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带论文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安全带论文(精选5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核心提示吉林省是农业大省，是全国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但同时也是农业灾害多发的省份。如何在发生农业灾害时减少农民的损失，降低農业生产“靠天吃饭”的程度，农业保险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第一篇：安全带论文

农业保险,为农民系上“安全带”

农业,作为中国的弱势产业,长期以来受洪涝、干旱、风雪等自然灾害的困扰。纵观我国的农业史,由自然灾害导致的农民流离失所、社会动荡现象屡有发生。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靠天吃饭”的现状也未得到根本性转变,许多地方一旦受灾,当地群众的收入往往无法保证。

“你知道我们看着汹涌的洪水吞噬即将成熟的稻谷、淹没扬花的包谷时心里啥滋味儿吗?我们眼里在淌泪,心里在流血啊!”长期以来,面对来势凶猛的自然灾害,广大农民都有心无力,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赖以为生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

如今,这种持续了数千年的“靠天吃饭,无力御灾”的被动状况正悄然改变。10月中旬,记者在刚刚获得全省今年最大一笔农业自然灾害保险赔偿款的达县采访时,深切感受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巨大威力。它的出现,为农民的收入系上了“安全带”。

政策保险,在探索中扩面

达县是水灾多发地区,2004年以来,该县多次遭受特大洪灾,人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农业是弱势产业,能否加大对农业的保险力度,使农民在遭受自然灾害时尽可能减轻受损程度,维持基本生活?”面对频繁洪灾,达县县委、县政府开始了思索。

“达县从2007年开始试点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最初只有能繁母猪、育肥猪两项,后来才逐步扩大到水稻、玉米、油菜等品种,今年是正式实施农业保险的第一年。”分管农业的达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李育林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在缴纳的保险费中,各级政府财政补贴费用占了四分之三,农民缴纳的金额不过四分之一,然而刚开始时许多农户投保并不积极,这是为什么呢?“虽然多次遭受洪灾,但仍有不少人抱有侥幸心理。靠近河边的农民风险高、参保意识较强,离河边较远的农民则往往不愿参与,在他们看来,参了保又没遭洪灾的话,这笔钱就白交了!”银铁乡党委书记谯述萍道出实情。

商业保险强调个人自愿参与,但政策性保险重在政府主导推动。少数农民不参与,一个村就不能参加,几个乡镇搞不起来,全县的保险就推动不了。达县县委、县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县委书记李春形象地比喻:“高空作业的工人需要安全带维护生命安全,农业政策性保险也就是农民的‘安全带’,作为农业大县,再难也要抓好这项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

从2007年至今,达县共投入800多万元财政配套资金,使县级资金及时到位,奠定了财力基础;将扩保任务作为乡村干部的考核目标之一,促使乡村干部努力搞好参保工作,有的不惜拿出个人积蓄借给困难农民交保险费。在今年“7·18”洪灾中受灾最重的银铁乡流河村,村主任刘逢胜每年给村民垫交的保险费有好几千元,大多数村民都是卖了秋粮后才陆续还清。

在县委、县政府的强力扶持及推动下,达县农业政策性保险参保面不断扩大。今年5月下旬,在各级政府财政保费补贴政策的支持下,全县64个乡镇的33万多户农户共计缴纳保费456万元,对50.9万亩水稻、22.3万亩玉米上了保险,系上了一根结实的“安全带”。

快速赔付,让受灾农民吃了“定心丸”

今年7月16日至18日,达州市由北向南出现强降雨,作为洪灾重灾区之一的达县全县64个乡镇水稻报损69437亩,玉米报损61075亩,水稻、玉米合计报损折价1968.6万元。

“我们银铁乡是全县受灾最重的乡,靠近巴河支流刘家河的几个村大面积被淹,有的村组甚至绝收,最怕的就是赔付不及时让乡亲们寒了心,今后就没人愿意参保了!”洪灾后,和谯述萍一样忧心忡忡的乡镇领导不在少数。

谯述萍们的忧虑很快就被打消了。洪灾发生后,人保财险达县支公司迅速将受灾情况上报上级公司及达县县委、县政府,达县县政府及时抽调28名农技专家参与联合组建的理赔队伍,分片负责、先重后轻、驻点查勘、逐村核实。“我们的保险人员天天在灾区跑,有的还在淤泥中受了伤,但是他们为了让受灾群众早日得到理赔,一直咬牙坚持工作。”人保财险达县支公司总经理翟占川如是说。

流河村十二组村民刘德琼的12亩水稻几乎绝收,欲哭无泪之际,理赔人员迅速赶到,查勘过灾情后表示,一定按规定理赔,这给刘大姐吃了颗“定心丸”。一个月后的8月20日,她顺利拿到了2000多元的赔付款。

经过全面细致的现场查勘、定损、核损,由农技专家、保险人员联合组建的理赔小组最终确定全县水稻受损面积35641.48亩、玉米受损面积39234.07亩,并以此制订了理赔方案。8月20日,达州市举行“7·18”洪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付大会,达县9万多户受灾农户共获得人保财险公司赔款1033万元,其中灾情最重的银铁乡获赔53万元。

中国人保财险四川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吕福说,由于查勘定损及时,距洪灾发生仅一个多月,9万多户受灾农户便得到了赔款。这笔1033万元赔付资金,于当日进入相关农户的蜀信卡(银行卡)账户,减轻了农户损失,增强了灾后恢复生产的能力。

据了解,“7·18”洪灾是达县开展农业政策性保险后的首次大面积受灾,由于及时勘察灾情、及时赔付保费,广大农民普遍感到满意。迄今为止,理赔涉及的9万多户受灾农户无一人因理赔问题上访。

减轻受损程度,增强抗风险能力

在银铁乡、石梯镇等重灾区的采访中,记者强烈地感受到,政策性保险对于农民和养殖大户至关重要,参没参保结果迥然不同。

忙着收割再生稻的张成秀暗自庆幸,今年5月,她用走亲戚剩的钱为家里的8亩水稻交足了保费。两个月后,8亩水稻大部分绝收,损失惨重。一个月后,拿到1900元赔付款的她喜极而泣:“2007年也遭了大洪灾,当时没参保,一分钱赔付款都没有,家里简直塌了半边天!今年好过多了,收的再生稻加上理赔款,全家人一年的口粮可以对付了!”

“今年乡亲们遭了大灾,大家尝到甜头后保险意识强多了,一个个争着参加明年的保险呢!”流河村十二组组长范朝先再也不为收保险费犯愁了。

2007年夏天,达县银宏养殖公司在洪灾中损失了上百万元的种猪和仔猪。苦于当时没参加保险,创业不久的公司无力购买种猪,过了整整一年半才基本恢复了元气。今年“7·18”洪灾中,参了保的银宏养殖公司养殖场又损失80余头种猪、1400多头育肥猪。保险公司进行现场查勘后,于8月20日,即受灾后的第三天,就将17万元赔付款打入了银宏养殖公司的账户。

“我马上用这笔赔款进行消毒防疫,又购进了80头种猪,不到20天就恢复了正常生产。”达县银宏养殖公司董事长黎仁和动情地说,“保险对于养殖企业太重要了,从今往后,无论流动资金多么紧张,我哪怕卖了小轿车也要按时足额交保费!”

与黎仁和相比,一墙之隔的巴河养鸡场业主杜元华就很不幸了,四年内两度遭灾使他蒙受了近百万元损失。由于未纳入政策性保险,杜元华未得一分钱的赔偿,身带残疾的他在接受采访时潸然泪下:“同样都是养殖业,养猪可以享受政策性保险,养鸡咋就不行呢?”

采访中,许多干部群众表示,目前农业政策性保险范围偏窄,希望增加参保品种,将高粱、蔬菜、家畜、家禽等纳入;同时提高保险金额,进一步降低农民损失,如将水稻赔付额由每亩300元提高到500元左右;适当调整缴费结构,减轻农民压力……

采访手记离开达县,记者心绪难平,那一张张或写满感激或哭泣无奈的脸深深印刻在记者心上。对于习惯了“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一项新尝试或者是雪中送炭,一种新观念或者就能力挽狂澜。一份农业政策性保险,对保障农民生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无疑有着积极作用,而面对广大农民的诉求,它更有必要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惠及更多的农民兄弟。

作者：叶武贵 张 泓 周文波

第二篇：安全治理：从消极安全到积极安全

内容摘要 安全治理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深化的重要议题。“枫桥经验”是中国社会综合治理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典范。从“枫桥经验”可知，“积极的安全维护”体现在重“维权”、重“信法”、重“平安”上。中国需要通过“维权”建设以走出“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需要通过重“法治”建设来治理“信访乱象”，需要通过“平安”建设来“编织安全网”，需要通过安全治理范式的转型与提升以达成更为良善的“积极安全”。

关键词 安全治理 消极安全 积极安全 枫桥经验 维权 法治

安全治理(security governance)作为社会建设中安全维护的新范式，有其特定的理论与现实的诉求。一方面，随着安全领域从传统安全的政治与军事领域，拓展到非传统安全的经济、社会、环境领域，安全的内涵有了极大的扩展。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诸多“高政治”的安全考量，更多地转向了以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为基点的“低政治”的安全考量，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也随之更多地需要从行政干预为主的管控，进而转向各方参与为主的治理。另一方面，随着安全威胁从外来的特别是军事的威胁，拓展到非传统的社会安全威胁或人的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生态破坏、民族冲突、跨国犯罪、认同危机等)，宗教、文化、心理等认同因素成为了安全的重要变量，安全从客观的存在扩展到了主观的感受与主体间的互动式建构。这就需要运用治理理论于安全维护的现实中，提出新的安全理念、研究范式与治理模式。在纪念“枫桥经验”五十周年之际，我们从安全治理的角度来总结、思考如何从消极安全转向积极安全，无疑有利于我们走出当前地方安全治理的各种困局，有利于我们对“平安中国”建设的新探索。

“维权”重于“维稳”

安全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与民众参与的社会平安与民生改善的协同过程。治理不同于管控：管控以公共机构为单一主体，以维稳为绝对的政治标尺，权力自上而下运行，手段以强制性为主;而治理则以维权为本，其主体既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非政府机构和民众，评判的价值标尺是以人为本，重视上下互动且倡导协商、对话、合作、确立认同、形成共同体等多种方式，除了法规命令外，更重视通过公民的认同和共识推动广泛的参与。安全治理体现了对安全的一种广义化的认知，强调从多层面、多角度来认知与处理安全问题。

解放以来，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枫桥经验”一直是基层开展安全治理的有效典型。“枫桥经验”在创造之初可概述为：“基于以人为本的价值准则，通过注重实效的综合管理，有效达成矛盾化解与社会稳定的枫桥式样板”。这一安全治理的经验样板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考验。尽管“枫桥经验”产生于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但即使在那个年代枫桥镇的干部群众仍对阶级专政的对象实施“维权”，创造了解放初期对属于特定阶级成分的“四类分子”进行社会改造的可取做法，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捕，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教服’‘四类分子’”。为此毛泽东曾亲笔指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1 ]

用安全治理的“积极安全”理念来观照“枫桥经验”，我们能发现它的两个可贵之处。第一是尊重安全指涉的受动对象为主体，给予专政对象以人的待遇。枫桥经验创立之初，中国社会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对作为社会改造对象的“四类分子”进行斗打、乱捕、乱杀在各地不乏其例。但枫桥采用的是说理的方式，没有逮捕一个人，通过发动群众，进行“合伦理”与“合情理”的主体间互动，把“阶级矛盾”化解在基层。“文革”一结束，枫桥又在全国开了给“四类分子”摘帽的先例，用“伦理参和”与“心理调适”的“情理型治理”(调解为主)以补充中国社会“法理型治理”(诉讼为主)之不足，这是探索中国式以维权为价值基点的积极安全的重要实践。

第二是注重实效的维权行动。通过重维权达成安全治理的实效，在维权中做好稳定工作，使得“枫桥经验”能随着形势发展而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安全场域”①因人口的大量流动，从相对静态转向了从未有过的动态与复合。有不少地方或者只是把安全“制度”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喊在嘴上，出现“有制度，无实效”现象;或者把安全维护管控化，不是出现形式上的刚性化强力压制，就是通过迁就化的购买去摆平“不稳定”。但枫桥镇干部群众与时俱进，率先在全省成立综治中心，建立配置有“一站式”农村社区服务中心，通过多行为主体协同配合，拓展“帮教”经验，印制《民主治村手册》以强化村民自治，保护外来流动人员的合法权益，广建各类自治组织，在镇村不同层面创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建成了“四位一体”的信息管理平台，出台了“八个一”为民(企)服务措施，探索出“枫桥式”社区警务模式，形成了“打、防、教、管”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政府管理服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真空’与‘盲区’”，进而为预防化解矛盾、维护农村稳定树立了富有创新与实效的样板。为此，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针对这一有效实践把枫桥经验的实质概括为：抓源头、建制度、求长效。

安全维护的“积极”与“消极”之分，首先体现在重“维权”还是重“维稳”上。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维稳至上”，不顾对象和条件地强调“稳定”，面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与冲突，一味地重“维稳”而轻“维权”，造成社会日益加重的“潜在性焦虑”，进而使得原本可以让人们喜庆的各种节日、会展、庆典，正在逐渐成为人们敏感与紧张的日子。目前“维稳”置于“维权”之上所导致的矛盾冲突处理的认识偏颇与治理误区有：以为和谐社会必须根除社会冲突的“矛盾冲突根绝论”，进而导致地方治理中出现以中止发展为代价的矛盾冲突一票否决，或者因为害怕矛盾而畏惧改革与粉饰太平;以为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就会消除冲突的“矛盾冲突消亡论”，进而导致地方治理中出现不重视制度和体制建设，或者不努力改进冲突管理机制;以为抓住“大案要案”或仰仗应急管理就能消解冲突的“矛盾冲突速决论”，进而导致地方治理一味地压制或一味地依靠警察，不从冲突的源头或能力建设上下功夫;以为“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冲突赎买论”，进而导致地方治理靠“花钱买平安”，出现“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2 ]这些认识偏颇与治理误区均是当今中国安全治理中表现出来的消极安全现象，有必要化大力气进行扭转与消解。

“信法”重于“信访”

安全治理重在“协同共振”，即重在安全维护多元行为主体的参与、安全环境的全方位改善、安全资源的有效整合、安全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提供以及安全政策的弹性化实施。[3 ]由于人的安全因素在社会安全中的占比上升，安全治理的关键将是政府能否为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均等化公共服务。因此，安全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安全治理结构的综合性、安全治理手段的非强制性、安全治理对象的流动性、安全治理评估的多维性等，均为中国从重“信访”走向重“信法”的转型提升提出了新的要求。

60多年前我国创立的信访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救济机制和社会治理机制，它为保持各级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也是对中国尚缺乏完整民事法典与制度的重要补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信访制度一度还成为了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的重要渠道。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利益结构调整与社会生活方式变化，国家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信访洪峰”，这其中虽不能不说有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萌发与强化趋势，但社会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法治建设落后于社会发展的事实不容否认。当各地乃至在京城不断出现“老访”、“缠访”、“闹访”和“多头信访”事件，同时还出现了数不清的“息访”、“截访”、“控访”和“打击信访人”事件之后，“信访乱象”不仅成了当今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大“奇观”，社会管理的一大“困局”，而且也成了法治建设绕不过去的一大现实难题。

从社会安全治理的角度看，目前对信访制度有两种对立的认知与立场：一种是“废除派”，坚决主张中止与废除信访制度，理由是“信访体制不顺，使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而导致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信访功能错位，使人治色彩浓厚而导致国家司法机关权威的消解;信访程序缺失，使政治迫害横生而导致较严重的冲突事件频发”。[4 ]另一种是“加强派”，主张加强与完善信访制度，理由是信访制度既体现了党和政府的“亲民”与“仁政”，也体现了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特殊救济和对民意表达的特殊保障。其实，上述立场均有合理之处，然而各执一端难免产生偏颇。我们需要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来反思，依据“法治中国”目标，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如何把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努力改变“信访为患、法律靠边”的现状，逐步通过法治来实现人的基本权利的普遍性保障，进而使信访从人治化的不规范性权利救济，转变成为法治化的规范性权利救济。

在社会转型深化期，枫桥人同样面临困惑，如中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视维稳过度导致公共服务不足”和“信访考核过度导致上访寻租过热”现象在枫桥镇也存在。然而，枫桥经验的另一大值得总结之处是努力探求调解为主的法律治理体系，发挥大调解机制功能，发挥“协同司法”的积极作用。应该说，“法院指导制度化，人民调解法治化”的中国法治化模式，不仅是中国法治进程的有效特色，也对西方国家的法治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枫桥镇所在的诸暨市法院发展“枫桥经验”，采取 “三前调解法”(诉前、庭前、判前)和“四环指导法”(诉前环节普遍指导、诉时环节跟踪指导、诉中环节个别指导、诉后环节安全指导)等探索，积极构筑全方位指导人民调解的工作体系，努力将人民调解纳入法治化轨道，实现了司法审判与人民调解的有效衔接，使民间纠纷的调解成功率大大提高，为“枫桥经验”增添了新的内涵，也为中国积极安全式的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当然，“枫桥经验”形成于中国社会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发展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过渡中，其本身需要不断转化与创新，这与中国社会建设需要转化与创新是同步的。从积极安全的视角看，“枫桥经验”提示我们值得去探索的是：中国社会如何实现“社会管理理念从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型，社会管理内容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型，社会管理机制从化解型向预防型转型，社会管理手段从单一式向综合式转型”，以及如何重塑“中国式维稳模式”，建构“中国特色法治模式”，健全乡镇社会管理格局，等等。当我们强调“信法”重于“信访”时，我们并不否认法律有时不能有效解决复杂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也不否认面对上访我们的党政领导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以浙江省委全会的名义，部署了建设“平安浙江”这样一个主题，大胆进行了变“民众上访”为“领导下访”的探索，建立了“领导干部下访、回访、接访与约访”的治理机制。连续几年下来，浙江省实现了全省的信访总量、群体信访总量、群体性事件和刑事案件发案率的“三个下降”，而群众满意度相应大大上升，超过了全国平均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建设比经济建设要落后很多，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5 ]，社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不协调现象得不到政策的及时调适，特别是社会安全问题更多的是在传统的社会管理框架内加以应对和处置，进而使得消极的安全维护方式日益成为政府的重要负担。“下访、回访、接访与约访”的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访难题的一大创新，当我们的领导干部能面对面地倾听群众的诉求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然而安全治理更需要长久性的制度设计，“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各种利益冲突机制的依法创设才是国家的治本之策与长久之计。“法治中国”建设还需要有积极安全新理念指导下的社会管理创新与安全治理转型，特别是要在“信法”的理念指导下，依法建立健全完善的冲突管理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整合机制、信息沟通机制、矛盾谈判机制、冲突干预机制、应急处理机制、冲突转换机制等等。[6 ]积极探索法治方式和民众参与相结合的法治之路，让“信法”重于“信访”成为一种积极安全理念指引下社会健康有序的常态。

“平安”重于“治安”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注重和谐社会建设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方略和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美丽中国”方略。“和谐”与“美丽”的结合是“和美”，所以“和美中国”将是中国新时期社会建设的目标。无疑，“平安”是“和美中国”的重要基础与逻辑前提，“平安”也是安全治理的新课题与民众普遍关注的大议题。

“平安”是一个比“治安”大得多的范畴。对社会来说，“平安”就是：社会正义能得以伸张，社会公平能得以体现，社会矛盾能得以化解，社会冲突能得以调适，社会富裕能得以保障，社会和美能得以实现。[7 ]平安既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也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换言之，“平安中国”就是要在中国打造出经济建设欣欣向荣，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治安秩序良好的局面。然而在危机常态化的今天，“平安中国”的时代定位涉及到对风险、威胁、紧急事件、危机、灾害、灾难等一系列不安全现实的重新理解，涉及到对安全、紧张、和谐、稳定等一系列价值判断的重新认知。如果说在治安维护(社会改造与社会稳定)中政府是安全的主要施动者的话，那么在平安创建(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中政府会不时地成为安全的受动者，而使安全的主体间互动复杂化与尖锐化。这时，将治理运用于社会安全领域就显得更为必要。

为了从“治安”转向“平安”，枫桥人的新探索是超过全镇人口10%的群众参与预防化解矛盾工作，进而首创“村级综治网格化管理”等。由此，我们可把“枫桥经验”拓展为：“基于以人为本的价值准则，注重积极安全的治理实效，充分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有效达成社会平安与民生改善的枫桥式典范。”当然，“枫桥经验”还需要借鉴与吸纳全国各地在安全治理上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做法。概言之，50年来“枫桥经验”践行了从“治安”到“综治”再到创建“平安”的延展，体现了其作为安全治理的特定方式的某种与时俱进的内在活力。“枫桥经验”所揭示的安全治理内涵，不是突显事后救火式的应急，而是一种事先预防式的调适，或者说是事发时的“协同司法”的处理。如果说前一种安全治理方式是一种消极安全的话，那么后两种安全治理方式则是一种积极安全的探索。

当今中国社会已进入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新阶段，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与矛盾引发的、各非传统安全威胁导致的主体间冲突猛增，其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全的施动者与受动者角色不断转化或多重化，影响社会安全的因素不仅来自于利益相关的特定阶层，还来自于利益较少相关的非特定阶层，甚至还来自于原来的安全施动者(如政府不当的发展决策、土地政策、应急对策等)，特别是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动增加，经济发展不平衡，体制性问题凸显，群发性事件增多，民族关系紧张，网络虚拟社群形成，各类宗教活动频现，国际影响因素渗入，代际鸿沟加深，以及因腐败现象引发的对政府信任感减弱为标志的认同危机增大，“经济报喜、社会报忧”及“政府做事、百姓闹事”甚至成为了某些地区社会不稳定的常态，中国基层的“治安”、“综治”和“维稳”的努力虽有成效，但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存有较大距离。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的安全维护虽有很好的经验与做法，但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化期，鉴于非科学发展带来的种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我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在应对挑战中仍存有明显的不足：第一，在安全管理理念上仍以单一、线性的安全威胁为应对目标，无法在更广阔的领域审视更加复杂、综合的现实威胁;第二，安全体制上仍以条块管理模式为主导，无法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分配与整合安全管理资源;第三，由于安全理念、体制、机制、目标上的传统定位，还缺乏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较为科学的类型识别、威胁评估与重要性排序，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缺乏系统的预警与预判;第四，安全理论研究与安全政策制定之间存在不对接，使得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成果在为安全决策服务上，还存在多方面障碍。

中国未来的社会安全问题，更多的是与中国对国际化、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道路的选择和决策相关。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与非安全化理论强调，积极安全的关键在于“积极安全条件”的建设。[8 ]安全化理论要求我们认识到在现实语境中，积极安全不仅是态度积极，更应当是行为积极;不仅是手段的积极，更应当是目的的积极;不仅是体制的积极，更应当是效果的积极。联合国在上世纪末强调要重视“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即要重视作为人的安全具体内容的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和政治安全，这为各国政府推行“积极安全维护”的政策提出了世界性标准。如果人的安全可以用“免于恐惧”、“免于匮乏”和“免于耻辱”三个维度来表达的话，那么从免于恐怖的“安定”转向免于匮乏的“安康”，是消极安全向积极安全转型的第一步;再从生活的安定与安康，转向人格尊重(即免于耻辱)的“安心”，则是向积极安全转型的第二步。

在重视“平安中国”建设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意义，而这一切做在“事先”比“事后”更具积极意义。在今年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强调：民生政府要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其中包括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住房等;还要坚守网底不破，通过完善低保、大病救助等制度，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可见，中国随着防御军事战争能力的加强，社会安全与人的安全越来越受到政府关注，与人民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安全问题正在被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生态环境、资源保障、能源供给、食品安全等都正在成为政府决策的重大议题。这就需要我们改变安全治理的方式，从消极安全治理转向积极安全治理，改变以往常见的政府事后救火式的消极安全维护，重视编织安全网式的积极安全倡导。

总之，从消极安全转向积极安全，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将实现从“维稳”到“维权”、从“信访”到“信法”、从“治安”到“平安”、从“和谐”到“和美”的转变;意味着经历过社会改造、社会综治阶段的“枫桥经验”，需要向社会管理阶段的制度创新拓展;意味着“法治中国”和“平安中国”需要增加社会公平与民生改善的内涵，需要把消极安全的管控拓展为积极安全的治理，还需要把情理与法理、安定与安康、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参与与监督等理念和做法，在社会安全治理中结合得更加完好。

注释：

①安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与生产该产品的“安全场域”密切相关。“安全场域”一般指能够影响乃至决定安全态势的特定情境，主要包括安全的地缘场域、利益场域和社会心理场域。参见余潇枫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416.

[2][6]时和兴.走出地方冲突治理的误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4).

[3]崔顺姬、余潇枫.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

[4]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29.

[5]陆学艺.社会建设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86-87.

[7]余潇枫.平安中国：价值转换与体系建构.中共浙江省委学校学报，2012(4).

[8]李佳、崔顺姬.论边疆安全如何成为积极价值——基于“安全化/非安全化”的分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1).

编辑 杜运泉

作者：余潇枫

第三篇：农业保险：如何给吉林农民系上“安全带”

核心提示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是全国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但同时也是农业灾害多发的省份。如何在发生农业灾害时减少农民的损失，降低農业生产“靠天吃饭”的程度，农业保险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吉林省农业保险从2007年发展至今，在承保品种数量、风险保障水平、保险覆盖面积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切实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但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对农业保险也有了更多的诉求和期盼。

农业保险经常被誉为农业生产的“安全带”、“定心丸”、“保护伞”。2014年以来，从“新国十条”到“省十条”，农业保险的相关政策力度不断加大。让农业保险更贴心、更给力，既是对当前农业生产的现实考量，也是对农村发展需求的及时回应。

从“要我投保”到“我要投保”，农业保险正在被更多农民认可

眼下，全省各地的旱田播种基本结束。在松原市前郭县乌拉塔拉乡刘家村，村民兴长林5公顷的玉米已经出苗。就在2014年8月份，前郭县遭受旱灾，兴长林的玉米损失接近四成。“虽然遇了灾，但因为交了保险，得了赔偿，损失多少挽回了点。”

2014年的旱灾，乌拉塔拉乡下辖的10个村共8.6万余亩玉米受灾，1400余户村民得到了赔偿，赔款金额共计230余万元。

当前的农业生产仍不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如何在异常天气和灾害的影响下将农民的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农业保险起到重要作用。

“每亩地交4元，我这75亩地每年需要300元的保费，这钱也不多，都承担得起，交了心里有底。”在农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像兴长林一样开始认同农业保险。

近几年随着农业生产新型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土地的规模经营使得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主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为土地入农险，不仅能够给他们带来物质上的保障，更带给他们心理上的保障。

长春市九台区纪家镇凤财种植家庭农场主张凤财最近正准备为农场的300公顷土地上保险。“种的地多，万一有灾害就承受不起，自从经营这个家庭农场，地每年都上保险。”谈到入农业保险，张凤财很认可。

吉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保险的潜力巨大。自2007年吉林省首次开展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起，经过8年的发展，逐步构建起市场化的种植业生产风险保障体系。农业保险在稳生产、保粮仓、避风险上，功不可没。

目前吉林省的农业保险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开展的由政府提供保费补贴的特定农作物、特定养殖品种的保险。中央财政补贴险种在我省有玉米、水稻、大豆、葵花、花生，其中中央财政补贴比例为40%，省级财政补贴比例为25%，县级财政补贴比例为15%，农户自交比例为20%。”安华农业保险吉林省分公司种植业保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同时还有地方政策性补贴险种，种植业包括人参、温室大棚、辣椒、烟叶、林下山参、食用菌几大类，养殖业保险主要是能繁母猪养殖保险和育肥猪养殖保险。

“当前我省的农业保险整体还处在初级阶段，在保险覆盖面、保障程度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该负责人认为，只有保险行业自身发展好了，才能对农民有吸引力。

扩大险种覆盖面，让“保护伞”更有力

“这林子终于也能上保险了，以后遇着个灾心里有底了。”2014年7月，延吉市汪清县天桥岭镇的王玉忠为他的1100余亩人工林入了保险。

汪清县是吉林省3个森林保险试点之一，据汪清县林业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县受益林地面积达到235.4万余亩，涉及农户1000余户。

此次推广的政策性森林保险保费由政府提供一定比例的补贴，其中公益林保费由林户自交10%，商品林保费由林户自交25%，余下的保费全由政府承担。每亩保险林木的保险金额为500元。

森林保险在我省成功推广的背后，与农民的实际期盼、市场的有效需求密不可分。

“当地林户非常支持这项保险业务，不仅为林木种植产业提供有效风险保障，也在保险业服务当地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调动了种植户积极性，而且稳定了农户信心并减少了其后顾之忧。”汪清县林业局林业综合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也正在我省悄悄酝酿。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探索粮食、生猪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

曾几何时，生猪价格“过山车”式的波动让养殖户叫苦不迭。“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虽然被看好，但仍处于分散试点的阶段，还面临许多制度和技术层面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省12316新农村热线农产品价格专家梁琦认为，即使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还在摸索中发展，但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为养殖户的市场风险“兜底”，这也是农业保险发展的新趋向。

“价格指数保险，既能解决受灾问题，也能平抑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保险系副教授李景波认为，虽然我国农业保险有一定发展，但是基本限于灾害险，像这种抵御市场风险领域的险种还有待开拓，并且将市场风险纳入保险范畴非常有意义。

据省农村经济管理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2015年，吉林省农业保险将在责任范围和覆盖范围上有所调整，地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以及草鼠害将纳入农业保险责任范围，原有的5种病虫害责任扩大至全部病虫害，同时，将二轮承包土地和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纳入保险范畴，切实保障投保农户的风险需求。

在发展中看到不足，农业保险还有许多“坎”要迈

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基本都是成本保险，保障水平低，赔偿金额还无法覆盖农业生产中的物化成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受灾农民的生产问题。正是因为保障水平偏低，导致农民对于保险的热情不高。

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德福认为，政策性农险的原则是“低保障、高覆盖”，保险金额能否提高，这需要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

据范德福介绍，吉林地方农险的保险费近年来始终是20元/亩。其中，中央财政补贴40%，8元;省财政补贴25%，5元;县财政补贴15%，3元;个人拿20%，4元。以玉米为例，每公顷的保险金额是200元。假如粮食绝收了，农民每公顷最多也就能拿3000元的赔偿，这样的赔偿水平无法弥补农民的投入成本。

保险金额与农民的期待形成的强烈反差，让农业保险处在“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如何寻找到农民与保险行业双方利益的平衡点，是破解农业保险困境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既能让农民对保险赔偿满意，又让保险公司实现盈利，主要还要靠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经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真正做得成功的国家并不多。因为具有高风险、高成本的特殊性，价格比其他财产保险高很多，收入低的农民根本买不起。所以农业保险近几年的发展比较缓慢，一直处于保成本的阶段。要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务必进一步落实去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逐步减少或取消产粮大县县级保费补贴，提高国家和省级财政补贴的比重。”吉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磊说。

保险业要关注民生，就应当从农民最迫切的需求出发，探索更加贴近农民需要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研发适应农民需求的差异化险种，让农业保险真正发挥‘安全阀’的作用，维护农民利益。”张磊认为，对保险公司而言，不能倚重政策吃农饭，借助前期的政策帮扶赢得农民信任、不断完善产品服务，为日后开展纯商业经营累积实力，才能把农业保险做大做强。

作者：陈沫

第四篇：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及赛博安全相关词汇辨析

摘要：按照关注点的不同，本文对“通信安全”“计算机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和“知识安全”进行了辨析。同时，按照定义范畴的差异，对“信息系统安全”“信息安全”和“赛博安全”词汇进行了辨析。此外，本文对由于翻译原因导致混淆的两种网络安全(network security和cyber security)进行了重点解析。

关键词：信息安全 网络安全 赛博安全 赛博空间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官方网站的英文名称为：Office of Central LeadingGroup for Cyberspace Affairs。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翻译为：CyberspaceAdministration China。由此可见，此处的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安全(network security)。

1 不同时期的词汇

一般认为，“通信安全(communication security，COMSEC)”“计算机安全(computer security，COMPSEC)”“网络安全(network security， NETSEC)”和“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等在不同的文献中均有使用，例如，NIST3)用的词汇还是计算机安全，作为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的子领域存在。当然以现在的眼光看NIST的分类，显然格局太小。

不同时期的词汇，实际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理解。在20世纪初期，人们最关注的是信号在传递过程中不被窃听，如英国海军的COMSEC课题，此时关心的保障信息的“保密性”，并没有过多考虑其他属性。

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广泛使用，由集中计算时代转变为分布式计算时代，信息的存储分散到不同的地点。在集中计算时代，仅有有限的专业人员能够接触到信息，这导致很容易规范操作习惯，例如，风险评估可以通过检查表(checklist)就足以了，因为对专业人员而言，检查表就是很有效的方式，到现在，飞行前检查和医生查房等依然以此为主要工具。因此，在分布式计算机时代，专业人员可以控制的通信安全已经不是重点，计算机安全成了重点。

网络的出现，使得逻辑安全比物理安全变得更重要，网络的使用更是从最初的科学家用来发邮件普及到几乎与所有人都相关的网上银行，这个时期安全的关注点主要强调网络(network)的虚拟性，开始逼近赛博安全(cyber security)。

信息安全词汇则比较宽泛，不再纠缠于载体或工具，正如邬贺铨院士在《求是》中所指出“关注重点从物理网络转到所承载的信息”。随着信息安全词汇的出现，“通信安全”“计算机安全”和“网络安全”都成了其中的子域，例如，ISO/IEC 27001：2013中包含了14个安全域，其中A.13通信安全，A.13.1网络安全。

此外，吕述望等学者认为“知识安全(knowledge security)”会作为未来强调的重点而逐步代替这些词汇，因为“我们要保护的不是数据，也不是信息，而是知识”，知识应该是“被证实的、真实的、被相信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数据”“信息”和“知识”是相近但有区别的概念，也就是说，数据安全、信息安全和知识安全，这三个词汇可能单独作为一个划分更好。

2 不同范畴的词汇

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内多采用术语信息系统安全(information system security，ISS)，信息系统安全与信息安全是存在交集的不同概念，ISO/IEC 27000：2014中也专门指出信息也是广义的，例如，存储在信息系统中的电子数据，存储在纸上的信息或口头的(如谈话和陈述)的信息，也就是说，“信息系统安全”只是“信息安全”的一部分。需要指出的是，信息安全策略和员工安全行为等研究一般起源于心理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而防病毒软件研发等则起源于计算机科学领域，Siponen认为由于研究起源不同，或者说是由于研究人员来自不同的学术共同体，据此可以区分“信息安全管理”和“信息安全技术”。

赛博安全(cyber security)则是另外一个不同范畴的概念。ISO/IEC 27032：2012中将cybersecurity定义为不但包括了对信息资源的保护，而且包括了其他资产，例如人本身。赛博安全和信息安全存在一定的区别。例如，在微博上，一个普通人与大V之间的骂战，被欺凌的一方并不存在信息保密性、完整性或可用性的损失，但是毫无疑问对当事人已经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心理创伤。也就是说，这个场景不属于信息安全的范畴，但是涉及到了赛博安全。

显然，cyber security与network security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因此，信息安全、信息系统安全和赛博安全是并行在用，相互之间存在异同的词汇。Von&Van将其描述为如图1所示的关系。

3 网络安全与赛博安全

倪光南院士在《求是》中认为“网络安全既包含实体物理空间的安全，也包含虚拟数字空间的安全(信息安全也在其内)”。沈昌祥院士在《求是》中指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大主权领域空间”。可见，“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指的是cyberspace security或cybersecurity，而不是network security。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官方网站将“互联网”直接翻译为cyberspace，也就是说，这里的互联网是整个网络所组成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network)，正如王世伟1所指出：“网络安全”所反映的安全问题基于“网络”，“网络空间安全”所反映的安全问题基于“空间”。

4 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通信安全(communication security)”“计算机安全(computer security)”“网络安全(networksecurity)”和“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是不同阶段的称呼，随着认识的改变而出现的不同“指代”，目前，一般认为“通信安全”“计算机安全”和“网络安全”应该是“信息安全”的子域。

(2)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信息系统安全(information system security)和赛博安全/赛博空间安全(cybersecurity或cyberspace security)则是并行在用的不同词汇，其定义的范畴不同。

(3)“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指的是cyberspace security或cybersecurity，而不是network security。

本文中相关词汇的中英文对照如表1所示。

作者：谢宗晓

第五篇：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问题初探

摘 要：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等一些词匯越来越多地被广大民众所熟知，但是由于这些应用都不属于传统应用，所以大部分群众并不是很了解相关的安全问题，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很多人分不清这些问题。本文主要介绍信息安全、网络安全以及网络空间安全这三种安全问题的定义以及它们的相同和不同之处，然后分析三者存在的安全隐患，并探讨怎样提升三者的安全指数。

关键词：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相同点;不同点;安全隐患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Network Security，Network Space Security

ZHANG Shu1，LONG Tao2

(1.Hunan Broadcasting System，Changsha 410003，China;

2.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Changsha 410205，China)

0 引 言

随着社会与科技的高速发展，群众越来越多的私人信息都需要在网络上进行登记注册，比如淘宝中要填写用户的住址和手机号码，在手机软件中绑定银行卡也需要填写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另外，一些行政机关、军事、科学研究等重要的机密文件也需要保存在网络中。

如果网络的信息安全无法得到保障，那么这些文件就很有可能被泄露出去，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虽然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方便，但是其中的安全问题同样无法确保需要重视，所以，提高网络信息的安全这一任务刻不容缓。

1 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内涵

1.1 三者的定义

现在，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我们时常会听到信息泄露与诈骗事件的发生，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对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的问题十分关心。互联网的发展确实为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但是在方便省事的同时，人们也要承受一定的安全风险。信息安全涉及的范围很大，计算机、信息与网络技术都包含于其中。在网络这一环境下，计算机安全操作系统、协议以及机制都属于信息安全这一行列，如果其中一个地方的安全问题没有得到保障，整个系统都会受到威胁。网络安全就是要保护软件、硬件以及系统中的数据等，保证系统可以正常运行。网络空间可以存储或者互换信息，它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如果这部分出现安全问题，内部数据的安全性会直接受到威胁。

1.2 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三者的相同点

目前，我们生活的时代是网络的时代，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如果用户的信息被泄露，很有可能会造成财产的损失。与此相同，每一个企业也要加强保密工作，增强保密意识才会促进企业的发展。网络和网络空间得以安全发展的重要前提是相关的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安全是它们的核心问题，只有确保信息、网络和网络空间的安全才可以为用户、社会和国家提供真正的便利。通过它们三者的相互配合可以让网络上的所有用户连成一个整体，并且使用户的用网安全得以保证。

1.3 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三者的不同点

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这三者有着不相同的视角和着重点。信息安全的重点是信息，网络安全强调的是网络，网络空间的安全比较注意空间的表达。另外，提出这三个概念的背景是不相同的，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上有了信息安全，但是网络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提出的。除此之外，由内到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最开始提出的信息安全只包括了真实世界的信息，其范围随着网络的出现越来越广泛，加入了网络信息等内容，这三者也逐渐有所融合。

2 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目前存在的安全隐患

2.1 信息的泄露

互联网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普及，网络的信息安全问题会引发小到个人，大到国家的关注。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群众都会通过网络来购物、缴费或者定外卖等。一些企业也会开通网上服务来方便大家的生活，比如移动联通的营业厅、银行和一些生活缴费系统等。这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在人们享受网络带来的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同样要承受因为信息泄露造成的风险。比如2016年8月19日即将上大学的山东临沂女孩徐玉玉接到了一个171开头的电话，电话另一端自称是教育局的，有一笔助学金可以发给徐玉玉。而在徐玉玉按照要求将9900元钱汇给对方账户后才发现自己被骗。当晚，徐玉玉在报案回家途中心脏骤停，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去世。这就使不法分子获取了用户的个人信息，并利用网络这一便利条件对其进行的电信诈骗。

2.2 网络风险的增加

网络系统自身就有一定的风险性。网络系统风险的加大，一定程度下也是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信息被泄露，系统的设备被损坏以及数据的丢失等都有可能发生。类似之前的“蠕虫”、“熊猫”等网络病毒还有很多，它们会破坏电脑的应用程序，进而破坏系统，威胁网络和电脑的信息安全。

2.3 网络使用率的降低

虽然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但是网络中的服务器却是真实存在的。现在各国之间的竞争大都是信息时代的竞争，一些野心勃勃的国家跃跃欲试，想要利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侵占他国领土，这样一来会降低网络空间的使用率，从而使其他国家的利益受到侵犯。所以一个国家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建设国家的防御能力，都要保障网络的安全。

3 提高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系数的对策

3.1 运用技术加以保护

对于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网络空间的安全来说，最直接的保护手段是技术的保护。网络运营商要提高网络防御的能力，就要加强技术方面的研究。一些网络公司可以通力合作，为提高网络的安全出谋划策。另外，国家也要加大对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力度，为科研工作者提供更便利的条件，也可以实施奖惩制度来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国家部门与相关的企业共同努力，用技术对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網络空间的安全加以保护。

3.2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电视或者网络中，经常会看到媒体报道信息泄露或者利用用户个人信息进行诈骗的事件，出现这种现象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有很大关系。现在有一些黑市里会出现非法交易用户个人信息的情况，这样会使用户的个人财产受到损害，这些交易者就是利用不完善的法律法规，从中获取不正当的利益。针对这种情况，国家要制定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使不法分子没有漏洞可钻，并且要使不法分子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以此保障用户的网络信息安全。

3.3 对服务器保护进行加强

病毒侵入网络需要经过的重要通道是服务器，它是支撑整个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非法人员入侵了服务器系统，整个网络系统都会受到威胁，使网络无法正常运行。如果服务器上线的过程都是正确的，并且对其进行了合理且定时地漏洞扫描、进程检查以及病毒查杀等操作，就能够加强对服务器的防护，避免系统遭受病毒的攻击。

3.4 对数据信息和安全防护进行加密

病毒在侵入计算机系统后，必然会对一些重要信息和文件造成损害，所以重新对信息进行编码可以提高计算机系统中数据的安全等级，进而可以隐藏系统中的重要信息。在操作过程中，需要运用密文存储和密钥管理的方法来隐藏系统中重要的数据。用户需要进行全面的身份验证才可以进入系统，实现了全面的安全保护。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防范病毒入侵的同时，病毒的攻击性也会随之增强，它会具有更强的伪装性。对于内部网络而言，需要通过局域网来实现病毒的防控;对于相关的防毒软件来说，针对性要更强，实时更新病毒库，这样相应的病毒能在具体的操作中及时地被发现，并且可以自动更新计算机中出现的漏洞，从而减少由于漏洞给计算机产生的安全隐患。

3.5 提升传输路线的安全指数

将所需要的线路埋到地下可以保障线路的传输安全，也可以采取其它方式保障其安全性能。与此同时，还要注意线路附近是否有辐射源，避免由于电磁的干扰造成信息出现错误或者数据的丢失。除此之外，要将线路集中放置在可以监控到的地方，减少线路出现外联情况。按时对端口进行检查与修复，防止窃听情况的发生。

4 结 论

计算机网络在给用户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风险，所以提高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网络空间的安全系数以及加强对病毒的防御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在计算机网络中，病毒防护技术是以保护计算机系统数据为基础的，本文主要论述了三者之间的异同以及目前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提高安全系数的对策，通过正确有效的办法对病毒进行及时的防御，保障计算机网络的安全不受威胁，从而保证用户的信息安全与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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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沣锐.农业信息化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 [J].中国农业信息(上半月)，2012(1).

[5] 刘晓春.唐山市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 [J].广东农业科学，2014，41(3)：22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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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曙(1983-)，男，汉族，湖南沅江人，工程师，学士学位，从事网络通讯科全台网工作。研究方向：计算机网络。

作者：张曙 龙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