税表示担忧，称此举将危及美国大豆种植业。随后，美国拟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也把美国大豆列入了加税清单。毫无疑问，中国的加税清单并不是无的放矢，这也是一种对等回应。
以戈止武
特朗普咄咄逼人，中国当以戈止武。如果贸易摩擦扩大化并蔓延到其他领域，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难以承受之重。所以，中国的主要目的还是要防止爆发全面贸易战。
虽然特朗普政府在态度上日渐强硬，但并没有彻底关闭对话的大门。美国对钢和铝加税生效的当天，美国财长姆努钦打电话给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通报美方公布“301调查”报告情况，同时表示将继续与中方保持沟通。
3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称，美中两国政府有望通过磋商避免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此前，他还宣布把对中国商品税的窗口期从30天延长到60天。
《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中美两国的确已经启动了磋商。据报道，美方向中方提出了降低进口美国汽车关税、增加美国半导体进口、扩大美国企业在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等要求。
这说明，在贸易战硝烟弥漫之际，中美已经悄然进入讨价还价的阶段。特朗普以贸易战威胁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止战”的紧迫感。如果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税的决定在6月生效，那么中国的对等回应也会很快。由此产生的“政治效果”，很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兑现”。
除了选举因素，中美贸易的历史和现状，也赋予了中国能做到止戈为武的筹码。特朗普的盛气凌人，某种程度上说是基于认知上的错觉，即美国是中美贸易关系的施惠方，中国是单纯的受惠者。
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2001年～2016年，在美国商品出口前十大市场中，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增长了510.5%。这段时期，美国对这十个市场出口平均增长率是98.9%。美国出口市场排名前两位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增长率分别是62.2%与126.5%。
无论特朗普政府如何给美国贸易赤字问题开药方，都不可能忽视中国这个购买力强大且增长潜力巨大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有底气以适度的反击提醒特朗普：美国也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利益攸关方。
中美第二轮较量会如何收场，目前还不得而知。悲观的前景是，特朗普政府如期在6月对中国商品加税，中美较量进入第三轮并呈扩大化趋势。乐观的可能性是，在6月前两国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妥协，在加税所涉项目与商品价值上打一些折扣。如此，特朗普既“兑现”了加税承诺，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贸易摩擦的政治负面后果。
龙永图：不赞同“贸易战”的说法
作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对于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表达出一种冷静的认识。事实上，他不赞同“贸易战”的说法。在他看来，贸易是交流、对话、谈判、妥协的过程，特朗普有权利对中国发起贸易政策行动，中国也做出了回应。
记者：您如何判断目前的形势？
龙永图：我长期从事国际贸易谈判，我不太喜欢“贸易战”这个词。贸易本身就是一种交流、一种对话、一种谈判、一种妥协，而且谈判大部分的结果都是以妥协而告终。所以我们不要把当前的经贸关系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过分戏剧化，轻易使用“贸易战”这样的词。
这样的用词可能使老百姓困惑，使产业界人士感到担忧，给资本市场带来恐慌，对整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于资本市场的冲击以及产业界一些投资决策的冲击，也许比贸易战本身还大。
有一种说法是一个新兴崛起的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一定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一定会落入到所谓的“陷阱”当中去。我觉得现在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因为美国对中国整体的看法，我认为还没有最后形成，对特朗普所采取的一些政策也还没有形成共识。不要把这一次强硬的贸易措施，看成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判断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一直在做美国的工作，一直在向全世界说，中国的崛起不是对世界的威胁，也不是对美国的威胁。
记者：特朗普把减少贸易赤字作为一个主要目标，贸易赤字并不一定都是坏事，他对减少贸易赤字是否太过纠结？
龙永图：我们希望以市场化的方式来看待贸易赤字问题。一般来说，世界上凡是有贸易赤字的国家，产业都比较强大，国家比较富裕，人均消费水平比较高，所以对于全球消费品从最高档到最低档都有需求。
实际上，就国际贸易理论而言，国际贸易最大的受益者是进口方，而不是出口方。进口方占据了国际贸易的主动权。它想买哪个国家的产品、想以什么样的价格买人，基本上都掌握在进口方的手上。那些具有强大贸易赤字的国家常常是在国际贸易舞台上最有发言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美国有这样大的贸易赤字，主要是美国长期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结果。再加上美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主导地位，使得美国贸易处在更有利的地位。
现在中美贸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反映在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方面。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由于放开了贸易经营权，中国贸易的力量突然释放，所以中国的贸易，特别是出口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加。
在出口迅速扩张的情况下，美国作为有强大消费能力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贸易井喷的受益者，使得美国中低收入群体能够享受到价廉物美的产品。美国最想推动的农产品出口方面，也能找到像中国这样巨大的市场。总体上，中美贸易对两个国家都是很有利的，都是双方需要的。
现在中美贸易逆差从数字上看起来不好看，我也理解。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赤字虽然有历史发展的逻辑、有市场的逻辑，但毕竟两国之间长期如此规模的贸易逆差，确实需要解决。我也赞同中国采取一些措施削减贸易逆差。但这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采取行政化的方法或者强硬的贸易政策措施来解决将欲速则不达。
只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是可以逐渐减少的。随着中国收入群体的增加，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日渐庞大，中国对于美国中高端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对美国的进口也会越来越强劲。
此外，中国产业开始升级，对美国中低端产品出口会逐渐减少，被其他新兴国家比如越南、巴基斯坦的出口所代替。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问题是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出口采取控制的手段。如果美国能放松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美国的出口就会增加25%～40%。總之，还是有解决办法的，但这需要坐下来商量，大家都要有耐心和真诚的意愿。
记者：从贸易的角度出发，目前中美的贸易争端是否存在和平解决的可能？
龙永图：特朗普提出要让美方减少1000亿美元逆差。很少有哪个国家谈判代表提出来你要减1000亿的贸易逆差，因为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政府定—个指标就可以，但特朗普就是这样的风格。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白给美国1000亿美元，是我们要多购买美国1000亿美元的产品。现在中国人消费升级，也很需要美国的产品。这也是为什么在牛肉的问题上，过去谈判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让而现在有所让步的原因，中国现在需要高端消费品。现在我们购买美国的高档消费品，包括牛肉、农产品、机电产品是完全可能的，老百姓有需求。
对贸易纠纷也好，处理贸易逆差也好，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表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度，采取—些具体的开放市场的措施。
中国入世为什么取得很大的成就？一方面是我们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而这些改革措施是在一个健康的外来压力背景下采取的。如果我们把这一场中美或者国际经贸关系出现的一些对中国的压力，转化成改革或者说加快改革的动力，那可能变成一件好事情。
一夜之间，全球经济格局风云巨变，草木皆兵。随着特朗普对中国600亿商品征收关税的决定落地，7个小时之后，中国商务部发起反击，一场贸易风暴已然拉开序幕。
国际贸易的历史，自古希腊、罗马时期便有之。到了粟特人统治中亚的时代，中亚曾是世界的贸易中心，见证着丝绸之路的盛衰，但只有到了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的密度、丰富性和对各国经济的重要性才真正得以体现。
从大航海时代到如今的互联网地球村时代，贸易战与大国崛起的故事息息相关。一场贸易战，关系着大国之间的命运，在诡异莫测的历史中，国运，也由此变更。
西班牙的崛起与衰落
1580年，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派遣阿尔瓦公爵率军强行合并葡萄牙，从此，菲利普二世成为西葡共主。当时葡萄牙是远东香料贸易的霸主，这一合纵之术几乎使得哈布斯堡拥有整个世界的贸易。
菲利普二世深谙政治之道，他保全了葡萄牙贵族的特权，并仍使葡萄牙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然而两国相当于在外交上成为一体，西班牙的敌人就是葡萄牙的敌人，这使得葡萄牙人增添了很多敌人：英葡自1386年温莎条约便结为姻亲，但西英则是传统仇家，这一事实合并直接导致英葡交恶;当时的荷兰正在闹独立，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为了遏制荷兰人的念想，菲利普二世切断了荷兰对香料贸易的参与权(此前葡萄牙人视荷兰为香料贸易的北欧基地)，但反而激励了荷兰人建立自己的海军，挑战葡萄牙的世界贸易霸权。
自西葡联盟以来，英国海军便可攻击葡国船只，而其中战利最丰者，莫过于“神母号”被英军截获一事了。经过一夜的伏击，英国船只截获了神母号，缴获各类香料多达五百多吨，价值50万英镑，相当于当年英国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除了香料以外，船上还放有用珍珠镶嵌的木盒，里面有葡萄牙在澳门对中国和日本进行各类贸易的详细信息。
神母号的截获，激发了各路诸侯对远东贸易的念想。荷兰人派出王牌间谍、后来的探险家德·胡特曼前往里斯本调查远东贸易详情。
1981年3月，两个美国汽车工会的工人正在砸一辆丰田卡罗拉汽车。图中牌子上写着：“如果要在美国卖车，那就得在美国生产产!”
1602年，随着荷兰国势渐起，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成为国营海盗团伙，前往远东劫掠。1603年荷兰意外在新加坡以东洋面截获一艘葡萄牙从澳门往马六甲航行的巨型船只——“圣·卡塔丽娜号”，上面截获的商品直接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本金得以翻倍，其中包括大量明朝瓷器以及古玩。这种劫掠当然引起了当时“国际社会”的一阵哗然，葡萄牙甚至想通过自己制定的国际海洋规则来判定荷兰所为非法。然而荷兰此时搬出自己的法律专家雨果·格罗修斯，他写了一本著作《海洋自由论》，驳斥当时西葡的主流观点认为“航道属于西葡”或者是“西葡第一”，称公海应如空气般拥有航行自由。
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观点，最终却成为国际海洋法的先驱，也算是冥冥中注定了新型海权国家的崛起。而西葡则继续吃了一鼻子灰，被逐步蚕食海上霸主的领先地位。
英荷大战与自由贸易的兴起
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取得了远东贸易的主导权，成为新一代海上霸主。但谁又曾想在欧洲，新兴海权的斗争早就开始，英国觊觎荷兰已久，而荷兰也很快丧失了霸主地位。
英国的崛起并非一帆风顺;1604年英西缔结合约，但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英国海军经费一直紧张，再加之1603年伊丽莎白女皇去世，导致英國尚未打造一个军事商业联合体。当“荷兰模式”成为一种快速致富的方法后，英国举国上下也开始思索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强国之路。
1631年，查理一世曾与旧敌西班牙缔结密约，企图动摇荷兰的海上霸权，但碍于与荷兰统治者奥兰治亲王的关系，查理一世的做法一直比较小心，也因此没有什么大的起色。有趣的是，1648年西班牙统治者与荷兰共和国缔结明斯特合约，正式确立荷兰独立，但反而导致共和国议会与荷兰省督高度对立——因为军事斗争结束，议会想将财权回收，反而导致与领主反目的局面。与此同时，英国国会因反对查理一世父子统治展开内战，克伦威尔成为执政官后，提出和荷兰一同“开发”拉丁美洲的想法遭到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荷兰奥兰治家族的抵制，使得英荷走向对抗之路。
1587年，英国著名的私掠船船长弗兰西斯·德瑞克突袭了卡迪兹港，不仅摧毁了西班牙海军主力，更掠夺了西班牙前往远东贸易的商船，这成为一个节点，英国开始崛起。
海上贸易主权的争夺让昔日盟友变敌人。荷兰因造船业极富盛名，也因此被称为“海上马车夫”，成熟的造船技术让荷兰成功在世界经济中分了一杯羹。但当时，重商主义是横行世界的王道，资产阶级出身的克伦威尔更是这一贸易政策的代表，随着英国的崛起，荷兰垄断全球贸易的做法被越发排斥，英国也由此出台了《航海条例》，剑指当时的海上强国荷兰。
为了打败日益发展的商业竞争对手荷兰，并力求保住刚开始建立的海上优势，英荷漫长的贸易战及海战拉开帷幕。英国首战告捷，第二次战争荷兰扭转局势，反败为胜，但在最后的关键一战里，英法联合对荷兰宣战，最终荷兰败北。
这一战让荷兰彻底“退居幕后”，英国虽然得到荷兰部分殖民地，但也因此付出了20万英镑的补偿，而法国则借英国之手既削弱了荷兰，扩大了自己在贸易中的份额，同时也因为荷兰的倒下，使得法国在欧洲大陆开始了崛起进程。
这一战之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主义思想兴起，贸易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也成就了英国未来的经济辉煌。
大萧条时代的国家歧路
历史总在重复自身。1929年10月，紐约股市崩盘，金融危机一触即发。为了将危机转嫁他国，国会议员霍利和斯穆特联名提出关税议案，为保护国内就业，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迫于压力于1930年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890项商品进口关税。美国进口的平均税率也由38.2%提升到了55.3%，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关税水平，被载入史册。
然而美国政府并未料到提高关税所引起的骨牌效应有多难控制。先是加拿大首先采取了提高美国商品税率的报复行为，法国也从美国进口的汽车中增税60%，意大利紧随其后撤回了基于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瑞士也公开抵制美国商品，就连一向高呼自由贸易口号的大不列颠国也加入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队伍……一个月之内，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和古巴纷纷提高美国产品的进口关税，一年之内，共计26个国家给来自美国的进口产品制定了新的数额限制……
有数据显示，1929-1933年，世界贸易额从350亿美元缩水2/3，骤降至120亿美元。美国也并未讨得便宜，这场贸易战也致使美国大受内伤，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从1929年的13.8%下降至9.9%，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降到了1933年的14.5亿美元，出口更是惨不忍睹，直接从51.6亿美元跌到了16.5亿美元。
不只是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下，各国统治者都纷纷采取了以邻为壑的短视政策，而这也直接导致了这场致命危机的延续。1929年开始，世界经济进入了噩梦般长达十余年的大萧条时期。问题终究要解决，美国采取了罗斯福新政，而德国却误入歧途。
美日角力与“失去的20年”
美国在贸易战的路上似乎驾轻就熟。上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迅速发展，进而占领大部分国际市场。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对日本的商品贸易赤字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美日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整体逆差的30%-40%。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工业中心承担了与日本竞争的主要压力，该地失业率较全国平均水平翻倍，“铁锈地带”的标签也就此落定。
这些地区的州议员在国会发起了大量对日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在国会形成了政策基础，再加上当时的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席位，经济政策重心偏向于重振“锈带地区”的基础工业，这一举动也成功得到了商界人士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美日冲突加剧。1975-1991年，美国共向日本发起了15次“301调查”，这一时期也一度被称为“上世纪80年代的珍珠港事件”。
《广场协议》的签订让日本在面对欧美频繁发起的贸易战面前陷入被动，缺少自主的日本只能采取温和的投诉方式，最后导致日本一败涂地，不仅丧失了经济增长的前景，也迎来了“失去的20年”。在这个阶段，美国已经展现了多维打击的趋势，贸易、金融、汇率等维度的多面夹击让日本最终不战而败。
日本的退出虽然遂了美国的意，但美国的这场贸易战赢得实在算不上漂亮。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统计，1982-1984年，由于汽车产量的减少，美国汽车制造业减少了6万个工作岗位，成功刷新了时任总统里根任期中失业率最高的纪录。而在启动对日贸易战后的十年，美日贸易逆差也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1987年，美日贸易逆差一度达到567亿美元的高峰，而在这段时间内，平均逆差水平也维持在400亿美元之上。
美欧贸易战
美欧之间的贸易战，比美日贸易战次数更多，行业范围更广。
二战后，鸡肉大量从美国出口至欧洲。1962年，当时的欧共体瞄准美国农业中的冷冻鸡肉产品，施加关税壁垒，美国向WTO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起诉，但为了缩短“战线”，美国国会通过了《1962年贸易扩展法》直接授权总统对贸易保护做法进行还击，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对从欧洲进口的土豆和卡车等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双方和解后，欧共体元气大伤，美国却形成了写进《1974 年贸易法》的“301条款”。
“301条款”规定，美国贸易代表首先寻求与外国政府协商，以寻求贸易补偿或消除贸易壁垒。如果协商无法解决问题，美国可以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比如征收额外的关税、费用和实施对进口的限制。该条款具有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一直遭其他国家反对。
美欧贸易争端中“钢铁战”颇具代表性。到本世纪初，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美国钢铁行业游说政府进行保护，限制从欧盟和日韩等7国进口钢铁产品，最终美国认为这些国家出口钢铁违反《1974 年贸易法》“201条款”，该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进口至美国的产品进行全球保障措施调查，对产品进口增加是否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威胁做出裁定。
当时的美国小布什政府决定自2002年3月开始对大多数种类钢材征收最高30%的关税，为期3年。此次贸易战，除了关税外，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等也出现在美国的贸易限制措施中。不过，美国的行为遭到各国反制，作为报复，欧盟随即决定对进口钢材征收最高达26%的关税，同时进行进口配额制度。同时，和其他7国向WTO申诉。2003年，小布什政府宣布取消上述保护性关税，此轮贸易战才画上句号。
作者：江寒秋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 金融效应 股票市场 事件研究法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美国现任政府想凭借“实力”迫使其他国家就范，在不伤及自身的情况下重塑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以此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贸易战就是其手段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因为相比中国对美5000亿美元的贸易出口额，美国对中国出口则少得多，美国经济完全可以承受得起中国的贸易报复措施，而且，相比美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关税造成的影响很小，天平完全向美国倾斜。相对于美国“好战派”的乐观，经济学者却持有不同观点。美国智库RAND的Dossani(2018)认为仅关注数字大小不能真正理解贸易战对美国的影响，也误判了美国所具有的谈判优势。2018年3月23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事实上，贸易战是有害的，几乎所有人都会蒙受经济损失。贸易战的损益不会仅限于贸易利益得失，效应会扩散到其他领域，比如反应敏感的金融市场。2018年3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与美国钢铁及铝材企业高层会面表示将签署行政命令，从3月5日起对进口钢材及铝材产品分别额外征收25%及10%的惩罚性关税。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巨大震荡，市场担心全球贸易战伤害各国经济，并造成全球经济萎缩及衰退。当天，道琼斯工业平均价格指数下跌420点，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VIX波动指数上升13%。3月2日，日经225指数下跌54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60点。因此，将贸易战的研究从贸易领域扩展到金融领域是有必要的。
鉴于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两国间的贸易战更加引人瞩目。早在2010年中国社科院学者张明(2010)就对贸易战与汇率战做过预测，认为经济危机往往是贸易战与汇率战酝酿的土壤，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发达国家贸易战的靶子。基于同样的背景，邝艳湘(2010)运用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研究了中美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得出较为乐观的结果，认为两国发生低烈度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在增加，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的可能性在下降。事实上，2017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推翻了国内的乐观预期，国内文献开始探讨美方发起贸易战的原因、逻辑。宋泓(2017)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转向以实力为基础的双边主义，中国将成为特朗普政府头号关注目标，双方贸易摩擦将增加。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转向体现在更加倾向于以国内法规制双边贸易行为，孙丽和王厚双(2017)认为基于301条款对中国的调查不但是为美国争夺更大的经贸利益，还包括额外的政治利益和打压中国的战略目标。赵伟(2017)从对特朗普贸易战提供理论支持的竞选经济顾问、后来的美国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视角探讨了美对中贸易战的逻辑问题，认为特朗普对中国贸易政策取攻势不可避免。朱磊等(2018)采用相似的视角，从特朗普贸易团队的政策主张角度解释了美对中的贸易政策，并认为从法律角度看，特朗普存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可能性。易宪容(2018)分析了特朗普政府3月份发动钢铝惩罚性关税的意图，认为特朗普发动全球以及中美贸易大战的成本太高、打击美国股市、不符合特朗普连任的政治利益，因而概率不会太高，而且认为钢铁关税的主要目标不是中国而是欧盟、加拿大等盟友，全球金融市场反应过度。郭可为(2018)分别从美国内政和对华政策转变两个角度分析了美对中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认为对内是为了配合竞选政治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华则除了扭转贸易逆差、遏制中国高新产业之外，还有就是对华外交政策转变的体现。钮文新(2018)从美国维护美元霸权的角度认为特朗普之所以发动贸易战是为了逼迫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从美国的贸易战历史来看，这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薛威等(2018)对历史上美国参与的贸易战进行了回顾，认为美国善于打多维立体的贸易战，贸易战往往与金融战、汇率战相互融合，并辅之以外交、文化、政治等多领域的配合，对贸易对手进行多维度的综合打击。20世纪的美日贸易战就是一个范本，基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谈判结果是日本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可以看出，贸易、金融、政治和外交都被用以解释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动因。
国外学者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动因解释多以贸易政治经济学为视角。Kai(2018)对比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发动对日本贸易战的历史，认为贸易战是美国打击新兴经济势力赶超美国的惯用手段，对中国的贸易战也不例外，这与贸易摩擦成因的早期理论一致。Katzenstein(1978)从国际政治经济霸权演变的角度研究了两国贸易战的动因：处于不同霸权周期阶段的霸权国会采用不同的贸易战略扩大或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在霸权上升时期偏好于促进开放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当霸权衰弱时则采取保守主义，对外贸易中的强烈保护主义成为贸易战的根源。美国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发动贸易战从这个角度讲就是为了维护自身霸权，阻止中國的赶超。特朗普认为中美贸易的巨大不平衡是不公平的，美国是吃亏的一方，因此需要重新定义一个他认为对美国公平的贸易模式和规则，使制造企业回流，提升美国的就业，这符合Mayer(1981)的解释，即政府采用贸易战这种博弈的方式是为了实现本国福利最大化。美国竭力保护不具有竞争力的钢铝产业和所谓的“铁锈地带”，是基于选举政治的考量，符合贸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释。Peltzman(1976)就指出政府寻求的是使自身政治支持最大化的贸易政策，贸易战反映了美国国内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势力的利益诉求。Grossman&Helpman(1993)建立一个将国内政治纳入国际经济关系的模型，研究同样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决定了政府政治支持与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非合作性贸易政策就是特殊利益集团政治压力的结果。Ossa(2011)建立的实证模型仍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还有一些学者从预测的角度分析了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格局以及影响。盖新哲和刘颖(2017)分别就低强度、中等强度和高强度贸易战的可能性贸易战格局进行了分析。郭可为(2018)则更详细地分析了未来中美贸易战可能出现的从“最好”到“最差”的五种情形，并认为贸易战在冲击中国经济的同时会反噬美国。朱磊等(2018)进一步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模拟了不同情境下贸易战对中美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全面贸易战给双方都将造成重大损失。这个结论与早期李昕(2012)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的结果大同小异，全面贸易战对双方均弊大于利。有学者认为贸易战的不断升级扩大可能会演变成双方的经济金融战，需要预防美国多维立体贸易战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诱引。郭榕和王昱(2017)建立了一个交易成本模型研究特朗普政策对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模型和实证显示，301贸易调查提高了交易成本造成短期资本流出加剧，增加了国内金融风险。姜建新(2018)分析认为美国的贸易打压短期内会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带来冲击，但美国不具有打金融战的足够底气，贸易战向金融战蔓延的概率较小。但由于贸易与金融领域的高关联度，贸易战对中国金融业仍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蔡浩等(2018)认为中美贸易战对国内经济金融领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贸易战的影响将从经济传导到金融，冲击会在不同金融领域、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相互传导，相互影响。黄少安(2018)则着眼于金融开放的风险，认为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的战略目标是诱惑和逼迫中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决定不能被动开放，主动权需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会是“自毁长城”，落入“特朗普陷阱”。
现有研究多方面揭示了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原因、背景和动机，对可能的发展态势和对中国的影响做了预测分析。但少有文献对贸易战可能产生的金融效应做深入探讨，多数文献分析对象是贸易本身或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以及各种实体产业可能受到的影响等，没有深入涉及金融领域。即使有涉及金融领域的研究，仅为泛泛而谈，没有量化研究。本文的重点是揭示中美贸易战可能产生的金融效应，通过事件研究法对可能的金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为中美贸易战的研究增加新的视角。以中美双方股票市场为对象，运用事件研究方法实证发现中美贸易战通过直接影响投资者对加征关税行业的未来盈利预期产生了“现值效应”，贸易战的大规模升级以及政治化造成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担忧产生了“传染效应”。“现值效应”和“传染效应”同时存在于中美双方股市，表明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美国可以轻易获胜无法得到市场的支持。我国“不对称贸易反击战”对美国股市显著的负面冲击表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是有效的。
二、中美贸易战：事件与描述
近期中美贸易战起于何时，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大概是因为没有一个对“贸易战”的清晰界定，“贸易摩擦”与“贸易战”几乎被互相替代使用。姚博(2018)将其追溯到2017年8月14日美国发起对中国的特别301调查并被中国强烈回应作为第一回合。当特朗普公布钢铝关税消息的时候，Johnson(2018)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称“特朗普的贸易战来了”。沈建光(2018)认为基于232调查的中美钢铝相互征收关税的贸易额仅在30亿美元左右，远远不够贸易战的程度，同时，钢铝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所占比例较小，影响不大，但如果涉及600亿美元的贸易额(最终确定为500亿美元)，则不能再看成是一般的贸易摩擦了，可以看出其是以贸易额大小来判断是否应该归入贸易战范畴。陈建奇(2018)指出贸易战最重要的特征是对抗性、突破常规和产生负面影响，并提出了判断贸易战的三个标准：政策内容突破多边体制、政策得到严格执行和政策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在《贸易战与贸易对话》(Trade wars and trade talks)一文中，Grossman&Helpman(1991)将“政治因素”引入，认为在贸易战中，一方政府的行为是非合作的单方行为、无视其行为对对方政治和经济造成的任何影响。本文认为“贸易摩擦”的外延太广，涵盖内容太多，不好予以精确界定。“贸易战”远超“贸易摩擦”，就类似于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与“边境摩擦”的区别一样，其程度、等级、性质不仅是量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质的变化。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一年内，中美贸易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美国政府一边提出各种论调以及对华贸易调查，但没有真正采取有伤害性的措施，而且中间还有习特会的“百日计划”以及特朗普访华的2535亿美元成果。“量”和“质”的转折应该是2018年3月的连续事件：依232调查征收钢铝惩罚性关税(3月8日)和签署总统备忘录将依301调查对涉及6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大规模征税(3月22日)，中方同時期提出对等反击措施。贸易事件并不是孤立的，2017年12月18日美国发布特朗普执政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中美贸易战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该报告将中俄列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以及美国面临的三大威胁之首，中国被定位为美国长期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因此，在此背景下，贸易战已不再是简单的贸易摩擦了，已经有了“质”的改变。
按照上述学者对贸易战的定义以及贸易战情景的分析，不管是涉及的贸易规模、范围和影响程度，还是按美方带有政治性的、单方非合作来说，现在中美双方处于贸易战是客观的，不管双方是否承认，而且随着美方不断升级关税等措施，贸易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贸易战由美方主动发起，中方是同等应对，因此本文以美方的行动为线梳理中美贸易战的过程。自2018年3月至10月，中美双方共有四轮交战和四轮对话。美方共有四轮交战(关税清单)涉及或单独针对中国：钢铝关税为第一轮交战，340亿美元清单为第二轮交战，160亿美元清单为第三轮交战，2000亿美元清单为第四轮交战。双方的四轮对话则分别为：5月3日至4日、5月15日至19日、6月2日至3日以及8月22日至23日，其中前三轮获得一定成果，最后一轮没有取得进展，但对话的成果也随着美方的出尔反尔化为乌有。美方对华关税措施力度不断提升，关税税率从10%上升到25%，涉及贸易额从30亿美元上升到500亿美元，再提高到2000亿美元，特朗普甚至威胁对超过5000亿美元的全部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涉案的商品范围从钢铝产品扩大到机电、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航空航天器以及矿物燃料等，仅500亿美元的清单就涉及818个类别，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中还包括化学品、纺织品、食品、电子产品等。中方紧跟美方，同时期进行对等报复，对美征税清单也包含545项。鉴于特朗普的强硬态度和自恃能迫使中方让步的自信，贸易战熄火暂时看不到曙光。鉴于贸易战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本文将中美贸易战分成三个阶段：以钢铝关税为第一阶段，虽然此阶段涉及贸易额相对较小，而且中国不是特定对象，但从走向和背景来看，这是贸易战的“先锋战”，除规模较小外，其他特征都符合贸易战的定义，可以称为低烈度贸易战;第二阶段可以称为中烈度贸易战，该阶段包括分成两个批次执行的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共500亿美元的贸易额，产品范围也被极大扩大;第三阶段称为高烈度贸易战，涉及贸易额猛增到2000亿美元。
虽然现在双方并没有明确进行金融战，但如此大规模的贸易战势必对双方产生金融效应，本文以股票市场为例分析中美贸易战的双边金融效应。对股票市场来说，贸易战应该具有重要的“事件资讯效应”。股票市场价值反映的是市场对公司未来股息红利的预期，是对公司未来经营利润的期望。贸易战如果具有资讯内涵，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很容易被投资者判定为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将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对股市产生影响。征税清单中的相关企业，尤其是在美国具有很大出口份额的生产企业，关税增加降低了出口竞争力，预期未来收益的下降将直接影响股票市价，投资者抛售的意愿会提升，这种直接影响可以称为“现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战会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尤其是当市场普遍认为美国将贸易战视为阻止中国崛起的手段时，贸易摩擦会演变成全面的对抗，中国宏观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连累，因此，即使不是以出口美国为主的上市公司也会被预期为“悲观”，该间接影响可称为“传染效应”，因国家之间相互提高关税造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强化了市场的悲观情绪。中方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同样会对美国股市产生影响，“现值效应”和“传染效应”也会出现。
以沪深300和标普500指数的整体表现来看，虽然程度不同，但贸易战确实在中美双方股市中都表现出“事件资讯效应”。总体来看，贸易战的发生以及升级对股市产生负向冲击，双方对话则被市场视为正面信息。在“四轮清单”中，中国股市对钢铝关税的反应弱于美国股市，可能是因为钢铝关税战的主要针对对象是全球性的，相对的中国受到的冲击较弱;但对其他单独针对中方的三轮清单中，中国的国内股市反应远超过美国股市。例如，在6月15日，美国政府正式公布500亿美元加征关税清单时，沪深300当日下跌0.52%，标普500同日下跌0.1%;当6月18日，特朗普威胁将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方输美加征10%关税时，对于美方威胁升级的反应，沪深300和标普500分别下跌了3.52%和0.21%。总体上，标普500指数对美国发起的对中国的关税措施反应强度较低。中美股市具有相似程度的反应是中方在3月23日的公布第一次反制措施时，中美股市的反应都非常强烈。原因可能是市场都没有预期到中国的应对是如此坚决和迅速，中方不妥协的立场打破了市场预期，贸易战可能第一次被市场认为不可避免。对于“四轮对话”的反应中美股市仍存在差异，但除了第四次之外，其他都是正向反应，说明市场将“对话”视为一种好消息。市场对“第四次对话”反应为负向是因为此次对话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没有达到市场预期，市场将其理解成“坏消息”。
三、实证研究过程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贸易战涉及的产品范围甚广，本文按照大类划分原则，取清单中占比较大的涉案商品选择双方的上市公司。美對华关税清单中最大的行业板块股票，分别为：钢铝、航空航天器、铁道车辆轨道、纺织服装;中方对美方的反制包括：农产品、石油天然气、汽车和陶瓷。中国股票采用申万行业分类标准，美国股票选择GICS行业分类，去除在估计窗和事件窗中有其他重要停牌事项发生的股票，再去掉ST股和B股以及中概股等非美国公司股票。所有数据均来自东方财富CHOICE金融终端。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二)实证方法与过程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方法，事件研究法的基本思想是：在有效的市场中，某事件的发生会改变股票的收益率，使受该事件影响的实际收益率不同于没有受该事件影响的收益率，或称为预期收益率，要验证事件是否具有资讯信息对股价产生影响在计量中就是验证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是否显著不同，或者说就是检验二者之间的差(称为异常收益率)是否显著异于0。虽然还存在具体的技术细节分歧，但事件研究法的意义是被普遍认可的，该方法的基本逻辑和步骤也得到普遍认同。
1.事件日、事件窗与估计窗
重大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坏消息往往会引发投资者的恐慌，即使事件还没有真正发生，权威消息(如特普朗的推特)提前泄露会增加投资者的焦虑和不确定性情绪，从而为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而提前采取规避行为。现代发达的媒体传播使投资者的行为反应会更加迅速，事件窗口期应当缩短，同时中美之间的时差造成市场反应的滞后。基于此，本文事件窗的设置将以以下原则为标准：同一事件的事件窗分成两个，“消息窗”和“事实窗”，前者为新闻媒体或官方的事件真正发生前的消息透露，后者为该事件的真实发生，窗口期均设置为事件日的前后各一天。例如，虽然2018年3月8日特朗普正式签署钢铝惩罚性关税行政命令，但消息自当月2日就被特朗普传递出来了，按上述原则，该事件有两个可能的事件日：3月2日和3月8日，事件窗则包括上述两个日期的前后各一天。本文将事件日定义为t=0，即事件日为第0期，估计窗设置为某期，估计窗长度统一设置为250个交易日。贸易战的过程梳理为本文提供了“四轮清单”事件，围绕四轮清单确定四轮交战的可能事件日如表3所示。
2.异常收益率的定义与估计方法
异常收益率是事件窗内股票的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的差。实际收益率可以直接观察到，预期收益率需要使用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估计，因此异常收益率计算的关键是如何估计预期收益率。在预期收益率的估计模式中，由于CAPM模型被检验出存在问题，在国外的事件研究中基本被放弃，APT模型的应用也并没有显著提升事件研究法的检定功效(Mackinlay，1997)，因此基于经济模型的估计方法基本被国外学者放弃，实证中大都采用市场模型。国内学者对估计模式在国内的适用性也做了研究。陈浪南和屈文洲(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贝塔值与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比较不稳定，标准的CAPM在我国股票市场不适用。刘霖和秦宛顺(2004)则证明APT模型在我国股票市场上也不适用。陈信元和江峰(2005)的模拟结果显示市场模型更适合于中国A股市场，其检验功效具有优势，均值调整模型无明显优势。虽然陈汉文和陈向民(2002)的模拟研究显示，市场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更容易拒绝原假设，均值调整模型更具有优势。但实证发现在有事件集中的情况下，市场调整法(如市场模式)比未调整法(如平均调整法)估计异常收益率更佳(沈中华和李建然，2000：110)。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首先使用市场模型对中美两国股票的预期收益率进行估计。其模型为：
R2、Rm，分别为股票i和市场投资组合在t日的收益率，s。为误差项，为白噪音，即s～N(0)，本文中分别使用沪深3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代表中美两国股市的市场投资组合。a、β为回归参数，其值由估计窗估计得出，即a、βi。为避免事件集中带来的异方差或自相关问题，本文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将上述所估参数值代人事件窗，得出股票i在事件窗“某一期”(E)如果没有该事件发生时的预期收益率E(R)，即：
个股异常收益率都进行标准化(SAR)处理，异常收益率标准化是指将个别股票异常收益率除以该股票的异常收益率的标准差。标准化的目的是将所有个别股票异常收益率的分布，都转换为标准正态分布，以符合同分布的统计条件。标准化的做法相当普遍，而且研究表明，该方法可以提高检定异常收益率的能力，尤其是在股价对某些事件反映较弱的情况下(沈中华和李建然，2000：49)。
为了消除个别股票异常收益率受所研究事件之外的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要对所有样本中的异常收益率进行平均，即计算事件窗内样本的平均异常收益率。平均标准化异常收益率SAR，使用下面公式进行计算：
异常收益率为正说明该事件对股价有正的影响，否则为负的影响，即为坏消息。
3.异常收益率的显著性检验
目前国内外文献主要以参数检验方法为主对异常收益率进行显著性验证。实证也表明，参数检验(t检验或z检验)具有相当好的检定力，即使横截面数据不满足正态分布条件对参数检验也没有太大影响(沈中华和李建然，2000：55-58)。本文采用的连续复利异常收益率的计算方法以及对异常收益率的标准化从数据上保证符合同分布(正态分布)的统计要求。鉴于此，本文首先使用参数检验，下文再采用非参数检验(符号检验)进行稳健性检定。
当事件集中时，异常收益率的横截面独立性会受到影响，独立性假设未必成立，对实证具有较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事件集中将增加异常收益率的方差，进而造成降低事件研究法发现异常收益率的能力(Brown&Warner，2006)，但标准化横截面法t值不受事件集中的影响，用于检验AR显著性的t统计量其计算公式为：
4.基本结果分析
(1)中美贸易战的金融效应：现值效应
实证结果显示(见表4)，我国股市对第一轮中美贸易战反应最为强烈，在“消息窗”和“事实窗”中异常收益率均为负值，而且数值都较大，说明钢铝关税虽然不仅以中国为征税对象，但“坏消息”的資讯效应非常明显，都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横向比较看，第一轮交战中，我国股市的异常收益率远高于其他三轮交战。钢铝关税对我国的影响金额较小，但股市反应非常强，说明贸易战的“传染效应”远大于“现值效应”，国内投资者可能认为钢铝关税战已经远超一般性的贸易摩擦，钢铝关税战标志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转向的真正落实。投资者反应过激说明钢铝关税战的心理冲击远大于可能带来的收益损失冲击。投资者真正担心的可能是潜意识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会因美国大规模关税征收受到打击，未来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
中国股市对6月份的清单即第二轮交战反应不敏感，可能是由于其信息在前几个月得到反映。事实上，特朗普在3月22日就签署了对中国500亿美元征税的备忘录，而且，中间不断放出相关消息，市场已经提前消化了该“新闻”，已经不再是新的信息。从累积异常收益率的变动可以看成，从3月份到7月份，贸易战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市场，累积异常收益率(见图1)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美方不断对中方施压对我国股市造成的负面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第三轮交战中，我国股市在“事实窗”具有较强的反应，异常收益率均为负值，而且都是统计显著地。我国股市对第三轮美方实施的关税清单反应较为敏感可能是7月份到8月份“坏消息”密集发布的集中反应，一方面，美国不断加码关税，另一方面，8月份的双方第四轮谈判无果而终，市场出现了叠加效应。
双方第四轮交战发生在9月份，美方对中方的征税规模上升到2000亿美元，贸易战烈度骤升，较为显著的异常收益率显示“坏消息”的资讯效应也十分明显，“事件窗”内的负异常收益率低于第三轮交战，可能是事件日正好是我国的股市因中秋休市，投资者的反映被时间弱化了，同时美方将更高的25%的税率延后几个月之后实施提升了投资者的想象空间。
作为反制，中方对美方的每一轮清单都会提出报复措施，从实证结果(见表4)看，贸易战同样对美国股票市场产生负面冲击。在3月份中方发起第一次反击之后，美国股市在“事实窗”都产生了负的异常收益率，而且具有相当的统计显著性表现，截然不同于在“消息窗”的反应。其原因可能是投资者对中方采取的果断报复措施心理准备不足，对中方可能妥协的期望被中方快速有力地反击措施打破，这种“坏消息”被反应到了股市上。之后美国股市形成了中方不会妥协的预期，因此，在后面三轮交战中每次中方给出的信息都被市场认真对待，“消息窗”中负的异常收益率证明了这一点，除了第三轮交战“消息窗”中负的异常收益率不显著之外，其他两轮的负异常收益率都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
从美国股市在第二至第四轮交战中“事实窗”的反应来看，贸易战的负面效应都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其中，第三轮交战中，美国股市的反应程度明显比其他几轮高，说明中方的措施具有精准打击效果。中方对美方升级贸易战的第四轮反击措施效果也非常明显，事件日和之后一日美国股市都出现负的异常收益率，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2)中美贸易战的金融效应：传染效应
为了验证中美贸易战的“传染效应”，本文选择不在贸易战涉案范围内的银行板块来验证是否存在“资讯效应”。如果银行板块对贸易战存在“资讯效应”，说明贸易战不仅影响了投资者对受关税影响行业未来的预期，而且影响到了投资者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了负面看法，因此其他行业也会被贸易战效应所波及。
实证结果显示(见表5)，中美双方上市银行股票都受到了贸易战显著的负面冲击。整体看，第一轮和第二轮交战对中国上市银行股票平均异常收益率的影响要高于后两轮，仍显示了第一轮交战对我国市场的强烈冲击。美国上市银行股票的反应略呈增强趋势，中方的反击的负面冲击仍是显著的。从“消息窗”与“事实窗”的比较看，中美双方呈现相同的特点，银行股票的平均异常收益率在“事实窗”更为显著，而且事件发生当日的冲击明显高于事件期发生前一日和后一日，显著性水平也是如此。
通过上述实证结果，对比中美股市对贸易战的反应，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贸易战确实存在金融效应。无论是发起贸易战的一方还是被迫回击的一方，股市都将贸易战理解成是一种“坏消息”，贸易战的资讯效应明显。
第二，贸易战对直接涉案的上市公司行业具有显著的“现值效应”，影响了投资者对相关行业未来盈利的负面预期。同时，贸易战也影响到了投资者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未来预期，贸易战通过“传染效应”显著地冲击了其他行业。
第三，贸易战的“双输”性质在双方股市得到了验证。贸易战确实给中国股市带来负面冲击，并且有时还很严重，但中方的反击也显著地给美国股市造成负面冲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美国可以轻易取胜没有得到股票市场的支持。
第四，贸易战中征税涉及金额的不对等并没有降低贸易战的负面冲击，中国进行的“不对称贸易反击战”仍具有相当的威力。因中国输美贸易额远高于进口，在涉案金额上中方不占优，比如在第四轮交战中，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涵盖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而中方的反击仅涉及600亿美元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但从股市反应看，美国的敏感程度并不比中国低，甚至还要高。从这个角度讲，美国政府高估了手里持有的筹码。
四、稳健性检验
如果采用市场模式对收益率进行估计的话，可能要考虑自相关异质变异问题(ARCH)，应对方法是采用EVENT-GARCH方法，即使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1，1)对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可以明显改进效率。
在显著性检验中上文中使用了参数检验，现使用非参数检验的符号检验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非参数检验不需要对异常收益率进行任何分布的假设，可以增加结论的稳健性。符号检验统计量为：
其中，p为事件窗口期中异常收益率或小于0的观察值占样本总数的比例。
符号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对比发现，非参数符号检验仍支持本文的论证。美国第一、三、四轮对进口中方商品加税给我国股市显著地造成负面冲击，而且随着贸易战的升级，受负面冲击的样本在增加。针对中方的反击措施，符号检验显示美国股市在初期反应比较强烈，再次印证中方的反击出乎意料，而且第四轮交战对美国股市的负面冲击也是非常显著的。
五、结论
美国在2018年3月發起的贸易战搅动了全球市场，重回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特朗普政府贸易霸凌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最大的不确定性。经贸与金融的紧密关系使贸易战效应扩散到金融领域，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对双方的金融市场都会造成负面冲击。本文以中美股票市场为例，运用事件研究法的实证表明贸易战的金融效应是确实存在的。贸易战造成被加征关税行业预期利润的降低，影响到了投资者对股票“现值”的判断;贸易摩擦的政治化使投资者放大了贸易战可能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加上“大萧条”历史的佐证，可能会恶化的宏观经济使投资者将悲观情绪“传染”到其他行业股票。“现值效应”和“传染效应”使股票收益率恶化，显著的负平均异常收益率反映了贸易战所具有的“坏消息”资讯效应。本文通过对贸易战关税清单中的行业上市公司股票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现值效应”的存在，通过对不在关税清单内的银行板块股票异常收益率的研究证实了“传染效应”的存在性。实证证明贸易战是“双输”的，中美双方的股市都存在负面冲击效应，美方不可能在自身不受损的情况下取得贸易战的胜利，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上市公司股票的反应证明美国政府高估了持有的筹码。中美在贸易额的不对称限制了中方同等规模的反击，但本文研究表明中国“不对称的贸易反击战”是有效果的，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是有效的。因此，对中方来说，不自乱阵脚、沉着果断应对才是正确的应战之道。当然，贸易战的长期效应可能要在较长的时间后才能完全显现出来，仍将值得持续关注。
作者：于恩锋
2019年4月17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份产品清单，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以报复美国持续向波音公司(简称“波音”)提供补贴的行为，尽管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做出裁定，要求美国政府停止上述补贴。此前，4月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要对价值110亿美元的大型商用飞机和零部件、乳制品、葡萄酒等欧盟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空中客车公司(简称“空客”)的补贴行为。
口水仗或升级为行动
事出有因。
20世纪70年代，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不断壮大，开始挑战原本由美国垄断的西方航空市场。早在此时，美国就开始指责欧洲国家对空客进行补贴。
1992年，针对飞机补贴问题，美国和欧盟签署了双边协议。协议允许欧盟为空客的新民用飞机补贴三分之一的研发开支，也允许波音从美国政府支持的研发工作中受益。当时的这份协议，美国做出了一定让步，原因在于相对于空客，波音的优势还非常明显。
随后几年，空客的出货量飞速增长，并终于在2003年超过了波音。
2004年10月份，美国单方面退出双方补贴协议，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欧盟也毫不示弱，予以反击。多年以来，欧美不断就此争吵，互有胜负;直到近期，情况才变得不一样。
“在空客和波音的问题上，美国的行为其实是对欧盟在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规手段了。最开始，特朗普拿来威胁欧盟的一直是对汽车加征关税，因为德国、法国、意大利的汽车产品都比较有竞争力，且在美国占据较大市场份额。但这一次，美国的矛头转向了空客，不仅是因为波音陷入‘安全门’，也因为中国与法国就飞机签订了批量采购协议。”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2019年3月25日，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与空客在法国巴黎签署了300架空客飞机的批量采购协议。据悉，订单包括290架A320系列、10架A350系列飞机，总价值350亿美元。
“波音在半年内连续出现两次空难，一些国家不仅采取了暂时停飞措施，还考虑取消之前的订单。飞机不是普通商品，它的制造周期很长，如果已经生产出来的都不让飞了，那正在生产的其实也比较危险了。对波音而言，这简直是灭顶之灾，打击非常大。为了给波音喘息的机会，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打击空客的措施。此外，中国平时购买民用飞机都是空客和波音两边买，但目前也根据形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一点更加刺激了美国政府。”张建平如此分析。
欧盟4月17日发布的长达11页的“报复清单”，包括干果、番茄酱、冻鱼、烟草、手袋、行李箱、推土机、直升机、视像游戏机等。目前，欧盟正就清单内容公开咨询意见，截至5月31日。
同在17日，美国表示，计划解除在古巴经营企业作集体诉讼的禁令，这令欧盟更加恼火。
1959年古巴革命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并对其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1996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批准《声援古巴自由与民主法》，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该法案第三条内容大致为，古巴革命胜利后，一些美国公司和个人的财产被古巴政府“没收”的，美国公民可以在美国法院向使用这些财产的古巴实体(Entity)以及与其有经贸往来的外国公司提起诉讼。由于担心上述条款会严重影响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1996年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动用总统权力，冻结第三条。
若解禁对第三条内容的冻结，欧盟企业将多有牵连。因此欧盟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在其司法管辖范围以外使用美国单边限制措施。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表示，如果美国借助古巴问题制裁欧洲公司，欧洲将采取反制措施。
贸易逆差连年增长
“美国与欧盟的贸易冲突开始于2018年6月1日。从这一天开始，美对欧的钢铁和铝产品关税豁免失效，前者对进口自欧盟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和10%的关税。随后，欧盟为了反击，对自美国进口的价值28亿欧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包括农副产品、烟酒、钢铁和摩托车等。此后，美国又多次威胁对欧盟汽車征收关税但一直没有实际行动。直到2018年7月25日，情势急转。双方达成协议，不仅提出了‘三零’合作，还互相给出了不少承诺。但是今天再回头看，美欧之间的贸易争端实际上一直在扩大。”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林珏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分析。
“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非汽车类产业的零补贴。根据7月25日的谈判结果，欧盟将增加对美国大豆和液化天然气的购买，欧美双方将不再征收新关税，且共同合作完成有关“三零”的具体措施。
遗憾的是，法国无法接受上述谈判结果。该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我不赞成展开类似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那类庞大协定的谈判，因为目前情况不允许这样做。我反对将农业纳入任何贸易协定，在环境、健康或食物方面，任何欧洲标准都不应该被压制或降低。”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丁纯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美国政府一直想要一个更加全面的协议，好将工业品和农产品都放进来，借此开拓欧洲市场;欧洲人呢，坚决不同意。欧洲的消费者和农民普遍认为，美国的农产品比欧洲的含有更多杀虫剂、激素和人工成分，他们担心美国农产品扩大进口后，其转基因食品会大量涌入欧洲。在欧盟，农业问题总是与政治挂钩，而法国农民在选举等政治问题上的力量不可小觑。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也是欧盟补贴的最大受益国。此前，马克龙在国内实施的改革措施已经一定程度上引起法国农民的不满了;而今年5月下旬，欧洲议会将进行选举，农民的选票很关键。”
欧洲议会选举始于1979年6月，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直接选举的超国家议会。欧盟成员国根据分配的名额，通过直选选出各自的议员参加欧洲会议。
“在问题错综复杂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最初美国为什么要对盟友欧盟动手。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贸易逆差。当我们考虑美国为什么要打贸易战的时候，针对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分析，但对欧盟，美国行动背后很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索取更多经济利益。2018年，美国对欧盟的商品贸易逆差从2017年的约1526亿美元，扩大到约1703亿美元。美国期望通过征税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逼迫欧盟为缩小贸易逆差采取具体措施;打击欧盟的同时，给其他国家形成警示作用，‘你看我连盟友也不放过’。在面对欧盟的时候，美国也保持着‘杀鸡儆猴’的心态，促使其他与美国处于类似状况的国家做出最大牺牲和让步。”林珏如此强调。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的进口和出口都在增多，但进口增加更明显，因而贸易逆差仍在持续扩大;2017年，美国贸易逆差为5522亿美元，2018年，该数字为6221亿美元(上述数字包含商品和服务)。若单从商品看，2017年和2018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分别为8075亿美元、8913亿美元。
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体制。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幼文指出，全球化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跨国公司对海外市场的投资，即寻找一切有利可图的场所进行投资，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其后再将产品运输回本国。这种投资和贸易方式必然导致贸易不平衡。投资创造贸易，投资改变贸易，贸易不平衡并不能说明逆差国在国际分工中遭受了损失。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是否获利，不是通过贸易规模而是通过贸易盈利水平来分析的;要看到每个生产要素的收益，要素无国籍但要素所有人是有国籍的。美元是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主要国际货币，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今天，在电子信息发展的时代，网络交易甚至使得交易中美元的铸币成本都不需要了。
因此，林珏指出，要改变贸易逆差现状，就要从改变本国产出模式入手，美国政府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时任总统奥巴马曾提出，美国不能再做最终消费国家了。而特朗普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美国的海外公司回归本国投资建厂，也与上述逻辑不无关系。
美国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贸易全球化的受害者。然而，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用现价美元估计，1990年，美国GDP为5.98万亿美元，2017年增长到19.39万亿美元;27年间，美国人均GDP增加了约3.56万美元。实际上，是美国跨国公司通过海外低成本加工制造、低价进口商品以及全球环流，维持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民生的高基准。
多“战线”，多意图
5月以来，美欧之间有关贸易争端的“你来我往”似乎已经进入了沉寂的酝酿阶段。不过，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也没闲着。
5月13日，继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后，美国再次威胁，将启动对剩下的325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征收25%关税的相关程序，且宣布了清单。
而在与贸易有关的“战线”上，美国针对的也不仅仅是欧盟和中国。
4月25日，日美高级财经官员在华盛顿会面，就汇率政策和贸易问题进行讨论，但此番会面并未达成共识。会后，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我们不能将任何有关汇率的问题同贸易政策挂钩”。
2018年对自印度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后，今年3月，美国政府又宣布取消给予印度的普遍优惠关税待遇，引发印度的舆论焦虑。据悉，美国商务部长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就印美经贸、外资公司数据存储本地化等问题向印度施压。
韩国也忧心忡忡，因为美国威胁对欧盟加征的汽车关税，同样可以適用韩国。目前，韩国汽车产业的出口前景已十分惨淡，若再遭遇高关税，无疑会雪上加霜。5月中旬，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室室长柳明熙访问了美国，向美方传达了韩国应该被排除在汽车关税加征对象之外的立场。
“可以看到，对不同的国家，美国给出的威胁和试图索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认为贸易战仅仅是美国为了解决贸易逆差同时把美国经济抬高到一定高度，我们的思考就还不够周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如此强调。
她认为，特朗普的对外手段和对内政策，已经让一批美国企业回到了本土。这批企业往往是那些在海外建厂生产但将产品输送回美国的，而那些当地生产、当地消费的美国海外企业，不会回到美国。回到美国本土的企业，的确会为美国就业创造更多机会。
特朗普要美国制造业回流，旨在对全球价值链重新进行调整。“可以说，有些价值链已经打破了，因为美国要封锁日本、韩国和中国。美国更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打赢一场或更多贸易战，而在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全球分工的重塑，塑造得对自己更加有利。”陈凤英这样说。
通过调整全球价值链来调整全球贸易格局，是美国当前各种行为背后的另一个目的。现状是中国制造出口到全世界，一旦这个格局打破了，制造企业可能会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聚集，比如欧洲、东南亚等。
再有一点是改变贸易规则。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在双边关系中采取的行动看出。当前的美国政府之所以更乐意选择双边谈判和双边协议，是因为面对不同的国家，美国的诉求既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相同点在于，美国要依照自己的意愿迫使别人接受规则的改变;不同点在于，通过改变规则索取不同的东西。
陈凤英强调：“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核心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限制中国发展;对欧洲，是为了获得更多市场和出口份额;跟墨西哥和加拿大，是为了将这一区域变成自己的市场;对日本，是希望日本更加顺从。即便四处打击别人，美国也并非处于不利位置，它的实力在那里，它也和一些国家共同处在西方价值体系中。我们需要保持清醒。”
欧美政治关系吃紧
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分歧不仅体现在民航、农产品、企业诉讼管辖权等关键领域，双方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也日益难以弥合。
据报道，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突然出现在欧盟成员国外长月度会议的会场外，试图说服欧盟各国重视伊朗“威胁言论和行动”的风险。蓬佩奥的突然到访让欧盟各国外长不快，他们拒绝让其参加会议，一位欧洲外交官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蓬佩奥突然来到布鲁塞尔，想要制造欧美团结一致反对伊朗的形象，我们对此表示拒绝，继续自己的原定日程”。特朗普政府试图向欧盟施压，督促他们中断与伊朗的核协议;而在欧盟看来，该协议是确保欧盟安全的关键支柱之一。
蓬佩奥的“闪电之旅”令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除了伊核协议，美国与欧盟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面对特朗普军事干预委内瑞拉的威胁，欧盟表示反对“任何暴力方式”，支持通过选举为委内瑞拉寻找出路。
而5月17日，美国政府宣布，就是否针对进口汽车及其零配件加征关税，推迟6个月作出决定;同时，只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与有关经济体就汽车贸易进行谈判。
作者：寇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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