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

第1篇：儒家文化

早期现代新儒家的儒家文化继承与发展

摘 要：清末民初加快的西化进程，是政府摆脱积贫积弱的必然选择。学术界伴随这种选择过程，关于中西文化先进性大讨论也越发激烈，导致民族文化自信在思想界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基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双向性辩证关系，早期现代新儒家从国家乃至人类社会长远利益考虑，致力于将儒家文化从政治绑缚中剥离而予以继承和发展，以求实现其历史脉络与社会价值的延续。

关键词：早期现代新儒家;儒家文化;科学技术观;文化自信

20世纪之交，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作用力，形而下者的“器”之学取代形而上者的“道”之学已成大势所趋，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开始彻底冲击国人旧有的思想观念。与此同时，儒家文化该往哪里发展，儒家文化能否在科技时代具有生命力等等，这些近乎成为当时学者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在对儒家文化社会价值一片怀疑甚至否定之际，早期现代新儒家的问世可谓正当其时。他们延承旧有研究的优点，也主动在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时代将儒家文化融入其中，以积极的态度认识和评判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价值。因此，早期现代新儒家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学术群体，他们在关注科学技术创世价值中也能认识到治世价值需求，从而呼吁当时学者该持有的思想主旨，是“不仅有义务延续或复兴儒家文化使命，也更应在儒家文化自身危机及社会信任度骤降的时期，要通过积极会通中西文化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同时，能从根本上帮助儒家文化在工业社会中彰显其价值与地位。”[1]《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正是从科学技术推动而出现的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论述早期现代新儒家几位代表人物立足科学技术时代的人文关怀取用原则，反映出他们在突破传统考据辞章研究方式中形成与实际紧密结合的不同路径的探索，展现出他们在理性思考后而致力于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一、张君劢宏观的民主宪政之路

张君劢主要是通过对比中西方政治制度，强调中国学习西方政治先进性，以此主张对儒家文化做积极的调适，从而成为了早期现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张君劢这种以政治为宏观方向的努力，不仅与他主要学习的是西方政治学有关，也与他几次欧洲游历所目睹科学技术带来的欧洲乃至世界的负面效应有关。

“科玄论战”反映了张君劢关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局限性这一观点，他最先提出了人生观问题是科学所无能为力的。当“论战”的对手将矛头指向张君劢是反科学主义者时，他则始终强调不能偏离人文关怀解读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价值，这是抗衡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重要因素。在张君劢看来，要制衡西方科学技术带来的对外征服的张力，推崇人本的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内在修为则是最优的帮扶手段。因此，张君劢作为“两栖奇才”而在政治与哲学之间往返，但他的民主宪政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化情节，在科学技术时代折射出浓厚的人文关怀意蕴。张君劢寄希望于能够实现政治与学术的沟通，是要借助政治主张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所表示的一方是权利，一方是自由。”[2]当然，张君劢这种政治主张并非是对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人思想的简单嫁接，而是在汲取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情而形成适合自己的民主宪政思想。

儒家文化发展到清末民初，它所担负的政治价值到底有多大，这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主要内容。张君劢研究中西方政治制度及其引领文化的优长劣短，架构的政治之路不仅有儒家文化特征，也有西方议会制度、三权分立等特征。《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对于张君劢关于这两种特征的对比不够充分，尤其是没能清晰演示出张君劢构建的新政治之路的逻辑谱系，只是更多集中在科学技术观视域内进行讨论，如此反而削弱了张君劢所主张的中西政治制度都有所改进的客观立场，从而没有反映出张君劢政治思想的民族文化自信的初衷。

二、梁漱溟中观的乡村建设之路

梁漱溟是在西方功利化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的，但其因青年时特立独行而受到佛学熏陶，最后又因父亲自杀的怆痛而坚持儒家文化的入世立场。因此，梁漱溟一生的思想历程，完整地实现了中西印文化的交融，最终立志于为弘扬、复兴儒家文化而鞠躬尽瘁。当然，梁漱溟在中西印三家文化对比中发现，儒家文化自其源头精义，就是在对现实人的安居谐存的追求中实现一种共有的生活态度，特别强调的是个体人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与人生理想，并一定投之于现实生活才能体现出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

梁漱溟所意识到的中国未来的现代化，从根本上离不开社会民众尤其是农民的觉醒。因为，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变革作用是全面而立体化的，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要随之做出应有的调整，否则都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掣肘，这些应该被普通的民众所认识和掌握。所以，在梁漱溟看来，工业化的知识不仅是国家救亡图存之道，也是国家安邦立邦所需的群众基础。因此，他才明确提出了“民众教育不在乡村建设上做功夫，则民众教育必落空;乡村建设不取径于民众教育，则一切无办法”[3]的观点。唯其如此，梁漱溟投身当时的乡村建设洪流，类似于泰州学派将儒家文化带进百姓的寻常生活之中，致力于让底层民众能够尽快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

梁漱溟从北京大学辞教而投身乡村教育运动，虽然是顺应当时社会开展乡村建设的洪流，但是他在具体的探索方式和內容上与晏阳初、陶行知等方式还是具有明显的差异。《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对于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关于科学技术教育实践进行了阐述，也对这种教育探索如何承接儒家文化社会价值的宣扬有所提及，但没有与同时期其他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乡村建设进行对比而体现他个人的独特性。因此，论著关于梁漱溟的乡村教育也就未能进行深入而准确的研究，对于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和目标，还是应该放入到当时特定的社会建设的思潮中进行分析和挖掘。

三、熊十力微观的内圣外王之路

熊十力早年为挽救民族危机而热衷于革命的变革方式。但是，伴随个人的革命经历和看到的革命结果，都未能达到他所预期的助推国家走出困境的效果，反而使得自己一度在极端消极的思想状态中沉迷佛学研究而离群索居。然而，有感于拯救世人的儒家文化的精神感召，熊十力很快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偏见而使之发生转向，明确选择以儒家文化为主脉而实现“导人群以正见”，力求做到唤醒民众个人的精神追求而自觉迎接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带来的思想挑战。

作者：赵紫薇

第2篇：何谓“儒家文化特区”

近年来，张祥龙教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建立儒家文化特区”，说是“旨在复活一种儒家的社团生活：以家庭为根，以农业为主，有自己的教育体系、政治结构、技术结构”;“找一个偏远的、不碍别人事儿的地方，‘还从物外起田园’，建设我们自己的一个充满生机的天地”，“呈现一种美好的生活，施教化于无形”。

张教授在设计这一美好蓝图时，还引北美的阿米什社团为据，“不想成为主流，也不想影响他人”，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复活一种儒家的社团生活”。这些听起来似乎有些动听的话，我怎么听着就像是痴人说梦呢?阿米什人系德裔瑞士移民，他们的祖上从18世纪就开始移居美国了。也就是说，阿米什人社区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况且，他们使用的乃是一种独特的高地德语方言，若从语言追溯，其历史就更加久远。儒家文化虽然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但它百年之前一直是以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统治天下的，中国从来没有过一种孤立存在的儒家社团或社区。张教授臆想找一个偏远的地方，招呼他的同仁带领他们的门徒，建起一个“文化特区”来，怕是有些异想天开。试问，这个特区与世隔绝吗?“物外起田园”，是否使用现代社会的各种器具?凡以孔孟之徒自诩者，无不以西方文化为敌;可通观当今中国，从家庭到社会，还有多少古代农耕社会的物件存在，又有几样器具不是从西方引进来的?实际上，即使是张教授所参照的阿米什人，也并非一律拒绝现代文明。随着社会的发展，阿米什人早已分化成若干团契，有些新社区就早已使用电话、汽车等现代工具了。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还梦想回归“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怎么可能呢?今天的欧美甚至日本，一个大农场往往只需几个人就可以管理了。一个“偏远”的儒家文化特区，倘若十几个、几十个人即可完成特区从耕种到收割再到制作成品粮的全部过程，其他的人又该干什么呢?统统穿上张教授设计的儒者服饰，按照张教授设计的儒家礼仪，待在特区的“帐里”摇头晃脑地读经?

张教授特别看重家庭，说他的特区是“以家庭为根”——这就越发令人匪夷所思了，莫非当今世界已经拔掉家庭这个“根”，抑或张教授在美国游学的那些年，曾经目睹过美国家庭的纷纷解体?在不少儒家士人的眼里，似乎只有传统中国才重视家庭重视亲情，西方人或者接受西方文化的人，大多都“无父无君”，家庭也不稳定，离婚率还特别高。表面上中国的传统家庭确实“稳定”，但这种稳定是以宗法制度为前提的。就拿“离婚率”来说，传统中国根本就没有离婚一说。女人对自己的婚姻没有丝毫的发言权，再不满意也只能忍气吞声地在这个家庭待一辈子。男人就不同了，对婚姻不满意或者厌倦了，可以休妻再娶，或者用不着休，只管纳妾就是。这样的家庭岂能不稳固?离婚率0%嘛!就笔者有限的了解，西方社会对家庭的重视，父母与子女之間的亲情，一点儿都不亚于中国，反倒比中国更加平等，更富有人性。今年是中德青少年交流年，据媒体介绍，“德国青少年(12—25岁)与父母关系良好，高度认可父母的教育方式，将父母视为是自己的最重要的榜样”;“这说明，当前的德国父母更懂得尊重孩子的愿望和需求，知道如何与孩子交往”(《中国青年报》2016年4月9日)。与一味强调“孝悌”的中国传统的家庭相比，这种以平等的爱和尊重为纽带的现代家庭，是不是更值得称道?所谓“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家庭主义”，不过是想复旧中国历代的家长制罢了，而家长制恰恰是皇权专制的基础。说什么“以孝悌为根，以仁政为本”，可国人讲“仁政”讲了两千多年，其目的不就是想拥戴一个有道德的好皇帝么?儒家仁政与现代宪政怎么能够同日而语呢?“儒家特区就是公天下”，这“公天下”不仅概念模糊，而且根本行不通。洛克说“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既是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所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也是他死后的三百年来，许多国家以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所证明了的至理名言。

即使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遗世独立”的特区也毫无可取之处。中国历代封闭的小农经济给我们的教训够多的了，哪来的“充满生机的天地”?张教授所心仪的阿米什人社团，由于世代封闭，遗传病不是早就困扰他们了吗?地球已然被视为一个村庄，你却率领一帮“三纲五常”的“遗老遗少”去建立什么“儒家文化特区”，当是“过家家”“做游戏”呢?

作者：周拓

第3篇：儒家经济文化

摘 要 儒家经济文化在东亚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弘扬儒家经济文化，不仅有利于增强东亚各个国家的文化认同，更能够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建设。

关键词 儒家经济文化 东亚经济一体化

近年来，东亚各国合作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东盟和中日韩“10+3”合作机制则被认为是整个东亚地区合作的主渠道。①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出席第十七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明确提出要将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作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方面。②欧共体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曾经说过：倘若我今天开始建设欧洲经济共同体，那我首先将从文化方面入手。③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通过文化认同构建一个欧盟经济实体的重要性。那在东盟“10+3”体制中，文化认同是否有可能实现?

儒家文化在东亚可谓影响深远。儒教文化圈，是一个大文化圈不确切的简称，指的是中华传统文明在东亚影响所及的地区，包括中国(含香港、海峡对岸的台湾)、日本、南北朝鲜、东南亚诸国，部分影响远及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的华人社区。这个大文化圈不论在人种、书面文字系统、家族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历史形成的共同性与相关性，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或西亚北非伊斯兰教文化圈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而儒家经济文化在近代东亚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首先，东亚各国普遍存在“职分观”思想。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宗教运动中已经形成了职业劳动观念。商人应该适应自身的身分，克己作为商人的“职分”。其次，以职分观为基础，发展出财富观、勤俭观和劳动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戒。明清商人虽无清教徒的“天职”观念，但也表现出一种超越精神，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价值，即所谓“创业传统”。此后日益把“勤”从治学为国的社会伦理、政治伦理演变成治生理事的工商伦理。东亚的儒学传统一直强调勤勉、节俭、珍惜光阴、忠诚、正直等美德，这些美德是东亚社会形成工商节俭伦理的宝贵传统资源。只要这些传统精神伦理经过创造性转化为现代的精神伦理，就可以成为东亚合作的核心内容。另外，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人有一种与国家和社会命运息息相关的责任感，这尤其体现在企业家的身上。而一个由道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政府对东亚国家经济的发展起着主观调控作用。而这主要体现了儒家经济文化对经济制度的影响。

以此为基础，儒家经济思想在东亚近代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新加坡，儒家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在道德建设上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政府不惜耗费重金礼聘海外著名儒家学者余英时、杜维明等学者宣扬伦理思想，在国人对政府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的好处有了共识之后，组织编写“儒家伦理课程”，全面开展儒家伦理教育，新加坡是第一个将儒家理论编撰成课本在学校里当成道德科目来教学的国家。

如何充分发挥东亚地区相通的儒家经济文化并将其转化为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精神动力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为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努力。

首先，弘扬儒家经济文化，用儒家经济文化指导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儒家经济文化追求“先义后礼”的经理伦理观，“均无贫”的经济分配原理和“俭以养德”的政治经济学原则，这对于中国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极端的功利主义会造成人们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滑坡。儒家经济文化倡导重义轻利的观念对国家经济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过度膨胀的功利追求现象发挥制衡作用。“均无贫”的社会理想有助于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参与者关注他国收益，最大程度满足各方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俭以养德”的思想则鼓励东亚国家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合作的深化。其次，积极完善文化合作机制与平台，充分发挥应中国—东盟中心、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作用。中国应主动与东盟国家签署一系列文化交流合作协议，指导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儒家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第三，重视文化品牌的培育，培育一批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品牌。将儒家经济文化与文化品牌相结合，以文化品牌为载体扩大儒家经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第四，积极创新文化交流形式。如积极建立孔子学院，赢得东亚各国民众对于儒家经济文化的支持。

注释：

①刘渝梅.东亚地区合作与中国的软力量[D].华东师范大学2007届博士生论文，第86页.

②新华网.李克强出席第十七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强调加强10+3务实合作.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13/c_1113240065.htm.

③曹德明.文化视角下的欧盟研究[M].上海外语出版社，2009：135.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作者：李航

第4篇：儒家文化与现代营销

摘 要：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不仅影响人们的立身行事更对企业的营销活动产生影响。从儒家思想的入世有为、以人为本、为政以德、以礼治国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些思想对企业营销观念的指导作用以及将其应用于现代营销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现代营销;儒家思想;营销观念

一、儒家文化与营销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思想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研究这些差异，分析儒家文化对营销管理的影响，对提高营销管理水平是很有必要的。

儒家文化有“重修身、讲仁义”的特点，即重视伦理道德修养，主张个人修身养心，“修身”被摆在第一位，通过“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躬身修己首先讲“仁”。“仁”作为生活的最高道德标准，它同时也涵括了忠、恕、礼、恭、敬、勇等世俗道德的全部内容，其“仁”的主旨，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正人先正己”，既要洁身自好，有所作为，又要助人、爱人，并从道德上积极引导人。但“修身”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达于“治平”的理想社会的手段：人们自我内省，知己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便没有冲突，关系和谐，社会也就成为太平盛世。其次讲“义”。关于义利关系，儒家文化认为应该“贵义贱利”、“义以为上”。在这里，孔子并不是一概否定人的欲求和谋利心理，他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关键是要得之以“道”，甚至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他主张“义然后取”、“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倘若义利相冲突，宁可选择义而放弃利。

儒家文化的这一特点对营销的影响，表现在营销活动中即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绝不能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在营销活动中，要“义利两全”。重义，即让人们成为“金钱的主人”，不搞欺诈行为，避免纯功利主义造成极端个人主义，导致人们道德沦丧;求利，即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服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在这一方面日本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涩泽荣一提出的“《论语》+算盘”的经营思想，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义利观。

二、儒家文化与营销观念

（一）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营销中“绿色营销”观念

在儒家文化看来，人是整体宇宙中心的一部分，天人相互协调，天和人是同类。“天命之谓

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即认为人性与天性相通、人道与天道同源、人命与天命合一。先秦诸家以孟子为代表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思诚致仁，“尽心、知性、知天”，以人心昭显天下，体证天心，在精神领域完成天人合一的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注重人伦道德教化，以人伦道德教化代替对物质世界的征服，以对人身理想的追求代替人身现实的享受，从而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间的相互适应、和平共处、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

现代社会在飞速进步，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在享受征服自然成果的同时，也遇到了自然资源有限的挑战。怎样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天人整体观，促使人们去寻求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机体的普遍规律，不仅要推己及人，还要推己及物，追求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环保的需要，体现在营销上就是树立绿色营销观念、实行绿色营销（GreenMarketing）。绿色营銷就是在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争取适当企业利润的同时，兼顾社会环境利益，由此开展的系统性营销活动。

（二）儒家文化“重责任，讲奉献”特点与现代营销中社会营销观念

儒家文化把伦理道德的地位置于一切社会发展因素之上，无论是为人还是治世，都是以道德取向高于一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伦理道德成为支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日常规范。在儒家思想中，个人和群体、家族是无法分开的，这样个人的言行就不再是为自己负责，而是为群

体和家族负责，个人价值在他所处的群体中变成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和责任，个人价值也是通过他对集体、国家、君主的个人牺牲和奉献来实现。儒家文化的这一特点对营销管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营销的全局观念上，企业营销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满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企业应为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社会营销观念。

（三）儒家文化“重感情，讲仁和”特点与现代营销中关系营销观念

儒家文化有“重感情，讲仁和”的特点。儒家文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释为“仁者爱人”，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主张人与人交往要待之以礼，待之以诚，互敬互爱，“礼之用，和为贵”。人们崇尚礼仪，能以宽容态度待人，推己达人;追求天下大同的“治平”理想，以及个人价值只能在宗法家族交织的关系网中得到体现，使人们特别重视亲缘、物缘、业缘等感情，认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人们追求的是人际感情合一和社会的和谐。“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使企业的管理者认识到人际关系在营销中的作用，学会利用公共关系打开市场和占领市场。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关系营销观念，实行关系营销。

三、结论

纵览古今，许多华夏子孙以民族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人处事，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在现代企业营销管理方面，同样有很多企业家借助儒家思想建立起特有的企业营销文化，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企业奠定了深厚的企业营销文化基础。例如，把这种文化应用到品牌文化策略中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品牌甚至是一套系统的营销管理策略与理念，在全球经济界进行推广。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因此，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营销思想体系，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营销理论，深入探讨现代营销实践活动，更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吸取其营养。

参考文献：

[1]彭正穗.孔子与商战伦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2]胡正民.中国营销——对策与创新[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作者：左佳辰

第5篇：儒家文化与公司伦理

摘 要：文章首先对什么是公司伦理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伦理理论的内在联系及儒家文化对形成正确的伦理原则和进行正确的伦理决策的重要作用。最后，论述了儒家文化对形成正确的公司伦理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儒家文化 公司 伦理

公司从产生之日开始就与伦理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最早由政府特许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到后来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大型跨国公司；从因财务欺诈破产的美国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安然集团（Enron）到在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破产的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从国内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到一些上市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漠视，无不折射出公司伦理的重要性，可以说公司伦理是公司的灵魂。儒家文化从个人修身逐步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核心价值观对个人和组织的伦理的形成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儒家文化在形成正确的公司伦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什么是公司伦理

“伦理”一词的英文“Ethics”来自希腊文“ēthos”，意谓“品格”（character）。在梁启超撷取日译“伦理学”一词之前，“ethics” 一词有许多中译法。早在明末，耶稣会试士艾儒略（Aleni，P.Julins，1582—1649）在介绍西学分门别类里，有“厄第加”一科，应是拉丁文“Ethica”的音译，意为“修齐治平之学”，又译为“察义理之学”。近代的迻译则不胜枚举，若“劝善书”（1844）、若“伦类”（1848）、若“修齐之理”（1863）、若“性理”（1864）、若“修行之道”（1866）、若“五常”（1866）、若“是非学”（1889）等等。清末著名学者严复（1854—1921）于《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则音译为“伊迪格斯”或意译为“德行之学”；惟尔后在迻译《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则改采用“伦理学”一词。“伦理学”一词虽为舶来品，但“伦理”一词则极早见诸古代汉语，例如《礼记·乐记》便载有：“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汉代的经师郑玄注道：“伦，犹类也。理，分也。”意谓事物的条理。贾谊的《新书》中则明显具有道德的意涵，如“商君（鞅）违礼义，弃伦理……秦俗日败”{1}，此处的“伦理”即为人伦道德之理。梁启超的《新民说》一书中，提出“培养公德”，而梁氏之看重“公德”，系从提升国民素质的思路出发。在他看来，“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新、旧伦理之分野即在于此。而中国人最缺的，乃是“公德”。“旧伦理”所重者“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新伦理”所重则是“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2}以分类而言，“旧伦理”以“五伦”为代表，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新伦理”则分“家族伦理”、“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按照这样的分类，笔者认为，公司伦理应该属于社会伦理，但家族公司伦理也会受到家族伦理的影响，而国有公司伦理也与国家伦理存在一定的联系。

公司伦理是公司一种负责任的决策过程。公司的伦理决策不仅仅限于具有巨大社会影响的公司重大决策。其实，每位员工以及处在管理角色中的每一个人，都面临需要进行伦理决策的时刻。并不是每一项决策都能够从经济、法律或者公司的规则和章程中找到依据。通常的情况是决策者会遵照个人的价值观和原则来进行伦理决策。

二、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伦理理论

在商业伦理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几种伦理框架分别是功利论（utilitarianism）、道义论（deontological）、正义论（social justice）和德性论（virtual ethics），这些伦理框架同样适用于公司伦理。功利论起源于18世纪到19世纪的政治哲学。功利主义告诉我们，应该选择对整体结果“更好”的方式来做事。“更好的”结果就是对人类有利的结果：幸福、健康、尊严、正直、自由和尊重所有的人。功利主义的本质是依靠结果做决策，伦理或非伦理的行为由结果来确定。伦理功利论对做出负责任的决策有很大作用，但功利主义也提醒我们必须考虑所有受决策影响的人的利益。道义论强调决策应该以原则为重，而不是以结果为重，因为基于结果而进行的决策只能是负责任的决策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结果不能证明手段的合法性。伦理原则可以被看作是种规则，这些规则的来源包括法律规定、社会角色、公司内部角色。法律是一种我们应该遵守的规则，即使它并不能使我们增加幸福感。作为社会角色，我们必须遵守很多基于社会角色的义务。在公司内部存在很多基于角色的义务。每个公司都规定了一系列希望员工遵守的规则。关于伦理的正义论，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了一个最具有影响力的正义论。这个理论认为基本的伦理制度作为必要的含蓄的契约来保证社会合作。罗尔斯的理论包括两个主要成分：一种决定正义原则的方法以及这个方法发展出来的特殊原则。用罗尔斯的话说，他们在“无知之幕”后走出来时，必须遵从在“无知之幕”掩盖时制定的规则。为了确保每个人被当成目的而非手段，这些人必须对全体原则达成一致。这些最初的条件，罗尔斯称其为“原始位置”，它保证所制定的原则是公平的，这是罗尔斯公平概念最基本的价值。罗尔斯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公平是一个公正决策和一个公正组织的最核心元素。罗尔斯从这个原始位置出发提出了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来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第二个原则认为社会的利益和负担应该被平等分配。只有在社会中最底层群体会获利时，不平等分配才会被证明是合理的。伦理的德性论把问题的关键从一个人应该如何做，转移到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德性论更加强调我们品质中情感的一面。德性论承认我们的动机——兴趣、需要和欲望不是每天可以重新选择的事。相反，人类根据自身的品质来做事。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些品质特征根深蒂固地跟随我们。

儒家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儒家是指孔子开创的一个学派。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距今2500多年的历史了，因此，儒家学派也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这套核心价值观是跟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处境和生存条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国人生存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对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

首先，从伦理的功利论来看，儒家文化有利于选择对整体结果“更好”的方式来做事。在儒家看来，社群比个人重要。个人只是个体，社群小一点来讲是家庭、家族、宗族、社区，更大的则是国家、民族。儒家的终极关怀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点就是天人合一。自然与人的和谐，宇宙、万物和人类有共通的本质、共通的法则，都是天人合一的内容。第二点，万物一体。到了宋代、明代的时候，这种观念越来越强烈。如北宋哲学家程颢讲的，这不是一个存在论的表达，这是从一个境界上来讲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万物看成和你是一体的。这是一种非常高的人生境界。第三点，叫“保和太和”。这是《易经》里面的话。保合太和就是最广泛的、最永久的和谐。儒家文化主张的不仅是一个社会的和谐，它是小到人的身心和谐，大到家庭、社区、国家的和谐，更大变成整个宇宙的一个永久的广大的和谐。功利主义认为，负责任的决策需要关注结果，但我们必须考虑所有受决策影响的人的利益，这一点与儒家文化是相通的。

第二，从伦理的道义论来看，儒家的“礼”以及儒家知行合一的实践取向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原则并按照伦理原则进行决策。儒家的“礼”在儒家文化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儒家文化中比法律法规重要得多。关系本位的中国文化模式决定了，只有礼才代表一种积极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礼制好比是一种积极的制度，而法制则只是一种消极的、以防范为主的制度。“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一观点所传达的重要信息就是，人心的整合，特别是人的主动性的调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当人们愿意主动、自觉地维系某种精神或价值时，制度的意义才能体现出来。从伦理的道义观来说，要遵守某些伦理原则，“礼”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人们受到“礼”的约束，才会自觉遵守伦理原则。儒家“礼”的重要功能，就是协调预期、定分止争。这一点荀子讲得很清楚：“人生而有欲，欲而不能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不必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运》）一个社会，大家都有欲望，就会出现冲突，协调冲突就需要一系列的规范，按照这些规范行事，就是伦理的道义论强调的基于伦理原则的决策。

儒家的实践取向，即知行合一。在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思想领域里得到最完整的表述。他说现在的人把知和行分成两件事做，以为先知后行才是对的，我先去求知，等知求好了，然后再去行。他说这个不行，实际的结果是终身不行，终身不知，因为知是永远求不尽的，所以实践就永远不能实现。他批评朱熹讲的先知后行，知先行后。他针对明朝的情况说朱熹的这种思想有不好的结果，所以他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说我今天说知行合一是要对症下药，社会有这种病，不是我杜撰。知行合一是中国儒家实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伦理的道义论强调一些决策应以原则为重，而不是以结果为重，这里强调的是以原则为基础的决策实践。这些原则包括法律、不同的社会角色应该遵守的规则以及不同组织里的成员应该遵守的规则等。现在问题不是缺乏相关的法律和规则，而是这些法律和规则虽然存在，但不能得到遵守和执行。比如在企业中存在很多基于角色的规则和义务，每个企业都规定了一系列希望员工遵守的规则。有时是明确规定的行为规范，有些是员工手册里的规则，而有些则仅仅是领导简单的规定。如何使这些规则或规定得到落实和执行，儒家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是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的。

第三，从伦理的德性论来看，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高尚人格和品德，从而有利于个人基于人格和品德的决策制定。人格和品德的儒家在人生的态度上，主张刚健有为，宽容和谐，中庸之道。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主张公私义利，志士仁人，君子理想。儒家认为，个人道德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公和私、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公是更大的集体利益，私是我们个体的，小家庭的利益。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就是我们要能够在面对重大道德选择的时候敢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完成道德理想。这是儒家的精神。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非常讲究自由独立的人格。孔子讲，你当臣子，对你的上级、你的君主只是以顺从他作为根本的原则，这叫妇妾之道，不是大丈夫之道。什么是大丈夫之道？就是孟子所说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可见，儒家文化是主张一定要保持大丈夫的人格。儒家的君子理想是一种激励机制。“君子”不是先天给予的身份，而是做人的标准，或者说是后天论功行赏的奖章。一个人具有仁爱之心，又能约束自己，道德高尚，就被视为君子，而相反地，损人利己者被视为小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正是能克服囚徒困境中机会主义行为的人。在儒家看来什么样的人才够“君子”这个称号呢？首先，君子是遵守社会道德、等级、规范的人。这在《论语》的有很多表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第四》）；“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第五》）；“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第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第十一》），等等。其次，君子是一个利他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考虑长远，不注重眼前利益的人，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如：“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第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第十二》），等等。再次，君子是一个谦让的人，是一个“不争”的人。“君子无所争，必有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第三》）；“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最后，君子是一个合作的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十三》）。

最后，从伦理的正义论来看，儒家文化有利于个人和组织形成基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儒家文化最普遍的价值就是仁的价值和伦理。仁的伦理在《论语》里面往往被表达为忠恕之道。《论语》里面这样讲的，孔子有一天对曾子讲，“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理想，但是有一个贯穿其中的根本原则，曾子说我知道了，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一贯之道就是忠恕。具体讲，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三、儒家文化对形成正确的公司伦理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伦理型公司文化

首先，伦理型文化会鼓励和支持个人进行有责任的伦理决策。在伦理决策模型中，从事实收集、道德想象力到评估每一个要素，决策者的社会环境都会对其中每个要素产生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当法律没有规定时，伦理型文化中的员工都会做出有责任的伦理行为。伦理型文化对于道德底线也有直接和实际的影响。强有力的伦理型文化对于维护道德底线有很大作用，使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不敢轻易越过底线。在20世纪90年代，企业文化被划分为“以服从为基础的文化”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 “以服从为基础的文化”强调遵守规则是伦理的首要责任，“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强调一系列特殊的价值观而非一系列准则。公司决策时把价值观当成潜在原则来指导员工进行决策。儒家文化中的“礼治”有利于“以服从为基础的文化”的形成；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公司形成“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从而指导公司员工进行伦理型决策。

其次，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伦理型领导。一项研究伦理领导的本质的报告强调员工认为“以人为本”是非常重要的，这与领导者参与到可感知的道德行为同样重要。儒家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孔子的学术完全以人为中心，“仁者，人也”（《中庸》），“人，天地之性（生）最贵者也”（《说文》）。荀子指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伦理型领导的关键是对于组织的价值观的声明。领导者的责任是确保公司被一系列组织原则所指导，这些原则能够指导员工的决策过程。

最后，儒家文化更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的社会责任概括地说就是公司对社会的责任。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认为，“公司依靠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来自愿建立更好的社会和更清洁的环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司社会责任建议一个公司要确定它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并且将它们的需求和价值观整合到公司的战略和决策过程中。世界银行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为提高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企业社会责任的契约模型认为，企业有责任去尊重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道德权利。企业社会责任的开明自利模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能给企业带来品牌声誉和市场竞争力，这对于公司现在和未来的品牌大有裨益。儒家文化认为社群比个人更重要，责任比权利更重要，因此，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形成重视社会责任的公司文化和公司伦理。

（二）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治理的伦理决策

首先，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重视公司伦理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具有三项法律义务：关注义务、诚信义务以及忠诚义务。但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因为一些问题仍取决于董事会的审慎决策。比如，尽管法律要求董事会成员诚信地对待公司使命，也就是说，董事会成员做出的决策必须符合公司目标，但法律对董事会成员的违法行为的惩罚一般总是事后的，而具有儒家伦理的董事会成员却能在决策时自觉遵守诚信义务。儒家文化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五德。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孟子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可见，诚实守信，不仅是做人的原则，也是董事会成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美国安然公司的决策者置股东、员工以及社会公众的受信责任于不顾，最终导致安然公司于2001年12月申请破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司董事会成员没有遵守诚信义务。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美国国会颁布了要求董事独立的法令和一系列变革。

其次，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公司财务伦理。公司财务伦理问题已经成为公司治理关注的焦点。律师、会计师、审计师及财务分析师等专业人士被认为是防止公司财务欺诈的“把关人”或“守门人”（Gatekeeper）。市场的参与者，尤其是投资者、董事会、管理层以及银行都依赖这些“守门人”。这些“守门人”的个人利益常常会与其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这些专业人士对于他们的客户应具有一种受托责任——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客户利益之上的职业与道德责任。儒家文化强调仁义的重要性，在儒家看来，仁义不仅仅具有个人道德的意义，它还是社会的价值。孟子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寺庙”，仁已经成为政治的普遍原则。关于义，《左传》里讲“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个正义的概念，《论语》里讲“义为质”、“义为上”，说明孔子很重视义，但是这些地方的义都不是德行的义，而是正义的义。可见，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公司财务伦理。

（三）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

公司治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管理者按照股东的利益要求来行事。其次，公司治理要防止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及对债权人、雇员、客户、供应商、社区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侵害。公司治理就是指设计一系列制度，以使管理者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福利引入企业之中（Tirole，1999）。归根结底，就是要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及人与环境的和谐。儒家文化认为“和谐高于冲突”。儒家文化强调“以人为本”，还强调“推己及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利益，这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源，公司也是如此，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也容易发生冲突。孔子认为，人际关系的最高原则是“仁”，仁的含义就是人们相互把对方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由此衍生出两个原则：忠和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这就意味着人与人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人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立人、达人，必以对对方的信任为前提，而勿施于人则显示了对对方的尊重。有了这样的尊重，也就可以获得对方的信任，从而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可见，儒家这些思想能促进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孟子则更进一步，为仁提供了一个人性论的论证。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朱子注：“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3}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同类不幸之心。它内在于人心之中，而让人形成“怵惕恻隐之心”，它让人们自然地相互亲近、相互信任。儒家文化不但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公司经营与环境的和谐日益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一种新的企业模式开始形成，这种模式将企业经营与环境责任、道德责任三者结合起来。可持续经营的理念提出了将经济与环境目标相结合的全新视野。经济、环境和道德这三个目标，通常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极为薄弱，人们极度贫困，物质极度稀缺，所以渴求GDP的快速增长，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但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破坏这个基础之上的，过去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经济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公司必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伦理，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能促进公司形成和谐的经营伦理。

注释：

{1}贾谊：《新书》，中国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82页。

{2}梁启超：《新民说》，12—13页。

{3}《孟子集注·公孙丑章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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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 云南昆明 650221）

[作者简介：胡少华（1966—），湖南衡阳人，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主要研究兴趣：公司金融、文化与中国经济转型，先后在外贸企业、证券公司、私募基金、中国银联从事业务、管理和研究工作，现在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任教，云南财经大学哲学与伦理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若佳）

作者：胡少华

第6篇：儒家文化与当代精神

摘 要：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源远流长，是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它的主要思想内涵是“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对人性的塑造、道德的形成、文化的丰富、社会的健全具有深远意义。将从儒家思想的内涵、儒家思想的历史渊源、儒家思想的现代性三个方面来论述当今社会条件下儒家思想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

在中国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沧海桑田之后，如大浪淘沙般沉淀下来世代相承的文化。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表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心理定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无论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历史乱世，还是稻米流脂粟米白的太平盛世，儒家思想都以一种主流文化的姿态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使华夏文明绵延千秋。儒家思想对国民心理的塑造、社会的稳定起到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人格、对尽快建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為主体的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也称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提倡“仁政与德治”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思想意识学派。儒家学派不仅对中国、东亚，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近1 700年的洗礼，在春秋末期被孔子所创立。儒家思想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主要的思想内涵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所谓“礼治”，即礼义尊卑，其主要含义是“异”。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差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各有其礼仪。封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国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若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所谓“德治”，即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教育人。儒家思想中崇尚的“仁、义、礼、智、信”成为评价一个人是否为君子的标准，在心理上促使人向往良善，鄙弃奸邪，追求“内圣外王”的君子人格，即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强烈的家庭、社会责任感，辅之优良的文化艺术修养。南怀瑾先生曾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是要靠思想的纯正，亦即过去所谓‘德性’。”所以，道德作为法律的补充手段，成为维护人际关系的积极和谐、维护家庭的伦理纲常、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序的重要组成方式。

所谓“人治”，即重视人的特殊性。儒家相信“人格”的感召性，认为“为政之本，唯在得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治”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这种“人治”的基本精神，不仅给臣民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同时给统治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儒家思想中，“礼治”要求人们遵从秩序讲究礼仪，“德治”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讲究德行，“人治”注重君臣人格的培养。“礼治”、“人治”、“德治”通过外部的强制力量和内心的道德感召统一于一体，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历史的不二选择。

二、当代精神的主要内容与传递的价值理念

人类社会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自由、民主、平等的新思想深入人心，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胡适曾说“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正体现了当代文化的时效性意义和价值导向性。当代精神，体现了当代人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所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当中，所孕育而成的精神样态。是种族、生活习俗、历史文化、哲学思想等等所熏陶、融汇而成的文化慧命，也可说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心态。民族精神表现在一个民族的节操、气度、风范上。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到，“中华民族的昨天，可谓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番讲话不仅贯穿了中华民族的过去、今天和未来，也让整个中华民族对未来充满期待，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承受住了苦难和考验，开拓出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其次，勇于创新、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012年习近平出席美国副总统拜登及国务卿克林顿举行的欢迎午宴时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建设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一项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验可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或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中国有句流行歌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种敢为人先的气魄正体现了当代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无私耕耘的实践精神。2012年2月20日，习近平在中国—爱尔兰经贸投资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提到：“纵使思忖千百度，不如亲手下地锄。”就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决定认识;就认识的功能和作用而言，马克思主义强调以正确的认识指导实践;就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和认识相统一，强调二者的紧密结合和相互促进。在实践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屡屡做出有益的尝试，开创先河，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最后，热爱中国、追求进步、抵御外侮、坚持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标志，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支撑。例如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中“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为了祖国的发展壮大而艰苦奋斗、不断开拓进取，把实现中国梦的理想带上蓝天。

当代社会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其中传达的精神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当代精神不仅体现了当代人的精神特质，更是为当代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导向。

三、儒家思想与当代精神的融合发展

“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1]

儒家思想之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丰富而深刻，在现代社会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成为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儒家思想中做人、处事、为政的根本原则，是儒家思想最根本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经过历史的承袭，成为当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君子不器”“仁者爱人”有利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其对人的重视与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核心相互契合，注重人格的塑造。二者认为，人民是治国安邦之本，只有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方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有利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儒家思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一方面，儒家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天人合一”中传递的生态观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高度契合，客观上要求人们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注重环境的保护，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它讲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性。正如《论语》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整体博爱的观念把一种善意与友爱如多米诺骨牌般传导，从而形成积极和谐的社会关系，达到人与社会的高度统一。

第三，“仁政德治”“宽严相济”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全面践行。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宽猛相济”、荀子提出“隆礼而重法”、汉代董仲舒提出“阳为德、阴为刑”，这些先贤提出的治国哲学无不体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德法相依、德法相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方面用道德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同时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来保障底线，这才能建成一个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架构。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筑依法治国的坚实道德基础，才能形成全民遵法守法的浓厚氛围，推进中国法制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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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孙长江，覃明兴.儒家思想對中华民族性格的形塑方式[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9(2).

[18]王淑琴.儒家思想社会化及其当今启示[J].理论探索，2012(5).

作者：朱菁　朱方长

第7篇：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概论

《儒家思想概论》复习资料

1、荀子是儒家中第一个提出富国富民主张的人，同时也是儒家中第一个引入法的观念的人。

2、在人性论问题上，张载把人性划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程把人性划分为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

3、孔子人性论的基本内容是克己忍让和内省修身。

4、子路主要继承、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被后世尊为“复圣”。

5、理学初创于北宋，由张载、周敦颐奠基，由程颢、程颐完成，成熟、发展于南宋，由朱熹集大成。

6、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7、一般而言，从哲学意义上，宋明理学家内部有三种本体论思想。张载主张气本轮，二程主张理本轮，陆九渊、王阳明主张

心本论。

8、宋初三先生指的是胡瑗，孙复、石介。

9、宋代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

10、梁濑溟是20世纪现代新儒学的先驱和开创者。

11、儒家的基本经济主张：崇本逐末的生产观、诚信为本的交换观、“均无贫”的分配观、尚俭去奢的消费观

12、儒家经典赏析

(1)不经忧患，难成大业

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译文]所以上天要把重任委托给某人，一定要先使他的心意苦恼、筋骨劳顿、肠胃饥饿、身家穷困，使他的每一个行为都

不能如意，这样的目的，是为了使他的心意有所震动，使他的性情更加坚韧，使他的能力得以增强。

(2)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

[译文]孔子说：“君子并不因为一个人话说得好举荐他，也并不因为一个人品德上有问题而鄙弃他的主张。”

(3)以德服人，心悦诚服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服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

[译文]倚恃实力强大而使别人服从的，别人内心里并不服从，别人只是由于自己力量的不足，不得不暂时地屈服;依靠道德

教化和仁政使别人服从的，别人会心悦诚服，就像孔子的七十二位弟子拥戴孔子一样。

(4)不行不至，不为不成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

[译文]道路虽然近，如果不去走，就走不到;事情虽然小，如果不去做，就不会成功。

(5)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之仁者。”

——《论语·卫灵公》

[译文]子贡问怎样去培养仁德。孔子说：“工匠想要干好他的活儿，必须先使他的工具锋利。我们居住在这个国家，就得

事奉那些大官中贤能的人，结交那些知识分子中有仁德的人。

(6)学之不厌，诲人不倦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论语·述而》

[译文]孔子说：“人们说我是既圣德又仁慈，那怎么敢当呢?我不过是在学习上永不满足，在教导别人时不知疲倦罢了，

如此而已。” 公西华说：“这正是我们做弟子的做不到的地方啊!”

(7)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

[译文]子贡问道：“孔文子凭什么给他‘文’的谥号?”

孔子说：“他既灵敏，又勤奋学习，向地位、学问比他差的人请教不以为耻，因此给他的谥号为‘文’。”

(8)“道之以政，齐以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译文]孔子说：“用政策、法令来管理，用刑罚来整治，百姓虽可暂免于犯罪，却缺乏耻辱之心;用道德来教化，用礼乐制度来规范，百姓不但有了耻辱之心，而且可使百姓自觉纠正错误。”

13、孔子举贤才思想

(1)如何选才?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先有司，即当政者应该率先垂范，赦小过，就是对人要宽容，孔子把举贤才放在与这两个方面同等的位置上，可见他对人才问题的重视。

(2)贤才的标准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就是说要有宏大的政治抱负，要求人的品行兼优，要有一技之长。

(3)选拔贤才的途径

“学而优则仕”孔子主张从文化素养较高的人中间选拔国家官吏。他反对商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他主张一个人应该先学习礼乐知识，然后再成为国家的官吏。

14、孟子政治主张的核心

“仁政”。

(1)孟子的“仁”：大体上本于孔子的“仁者，爱人”。但是更强调人的道德自觉。孟子的仁政主张，就是把这种仁爱之心推行到社会政治之中去，把根植于家庭内部的仁爱关系推广于整个社会。所以，施仁政，就应该从事亲开始，施仁政的目的，是推广和维护以仁爱为本的社会道德。

(2)施行仁政的条件：统治者能够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以仁爱之心对待天下。

15、荀子的礼治主张：

第一，法后王。法后王的基本内容，就是全面恢复古代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恢复井田制度;在政治上恢复周代的分封制度，在分封政体下面，建立天子、王公、诸侯、卿大夫各个等级构成的权力结构。

第二，尚贤使能。

贤能主要由两个方面的标准来确定：一是道德标准，上能忠于君王，下能仁爱百姓;二是个人的才能，即熟知国家内外政务，足堪重任。用人的原则：“无德不贵，无能不官”。

第三，富国富民。

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富民是富国的前提，“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因此，富国与富民是一致的。

富国富民的具体措施：

首先，通过礼调节人的物欲。 其次，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再次，通过薄税敛的政策，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16、“存天理，灭人欲”的本义与引伸义

二程提出的最著名的命题是“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的本义，是用最高尚的封建道德原则去限制“私欲”横流，要求人们学习与实践道德原则，不能无限制地发展私欲。“存天理”由于是道德原则，故是人类所特有的，“私欲”如果无限制地发展，就与禽兽无区别。至于说“灭人欲”是反对被压迫人民求生存的要求，这是这一命题的引申义和政治作用、社会效果。

17、孟子的性善论：

(1)人性善：“人皆有不忍之心，”这种不忍之心，也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的总和。不忍之心决定了人善的本性。这种善的本性又经常地支配人的行为。

(2)人性善的根源：孟子认为不是来自人的后天习得，而是产生于先验的良知良能。

(3)人性论的基本内容：理和义，理和义的表形形式就是敬长和爱亲。

18、儒商：所谓儒商概括地说就是“儒”和“商”的结合，是具有儒家伦理品格的商人的简称，或者说儒商是把“儒”的伦理品格和“商”的职业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经济活动主体。

19、儒商的经营伦理观：

(1)儒商的信用原则儒商强调“信”。不仅注重自己讲信誉，重信用，而且也提倡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

(2)儒商的竞争伦理儒商主张要积极参与竞争，并通过竞争来求得自己的发展，但儒商在竞争的同时也注重“仁”与“和”。

(3)儒商的义利观念

儒商强调“财自道生，利缘义取”，把道义作为取利的前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提倡“义然后取”。

20、宋明理学的特点：

宋代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学。其将“天理”引入儒，并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其中“天理”主要是指封建道德规范和等级秩序。

21、汉武帝时，为什么会“独尊儒术”?

汉武帝实现了大一统，政治统一需要思想的统一来维护。故采纳董仲舒建议统一思想，确立儒学独尊地位。

董仲舒新儒学的特点以儒学为基础，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百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三、孔子在中国儒学史与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孔子是一位中国古代人格完满发展的圣人;他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他是一位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学家。他对于中国文化给予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影响曾经涉及到东亚的其他国家。”

(一)奠定了儒学的理论基础

1、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培养了第一批儒家学者，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2、孔子整理的《六经》，成为儒家最基本的经典，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学家。

3、孔子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他是中国古代有完备、系统理论的伟大的思想家。

4、孔子周游列国，把儒学种子撒向诸侯国家，他是第一个进行广泛文化交流的学者。

二)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1、孔子与老子学说一起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

2、孔学所表现的政治伦理与实践理性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3、受孔学影响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心态与性格特征。

4、孔学对外来文化的吸取与改造，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一、早期儒家的分化

儒家八派、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二、孟子思想及其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

(二)孟子思想

1、性善论

(二)仁政学说1)孟子的“仁”：大体上本于孔子的“仁者，爱人”。但是更强调人的道德自觉。

(2)施行仁政的条件：统治者能够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以仁爱之心对待天下。

(3)施行仁政的具体设想：第一，制民之产;主要目的是使民众能够有恒产，有恒产然后有恒心。为此，孟子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恢复井田制。第二，平均赋税;第三，保护工商业。

(三)历史观。孟子的历史观是唯心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用仁爱的观念解释历史。“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尽心下》

第二，没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第8篇：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以尊重人的人格和价值、促进人的发展为中心，摄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创造和接纳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眼光、新的精神，结合当代先进的管理策略，为职工构建的一套价值观念和环境氛围，它体现了一个公司的价值观。

首先介绍一下日本的企业文化，日本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社会结构长期稳定统一，思想观念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同时，日本民族受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侧重“和”、“信”、“诚”等伦理观念，使日本高度重视人际关系的处理。这些决定了日本企业文化以和亲一致的团队精神为其特点。“和”被日本企业作为运用到管理中的哲学观念，作为企业行动的指南。而日本又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岛国，但它并不封闭守旧，革新精神强，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重视科学技术和理性管理，并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

第一、日本企业文化是以团队精神为特点的。使企业上下一致地维护和谐，互相谦让，强调合作，反对个人主义和内部竞争。企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只有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才能使企业目标和个人目标达成一致。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成员和睦相处，上级关心下级，权利和责任划分并不那么明确，集体决策，取得一致意见后才做出决定，一旦出了问题不归咎个人责任，而是各自进行自我批评。日本的企业对职工实行终身雇用，年功序列工资制，所以日本企业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非常强。日本人很讲究“忠”和“孝”，日本人的“忠”与“孝”与中国人的理解不太一致。日本人的“企业精神”、“集体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忠”和“孝”的价值基础上。

第二、因为日本传统的整体结构就是一个“家”的联合，其顶端是皇室。日本的家文化与中国人明显不同，它注重的是财产“家”文化，而不是血缘“家”文化。因此，日本人家族主义更具有社会意义，推行家族主义的管理方法容易得到企业员工的认同;而员工在这个“家”中取得自己的地位不是靠血缘关系，而是靠忠心和能力。而与此相对比，中国的企业文化则过多的体现出一种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上级作的指示必须无条件达成，从而过多的束缚了员工的自主创新力，员工来上班的性质就变成了给老板打工，上班的目的只是为了赚取应得的工资，因此员工没有了干劲，这一桎梏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而日本的企业文化是让员工有家的归属感，你来上班是为了给这个大家庭尽一份力，各自有各自的职责，因此员工有了干劲，企业就充满了活力。

第三、日本企业关注顾客利益，强调服务质量。例如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强调努力做到能使顾客得到真正的满意、彻底实现“顾客第一”。松下有一句名言：“客户是我的亲家”，把每天所经营的商品看做是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女儿。所以，请顾客购买商品，就等于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自己的商店与老主顾的关系是新亲家的关系。宝贝女儿的婆家就是老主顾。由此可见，日本企业格外注重客户的利益，对服务质量要求高。

第

四、日本企业强调个性发展和个人能力提高，但需以服从集体为前提。封建社会表现为对天皇的忠心不二，现代社会则更多地表现为服从企业利益。总之，群体精神和武士道精神的结合,使日本企业的发展深受其益。日本企业往往比较重视集体的力量，强调团队合作。日本企业文化同时又强调人才的作用，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我国企业对人才重视不够。即使引进了人才，也没有合理的机制留住人才，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日本的很多企业之所以在全球享誉盛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企业文化，

而这种企业文化很大部分吸收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如果能够吸收其精华，那么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儒家文化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庸、忠、孝、悌等范畴，这些不仅可以作为一个企业的文化，也是人们做人的标准。企业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关于人,儒家思想有大量论述,中心思想是个“仁”字。孔子很注重“人”与“人际关系”,主张提升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作用。儒家文化重人、重信、重义、重情,企业文化应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原则贯彻到从商经营中,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设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关爱员工,重视“感情投资”,使其产生“报效企业”的感情和信念。

“和为贵”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儒家文化对人际之间的协调、和谐非常重视。我们知道,一个组织、一个企业,其内部和谐融洽,同心协力,这就是一种凝聚力、向心力,是一种团队精神和无形的力量,它对外与社会公众、与顾客和谐相处,“和气生财”,这也是一种竞争能力。现代管理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营造这种内外关系和谐协调的局面。而儒家“和为贵”的思想正是反映了管理文化的本质,正是企业文化建设所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自然与社会三者的和谐统一。儒家不仅要求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且主张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建立动态平衡,以求人类社会得以和谐均衡地发展。人虽“最为天下贵”,但其行为必须有“度”,要控制在自然与社会的可承受范围之内。儒家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发展战略具有极强的时代价值。

举个例子，Google公司亚洲区总裁李开复所带领的Google公司就充分发挥了这种儒家思想，Google内部的组织形态是一种非框架、非结构、非固定的状态，但是竟然实现了非常的效率，实现了高度的稳定，不能不说是一个管理奇迹，产生这样一个奇迹的背景，还是Google所处的这个个性解放向网络渗透的时代成就了他的伟业。

在企业的价值观、道德观方面，Google坚持“你可以挣钱而不必做坏事”，但在公司内部每个人都必须努力成为一个“极具创新精神、值得信赖、行事正直，而且极大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人”。与百度不同，Google提供的搜索结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PageRank是唯一的衡量标准，金钱购买排名在Google绝对无法想象，搜索结果的公正性至高无上。

在给予员工独立性的同时，Google也提供非常优厚福利待遇。在北加利福利亚，有四幢大厦构成的Google总部，有玩具、宠物，有“堆积如山”的免费午餐和晚餐，有吃不完的免费冰激凌，有游泳池和排球场，甚至还有专门的女按摩师，Google员工还有20%的工作时间被要求用来做各项运动，善待聪明的员工保持他们的体力和智慧，运动成了Google发展的新推力，这正是Google的大智慧。这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主张提升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作用。

再举一个国内企业的例子，就是北京汇通汇利公司的董事长胡小林。该公司主营壁挂炉销售。该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推崇《弟子规》，全公司上下都要做到会背，不仅要做到背，而且把它作为做人的准则，和与客户打交道的标准。

该公司经常举办学习讲座，给会背《弟子规》并写出力行心得的员工发放奖励金、鼓励信;寄奖状给他们的父母;举办好人好事表彰大会;遇到问题时与员工谈心，讲解《弟子规》如何落实在工作生活中。其实方法是多样的，但最主要的是领导带头做，使整个公司形成上下一致的伦理道德理念。

另外，为了把《弟子规》与企业管理制度结合在一起，胡小林把现行的管理制度都调出来，各个部门的考核、评比、流程、奖惩，特别是跟人打交道的制度，都调出来，用《弟子规》衡量，这些制度哪些对，哪些不对?逐一调整。以至于汇通汇利员工很明确地对《中外管理》讲：公司的企业文化都在《弟子规》里!

《弟子规》给汇通汇利带来的不仅是与客户关系的良性循环，还对胡小林本人的管理方式带来影响，使他反思公司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胡小林说自己曾经会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犯错误的员工，稍严重的就记过扣奖金。《弟子规》说，“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胡小林开始反省自己的方式。渐渐地，他能够做到要发脾气时压一压，等情绪平静下来，再和员工心平气和地沟通。汇通汇利建立的是“人本位”的合作型企业文化，从企业尊重爱护员工做起，培养员工之间的关爱、协调、互助，从而自发地共同营造这样的企业文化。

以上两个公司的例子都有效地把儒家文化渗透到企业文化中，那么如何才能把儒家文化与我国现代企业文化相融合?日本企业文化中强调经济利益和报效祖国、社会责任相结合。我国国内公司尚未真正把民族使命、社会使命作为公司使命的重要方面。若单纯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必然不能实现可持续的长远的发展。所以，企业在发展之处，就应肩负社会责任，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在这一点上中国海尔公司比较成功。它的愿景是创中国的世界名牌，为民族争光，突出了公司的民族责任、历史使命。

日本企业文化强调人才的作用，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我国企业对人才重视不够。即使引进了人才，也没有合理的机制留住人才，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公司应建立配套的合理的培训机制、奖励机制、晋升机制，做到人尽其才。同时，要注意从精神上、物质上培养员工的忠心。具体措施如合理授权;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拉大薪酬差距激励员工;注重员工精神利益;多组织公司聚会、旅游等活动等。

日本企业非常注重培养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而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多流于表面，未真正渗入每个员工心中。所以无法形成认同感、归属感，无法用企业精神指导人的行动。企业要想得到长远发展，必须要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并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使其渗入到每个员工心中并指导其行为。

我认为，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到现在，必然有其精华的内容在里面，一个企业若想要长久良好的发展下去，其中人的作用必不可少，而每一个人如果可以健康的发展，不断地以儒家文化的思想来约束自己，使自己拥有一个道德底线，那么我想现代社会特别是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假冒伪劣制品，而儒家文化形成的这种企业文化对人的渗透，则是对人的一种教育，说到底，企业的文化也就是一种教育，这种文化可以长久的引领企业的健康发展，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应该与企业文化建设良好的结合起来，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这样中国的企业才能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够走向世界，在世界企业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更具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