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农业展望论文(精选5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山地是一種典型的生态环境类型，在我国山地农业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山区脱贫致富有重要影响。文章以观点为主线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国外研究较多集中于山地农业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对山地农业的影响等方面。
农业展望：大国之声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产量连续增加、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业的稳定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也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好的形势遮不住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当前农业生产受到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压顶和生产成本“地板”抬升的双重制约，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产成本过高、资源错配及透支利用等问题突出。同时，为适应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变化和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的形势要求，中国正在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加强农业市场信息的信号引导作用，增强农产品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持续提升中国农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当前农业发展面临新挑战
食物短缺时代“扩产能”的管理方式亟待转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业发展主题都是以粮食为主扩大农产品生产能力，食物发展目标的制定原则也都是最大限度提高生产水平。农业部门的主要政策目标在增加农产品产量，聚焦于良种良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大力落实种植面积，增加农产品产量，而不用关心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否卖得出去、农民能否盈利。这种管理方式和理念，在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造成了严重的供需失衡。食物结构性不足和过剩同时存在，影响市场稳定和农民增收，给农业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农业管理方式创新提出了新要求，这种只关注生产端的管理方式亟待转变。
缺乏信息引导常常导致市场过度波动。由于农民缺乏对于未来市场供需变化的判断能力，他们只好采取极为简单的决策模式，别人种什么就种什么，上年什么赚钱今年就种什么。这种普遍性地基于过去而不是基于未来、基于现象而不是基于本质的生产决策模式，在传统的供不应求的形势下，因为农产品供应的增长能够被更多的需求所消化，一般不会产生产品“卖难”和价格“过山车”等问题。然而，随着农产品供给逐渐富足，农产品供求中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基于过去的生产决策模式却可能会带来价格起伏和市场波动。而且，大部分农作物的生长都以年为周期，市场价格和供需却一天一变，甚至瞬息万变，这就意味着播种时赚钱的品种在收获时可能会滞销，播种时滞销的品种反而在收获时卖出高价。于是，我们经常在新闻中看到两个极端：一方面，苹果滞销、玉米卖难等现象见诸报端；另一方面，“蒜你狠”“姜你军”“向你葱”又时常来势汹汹。
供求信息不暢往往导致生产和消费脱节。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在“2016中国农业展望大会”讲话中强调，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的整个供应链条各环节信息是否对称，决定了整个产业能否平稳健康发展。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供给不足，农产品基本上只要生产出来就能卖出去。然而，随着近几年来国内农业产能逐渐增加和国际农产品价格低迷，农产品供求关系越来越宽松，价格连续多年明显上涨的趋势有所缓和；同时，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素质也在不断提升，对农产品品质、安全和品种丰富度提出了更高要求，结构性的供需失衡现象也越来越多。因为农产品生产和市场脱节，供求信息不畅，市场导向信号失灵，越来越多的农产品都出现在暴涨暴跌名单中。大量的过剩农产品因无市场而被迫损毁，不仅农民生产收入难以提高，也造成了对有限农业生产资源的浪费。
加强农业展望工作的现实需求
为适应新常态下的农业发展和农产品供给，2016、2017、2018连续三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优化资源配置、提质增效，围绕市场需求安排生产，提升农产品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真正形成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农产品供给体系。
农业展望是利用信息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环节。改造传统农业，打造升级版的农业管理体系，首先需要的就是利用信息来引导传统的农业生产决策模式，从从众、守旧的生产计划安排，转向数据化的科学分析预测。农业展望指导下的“以需定产”的生产决策模式，通过给农户提供可靠的“先导性”信息，指导农户根据未来的供需情况来决定当前的生产。这种农业现代化管理方式的创新，可以全面监控分析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的信息数据，促进产销及时对接、平衡供需，进而有效减少农产品市场的大幅波动和价格的大起大落。还能推动产品结构、质量安全、物流配送环节按照需求侧的变化及时做出响应和调整，从而实现农业供应链条的“闭环”管理。
农业展望是提前释放市场信号的重要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降低农业生产经营决策的盲目性，增强农产品市场调控的主动性、前瞻性、针对性，培育面向市场的可持续的农产品供给能力。要更加注重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更多运用市场办法和信息化手段，指导生产、推动工作、落实政策，切实提升依靠数据信息指导生产、引导市场的现代农业管理能力。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适应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形势变化和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通过市场信号引导，增强农产品生产对消费和市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通过农业展望手段，对主要农产品供需形势进行预测，能够有效引导帮助生产和市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提升中国农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农业展望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谋划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管理方式要与时俱进创新，核心是由生产指导管理向综合协调供求关系转变，不仅要种得好、养得好，还要卖得好。农业部门要学会管理供求关系、重视协调供求关系，统筹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进行全过程供求关系评估和风险控制，变事后调节为事前按市场需求主动引导，努力保持重要农产品数量、结构供需合理状态。主动调减结构性过剩的农产品生产，增加市场销路好、效益高的农产品生产，依靠地域特色农业资源、农业品牌优势主动创造需求、开拓市场。同时，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增强对全产业链的调控能力，让各环节能够分享合理利润。把中国农业发展置于国际农业大市场中主动谋划，紧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变化，统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全球配置农业资源和保护农民合理收益，重塑农业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
农业展望是提高农业管理水平的重要工作方式创新。适应农业发展转型升级的新形势新要求，农业管理方式也要与时俱进，要更加注重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通过农业展望能力的提升，增强农产品市场调控的主动性、前瞻性、針对性，促进供求关系平衡，降低农业生产经营的盲目性。要提高农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必须继续完善中国特色农业展望制度，在提高质量、特色和权威性上下功夫。通过建设权威的农业数据调查分析系统，建立统一的数据监测、分析、发布和信息服务制度，推进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应用，提升依靠数据信息指导生产、引导市场的现代农业管理能力。
我国农业监测预警工作起步晚、进步快
加强农业展望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工作，对有效引导市场预期，促进农产品有效供给与市场稳定，提升农业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业监测预警在体系构建、技术创新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农业展望工作虽然进步较快，但毕竟起步晚，且仍处于攻坚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在紧跟国际前沿的同时，做好农业展望的基础性工作，加快建设和完善步伐。
农业监测预警工作体系不断完善。多年来，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牵头组织相关科研院所、研究机构，不断推进我国农业监测预警工作，形成并不断完善了农业监测预警的工作体系，有效开展了经常性的农产品监测预警工作。自2003年起，农业部开始不定期对外发布农产品监测预警信息。此后，农业部逐步建立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信息月度发布制度，构建形成多元化分析研判体系和分析平台。2009年，农业部将农产品监测预警覆盖面扩大至18个品种，2012年将所有重要农产品品种都纳入预警范围，并开展重要产品产地与市场信息的及时监测。在地方，通过建立部省联动农业监测预警体系，使各省农业信息监测预警体系建设逐渐迈向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同时，各省针对省情积极开展农业监测预警工作，辽宁省开展了畜牧业监测预警，浙江省强化监测预警服务产销决策，湖北省利用监测预警数据支撑决策驱动创新发展，湖南省利用监测预警掌控农业经济运行状况。
中国农业展望大会制度基本形成。在现有中国农产品监测预警体系的基础上创新形成的有着固定展望品种、固定展望周期、固定发布时间、固定发布形式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展望工作制度是我国农业监测预警的一大创新。中国农业展望大会自2014年起已成功连续举办四届，每年的展望大会都会发布今后10年的《中国农业展望报告》以及粮食、棉花、油料、糖料、肉类、禽蛋、奶类、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分品种展望报告，并针对当前宏观经济与农业热点专题以及农业展望、农业监测预警理论与方法进行充分研讨。中国农业展望工作的启动和展望大会的连续召开，标志着我国农产品监测预警研究工作取得重要成效，开启了我国提前发布市场信号、有效引导市场、主动应对国际变化的新做法，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中国特色农业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中国农业展望大会已在增强农产品市场调控主动权、提升各类市场主体应对市场变化掌控权和持续扩大国际市场话语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业监测预警技术体系逐渐系统化、专业化。近年来，我国农业监测预警技术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构建形成中国农业监测预警理论与方法体系。经过多年发展，农业监测预警的方法逐步系统化、集成化、专业化，在农业信息流理论、农业全息信息理论、农业信息定量理论、农业信息预警理论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评估、预测、预警、展望为主体的多种方法相融合的方法体系。二是建成了一批农业监测预警相关的数据库和信息监测系统。通过专项购置、资源共享、合作交换、数据采集等方式，建成了涉及农业自然资源、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要素、农产品市场、农产品国际贸易等全要素的数据库系统，基本满足农业监测预警数据需求。三是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农业监测预警技术与产品。研发了现代化的农业监测预警先进设备，其中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设备——农信采，自2012年起先后在天津、河北、湖南、广东、福建、海南和黑龙江推广应用，2014年作为农业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目标价格监测工具在新疆棉花和东北大豆监测中推广应用；搭建了现代化农业监测预警的分析平台，其中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建的农业监测预警研究空间，已成为农产品在线全国会商的良好平台，也是农业监测预警、农业信息分析等学科基础研究的重要平台。
专业化的农业监测预警队伍逐渐形成。经过多年积累，在农业农村部的领导下，目前我国农业监测预警领域已培养出一支系统性、分层次、多学科组成的专业化监测预警队伍。团队由首席分析师、省级分析师、行业分析师、会商分析师、产业信息员共千余人组成，专业背景涵盖农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管理学、数学和系统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同时，以产品为主线，围绕稻米、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生猪、牛羊肉、蔬菜等品种全产业链，面向河北、内蒙古、辽宁等14个主产区、主销区，遴选了1061名分析师，组建了全产业链分析预警团队，在生产、加工、流通的各个环节进行监测预警工作。
我国农业监测预警工作仍然处于攻坚阶段
总体来看，我国的农业分析与展望工作仍处在攻坚阶段。主要表现在基础数据支撑不足，标准不健全，分析手段不先进，相关信息和成果共享不够充分，信息分析处理关键技术原创性突破不够，工作的持续性有待加强。
基础数据采集和共享亟待加强。数据“家底”不清，适合预警的基准数据不足，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目前，农业农村部内有21套统计报表制度，共计报表300张，5万个（次）指标，但是农业基准数据资源薄弱、数据结构不合理、数据粒度不够，数据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我国全国性的农业普查周期长，数据共享与分析应用不够。在物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近几年，已经使用的大量土壤、环境、动植物生长发育的专业传感器所采集的数据也尚未进入标准化的国家基础数据库。今后应该抓住农业数据调查系统建设机遇，主动提出支撑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决策的数据需求，建立符合现代农业管理的基准数据体系。
展望数据和分析标准有待完善。目前我国各个部门之间数据在格式、指标、内涵等方面不一致，不衔接，很难匹配和采用。以农产品分类为例，世界海关组织制定有《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联合国统计委员制定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我国也制定了《全国主要产品分类和代码》、《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农产品全息市场信息采集规范》等标准，但是由于各种标准和规范格式不同，经常导致数据无法有效衔接和比较。所以，开展农业监测预警研究，亟需设定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和汇交标准。除此之外，当前各类媒体都有农产品展望一类的信息发布，但信息来源杂、质量低、差错多的问题突出，极易对市场造成误导，也增加了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和调控的难度。展望数据来源、分析技术和方法、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标准和规范也亟待完善，避免展望信息混乱而造成不利影响。
先进技术的应用还不充分。虽然我国农业监测预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与农业的复杂性需求相比，与工业领域的先进技术应用水平相比，先进技术的应用还有较大差距。针对当前农业的诸多复杂难题，如产业链信息传导规律探索、国内外价格演变、长周期农业宏观规律挖掘、政策效果模拟等，还缺乏大数据智能模型分析有效方法和关键技术，利用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数学建模、深度学习等技术解决农业实际问题的能力还不足，针对农业而开发的模型系统工具还不完备，分析方法和工具针对农业复杂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还不足，现有条件支撑决策智能化、精确化和科学化的能力不足。
展望成果的社会化应用还有待强化。目前研发的不少成果仍然停留在科研产出层面，与实际落地发挥作用仍有一定差距，我们发布的研究报告和结果，更多的是发表在科研期刊上之后便束之高阁，而不能进一步在生产、消费、贸易以及政策制定等方面发挥作用。农业监测预警科研在与社会应用的衔接上还不够紧密，成果的应用只是局限于个别专业人员，还不能做到科研成果应用的智能化、傻瓜化和便捷化。
多点合力加强农业展望制度建设
2018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是以农村改革为发端的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加强农业展望工作和制度建设，实现对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和消费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切实起到信号导向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
完善农业数据监测制度，提高数据支撑基础。要建立全国性的农业信息监测网络，实现全国农业生产、流通、消费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面、实时监测。同时，充分运用大数据获取、挖掘及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完善农业数据标准体系，加强原有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按需开辟新的数据调查渠道。根据《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转变思维，超前思考，以监测预警为抓手，形成数据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良好应用格局，推动涉农数据部门间、部省间充分共享，构建完整的农业数据链条。
創新农业信息分析技术和方法，全面提高信息分析水平。建立专业的信息分析预警团队，充分运用现代数据分析理论工具，推动农业信息分析向专业化、制度化迈进；完善中国农业数据分析预警模型系统、分析预警指标体系和分析会商机制，为农产品市场运行提供统一信息引导，为农业政策与决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推进农业战略研究高端智库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开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
完善农业信息发布和服务制度，实现农业信息权威发布。建设权威、统一的农业信息发布平台，健全农业信息公开和涉农数据开放规范，提升涉农信息发布的一致性和协同性。整合农业信息服务资源，形成系列化、专业化、品牌化的信息产品；鼓励支持各类经营性信息服务组织积极参与，培育农业信息服务市场，构建政府与市场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农业信息服务机制。
加强农业监测预警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提升农业展望能力。要借鉴美国农业部的体制和模式，培养一批专业、专门的农业监测预警人才队伍，同时通过人才走出去和引进来的途径，逐步形成一支有国际化视野的分析师队伍，争取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农业信息学学科建设和青年人才培养，加强青年人才农业和相关学科知识学习和培训，培养、训练一批高水平的青年人才。要运用互联网思维，跨越时空限制，形成高层次农业监测预警专家与基层农业预警工作人员的联动融通，突破原有的层级式人才培养培训模式，让产学研、科政管一体化。
作者：许世卫
我国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4月20日对外发布《中国农业展望2015-2024》，对未来10年中国农产品生产、消费、价格、贸易走势进行展望和预警预测，内容之丰富备受各方关注。
开展农业展望，加强农业信息监测预警，是我国农业适应国际化、信息化、市场化发展的现实之需，是我国现代农业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利好“三农”，利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
当今世界，以信息、网络、通信技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正深刻改变传统产业发展方式。信息日益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和重要社会财富，产业发展对信息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农产品市场具有天然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其对信息的要求更高。基于此，世界很多国家都把开展农业展望、加强农业信息监测预警制，作为现代农业管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更好调控农业生产，引导农产品市场价格走向。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新的形势下，开展农业展望，加强农业信息监测预警，对于推进三农工作，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通过开展农业展望、推进农业信息监测预警，有助于深入研究资源环境制约、产业发展瓶颈、市场需求特点、市场运行走势，充分发挥信息引导农业生产的作用；有助于运用市场的办法指导和组织农业生产，统筹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助于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不断优化种养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实现农业发展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变为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由依靠资源和物质投入为主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全面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通过开展农业展望、推进农业信息监测预警，有助转变农业调控方式，促进农业健康发展。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必须创新农业管理方式，通过建立健全农业信息监测预警制度，统筹产前产中产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全过程预测预警，变事后被动跟进管理为事前主动引导服务，更好地满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信息需求，降低农业生产经营决策的盲目性，帮助千家万户对接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大市场，缓解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增强农产品市场调控的主动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培育面向市场稳定的供给能力。
此外，开展农业展望，推进农业信息监测预警，还可增强我国农业国际话语权。当今全球已经步入信息时代，信息资源作为战略性资源，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的焦点，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市场主动权。未来中国农业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求出路、谋发展，就必须加快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通过对农产品资源、环境、生产、供求、价格等信息的挖掘、整理、分析、预测和发布，发挥我国农产品生产、消费“大国效应”，增强国际市场话语权，维护我国农业核心利益。
作者：王宇 刘羊旸
摘要：山地是一種典型的生态环境类型，在我国山地农业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山区脱贫致富有重要影响。文章以观点为主线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国外研究较多集中于山地农业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对山地农业的影响等方面。以时间轴为主线、观点为辅线对国内文献进行综述，国内关于山地农业的研究在起始期(1960—1990年)、发展期(1990—2000年)和高峰期(2000年至今)的研究重点随着时代特征的变化而各有不同，研究对象从宏观渐进到微观，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转向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研究视角从单一产业研究到产业融合发展研究。通过文献的研读作进一步展望，山地农业的后期研究应更加注重山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尤其应强化山地农业与扶贫脱贫、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此外，应增强对山地、丘陵和喀斯特3种地形地貌相叠合区域的研究，提高研究的应用性;最后，在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研究中，应从更深层次探索以提升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和景观综合效益。
关键词： 山地农业;气候变化;经济发展;融合研究;展望
Key words： mountain agriculture; climate chang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research; prospects
0 引言
山地作为全球一种典型的生态环境类型，因资源呈垂直地带性分异规律分布，不仅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核心区和物种基因库，且因其“水塔”作用，主导了全球大部分水系分布和流域生态，山地发展对全球生态系统起决定性作用。在我国，山地、丘陵和高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9%，山区养活了我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山地农业的开发作为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势必同时肩负着我国生态环境有效保护和山区脱贫致富的双重任务。虽然关于山地农业的研究增长较快，并逐渐成为农业学界关注的热点。目前的文献中已有对我国山地和山地旅游的系统论述，但是专门针对山地农业的综述性文章依然缺乏。本研究采用HistCite12.03对国外代表性文献进行挑选，以观点为主线对国外山地农业研究进行梳理;同时，以时间为主线、以研究主题为辅线对国内山地农业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类。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山地农业文献研究的异同进行对比、借鉴，理清山地农业的研究状况和不足，并探寻山地农业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领域。
1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山地农业指在山区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可耕作和利用的农业进行农事活动的总和，包括种植业、园艺、林业、畜牧业及其他支撑系统。从类型上可将山地农业划分为高原面上的高原农业、山坡上的坡地农业和河谷地区的河谷农业三大类型。由于山地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呈垂直地带性分异规律分布，因此山区生态环境具备立体性、多样性、脆弱性和多宜性等特征。在山地农业的开发上，区别于平原农业的石油农业和机械农业的传统思路，应在充分尊重山地资源分布规律和地形气候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开发。本研究检索时间截至2018年11月20日。国外文献对山地农业方面的研究主题词显示为Mountain agricultu-ral，在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查询，检索出相关联文献1008篇，并用HistCite12.03对文献间的结构进行分析，选出最具文献内容脉络联系和代表性的文章22篇。作为我国一种重要的农业类型，学界对山地农业的研究随着国内经济社会环境发展趋势的变化不断地呈现不同主题，本研究使用CNKI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以“山地农业”为关键词，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110篇，其中，以“山地农业”和“山区农业”为主题词的文章数量分别为369和237篇，共606篇。以时间轴为主线、研究主题为辅线对国内山地农业研究进行整理。
2 山地农业国外文献综述
较之于国内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对此领域进行专题研究，国外对山地农业的研究起步较早。1925年，《Science》上刊登了对山地农业的定义，将山地农业从农业大类中剥离作为一个分类进行研究(None，1925)。初期研究的重点多限于山地农业的划分、归类及地学和生物学上的考查。此后，Jodha(199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山地、丘陵农业的主要特征进行归类，并开拓性地对山地农业开发的经济性和约束性进行分析，将山地农业研究推入另一个层次。基于各国在历史背景、土地制度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从山地农业与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及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归纳分析。
2. 1 山地农业与生态环境
已有研究认为，山地农业对山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利弊共存。在山地农业对山区生态环境不利的影响方面，Zimmerer(1992)根据秘鲁塞拉利昂南部种植的4种本地作物表现出不同的品种流失和品种保持模式，对山地农业中原生作物的损失与维护进行探讨。Kim等(2011)为了减弱山地作物种植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养分流失等生态问题，探索性地选择山黄杨、大蓟和紫菀等3种可食野生植物作为高原山地农业土壤侵蚀的替代作物进行试验，通过分析监测数据发现，替代作物不仅可降低土壤相对流失率，而且农场净利润大于萝卜等传统作物。在山地农业对山区生态环境有利的影响方面，Negi和Maikhuri(2013)通过对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农业生态的研究发现，山区农村的宗教信仰和群落文化对保护作物的多样性有积极作用，但在该山区实施的农业政策中，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宗教信仰和群落文化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积极作用，研究者希望通过对当地农业多样性传统和社会文化实践的研究，从政策层面对喜马拉雅农业生态系统做出令人满意的改变。
2. 2 山地农业与生物多样性
为了解山地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Zuazo等(2008)基于生态和社会经济数据，以欧洲主要生物地理区域的6个国家(法国、希腊、挪威、斯洛伐克、瑞士和英国)為研究对象，采用因果链分析法调查农业结构调整对欧洲山区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影响。同样，为了保护和加强农业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瑞士使用行动导向法(Massnahmen orientier ansatz，MOA)和结果导向法(Resultat orientier ansatz，ROA)两种方法对支持生物多样性增强地区的农民进行补偿。Rudin等(2015)为了评估山区农民对ROA和MOA的接受度，采用书面问卷调查的方式对I～IV区域山区的农民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有四分之三的农民更倾向接受MOA，因为他们认为MOA比ROA涉及更少的检查，并确保直接付款;而有机和低投入生产的山地农民比传统农民更愿意实施ROA，他们更喜欢成功实施面向结果措施的其他具体框架条件。Norfolk等(2017)为评估肯尼亚泰塔山鸟类多样性与土地利用的关系，通过用点计数法对土地利用梯度上的鸟类进行调查，通过研究发现，农业基质支撑着一个丰富多样的鸟类群落，特别是农林业，为鸟类多样性做出了较大贡献;但研究者也意识到完整的原始森林对于维持这种多样性，尤其是在受到保护的物种之间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
2. 3 山地农业与气候变化
作为生态环境的脆弱区和敏感区，山地生态环境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更显著，因而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Gentle和Maraseni(2012)以尼泊尔偏远山区Jumla区为研究对象，探讨气候变化对依赖雨养农业为生的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结果表明，因气候变化导致的资源退化、粮食短缺等现象对当地居民的生计构成了重大挑战;此外，气候变化对山区贫穷人民来说是一种额外的负担，且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他们未来的生活将面临更多的风险和不平等。Fuhrer等(2014)利用4个缩小和偏差校正的瞬时气候变化情景日数据，分析1951—2050年期间瑞士罗纳流域3个地区(Aigle、Sion和Montana)水和温度相关指数的变化，结果表明，大多数相关影响是由温度变化引起而不是降水，且在较低的农田和牧场可能需要应付与热有关的危险，而在较高的地点以牧场为基础的畜牧业生产是农业土地利用的主要类型，与水有关的问题将变得更加重要。Palomo(2017)针对气候變化对山区利益相关体和生态系统影响的文献相对分散和零碎的现状，对此领域的文章进行了梳理和综述，发现在此研究领域缺乏针对南半球的研究，尤其是在热带冰川可能最先消失的地区。
2. 4 山地农业与经济发展
与国内情况相似，国外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飞期亦对山地农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较为关注。如日本政府为提高山区农业效益，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对国内山区和丘陵地区进行土地改造和农田结构规划(Sato，1983);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Handler(1995)亦根据在山区收获饲料的要求，对山区斜坡机械化的可能性和应用前景进行探讨。在欠发达国家山区发展方面，Dame和Nüsser(2011)以拉达克(印度喜马拉雅山脉)的一项个案为研究对象，研究政治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如何影响山区家庭的粮食安全战略。Sundriyal和Dollo(2013)鉴于动态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背景，研究印度东北部山地综合农业和联合自然资源管理的转型与资产建设问题。Pant等(2014)研究了尼泊尔最贫困地区卡纳利山脉中被称为“农业可持续性转变”的技术、生计和生活方式根本转变的有效途径。在旅游业对农业的拉动效应方面，Choenkwan等(2014)泰国学者对该国东北部山区农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山地在环境、文化、土地利用等方面具有多样性，且特色作物和农业旅游依然为泰国东北部山区农业发展提供了潜力。此外，Choenkwan等(2016)还对泰国东北部山区旅游胜地普鲁瓦区的农业旅游为农民带来的好处进行了量化评估。
2. 5 国外研究评述
通过对国外山地农业文献的研读和梳理，发现国外对山地农业的研究较多侧重于将山地农业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山地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等方面联合起来，且国外对山地农业的研究呈现重畜牧业、轻种植业的特点。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同，即使同样是关注气候变化对山地农业的影响，国外较发达国家更多关注于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欠发达国家则侧重于气候变化给山区农民的粮食安全和生活保障带来的风险等方面，其侧重点与经济发展程度有明显的关联。同时，虽然没有如国内将山地农业与经济发展相联系开展大量的研究，但国外亦对山地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发展前景、高效管理等方面做了较多针对性的研究。
3 山地农业国内文献综述
3. 1 起始期(1960—1990年)
我国对山地农业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在1949年建国后我国对绝大部分山地资源进行系统科学考察的基础上。此段时期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以推进山地农业高机械化的方式来实现山地农业的提质增量，二是山地农业如何顺应山地复杂、多样和立体的气候资源和地形地貌特征来实现山地农业的合理开发利用。
3. 1. 1 山地农业机械化方面的研究 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前奏是农业工具改革(高志学，1960)。原国家农业部(2018年更名为农业农村部)和农业机械部(1994年并入农业部)分别于1956和1960年召开全国山地农具试验座谈会和全国山地农具评选会，旨在通过交流和改进，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高效优质的山地农具。在实行工具改革后，平原旱作和水田地区的机械化成效初步显现，农业产量得到大幅提高，于是加速山地农业机械化也开始备受农业部和相关学者关注。我国山地农业的机械化事业在1971年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后正式发展起来;随后，成立了专门的山地农业机械化情况调研组对国内外山地农业机械化进行情况了解和经验借鉴。石开金(1982)在对日本、瑞士、奥地利等发达国家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山地农业机械化存在农机工业布局不合理、科研力量薄弱、缺乏适当政策支撑等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同时，根据我国国情和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将我国山地农业机械化进程大体分为初步机械化、基本机械化和全面实现机械化3个阶段。冯巍(1983)意识到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在长期内只能是一种选择性的机械化，并对我国山地农业运输机械化进行研究，进而提出开展索道运输机械研究、重点研制山地轻型农用运输车等建议。
3. 1. 2 山地农业顺应山地系统特性方面的研究 1982年，我国组建了亚热带东部丘陵山区农业气候资源及合理利用课题协作组(山农，1985)，用3年时间分别对我国亚热带东部的博平岭、武夷山、神农架等山脉或山地的农业气候资源分布特征、各类农作物气候生态适应性等方面进行调研。此外，周子康(1984)研究地形气候对浙江丘陵山地“立体农业”布局的影响，主要讨论了地形气候与作物气候安全栽培高度、气候安全栽培地段、气候较佳区域或地段等的关系。秦耀辰(1988)通过对伏北山区农业地域系统的形成、结构、特点和开发方向的研究，试图为山区农业地域系统研究和伏牛山地开发探索途径和依据。在对我国热带亚热带山地农业的研究方面，王祥珩(1984)根据我国热带亚热带气候特征及变化规律，结合山地气候影响农业生产的实际案例，讨论如何科学利用山地气候资源，以探求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原则;余显芳(1984)对海南热带山地生态环境进行研究，并建立对山地型立体农业体系的设想，即自上而下可分为中山林业为主的地带、低山林牧为主的地带及山间盆地谷地农林胶软带。
3. 2 发展期(1990—2000年)
此段时期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对山地农业在如何尊重和顺应山地资源环境特性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做更进一步的研究，二是对山地农业如何顺应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变革方面的研究。与此同时，此段时期相关学者对其他地区和国家山地农业发展经验的借鉴及对我国古代山地农业发展的回溯亦不可忽略。
3. 2. 1 山地农业进一步顺应山地系统特性的研究 此段时期的研究较之于起始期，由于观测设备的更新及数理统计软件和方法的运用，其研究对象更显细化，亦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张养才(1992)根据我国农业气候调查和考察资料，指出山地农业气候具有立体性、多层次、多样性和多宜性的特征，建立山区农业气候资源垂直分层模式，根据人力、物力、耕地、物价等社会条件和经济效益等因素约束，应用系统决策寻找山区不同层次的最佳作物布局和农作制，并对山地农业合理布局的生态气候效益及开发山区资源优势的途徑进行探讨。吴忱等(1995)以河北省山地为研究对象，指出山地地形特征具有水平方向的“穿越性”、“区域性”和垂直方向的“多层性”，以地形面的理论为基础，以“区位”“层位”相联合的指导思想，为河北省山地农业开发提出可供参考的5个大模式和16个小模式。在山地农业资源的研究方面，刘彦随(2000)从分析土地类型地带性分异规律入手，揭示了山地农业资源生成、演化及其分异的时间、空间规律，并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和可持续发展原则，提出优化陕西秦巴山地农业资源的空间利用模式和产业经营模式。
3. 2. 2 山地农业顺应经济市场化改革的研究 山地农业的发展道路一直与我国经济政策的改革方向紧密相关，以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对山地农业的发展影响尤为明显，也因此成为当时研究的热点。陈利荣和刘国华(1994)根据广东韶关山区的实际，运用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对山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资源的优化配置、新产品的开发和农业产业的更新优化等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向市场、开辟新产业及突出地方特色等山区农业发展的新构思。王德靖(1994)指出在市场取向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市场经济才是山区农业超常规发展的出路，并强调山区农业应立足资源特征，积极调整农村产业、产品和所有制结构，加快培育新型市场主体与市场体系，以谋求经济体制变革下的新发展。茶洪旺(1996)根据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山区农业发展提出了加快培育山区农村区域市场、建立农业风险基金和大力发展创汇农业等若干思路。
3. 2. 3 借鉴其他地区和国家经验的研究 除了段豫川(1989)、曾玉荣(1986)等对我国台湾和日本的山地农业发展经验之外，其他学者亦对东南亚和欧洲等地区的山地农业发展经验进行了借鉴。朱永亮(1993)对东南亚山地农业土地利用的持续性进行研究。薛启汉(1994)根据主要的宏观经济参数、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可能性等主要因素研究马来西亚山地农业的多样性和商品化前景，并提出山地农业的规划和实施首先要服从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和农业持续发展的宗旨。王强(1996)对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国际山地丘陵农业发展讨论会的会议内容进行总结，提炼出山地农业布局与资源配置、山地丘陵农业的综合开发、资源与环境保护和加快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山区农业未来发展四大方向。
3. 2. 4 关于我国古代山地农业发展状况的研究 作为山地和丘陵面积较广的国家，我国山地农业的耕种历史悠久。刘兴林(1997)对山地崇拜与农业起源的关系进行溯源，根据封土为社、大石为社、立木为社等山地崇拜现象，指出山地与农业起源的密切关系。鲁西奇和董勤(2010)查询历史文献与近年来考古发现资料，考察并论述了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进程，并将其分为3个阶段：(1)自原始稻作农业起源至公元2世纪末，南方山区的经济形态以采集渔猎为主、原始种植农业为辅;(2)自六朝至北宋末，随着河谷、山间盆地渐次被开垦为农田，局部地方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梯田，并建设了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但刀耕火种性质的烧畲仍是南方山区主要的垦耕方式;(3)自南宋至明清时期，浙闽山地、南岭山地、川东丘陵山地等典型山区逐步得到开发，特别是明清时期，各省份交界山区成为主要开发对象，山地利用达到了新的高度。黄清敏(2009)以明清经济契约文书为依据，分析福州散曲区农业发展中体现出的经济性林木种植的商品化以及福州山区水果种植的商品化和山地经营权永佃化的历史趋势。
3. 3 高峰期(2000年至今)
此时段的研究呈现出研究主体和方向多元化的趋势，且量化研究方法逐渐被运用到山地农业领域的研究，其中较显著的有3个方向：(1)在山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初现的情况下，山地农业的研究开始朝山地生态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展;(2)关于山地农业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农业的单一产业领域，而是将其与文化、旅游等产业融合，以期实现山地农业的高效益发展;(3)根据山地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和立体性，山地农业开始主打特色和高效概念，逐渐形成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理论派系，以特色谋生存，以高效谋发展。
3. 3. 1 山区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沈茂英(2004)以攀西川南山区为例对我国贫困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包括合理开发农业后备资源、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及发展特色农业资源产业等能实现山区农业持续发展的对策。赵庆建和温作民(2012)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论述了国际和国内山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现状及其相关理论与方法，并指出了当前山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脆弱性和灾害恢复力研究的重点。付伟等(2013)以生态学的观点全方位解析山地立体农业，提出山地立体农业的生态单元，并用Lotka-Volterra模型解释山地立体农业物种稳定共存的生态学原因，从而在认识上对山地立体农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刘心一(2018)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及加权评分法对2012—2016年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山地生态农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运用灰色模型和Matlab工具对黔东南山地生态农业未来发展进行预测，为相关部门制定农业政策和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参考。
3. 3. 2 与其他产业相融合的研究 张艳芳和任志远(2000)利用景观生态学理论对秦巴山地农业景观空间格局及其动态展开研究，得出地形和人类活动是影响山地农业景观空间格局的两个主因，且人类活动是景观空间格局变动的主要驱动因子，因此建议农业景观的生态重建必须考虑规范人类活动的性质和程度。范水生等(2015)结合山地型休闲农业的地域特征，以福建闽清丰达休闲农业大观园为例，从养分循环、产品生产和文化服务等9个方面构建了山地型休闲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体系，并建立了评价模型。赵波等(2018)以四川山区农业休闲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对四川农业与旅游资源开发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为农业经济与休闲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3. 3. 3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研究 山地高效农业的概念于1994年由彭代平首先提出，但成为山地农业的研究热点是在2015年以后，在现有的文献库中关于山地高效农业的文章有85%为2015年后发表，且每年的发表数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杨成(2015)通过对贵州农业发展历史的对比，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山地高效农业发展进行研究。2018年之前现代山地特色高效的概念虽然屡被提及，但此概念被严格定义是由滕明雨等(2018)通过文献研究的方式，分别从文本推演、农史视角和农业形态视角对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内涵进行深度解读，并对构建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理论进行了思考。同时，周欢和刘洪(2018)对制约贵州山地高效农业发展的耕地细碎化程度高、生产规模小、产业化程度低、技术培训体系不健全和农业科技人才匮乏5个因素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和加强技术指导培训等推动贵州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的路径及对策措施。但是，目前关于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研究多限于其发展现状、机制、困境或理论思考等方面，研究范围较宽泛且缺乏针对某一发展模式的深入研究和量化分析。
4 文献综合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和代表性文章的研读，发现国外山地农业的研究较之于国内有明显不同。在研究热点方面，国外较多关注气候变化对山地农业的影响，山地农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等方面，而国内较多地将山地农业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此外，国内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于如何实现山地农业的高效化、特色化、产业化发展，以期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且国内山地农业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于种植业，国外的研究中畜牧业占较大比例。通过将国内外山地农业研究进行对比，发现国外山地农业研究不断取得多方位进展的原因在于国际山地研究连续推出一系列领域和视野均非常具有科学前瞻性的研究计划。依据国际山地研究计划的科研成果，国外对山地农业的研究便有更多学术性强的科研成果作为支撑，较易于在研究上取得多维度突破。而我国在这方面缺乏主题明确、目的性强的研究计划，很难从科学层面系统、深刻地认知山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分布及变化规律，同时也不能满足我国对山地研究成果的多方面需求。
我国对于山地农业的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研究重点随着时代特征的变化而各有不同，从研究地域来看，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河北、福建、重庆等山地地形覆盖面较大的省份;从研究对象上看，从宏观整体层面渐进到微观農户层面，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从研究方法来看，逐渐从定性分析转向定量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从研究视角来看，从单产业研究到产业融合发展研究;研究方向呈现出从粗放到细化，从单一到复合，从低级到高级的科学合理化趋势。
5 展望
目前关于山地农业的研究增长较快，且研究逐渐呈产业边界模糊化的趋势，对多专业的合作和多领域的协作提出更多要求。这些发展也逐渐与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供给侧改革的主体要求协同起来，但同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陈述：(1)山区作为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问题集中的区域，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加深入地研究山地农业如何以自身资源为基础，注重山地农业开发的生态平衡性、环境友好性、产业复合性和经济循环开放性等方面。(2)山区是我国主要的贫困区域，同时山地农业又是低收入人群的生计来源和生存保障，今后应强化山地农业与扶贫脱贫、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的研究。(3)目前的山地农业研究仅局限于山地这一种地貌类型之上，但实际上往往是山地、丘陵和喀斯特3种地形地貌相叠合，研究领域缺乏该方面内容，使得研究的应用性不强;同时应适当制定相应的山地研究计划，为山地农业的研究提供更多科研成果支撑。(4)在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研究中，虽然获得了一些农旅和农文旅等融合发展的研究成果，但大多处于产业融合的初级阶段。在今后研究中，应更多地在农业生产中融入诸如行为文化、方式文化和组织文化等体验性、参与性强的文化元素，并对提升农业效益和农业旅游吸引力等方面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茶洪旺. 1996. 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发展山区农业的若干思路[J]. 经济问题探索，(10)：38-40. [Cha H W. 1996. Some thoughts o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agriculture under market economy[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10)： 38-40.]
陈利荣，刘国华. 1994. 市场经济条件下山区农业发展新思路[J]. 南方农村，(3)： 33-35. [Chen L R，Liu G H. 1994. New idea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downhill areas under market economy conditions[J]. South China Rural Area，(3)： 33-35.]
段豫川. 1989. 日本山区的开发和利用[J]. 山区开发，(4)： 54-55. [Duan Y C. 1989.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ountain areas in Japan[J]. Mountain Development，(4)： 54-55.]
范水生，陈文盛，邱生荣，朱朝枝. 2015. 山地型休闲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36(7)： 117-122. [Fan S S，Chen W S，Qiu S R，Zhu C Z. 2015. Evaluation on the agro-tourism ecosystem services—A case study of the mountain-type agro-tourism[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ning，36 (7)： 117-122.]
冯巍. 1983. 加速发展山地农业运输机械化的探讨[J]. 粮油加工与食品机械，(3)： 1-5. [Feng W. 1983. Discussion o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agricultural transportation mechanization[J]. Grain and Oil Processing and Food Machinery，(3)： 1-5.]
付伟，赵俊权，杜国祯. 2013. 山地立体农业的生态学解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3(S2)：62-65. [Fu W，Zhao J Q，Du G Z. 2013. Ecological analysis of mountainous three-dimensional agriculture[J].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3(S2)： 62-65.]
高志学. 1960. 关于实現山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J]. 农业机械学报，4(3)： 149-152. [Gao Z X. 1960. On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J]. Acta Agromechanica Sinica，4(3)： 149-152.]
黄清敏. 2009. 文契中的清代福州山区农业商品经济[J]. 农业考古，(1)： 218-223. [Huang Q M. 2009. Agricultural co-mmodity economy in Fuzhou mountain area in Qing Dynasty in Wenqi[J].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1)： 218-223.]
刘兴林. 1997. 山地崇拜与农业起源[J]. 中国农史，16(4)： 3-5. [Liu X L.1997. Mountain worship and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J].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16(4)： 3-5.]
刘心一. 2018. 黔东南山地生态农业发展評价及预测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39(4)： 181-187. [Liu X Y. 2018. Evaluation and predi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Qiandongnan[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ning，39 (4)： 181-187.]
刘彦随. 2000. 山地农业资源分异规律与优化利用模式研究——以陕西秦巴山地为例[J]. 资源科学，22(5)： 27-31. [Liu Y S. 2000. Distribution laws and optimal models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 mountainous region—Taking Qinling-Daba mountains in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Resources Science，22(5)： 27-31.]
鲁西奇，董勤. 2010. 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空间展布[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5(4)： 31-46. [Lu X Q，Dong Q. 2010.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the Southern China[J]. Collec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25(4)： 31-46.]
彭代平. 1994. 论贵州山地高效节约型农业的发展途径及意义[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4(1)： 83-86. [Peng D P. 1994. Signific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ighly economic agriculture in Guizhou mountain area[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24(1)： 83-86.]
秦耀辰. 1988. 山区农业地域系统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7(4)： 19-22. [Qin Y C. 1988. On agricultural territorial system in mountainous area[J]. Regional Study and Exploition，7(4)： 19-22.]
山农. 1985. 合理利用山区农业气候资源[J]. 气象，(7)： 32. [Shan N. 1985.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climatic resources in mountainous areas[J]. Meteorological Mon-thly，(7)： 32.]
沈茂英. 2004. 贫困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对策——以攀西川南山区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32(6)： 1252-1256. [Shen M Y. 2004.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 of the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poverty mountain[J].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s，32(6)：1252-1256.]
石开金. 1982. 关于我国山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探讨[J]. 贵州社会科学，(5)： 15-22. [Shi K J. 1982. Discussion o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mountain areas of China[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5)： 15-22.]
滕明雨，简小鹰，张磊. 2018.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理论思考[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7(6)： 60-65. [Teng M Y，Jian X Y，Zhang L. 2018.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modern efficient agriculture with mountain features[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17(6)： 60-65.]
王德靖. 1994. 市场经济是山区农业超常规发展的根本出路[J]. 民族论坛，(2)： 11-13. [Wang D J. 1994. Market economy is the fundamental way out for the unconventiona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mountainous areas[J]. Minzu Tribune，(2)： 11-13.]
王強. 1996. 国际山地丘陵农业发展讨论会[J]. 世界农业，(7)： 53-54. [Wang Q. 1996.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ill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J]. World Agriculture，(7)： 53-54.]
王祥珩. 1984. 我国热带亚热带山地气候特征与农业多种经营[J]. 山地研究，2(2)： 69-76. [Wang X H. 1984.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 climatic of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region in China and relation to the diversified agriculture[J]. Mountain Research，2(2)： 69-76.]
吴忱，吴金祥，赵明轩，马永红，张秀清，李善祥. 1995. 河北省山地地形面与农业综合开发模式[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1(3)： 35-40. [Wu C，Wu J X，Zhao M X，Ma Y H，Zhang X Q，Li S X. 1995.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l of mountain topography and agriculture in Hebei Province[J]. Geography and Land Research，11(3)： 35-40.]
薛启汉. 1994. 马来西亚山地农业的多样性和商品化前景[J]. 世界农业，(5)： 53-54. [Xue Q H. 1994. Diversity and commercialization prospects of mountainous agriculture in Malaysia[J]. World Agriculture，(5)： 53-54.]
杨成. 2015.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山地高效农业发展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36(5)： 181-185. [Yang C. 2015. The development of efficient mountainous agricultur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Guizhou[J]. Guizhou Ethnic Studies，36(5)： 181-185.]
余显芳. 1984. 海南热带山地生态环境与建立山地型农业体系的设想[J]. 热带地理，4(1)： 1-8. [Yu X F. 1984. The eco-environment of tropical mountainous areas in Hainan and the assumption of establishing mountainous agricultural system[J]. Tropical Geography，4(1)： 1-8.]
曾玉荣. 1986. 台湾山区农业发展措施初探[J]. 台湾农业情况，(3)：7-12. [Zeng Y R. 1986. Preliminary study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easures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Taiwan[J]. Agricultural Situation in Taiwan，(3)：7-12.]
張养才. 1992. 我国山地农业气候资源优势及其合理利用[J]. 山地研究，10(1)： 11-18. [Zhang Y C. 1992. The superiority of agroclimatic resources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 in China and its rational utilization[J]. Mountain Research，10(1)： 11-18.]
张艳芳，任志远. 2000. 陕西秦巴山地农业景观空间格局与动态研究——以柞水县下梁镇为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8(4)： 115-119. [Zhang Y F，Ren Z Y. 2000. Study on agric-landscape pattern and succession in Qinba Mountains region in Shaanxi—A case study of Xia-liang Village[J].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28(4)： 115-119.]
赵波，周楠锋，苟婷婷. 2018. 四川省山区农业休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策略研究[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43(10)： 150-153. [Zhao B，Zhou N F，Gou T T. 2018. On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es regarding agricultural and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Sichuan mountainous areas[J]. Journal of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43 (10)： 150-153.]
赵庆建，温作民. 2012. 多元灾害驱动下的山地农业生态经济：脆弱性与恢复力研究[J]. 生态经济，(1)： 24-28. [Zhao Q J，Wen Z M. 2012. Ecological economy in mountain area driven by multiple hazards：Vulnerabilities and resilience[J]. Ecological Economy，(1)： 24-28.]
周欢，刘洪. 2018. 贵州省山地高效农业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J]. 农场经济管理，(8)： 36-40. [Zhou H，Liu H. 2018.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efficiency agriculture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and countermeasures[J]. Farm Economic Management，(8)： 36-40.]
周子康. 1984. 地形气候对浙江丘陵山地“立体农业”布局的影响[J]. 农业气象，(4)：14-17. [Zhou Z K. 1984. The influence of topographic climat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agriculture” in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of Zhejiang[J].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4)： 14-17.]
朱永亮. 1993. 东南亚农业土地利用的持续性研究[J]. 世界农业，(8)： 9-11. [Zhu Y L. 1993. Sustainabil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Southeast Asia[J]. World Agriculture，(8)： 9-11.]
Choenkwan S，Fox J M，Rambo A T. 2014. Agriculture in the mountains of Northeastern Thailand：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34(2)： 95-106.
Choenkwan S，Promkhambut A，Hayao F，Rambo A T. 2016. Does agrotourism benefit mountain farmers? A case study in Phu Ruea District，Northeast Thailand[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36(2)： 162-172.
Dame J，Nüsser M. 2011. Food security in high mountain reg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impact of food subsidies in Ladakh，Northern India[J]. Food Security，3(2)： 179-194.
Fuhrer J，Smith P，Gobiet A. 2014.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for agriculture in alpine regions—A case study in the Swiss Rhone catchment[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493： 1232-1241.
Gentle P，Maraseni T N. 2012. Climate change，poverty and livelihoods： Adaptation practices by rural mountain co-mmunities in Nepal[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21： 24-34.
Handler F. 1995. Fodder harvesting in moutain areas： Possibilities of slope mechanization[J]. Dlz Agrarmagazin，9(4)： 9-12.
Jodha N S. 1997. Mountains of the world： A global priority[J]. Mountain Agriculture，(4)： 313-335.
Kim S W，Seo Y H，Kang A S，Kim J H，Jung B C，Jung Y S. 2011. Three alternative crops to reduce soil erosion for mountain agriculture in Gangwondo，Korea[J]. Korean Journal of Soil Science & Fertilizer，44(4)： 534-538.
Negi V S，Maikhuri R K. 2013. Socio-ecological and religious perspective of agro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Issues，concern and priority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Central Himalaya[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26(2)： 491-512.
None. 1925. Mountain agriculture[J]. Science，62(1603)： 12-14.
Norfolk O，Jung M ，Platts P J，Malaki P，Odeny D，Marchant R A. 2017. Birds in the matrix：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avian conservation in the Taita Hills，Kenya[J]. African Journal of Ecology，55(4)： 530-540.
Palomo I. 2017.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ecosystem services in high mountain areas： A literature review[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37(2)： 179-187.
Pant L P，Kc K B，Fraser E D G，Shrestha P K，Lama A B，Jirel S K，Chaudhary P. 2014. Adaptive transition mana-gement for transformations to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in the Karnali Mountains of Nepal[J]. Agroec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38(10)：1156-1183.
Rudin S，Schmid O，Knaus F. 2015. Results-oriented approach to biodiversity promotion：Acceptance among Swiss moun-tain farmers[J]. Agrarforschung Schweiz，6(5)： 188-195.
Sato K. 1983.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steep mountainous areas in Japan[J]. Irrigation Engineering and Rural Planning，1983(4)： 23-32.
Sundriyal R C，Dollo M . 2013. Integrated agriculture and a-lli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Northeast Mountains—Transformations and assets building[J]. Agroec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37(6)： 700-726.
Zimmerer K S. 1992. The loss and maintenance of native crops in mountain agriculture[J]. GeoJournal，27(1)： 61-72.
Zuazo V H D，Pleguezuelo C R R，Martínez J R F，Raya A M，Panadero L A，Rodriguez B C，Moll M C N. 2008. Benefits of plant strips for sustainable mountain agriculture[J]. Agronom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8(4)： 497-505.
(責任编辑 邓慧灵)
作者：王秀峰 程康
摘要:中国与东南亚发展农业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已处于起步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加强双边的农业合作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来进行｡
关键词:中国;东南亚;农业合作
一､中国与东南亚农业合作现状
1.双方农业贸易额上升强劲｡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额由1993年的20多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70多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自1996年以来,东盟与世界农产品贸易不断下降,由1996年的521亿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430亿美元,但是东盟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却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自从双方2001年10月达成在未来十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后,2002年和2003年,农产品贸易年增长率分别为36%和41%,2003年双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达到70.4亿美元[1]｡可以看到,双方农业贸易额上升的势头是非常明显的｡
2.双方合作范围扩大,农业技术合作成绩显著｡中国与东南亚农业合作正式得到官方的重视是从2001年11月开始的,中国与东盟第五次领导人会议把农业确定为面向21世纪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到2002年11月,以农业部与东盟正式签署了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标志,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人力资源开发､技术交流､试验示范和促进农业商贸合作等方面取得显著效果｡截至2003年底,中国农业部先后举办了18个技术培训班,内容涉及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动物疫病监测控制､马铃薯丰产栽培､农村能源与生态､农业信息化､食用菌生产和种子管理等领域,近400名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
农业技术试验示范是向东南亚国家展示中国农业技术实力,争取国际信任,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输出和促进农业经贸合作的重要形式｡对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的许多农业技术和设备“价廉物美”,比较实用,易于推广｡就实用技术来看,杂交水稻等农作物栽培技术､温带蔬菜水果､食用菌栽培､畜牧业和淡水鱼养殖业技术､海洋捕捞､动物健康､农村能源技术(特别是沼气)､水土保持技术､农产品(特别是清真食品)加工､饲料加工技术､橡胶苗木培育技术和天然橡胶加工技术等受到了东南亚国家的欢迎[2]｡
3.中国与东南亚农产品贸易品种增多｡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盟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主要以木材､木材加工品和动植物油为主,1994年为最高,出口额达到了19.12亿美元,占当年东盟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94%｡其后,东盟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中的谷物､蔬菜､水果､食糖､鱼类等快速增长,21世纪初,东盟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中,木材､木材加工品和动植物油出口比例下降到仅占总额的50%左右,其他农产品出口量比例上升到约50%,其中,鱼类约占到13%,蔬菜约占到7%,水果约占到7%,食糖约占到6.5%,谷物约占到5.5%｡东盟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同时,中国出口到东盟的农产品主要为蔬菜､水果､谷物､种子和加工食品等｡近几年,中国出口到东盟的蔬菜和水果､谷物和种子､加工食品分别约占其出口到东盟的农产品总额的28%､17%､37%[1]｡
4.中国与东南亚农业贸易长期逆差｡总体来说,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往来一直都是处于逆差的状态,从1993年开始到现在,中国与东南亚的总贸易额都一直是逆差,2004年度更是达到了峰值的201亿美元｡2004年,我国对全球的贸易总量虽然是顺差,但是我国农产品在全球的贸易中是逆差,而且中国对东盟的农产品贸易也处于逆差｡因此,农产品从总体来看在我国国际贸易中属于比较劣势产品｡2004年,中国农产品对全球的贸易逆差约为75.9亿美元;中国农产品对东盟的贸易逆差约为19.2亿美元;因此,中国农产品对东盟10国的贸易逆差约占农产品对全球贸易逆差的25.3%,东盟10国的农产品贸易逆差成为我国农产品全球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农业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1.逆差的长期存在影响双方合作｡在进出口贸易中,任何一方某一产品的长期逆差都必然会影响双方贸易的正常持续进行｡从前文可知,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农业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虽然我国的农业并没有因此而出现受到严重冲击的现象,但是很明显,这仅仅是因为我国与东南亚双方农业贸易额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虽然是长期逆差,但暂时还不会构成太大的冲击｡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随着双方农产品贸易额的不断上升,如果逆差现象得不到很好的改变,会直接影响我国农产品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份额,削弱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双方农产品出口结构仍存在一定问题｡根据黄书权､尹希果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农产品出口结构中,非优势互补农产品占了大部份额｡而且中方对东南亚的农业出口结构中附加值低的谷物占了很大比重,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如园艺产品､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比重较低[3]｡
3.我国农产品已经是比较劣势产品｡通常来说,分析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常用定量方法是显性比较优势法｡它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来对比分析各国农产品比较优势｡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表达了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的出口所占比例相对于世界贸易总额中该商品贸易所占比例的大小;RCA大于1,说明该国该类商品的出口相对集中,该国在这类产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RCA小于1,则相反｡
根据国际组织和国内一些专家对中国农产品比较优势研究,中国RCA值小于1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现为0.5左右,农产品出口从整体上已经丧失了国际比较优势｡这是由中国商品出口总额占世界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快于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农产品出口额的比重上升引起的[4]｡
4.双方农产品贸易额还处在较低水平｡双方农产品贸易额总量也不大,只有几十亿美元而已｡早在2001年,当时东盟与世界农产品贸易总额为430亿美元,而与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仅为30亿美元左右,仅占7%,只是东盟与美国农产品贸易额的1/2,比东盟与日本农产品贸易额少了1/3｡在比上年增长36.1%的情况下,2005年我国对东盟出口农产品也只有24亿美元,与2005年中国对东盟总出口额553.7亿美元相比,很明显,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农业贸易额还是很低的[1]｡
二､中国东南亚农业合作展望
(一)加强制度和政策的协调
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都是农业比重较大的国家,农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各国的经济总体发展,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农业合作是一件互惠互利的好事,各国可以通过农业合作以充分发挥本国的优势,实现战略分工｡对国内经济的发展可以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而要进行合作,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各国相关的制度和政策的协调｡所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开展农业合作首先就是各方制度和政策协调｡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深入,各方的政策协调是比较好的｡在农业贸易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中国与泰国从2003年10月开始实施果蔬零关税,带动了双边贸易,贸易额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120多亿美元｡2004年,中国与泰国签订了包括食品在内的部分商品的零关税协议,双方的贸易额大增｡现在中国已是仅列美国､日本之后的泰国第三大出口贸易伙伴,并成为超过美国､紧随日本的泰国第二大进口国｡这个协议的签订与成功施行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提供了一个获得进出口贸易双赢的范例｡另一个影响较大的协定是2004年“早期收获”方案的实施,将原有的中泰两国果蔬“零关税”安排进一步扩展到中､泰､新三国,当年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突破1 000亿美元大关,达1 05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3%;2005年,根据《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双方自7月20日起降税,受新政实施影响,2005年双边贸易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达1 307.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2002—2005年,年双边贸易平均增长率高达33.5%｡
(二)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农产品贸易是农业合作最基本的内容之一,相对于农业技术和农业劳动力合作,农产品的合作是较为容易实现的合作形式,可以为各方更深层次的合作奠定基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农业贸易虽然从数额上看保持着强劲的势头,但是也要看到关于农产品贸易出现的摩擦也时有出现,贸易壁垒仍然存在,有的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在农产品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的做法,只要求中方对它采取贸易优惠政策,而对于自己的弱势产品则千方百计保护｡从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几个大经济圈,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来看,农业合作要取得进展,各方都需要不断地减少贸易壁垒,加强协商,出台具体措施促进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来推动农业合作的深入发展｡
(三)加强农业技术合作
农业技术是农业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农业技术已经成为深层次农业合作的标志,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条件｡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农业技术方面有很多强项,东南亚某些传统农业强国如泰国,在农业技术方面也有自己的长处;如果想要提高中国与东南亚农业合作的整体水平,加强农业技术方面的国际转移和合作开发无疑是必要的｡对于各方来讲,在农业技术上的交流还可以发挥各方的长处,提升农业的整体质量;对于中国来讲,农业技术合作还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实现走出去的设想的机会｡就东南亚来说,我国在通过开展农业技术交流与输出中,在实现农业“走出去”战略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比如,中国政府无偿援助菲律宾的“中菲农业技术中心”项目已于2003年3月20日完工,目前,技术合作工作已全面展开｡这一项目将有力促进菲律宾杂交稻技术的发展｡再比如,湖南省和印尼的杂交水稻种植示范合作项目也已启动｡中方派出的技术人员指导试种的杂交水稻组合均比当地大面积种植的组合增产,增幅为16.8%~44.7%,对印尼的杂交水稻生产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2]｡
(四)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升级
目前来看,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仍是以初级农产品和农业资源的合作开发为主｡随着各国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也必然会随之升级｡而当前,不仅我国向东南亚国家出口的农产品仍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为主,东南亚国家向我国出口的农产品结构也是较为低级的｡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不断深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将会互相交流传播,这都会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升级｡
参考文献:
[1] 钟慧.中国—东盟自贸区降税对中国农业影响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网转载自《国际商报—中国•东盟商务周刊》,2005-
07-20.
[2] 刘书云,胡丹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年均30亿美元,新华网陕西频道,2004-09-29.
[3] 黄书权,尹希果.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变动趋势研究[J].亚太经济,2005,(6):23.
[4] 张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中国农业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网站2005年第9期.http：/
sdic.caas.net.cn/Z_Show.asp?ArticleID=460
An Outlook of Agricultur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UN Yu-jia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Department, Guangdong Financial College,Guangzhou 510520,China)
Key words： China;Southeast Asia;agriculture cooperation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孙雨嘉
摘 要：发展循环型农业是解决现代农业发展瓶颈的重要举措。文章对其概念、内涵进行了梳理旨在把循环农业的思想更充分地应用在实际生产中。系统地阐述了循环农业的定义、特征、原则与理论基础等，结合国内外循环农业的制度创新和机制研究，分析了循环农业的参与主体、结构层次、技术支撑和法律保障等。研究和运用循环经济理念来指导农业生产，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循环农业，创新发展模式，实现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循环农业；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
文献标志码：B
论文编号：2014-0725
0 引言
自从循环经济思想传入中国以来，政府和学术部门就引起了高度重视，纷纷将其融入到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探索热潮中。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也因此获得巨大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循环经济的思想应用于农业领域，研究成果犹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他们分别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区域出发，对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农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方面贡献了诸多借鉴。毋庸置疑，循环农业在理论内涵方面的研究，对于指导中国的农业牛产实践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1 循环农业的概念
1.1 循环农业的概念及发展
关于对循环农业的定义，可谓百家争鸣，目前还没有较明确、统一的结论。作为一个新生概念，循环农业的理论来源于循环经济理论与农业结合后的发展进程。随着时间的发展，通过与生态学、经济学等理论的结合，逐步成为了一个较为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在此，笔者将不同学者的概念精髓总结罗列如表1。
1.2 循环农业的定义归纳
笔者将循环农业的定义进行了归纳：借助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技术学原理及其基本规律，运用循环经济理论、清洁生产理论、可持续发展思想与产业链延伸理念等，以经济效益为驱动力，以可持续协调发展评估体系和绿色GDP核算体系为导向，优化并调节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及产业结构，按照“资源→农产品→农业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组织农业生产，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避免农业废弃物的产生，最大程度地减免环境污染，提高农业系统物质能量的多级循环利用，使农业牛产活动真正纳入到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中，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循环农业的原则
循环农业的原则同样来源于循环经济，由最经典的“3R”原则发展到现在的“4R”原则、“5R”原则等等，版本繁多。现将极具代表性的几个原则标准介绍如下。
2.1 “3R”原则
最早提出遐迩闻名的循环经济“3R”原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发展局的前局长拉德尔女士带领下专家们研究而出。循环农业同样是建立在“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三原则基础上的。详细展开如下：
2.1.1 减量化或减物质化原则（Reducing）针对总流程的输入端。以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为宗旨。具体是指在农业牛产全程乃至农产品牛命周期（如从田间到餐桌）中减少稀有或不可再生资源、物质的投入量并减少废弃物的产牛量，从而达到既定的生产或消费目的。例如，种植业通过有机培肥提高地力（如利用沼液沼渣灭虫施肥等）、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为节水、节肥、节地、节种、节药、节电、节油、节柴（煤）、节粮、减人（减少从事一产的农民），即“九节一减”。
2.1.2 再利用或反复利用原则（Reusing）针对总流程的中间过程。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减少一次用品污染。具体是指农业资源或产品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使用。例如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冲洗畜禽等等。
2.1.3 资源化或再生利用原则（Recycling）针对总流程的输出端。通过把废弃物资源化以减少末端处理量。具体是指将生产或消费产牛的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生态化，例如秸秆还田。
2.2“4R”原则
循环农业的“4R”原则有多种版本。
2002年，陈锐等在“3R”的基础上增加了以农业系统最优化运行为目标的“重组化原则（Reorganize）”原则。
2005年，崔和瑞提出了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遵循的“4R”原则，即在“3R”的基础上增加了“再回收（Recovery）”原则。
2007年，高旺盛在设计“农田循环高效生产模式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时候，提出了“减量化、资源化、再循环和可控化”的循环农业发展“4R”原则，增加了“可控化”的原则，内涵是可控制有害生物和污染物。
针对不同的原则定义，在2010年4月的循环农业“十二五”重大工程项目顶层设计讨论会议上，与会专家建议，针对中国的粮食问题以及不同地方农业购买性资源的投入水平的迥异，把“减量化原则”改成“适量化”原则。至此，循环农业“4R”原则“适量化、资源化、再利用和可控化”基本成型。
2.3“5R”原则
关于“SR”原则，同样众说纷纭。刘静暖提出，应在实践中加上资源的再牛性（Repreduce）原则和替代性（Replace）原则这2“R”，成为操作性更强的“SR”原则。再生性原则是指在资源的使用中，对可再生资源要在能够保证再生的前提下使用，使资源的消耗速度不高于资源的再生速度。替代性原则是指对不可再生资源应寻求替代性资源，也即开发新的资源。
2005年3月26-30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思想者论坛”大会上，中国著名学者吴季松教授参与了国际循环经济理念从3R向5R转变的研讨，会上提出了5R循环经济的新思想，并获得一致赞同，从此循环农业的发展也有了崭新的指导原则。SR理念在传统的3R理念中新增了“再思考（Rethink）”和“再修复（Repair）”两原则。再思考原则就是一反旧的经济理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还要维系生态系统的稳定，加大监督力度和管理水平；再修复原则是指不断地及时修复被人类活动破坏的生态系统，建立牛态补偿机制。
比起原有的3R理论，SR理论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的拓展和升华。它不只包涵了循环农业在实践中的规范，还在理论水平上对循环农业进行了指导和完善。
2.4 其他原则
此外，在践行循环农业的过程中，还要坚持保育土壤原则、因时因地制宜原则、统筹协调原则、资源合理流动与最佳配置原则、产业结构合理化原则以及综合治理原则等。
3 循环农业的理论基础
在农业领域，随着农业发展的逐步深入，出现了以替代现代化常规农业为核心的“替代农业发展理论”，涵盖了有机农业理论、生物农业理论、生态农业理论、低投人农业理论、自然农业理论、再牛农业理论、持久农业理论等等。尹昌斌等认为循环农业不仅是农业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同时它又是一种产业形态，其过程与管理应该遵循产业经济学相关原理。综上所述，笔者将循环农业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梗概，详见表2。
4 循环农业的层次结构
根据不同的规模，将循环农业划分为3个层次：
规模最小的是家庭层次。这种层次体现在结合农民的庭院种植、养殖和牛活废物等等，通过沼气工程将资源循环利用。
其次是乡村、园区层次。以村镇为单元，将农户的秸秆残留、生活垃圾、畜牧粪便等等统一回收处理，资源化，建立农村清洁社区。循环农业园区方向拥有着更广阔的前景。中国较为成功的代表有：江苏省赣榆海洋经济开发区、雁门关生态畜牧区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上海市崇明县前卫村多功能联动的农业园区模式等等。
最大的是区域层次。就是将农、林、牧、副、渔与相关加工业紧密耦合起来，从而达到产业链的延伸与产业结构的优化。
另外，从农业生产和农业产业的角度来看，吴天马将循环农业较为系统地分为4个层次：产品生产层次、农业产业内部层次、农业产业间的层次以及产品消费过程和消费过程后层次。从侧面反映了循环农业从源头到消费全过程的减量化、资源化等理念。
5 循环农业的保障体系
5.1 循环农业的技术支撑
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丰要分为5类。
5.1.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是循环农业所依赖的核心技术。就是对牛产过程与产品采取整体预防的环境策略，减少甚至消除它们对人类及环境的可能危害。它不仅包含了清洁能源和清洁的生产过程，还有清洁的产品这一方面。
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创新，农业清洁生产遵守循环农业无害化、减量化的原则，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生产和使用“绿色”农用化学品，同时借助GIS等技术提高它们的利用效率，遵循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发展方针。
5.1.2 能源开发及循环利用技术 大力开发牛物质能源，充分利用地层新能源技术，逐渐由高开采、高排放、低利用向低开采、低排放、高利用转化。
5.1.3 废物利用技术 将农业废弃物和牛活垃圾回收分类并进行资源化处理。这里具体指的是农业废弃物的“四化”利用：结合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实践成果，对于生产和生活过程产生废弃物（例如畜禽粪便、人粪尿和秸秆等）采取能源化、材料化、肥料化和饲料化4种模式。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有秸秆的能源化和饲料化以及人畜粪便的沼气化和肥料化。
5.1.4 污染治理技术 通过环境工程技术来净化牛产过程末端所产牛的废弃物来实现污染控制，从而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
5.1.5 定量分析技术在国内，循环农业的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有HDP法（人文发展指数法）、BPEIR模型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类分域评价法、可持续发展评价法等等，在此不再赘述。
5.2 循环农业的法律保障
5.2.1 国外循环农业的法律保障体系 德国曾经是化肥、农药的生产和使用量最多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展循环经济立法的国家。自从循环经济的理念诞牛以来，德国对农业生产的全过程都以循环经济为指导思路制定了法律法规，无论是水、土壤、大气还是耕作制度、农产品质量、生物多样性等各个方面都加以规范。同时，德国的法制建设也走在世界前列。在1978年宣布“蓝色天使”计划之后，德国制定了《废物处理法》和《电子产品的拿回制度》。为禁止农民于每年11月15日至来年1月15日在农田施用厩肥，德国又于1989年正式立法，同时在政府补贴上向生态农业倾斜。进入可持续发展时代后，遐迩闻名的《循环经济和废物清理法》于1994年制定出来（1998年修订），把循环经济思想推广到所有的牛产部门。之后，德国先后制定了《垃圾法》、《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持续推动牛态税改革法》、《森林繁殖材料法》和《再生能源法》等等。
美国的立法注重防患未然、未雨绸缪。它早期的农业环境立法包括农业法中的土壤银行计划、耕地保护计划、《废弃物处理法》、《土壤保持法案》、《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资源保护与回收法》等等。1990年，美国又将《污染预防法》中规定的“尽最大努力预防或削减污染源”作为了一项国策。在固体废弃物管理方面，美国《综合环境影响、补偿和责任法》和《资源保护与回收法》两部法律对废弃物的资源化、无害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是世界上比较完备，它的发展模式为三个层次，即基本法统率综合法和专项立法。第一层是日本的基本法，由《环境基本法》、《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和《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计划》构成。他们明确了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原则等等，规定了组织者、参与者所承担的责任、义务。第二层是《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和《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两部综合性的法律。最后，1995年至2000年期间，日本结合不同产品的性质制定了五部专项立法，依次有《促进容器及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和《绿色采购法》。为调动举国上下都参与建设循环型社会，日本政府颁布了《环保商品购买法》和《循环型社会白皮书》并率先购买和使用环保商品，进一步增进国民观念的深化。
瑞典最早的有关农业环境保护法规在1970年左右便开始制定。到20世纪末，《农业环保法》的出台较为系统地规范了其循环农业的牛产操作。此法不但明确了“污染者补偿原则”、节省原材料和能源的“生态环境原则”，还规范了水、肥料、农药等的用法、用量，强调了官方的监督作用价值。
西班牙的农业环保法制化自1989年展开序幕，标志是当年通过的《生态农业属名条例》。通览该国的法律法规，囊括了欧盟法、国家法和地方法3个层次。因此，西班牙既要严格执行欧盟的法规，也要将其作为本国法规的制定依据。举例来说，西班牙对来自牛态农业与牛态牧业的产品在生产、加工、包装、进口等方面的规定就是参考欧盟的标准。
5.2.2 中国循环农业的法律保障体系 中国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将资源环境保护的相关理念纳入了议事议程。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了10余部环境保护法律和20余部资源保护法律，包括《水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和《清洁牛产促进法》以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其中在《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循环经济”一词得到了明确使用。其对于清洁生产措施的规定以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的规定“实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体现了循环农业资源利用节约化、牛产过程洁净化、废物循环再牛化的特点。同时，《2006-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也支持中国循环经济的建设并将其作为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循环经济促进法》，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的框架构建对于指导农业生产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第一条明确了将缓解中国当下面临的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作为宗旨，提出将开源、节流和环境保护这三方面统筹协调起来。然而，中国的立法尚不健全，例如，中国只是在《森林法实施条例》、《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退耕还林条例》等行政法规中涉及了循环农业方面的相关内容，但是专门的关于循环农业的行政法规呼之欲出。
6 循环农业的前景展望
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以及现代农业的发展历程，不管是发达国家的“石油农业”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都没能摆脱农业牛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残酷现实。这些农业模式虽然能够快速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对牛态环境的损害。由此可见，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农业发展方式的不当都是严重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随着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问题愈演愈烈，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从而大幅度延缓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因此，研究并运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农业生产，转变增长方式，创新发展模式，坚持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可控化、废物循环再生化、产业链接生态化、大众消费绿色化，追求生态系统服务的持久力、最大化，是当前面临的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是中国农业发展也是发展循环农业的必然选择。
作者：胡晓欢 王雪超 董孝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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