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论文

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河洛文化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河

第一篇：河洛文化论文

河洛文化与洛阳学

摘 要：自1989年至今的河洛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起步、开拓、繁荣和扩展等几个阶段。反思这20多年的河洛文化研究，虽然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研究成果在不断增多，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研究层次在不断深化，但也存在研究人员参差不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等现象。洛阳是河洛文化的核心。要深化拓展河洛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提高河洛文化的研究水平，必须加强对洛阳的历史文化研究，旗帜鲜明地叫响“洛阳学”。

关键词：河洛文化;洛阳学;河洛学;包容文化

1989年9月，在洛阳召开的河洛文化研讨会，标志着河洛文化区域研究的开端，自此已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河洛文化的研究形式，也实现了由个人的自发性研究，向集体的国家重大社科基金研究的转变;实现了由地方学术团队组织，向国家学术团体以及全国政协组织研讨的转变;实现了由主要在洛阳举办学术活动，向省内其他地方、南方诸省甚至台湾举办学术活动的转变。河洛文化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自2009年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推进河洛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提升问题。提出和开展“洛阳学”研究应该是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河洛文化研究的回顾：从初创到辉煌

1.1989—1992年：河洛文化研究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在1989年9月、1990年10月、1991年9月先后召开了由洛阳市历史学会、洛阳市海外联谊会主办的三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其中，第三次会议以专题研讨即夏商文明为主，所出版的《夏商文明研究》论文集，与前两次会议出版《河洛文化论丛》第1、2辑在内容与形式上存在明显区别，与河洛文化研究似乎也存在一定距离。但1991年8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为五周年“队庆”举办“河洛文明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河洛文明论文集》，这次会议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第三届河洛文化研讨活动。

我们从这三次研讨活动，可以看出几个特点：一是虽然大部分与会人员都是洛阳学者或河南学者，但也邀请了一些国内知名专家出席会议。如出席第一届河洛文化学术研究会的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芝荃、杜金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李先登，等等;出席河洛文明学术研讨会的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宇信、杨升南、卢兆荫、宋镇豪，中国科学院的黄盛璋，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李先登，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雷从云，等等。参加这些研讨活动的还有郑州、开封等地文博系统、社会科学院和相关高校的专家和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泰国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这反映了河洛文化的研讨一开始就具有高端性和国际性。二是研讨的内容均涉及洛阳历史考古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河洛文化相关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如韩忠厚的《试论河洛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陈昌远的《先秦河洛历史地理与河洛文化历史地位考察》，李先登的《河洛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窦志力的《河洛文化浅说》和《河洛文化的内涵与特性述论》，任华光的《根在河洛》，杨彩霞的《“河洛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初探》，王新年的《河洛文化的地域和特点》，窦志力、刘佐泉的《客家“根在河洛”考》，黄明兰的《谈河洛文明》，蔡运章的《河洛学导论》，等等。

2.1993—2003年：河洛文化研究开拓阶段

第一，河洛文化的研讨活动走出洛阳。值得关注的是于1993年10月在巩义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巩义市人民政府举办的以“洛汭与河图洛书”为主题的“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规模大、规格高、成果丰硕。河南、北京、河北、江西、安徽、江苏、湖北、山东、湖南、山西、辽宁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国的代表共174人到会，收到论文105篇。其中，涉及河洛文化的文章有戴逸的《关于河洛文化的几个问题》，程有为的《河洛文化略论》，李昌韬的《河洛文化的形成及发展》，许韶立、王庆生的《论地理环境与河洛文明》，张天周的《客家根在河洛论》，徐晓望的《论河洛文化的南传与闽文化的崛起》，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河洛文化研究已经在洛阳以外得到重视。另一次研讨活动是2002年10月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河南大学、河南博物院、河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在郑州主办的“河洛文化与台湾”研讨会。这次会议共有60余位代表参加，所收论文更侧重于两岸在姓氏、民俗、移民、语言等方面的关系，不少台湾代表就是从这次活动开始与河南建立了持久的联系。①此外，2002年8月，河南省组织的“中原文化台湾行”活动，在台北举办了“河洛文化研讨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王永宽研究员专门作了题为《中原姓氏寻根概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议。到巩义、郑州甚至到台湾举行研讨会，是河洛文化影响力扩大的具体表现。

第二，河洛文化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置。1992年6月，由省社科院与巩义市联合组建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1992年至1998年)，是目前所知的国内第一家河洛文化的专门研究机构，该所立足于对洛汭与河洛文化的研究，不但承办了“炎黄文化与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出版了《洛汭与河图洛书》一书。洛阳工学院(今河南科技大学)河洛文化研究所、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分别于1995年、2002年相继成立，实现了高校河洛文化专门研究机构的新突破，至今这两个机构还在发挥着重要的学术作用。此前，1995年6月，国内知名学者倡导成立“中国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和1995年9月洛阳市委统战部隶属的“洛阳河洛文化研究院”，都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建立河洛文化专门研究机构的热情。②

第三，河洛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除了前述若干本论文集外，一是在《文史知识》1994年第3期推出了“河洛文化专号”，张世军、张岱年、张书田、刘家和、韩国磐、朱绍侯等专家和领导的文章，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后，引起了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关注。二是洛阳和郑州学者出版了一批专著。如史善刚主编的《河洛文化论纲》，2003年出版的12本“河洛文化系列丛书”;周文顺、徐宁生主编的《河洛文化》，郑淑真、萧何、刘广才主编的《根在河洛》，张华、萧河、刘广才编著的《台湾河洛郎》，等等。据我们对2004年之前的河洛文化论文的粗略疏理，这一阶段在河洛空间概念、时间概念和定义以及河洛文化性质和地位的讨论方面，均已取得了较多的代表性成果。③

3.2004—2009年：河洛文化研究繁荣阶段

第一，河洛文化研究由区域上升到国家层面。2003年10月，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在郑州召开。2004年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罗豪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副主席陈义初等到郑州、开封、洛阳进行调研。6月，河洛文化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在郑州正式成立并开启了工作机制。9月，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11月正式举行了“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2006年2月，在罗豪才、张克辉、张思卿、陈奎元等全国政协领导的倡导下，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正式在北京挂牌成立，标志着河洛文化研究由地方主导而上升为国家主导。

第二，河洛文化研讨活动在河南四处开花。2004年11月，在郑州举办“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代表150余人到会，收到论文93篇，会前将论文正式结集为《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4月，在洛阳召开“第五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4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240多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2007年10月，在安阳举行“第六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26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33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殷商文明》。2008年9月，在巩义召开“第七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3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53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2009年10月，在平顶山举行“第八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5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80余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姓氏文化》。此外，2008年11月，“中原文化宝岛行”活动期间，在苗栗举办了“2008年海峡两岸河洛文化论坛”。时任河南省政协主席的王全书作了《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文化》的主旨演讲。2009年7月，在台湾举办了河洛文化与台湾姓氏座谈会，时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的邓永俭作了《河洛文化与台湾姓氏》的演讲。2009年12月，时任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的徐光春在中国文化大学作了《河洛文化与台湾》的专题演讲。这一阶段的研讨活动规模大、主题明确、规格高，使海内外参会嘉宾对河南有了更深的了解，提高了河南在海内外的文化影响力。

第三，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带动河洛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2004年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研究——河洛文化起源传承与影响”获准立项，截至200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河图洛书探秘》(王永宽)、《河洛文化概论》(程有为)、《河洛文明探源》(李绍连)、《图说河洛文化》(杨海中)、《中原移民简史》(任崇岳)、《固始与闽台》(李乔、许竞成)等专著，以及前述8本论文集。2006年9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获得立项，2009年与2010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史善刚等)、《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安国楼等)、《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杨海中等)、《河洛文化与宗教》(温玉成等)、《河洛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薛瑞泽等)、《河洛思想文化研究》(董延寿等)共6部专著，共计230余万字。与此同时，薛瑞泽与许智银的《河洛文化研究》、徐金星与吴少珉主编的《河洛文化通论》等两部专著以及洛阳历史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河洛文化论丛》第三辑、张素环与刘道文主编的《河洛文化研究》、徐金星主编的《河洛学与民族圣地研究》等3部文集也陆续出版。此外，《光明日报》还刊发了李学勤、刘庆柱、许顺湛、李民、王子今、程有为、王永宽、高秀昌、谢重光、汤一介、杨海中、朱绍侯等专家的12篇文章，以及以杨海中执笔的《河洛文化：连结海峡两岸的纽带》的长篇文章。这对河洛文化的宣传都起到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4.2010—2015年：河洛文化研究扩展阶段

第一，河洛文化研讨活动走向东南地区。2010年9月，第九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广东广州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代表300余人到会，会议收到论文126篇，会前结集出版了《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2011年4月，在台北举办了第十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4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28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台湾文化》。2012年10月，第十一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江西赣州举行，150人参会，收到论文102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2014年6月，在福建厦门举办了第十二届河洛文化研讨会，2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10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2015年10月，在台湾新北举办了第十三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15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70余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台湾》。河洛文化的研讨活动，走向广东、江西和福建，尤其是两度入台，极大地提升了河洛文化的影响力，也使河洛文化研究更接地气，更加促进了河南与东南地区的文化互动。

第二，河洛文化的国家课题成果丰硕。河洛文化的研究仍得到全国社科规划办的大力支持，2009年4月，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与闽台关系研究”获得立项，已出版《河洛文化与客家优良传统》《河洛文化与赣鄱文化》《台湾知府陈星聚评传》《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综论》《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述论》等专著。2012年3月，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及创新”获得立项。此外，洛阳学者推出《河洛文化论衡》的专著，反映了洛阳学界对河洛文化研究的最新观点。

二、河洛文化研究的反思：成绩不小，问题不少

1.研究者对河洛文化研究的反思

河洛文化进入繁荣阶段后，参与者和研究成果数量虽然较前一阶段明显增多，但也出现了人员参差不齐和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等现象。对此，韩石萍在研究河洛文化若干问题时，将“河洛文化研究应注意的问题”作为专门的部分，她认为这些问题包括：“第一，研究方向不明确。对河洛文化中的某些问题反复研究，资料反复使用，抄录现象比较严重，叙述多、创新少。第二，研究不够全面、均衡，过于偏重某一方面。对考古文物方面研究较多，而理论性、综合性研究缺乏探讨。”④同时，她也强调河洛文化应选择一些重点研究课题，以提高河洛文化的研究水平。石玉梅也谈到河洛文化研究的不足，不仅是“对本地域特色的研究不足”而且是“对河洛文化渐进式辐射的研究不足”。⑤这些不足有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薛瑞泽、许智银在探寻河洛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时认为，研究队伍几乎谈不上整齐划一，研究选题无目的，不能有的放矢，研究队伍不稳定，研究很难全方位展开，这些显然制约了研究的深入。⑥李晓燕在谈到河洛文化研究的瓶颈时，也谈到“如何整合河洛文化研究的力量，如何使河洛文化研究既深入又普及等等”⑦。这些都是河洛文化研究整体上遇到的困惑。

从研究的“旁观者”来看待河洛文化研究问题似乎更能“入木三分”。李振宏在谈到河洛文化研究时认为，虽然“在国内诸多地域文化研究的比较中，河洛文化研究算是一个亮点”，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浮华而不繁荣、热门而不深入”，最关键是“主流学界的参与不够，学理性方面的探究不够”。因此，“抛弃急功近利式的浮躁，吸引学者的加入，推进学术性的探讨，是今后河洛文化研究深入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⑧

河洛文化研究有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通病，这种研究与特定学科研究有一定的距离。由于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学术的规范度明显受到了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入。所以稳定研究队伍，自始至终都是河洛文化研究的关键。

2.组织者对河洛文化研究的反思

河洛文化研究的组织者是河南省政协与全国政协的领导。在第三阶段开始前的准备时期，应该说在郑汴洛召开专家座谈会，比较多地听取了专家对河洛文化研究的意见与建议，而且还到湖北、湖南、安徽等地进行调研，学习借鉴其他地方在区域文化研究方面的经验。

自2006年开始，河洛文化研讨要注意的问题都引起了研究会领导的关注。如2007年，郭东坡会长在安阳会上提出“河洛文化研究要突出重点”“要加强河洛文化与相关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2008年，陈义初常务副会长在巩义会上提出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其中有一个就是“发掘与扬弃的关系”，这就说明河洛文化有优秀的和糟粕的东西，需要“批判糟粕”。王全书主席也提出“要多做深度研究”。2009年，陈云林会长在平顶山会上，在对河洛文化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时也提出“研究要不断深入”“队伍要积极整合”。尤其是在2012年，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的换届会上，邓永俭常务副会长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整合研究力量方面，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在合作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争取有新的突破;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比较研究方面还需要进行有益的探索;两岸合作与海外交流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等。”⑨因此，河洛文化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得到研究会领导的持续关注，有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解决。如河南与东南地区研究力量的整合、研究课题的协同攻关等。这些在其他地域文化研究中似乎不好解决的问题，在河洛文化研究方面协调处理得相对比较好。

3.深化河洛文化研究的路径探索

2014年12月，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等单位，在郑州联合举办“河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2014)”，这次论坛的主题就是“河洛文化的回顾、反思与前瞻”。这次会议汇聚省内长期参与和关注河洛文化研究的专业研究工作者以及来自北京的知名专家和领导。徐光春顾问提到了对河洛文化基本问题的关注，即要研究河洛文化的“源”“脉”“形”“核”“位”“力”。这对于深入开展河洛文化研究无疑具有启迪意义。⑩

学界对于河洛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河洛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不等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给予了充分的认知。刘庆柱认为“河洛文化是古代中国国家‘政治文化’的历史载体”“是古代中国国家‘政治文化’的软件——思想文化、人文文化物化载体之源”“开启了多民族国家的新时代”。B11因此，河洛文化支撑“国家统一”的政治使命是不言而喻的。宋豫秦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对历史时期河洛文化的特质进行研究，认为这一地区的地形、气候、景观、资源等自然生态系统，经济、区位、文化、政治等社会生态系统，组合而成“复合生态系统比较优势”B12，从而成为古代中国的核心。这实际上是从一定的学术高度回答了河洛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似性，这也正是河洛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键所在。

河洛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简单归纳为“学”与“用”的问题：一是关于河洛文化基本问题的认识。涉及河洛文化的地域范围、基本概念、特点内涵等，这些问题从河洛文化研究开始便已提出，在持续的研究中不断有人涉及。“对河洛文化自身内涵、特点、形态、传播与辐射等，从人类学、文化学、传播学等角度切入进行全面深入的学理探讨，用科学的方法，通过与不同地域乃至异国文化的对比，梳理其内容、概括其个性，是非常必要的。”B13实际上，“河洛文化研究需要向学术性回归，需要展现地域文化魅力。将河洛文化置于学理性的视野下进行考察，摒弃一般性的泛泛而论，在研究深度上下功夫，揭示河洛文化的丰富内涵”B14。因此，学术回归，并在基本问题上形成共识极为重要。二是要加强对洛阳的研究。河洛文化的核心是洛阳，不研究洛阳，犹如花朵的心是空的，没有核。洛阳长期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的问题搞清了，河洛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搞清了。尽管“河洛文化等同于洛阳文化，认为河洛文化是洛阳的地域文化”B15是有失偏颇的，但是研究河洛文化“要特别重视洛阳”B16，要“紧紧抓住洛阳这个河洛文化的核心，深化研究，扩大影响”B17，旗帜鲜明地叫响洛阳学，应该是河洛文化研究下一步要关注的事情。三是河洛文化研究的成果要普及和利用，要形成产业。河洛文化研究成果涉及惠民问题，涉及让更多的人接受问题。能否形成“河洛文化产业带”B18，能否形成“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区”B19，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河洛文化研究的提升：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势在必行

1.回归洛阳是河洛文化研究提升的标志

第十四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洛阳举行，标志着河洛文化研究在繁荣扩展之后，回归到河洛文化的源头地。从1989年由洛阳学术单位开启河洛文化研究的大幕，至今已有近30年时间。河洛文化研讨在这期间尽管大举扩展，在域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河洛文化研究要重视洛阳，洛阳历史文化研究是河洛文化研究的关键，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深化河洛文化研究就应将河洛文化上升到河洛学这个层面，这种观点尤其在洛阳学界较为盛行。“河洛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学科，即河洛学，也取决于它有与其他学科区别的典型特征。”B20实际上学科之间有差异，才会成为一门新的学科，而不同的地域文化也是因为差异而有不同的命名。“河洛学就是以洛阳古代历史文化，现代城市发展和未来发展战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B21这种学科所强调的“综合性”实际上与地域文化的古今延伸并不矛盾。无论是河洛文化还是河洛学，没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河洛文化研究的侧重点虽然在历史文化，但也应包括河洛地区的当代文化和文化资源的利用。

学界在讨论河洛学的时候，对于河洛学所表述的内容，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蔡运章认为“‘河洛’既是古代河洛地区的称谓，也是历史上洛阳的别称。河洛学就是以洛阳历史文化、现代城市建设和未来发展战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B22徐金星则从三个层面解构河洛学。他认为：“河洛学是研究河洛文化及其价值与意义的综合性学科。”“河洛学是研究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探索其理念、价值与精神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河洛学是以研究洛阳历史文化为基础，以建筑有古都风象的现代洛阳为目的，为洛阳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的前瞻性规划的综合性学科。”B23虽然不少人关注到河洛学的中心问题在于研究洛阳，但程有为对河洛学则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认为，与“中原学”“河南学”相比较，“河南地域文化学的名称，‘河洛学’是最佳的选择”。B24程先生不但将河洛学界定为“河南地域文化”，而且时间上以古为主，地域上以河南为主。

在讨论河洛学时，大家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河洛学要高于河洛文化，或者说河洛文化研究积累到一定高度时，可以提升为河洛学了。实际上，从国内区域文化研究的历程看，文化与学科在有的地方是并行不悖的。北京学的提出，并不是研究北京文化积累的结果，而更多偏重于北京综合发展的需要。长安学则几乎是陕西历史文化的代名词，而长安学的提出，似乎并不全是长安文化研究积累提升的结果。

河洛文化的概念，经过二三十年反复研究与宣传，已经得到海峡两岸以及关联地区、关联族群的认同，这种认同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具有宽泛性，而这种宽泛性，一方面包括河洛地区较之洛阳更为宽泛，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看，更具有代表意义;另一方面河洛文化的扩展，所涉及的客家族群与闽南族群，某种意义上讲，河洛文化正是中原与东南地区相关族群联系的纽带，文化的纽带意义更加顺理成章，学科的称谓则过于严肃，而这种概念的讨论或将会持续较长时间，而无法达成共识。因此，就目前而言，我们还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动河洛文化研究的深入，推动更多相关联的族群去认同河洛文化，河洛文化的重点还是历史辉煌的发掘以及当代应用价值探寻。

河洛学其实还是一个历史概念，“河洛之学”“河洛学”与前述学者所讨论的河洛学有着显著差异。因为历史上的河洛学，就是河图洛书之学。河图洛书的说法由来已久，但为北宋易理大师陈抟所倡导，“自陈抟之后，河图洛书作为河洛之学，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B25。河图的历史十分悠久，其与八卦、周易有着内在的联系，成为历代儒道关注的对象，宋代的河图洛书研究成绩最大，对数字(九、十)、形状(方、圆)有着不同的解读，因此宋代的河洛学成了一门学问，并与自然科学产生了广泛的联系。B26实际上，在倡导河洛学的学者中，最早也将河洛学界定为河图洛书之学。“河洛学亦名图书学，是中国古代经学界研究河图洛书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产生于战国，兴盛于汉魏，衰落于西晋、南北朝、隋、唐，复兴于宋，千百年来，支脉繁衍，延绵不绝，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B27既然河洛学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专门学科，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连续千年的研究成果，在古今学界有明确的认知，一旦我们将已经形成共识的华夏核心文化的河洛文化界定为河洛学，在学界引起混乱与争议是显而易见的。

2.河洛文化研究提升的标志是洛阳学

河洛文化研究，在最初以洛阳为核心是正确的。这是因为河洛文化的关键是洛阳的历史文化，只有对洛阳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阐释清楚河洛文化的内涵，因此将古今洛阳研究提升到洛阳学的高度，将洛阳学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已属迫在眉睫。

一是洛阳名洛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洛阳名洛阳有2400年的历史，从战国至今没有改变，洛阳的名字深深地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辉煌联在一起。在这期间，北京的名称有燕、幽、北京、北平之变化，西安的名字有长安、西安之变。因此洛阳的名称悠久，都是其他大古都无法比拟的。二是洛阳的建都始自夏代，汉唐时为主干，北宋仍为西京，前后有15个朝代为主都或陪都。洛阳为都可以早到4000年前，累积为都时间2000余年，在中国西安、开封的东西古都轴线上，居于中心地位。洛阳为都时间之早，累积为都时间之长，较西安、北京具有明显的优势。三是洛阳的历史文化具有根源性、主干性两个明显的特点。洛阳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道学肇始于此，儒学渊源于此，经学兴盛于此，佛学首传于此，玄学形成于此，理学诞生于此。中华文化最早根源于洛阳，中华文化最早辉煌于洛阳，洛阳为中华文化圣城。四是历史上有大量与洛阳有关的文献，除正史中数量相当的有关洛阳的文字外，《洛阳记》《洛阳伽蓝记》《洛中九老会》《洛中耆英会》《洛阳缙绅旧闻录》《洛阳名园记》《洛阳花木记》《洛阳牡丹记》《洛阳名城记》《洛阳游记》《洛阳金石录》《洛阳石刻录》《洛中记异录》等大量地方文献，以及与洛阳有关的府县志书，构成了研究洛阳的文献基础。尤其是洛阳出土的大量墓志资料，更为洛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五是洛阳学的概念，虽然在国内有人提及，但真正以洛阳学命名，正式将研究洛阳的学问称为洛阳学，还是始自于日本学界。2010年11月，在日本举行了有中国、日本学者参加的洛阳学国际研讨会。B28日本以及海峡两岸的学者参加了在东京明治大学举行的洛阳学研究的国际盛会，之后在中国洛阳，韩国也先后举办了洛阳学的国际研讨会。这说明洛阳学概念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与响应。

河洛文化的核心是洛阳，河洛文化研究的提升是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目前，以城市命名的学问有长安学、北京学、泉州学、杭州学，甚至有人提出要构建张家口学。“北京学是一门研究北京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北京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发展规律的应用理论学科。”B29北京学更多地强调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应用性和科学性。而“长安学应是依托于周秦汉唐文明，对以古代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门综合性学科”B30。从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学科主导者来看，对相关对象的认识显然是有区别的。长安学更多地关注历史，研究的是盛世文化，B31而且面积涉及整个陕西，实则是陕西历史文化的代名词。而北京学则立足于对古今北京城市变化与发展的规律进行综合研究。北京学的研究与有的学者所倡导的“西安学”更为接近，因为西安学“就是通过人文的、社会的、自然的各个侧面的研究，对以现西安市为中心的自然条件基础上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中核心区域的文明形成基础，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化规律进行整体研究的一门学问”B32。因此，有关西安、北京相关学科的界定，对于洛阳学无疑具有参考意义。

河洛文化的提升关键点在洛阳，但是河洛与洛阳、河洛文化与河洛学显然不能画等号。洛阳学的定义应该借鉴北京学和长安学。我们认为，所谓洛阳学应该是以洛阳的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探索的学问。就范围而言，以文献中的“洛阳”，以及以洛阳为中心的洛阳地区，如河南郡、河南府的范围为研究的界限;就时间而言，以古代厚重的洛阳历史文化研究为重点，但要涵盖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文化资源利用、文化品牌打造、文化产业拓展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因此，洛阳学的构建不仅有益于河洛文化的深入与提升，也对当代洛阳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中华文化圣城的确立，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河洛文化的研究已经走了27年的历史进程，要将深化和提升河洛文化研究当成河洛文化研究的重点，关键是要将洛阳作为研究重点，在河洛文化已往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洛阳学，加大洛阳学的研究，已属当务之急。只有洛阳学成为国际学问的时候，才是河洛文化在学术上立足和扬名的标志。

注释

①卫怀：《河洛文化与台湾研讨会综述》，《黄河文化》2003年第1期。

②薛瑞泽、许智银：《河洛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③张新斌：《河洛文化若干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中州学刊》2004年第5期。

④韩石萍：《关于河洛文化的若干问题》，《根在河洛》，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⑤董玉梅：《目前研究河洛文化的几点不足》，《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1页。

⑥薛瑞泽、许智银：《河洛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3—55页。

⑦李晓燕：《二十年来河洛文化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1年第6期。

⑧李振宏：《大陆学界河洛文化研究的现状及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⑨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编：《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会刊》特辑(二)，内部资料，2012年，第41—54页。

⑩徐光春：《在河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2014)上的讲话》《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1刘庆柱：《新时期河洛文化研究的历史使命》，《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2宋豫秦：《河洛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优势》，《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3杨海中：《对深化河洛文化研究的认识》，《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4王记录：《河洛文化研究的两个问题》，《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5刘红旗：《关于河洛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6杨海中：《对深化河洛文化研究的认识》，《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7张新斌：《深化河洛文化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若干问题》，《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8张希清：《河洛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9尹全海、李技文：《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河洛文化研究散论》，《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20郑贞富：《河洛学与河洛文化浅论》，《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B21蔡运章、赵金昭、董延寿：《河洛学导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B22蔡运章：《河洛文化与河洛学研究》，《洛阳月谈》2016年第1期。

B23徐金星：《构建河洛学——推进、深化河洛文化研究的途径和目标》，《河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2014)论文集》，内部资料，2014年，第34页。

B24程有为：《关于重构河洛学的思考》，《河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2014)论文集》，内部资料，2014年，第30页。

B25冷德熙：《河洛之学源流略记》，《中国文化》1991年第2期。

B26苏洪济：《河图洛书考释》，《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

B27蔡运章：《河洛学导论》，《河洛文明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75页。

B28[日]气贺泽保规：《洛阳学在日本诞生》，陈涛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2日。

B29张妙弟、张景秋、张宝秀等：《北京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B30李炳武：《长安学总论》，《长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B31李小成：《长安学榷议》，《社科纵横》2009年第6期。

B32王杜教：《对西安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唐都学刊》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南 武

作者：张新斌

第二篇：河洛大鼓传承河洛文化

乡村之夜，月明风清，随着“咚咚咚……”一阵鼓响，乡亲们纷纷搬起凳子，一家老小聚到村口听说书。说书先生那苍凉沙哑又极富磁性的声音，在委婉悠扬的坠胡、清脆悦耳的钢板、铮铮作响的琴弦伴奏下，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或惊险或悲壮的故事。这种如痴如醉的场景，仍然清晰地印在很多老洛阳人的脑海里。说书是河洛大鼓的俗称，早期被人们称为“大鼓书”“鼓碰弦”“钢板书”，是我国传统曲艺音乐品种，也是河洛地区独特的说唱艺术瑰宝。2006年，河洛大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周总理命名的豫西新曲种

河洛大鼓起源于清光绪末年，是流行在河洛地区的一个较年轻曲种，有百年历史。据老艺人相传，大约在1900年前后，洛阳一带流行一种琴书，在坠琴伴奏下，艺人闭目端坐，唱腔低沉，节奏缓慢，在群众中不太受欢迎。后来南阳鼓儿词艺人李四来洛阳，和琴书艺人同台演出。琴书艺人吸取了鼓儿词艺人大腔大口演唱和表演的优点，又使用打击乐、书鼓和钢板，很能烘托气氛，很受群众欢迎。经过一段时间合作，洛阳琴书发生了质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富有豫西地方风味、颇受群众欢迎的新曲种——大鼓书。

关于“河洛大鼓”名字的由来，有这样一段经历。1950年，偃师县二代鼓书艺人张天培，跟随周恩来总理到朝鲜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张天培演出结束，周总理问他：“你演的是什么曲种？”张回答：“这是我们河洛地区流行的地方曲艺——大鼓书。”周总理说：“那就叫河洛大鼓吧！”遵从周总理的指示，在1951年洛阳召开的第一次曲艺工作会议上，将此种曲艺形式正式命名为“河洛大鼓”。

20世纪80年代后衰落

河洛大鼓早期流行于农村，20世纪30年代后渐渐传入城市。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河洛大鼓开始在洛阳及偃师周边地区迅速盛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河洛大鼓的黄金时期，洛阳市许多地方设有书棚，艺人云集于此，竞相献艺。这段鼎盛时期，艺人足有一两百人，知名艺人频出，最著名的是有“说书状元”之称的河洛大鼓第二代传人张天培、第三代传人程文和、号称“一代宗师”的第四代传人段介平。

据河洛大鼓传承人张怀生回忆，他年轻时随段介平说书，台下观众往往有上万人，他们在一个村子说书，附近十几个村子的人都跑来听书。随着农村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河洛大鼓留存变得困难。当下洛阳周边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河洛大鼓仪式性和娱乐性演出机会迅速消失。河洛大鼓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张怀生传承非遗文化

他自幼跟随父亲学习曲艺，9岁登台演唱河洛大鼓，几十年来融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打、拉、弹、唱样样精通，长期以来尽心尽力从事河洛大鼓表演、保护、研究与传承工作。他就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河洛大鼓代表性传承人张怀生。

面临新的时代变革，张怀生加紧对河洛大鼓的研究和创新。他的艺术创作贴近百姓生活，作词语言朴实，作曲在继承传统唱腔基础上融入民谣等音乐元素，旁白借鉴相声、评书的表演元素，使河洛大鼓传承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

另外，张怀生在推广、传承河洛大鼓上也不遗余力。2013年，他开始自发走进学校，免费宣传河洛大鼓。他在洛阳市西工区王城小学、西下池小学、凯旋路小学、芳林路小学开设河洛大鼓班，教学生演唱河洛大鼓。他的推广收到了一定效果，请他教唱河洛大鼓的学校越来越多，如今洛阳高新区、涧西区、西工区、瀍河区、洛龙区、偃师市都有学校开设河洛大鼓班，请张怀生前去教学。

张怀生对河洛大鼓是真喜欢，教学也是真卖力。他的师兄白治民说，为方便教学和演出，张怀生买了一辆车，三个多月跑了一万多公里，“快60岁的人了，劲头儿真是大”。张怀生的努力，收获了不错的成果，如今有几千名学生跟着他学习河洛大鼓，这让他无比自豪和欣慰：“这些学生都是河洛大鼓的明天和未来，我的功夫没有白费，能把河洛大鼓传承好、推广好，再累都是值得的！”

非遗名片

河洛大鼓

项目序号：248

项目编号：Ⅴ-12

公布时间：2006（第一批）

类别：曲艺

所属地区：河南省

类型：新增项目

申报地区或单位：河南省洛阳市

保护单位：洛阳市文化馆（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河洛大鼓，起源于清末民初，是在洛阳琴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洛阳琴书旧称“琴音”，早期的伴唱乐器是我国传统的七弦古琴。“琴音”在官宦、商绅和文人之间传唱，词曲典雅，流入民间后，改称“琴书”，其琴也改为扬琴。洛阳琴书早期演唱方式多为闭目坐唱，其唱腔委婉细腻，字少腔多，节奏缓慢拖沓，其演唱书目也多为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中、短篇故事。19世纪初，河洛大鼓由洛阳琴书和“单大鼓”结合，并吸收了河南坠子的一些曲调而形成。其早期被人们称为“大鼓书”“鼓碰弦”“钢板书”。20世纪50年代初定名为河洛大鼓。唱腔属“板腔体”，板式丰富，方便演说各类书目。在传统节目中，以公案书、武侠书和袍带书等长篇书目为多。

在河洛大鼓传承过程中，先后出现过许多知名的艺人。第二代传人有“说书状元”之称的张天倍，在洛阳几乎家喻户晓；第三代传人程文和，享誉豫西，并曾代表河南参加全国首届曲代会，一曲《赵云截江》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赞赏；第四代传人段介平，以及原河南省曲艺团团长王小岳等，都曾独树一帜，闻名遐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洛阳曲艺跌入低谷，许多市、县取消了曲艺团队，曲艺演员大多改行或流入民间，自生自灭。近些年来，一些知名老艺人相继过世，后继乏人，这一在洛阳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曲艺品种濒临消亡，急待搶救和保护。

第三篇：河洛文化和魏晋玄学的交互影响

河洛文化和魏晋玄学分属与不同的哲学文化体系，似乎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但分析其深层次的思想内涵，会发现两个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在河洛文化的滋养下被传之四海，不仅成为一时的文化主流，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学说体系，而玄学对于河洛文化的再发展和主体性文化地位的再次巩固有着不可言表的巨大贡献，两个文化的交互影响不仅丰富了各自的文化体系，而且也为两种文化的再次发展找到了契合点和道路。

一、河洛文化与魏晋玄学的思想起源

河洛文化是指河洛地区的文化，它是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和洛水交汇地区古代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结晶。它以河图洛书为标志，以13朝古都的文化积淀为骨干，具有传统性、开放性、先导性的鲜明特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甚至是世界的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是古代华夏民族的主体文化。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曾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先秦时期，河洛地区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三代帝王都建都于此，而三代以后的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都曾以洛阳为都，河洛地区一直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交汇地，因此河洛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以首都为载体的中心文化，包括三代以降至唐宋时期的区域文化，如周礼、儒学和玄学等，由于河洛文化是依附于历史时期存在于河洛地区的政治实体而产生、衍变的地域文化，故总的来看，河洛文化具有正统性、传承性、有序性、融合性、原创性等特征。所谓正统性，是指河洛文化具有国都文化的特征，是一政治实体中的核心文化；其原创性特征则清晰地显示出其作为中国文化、华夏文明发源地的地位，儒、道文化皆与河洛地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儒家渊源于洛阳，道家始创于洛阳，佛家首传于洛阳，三家的融合增强了河洛文化的主体性地位。而河洛文化的正统性、有序性则与儒學不谋而合，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河洛文化自然是以儒学为中心的地域文化。

魏晋玄学诞生于东汉末年，汉朝末年，黄巾起义的冲击和董卓之乱，使风雨飘摇的汉帝国终于分崩离析，在随后的约四百年战乱中，农耕文明受到了游牧文明的巨大挑战。在血与火写就的历史中，政权频繁更替，思想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的儒学已经日渐迂阔，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精神的需要。那些政治化的的儒学礼教，一方面束缚和压制了人的感情，另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天人感应神学体系土崩瓦解，传统儒家的礼法与次序均被打破，魏晋玄学成了士人重新认识和协调人与宇宙、人与社会、人与人、灵与肉等关系的新的学说。

二、在河洛文化的滋养下兴盛的玄学

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河洛文化对魏晋玄学的兴盛有着重要的作用。玄学本是深深扎根在长江流域的文化土壤之中的，无论是从思维方式、精神气质还是从思想内容上看，玄学都与长江流域的文化精神更为相像和接近。初看之时，似乎觉得它与发源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河洛文化有着根本上的差异。然而魏晋玄风最先盛行于河洛地区，而魏晋思想家也主要活跃于这个地区。正是因为这一时期河洛地区的主导文化僵化，才导致了玄学的产生和兴盛。换言之，正是因为西汉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才使得玄学兴起。并且从来源上看，玄学就是糅合儒、道而形成的新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借用道家的成分比较多，但是仍旧离不开儒家学说的作用。它与河洛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细数魏晋经史，我们便会发现，玄学家大多数出身于经学世家或仕宦家庭，自幼饱受儒学熏染，谙熟《诗》《书》，注解儒家经典，与儒家经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如何晏是汉大将军何进之孙；王弼“好论儒道”通辩能言；而阮籍出生在官宦世家，父亲阮瑀为曹氏集团中的一员，名列“建安七子”之列；嵇康出自儒门，家世儒学，少有才俊；他们出生并活跃在河洛大地，饱受河洛文化的熏陶，对魏晋玄学的兴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了玄学家跟河洛文化的密切关系之外，两者在学说上和思想上还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河洛文化为魏晋玄学学说的建立提供了文化滋养。魏晋玄学的思想主旨就是用道家的“自然”来净化儒家的“名教”，这在玄学的核心议题——“自然”与“名教”之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魏晋玄学企图综合儒道，调和自然和名教，但在其理论表现形式和论证角度上又有所不同，他们托名老庄，非毁圣人，表现出一副儒家叛逆者的样子，然而本质上又不能摆脱掉儒学的印记，从形式上看，阮籍表现为先儒后道，嵇康则表现为先道后儒，阮籍的思想终点恰巧成了嵇康思想的起点，而阮籍的思想起点又是嵇康的思想终点，他们虽都摆出一副老庄传人的姿态，然而骨子里却仍是儒家正统文化的货色，由此可见，河洛文化对魏晋玄学影响之深。

魏晋时期，专制制度日益加强，儒学仍保持着他的正统地位，作为河洛文化的中流砥柱而存在，所以玄学以“内道外儒”的形式，被传之以四海，不仅建立了它的学说体系，还兴盛一时，因此，儒学是功不可没的，河洛文化的贡献也是不必具以言表的。

三、玄学对河洛文化的影响

魏晋玄学的兴起并没有触动河洛文化的根基，反而引起了人们对河洛文化的反思，对河洛文化的自我更正、自我修改，为河洛文化向着更为健康、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借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末魏晋时期的儒学乃至河洛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仅没有中断，相反还有较大的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不仅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还爆发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想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士人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了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提倡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透露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尤其是在曹魏末年到西晋，玄学的领袖向秀、郭象开始努力化解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矛盾。由此建立一个内圣外王的理论体系，成功地解决了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内在精神超越与外在功名利禄的追求之间的矛盾，为久处乱世的士人寻找到了一条联系社会的通道，也为儒学的向前发展找到了一条通道，使得儒学又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被大家普遍认可和接受，同时也加深了河洛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魏晋玄学作为河洛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它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河洛文化的内容，自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但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早已被玄学或道家所取代。南北朝时期佛学兴起，儒释道三教开始了大融合局面，三教的融合增强了河洛文化的主体性地位。陈寅恪先生认为：“南北朝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庭殿，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此时的儒学已不是秦汉时期传统的儒学，而是由佛道参与其中的新儒学，而其中的“道”则与玄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也可以说当时的儒学也加进去了玄学的东西，对于河洛文化地位的加强，玄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之后，儒学经历了玄学和佛学的冲击，实际上是一次大的洗涤，去除了两汉儒学制度化和宗教化带来的僵化问题，促进了儒学自身的更新和再循环，带来了中国文化领域诸多元素的结合，儒学的这个历程，实际上也是河洛文化自身的发展历程，因为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从起源上看，都与河洛地区及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源和主流，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发展与魏晋玄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的出现滋养着魏晋玄学，使它走向兴盛，但同时魏晋玄学的诞生也影响着河洛文化的进程，使其不断更新，不断前行，加强了其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主体作用。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作者：庞瑜 张豪

第四篇：基于河洛文化建筑遗产传承与创新的文化价值探析

【摘要】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天下之中”，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华夏文明源远流长，而以洛阳为中心形成的“河洛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之一，以其具有鲜明文化基因的建筑而与之共生。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人们不能亲身经历，但也正是由于这些具有河洛文化烙印的历史文化建筑遗产，才能够使华夏文明随着一代代人继承和传扬下去。洛阳也正以新的姿态迎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给人们留下不一样的城市印记。

【关键词】 河洛文化;建筑遗产;文化价值

 

基金项目：洛阳师范学院2020年度研究生教育科研基金项目，课题名称：《河洛文化教育资源在小学课程中的开发与整合研究》，课题编号：2020—YJSJYJJ—03。

一、河洛文化：历史悠久的璀璨明珠

古往今来对于河洛地区尚无确定唯一的定义。翻开中国历史古籍与考古文献资料，也无对于河洛地区的定义与描述。著名历史考古专家刘庆柱认为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中国古代区域文化，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属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根文化”。[1]由此可见河洛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可小觑，而作为河洛文化核心城市的洛阳，历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洗礼与沉淀，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无不带着时代的文明印记，近些年来吸引着大量的历史学家、考古专家等投入到河洛文化的研究之中。

河洛文化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将近40年，到现在已拥有专门研究机构、大量的学术成果、城市规划中建筑遗产的保护性措施，以及因地制宜的城市文化建設等。在河洛地区的高校率先组织进行专门研究河洛文化的学术机构。2006年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成立，这也是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唯一的全国性学术团体。自成立以来，整体学术研究呈稳步上升趋势，涉及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近十年来，随着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的不断推进，对于河洛文化的研究从最初单一的地域定义研究，向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交叉研究深入发展，不断拓宽研究的广度与深度。[2]

河洛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交流，近年来随着建筑遗产保护理念的转型和对遗产价值的新认知，对于承载河洛文化的建筑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掘建筑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2017年，国家文化部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要全面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洛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建筑遗产不可计数，文化遗产的另一价值则是教育传承价值。作为古城演变至今的新型历史名城，河洛文化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正在影响着中华民族后代。城市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综合体，是成长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传承和发扬的文化精髓，是历史的演绎与时空的沉积。洛阳市教育局响应国家号召，基于洛阳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人文优势，洛阳市建立文化教育基地等，并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正常教学之中，这一系列措施正是从政府角度将历史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

二、建筑遗产：承载文脉的厚重历史

泱泱大国，文明源远流长，砖瓦之间流露出先祖的文明基因。拥有4000多年建城史的洛阳，以其十三朝古都而闻名于世。河洛文化正是在一座座文化建筑遗产之中，历经千年流转不断地传承下去。洛阳的五大都城遗址闻名遐迩，也拥有着3项6处世界文化遗产以及河洛大鼓等8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盛大的文化主题节日活动：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等。

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以及教育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然而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与城市的变迁，历史文化名城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从20世纪初城市化进程不断地加快，短期快速的增长使得城市中的文化遗产建筑的保护工作滞后于城市发展。那么在城市规划中，对于城市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座城市的设计反映的是城市的文化属性，城市设计不仅为居民提供舒适、便捷、健康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城市环境，还要考虑城市的文化、文脉、场所等，洛阳市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对文化的保护尤为重视。早在2011年的洛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中，针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专门的规划：保护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延续城市历史风貌，促进文旅融合，推动历史名城的价值与社会地位的提升。为进一步的传承和发扬河洛文化，打造“东方博物馆之都”，到2021年1月全市已建有各类博物馆102座，博物馆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由此也开设了“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河洛文化”的全新研学形式，教育与研学相结合，让学生走出学校，走进生活，真切地感受文化。“东方博物馆之都”已成为洛阳崭新的名片。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时代赋予河洛人的历史责任。

三、文化传承：一城一园一书房的承旧立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发展之中形成的独一无二的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是建设文化强国之根本。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地区，洛阳作为核心城市，立足于丰富的文化遗产，致力于打造“东方博物馆之都”“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国际人文交往中心”等，以河洛文化传承与创新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独有的基因，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洛阳越来越重视对于城市文化的保护与创新。在城市建设中除了满足市民的生活和精神需求，更注重人文环境的创设和文化资源的供给。显而易见，在传承华夏文明，弘扬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洛阳走在了前列。

洛阳—— “东方博物馆之都”。洛阳悠久的历史和星罗棋布的考古遗址造就了这座城市丰富的文化遗迹，为保护珍贵的历史遗迹，2020年洛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塑造“东方博物馆之都”品牌。洛阳立足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加快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系，塑造了“东方博物馆之都”的文化新地标。[3]目前，洛阳的研学旅行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新的学习途径，他们走出教室，走进城市历史，亲身感受历史文化的温度。洛阳的博物馆除了馆藏丰富外，还极具洛阳特色，洛阳的博物馆不仅在整个城区遍布各地，更是在其范围内的县区建立地方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覆盖面积之广泛，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博物馆之都”。如果说博物馆是对河洛文化的保护，那么由此而推动的中小学生研学基地的建设和研学旅行教育计划的实施则是对河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研学纳入教学计划，洛阳市响应教育部的号召，目前已开放32家首批研学基地，将研学纳入正常教学计划之中，促进研学旅行和学校课程的有机融合。

洛阳—— “国家园林城市”。一座城市的建设除了保证市民衣食住行必要的设施外，不可或缺的是涵养身心的人居环境。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辙在其《洛阳李氏园池诗记》一文中曾赞叹洛阳“贵家巨室，苑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洛阳作为古代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的久居之地，长久以来便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洛阳园林。皇家苑囿规模宏大、建筑豪华、工艺精巧、风景秀丽、宏伟壮观的独特气派，隋朝时期的“西苑”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被称为“天下第一苑”。早在秦汉洛阳已有私家园林，东汉之后，园林逐渐曾多，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石崇所建的洛阳金谷园私家园林。石崇结诗社24人，史称“金谷二十四友”，常游园中，饮酒赋诗。[4]寺观园林也遍布洛阳，作为佛教第一寺的白马寺便坐落在洛阳。但随着北宋的灭亡，园林也随之遭到破坏。到今天，洛阳园林虽无往日之辉煌，但古代园林所蕴含具有的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和城市文化與内涵，却仍然在如今的城市设计中展现出来。如今城市一改旧貌，城市园林棋布星陈，而园林也成了整个城市的精神所在。洛阳除了“中国国花园”“隋唐遗址植物园”等花园型园林，还有“洛阳西苑公园”“洛阳王城公园”等保护性的遗址公园。除此之外，洛阳市建设有大大小小近百座供人休憩游玩的公园。城市建设不仅是宜居环境的创建，更应注重文化环境的创设，洛阳城市建设一直以来注重文化生态保护与市民的公共文化服务，竭力提供最丰富的文化资源。而传承城市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也成为城市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5]对于学生群体而言，城市公园中的人文环境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极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公园和富有教育意义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丰富了生活。

洛阳—— “河洛书苑，书香洛阳”。打造“15分钟阅读文化圈”自2018年来成为“书香洛阳”的一项重大举措。截至2020年5月，洛阳市“河洛书苑，城市书房”建成开放已有165座，遍布市区和县区。在建设风格上，注重与周边环境、历史文化遗存等相融合，着力打造突出文化品位和特色的“城市书房”。河洛书苑多设立在人员集中和环境优美的公园附近，让市民在休闲的同时能够方便快捷地享受高质量的精神生活。洛阳结合地方特色和深厚历史文化，建设体系化的阅读服务平台，面对不同群体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打造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圈，使阅读融入生活，让文化根植于心。

洛阳，一个古今辉映的城市，如今正以百花齐放之态势让河洛文化遍布中华大地，让河洛文化的根深深扎根于华夏大地。

参考文献：

[1]张杰，张清俐.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根文化”——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1-13.

[2]程新晓.近年来河洛文化研究综述[J].文化学刊，2019，10.

[3]杨祎.“东方博物馆之都”成洛阳新名片[N].光明日报，2020-10-5.

[4]司全胜.河洛古代文学概览[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

[5]单霁翔.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王姣姣，女，汉族，河南洛阳人，洛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小学教育。

作者：王姣姣

第五篇：河洛地区古民居文化特色探析

【摘要】河洛地区古民居数量众多，规模宏大，是重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呈现出三方面的区域文化特色，即土及土神崇拜、以礼为中心的等级伦理秩序、以中庸为中心的家训文化。这些文化特色与河洛地区位居天下之中的地理区位，黄土高原延伸区的土壤环境，起源较早的河洛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

【关键词】河洛地区；古民居；民居文化

 

河洛地区的概念观点众多，其中朱绍侯教授的观点：“河洛区域，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同。但本文限于野外实地调查的分散问题，仅限于探讨以洛阳为中心，西到三门峡，东到郑州的区域。古民居主要指明清民居，也涉及少量的民国民居。这一领域的前人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整个河南的民居进行宏观民俗学研究，并未专门探讨河洛地区古民居的民居文化，如耿瑞玲著《中原民俗丛书》、左满堂等著《河南民居》；一类对河洛地区民居的个例进行微观研究，如学者们对豫西地坑院的研究和对康百万庄园的个例研究。本文拟从中观的尺度，使用野外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的方法，来探究河洛地区古民居的文化特色，这一研究对于河洛文化的深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土及土神崇拜

河洛地区民居文化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土及土神的崇拜。其他区域民居中也会出现土及土神崇拜，但程度上远不及河洛地区尊崇和普遍。

（一）土窑洞崇拜

土窑洞在河洛地区古民居中地位极为尊崇。无论贫富，都喜欢住土窑洞。尤其是达官贵人，本有钱盖高楼大厦，却选择住窑洞。明人王士性在其著作《广志绎·江北四省》中说：“洛阳住窑，非必皆贫也，亦非皆范砖合瓦之处。遇败冢穴，其隧道门洞而居，亦称窑道，傍穴土而居，亦称窑。山麓穴山而栖，致挖土为重楼，亦称窑。谓冬燠夏凉，亦藏粟麦不坏，无南方霉湿故也。”如明清时期创造了四百年财富神话，两次挂千顷牌的康百万庄园，居然有73孔窑洞。清代洛阳才子张玉麒，13岁考中秀才，16岁中进士，嘉庆皇帝赐名“张輶”，曾任湖北主考、登州知府、天津知府、吏部掌印郎中等职，官居正四品，其故居位于今孟津县城关镇王湾村，依然是窑洞型民居。清代官至四品的孟津卫氏家族，故居在孟津县朝阳镇卫坡村，依然有下沉式窑洞院落。刘镇华在民国时期任陕西、安徽两省督军和省政府主席，其弟刘茂恩曾任国民革命军十一集团军司令、河南省主席等职，刘家兄弟在老家巩义市神北村建的规模宏大的刘镇华庄园，窑洞就达30孔。还有的乡绅之家，经济实力雄厚，却不盖高楼大厦，不盖四合院，偏偏盖高大宏伟的窑洞群，巩义市新中乡就有盖二层三层甚至三层以上窑洞的。

河洛地区的土窑洞崇拜还表现在，在窑洞和四合院结合的民居院落里，土窑洞往往处于极为尊崇的正房的位置。耿瑞玲在其著作《中原民俗丛书·民间居住》中提到：“（豫西）凡是有窑有房的院落，窑一定是为上，为正，而房只可以为下，为配。”笔者在野外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的确如此。位于巩义市康店镇的康百万庄园，庄园规模宏大，雕梁画栋，至今保存下来有33个庭院，53座楼房，97间平房，73孔窑洞，其主宅区正房居然是两层的窑洞。孟津张玉麒故居，是窑院结合的两进院落，其正房依然是三孔窑洞。位于洛宁县下峪镇后上庄村，建于明末清初的王家大院，其正房也是一排五孔的窑洞。据村民说，李自成曾屯兵在卢氏、栾川冶炼金银作为兵饷，下峪镇位居洛宁卢氏栾川三县交界之地，王家买豆腐出身，因探知李自成银库之一而暴富。经济实力雄厚的王家，其窑院结合的房屋大院，正房也是窑洞。洛宁上戈镇的乔家大院，系清代安徽巡抚乔致南的府邸，五个院落，其中四个四合院，一个窑院结合的院落，上房为面阔五间的窑洞式建筑，与后花园相连。巩义市站街镇北窑湾村清末王抟沙故居的正房也是窑洞。三门峡的白鸟朝凤院也是四合院群落，但是正房也采用了窑洞的拱券式。

除了正房之外，住宅的其他重要部分也都采用窑洞或者窑洞的建筑形状。如康百万庄园的大门也是采用窑洞的拱券式，洛宁县东宋乡丈庄村的垂花门也是采用窑洞的拱券式形状。祖宗祠堂也是住宅重要部分。三门峡市陕州区田家庄明代古宅院，分明是四合院群落，但是，地位比较尊崇的“赵氏祖祠”采用了窑洞的拱券式。土窑洞崇拜还表现在神龛和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类似神龛，都要建造成小型窑洞的形状。土窑洞形状的小神龛随处可见。洛宁县河底镇城村张家大院的最西边宅子里正堂就有一个小窑洞，里面供奉着祖宗牌位和祖宗画像。

河洛地区的土窑洞崇拜还表现在在不具备建土窑洞的地方，依然顽强地保留土窑洞文化符号，建窑洞式民居来居住。如洛宁县东宋乡丈庄村的程家大院，是清代总兵程福亮的故居。据程家后人说，康熙皇帝因时任淮安知府的程福亮的后人程懋，两袖清风，十分清廉，故拨国库里的钱为其修建住宅，当补缺建房费用。然而，程家大院的垂花门，也就是二门，依然采用了窑洞的拱券形状。程家大院的主体建筑，小姐绣楼，据程家后人讲不是小姐绣楼而是藏宝室，虽用砖木建筑，但门和窗户均采用了土窑洞的拱券形状。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元老、民国陆军上将张钫，经济实力雄厚，在其老家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建的故居“蛰庐”，辟地建的“千唐志斋博物馆”就是由十五孔高大砖窑组成的。甚至有细心的人家，在不适合建土窑洞的地方，在建砖箍窑的时候，连土都要加上。耿瑞玲著《中原民俗丛书·民间居住》中说：“甚至在不宜凿窑的城市里，有钱的人家用箍窑的方法，仍然筑穹室，上面覆上厚厚的土，四壁外部砌砖石，整个形式从外部看像一个方形的土台，而内部则是窑洞。在老陕州就有这样的一条巷子，非常有名。”

（二）土地神崇拜

河洛地区古民居中土地神崇拜十分突出。几乎笔者所调查的每一个古民居院落都有供奉土地神的窑龛，称为“土地爷窑窝”，离家里正大门很近。有的土地爷窑窝建在进门的影壁墙上，比如洛宁上戈乔家大院和孟津卫坡村；有的建在兼有照壁功能的厢房山墙上，如洛宁县赵村乡张营村清代骠骑将军张梅故宅——骠骑将军府，这种类型最多最普遍。土地爷窑窝内一般供奉有砖雕、木雕或者泥塑男性土地神像，神像前放小香爐。土地爷窑窝旁边往往贴着对联，一般是“土中生白玉，地内出黄金”，或者“门内一老仙，四季保平安”，或者“土出无价宝 ，地生有道财”。孟津卫坡村一处宅子的土地爷窑窝的对联是“保护平安宅，尊居福德宫”，横批是“土地府”。洛宁县上戈镇的乔家大院的土地爷窑窝最为独特，位置虽然也在进大门的照壁上，但是照壁四周镶有蛟龙、松柏、葡萄、花卉等图案的精美的砖雕，正中间是方形的土地爷窑窝，两侧刻着对联“鹤发坐中央神清貌古，龙头游下界望重风高”，生动地描述了民间土地神白发白胡须，手拿龙头拐杖，德高望重的形象。洛宁乔家大院还有别的院落土地爷窑窝的对联写成“位配乾元与春夏秋冬连运，职司坤德偕门鼋户灶同尊”。

清代官宦人家的土地爷窑窝的外部边线雕饰成清代官帽子的形状，没有入仕的有钱乡绅，在土地爷窑窝周围雕刻各种精美吉祥图案。一般人家的土地爷窑窝比较朴素，较少装饰。土地爷窑窝没有做官的人家，要么建成窑洞拱券形状，要么建成朴素的长方形形状。在聚族而居的大家族里，每一小家都要有一个土地爷神龛。孟津县朝阳镇的卫坡村就有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土地爷窑窝。

民居中对土地神祭祀时间一般在逢年过节或者社日，因为土地神又称社神，所以社日是非常隆重的祭祀土地神的日子。社日分为春社和秋社，春社一般在农历二月二，秋社一般在立秋后。

河图洛书中，数字五所代表的土，均位居中央要位。“河图”“洛书”是华夏文化的源头。《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民谚曰：“金木水火镇四方，土居中央掌阴阳。河图定五行先天之位，东木西金，南火北水，中间土。五行左旋而生，中土自旋。故河图五行相生，乃万物相生之理也。土为德为中，故五行运动先天有好生之德也。”

早期的中医学理论书籍《黄帝内经》也认为脾土属中央，对人体生死健康起重要作用。其一：“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其二：“帝曰：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

河洛地区古民居对土及土神的崇拜，其实是河洛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重土观念的体现和传承。其实，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河洛地区的现代民居中多数也有土及土神崇拜现象，这体现了文化的传承，亦体现了河洛文化的生命力。

二、以礼为中心的等级伦理秩序

孔子深知礼的规范对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因此特地到东周的都城洛阳“入周问礼”，向老子学习礼的知识。河洛地区的古民居中也承载着以礼为中心的等级伦理秩序。

河洛地区古民居多数是聚族而居的场所，体现着社会的等级差别、家族伦理和家庭伦理。

（一）官民等级秩序

在河洛地区古民居中官与民的等级区别比较大。如洛宁县下峪镇后上庄村的王家大院，是卖豆腐的平民，虽一夜暴富，盖了大量的民居院落，但是整个民居院落简单朴素，没有雕梁画栋，很少有砖雕石雕和木雕。即使非常重要的功能性建筑——照壁，也仅仅用青砖拼出菱形图案而已。王家大院的砖石木料用料往往很大，不计代价，但在等级制度上可以看出，虽然有钱但地位比较低。而做过官的康家、卫家、乔家和程家则三雕量大而精美。前文曾经论述过，土地爷窑窝也有官民的区别，此处不再赘述。

河洛地区古民居宅门前的门枕石——抱鼓石也是规范等级制度的符号。相传古代将军荣归，常将战鼓置于门前炫耀战功，后来就演变成抱鼓石。笔者在孟津县卫坡村做调查的时候，卫氏后人讲卫氏族人有人做过武官，武官宅第才可以设石鼓，即抱鼓石。仔细观察，发现庞大的卫氏家族院落，并不是每一户宅门前都有石鼓。另外笔者调查了清代总兵程福亮故居洛宁程家大院有石鼓，清代骠骑将军张梅宅邸（今在洛宁县赵村乡张营村张振杰宅第）前亦有石鼓，方知口碑资料属实。

文官的宅邸门前的门枕石呈长方形箱子形状，可能类似于古代书箱吧。高级文官的门枕石呈箱子形状，箱子上可以雕刻狮子，低级文官的门枕石呈箱子形状可以雕花。普通百姓家用木质门枕或者正方形无任何雕饰的门枕石。

河洛地区古民居特别重视门楼。俗语有“穷院子，冨门楼”之说。门楼高大，门楣宽大，便于悬挂匾额，体现等级差别。很多明清的古民居门楼上悬挂“文魁”匾额，表明屋主的进士身份、官员身份。河洛地区现代民居受古民居的影响，一般人家门楼都盖得高大，留足悬挂匾额的空间，即使没有能够抬高身份的标志，也要写上“家和万事兴”之类的匾额。

（二）宗族伦理

河洛地区古民居大多是聚族而居，宗族伦理（家族伦理）十分明显。大院几乎都有祖宗祠堂、私塾（或者学校）、祭田等宗族伦理建筑。孟津县的卫坡村有两处祠堂，一处为兴建比较早的北祠，上写“魏氏祠堂”，稍后建立的南祠，上写“卫族祠堂”。洛宁程家大院也有建于康熙年间的程氏祠堂“兩程祠”。

宗族祠堂一般建得比民房高大宏伟，显出伦理差别。孟津县卫坡村现代编《卫氏宗谱》写到：“北祠，建于清嘉庆十八年，是卫坡清朝一条街的标志性建筑，庙宇式，是卫氏家族在鼎盛时期建造的家庙，占地四百八十平方米，高大宏伟， 颇为壮观，五脊六兽，石狮海马排列屋脊，门前平台百余平方米，平台高于街面六步台阶。从平台上台阶五步至大门，门前左右有雕花石鼓一对。木门木锁，进入大门两侧是厢房，两层砖木结构，楼上通过门楼能互相走通。厢房北头有露天踏步，可上二楼。门楼是屋脊式，厢房是平房式，屋顶有城垛式女儿墙，院中央有月亮门，月亮门内高外低，高差台阶三步。进月亮门平步六尺上台阶五步进祭祀厅。”从家谱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祠堂比普通街面的高度。从位置来看，祠堂一般都位于民居宅邸的中间。卫坡村北祠位于北街中间，南祠位于南街中间。而洛宁程家大院的祖宗祠堂则位于从东到西五座宅院的中间。

河洛地区古民居的宗族伦理还表现在宅地的排序上，严格按照“兄东弟西” 的顺序进行。洛宁上戈镇乔家大院，自西向东排序一宅二宅三宅四宅，出现了奇特的现象。最西边的一宅二宅雕梁画栋，备极奢侈，而三宅平淡无奇，四宅简单朴素，甚至有些寒碜。大院里没住人，笔者调查时没找到乔家后人，据村民说，哥哥没有当官，弟弟做了大官一般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做了官的弟弟，可以把自己的家建得雕梁画栋，但不能改变住宅安排上兄东弟西的家族伦理。洛宁县赵村乡张营村清代张梅故居，以及西山底乡张梅后人宅邸，都是按兄东弟西的的宗族伦理来安排居住空间的。

（三）家庭伦理

在河洛古民居大院里，各个分院内部同样有小家的伦理。供奉祖宗牌位的堂屋往往位于正房，上房。寿诞婚丧等重要仪礼均在堂屋举行。窑洞也同样有自己的家庭伦理。耿瑞玲著《中原民俗丛书·民间居住》中写到：“（豫西）地坑院内，依朝向有主次之分，一如地面的四合院。以与窑漫道相对的方位为上，一般说上方三孔窑洞，正中一孔为主窑，主窑的窑门较高宽，是一门带左右两窗，两边的为陪窑，则较主窑稍低窄，是一门一窗，左陪窑的窗在门左边，右陪窑的窗在门右边，十分对称。其余三面窑洞均属陪窑，分为东陪窑，西陪窑、南陪窑。主窑由家中长辈居住，儿女辈住左右，牲口窑、家禽、仓库，厕所等在与主窑相对的下方。”

河洛地區古民居体现的以礼为中心的等级伦理秩序，也是明清时期礼制文化的组成部分。

三、以中庸为中心的家训文化

河南因地处的豫州居九州之中，因此古称中州。后来河南又有了中原的别称，大意是因为河南地处国土之中的意思。河南最具特色的方言词汇也是“中”。在河南之中，最中的位置莫过于洛阳。周公曾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广西大学的邢永川副教授分析出洛阳因地理区域中心和政治中心而有“洛中”的别名。河洛地区古民居与“中”的地理区位相联系，形成了以中庸为中心的家训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厚德载物

《周易·坤》记载：“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指的是君子的品德应该像大地一样厚实容载（容养）万物。土居中央，土的品德是厚实，土能生万物。因此，强调中土厚德利万物，生万物，成为以“中”为中心的家训文化的表现之一。巩义市康百万庄园里的“克慎厥猷”院的对联是：“处世无他莫若为善，传家有道还是读书”。康百万庄园一座五间拱券门的院落正房楹联写着：“诗礼传家长临那些唐诗宋字，骛诚处事广种些福地善田”。另外，康百万庄园里面还有许多匾额如“义睭仁里”“慷慨乐善”“轻财义举”“德懋行芳”等等和以上对联一样劝谕子孙厚德行善。洛宁县河底镇城村张家大院有副对联，刻在堂屋房门两侧：“持身有训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

孟津县卫坡村却将这样厚德载物的家训文化写在了家谱里。《卫氏宗谱·云峰公训儿孙俚言》载：“为子尽孝，何用烧香千里。为臣尽忠，胜造浮屠七级……铺路修桥，现得行人方便……惜老怜贫，不害为仁人。济世救人，何愧为义士。”

河洛地区古民居中强调的中央土德，厚德载物的家训文化，希望子孙立厚德，享福泽。

（二）中庸内敛

中庸内敛指的是凡事不偏不倚，调和折中，不走极端，低调内敛。最典型的是悬挂于康百万庄园主宅区一院过厅内家训留余匾：“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时同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瑄敬题。”训诫子孙凡事留有余地，保持中庸，不做尽做绝。

洛宁县上戈镇乔家大院的主人乔致南做过安徽巡抚，官阶很高，但是乔家大院的大门却十分低调内敛，大门很窄，类似民宅。门楣不高，未见狮子门枕石，未安装大门扇，也不镶门钉，只是在两个门柱上方设有砖雕牡丹。乍一看，不像官宅，而像民宅。乔致南把当时权倾一时的左宗棠送他的对联“诰落古今同一体，风流儒雅亦吾师”不放大门口，而放在院内南屋两边。这种做法中庸内敛，无疑也成为以身作则，晓谕子孙的家风。

《卫氏宗谱·云峰公训儿孙俚言》载：“休笑人短，靡矜己长。进步不如退步，吃亏终是便宜。”卫氏族先训诫子孙是如此的内敛。

（三）外圆内方

河洛地区古民居家训文化中有一部分是不写出来的，是通过民居建筑展示出来的。外圆内方的家训就是如此。孟津县的卫坡村、洛宁县赵村乡张营村的骠骑将军府、洛宁下峪镇的王家大院都有大量的窗户设计成外圆内方的形状。从室内看窗户是方方正正的，从室外看，窗户却是圆的。这不是简单的“天圆地方”观念，而是来源于中华文化的源头——河图洛书。清万年淳以图之方圆论河洛关系，他在《易拇》里认为：“河图外方而内圆”，“中十点作圆布”，“外四圈分布四方，为方形，十包五在内，仍然圆中藏方，方中藏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之妙也。而十五居中，即洛书纵横皆十五之数，是又河图包裹洛书之象。河图点皆平铺，无两折，洛书亦然。”他还认为，“洛书外圆而内方，圆者黑白共四十数，圆布精其外，包裹河图之象。”窗户的内方外圆暗合洛书之图形，既表达了阴阳相抱，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又成为做人外圆内方的引导和劝谕。洛宁程家大院的小姐绣楼对此做了略微的变通，窗户内部是方方正正的方，窗户外面是窑洞状拱券形的圆。

四、结语

河洛地区古民居呈现出土及土神崇拜兴盛、以礼为中心的等级伦理秩序和以中庸为中心的家训文化的区域文化特色。这些文化特色的出现，与河洛地区位居天下之中的地理区位、黄土高原延伸区的土壤环境。起源较早的河洛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河洛地区民居文化本身是河洛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又根植于古老河洛文化之中，传承和承载着古老的河洛文化。笔者以后在调查、研究河洛民居之时，需要进一步联系以上三方面因素，谨慎思考，将研究深入下去。河洛地区古民居数量多，规模宏大，作为文物保护起来有难度，许多古民居成为断壁残垣，摇摇欲坠，即将消失。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重视，抢救这些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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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孟津卫坡村.卫氏宗谱[M].2006：52.

作者简介：赵天改（1974-），女，河南新野人，博士，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历史文化地理。

作者：赵天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