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作为日本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家纹，不仅是一种印制在和服上的图案艺术，也是家族集团的象征，更是日本文化传承的展现。文章以日本历史为研究背景，通过纵向分析家纹历史发展的方法来阐述家纹的诞生、发展、衰败、兴盛、变化和应用所在，并且着重分析家纹在日本现代设计中的应用表现与方法。
丝绸之路对日本文化形成的历史影响
摘要：丝绸之路最初的涵义是指以丝绸为主要交易品的东西方贸易通道，后来人们将其功能及意义扩及政治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内容上。丝绸之路对日本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全面系统地研究丝绸之路对日本古代文化产生的积极影响，有利于增进日本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理解和支持。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 日本文化; 历史影响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706005
丝绸之路指“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1]148。丝绸之路最初的涵义主要是指以丝绸为主要交易品的东西方贸易通道，后来人们将其功能及意义扩及政治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内容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长泽和俊等日本学者提出日本奈良正仓院是丝绸之路东端终点站。如果把日本视作丝绸之路的东端，那么连接中国和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为向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发挥过重要的桥梁作用。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丝绸之路对日本古代文化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增进日本社会对“一带一路”这一施惠于人类的美好计划的理解、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本文对此研究有所裨益，不当之处，望予斧正。
一、绿洲丝绸之路与日本文化
根据目前学界的研究和分类，丝绸之路大致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大类以及“绿洲之路”“海上之路”“草原之路”三大干线[1]148。绿洲之路是指从西安出发，经由中国河西走廊、新疆以及中亚、西亚，抵达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商贸线路。这条商路在敦煌分成“西域南道”“天山南路”及“天山北路”而向西延伸。以研究丝绸之路著称的日本学者森丰对奈良
收稿日期：2017-04-07
作者简介：蔡凤林(1963—)，男，黑龙江大庆人，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社会文化研究蔡凤琳：丝绸之路对日本文化形成的历史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正仓院正仓院原是东大寺仓库。756年，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在为其举行驾崩49天的法会之后，将天皇日常用品及珍藏品交东大寺保管，东大寺把这批遗物收入正仓院。此后，诸如东大寺大佛落成仪式上使用过的各种物品及信徒捐献物等，也收入正仓院。正仓院文物主要来源有三：一为唐代传入日本的中国精致文物;二为经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西域文物;三为奈良时代日本模仿中国文物所造之物。正仓院藏品约九千余件，包括绘画、剑、镜、武器、乐器、佛具、法器、文房四宝、服饰品、餐具、玩具、图书、药品、香料、漆器、陶器、染织品、玻璃品等。这些珍宝大部分是由遣唐使以及随遣唐使来华学习的日本留学生或留学僧带回日本。正仓院是古代中国、朝鲜、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地区宝物的荟萃之地。明治时代，整个正仓院连同宝物脱离东大寺，划归日本皇室专有，直接由宫内厅管理。现存正仓院全部为木构建筑，屋顶为四阿式，分为北仓、南仓和中仓。所藏文物的世界性特点作了如下描述：
正仓院数量众多的宝物，集中了天平文化的精粹。但这些宝物中含有很多来自中国唐朝的舶来品，其中很多宝物是从遥远的西方越沙漠、或渡南海而来。即便在国产品中，其材质、技法、意匠、纹样等方面几乎都是外来要素。可以说在那里凝缩着8世纪世界文化……比如，锦类属于中国唐朝之物，被称为箜篌的乐器——竖琴起源于亚洲西南部或埃及，经伊朗传到东方，四弦琵琶属于伊朗系统，成为世界唯一遗物的五弦琵琶起源于伊朗。其他的乐器中也有产自中国、西域的。镜子中有唐朝华丽的装饰镜和海兽葡萄镜。玻璃器具中有产于萨珊波斯和东罗马的雕花杯子。被称作“八曲長杯”和“十二曲长杯”的玻璃制品也在波斯、南俄、波兰等地出土，鸟头嘴漆胡瓶和白琉璃瓶为波斯样式。漆胡樽的源流在于驰骋大陆草原的游牧骑马民族使用物……[2]
正仓院所藏文物很多来自中亚、西亚和东欧等广义西域地区，而且这些珍品多数是由绿洲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再传至日本，表明代表日本古代文化发展高峰的奈良文化的国际性的形成，受益于中国和西域之间开辟的绿洲丝绸之路。
日本开始关注、研究丝绸之路，始于20世纪初(1902—1914年)，日本净土宗本愿寺第22代掌门人大谷光瑞向中国新疆派遣三次“学术探检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学界从不同视角对绿洲丝绸之路进行了大量研究，出现了森丰、林良一、长泽和俊等研究丝绸之路的著名专家和众多的研究成果。而“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得到日本社会广泛关注则是1981年在日本播放日本放送协会(NHK，日本广播协会)和中国共同摄制的纪录片《丝绸之路》以后。
20世纪后半叶以来，日本学界关于绿洲丝绸之路对日本古代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主要成果有：
1.综合性研究成果
林良一著《丝绸之路与正仓院》(平凡社，1966);长泽和俊著《丝绸之路的终点站》(讲谈社，1979)、《丝绸之路的文物和日本文化》(雄山阁，1981)、《丝绸之路的文化和日本》(雄山阁，1983)及《古都长安和丝绸之路的终点站日本》(讲谈社，2005);伊藤义教著《波斯文化渡来考——从丝绸之路到飞鸟》(岩波书店，1980);森丰著《丝绸之路和日本文化》(白水社，1982);邦光史郎著《藤之木古坟之谜：丝绸之路的终点站》(电视朝日，1989);兴福寺教学部编《丝绸之路和奈良》(兴福寺佛教文化讲座要旨，1994)、《古代奈良的“心”》(丝绸之路学研究丛书12，2005);久慈力著《丝绸之路渡来人所建的日本：秦氏、苏我氏、藤原氏来自西域》(现代书馆，2005);市川浩平著《丝绸之路和日本列岛》(税务经理协会，2006);樋口隆康等著《从悠久的丝绸之路到平城京》(雄山阁，2008)等。
2.专题性研究成果
(1)美术纹样方面
熊谷宣夫《西域和日本壁画》(Museum23，1953);森丰著《丝绸之路和高松塚》(中央公论社，1973)、《树下美人：丝绸之路幻想》(小峰书店，1967)和《丝绸之路的天使》(芙蓉书房，1982);四日市市立博物馆编《正仓院：探访其源流：旅行丝绸之路的美术》(四日市市立博物馆，2007);林一良著《药师寺本尊台座的葡萄唐草文》(《国华》810.1959/9/1);森丰著《葡萄唐草》(《考古学杂志》14，1967)及《葡萄唐草幻想》(六兴出版，1974);武内义夫著《正仓院纹样》(二叶书房，1983);美术工艺振兴佐藤基金编《正仓院的镜子：花鸟纹样的变迁》(美术工艺振兴佐藤基金，1984);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编《古代奈良的装饰文化和丝绸之路》(2002);西川明彦著《正仓院宝物的装饰技法》(至文堂，2006);上河内美和著《丝绸之路的纹样切纸》(诚文堂新光社，2010)等。
(2)宗教方面
伊藤义教《盂兰盆、修二会——沿着丝绸之路》(《亚洲文化》12：1-3，1975);法隆寺编《法隆寺和丝绸之路佛教文化》(法隆寺，1989);NHK制作《来自丝绸之路的文物》(法隆寺秘宝第18卷，2001);龙谷大学短期大学部佛教科编《佛法东渐：从丝绸之路到古都奈良和现代》(自照社，2001);长泽和俊监修、吉村贵著《佛教源流：从正仓院到丝绸之路》(青春出版社，2002)等。
(3)技艺方面
松本包夫编《正仓院的染织》(至文堂，1974);松本包夫著《正仓院裂和飞鸟天平的染织》(紫红社，1984);长泽和俊等著《丝绸之路染织史》(讲谈社，2001);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编《古代奈良的住居和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学研究丛书9，2003)等。
(4)音乐舞蹈方面
松本包夫编集《正仓院宝物中的乐舞和游戏具》(紫红社，1991);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编《古代奈良的音乐和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学研究丛书11，2006)等。
总体上观察，中日两国学界在丝绸之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关于绿洲丝绸之路对丰富和发展古代日本文化的著述和论文所占比例很小;而且这些研究成果集中于对正仓院收藏文物的研究，因此学界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包括绿洲丝绸之路在内的丝绸之路对日本古代文化产生的影响。
“佛教初传到本土，东海灵岛之民深深领悟佛陀大悲的圆音，佛法真如冲破无明长夜的黑暗，呈现明月般的光辉。”[3]同时也为众多西域文化要素输入日本打开了通道。以往的日本佛教史研究，更多地关注佛教教义对日本带来的影响，而很少系统阐述随佛教而来的雕刻、美术、音乐、舞蹈等西域文化要素充实日本文化府库的情形。例如，在音乐方面，日本古代音乐受西域音乐影响很大。中国、朝鲜的舞乐正式传入日本，是702年在治部省设置雅乐寮。经天平年间(729-749年)至平安朝初期的大同年间(806-810年)，其内容扩大，登记乐种有和乐、唐乐、三韩乐、伎乐、度罗乐、林邑乐六种。862年(清和天皇贞观三年)东大寺大佛御头供养之际，东边有高丽乐座和林邑乐座，西边有新乐座和胡乐座，称为“四部乐”。胡乐系指西域乐，林邑乐也属于来自丝绸之路的天竺(印度)音乐[4]。自奈良时代至今的有关唐乐、高丽乐的文献中所见曲数大概有200曲，其中很多属于西域曲，像唐乐中的苏合香、苏莫者、剑气禈脱、轮鼓禈脱、进宿德、退宿德等，以及高丽乐中的胡德乐、昆仑八仙、苏志摩利等曲子均为西域曲[5]。这些西域曲均应予系统研究。同时，受佛教音乐的影响，在日本出现了各种佛教音乐，如天台声明、御咏歌、义太夫节、长呗以及民谣、演歌等日本人喜爱的民众音乐或多或少和佛教音乐的要素有关[6]，这也值得深入研究。另外，学界还应深入研究梵文对日语五十音图形成的影响、日语中的梵语词汇等内容。
二、海上丝绸之路与日本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大陆南部沿海地区港口出发，经由南海和印度洋，通往印度、阿拉伯半岛的商贸线路;7世纪以后，阿拉伯、波斯等地出身的穆斯林商人为获得中国的丝绸，曾活跃于这一海上丝绸之路上，其中有很多人定居中国的广州等地。。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指从中国山东半岛沿海港口出发、经由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西海岸到达朝鲜和日本以及从中国的宁波等东南沿海港口出发，横渡东海到达日本的交通线路。另外，将在本文中述及，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还应包括从中国福建沿海地区港口出发，经由中国台湾岛，北上到达琉球列岛的线路。
1.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对琉球列岛的文化影响
关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应重视中国南方区域文化与琉球(或记作“流求”)列岛(今日本冲绳县)之间的文化联系。
谈及琉球王国，很多中国人只知其历史上属于明清王朝的藩属国，对琉球历史的这种认识很不够。尤其是关于琉球列岛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化联系，不能认为始于明朝。13世纪时，琉球列岛出现了地方豪族用于御敌的石筑城寨(グスク)，其数量达200座以上。这些城寨的统治者被称为“按司”，他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积极与中国大陆展开贸易，在胜连城、浦添城等城寨遗址发现的中国宋元白瓷、青瓷或钱币，说明在明朝以前中国文化要素即已传入琉球列岛。
冲繩出身的历史学家比嘉春潮在阐明冲绳文化史时强调，有必要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尤其是“百越”文化和冲绳文化之间的类似性进行对比研究。比嘉春潮在晚年指出：“经我各种研究，我开始认为寻求贝壳渡海来到冲绳的是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百越’中的一小支。‘百越’民族今天广泛分布于亚洲南部地区。在今天的日本人的生活文化中能发现似乎是百越民族古代生活文化的痕迹。而且在冲绳的生活文化中浓厚存在，对此感到吃惊。”[7]这也是值得关注的学术观点。中国南方地区普遍存在的“龙舟竞渡”或“划龙船”习俗起源于古代百越族闻一多.端午考[C]//闻一多全集5 楚辞编·乐府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一般认为这一习俗是明初随“三十六姓闽人”传入琉球列岛，但也有学者提出此习俗明代以前已由中国东南沿海闽越人传入琉球列岛[8]。现已成为日本民族乐器的三味线，其源头在西亚和中亚，也是经由中国福建——琉球列岛这一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日本的[9]。既研究琉球列岛的古层文化，同时还研究明清以后我国中原文化对琉球列岛的深刻影响，兼顾二者，才能全面阐明中国对琉球列岛文化形成、发展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2.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对日本列岛的文化影响
在中国对外通交史上，以山东半岛沿海地区为起点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与朝鲜、日本的政治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甚至能够认为在11世纪后半叶之前，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交往，主要依靠以山东半岛沿海地区为起点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山东半岛植柞养蚕的历史由来已久。柞蚕，古人称之为野蚕、山蚕。柞丝绸，古人称之为山茧绸、茧绸、毛绸等。国外对中国柞丝绸又有山东绸、唐绸等称呼。柞蚕放养、柞丝绸纺织，在20世纪曾一度成为世界性产业，其起源地在中国山东半岛。
《尚书·禹贡》记载：“莱夷作牧，厥篚檿丝”。莱夷是自中国原始社会时期活动于今山东省中、东部地区的东夷人一支;“檿丝”即柞蚕丝。这句话的意思是：“莱夷一带可以放牧，进贡的物品是那筐装的柞蚕丝”。《管子·轻重篇》也记载：“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緺绶之于莱亦纯锱也。其周中十金。赉人知之，闻纂茈空。”意即“从前莱国擅长染色工艺，紫色的绢在莱国的价钱一纯只值一销金子，紫青色的丝绦也是一纯值一锱金子，而在周地则价值十斤黄金。莱国商人知道后，很快把紫绢收购一空。”莱国高档的檿丝和高超的染色工艺，使得莱国丝绸成为贡品和与周边交易的紧俏货物。这些记载都在说明商周时期山东半岛先民莱夷人就已经掌握了高超的丝绸纺织技术。《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10]由此能够了解到春秋时期齐国丝织品影响很大，达到了“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的程度。
在福冈县的有田遗迹(弥生时代前期)和佐贺县的吉野里遗迹(弥生时代中期)出土了日本最早的绢织物残片，由此能够证实至迟在3世纪以前制丝技术就已传入日本。史籍明确记载3世纪的日本列岛已有了“蚕桑、缉绩”技术，且能够生产“细纻、缣绵”;243年倭王向曹魏王朝“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11]。古代莱夷和齐国高超的制丝技术也应传到了日本列岛。在日本佐贺县高来郡三会树景化园遗址的一座弥生时代墓葬中发现了许多一寸见方的绸布残片，属于平织物，经线40～50根，纬线30根，与齐地所产绸绢大致相同[12]。
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虽然隔海相望，但星罗棋布于其间的“岛链”——庙岛群岛如同水中踏石，为两个半岛的古人类相互往来和文化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据考古发掘和研究，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早在距今6000～7000年前就已开始交流[13]。胶东地区紫荆山遗迹(今属蓬莱市辖区)的下层文化与辽东半岛郭家村遗迹(今属大连市辖区)的下层文化中，都出现了鲁西南大汶口文化的要素，是通过胶东地区传到了辽东半岛[14]。辽宁省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迹的中层文化中也发现了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某些器型(如三足觚形器、圆锥足的盆形鼎、突足鬹、盉、红陶弦纹盂等)。小珠山上层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蛋壳黑陶、扁凿足鼎、环足器、镂孔豆、弦纹黑陶罐等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某些器物。这些都在说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受到了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15]。
通过循“岛链”——海岸线航路，在史前时代，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也有了一定的文化联系。如朝鲜西浦项二期、弓山一期的陶器，胎土中夹云母、滑石、贝壳的作法与胶东半岛一致，有些器物类型及其纹饰也比较接近，特别是石斧的制作方法，两地更为相近。再如日本长野、井户尻出土的石斧的制作方法也与胶东半岛比较接近。日本的古代陶器普遍使用陶支座。胶东半岛的陶支座不但种类多数量多，而且年代也都较早[16]。山东龙山文化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而在日本九州北部的绳纹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发现过一种表面经过细磨的黑陶。日本的磨光黑陶比龙山文化的黑陶晚了1 000余年，日本绳纹文化晚期的黑陶很可能是受中国山东地区陶器文化的影响而产生[17]。
《文献通考》记载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故其迂回如此。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18]推知日本朝贡汉魏王朝时是寻“岛链”——海岸线航线，六朝以后与中国政治经济交往则走“南道”。但是这里所说的“南道”并不是指以后遣唐使从筑紫(即九州)取道南道或从值嘉岛(即五岛列岛及平户岛的旧名)出发，横渡东海抵达扬子江口的航路，而是指从百济横渡黄海而言。也应该是登陆山东半岛的沿海港口。遣唐使时代，仁明朝(833—850年)的遣唐大使藤原常嗣，以及留学唐朝的日本天台宗山门派之祖圆仁回国时走的都是这条航路。
总之，历史上以山东半岛沿海地区为起点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对中日、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发挥过积极作用，对此应予深入系统的研究[19]。有关以宁波为起点的中日通交史，学界也有研究[20]，兹不赘述。
三、草原丝绸之路与日本文化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大陆北上，经由蒙古国、哈萨克斯坦草原、里海北岸，到达黑海沿岸地区的商贸线路，被认为是最为古老的东西方贸易通道。历史上，斯基泰、匈奴、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曾活跃于草原絲绸之路，承担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任务。
关于草原丝绸之路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笔者归纳为以下几点：
1.距今12 000～13 000年前，日本旧石器时代晚期带有楔形细石核的细石刃文化，起源于前贝加尔湖地区，向东经过蒙古国东部、中国东北传入了日本列岛[21，22]。1987年夏，在日本大阪市举办了天王寺博览会，其主体是“探寻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起源”，从西伯利亚寻找日本列岛古层文化的来源。近几十年，人类遗传学家松本秀雄根据免疫球蛋白的遗传标志Gm基因，认为日本民族身上广泛存在的Gmb(3)st基因，以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人为最多，由他们向四方流传。这种基因在蒙古、鄂伦春、朝鲜、日本、阿伊努、科里亚克、爱斯基摩等民族中也广泛存在。根据上述Gm基因的研究成果，松本秀雄得出了“日本民族属于北方型蒙古系民族，其起源地是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湖畔”[23]这一结论。日本民族的来源并非单一，但根据目前各种学科的综合研究，贝加尔湖地区应该是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2.日本绳纹陶器中最为古老的窝纹陶器起源于西伯利亚，经由蒙古草原东部传入日本，成为日本绳纹陶器的一个来源。日本绳纹陶器的另一来源是在朝鲜西北部发展起来的羽状沉线纹陶器。而羽状沉线纹陶器可能起源于中国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是距今六千多年的农业文明。主要分布在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地区。。
3.学界已认定绳纹时代早期的玦状耳饰之一种(B类)是从中国红山文化早期类型兴隆洼文化传入日本的[24]。
4.距今4000—3500年的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现了无纹陶器，东传朝鲜半岛后变成赤褐色无纹陶器。这种陶器又传入日本，对弥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影响。近年来，赤褐色无纹陶器在日本九州北部、山口县等地均有出土[25]。
5.朝鲜半岛青铜器文化和中国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之间具有渊源关系。在韩国庆州入室里和朝鲜(大同郡和孟山郡)发现的细纹镜属于中国北方草原系铜镜，这些铜镜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近年来在日本也有发现[26]。
6.近年，在日本的奈良、大阪、福冈、兵库等地陆续发现了很多古代马具。这些马具起源于中国北方的“三燕文化”(“三燕”指我国北方民族慕容鲜卑族以及鲜卑化汉人建立的三个政权：前燕、后燕、北燕)[27]。1948年江上波夫提出了“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或“骑马民族日本征服论”)，认为四五世纪时，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发祥的扶余系骑马民族经由朝鲜半岛南下日本列岛，在日本畿内地区建立了大和王朝。目前学界对江上的这一学说颇有微词。但不能否定的是，骑马文化是在四五世纪时传入日本，而且对大和统一王朝的建立发挥过巨大作用。
关于草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目前主要有铃木治《关于日本马鞍的样式的变迁》(《国华》837，1961)、近藤好和著《日本古代武具：国家珍宝帐和正仓院器仗》(思文阁出版，2014)、西川明彦编《正仓院的武器、武具、马具》(ぎょうせい，2009)、丰岛直博《三燕及日本出土铁制刀剑的比较研究》、小林谦一《关于东亚甲胄的谱系》、花谷浩《关于三燕地区出土的马具》、神谷正弘《中国、韩国、日本出土马胄和马甲》等研究成果[27]。近几十年来，日本社会对草原丝绸之路也很重视，各大博物馆经常举办有关草原丝绸之路的展览。近年来中国学界也有学者开始研究草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李新全《五女山城与日本古坟出土的铁镞比较研究》、万欣《喇嘛洞铁工初论——兼议中国慕容鲜卑、朝鲜三国时期和日本古坟时代铁器葬俗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田立坤、吕学明《日本古坟时代马具三则》等[27]。
结语
人类文明的长河在历史的“河床”上缓缓流淌了数千年。其间，追求贸易利润的商队、身负国家使命的外交使节、征战戍邊的士兵、取经礼佛的虔诚之士，乃至举族迁徙的民族，曾络绎不绝于丝绸之路。曾几何时，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声，帆影幢幢，它穿过无垠的草原，跨越浩瀚的沙漠，横渡茫茫的海洋，将各处一方的人类不同文化串联起来，承载了文明传播的重任。丝绸之路宛如一条条流淌清泉的水渠，不同的文化甘泉通过这些渠道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促进，蔚为润泽荒古的丝路花雨，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也是通过这一通道，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西域宗教文化传入了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等代表古代中国科技水平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儒学等体现中国古代思想内核的人文价值理念传至西方世界。
纵贯日本文化发展史，我们能够认为古代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华文明哺育的结晶。如果把日本视作丝绸之路东端，那么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成就，无疑得惠于丝绸之路给日本列岛输送去了大量的不同文化营养。现代日本人往往强调飞鸟文化和奈良文化的“国际性”或“世界性”，但日本古代文化的“国际性”“世界性”的形成，是由于中国隋唐王朝通过以中国为核心形成的丝绸之路大量吸收波斯等西域文化要素后再传给日本的成果。
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佛教与印度佛教之间的联系很是重视，研究这一课题固然有其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不能刻意淡化甚至否定中国佛教对日本的影响。日本佛教属于中国佛教的延续和发展，这是不争事实。况且自佛教在印度衰微后，中国西北地区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等地实际上成为世界佛教中心，尤其是于阗“为西域之大乘教国，又为中国大乘教之策源地”[28]。因此，研究丝绸之路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能够扩大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这有利于进一步全面阐述中国对日本文化发展产生的历史影响。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国学界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关于丝绸之路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历史影响的研究，中国学界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希望中国日本学研究者在此方面获得丰硕成果。
[参考文献]
[1]辞海(普及版)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148.
[2]森豊.シルクロードの幻術[M].東京：六興出版，1981：23-25.
[3]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
[4]岸辺成雄.古代シルクロードの音楽[M].東京：講談社，1982：15-16.
[5]森豊.シルクロードの幻術[M].東京：六興出版，1981：27-30.
[6]山折哲雄.宗教から見た日本民族[C]//原和郎.日本人新起源論.東京：角川新書，1990：186.
[7]比嘉春潮.柳田国男と沖縄[C]//比嘉春潮全集：第四巻.那霸：沖縄タイムス社，1971.
[8]白鳥芳郎，秋山谦一.沖縄船漕ぎ祭祀の民族学的研究[M].東京：勉誠社，1995.
[9]岸辺成雄.古代シルクロードの音楽[M].東京：講談社、1982：19-20.
[10]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276.
[11]陈寿.三国志·魏书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198、199.
[12]宣兆琦，李英森.齐文化丛书(14)：齐国经济史[M]，济南：齐鲁书社，1997：566.
[13]李步青，王锡平.试论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C]//烟台博物馆.胶东考古研究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4：101.
[14]佟伟华.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的交流[C]//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研究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4：88.
[15]辽宁省博物馆.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J].考古学报，1981(1).
[16]王锡平.胶东半岛在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J].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研究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4：76-79.
[17]逄振镐.东夷文化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601.
[18]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2554.
[19]刘凤鸣.山东半岛与海上丝绸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0]王慕民，张伟，何灿浩.宁波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
[21]加藤晋平.シベリア先史文化と日本[M].東京：六興出版，1985.
[22]加藤晋平.日本人はどこから来たか[M].東京：岩波新書，1988：171.
[23]松本秀雄.免疫グロブリンの遺伝標識Gm遺伝子に基づいた蒙古系民族の特徴[J].人類学雑誌九五～三，1987.
[24]稲谷孝司.日本考古学上[M].東京：学生社，2007.
[25]金廷鶴.無文陶器文化[C]//韓国考古学.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2.
[26]三上次男.東北アジア史研究[M].東京：吉川弘文館，1977.
[27]遼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县文化财研究所.东北亚考古学论丛[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8]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1.
[责任编辑孙丽]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Silk Road; Japanese culture; historical influences
作者：蔡凤林
摘要：茶文化是一门极具影响力的综合性艺术，数千年的历史赋予了其浓厚的东方色彩。中日两国作为东方茶文化的代表，虽同宗同源却又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体系。日本茶道里千家第十五代千宗室在《〈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一书中，引用确切的史料就日本茶道对中国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进行了细致论证，为中日茶文化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关键词：第十五代千宗室;中日茶文化;传承、发展与交流
本文拟题“从《〈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看茶文化在东瀛的传承与发展”，这是出于对当代茶文化发展的关心与认真思考。（1）笔者希望通过阐释当代日本最大茶道流派里千家第十五代千宗室（以下简称千宗室）的著作《〈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探讨其在中日茶文化的传承、发展与交流中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及其具有的学习与借鉴价值。
一、中国茶文化的东渡与日本茶道三千家的诞生
茶文化源于中国，自神农氏尝百草遇茶，陆羽撰写《茶经》称圣，历代茶人将儒、释、道三家融入其中，既有对经典的传承，更有与时俱进的流变;有对茶文化的坚守，更有跨越国界的交流与互哺。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赋予了茶文化浓厚的东方色彩，就中国茶文化传播的最大收益者而言，毋须质疑，当属东瀛日本，遣隋使与遣唐使随佛教东传将茶文化一并带入了日本，经历上千年本土化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当今的日本化茶道体系。这种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有机交融，被学者称为“复合形态的变异”。②日本茶道史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茶人当属千利休（1522—1591），他用高超的茶艺以及“和敬清寂”“一期一会”等茶道思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作为一名茶人兼商人，千利休悲壮的切腹之死也令其名留史册。千利休的切腹原因至今未能完全解开，被称为了战国时代之谜，研究学者多认为是因为其“和”的思想有悖于丰臣秀吉的黩武之路而被勒令切腹，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代日本三大茶道派别的里千家、表千家、武者小路千家正是千利休的后人。在千利休死后，丰臣秀吉再次召见其子，允许恢复千家。当由崇尚“茶禅一体”的千利休的次子将千家茶道传至千宗旦的时候，千家茶道被发展得更为出色。千宗旦一生拒绝仕途，在全心发展茶道艺术的同时培养其子精于茶道，其子修建的“今日庵”“不審庵”“官休庵”正是当今日本茶道三大流派里千家、表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的发源地。
二、千宗室及《〈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中关于中日茶文化的阐释
在日本茶道三千家中，里千家逐渐成为了最大的茶道流派，其第十五代千宗室（现改称千玄室）所倡导的“一碗茶中出和平”的茶文化理念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千宗室1923年出生于京都，在就读于同志社大学法学院期间曾作为海军参加过战争，战场的经历使其深切地感受到了和平的重要，此后一直致力于通过茶道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推广宣传和平思想。千宗室的茶文化理念既是对先人千利休的茶道思想中的“和”的继承，也是自身茶道思想“道学实”的体现。千宗室著有《茶的精神》《茶中精神》《里千家茶道》等书，其中由南开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一书是千宗室在南开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的中文译本。书中引用确切的史料论证了日本茶道的由来与演变，勾勒出了日本茶道精神的理想世界。
千宗室在《〈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中就陆羽《茶经》对日本茶道的作用进行肯定的同时，也分析出形成日本茶道本质，并使其成为日本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在书中序言部分，千宗室对何为茶道进行了表述，认为茶之境界在于它的娱乐性，能实现于现实社会中的高层次精神性娱乐的正是茶道。对于茶究竟是否生于中国，千宗室的判断是因为《本草纲目》中有神农尝百草，其中百分之七十有毒，以茶解毒的记载，或者曾有野生茶树在中国。千宗室确定随着佛教的东移，茶树也随之传入中国。通过相关史料的查找，千宗室感到详细描述陆羽以前的茶的相关论述中含糊者居多，茶书中被奉为最高最古的经典著作的应该就是《茶经》。通过对陆羽生平和相关著书的分析，千宗室得出陆羽著作可能有后人补笔，而对于陆羽其人，通过参照对比相关传说和相传为陆羽亲笔撰写的《陆羽自传》中的共同点，归纳出陆羽是家系不明的孤儿，虽其貌不扬且有口吃，却善辩且善思，嫌弃杂事而一心向书，所交之友皆为文雅居士，逝去时间与地点皆不详。千宗室在赞扬陆羽高雅人格与独具天赋的茶的世界观之后，提及在陆羽的精神基调中，包含着要从一碗茶中去感受通向其自然之根源的意志。而陆羽敢于取经纬中的“经”字于自己的《茶经》，是一种具有强烈自信与极大抱负的做法。通过对茶文化传至日本的史料分析，千宗室认为茶文化之所以自平安时代起兴起于日本，是使节、留学生和僧侣们为移植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而这些中国使节们所继承的正是由陆羽首次集大成的茶的高超哲学和思想。千宗室从中做出了即使日本自古便有茶树，而真正将其作为饮料发现其价值性以及发现茶是人类追求向往自由王国不可缺少的喜悦感的却不是日本人，而都是以陆羽为首的中国诗人与文人们，正是他们告诉了日本人茶文化思想的哲学性。千宗室在通过研究分析荣西东渡与《吃茶养生记》后得出当时的茶文化已渐渐渗入到日本的武士和贵族阶层，而室町时代村田珠光等学者的出现则正式宣布了日本茶道的形成。至于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千宗室肯定了《南方录》象征着日本茶道“一期一会”思想的确立，评价正是基于传统的创造性才能经常地为其注入新鲜的感觉，成为明日之茶道的最为必要的真谛。千宗室在《〈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一书中通过引用确切的史料，在论证了茶文化思想诞生于中国的同时，也提出了日本茶文化是在对中国茶文化的学习和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革新与创造。对于《〈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一书，专家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评价其为一部系统研究日本茶道源流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精神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以茶为主题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专著。确认了中国的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源头，被后世尊称为“茶圣”的陆羽的《茶经》是最早和最高的经典之作。指出日本茶道虽然源自中国，但绝非中国茶文化的简单移植或翻版，将茶文化概括为追求理想境界的幻想型、重视实物性能的养生型和升华为宗教审美意境的理想型。
三、结语
任何一种文化，当它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就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茶文化也不例外，这门诞生于华夏大地的综合艺术，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具有了浓厚的东方色彩，即便在科技高速发展的21世纪，茶文化仍然广受人们的关注与喜爱。这种密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茶文化中包含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各种理念、信仰、思想情感和文化形态的巨大影响力。正如千宗室在里千家网站中所表述的：“茶道は芸術性、宗教性、哲学性、社交性といったすべてのものを包み込む、まれに見る総合的な文化であります。私は、この60有余年「一碗からピースフルネスを」という言葉を掲げて、この茶道のこころを国内外を問わず世界中の人々に伝えるために努めてまいりました。このインターネット·ホームページを通じて、茶道の伝える「和敬清寂」の理念が本当の意味での世界人類共通の願いである平和と幸せのために少しでも役立つことが出来ればと念じております。”（1）千宗室提到的茶道是一门包含艺术性、宗教性、哲学性、社交性的全部因素的稀有的综合文化。六十余年中千宗室为了向海内外传播茶道之心而不懈努力，用毕生心血去为实现“一碗茶中出和平”茶文化理念而努力不懈，为茶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贡献着力量。其《〈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是我们了解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的宝贵参考资料之一。
作者：尉海莹
摘要： 作为日本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家纹，不仅是一种印制在和服上的图案艺术，也是家族集团的象征，更是日本文化传承的展现。文章以日本历史为研究背景，通过纵向分析家纹历史发展的方法来阐述家纹的诞生、发展、衰败、兴盛、变化和应用所在，并且着重分析家纹在日本现代设计中的应用表现与方法。从而透析和总结家纹的文化价值和地位，得出家纹不仅是人们的情感意识的表达，还记录着历史文化，反映着社会发展的结论，对以家纹为代表的独特传统文化的留存和发展有着更深刻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 日本；家纹；传统文化；图案艺术；历史变迁；现代设计
Key words： Japan； family crests； traditional culture； pattern art； historical changes； modern design
家紋，从艺术形式上来说是美学的一部分，从文化蕴意来看，更是家族、地位的象征，是情感意识的体现。可以说，家纹浓缩了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具有很广泛的研究价值。国内关于家纹的书籍和论文较少，关于家纹的课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日本文化的横向方面，而从历史的角度纵向分析家纹的变迁和应用的较少。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日本独特的服饰美学、文化意识和社会形态，本文从家纹的历史着手，从家纹的诞生到发展至今的几个阶段来分析家纹的变迁，透析家纹在日本现代设计中的应用表现和方法，探究家纹的文化价值、历史地位和现代文化使命，希望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保存有所启发。
1家纹及其表现形式的概述
1.1家纹的概述
家纹是为了表示家族、地位、情感、意识而产生的纹样，是日本家族的象征。家纹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识别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重视家庭关系和家族传统的事实。可以说，家纹是日本民族意识传承的一个重要表现，它以独特的方式印制在和服、房屋、交通工具和家具器物上，而且展现了日本独特的美学和文化，是延续至今的一种特殊的图案纹样。
1.2家纹的表现形式
家纹是日本社会中现存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1]。家纹的图案主要遵循左右对称的原则，线条柔和，形式简单明了、容易识别。从家纹的图案来说，家纹具有艺术美学的表现形式（图1）。
从颜色方面讲，它的颜色一般选取黑白两色，这是为了能易于区分敌友双方而产生的一种表现形式。之后颜色的选用与五行相对应，有黑、白、赤、黄、青5种颜色，甚至以自然界的色彩为灵感。无论是颜色还是图案，家纹都具有易于识别的实用性功能。
家纹的图案也大都取自于自然和生活元素，这和日本民族的情感意识密不可分。家纹中祥瑞类的纹样居多，都有延绵息灾、福寿圆满之意，在战争中使用的家纹则蕴含着渴望神灵庇护的愿望。除此之外，家纹传承至今，除了具有实用和象征功能，还是日本家族观念延续的展现。此时的家纹成为图腾和求安之意的延续，也成为日本家族传承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2]。
2家纹的历史变迁与应用
随着历史发展，家纹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分为五个时期。
2.1家纹的源流和发祥
家纹是日本传统纹样之一，主要从纹样图案变化而来，在日本绳文时代的土器和弥生时代的铜像上就印有类似于绳纹和水波的纹样，可以看出早期家纹的雏形。那时的人们在日常用品和身体上绘制纹样，这些纹样与家纹有着相通之处（图2）。
平安时代，和服上原有的纹样逐渐成熟化，其中象征着家族和地位的“有职纹样”也逐渐传入了公家的装束和日用装饰当中。人们就把当时流行的孔雀、蝴蝶、牡丹、团扇、龟等来自生活和自然的元素装饰在牛车上，甚至是服装、日用品上，这增加了纹样的识别功能[3]。在公家家纹出现之后，武家家纹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规模庞大的战争中，为了不混淆敌友双方，这促使了人们对简单标识的创新。
家纹由最初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的纹样图案向象征性方向发展，家纹的种类逐渐增多，运用的范围也不仅局限于器具，服饰上的装饰性更加明显。家纹作用的变化，意味着人们家族意识的增强。家纹被赋予了“家”的象征，一个家族的人们开始反复使用相同的纹样，逐渐这个纹样就变成了这个家族的标识，这就象征着家纹的正式形成。
2.2家纹的发展和文化流传
镰仓时代至南北朝时代，随着家纹在日本武家社会的普及，家纹已深入日本人心中，它俨然成为各大家族各自立场的象征[4]。这个时期，天皇将皇室使用的菊纹和桐纹赐给武士，菊和桐都有辟邪和长寿的祈福之意（图3）。南北朝以后，菊纹和桐纹的家纹多由武士使用，武士们基本上都拥有了自己的家纹。
室町时代，由于仿照中国制度，禅宗文化传入日本。这使得日本的建筑、绘画、诗歌等艺术开始受到禅宗的影响，主张安静、自然、简洁。同时，日本的家纹也有向禅宗发展的倾向，家纹的图案多为植物、文字、数字、自然景观等，呈朴实、典雅的趋势。家纹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被人们视为一种精神信仰，这与宗教影响下的民族根源是分不开的。
2.3战国时代的家纹衰落
随着幕府势力的逐渐衰退，大小豪族的势力开始蓬勃发展，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这个时期“下克上”的风潮愈演愈烈，成为下属打倒主君爬上高位的时期，从而影响到主仆家族家纹的兴衰演变[5]。在连续多年的战争中，许多家族因承受不住内外的负担而迅速衰落，这也促使了一部分家纹在这一时期走向衰败。从战国时期的川中岛合战屏风图（图4）中可见，家纹在战争中得以应用。
留在人们心中的等级观念通过家纹刻画出来，代表着高位、权势的家纹受战争的影响，无论是形式还是数量都有所减少。直至德川家康统一全国，家纹才开始脱离战争。
2.4家纹的庶民化
江户时代中后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庶民使用家纹，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专门绘制家纹的画师[6]。家纹迅速普及并产生了许多变化，还出现了歌舞伎演员的纹饰（图5，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与商业的商徽。
明治维新后，欧洲的民主思想广泛在日本传播[7]。明治政府颁布告令，以“四民平等”为目标，人们都可以穿着带有家纹的服装（图6，京都染织文化协会藏）。平民被赋予了他们祖先的姓氏和家纹，家纹完全实现了庶民化。
印制家纹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一种民俗风尚。家纹不仅是家族的标识，还赋予了新的功能。因为歌舞伎表演的流行，家纹也被用在歌舞艺术中，成为当时的流行纹样。家纹经常印制在商行的门帘、窗帘上，成为一种很好的宣传手段。家纹不再被身份、地位束缚，平民也可以使用和设计自家的家纹。
2.5新时期背景下的家纹命运
二战后，日本推动社会改革和经济民主化[8]，人们都愿意向城市转移，使得人们渴望脱离家族的束缚，家庭意识开始淡化，这象征着家纹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除了在婚礼丧祭等重要场合会穿着印有家纹的和服及使用印有家纹物品外，其他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完全用不到家纹。
现今，传统的家纹不仅随着历史的沉淀被收藏在展厅中，更是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许多活动的图标或者图案也是模仿家纹而得来的。特别是家纹作为一种装饰元素会经常运用在服装、提包及各种包装上，成为一种传统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3家纹在日本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现代生活样式的改变，传统的艺术虽然很难保存，但是，家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并以新的精神、新的形式留存下来。
3.1家纹在日本现代设计中的应用表现
日本传统纹样的典型代表家纹，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还是日本独特之物。家纹延伸了家族和集团意识，企业公司的商标、学校的校徽、城市郡县的市徽、团体活动的徽章都来源于家纹，并且在设计和构图上都受到家纹的影响。这些徽章标识提取加工了家纹的核心图案，在设计上執行完整而复杂的纹章规范。例如，日本家族企业三菱集团的标志就是来源于家纹中的“菱纹”，因为三菱集团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是武田氏的后代，而象征武田氏家族的菱纹也被用在了企业标志中（图7）。说到日本的校徽设计，就会给人简约之感，比如东京大学的校徽由“银杏叶”组成，贯穿了崇尚自然的观念（图8）。
同时，家纹的图案不仅运用在平面设计中，还回归于服装、家居，甚至发展到了包装设计等领域。这种以家纹为题材的形式在日本的现代设计中尤为明显，不同形态的纹样，辅之不同的美好寓意，使得家纹不再只为家族集团存在，反而更加生动有趣。例如，日本人气街头品牌EVISU是设计师山根英彦一手创立，他在休闲T恤中加入了家纹的图案（图9）。2012年的春夏东京时装周，大澄刚史的PHENOMENON以经典的家纹元素融合造型设计，设计大胆而充满可看性，这些都实现了家纹与现代潮流的完美结合（图10）。
3.2家纹在日本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家纹在现代设计中得以传承，因为其蕴含的日本传统情趣和独特艺术形式。正因为其纯净优雅的风格，家纹在现代设计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家纹丰富的图案元素、形式美的构成规律和多元素、多造型、解构重组的设计原则，为现代设计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和可能性。这些构建成了日本传统艺术的内在秩序，也将在未来继续传承下去。
现代设计使家纹不断创新，家纹与时代结合，融入新的文化内涵，创造出新的图形内容。这些简单的图案，加入干净利落的现代线条，通过结构的繁简变化，使图案更具现代感和时尚感。当然，再设计中保持原有的传统意味和民族元素更是现代设计需要重视的地方，将传统艺术与当下生活实现融合和共存，实现文化内涵与当代精神的结合，才能使传统文化和现代思维达到共赢的效果。
4家纹的文化价值地位与未来发展
家纹从产生到发展至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它的价值所在。家纹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文化价值也是支撑它至今甚至是未来延续的重要因素。
4.1家纹的文化价值
4.1.1家族集团观念的载体
家纹象征着家族的姓氏、名望及家世，因此它与一个家族的荣辱兴衰密不可分[9]。战争中，家族兴，则家纹也兴盛发展；家族衰，则家纹也随着家族一并消亡。此时，家纹的命运与家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历史的长河中，家纹一直担当着家族集团象征的角色，它也成为家族集团观念的载体。家纹不仅代表着个体，也是构成集团的元素，是社会发展的展现要素。从古至今，家纹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和情感意识的延续，从侧面反映了家族的兴衰存亡。
4.1.2自然崇拜和图腾信仰的象征
人们对自然一直都有着特殊的情感。人们认为自然界蕴含着生命，森林、山川、砂石都寄托了神灵，所以形成了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人们渴望得到神灵的庇佑，过上风调雨顺的生活。同时，人们也深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在自然面前深感自身的无助和无力，因而享受着自然的恩惠，感恩自然、崇拜自然，也敬畏自然。
家纹不仅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识别标识，对于武士来说，更成为一种在战争中祈求保护自己、震慑敌人的精神力量。人们把家纹与英勇的武士相联系，赋予这些纹样除魔辟邪、国泰民安的寓意，成为图腾崇拜的一种象征。
4.1.3生活情感的表达
家纹体现了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纹样是人们生活情感的物化，他们希望通过用印染、刺绣、绘制等方式将祥瑞展现在和服、器物、旗帜等物品上，寄托着人们对家人健康幸福、社会团体繁荣昌盛、生活美好顺利的向往和期待。人们在艺术、商业、学业上的愿望，使得家纹在歌舞艺术、商标校徽中的发展，家纹通过文字、数字、器物纹样将日本人“雅、寂、幽、静”的文化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4.1.4民族性格的展现
家纹发展至今，与日本民族的性格有着密切联系，是日本民族的性格矛盾体的展现。日本土地贫瘠，多自然灾害，再加上神道教和禅宗文化的影响，使得人们对自然万物有着与生俱来的崇敬，由此产生的形态多样、优雅宁静的植物和自然景观纹样，都带有一些怯懦温和的性格。这样温柔有礼的性格也寄存在家纹流畅的线条和和谐的轮廓中。但一些以动物为元素的武家家纹却成为日本民族勇敢、黩武的象征。图案中蕴含的对称结构和和谐布局，这些都是日本传统艺术的精髓，也是日本民族一种规矩保守的性格展现。当然，家纹还吸收和借鉴了其他文化，出现了很多新的图案。包容他物、接受新事物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在现在也是民族发展的可贵之处。
4.1.5历史文化流传与社会革新的记录
家纹不仅记录了民族的情感意识，还记载着历史文化。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与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息息相关。日本人重视历史的传承，因而纹样通过早期的图案、符号诞生，传承至今。家纹的纹样被保存了下来，更重要的是纹样中寄存的家族观念、自然崇拜、情感寄托等涵义也都流传至今，让后世可知。虽然家纹演变至今，不再是家族历史荣耀的记载，但仍然成为这个时代文化的反映。
政治事件和文娱活动的产生影响着家纹的形式不断变化，也赋予了家纹新的文化内涵。家纹的文化内涵不仅包含了战争时期的等级观念和图腾信仰，还包括了和平年代的生活向往和精神追求。无论是通过战争方式的朝代更替还是和平方式的社会改革，家纹的变化都反映着这一时代的特征。
4.2家纹的文化历史地位
家纹的价值不止于此，它是一种纹样的装饰性和实用性的体现，也是日本民族的精神意识的表达。代表家族观念的家纹，充分展现了家族的延续性，也体现了日本民族等级观念。另外，以动植物纹、自然为主题的家纹，成为日本民族对自然崇拜的典型证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生活态度和宗教观念也从生活元素构成的家纹中传达出来。家纹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文化流传的载体，在历史传承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
4.3家纹的现代文化使命
家纹作为传统的装饰图案和拥有美好寓意的图案，广泛运用在服装、家具、建筑、包装等设计领域。家纹的题材丰富，造型多样，同时也具有吉祥如意的寓意，使得家纹逐渐摆脱了家族象征而成为装饰纹样得以延续。在看似简单的图案之中，却包含着简约、孤高、幽静、清寂的日本传统美学法则，更蕴含着人们对自然和生活的细腻观察与热爱。家纹的美妙在于它超越了事物具体的形象，而呈现出图案本身纯粹的美[10]。家纹可谓是日本传统艺术的精髓，凭借其质朴典雅的传统和求吉纳福的寓意，多次出现在现代设计当中。
如今，家纹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为人们所用，如何通过改变古老传统家纹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将它融入现代生活中，成为设计师们思考和努力的方向。只有将传统的艺术形式和时代下的现实生活实现完美融合与共存，实现新的文化内涵与当代精神的整合，才能让传统文化拥有现代的价值。
5结语
家纹发展至今，一共经历了起源、发展、衰败、兴盛、演变五个阶段。家纹不仅成为日本文化意识的载体，更是对历史文化、社会革新的记录。流传至今的家纹，拥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特殊的历史地位，是在绵长的历史中形成的独特之物，是一笔精妙的文化财产。现代，要想让家纹继续留存，除了保存家纹的传统艺术形式外，还要赋予家紋现代精神才能使其适应现代生活不断发展。家纹的价值不可小觑，它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和传统文化的留存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程禹，吴思佳.日本“家徽”研究[J].艺术设计研究，2015（2）：1720.
CHENG Yu， WU Sijia. Research on Japanese family heraldry [J]. The Research of Art Design， 2015（2）：1720.
[2]邢永凤，周晓飞.和服家纹上的日本文化[J].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5（2）：4145.
XING Yongfeng， ZHOU Xiaofei. On the Japan culture reflected in the family pattern on the kimono [J]. Journal of Zhejiang Textile and Appare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2016，15（2）：4145.
[3]綱本光悦.家紋と名字[M].東京：株式会社西東社，2016：844.
OMIMOTO Mtuyosi. Family Heraldry and Name [M]. Tokyo： Stock Company East West Club， 2016：844.
[4]吴波，吴宁.日本家徽文化的历史演進[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7（2）：7678.
WU Bo， WU Ning. Analysis on historical review of Japanese heraldry [J]. 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1，27（2）：7678.
[5]INDEX编辑部.家徽里的日本史[M].鲁雯霏，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4961.
INDEX Editorial Department. Japanese History in the Emblem[M].Translated by LU Wenfei. Beijing： World Book Publishing Company，2015：4961.
[6]泡坂妻夫.家紋の話[M].東京：株式会社KADOKAWA，2016：673.
AWASAKA Tuma. The Words of Family Hattern [M].Tokyo： Stock Company KADOKAWA，2016：673.
[7]丹羽基二.家紋[M].東京：秋田書店，1970：340.
NIWA Motoji.Family Heraldry [M]. Tokyo： Akita Bookstore， 1970：340.
[8]インデックス編集部.家紋の世界[M].東京：株式会社イ一ス卜·プレス，2014：6.
Indetukusu Editorial Department. The World of Family Heraldry[M].Tokyo： Stock Company Insuto·Puresu，2014：6.
[9]郭翀.日本家纹商标设计演变分析[J].新美术，2012（3）：8890.
GUO Chong.A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brand design of Japanese family heraldry[J].New Art，2012（3）：8890.
[10]明兰.论家徽的图腾意识及家徽在现代设计中的价值与运用[J].包装工程，2012，33（8）：2123.
MING Lan. On the totem consciousness in family crest and its value and use in modern design [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2，33（8）：2123.
作者：刘冬云 闫琪
摘要：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与其质量保障体系的演进历程紧密相联。尽管日本目前已建立了包括政府评价、高校自评和第三方评价在内的形式多样、主体多元的复杂而综合的系统，但其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仍与其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存在诸多矛盾，影响了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的自由化、全球化发展进程。为此，日本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通过对大学的发展分层定位、分类评价，成立国家级的质量保障机构提升信息服务水平和评价效率，逐步构建起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全球性新框架。日本的这些措施、经验对于我国建设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日本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发展；评价；启示
日本作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一，其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发展历程与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进程紧密相联。二战过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并持续繁荣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时期，为提供大批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日本放缓了对私立大学的严格管控，从而刺激了私立大学的快速发展。[1]日本的高等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就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但为了化解因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而导致的质量危机，日本政府在战后一段时间加强了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控和评价（evaluation）①，以此保证和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2]到本世纪初，日本已建立了包括政府评价、高校自评和第三方评价在内的形式多样、主体多元的复杂而综合的质量保障体系。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以“缓和规制”和促进高校自主与自律为目的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日本的质量评价与保障制度却与其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出现了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高等教育体系向全球化發展的目标进程。
事实上，质量保障作为现代工业时代兴起的一种新型管理方式，它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运用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质量保障日益走向程序化、规范化和技术化，“工具化”甚至“功利化”的评估指标、繁复的评估程序不仅对高校内部的学术自主造成了干扰，评估效率的问题也饱受诟病。[3]国内学者张应强曾撰文指出，“对于遵从的倡导，对于技术的迷思，以及权力和责任的失衡，是当前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所固有的弊端”[4]；张慧洁教授也认为，“不合理的评估制度会限制大学自主权，使大学丧失多样性和个性，更主要的是压制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最终阻碍大学自身积极性的发挥”[5]。因此，如何平衡高校内部自主发展与外部管理监控之间的关系，在开展外部质量保障的同时尊重高校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如何提高评估工作效率、提高工作成效，发挥质量保障对于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支持作用？如何发展与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相匹配的、多方协同保障质量的新制度？这些问题已成为整个社会、政府和高校共同关注的焦点。
美国西部院校认证协会（WASC）主席拉尔夫· A·沃尔夫（Ralph A.Wolff）曾深刻地指出：“由于高等教育机构总是跟随质量评价的标准在行进，所以质量保障机构需要比高等教育机构看得更远，质量保障机构需发挥‘未来发展的思想家（Futures Thinker）’的作用，才能带领高等教育质量不断前进。”[6]这意味着，质量保障工作必须要适应甚至适当超前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形成良好的互动，才能发挥保证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1990年代以来的西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主要是遵循西方高校自主办学、多样发展的历史轨迹，走的是一条“强化外部评估与问责”的发展道路，演进线路清晰明了。[7]而日本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后发国家[8]，其高等教育在战后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制度变革，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发展历程可谓“百家争鸣”，曲折而复杂，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9]尽管如此，日本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制度上的数次调整却体现了质量保障与高等教育体系发展之间内在的互生关系。同时，日本自本世纪以来在推进高等教育自由竞争、管理放权、增强高校自主与自律性等方面的政策动向与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教育行政管理权力下移、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促进高校多样发展的高等教育改革思路具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日本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历程及其与高等教育体系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正处于急速发展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学习和研究意义。
基于此，本文拟对日本高等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演变历程进行梳理，探索质量评价与保障中各方力量牵制与平衡的规律，从而理解高等教育保障与评价制度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及其合理性基础。同时，通过对日本质量评价与保障政策同其世界级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之间互动关系的剖析，进一步思考如何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和评估制度的有效落实，尤其是如何处理质量保障与高等教育发展关系问题。
一、日本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发展的三个阶段
日本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演进与其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紧密相联，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二战前到战后一段时期，日本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日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管控与保障主要依靠“大学设置认可体系”（establish-approval system）；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以大学设置认可为主的质量保障体系逐步被大学自评和自我监控为主的评价系统所取代；第三阶段始于2000年，在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战略下，日本的公立大学经历了法人化改革，成为具有自治性质的组织，第三方评价回归，对高等教育质量的问责进一步加强，日本建立起包括政府评价、高校自评和第三方评价在内的形式多样、主体多元的复杂而综合的质量保障体系。
（一）二战前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与“设置认可”质量保障体系
日本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始于19世纪末，以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的建立为标志。1903年和1918年《专门学校法则》和《大学令》的颁布，对日本当时各类大学的设置做出了规定。直到二战之前，日本对高等教育质量管控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建立严格的法规和质量标准，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条件把关，除设立新大学外，学部、学科的新设或变更均须按照国家制定的《大学设置基准》接受审查。[10]这一时期，日本的大学根据其地位、历史和声誉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其中，帝国大学和一些国立大学以及少数私立大学（如庆应义塾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构成了日本大学的“精英阶层”。[11]
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是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时期，其中，私立大学构成了日本高等教育的主体（占日本高等院校总数的80%），但除开一些传统的有名望的大学，其他私立大学的质量参差不齐，国立/公立大学的质量仍占优。在美国军事占领期间（1945年至1952年），日本的教育体制经历了重大变革，《学校教育法》（1947年）提出了所谓的“6-3-3-4”新学校教育体系（6年小学，3年初级中学，3年高级中学和4年大学），507所旧学制的高等教育机构被调整为226所新学制大学（四年制）。通过此变革，帝国大学逐渐丧失了其“精英阶层”的地位而被融入新创建的大学体系当中，所有的国立大学都享有同样的法律地位。[12]这一时期，日本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1）日本政府于1956年颁布的《大学设置基准》（Standard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versities，SEU）对大学设置的基本标准（如课程设置、师生比、教学场所生均面积等）作出规定；（2）1947年成立的日本大学认证协会（Japan University Accreditation Association，JUAA）负责对战后新成立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质量评价。[13]
20世纪60年代前后，日本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走向大众化阶段，其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分为四种类型：综合大学与研究生院（Universities and Graduate schools）、短期大学（Junior colleges）、高等专门学校（Colleges of technology）和专修学校（Professional training college）。这一时期，政府虽然制定了《大学设置基准》（SUE）和JUAA开展的志愿性质的认证评价是日本高等院校质量保障的主体，但前者发挥的作用更大。原因在于，JUAA所开展的认证评价属自愿性质，缺少奖惩制度的约束，因此向JUAA申请开展认证评价的高校并不多。同时，由于《大学设置基准》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控主要体现在大学设立之时，属于“事前”监控，监控方式主要体现在“数值”层面（如师生比例、建筑面积、基础设施等），而不涉及教育和研究活动的开展情况。[14]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引入新的评价机制，强化大学在质量自我监控和评价上的责任与义务，并将评价的目光转向对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之后的运行过程和结果评价上。
（二）20世纪9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与高校自评
日本高等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向普及化阶段过渡，但此时日本社会18岁适龄学生数量已呈逐年下降趋势，高等教育的生源危机已经初显。为了能招满学生，有些学校不得不降低对学生学业的要求，即使学生的学业成绩并不令人满意，但只要他们付学费，学校也不会强制学生退学。为了减少教学成本，有的学校常采取大班授课的方式，这些做法尽管在短时间内使升学率有所上升，但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已有多半的大学为招不满学生而困扰，同时，这些举措还间接导致了大学教育服务质量的下滑。[15]
1991年《大学设置基准》（SUE）的修订是日本教育领域的第一次重大改革，修订后的SEU放宽了对大学在课程设置与组织的限制规定，给予高校（特别是私立大学）更多的办学自由权和灵活性，但要求高校须通过自我监控与评价来管理自身的教育和研究活动。据统计，至1997年，已有83.7%的大学至少完成了一次自我评价，56.4%的高校完成了两次以上。但是，对于引入外部或第三方评价却遭到了“大学委员会”（1987年由日本教育主管部门组织成立，其成员由大学校长、企业高管与研究人员共同组成）的反对，原因在于，委员会认为此举影响了高校的自主权与学术自由。[16]
1998年，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RIHE）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各个高校实施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的情况不一，但都认为这对高校的改革和质量的提升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调查结果还显示，国立大学更加重视对研究活动的评价，因为研究绩效与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直接相关，而私立大学更加重视对录取新生和毕业生学业成绩的评价，因为生源方面的竞争直接影响其办学的经济效益。[17]
1999年，高校自评从最初的自愿性活动转变为一项强制性工作，所有大学都必须开展，评价结果也要向社会公开。此后，高校自评成为日本高校的一项常规性活动。高校自评在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和质量提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单纯的自我监督和评价由于其缺乏外界监控和问责，其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18]为了进一步促进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回应教育消费者（学生及其家长）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问责需求，日本政府逐步加强了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外部评价，重新考虑引入曾备受争议的第三方评价。
（三）2000年至今：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战略和多元化评价体系
2000年以来，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更加突出，加上经济增长放缓，日本高等教育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生源危机。至2008年，已有约67.5%的综合大学和47%的短期大学无法完成当年的招生任务。[19]在此形势下，日本一方面改革了招生和考试的方法、入学后的指导教育，全面调整教育研究和管理运营的组织、财务及经营方针；另一方面加快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步伐，意图通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吸引更多的国际生源，应对日益严峻的招生压力。
早在1998年，日本大学委员会就发布了“21世纪大学愿景和改革措施”报告，对日本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如下建议：①培养学生寻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教学和科研的质量；②为高校创设更加灵活的教学和科研氛围，增进大学的办学自学权；③增进高校在决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自主性，促进管理分权；④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将自我监控和评价系统与第三方评价体系相结合。[20]
2004年，86所国立大学的法人化改革是日本高等教育领域一次重要的结构性改革，国立大学自此拥有了行政法人资格和经营权，成为自主法人实体。政府与国立大學的关系就转变为由文部科学省提供行政指导，6年一次地对国立大学就公布的中期目标、中期计划进展程度进行评价，参考评价结果进行财政分配，同时，评价结果还将作为各大学制定下一个中期目标和计划的基础。因此，国立大学必须基于其绩效水平制定一个清晰的中期目标和计划，而政府则通过评价体系的设计改进其外部问责。[21]最后，文部科学省还成立了“国立大学评价委员会”，专门对国立大学的学年计划、中期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日本大学学位授予与评价机构（NIAD-UE）则被授权对国立大学就中期目标的完成进行评价。[22]
此外，《学校教育法》也作了相应修改，放宽了作为国家“事前”评价和质量保障机制的《大学设置基准》对于大学设置的标准要求，增加高校在教师引进和课程组织方面的自主权和灵活性。[23]随着一系列改革的实施，日本文部科学省建立起了“认证评价制度”，“第三方评价”得以快速发展。至2014年，日本已建立了四个主要的高校评价与认证机构，它们分别是：①日本大学学位授予和评价机构（NIAD-UE），创建于2004年，对所有类型的高校包括专业研究生院开展评价；②日本大学认证协会（JUAA），成立于1947年，2004年取得对大学、专科院校、法律学校以及商业、公共政策、公共卫生和知识产权等专业研究生院的评价权；③日本高等教育评价机构（JIHEE），2000年由私立大学协会创办，2004年日本文部教育省授权JIHEE对大学、专科院校和商业研究院进行评价；④日本院校认证协会（JACA），成立于1994年，最初是支持和促进专科院校提高办学质量的组织，2005年被授权对专科院校进行评价。这些高校评价和认证机构都拥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与程序，对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展评价和认证，并向公众公布评价结果。因此到2014年，日本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已由四部分组成：①大学设置认可制度；②高校自我监控与评价制度；③认证评价制度；④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制度。
二、日本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存在的问题
从战前的精英教育到战后的大众教育，再到上世纪末步入普及化阶段，日本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也随之建设和完善。目前，日本建立了包括政府评价、高校自评和第三方评价在内的复杂而综合的质量保障体系。但是，这种复杂而多元的体系是否有利于日本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帮助其实现建设世界级的高等教育体系的目标呢？此外，新世纪伊始，日本政府就将“国际化”作为强化大学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和未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24]，那么，日本的质量评价与保障制度能否适应并支持这一改革趋势呢？有批评者指出：日本的教育评价体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评价活动不仅费时费力，效率还不高，甚至对教学和科研产生了负面影响。[25]日本教育界知名学者专家，如东京大学天野之弥、名古屋大学米泽彰纯、广岛大学丸山文裕等人以及世界经合组织课题组均就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其中存在的种种桎梏。归纳起来，日本目前在高等教育发展上遭遇的瓶颈与以下质量保障与评价的制度或方法有关。
（一）严格而等级化的评价制度与大学自主和自律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二战后“新学校教育体系”的建立、帝国大学特权的丧失，到本世纪初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日本逐步弱化“精英阶层”的办学特权，赋予国立大学自主法人资格，意图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促进高校的自由发展。在质量评价与保障中，日本强调高校要建立起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并对教育质量进行自我监控和评价，以促进大学走向自主与自律。但是，这些措施却在现实中陷入了悖论：①“自由和竞争”（Liberalization and competition）悖论。在人口减少、经济停滞、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严峻的形势下，高等教育的“自由和竞争”，特别是通过研究方面的竞争力拉开大学间的差距，分化出屈指可数的强者和大量弱者的可能性很大。[26]在“2013年教育重建大会”上，日本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目标——力争实现10所日本大学进入世界排名前100名（但最后评选出的大学仍是传统的研究型大学，即所谓的“精英阶层”）。[27]这意味着政府将更为集中地对传统的顶尖大学（前帝国大学和几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加大资金投入，这项政策势必导致大学之间更为严重的不平等，拉大顶尖大学与中/低端大学的差距。处于有限的资金投入状态下的“自由与竞争”无法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从根本上改变“僵化的层次结构”，带来制度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反而只会加剧等级分化，扩大和再生出一个倾斜度更大的金字塔型的高等教育结构。②“规制缓和”（Deregulation）悖论。在过去的20年里，文部科学省虽然放宽了对国立大学的“直接管制”，却通过补助费等财政手段加强了对高校的“间接管制”，这种做法实际上制约了大学独立自主的经营。这样一来，日本试图在大学评价中以提高标准灵活性来改善高校的自主性，但随着更加严格的评价机制的引入，一个更为复杂而严苛的质量评价体系却已形成。[28]
（二）多元而复杂的评价方式与评价效率之间的矛盾
除了政府开展的各类质量评价，日本的高校自评和社会第三方评价在经历了70多年的改革与建设后也得到了较大发展。目前，日本的社会第三方评价和认证机构已拥有各自的较为成熟的评价标准与程序，评价形式、内容多样。除此之外，参与评价的专家成员也具有多元性，其中不仅有日本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包括具有国外学术经历、现在国外大学从事相关科研活动的专家。[29]此外，为进一步丰富评价内容，加强微观层面的评价，突显学生在评价中的地位，日本还建立了高校学生学习成果评价体系，意欲通过学生学习成果评价及其反馈来改进教学。但与世界上其他高校开展的直接评价（如“标准化全国考试”）不同，日本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间接评价，这样做的原因在于：①“标准化考试”被认为限制了高校的学术自由、组织课程与教育计划的自主性；②对于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应制定不同的考试标准，而“标准化考试”难以反映这种多样性；③考试本身并不能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因此对改进课程与教学质量意义不大。[30]
然而，由于各个评价与认证机构在评价标准及内容上的不同，间接的学生学习成果也缺乏标准化的指标来衡量，而且日本缺乏一个国家层面的评价统一协调机构，各类质量评价与保障活动并不那么统一和协调，各类评价结果得不到很好的交流和共享。与此同时，繁重的评价任务耗费了高校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大量的时间精力，从而导致了评价效率的低下。[31]世界經合组织（OECD）在评价日本高等教育时指出：“日本目前应当建立一个国家级的高等教育评价中心，收集不同高等教育评价与认证机构的数据与信息，用以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在评价中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此外，日本还可以考虑参与国际组织开展的学生学习成果评价，提高评价效率。”[32]戈尼亚（Gonyea）等人也指出：“日本应将学生学习成果直接评价与间接评价的方式相结合，并将高校自评、第三方评价与学生学习成果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利用，提供更为全面和综合的评价结果，从而提高评价效率。”[33]
（三）本土化的评价框架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
新世纪伊始，日本就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作为其重要的战略目标，意欲通过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吸引更多的国际生源，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源危机，具有代表性的质量发展与提升项目如“21世纪COE计划”（2002-2006）、“全球COE计划”（2007-）项目和2014年正式啟动的“全球顶尖大学项目”（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等。[34]那么，日本目前的大学质量评价政策是否适应这一战略发展目标的需要呢？米泽彰纯认为，日本的高等教育评价具有本土架构与全球架构并驾齐驱的特征。即，一方面，日本把国内的情况向国外介绍说明，由本国培养学者专家，并协助外籍学生适应本国体系；另一方面，日本又积极地将国际情况引入国内，将评价体系的改进与国际标准相接轨。[35]但是，日本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评价主要强调本土化的架构，即注重本土学术圈的价值与观点。例如，在评价过程中主要是用日语制作评价材料、讨论评价过程、公布评价结果（英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评价委员之中，尽管有外国人参与，但也仅限于精通日语、熟知日本情况的人士。[36]这种本土化的质量保障框架结构实际上限制了日本的高等教育学术在国际上的发展。日本的质量评价表面上接轨到国际水准，但实际上评价方法非常的本土化。在此情况下，日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并不尽如人意。[37]天野之弥也指出，日本的大学与欧美国家相比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还很少，同时又受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大学追赶，大学的排名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而作为大学评价最重要的对象——教育和研究活动，日本的大学却在外国教师和留学生的比例这类国际化指标上得分较低，这是影响日本大学国际排名的主要原因。[38]这也间接证明了日本目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实际上并不顺畅。
三、日本对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的调整和发展
置身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之中，日本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引发了社会的争议与不满，并对日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及其整体运行产生了影响。OECD调查团曾尖锐地指出，日本的高等教育结构已“无法满足发达的技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39]。随着改革的深入，日本试图通过对大学的发展重新定位、分类评价，提高信息服务水平、培训质量管理人员，构建政府、社会、学校三者关系的新框架等措施加以应对，以弥补政策实施中的不足。
（一）高校分类发展，建立与高校发展层次相适应的质量评价制度
对于大学自主性发展不足的问题，日本一些学者提出对各类大学的发展作重新定位，根据类别对大学开展相应的评价，同时加强评价结果与财政拨款之间的联系，增加评价结果的公开透明性等。日本广岛大学丸山文裕曾指出，21世纪以来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种种问题主要与政府资金不足有关。在经济萧条下走向老龄化社会的日本，政府财政对本就处于低位的教育的支出（相对于国际水准而言）非增倒减，在“规制缓和”的同时，只对少数大学集中性地提供资金支持，即所谓的“选择与集中”，这将导致许多小规模的大学有可能面临破产的危机。因此，大学会更重视教育质量，并为此加大改革力度。[40]他还指出，日本现有86所国立大学，但世界水平的大学竞争不需要86所大学都去参与。他建议将日本的大学分为三类：一是世界水平的大学；二是面向特定研究领域的大学；三是区域性大学。其中，区域性的大学就应与所在区域加强合作，扩大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多为区域发展作贡献，同时增强大学自身的实力。而大部分私立大学要以教学为中心，开设与各种职业相关的课程，如护士、护理师、计算机工程师等，在发展上要定位于做好教学和让学生能更好地就业。[41]
日本近年来的质量评价与保障政策实际上加强了评价制度与高校发展类别与层次之间的联系，通过制定严格的评价制度并加强执行，规范评价程序与方式，确保每个院校都按他们所公布的计划、目标进行质量建设，维护评价的公平和透明。例如，对于得到较多国家财政资助的国立大学，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国立大学评价委员会”，每6年进行一次国立大学法人评价，以确保每一所国立大学在教育和科研领域已经实现中期目标、中期计划，并参考评价结果进行财政分配。对于以大学出色的研究及教育活动给予各种专项资助的评价“COE计划”项目、“全球顶尖大学”项目，其评选过程则包含了事先评审、事中评价和事后评价等环节，评价结果不仅用于指导项目改进，更是划拨后期辅助金的主要依据，执行不利者将被削减或停止拨付补助金。[42]对于在经济上相对独立的私立教育，尽管政府放缓了对私立大学设置的严格管控，但由于生源竞争和经济效益等因素，私立大学也自觉加强了对录取新生和毕业生学业成绩的评价。对于这类大学，政府让它们更多地参与社会性组织开展的评估和认证，其主要目的也在于通过专业的评价提高办学质量和教育服务水平。
（二）成立国家级的质量保障机构，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提升工作效率
正如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评论的那样，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改善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性，促进了学术自由，但它现在更应做的是“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质量评价体系，提高评价的效率”[43]。2016年4月，日本大学学位授予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机构（NIAD-QE）在合并日本大学学位授予和评价机构（NIAD-UE）与日本大学财务和管理中心（Center for National University Finance and Management）的基础上成立，该机构是日本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的领导机构，受文部科学省的授权，下设各分管委员会，包括高等教育机构的评价和认证、学位授予、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合作、国立大学法人的教育与研究以及财政事务等功能，并确保组织管理的中立、公平和透明。[44]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级行政机构，NIAD-QE不同于之前的各类社会性评价机构，它在一定程度上将原本较为分散的社会评价组织的功能集合起来，尤其是将日本大学财务和管理中心合并进来，实际上加强了质量评价与保障同财政拨款的联系，以确保质量评价与保障制度的有效执行。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NIAD-QE与日本高等教育认证与评估机构合作开展收集、整理和发布有关院校信息的活动，NIAD-QE不仅利用各种平台上发布的信息包、国际合作网站、研究报告和量化的技术手段，为学习者、高等教育机构和教育管理人员提供相关信息，还与日本高校门户肖像组织（Japanes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Portraits）开展合作，通过对各類大学管理信息的收集，建立了一种披露大学教育与发展状况的信息利用机制，以有效提高评价信息的利用率，同时也作为支持日本高等教育机构质量的改进和NIAD-QE自身项目开发的强大工具。此外，NIAD-QE还提供质量管理人员培训服务，通过评审讲习班和研讨会，提升工作人员的质量保障技能，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工作的效率。[45]
（三）发展高等教育评价的全球性框架，提升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同许多国家一样，日本的高等教育评价与保障也陷入克拉克（Clark）所提出的大学、政府、市场这三方关系的角力之中。大学及学术界主张自我的专业性，政府要求明确的量化指标以及评价结果与财政分配的关系性，而市场则从学生的立场出发或为了追求市场利益，要求以区分为目的的大学排名讯息公开。但是，从创造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质教育与研究环境来说，政府和大学应该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马金森（Marginson）与罗兹（Rhoades）在重新探讨克拉克（Clark）的三角模型基础上，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三角模型已不被通用，政府、大学、市场跨越了全球、国家、地方等层级，成为一体化的“glonacal（global-national-local）”机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评价超越了政府、大学、市场的力量均衡局面，三者为一体互相合作的方式将作为质量评价的新全球架构而出现（如图1）。[46]
四、结论与启示
日本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的演变，不仅呈现了大学与政府、社会及学校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同高等教育发展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设置许可制到高校自我监控与评价，再到高校自评和第三者评价相结合，每一次的变革都是随着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及其目标的变化，原先围绕大学的各种力量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达成的过程。随着日本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作为高等教育消费者的学生（包括家长）的权益及需求越来越得到重视，政府的角色也从统治者、保护者转变为监管者、督导者，这是政府顺应政治、经济以及国家战略目标之发展变化的结果。尽管日本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中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其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对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保障体系建设却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一）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建设要与国家教育整体发展形势相适应
在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分权、增进高校办学自主权方面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日本政府对于高校自主权的规定历来小心而谨慎。它一方面逐步巩固大学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但另一方面又通过多元而复杂的质量评价与保障机制，加强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与外部问责。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来自政府方面的监督/问责，还是来自于第三方的认证/鉴定，外部的评价与保障机制始终与高校的自我评价相伴而行，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推进日本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学术自主并非纯粹的大学自由发展，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建设更不能脱离国家的教育整体发展形势及背景。达尔文（Darwin D.）等人曾指出，对于正处在发展变革之中的国家，对资源的使用和机构表现如果缺乏问责，往往更容易导致制度执行的低效、失效甚至腐败。[48]目前，我国正处于教育改革发展与转折的关键时期，政府更应根据各高校所公布的各自的计划、目标，制定相对严格的评价制度和激励政策来确保这些院校目标、计划的完成，并保证高校间的公平竞争。但在此过程中，政府的管理和参与应掌握“度”，即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中，既要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修订国家相关法律制度，改革政府政策对教育的集权式控制，解除一些延误甚至阻止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也要建立准入的质量标准，更要理解“一种尺度并不适用于所有的院校”的理念，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以促进高等教育的自由、多元发展。例如，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项目，我国政府既要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促进高校和学科之间的公平竞争，又要建立科学而完备的评价机制，严格评审程序，尤其要加强对项目建设质量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价，增进评价与财政资助的联系，以确保项目的有效执行和高校之间公平的竞争。
（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着力提高评估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提升评估效率
随着高等教育评估专业化、复杂化、市场化等特点的凸显，发展高校自评与第三方评价势必成为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发展的主流。日本学者山本真一曾指出：“向来被认为是侵害大学学术自由的第三方评价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并未引起学术相关者的激烈反对，原因就在于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如学生及家长）的权益日渐受到重视，而这种大学评价方式的变化可以说是势不可挡的。”[49]目前，我国的“第三方评价”才刚刚起步，相关的制度建设还不成熟和完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多元化的评价机制的建立与运行也需要一个统一协调的机构，第三方评价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级的质量保障机构的引领。由于政府在规范及提供精准的公共信息方面具有优势，政府还须在评估信息统筹与国家级数据平台建设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正如OECD的评论所言，“提高评估效率”是日本改进质量评价与保障的关键，日本从各种认证与评价机构林立到国家级质量评价与保障机构NIAD-QE的成立，这一转变的内在动因就在于统筹国内各类评价资源，发挥国家级质量保障机构在质量评价与保障中的积极作用，提升评价效率。目前中国已成立了国家层面的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并搭建了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实现了评估数据的统一管理和交流共享，同时也增强了评估结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信度。但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多元化评价机制的发展，我们还须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促进各类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信息发布的及时、公开和完整。同时，我们还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控制和节约评估成本，提高评估工作效率和评价的准确性、有效性，减轻工作人员负担，从而进一步提高评估成效。
（三）質量评价与保障应具有国际视野，引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中国与日本尽管政体形式不同，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以及评价机制上都存在许多不同的运作方式。但是，由于两国同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后发国家，且为非英语系国家，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战略上有诸多相似。日本名古屋大学副教授米泽彰纯也指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规模虽远远大于日本，但在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中国与日本都属于有两个平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wo arenas②）的类型，在高等教育体系架构与发展上有诸多共通之处，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上是相似的本土架构与全球架构并行（建立了本国的质量保障体系，同时紧跟世界潮流，在评价方式及标准上尽量与国际接轨）的模式。[50]因此，我们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及学术秩序的形成上进行更加新型与灵活的国际开放，提高评价的国际化水平，这在当前高等教育体系规模庞大，特别是国内一流大学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无疑是支持我国高等教育上层的质和量两方面强劲发展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评估”和“评价”的涵义有所不同。“评价”的涵义更为广泛，“评估”是“评价”的一种手段。考虑到日本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制度的复杂性，且国内在评述日本高等教育相关问题时大多将“evaluation”译为“评价”。因此在本文中，涉及日本相关问题时一般使用“评价”。
②泰希勒（Teichler）在讨论以欧洲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时，认为日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属于“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wo arenas”，意思是把国内的情况向国外介绍说明和把国际情况引入国内这个意义上的国际化并驾齐驱（参见：Teichler U..Internationalisation as a challeng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J].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07，5（3-4）：5-22.）。米泽彰纯在研究中引用泰希勒的观点，并指出日本与中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具有此相同特点。
参考文献：
[1][2][12][16]Saito， Yasuo.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EB/OL].[2017-05-27].http：//www.nier.go.jp/English/educationjapan/pdf/201109HE.pdf.
[3]刘振天.为何要提“高等教育质量文化”[EB/OL].[2017-07-27].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13/c_129056575.htm.
[4]张应强，苏永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反思、批判与变革[J].教育研究，2014（5）：10-26.
[5]张慧洁.监督、问责：评估与现代大学制度[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5）：42-47.
[6]周华琪.亚洲高等教育品质保证的挑战与远景[J].评鉴，2015（59）：21-22.
[7]李国强.“管办评分离”进程中的高校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J].中国高教研究，2016（1）：12-20.
[8][34]胡建华.日本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动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34（3）：7-9.
[9][35][36][37][47][50]米泽彰纯.从“评鉴”看日本的高等教育——本土架构与全球架构的纠葛及未来展望[J].评鉴，2015（14）：57-62.
[10][17]Yonezawa， Akiyoshi.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and Market Forces in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J].Higher Education，2002， 43（1）：127-139.
[11]Fumi Kitagawa， Jun Oba.Managing different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Japan： connecting excellence and diversity[J].Higher Education， 2010， 59（4）：507-524.
[13][14][21]Jun Oba.Incorporation of National Universities in Japan： Reform Towards the Enhancement of Autonomy in Search of Excellence[J].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2004（11）：15-50.
[15]Kariya， Takehiko.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Japanese Disease[EB/OL].[2016-05-23].http：//www.nippon.com/en/in-depth/a00602/.
[18][30][31]Kushimoto， Takeshi.Outcomes assessment and its role in self-reviews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since the 1990s[J].Higher Education， 2010，59（5）：589-598.
[19][22]NIAD-UE’s Certified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EB/OL].[2016-09-11].http：//www.niad.ac.jp/english/unive/activities/1181757_1671.html.
[20]21世紀の大学像と今後の改革方策について―競争的環境の中で個性が輝く大学[EB/OL].[2017-07-27].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old_chukyo/old_daigaku_index/toushin/1315932.htm.
[23][日]天野郁夫，陈武元.日本的大学评价[J].教育发展研究，2006（11）：60-64.
[24][26][28][38]Amano Ikuo.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reforms in Japan： the obstacles to Greate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EB/OL].[2017-07-17].http：//www.nippon.com/en/in-depth/a02801/.
[25]Watanabe， Eiji.Impact of University Evaluation 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Japanese National University Reform in 2004[M].Tokyo： Center for National University Finance and Management， 2008：113-128.
[27]日本学术振兴会.平成26年度スーパーグローバル大学創成支援の審査結果を掲載しました[EB/OL].[2016-10-10].http：//www.jsps.go.jp/j-sgu/data/shinsa/h26/h26_sgu_kekka.pdf.
[29]日本学术振兴会.グローバルCOEプログラムレフェリーの選考について[EB/OL].[2017-07-11].http：//www.jsps.go.jp/j-globalcoe/data/03referee.pdf.
[32][39][43]Newby H，Wekko T，Breneman D，Johanneson T.OECD Reviews of Tertiary Education[EB/OL].[2017-07-17].http：//www.oecd.org/china/42286617.pdf.
[33]Gonyea M Rbort.Self-reported data in institutional research：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s[J].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2005，2005（127）：73-89.
[40][41]施雨丹.21世紀以来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访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主任丸山文裕[J].世界教育信息，2016（13）：3-8.
作者：秦琴
[摘 要] 日本行业协会组织变迁受到日本政府和文化的双重影响，日本行业协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4个历史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政府对行业协会的态度及其影响也不同，政府的行为影响到行业协会的发展及其组织的变迁;同时，日本文化也有利于在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建立信任，促成两者之间的合作。
[关键词] 行业协会; 组织变迁; 官民协商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22. 052
[
1 政府的影响与日本行业协会发展阶段
根据相关研究，有学者把日本行业协会的组织变迁划分为5个阶段[1]，但本文将其重新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之前日本行业协会初步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行业协会战后发展阶段(1945-1973年);第三阶段是行业协会职能提升阶段(1975-1995年);第四阶段是日本行业协会职信誉提高阶段(1995年以后)。
1.1 第一阶段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工业得到了飞跃发展。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市场带来了众多变化：机械制造工业代替传统手工工场和家庭式生产;行业内部竞争加剧，大量资本聚集到实力强劲的生产者手中，逐渐出现行业巨头，带来行业垄断。这个时期的行业经济联合组织还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行业协会，而是以谋求垄断利润为动力的经济组织。日本行业协会的真正形成与政府密切相关。在二战时期，战时经济的特殊需要以及日本政府的市场监管措施促使了行业协会的正式形成。
(1) 战时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各个行业的物资供给和消耗都以国家战时需要为重心，政府对于行业控制力量强大，企业间需要合作以达到政府的要求。因此，在政府的统一操控下，通过产品固定的配额与供给量，加强了垄断巨头以及中小型企业的合作趋势。
(2) 日本政府通过多次立法促进中小企业强制加入协会，同时促进大企业间的组织化。日本政府在1941 年颁布《重要产业团体令》，强化大企业间的组织化联系，形成涵盖所有企业的“组织网络”。[2]
(3) 政府开始利用行业协会的组织网络对经济进行管理。行业协会的职能也由战前促进垄断扩展转变为监管行业里每一个成员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而且开始为行业经济做全盘的计划考量。因此，日本行业协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战时政策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
1.2 第二阶段(1945-1973年)
战后，日本经济开始了战后重建，创造出战后的日本经济奇迹。1955-1973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引起全球经济界的瞩目。
日本行业协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重要转变。① 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供给增加，行业竞争者增多; ② 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产业升级政策，日本行业协会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并且监督经济政策的实施状况; ③ 行业协会的经济功能得到扩展。
日本行业协会在这一时期的转变和发展，也与政府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日本政府战后振兴经济的措施，可以简单归结为：① 通过立法、补贴、技术引进等途径大力发展支柱型企业;② 实行合理的计划经济，加强对各个行业的行政指导。③ 放宽反垄断法，鼓励行业内部实行产量统一规划以及价格限制。因此日本政府鼓励大型企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以及扮演积极的经济促进者的角色都间接地促进了行业协会的内部整合作用，使行业协会成为企业间以及和政府间的协商合作平台。
1.3 第三阶段(1973-1995年)
日本行业协会在这一时期成为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得力助手，在职能上与政府分工明确，得以进一步扩充和发展。尤其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对各个行业实行更加严格的行政指导。所谓行政指导是指根据法律建立的政府各部门具有的权力，在某一个部门的管辖范围内，对企业或管辖对象颁发指示、要求、通知、建议和表彰[3]。政府的行政指导多数都被企业所接受，这是因为政府手中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如：国家财政补助金的分配权限、行政机构拥有为数众多的审批权限，特别是行政机构还拥有被称为第二预算的财政融资权限及政策性减税的批准权限。
日本政府经常通过日本行业协会的帮助完成行政指导。一方面，日本行业协会通常是行政指导的思想库。另一方面，日本行业协会是行政指导的执行者与监督者。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逐渐紧密，成为日本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得力助手。
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也带来了两方面的变化：即行业协会组织职能的变迁和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分工更为明确。
1.4 第四阶段(1995年至今)
政府不再像以前对行业进行过多的干预。行业协会的自治能力增强，同时政府管理放松使得行业协会的信誉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政府管理放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 政府改革的实施; ② 经济萧条; ③ 新兴产业的涌现。这一阶段，行业协会组织出现两大变化，一方面是行业协会的职能进一步扩展，另一方面是行业协会的信誉进一步提升。在90年代以前，政府推崇行政指导，进入90年代后，政府管理的放松导致行业协会行业自治增强，职能扩展到包括行业标准的制定、行业进入资格的审批、行业产品检验等，有时还对违反行业规定的企业进行经济或者名誉上的处罚。这些职能带有更多公共管理的性质，使得行业协会在社会上具有更强的公信力。
从历史角度看，政府的政策对于日本行业协会发展及其组织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还存在着差异。日本行业协会的真正形成具有明显的政府强制和主导特征。在行业协会发展的第二阶段，日本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及其实施促进了行业协会职能的拓展。在第三阶段，日本政府对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行政指导直接地影响到行业协会组织职能变迁。然而，在第四个阶段，日本政府开始放松对企业和行业协会的管制，行业协会自主性增强。
2 文化因素对日本行业协会组织变迁的影响
日本行业协会的组织变迁不但受到政府的强烈影响，也受到其文化因素的影响。日本社会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倡导者。这种观念作为价值观或社会规范扎根于日本社会，这种集体主义倾向显然也对行业协会产生了影响。
(1) 集体主义精神增强企业对行业协会的忠诚度。行业协会的行动应该是同行业竞争者的集体行动。企业是否有合作精神是影响行业协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的行业协会数目众多，企业入会率和会员企业忠诚度都非常高。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业的合作精神更强。
(2) “协作意识”有助于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三方合作，应对危机。愈是在国家处于动荡和危难的时刻，日本社会各界愈倾向于互相抱团共同应对危机而非明哲保身。人们通常认为在危机时脱离行业协会是行业协会的初衷相违背的，在危机时信息交换和合作更加重要。这也是日本行业协会能够在经济以及社会局面出现危机的时候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3) “共识文化”有利于“官民协商”机制的形成，促进两者合作。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社会共识的重要性和社会内部的一致性。社会共识需要在社会中重要的不同主体之间达成。因此，政府在出台政策前会广泛征集与政策相关的社会各界的意见，听取建议并对原有政策进行修改和扩充，以求达到“政、商、学”界的统一。“官民协商”机制是日本集体主义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延伸。
3 当前日本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
日本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密切，不断演化，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官民协商”的“法团主义”模式。在日本的法团主义中，政府并不直接就各行业协会的协商结果下达命令，而给予行业协会较大的自主性。这种模式可以更加具体地称之为“自由式法团主义”。[4]日本政府在行业发展和政策制定中发挥着利益协调的作用，并尽可能地通过行业协会将社会各种利益整合到政府决策中来。日本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制度化联系以及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日本的行业协会主要通过审议会与政府联系。日本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各局、厅下设一些审议会或协议会。审议成员既有政府经济部门的官员，又有制造商、贸易公司参加，还有有关行业协会的专职理事和部分会员企业的经理参加。政府通过这些组织对行业进行管理和控制，行业组织也通过它们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在政府与行业组织之间形成了确定的有秩序信息沟通方式。
(2) 行业协会参与政府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政府往往仅提出自己的有关目标，如产量、就业等，而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任务交给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制定有关的措施，组织实施，而且监督企业的执行情况。规定制定往往比执行更加花费时间和精力，而真正执行政策的过程就变得非常顺利了。在这样的过程中，行业协会和政府都需要站在宏观的角度为整个行业利益进行考虑，行业协会成为了政府的政策助手，从而增进了政府的信任。
(3) 行业协会得到来自政府的支持。一个行业协会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丰富性直接决定着所能提供的数量和质量。会费和政府补贴是日本行业协会对资金的两大主要来源。日本同样存在很多官助民办型的行业协会，接受政府各种形式的拨款。[5]在日本，行业协会获得贷款也比一般企业要容易一些。
从历史角度来看，日本行业协会的产生和发展都和特定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从政府的角度看，日本政府沿袭的强大的政治权威可以保障政府处于一定的中立地位，并通过行业协会协调和控制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强大的权威是保障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形成法团主义的先决条件。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日本也重新定位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给予了行业协会更多的自主空间。同时，日本的集体主义文化使得行业协会成员更加考虑某种集体利益，并且能够接受行业协会内部管理体制的等级化模式。“共识”文化或者说和谐文化成为行业协会内部及其与政府之间互动的文化基础。因此，从历史和文化角度来看，日本政府体制、政策及社会文化是日本行业协会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潇雨，曹庆萍. 日本行业协会发展历程研究[J]. 中国集体经济， 2008(11).
[2] 雷鸣. 商会和行业协会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J]. 现代日本经济，2006(4).
[3] [美]查默斯·约翰逊.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4] 安戈， 陈佩华. 中国、组合主义和东亚模式[J]. 战略与管理， 2001(1).
[5] 翟鸿祥. 行业协会发展理论与实践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作者：石英 曹庆萍 张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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