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问题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科学问题论文(精选5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以及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90年代以后不仅在英美国家而且也在欧洲大陆国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这三个流派是科学文化哲学的主要代表，也是科学文化哲学发展的最前沿的领域，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争论最大的哲学流派。

第一篇：科学问题论文

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

一、为什么必须关注划界问题：划界问题的意义

“划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始终是科学哲学中困扰人的一个举世难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分析清楚科学不同于其他任何非科学的观念形式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或者说，是要划出一个界线来回答“科学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会引发出科学哲学中的许多相关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这一问题对科学的正常发展，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对于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中宣传和普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划界问题”就历来被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高度关注，而各种邪恶势力，也常常利用“划界问题”上的界线不清而故意混淆界线，提倡伪科学，打击真正的科学。举例来说，1616年，罗马教廷在审判伽利略以后，曾宣布哥白尼学说是“伪科学”；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以后，曾宣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犹太人的科学”，是“伪科学”；1948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中央还曾正式做出“决议”，宣布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是“伪科学”，致使大批正直的科学家被投入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见到混淆科学与伪科学，以伪科学、反科学的东西冒充科学，或者以科学的名义支持伪科学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拿“伪科学”的帽子乱打棍子的情况。划界问题，目前正成为我国科学界、哲学界甚至整个知识界关注的重点。

在科学的实际运行中，科学与诗歌、小说、戏剧、宗教、神话等意识形式容易区别清楚，困难的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而且形而上学家也常常为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论打出“科学的”旗号。科学家也常常因在研究工作中未能区别清楚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而犯错误，所以，历史上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研究，其着重点都是要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搞清楚了，科学与其他非科学的界线也就清楚了。

确实，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又是一个科学家所关心的、对科学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所以科学家和哲学家历来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应当承认，只有在进入20世纪以后，划界问题才获得了真正深入的研究。划界问题成了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中首先被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中，对划界问题作出了深入研究的，主要是两个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学派，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波普尔学派。往后的历史主义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主要是对以往的划界理论进行解构，对于如何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却无多大的建树。由于这个问题本身面临的困难，其中一些人甚至企图“消解”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逃避这个困难。蒯因、费亚阿本德、劳丹等人都有这种倾向。劳丹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其题目就是《划界问题的消逝》。但划界问题毕竟是不可能“消逝”的，所以，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些科学哲学家，如马里奥·邦格和萨伽德等人就企图另找思路，提出了“多元主义”的划界标准。但这些努力虽有效果，却仍然难以令人满意。经过科学哲学界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迄今为止，关于“划界问题”似乎仍然难以找到能够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令人满意的解答。但是，这只能说明这个问题的难度，而不是这个问题不存在。

然而，尽管存在困难，但国际科学哲学界一个世纪以来对划界问题的研究，仍然是收获甚丰的。一方面，科学哲学家们已经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如今，学术界对划界问题的诸方面的理解深度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家们在研究划界问题时，对与此问题相关的其他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也收获颇丰，从而大大地丰富了科学哲学的内容。此外，科学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给区分科学和伪科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能给科学家们的科学创造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揭露杜里希的“新活力论”不是科学理论而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的学者，不是一名科学家而是一名科学哲学家(卡尔纳普)，就是一个明证；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深受实证论思想的启发并打上了实证论思想的深深烙印，是又一个明证。也因为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的已有研究成果，对于在科学界、知识界以及广大民众中普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以及科学方法，也不失为一种重要的财富。

但是，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划界问题”在我国，如同苏联时期一样，始终未能获得正常的研究与普及。尽管在20世纪的20年代，在我国曾经发生过有一定影响的“科玄之争”，也曾有少数学者，如王星拱、丁文江等人，向国内初步介绍了实证论学派的划界观念，但就总体而言，这种介绍和争论还是十分初级的，还谈不上有真正深入的研究，只能属于在划界问题上的初步“补课”。但是，当历史进入到1949年以后，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连这种“补课”的工作也不能正常进行了。由于划界问题被模糊，并被政治所干扰，于是就出现了如下的怪现象：一方面，我国的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另一方面，却又一再出现了以政治“冲击”科学甚至出现反科学的浪潮。在1958年的所谓“教育革命”中，在许多高校里都曾有组织地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牛顿力学都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喊出了“打倒爱家店”和“打倒牛家店”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浪中，作为当时“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陈伯达又一次地在中国科学院组织部分人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科学”。迄今为止，对20世纪在我国发生过的这段历史，仍未做出认真的反思，以至于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对划界问题也未能有真正深入的研讨，甚至仍然阻力重重。

从哲学上来说，划界问题可以说蕴涵了往后科学哲学中几乎一切问题，所以，历来的哲学家们都重视划界问题。正如前面所言，真正提出划界问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波普尔认为康德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把划界问题称之为“康德问题”。逻辑实证主义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就是划界问题，并从划界问题引申出其他种种科学哲学问题。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中，划界问题明显地蕴涵着其他一系列哲学问题，因为他们的划界原则是“可证实性原则”。但“可证实性原则”明显地要以归纳原理的合理性和理论命题与观察命题的绝对二分法为其前提，因而就引出归纳问题和中性观察问题，要为归纳的合理性和中性观察做出辩护。其他关于科学解释的结构、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理论的检验、科学理论的评价等各种科学哲学问题，都要与划界问题挂起钩来。波普尔在其学术自传性的著作《无穷的探索》一书中，说到他也是从划界问题开始进入哲学研究的。他从划界问题思考到归纳问题，否定归纳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提出著名的证伪主义理论，对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全面的批判。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主义，是首先深入地研究了划界问题的两个著名的哲学学派，它们的理论形成了以后研究划界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

由于划界问题对科学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划界问题也为

历来的科学家们所关注。由于科学家们对划界问题，尤其是对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问题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所以常常在科学研究中受到形而上学的不正常的骚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效率和研究成果的取得。牛顿虽然警惕科学受形而上学的骚扰，因而曾经提出过著名的警告：“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但是最终他却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渗透进了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如绝对时空观、对质量和惯性的定义等。马赫正是从驱逐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对牛顿力学做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批判。又如，直到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德国生物学家杜里希(他在海胆研究上曾经做过非常杰出的工作)致力于解决生物学中的许多困难而复杂的问题，费尽心力，但结果他所提出来的理论——“新活力论”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根本构不成科学理论。

在国际上，有鉴于“划界问题”对科学和哲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物理学危机与革命的时期，曾有一大批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关注这个问题的研究。马赫、迪昂、普恩凯莱、毕尔生、罗素、维特根斯坦等，可以报出一大堆杰出人物的名字，他们都注重划界问题的研究。像马赫，作为实证主义的第二代的代表，他的工作虽然有点极端，但却很重要。马赫虽然并不一般地否定形而上学的价值，但马赫的哲学工作的主要任务差不多就是要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把形而上学从科学中驱逐出去，他的首要的目标是瞄准牛顿力学并对它进行哲学分析，剖析其中的形而上学成分，指出现有的牛顿力学形态不是必然的。这些分析对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曾经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爱因斯坦曾经明确地写道：“马赫曾经以其历史的——批判的著作，对我们这一代自然科学家起过巨大的影响。”他坦然承认：他自己曾从马赫的著作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实际上，马赫的工作，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也仍然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

加世纪以来，在哲学方面，通过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波普尔学派的研究，在划界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它目前仍然面临着许多难解之题。而在我们中国，划界问题更迫切地面临着一个补课的问题。所以，作者特别希望我国学者都来关注这个问题。

二、划界问题之我见

(一)划界问题不会消逝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某些哲学家努力想模糊科学与形而上学(甚至神学)的界限，甚至像蒯因这样的分析哲学家也参与进来力图模糊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在他的著名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他从整体主义的前提出发，模糊科学的可检验性特点，竟然认为，“就认识论的立足点而言，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设定物(cultural posits)进入我们的概念的，物理对象的神话所以在认识论上优于大多数其他的神话，原因就在于：它作为把一个易处理的结构嵌入经验之流的手段，已证明是比其他神话更有效的”罢了。至于历史主义学派的哲学家中，则有相当多的人企图混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费亚阿本德强调科学与神学、巫术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连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劳丹也想模糊这条界限。劳丹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其题目就是《划界问题的消逝》。

但“划界问题”是不可能消逝的，因为甚至连费亚阿本德和劳丹也在不断地提到“科学”与“形而上学”这两个不同的词，并且实际上把两者看做是不同的东西。既然是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就有界限，即使这条界限不是一条清晰的线，也会存在一条具有过渡区域的带。我们今天区分不出这条带或界限，并不等于不存在这样的界限或“带”。

所以，尽管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有许多哲学家企图模糊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但还是有许多科学哲学家致力于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找不到单一指标的界限，就试图找到多元指标的界限。例如，著名的科学哲学家马里奥·邦格和萨伽德就分别提出过不同的多元主义划界理论。

(二)科学与非科学的主要区别

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理论”，与数学和逻辑理论以及形而上学理论，它们的命题的性质有着根本上的区别。一般地说来，任何“理论”，都应当是+有结构的命题系统，而不是许多互不相关的命题的杂乱堆积。严格地说来，能够称得上理论的，还应当是一个演绎陈述的等级系统；它的各个命题或陈述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演绎结构使之相关起来。原则上，科学理论和数学理论、逻辑理论，甚至形而上学理论都能具有某种演绎的形式或结构。但是，由于它们的命题的性质不同，因而它们在是否接受经验检验方面，也有着巨大的根本性质的差别。

关于科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所谓狭义的科学，是对现实世界做出了陈述的命题系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广义的理解之下，数学和逻辑学也被视作科学，被称为形式科学，而对现实世界做出了陈述的命题系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由于它们包含有经验内容，所以被称为经验科学。但无论从广义或狭义理解，科学都不同于形而上学。关于科学、数学和逻辑以及形而上学的区别，我们大致上可以用表1予以简要说明。

由前述可知，科学与非科学的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是否具有可检验性

是否具有可检验性是科学与形而上学以及其他非科学形式的最根本的区别。经验科学接受经验的检验，形式科学接受意义分析的检验，但是任何形而上学、宗教、文学、艺术或诗歌都不接受这样的检验。

2、是否具有理性的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

科学要求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对科学中的任何理论、假说甚至所宣称的实验结果，都持某种有理由的、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所以科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始终是一个自我审度、自我挑剔、自我批判的过程。正是科学家们不断地对科学中以往已有的理论、假说甚至所宣称的“实验事实”作严格的批判、审度和修正，才使得科学能不断地愈来愈趋向于真理，消除错误，使科学本身不断地得到发展。

科学中的这种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是和任何宗教迷信、教条主义、权威崇拜不相容的。任何宗教都不可能鼓励自己的信徒对自己的宗教或教义作理性的怀疑或批判，相反，总是通过种种神学说教对教徒进行精神控制或对教义进行盲目崇拜。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某种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也都总是竭力用这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思维，使之变成某种精神的牢笼。它只许人们对它“坚信”，不许对它有任何动摇，更不许对之作理性的怀疑或批判，否则就可被视为违反“天条”，是可以因此而治罪的。科学中的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也是与任何提倡个人迷信、权威崇拜的做法不相容的。科学的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拒绝任何个人迷信或权威崇拜，而任何的个人迷信和权威崇拜则总是要扼杀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的张扬，它是与科学精神不相容的。

科学的可检验性与科学的理性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是一致的。在某种程度上，可检验性要求可以看做是科学的理性怀

疑主义和批判精神所蕴涵的一个要求，但是，可检验性却又是科学区别于其他非科学的意识形式的最根本的特点。

3、是否具有进步性

科学的进步性是科学发展的又一显著特点。科学的进步性是与科学的可检验性以及理性的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密切相关的。科学正是通过它不断地、自觉地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自我检验、自我怀疑和批判，促进自身不断进步的。这就使科学的发展与任何宗教或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显著不同。宗教或教条主义学说要求死守它的教义或教条，甚至可以喊出要求它的教义或教条“万岁”的口号。而科学却总是通过自觉地自我检验、怀疑和批判自己以往的理论以及其他成果，用更加进步的理论、方法、仪器甚至实验成果去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当然，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的进步总是以“毁弃”自己的过去的形式而发展的。这种发展的形式也使得它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形式很不相同。文学艺术在历史上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积累、积淀而不断地丰富起来，但很难说它后来的成果(艺术产品)一定比它几百年以前，甚至一两千年以前的前辈的成果有了多么明显的进步。例如，我们很难说今天的某个雕塑家的作品一定比古希腊留存下来的维纳斯雕像更加“进步”，也不能说今天的某个大剧作家的作品比几百年前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更“进步”，同样，我们也不能说现今的某个音乐家的作品比一两百年前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或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更进步。绘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说今天的某个画家的作品比几百年前的达·芬奇的名作更进步。但是科学却不同，它是明显地进步着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近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是大大地进步了，18世纪的科学比17世纪的科学是大大地进步了，19世纪的科学比18世纪的科学是大大地进步了，20世纪的科学又比19世纪的科学是大大地进步了。科学的这种以“毁弃”过去为特点的明显的进步方式，确实是科学发展的又一大特色。

以上三条，是笔者以为可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三大特征。但是，这三条似乎仍然不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因为，至少它还不足以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今天，我们常常见到一些人把科学与技术相混同，其实，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还是应当把科学与技术区分开来。

(三)科学与形而上学、伪科学

1、形而上学不是科学，但它常常会混杂在科学理论的体系之中，甚至人们常常会把某些形而上学命题误认为是某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正如当年在牛顿力学中包含着“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等形而上学命题，并且把它们当做牛顿力学的理论基础一样。一门科学理论愈是不成熟，其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成分就会愈多。科学家发展科学理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不断地区分并剔除科学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成分，正像当年马赫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后来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所作出的根本性改造那样。由于当代的各个科学领域，其中的极大部分理论都还远未达到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那样的成熟的程度，因此，在各门科学理论中，包含有形而上学成分，简直就成了科学的常态。国际间科学哲学中的所谓历史主义学派，他们不愿意对科学理论作规范性的分析研究，而只是强调对现存的科学理论做出描述性的说明，因而他们往往不恰当地认为形而上学本身就是科学中的必不可少的成分。其实这是不对的，这种观点会阻碍科学的进步。因为不断地区分并剔除科学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成分正是科学理论取得进步的重要的甚至主要的途径(其中包含着不断地增加和纯化科学理论的经验内容)。

2、形而上学本身并不等于伪科学，而且，科学家在创造和建立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形而上学理论或某些“命题”甚至还能起到某些启发作用，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的形而上学曾经对道尔顿建立近代化学中的科学原子论和对以牛顿为代表的几代科学家建立近代物理学理论都曾经起到过巨大的启发作用一样。甚至即使像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对科学的发展也可以有某种启发的作用。但形而上学的这种功能通常只有在创建或者修改某种科学理论的过程中才起作用，当某种科学理论一旦创建和修改起来，则原来的形而上学“命题”就应该消失在被建立起来的该种科学理论之中，而成为该种科学理论中的内在原理而不再具有原有的形而上学性质。恰如古希腊的原子论中的那些形而上学设想，一旦被近代化学中的科学原子论所吸收，它就成了与某些特定的桥接原理相联系的科学理论中的“内在原理”而具有了经验内容，并成为科学理论中的基本成分，从而使它不再具有原有的那种形而上学性质。尽管在任何尚不够成熟的科学理论中难免仍包含有某种形而上学的成分，但正如前已指出的，科学理论的发展是应当尽量驱逐这种形而上学成分的。科学理论中的这种形而上学成分会阻碍科学理论的进步与发展。如果某种形而上学理论或“命题”在创建或修改科学理论的过程中表明无效，则它们应当被无情地清除出该种科学理论。

3、所谓“伪科学”的“伪”，就在于它乃是彻头彻尾的冒牌货。某种科学理论由于尚不成熟，其中尚包含有某种形而上学成分，并不能由此说它是伪科学。某些形而上学理论、宗教神学理论以及其他诗歌艺术等非科学的意识形式，如果它们并不宣称自己是“科学”，为自己戴上“科学”的桂冠，那么它们也不是“伪科学”。“伪科学”仅当它本身并非科学，却又要为自己打出科学的招牌时，它才成为伪科学。例如，某种形而上学体系或某种宗教神学体系，当它们宣称自己是科学，甚至是“最高科学成就”的时候，那么，它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伪科学。其实，各种非科学的意识形式，它们本身并非没有价值，它们各自可以有各自的价值，但是，以任何非科学的东西来冒充科学却是不允许的。此外，我们也千万不要在科学与真理之间画等号。科学理论和科学命题都可以错的，历史上的许多科学理论，今天看起来可能都是错的或基本上是错的。科学的特点并不在于它们一定是真理，而在于它总是在作自我批判和检验中不断地纠正错误。基于此，我们也不可以在错误与伪科学之间画等号。

4、在当今的公众媒体和日常语言中，当说到“伪科学”一词时，常常是指称着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是伪科学行为，一种是伪科学理论。我们应当区分这两种不同的东西。伪科学行为的目的通常并不是想构建某种无经验内容的“理论”来冒充“科学理论”，而是在宣称自己做出了某种科学理论或实验的“新发现”的时候，通过剽窃或作伪等手段来以假乱真。伪科学行为通常有某种自觉的不正当的意图，这种行为所涉及的是法律和伦理问题。判定伪科学行为需要通过认真严肃的经验调查的方法来予以认定，然后通过伦理的、行政的甚至法律的手段来予以谴责或制裁。而伪科学理论则是某些本身只是非科学的理论(如形而上学理论、宗教神学理论)为自己贴上“科学”的标签，来冒充科学。要判定某种理论或命题是否为伪科学理论或伪科学命题，主要是要通过语言分析的方法，看它是否具有经验内容或者是否是由分析命题所构成的重言系统。如果它们两者都不是而又要冒充科学，那么它们就是伪

科学。提出伪科学理论者，固然有可能抱有某种不良意图，但更常见的则是提出者或者拥护者本人缺乏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知识，误认为自己所提出或者拥护的某种实质上是非科学的理论乃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理论，因而常常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判别某种理论是否为伪科学理论，常常是学术范围以内的事情。伪科学行为与伪科学理论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有的人很可能两毒俱全。例如，在我国曾风行一时的气功师，他们既提出伪科学理论，又通过各种弄虚作假的行为行骗。

三、余论：中医是否为伪科学?

当前，中医是否是伪科学，成了国内某些学人和普通百姓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医是伪科学吗?笔者以为，不可以简单地作出论断。

(一)中医是包含有经验内容的

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对疾病的诊断以及对药性的理解所开出的处方常常是有效的(虽然并非总是有效的)。这表明中医在数千年医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疾病与药性已经找到了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在某些疑难杂症的治疗上，中医甚至有了优于西医的治疗效果。这表明中医绝非伪科学。虽然中医的理论迄今为止绝非成熟，但至少它已可以取得某种“前科学”的资格。正如前已指出的，在某些尚不成熟的科学理论，尤其是前科学理论中，常常包含有许多形而上学成分，中医中也包含有许多明显而严重的形而上学成分。

(二)迄今为止的中医学，其“理论基础”仍然是阴阳五行学说

这阴阳五行学说则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学说，从它实际上推不出任何经验结论。阴阳学说把什么东西都归入到阴、阳这两个范畴之中，它不说明“阴”、“阳”这两个范畴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却先入为主地认定人体的体表为阳、内部为阴，上半身为阳、下半身为阴，背部为阳、腹部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男性为阳、女性为阴。对于每个器官而言，其功能为阳，器质为阴，等等。这种分类完全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十分牵强附会。至于五行学说，则更加牵强附会。它把自然界和人体的各种性质、过程、变化、实体、脏器都牵强附会地强行纳入到五行之中。但实际上，在中医中，诊断也好，处方也好，都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做出来的，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实际上做不出任何经验结论来。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中的作用，实际上只是对诊断或处方等在事后作牵强附会的比附“说明”或“解释”，而这种“说明”或“解释”实际上只是一种伪说明或伪解释，这种伪说明和伪解释甚至比前面所说的辩证法的伪说明和伪解释还要粗糙和原始。这种“说明”或“解释”，由于完全不合逻辑，所以它们的“结论”完全不能从它们的前提(理论)中推演出来。反过来，如果硬要坚持这种比附性的“推演”，则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来。但是，由于这种比附性的“说明”本身完全不合逻辑，所以结论的错误也不会危及它的前提(阴阳五行学说)。归根结底，阴阳五行学说是完全不接受经验检验的，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理论。

(三)中医应当发展。这种发展，应当重在坚持保留和发展它的有效的经验成分

有人强调，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在中医的发展中，应当坚持和弘扬它自身的特有传统。如果这种“特有的传统”，是指阴阳五行学说，那么就不值得坚持，更不值得弘扬。因为，正是这种传统阻碍了中医的发展。众所周知，两千多年来的中医学实际上是甚少进步的。有人说，与阴阳五行学说相联系的中医学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整体观念。是的，整体观念是可肯定的。但是，这种整体观念只有与深入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才有价值。例如，即使在如今的中医中，对于所开出的处方，中医学家仍然不知道处方中的成分，更不知道哪些成分是有效的，哪些成分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这些成分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等等。由于中医学迄今为止仍缺少有效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学说实质上只是一套形而上学学说，因而迄今的中医学，实际上仍然只是停留在前科学的水平上。今后中医学的发展，应当引进当代实验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彻底摈弃形而上学的桎梏，或者在保持和丰富它现有的有效经验成分的基础上，以当代实验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为基础，创造出全新的(因而是革命性的)中医学理论，或者以现有的西医学理论为基础，汲取和消化现有的中医学中有效的和宝贵的经验成分，实现中西医结合。

作者：林定夷

第二篇：关于科学与伪科学问题的科学、哲学、文化对话

编者按：近期，科学文化界发生了一系列有关科学文化的争论，内容涉及怎样划分科学与伪科学、反伪科学是否会妨碍科技创新、反伪科学是否会妨碍传统文化的继承、反伪科学与法制建设的关系等方面，这些争论以及争论的氛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为了让公众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并将争论引向理性探讨，民主与科学杂志社、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一次深入座谈。本刊整理摘编座谈会上一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希望这些争论、讨论能够在知识界引起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科学文化问题的更多思考，同时我们也希望营造一个各家争鸣、和谐交流的氛围，以期达到更好的讨论效果。

王志新(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学共同体主要是指一些从事探索自然规律并以此为职业的科学家。这个群体不是完全自我封闭的，但是有一些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基本的判断都是在科学共同体内完成的。一般情况下，科研论文要在国内外公开杂志上发表。现在，我们强调国外多一些，原因是中国的科学相对西方的科学而言差距很大，无论从科学家群体来说、从数量来说、从质量来说，差距都很大。另外，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国际上一些很好的主流杂志，都是在世界范围内聘请审稿人。杂志的名声是根据杂志发表的好论文而建立起来的。当然论文发表了也不一定对，即使很好的杂志，如Nature、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也有错的，也有假的。但是，因为是公开发表，所以可以质疑，可以反驳，杂志也可以回应，这样经过多个来回，错误可以得到纠正。所以我们强调，第一，文章要在公开杂志上发表，要经过比较严格的评审;第二，要经得起别人的质疑;第三，文章即使发表在好的杂志上也不是最终的定论。科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科学共同体内，一个新的科研成果可能一时得不到认可，但不会永远得不到认可。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时也是很标新立异的，但是最终它还是能发表。我认为科学界内部，科学和“伪科学”这样的争论基本上不存在。一个成果不被认可，一个结论错了，论文不予发表也就是了，很少提“伪”。之所以会有这个争论，跟新闻界有很大的联系。新闻界可以报道一些科学事件，但是重大的科学结论基本上要经过科学共同体比较严格的评审、在比较过硬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后，才应该报道。否则，仅仅通过一些小道消息或研究者自己所说，会给民众一个误导，包括某些掌握资源分配的人也可能被误导。像水变油事件，就是在分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媒体炒作产生了误导。

所以，关于伪科学，如果大家都通过正常的程序，如果没有媒体的炒作，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但是，如果其中还涉及到个人利益、商业利益，并且通过媒体炒作，那么科学共同体就有责任、有义务出来说话，指出它不是真的。

刘大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关于科学最大的分野不是科学和伪科学，而是科学和非科学、科学和反科学之间的分立。对于科学是什么，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弄清楚什么是非科学，跟非科学一比较就知道什么是科学。

为什么科学和非科学这个本来非常清楚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却成了争论的问题?这主要是现实中的两个问题引起的。一个是伪科学的问题。伪科学本身不是科学，但自己声称是科学，而且常常通过非共同体的力量来证明自己是科学。另外，非科学的东西同样会有了不起的成就和影响。但是在中国的特殊的语境下，科学通常代表着正确，代表着有价值，如果不是科学，仿佛就是不正确的、无价值的，所以就要争取得到科学的认可。这是一个语境问题。媒体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大家都愿意看，其实就是这个特殊语境的社会背景问题。

另外一个是国外前沿的反科学思潮。反科学是针对科学主义的，但是，在我国反科学显然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反科学思潮认为，科学和技术有异化的倾向，其实这是哲学研究和社会批判当中很正常的事情。在我们这里问题就显得很严重，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还不是很发达。在这样的环境中去反科学，就会被看成是与主流的要求背道而驰。反科学之所以现在不能讲，我想也是这样一个社会背景的问题。其实，伪科学和反科学都是可以研究的，但是伪科学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含义，研究反科学是要了解它究竟是为什么批判科学和技术，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弘扬科学精神。

宋正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民间科学的数量和科研成果多年来迅速增长已成为重要的社会事实，而学术界似乎无视这种情况，更未见相应的政策。主要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上的非共识重大原创新科技成果又常被打成“伪科学”，如三大伪科学冤案、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刘子华八卦宇宙论、李世辉典型信息法、多种非经典重大天灾预测法等均被打成“伪科学”;进而又把阴阳五行、汉字优越论、中医等中华文化也打成“伪科学”。这不得不引发人们对“科学”、“伪科学”问题的深刻关注。因此，尽快明确科学定义，拿出切实有效的科学纲领有助于打破混乱局面，已成当务之急。

以现行的科学方法和现有的科学成果评判“科学”和“伪科学”，其权威性是值得怀疑的。已有的科学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自然要尊重、要学习，并且在科研活动中应用，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不要迷信，已有的科学成果并非绝对正确，即使已被公认的重大理论也可能被推翻或进行重大修改。前者如地心说、燃素说;后者如牛顿力学发展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达尔文量变进化论发展到包括生物大绝灭大爆发的进化论。由此可见，在(尽快)判断挑战性、重大原创科学思想、成果是不是科学时，科学方法、科学成果这两方面似乎都缺乏权威性。

只有坚持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才能真正的尊重自然、探求自然规律。我们认为，科学标准应是以科学精神为纲，正确应用科学方法，辩证地对待已有的科学成果。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现阶段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混乱局面，以加快科学未来发展的脚步。坚持科学精神也将对中国科普政策、民间科学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我们现在的讨论，概念很混乱，什么叫科学、什么叫科学主义、什么叫反科学、什么是伪科学，根本就搞不清楚。所以我觉得概念问题要澄清。

什么是科学?和空间、时间、社会、人这些概念一样，科学属于大概念。大概念是比较难下定义的，而且下一个定义往往很难得到共识。但是科学的内涵还是基本清楚的，而且是公认的。第一，它是一种知识体系，第二，它是一种研究活动，第三，它是一种社会建制。它的外延，虽然有分歧，但是，大体上也能取得共识，科学主要指的是自然科学，当然也包括一部分社会科学，也可能包括人文学科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人文学科不叫人文科学，它是非科学，非科学并不见得就没有意义，并不见得比科学不重要，有人说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不是科学家，而是孔子、佛

陀、耶稣、甘地这些人物，我觉得讲得很明智。

什么是伪科学?本身不是科学，而是非科学，但是还要冒充科学，而且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和危害，这才叫伪科学。如果只是自娱自乐，未给社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使用纳税人的钱，或者在社会上造成思想混乱，那么这种东西就得反对。

什么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中性意义的，另一种是贬义的。中性的科学主义是指科学家对科学整体的一般看法;贬义的科学主义其实也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方法万能论，比如说实证方法、理性方法、真理方法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于一切学科;第二个就是科学万能论，因为现在的科学很发达，所以就有些人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都能解决。当然不能否认科学、技术对解决这些问题还是有帮助的，帮助可能有大有小，有些问题可能没办法干预，但是认为科学是可以包揽一切的，那肯定是错误的。

还有反科学的问题。反科学和反科学主义不一样，反科学主义是针对科学主义的，是反对科学方法万能论和科学万能论的，这样的反科学主义是对的。而反科学是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而且反对科学的核心价值，如实证主义、理性主义这些东西，所以应当把反科学和反科学主义区别开来。反科学有自己的群众运动，它是一个社会运动或者是一种社会思潮，但是当它一旦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时候，就构成了“反科学一主义”。

刘兵(清华大学教授)：

关于民间科学这个事情，这里面争论的其实是科学观甚至是人生方面的问题。民间科学这个问题特别复杂，包括对民间科学的研究者、评论者甚至民间科学自身，其实都是有意无意受到了没有想到的背后的一些东西的影响。

为什么叫民间科学?有人认为，民间科学完全可以自娱自乐，为什么要打着科学的旗号一定要进入主流科学共同体里头?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远远超出这个事件本身的背后的原因，诸如我们对于科学代表正确的强调，对于现在的主流科学成为资源的掌握者以及形成相应的这种体制等，由于其中存在的不平等和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导致民间科学必须要找到那个承认。那么，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很多人强调一种所谓多元的、宽容的科学观，当然这是泛泛而谈，不过有一个不能有害于社会的前提，很多人把这个有害于社会归之于伪科学，但在本质上这首先不是一个伪科学的问题。危害社会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不用科学名义来欺骗的也有很多，现实经济诈骗也有很多，有经济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来解决。所以，在这样一种观念下，如果我们消解了背后的一元的、唯一占有真理的、唯一代表正确的观念和方法，那么实际上这些问题就都消解了。在政治体制上我们还有一国两制呢，如果我们不把它视为一个权宜的策略，而视为一种真正深刻的思想的话，甚至很针锋相对的东西都同样能够并存和多元，那么我们在科学上为什么就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在一个宽泛的文化里，我觉得这些争论本来是可以消解的，可以多元共存的。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标准恰恰才是我们说的和谐，才是一个和谐社会的理想。在一个和谐社会里，代表各种利益的各方都可以有自己利益的一种表达，大家可以竞争。如《科普法》，大家争论可操作与否，其实都是表面的问题，实际上是把一方为主的利益推广到了整个社会，本质上背后是一种一元的观念的指导，至于可不可操作其实只是一个在法律意义上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把一方的标准加到整个社会群体，变成一种普适的要求，就跟多元出现了冲突。因此，我呼吁倡导一个多元的宽容的科学观，以此消解对我们现实不利的一些争论，造成一种更和谐的社会状态。

刘华杰(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的伪科学问题很复杂，我在《中国类科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只给出了伪科学的元定义。鉴于有人误读我的定义，现在我再次重复一下我在第132页给出的定义为：“定义A：把非科学的东西说成是科学，则此种声称是伪科学。”书中接着说：“注意，这个元定义并没有直接描述伪科学的实质内容，但阐明了一种规则。”提请注意的是，我的定义中，后半句的主词是“声称”，而不是“东西”。

举一例，假如你们看这一只喝水的普通杯子(用M代表，M是非科学)，此时我声称(用c代表)：“瞧一瞧，看一看，这是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按我的定义，我的主张C是伪科学，此元定义并不说M是不是伪科学。而有的人在此语境中恰好认为M是伪科学，这当然是不得要领的。

现在宋正海先生关注的是从《科普法》中剔除“伪科学”字样的问题，这本身并不要求在汉语中废除“伪科学”一词，甚至也不要求人们不可以反对伪科学。我重申，现在我仍然反对伪科学。过去我的一些做法欠妥，应当道歉，这只是就具体做法而言。我反对伪科学这一总的态度没有变，也不能变。

《科普法》中是否写入“伪科学”字样，当初立法时，就有不同意见。《科普法》的问题很多，“伪科学”字样问题只是其一，但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要说的是，这部法律应当重写，并且应当改名为《科学传播法》。原有的《科普法》过分强调了某个部门的利益(如第12条)，该写的许多内容没有写进去，不该写的套话却写了不少。

王淇(中国政法大学博士)：

时下，科学家们就“伪科学”争论不休，《科普法》一时也成为争论的焦点。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需要法律来规范吗?

首先，科学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而法律是对公正的永恒诉求。可以认为，在涉及权利保障的情形下，法律的存在才既有必要性，又有正当性。关键在于，这部法律需要保护的权利何在?

该法规定“公民有参与科普活动的权利”。公民作为权利主体，根据《宪法》第3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当然可以参加科普活动，也可以不参加科普活动，从权利的本质来讲，的确具备了权利行使的自主性，但是，权利本身所要求指向的利益何在?显然，它不过只是公民的自由，而无法上升到权利的层面。相反，《科普法》里很多国家积极能动的身影，在揭示了这一立法理念：科普不仅是一种公益事业，接受科普也是公民的义不容辞的义务，大家都要积极配合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宏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的工作。如此一来，一方面，纸面上的权利主体直接面临着客体化的危险，另一方面，科普这项事业的各级推动人，因为法律的授权取得了管理的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毫不夸张地说，权利一旦萎缩，或者，权力一旦异化，都将与《科普法》立法的初衷背道而驰。

其次，作为争论焦点的该法第8条规定：科普工作应当坚持科学精神，反对和抵制伪科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科普为名从事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这一被科学家的不同阵营用来互相攻击的法条，从立法技术上来看，是不折不扣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条文。所谓合“法”，是指它从形式上看，勉强能算符合法律

的“行为模式一法律后果”的规范要求，而所谓非“法”，是说它从实质上，违反了法律规范的精神。

一方面，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科学发展的规律，都告诉我们科学的认定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因此，极有可能在科学和伪科学的角力中，错失了科学，拥戴了伪科学。那么，法律在权衡科学的进步和科学话语权的归属时，基于利益衡量的思路，应当竭尽全力优先考虑前者，而不是以法律的形式，将潜在的压制合法化。另一方面，科学还是伪科学，科学家尚无定论，法律又如何做出裁断?况且，真正的法官，是时间的检验，最终，由历史事实来说话，确认所谓的科学是真还是伪。法律是用来确定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一旦超越这个界限，法将不法。另外，该法第30条这样规定：以科普为名进行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或者骗取财物，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看出，“伪科学”在第8条出现之后，就再没有下文，万一有人从事“伪科学”的活动，能否按照第30条处罚?也就是说，可否将以科普为名进行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等同于“伪科学”?恐怕也不能这么简单处理。

最后，从该法的结构和行文来看，管理法的特色十分鲜明。对《科普法》来说，最重要的目的应当是无论国家和社会是否提供各种科普活动，民众都能随时随地地获得他们需要了解的科技知识，而最大的遗憾就在于，除了规定“公民有参与科普活动的权利”之外，再也没有公民可以主张的权利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管理也好，社会责任也好，保障措施也好，都有一厢情愿之嫌，而公民究竟怎么看待科普，想以什么方式接近赛先生，国家反而在所不问了。

蒋劲松(清华大学副教授)：

在特定条件下，科学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伪科学也可能会有正面价值。例如，黄维当年在狱中从事永动机的研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这项伪科学研究产生了非常良好的统战效果，对社会很有利。这是伪科学在科学之外具有正面价值的典型例证。

伪科学活动也能产生正面的科学价值。科学哲学家已经证明实际上不存在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普遍适用的科学研究准则。这不是科学哲学家无能，而是对于所提议的任何一个普遍准则，科学哲学家都能成功地找到反例。伪科学活动虽然不符合科学活动的一般研究规则，而且往往达不到其预定的目标，却常常能产生一些具有科学意义的结果。李约瑟先生的研究工作表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许多成就，都是那些一心要炼出仙丹的道士们所做的成果。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炼丹是伪科学活动，但不能否认其对化学的正面价值。

作为知识体系的伪科学可能会有科学价值。某个理论在科学上不能成立，没有足够的依据，如果把它当作是科学理论，那就是伪科学，但它在科学上仍然会有其意义。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里有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康德的星云假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取得突破的重要基石。它从来没有被科学家普遍接受，严格推敲起来是站不住脚的，其思路跟现在许多伪科学理论的思路差不多。但是，它对于后世自然观的突破乃至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甚至比很多实实在在的科学成就带来的影响更大。

作为社会建制的伪科学可能会有科学价值。现实中科学的社会建制是有缺陷的，科学共同体得出的集体结论不一定是科学的，因为很多外部因素干扰着科学共同体。《中国健康调查报告》就描述了医学共同体由于受到大型医药公司非常深重的影响和控制，那些以科学名义发布的医学和营养学结论往往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共同体之外的观点往往反而是正确的。如果把这些观点称之为科学，我们可以说这是社会建制角度上的伪科学，虽然它可能是真理。所以，在科学共同体已经受到制度性的外在力量干扰的情况下，外部力量对科学共同体的干预可能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传统的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不应该受到特定价值观念的影响，否则就是伪科学。著名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的“立场认识论”认为，这种备受推崇的中立性，可能正是实现客观性最大化的障碍。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宗教偏见、民族情绪、性别意识、阶级观念等非普世主义价值可能促进科学发展。这方面案例很多，如毕达哥拉斯的宗教观念之于数学研究，太阳崇拜之于哥白尼日心说，阶级意识之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之于生命科学等等。总之，由于科学自身的有限性，在特定情况下，伪科学可能带来正面的影响。

罗嘉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科学与非科学分界的标准是越来越相对化了。托勒密学说属于科学早已不成问题，玻尔一度提出违反能量守恒定律的假说，同样被看成是正常的科学活动。近年来的“科学大战”中，占星术的“伪科学”帽子是否要摘去还成为了问题。当然，约束条件还是有的，这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及其裁定。尽管随着科学革命的到来(范式的更替)，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会被彻底打乱。

蒯因和库恩以来，知识论科学哲学的整体论转折提出了科学形态的多元化问题。当前有一些学者认为：来源于古希腊的直至20世纪的西方科学，只是第一次科学革命，其特征是还原论的科学思想和公理化的方法。而正在到来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中，东方的整体论和实用化科学方法将成为最有利的工具。吴文俊院士还用“数学机械化证明”的成果和中国传统数学“寓理于算，不证自明”的特点来论证这种可能性。这种看法不仅肯定了科学形态的多元化及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也要求我们深化对科学的理解，认识到科学技术就是有效的知行体系。

这样，我们就完全不能赞同把中医(包括其理论基础阴阳五行说)视作“伪科学”，进而断言“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的论调。1984年，李约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讲演，有学者问他对阴阳五行怎么看，李约瑟说：这也是一种“范式”。他不仅对阴阳五行在中国古代科学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还指出“中国人的思想在这里独特地避开实体而抓住了关系”。德国汉学家波克特认为阴阳五行是一种约定标准。这意味着可以将阴阳五行关系网络看作一个形式化系统。他不久前发文章认为“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著名哲学家葛瑞汉等人强调阴阳五行是一种关联性的思维，是分析理性所达不到的。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尝试用非实体主义的关系实在论、关系本体论来阐释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沿着这条思路下来的。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有关科学、伪科学、非科学、反科学等问题的争论，迫使我们回答究竟什么是科学?我想提出的参考答案是，科学(以下所论及的科学均指自然科学)的首要内涵可能不仅仅是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而应将其拓展为人类有限的知行体系。

近30年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提供的分析、批判和描述表明，科学活动的本质并非如

自然之镜一般被动地反映现实呈现的世界，而是在仪器与工具(包括计算工具)所允许的水平上介入自然——由此所获得的理论假说与其说是表征客观的真理，不如说是人类操控世界的脚手架。因此，科学不单是理论性的，技术性也是自然科学不可分割的本质特征，尤其是自培根以来的现代科学应该视为技术化科学。正是基于这一视角，科学的实际目标不是(实际上可能是不必要)将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而是在探究和建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将猜测性的规律(因果链)转化为行动的规则，科学活动从来就不必然地归结为追求正确无误的真理，而可界定为对操控世界的可能性的寻求，即我们可以将自然科学视为人类的有限知行体系。

面对潜科学、不科学、非科学、伪科学之类的指斥，任何被认为或自诩为科学的知行体系都有辩护的权利和接受质疑的义务。谈到质疑，必须注意的是，一方面，任何人类的有限知行体系原则上是可错的，但是像现代科学这样的知行体系，已经建立起了复杂而庞大的知识网路、行动网络乃至信念网络，因而具有极大自我调节能力，要想从根本上动摇其理论根基，或者从外围引入根本性的创新，绝非易事，这可能是民间科学不太容易认识到或不太愿意承认的;另一方面，传统的知行体系也不可回避批判性的质疑，李约瑟在肯定阴阳五行思想甚至谅解沈括因为受其制约而错失发现置换反应的同时，也曾经尖锐地指出：“像五行论这种以一概全型的理论，由于长期被人毫无批评地接受，结果使这些化学现象，迟迟不能获得正确的解释，这种情形究竟到了怎样的一个程度，那才是我们所要追究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就难为那些理论洗脱了。”出现此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在于对观念性的理论的神圣化，结果导致了以鲜活的现象比附具有无限解释力的理论，而不是从行动的效果反观知识的有限性并寻求更佳的可实现性。这种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的做法所导致的思想惰性无疑是值得反省的。

赵南元(清华大学教授)：

关于伪科学的问题，现在构成一种争论，实际上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伪科学这个提法不应该写在法律上，没有可执行性，法律不能判断科学;法律确实不能判断科学，但是法律可以提倡科学，并不负判断责任。例如我们的宪法支持科学艺术，宪法不负责判断谁是科学、谁是艺术，但是可以原则上支持科学。《科普法》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延续了宪法的做法，它支持了科学的一个方面，就是批判伪科学或者说是反对伪科学。

有人说伪科学就是那些弄虚作假的所谓的科学不端行为。我觉得，这里有一点首先要弄清楚，伪科学不是科学界内部的事情，它是一个科学界外部的事情，而科学不端行为是科学界内部的事情，无论是抄袭剽窃、伪造数据，这些都跟伪科学没关系。

反对伪科学会不会打倒传统文化?这个说法也毫无根据。因为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伪科学是伪科学，如果非把传统文化混进来说成是科学，那科学有权声明它不是，这里面不存在打倒的问题。所以，传统文化有传统文化的地位，但是它不是科学就不是科学。

反对伪科学会不会妨碍创新?我想这个创新指的是科学的创新，艺术创新不包括在内。那么，反对伪科学会不会妨碍科学的创新呢?也不存在这个问题。科学创新只有放到科学内部才是创新，在科学的外部自称是科学，对于科学的创新是没有意义的。

肖显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些人持有科学主义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科学成了一个正确的代名词，成了一个拥有了它也就拥有了力量、权威和真理的存在，成了合法、合理、正确、有用、可行等的代名词。而现在，如果以科学主义的态度去反伪科学，不可避免地会强化科学主义的社会观念，导致更多的人把科学当成人类知识的唯一典范，当成获取幸福的唯一工具，当成真理和正确的化身，如此会反过来促使一些人把本不是科学的当成科学以获取利益，从而导致伪科学以新的形式和更广泛的方式出现。这虽然能够反掉一些伪科学，但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强化了伪科学产生的社会思想基础——科学主义，反过来又促使伪科学的产生及泛滥，这样是不能真正有效地从根基上反伪科学的。

由于科学主义是产生伪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反伪科学，首要的就是要反科学主义，在获得对科学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态度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走下神坛，还科学以本来面目，把科学的还给科学，使人们对科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观念，使科学及科学文化不再成为我们社会的真理的化身、所有认识和行动的标准及指南，这样，伪科学才会减少或削弱。同时，也才能使人文走上正坛，提升非科学如人文社会科学等的价值，还非科学以本来面目，把非科学的还给非科学，非科学也就没有必要凭借科学的名义获得其合法性和权威，如此，人们也就少了一份伪造科学或者假冒科学的动力，伪科学也就会减少。如果不反科学主义，任由科学主义观念在中国盛行，那么中国的伪科学将会越来越多。

刘序盾(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文化委员会主任)：

一段时间来关于“伪科学”的争论不断，而且不仅是在圈子里还在社会媒体上都展开了辩论。我以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起码不像过去那样不公开对阵，而是相互阴着报材料，总希冀着得到上方“圣裁”，然后挟着政治权力的威势一举攻克对方。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耳朵识字起就关注这个领域，各个大案和事件都亲身经历，对于今天的进步感慨颇多。兴奋之余，也发两点感想。

首先，科学研究要与政治问题相区别。不可凭藉行政的力量和政治权威的力量，来指认何为科学，何为“伪科学”。关于科学的真伪之争原本并不存在所谓的主流地位。比如上世纪80年代对于特异功能和气功的真伪之争，就几乎没有正反方政治地位的差异，起码是不突出。直到90年代揭露“水变油”骗局时还十分谨小慎微，生怕惹出政治问题来。不像后来想像的那样什么打假英雄以主流自居一付正气凛然的样子。反伪人士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是处于非主流，承受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压力的，某些时候比较起来甚至是处于弱势，很有些反潮流的样子。

反对伪科学的群体什么时候趋向主流了呢?应该是在反法轮功的时候，这时的地位才产生了变化。

科学界的争论是很正常的事情，哪一方都曾经有过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来自政治权威压抑的经历和体验，因此避免争论中的政治化倾向和反对政治权威介入争论，应该成为大家共同恪守的规则。

再有，科学研究与法律的关系。科学就是对于人类未知领域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于人类自认为已知的某些领域的继续探索。而探索是不应该设置禁区的。记得当年揭露某人以推广“水变油”技术构成危害社会的经济诈骗行为的报道刊登出后，沈鸿院士曾写了个条幅给我，“大胆探索，谨慎推广”。这八个字道出了科学研究的真谛。科学研究要鼓励创造和创新，这里没有禁区也不应该预设，凡是公民都有思想和探索的自由与权利，不应该受到干涉和指责。你研究“水变油”、研究“永动机”都不违法，没有谁可以用法律的名义禁止。

法律应该管的是哪一段呢?它应该管的是后面发生了什么。你这个方法和理论未经过证实有效就去推广应用，自己聚敛了财富而对社会和他人却造成了危害，这才涉及到法律。事实上“水变油”也正是因为涉及经济诈骗才引出法律的介入，如果仅仅是研究，谁也不能以“伪科学”之名给定罪。因此在科学研究领域，法律也要自重，不可管得太宽太严，因为有些东西不是法官所能认定的，法院也不是科学研究的“裁判所”。

大胆探索——体现了对于科研未知探求的宽容态度;谨慎推广——体现了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严肃态度。当火药味争论变成理性平等的对话，当双方都尊重对方的权利并恪守自己话语和行为的边界，当媒体不再视哪边权势大就一边倒地倾向哪里，这对于健康我们社会的人文生态和科学生态，一定会大有益处。

由于篇幅有限，以上整理摘编的只是研讨会发言的一部分。在本次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卢风主张用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观念即多元性和反本质主义来分析科学，认为科学不可能成为汇聚和囊括一切的整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发言认为，政治力量介入反伪科学可能会导致反伪科学异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吴岩认为，应该根据语境的不同来讨论科学的内涵，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和谐社会应该允许“伪科学”这个词成为一个中性词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副编审林坚主张在普及自然科学的同时，大力推进“人文科普”，改变目前科学与人文分离严重的状况，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中国中医科学院马晓彤对中医做了定位、定性与定向的思考，对中医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做了说明，主张在现代化过程中复兴中医。

(本刊编辑孟玮、尚国敏、孟凡礼根据会议发言整理)

第三篇：科学文化哲学及其问题意识

摘要：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以及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90年代以后不仅在英美国家而且也在欧洲大陆国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这三个流派是科学文化哲学的主要代表，也是科学文化哲学发展的最前沿的领域，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争论最大的哲学流派。文章简要介绍了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展。

关键词：科学文化哲学;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

作者简介：洪晓楠(1963—)，男，安徽桐城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CET-07-0129;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DUTHS2007202

一、何为科学文化哲学

科学文化哲学是对科学论(或科学哲学)进行哲学反思的产物，或者说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科学进行理论化系统化反思的结果。因此，我们谈论科学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就必须首先揭示科学论的现代根源。萨尔•雷斯蒂沃详细追溯了理论科学论在20世纪早期和中期各种思潮中的根源[1](P75)。从科学论的现代根源，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文化哲学的现代根源，因为科学文化哲学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科学论的发展。本文，我们通过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三个主要派别探讨科学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正如萨普所强调的，当代科学哲学应当合乎理性地成为关于科学的哲学，也即“一门关于科学如何实际进行而同时又渗透着哲学思考的学科”[2](P219)。在笔者看来，由于科学如何实际进行关涉到逻辑、历史、社会、文化、种族、性别等多方面因素，从而我们就应当严肃地将文化、历史、社会和个人的特性等因素纳入有关说明科学的哲学思考之中。不同的因素在科学发展、科学变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很不相同的，就此而言，笔者认为科学哲学应该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文化哲学。从其发展的历史来说，这种科学文化哲学试图融汇英美分析派的科学哲学、历史派的科学哲学以及大陆派具有浓厚人文主义色彩的科学哲学，同时对大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成果进行哲学的消化、吸收与反思。

卡尔•波普尔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社会政治哲学家、历史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西方有人称他为“继康德以来最有影响的当代哲学家”，笔者也认为波普尔是20世纪少有的几个体系哲学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的康德。从文化哲学的视阈来看，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有自觉意识建构科学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他的元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理解理论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就是他的科学文化哲学。自波普尔开始，科学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潜藏着一种趋势——文化的转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波普尔的哲学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从波普尔对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理性主义展开不遗余力的毁灭性的批判来看，他的哲学又具有后现代因素，对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P101-102)。因此，谈到科学文化哲学的流派演进，首先就应该看到波普尔是科学文化哲学思想的先驱，自波普尔之后，大部分科学哲学家对科学哲学的探讨都具有文化哲学的性质。

二、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

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既是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哲学相互结合的产物，又是对后现代科学进行文化哲学概括与总结的产物。这种结合是通过一种双向运动实现的。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强大影响不可避免地波及到科学哲学领域。当“后现代性”渗透到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时，后现代科学哲学便孕育而生，并作为后现代哲学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滋生着后现代主义。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既是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又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结果。作为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波普尔、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同伴。这正如美国学者R.萨索尔所说的：“所有这些同伴都对一种适用于科学的后现代哲学的感受性作出了贡献，因而成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4]

在R.萨索尔看来，斯蒂芬•图尔敏最早在1981年使用了“后现代科学”这一术语。1981年法国《世界报》曾宣布“有一个幽灵——后现代思潮的幽灵在欧洲出没作祟”，1992年美国学者保琳•罗斯诺也在《后现代思潮与社会科学》一书的开头指明后现代思潮仍在扩展，说它“像幽灵一样出没于当今的社会科学”[5](P1)。 1991年，《科学哲学学会》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后现代科学哲学”一词。而作为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结果，“后实在论时代的”科学哲学滋生着多种倾向：罗蒂的后分析哲学所代表的后哲学文化观、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等。然而，无论是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因素，还是罗蒂、法因和利奥塔的后现代科学哲学，都存在着一些“家族相似”。这种“家族相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否认真理的存在，鼓吹认识论之死;摈弃形而上学，倡导哲学是一种文学或是一种对待科学的态度[6]。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哲学主要流派仍然奉行笛卡儿以来的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计划，仍然认为哲学的特殊任务在于确立知识与行为的规范与标准，那么到了20世纪下半叶，哲学不仅不再是康德式的超出科学和宗教之上的超级科学，不仅不再能提供衡量一切信念和行为的标准，而且纷纷传来了“哲学死亡”的呼声。死亡有时是指那个以大写P开头的哲学(Philosophy)，即寻找最终的基础、先天的洞见和对整体的掌握的哲学，有时则指任何形式的哲学。哲学的后继者乃是对社会文化(科学、道德、宗教、艺术等领域)进行理解和批评的活动[7]。

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何理解科学的本质?究竟有没有后现代科学?如果有，后现代科学与现代科学有什么差别?为什么称之为后现代科学，而不是现代科学，或现代科学在当代的发展?现代主义科学观与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很多。

在如何理解后现代科学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科尔纳在《后现代转向》一书第五章“后现代科学：熵、混沌和有机主义”中的论述很有启发价值。虽然笔者并不完全赞成他们的某些观点，但是笔者也认为，如果存在后现代科学的话，那就是非线性科学，或者说，以复杂性研究为代表的一组科学理论与后现代哲学的基本思想有很大的一致性。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科尔纳将现代范式的诞生历程简述如下：“一个包罗万象的现代范式仍出现于社会，其开始或许是15世纪，它强有力地延续到19世纪末，其建构围绕机械论的隐喻、决定论逻辑、批判理性、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理想、对普遍真理与价值的追求、建构统一的和综合的知识模式之企图，还有对进步与指向一种人类解放状态的历史运动之乐观主义信念。通过一系列的革命——地理的(殖民主义)、知识的(文艺复兴、现代科学与启蒙运动)、经济的(资本主义)、政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技术的(工业革命)与艺术的(现代主义)——牛顿、康德及马克思的世界从根本上不同于但丁、阿奎那与奥古斯丁的前现代世界。”[8](P20)

后现代范式的形成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慢慢显露的。“从60年代以来每一个学科实际上都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结果，今天出现了新生的后现代范式，其建构围绕这样一组概念、共同的方法论设定及一种共有的感性，它抨击现代方法和概念过分地总体化和还原论;攻击乌托邦和人道主义价值观为歹托邦和反人性;放弃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计划方案而支持模糊、偶然、自发的和有机论的新原则;它向所有对基本原理、绝对、真理和客观性的信仰发起挑战，并常常拥抱一种激进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它颠覆了所有的一切界限。”[8](P10)大卫•格里芬在其《后现代科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性及对现代性的不满来源于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世界的祛魅’。这种祛魅的世界观既是现代科学的依据，又是现代科学产生的先决条件，并几乎被一致认为是科学本身的结果与前提。”[9](P1)在格里芬看来，所谓“世界的祛魅”也就是“自然的祛魅”。而“自然的祛魅”的含义是什么?“从根本上讲，它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由于这种否认，自然被剥夺了其特性——即否认自然具有任何特质;而离开了经验，特性又是不可想象的……自然的祛魅这种观点最初是在二元论的超自然论的框架内由伽利略、笛卡儿、波义耳和牛顿及其同道者们提出的。”[9](P2-3)简单来说，所谓“世界的祛魅”、“自然的祛魅”就是世界的非神性化、自然的非神性化，用基本的非人性过程解释一切的还原论方法，它代表着对不受启示性的和公认的智慧或意识形态限制的客观知识的探求。

大卫•格里芬在展望后现代的有机论、后现代科学时指出：在这种后现代的有机论中，“科学和世界都开始返魅。后现代的有机论除了为解决主要源于祛魅而产生的现代性的特殊问题提供了依据外，还在理解科学本身的统一性方面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比以往更好的依据”[9](P38)。对于大卫•格里芬所提出的“后现代科学”，国内已有学者在“是后现代科学，还是后现代宗教?”这个大标题下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批评：是自然的返魅，还是复活泛神论?是改变优先权，还是复辟唯心主义?是关于科学性质的新认识，还是复活主观真理论?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还是唯心主义二元论?是全新的世界观，还是神秘主义?是科学创造，还是宗教神话?是生态科学，还是生态宗教?[10]有学者认为，大卫•格里芬所倡导的后现代科学是不成立的。[11](P165-176)

笔者认为，即便大卫•格里芬所倡导的后现代科学是不成立的，但是它所使用的两个概念经过改造和重新阐释还是有意义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现代科学的确可以说存在着“世界的祛魅”和“自然的祛魅”，这是因为现代科学是“神目观”或者说是一种“准神学的视界”[12](P3)，而“科学的返魅”不是重新回到“神目观”，“它要求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人为界限，使人们认识到，两者都是通过时间之箭而构筑起来的单一宇宙的一部分……意在更进一步地解放人的思想”[12](P81)，从而揭示了科学的社会化、文化过程，“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价值的事业”[9](P10)，“科学的非神圣化便是世界和科学本身返魅的必要条件”[9](P16)。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科尔纳将现代科学与后现代科学作了一个简要的比较[8](P298),如下表。

虽然后现代主义者拒斥这种比较(因为这种二元比较仍然难逃落入现代方法的窠臼)，但是，这种比较基本上可以反映现代科学与后现代科学的不同特征。

有学者认为，后现代科学有三种形态。其一是有机论的后现代科学，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观的进步。其二是科学知识的权力学说，它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相对主义，二是科学知识的意识形态化。这种学说的直接根源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的“叙事说”的转向与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体现在“强纲领”SSK、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科学观中。在当前的“科学大战”中，科学卫士批判的主要是这种思潮。最后是科学文本的解构主义，其目的是破坏对科学文本解读与理解的任何确定性的规则，破坏了科学的认识基础[13]。对此，笔者的看法是：第一种涉及到后现代科学，第二、三两种实际上讲的不是后现代科学，而是一种有关后现代科学的思潮或论说，实际上讲的是后现代科学观。因此，我们应该区分“后现代科学”与“后现代科学观”[14]。“所谓后现代科学，是在对现代科学和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与现代的科学观念、科学行为、科学目标、科学形态相对立的、新的科学意境、科学追求和科学潮流”[15](P425-426)。从一定意义上说，后现代科学思潮是“反”科学的。这里所说的“反”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对现代科学的合理“反思”，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全面地理解科学，反思科学;其二是“反”现代科学，这是对现代科学反思的最激进的一种，反对现代科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具有一致性。

就此而言，笔者认为索卡尔在他的诈文中对后现代科学的某些方面的描述并不完全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明显的胡说八道”[16](P57)。例如，他所说的后现代科学的第一个特征是强调非线性和不连续性，笔者认为，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后现代科学并不是完全抛弃现代科学，而是看到了非线性和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现象，这应该可以称得上是科学中的一场革命。至于后现代科学能否做到像索卡尔诈文中所说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分析。他说：“后现代科学不仅对根植于传统科学中的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提出了一种有力的反驳，而且还为科学工作的民主化方法提供了一个经验基础。后现代科学的内容与方法论，为进步的政治纲领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上的支持，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理解，则是：超越界限，打破障碍，实现社会、经济、政治的文化生活全方位的彻底民主化。”[16](P18-19)

三、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

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殖民主义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边缘”问题，如少数族群、发展中国家、种族等。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把“种族”这一变量引入到科学发展的历程之中，这种后殖民研究基于这样的假定：今天实践的科学是一种种族科学，反映了形而上学的假设，融入于西方文明的历史路径中。正如索卡尔在他的诈文中所指出的，后现代、后殖民和女性主义所存在的倾向是：“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批评已经消除了主流西方科学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内容的神话，揭示出隐藏在‘客观性’神秘面纱后面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16](P2)哈丁“从思索当代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概念框架的缺陷开始”，“将女性主义科学技术问题定位于多元文化和后殖民时期的图像上”。后殖民时期科学技术研究只是最近才在美国和欧洲的学术讨论和更广泛的公众中赢得了听众。“如果说，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主权上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是强调对文化、知识、语言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17](P10)因此，如何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就成为后殖民理论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哈丁揭示了各种可能的后殖民主义。“欧洲人和欧洲女性主义的社会理论，产生于欧洲、美国和其他地方并在那儿引起争论的某些领域的英语科学著作、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人种学和科学哲学，被统称为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仍然认为，当今国际机构和北方国家的发展政策仅仅是“改头换面的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试图恢复从前被殖民者视为前殖民化的观点、制度、文化和做法，作为一种被殖民者看做批判的反对观点出现在殖民主义内部，出现在拥有殖民特权的人们特有的殖民主义内部——这是批判者、抗议者、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由此可见，后殖民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兴趣和态度的多样性为思考科学技术发生变化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

我们还可以将“后殖民时期”视为一种在正式的殖民主义之内及其身后开辟的批判性推理空间。在这一空间里，多种多样的定位、讨论和其他实践活动均可发生。这些后殖民时期的作者可能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

哈丁关注的问题是：“旨在对科学、自然界和历史，从而对北方和南方不断发展中的科学技术的实践活动的思考进行非后殖民化。”[18](P122)后殖民时期科学技术研究“追踪了现代科学技术与欧洲扩张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怎样充分地结为一体”。后殖民时期科学技术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有：科学技术变化与欧美帝国计划之间的联系;其他文明的科学技术传统中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描述;北方通过向南方传递其科学技术来提高南方生活水准这种今天明显失败的努力的含义——“发展政策”的失败等。后殖民时期科学技术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性的新画面。它把那些在旧见解中被掩盖或者有时被否认的某些对象、事件和过程带到我们关注的焦点中来，从而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意识。因此，“欧洲中心主义、内在主义描述中某些极为重要的经验主义和哲学的旧问题，在这些后殖民时期科学技术研究中就是没有答案”[18](P51)。

四、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

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把“性别”这一变量引入科学发展之中。如有学者指出：“女性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核心特征，就是主张不能‘取消性别因素’(借用朗吉诺的一个术语)。”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现代科学的核心问题和方法是父权制为解决女性化问题而创立的”[19](P140-141)。因此，女性主义学者伊夫林•凯勒认为，女性主义科学批判关注的主题不是妇女问题，或妇女与科学，而是“男人和女人的创造如何影响了科学的创造”，这样一项事业“导致了两种表面上独立发展的学问的交汇：女性主义理论和科学的社会研究”[20](P28)，这就是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思潮。

当然，这里所谓的“科学”也就是我们一般的“公认观点”所认为的中立的、理性的、客观性、普适的科学。公认的观点是，演绎的、分析的、原子的、非情境化的和数量的认知风格被标明是“男性的”，而直觉的、综合的、整体的、情境的、质量的认知风格被标明是“女性的”[21]。科学中妇女相对少，科学长期拒绝女人，科学中女人地位相对低，女人是“执行者”、“边缘者”，而男人是“指令者”和“中心者”，这就是说，科学本质上是“男性主义的意识形态”(androcentric ideology)。这种典型的二分法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部门，在科学中也不例外。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西方哲学中所谓的理性和客观性排斥了女性和下层阶级的经验与特点，其中包括情感、事物间的联系、实践的感受和特殊性。科学家习惯于从父权制的现实出发，提出假设，收集证据，进行性别偏见的推理，最后得出维护父权制社会的结论，由此形成的科学，女性主义称之为“坏科学”。由此可见，这种“坏科学”是系统地排斥“他者”(otherness)的产物。“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传统的认识论在整体上都排除女性可能成为‘知识者’或知识主体的可能性……科学的声音属于男性……历史是以(居于支配阶级和种族的)男性的观点写成的……传统社会学判断的主体总是被假定为男性。”[22](P14)针对这种情况，女性主义认识论将处于性别、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倾向这五种不利地位的人群加进入认识的主体之中。女性主义批判主流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建构一种能够克服现有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及所有等级观念的女性主义科学。对此，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见解不同，它们的女性主义科学也各有特点，大致有三种：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就像SSK主张对科学进行社会学分析(即便是数学和逻辑也不能例外)一样，有些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从伽利略开始，主流西方物理学一直是用数学的语言来构造的，那么这种数学究竟是谁的数学呢?“数学和逻辑都逃脱不了社会的‘污染’”，那么这种污染来源于什么呢?是来源于势不可挡的资本家、父权制者和军国主义者吗[16](P21)?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可以提出很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科学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主要包含三类：

第一类问题是老问题的新解法。因为有些问题，如科学划界问题、科学合理性问题、科学客观性问题、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联系与融合等，是传统科学哲学的重要问题，即便在当前，这些问题仍然是科学文化哲学界讨论的前沿问题，它们关涉到如何理解科学这个重要的元问题，因而使老问题成为前沿问题、热点问题。

第二类问题是由于哲学思潮的变迁引起的科学文化哲学问题的凸现，如科学现代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科学意识形态批判，对科学与启蒙之间的关系的探讨等。

第三类问题是由于科学的新发展，引起的新的热点问题和难题，比如：如何看待科学的社会后果(如纳米技术的社会后果、克隆技术的社会后果等)[23];如何看待科学活动对环境、社会、心理等带来的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影响;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是什么[24](P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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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小娟付洪泉]

On Cultu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Quesstion Awareness

HONG Xiao-n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116023, China)

作者：洪晓楠

第四篇：浅议科学问题的规范

摘 要：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灵魂，贯穿于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最后以问题的解决和引出新问题作为归宿。事实上，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他所研究的问题发展的历史，是问题不断展开和深入的历史。如何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成为高等医学教育的核心。本文结合医学院校自然辩证法教学的相关内容，从问题的作用、问题的结构、问题的提出和表述、问题的评价几个方面，论述了研究生在科研中要确立的观念和应当遵循的规范。

关键词：科学问题;规范;评价

在医学院校，如何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点，也是研究生自然辨证教学的中心内容。因此围绕着科学问题，如何理解科学问题?如何提出科学问题?如何表述科学问题?如何评价科学问题?就成为我们教学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自然辩证法教师思考和探索的重点。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国内外关于“科学问题”的文献回顾，力图理出一个明晰而简单的逻辑线索，从而帮助研究生理解、接受关于科学问题的相关内容，使之内化为研究生的科研素质。

一、科学问题的认知规范

(一)問题是科研的起点

我们知道，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灵魂，贯穿于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最后以问题的解决和引出新问题作为归宿。事实上，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他所研究的问题发展的历史，是问题不断展开和深入的历史。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科学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66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也说：“只要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2]113所以问题是科研的起点，没有问题，就没有科学研究，也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二)问题是科研的动力

在科学研究中，问题不仅是科研的起点，而且也是指引科学研究不断进步的路标，是促使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动力源泉，同时也是学科发展成熟的内在因素。贝费里奇指出：“问题就是激励”。[3]61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曾明确指出：“只有通过问题，我们才会有意识地坚持一种理论，正是问题才激励我们去学习，去发展我们的知识，去观察，去实验”。[4]142

李四光曾指出：“做科学工作，最使人感兴趣的，与其说是问题的解决，恐怕不如说是问题的形成。任何一个实际问题很少是单纯的，总要对于构成一个问题的各项事物的那些词句的意义和那个问题的展开的步骤，有了正确的认识，方可以形成一个问题。做到这一步，问题可算是解决了一半”

同样，就一门学科来说，道理也是一样。一门学科在某个时期能够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愈多，这门学科就愈具有活力：一个科学家提出的有价值的问题愈多，他的科学创造力就愈旺盛。大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就曾指出：“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他就充满着生命力，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或终止”[5]131-132。他在1900年8月举行的国际数学代表会上，曾一口气提出23个数学问题，此后它们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全世界数学家的注意力，并为之奋斗，从而推动了20世纪数学的发展。所以说，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动力，是科研人员自我发展的动力，也是学科发展完善的动力。

二、科学问题的结构规范

科学问题通常都是通过科学语言用疑问句(包括一般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的形式表达出来。无论用什么句式表达的科学问题，在结构上都蕴涵科学问题的指向、科学问题的求解目标和科学问题求解的应答域三个基本要素[6]126。

1.科学问题的指向。科学问题的指向指科学问题所指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对象可能是某种可以观察的实体或现象，也可能是现象的原因，或者是关于研究对象或对象系统的状态、过程等。问题的指向潜在地决定着问题的答案。

2.科学问题的疑项。在一个完整的疑问句中疑问词与问号一起构成了问题的疑项。疑项规定科学问题的形式类型，一般有一般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两种形式。疑项着重表示问题的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存在的差距，或求解的理想与当前能力存在的差距，因而它也隐含着求解的欲望。

3.科学问题的应答域。科学问题的应答域是指在问题的表述中对问题解的存在所做的预设，它蕴涵着提问者所指示的求解方向，是问题求解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因为预设作为假说或资料是背景知识中的组成部分，是问题中确定的无需探索的部分，尽管这种预设是一种猜测，是可错的，但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却起到定向和指导作用，它成为问题到答案的桥梁。

三、科学问题的提问规范

提问的规范就是用科学的语言形式，明确而简单地把科学问题所包含的矛盾给予准确的揭示。从语言习惯和语句形式来说，主要包括四种：这就是是什么型问题(whatwherewhen)，怎么样型问题(how)，为什么型问题(why),以及一般疑问句。我们将依据以上关于问题结构的基本知识，结合具体的提问方式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便充分挖掘问题所包含的信息。应当强调的是规范的提问是成功的开始。

1.what型问题，我们把where、when这些问题都归为此类。这类问题通常要求对研究对象是什么作出判断、识别或界定，解决这类问题是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分析的基本前提，问题的指向是可以观察到的实体或现象。比如“基因的化学结构是什么?”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1)基因是客观存在的，是我们不需要怀疑的背景知识;2)我们坚信它是有结构的，而且是可以通过努力认识的;3)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有关它结构的信息，没有相关的信息显示目前有人能够解答;4)这个问题所预设的应答域是基因的化学结构;5)这个问题提示的研究方法可能是化学分析法，事实上也对实验室条件提出了要求，那就是分子水平。

这类问题多发生在某一研究领域或某一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人们背景知识的积累不充分，对新出现的研究对象或自然现象不了解，从求知欲的本能出发，为了消除知识上的空白而提出问题。

2.how型问题，这类问题要求说明研究对象发生、发展、变化的状态和过程，以及主体对研究对象所采取的实验方式，操作过程。解决这类问题有助于揭示研究对象运动的规律性，问题指向对象的状态或过程。如“DNA是怎样复制的?”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以下信息：1)DNA是客观存在的;2)事实表明它是可以复制的;3)我们不知道它的复制过程，没有相关的信息显示目前有人能够解答;4)这个问题所预设的应答域是大分子的自我复制;5)这个问题提示的研究方法可能是观察实验，观察实验条件是动态的分子水平。

这类问题多发生在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的发展和上升时期。在解决了对研究对象的个别现象的研究认识后，按照思维的惯性，就要研究这些现象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等方面的属性。

3.why型问题，这类问题要求说明解释形成研究对象属性和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机制。解决这类问题可以提出假说，形成科学理论。例如“高血压为什么会遗传?”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1)高血压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疾病;2)事实表明它能够遗传;3)我们目前不知道它的遗传机制。没有相关信息表明有人目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4)这个问题预设的应答域是遗传机制;5)这个问题提示的研究方法可能是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因果分析等方法，其中涉及到了特定人群的对比分析以及家族基因图谱的分析比较等。

這类问题多发生在某个领域或某个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期，由于科学事实积累到一定程度，从个别的现象研究逐步发展到共性的本质研究，需要总结概括出一类事物共同具有的本质特征。需要提出新的假说或理论，实现本领域研究的质变和飞跃。

4.一般疑问句，用“是否(S)?”或“E(S)?”来表示，其中S为一个陈述句，E表示陈述句的真值与它的可能应答域之间关系的不确定，表示认识主体的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存在差距[5]。例如“癌症是遗传的吗?”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1)癌症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疾病;2)有些疾病是可以遗传的;3)癌症是不是可以遗传，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没有相关信息表明有人掌握了能证明该问题的有力证据;4)这个问题预设的应答域是生物性状的遗传属性;5)这个问题提示的研究方法可能是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因果分析等方法，其中涉及到了特定人群的对比分析以及家族基因图谱的分析比较等。

这种问题多发生在某个领域或某一学科的理论基本建立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去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实践应用阶段，也可能发生在假说的检验阶段。比如在上面的问题中，就已经提示了遗传学的建立以及人们对癌症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基因水平。

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可能会发现与研究内容相关的许多新物质、新联系、新功能、新特点。有些是遗传学理论可以解释的，有些可能是遗传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反常问题，在反常问题的驱使下，科学研究就会进入下一个循环。

四、科学问题的评价规范

科学问题的评价指的是提问者从问题的真实性、问题的可行性、问题的批判性、问题的待解决性等方面给予科学问题最后的考察，以保证提出的问题能够获得最后的成果。科学问题的评价是成功的保证。

1.科学问题的真实性。

问题的真实性指的问题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都可以由科学事实加以证实或者证伪，从而获得有意义的解答。而虚假问题或伪科学问题则不具有真实性。比如：上帝什么时候会醒过来?它们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不能由经验事实去回答、去验证，只能由人凭空猜测。又如：燃素的比重是多少?我们首先要根据背景知识来考察三个问题：燃素存在不存在?有没有比重这个属性?只有考察了这两个个问题，并且得到肯定的答案，我们才能确定它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研究它，也就无法获得我们所期望的解答。后来科学的发展证实燃素是不存在的，测量燃素比重的问题自然就被人们所抛弃。

2.科学问题的可行性

问题的可行性是指研究者在当时的实验条件下能够用观察实验的方法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主观臆测问题的答案。例如，“世界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人类则无法用经验方法来证明关于它的任何答案，就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另外像古代炼金士提出的“如何将贱金属变成贵金属”，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它就是一个不可能的问题，但是在现在的核化学条件下，它又变成一个可能的问题，所以问题还有它的时代性，随着时代提供的实验条件的变化，它的性质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3.科学问题的批判性

对科学问题的批判性评价是针对科学问题所预设的应答域是否正确而展开的评价。由于人类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只能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因此在评价所提出的科学问题时，需要对提出的科学问题所依赖的实验证据、理论依据等作出批判性的反思，从而判断科学问题的提法是否正确。科学问题的错误提法则会使科学问题无解。例如，“脚气病是由什么细菌引起的?”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脚气病并不是由细菌引起的，而是由于缺乏某种维生素引起的。对错误问题的回答尽管都是错的，但却都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但错误问题会导致科学研究的失败，因而应尽量避免陷入错误的问题[7]126。

4.科学问题的待解决性

科学问题的待解决性是指前人或他人对本科学问题还没有或没有完全解决，从现实看，又确实具有科学探索的意义，需要研究或进一步研究的性质。在科学领域，重复别人的研究成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待解性也就决定了科学研究的价值，没有待解决性的问题，是一个“无知”问题，解决的最好办法是知识的学习。因此，在真正进入科学研究之前，文献的查阅就显得非常必要，要随时考察你所研究问题的待解决性[5]。

最后，我们要在思想上树立“问题是科研的起点”，“问题是科研动力”;在行动中贯彻“规范提问”、“科学评价”等要点。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反思，才能内化成研究生的科研素质，从而帮助研究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多出成果。当然，理论上的概括和具体科研实践存在一定的差距。由于认识的局限，我也仅用“浅议”作为标题，同时，我也引用很多专家的经典论述，在此表示仰慕和感谢之情。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

[2]诺伯特·维纳.人当作人来使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3]W.J.B.贝费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4]夏基松，沈斐风.西方科学哲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张培林，王学彦，张雅春等，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6]吕群燕，科学问题的表达，科技导报，2009，27(21).

[7].吕群燕，科学问题的初步评价，科技导报，2009，27(22).

Brief Discussion about the Standards of Scientific Problems

SHAN Tian-ming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1, China)

Key words: Scientific problems; Standards; Evaluation

作者：单天明

第五篇：自觉地从科学文化高度认识和处理科学教育问题

摘要：阐述了从科学文化高度认识和处理科学教育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从整体主义角度看科学和科学文化，并且用来引领、指导科学教育，是一场重要的变革和转型。介绍并评价了即将出版的《文化视野下的科学过程教育》一书，认为该书可以从科学文化高度拓展视野。

关键词：科学文化;科学教育

文献标识码：B

自从中共中央、国务院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作为基本国策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可是，与此相对而言，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却差强人意。著名的“钱学森之间”一语中的，引起国人强烈共鸣、郁闷难消，颇能说明问题。

说到我国科学教育的过去，笔者不由地想起科学社会学创始人、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J.D.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对20世纪40年代之前欧洲科学教育做过的一段描述：“科学教学的先驱们原以为把科学纳入教育课程会消除古典学术所特有的因循守旧、矫揉造作和往后看等缺点，可是专业教师们使理解化学反应和阅读维吉尔的《伊尼德》一样变成枯燥无味、背诵教条的事情。至于说到学习科学方法，那就完全是一个笑话。实际上，为了教师的方便，为了适应考试制度的要求，学生不但没有必要学习科学方法，相反地倒有必要学习恰恰相反的东西，那就是全盘接受教师和教科书所教的东西，并且在教师要求之下把它复述出来，不管他们自己是否觉得有意义。受过教育的人对招魂术或者占星术的骗局(更不用说种族理论或者流传的神话等更危险的骗局了)的反应说明：在英国或者德国进行了五十年的科学方法教育并没有产生任何明显效果。学习科学方法唯一之道是一条漫长而痛苦的个人经验的道路，我们至多只能指望培养出少数能学到某些科学技术的人和为数更少的能对这种技术加以利用和发展的人。”他的上述批评简直也像是对我国科学教育说的!

我国科学教育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怎样认识、又怎样解决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这里涉及科学文化问题，需要从科学文化高度来认识和解决。

文化“是人的活动及其文明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积淀或凝结的结果。”“文化的变迁或转型总是人的世界的最深刻的变革，因为它代表着人的根本生存方式的转变。”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变革、发展的优秀成果，“科学是文化之高度专门化的一支”，“它反映着在近代西方文化越来越走向建制之专门化的趋势：一种在政治、经济、宗教和家庭建制以及在科学中出现的趋势。”科学文化是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及其成果历史地淀积、凝结成的人的存在方式的总和，是一种先进的文化。

科学文化蕴含的人的存在方式主要包括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活动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等等，它们蕴涵在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之中，也存在于科学活动主体的精神世界，体现为世界观、信仰、价值观、思维方式及思想感情等等。狭义的科学文化集中表现为科学精神，表现为用科学态度、科学方法来实事求是，来研究、处理有关问题;它包括科学思想、科学观念，以及科学的思维模式、情感模式、行为习惯、价值标准、工作方法等等。广义的科学文化指的是人类创造的各种科学成果与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体现、表达科学思想、科学知识为目的的物质载体，以及以科学探索为目的的仪器设备。科学文化离不开物质基础，否则，不仅一些科学思想难以表现，而且整个科学都会成为玄学，也不会有今天的丰富的科学文化。因此，广义的科学文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物质、规范、精神三个基本层次。对于科学文化系统的基本结构及其当代特征可以相应地从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个层面上展开，精神文化是科学文化系统的核心与精髓。

在分析主义、还原主义影响下淡化、甚至舍弃文化内涵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是低品位的、有可能迷失方向。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还原主义提升到整体主义，进入到新的境界并且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所以它才成为高层次的文化。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根同源，都来自于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都是社会文化的相对独立的形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又各有侧重，它们在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不断融合，汇聚成人类文化(社会文化)的长河，承载着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愚昧走向智慧，从贫困走向富裕，因此被称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两个车轮”。美国学者小摩里斯·N李克特认为：“自从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文化发展的步伐就迅猛地加快了，而且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基本上处于领先地位并激励着文化的其他方面在发展中的变化。”因此，“可以认为科学是一种‘加速’文化发展的形式”。

“科学文化是不同文化中最具有共同性的部允其核心的精神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是二十一世纪中中国人应该具有的重要文化。在学习西方科学文化进行科学教育的同时，我们需要把它吸收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加以改造、创新和发展。”

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启发人们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形成了文化进步的基础，科学的创新、价值取向成为先进文化的活跃前沿。科学文化在文化体系中，发挥着基石和先导的功能，—直在推进人类文化的发展。

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深刻地，并将继续影响着人类社会，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

科学文化不但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而且具有促进个体发展的功能、影响人类后代的成长，这决定了科学文化的巨大教育价值。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总是在影响(特别是通过科学文化影响)“人的生产力发展”，影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所以科学家总是热情地关注教育并在科学教育方面发挥作用。一些科学家在求真过程中表现出的思想情操和高尚人格也是人文精神的瑰宝。

在科学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因素的现代社会，发挥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价值是十分必要的。首先要发挥它的导向作用，注意挖掘现代科学文化的内涵，并用来指引科学教育的改革;要抓住重点，同时又妥善处理好科学文化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科学教育是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之_，科学和科学文化的价值是科学教育的立论基础。要深化科学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科学教育的水平，必须了解科学文化的教育功能，自觉地用科学文化为科学教育导向，把科学教育融入先进的科学文化而不是背离。

科学教育的演变历史表明，只重视科学知识、科学理智(包括科学方法、科学策略、科学观念和能力)的科学教育是狭隘的，它不能使人避免偏离正确的方向，其根源在于片面地追求所谓“纯粹科学”以及狭隘的“学科情结”，在于还原主义的科学观剥离了科学的人文背景和文化内涵，人为地使科学跟人文割裂。如今，科学教育正在进入重视科学文化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科学教育不仅重视科学知识和科学理智，还很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包括STS、可持续发展、科学人文)，重视科学伦理、科学行为规范、科学态度、科学价值观，致力于帮助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公民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实现根本生存方式的转变，适应现代社会文化的转型。

从整体主义角度看科学和科学文化，并且用来引领、指导科学教育，这是一场重要的变革和转型。这是一个视野更宽阔、认识更深刻、境界更高尚的科学教育新阶段。要使科学教育达到这个新阶段，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不但涉及对有关文化的认识，也涉及文化建设问题，对此需要深入地开展研究，需要积极地探索、实践和落实。

在上述背景下，马勇军博士所著《文化视野下的科学过程教育》一书的出版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因为这本书可以从科学文化高度拓展视野，提供启示。

该书作者在书中首先提出了“个体文化品性”和“科学文化品性”两个重要概念。什么是“个体文化品性”?该书作者指出：“每个群体都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文化必然是个体价值追求、价值规范与思维行为方式的整体性涌现，也必然依赖于大多数具有符合该文化要求的个体去营造和维护。在群体文化中，受到群体文化浸润，大部分个体身上也会表现出该种文化的特质。”该书作者把个体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称为个体文化品性，认为“与宏观的群体文化概念相比，个体文化品性浓烈地表现出其文化负荷体的个人特征及人格特点”，从而便于跟群体性的文化相区别。什么是“科学文化品性”呢?该书作者认为，个体文化品性“是受多种文化共同影响，不断发展和形成的兼有群体和个性特点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科学文化品性就是个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文化。”

文化自觉需要落实到个体。但是，文化具有群体性、历史性，许多学者因而把它划归于人类学范畴，这使得科学文化的改造、构建似乎难以跟个体直接联系，似乎是遥不可及或者难以下口的事。显然，“个体文化品性”和“科学文化品性”概念的提出，不但避免了跟群体性的“文化”混淆，更有利于解决上述难题。

在此基础上，该书作者进一步提出文化品性建构的科学过程教育观，从文化视角赋予科学历史和科学探究教学新的联系;从文化视角、文化品性建构目标出发，考察当前教材中科学过程的设计和教师对科学过程的教学实施现状，分析科学过程教材设计和教学实施的影响因素，建立科学过程教育的层次理论，提出凸显文化品性建构的科学过程教育改革构想，就使科学文化改造、构建的实践不再是遥不可及或者难以着手了。

该书作者通过对当代世界科学课程改革的研究，提出把科学过程教育和科学史教育的目标聚焦于帮助学生理解科学本质，从而使两者融合起来的主张。在20世纪中叶之前，人们对科学历史过程和学生科学探究过程的关注是分离的。笔者认为，这一主张既有所创新，又有可能收到1+1>2的效果。这样做可能吗?怎样实现这样的主张?该书作者通过理性讨论和实践研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此外，该书作者在书中对科学探究过程及其教育、科学史及其教育，以及科学过程教育中文化品性建构的特征、教学策略、支持与保障体系等问题也作了颇有新意的论述和讨论，对科学课程研究与设计、科学教育实践以及科学教师培养模式的改进都是有价值的。

笔者不揣浅陋阐述有关认识，同时介绍、推荐这本书，如果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关心科学教育研究，关心并自觉地从科学文化高度认识和处理科学教育问题，对我国科学教育改革有所贡献，也就达到目的了。

作者：昊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