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建设论文

摘要：“综合模式”为《史学概论》教材所采用的一种编写方式，其最大优势在于可以灵活选择教材内容，其缺陷在于缺乏系统性。但不能说它就是一个“拼盘”，它仍然有其内在的体系。更为关键的是内容的选择问题，只要内容选择恰当，仍不失为一种较为科学的编写《史学概论》的模式。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史学理论建设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史学理论建设论文 篇1：

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和建设

2013年4月13-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在北京召开了主题为“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的首届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求是》杂志社，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几十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各史学研究所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回顾和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深入研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丰富和发展，共同谋划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繁荣和发展的大计。

关于唯物史观及其与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关系。李慎明在主旨发言中指出，目前全党和全国上下都在研讨“中国梦”，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梦”的科学规划与确保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的最大成果。我们研究历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历史研究工作者应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密切关注现实，将历史研究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有机结合起来，为此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史学理论，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朱佳木在致开幕词中指出，史学理论包括历史观，也包括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凡是有影响的史学家，几乎都是对史学理论有过重要贡献的人；史学发展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从事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史学理论工作者进行研究的对象。朱佳木认为，史学理论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在阶级社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遇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既表现在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全盘否定上，也表现在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盲目推崇，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竭力鼓吹，对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肆意歪曲、篡改和对革命领袖的恶劣贬低、丑化上。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工作者理应作出回应。这种回应不仅是维护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和中华民族的自信力，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健康舆论氛围的需要，也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英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作为历史研究指导理论的唯物史观正在被边缘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缺乏更深入的探究，乃至束缚了它的解释力。为此，需要对唯物史观进行正本清源式的研究，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存在和意识关系、历史发展动力、社会形态、唯物史观是否是决定论、国家性质、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两条道路和阶级结构等问题做重新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牛润珍提出，唯物史观在如下十个方面主导着中国史学未来发展方向：（1）由对历史的阐释到历史的编纂；（2）形成相当完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3）历史研究更加贴近现实，一些贴近现实的问题有可能成为讨论的热点，如史学与现代化，宗教文化与争端，环境、灾害与社会，历史资源与旅游等；（4）地方史研究与地方志、《中华一统志》的编纂；（5）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并融入世界学术；（6）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认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史学研究在这方面将发挥重大推动作用；（7）史料的整理、公布与研究将成为主要工作；（8）史学研究的手段与方法将有新的突破，计算机人工智能化被引入，计算机分析在许多研究方面代替人工分析，实验方法成为史学研究较常用的方法；（9）兴起一批新学科，如中国现代化史、经济全球化史、生物科技与工程史、计算机科学史、奥林匹克运动史、信息技术与第三次浪潮发展史等；（10）围绕唯物史观的阐释与运用，形成不同的学派，不同学派之间的讨论，有助于唯物史观的正確把握与总结，并促进史学研究的自我反省，使中国史学在未来新的社会条件下自觉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关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成就与贡献。北京大学教授沙健孙认为，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对以下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取得了共识。第一，历史不再被看作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第二，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动的基础。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第四，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必须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与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严格区别开来。第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引导下，中国史学在中国和世界的通史、断代史、部门史、专题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研究方面，以及在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纂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社科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于沛从三个方面概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1）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并在研究实践中逐步成长，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成为研究队伍的主要力量，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后继有人，保证其持续发展，并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美好前景；（2）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视野不断扩大，新的选题不断增加。一些老问题的提出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一些新问题的提出，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协调发展，它作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中国历史科学的进步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努力做到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论从史出，有的放矢，因此有较强的说服力。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水平在总体上有所提高。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空泛、空洞、公式化的理论研究正被人们所摒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其泰着重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1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主要成绩，认为“十七年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普遍重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形成了实事求是、健康向上学风，撰成了一批有学术价值、有新的时代风格的通史、断代史、专史著作，整理出版了一批大型历史文献，推进了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和学科建设。

关于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所面临的任务。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面临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一）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较严重的混乱，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否定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并在中国国内思想界有所反映，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出现了否认历史规律存在的“碎片化”倾向。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张秋升认为，当前历史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碎片化”，其表现不但是研究对象和选题的琐碎，而且是理论、价值、意义的缺失。“碎片化”的实质是孤立、静止、片面地认识历史。其成因固然很多，治史宗旨的迷失是关键。（三）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大量著述以及一些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介绍到国内来，西方史学引进规模之大，内容之多，范围之广，是近代中国开始接触“西学”所从来不曾有过的。

关于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思考。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要继承弘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以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榜样，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发扬光大。

于沛认为，当前，应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的坚实基础上。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精神上缺钙、有“软骨病”，是不可能搞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其他抽象理想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空想，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之上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具有历史的、客观的必然性。同时，努力在学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水平，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内容与科学性对立起来，而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

沙健孙强调，应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经典作家思想形成的根据及其深刻性，才能有效地学习他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才能“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歧途”。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认为，中国史学具有重视思想和理论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工作者一定要注重理论学习，提高理论修养。理论修养有助于明确治史的方向，严肃治史的宗旨；有助于在宏观把握研究对象的性质、地位与作用，更多地从宏观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有助于科学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史学工作者的理论修养要着眼于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论、历史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在具体历史研究中提出的理论认识。

武汉大学教授陈立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研究和解决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就是以问题意识带动学术研究，挖掘历史研究对于当代社会实践的意义、中国伟大实践对于世界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李振通

作者：宋月红 王爱云

史学理论建设论文 篇2：

《史学概论》内容体系“综合模式”述评

摘要：“综合模式”为《史学概论》教材所采用的一种编写方式，其最大优势在于可以灵活选择教材内容，其缺陷在于缺乏系统性。但不能说它就是一个“拼盘”，它仍然有其内在的体系。更为关键的是内容的选择问题，只要内容选择恰当，仍不失为一种较为科学的编写《史学概论》的模式。

关键词：《史学概论》;“综合模式”;内容体系

《史学概论》是高校历史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其名称多样，主要内容为史学理论。这门课程在我国民国时期的高校历史学专业中开始开设，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对于一门课程来说，其内容是独特的，如何构建其内容体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百余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针对这门课程，构建起不同的内容体系（模式），如综合模式、三论模式、“四论”模式、认识论模式、科学学模式等。学术界对此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本文拟对其中的“综合模式”作一述评。

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综合模式的说法最早由曹伯言、张耕华于1989年提出。他们在评论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几部《史学概论》教材时称：“目前史学概论的专著和教材的编写比较普遍的一种模式是‘综合型’。”并指出他们的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史、史料学、史学方法论等相关学科的节要与组合^[1]。此后有学者沿用了这一概念^[2]。

我国“综合模式”代表性教材20世纪80年代有葛懋春、谢本书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简称葛本）、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简称白本）、田昌五、居建文《历史学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简称田本），20世纪90年代有贾东海、郭卿友主编《史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民族本），21世纪有马工程《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马工程本）等。

葛本是1949年以后我国第一部《史学概论》教材，共十三章，分别为历史和历史科学、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科学分析社会基本矛盾、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辩证考察人类历史的运动过程、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史论结合、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考古学和历史研究、中国史学史概说、欧美史学发展概述。白本共十章，分别是叙论、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纂、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近代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当前的主要任务。田本共七章，分别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学的过去和现状、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民族本是第一部全国民族高等院校历史专业基础理论课教材，由三编构成，第一编史学原理，第二编史学方法论，第三编史学理论史，每编下分若干讲。马工程本由张岂之主持编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也是历史学科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这部教材共八章，分别为历史、历史学与历史观、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20世纪西方史学、历史编撰、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综合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灵活选择教材内容。教材编著者可以依据自己对这门课程性质的理解、课程内容的认识、学术界对史学理论的研究状况等因素，选取史学理论的若干内容构筑其内容体系。上述诸书虽然都属综合模式范畴，但各自内容选择差异较大，各本强调的重点与篇幅也不尽相同。葛本的重点内容为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包括第二章至第九章，占全书近一半篇幅。白本对历史编纂学关注较多。民族本前两编主要讲述史学理论与方法，与一般的史学概论教材没有差别，第三编的史学理论史则是其他教材中少见的，并且其内容包括中外史学理论发展史，篇幅较大，占全书的1/3还多。马工程本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20世纪西方史学”作为两章，重点阐述20世纪中国和西方历史学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状况，为其他同类教材所少见。“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为历史认识论的内容，最先出现在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中，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三部教材中没有此类内容，民族本中作为第15讲，马工程本也将之列为一章。

但不管怎样选择，其内容基本包括什么是历史及历史学、历史学的特征（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历史观（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外史学史等。这些内容均是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历史观是史学本体论的核心，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历史文献（史料的主要部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历史编纂是历史研究成果的表述形式，史学史讲述的是历史学的发展进程。既然《史学概论》是“概论”史学理论的一门课程^[3]，上述教材的内容构建在逻辑上就有其合理性，而且内容选择较为灵活。这样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内容简明扼要，篇幅适中。史学理论的内容繁多，即使是“概论”史学理论，其内容也较多，而作为一门课程，其授课时数及内容容量均有限制。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综合模式提供了解决方案。

综合模式存在缺陷，首要问题就是其系统性不强，内容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性。以至于一谈到综合模式，人们很快就会联想到“拼盘”模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史学概论》先天就带有拼盘的性质，问题是拼得好不好[4]。直到2013年，仍有学者发表论文持类似这种观点，只不过称它为有“体系”的“拼盘”^[5]。

作为一门课程，其内容体系虽比不上一门学科那样严整，但也不是杂乱无章的，仍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因为《史学概论》是概论史学理论的，而史學理论是有体系的，那么《史学概论》的内容也是有体系的。但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几本《史学概论》内容来看，将历史过程的哲学思考、历史研究方法、历史编纂学及史学史等部分内容合在一起，的确容易给人一种“拼盘”的感觉。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早在1985年，姜义华就批评20世纪80年代刚刚出版的几种史学概论著作“大多零碎而不完整，散乱而不系统，象若干专题的讲座，而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6]。仲伟民认为，就史学概论著作来说，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大都由以下几个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历史过程的哲学思考，对历史过程规律性的认识，尤其注重阐述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规律等。二是史学研究方法的有关论述。三是历史编纂学的理论问题。四是对中外史学发展本身的考察。把上述几个部分内容合在一起，确实给人一种“拼盘”的感觉^[7]。张耕华批评直到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史学概论教材，不仅其内容仍然采取“拼盘”模式，而且其所拼入的“菜肴”还越来越多^[8]。钱茂伟在其《史学通论》中全面评价百余年来中国《史学概论》理念与体系的嬗变，涉及到众多的教材。他认为，田昌五等《历史学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体系是典型的拼盘论，将史学理论、史料学、史学史、史学评论、史学工具书等分支学科拼合在一起^[9]。

其次是内容问题。综合模式的体系固然是个问题，但更为关键的是内容问题，即哪些内容应该选入教材中，哪些不能选入。有些内容不宜纳入教材中，如中外史学史。因为现在课程体系中已有相应的课程《中国史学史》及《西方史学史》去讲述这部分内容。葛懋春本中专门用了两章来讲中外史学史，白寿彝本用两章内容，概述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几占全书1/4的篇幅。马工程本中有两章也涉及到中西史学史的内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有关联，它是学习史学理论的基础，讲述史学理论问题时，要以史学史的内容作为资料。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属于不同的学科，将史学史纳入《史学概论》教材中，容易与其他课程内容重复，而失去了自身独立的属性。再如关于历史理论的内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理论是指对人类历史过程的反思，史学理论则是对于历史学本身的研究，两者的研究对象明显不同。史学理论是否应该包括历史理论，目前还是一个正在讨论、没有定论的问题，双方各自有自己的理由。葛本和白本中纳入了相当篇幅的历史理论的内容，这是时代的局限，因为我国学术界很多年来一直把两者混淆，甚至以历史理论来代替史学理论，那么在他们的教材中出现这种情形是正常的。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余年，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缺陷，中国史学理论的研究逐步从历史理论向史学理论转变。到了90年代，民族本依旧在第一编史学原理中，纳入大量的历史理论内容，如第3讲的历史发展辩证法（包括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运动过程的阶段性、趋向性与复杂性等）、第4讲的历史发展的动力说等，与葛本所述几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在第5讲中增加了史学认识论的内容，而史学理论的其他内容根本看不到。到了马工程本中，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将历史理论的内容作为第二章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的第三节（包括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篇幅大量减少。再如民族本的第三編为史学理论史，这一内容篇幅很长，共六讲，包括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发展评述、毛泽东对史学理论的贡献、新中国四十年来历史理论研究述略、西方史学理论史发展概述、二战以来国际上史学发展的趋势与特点等，这些内容容易与史学史内容重复，它们作为专著的内容是可以的，作为本科教材的内容则不太合适。

从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的讨论来看，大多数学者不赞成把《史学概论》的内容弄成“拼盘”。即使综合模式带有先天的拼盘性质，也不能说它就是一个“拼盘”，其内容仍是有体系的，只是它不象其他模式那么有系统而已。是否具有先天的拼盘性质，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内容的选择。内容要能够代表史学理论的主要方面，充分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适应大学本科阶段学生学习特点等。因此，系统性问题并不是综合模式的关键所在，只要内容选择适当，仍不失为一种较为科学的编写《史学概论》的模式。

参考文献

[1]曹伯言，张耕华.试论史学概论之对象[J].学术界，1989（5）：34.

[2]张艳国，潘静静.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概论逻辑体系建构比较研究[J].学术研究，2015（4）：110.

[3]赵世瑜.20世纪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J].史学理论研究，2000（4）：25.

[4]赵俪生.我对“史学概论”的一些看法[J].文史哲，1985（2）：66.

[5]张光华.有“体系”的“拼盘”—对《史学概论》内容、体系的再思考[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00-103.

[6]姜义华.用现代思维科学武装历史研究工作——论史学概论的核心与时代使命[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83.

[7]仲伟民.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体系研究述评[J].江汉论坛，1995（5）：40.

[8]张耕华.新时期我们史学理论研究的嬗变[J].探索与争鸣，2008（10）：24.

[9]钱茂伟.史学通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6.

基金项目：本文为武汉市属高校教学研究重点项目《<史学概论>内容体系探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7003。

作者简介：宋传银，男，汉族，1965年生，湖北洪湖人，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历史。

作者：宋传银

史学理论建设论文 篇3：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20世纪前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史学理论的研究逐渐“升温”, 研究队伍扩大,学术研讨会议增多,论文、专著不断涌现,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张艳国教授多年来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参照西方史学理论有益成果,运用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对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进行潜心研究,并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于十多年前出版《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而获得学界好评。如今,他对原著再次修订、补充,完成了《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这是史学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也反映了目前该领域研究的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特色,多有创获。

首先,该书对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和基本思想做了全面考察。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词,引用率很高。但过去,中外学者对唯物史观创立、形成的时间,却往往以马、恩的某一论著作为标志。该书作者则通过认真考察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很难以哪一论著为标志,它应有一个创立和完善的过程。“在时间上表现为一个阶段和时期。这个时期大致从1843年至1859年。其中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从1843年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段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从事历史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工作,在进行理论的批评中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体系”;“后一阶段,是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至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这一时段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要是通过史学研究实践丰富和完善这种崭新的历史观体系。”(该书第19页,以下仅注页码)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系日臻定型。恩格斯晚年进一步“丰富了唯物史观命题的理论内涵”。在笔者看来,这是合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结论。

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20世纪60年代初通常归纳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四个方面。随后又有人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演进的规律,或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然作者通过对唯物史观创立、完善时期的考察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2)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运动过程;(3)生产方式是社会性质、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4)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探寻社会观念的变迁应当从社会存在中寻找原因;(5)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在这个历史阶段,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以上五条基本原理,是密切关联的,相互印证的整体,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五大支柱。”(第20-23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开放的科学体系,在史学研究中,在推进其时代化的进程中,如何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作者在书中提出“三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1)注重从世界历史观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从大量的具体研究结论中抽象出具有理论意义的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2)吸收当代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有益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3)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史学研究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第27-28页)这些对唯物史观基本内容的概括和推进其时代化进程的论断,确乎较前人的认识进了一步,对今后的研究不无启示和帮助。

其次,该书对唯物史观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诠释。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唯物史观上占有重要地位。学术界自来比较关注。然而以往讨论中仍存在诸多疑点。如:恩格斯思想是否可排斥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之外?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是否受到黑格尔世界历史观影响?即存在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是否应涵盖在世界历史理论中?……针对这些问题,作者通过深入的审辨、分析,做了如下解说:(1)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马、恩的共同成果;在理论内涵上,他们的思想高度一致。(2)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批判地继承了前人成果,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丝毫没有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的旧痕。(3)当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单线形态时,它的着眼点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19世纪70年代后,这一理论表现为多线形态时,其着眼点则是整个人类社会。(4)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对人类历史行程的理论概括和高度总结,是在世界历史理论领域对社会形态理论的崭新阐发。(5)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时,不要把19世纪70年代以前和70年代后两个阶段等同,对不同阶段要进行动态考察和整体分析。(第63-64页)这些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分析与诠释,颇具新意,有助于排除前人的种种疑窦,可谓该领域研究亮点之一。

社会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革命与改革,也涉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理论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但一段时期,受“左”的影响,在有的论著或教科书中,对“革命”充分肯定,且有拔高现象;而对“改革”则无正面阐述,甚至将它等同于“改良主义”进行批判。对此,为从理论上予以澄清,作者首先指出:“革命”和“改革”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二者都是人类社会变革的定律之一。进而认为:革命是社会进步的特殊形式,它有严格的科学内涵,不能泛化使用。革命不是仅仅以夺权为目的的单纯的暴力斗争或社会冲突,而是一种有序列的社会变革状态,是社会进步阶段上的突变。而改革是社会进步的普遍形式,它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转轨换型;另一种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具有革命意义的除旧布新,这种形式的改革,超越社会历史形态,更具有普遍深刻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改革的推动作用是充分肯定的。接着又指出:社会革命与社会改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互相渗透,又互相转化。二者“共同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第65-80页)此说甚是,其不仅有助于恢复历史真相,而且对贬低或否定社会改革者也是有力的回击,有历史和实践意义。

再次,该书对“史学理论”的界说及其建构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在过去的研究中,学术界对“史学理论”这一概念,似有含混不清之嫌。如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混同”于史学理论,有意无意地降低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有的则将史学概论“等同”于史学理论,有意无意地混淆二者研究的不同视阈和角度。对此,作者指出:“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虽有联系的一面,但二者又有明显区别,不仅科学属性不同,前者属哲学学科,后者属历史学科;而且它们所研究的角度及范围、方法也不同。具体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其理论视野超越了历史学科,所要回答的切入点也不同于历史学科。而“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反思与观照,其研究对象是史家主体与客体、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它是历史科学,“其思维方法、理论视野,不能逾越史学轨范。它以史学特有的实证研究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以一定的历史观为指导,以得出的历史结论为特征”。同时,“史学理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是对历史发展的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性描述,并揭示史学研究的方法”。(第127-128页)因此,史学理论不可与唯物史观混同。再者,将“史学概论”与“史学理论”等同起来也不合适。尽管它们之间有一定联系,在研究范围方面有交叉,但也不无区别。这主要表现为二者研究的视角和领域不相同。“史学概论主要是追踪史学发展,描述史学全貌,为史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一个规范的概念,它对史学研究一般不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而史学理论则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总结,是史学研究的灵魂和指导,因为它是历史学的元理论,为它提供学科理论。如果将两者等同起来,就无法认识其学术意义及其科学功能。”(第125页)从作者对上述概念的界定来看,史学理论的涵盖范畴主要包括:历史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家主体论、史学发展论、史学方法论。当然,这是一家之言,还可讨论。但也不无根据,可备一说。

同时,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者提出要处理好三个关系:(1)“要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关系”。即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坚持其科学的立场和精神原则,并在坚持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谈坚持,做到坚持与发展的统一。(2)“要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通过总结和反思,继承老一辈史家重视理论的优良学风和传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3)“要处理好学科理论建设与具体研究的关系”。这些设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无疑会产生积极影响。

最后,该书对史家主体意识和史学方法论做了诸多有益的探讨。史学领域在“十年浩劫”中备受摧残和破坏,“影射史学”疯行其道。随后,又出现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史学危机论”。所谓“过时论”,实质上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指导意义。所谓“危机论”,实质上是传统史学方法、史学范式、史学价值取向的危机。这种种思潮的出现,在不同程度上都反映史家的主体意识存在问题。这就要求史家必须加强自觉的主体意识,重视理论修养。对此,作者在分析未来中国史学流向时指出:今后要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扩大史学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知识增值;增强史学的社会功能,切实有效地为社会改革服务;深入研究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历史的辩证法等(第257-258页)。在史学方法论上,作者特别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史家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就是说,史家对著述要高度负责,揭示历史真相,总结经验,为社会进步发挥资治作用。(2)强调史学思维模式的演变与转换。历史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的叙事史学,近代的分析史学两个阶段,当今正在向现代的系统史学发展。因此,史学思维模式也发生相应变化,即“由述事史学向分析史学发展,由单向性直观性史学认识朝着多向逻辑性方向演变”,“由分析史学向系统史学发展,由多向性逻辑性史学认识朝着纵向深入、横向综合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改变史学研究方式,引进自然科学相关成果;而且要具备合理的史学智能结构,包括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等,以促进史学思维模式转换。(第189-200页)(3)强调对史学的总体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史是一个整体运动,有它的“传存性、层次性、功能同向性”。因此,要揭示历史整体运动系统因果律,就必须开展历史的总体研究,如“立体交叉研究法,层次研究法、动态研究法”等。(‘第201-211页)(4)强调处理历史问题的实事求是原则。如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关系问题,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问题,人物传记的编写问题等,都应坚持唯物史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做出科学的评判。该书阐述的这些观点,虽然此前学术界或多或少有所论及,特别是史学方法论过去谈的不少,但从史学理论角度,就其中一些重点问题做深入的专题探讨,并不多见,该书仍能给读者以新的启示。

作者张艳国教授在该书中的学术成就,如上只是挂一漏万地做了简要评说。张教授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史学工作者,近两年又行政事务繁忙,能获得如此成果,殊为不易。这与他视野开阔,洞悉学术研究前沿,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结构,读书得间,加之编辑出身,勤奋用功等密不可分。当然,该书如果说还有某些美中不足或疏漏的话,笔者认为,主要是有些文字上的提法还当审慎。如第99页:“每一次统治阶级的‘盛世’出现之后,都给被统治阶级带来了更大程度的灾难。”第196页:“古代的史书,要么以战争作为特征,成为军事史,如《左传》……。要么以政治斗争为特征,成为政治史,如《史记》、《汉书》。”第218页:“小农经济的自私性、闭塞性、狭隘性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些观点性的提法,似乎还可商榷。再者,由于以专题形式讨论史学理论,各文之间难免出现一些重复。例如:第19页、第105页对唯物史观创立的时间问题,在表述上有重复。又第182页及第198页,对治史者的智能结构,在文字表述上也有重复。

总体来说,该书视野开阔,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注重创新,资料翔实,论证有力,创获殊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唯物史观和史学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从多视阈、多层面进行了研讨,尤其对学术界有争议和研究薄弱的问题用力甚勤,并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体现了作者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反映了史学理论研究深化的方向。总之,该书有相当的理论广度和学术深度,是一部富有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值得一读。

作者:黄今言(1937—),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秦汉史。

【责任编辑:王立霞】

作者：黄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