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放思想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正确评价我国解放思想状况应基于改革开放的目标和实践效果。我国解放思想的现实根本障碍，是具有等级色彩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蕴涵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这也是今天我国解放思想的突破口。
关 键 词 解放思想 社会层级结构 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能力本位
作者 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91)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导语”部分阐述其主题时，强调继续解放思想，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既意味着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意味着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一
自1978年以来，我国迈开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步伐。每到我国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我们党总是强调解放思想，而且强调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党的十七大报告又一次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究竟这是为什么?
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所未有且需要不断开拓创新的伟大事业，推进这种事业的进程就是不断解决问题、破除障碍的进程;而要解决问题、破除障碍，就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看待和对待资本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在这种认识过程中，我们每前进一步，封建文化遗毒、“左”的倾向及各种陈旧落后的观念总是影响甚至阻碍我们的步伐，不冲破这些阻力，就会影响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1978年，当我们党要把工作重点由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两个凡是”及“左”的倾向的阻碍。为冲破这种障碍，我们党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这在当时表现为在全党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当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的阻碍。这种社会主义观注重在生产关系领域搞革命，并没有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根本任务。为冲破这种阻力，我们党又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提出“生产力标准”。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当我们强调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姓社姓资”的抽象定性思维的阻挠。为冲破这种阻挠，我们再次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深化的进程中，社会出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新的形势和新的情况把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进而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问题凸显出来。这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先进性和广泛性、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与时俱进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而当前，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又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如一些人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科学发展观提得为时过早了，等等。在这种情境下，十七大报告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以排除各种干扰。实际上，在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模糊认识，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要成功推进，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因而，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其次，依附性人格阻碍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通过人来进行的，要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不断解放人的思想，而具有自主个性的独立人格是思想解放的一个根本前提和人格基础。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经历过类似于文艺复兴式的、真正的人格革命，确立人格独立的任务始终没有真正完成。我们许多中国人的人格基本上处于依附性人格状态，今后很长时期内仍将处于这种状态。由于当人格不独立或缺乏独立思考的时候，人就会缺乏自主性，就会依附于某种外在的东西，并受其控制和束缚。因而在当今中国，许多人要么依附于“权”，要么依附于“书”，要么依附于物，要么依附于“陈旧落后的观念”。这种依附性人格严重地阻碍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加以改造。而要改造这种依附性人格，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二
今天，一些人往往说我们解放思想远远不够;而另一些人却认为我们解放思想过头了。我们的解放思想究竟是远远不够，还是过头了，抑或说是实事求是的?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关键要弄清楚：我们是从过去所讲的“观念”与“定性思维”出发来看解放思想，还是从抽象的理想出发来看解放思想，或者是应该立足中国国情、从改革开放的目标与实际效果出发(“三个有利于”)来看解放思想?
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出发来看解放思想的人，肯定认为我们解放思想过头了，即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并认为今天出现的问题都是解放思想过头带来的。而从抽象的理想如民主社会主义出发来看解放思想的人，往往认为我们的解放思想远远不够。这两种思维方式无疑都存在一定问题：前者是从“过去”看今天的解放思想，后者是从“抽象的未来理想”看今天的解放思想，两种思维方式都不是实事求是的。
先看前者。实际上，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大都是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改革、不发展而出现的问题会比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更多更大。这些问题是发展了以后但又不是很发展和发展不科学带来的，因而通过科学发展和我们的努力是可以逐步解决的。由此，我们应确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事功思维;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再看后者。抽象来看，民主社会主义所强调的民主、平等以及福利等确实是个好东西，但具体来看，它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我们今天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仍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是谋划今后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实事求是来讲，我们也只能提出今天所能解决的任务，这就是仍然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国民素质。“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还需要好素质，否则民主就会变形。由此，我们不应把遥远的未来才能做的事拿到今天来做，那将会犯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
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既不是从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出发来看解放思想，也不是从抽象的未来理想出发来看解放思想，而应是从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和实践效果来看解放思想。由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的解放思想是基于实事求是的解放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解放思想，是取得积极的实践效果的解放思想。比如，过去我们搞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有其名而无其实。现在我们注重解放思想，强调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虽说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却是以最大的灵活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而实现现代化、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的社会主义。虽然这种社会主义表面看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的某种“退步”，但实际上是一种进步——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生机活力，它是走向完全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抽象来讲，这种社会主义虽然不一定有民主社会主义所讲的某些目标那样好，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适合当代中国，而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三
如上所论，在进一步深化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必须继续解放思想。为此，我们需要弄清楚影响当今我国解放思想的障碍。
首先是直接的现实性障碍，即传统抽象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定性思维。今天，一些人用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来衡量、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抽象的“姓社姓资”的定性思维来裁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根本不考虑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特殊实际和主要矛盾。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具体化为中国今天发展的具体目标和特殊实现方式。
其次是较为深层的障碍，即唯上唯书的陈旧思维定势与僵化观念。为什么一些人注重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定性思维来裁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背后是唯上唯书的思维定势在起作用：“唯上”，就是唯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唯书”，就是唯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中所讲的一般社会主义原则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必须坚持，但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否则就会变成僵化教条的观念。
再次是更为深层的根本障碍，即具有等级色彩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蕴涵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为什么会形成唯上唯书的思维定势?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蕴涵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笔者曾经指出：所谓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本意是指在传统政治国家领域中依据权力至上与权力大小而形成的权力级别阶梯和权力层级结构，后被延伸为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根据人和人之间的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有别而建立的层级关系结构。这实际上是一种注重权力层级、地位层级、身份层级和关系层级的社会层级结构。其基本特征是：1.在权力结构上，政治权力力量过大而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微弱;因而总体上属于金字塔式的权力层级结构，一切资源相对容易向上聚集，一切指令相对容易向下贯彻，自上而下传达上层指令相对通畅，自下而上反映基层意见相对会遇到某种阻力。2.在权力运作方式上，政治权力至上、权力自上而下运作、逐级管制而对其缺乏有效制衡，由此重集权、讲人治、讲等级、讲服从。3.在理念及其思维方式上，唯上唯书高于唯实;一元主导排斥多样个性;重依附轻自立;权力身份挤压创新能力;保守排斥超越。这样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蕴涵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体制必然阻碍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活的源泉是时代、实践及现实生活，然而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所蕴涵的唯上唯书高于唯实，意味着注重从上层某种“权威”和“书本”中寻求立论的根据，漠视时代变迁和实践发展要求，不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也意味着膜拜上层并接受指令而不敢或不愿提出疑义，这必然阻碍解放思想。从中西社会思想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思想解放都植根于时代、实践和现实生活的要求。每一种哲学新理念、新理论的提出，每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都是时代与实践巨大变迁的结果。就中国来讲，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体现解放思想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实质上都是与时俱进的结果，都是实践和现实发展的要求。而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权力至上、自上而下，这容易使人们形成“唯上唯书”思维，即仅仅对上负责而对下不够负责，较为注重书本公式而不大注重生活公式。实际上，离开我们的时代、实践和生活的所谓解放思想，本质上不是解放思想，也根本无法解放思想，最多不过是理论活动者心目中的解放思想。因此，要解放思想，就应如陈云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当然，这里不应轻视“书本”与“上级权威”及其对解放思想的意义，但更应诉诸于对时代精神与实践发展要求的关注。
四
在此笔者还要强调的是，说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影响解放思想，并不是说在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中根本不能解放思想，而是说人们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不同程度上会遇到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的阻力，如果消除这种阻力，人们会更加有效地解放思想。
第一，解放思想要求尊重多样个性，承认人人都是解放思想的主体，因而应给予多样思想以一定的存在和发展空间;而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较为注重思想一尊，排斥思想多样，排斥思想交流、思想互补和各种思想之间的互相启发，这必然产生思想僵化，阻碍解放思想。思想上只有“一”而排斥“多”必然僵化，而强调“多”排斥“一”必然分化。解放思想的一个规律，就是内在要求通过多种思想的交流、讨论、对话和争鸣等方式推进思想解放。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人的思想资源变成众人的思想资源，使众人共享思想资源，使人们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完善、互相提高，进而使思想火花变成思想火流。这是有利于思想解放的。在历史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必定是思想解放的时代。而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突出“大一统”，排斥思想上的个性差异。固然，这种“大一统”对中国社会发展曾做出某种历史性贡献。笔者也认为，合理的一元主导是必要和必需的，尤其在指导思想上更应强调统一思想。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进步，这种“统一”应与尊重思想差异和多样个性相结合。思想碰撞、思想互补、互相启发、和而不同是有利于解放思想的，尊重个性差异和不同思想的交流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表现，是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推进思想解放的一条规律。
第二，人格、思想的相对独立，是解放思想的人格前提;而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重依附轻自立，这意味着注重对人的思想控制而不注重人的解放，重听话服从而排斥平等。解放思想的主体是人，人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能否进行独立自主的思考，直接影响着解放思想的程度。历史上，包括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以增强人的自主性为前提的。但传统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过于注重对人及其思想的控制，不够注重对人的解放。对人进行合理管制是必要的，但对人过于注重管制而不注重解放和开发，就会把人的思想控制在给定的框架内，使“自我”不能进行独立自主的思考(“我思”)，容易使人形成依附性人格，进而其主体性人格难以真正确立起来。归纳起来，传统社会的层级结构对人的管制主要有六大手段：道德控制;权力控制;关系控制;组织控制;等级控制;权威控制。在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中，往往是重依附轻独立。“权力至上”的观念使人热衷于权位而不去致力于认识客观事物;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体制与路线容易使权力压制民众权利，包括自由、平等的权利;“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意味着等级，这种等级强化了社会中的等级思维，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的确立，相反容易造成人的依附性，容易泯灭人的独立性和独创个性，也容易使人注重先天给定而轻后天作为。人的思想需要合理控制，但当人们的思想被根本管制而不能真正进行独立自主思考的时候，也就失去了思想解放的人格前提。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解放思想，其意图之一，就是给予独立自主的思考以一定的权利与空间，并提高独立自主思考的能力。
第三，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具有创新能力;而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权力本位对能力本位的某种排斥，身份崇拜对能力价值的某种挤压。这意味着唯权是听而不敢讲真话，宁可循规蹈矩而懒于开拓创新，这必然阻碍解放思想。服从上级权力在一定意义上是必须和必要的。但在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中，看重的主要是权位而不是本领，注重的主要是等级而不是业绩，推崇的主要是身份而不是能力。这既使人们唯上是从，也使人们唯权是听。为保乌纱帽，掌权的人们便不敢讲真话实话，心有顾忌，宁可循规蹈矩也懒于开拓创新。而人们只要奉行权力本位的体制和文化价值观，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思想解放。因此，确立和实行能力本位的文化价值观，是实现思想解放的前提和基础。解放思想，首先就是要从这种权力本位的旧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向能力本位。能力本位的体制和文化价值观确立起来了，人们就敢于从唯书唯上唯权唯名唯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所以，要解放思想，一定要改造这种“权力本位”和“关系本位”社会层级结构以及一味追求名份的社会性格，培养“能力本位”的社会性格。只有当国民大众形成重能力轻权位、唯实而不唯上唯书的思维定势的时侯，才会敢于解放思想;只有当居于权位的人重能力淡权位、唯实而不唯上唯书唯名时，才会鼓励民众解放思想。
第四，解放思想要求人具有科学的批判与超越精神，具有独创与原创意识;然而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往往排斥科学的批判与积极的超越精神。保守排斥超越，就意味着注重注解和论证某种权威而缺乏科学的批判和超越精神，这必然阻碍解放思想。我们需要和尊重被民众认同的真正的权威，但不主张对非真正权威的盲目崇拜。但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在客观上形成了等级权威。在传统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等级森严的权威统治，一方面给中国社会以一定的稳定与秩序，但同时也对人们的批判与超越精神形成天然的排斥性。实际上，从来就存在着真正的权威与虚假的权威、内在的权威与外在的权威之分。真正的权威和内在的权威是建立在科学理性与能力业绩及其被人们认同的基础之上的。由于许多中国人只有把自己融化在社会的等级之中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因而往往缺乏个人的独立、平等意识，表现在精神、思想和理论活动中，就是缺乏独创与原创意识。久而久之，人们就丧失了科学批判与积极超越精神。这必将影响思想解放。
第五，解放思想需要营造一个鼓励人先、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与社会环境;但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容易形成一种枪打出头鸟、不为人先、不鼓励冒险的环境。因为解放思想存在一定风险，也可能失败并付出代价，如果不宽容失败甚至指责失败，人们就不会积极去解放思想。而“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的环境，对人们在思想解放过程中出现的失败往往缺乏宽容，因而不利于解放思想。
弄清楚了影响当今我国解放思想的障碍，也就找到了当今我国解放思想的突破口。归纳起来，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权力至上、权力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缺乏制衡的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中解放出来，积极自觉向公民社会结构以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唯上唯书思维中解放出来，转向唯实思维，逐渐培育与形成自下而上的唯实机制;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过去传统的、抽象的社会主义僵化观念中解放出来，从抽象的“姓社姓资”的定性思维中解放出来，全面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中国特色”;从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官本位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由官本位走向能力本位和公民权力本位;从依附人格中解放出来，注重独立思考与批判思考。
编辑李 梅
作者：韩庆祥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一不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回顾近30年来，出版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也都与解放思想密不可分。出版业要继续发展，就要继续解放思想，柳斌杰署长在新闻出版总署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报告会上说：要解放思想，要用新的思路和办法解决新闻出版业多年存在的老问题，不要囿于旧的思路和框框。现在新闻出版业最大的问题是思想不解放，改革不到位，措施不得力。这可以说是抓住了目前新闻出版业的主要症结所在。
解放思想是全行业的事，但关键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对于新闻出版行业来说，上上下下都需要解放思想，一般的编辑出版人员，要解放思想拓宽选题范围，创新营销方式，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员需要解放思想，拓宽投融资渠道，创新管理模式等等。编辑出版人员思想解放了，出版单位的选题就活了，出版单位负责人员的思想解放了，单位的经营就活了。但是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要想使整个出版行业活起来，关键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要解放思想。总体讲我国的改革是政府推动型的，发展是政府调控型的，出版业尤其如此。出版业要大发展，首要的是各级新闻出版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的思想要大解放。对于来自群众、来自基层的创举，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
解放思想就要解决问题，要落到行动上、落实到观念中。解放思想讲比较容易，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落实要难得多。但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不能仅仅落实在口头上，不能述而不作，而是必须落实在行动上，要把解放了的思想变成行动的指针。谈解放思想不能大而化之，必须与具体的工作联系起来，泛谈解放思想比较容易，联系实际工作比较难，联系别人的工作比较容易，联系自己的工作比较难。解放思想不仅要体现在处理一般具体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养成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套观念和方法，在一个具体问题上解放思想容易做到，养成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比较难。思想不解放，工作就放不开，改革难以到位，就习惯于用旧的思路和框框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
如果只是大谈解放思想，遇到具体的问题时仍然按照原来的一套行事，那不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要从基层反映最直接的、最强烈的问题入手，而不能只解决次要的问题，只谈枝节的问题，却回避主要的问题、主干的问题。目前，制约出版业发展的问题很多，比如融资方面的问题，最近有所松动，但是限于少数出版单位，并且只有上市才能吸纳社会资本，一般出版单位吸纳社会资金的渠道不通;比如跨媒体问题，提了好多年，但是出版社想在出书的同时出刊、出音像电子出版物，出报，其难度仍然很大，甚至是不能的，反之也一样，期刊社想出书只有买书号等等。解放思想就要解决具体的问题。
解放思想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十七大报告提出，认清基本国情是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对于出版界来说，解放思想也不能离开基本国情。中国出版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一致，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符合出版业自身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体制。
作者：魏玉山
这届全省名师名校小学语文主题观摩研讨活动，已经是第十六届了。一项活动不间断地组织了十六次，其价值和意义、受欢迎程度不言自明。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全省名师名校小学语文主题观摩研讨活动，一定能够进一步办好、办成具有江苏特色的小学语文品牌活动。而把这项活动打造成品牌活动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因为，参加活动的除了观摩老师，基本班底是全省小学语文界的名师，活动现场都设在有较高声誉的小学。但是，办成品牌活动，至少应满足这样三个条件：一是问题导向，就是活动的主题以及围绕主题安排的具体活动内容，必须反映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发展要求，其中的核心是要聚焦小学语文教育面临的问题;二是把握规律，就是每次活动都应提供解决小学语文教育面临问题的“钥匙”，参加活动的老师因此能够解开自己面临问题之“锁”;三是示范引领，就是每次活动形成的共识、把握的规律，要通过多种媒体及时地惠及更广大小学语文老师，使他们因此能够解决同样或相近或相类似的问题，以此实现全省小学语文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的目的。
回过头来说，纵观每届聚焦并集中研讨交流、通过展示等形式表明在实践中力图解决的问题(有时就是主题)，不得不说，这项活动已经是品牌活动了。但是，似乎还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与其他学段、其他学科一样，小学阶段、小学语文学科正面临新的挑战。比如，已经有专家和一线老师认为，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内容仍然繁多、学生学习任务重、语文老师的“自由裁量权”不大(留给语文老师的空间小)，学生自主或拓展学习感兴趣的内容几乎不可能。再如，据比较可靠的消息，小学语文可能同样会提出培育核心素养的要求，即使正在修订的义务教育阶段教材不提核心素养，最终以“培育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作为学科育人目标将是必然的。面临这样的情形，我以为，大家无疑要多一份担当，就是：解放思想、集中智慧，结合每次活动现场学校的已有实践，提出应对之策。而今天在常州市三井小学举办的这次活动，就是这样一次研讨、交流、提供应对之策的活动。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小学语文全息阅读，并将通过常州市三井小学近年来以“全息阅读”为突破口、推进语文课程改革实践与成果的展示，省内外名师课堂教学观摩，优秀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观摩研讨，知名专家有关语文课程与教学学术报告等途径，进一步推动全省小学语文课程改革，深化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多年来，三井小学在专家指导下，推进全息阅读、深化语文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丰富、成果丰硕。可以想见，这次活动将为大家“破译”三井小学通过推进全息阅读，实现语文学科育人、乃至全学科育人、全程育人目标的“密码”。
关于全息阅读，相信大家都有研究和一定的实践。我以为，将物理学的全息理论及其技术层面的操作方法运用到语文阅读教学中来，无疑是非同小可的事，它实质上向我们展示了跨学科教学、跨学科综合素养培育的可行性、科学性和规律性。而在我们国家，中小学分科教学的时间太长了、以致学科间呈现一种割裂状态，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跨学科综合素养的培育，进而严重影响了我国学生创新创造创业能力的提高，造成了国家和民族之忧虑。而三井小学等一批学校坚持不懈、深入开展的全息阅读(学习、教育等)实践和研究，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往学生综合素养培育的康庄大道。
全息阅读理念在常州市三井小学已经转化为各学科的育人实践。而就语文全息阅读而言，我有这样三方面的粗浅理解、学习体会。
一是全息阅读是一切可能条件下的阅读。全息技术的成像是三维的，立体感强，每个部分都能再现整体而且各个部分互不干扰。把这一技术的特点通过想象和迁移，运用在教学中，展现了形象思维的魅力。全息阅读是任何时间、空间、地域条件下的阅读，呈现了全时空、全方位的镜像，而且无论什么条件下的阅读都是相互补益、而不是相互抵消。
二是全息阅读是读懂“无字书”的阅读。全息技术原理运用到教学领域，成为泛在性阅读的理论依据之一，使得全息阅读由“空中”降落到“大地”。于是，在引导学生读懂、弄通語文学科及其他学科等学校之书、也为了让学生在真正读懂、弄通学校之书的同时，需要引领学生读懂社会之书、自然之书(大地之书)等等这些“无字之书”。
三是全息阅读是“知行合一”的阅读。全息技术漫射式记录物体信息的原理运用到阅读上，发展为浸润式、体验式阅读，强调阅读应贯穿语文以及其他学科学习的全过程、渗透到学生在校内外的一切可以学习的时空或场所，成为学生的生活方式。而一旦阅读成为学生的生活方式，学生的阅读将是高度知行合一的阅读。
全息技术是一门涉及量子技术等的复杂技术，运用它的有关原理来启发、拓展我们的思维领域、推进语文阅读教学实践的深化，是需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的。我们要为三井小学等学校推进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担当和科学精神鼓掌、喝彩，同时，要积极尝试运用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指导自己的语文教学实践，不断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实现语文学科的育人目标。
(王国强，江苏省教科院副院长。本文系作者在“江苏省第十六届名校名师小学语文主题观摩暨江苏省基础教育前瞻性改革实验项目展示活动”上的讲话摘要)
作者：王国强
摘 要：当代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社会改革发展的问题，改革是时代的主题和难题。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改革面临着如何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市场体系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克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弊端的体制机制问题这两大难题。正是为了破解这两大难题，我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次思想解放需要破除三种旧观念，树立三种新观念，即：破除国家社会一体的观念，确立政治社会与人民社会相区别的观念;破除“家长制”观念，确立政治民主观念;破除物质利益至上观念，确立自由而全面发展观念。实现了这三方面观念的新旧更替，我国当前改革和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的解决就具备了基本的观念前提。
关键词：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旧观念;新观念
收稿日期：2013-03-17
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构建我国主流价值文化研究》(11&ZD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江 畅，男，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价值哲学、西方哲学及主流文化问题研究。
为了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要求，并将解放思想看作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整个《决定》体现了解放思想的精神，而且从中不难看出，对《决定》中所有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各项举措的认识、理解、贯彻、实施都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因此，加深对解放思想的进一步认识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一、改革：时代的主题和难题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度都发生过社会改革，但是像当代人类、当代中国这样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艰难任务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即苏东剧变后)的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除极少数国家之外，当代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社会改革的问题。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着艰难的改革问题，必须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本身进行改革。西方市场经济的兴起是与大约于公元1300年发生的商业革命直接关联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商业革命的产物。商业革命开始后大约200年，西欧海外探险扩张十分有力地刺激了商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商业革命的最重要的后果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兴起。在18-19世纪工业(产业)革命强力推动下，自由市场经济进入了全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方国家普遍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它主张政府应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活动，而让市场去做决策。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一直到20世纪初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才开始改变。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范围，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和分配职能。市场经济从最初兴起到今天达到完善形态，经历了700多年的历史。尽管其形态不断改变，其内容不断丰富化、复杂化，所产生的后果也各不相同，但它具有如谋利性、市场性、竞争性、资本性、公平性、平等性、自由性等共同性质，并且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条件。这些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要求社会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终极追求。第二，要求经济市场化、资本化、科技化。第三，要求社会生活自由化、平等化、享乐化。第四，要求政治生活民主化、法治化。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这些要求，西方建立了以个人自由与法律统治为核心内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市场、科技为核心理念的社会文化。这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的现代化，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般意义的现代化。
应该说，除了国家干预这一政策之外，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基本上是启蒙思想家理想的实现。按启蒙思想家设想，如果他们的理想得以实现，人类就会进入天堂。然而，实际的情形远非如此，相反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许多现代化带来的严重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有：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环境污染，恐怖主义。发达国家面临的现代化问题的深刻根源在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有三个最为突出且难以克服的固有问题：一是“原子化”问题。所谓“原子化”问题，就是近代以来自西方扩散至全球的现代化以孤立的个体为社会的实体，一切以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利益为轴心，不考虑共同体或社群，更不考虑全人类。这就是所谓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问题。二是资本化问题。市场经济原本是一种经济形态，其机制和原则只适用于经济领域。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逐渐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生活。不仅渗透到一个国家，而且通过经济实力渗透了世界大多数国家。三是极权化问题。近代以来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民主政治在实践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所谓多数人“暴政”问题、金融或财团“寡头统治”问题，以及资本化导致的对人们心灵的普遍“奴化”问题。这三个问题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缠绕、相互支撑的。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相继遭遇寒冬，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缺陷随之暴露出来。美国这一西方现代化的典范，也难逃严重社会危机的厄运。2011年9月17日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蔓延到全美近千个城市，并一度发展成“占领华盛顿”、“占领美国”等社会运动，几乎发展成为美国版的“阿拉伯之春”。这重创了人们对西方现代化的“信仰”，致使世界反资本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民众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模式以及民主政治制度的批评与日俱增。加拿大民调机构“全球扫描”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对27个国家共2.9万多人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规范和改革[1]。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就在不断进行着改革，最重要的是自罗斯福新政肇始的西方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实施。进入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束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陷入了“滞胀”的泥潭，新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联邦德国采用弗莱堡学派的主张，实行属于新型自由经营思潮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现代货币主义政策;美国里根政府采纳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主张。近一些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各国都在出台各种改革措施，力图尽快走出危机的阴影。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改革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难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比西方国家面临的改革更难。当代中国面临的改革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改革有着很大的不同。如前所述，当代西方国家面临的改革，是现实化实现后面临的针对现代化本身及其后果问题所进行的改革，而西方的现代化是西方市场经济兴起和发展的结果。所以，当代西方国家改革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过分市场化或资本化的问题，改革的方向主要是如何使政治、社会生活适度与经济生活保持适度的距离，防范市场经济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哈贝马斯说的“公共领域”[2])过度渗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面临的改革是如何在既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下，引入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
历史经验证明，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能走过去计划经济的老路，更不能回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而只能搞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虽然有许多问题和坏处，如会导致社会不公、负面效应、人性异化等[3]，但它又是“人类富裕和谐的康庄大道”[4]。当代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斯蒂芬·马塞多指出：“商业至少要求并推动有着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不同价值观、目的与生活方式的人们和平地聚集到一起。市场并不要求无私、仁爱或者广泛的同情心;但是市场至少似乎打击和瓦解了由宗教狂热所导致的分裂，以及在较为隔绝、封闭、同质的环境中容易形成的心理狭隘和生活僵化。”[5]242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起来的，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如此，中国在选择市场经济的时候，就面临着社会主义制度能否与市场经济对接的问题，以及如果能对接，那么如何对接的问题。这个问题使中国的社会发展选择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二是对过去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进行改革，使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表明，中国作出的是第二种选择。这就是《决定》中所说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作出这种选择，对于改革来说，就面临着双重的改革任务：一方面要改革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弊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创造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又要在改革的过程中克服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和负面效应，以及西方现代化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避免市场经济和西方现代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冲击，确保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显然，当代中国的改革不仅与当代西方的改革面临的任务不同，而且要比当代西方改革面临更艰巨的任务，面临着更难以解决的难题。那么，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面临哪些需要改革加以解决的主要难题呢?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两大根本性的难题：其一，如何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建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问题。其二，如何建立和完善既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又能够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和弊端，克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可能导致的“原子化”、资本化和极权化等弊端的体制机制的问题。我国改革面临的这两大难题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正是为了解决我国社会面临的两大根本性的难题，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
二、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西方现代化和现代文明虽然存在着种种问题，面临着进一步的改革，但仍然应该肯定它是人类历史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西方现代文明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西方资产阶级自觉构建的结果，是西方思想家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提出并不断完善的主流价值观的现实化。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与中世纪教会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经历了一个“血与火”的艰难过程。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哲学革命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资产阶级最终实现了西方现代化，构建起了西方现代文明，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西方现代化建设过程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持续不断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在西方近现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近现代西方主流价值观构建具有奠基的意义，并发挥了关键作用。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的专制统治和神学思想对人的束缚，奠定了西方近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个人主义、世俗主义、幸福主义的基调，唤醒了西方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的个性意识和主体意识。启蒙运动这场旗帜更鲜明、作用更彻底、影响更深刻的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自觉为构建主流价值观作出的巨大努力。启蒙运动从理论上构建了资本主义主流价值文化的观念体系：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这就是社会成员自由平等地追求自己利益;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其中最突出的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如个体至上原则，天赋人权原则，法律统治原则，经济活动由市场调节的原则，等等。这一切为西方资产阶级进行政治革命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体系构架。同时，启蒙思想家一方面猛烈抨击基督教教会和神学以及专制制度，无情地揭露其腐败的行径和虚伪的面目，使社会公众普遍认清了它们的罪恶及腐朽没落性;另一方面又大力宣扬自然状态说、天赋人权说、社会契约说、人民主权说、三权分立说、权力制衡说等，使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广泛深入人心，为社会公众普遍认同。这两方面的工作先后引起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基督教价值体系的统治，确立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其集中体现就是颁布了后来西方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中体现其精神和内容的《权利法案》、《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等著名文件。这些著名文件所确立的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价值原则，后来写进了所在国家的宪法或法律，而且得到了所在国家公众的普遍认同。这些文件虽然出自于不同的国家，但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它们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
西方近现代主流价值体系在其构建的过程中就已经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在19世纪中叶就为西方思想家所注意和揭露。西方国家自启蒙时期开始就对其现代化存在着意见分歧，如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分歧，但自由主义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需要而成为了主流社会思潮。按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马塞多的看法，“个人自由居于自由主义的核心位置，它包括思想自由、宗教活动自由、结社(不论是公开的、私人的或者隐秘的)自由，还包括择业与经商的权利，以及言论、商讨、出版、文学艺术、迁徙以及旅行的自由。自由主义公民在受到他人或国家的指控时，必须能通过独立的法庭以及‘正当程序’去辩护。自由主义意味着立宪的有限政府以及法治……自由主义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平等的公民身份，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有权利获得对自己的自由权利的尊重。”[5]10面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自由主义内部出现了古典自由主义与平等自由主义之争，同时也出现了共和主义，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激烈批评。虽然存在着这样一些思想理论的纷争，不过还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为克服西方的现代化弊端开出一剂良方。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今天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难题。要解决它们的难题，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已有的自由主义以及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也不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因而也必须解放思想，寻求解决现代化本身问题的出路。当然，当代西方持续的几大主义之争，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西方不断解放思想、寻求解脱西方现代化困境出路的一种重要体现。
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不断通过改革和完善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才能不断使现代化走向完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我国当前所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但不可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老路，而只能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是一条全新之路，面临的改革任务和难题既没有现成的理论答案，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我们只能在已经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主义制度、已经积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和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特色主义理论的前提下，并以之为基础，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举世公认，当代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结果。《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我国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历史进程，其起点始于思想解放，其过程也一直伴随着思想解放。如果没有1978年由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好局面是不可想象的。为此，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告诫我们：“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这些朴素的话语，蕴含着十分深刻的哲理。不解放思想，不冲破各种陈旧观念的束缚和各种体制机制的障碍，改革也就无从谈起。开放同样也离不开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使我们认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才能使我们形成开放的胸怀和眼界，并自觉地吸取人类文明的精华。解放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本身的产生和发展就是思想解放的结果[7]。回顾我们党的奋斗历程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我们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创新，都离不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进步、永葆勃勃生机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永无止境。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中国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中国的改革也还在探索中。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完成，我国各方面的体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弊端，还面临着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无法顺利进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难以实现。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具体体现为以下突出的社会问题：一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对市场管得过多过死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严重阻碍了市场的发展，而且是滋生官员腐败的温床。二是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问题。虽然近几年我国致力建立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但社会强势人群利用非法手段大量占有社会资源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两极分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这是我国当前群体事件频发、社会存在“仇富”、“仇官”、“仇警”心理的重要原因。三是社会生活过于市场化或金钱化的问题。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发达，但市场的负面效应非常突出，人际关系、社会生活为物质、金钱所浸染，价值倾斜甚至颠倒，精神家园荒芜。这是当前我国道德状态堪忧、人情冷漠、心理疾病流行的重要原因。四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片面地谋求经济发展和GDP增长导致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境治理成效不明显，几乎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持续的雾霾之中。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尖锐在摆在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面前。这些突出问题的存在，不仅表明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刻不容缓，而且也表明作为改革先导的进一步解放思想非常紧迫。这些突出问题的根子在以上所述的我国改革所面临的两大难题，而解决上述突出问题，并从根子上破解这两大难题需要解放思想。所以《决定》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三、思想解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解放思想，就是要把思想从那些错误的、僵化的、过时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使相关的观念得到更新。解放思想的目的是更新观念，即用正确的、鲜活的、先进的新观念取代错误的、僵化的、过时的旧观念。解放思想就是“破旧立新”，即破除旧观念，确立新观念。解放思想也是一个思想变革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让思想放任自流，无所顾忌，而是一个使认识接近真理、思想走向正确的过程。从个人的角度看，思想的解放者只能是一个人自己，而不能是他人，他人只能对他起到启发、教育的作用;而且也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更新观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他才能成为思想的解放者。所以，解放思想是一个人自觉、自主的主动过程，而不是一个自发的、他主的被动过程。思想是每一个人的思想，但是不同的人群可以在思想上形成共识，形成共同的观念。人群有大有小，小至一个家庭，大至一个国家，乃至人类。因此，解放思想可能是个人的行为，也可能是不同群体的行为。个人的或群体的思想观念可能被制度化为社会的制度及相应的体制、机制，因而当个人的或群体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相应的制度及体制、机制也会发生变化，而当人们要改革制度及体制、机制时，也就要从更新相应的观念开始，也就是必须首先解放思想。因此，解放思想的情形极其复杂。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就我们国家范围而言的解放思想，所涉及的内容是通过人们的观念普遍更新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无论是不同的群体，还是不同的个人，在不同时期，解放思想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当一种思想解放成为社会的潮流时，通常被看作是思想解放运动。例如，就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从兴起到今天，先后发生过三次思想解放过程(被称为“经济学革命”)：第一次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革命;第二次是以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等人为标志的边际革命;第三次是凯恩斯革命[8]。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也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一篇署名文章打破“两个凡是”神话，拉开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序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触动姓“社”姓“资”，引发了第二次思想大解放;1997年，江泽民为“公”、“私”定论，稳步推进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三次思想大解放各有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从哲学理念上突破，它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破个人崇拜，属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新。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在经济领域突破，它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打破的是计划经济崇拜，以生产发展为中心。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也在经济领域，但重点在体制创新，它冲破的是姓“公”姓“私”的束缚，打破了所有制问题上的公有崇拜，是第二次解放基础上更深层次的解放。这三次思想大解放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9]。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为确保全面深化改革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需要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个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改革，但重点是在经济领域，其最主要的成就是改革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相对而言，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尚不够深入，尚未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体制。这些方面的体制改革不到位，也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正因为如此，《决定》提出了要进行五个大的方面的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五个方面涉及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次改革是全面推进的，因而也是在过去的基础上的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越是全面、越是深化越会触及我们整个的、深层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是习以为常的、最根深蒂固的。所以，《决定》强调，要“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我国过去的改革几乎涉及了社会体制的各个方面，问题在于尚未完全到位，体制方面还存在不少弊端。这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冲破导致各种体制弊端的旧观念，这些旧观念体现在方方面面。笔者认为，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两大难题来看，至少有以下三种旧观念是根本性的，需要冲破：
其一，国家社会不分观念。现代文明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国家是社会的政治层面，但两者并非等同。社会生活除了政治层面之外，还有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狭义的社会生活等层面。国家要管理整个社会，但不能直接参加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否则就会导致政治对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过多、过度干预，影响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自身运行和发展的规律。近代以来许多思想家都强调要建立“小政府”，政府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活动，其用意就是要将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适度分开，防止国家利用政治权力一统天下。我国目前对此缺乏明确的意识，没有将两者加以区别，我国发展面临的难题以及诸多社会问题都与此有关。例如，我国既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就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而我国政府在很多重要方面控制着甚至垄断着资源，导致市场无法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社会不分是我国的一种传统观念，古代就有“治国平天下”之说。这种观念不能说没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其长处就是政府将社会的所有责任置于自己的肩上。但是，这种观念是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观念，而不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市场经济是一种其主体自主的经济，如果作为裁判员的政府以运动员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不再是市场经济，而且会使经济生活产生诸多弊端，如垄断、官员腐败、“跑部钱进”等。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很难充分发育，企业得围绕政府转，得看官员的脸色行事。
其二，家天下或家国同构观念。这是一种与国家社会不分直接相关的传统观念。在传统社会，国家是家庭的扩大，家庭是国家的缩小;家庭是父亲(小家长)当家，国家是政府(大家长)当家。而国家与社会是同一的，因而政府就是社会的“家长”，整个社会就是“家天下”。家庭实行家长制，一切家长说了算。家庭也许有家规，甚至有成文的家规，但这些家规体现的是家长的意志，而不是体现家庭成员的意志。在“家天下”的情况下，社会管理也是如此，法律制度体现的是“大家长”的意志，而不是体现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努力破除传统的“家天下”观念，确立社会主义民主观念，而且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但是，家观念无论是在政府官员还是在普通老百姓的观念中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所有的老百姓都希望政府解决自己的生存发展问题，什么问题都找政府;政府也深感责无旁贷，把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肩上，政府成了无限政府。其后果是，政府不可能像家长那样解决所有成员的问题，就会形成政府想管什么就管什么，想管到什么程度就管什么程度，想制定法律就制定法律，想依据法律就依据法律。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是由官员行使的，如果官员偏私，就会出现什么有利就管什么，什么不利就弃之不顾，什么法律有利就运用什么法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抱怨、指责难以避免，甚至会出现“仇官”、群体事件等问题。
其三，物质利益至上观念。我国传统社会有一种讲实惠的观念。这里所谓的“实惠”，就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种传统观念与作为市场经济本性的“利益(利润)最大化”或“资本化”的观念不谋而合，于是衍生了一种相当流行的把个人利益看作是压倒一切的观念，其极端形式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这种观念的行为表现形形色色，最突出的有：政治领域的职务犯罪，跑官、要官、卖官、买官;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坑蒙拐骗、假冒伪劣;道德领域的自私偏私、良知麻痹、道德讹诈;以及重GDP、重升学率、傍大款、包二奶等等。一些人为了实现一己私利，不顾法律制度，不讲天地良心，甚至贩毒卖毒制毒，拐卖妇女儿童，出卖肉体、良知、人格。在物质利益观念支配之下，像诚实守信、道德良心、人情关怀、精神充实之类的观念，就没有多少存在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建设举步维艰，其根源就在这里。物质利益至上观念及其行为的严重存在，与国家社会不分、家国同构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两种观念及其所导致的问题一方面妨碍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利益至上的观念和行为有很大的存在空间;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人们“捞一把”的心态。
以上三种旧观念的根源与我国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有关，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修身”已经变成了“求利”。要破除这三种旧观念，就要树立三种新观念，即：破除国家社会一体的观念，确立政治社会与人民社会相区别的观念;破除“家长制”观念，确立政治民主观念;破除物质利益至上观念，确立自由而全面发展观念。实现了这三方面观念的新旧更替，我国当前改革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的解决就具备了应有的基本观念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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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任浩明
作者：江畅
摘要：李达在把唯物史观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他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因此，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废除私有制、建立新国家;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有其特殊性，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尤其要与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相结合，与国际无产者领导的解放运动联合起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种自由全面发展当然也包括妇女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也就是妇女解放的真正实现即妇女的彻底解放。
关键词：李达;妇女解放;社会运动;无产阶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李达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唯物史观，他的哲学探索立足于中国现实，致力于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李达特别注重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寻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策略。他认为，中国的社会问题可以分为劳动者问题、妇女问题及准无产者问题。就像对劳动者问题和准无产者问题一样，李达对妇女问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他继承和发展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
从1919年到1929年，李达的妇女解放思想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也受到日本、俄国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李达妇女解放思想的成熟，集中体现在他在《现代社会学》中对妇女问题的分析上。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多个角度深入而透彻地探讨了妇女问题。在他看来，世界正处于大变化时期，男女非但不应该争斗，而且应该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共同致力于社会变革，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推动社会发展。他指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妇女要想改变受压迫的情形，实现自身的解放，就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实行社会革命，推翻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
一、妇女解放运动必须与社会运动相结合
在1919年的《女子解放论》一文中，李达虽然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到了社会经济制度对妇女地位所起的决定作用，也从多个方面论述了妇女解放的条件，但是并未触及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问题。实际上，从政治、经济、法律上为妇女争取权利，并不能铲除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后来，在《女权运动史》一文中，李达写道：“妇女问题发生于私有财产制度确立之后，这无论中国与外国都是相同的。”在这里，李达一语道破了妇女问题的根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这是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关于私有制的确立使原始社会过渡到男性中心社会并使妇女丧失独立思想的深刻理解。恩格斯还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私有制的废除将使男子地位发生很大变化，也会使妇女的地位发生相应变化。李达认为，既然妇女被压迫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那么，要实现妇女解放，就必须废除私有制度;而私有制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私有制的废除仅仅凭借妇女解放运动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社会变革。
具体来说，之所以要把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起来，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妇女解放是社会发展的要求，要推动社会发展，就必须实现妇女解放。这个社会本来就是由男女共同组成的，他们在社会的发展中都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实现妇女解放，不仅是妇女本身的要求，更是社会经济组织发展变化的需要。李达指出：“女权运动，从主观的方面说来，固然可说是个人主义思想在妇女界发出的思想的革命，而从客观的方面说来，实是使女子适合现时经济组织的社会的改造。”虽然妇女问题在私有财产制度确立以后就出现了，但女权运动是在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后才发生的，也就是随着妇女劳动问题的出现才真正开展起来的。之所以说妇女解放是社会经济组织变化的需要，这是因为，产业革命以后，资本家的工厂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下层妇女为了弥补家用，就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从事社会的生产劳动。妇女解放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必然结果。
第二，妇女解放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社会运动而独立进行。李达认为，社会运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依广义解释之，凡一定社会阶级或社会部类，直接谋改良自身生活或间接谋增进自身利益之有组织的运动，皆称为社会运动。就狭义解释之必须被压迫阶级为谋自身解放而反抗压迫阶级之有组织的运动，始称为社会运动。”广义的社会运动种类繁多，而在近代史上可以称为狭义的社会运动的主要是有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运动和无产阶级推翻有产阶级的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作为无产阶级推翻有产阶级的运动，是近代史上社会运动的一种，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在《女权运动史》一文中，李达列举说明了法国、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斯堪的那维亚、巴尔干、俄国的女权运动。其中，我们看到，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女权运动受到强烈的压抑。尤其是在法国拿破仑专政时期，女权运动几乎偃旗息鼓，并且女权运动与社会运动的结合受到了惩罚。女权运动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统治阶级明白，两者的结合会促进它们各自的发展;而为了抑制两者的发展，统治阶级竭力阻止两者的结合。当然，即使起初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运动的结合受到了惩罚，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运动也是必然会结合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只有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才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果。
要使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运动都取得成功，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运动都必须达到和满足一定的要求。
首先，妇女解放运动本身应该具有彻底的革命性。李达指出，俄国妇女运动之所以为妇女争取到了解放，是因为“俄国底女权运动与英法等国底女权运动各有不同。英法等国底女权运动，最初在于要来承认妇女底权利。俄国底女权运动却不是如此”。当时，俄国的男子与女子同时处于专制统治之下，女权运动最初的目的就是结合同样受压迫的男子，同专制政府和大地主贵族资本家作斗争。俄国的女权运动史可以当作女子的革命史来看，妇女们的运动具有革命性质，并且俄国的妇女运动是男女共同携手奋斗的。俄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是立足于俄国的实际国情，致力于与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男子共同推翻封建统治，故而方能实现妇女的解放。而欧美各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起初只是为了为妇女争取到教育、政治、经济上的权利，并未触及到社会的根本制度问题，因而妇女的解放只是停留在取得一定权利的层面上，并不能获得根本的解放。而且，即使是那些一定层面上的权利，对妇女也具有正反双重作用。例如，作为妇女运动的成果，为保护女工而制订的法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女工的权益，但也为女工的就业带来了不便，很多工厂主就是因为保护女工的法律而减少了对女工的雇佣。
其次，社会运动也应该具有彻底的革命性。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社会运动应该是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基础、推翻现有社会制度的运动，改良主义的社会运动是不能真正帮助妇女实现自身的解放的。李达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探索出这种社会问题弊病的根本原因，然后才能找到彻底解决的办法。如果只图暂时的解决方法，那么永久的解决方法就不能找到。改良主义者主张在维持现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变社会政策来实现妇女的解放，并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使妇女获得了政治、法律上一定的权利。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也就不能真正实现妇女的解放。俄国的妇女运动是妇女运动与彻底的社会革命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一次实现了妇女解放。李达认为“俄国现在已没有妇女问题了”，并且引用列宁的演说说明俄国妇女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最近十年之中，世界最进步的民主国中，无论什么民主的党派在解放妇女上，能够做到我们专政后第一年所做事业百分之一的，一个也没有。在我们国内，凡有关屈辱意义的法律，如拒绝妇女底权利，妨害自由离婚，处罚私生子等法律，现在都废止了。”俄国通过十月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民主政府，其在此基础上实行的保护劳动妇女权益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平等的法律，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妇女解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第二，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应该先致力于政治革命，在掌握政权后再来实现经济革命。李达指出，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即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所在，要改变妇女受压迫的状态，就要进行废除私有制的彻底的经济变革。社会革命分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时进行，社会革命才能取得彻底的成功。经济革命需要较长时间，而政治革命可以一蹴而就。为了拯救受苦受难的人们，需要先实行政治革命，再来进行经济上的变革。“政治革命为社会革命之前提，又为社会革命必经之途径，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苟不取得政权以改造经济组织，社会革命必无由实现也。”政治革命，需要由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颠覆旧权力者，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政治革命的胜利为经济革命的进行创造条件，政治革命取得胜利后，才能进行彻底的经济变革。
李达认为，政治革命又可以分为资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其中，资本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它由资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它当然由无产阶级领导。在李达看来，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爆发了。妇女中急进的分子，都加入布尔什维克，主张无产阶级的革命即时实现。”“布尔什维克一举掌握了俄国的政权，建设了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真正的妇女解放，……竟在劳农俄国首先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如何，做女权运动的人们大概可以明白了。”
二、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
李达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阐释了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因。李达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坚持从经济上分析阶级概念。他指出：“阶级者，社会的生产历程之结果，由生产条件产生而出，因生产手段之分配，及社会人员被分配于生产历程中所构成之社会的系统而生者也。”依照这个阶级概念，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可以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妇女解放之所以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是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二是妇女问题的实质是劳动问题，妇女解放的中心问题就是劳动妇女的解放，而劳动阶级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问题需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解决;三是无产阶级自身的革命性质，决定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妇女实现自身的解放。
第一，妇女受压迫的实质就是阶级压迫。妇女受压迫，长期以来丧失自我，其实质就是阶级压迫。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不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而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私有制度的形成，使社会上的人们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男子就凭着经济的权力，创造出奴隶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女子就渐渐依赖男子谋生，服从，隐忍，就成了女子第二的天性。于是就有许多圣人贤人出来赞扬这种男性中心的社会，更造出许多男尊女卑的礼教文物来。男子完全成为治者阶级，女子完全成为被治阶级，女子除了做男子的玩物和奴隶以外，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妇女被男子压迫，是在男子掌握了社会财富、妇女依赖男子生活即妇女成为无产阶级、男子成为有产阶级之后形成的。男子对妇女的压迫，是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妇女处于被压迫地位，其生存状态与奴隶无异。“凡是女子所处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男子好象天神，是主人。女子好比是奴隶，囚犯。”妇女长期以来的被压迫是作为无产阶级被压迫，因此，妇女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解决。
第二，妇女问题的实质是劳动问题。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将妇女问题分为普通妇女问题和妇女劳动问题两类。普通妇女问题主要是男女平等方面的问题，妇女劳动问题的重心则在于经济问题。“普通妇女问题即妇女要求社会承认与男子享受同等权利之问题;妇女劳动问题即从事劳动之妇女拥护其为劳动者之利益之问题。普通妇女问题以要求除去社会生活上男女差别之待遇为主旨，属于人格问题;妇女劳动问题以要求劳动之解放为主旨，虽同属于人格问题，而其重心则属于经济问题。”普通妇女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启蒙运动促进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妇女认识到自己与男子相比地位低下和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要求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普通妇女问题属于一种广义的文化运动，所以可以通过在中流以上的妇女指导下进行斗争来解决，但是“妇人劳动问题属于经济问题，故由妇女劳动者主持之”。在这里，妇女问题与劳动问题结合起来了，成为妇女劳动问题。所以，妇女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劳动问题的解决，同样地，劳动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妇女问题的解决。李达认为，现代妇女解放的重心问题是妇女劳动问题。“故今日妇女运动之趋势，其中心已由中流妇女移于无产妇女，而成为最有意义之社会运动矣。”⑤正因如此，妇女解放运动理应由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来领导实现。在李达看来，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妇女运动并不能维护下层妇女的权益。欧洲各国的女权运动往往是从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开始的，而资产阶级妇女运动集中为社会上层妇女谋利益。虽然这种运动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这种集中在社会上层妇女中的解放运动，丝毫没有改善下层妇女受压迫、受奴役的生活状况。他认为，为了社会上多数妇女的利益，妇女解放运动应该由占妇女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来领导。俄国的妇女运动就是如此。在俄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男女联合起来，推翻了专制统治，建立了新政府，实现了妇女的解放，维护了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内的妇女的权益。
第三，无产阶级领导妇女实现自身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身彻底革命性的要求。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灭亡自己的阶级。李达认为，无产阶级的使命是解放全人类，妇女是整个人类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当然就要解放妇女。同时，无产阶级领导妇女实现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要求。私有制度产生以后，社会上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直处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地位。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它只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使自己摆脱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只有不分性别地把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才能获得自身和整个人类的解放。作为占人类人口一半的妇女，如果不能获得解放，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就不能获得解放。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解放全人类和实现自身的解放，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妇女实现解放。
三、中国的妇女解放
与旧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李达的哲学探索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质，力图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努力探寻中国的出路。作为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李达的妇女解放思想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妇女问题，探寻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道路。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妇女解放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阻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中国人民苦难深重，妇女更是受到多重的压迫，有来自封建礼教的压迫，有来自现实政府的压榨，还有来自帝国主义势力的勒索，等等。李达认为，在中国，无论普通妇女问题还是妇女劳动问题都有除世界妇女问题一般性之外的特殊性。就普通妇女问题来说，最突出的是婚姻问题和参政问题。在婚姻方面，中国的妇女依然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婚姻不能由自己做主，没有婚姻自由可言。在法律上，中国的妇女没有财产继承权，经济上不能自立。中国的妇女教育不发达，妇女极少有服务社会的本领。同时，中国的产业不发达，工商界也不能为妇女提供工作的机会，妇女们被束缚在家庭之内，不能获得所谓的人格自由和尊严，更不用说参政权。而在欧洲各国，女权运动已经为妇女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教育权、参政权。就劳动妇女问题而言，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侵入，中国农村手工业逐渐破产，农村妇女不得不进入城市谋取生路，但是由于没有劳动法的保护，女工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其所得的工钱不能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劳动妇女是中国妇女的绝大部分，她们的生活困难，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总之，中国的劳动妇女处境悲惨。
在同梁启超和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论战时，李达就指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群众用暴力夺取国家政权，向共产主义迈进。李达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革命兼有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重任务。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需要进行民族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中国内受武人政治的统治，需要进行民主革命即社会革命，推翻武人政治，建立维护人们利益的政府组织。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相互促进的，民主革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民族革命的胜利有利于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革命的胜利有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无产阶级苟得解放，则弱小民族亦随而解放，阶级隶属之事实消灭，则民族隶属之事实亦必归于消灭;反之，民族隶属之事实消灭，则阶级隶属之事实亦必归于消灭。”在李达看来，妇女解放运动是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还是要推翻国内武人政治、建立维护人们利益的政府，都需要进行妇女解放运动。他强调指出，中国社会革命应当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开始谈起，不然就成了空想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民主革命的重要一部分，需要和民主革命一起进行。
李达认为，中国妇女要反抗重重压迫、实现自身的解放，必须高度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必须同时进行，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同这两者结合起来。只有通过与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相结合，依靠社会整体的力量消灭压迫妇女的各种势力，中国妇女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第二，中国的妇女问题同世界的妇女问题一样，其中心问题是妇女的劳动问题，因此，中国妇女的核心阶级是劳动阶级;要实现中国妇女的解放，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第三，中国妇女要想保障自己的权益，就必须在社会革命之后努力实现劳工专政，建立劳工政府。只有在劳工政府的领导下，建立和健全保护妇女权益的各种法律和制度，才能实现男女平等。第四，妇女受压迫的历史几乎从一开始就带有世界性，中国的妇女要想获得解放，不仅要参与国内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还要与国际无产者联合起来。如果不与国际无产者联合，即使侥幸取得一时的胜利，“然其结果亦不过脱离甲派帝国主义之支配而转受乙派帝国主义之压迫”。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世界范围内的斗争，中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独立存在，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必须与国际无产者争取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必须与国际无产者领导的解放运动联合起来。
四、共产主义社会里妇女的彻底解放
李达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继承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立足于人类解放来看待妇女解放问题的。所谓人类解放，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那么，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后建立的劳工专政的国家是否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呢?对此，李达首先分析了私有制被废除后的社会状态。
李达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妇女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就必须废除私有制。现代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那么，私有制被推翻后社会将呈现怎样一种状态呢?他指出：“由唯物史观说得推知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变革而进于社会主义社会，由剩余值价说得推知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必然崩坏而达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由阶级斗争说得推知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阶级最后之敌抗形式，而阶级与阶级斗争之必归于消灭。是故社会主义唯一目的，在将私有资本收归公有，而达到此目的之唯一政治手段，厥为劳工专政。”在这里，李达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趋于灭亡，代之而起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劳工专政国家。他还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经济组织为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政治组织为无产阶级民主主义。
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对国家与社会作了区分。他认为，国家是私有制的产物，国家的出现以阶级对抗为前提，它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才建立国家的。国家随阶级对立产生，也会随着阶级对立的消灭而消亡的。而社会是不能与国家混为一谈的，二者在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李达详细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在形式、范围、生活内容、秩序、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区别，从而为阐明国家消亡后的社会状态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只有国家消亡后，人们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这好比是古代社会中的自由平等，但却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由平等，而是否定之否定后的自由平等。在国家走向消亡的过程中，有一个过渡期的国家。这种过渡时期的国家是劳动者的国家，是实行劳动阶级专政的国家，它能为妇女解放提供物质的、经济的保障。在李达看来，妇女解放包括物质的解放和精神的解放，妇女要谋求精神的解放，首先必须谋求物质的解放;而要想获得物质的解放，就要摆脱资产阶级的资本支配，这就要毁灭掉资产阶级的资本组织。而过渡时期的国家，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它将资产阶级的企业的财产收归国有，采取财产公有、共同经营的经济模式，从而使得妇女解放有了现实的经济基础。
家庭也是私有制经济的产物，私有制被废除后，家庭会怎样呢?妇女解放运动本身是否是对家庭制度的一种破坏?李达认为，一切制度都应该顺应时代的要求、为人们服务。如果一种制度不能满足为人们服务的要求，那么，它就有被废除的必要。即使它不被废除，由于其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到了一定时期，它自己也会退出历史舞台。家庭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一种，如果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同样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妇女解放，对家庭制度来说，没有什么破坏可言。从历史上看，从专门针对妇女实行专偶制起，对妇女的压迫日益变本加厉起来。专偶制的存在，是私有制经济的产物。私有制经济的产生，使得大量的财富集中在男人手中，为了使这些财富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就需要对妻子的专偶制，限制妻子的性自由，使妻子只有丈夫一个性伴侣。对私有制社会进行变革后，大部分生产资料都将变为社会公有。那时，不仅专门针对于妇女一方的专偶制会消失，而且随着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公有，对妇女进行其他各种限制的经济基础亦不复存在，妇女不必再为金钱而献身。同时，私人家务将变成社会的公共事务，妇女日益从家庭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当然，专偶制仍然会存在，但专偶不再只是专门针对妇女的专偶，它同时也是针对男人的专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才能不再以任何经济因素而是完全以爱情为基础，真正的一夫一妻制也才会实现。
在谈到私有制被废除并经历过渡时期的国家以后的未来社会状态时，李达指出，社会学的派别很多，关于未来社会的推测也很多，但是这些推测殊途同归的一点是，未来社会必然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惟此种自由平等博爱之未来社会状态，非经济进于最高阶段不能实现，故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之社会实即共产社会也。社会进化之极致必达于共产社会。”在这里，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李达坚信，未来社会必定是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实现自由平等博爱。
李达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从自发分工中解放出来从事自由生产活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这样，人们就从以往社会必须维持生计的活动中解放出来，个人无须担心自己衣食住行的需求是否能得到满足，不再受物的支配，摆脱了各种异化的状态。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境界也得到极大的提高，整个社会完全按需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分工所造成的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将被克服，妇女不会再被缠身于家务劳动，无所谓固定的工作，只需根据自己的喜恶来进行选择。而随着由私有制造成的劳动异化的被扬弃以及以男女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为特点的分工制度的消失，妇女就有了完全实现自己本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可能性。共产主义社会是将人的本质还给人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个人是完全解放的个人，而这种解放是人的自由的完全重新获得。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种自由全面发展是相对社会中的所有人而言的，当然也包括妇女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里妇女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妇女解放的真正实现即妇女的彻底解放。
作者：汪信砚 袁雪
翻开兵团公安工作创立和发展的史卷，首先看到的是那支为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转战南北，功勋卓著的队伍铸剑为犁的峥嵘岁月，感受到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历史责任。兵团公安创立于特殊的历史年代，根植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依托于特殊的组织形式，受命于特殊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兵团公安工作的创立与发展始终同兵团的创立与发展血肉相连、同脉同根，共同经历了创立、发展、挫折和壮大的发展历程。
建国初期，在兵团全面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促进边疆经济发展职责的紧要关头，兵团在师、团政治部(处)设立了保卫机构，积极投身于生产建设第一线，充分履行保卫生产安全、维护民族团结、调解人民内部纠纷、打击刑事犯罪的专门职能。“文革”期间，当兵团事业遭受挫折和破坏时，兵团公安机关也一同受到冲击，公安工作处于瘫痪状态。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兵团恢复建制，开始第二次创业。1983年10月，兵团公安机关恢复，继续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历史责任。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高瞻远瞩，立足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着眼屯垦戍边事业发展的新要求，赋予了兵团新时期三大作用，兵团进入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兵团公安工作同样迎来了正规化建设和科技强警的重大发展机遇。
兵团公安工作的发展虽然几经波折，但是兵团公安机关承担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边疆稳定的历史使命始终没有动摇。始终坚持政治建警，打造出了一支忠诚可靠的公安队伍，在危急关头冲锋在前，发挥了突出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时刻牢记保障和服务兵团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促进兵团社会稳定和谐的社会责任，坚持法制建警、科技强警，全面推行队伍正规化建设，坚持执法为民，维护公平正义，在兵团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创新与实践
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抢抓机遇，是兵团公安局党委推进兵团公安事业快速发展，保持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在强力推进公安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的同时，兵团公安局党委不断探索“如何建设兵团公安机关”这一重要课题，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和第二十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引和时代发展的背景下，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发展要有新思想，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要求，紧紧抓住解决兵团公安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在大刀阔斧的改进和加强公安业务和队伍建设的不断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理论成果和工作思路，为推动兵团公安工作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坚持派出所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公安工作的现代化建设，实现超常规发展的突破。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和增编的有利契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紧紧抓住派出所建设，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强力推进派出所的建设发展，使其成为推动兵团公安工作整体发展的重要开端，实现了兵团公安工作的跨越式发展。
——坚持实施科技强警战略，做实基层、做强一线，实现公安实力的突破。以推进“金盾工程”建设为契机，一方面不断提高民警的信息化素质，另一方面，强调成本效益，不搞花架子，立足实战，加强基础网络和系统建设，迅速建立了覆盖各级公安机关的集文字、语音、数据、图像传输为一体，高效安全的计算机通讯网络，开发、推广使用了各类公安业务信息管理系统，提高了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能力。
——坚持政治建警不动摇，确保创新发展和队伍管理“两手抓、两手硬”。在队伍建设的目标上，一方面大力推进解放思想、创新发展，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出了“率先在西北地区实现公安队伍建设正规化”的任务目标，注重少数民族民警的培养教育，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公安事业的少数民族民警和领导干部。另一方面，针对公安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力推进行业纠风，深入开展“三项排查”、“三个专项治理”，下大力气解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及内部管理“稀、拉、松”等问题。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队伍“三乱”、“四难”问题得到了有效根治，滥用枪支警械和强制措施的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极大改善了公安队伍内部素质和外部形象。此后局党委又结合实际，提出了“三个绝不允许”和“四条底线”的硬指标，立足深入研究“为谁执法、为谁服务、对谁负责”的问题，从民警群众观念、感情立场、执法理念和执法素质能力等方面人手，着力解决宗旨意识淡薄、伤害群众感情、执法随意、违规办案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改进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确保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维护了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坚持适应兵团公安机关维护稳定工作的基本思路，实现公安维稳工作的突破。通过对兵团内部和新疆对敌斗争特点、趋势和规律的细致调查研究，确定了“稳住内部、盯住外部、摸根求源、适时打击、服务全疆”的总体工作思路，明确了“绝不允许‘三股势力’在兵团内部渗透、形成组织，绝不允许‘三股势力’，通过兵团和地方连成片”的战略目标，坚持全疆公安工作一盘棋的大局思想，在维护兵团内部稳定和新疆大局稳定以及打击“三股势力”斗争中赢得了主动权，确保了兵团社会政治稳定。
——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实现“四个能力”和“两个水平”的突破。坚持从构建现代警务工作体制机制人手，以执法能力建设为核心，以执法社会效益、法律效益相统一为落脚点，以情报信息建设为龙头，以命案必破工作为抓手，以治安防控为基础，大力提升公安工作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坚持积极破解发展难题，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问题。局党委借助“三基”工程建设的东风，成功破解了长期困扰兵团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难题。在《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中，首次全面、权威地解释了兵团公安机关的法律地位，实现了兵团公安机关性质、地位、职能、作用的法规性确认。成功理顺了中央财政补贴地方公安机关的经费渠道，实现了兵团公安组建之后第一次大批量增加编制。
——公安工作的根基得到进一步加强。“十五”以来，完成了190个派出所办公用房的新建和改建，共投入资金9032万元，建设面积8.72万平方米。从兵团公安局办公楼到垦区公安局办公场所没有出现一个欠账工程，没有出现一个烂尾工程。“三基”工程建设开展以来，已基本解决了派出所的“三无”(无办公用房、无交通工具、无电脑)问题。截至2008年6月，派出所民警人数增加至1426人，占总警力的33.52%。单警装备配发到位，派出所外观标识统一
工作全部完成。兵团派出所硬件建设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能够适应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稳定形势的需要。
——科技强警战略的实战效应进一步凸显。“十五”期间，按照国家1.6亿的规划建设标准实施的兵团“金盾工程”，在没有增加兵团财务负担的情况下，先后争取国家资金投入8000余万元，建成了兵团公安局指挥中心、覆盖全兵团派出所的四级信息网、公安电话专网、视频会议系统、超短波常规应急通信、地面卫星通信站和派出所刑侦综合信息系统、派出所综合信息系统、短信查询等八大信息查询系统，实现了网上指挥调度、网上综合信息查询、网上追逃、重大疑难案件网络会诊。目前，兵团公安信息化的建设、普及和应用水平走在了西部省区的前列，提升了兵团公安机关的地位，为公安实战提供了侦查办案、信息查询、追逃等技术支持。
——维护社会稳定和治安秩序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在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大潮中，兵团公安机关充分发挥其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共破获各类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200余起，侦破各类刑事案件13.76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6万名，挽回经济损失10.92亿元;办理治安案件12.63万起，治安调解近4万起。连续8年未发生特大火灾及群死群伤火灾事故。2006年至2008年，命案破案率连续3年达到90%以上，名列全国前茅。
——警务机制改革创新稳步推进。规范县级公安机关机构设置工作全面完成。以推行兵团社区和连队警务战略及农牧团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为突破口，积极推动警务机制改革创新，80%的团场设立了社区(连队)警务室。同时，借助信息化建设，警务室实行数字化、网络化防范，实现了网上侦查和信息化管理，提高了服务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同时，不断深入进行文化育警活动，兵团警察精神进一步弘扬，警察公共关系进一步改善，有力地推动了公安队伍整体政治理论、法律专业和综合文化素养的提高。
——队伍执法素质和执法水平再上新台阶。兵团广大公安民警牢固树立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不断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权限意识和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树立起了严格、公正、文明、高效执法的良好形象。涌现出了见义勇为、舍生忘死的二级英模、优秀人民警察屠海力，公道正派、秉公执法的任长霞式的公安局长王跃华，心系百姓、爱民为民的社区民警李玉山，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先进工作者艾尼·吐鲁洪，2007年度“新疆十大法治人物”温利征等一大批英雄模范和优秀基层单位。2005年以来，信访总量、新生信访案件、疑难信访案件均呈逐年下降趋势。公安机关有效利用治安调解手段，2007年共办理治安调解案件5312起，同比增加3041起，上升133.9%，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促进了社会和谐。各级党委和职工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满意率稳步提升，2007年调查统计，职工群众对公安机关满意率达到96.7%，较全国相比高3A个百分点，民警违法违纪案件数进一步减少。
启示与展望
回顾30年的发展道路，兵团公安机关牢牢把握住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契机，使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给职工群众带来了更多福祉，使兵团公安事业大踏步前进，迎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光明前景。主要有以下几点工作经验。
第一，必须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兵团公安工作的实践证明，公安工作只有自觉置于兵团党委和公安部的领导之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兵团党委保持高度一致，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兵团公安工作每一项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兵团党委和公安部的正确领导。
第二，必须牢固树立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兵团内部和新疆稳定的大局意识。这是兵团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兵团公安工作的根本职责所在。正是有了这种大局意识，才确保了兵团公安工作始终把工作的重点和斗争的锋芒，指向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捣乱和破坏活动，确保了兵团和新疆的稳定。必须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在不断增强严打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加强适合兵团特点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升公安机关的专业防范水平，牢牢控制社会治安局势。
第三，必须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切实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坚持把公安机关的一切执法行为，统一到执法为民的基本准则上来，坚持以人为本，切实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把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公安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四，必须坚持政治建警、科技强警、从严治警、依法治警。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是做好公安工作的根本保证。必须始终把队伍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以政治建警为基础，以科技强警为支撑，以从严治警、依法治警为保证，不断夯实队伍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思想基础，有效提升公安队伍核心战斗力，全力打造一支正规化、专业化公安队伍。
第五，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公安工作。主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求发展，坚持改革促发展，是兵团公安工作实现大发展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改革才能为公安队伍注入新的活力，只有发展才能推动公安工作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需要，才能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立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新时期、新形势下公安工作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兵团公安机关将继续积极适应当前公安工作面临形势的新变化，牢牢把握科学发展的新机遇，按照“三个加强、三个提升”的具体要求，将积极加强公安信息化建设，提升队伍核心战斗力;切实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升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继续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三基”工程建设的战略举措，作为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要深刻分析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不断增强履行维稳戍边伟大历史使命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的规律特点，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安工作促进和谐的社会功效;继续加大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力度，确保社会治安大局稳定，职工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深入推进社区(连队)警务战略实施，不断探索切合兵团实际的警务、勤务模式;继续坚持“硬件更硬，软件更强”的指导方针，深入推进“三基”工程建设和队伍正规化、职业化建设，为兵团公安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夯实基础，为新疆和兵团的长治久安、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兵团率先在西北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创造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作者：杨 司
精选范文:继续解放思想学习心得：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共2篇) 当前，各地各部门把开展继续解放思想的学习讨论活动，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任务，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径，深入扎实地加以推进。在活动中，大家紧密结合实际，围绕当前解放思想的实质和意义是什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解放思想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些讨论，对于用党的十七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将起到重要的作用。现将学习讨论活动中的有关观点作一概述。 解放思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 大家普遍认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好诸多困扰我们事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以解放思想来统一思想，推动又好又快发展。思想解放的成效如何，最终要通过科学发展的实绩来检验。 解放思想是为了实现又好又
xx年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心得体会：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当前，各地各部门把开展继续解放思想的学习讨论活动，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任务，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径，深入扎实地加以推进。在活动中，大家紧密结合实际，围绕当前解放思想的实质和意义是什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解放思想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些讨论，对于用党的十七大精神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将起到重要的作用。现将学习讨论活动中的有关观点作一概述。
解放思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
大家普遍认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好诸多困扰我们事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以解放思想来统一思想，推动又好又快发展。思想解放的成效如何，最终要通过科学发展的实绩来检验。
解放思想是为了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今天的解放思想，与30年前的解放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方向和目标都是一致的，但两者又有不同的阶段性内容、任务和特点。当前，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统一到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上来。
解放思想是要破除影响科学发展的思想障碍。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在以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找准目标，拓展思路，更好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不能守成，只能继续大胆创新，不断开拓前进。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打破旧体制，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但随着发展阶段和形势的变化，有些经验做法和思想观念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拿出改革创新的勇气，果断消除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障碍。一方面，在发展目标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仅重视数量、速度和硬件建设，而且重视质量与水平，重视社会文明程度与和谐程度;
另一方面，在发展思路、发展路径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粗放的发展方式，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治理创新求发展，真正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解放思想是推动一切工作的“总阀门”。思想决定行动，是个管总的东西。“总阀门”不打开，讨论问题难免就事论事。思想上搞通了，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我们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得益于思想的不断解放;完成新阶段的各项目标任务，更需要在解放思想上有新境界。我们目前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虽然表现在工作上、作风上、体制上，但根源还在于思想解放上有差距。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充分释放发展潜能。要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努力做到在解放思想上有新进步，在改革开放上有新突破，[继续解放思想学习心得：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共2篇)]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上有新进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创造新业绩。
解放思想须紧密结合实际
大家强调，解放思想的过程，既是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思想和实际相符合的过程，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要坚持把解放思想的落脚点放在破解发展难题上。
解放思想要体现在分析问题、制定对策上。思路决定出路。发展中碰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决起来不可能有现成答案。这就要求我们抓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拿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对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来讲，强调解放思想，更多地要体现在分析问题、制定对策上，体现在能否找到一条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路子上。
解放思想要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解放思想不是空谈，而是要取得实效。再好的决策、再伟大的设想，假如不能落实，都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多少意义。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抓落实、抓具体工作上。各地区各部门应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别人的做法。要围绕破解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拿出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努力取得实质性进展。假如人人都能做到
“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理由”，那么，我们就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开创各项事业的新局面。
解放思想要体现在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上。发展要有新成效，必须敢于突破惯例，敢于超越自己，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目前，有的干部存在着“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不求工作出色，但求工作无过”的思想倾向;有的干部碰到问题，不先去了解实际、研究实际，提出解决办法，而是先去查“老黄历”。出现这些问题，原因之一是有的地方缺少鼓励创造、激励创新的氛围。因此，应充分调动和保护好各级干部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只要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符合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就要鼓励大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努力形成鼓励创造、激励创新的良好氛围。 解放思想需要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大家认为，领导干部是解放思想的主角。领导干部能不能解放思想，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取得什么样的成果，直接影响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发展走向和改革创新的力度。因此，领导干部应自觉联系个人实际和本单位实际，认真查找制约科学发展的问题和根源，在解放思想上走在前面。 领导干部要带头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问题至关重要。领导干部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敢于直面矛盾，勇于攻坚克难。当前，首要的就是围绕科学发展，扎实搞好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提高熟悉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科学决策、创新实干的能力，使调查研究成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法，成为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
培养造就一支善于推进科学发展的干部队伍。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干部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思想水平改造提高的过程。要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培养造就一支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善于推进科学发展的干部队伍。
体制机制创新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
大家表示，从时代发展的要求出发，摒弃一切不适应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做法，是检验思想解放与否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全过程，着力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体制机制创新是不断突破思想障碍和体制机制障碍的前进过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突出问题，其中更为根本的是体制机制问题。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是一个没有成功先例可资借鉴的艰难探索过程，更是一个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前进过程。当前，与旧体制相联系的传统思想观念依然有一定影响，必然会对体制机制创新构成干扰。因此，要继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破除影响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行政治理体制。坚持宏观改革与微观改革相结合，政府推动改革与引导群众创新相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相结合，继续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旧观念、旧体制，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共同富裕、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等深化各项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
完善体制机制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已经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仍比较突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完善体制机制，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非凡是在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及其体制机制设计上，在建立科学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上，在保障科学发展的政绩考核体系上，我们仍需要改革攻坚，“啃硬骨头”。
篇二：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学习心得体会
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学习心得体会
高一组：曹秀琼
十七大报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并把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首要的是要继续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必须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开展继[继续解放思想学习心得：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共2篇)]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没有新的观念，就不可能有新的思路;没有新的思路，就不可能有新的举措;没有新的举措，就不可能有新的成效。
首先，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是深入学习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要理解好、贯彻好十七大精神，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适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阶段上，就会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脱离，就难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难以准确地理解和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就跟不上发展的形势，就承担不了领导赋予的重任。 其次，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是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从国际形势来看，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国与国之间在科技和综合国力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们不得不直接参与国际竞争，正在面临着旧的体制和工作方式与国际如何接轨的挑战，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通过解放思想再讨论，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有清醒的了解和认识，审时度
势，把握大局，制定对策，力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从国内形势来看，党的十七大吹响了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号角，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全国各地都在抢抓机遇，加快发展。
当前，各地各部门把开展继续解放思想的学习讨论活动，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任务，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径，深入扎实地加以推进。在活动中，大家紧密结合实际，围绕当前解放思想的实质和意义是什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解放思想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些讨论，对于用党的十七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将起到重要的作用。现将学习讨论活动中的有关观点作一概述。
解放思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
大家普遍认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好诸多困扰我们事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以解放思想来统一思想，推动又好又快发展。思想解放的成效如何，最终要通过科学发展的实绩来检验。
解放思想是为了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今天的解放思想，与30年前的解放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方向和目标都是一致的，但两者又有不同的阶段性内容、任务和特点。当前，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统一到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上来。
解放思想是要破除影响科学发展的思想障碍。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在以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找准目标，拓展思路，更好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不能守成，只能继续大胆创新，不断开拓前进。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打破旧体制，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但随着发展阶段和形势的变化，有些经验做法和思想观念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拿出改革创新的勇气，坚决消除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障碍。一方面，在发展目标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仅重视数量、速度和硬件建设，而且重视质量与水平，重视社会文明程度与和谐程度;另一方面，在发展思路、发展路径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粗放的发展方式，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求发展，真正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解放思想是推动一切工作的总阀门。思想决定行动，是个管总的东西。总阀门不打开，讨论问题难免就事论事。思想上搞通了，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我们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得益于思想的不断解放;完成新阶段的各项目标任务，更需要在解放思想上有新境界。我们目前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虽然表现在工作上、作风上、体制上，但根源还在于思想解放上有差距。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充分释放发展潜能。要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努力做到在解放思想上有新进步，在改革开放上有新突破，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上有新进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创造新业绩。
解放思想须紧密结合实际
大家强调，解放思想的过程，既是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思想和实际相符合的过程，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要坚持把解放思想的落脚点放在破解发展难题上。
解放思想要体现在分析问题、制定对策上。思路决定出路。发展中遇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决起来不可能有现成答案。这就要求我们抓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拿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对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来讲，强调解放思想，更多地要体现在分析问题、制定对策上，体现在能否找到一条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路子上。
解放思想要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解放思想不是空谈，而是要取得实效。再好的决策、再伟大的设想，如果不能落实，都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多少意义。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抓落实、抓具体工作上。各地区各部门应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别人的做法。要围绕破解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拿出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努力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理由，那么，我们就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开创各项事业的新局面。
解放思想要体现在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上。发展要有新成效，必须敢于突破惯例，敢于超越自己，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目前，有的干部存在着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不求工作出色，但求工作无过的思想倾向;有的干部遇到问题，不先去了解实际、研究实际，提出解决办法，而是先去查老黄历。出现这些问题，原因之一是有的地方缺少鼓励创造、激励创新的氛围。因此，应充分调动和保护好各级干部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只要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符合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就要鼓励大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努力形成鼓励创造、激励创新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