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跨文化交流论文(精选5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不问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频繁，跨文化交流已成为了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目的语与本国语之间的交流。因此，在英语教学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而且还要教给他们不同的语言背景和文化，使他们了解不同的文化差异，并解决矛盾和冲突，克服交流障碍，从而培养起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探源
摘 要：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借助翻译克服了语言差异的障碍，跨越了文化差异的沟壑，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文化在翻译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语言塑造了文化，是文化的载体;同时语言又不能脱离或超越文化而独立存在。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微观的语言问题，而且是宏观上的文化问题。所以，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了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
关键词：语言 文化 翻译 跨文化交流
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造就了千差万别、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如何实现沟通和交流呢?最为直接有力的回答当然是：翻译。翻译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赖以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它不仅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推动各民族和全人类进步以及全球文化融合与更新的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21世纪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时代，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和便捷，文化的差异性、多元化和多样化特征愈发凸显，“翻译在各种文化之间始终充当着协调者和中介的作用，其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愈加重要”[1](P66)，因而，如何阐释语言的文化属性、从跨文化的视角解读和理解翻译的跨文化交流功能和作用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语言与文化
语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基本文化成果，是文化的实体存在，是文化的核心，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具有自律性、内在性、独特性的文化属性。特定的文化人群或地域人群在用其特有的语言表达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传达社会经验、精神情感、信仰、价值观念、心态系统以及世界观等的时候，就给自己的语言符号打上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印记，并赋予其特有的文化附加意义及衍生意义，从而决定了语言的异质性和语言的文化属性。
第一，语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包括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等诸多范畴的结构体系。它具有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语言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存在规定了语言符号外观、遣词造句和承载文化底蕴上的分歧和差异。”[2](P107)人们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也是在逐渐了解并进入该语言所记录、描绘和表达的文化世界。因此，无论是汉语的象形文字还是英语的拼音字母或是拉丁语的拉丁字母，都是音、形、意相结合的、有意义的符号单位，都带有其各自所属民族文化系统的特征。表意象形的汉字的偏旁部首展现的是所表达意义的具象，与西方的拼音字母中前后缀所指示的共相或抽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英语和汉语在语法方面也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英语的名词有着较为复杂的性(gender)、数(number)、格(case)的形态变化，动词有非常复杂的时态、体、语态、语气、人称等的形态变化，而且句子的主语和谓语要保持人称和数的一致，这反映了英美文化世界的语言使用者们看重精确与形式逻辑的分析话语体系，希望通过严密的分类和演绎推理保持理性的语言价值体系。而汉语的动词和名词没有如此复杂的区分，没有形态的变化，有时动词和名词甚至是可以通用的，这反映了中国人偏重直观，相对不受逻辑规约的束缚，得“意”而忘“形”，用形象化语言进行思辨的综合性思维方式。又如，汉语中没有英语的定冠词、动词时态、主谓一致等语言规约，所以中国人觉得英语语法很生硬呆板，而英语国家的人会认为汉语不够严谨;另一方面，汉语用于限定可数名词的的量词却又十分严谨，如汉语的“一个(人)”“一头(牛)”“一只(鸡)”“一匹(马)”“一辆(车)”“一扇(窗户)”等在英语中均可以用不定冠词“a(n)”来表达：a man、a cow、a chicken、a horse、a car、a window等，所以英美人会觉得汉语的量词很繁杂，而我们会认为英美人没有区分事物本质差别的逻辑。
第二，任何一种语言都根植于语言使用者赖以生存的文化，特定的语言与其生存的文化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和共通性。人类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有“文化”，是因为生活在世界中的人在使用被赋予了意义的语言来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同时，也用语言来构建意义世界，构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并通过语言的方式拥有文化世界，从而发现自己的存在。可以说“人类几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思索着自己与语言的不解之缘，并在语言的规范下创造和传承着不朽的文化”[3](P8)。语言中的词语包含着深厚的民族和文化因素，都被赋予了各自文化特色的附加意义和衍生意义，各种文化都为自己语言的词语意义打上了独特的文化印记。譬如，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家族伦理居于核心地位，在亲属称谓中，嫡亲或外亲、宗亲和姻亲、直系或旁系等辈分及长幼的排列非常明确。所以，对于汉文化中丰富的亲属关系称谓词语的理解有时需要更多地依赖于上下文和各种不同的语境。《红楼梦》第三回描写林黛玉初进贾府时，最能体现林黛玉身份和地位的称谓用语有两处，一是林黛玉向众人说起癞头和尚要化她出家之事，因父母不肯，癞头和尚便说：“若要好时，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是外亲，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生……”。二是王熙凤初见到林黛玉时，对其大加赞赏：“……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嫡亲的孙女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其中所使用的“外亲”“外孙女”“嫡亲的孙女”等称谓都有意无意透露出对林黛玉在贾家的身份和地位的暗示。贾姓人士对于林黛玉是“外亲”。反过来说，林黛玉对于贾家也是外姓人士，是“外孙女”，而非“嫡亲”。所以，林黛玉虽然进了贾府，但总归是外人，暗示了林黛玉寄人篱下的命运。而这一点，对于不了解汉文化中称谓文化的外国人而言，是难于理解的。
语言是联系人与文化世界的纽带，语言在文化中不断发展，并被不断地赋予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和内涵。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规约着人们的语言使用，人们从出生之日起就浸润其中。
二、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是指分处于异质文化中使用不同语言的信息发出者个体和信息接收者个体之间通过特定的信息传播途径进行信息传通的过程。对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而言，实现这个完整的信息交流过程所依赖的特定的信息传播途径主要就是“翻译”。翻译的介入或者确切地说翻译者的介入和参与使讲不同语言的民族得以相互交流、彼此沟通，并最终实现相互对话的目的。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必须首先破译源语信息，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不改变原文蕴涵的意义或所要传达信息，然后用译入语赋予该信息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相同意义，以保证信息发出者意向所指的接受者感受到完整的信息传递，并接受其影响而做出反应或采取行动。语言的文化属性表明翻译已远远超越了源语与译语之间简单的语言转换或信息传递，它不仅是一个在尽量不改变原文蕴涵的意义或所要传达信息的前提下，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过程，而且是在多种文化语境参照下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参杂糅合的、在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进行协商调适的复杂的信息转换过程。每个从事翻译的人都会感受到源语和目的语中若隐若现的“文化”以及每个文本中所蕴含着的某种难以言表、难以捉摸的潜藏在词语里面的模糊的、含蓄的、多义的文化特质。
第一，从微观层面上看，翻译是两种语言形式之间的转化、阐释和再现的过程，如把英语译成汉语或反之。翻译从外在形式上看是指用一种语言(译入语)对另一种语言符号(源语)进行阐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通过在译入语中寻找能够最大限度地准确再现源语作品的一切语法、词汇及篇章特征，将原文语篇中包含的所有真实信息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在译文中。翻译的结果是：承载原文内容信息的语言符号发生了改变，语言表达的逻辑和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原文的信息和内容被另外一种语言重写并保留了下来。语言的文化属性表明语言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的，一个人语言的习得、使用和生存离不开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一个人学习一种母语就意味着在这个母语的文化世界中成长，其语言使用必然要受到他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和文化观念的制约，所以，当翻译活动开始时，译者就“进入了一种文化关系中，而他又是作为养育他的那种文化的个体显现进入这种关系的，所以他完成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关照、比较、体验、领悟。”[4](P69)为了翻译，译者必须理解文本存在的另一种文化的全部符号系统，也就是说，译者在带着自己的文化意识和规范翻译原文本时，必须把自己融入超过文本本身的文化之中，通过译入语的文化背景使原文文本富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下面以上文提到的汉语文化中的称谓词的英译为例，说明文化对于翻译过程的作用和影响。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回描写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王熙凤对林黛玉的赞美之辞中最能体现林黛玉在贾家的身份和地位。
原文：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嫡亲的孙女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译文：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her father，son-in-law of our Old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No wonder our Old Ancestress couldn’t put you out of her mind and was forever talking of thinking about you.
译者杨宪益夫妇没有将原文中的“外孙女”和“嫡亲的孙女”这两个独具中国文化内涵的称谓词语按照字面意思直译为“your daughter’s daughter”或者“granddaughter of maternal side”和“close paternal granddaughter”，而是从原文文本的整体意义出发，在充分考虑了英语读者的文化接受心理的基础上，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将原文中的“外孙女”转译为“老祖宗的女婿的(女儿)”，将“嫡亲的孙女”转译为“姓贾的孙女”，即清楚地交代了贾母和林黛玉的关系，又很婉转地点明了林黛玉是外姓林家的人，抬高了贾家的地位。译者巧妙地弥补了英汉文化差异造成的称谓词语概念范畴的词义欠缺，又机智地避开了汉语和英语在称谓文化上的冲突(毕竟“外孙女”和“嫡亲的孙女”在中国古代像贾家这样一个大家族中的地位是有本质区别的，而这种差别是英语文化中所没有的)，以此达到传递原文信息的目的
可见，翻译是对源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都进行转换和改造的过程，翻译者既要在译入语中找到与源语相对应，同时又能为译入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词语来进行相应的置换。翻译者在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展开的翻译实践活动涉及到“源语和译入语两种不同文化以及两种文化语境中的诸多因素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往行为”[5](P70)。所以，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不应该只是满足于字面上的忠实，“而更是注重从文化的整体视角来考察如何准确地将一种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加以再现，尤其是忠实地再现一种文化的风姿和全貌。”[5](P39)
第二，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了翻译的过程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文本在两种异质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发生的碰撞。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通常会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将源语所携带的异质文化通过翻译创造性地改造后被植入到译入语的文化中，并在译入语文化中获得了重生(afterlife)，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英语商品名的汉译为此提供了最佳的例证。很多从西方引进的产品的英文原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标识人物的符号。但是，在它们进入中国市场后，这些产品的中文译名却被赋予了十分丰富的汉语文化内涵。如女士化妆品Estée Lauder是用产品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本身并不带有文化色彩，但是其汉语译名“雅诗兰黛”，却蕴含有“高雅诗意幽香佳人”的含义;体育用品Nike取自希罗神话，被译作“耐克”，内含“耐用和克服一切困难”的语义;汽车品牌Mercedes-Benz取自于制造商的名字，利用音译策略，译作“奔驰”，含有“飞奔疾驰”之意，将产品的功能赋予语言文字之中。类似只有汉语才拥有的词义如果直译，恐怕会使商家和美国消费者大吃一惊。其诸如“宝马(BMW)”“保时捷(PORSCHE)”“美宝莲(MAYBELLINE)”“麦当劳(MCDONALD)”“必胜客(PIZZA-HOT)”等都在翻译过程中(即使是音译)译者在进行汉字选择时进行了创造性的异质文化的本土化改造。尽管在这个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中，经过翻译的原文，所传达的信息不可能与原文完全等量，但是这种差异在新的地理和文化空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翻译“激活了静态的、同一性的原文，使其获得了他性，使同一性的文化在他者文化中得以延续。”[6](P5)。异域文化经过翻译被植入到了译语文化体系当中，丰富了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其异国元素和他性本质也得到了保存，得到了认同。
第三，从宏观上看，翻译本身就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因为翻译使跨文化交流中的两种异质文化或者两种异质文化中的人实现了互识、互证和互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翻译对于世界各国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以及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礼记·王制》篇中就记载了我国远古时代的传译之事：“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寄、象、狄鞮、译”就是指通解五方语言，为五方之民进行口头言语翻译之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的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传奇故事也可以说明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故事讲的是遭绑架后被贩卖到利比亚和希腊的两个埃及女祭司分别学会了当地的语言，然后将埃及神庙的祭祀仪式翻译成当地语言并传给了当地人。由此可见，“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7](P6)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显得尤为突出。由于中国和西方在地域和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翻译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所起到的作用就尤为重要。使用不同语言的两个文化群体通过翻译实现了跨文化交流双方的“互识”。他们不但认识到各自语言文字的差异，也意识到各自思维方式、信仰系统、价值体系、世界观等文化因素的差异，通过理解和认同这些差异，实现最终的对话。通过翻译，跨文化交流双方在各自的语言和文化的空间内涵上得以拓展和丰富：中国历史上的印度佛教之于中国，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之于欧洲启蒙哲学家，马克思主义之于“五四运动”，古希腊、古罗马文献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等。翻译为译入语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等的生命之花开辟了新的生存土壤。国学大师季羡林(1911-2009)在谈及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时说道：
“不管经历多少波折，走过多少坎坷的大陆，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复是：倘若拿河流来比，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是从未枯竭。原因是由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能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大用矣哉!”[8](P9-10)
三、结语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翻译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在中国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也愈加明显。正如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在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仪式暨“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与中译外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开幕的致辞中所指出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翻译工作在对外介绍我国进步发展、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任务越来越繁重。”[9]译者只有认真领会语言的文化属性和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才能真正发挥翻译作为多样语言和多元文化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才能充分发挥翻译的跨文化交流的作用，体现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
(本文为昆明理工大学学科方向团队建设项目“翻译研究”阶段性成果;昆明理工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西南地区高校外宣资料翻译现状与翻译策略的应用研究[KKZ1201454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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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钧.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8]季羡林.季羡林谈翻译[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王英 云南昆明 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650500)
作者：王英
[摘 要] 从跨文化交流背景下本土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出发，阐释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和理由，提出中西文化互鉴和中国文化定位的思路，探讨英语专业人才用英语传播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策略。
[关键词] 跨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素养;英语专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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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文化交流背景下英语专业人才本土文化意识的重要性
从英语的历史地位和现状来看，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正在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变化，跨文化交流的观念也在转变，使得英语具有比以往更丰富多样的形式和内涵，也促进了跨文化交流模式的多元化转变。
我们在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时，既要明确自身的文化身分，又要兼顾对方的文化风俗;因此，要改变以往的倾向于对英语国家文化的单向输入模式，而要充分考虑自身本土文化的输出。加强本土化意识既能提高跨文化的多向交流的顺畅性，又能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向世界发出自己民族的声音。
二、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和理由
(一)对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价值的发现和重新认识
在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相知互尊的基础上，我们更应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特点和优势，对自身文化价值有新的发现和认识。
古波斯摩尼教创始人摩尼早在公元270年就说过：“除了用双眼观察世界的中国人和只有一只眼睛观察世界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民族都是瞎子。”中国现代儒学家梁漱溟早在1934年就说：“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再重光于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十分注重文化自信，并把它当作新时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之一，其余分别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树立文化自信，就是提示我们要为祖国的传统文化而感到骄傲。
(二)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和理由
1.中国文化历史悠远，是人类最早的文化之一。公元前五世纪前后，集中出现了老子、孔子等对整个世界影响至深的最伟大的思想家。
2.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开放性，共同促进了古代各门学科的诞生、发展和繁荣，而每一类文化都自成体系，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并且深深地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使中华民族成为“天下的中央”。这个“中央”不仅指地理意义上的中央，也是指文明意义的中央。中华文明以中国为主体向周边扩散，形成了涵盖整个东亚，辐射东南亚的中华文化圈。
3.中华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品格成就了活力绽放的创新力。中国文化本身是多样性、多元化并存的。因为多种思想的并存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融合性，消化能力极强。对于外来文化，如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已经完全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变成了“中国版本”。近代马克思的学说进入中国以后，也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学说的中国化，并被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兼容能力和强大的创新能力。
三、中西文化互鉴和中国文化身分定位
跨文化交流中对彼此的文化相识互尊，才会诚心互相借鉴。对于西方人来说，十八世纪以来，“进步”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一个中心观念，充分体现其进取的精神和个性化的张扬。而迅速进步的西方现代文明在对度的把握上有所失控，出现了问题。许多西方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价值，提倡要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和借鉴智慧和营养。黑格尔说过，每当困惑和困顿的时候，看一看道德经就会给他无穷的思想源泉。英国历史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博士说：“能够帮助解决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问题，唯有中国孔孟的学说。”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说：“人类在二十一世纪还要生存下去的话，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这些体悟其实都是跨文化交流的成果。既然西方在交流中有了这些发现和认同，那么作为中国人本身，我们也应该在充分认识本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确定自身的文化身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西方文化的发展模态中找出利于自身文化发展的推力，寻找和发掘已有的文化底蕴，让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比如，对于茶文化的体会。追溯起来，茶起源于中国。中国是世界茶道的宗主国，这是遵守茶道文化的基本文明。中国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和渠道传到世界各地，并与各国的风土人情、饮食习惯结合起来，使饮茶之风成为全球性的风尚，而欧美的茶文化也因跨文化交流传到中国。
我们在文化交往中还要注意借鉴一些有助于发展中国茶业的实践经验。在交流中对茶叶消费量的观察和分析，也让英语专业人员受到启发：中国茶在海外还有更大的潜力，那么用英语传播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策略就有了较为明确的目标预设和策略。
四、用英语传播并弘扬中国优秀文化
第一，要了解并继承本土的优秀文化传统。必须把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纳入学习的内容，把这些内容的输出设定为学习目标之一，练就运用英语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文化的技能，让这个愿望成为促进学习的动力。
第二，要坚持自我文化身分。在跨文化交流中会具体涉及自我立场、自我目标、自我利益、自我方式的宣讲和表述，要旗帜鲜明地表达作为中國人的观点和立场，让对方了解和认同我们，避免被他国曲解、不信任甚至无端指责。
第三，要多视角和多维度让中国文化与世界进行互动。既要坚守民族化的立场和内容，也要吸收和借鉴国际化的表达，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展示、说明自己的同时，注意欣赏、聆听他人。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非英语国家，要根据对方的历史、文化、社会的特点和需求，在文化交流上互动、互学和互鉴。
第四，考虑如何兼顾英语标准规范、本土文化表达、非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等因素。树立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态度，秉承双方平等的原则，不纠结于以英语国家的语言习惯作为唯一的标杆去判断交际中的恰当与否。保持对异域文化的敏感性，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和文化习惯，同时保持自身文化身分的主体性。
第五，注意把握中国文化的平衡输出问题，以正面输出为主;同时本着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发展原则，进行反思性输出。
参考文献
[1]陈新仁，李捷.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刍议[J].当代外语研究，2017(01)：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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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萧放.文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N].光明日报，2018-09-12：06.
作者：肖立青
摘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不问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频繁，跨文化交流已成为了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目的语与本国语之间的交流。因此，在英语教学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而且还要教给他们不同的语言背景和文化，使他们了解不同的文化差异，并解决矛盾和冲突，克服交流障碍，从而培养起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关键词 跨文化交流 英语教学 文化差异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家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不同区域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合作交往正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日常现实。因此，具备超越文化局限的眼光和意识，拥有跨文化交流的知识和技能，并学会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是当代年轻人应有的基本素质。这就对大学的英语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传授语言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使他们认知语言文化的差异，克服交流障碍，从而实现语言与文化的融汇交流。
(一)语言与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因此，英语教学不能单纯地传授语言知识，还应扩大学生的视野，使他们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风俗习惯，并弄清英语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包括社会制度、历史沿革、人的信仰、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但长期以来，语言和文化的这种关系在英语教学中一直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教师也错误地认为只要掌握了词汇以及短语等的用法，就能正常地进行沟通了。事实上，学生由于不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不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英语学习和交际中屡屡出错。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的，要学好一门语言，就必须同时了解其文化。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必要导入文化知识，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语用意识，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语言在使用和交际中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必须以对方的道德观念及思维模式来理解他们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就成了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地引导学生关注文化差异，并从英语语言的习惯出发，使他们学会正确地问候、赞美和感谢他人，并能够对比文化差异，从而避免谈论西方人的隐私和忌讳等。此外，还应在教学中加强对英美文化的介绍，要求学生广泛涉猎英美文化背景方面的书籍，如《英美概况》、《英美文学》，观看英文电视节目和影片，从而了解人文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知识，达到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度的目的。那么，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应如何渗透文化教育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在讲解课文前，先介绍文化背景。这样，能使学生更深刻、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课文内容。如：《21世纪大学实用英语》第二册第二单元中，就讲述了马克吐温和朋友购买火车票有意泄露身份但几次被拒，最后被邀请上火车，且受到贵宾待遇，却被告知误以为是纽约市长这样一个幽默故事。在讲解课文时，可以先向学：生介绍文学作品取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特点，使他们了解马克吐温这一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作品的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以及当时社会的风气等。然后再逐层深入，使学生最终把握文章的主旨。
2、在讲解课文时，渗透相关的文化内容。在解释生词、语法、分析句型结构时，要注意引导学生理解和探索词句间反映出的文化信息，使他们学会正确运用所学的词汇和句型进行交际。中英文化差异及词汇的文化内涵对准确理解课文至关重要：西方国家的风俗习惯、人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都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底蕴。如西方国家中大多数人都信仰基督教，《圣经》是他们的必读之书，因此，英语中有许多习语与《圣经》、基督教、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有关。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还要适时地向学生介绍文化背景知识。现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首先，在对待年龄的态度上，中国人以老为尊，而外国人却忌讳“老”这个字眼。在中国称中年以上的人为“老”，以示尊敬，如：老张、老李或王老、杜老等；但在西方，“老”字却意味着衰朽残年，因而西方人忌讳使用“老”字。美国的老人不喜欢别人称其为“老人”(elderjy people)，所以要以“年长的公民”(senior citizens)这一委婉语来指代。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学生要多了解西方的文化，这样，才能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更轻松。
其次，可以从与动物相关的词汇中，看出东西方的差异：在汉语中有“贼眉鼠目”、“鼠目寸光”等成语，分别用以形容人鬼鬼祟祟、目光短浅。而在英语国家中，老鼠在俚语中则指怕羞的人。同时，MickeyMouse的出现，更使老鼠的形象大放异彩，深受儿童的喜爱，并成为了机智、智慧的象征。此外，狗(dog)在中、英两种语言中，虽然其基本意义是一致的，但其文化内涵的意义却有很大的差异。“dog”在英语的大多数场合下是褒义词，用以形容值得信赖的人，如alucky dog(幸运儿)，tp be top dog(身居要职)，Love me，love mydog(爱屋及乌)，Every dog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这反应了西方人的文化心理，他们视狗为人类最好的朋友，如as faithful as a dog，就是用来形容人的忠诚。在汉语中，虽然也有很多对狗的赞扬，但那是把它们视为忠实的奴仆，而不是平等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些成语，如“狼心狗肺”、“狗腿子”等则表达了人们对它的憎恶。
再次，中西文化中称谓语所指代的范畴也是不一样的。而这往往体现了人物的亲疏关系以及身份和职业等。它既是语言现象，也是社会文化现象，因此也反映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三)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目的有三个。第一，培养人们对不同的文化持积极理解的态度。并通过发现文化的差异，加深对自身文化的理解，把握各自的文化特性。第二，培养接触跨文化时的适应能力。在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时，人们往往会受到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因此，必须设法减缓这一状况。第三，要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从事跨文化交际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必须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实际技能。在英语教育中，应重视文化的渗透教学，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这样，才能在未来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际中，了解文化差异，减少文化休克现象，从而增强交流技巧，并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作者：陈 婔
提 要 本文梳理了学界对语言文化的多种理解，参照许嘉璐关于文化3个层级的划分，提出了语言文化及语言文化交流概念，认为语言文化交流是一种以语言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知识的互换、互通，包含语言的相互学习、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相关文化交流和语言价值观交流。分析了语言文化交流的作用及生成机制，提出了语言文化交流的若干原则。
关键词 语言文化;语言文化交流;语言理解;文化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606
Key words language culture; language cultural exchange; language understanding;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一、語言文化及语言文化交流概念
(一)语言文化概念
学术界对语言文化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解：
1. 指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中国有些高校设有语言文化学院，既研究语言，也研究文化，还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许嘉璐201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成立大会上所做学术演讲题目就是《语言与文化》，演讲中特别强调语言文化学院的方向和学科建设首先就要基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学院的方向应该以语言教学为基础，建成语言与文化并重的教学与研究基地。
2. 指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文秋芳(2016)将文化分为两类：(1)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2)不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前者指用语言传播的各种政治、历史、军事、文化、科技知识、传统、信念等，后者指不需要以语言为中介的文化，如建筑、图画、音乐、服饰、食品等。文秋芳还采用了混合造词法，创造了一个英语新词“languature”，即将language的“langua”和culture的“ture”合在一起，用来表述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用non-languature指非语言载体的文化。
3. 指语言本身。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语言是文化的一种基本形态。费孝通(2014：252)认为，语言基本上是一种工具性的文化，它的价值取决于能否达到达意的目的，是一种使用价值，不附带贵贱好恶等感情选择。
4. 指语言意识形态。美国的语言政策可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所谓显性政策是指有关语言的政府法令，如条例、规则等明文规定的政策;所谓隐性政策是指包括语言态度、立场、观念等在内的关于语言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被称作“语言文化”(Schiffman 1996)。
上述4个方面是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语言文化的理解，也许还有别的理解。实际上，语言文化是一个层级系统，不同的语境下确有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理解指的是语言文化的不同层级。
许嘉璐(2017：101)将文化分为3个层级：(1)表层文化，又称为物质文化，这是人类最易感知的文化，是围绕衣食住行所体现的去取好恶;(2)中层文化，又称为工具文化、制度文化，包括风俗、礼仪、制度、法律、宗教、艺术等;(3)底层文化，又称为精神文化、哲学文化，就是人的个体或群体的伦理观、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也就是价值观。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反映底层文化的内涵，底层文化的内涵渗透于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中。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的变化渗透并影响着底层文化，底层文化引导并制约着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的变化(许嘉璐2017：17)。
参照许嘉璐关于文化3个层级的划分，认为语言文化比较特殊，语言文化本身也有表层、中层、底层3个层级：(1)表层，指语言文字。语言作为物质性的存在(赖立里2017)，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文化。(2)中层，指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化，包括具有不同特点的语言文字所反映的文化性(风俗、礼仪等)、语言文字艺术，以及语言文字政策、法规等。(3)底层，指语言价值观，即那些对个人、机构以及民族、国家的语言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中国学者较少提及語言意识形态、语言价值观，但是，语言价值观非常重要。
(二)语言文化交流概念
语言文化交流是一种以语言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知识的互换、互通。准确把握语言文化交流的内涵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目的。语言文化交流的基本目的是信息、知识互换，根本目的是语言互通、心意相通。
2. 类型及性质。主要有两种类型：(1)不同国家间的交流;(2)本国内部的交流。不同国家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是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显性是文化属性，隐性具有政治属性。本国内部的交流既是一种文化建设，也是一种社会建设，是沟通族群、机构或社会团体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讨论不同国家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
3. 参与方。可以是双方，也可以是多方;可以是群体，也可以是个体。虽然存在主动方、被动方，但参与的双方或多方不是主客体关系。
参与语言文化交流的有时还有辅助方，如工具书、翻译作品等语言文化产品，借助这些语言文化产品可以助力语言文化交流顺利进行。
4. 层面。分3个层面：(1)群体间，如政党(政府)、民族(族群)、机构、社会团体间;(2)个体间，如学者、普通民众间;(3)个体与群体间。
类型和层面组合，不同国家间的交流就有政党(政府)间、民族间、机构间、社会团体间、学者间、普通民众间，以及学者、普通民众个体与智库、团体间等的交流。本国内部也可以有族群间、机构间、社会团体间、学者间、普通民众间，以及学者、普通民众个体与智库、团体间等的交流。
5. 交流内容。根据语言文化的层级，语言文化交流包括表层、中层、底层3个方面的交流：(1)语言的相互学习;(2)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相关文化交流;(3)语言价值观交流。
二、语言文化交流的作用及生成机制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到“合作共赢，就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是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出访，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演讲中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会上发表《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主旨演讲，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系统概括了其包含的5个方面内容：政治上坚持正确义利观，安全上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文化上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生态上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2017：25，58～59)。
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入了中国宪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是中国人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在处理多元文化关系时的一种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是互相独立的，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济关系，这是中华文明在新的轴心时代为人类提供的“实践性智慧”(干春松201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国决议，体现了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成为一种行动。
(二)语言文化交流的当下意义
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之一，就是应该建立起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机制，致力于全球共同价值的建构(干春松2017)。乐黛云(2015：29)通过研究认为：全世界有识之士都在研究如何将人类从已经造成灾难的文化冲突中解救出来，而通过多元参照、互动认知的思维方式实现文化反思、文化自觉、文化对话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学者不仅有思考，也有行动。许嘉璐倡议并发起了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该论坛是以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目的，以学术性与民间性、国际性与开放性相结合为特色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
活动。
中国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中外人文交流及其机制建设，已建立中俄、中美、中法、中英、中欧盟、中印尼、中南非、中德八大人文交流机制，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习近平2017：44)。
语言文化交流是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构建语言互通工作机制，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语言互通，开辟多种层次的语言文化交流渠道。早在2010年习近平在俄罗斯“汉语年”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俄最早的文化交流就包括了语言文字交流。借助语言文字这一沟通桥梁，使中俄人文交流扩展至各个领域。如今的中俄语言文化交流，伴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正步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时期。中俄语言文化交流内容更加丰富，参与程度更加广泛，效果更加显著。习近平(2014)在与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时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学会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处。总之，语言文化交流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语言文化交流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语言文化交流的作用
语言文化交流早已存在，且在中外交流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古丝绸之路语言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4个方面：(1)语言教育。语言教育包括外语人才培养、外国人来华学习汉语、中国人远赴周边国家学习他国语言。(2)佛经翻译。佛经翻译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密切了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3)工具书编纂。唐代的《翻译名义大集》，采取梵藏对照的方式，收录了大量的佛教词语和普通词语，后來又增添了汉文。一系列语言文字工具书的编撰和流传为各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诸多便利。(4)通信交流。在河西走廊出土的悬泉汉简、居延汉简，以及驿站出土的文书等可以证明，汉朝与西域各国之间有着非常频繁的通信交流。各国的通信交往文件已有“原件”和“翻译件”之分，语言翻译成为常态。在陆上丝绸之路，西域诸国与中原书信文书往来频繁，汉字的书写方式影响了其他民族，而纸张作为便利的书写工具也流传甚广(赫琳，谭昭2017)。
概括起来，语言文化交流有3个方面的作用：
1.实现语言互通、民心相通
通过信息、知识互换，促进了解、沟通，减少、消除误解甚至冲突，进而实现语言互通、民心相通。历史上因为语言不通或语言歧义引发的误解甚至冲突非常多。语言文化交流通过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培养外语人才、编撰语言工具书、翻译对方的优秀文化成果等方式进行信息、知识互换，有助于相互了解、沟通，减少、消除误解甚至冲突，进而实现语言互通、民心相通。
2.丰富发展双方语言文化
例如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十分频繁，这种交流在语言文字方面有着割舍不断、十分密切的联系。日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并将之作为自己语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汉语中也有许多言语词来自日语，经过多年使用已进入语言系统，成为汉语词汇稳定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词成为两种文字共同使用的汉字词。日语和汉语虽不属于同一语系，没有亲属关系，但是两种语言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共同促进人类语言的发展(王玉英2003)。
许嘉璐(2000)通过研究认为，佛教在中国传播了近2000年，对中国3个层面的文化(物质、制度、哲学)都有巨大的影响。一些词，如报应、解脱、机缘、红尘等，来自佛教;佛教词语甚至成为成语进入词汇体系，如立地成佛、回光返照等。这些词语已经让后人感觉不到是佛教词语，也就是说它们已完全融汇到汉语固有的词汇中，成为汉语的组成部分。
3.促进文化融合、会通，推动商贸发展、人员往来
古丝绸之路的佛经翻译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密切了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大规模佛经翻译和佛教传播的成功说明，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而且是语言文化交流、融汇之路。语言文化的交流融汇，无疑促进了古代丝绸之路人员交往和商贸往来的繁盛(赫琳，谭昭2017)。语言文化交流与商贸发展、人员往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是一种绿色发展。
(四)语言文化交流作用的生成机制
语言文化交流为什么能够发挥上述三方面的作用呢?
首先，语言文化交流有赖于语言理解。语言理解是指人们借助听觉或视觉的语言材料，在头脑中主动、积极地建构意义的过程(彭聃龄2012：345)。语言是沟通的桥梁，通过语言理解，语言接受者在头脑中想象语言所描述的情境，通过期待、推理的活动去揭示语言的意义，进而实现相互理解、沟通。理解语言依赖于人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人们的知识、经验不同，对同一语言材料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别。
其次，语言理解，有时还不能真正达到“理解”，如“言外之意”“意会”“不言而喻”等。因此，语言文化交流还需要文化理解。文化理解是指对文化意义的理解(樊浩2001)，是指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逐渐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有清晰、本质的认识(王玉婷2017)。文化理解是一个不断进行着的、动态的过程，学习者不断地将文化输入与他自己过去的和现在的经验进行综合，从而产生意义。文化理解包含学习者的本国文化、目标文化和学习者个体三者的互动，在此过程中，学习者的文化理解能力不断得到发展。
因此，语言文化交流作用的生成机制是基于语言理解与文化理解。语言理解是基础，语言的相互学习有助于语言理解。语言理解也包含着文化理解，真正的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的帮助。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语言文化交流有助于语言理解。语言理解层次越高，文化理解层次也就越高，需要的文化理解层次也越高。语言价值观交流有助于语言理解和文化理解。只有当彼此对对方的表达核心理念和思想感情的词都能明白了，才算是真正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相容(许嘉璐2017：135)。
三、语言文化交流的影响因素和若干原则
(一)影响语言文化交流的因素分析
语言文化交流自古就有，当今时代的语言文化交流与古代语言文化交流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变化因素有：(1)传播方式有所变化，科技手段的影响不断增大。例如：机器翻译、智能机器人在语言文化交流中的辅助作用越来越大;互联网将世界联为一体，非面对面的语言文化交流也成为重要方式。(2)交通更加便捷，语言文化交流的便捷性、频繁性加大。(3)各层次人员往来更加频繁，特别是大规模移民促进了语言文化的交流。(4)市场推动作用更加突出，全球化的经贸及经贸额的显著增加对语言文化交流产生很大影响。当然，不变因素仍然存在，主要有：(1)语言状况仍然复杂;(2)不安定因素仍然明显;(3)政府主导作用仍然突出;(4)经贸等因素影响仍然巨大;(5)语言理解、文化理解仍然相辅相成。准确把握这些变与不变，有助于认识语言文化交流的规律，更好地促进语言文化交流。
(二)语言文化交流的若干原则
费孝通(2014：144)曾经提出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这十六字可以成为语言文化交流遵循的基本原则。本文稍作变更，提出语言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共享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认和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差异性(叶小文2016)。“和而不同”，就是承认各国语言文化存在差异，这是客观存在，但可以和谐共存，共同发展。“和而不同”的精髓首先是强调一种动态的发展，“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和”讲的是事物之间的比评竞争并非静止不动。差别共存的状态也不仅仅是静态的、被动的、互不相干的“共同存在”。“以他平他”就是不同事物在显隐和消长中，互相比评、互相超越而达到新的境界。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互识、互动、互为主观的发展之道，也就是通过差异的对话而得到发展。“以他平他”，能使物“丰长”的对话，不是“各说各话”，而是一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来新发展的“生成性对话”。对话的目的不是“融为一体”，以至由“不同”变为“同”，而是要在共同的理解下进一步发挥各自的特长，也就是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获取新质，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乐黛云2015：124～126)。“共享分享”，就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共享在语言文化价值上取得的共识，同时让不同的语言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分享不同的价值、经验和成果。
除了上述基本原则外，语言文化交流还需要遵循下列具体原则：
1. 平等原则。交流双方(多方)平等，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否则，语言文化交流难以长久持续下去。王寅(2017)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4项原则：聚同化异原则、平等对话原则、合作共赢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语言文化交流必须遵守平等原则，要变“我说，你听”为“你说，我说”。既要会讲故事，也要会聆听。聆听是一种尊重、包容，是平等的体现。英国文化协会采用“展示”而非“告诉”的方式促进了英国与世界人民之间的“友好认知与理解”(夏兰·迪恩，刘玉2016)，“展示”而非“告诉”即是一种尊重、平等的体现。交流中也会有交锋，但交锋不能靠武力、威胁来解决，最终还是要靠说理、比较、求同存异等来解决，这时候更需要平等原则。
2.安全原则。交流要确保语言文化交流不能损害国家安全，这是一条根本原则。语言文化交流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要牢牢把握语言文化交流的主导权，要不断加强自身语言文化建设。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如果自身底蕴不足，则可能被异质文化淹没，也就是被同化，没有了自身的文化，民族也就在实质上灭亡了(许嘉璐2017：215)。安全原则就是不危及自身安全，也不损害对方安全。
3.效用原则。提高交流的功效和作用，提高效率和效益。要重视语言文化交流规律的探索和实践的总结，加强评估和反馈，不断提高交流的效率和效益。
4.协同原则。发挥各个交流层面的作用，同时加强各层面的沟通、协同。不同国家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有政党(政府)间、民族间、机构间、社会团体间，学者间、普通民众间，以及学者、普通民众个体与团体间的交流等。不同层面的交流可能作用不同，但不可忽视任何层面的作用，哪怕是微小的作用，还要加强各层面的沟通、协同，不要一个层面起积极作用，别的层面起消极作用甚至副作用，力争形成累加效应。
5.合理原则。交流内容随不同情况合理安排。语言文化交流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从表层入手，着眼于中层，在取得一定交流成效的基础上扩大到底层交流。只有表层、中层的交流，没有底层的交流，难以达到民心相通。底层交流会影响表层、中层的交流，既可能深化表层、中层的交流，也可能阻碍甚至断绝表层、中层的交流。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交流的重要策略原则。
6.融合原则。发挥多种交流方式的优势，实现多种交流方式的融合。互联网时代，在互联网上进行的语言文化交流的作用不可忽视，机器翻译、智能机器人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北京龙泉寺机器僧贤二的研发，是世界宗教界的首创，也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机器人，将在宗教文化传播、中华软实力传播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张怡然2017)。在全球化时代，既要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也要发挥市场的推动作用。
四、余 语
语言文化交流自古有之，是非常普通、普遍的事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语言文化交流，语言文化交流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本文对语言文化及语言文化交流的概念、语言文化交流的作用及生成机制、语言文化交流的原则进行了初步探讨，对语言文化交流的规律、方式、有效性、不同环境的策略选择等均未涉及，还需要更多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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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ffman， Harold F. 1996. 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责任编辑：丁海燕
作者：魏晖
【摘要】跨文化交流进一步促进我国与周边各国、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有力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国际经济贸易发展注入新的力量。跨文化交流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中国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文化开放，尊重文化多样性，为世界跨文化交流贡献中国文化的独特智慧。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 自信 开放
跨文化交流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一书中提出，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信仰的人之间的相互交流。跨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动力，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超越世界观、价值观、信仰、态度及思维方式等障碍，坚持和谐包容、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及相互理解与认同。
跨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环节
一个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支撑，更需要内在的文化力量作为重要推力。中国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跨文化交流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提与共识，为我国经济贸易活动提供全面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家顶层设计，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目前，跨文化交流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跨文化交流进一步促进我国与周边各国、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有力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国际经济贸易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正逐渐融入世界交往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深化区域合作、协同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融合发展多元文化，促进世界各国跨文化交流的创举，在给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为破解世界性的跨文化交流难题注入中国智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往往各具特色、各有千秋，通过跨文化交流，不同国家、地区的相互了解和认知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跨文化交流作为一种交流形态，其本质在于文化信息的流转，是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文化开放，尊重文化多样性，不能简单地用对与错、是与非来判断和衡量不同文化。要处理好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间的关系，鼓励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沟通，逐步消除文化隔阂，在增信释疑基础上增强合作意愿、完善合作方式，使中华文化在自信与开放中走向国际。
跨文化交流应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深度认同，是国家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有力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通过跨文化交流可以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不断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文化影响力，提升文化自信，为世界跨文化交流贡献中国文化的独特智慧。
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保障。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需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相互作用，中国在跨文化交流與融合过程中，首先需坚持文化自觉，即在对中华文化发展规律的清醒认识、自我反思、自觉审视的基础上，确保中华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秉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胸襟气度，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积极同世界其他文化进行互动交流。主动吸纳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综合中西方文化之长，创造新文化，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及充分肯定。中国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进一步探索更有效的文化自信发展道路，制定可行的政策和方案，构建有计划性、针对性的对外文化交流体系，加大对中华文化的弘扬力度。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各类旅游政策、发展各类旅游事业，在提高旅游地区知名度和经济效益的同时，让不同地域的人们体验到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促进不同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增进民心相通。采用创新性方式，通过世界遗产或者文化遗址向他国充分展示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唤起世界各国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共识，从而拓展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平等互鉴的文化交流，增进相关国家和民族间的情感认同，增强文化自信。
通过影视作品、书画展览等艺术作品及各类研讨会、论坛等教育方式进行跨文化交流，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培养双向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实时巩固文化交流成果，与他国加深理解、增信释疑、凝聚共识、增强合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建设提供强大动力，也为我国和平发展赢得更好的外部空间。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仍需保持理智头脑，具备良好的分辨能力，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契合点，相互借鉴、融合，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浪潮中保持自身优势，发挥应有价值。
跨文化交流应彰显开放元素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本身的内在力量，而文化开放则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外在方式。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进行跨文化交流，需将我国发展成为不同文化元素的交汇中心，改变传统的单一文化传播模式，创新文化交流理念与方式，打造互动、开放、共赢的交流新格局。应尊重不同地区、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以和平、开放、包容的心态与其他国家进行深层次交流。力求通过跨文化交流减少文化中可能存在的保守、封闭与排他因素，逐步适应多元文化的内涵与差异，促进多元文明间的借鉴与融合，共创文化交融、文明互鉴的和谐局面。
和而不同、包容互鉴是国家友好交往的前提。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应坚持文化的包容性。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通常各成体系，对同一问题的思维角度及处理方式也可能大相径庭，但是在追求和平、宽容、互助等深层次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上却存在着共通性和相融性。因此，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首先，应学会认同对方观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尊重并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其次，通过“一带一路”为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提供互动平台，拓展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共融基础，促进不同文化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互融，让不同文明在碰撞融合中增强认同。最后，创新交流方法，积极利用自媒体、社交网站等网络平台，增强对外文化传播能力，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在交流互鉴中打破思想隔阂，提高文化包容性，接纳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在“异”中求“同”，尽量避免因不同价值观和文化背景导致的文化冲突。
跨文化交流应坚持文化开放。首先，文化开放不仅仅是对内开放，加强国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开放、碰撞与融合，更需对外开放，实现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共享与融合。中国文化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以文化信息流动为核心，加快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步伐。在不断接纳借鉴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注重本土文化的传播，不断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精品，向世界各国充分展示中国文化的内涵，阐释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魅力。其次，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培养相关人才，积极与不同文化进行跨区域、多方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互联互通，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在跨文化交流中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彰显文化软实力，逐步形成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世界性跨文化交流格局，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融及和平发展。最后，通过积极主动的对外交流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充分感受到中国跨文化交流的热诚，增强彼此的理解与认知，促进各国文化的融合贯通，推动各国的经贸往来，实现互利共赢。
（作者为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李佳怡：《“一带一路”下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学理论》，2018年第3期。
②郑承军：《文化自信：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深圳特区报》，2016年7月5日。
③李建军、刘成等：《以文化自信促进新疆传统文化现代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责编/赵橙涔 美编/宋扬
作者：敬露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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