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5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金融危机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时下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各国金融和报业,尤其金融报业期刊广告份额的下滑更是成为不争的事实。面对严峻的金融形势,世界报业大亨与国内金融报业集团都在采取相应的措施,或裁员或涨价。从表面上看,这些自救方式的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但不同的措施却也折射出中外报业不同的依存关系和御险能力。
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原因对比分析
[摘 要] 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此危机产生的原因有何异同，对金融危机共性的金融监管方面，本文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
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不断恶化，次债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进入2008年以来，雷曼公司破产，百年老店美林被托管，各种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市场需求疲软，各大公司纷纷调整企业战略，整合裁员不断。据悉为应对金融危机，企业纷纷裁员，花旗、高盛将裁员1.2万人，同样汽车巨头通用将裁员5100人。世界各大央行联合行动救市，不断降息，不断向银行注资。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再次被提起，两者是否有何异同，本文对这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做对比分析。
一、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早出现在泰国，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的恶意攻击“泰铢”引发“泰铢”大幅度贬值，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最后蔓延至整个东南亚。这其实只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外在原因，诸多内在的因素早已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过快的放松管制和资本自由化
过快的资木自由化在金融休系改革、治理结构等各种配套措施尚不完善时，东盟四国在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着特定的风险。虽然资本自由化使本国机构可以到国际资本市场借款，增加了资金的来源，但如果缺乏有效监管，资本自由化可能会导致过度的对外借款和由此而造成的短期外债过度增加。这时若出现市场动荡，就可能出现大量资木外逃，使国内产生支付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2.银行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缺失
与外国非制造短期资本进入对应，东盟国家对本国金融也也采取放手发展的方式，允许金融机构数目急剧扩张，取消企业的贷款限额，银行体系监管不严，大量的银行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项目上，加之部分国家政治上的腐败，大量银行贷款被浪费而且很多问题又不能及时解决，危机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各国的金融监管又十分脆弱。据统计，在1987年～1997年的10年中，银行的贷款在逐年增加，而贷款损失准备金却在逐年减少。
3.汇率制度僵化，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东盟四国经济起飞以后，其汇率制度一直采取的是与美元或者是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1995年以后，美元的汇率上升，由于东盟的汇率制度没有随之调整，造成本币实际高估，出口增速降低，进口增加，贸易盈余减少。由于这些国家不能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采用灵活的汇率政策,而采取行政手段将本国汇率维持在扭曲的水平上(高估),必将对其经济活动产生不正确的信号,导致巨大的“机会成本”,并带来更大的经济金融不稳定性,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也就在所难免。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爆发乃至形成一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非偶然，造成危机爆发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导火索，也有基础性因素，可以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为此次危机埋下了隐患
在过去5年里，世界各国央行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了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较低的资金成本压低了美国国内住宅的抵押贷款利率，降低了贷款购房的成本，经济的繁荣使得美国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对住宅的强劲需求，从而抬高了房地产价格;同时，房价的上涨也使得房主得以抵押房产再融资的形式，将房产的升值套现以超前消费，从而支撑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另外，国际投机资金在房地产市场中的炒作，将住宅市场价格迅速抬高到实际需求决定的均衡价格之上。
2.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
次级抵押贷款产品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及低利率假设的基础上的，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的利润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必然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的时候，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危机必然发生。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发放机构对房地产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为了追求短期收益，失守了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将大部分资金都以该种形式发放了出去。
3.管理机制上存在的缺陷大大加大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政府把对次级贷债券这种金融衍生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 给这些私人机构留下太多操作空间, 结果这些机构采用的评级标准并不十分真实、准确、可靠。在错误信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贷决策必然是错误的决策。
次级债信息不透明。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 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不透明时往往就会隐藏危机, 这种债务风险不断积累, 为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
三、区别与联系
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这两次危机分别发生在金融体系不太完善的亚洲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和金融市场比较健全的美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产生的原因来看，两者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也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差别是危机的导火索不同，产生的基本条件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放松了对资本流动的监管，管理制度的缺失，以及不完善。所以我们可以说，不管金融市场多么发达，金融体系多么完善，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都可能会对金融安全留下隐患。
参考文献：
[1]张保卫: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我国应吸取的教训.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版)，1999.3
[2]刘 鑫:浅析美国次债危机的成因及影响.理论界，2008.6
[3]钟 伟:美国次级债市场的现状及其深远影响.中国发展观察，2007.10
作者：郭志广 张桂文
摘要：文章以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为研究对象，从金融危机的发展阶段、爆发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等视角，比较研究了三类金融危机，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
一、三次金融危机的概述
（一）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一般指亚洲货币危机，此危机爆发于1997年7月，究其原因就在于货币，引爆点则为泰国汇率制度的转变，其由原来的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导致泰国的货币泰铢贬值。不久之后，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及中国等在内的数个国家，逐渐沦为国际金融炒家的攻击对象，打破了经济在亚洲发展迅猛的现象。这场风暴最终导致一系列经济大国处于长期的经济低迷状态，部分国家的政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一般地，亚洲金融危机的演化历程包括三个阶段：首先，1997年7月，泰国汇率制度的转变直接导致了泰铢的贬值。当时，泰铢兑美元的汇率下降17%，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及中国等数国都遭受了严重的影响，这场东南亚金融危机由此逐步发展成了亚洲金融风暴。其次，1998年初，新一轮的印尼金融风暴开始显现，加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撤销对印尼风暴的救助，使得这场风暴迅速蔓延至东南亚汇市，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数国的汇率全部处于下跌状态，直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伸出援手，此场风暴才得以暂时处于平静态势。但此期间，日本汇率持续下跌，经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国际金融市场仍面临灰暗形势，亚洲金融危机还在不断深化。最后，国际金融炒家对中国香港发起新进攻，由于当时中国实行的国际金融政策比较谨慎，导致国际金融炒家受到重创，损失惨重。同时，金融炒家轉向攻击俄罗斯，由于俄罗斯突然改变其金融政策，国际金融炒家更是元气大伤，甚至波及到美欧国家的汇市，导致汇市产生剧烈震荡，直到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才逐渐平息。
（二）美国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一般指美国次贷危机，此危机显现于2006年，究其原因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企业基金被迫关闭、股票市场剧烈波动等。这场金融风暴席卷了更多的国家，波及面更广，影响更为严重。
一般地，美国金融危机的演化历程包括三个阶段：首先，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裁员量高达54%，该公司曾是美国第二大的次级抵押贷款公司。2007年8月，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曾是美国第十大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种种迹象表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信用风险已经存在，并且此风暴开始向亚洲、欧洲等地蔓延。其次，2007年8月以来，美国贝尔斯登投资银行旗下的两支基金倒闭、法国巴黎银行冻结了旗下的三支基金、日本瑞穗银行损失了6亿日元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各个经济大国惨遭重创，美国金融危机越演越烈，已经逐渐演化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最后，2008年9月，美国财政部被迫接手“两房”，即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2008年9月，曾为美国第四大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进行破产保护，同一天，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2008年9月，美国政府出面接管美国国际集团，向该集团提供了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此场风暴摧毁了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大家纷纷改为商业银行。
（三）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一般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2009年以来，希腊等欧盟国家受其危机的影响引发了一系列的主权债务危机。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债务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承受能力，加上国际评级机构降低其贷款信誉，从而引发主权债务违约风险。
一般地，欧债危机的演化历程包括三个阶段：首先，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最初爆发时，北欧冰岛的主权债务问题就已经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中东又爆发了债务危机，因国际方面及时援助，此次事件并未导致全球性的金融震荡。其次，2009年以来，国际评级机构连连降低希腊主权信誉评级，主权债务问题越发激烈，导致欧债危机率先在希腊引爆。最后，2010年以来，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伸出援手寻求解决办法，但也产生众多分歧。援助希腊债务危机的方案未能及时出台，造成危机继续恶化，此危机更是向着“欧洲五国”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延伸。
二、三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首先，以“金融强盗”乔治·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炒家，利用金融市场上的游资，通过炒作该国的市场，进而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从而快速获得利益。再加上亚洲部分国家不恰当的外汇政策，为引入外资，在遵循固定汇率制的同时又使得金融市场更加自由化，给各金融炒家提供了获得暴利的机会。其次，为了继续执行固定汇率制，一些国家利用外汇存储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负担加重。国家外债结构不合理，在债务负担较重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过重债务，这个国家将以货币贬值为代价。最后，透支性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状态以及坏账、呆账等不良资产的持续膨胀。市场体制发展迟缓，政府过度干预，特别是干预金融贷款的投向，加上金融市场的监管松散，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首先，美国政府不合理的房地产金融政策是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设置“两房”，提供住房融资，帮助国民购买房屋。在货币政策扩大宽松力度、资产证券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的状况下，“两房”的隐性担保一系列问题更加严重。其次，金融产品的过度创新拉长了交易链，产生更多投机行为，使得金融产品的风险越演越烈，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例如，“两房”通过购买银行贷款并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推行，接着投资银行将其进行组合创新再一次出售，甚至向国际出售，导致危机波及全球。最后，加上美国货币政策的支持，美联储连连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促使美国民众将自己的积蓄拿去投资，这直接造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直至泡沫破灭，由此引发美国金融危机。
（三）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
首先，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纷纷采取宽松政策，导致公共财政盈余无法支撑过度的举债消费。政府增加杠杆，恶化了国家盈利能力，造成国家无法继续承受过重的债务负担。加上评级机构不断下调“欧洲五国”的主权信誉评级，使该五国借入外资的利息变得更高，直接导致欧债危机更加恶化发展。其次，国家产业结构处于不平衡状态，缺乏实体经济，经济发展脆弱，难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影响。例如希腊的旅游业和航运业，过多的依靠于外部的需求，在金融危机的爆发下就会表现得不堪一击。最后，对欧盟内部来讲，政治制度的差别直接导致了各地经济的发展道路不同，由此种种从而引发了欧债危机风暴。
三、三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承受着巨大的壓力才得以保持人民币不被贬值。当时国际金融炒家瞄准香港，并发起金融进攻，因中国实行的金融政策较为严谨，并在之前就已对金融风险进行过一系列的防范措施，所以在此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未受到正面影响，经济和金融依然保持稳定发展状态。美国金融危机堪称全球性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此次危机对中国的主要影响在于出口外贸及金融领域，国外进口需求疲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缓速度。同时，社会劳动力供给过剩导致就业压力加重，甚至也提高了失业的可能性。最后，此危机还加大了中国汇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风险，让中国被迫成为国际资本的安全港。欧债危机目前来看对中国的影响时间较短且程度较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对中国出口外贸的影响，欧盟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一旦其需求下降直接导致中国出口降低。二是对资本流动性的影响，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中国，从而加重中国银行的冲销压力。
通过比较三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本文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最小，其次是美国金融危机，最后是欧债危机。之所以欧债危机影响最为严重，是因为其暗示了欧洲将会打一场经济调整的持久战，既包括各个国家财政制度的调整，也包括欧洲资产价值的调整。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开始逐渐复苏，但欧洲的经济问题远远超过美国，成为最严重的经济低洼地带。欧洲国家的未来将会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致力于解决区内问题，中国政府和各企业必须高度重视此现象。
参考文献：
[1]徐玲.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S1）.
[2]陈建青，俞颖.美国次贷危机成因及影响研究综述[J].金融发展研究，2009（08）.
[3]周逢民.欧债危机成因及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理论与教学，2012（01）.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作者：袁雯
摘要:时下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各国金融和报业,尤其金融报业期刊广告份额的下滑更是成为不争的事实。面对严峻的金融形势,世界报业大亨与国内金融报业集团都在采取相应的措施,或裁员或涨价。从表面上看,这些自救方式的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但不同的措施却也折射出中外报业不同的依存关系和御险能力。因为与西方报业市场运作及市场资源开发步入成熟期相比,中国金融报业仍有其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成长空间。于是,如何从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如何从新媒体的夹击中走出来,重新整合国内金融报业资源,成为摆在各方面前的新课题。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报业
2008年9月以来,随着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集团的破产,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恐慌终成现实。而与之联系密切的传媒市场也难以独善其身。与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相比,过分依赖广告收入的金融报业更可谓雪上加霜。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外报业市场应对策略的简单梳理,分析个中差异,以期寻求中国金融报业驶出发展坚冰期的可能路径。
一、中外报业市场危机应变扫描
从传媒市场运作角度来看,金融危机之下的报业行业性应变只是一种成本节制行为,即媒介组织希冀通过对自身子系统的局部调整实现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有效适应。而报业传媒巨头的表现尤其值得关注。
此外,早在金融危机还没有成型之前,世界范围内的小报化风潮已经兴起。而金融危机的到来,更是加快了各国报业“小报化”的进程。法国巴黎世界报业协会更是认为到2008年年底,全球范围40%的报纸将进行“小报”化改革。这大概能为多数报业集团节省上千万美元的成本。反观国内,报业广告“在第三季度出现了很严重的下滑。从增幅角度看,同比和环比都是负增长。其中,同比下滑的幅度甚至达到15%～20%”。与此同时,国内的许多报纸不是“裁员”而是“涨价”。2008年3月以后,南京、上海、武汉等近十家报纸提价,涨幅都在30%以上。9月22日北京五家报纸也把零售价上调至一元。当然,除此之外国内报业只能选择“等待”,面对市场环境的疲态,诸多报业也唯有如此。
近年来,由于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的三角大众传播平衡被打破。报纸受众正向网媒、手机等互动、即时型的数字媒体转移。特别是2007年纸质媒体真正进入“薄利时代”。时下严重的金融危机更是加剧了报业外围资本链——广告的紧缩。
二、中外报业应变方式差异解读
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之下报业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自救,当然金融报业也不是例外,但国外报业的“裁员、小报化、转型”与国内报业的“涨价、等待”却反映出不同的报业结构关系。
首先,报业外围环境的影响因子有别。美国报业市场是今天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其报业实体已经与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经济上的风吹草动,很容易通过受众购买力、报业收支和广告投放体现出来。与美国成熟的媒介市场运作机制相比,国内金融报业市场更多的是相对混乱和无序。以报纸涨价为例,由于新闻纸价格上涨太快,报纸无法应对,才不得已而提价。但这种提价的前置性因素却发生在前几年,当时各地报纸为了争夺报业市场,展开激烈的“价格大战”,导致一直以来的报纸低价位并非是市场干预的正常结果。而在危机真正到来之时,先前恶性竞争的后果便凸显。另外,由于2008年南方雪灾、四川地震,许多企业将营销预算作为救灾善款;而且适逢奥运期间,企业的电视、网络媒体等广告投放量又十分过度,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局部性因素。
比照来看,美国报业市场的价格策略和人员配置很大程度上依靠成熟的市场行为进行调整。裁员可以说是一种经济性的人员调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其报业市场份额下滑折射促使报纸必须转型。倘从经济环境的稳定程度来看,由于欧美经济的连带关系,造成不良资产捆绑严重,以致始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对本地产业的冲击尤为巨大。而“对于中国来说,国内金融业的全球化水平相对较低,金融掌控管理能力相对较弱,而这既可能是中国被此次金融危机边缘化的好运气,也是中国金融机构亟待克服的问题。”
其次,报业资源配置模式的差异。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倡导的“传播的生态理论”肯定了社会与媒介的依存关系。而在波兹曼看来,媒介生态是将“媒介作为一种环境进行研究”,这意味着“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他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稍后媒介生态论逐渐发展为通过“从生命个体的生机(生存的机会) 类推媒体的生机”,以便考察媒介资源的流动对报业实体的影响。而这种状况在中西方又是截然不同的。
2005年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在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同时,也规定,“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这种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形式迥异于欧美国家的文化产业(报业)上的制度安排。欧美地区将报业推向市场,寄期望它在履行传媒责任的同时又能成为纯粹的市场资源配置的理性参与者。但这其中的担忧是无法排除的,报业话语和资本的过度垄断同样制约真正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因此,从两方的资源安排上看,“等待”、“涨价”与“裁员”、“转型”这出发点相同的应急方式折射出报业“不仅涉及其他系统怎样依靠媒介资源以达到目标,而且也涉及媒介系统怎样依靠其他系统所控制的资源。”尽管这里的“媒介资源”更多地指向受众和广告市场,同样也能表明行业危机发生时,传媒自主掌控能力的大小。
再次,报业经营运作理念上的差异。运作理念首先表现为对报业发展壮大的一种智力运营。仅就中美来说,世界技术革新的进度,使得双方在基础设施、资源管理、资本投入和受众水平差距较大,这势必造成报业发展链的局部差异。目前来看,这种局部特点往往为国内追求国际风尚和传统风格的报纸所不顾。于是,中国金融报业依然形成了经营运作上的刻板观念:1)过度依赖金融权利资源;2)忽略受众资源的开发;3)缺乏多市场价值链的培育;4)对技术和社会转型期的风险认识不足。这几点恰与西方报业形成鲜明的反差。世界上发达报业集团的观念与行动往往是同步的,团队意识强烈,真正合理配置资源和共享规模效益。而国内市场化程度高的市场金融方面的报业,其规模效益仅仅是在表面上得到体现,即便是收获盈余,也常常会忽视报纸最为依赖的对阅读价值、阅读方式与文本内容的引导与维护,即引进了先进理念,却缺乏对西方报纸可操作层面的深度了解与空间局限的探讨。与国外发达国家报纸版面多,分量重变“大报小开化”的做法不同,国内流行一种“大报不能小报化,主流不能边缘化”的观点。其实,这种观点上的差异正是媒介环境和文化惯性的分歧。
三、中国金融报业积极型应对策略的可能
第一,资源配置上的深度转型。从公共资源角度分析,结构上的资源再配置利于扩大金融报业的根本收益,也是我国金融报业发展的原则性助推力。金融报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中国社会金融业的公共资源,属全民所有。所以,即便是在市场干预下,金融报业中的报纸资产依然具有多元属性(事业性、专业性、产业性),其在我国制度上的规定正是源于此。传统的金融报业思维过于关注其“事业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勾连,市场失灵,传媒(报业)的外部成本并不经过市场运作。学者喻国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传媒业现行的计划体制是造成传媒领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传播服务脱离人民群众要求的制度根源。”中国金融报业的结构性问题,不但制约了对公众需求的提供,而且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自身的跨域式发展。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报业年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表示,主管部门正在抓紧制定公益性报纸出版事业和经营性报纸出版产业的分类标准,力争在三年时间内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也透露,跨地区组建联合出版传媒集团的工作,已经开始启动,近几年将会出现双百亿的出版集团。这种政策上的新调整利于改变中国报业长期以来公益性与经营性不分,主体地位缺失,自我发展能力偏弱的局面。而适当的行政干预或许可以避免了欧美报业市场化的陷阱。毕竟媒介(报纸)属准公共产品,过于依赖市场的机制,容易造成“公共特质”与“市场特质”(比如兼并)之间的对立冲突。
第二,精确解读金融报业市场。从市场依存关系分析,媒介(报业)系统本身正如波兹曼所言,也构成一种竞合环境,即媒介生态。金融报业对于市场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金融危机之下,这种依赖正是通过单一的广告盈利模式得到直观体现。市场上的“生态位”竞争营养的冲突是鲜明的、惨烈的。尽管目前全国已经存在19家金融报纸,但电视、网络以及其他的新兴媒体的直接影响十分突出。不过,新媒体处于发展期,市场还不够成熟。所谓报业市场遭遇的“增长极限”也并不是市场的饱和所致。相反,这只表明当前经济态势下,市场上的广告份额已趋于有限饱和。事实上,金融报业市场收益有赖于多维价值链的开发形成收益补偿与跨媒体跨地域合作;针对传统的以广告“养”发行“养”报社的局面,应有新的健康的报业营销路线加以支撑。另外,金融报业集团的规模效应力争依靠资本纽带、上市平台和市场法则予以实现,削减市场之外的“外部性”带来的伤害。基于中国首次传媒公信力全国性调查的报告显示,现在“报纸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介”。报纸作为最为古老的信息传播媒介,其形成的阅读习惯和消费空间并不如预言家们所称已经进入“消亡时代”,消费市场依然值得信赖。
第三,关注行业和区域受众培育。从受众培育角度分析,受众与报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在国外,报社对消费市场的开发“不遗余力”。与始终坚持走战略转型,寻求规模效益的高难度策略不同,对行业和区域受众的开发可能是国内更多报纸的发展“实验田”。2008年3月8日中国经营报社创办《职场》杂志。早在上市之前,该杂志便与“新东方”合作,进行入市之前的市场调研和培育工作。与此同时,针对大学生的实际需要,《职场》还在全国的学校做了数百场巡回演讲。用他们自己报社的理念来说,就是“研究读者需要什么,客户还需要什么,将需求结合起来”。而国内许多报业集团既使身处有着大量学生群的都市,却仍旧忽略了对此市场的培育。就全国来看,报业市场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南京和西安等地,学生市场可开发潜力颇为巨大。再如,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为了培育自己的未来读者,还在报纸上开展特色项目,比如开办“梦幻足球”项目用以吸引喜欢足球的读者。对受众的培育,实际上也是媒体于无形中构筑品牌价值的过程。
第四,走创意产业化路径。从智力投入角度分析,当今金融报业无疑是一项文化创意产业。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明确提出,所谓创意产业,就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其特征表现为:具有高知识性;具有高附加值;具有强融合性。虽然创意产业是颇具现代感的词汇,但其本质上的指向却为报业的发展冰期指明了新的“产业化”路径。如果从文化创意产业角度看,报业的存在和发展是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公众的需求互为补偿且共进的。其不但需要新的技术新的运作思路做支撑,更需要一种资源整合和处理信息能力,而这些的直观表现即是报纸产业经济链的延伸和纸质页面上的思维更新,又要保持一种贝克视野下的“风险意识”,降低运营成本。必须指出的是,笔者的报业创意产业路径意在为缓解国内报业“内容与运营的同质化带来的可替代性与微利化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可能导致的未“强”先衰之痛,寻找可能的学理思路。金融危机带来的报业寒冬,意味着金融报业突围的现实要求。面对多方面的压力,相信中国金融报业能够构建属于自己的生存秩序。
参考文献:
[1]搜狐网.传媒观察第2期.关注传媒产业裁员潮.
[2]晋雅芳.金融危机波及中国报业,中国新闻出版网,2008年11月28日.
[3]杨苜.关注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国信息报,2008年9月19日.
[4]支庭荣.大众传媒生态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45
[5]喻国明等.报纸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介.新闻与写作,2007年(7):25
作者：李 极
摘要：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是近年来两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从金融机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经营原则来分析两次危机的风险形成机制，可以得出对我国金融改革有益的启示：即必须全面看待创新的效益和影响，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机构过度追求盈利性带来的系统风险。
关键词：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经营原则；监管
2007年夏，在基准利率上调和房地产价格下跌的双重压力下，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迅速波及到了抵押贷款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诸多金融市场主体，并且将风险传递到国外，引起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这不禁让我们想起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于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高速度、过度金融自由化和引进外资，而忽视了对于经济结构的必要监管和及时调整，导致本国经济发展出现强弩之末的态势，当国际游资对其发起攻击时，经济基础的脆弱性便突然凸现，从而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两次金融危机既存在一些差异，又有其共同点。爆发的根源都是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目标设置中本末倒置，忽视了经营管理中的首要原则——安全性原则，过度追求盈利性，导致金融机构资本金严重不足。一旦外部宏观环境变化，或者宏观政策调整，金融危机随之爆发。本文试从金融机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大经营原则的矛盾入手，分析两次危机的风险形成机制。得出其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两次危机与金融机构的经营原则
引发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相同的：即金融机构忽视了经营管理的最主要原则——安全性原则，而过度追求盈利性。
(一)过度金融创新埋下了风险隐患
金融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原动力，其发展的最初目标是提供风险分散或对冲的手段，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以确保利润。
金融衍生品和证券化是近几十年金融业发展最快的创新产品。它们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性：一是高杠杆性。高杠杆化的结果具有双重性：盈利快速增长，损失也成倍放大。就个别机构而言，高杠杆化使得大型金融机构可能因其中某部门或业务陷入困境而导致整个机构倒闭。就金融市场而言，市场动荡很容易使得这种具有高杠杆特性的金融机构发生流动性短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二是不透明性。金融创新种类繁多，在基础产品之上经过多种组合、衍生而产生的金融产品具有结构复杂、风险不确定等特点，为风险潜伏埋下隐患。三是传递性和分散性。金融创新的目标的是为了获利和规避风险，而不能消灭风险，在经营过程中将风险向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分散。这可能会使得单个的机构金融风险下降，但却导致金融市场整体系统性风险上升。由于以上三个特征，新金融工具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增大了不稳定性，成为多次危机的导火索。
亚洲金融危机与金融衍生品市场密切相关。对冲基金是一种新型的投资工具，即基于最新的投资理论和极其复杂的金融市场操作技巧，充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效用，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的投资模式。1997年，国际市场游荡的对冲基金利用金融衍生产品及现货市场，实买空卖、风险对冲，对泰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在衍生品的杠杠效益和风险的传递特性下，泰国的货币危机迅速由外汇市场传递到资本市场，引起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并存，然后将危机传到国外，横扫整个东南亚。
本次金融危机可以说是美国金融机构金融过度创新的产物。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房地产放贷机构大力开发次级抵押贷款产品。次级贷款收益高，但其缺乏流动性，而且有较高的信用风险。抵押贷款公司便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进行资产证券化，发行低级别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将其出售投资银行等风险偏好机构。投资银行再以这些低级别的MBS为基础，发行担保债务权证。经过多层次证券化，产品的风险变得很难识别和追踪。由于这些证券化的金融资产是建立在最初的贷款基础资产之上，当基础资产和交易对手出现问题后，大量的信用风险就会沿着金融创新的链条将风险逐级传导下去，必然危机金融市场整体。
(二)道德风险引起金融创新异化，危及金融体系
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各国普遍依靠房地产带动经济的高速发展。政府过度干预企业和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使这些企业依赖政府取得贷款，并不愿承担贷款风险。这种运行机制促使企业的道德风险滋生，过度投资，资源配置不当。由于贷款中的很大部分被投放到房地产业，造成了国内房地产市场泡沫经济，银行呆账、坏账居高不下，国内流动性不足，经济发展放缓。
在这次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中，从次级抵押贷款到次级抵押证券化各个环节都存在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1、次级抵押贷款人的道德风险。次级抵押贷款人自有资本有限，首付为零或者很低，破产成本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次级贷款人纷纷倾向于借款买房。2、抵押贷款公司、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由于房屋抵押贷款公司、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将风险转移给风险偏好者或者不了解风险的投资者，因此各市场主体不再去关注资产的质量，而是考虑在购买了产品之后，如何通过打包、分拆和证券化处理，将衍生出来的新产品卖给下家。通过这些操作，使得各金融机构自身承受的风险非常低，利润却很高。结果，抵押贷款公司大力发展次级抵押贷款，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机构纷纷介入次级债，高杠杆率、复杂的证券化产品、衍生产品充斥了市场。3、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由于信用评级机构的收入是基于所评级证券的金额，而不是信用评级能否真实地反映相关信用风险。在利润的驱使下，评级机构丧失了中立性，和被评级企业相互配合，使用各种手段提高衍生产品的评级结果。证券化产品偏高的信用评级引起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
(三)市场非理性与羊群效应助推了危机的蔓延
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目前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市场非理性导致过度投机和羊群效应而更广泛地蔓延的。1、非理性会导致市场泡沫。危机发生前的高增长、高回报下掩盖了风险。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经济形势良好时，股市常常以高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发展，结果形成程度不同的泡沫经济；经济形势恶化时，股市又以更快速度下滑，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增长速度越高，股市膨胀越厉害的国家，危机征兆出现后，股市降幅一般也越大。2、羊群效应一般表现在投资前投资方向的选择和投资后的撤退过程中。在选择投资方向时，一方面，经过多层次证券化，各市场参与者之间已经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夸大收益，掩盖风险，各投资者已经无法判别投资品的质量；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后的投资工具越来越复杂，市场参与者对这些新产品市场活动真实特征有限，无法通过专业分析得出
结论。因此往往无法抉择资产，容易引发“羊群效应”。
在投资以后，人们对资产价格的预期往往也会引发“羊群效应”。由于人们无法依靠常识来推测预期资产价格的涨落，便开始寄希望于对未来价格趋势的预期。这种预期常受到各种消息的影响。危机初现端倪时，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变化造成信心危机，引发金融恐慌。政府和公众都缺乏应急准备，往往易陷于束手无策的状态。预期实现。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东南亚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1997年开始，东南亚各国经济金融体制的弊端开始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市场预言东南亚金融市场将出现危机，外资纷纷撤离，造成东南亚各国流动资金短缺，危机一触即发。
(四)金融监管不到位为风险的滋生和蔓延大开方便之门
一直以来，金融监管都扮演着金融体系“守夜人”的角色。纵观历史上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金融监管不完善都是危机爆发的内在因素。
东南亚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由于基础薄弱，金融监管体系跟不上过快发展和开放的市场、风险防范薄弱，从而无法应对本国资本的大规模逃逸与外国资本的冲击，最终酿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恶果。主要表现在：一是东南亚各国普遍存在开放过早、过多和金融监管力度减弱的矛盾。二是在本国监管体系还不健全的条件下，过早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允许非居民参与本地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造成对外国银行的离岸业务及金融衍生工具监管不力，给国际游资留下了投机的空间。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是多头监管、重复监管和空白监管同时并存。正是这样的监管体系加速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一是监管体系庞杂，监管部门权责混乱。如银行的监管：联邦注册银行或者跨州银行，如果是会员银行则由美联储监管，不是会员银行则由美国货币监理署(OCC)监管。州一级注册的银行由各州银行监管局监管。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不直接监管，但有义务和权力对银行资产负债进行管理。二是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创新链条出现了监管的大片空白地带，对创新产品和投资银行的监管程度更是严重缺乏。各种复杂的，高杠杆性的金融衍生品和证券化产品没有被监管部门纳入系统监控范围，出现风险后，也就没有针对性的应急手段。传统的投资银行由于从事的是赚取佣金的经纪类业务，基本没有纳入到巴塞尔监管框架中，也没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次贷危机爆发时，投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仅3％，而国际银行业资本统一协议一巴塞尔协议要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当投资银行大量从事高财务杠杆产品时，监管当局仍然沿袭以往的模式，导致次贷危机中投资银行因为资本充足率的不足，抗风性能力弱，大量倒闭。三是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恢复混业经营，金融机构多种业务交叉，证券化将银行信贷、证券、保险、投资银行等多个业务领域联系在一起。但是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没有进行调整，单一领域的监管往往使交叉领域出现监管真空或者是重复监管，特别是对于涉及系统性、全局性的问题缺乏有效监管和协调，导致监管缺失和错位。
二、两次危机的启示
(一)全面看待创新的效益和影响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各国都进行了一些结构性变革来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工具的发展也从金融衍生产品发展到了债务衍生工具。从理论上讲，衍生工具和资产证券化等制度设计可以使风险转移给市场投资者，但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风险只是分散，不可能消除。只要金融机构仍以盈利性作为日常经营的首要目标，危机就会产生。因此我们必须对金融创新进行重新审视，既要看到其对金融发展推进器的作用，又要对其传递风险的特性有清醒的认识，处理好创新和规范、发展的关系，把金融创新的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
当前，我国金融企业在开发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如银证通、离岸银行业务、网上银行业务等，一是要规范创新规则，完善金融创新的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创新不是无序创新，而是在一定的规则内运行。监管机构必须通过立法或管理条例规定各种创新的程序和市场进入标准。二是完善金融创新业务顺利运作的框架。推进创新和发展新业务时，金融机构应按照严格监管标准，确定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承受水平，据此确定业务发展规模。并打好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架构、信息资源和人员基础。三是加强创新产品的市场监测与预警，完善市场退出机制。这不仅有利于及早防范和处置因金融创新失败引致的风险苗头和风险隐患，而且还可以增强社会公众对金融创新的信心。
(二)监管部门要防范金融机构过度追求盈利性引起的非理性和市场信息结构扭曲
盈利性容易引发非理性行为、造成市场信息结构扭曲。亚洲金融危机前。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引起产业结构不协调，房地产、股市非理性繁荣。高风险必然伴随着高收益。次贷危机中，为了追求高收益，贷款机构积极地发放风险贷款；借款人倾向于冒险，过度投资。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引起金融市场失效，风险在逐步积累。这就要求监管机构完善制度建设，设定金融机构的业务标准，加强金融机构的风险理念，抑制道德风险。对我国来说，首先，政府必须对经济金融活动给予直接的适度干预和监管。这种监管既有防范性的，也有保护性的。防范性的法规主要是：限制金融机构之间的不良竞争；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加大流动性要求，以有效控制创新产品规模的非理性扩张，减弱银行和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漏洞获利的刺激；为银行活动确定标准并加以限制。保护性规定有：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费费率以银行的风险状况来确定；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为银行提供必要的后备支援。其次，加强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提高投资者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正确判断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理性选择投资的产品。
(三)加强金融自由化和审慎监管要同步进行
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常伴随着金融脆弱性的增强，更需要强化金融监管，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保障金融体系平稳运行。亚洲金融危机中某些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不完善，金融基础薄弱，缺乏健全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在此条件下盲目、匆忙地全面实行金融自由化，为投机者“创造”了机会。这次的次级贷款也带有明显的监管宽容性。金融自由化程度越高、危机蔓延的速度越快，监管部门职责就愈大。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改革，金融创新和金融集团化不断涌现，分业经营的限制逐渐模糊。在金融活动交叉化的趋势下，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监管的系统性考虑和迅速应对。而我国实行的是“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制，“三会”之间的联席会议机制没有达到及时协调的目标，这种监管体系对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全局性风险往往难以迅速有效，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巨大，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时机开始成熟。首先可以开始做一些局部调整、框架设计等前期的准备工作，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其次应该迅速地推进金融监管机构的“大部制”改革，建立一个机构，统管金融监管，以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和全球化趋势对统一监管的需要。
责任编辑：晓 立
作者：谭燕芝
摘 要：众所周知，金融危机是周期性的，而它的周期往往是“缺乏金融监管--金融危机--将强金融规范--克服危机--金融创新--经济繁榮--经济萧条--金融危机--新一轮的金融监管加强”这个重复的过程不仅仅是历史的循环，更是一个无法逃脱的旋涡。中国要想有效地预防金融危机，加强金融监管是势在必行的，这包括从公司法和安全法的角度建立长期的具有较高执行力的赔偿制度，建立统一的金融规范系统，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等。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金融危机的历史。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金融规范，这是为什么呢?本文将从金融史的角度来深入分析金融规范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研究
一、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
效力较低的金融规范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爆发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与缺乏监管是有必然联系的。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大卫科特曾指出“自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后的金融危机都是有一定逻辑性的必然结果”。为保守的政策革命注入自由理论的重要代表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lton Friedman，许多学者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为当前的金融危机铺平了道路”
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美联储决定相信“越少的规范和控制越好”还有Green Greenspan“市场自己对自己的规范比政府的规范更有效”“金融市场最好的监管者就是市场参与者本身，而不是政府机构”的注明观点。事实上，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新的规范措施正是形成“华尔街的贪婪”等高风险行为的温床，也是形成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加强金融规范与克服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过后，美国财政部实施了保尔森计划，通过了中短期金融规范提议，并且制定了完善的长期金融规范模式以提高金融监管。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市场主要是由短期的修正法案来进行规范的。起草者通过法律的强执行力来促进各方合作，从而加强市场监管。中期法案旨在消除美国监管体系的重复工作从而来提高规范效力。长期法案以目标导向的手段促使监管机构采纳统一的金融产品以及相同风险的金融标准。这一系列的措施和法案有效地提高了全美金融以及信贷市场的监管强度。
日本在经历了这场危机后，也积极反思，最终实施了新的《外汇管理法》和《日本银行法》，并且启动了一项名为“东京巨变”的金融改革计划。日本银行的业务范围及金融监管权力得以扩大。此外，日本在1998年模仿英国，设立了金融监督办公室。并且为了有效提高金融监管，日本还将原大藏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纳入了金融监管办公室。韩国作为亚洲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率先通过了包括《韩国证券法》在内的十几项金融改革办法，而且还专门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对证券，银行，保险进行统一监管，显著地提高了金融监管能力。泰国也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来取代之前所实行的钉住汇率制度。泰国从2004年1月起开始实施新的金融体系总体规划，进一步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这一举动重构了金融体系，解决了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完善了金融法律法规，并且也完善了监管体系。
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漏洞在这场危机中暴露了很多。为此，欧盟起草了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立法草案，并建议信用评级机构在注册比例，治理结构，评级方法，透明度等方面采取比国际证券协会(IOSCO)更为严格的监管原则。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弊端也被暴露出来。欧盟目前正在修订“2006年资本充足率指引”，并试图改善其交易账户的跨境流动性监控和特殊投资管道。危机爆发后，欧盟国家并没有在统一时间实施救助计划。为了解决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与国家多元化之间的矛盾，一些成员国提出建立欧洲金融监管局。
三、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还是螺旋式上升
说到放松管制和加强金融监管相结合，英国是不得不提的。20世纪80年代，英国意识到企业的分离并不适应新的形势。在此之前，英国还在实行银行、证券、保险等分业经营与监管的制度。当时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分别被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他金融自律组织管理。20世纪90年代，英国开始允许金融机构混合经营，并将英国银行的银行业监管机构，证券投资委员会等金融自律机构合并组建新的综合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除了接管前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外， FSA还负责过去与金融机构和客户签订的不公平条款，如金融机构和客户的合同条款、金融市场惯例准则、金融业法律业务等。换句话说，英国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专业机构和服务市场的个人，清算和支付系统以及有问题的金融案件进行审慎监管的全部权力都是由FSA行使的。其他标准和规定。可能这也是英国在最近金融危机期间没有发生重大的财务破产的原因之一。由于FSA对监管的加强是空前的，因此，这个加强监督也是螺旋式上升。
四、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对策分析
1.实行所有金融活动的无缝覆盖，考虑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制
目前，一个世界性的也是必然的趋势就是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协调成本巨大，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是监管体制分割的主要弊端。同时监管体制分离是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超级监管者”的争议是成本太高。因此，我国还应该考虑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这意味着可能需要合并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所有金融活动进行无缝监督。
2.加大对证券行业的执法、司法力度
当前我国的经济困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股市还不成熟，跌涨无常。这其中包含了很多不当行为，比如上市时重点在证券监管部门审批，而不是上市后的监管，内幕交易盛行，公司上市门槛高等等。这也暴露了证券监管的不足。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加强证券司法力度，执法力度。特别要依靠诉讼的力量，以及股东、律师、市场和法院的力量，来共同提高证券监管的有效性。
3.加强对于各评级机构的监管
信用评级机构的腐败与次贷危机脱不了干系。评级机构对很多情况“選择性”地视而不见，比如很多金融产品发行存在诸多漏洞，金融机构存在很多贷款问题，很多发行问题债券的银行长期被评为“优秀”。甚至还有这样一则笑谈，在一家评级机构的结构性金融产品部门工作的内部人士说，几乎一切都可以评级，哪怕是一头牛，只要被结构化了，我们也可以对其评级。为了对信用评级机构实行严格监督，欧盟起草了信用评级公司监管条例草案。笔者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去借鉴一下，我国应也该通过法律来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督。
4.我们需要防止高管薪酬过高的长效机制
对高管薪酬没有任何限制的弊端也在这次的危机中被暴露出来。基本工资、股息、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共同构成了华尔街高管的薪酬。额外薪资取决于上一年的公司业绩与公司的股价差额。而一般商业公司的高管薪酬远低于投资银行。例如，雷曼兄弟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福德(Richard Forde)已经从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工作八年，共取得报酬4884亿美元。美国政府从2008念起开始限制新上任的高管的薪酬，不得执行数百万美元的“黄金降落伞”计划。奥巴马执政后立刻出台了新规，新规更加强调了受政府资金救助的美国金融公司高管最高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欧盟甚至还将政府资金与受益机构的高管薪酬和派息联系起来。其实这种情况在我国也很泛滥。对此，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共同发布了一份文件，制止国有金融企业对其管理人员脱离实际发放过高薪酬，但这些政策都只针对接受政府资助的金融企业。然而至今也没有法案来限制全民办的金融机构中的从业人员。因此，无论是从法律角度还是社会利益角度，是真正的“对症下药”的做法其实是建立不区分所有制的金融企业预防高管薪酬过高长期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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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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