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论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普惠金融论文(精选5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从普惠金融的内涵出发，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普惠金融发展研究的主要成果，分析当前企业与家庭方面、银行业及其金融产品方面的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技术创新以及政府政策，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经验借鉴。

第一篇：普惠金融论文

普惠制金融体系与金融稳定

摘 要：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中国的经济金融运行出现了诸多新迹象，其中的突出问题是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一方面，银行业总资产突破100万亿元，相伴随的却是连续两年的实体经济部门融资难;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期和负利率背景下，银行业获得了较高的利润。据此，本文提出如下观点：第一，普惠制金融体系建设的滞后性导致了融资集中和系统性风险积聚，过多的金融资源集中于政府项目和投机领域;第二，普惠制金融体系建设有助于通过分散金融资源配置以换取更为稳定的金融环境;第三，如果金融业侧重中小经济主体融资，则整体盈利水平还将进一步提高，其主要盈利来源将从数量扩张转向风险溢价。

关键词：普惠制金融体系;银行部门;盈利性;金融稳定

一、引言：从金融不稳定到普惠制金融体系

2009年以来中国金融发展呈现以下基本情况：第一，融资过度集中和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抑制了实体经济部门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融资事实上成为引致中国金融不稳定的主要隐患。于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到底金融体系出现了怎样的问题，且我们是否有可能实现更为分散化的金融资源配置?第二，金融部门经历了2009年以来过快的信贷增长后，银行业利润高增长饱受诟病——即银行业在经济下行期获利过丰，于是形成两种推论：一是银行与实体经济回报背离，利润畸高;二是存在银行以过高利率榨取实体经济收益之嫌。必须承认的是，银行业近两年的发展的确存在资产膨胀过快、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以致在未来必将面临总量扩张难以保持既往速度、融资期限结构调整迫在眉睫的问题。针对这一难题，必须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是否大型金融机构已经套牢中国金融体系，能否通过一个客观有效的机制设计实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第三，从前瞻性角度看，如果上述两大问题持续存在，则金融失衡所导致的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将变得更加严峻，收入和财富配置的不平衡将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可见，普惠制金融体系的缺失是导致当前融资集中和金融资源脱离实体经济的主因。本文在分析普惠制金融的经济学含义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局势提出普惠制金融在增长、产权、再分配和激励层面上的意义;针对中国现实提出从大型金融机构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向发展中小金融和社区金融过渡所可能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未解难题和相关政策性结论。

二、普惠制金融的理论含义：增长、产权、再分配和激励

(一)增长和均衡

当前，关于普惠制金融研究一般形成了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上的如下共识：第一，从金融发展角度看收入增长——普惠制金融的本质。大量文献研究的逻辑是，金融对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是有利的，因此以金融拉动均等化增长是有利的。其中的关键是促使金融资源向低收入阶层分布。李、斯夸尔和邹(Li 、Squire和 Zou，1998)通过对49个国家的收入差距进行分析，证明了金融发展在上述两组关系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各国的统计分析显示，无论财富分布差距如何，金融发展造就了高增长;而且，无论各国经济增长率如何，金融发展降低了收入差距。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证明这些结论在不同国家、动态条件下是否同样有效。第二，普惠制金融是高利率(高成本)的。自最初的Monti-Klein模型出发，关于普惠制金融的高利率看起来是合理的——小额贷款具有垄断性，当然可以实行更高的定价，如切托雷利和甘贝拉(Cetorelli和Gambera，2001)所证明，非竞争性银行体系是与其在弱势群体的高额融资需求背景下的信贷牵头地位相适应的，即利率可以较高。“高利贷”似乎成为普惠制金融，特别是小额信贷的代称。第三，面向小客户是有前途的。伊斯特利、伊斯兰姆和斯蒂格利茨(Easterly、Islam和Stiglitz，2001)发现，私营部门融资越高、融资集中度越低，产出波动相对较小、产出增长率相对更高。这说明微型金融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第四，外源融资在微型金融中是必要的。德米尔居奇和马克西莫夫(Demirgüc-Kunt和Maksimovic，1998)将30个国家数千家小企业的实际增长率与内源融资带动长期增长的潜在增长率进行比较，发现金融发达国家外源融资水平更高。拉扬和津加莱斯(Rajan和Zingales，1998)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观测了40多个国家、36个制造业部门的总体融资情况，发现金融发达国家的经济部门(基于美国的经验)主要依赖外源融资，外源融资发展也更快。这说明，仅仅立足于一村一镇的融资形式或许是金融发展初期的表现形式，普惠制金融体系建设应该从金融全局角度出发，否则永远是弱势金融，无法改变融资结构集中化倾向。

国内的研究似乎更注重金融资源覆盖面的均衡性和普适性。普惠制金融在覆盖面上等同于农村金融或小企业融资，在操作上等同于小额信贷似乎是国内理论界的通识。如较早在国内政策界提出普惠制金融概念的杜晓山(2006)，提出了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只有将包括以穷人和低收入阶层为对象的金融服务有机地融于微观(金融机构)、中观(金融基础设施)和宏观(法律和政策框架)三个层面的金融体系，才能使过去被排斥于金融服务之外的大规模客户群体获益。且这种包容性的金融体系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包括过去难以到达的更贫困和更偏远地区的客户开放金融市场。同时，普惠制金融的表现形式一般体现为小额贷款。焦瑾璞和杨骏(2006)从三方面界定了普惠制金融的含义：一是服务对象的特定性。普惠制金融体系以价格相对合理的产品为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农户等低收入群体对象提供服务。二是金融服务产品和功能的全面性。普惠制金融不仅为客户提供贷款服务，还为其提供存款和保险、汇款、养老金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三是金融机构的多样性、体系的多层次性和保持适度竞争。上述分析型定义侧重普惠制与放松金融管制的关系，允许社会各种性质的资本在贫困地区设立为中低收入经济群体服务的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使普惠制金融体系包括从专门的小额信贷机构到银行金融机构等各类金融机构。由此出发，从事普惠制金融操作的机构坚持商业性经营原则，以促使整个体系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

上述对普惠制金融的概念界定毫无疑问代表了全球金融发展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共识，但问题在于没有解决普惠制金融的三大核心问题：第一，为什么某些社会阶层或经济主体被一般金融体系排除于外?财务可持续与普惠制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说，从金融制度角度出发，普惠制金融更多地侧重于某些低端融资需求被满足，但从供给者角度看，是否具有商业价值?第二，利率是否是普惠制金融的必要定价工具?事实上，普惠制金融的倡导者一直在回避一个关键性问题——弱势群体的整体风险水平是否过高?如果高，则普惠制金融是缺乏生存余地的，即使利率再高亦可能不足以覆盖风险;如果风险低，则高利率是缺乏依据的，且正规金融机构完全应该出于趋利动机而主动参与面向弱势群体的融资市场。第三，在中国，普惠制金融的操作主体和操作步骤应该如何?是构建新型金融机构体系，还是依托现有金融组织办理普惠制金融业务?正因为我们没有澄清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很容易造成普惠制金融演变为财政支出的金融化与商业性金融机构承担政策义务两大结果——最终普惠制金融仍然无法取得财务可持续性。

(二)融资中的产权理论及其在普惠制金融中的运用

获得融资实际是一种产权转移：即对资金的支配权由原始所有者(存款人、投资者)手中转向当前的控制者(借款人、证券发行者)手中。问题在于，控制权转移是有条件的。如德米尔居奇和马克西莫夫(1999)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样本研究证明，具备有形资产的企业更容易进行债务融资。于是形成以下研究范式：第一，普惠制金融是否属于对产权的侵犯?当前的存款人并未获得金融资源配置支持，反而以自身有效的资金被金融体系归集起来，投放于大客户——这就是金融体系的“抽水机”效应。第二，按照资产组合理论在融资中的运用，如派尔(Pyle，1971)、阿尔特和贾菲(Aart和Jaffee，1974)所证明，如果获得融资必须要有抵押和担保，那么普惠制金融是否天然不具备存在的可能性?显然，这就存在了一个致命的悖论。因此，本文从产权理论出发，研究弱势群体的资产属性，分析其是否具有成为抵押品的潜质。第三，如何构建与普惠制金融相适应的法律监管体系?在关于产权的一系列研究中，强调了对债权人的保护，这是有利于普惠制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此外，埃斯莫格卢、约翰逊和罗宾逊(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0)的研究证明，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要素转移或者掠夺决定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程度。第四，伯科威茨、皮斯托和理查德(Berkowitz、Pistor和Richard，2000)的研究证明，“排异”在制度移植中的关键性是不容忽视的，即在普惠制金融体系建设中，我们必须关注正规金融体系是否应该、是否能够在弱势群体中移植。

但是，上述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产权理论在普惠制金融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构建上具有重要价值。所谓普惠制，不是人人获得金融资源，这一定造成对产权的侵犯，且根本不可能在现实中操作成功;但是，当前的问题是让所有存款人都应该得到“与其资产相对应”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而不是掠夺他们的存款，通过上存集中到少数优势企业和部门之中。第二，产权理论在抵押品方面的论述告诉我们，普惠制金融不应该着重于毫无出路的信贷配给，而应该挖掘借款人的可变现资产，这就需要开拓土地使用权金融市场、劳动力收入的证券化等现实和潜在资产，使之成为可撬动金融资源的杠杆。第三，产权保护是普惠制金融发展的核心难题，即很容易在发展普惠制金融产品中演变为对产权的不尊重，甚至滥用金融资源，导致普惠制金融不可持续。第四，尽管我们可以找到诸多范例证明正规金融体系在小额融资中的成功，但排异决定了商业性金融组织是不完全适用于普惠制金融的，普惠制金融的核心问题不是经营者要懂金融，而是经营者要懂客户，社区和产业链是普惠制金融发展的基础，而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在社区和产业链中，人与人之间的潜在规则和相互压力构成了对产权的有效保护机制。

(三)再分配理论在普惠制金融中的运用

再分配已经随着金融资源配置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隐性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普惠制金融体系首先需要保证金融资源的原始提供者获得金融服务，这就需要改变现有的资源向优势客户集中的分配状况。第二，普惠制金融还证明了外源融资的重要性，这就需要解决金融资源从发达部门向欠发达部门配置的渠道问题。显然，这都是再分配理论需要研究的内容。已有的研究证明了如下结论：第一，多数裁定规则导致弱势群体融资需求被悬空。米勒(Mueller，1989)的研究证明，如果一个集团拥有足够权力，它对另一个集团的要素征收会超过其自身所需要的数量，进而形成对自身的转移支付。在普惠制金融中，这意味着强势行业和部门在融资上的难填欲壑——有多少金融资源都照单全收。而当前的有分支机构的大型金融体系实际上就充当了与普惠制金融背道而驰的现实阻力。第二，合理的监管和决策机制对普惠制金融发展的重要性。罗默(Romer，1975)、罗伯茨(Roberts，1977)、梅尔策和理查德(Meltzer和Richard，1981)都提出了再分配的多数决策模型，即个人选择决定了全体选择。由此引致的思考是，在金融资源分配中，相对弱势群体的选择机制往往是被屏蔽的，即“银行”作出了不予融资的抉择。因此，谁来提供普惠制金融管理、补贴和商业性运行决策是一个关键性命题。第三，弱势群体是否应该在融资上受照顾?是否受到了照顾?自洛维(Lowi，1964)以来，大量文献对不同群体间的资源分配进行了研究，其中，威尔逊(Wilson，1989a、1989b)的受照顾政治学(client politics)是其中的代表，即多数人承担成本、少数人分享利益。当前的金融资源极化现象就是这一学说的写照。因此，普惠制金融就是通过机制设计完成成本与收益的对称化。

然而，在实际政策操作，特别是在中国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现有金融组织体系与普惠制金融体系的不相容性。中国的普惠制金融体系建设首先遭遇的必然是正规金融组织的挤压，在其背后是强势融资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挤压。当前的思路是增量改革，但正规金融对新型金融组织的控股安排限制了发展普惠制金融的空间——抽水机仍将存在。第二，再分配与政治经济学和监管理论有关。恰恰在普惠制金融上，只存在操作方法研究和探索，缺乏实质性的再分配和监管研究。本文将从监管层次和考核角度出发，论证普惠制金融的管理权层次设置(如省级)，在更低的管理层级上，可以考虑金融控股公司安排，即通过财政资源撬动金融资源留存于村镇社区。第三，立法保护是可行之路。群体间的再分配往往要求法律机制给予保护，本文试图在地方法规层次上进行探索，研究如何通过省、市单行条例方式保护普惠制金融的实施和操作，并进而形成全国性普惠制金融运动。

(四)激励理论在普惠制金融中的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盈利和财务可持续是普惠制金融组织发展的必然前提，这就必须进行激励研究。一方面，普惠制金融形成对弱势群体收入增长的激励，避免成为无底洞式的扶贫;另一方面，普惠制金融形成对金融跨期交易中的偿还激励，以促进弱势群体融资的滚雪球效应。当前已有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激励的本质是要素配置的合理性。贝克、莱文和洛艾萨(Beck、Levine和Loayza，2000)就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证明面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贡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增加资本存量。中国的实践亦证明了这一论断。第二，激励不是把资金配置给现在的有钱人，而是给予潜在的、有成长性的弱势群体。马诺韦、帕迪利亚和帕加诺(Manove、Padilla和Pagano，2000)证明，给予抵押物索取权以过度法律保护鼓励了懒惰的金融机构——只把金融资源配置给大企业即可。第三，信用文化在普惠制金融中形成正向激励的关键性。“信用文化”(即借款人偿还债务的激励与操作)的缺损，确实导致了潜在贷款人可预计的反应。而且，由于缺乏对内部人权力的有效约束，会导致企业资源在少数股东的眼皮底下流失，致使少数股东不愿意在未来继续为企业提供股权融资。如果不能建立这些制度，将导致金融市场的发展倒退，并因此而阻碍企业家按公平合理的价格获得足够多的金融工具。第四，集团融资对解决市场准入(融资可得性)问题至关重要。莫尔迪赫(Morduch，1999)以及塞伯斯特和科恩(Sebsted和Cohen，2000)的研究证明，集团贷款合同的采用动员了潜在社会资本，并对意愿性拖欠(逃废债务)构成了现实压力。根据常规还款记录决定后续贷款或追加贷款，形成了动态激励机制。压缩臃肿的管理结构以降低成本，使贷款人能够把放款利率降低到合理水平。一方面，它们直接赋予贫困阶层以权利。限制穷人进入金融市场严重限制了贫困居民实施其经营才能以摆脱贫穷，因而是导致持续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小企业(SMEs)融资存在外部性。而当前市场准入的两大障碍是：(1)穷人和新建企业缺乏抵押品;(2)固定成本，包括信息综合、监控、收集和处理成本等，限制了小额金融合同与交易。第五，激励缺失的教训。亚当斯、格雷姆和皮施克(Adams、Graham和von Pischke，1984)总结了激励缺失的教训，主要有：实施硬预算约束、避免贷款利率过低、不偏离所服务的社会阶层等。而且，资金供给方所提供的这些信贷规划的公开性和受欢迎程度本身就造成了风险：对这些机构信贷的过度需求很可能导致微观金融陷入脆弱的社会结构困境，对这种情况必须加以规避。

针对现有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第一，激励问题在普惠制金融体系建设中属于机制设计的关键环节。一旦我们在产品和市场建设中已经解决了普惠制金融的生存问题，则需要通过激励机制设计解决普惠制金融持续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第二，现有激励理论仅仅可以针对具有还款能力但拒绝还款的赖账者，无法解决如何系统性地管理借款人风险，并促使其偿还能力持续提高的问题。这就需要从金融风险管理、市场建设的角度给出新的激励安排，如在风险管理上应从传统的信贷激励(催收不良贷款)向PE(私募股权投资)和VC(风险资本)的投资组合演变，未来的小额融资发放者应追求投资平均回报，而非单个合同的回报，这样才能形成对放款者的激励。

三、普惠制金融发展滞后的矛盾：若干经济和金融事实

(一)融资集中和金融不稳定

融资平台的快速发展源于经济环境的改变。199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下推出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刺激经济，地方政府资金受制于财政收入，开始大量举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额迅速上升，融资集中问题逐步凸显，大项目而非中小实体经济部门成为获得金融资源的主力。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的融资方式包括银政合作及城投债券发放，其中银政合作包括银行贷款、银信合作、银行理财和政信合作。银行贷款和城投债是主要方式。

我们将平台分为三类，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的金融不稳定压力。第一类平台可以自负盈亏，可以靠经营性收入逐步还款，只有项目资本金靠财政来投入，如开发新区、建设高速公路以及城市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等。根据银监会的数据，这部分项目占比27%左右。第二类融资平台有部分经营性收入，但不能完全自负盈亏，占比50%左右。第三类平台完全没有经营性收入，如城市道路和桥梁，城市广场，公共文化、娱乐、体育设施等，占比23%左右，这类贷款存在较大的还款风险。二、三两类缺乏足够还款能力的项目融资占比接近四分之三。

(二)金融部门的盈利性

针对金融部门的高盈利，我们认为这主要与当前的融资集中度相关，并非体现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剥削，而关键问题在于如果金融部门在现有格局下进一步向实体经济倾斜，或许将带来更高的盈利。

首先，2011年前三季度的经济金融运行证明了两个典型事实：一是银行利润与企业利润增幅几乎同步;二是银行面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成本处于适度状态。

第一个典型事实——银行与企业利润增长同步而非背离。金融监管部门的数据显示，商业银行在2011年前三季度累计实现净利润8173亿元，同比增长35.4%。其中，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银行共实现净利润5183亿元，同比增长29%。反观实体经济部门，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6834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11491亿元，同比增长19.8%;集体企业实现利润598亿元，同比增长33.6%;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21024亿元，同比增长32.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9581亿元，同比增长12.9%;私营企业实现利润10251亿元，同比增长44.7%。这反映了一个事实——银行与企业的利润增幅几乎一致。其中，五大银行利润增幅仅比全国企业利润增幅高2个百分点;而全国银行业利润增幅比股份制企业高3个百分点，比私营企业甚至低了9个百分点。

第二个典型事实——融资成本适度，银行盈利主要来自规模扩张。根据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1年9 月份，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8.06%，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80%，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为9.55%。在持续的货币紧缩背景下，在民间融资利率普遍处于25%—50%的阶段，仅比通胀峰值(6.5%)高1.3个百分点的一般贷款利率实际意味着商业银行在社会融资成本持续攀升的大环境下起到了平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银行的高额利润与近两年快速扩张的信贷规模直接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底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短期贷款余额和中长期贷款余额分别为30.3万亿元、12.5万亿元和15.5万亿元，到2011年11月，上述贷款分别增加到54.1万亿元、19.8万亿元和32.2万亿元，增幅分别为78.2%、58.2%和107.9%。贷款增长过快直接导致了在既定利差水平下银行净收入的迅猛增长——多销而非过高的单利构成了银行的主要收益模式。

其次，上述典型事实说明了金融体系在事实上面临不安全性。流动性危机已经在酝酿之中。如图1至图3所示，银行过度依赖一般贷款，尤其是中长期贷款获取收益，实际上导致贷存比过高，自身流动性(备付金和库存现金)日益匮乏，过度追逐融资集中的矛盾正在显现中。

(三)损失冲击和被动盈利

或许是我们对于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缺乏应对经验，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的应对方略客观上造成了过大的融资规模和更为剧烈的融资集中，并直接引致了银行业的收入扩张和表面繁荣，但是，资产扩张同时造成了两大隐忧：一是对资本的极度消耗。在2008年末，银行业资金运用总额为53.8万亿元，到2011年11月，这一数字增加到了90.6万亿元，增幅达到了36.8万亿元。按照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需要的资本金增量约3万亿元。二是资产质量和拨备压力。由于主要依赖土地和房产作抵押的中长期贷款增加了近17万亿元，这意味着在资产价格出现明显反转的阶段，中长期贷款违约概率将显著上升。假设32万亿中长期贷款中的5%演变为不良贷款，就会形成1.6万亿元不良贷款并相应冲减银行业资本或被迫计提拨备。

第一，在当前已经形成的金融资源极化配置状态下，盈利是无奈之举。利润是覆盖风险的第一道关口，这一关口失守后则只能冲减资本金，资本金不足则往往只能依靠类似美国QEI的专项救助。截至2011年9月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达1.06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88%，五家大型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848.4亿元，不良贷款率1.1%，银行业不良贷款已连续35个月保持双降，继续下降空间有限，加上近几年商业银行资产快速扩张、信贷集中大量投放，随着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商业银行势必面临新一轮的不良资产反弹，而相关信用和法律环境不完善，不良资产处置和税后核销成本高昂，为了提高吸收损失能力，商业银行需要在经济状况较好时期，计提充足的拨备和预留更多的资本。从宏观角度看，在经济上行或平稳时期，商业银行盈利状况较好，有条件也有必要预留一部分利润充实资本，作为逆周期调节的缓冲;在经济下行或萧条时期，通过释放资本缓冲，及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支持经济恢复增长。

第二，被动的盈利扩张仍将继续。综合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金融稳定需要，我们需要的是坚定的结构调整而非单纯地破而不立。一方面，只有银行体系保持适度的资产增长才能在未来实现新增贷款更多地向实体经济部门倾斜，且避免出现原有融资演变为坏账，以此稀释风险;另一方面，如果银行业更多地向中小企业和微型经济主体提供融资，则从风险管理角度出发亦必然意味着更高的收益。简言之，我们需要银行业继续保持较高收益水平。

一是资产扩张和盈利稳步增长是银行业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不妨作一个粗略测算，按照40%的分红比例和9.5%的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假设从2012年至2016年，随着宏观政策回归常态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五家大型银行资产增速在过去六年(2006年至2011年9月末，下同)平均增速(16.5%)的基础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资产利润率保持过去六年平均水平(1.087%)不变，2011至2016年五家大型银行合计资本缺口分别为-157亿元、950亿元、798亿元、564亿元、237亿元、-195亿元)，这意味着2011年资本的富余量尚不能完全覆盖后续几年的资本缺口，结合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容量及近年银行上市融资情况初步判断，若保持正常发展速度和盈利水平，未来几年大型银行外源融资规模和频率应在股市可承受范围内，预计2013年左右需要进行一次不超过1000亿元的小规模融资。反之，若盈利水平下降，银行资本缺口将加大，这将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对资本市场构成巨大的再融资压力，二是信贷紧缩。假设银行盈利水平下降30%，2011年至2016年五家大型银行合计资本缺口分别为413亿元、2149亿元、2183亿元、2150亿元、2037亿元、1829亿元。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五家大型银行每年都要通过股市融资超过2000亿元，资本市场将承受较大再融资压力。如果资本市场无法承受持续的再融资，则银行势必进入一轮信贷紧缩，非但实体经济新增融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原有融资存量亦可能因资金链过度紧缩而演变为不良资产。

二是向中、小、微经济体融资实现结构性倾斜将在客观上引致更高的银行利润。由于获得中长期贷款的一般是有抵押、有保证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项目融资，在融资博弈双方的谈判能力对比上借款人具有更强的优势，因此融资利率一般偏低;而能够获得票据融资和短期贷款的主要是以中、小、微型经济主体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部门，其经营和风险状况意味着融资成本必然偏高。因此，在最近一年中，随着银行业客户结构调整推向深入，短期贷款增幅已经明显超过中长期贷款，考虑到股份制、民营企业利润率远超国有及国有控股部门的基本事实，则未来银行业总体利润水平还将持续增长，而这种利润实际上是一种“风险溢价”——对银行业进入相对风险更高的实体经济部门融资的一种补偿。

一言蔽之，银行业的高利润仍将持续;惟有如此，方可避免经济硬着陆和金融不稳定;亦惟有如此，方可真正依靠金融资源配置实现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

四、结论性评价：普惠制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

由于我们已经被大项目融资和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不稳定所困扰，当前的唯一选择是两手抓：一方面，必须在大项目融资不发生违约的前提下，确保大型金融机构稳健运行;另一方面，必须从社区金融和普惠制融资的角度想办法，以增量稀释存量，实现中长期金融稳定。

第一，根据当前整体实体经济风险水平，容忍中小金融机构的补偿性高利润，以此推动金融资源向社区和基层流动。

第二，逐步放宽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但应该限制其法人层次的提升，以避免金融资源进城或向大项目集中，从根本上限制大项目融资—资本金不足—再融资的恶性循环。

第三，逐步建立广义融资主体设计，即普惠制金融并非向所有人群提供融资，而是避免存款人对借款人的补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存款人的资金被集合用于少数人的高风险投资，获利归于风险操作者，而存款人却可能因系统性金融不稳定而最终承担责任。这需要对整个银行体系风险评级体系进行重新设计——即什么样的借款人才是真正合格的。

第四，反思资本充足率监管政策的有效性。对社区和中小金融机构实施更为宽松的资本充足率管理要求，提升其杠杆率。事实上，当前的做法限制了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杠杆水平，这会致使更多的金融机构力图做大，而真正的普惠制金融发展与全局性金融稳定势必受到遏制和冲击。

注：

①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系统重要性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将不得低于9.5%。据测算2011年上半年加权风险权重升至56%，主要原因是大型银行表外业务发展迅速。基于审慎测算原则，将2012—2016年加权风险权重设为60%。2011年末资产数=2011年9月末资产数+ 2010年四季度新增资产数* 2011年9月末资产同比增速。2011年(6-12月)税后净利润=2010年税后净利润 * (1 + 2011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速29%)-2011年(1—6月)税后净利润。2006年至2011年9月末资产利润率平均为1.087%，假设2012—2016年资产利润率保持1.087%不变。2006—2010年五家大型银行分红比例在30%—70%之间，平均约为45%，考虑到大股东中投公司和财政部面临偿付特别国债本息和共管基金压力，初步判断未来几年分红比例很难低于40%，因此本测算假设分红比例为40%。2011年(6—12月)新增资本需求=(2011年末加权风险资产-2011年6月末加权风险资产)*0.095-2011年6月末富余资本。

参考文献：

[1]杜晓山.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J].金融与经济，2007，(2).

[2]黄良谋，黄革，向志荣.普惠制金融理论的述评及在我国贫困地区的运用[J].海南金融，2008，(1).

[3]焦瑾璞，杨骏.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4]Demirgüc-Kunt，A.，and Maksimovic，V.，1998. Law， Finance and Firm Growth.Journal of Finance(53)：2107-37.

[5]Helms，B.，2006.Access for All-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s，CGAP， 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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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耿 欣;校对 GX)

作者：王颖 陆磊

第二篇：金融科技促进普惠金融与金融扶贫发展

金融科技与互聯网金融凭借技术创新和理念创新、操作高效率和运营低成本以及信息获取及数据分析优势，为中国普惠金融与金融扶贫的破题与发展提供了可行之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总裁尤努斯教授曾明确指出，获得信贷是最基本的人权。中国金融发展的不平衡，金融“普惠性”远未实现的现实是中国经济发展包容性不足问题在金融领域的体现。解决包容性不足问题，“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目标已经成为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普惠金融，促进金融扶贫”，既是提高经济增长包容性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是实现经济增长包容性的应有之义。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发展则是为完善现有金融体系、促进金融扶贫，提升金融普惠性，实现“获得信贷”的重要工具。

我国普惠金融和金融扶贫现状

经过我国金融业的不懈努力，我国许多企业和个人都已获得了充分甚至有时是过度的金融服务，但同时也有很多普通居民目前仅能获得有限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弱势群体甚至还得不到最基本的金融服务。农户由于抵押物不足、融资额度小、信息获取成本高、风险高等特点，传统金融机构不愿向此类客户贷款，存在着需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中国农村家庭正规信贷的可得性为27.6%，低于40.5%的全国平均水平。在未能获得银行贷款的农村家庭中，有62.7%的农村家庭虽然需要资金但是没有向银行申请；有9.8%的家庭虽然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但却被拒绝。由此可见，我国普惠金融和金融扶贫事业发展与促进仍然任重道远。

近年来，随着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阿里、京东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结合自身优势纷纷涉足“三农”的跳跃式发展，为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性和金融扶贫的有效性提供了佐证（阿里巴巴的农村淘宝战略卓有成效，已经在全国29个省份300余个县开业；同为电商巨头的京东提出了解决农业问题的“3F战略”，目前京东乡村推广员人数已达到27万人，覆盖27万个行政村，京东县级服务中心超过1500家，京东帮服务店布局超过1500家）。作为传统大型商业银行的典型代表，中国银行在总结多年扶贫经验的基础上，今年也正式向社会推出“互联网+公益”扶贫工作新模式，发挥商业银行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利用公益理念、“互联网+”思维，借助市场力量、政府支持、金融技术，开发了“公益中行”精准扶贫平台，帮助更多的贫困户走上自力更生之路，实现脱贫致富。

发展普惠金融，促进金融扶贫，不仅要打破长期以来实行的禁止非金融机构之间发生信用关系的桎梏，放开民间信用，更是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之所以难以发展，客观上存在着成本高和结构化信息不易获取等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恰恰提供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渠道和手段。通过改变交易的基础设施，金融科技与互联网使得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快捷、低成本地进行交易；同时，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还突出了个体特有的需求，有效实现了所谓“私人定制化”；另外，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等现代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业获取大众有效信息的渠道。

金融科技促进金融扶贫和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

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促进我国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和金融扶贫工作开展无疑是合理途径和发展趋势，然而其有效性是需要前提条件和基础的。目前，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在服务和促进我国金融扶贫和农村普惠金融开展方面还存在诸如服务对象、基础设施、金融监管、人才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在金融服务对象方面。农民等在地理上受到排斥的人群不仅存在金融知识不足、接受能力差等问题制约，而且也存在着对象本身的信息片面和不足问题。金融服务交易和资金安全性是弱势群体尤为关注的因素，相较于城市人群而言，农村地区居民金融知识和认知能力尤显不足，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较弱。同时，当前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金融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户对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的不信任感，观念上存在着对这种新型金融服务形式的抵触情绪。同时，也正是这种金融知识和观念认知上的不足，对农村地区的金融信息和数据获取和整理更为困难。尽管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确实存在，但过于分散和片面，需要积累大量的数据和信息，而这种数据和信息积累是漫长的过程。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交易主要依靠客户提供的身份证明、财产证明、缴费记录、熟人评价等信息评价客户的信用。在农村地区，这些信息不仅更易造假，同时更加片面，容易给信用评价提供错误依据，无法全面了解客户的信息。

在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方面。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均存在较大差距。虽然近年中国农村地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投人较大，网民数量急剧增加，电脑与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呈现较大幅度提升，但与农村居民的庞大基数相比，这一比率仍然较低。至于，农村地区金融信息服务的软件基础设施上更不容乐观，目前政府间合作不强，未能实现征信系统的对接，各自形成信息孤岛，信用信息评价体系缺乏整体规划，农户信用信息缺乏統一的共享平台。目前，虽然我国在中央层面上已经出台了《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法规，但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地方性法律和规章却很少，大部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缺乏可落地和可操作的法规章程，导致中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进程缓慢，也进一步阻碍了农村信用环境的改善。

在金融监管方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监管构建尚未建立，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并存在缺失。《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指导意见》的出台为实施具体监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指明方向；《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的正式发布为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提升互联网金融效率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实施为维护互联网金融稳定，优化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提供了手段和方法。但是，我国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监管领域系统性和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仍然欠缺，当前监管办法和手段的实施效果也有待观察。至于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在服务“三农”过程中更是由于涉及的对象较多，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部门协调、政策冲突、措施重叠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在金融服務的人才建设方面。促进农村地区金融扶贫和普惠金融发展的人才培养和教育严重不足，导致大量信息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开发。由于农村地区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加之农村地区金融教育和信用体系建设缺乏持续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投入，他们对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从事金融服务的理解和认知能力普遍不足。某些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平台缺乏金融合规意识，甚至存在着利用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概念从事“伪创新”，创新缺乏实用性，业务流程不健全，创新脱离实际经济场景，无法解决金融痛点，阻碍了利用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促进金融扶贫和普惠金融发展的力度和广度。

对策建议

本着提高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参与度和认知度，针对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在促进我国普惠金融和农村金融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理念、技术和手段，深化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强化农村地区金融科技和金融服务的启蒙教育。以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技术为手段，以有效增加农村金融资源供给为主线，以促进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和金融扶贫工作发展为目标，深入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机制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强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建设，推动金融资源向“三农”、小微企业和基层倾斜。同时，各地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制订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工作计划，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途径普及金融知识，宣传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政策，总结当地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发展案例，通过树典型、搭平台等形式促进农民正确认识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为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铺平道路。

第二，加大农村地区征信体系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其投资规模，尽快实现网络、基站等基础设施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全覆盖。各地政府和金融部门必要时可通过财政补贴方式降低农民使用网络和手机的成本，鼓励贫困农户使用网络和手机，为推进农村地区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提供有利的硬件条件。同时，加快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开展农村信用体系标准化建设的宣传和引导，鼓励各地尽快制定农村信用体系行政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建设适应互联网金融和大数据征信业务开展的信息共享机制和平台，鼓励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打造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为农村客户提供信息、资金、产品等全方位金融服务。

第三，转变普惠金融和金融扶贫工作方式，完善农村地区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针对我国普惠金融事业和农村金融扶贫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在中央层面上，建立更加有效的“一行三会”联席会议制度，必要时可将公安、工信部等单位纳人联席会议，强化对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的全方位监管，为实现跨产品、跨市场、跨机构的全方位多维度监管提供组织保障。各级地方政府，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技术和理念，深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推动本地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定位。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要逐步淡出行政管理，强化服务职能。 同时，针对当前我国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和制度的不完善现状，各地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管理法规，以规范和促进本地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发展。

第四，规范发展普惠金融和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创新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各地政府积极利用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理念和技术，探索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稳妥开展新型农村金融互助合作机构和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发展，持续向农村贫困人群提供融資服务。同时，引导本地金融机构采用金融科技新技术和新理念，针对小微企业、贫困农户等特殊群体，量身定制和开发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扶持力度，实施精准扶贫。

第五，提升金融机构科技运用水平，降低农村居民融资成本。各地政府和监管部门要鼓励和督促各类金融机构规范收费、合理定价，提高金融服务收费信息透明度，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和大数据征信在利率市场化定价方面的优势和特点，加强对金融机构利率的引导，抑制融资成本不合理上升。规范和引导金融机构，采用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技术手段，合理下放贷款审批权限，提高贷款审批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投融资研究中心）

作者：黄国平

第三篇：普惠金融研究综述

摘 要：从普惠金融的内涵出发，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普惠金融发展研究的主要成果，分析当前企业与家庭方面、银行业及其金融产品方面的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技术创新以及政府政策，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经验借鉴。

关键词：普惠金融;金融服务;技术创新;政策

1 引言

为更好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提高我国金融服务覆盖率与其可获取性，国务院于2015年末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是小微企业、贫困人群、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特殊群体，旨在以可负担的成本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所需的、有效的金融服务，具备机会平等性与商业可持续性，因此在近年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

由于金融系统中金融排斥的存在，使得弱势群体无法获取相应的金融服务。金融是经济的血脉，而普惠金融则作为准公共物品被认为能够促进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全面参与到金融体系。王颖(2016)认为发展普惠金融，首先是基于对普惠的理解，广义的普惠应该本末兼重，并以此来设计普惠金融框架，成功的概率将会更高。Satya(2013)认为普惠金融指数公式可以决定政策优先顺序，是用来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有用的工具。焦瑾璞(2015)认为普惠金融从最初的小额信贷与微型金融的基本形态，发展到现在涵盖储蓄、信贷、支付、理财、保险等方面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各侧重点不同，但最终都是致力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社会福利。

2 企业与家庭普惠金融发展

2.1 企业方面普惠金融的发展

企业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小企业作为传统的弱势企业，解决其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是普惠金融体系构建中的重要目标。Lindsey(2011)认为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可以提供贷款融资，来为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社会企业解决金融排斥问题，但研究发现，虽然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确是为受排斥的企业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政策行动才是造成地理覆盖不均并且给金融排斥留有空间的原因。Anatolijs(2015)对拉托维亚2013年和2014年所有企业数据进行了分析，微型企业融资结构和数量变化的三个主要原因——银行贷款、租赁和保付代理。2014年拉托维的银行贷款、租赁和保付代理构成微型企业融资的正式外部来源的89%，其中，银行贷款约占67.5%的企业外部正式融资来源;这表明银行贷款对微型企业负面宏观经济变化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2.2 家庭方面普惠金融的发展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作为发展的代价，伴随的不仅是基尼系数的增大，还有贫富差距的加大。Ioana(2013)研究发现欧盟大约有8000万人只具备较低或基本的生存技能，1900万名儿童有贫困的危险，学校的辍学率很高，而许多的工作需要高的学历，在这种状况下，欧盟亟需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所伴随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意味着需要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大技能和培训投资，加速劳动力市场的现代化。其中对罗马尼亚进行研究发现，可以通过优化学校网络教育和经理培训教育来达到其教育效率的提高。如果提高人力资源的管理，教育质量也会增加，政府应该投资更多在工人学习与技能培训方面，以适应永久工人技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Santiago(2016)发现哥伦比亚的家庭金融产品获取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家庭收入或财富的水平，以及教育状况与就业的稳定性。Franklin(2016)发现最有可能被传统金融排除在外的人包括：穷人、农民、女性或年轻人。普惠金融的深层含义应该是指一个构建一个更好的金融服务环境。在银行金融服务方面，可降低账户费用，将银行分支机构网点分布更合理化，加大法律效力，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

3 银行业及其金融产品对普惠金融发展影响

银行业由于其覆盖面广、机构数量多，与普惠金融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银行业金融产品则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中介。Faisal(2012)对印度经济普惠金融发展进行了分析。印度经济一直在增长，但其贫困人数依旧在不断增加。伊斯兰银行是基于伊斯兰教法中禁止利息的原则建立的无息银行系统，在帮助像农民等弱势群体以及中小企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促进普惠金融增长的同时，无息融资也吸引海湾地区的投资。SARKER(2015)通过对孟加拉国商业银行农业贷款与农业总生产额数据建立线性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两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Musa(2015)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获取数据，分析无现金经济政策与普惠金融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传播度、价值主张、支付设备与普惠金融之间相关性强，所以中央银行或者其他银行机构可以把注意力放在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引入或改进金融服务，部署支付基础设施，如自动取款机、POS机及其他电子支付渠道等。Zuzana(2015)使用世界银行2011年全球Findex数据库的数据将中国其他金砖国家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同比其他金砖四国相比，通过账户使用率与储蓄率都比较高，相对拥有一个更高的普惠金融水平。且正规的信贷的使用，在中国比在其他金砖四国要频繁。收入、教育、年龄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都与中国的账户使用率与信贷比率有联系。DIEGO(2014)通过萨尔瓦多部分家庭数据来分析汇款对普惠金融的影响。通过对信贷约束的放松，汇款可能减少了金融机构对外部筹资的需求，但同时却增加了对储蓄工具的需求。李涛(2016)认为在普惠金融的各项指标中，金融中介指标——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这一指标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显著且稳健的负面影响。在初始人均GDP高、中小企业规模大、法治水平高或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长的经济体中，个人金融服务方面的普惠金融指标——个人银行账户、储蓄卡、电子支付等方面的使用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显著。

4 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技术创新

一个国家的经济福利和经济增长取决于人们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有效地调动与分配家庭储蓄有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信贷需求。农村和城市地区的人们关于对金融服务系统的主张存在显著的不同，因此通过有效的工具来缩小贫富差距，以及让农村与城市弱势群体能参与到主流金融活动中去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现代信息和通讯技可以开发一个帮助扩展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的平台，并通过技术帮助来银行降低成本，增加客户的可获得性和进行更好的业务风险管理。信息和通訊技术对国家普惠金融的发展贡献，以及银行对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不同应用，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在支持政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方面，金融机构努力将弱势群体引入主流金融体系是有效的(Shashank，2014)。一些发展中国家普惠金融方面的成功经验是与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无网点银行业务相联系的。其中一个是巴西的代理模式，通过网络服务向数千万巴西穷人提供金融服务，其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没有其他方式获得银行服务的。代理银行运营后，政府社会福加大，也促进了地方银行服务的发展，普惠金融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地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比如低收入人口信贷过度、社会排斥现象再现和权力不对称性加强等(Eduardo，2012)。所以尽管金融资源的使用是促进当地低收入人口经济发展一项基本的方法，但为了其有效性，还应该伴随着其他包容机制，如金融教育等。

在金融服务产品的创新方面，焦瑾璞(2015)认为同传统货币相比较，数字货币不仅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而且在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方面也有明显的优势;其可以增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与便利性，降低交易成本与时间成本，在金融服务质量与满意度方面的提升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影响技术创新因素方面，Maria(2016)认为创新能够提高企业业绩且创造持久的社会影响。加强和调整组织元素，既增加了创新的可能性的影响，也改善了企业业绩，增强企业的竞争生态。当银行系统以及小额信贷部门不愿或无法为企业提供融资时，企业便遭受缺乏资金问题。新兴替代融资计划是由包容性创新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所支持的创新生态系统，它强调将企业孵化和风险资本这两种工具用于传统的创新支持，可以缓解企业融资问题(Lina，2012)。

5 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政策支持

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一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减少贫困人口、缩小收入不平等差距，而且也是一国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所在。因此，加大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支持，重在政策支持，是一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所在。尽管经济快速增长、贫困也在减少，但在过去的二十年亚洲的不平等正在恶化。财政再分配、货币政策旨在利用宏观稳定和体制改革来刺激贸易，降低失业率，提高生产率。在这样的政策方面亚洲仍有加强的空间，可以更好地实现增长与共同繁荣，而扩大财政再分配对亚洲新兴市场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很大(Chie，2015)。由于普惠金融能提高金融透明度，金融行动专责委员会将其作为对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的补充。而这种支持是基于增加使用正式金融服务导致非正式的服务使用减少的前提的。(NICOLA，2013)通过对八个非洲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显示普惠金融与金融诚信都是属于负相关的。此外，非正规就业与现金偏好降低了使用移动金融服务使用率。如果透明度的增加成了使用正式服务的抑制因素，普惠金融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也将被打破。作为发展的关键因素，普惠金融作为一项重要的优先政策坚定的放在大多数政府的议程上面。普惠金融是能够使国民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与获得相一致的均衡器。印度最初引进普惠金融是在1969年，银行国有化以其他普惠政策实施使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Aditi，2014)。Hema(2014)认为普惠金融是迄今为止在无银行账户环境下，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是低收入和贫困人群可负担的 。印度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印度政府和印度储备银行增加了农村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允许实行代理银行模式等来扩张银行服务，并建立相关制度来维护金融稳定，加大金融知识的普及。

普惠金融从其提出至今，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虽然期间在推进进程中遇到了一些阻碍，但各国政府所提出的一些创造性建议与措施，都极大地推进了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实施进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包容性程度低于发达国家，普惠金融在发展中国家更具现实性与发展性，是发展中国家降低贫困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王颖，曾康霖. 論普惠：普惠金融的经济伦理本质与史学简析[J]. 金融研究，2016，(02)：37-54.

[2] 焦瑾璞，黄亭亭，汪天都，张韶华，王瑱.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及实证研究[J]. 上海金融，2015，(04)：12-22.

[3] 李涛，徐翔，孙硕. 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J]. 金融研究，2016，(04)：1-16.

作者：李莉 宋珊珊

第四篇：2018十大普惠金融人物

编者按：

2018年对于中国金融界来说是相当不平凡的一年，在这短短一年中发生了不少重大的金融事件，《银行家》杂志在2019年第一期杂志中就专门对2018年所发生的金融事件进行了精选汇总以及解读。而在本期我们将把关注点缩小，聚焦讨论2018年中国金融业中的普惠金融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过了40年，在这40年间中国的金融业蓬勃发展，经历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很难实现面面俱到，此前中国的金融业一直都注重深度发展，而在金融的广度，即普惠性上下的功夫还不够。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发展普惠金融将使得金融服务更加普及、更加快捷、更加便利，推进解决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以此大背景作为基础，《银行家》杂志特别开设了“2018十大普惠人物”栏目，评选出了10位在2018年度内对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及普及作出不小贡献的金融家们，并邀请诸多业内专家对这些金融家们在普惠金融方向所做出的贡献进行深刻的解读，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加深读者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了解，并进一步为普惠金融在2019年的发展提供新思维和新路径。

贝多广：投行精英，回归普惠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 贝多广

贝多广，上海财经大学学士、硕士，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博士，师从国内金融泰斗王传纶与黄达，先后成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和一创摩根CEO，操刀过工商银行、宝钢、太平洋保险等“巨无霸”企业的IPO。从普通的银行家到首席执行官，历经十八年，他抵达了投行事业的顶峰。2013，贝多广华丽转身，专注研究普惠金融，于2016年牵头成立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并出任院长。贝多广力图把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 将小微金融打造成国民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的部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增强所有市场主体和广大社会居民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

返璞归真，打开普惠金融新篇章。

历经18年投行风云，贝多广深切感知到投行金融服务过剩，金融机构围绕着大企业转，导致大企业过度融资，而那些真正迫在眉睫需要融资的小微金融主体却饱受金融机构排斥。金融机构都向往和关注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优质客户，忽视庞大的金字塔底层的群体，导致我国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严重错配。2010年左右，贝多广敏锐地察觉到国内小微金融的萌芽，已经处在投行职业巅峰的他毅然转身，从云霄之上回归田野耕耘，亲力亲为开拓普惠金融研究的新篇章。从操刀几十亿规模的大企业融资，到关注几万块钱的小微金融，他反而感受到了更大的社会价值，以潇洒豁然的态度扛起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先锋旗帜。

与时俱进，洞悉普惠金融新价值。

贝多广认为，普惠金融的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他在数篇论文、报告及著作中均指出，改革开放40年，我国金融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构建银行体系阶段、发展资本市场阶段、发展普惠金融阶段。其中，现阶段正是急需建立更具包容性的金融体系、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阶段。贝多广的研究紧跟时代脚步，在诸多论文报告和讲座会议中密切关注与探讨了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在乡村振兴、金融扶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等热门时代议题上的重要价值。2015～2018年，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连续举办四届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这是国内普惠金融领域层次最高、专业性最强、最具影响力的年度盛会。2018年10月举行的“2018年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围绕“数字金融”“乡村金融与乡村振兴” “ 扶贫的金融方案”“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和教育”等热门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

革故鼎新，指明普惠金融新出路。

贝多广在中金所从事投行业务期间，一个原本不起眼的客户恒生电子的发家史让他感慨颇深，从上市融资2.5亿的民营企业到市值近千亿的行业楷模，他深刻地认识到互联时代信息技术与金融科技的重要性。他屡次强调，普惠金融一定要跟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结合起来，普惠金融要插上互联网翅膀。互联网金融的集约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克服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是解决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最重要的手段。数字为王的时代，贝多广将研究重点倾斜在了数字普惠上，指明了普惠金融的新出路，他本人及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的重点研究议题几乎都是围绕数字金融展开的。

普惠金融是一项说易行难的事业，正如贝多广所说，无论他曾在投行风云中跻身怎样高的地位，在普惠金融领域就要从头开始，挽起裤腿站在泥地里亲手去干。他的睿智和勇气、胸怀和毅力使得他在短短几年之间就洞悉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大格局，在普惠金融大厦构建过程中不断为其添砖加瓦，身体力行地引导着一批批后来者，实乃当之无愧的普惠金融人物。

杜晓山：济世情怀，举旗普惠

中國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 杜晓山

从小额信贷到普惠金融，杜晓山教授一直致力于如何满足中国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25年的普惠金融路，他以济世的情怀、满腔的热血投入到底层群众的金融救助与扶贫小额信贷工作中去。

中国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的引路人。

小额信贷是中国普惠金融实践的重要构成。杜晓山的普惠金融之路是由扶贫社开始的。1993年，在尤努斯的影响下，杜晓山及其同事将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小额信贷引入中国，并在河北易县成立了第一个扶贫经济合作社，开启了中国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扶贫的探索，证明了“穷人没有信用”和“扶贫小额信贷不可能自负盈亏”的逻辑是错误的。杜晓山及其同事们先后在6个贫困县进行了约20年的实践试验，验证了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模式在中国贫困地区农村是可行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正是他们多年的辛苦奔走与实验， 让我们了解了格莱珉的核心思想，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农村金融特别是扶贫金融的痛点。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的发起者。

在发展扶贫社的时间里，杜晓山积极推动小额信贷领域的自律发展，发起组建小额信贷联盟。中国小额信贷联盟是中国小额信贷领域首家全国性会员制行业协会类的组织， 2005年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和商务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发起成立，从最初以公益性小贷机构为主，发展为涵盖从事小额信贷业务的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和服务类中介组织。2005年成立之初，命名为“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2010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小额信贷联盟”。

中国普惠金融的推动者和践行者。

在推进普惠金融方面，杜晓山带领小额信贷联盟在成立之初就率先引入联合国建设普惠金融体系概念。13年间，小额信贷联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2016年1月，国务院正式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意味着普惠金融在中国有了顶层设计，小额信贷联盟也受邀参与规划的宣传推广。杜晓山认为“普惠金融根在农村”，农村普惠金融，应该是建立一个满足或者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管理科学、监管有效、竞争适度、优势互补、可持续发展的完整性农村金融体系。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应是“道”与“术” 的结合。所谓“道”，是指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一些情怀或价值观，需要站在客户而不是机构或个人的角度考虑;所谓“术”是指技巧和风控。普惠金融应坚持逐利与弘义的平衡与统一。杜晓山强调， 发展普惠金融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初心就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命就是让穷人也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张学文：不忘初心，大行担当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 张学文

2018年对于中國邮政储蓄银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来说，是尤为关键的一年。自2007年成立至今，邮储银行已走过十余个年头。从1986年邮政储蓄的恢复开办到1997年邮电分营，再到2007年邮储银行的组建以及如今的发展壮大，可以说邮储银行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演进路程始终都紧紧跟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祖国和人民协力同心。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邮储银行继续着眼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坚持“服务社区、服务中小、服务三农”的战略定位，承担“普之城乡，惠之于民”的责任，不断摸索作为国家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张学文自2012年12月起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行长，多年来一直走在推进金融普惠的前线。

紧随政策，落实乡村振兴。

2018年，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2018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中国邮储银行携手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农业产业化领域金融合作助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双方合作的总体思路，即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引导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与邮储银行信贷资金进行有效对接，充分利用邮储银行“农村基础网点多、服务三农能力强”的基础优势，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以发挥农业产业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功能作用。《意见》提出，邮储银行力争在2018年度实现涉农贷款方面净增1000亿元以上，并在3年内实现100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100个农村项目开发。

凝聚力量，助力中小民营。

为了中小微和民营企业能够享受更加完善的金融服务，邮储银行充分发挥票据业务作用，以解决中小微和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截至2018年11月末， 邮储银行票据业务已经累计服务企业客户4万余家，其中中小微票据业务客户占比接近94%;累计贴现投放资金超过2.5万亿元，占票据贴现放款总额的76%。邮储银行将积极顺应票据市场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票据业务的独特优势，深入分析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特点，增强票据综合服务方案整合设计能力，进一步加大票据业务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服务支持力度，为他们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融资和融智服务。

融合科技，探索普惠发展。

近年来， 邮储银行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尝试打造开放共享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拓展出一条可以使得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渠道，构建出一个使得金融和非金融深度融合的服务场景，运用科技创新助力风险防控，寻求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发展之道，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上做了不少的探索。而在今后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向上，邮储银行提出三个方面：一是依托数字技术， 推动普惠金融规模化发展。二是打造包括征信、风控、信贷、支付、理财等在内的互联网金融生态闭环。三是推动金融服务输出，助力普惠金融。

张学文表示，邮储银行成立十余年来，始终坚守和践行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的“服务社区、服务中小、服务三农”的战略定位，主动服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我们有理由期待今后邮储银行会持续在中国普惠金融发展道路上大放光彩， 为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宋锐：深耕农村，服务三农

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 宋锐

宋锐2014年出任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2019年1月初任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贵州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巡视员。多年来，贵州省农信始终坚持“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理念，带着深厚的民生和土地情怀，承载农村金融创新的担当使命，带领贵州2.8 万名信合人主动融入贵州这一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坚持推进富民、惠民、便民、助民工程，走出了一条具有贵州特色的普惠金融之路。

聚焦小微，探索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创新。

脱贫攻坚，发挥金融扶贫主渠道作用。宋锐作为贵州省联社带头人，积极倡导全省农信社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探索具有贵州特色的普惠金融业务，打造了贵州农信服务小微的五张名片。一是建设“农村信用工程”，开展农户信用评级，打造“信用组”“信用村”“信用乡(镇)”“信用县”，让广大农民充分享受信贷权。二是实施“信合村村通”工程，在全省建立“信合村村通”便民服务点17857个，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三是建立驻外农民工服务中心，在贵州籍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北京、广东、福建、云南、江苏、浙江等省设立13个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发放农民工在外创业贷款和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四是创办“金融夜校”，利用晚间或农闲时间到田间地头为农户传播金融知识，提升农户金融素养。五是搭建助农脱贫流动服务站，进村入寨为老百姓办理开户、转账、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与银行柜面一样的业务。

脱贫攻坚，发挥金融扶贫的主渠道作用。

贵州有14个深度贫困县，20个极贫乡镇，2760个贫困村。贵州省的深度贫困令宋锐深刻认识到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职责和使命，他屡次强调，“脱贫攻坚，金融先行，贵州农信，责无旁贷”。在他的带领下，贵州农信创新推出了精准扶贫“特惠贷”产品，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5 万元(含)以下、3年期以内、免担保抵押、扶贫贴息支持、县级风险补偿”的低利率、低成本的贷款支持。截至2018 年11月，农信社积极发挥金融扶贫主渠道作用，引导资金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倾斜，向贵州66个贫困县(市)贷款2560亿元，占总贷款余额的60%，向20个极贫乡镇贷款30亿元，累计发放“特惠贷”411.45亿元，惠及 80.89万建档立卡贫困户。由于贵州农信金融扶贫成绩突出，宋锐还曾获得“贵州省年度脱贫攻坚创新奖”，这使他在金融扶贫之路上步伐更加坚定和有力。

心系民生，担负扶危助困的社会责任。

2015年，贵州农信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与务川仡佬族自治县结成帮扶对子。三年来，宋锐同志多次带队深入务川调研，了解该县贫困现状、发展需求， 分析制约发展原因，提出了“资金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扶贫走”的资金帮扶思路，累计向务川县捐赠帮扶项目资金4.7 亿元，改善贫困地区教学环境和医疗条件;统筹协调24家行社1862名干部开展帮扶活动363次，帮助务川修建“农信小康房”4栋，援建通组路20余公里，修建、改善村办公楼和村卫生室共16栋，援建产业生产加工建设项目27个，发展订单农业，实现产值共1000余万元;组织全省农信社338名员工与务川贫困乡开展“1+1” 爱心育才工程，落实捐赠物资65万元。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帮助务川实现了整县脱贫。除此之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支持全省贫困地区扶贫生态移民、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截至2018年末， 通过贵州信合基金累计向社会捐赠资金达25.7亿元。

作为普惠金融的践行者，宋锐带領农信人在贵州的广袤大地上辛勤耕耘，通过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惠及庞大的小微群体，尤其是那些饱受资金困扰的贫困创业者，在当地农民心中竖起了贵州农信的独特标杆。宋锐是普惠金融实践开拓领域的先行者，他脚踏实地的行事作风和深耕农村的赤诚之心，将带领贵州农信在普惠金融创新与践行之路上越战越勇，一往无前。

黄军民：专注小微，匠心情怀

浙江台州银行行长 黄军民

2018年，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影响了微观实体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着整个银行业的发展。当前，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这既是小银行难得的发展际遇，也是考验“内功”的关键时期。

这一年，也是台州银行发展史上的第30个年头。台州银行起源自1988年成立的“银座金融服务社”，立足台州和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30年专注于小微金融服务，把99%以上的信贷资金投向民营企业，努力竭诚解决小微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成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通过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金融服务，其自身也成长为一家成熟稳健的城市商业银行。台州银行30年的发展史，也是支持小微企业、普惠金融的发展史，台州银行也成为中国银行业小微金融服务的佼佼者，曾连续五次获得中国银监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先进单位”，连续多年在同级别城商行中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一。

黄军民，目前担任台州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他作为银行经营管理团队带头人，专注、专业从事小微金融服务20多年，利用其金融和IT技术复合型的专长， 潜心小微金融服务领域的研究、实践，在小微金融服务模式、机制、产品和智慧小微方面有诸多的创新和领先做法。

黄军民一直坚持三个理念：

首先，小银行应该充分认识自身的资源禀赋，实行差异化错位竞争策略。战略首选的客户应该是当地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三农客户。对台州银行来说，小微企业目标市场定位是自身选择的结果，是“我要做”而不是“要我做”。

其次，专注才能成就专家。要想的办法是如何做深做透，筑牢基础客户根基， 形成独擅的客户服务、风险识别等核心竞争能力。小微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主要是贷款，以及业务结算和日常的存款。台州银行坚持业务以存贷汇为主体，这既符合小微企业的真实需求，也符合当前监管部门强调得“银行业务回归本源，做好传统业务”要求。

最后，小银行与小企业唇齿相依、共生共荣、相得益彰。小微金融服务到位， 就能更好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与此同时， 银行把小微群体服务好，不仅拥有了自己的客户群体而发展壮大，而且能成就一批企业，也切实履行了责任和使命。

台州银行从2010年开始走出台州， 实现跨区域发展，至今业务范围覆盖浙江省，并在北京、深圳、重庆、江西等地设立村镇银行。这些异地机构都秉承同样的文化、理念和流程。通过实践检验证明， 他们这一套小微金融服务体系具有较好的可复制性和生命力。

新时代已经到来，对整个银行业来说，都将面临着巨大挑战。对此，黄军民的想法是，新时代、新经济下小微企业在转型，小微金融服务也要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于是，台州银行通过不断深化和创新，积极应用金融科技等先进技术，不断改进和优化业务流程，使小微信贷技术和体系从以往的“下户调查、眼见为实、自编报表、交叉检验”等传统模式，开始朝着“数据驱动、线上流程、行业专家、现场交叉”的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迈进。

近年来，在黄军民的带领下，台州银行正在积极开发和应用金融科技手段， 开展数字化转型，建设小微金融服务智慧平台，创新“以业务枢纽系统为核心的一站、一分行、一平台、一中心”模式：推出客户服务移动工作站，让客户经理上门实时办理业务;建立线上分行，让客户在线申请贷款;搭建大数据平台，构建起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居民、农户等不同细分客群的贷前准入、贷中审批、贷后监控三层的风险评级和控制体系;搭建后台作业支持中心，建立前端批量获客、中后台集中作业的“半信贷工厂”模式。通过一系列的数字化转型手段，努力解决小微金融服务领域中如何提高服务的效率、如何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如何提高服务的价值这三个关键问题。

对于已经到来的2019年，黄军民认为，在当前，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发展，已成为举国上下十分重视的大事和要事，这对于台州银行来说，既是际遇和机缘，也是使命和挑战。未来的发展路径十分清晰，就是既要坚守定位，又要深化和创新。坚守定位就是要坚守社区银行商业模式专注于小微企业，坚持存、贷、汇业务为主体，坚守资产质量是企业生命线的理念。深化和创新发展就是要充分重视时代变迁带来的金融交易方式的变化，综合提升小微金融服务的效率、水平和价值。他坚信，小微金融“应该做、值得做、能够做、可做好”，小微金融大有可为!

王钧：创新服务，践行普惠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董事长 王钧

自1993年创立至今，25年来王钧带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以下简称“泰隆银行”)专注小微务，践行普惠践，全面服务小微、三农和普惠金融客户，将99%的信贷资金投向小微企业。截至2018年9月末，泰隆银行贷款500万元以下的客户数占99.84%、余额占比为92.45%;100万元以下的客户数占96%、余额占比为68%， 户均贷款29万元，已经创建了一套商业可持续的小微金融服务模式。

定位小微，深化服务。

王钧认为， “做好小微金融，市场定位比信贷技术更重要”。他带领泰隆银行主动把目标客户定位为“信贷需求强烈但得不到很好满足”的小微客戶，持续推动机构和人员下沉。一方面，将机构和人员向市场一线延伸。目前，泰隆银行300多家网点，90%以上分布在农村和社区，服务范围覆盖1700 多个乡镇;8100多名员工，近50%为客户经理。另一方面，将小微客群进一步细分为“小”和“微”。其中，“小”是指小微企业类客户，“微”是指普惠类客户。

“三品三表”，解决信息不对称。

“三品三表”是泰隆银行破解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的一套风险评价技术。“三品” 就是人品、产品和抵押品。“三品”中， 一看人品，主要解决“信不信得过”的问题。二看产品，主要解决“卖不卖得出” 的问题。三看抵押品，主要解决“靠不靠得住”的问题。“三表”即电表、水表和海关报关表。“三品三表”结合侧面打听等风险评价技术，基本解决了困扰小微企业贷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保障了信贷资产质量。

科技赋能，提升服务效能。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内部和外部数据积累逐步增多，浙江泰隆银行在充分汲取业务专家经验、实施正向激励机制和引入量化风险评价技术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广义“三品三表”的信用风险模型。同时，泰隆银行大力推广PAD移动金融作业平台和信贷中台集中作业，实现客户经理人手一台PAD，主动服务上门。大数据量化技术和移动互联技术的有机结合， 帮助泰隆银行有效提升小微金融服务的效能和便利性。目前，泰隆银行移动金融替代率为73%，已经做到“让客户最多跑一次”及“甚至一次不用跑”。

技术输出，扩大服务范围。

2016年， 泰隆银行提出“走出去”战略，对外输出小微金融技术。泰隆银行成立了王钧任组长的大合作领导小组，帮助中小银行搭建小微金融服务体系，以突破地域限制，扩大小微企业服务范围。目前，泰隆银行已经设计并形成技术输出、“技术+管理” 输出、“技术+管理+风险池”输出和“技术+管理+资金”输出等多种合作模式;已与广东珠海农商行、山西阳曲农商行、安徽合肥科技农商行和安徽祁门农商行等多家中小银行展开合作，并取得良好效果。

25年来，王钧带领泰隆银行专注小微金融定位，并进一步提出要喜欢这个定位，要有小微、普惠情怀。展望未来，王钧表示，泰隆银行将不忘初心，坚持定位，继续努力，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贡献绵薄之力。

王晓明：国际大行，普惠新篇

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董事长 王晓明

村镇银行是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力量。为落实国家三农政策，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中国银行与新加坡淡马锡下属的富登金控合作，自2011年起在全国批量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截至2018年底，中银富登共设立村镇银行法人机构127家，在乡镇设立支行网点151家，在行政村设立助农服务站380家，已经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村镇银行集团，形成了覆盖全国22个省(市)县域农村的金融服务网络。

作为中银富登的负责人，王晓明董事长是普惠金融领域的一名老兵。八年来， 他带领中银富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始终坚持立足县域、支农支小的战略定位，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村镇银行发展之路。自成立以来，中银富登累计服务客户超过250万户，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200亿元，共为30多万客户提供了贷款服务。截至2018年底，户均贷款仅为23.91万元。更为可贵的是，中银富登将当地资金全部投放当地，不做县域资金的“抽水机”， 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发展。

坚守支农支小战略定位，因地制宜做好产品创新。

中银富登始终专注“支农支小”，只做基本的存贷汇业务，从源头上确保了村镇银行的战略定力。贷款投放上以小微企业和三农客户为主，涉农及小微贷款占全部贷款的90.62%，农户贷款占全部贷款的43.31%;地区分布上不断下沉服务重心，中西部地区机构占比65%，列入全国“832个贫困县”统计的达34家， 为经济运行最薄弱的地区送去金融的源泉活水。中银富登不将有無可以登记抵押的房产、有无过硬的担保人作为贷款唯一标准，而是综合考察客户的经营业绩、发展规划、盈利模式等情况予以放贷。针对到三农客户普遍面临的信用制度建设不完善、缺乏合格抵押物等“痛点”，创新推出11大类、58个子类的欣农贷系列产品。

坚持科技引领，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中银富登建成了以CRM(客户关系管理)、CBS(核心银行系统)、CMS(信贷管理系统)为核心，包括几十个外围系统的IT系统平台，实现了数据大集中。清算方面，中银富登连通了人民银行大小额支付、银联、同城清算等支付清算系统;电子渠道方面，在实现ATM、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移动POS等渠道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快捷支付、移动发卡、二维码等新兴电子渠道。顺应金融科技发展的大趋势，2018年中银富登启动了业务数字化升级的“一号工程”，推进线上线下结合的O2O模式以及纯线上业务模式，为村镇银行的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完善风控体系，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

中银富登根据农村金融的特点，建立起一套适合村镇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资产质量持续保持稳定。借鉴国际先进同业的小额信贷技术，设计专门的信贷流程， 并借助科技系统全部实现无纸化审批;基于全流程线上运行产生的数据，推出了平行监控系统，在总部层面对村镇银行各项业务进行实时、同步的监控。中银富登加强制度建设，构建“简洁、灵活、有效” 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高效的合规审计队伍，凝聚前中后台共同防范道德风险的合力;高度重视廉洁文化，将“不取客户一针一线、不弄虚作假、不放弃任何帮助别人和提升自己的机会”的“三大铁律”作为企业文化核心和立行之本。截至2018年底，自设行不良率仅1.52%，关注类贷款占比仅0.8%，拨备覆盖率达279.42%。

探索批量化并购机制，推动优化行业资源配置。

除了经营好自设村镇银行外， 中银富登在村镇银行批量化并购方面进行一系列探索，分别在2017年和2018年批量化收购了国开行持有的15家村镇银行股权，以及建设银行持有的27家村镇银行股权。通过抓好监管报批和多元主体沟通协调、系统切换、资产质量修复、商业模式落地、员工队伍稳定与企业文化融合等五个关键环节，形成了相对标准化的并购操作流程。通过并购方式实现主发起行股权有序流转，将村镇银行集中到有丰富管理经验、有平台支持保障的主发起行，进一步优化行业资源配置，提升村镇银行支农支小和实体经济服务水平。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2019年，中银富登将继续紧跟时代步伐，把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战略机遇，始终保持创新动力和创业激情，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扎扎实实做好小微企业和三农客户金融服务，奋力谱写新时代村镇银行事业的新篇章。

李南青：数字普惠，引领行业

微众银行行长 李南青

作为国内首家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开业4年多来，积极运用金融科技探索普惠金融的新模式和新业态， 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中国银行业在新时代的业务转型和创新发展初步探索出一条新路。自微众银行筹建之初便加入创始团队、现任行长的李南青当然功不可没。

以普惠金融为目标。

在2014年筹建之初，微众银行就将发展战略确定为“普惠金融为目标、个存小贷为特色、数据科技为抓手、同业合作为依托”。拥有多年银行从业经验的李南青，对普惠金融有着深刻的理解：普惠金融内涵博大精深，要义是机会平等。受制于成本、风险和收益的结构性不对称，传统金融机构难以惠及两类群体：一是财务状况较差的人群，二是居住地区较偏远的人群。微众银行选择普惠金融作为首要目标，既是响应国家号召，落实监管要求，也是作为一家具有互联网基因的民营银行的使命和职责之所在。“开业4年多来，微众银行以深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重点拓展两大业务领域：一是面向长尾人群提供小额消费贷款，助其提前实现美好生活;二是面向小微企业提供经营周转贷款，助其创业创新成功。同时在服务方式上，也相应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全线上，追求高覆盖和好体验;二是线上线下相结合(O2O)，植入场景和实体。”李南青表示。

普惠金融实践初见成效。

微众银行在2015年5月推出了定位大众客户的首款小额信贷产品“微粒贷”。与传统金融产品相比，以“微粒贷”为代表的小额信贷产品具有“无抵押、无担保，循环授信、随借随还，7x24服务、15分钟贷款完成”等特点，让客户“随时可得，按需贷款”。这些产品自推出以来即得到市场和客户的高度认可，不仅在业务规模上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而且在实际效果中充分体现了较为鲜明的普惠金融特色。在服务中小微企业方面，由李南青带领的微众银行，自成立之初就不断探索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道路。微众银行利用自身积累的数据分析、风控建模的优势，于2017 年11月推出的面向小微企业的首款产品“微业贷”开始在深圳试点。“微业贷” 通过运用微众银行的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风控，客户从申请至提款全部在线完成， 真正实现小微客户“不用跑一次银行，企业贷款已到账”。“三无”“三有”加“一快”是其突出特色：无需线下开户、无需纸质资料、无需抵质押，只要有企业、有纳税、有信用便可申请，门槛低; 额度最高300万且立等可见，资金15分钟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使用便捷。“微业贷”上线一年内，已有效触达超过20万户小微企业，其中67%的企业年营业收入在500万元以下。在获得授信时， 69%的客户无任何企业类贷款记录，40% 的客户无任何个人经营性贷款记录，31% 的客户既无企业类贷款记录也无个人经营性贷款记录。同时，在过去的一年中，通过“微业贷”，微众银行不仅解了很多小微企业的燃眉之急，满足了他们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还助力授信企业近50万员工的就业，为实体经济发展做出来应有的贡献。李南青曾提到，互联网产品扩大服务的边际成本低，微众银行将继续利用这一特性，进一步降低成本、优化风控、下沉覆盖客群，持续为小微企业提供高质量的融资服务。

创新驱动业务发展。

李南青一直推动微众银行通过科技创新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微众银行自成立以来即在前沿金融科技领域大力开展研发和应用，确保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和信息安全。4年来，微众银行科技经费投入占全行费用支出比例高达30%以上，科技人员占全行员工比例则始终保持在50%以上，使微众银行得以在底层技术研发、科技标准制定、应用场景探索等方面走在行业前列，为各项业务快速增长奠定了扎实基础。微众银行采取开源技术，按分布式架构搭建技术平台， 建成拥有知识产权的可支撑亿量级客户、高并发交易的核心系统，极大地降低了账户运维成本，使服务和让利于普罗大众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李南青率领的微众银行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金融科技领域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并将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金融服务实践，力求成为国内外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领域的先行者;坚持差异化、特色化道路不停步， 连接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构建开放的金融服务生态圈，共同服务普罗大众和小微企业。我们期待，李南青带领微众银行的普惠金融之路和数字银行发展之路越走越好。

井贤栋：科技赋能，普惠致远

蚂蚁金服集团董事长 井贤栋

自从担纲蚂蚁金服以来，井贤栋带领企业践行国家发展战略，致力于通过技术和开放推动普惠、均衡、绿色发展，为普通人带来更多平等的机会。他还带领企业积极参与三大“攻坚战”，不断用技术手段服务千万小微经营者和数亿消费者，激活经济末梢，助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造普惠金融生态。

井贤栋长期从事金融科技企业的管理工作，历经多个岗位锻炼，带领企业不断发展。在他的带领和全体蚂蚁员工的努力下，支付宝在全球拥有9亿用户，移动支付方便了群众生活，激发了内需潜力。支付宝10多年来， 与数百个城市合作，将100多项民生事项放到网上，方便群众办事，支付宝成为百姓办事的“便利宝”。蚂蚁金服及此前的阿里小贷，累计为1200多万家小微企业提供了1.79万亿元贷款。蚂蚁森林将“互联网+义务植树”变成一个人人参与的行动平台，两年来在荒漠化地区植树5500多万棵。

践行暖科技价值观。

井贤栋注重技术创新和开放，带领蚂蚁金服钻研核心技术，用技术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真实价值，并将之开放给所有机构，促进行业共同进步、提质增效。14年来，蚂蚁金服致力于用技术温暖每个普通人，“暖科技” 是蚂蚁的科技价值观。当前，蚂蚁致力于区块链、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一方面攻克核心技术，一方面探索应用场景。在2018年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蚂蚁区块链成为唯一的区块链获奖成果，这一成果已经率先在全球应用到跨境汇款、1.5件商品溯源等方面，人工智能也已全面应用到蚂蚁的贷款、保险、风控等所有业务。井贤栋推动蚂蚁金股技术的全面开放，帮助行业特别是中小机构在技术开发平台便捷地进行创新和部署业务，促进行业提质增效发展。

输出中国普惠的智慧和经验。

井贤栋带领团队不断创新，不但让蚂蚁金服成为国内金融科技领域的标杆性企业，而且走出国门，与当地伙伴合作，助力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惠发展，而他自己也成为国际组织中最活跃的中国面孔。2018年10 月，井贤栋受IMF邀请加入全球科技顾问委员会出任顾问;11月，出任联合国“数字金融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小组”顾问。蚂蚁金服按照国家部署，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积极“走出去”，目前在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本地钱包，让本地百姓共享移动支付的红利，也助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同时，蚂蚁金服还与世界银行下属机构合作，培养当地技术人才;与欧足联合作，让足球和支付宝为更多人带去激情、梦想和快乐。蚂蚁金服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也传递了中国企业全球化、开放合作的良好形象。

唐侠：深耕小微，求索不止

飞贷金融CEO 唐侠

2018年11月，从事小微金融行业30余年的唐侠，在西班牙马德里获颁“全球小微金融奖——年度产品创新铂金奖”，这一奖项由世界银行和20国联袂推出，由唐侠掌舵的飞贷金融科技是唯一获此大奖的中国金融科技企业。

放眼中国金融生态，微金融行业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进中的变化亦越发强烈，牵动整个金融神经。而微金融市场参与者们则随着时代的变化，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在唐侠的带领下， 飞贷金融科技却能紧随时代脉搏，持续变革在行业前端。被称作“金融创新小子” 的唐侠，始终谨记“金融，不创新，就灭亡”，于革新中积极探索解决，数次主动转型，率先打响“数字化+普惠金融”战略，助力持牌金融机构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改善金融服务体验，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地。

回溯2011年，正是唐侠初创飞贷金融科技之时，即针对小微金融服务流程繁琐、效率低下等痛点，推出“信贷工厂”，将市场上普遍需要3天才能完成的信贷流程缩短至1天，大大提高了小微金融服务效率。在移动互联网萌芽之际， 唐侠团队首创O2O金融模式，推出飞侠APP，实现了线上获客、线下服务以及风险控制的无缝对接，再次提高小微金融服务效率，引领行业发展。在4G移动互联网发展浪潮下，2015年唐侠带领飞贷金融科技开启第三次转型，突破“申请难、获批难、用款难、还款难、再借难”传统贷款五大难，在全球首推飞贷APP，仅需一部手机，即可实现3分钟4步骤、随时随地、随借随还等极简贷款服务，完美契合普惠金融发展三大目标——提高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

随着国家宏观层面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及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的决心，飞贷金融科技于2017年全面开放技术，科技战略再升级，将移动信贷整体技术嫁接到持牌金融机构，服务更多小微企业主。数次大刀阔斧的革故鼎新，终使飞贷收获不俗业绩，带动行业热情发展。目前，飞贷金融科技已助力持牌金融机构放款超300亿元人民币，新增信贷用户近千万，服务百万小微企业主，为小微实体经济注入了蓬勃动力，亦助力银行探索出了一条可持续的普惠金融发展道路。

唐侠推动的数字化普惠金融，起于滴水穿石之力，终汇成江河潮涌之势，盖源于社会目标和商业目标的同时实现。唐侠言：“‘普’是多，尽量让更多过去得不到服务的人能得到服务;‘惠’是优， 让顾客以最便利、体验最好、价格相对较低的方式获得服务。只有发展科技，才可以实现‘普’;只有做好风控，才能实现‘惠’。科技企业只有帮金融机构赚到钱，它们才能降低贷款利率，才能让利给市场和需求者，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创办格莱珉银行的诺贝尔和平獎获得者尤努斯有言“融资权就是人权”，而在唐侠的信念里，“随借随还的融资权， 是人权”。

第五篇：数字金融时代的普惠金融和消费金融创新

11月21日，由《金融理财》杂志社、易趣财经传媒主办，渤海银行协办的“金貔貅·第二届中国数字金融服务与合作发展高峰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此次峰会以“重塑与共赢”为主题，邀请监管权威人士、行业协会领导、金融机构高层等对当前数字金融服务与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金融理财》杂志还携手全球领先的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中国)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发布《中国数字金融竞争力蓝皮书报告》，业界翘首以盼的数字金融金牌榜31项大奖也新鲜出炉。

在重庆信托金融市场部总监何洋的主持下，云南信托研发部总监王和俊、北银消费金融总经理邓海东、交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刁红进、工行银行卡业务消费信贷一部副总经理朱宏、品钛副总裁、消费分期业务负责人岳昳婕、小赢科技金融产品总经理孟召兵、玖富数科机构合作部总经理牛群共八位嘉宾围绕“数字金融时代的普惠金融和消费金融创新”这一话题展开了激烈而精彩的讨论。

云南信托研发部总监王和俊

何洋（主持人）：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朋友，下午好!我是本次圆桌会议的主持人何洋。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消费金融与普惠金融界的资深大咖，我今天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向各位消费金融大咖做一个探讨。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讨论一下在消金与普惠金融方面，大家觉得数字化核心是什么?在降低获客成本、触达定价方面优势是什么?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地解答。

数字科技最核心的能力是数据和系统

云南信托研发部总监王和俊：

我一直在搞研发研究，对信托行业开展普惠金融、消费金融的状态比较了解，信托比较早介入到这两个领域。截止到2018年末，信托行业近三年累计开展普惠金融信托业务规模达到1.74万亿元，包括消费金融、小微企业金融、三农金融、慈善信托等，广泛惠及个人、小微企业、农户、弱势群体，其中消费金融业务余额达到3000亿元，预计2019年末将会超过5000亿元，增长快速。

那么，信托为什么可以开展普惠金融或者消费金融业务呢?其实最主要的依托对象是金融科技或者数字化金融时代的到来。数字科技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我认为是数据和系统。数据都很清楚，目前已经进入了数据资产的时代。拿云南信托来说，我们整个消费金融的资产放款笔数逾千万笔，客户数量是900万，这个庞大的数据积累，以及持续的对数据挖掘，就是公司能够开展消费金融业务并且不断改进服务质量的基础。另外，系统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和各方伙伴搭建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以聚合的方式将这块业务做得更大，都必须依靠系统的投入和建设。信托公司在这块的能力相对互联网公司还存在一些短板，但是这也是未来竞争的核心点，我们公司自主开发的“普惠金融系统”经过了持续的运营和迭代，已经成功获得了客户的欢迎，成为消费金融业务对接效率最高、客户体验最好的信托公司之一。

何洋（主持人）：

非常感谢王总，因为资产新规的发布，今年很多信托公司都在尝试接触消费金融的业务，消金业务会不会作为信托回归本源的业务板块，也是值得期待的。

数字化使普惠金融离得更近

北银消费金融公司总经理邓海东：

北银消费在消费金融领域是一个老兵，也是一个新兵。北银消费成立于2010年，是首批试点的消费金融公司，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转型发展线上业务，目前公司业务发展平稳健康。

北银消费金融公司总经理邓海东

从数字化核心竞争力来看，一方面是预判，通过以往的数据对未来进行判断，包括对市场的判断以及对客户风险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发现问题，通过数据的分析，能够了解不足在哪里，并加以改进，最后得到不断优化的效果。

从成本来看，在数字化真正发展之前，消费金融已经有过一些探索，小额贷款的运营成本整体较高。想要实现商业可持续，往往容易在价格或额度方面发生偏离。数字化有效地降低了运营、风险成本，使小额分散服务更大客群有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就公司而言，目前的消费贷款已经做到小额分散、周期短，更加符合消费金融的本质。随着成本的降低，普惠金融离我们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近。

从实践角度看，要合理合法获取数据，应就数据获取的法律边界问题给予关注：个人数据的获取应明确获得授权，告知个人获取的方式、目的和范围，遵循“合理+必要”的原則，不得超过范围和限度。

我们将继续坚持“合规与发展并重”的发展战略，一方面，不断加强合作机构准入及存续期管理，逐步建立贷前、贷中、贷后三位一体的风险内嵌商业模式，有效降低业务整体风险;另一方面，合法合规获取数据，并不断通过迭代更新，逐步构建多维度实时欺诈风险评估和预防管理体系。打造从渠道准入、到数据使用的全流程风险管理“防火墙”。

未来，我们将坚守风险底线，坚定小额分散的业务定位，坚持合规稳健发展，逐步提升智能风控能力，提升客户体验，为在大力推动普惠金融的道路上行稳致远而不断努力。

何洋（主持人）：

确实，银行同业在做一些小额分散的资产时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成本或者相关人员的费用，如果用数字化技术来做这类业务会有利于降低成本，非常感谢邓总。

金融科技和大数据为普惠金融插上翅膀

交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刁红进

交行昔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刁红进：

金融科技与大数据的应用，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从银行业务发展实践来看，不管是交行，还是其他银行，尤其是五大银行，今年小微贷款的增长数均是往年同期的数倍。人还是这么多人，网点还是这么多网点，为什么今年的业绩这么亮眼?主要是科技与数据的运用，使得长尾客群、产业链客群、场景客群、传统业务线上化等四大类业务大幅提升。

一是长尾客户的迅速上量。大型银行传统模式下主要关注的是小微客群中20%的“头部”企业，真正80%的“长尾”客群触达率是比较低的。随着金融科技和大数据的发展，大型银行的科技优势潜力得到释放，面向长尾客户的线上小额贷款迅速上量。

二是为传统优势业务插上科技翅膀。比如大型银行优质大型核心企业较多，产业链金融潜力较大。从交行实践来看，我们搭建了交行与核心企业、上下游小微企业的产业链金融系统平台，创新了电子供应链模式，实现了融资闭环，不仅效率大大提高，而且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三是拓宽数字式场景获客模式。第三方数据平台蓬勃发展，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为解决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创造了条件。比如我们积极与各地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的“数字政府”平台对接，充分利用工商、税务、海关以及各类公用事业收费等数据，筛选优质客户，精准、批量提供融资服务。

四是创新传统业务线上化模式。比如我们推出“线上抵押贷”产品，将房产评估、授信申请、额度审批等大多数环节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在线上完成，客户只要在手机端填写抵押物房产等信息，不用找房产评估公司，系统实时反馈评估价格和可贷金额，贷款最多3天即可到账。

在我看来，数字金融是要让更多数字技术打通普惠金融与消费场景的壁垒，化“有形”变为“无形”，有效解决小微企业分布广、缺乏抵押物、信用缺失等问题，解放了人力资源，降低了经营成本，增强商业可持续性。普惠金融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和空间，这种跨行业的圆桌讨论会议打开了一扇让大家更加了解普惠金融的思想之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普惠金融是通过综合性金融服务将所有的人都纳入经济增长轨道，从而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关乎到中国几亿人的就业和生活，是一种使命和社会责任，这个目标值得所有人一起努力。我相信，有了数据金融，普惠金融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何洋（主持人）：

谢谢刁总，在今年这个环境下，大多数金融机构也开始思考做零售或者普惠的业务，在控制住成本的情况下，数字化显得尤为重要。

数字化技术的核心竞争力是稳定、准确、可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卡业务消费信贷市场一部副总经理朱宏：

数字金融时代的消费金融创新还是要围绕为客户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我们刚刚发布了智慧银行生态系统ecos1.0，就是为了能够在数字金融时代为客户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和体验。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卡业务消费信贷市场一部副总经理朱宏

一是金融服务更加便捷可得。工商银行的金融服务不仅开放给2000多家生态合作伙伴，同时还通过金融生态云方式引入了财资、教育、景区等15个行业的1.88万行业用户，将金融服务无缝嵌入到ETC通行、故宫博物院购票、教育缴费、企业财资管理等生产生活场景。工行网点已经不是客户必须要去的场所，而是线上线下各个场景中无处不在、便捷可得的金融服务。

二是金融服务更加智能高效。我们将智能科技融入到银行的方方面面，为客户提供更加精准、个性化的服务。例如，创新推出的“AI投”系列產品，可帮助客户解决自主投资产品筛选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两难问题;经营快贷为80万小微企业客户主动授信近3500亿元;首创个人资信证明寄送等“线上申请、邮寄到家”服务，让客户不必再跑网点等等。

三是金融服务更加稳定可靠。我们积极适应客户金融行为线上化、金融生活化趋势，提升对互联网爆发性增长业务的支撑能力，在双11、春节红包、纪念币预约等业务高峰，保持了金融服务的稳定可靠。

数字化其实就是将客观事物转化成数字，便于准确的、公允的对其进行描述。像我身边这把椅子，因为远近、灯光、个人认知等问题，导致我们对这把椅子的印象与理解各不相同，而数字化就是把椅子转化成数字，数字是唯一，它可以精准、完整把这把椅子的颜色、形态、高度等描述出来，而且描述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第一，数字化技术的核心竞争力是稳定、准确、可靠。数字化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基于对事物准确描述的前提下开展需要的分析和处理。正是这个特点使得这项技术输出的结果稳定、准确、可靠。这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数字化技术助力金融业务降低成本。因为数字化有这样的核心能力，它在消费金融领域和普惠金融领域的优势就逐步显现出来。如果没有数字化的东西，传统的信贷业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需要跟客户面谈、收集材料、整理资料，再用人工来分析等等。一系列操作下来，耗时耗力耗人。有了数字化之后一些机械性、重复性的工作都可以交给数字化技术，将极大程度降低人力成本。

第三，数字化技术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通过大数据模型对存量客户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到对产品有兴趣的客户的特点以及他们习惯接受信息的渠道，根据这些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渠道和受众客群进行营销和触达，会比传统的客户经理上门营销或者电话随机外呼方式更高效。这会帮我们大大提高营销成功率。

今天的峰会有来自业内各个领域的专家，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对数字金融服务与合作的观点，很受启发。总的来看，大家有共识，比如：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势不可挡，合法合规的运用海量数据至关重要等;也有一些不同观点碰撞，比如：数字化技术是否能够完全取代人力工作等;通过这些分享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数字化意味着什么，更加清晰的观察金融领域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希望在数字化技术的助力中，金融行业充满活力的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何洋（主持人）：

谢谢朱总。上面是几家金融公司的领导做的探讨，下面有请金融科技公司的几位代表。

用数字化手段理解年轻人，实现普惠金融

品钛副总裁、消费分期业务负责人岳昳婕：

品钛作为一家科技金融解决方案服务商，与在座嘉宾北银、工行、云售都有合作，在数字金融方面，我们一直致力于与金融机构一起接入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最终给消费者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品钛副总裁、消费分期业务负责人岳昳婕

近年来头部平台的流量红利见顶，巨头流量、大众场景竞争趋于白热化。而一些垂直细分场景、二线互联网流量平台、线下场景想要自建消费金融业务，但又缺乏金融能力与技术开发能力。基于大量的客户需求，品钛打造了标准版消费分期产品，我们将用户界面、商户后台、风控引擎、数据处理引擎等核心功能模块化，以H5的方式快速嵌入场景方后台系统，并将电商功能与消费分期全流程集成在H5中，场景方可以在H5中快速上架商品、搭建商城。

这一解决方案非常灵活，可以插入电商收银台、公众号子菜单，甚至可以简化到线下场景扫码分期。最快数天内即可上线，拥有低开发成本、灵活嵌入、快速上线的特点，对于场景方来说在促进其产品销量同时，也实现了流量变现。未来品钛消费分期将持续拓展新的垂直场景，增加现有场景的渗透率。

数字化金融可以利用第三方数据去补充小微企业信息的空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替代数据(Alternative Data)，比如来自第三方机构、电商平台、财税平台和支付的平台的数据，区别于传统信贷的数据，能更好地解决小微企业和银行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比如我们与收钱吧合作，开发了面向聚合支付平台体系中的注册小微商户提供经营流水信贷的产品。我们依靠自身经验优势，多方对接碎片化、细分化的业务场景，帮助小微商户匹配合适的资金方，降低资金成本，最快15分钟授信、2小时放款。助力平台为其服务的小微商户提供智能信贷，解决商户资金周转问题。

我认为智能金融要了解现在年轻一代，线上消费金融用户中70%以上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他们在互联网浪潮下成长的，行为习惯也受之影响。所以，年轻一代对于数字化的东西、快节奏的东西、新兴科技接受度非常高，这些数字化的产品更容易吸引到年轻人的兴趣。

从节约成本来讲，有两个方面和普惠金融非常有关：

第一，区域化的限制。传统金融机构在设立一些网点、支行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人口密度、人口数量，还会考虑到人力成本、物力成本，这样的话地广人稀区域接受金融服务的便捷度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使用数字化的方式，公司承载的客户就不会受到区域化的限制;

第二，小微金融。小微金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小微金融根本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银行要花费很高的人力物力成本去给小微企业主做一些非常低额度的贷款，导致商业上的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主想要满足银行信贷需求，却苦于门槛太高。这样的不对称也造成了一些困惑。数字化金融可以更多利用三方的数据信息来补充小微企业主的信用空白，同时用在线化的手段，让原本比较耗人力物力的东西更加高效。

所以，不管是从普惠金融角度，了解千禧一代，解放区域性的限制，还是从小微企业主金融的便捷度，都能够通过数字化金融的方法来解决，真正幫助大家一起做到普惠金融。

品钛利用此次圆桌活动，和来自银行、信托、消金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的代表就数字化金融时代下普惠金融该如何发展等问题做了深刻探讨。并从此次讨论中了解到金融机构在发展普惠金融时当下所面临到的最大两个痛点——获客和节约成本。

作为一家金融科技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会基于自身多年的数字化零售金融实战经验，以业务为切入点建立一套智能金融解决方案服务体系，融合技术和业务领域的能力，帮助合作方快速启动业务。这套体系包含了规划、落地、运营等智能金融生命周期的组成部分，满足机构客户对于线上业务不容发展阶段的能力诉求。

基于场景、一体化的持牌消费金融服务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始终致力于连接金融机构和商业机构，打通场景端与资金端为双方提供高效的智能金融解决方案，业务涵盖消费场景分期、个人信贷、小微金融、商业及企业信贷、财富管理和保险经纪等多个领域。同时，我们依托旗下拥有的小贷、保理、保险经纪、基金销售、企业征信等牌照与机构客户展开各种业务合作，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的金融服务。

目前，我们的消费金融解决方案已成功深入旅游、电信领域，与携程、去哪儿、凯萨旅游、中国电信展开深度合作，已成为其消费场景分期解决方案的重要供应商。除此之外，我们还积极拓展教育和母婴市场，已将消费分期解决方案成功潜入沪江网校、贝贝网、小麦助教、学霸君1对1、奢分期等多家商业机构。截止2019年6月底，这一技术服务已经帮助客户销售机票订单621万，火车票订单762万，酒店订单769万，手机订单149万，课程订单8万。

未来，品钛在继续深耕既有场景，基于与合作伙伴良好的合作基础下，会持续不断拓展合作深度与广度，比如我们已成为携程、贝贝集团份额最大的科技金融解决方案服务商。

除了智能信贷领域的深度拓展，品钛基于自身持有的其它牌照，与合作方进一步探讨更广泛的金融合作。比如，在与沪江网、小麦助教等教育平台合作教育分期基础上，我们的保险团队(品钛持有保险经纪牌照)基于场景特性，研发出个性化的创新性互联网保险产品，如针对在线教育的“退课险”“保过险”等产品，在服务场景方的同时，也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

何洋（主持人）：

岳总提的非常好，在数字化的时代，可以通过其他具体的消费场景来获得客人真实的征信情况，这是我们作为银行、信托从业人员，无法从本身的金融体系能够得到一些数据，有效地补充了个人征信的深度，非常感谢岳总。

数字金融提升数据采集和使用效率

小赢科技金融产品总经理孟召兵：

从创立到现在已经有5多年时间的小赢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消费金融的公司，2018年9月在纽交所上市，现在专注于微信、支付宝等信用支付消费场景领域。

常规讲获客是通过数字精准地定位每一个客群，知道哪些人是目标人群，知道风险画像，获客成本就会降下来。其实数字金融的贡献，一个是怎么样采集这些数据;第二怎么样使用这些数据，数据是记录了业务的轨迹，经过信息化的分析，找到需要优化的点，进而降低成本。

小赢科技金融产品总经理孟召兵

以小赢科技为例，所有风控、运营都是以纯线上的数据为基础，所以是一家以纯数字金融驱动的一个金融科技公司。比如我们90%以上的客服都是由机器人来完成，客服工作很长时间不需要人工来做，基于采集的数据，公司会根据数据进行分析，然后会有不同的沟通策略。消费金融的每个环节都用数字的方式记录、分析，从而把成本降下来，我们现在一年资产规模达到数百亿，而只用几百人就实现了这样的交易规模。

早在2016年11月，我们就独创了“WinSAFE智赢风控体系”和“WinAGILE轻赢产品开发体系”。凭借这自主开发的双重技术体系，来系统地甄别潜在风险、筛选优质客户、确保用户的资金安全，并持续高效地迭代产品来提升用户体验，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

在去年8月我们推出了钱包类产品“摇钱花”，其逻辑是：小额分散的消费场景将风险前置过滤，能筛选出更多有真实消费需求的用户，通过对其信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运营，用户黏性可以进一步提升。

摇钱花与市面上大多同类产品的差异化则在于，在线申请、即时审批之外，还可以享受账期内延后付款或消费分期等服务，并存在数天到数十天区间的免息期，支持“随借随还”的循环授信。

分期授信是一次性，而循环授信是长期性，我们做了无数测试才形成今天这样的规模。这类产品投资回报周期比较长，需要长期观测市场空间，对用户数量和技术积累都有很高要求，否则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商业盈利。

当前消费金融创新离不开数据、场景、风控等重要因素，只有建立在这些要素之上消费金融创新才能让合适的人得到合適的消费金融服务，并确保资金的真实流向安全。

对比国外的发展经验，中国消费金融行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随着消费转型升级，互联网金融技术的全面铺开，以及征信的逐步规范化、社会化，中国消费金融行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数字科技的核心能力就是通过大数据带来便利性

玖富集团机构合作部总经理牛群：

我加入玖富集团之前一直在银行，这次主要从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两个视角来看待一些问题，纠正大家对玖富误解，我们其实是一个科技公司，只不过是用了科技的手段赚了金融行业的钱。

玖富集团机构合作部总经理牛群

数字科技的核心能力就是通过大数据带来便利性，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解决了之前传统金融行业或者线下很难解决的问题。不论是C端业务还是B端业务，通过数字科技实现线上化是不可逆的趋势。C端业务现在基本已全部实现线上化，而供应链金融的出现，其实也是为了解决B端业务中如核心企业、上下游小微企业线上化的过程。最近区块链的技术非常火，区块链的兴起和发展，对整个行业的促进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