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论文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人口学论文(精选5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转变倒逼计生政策作出相应调整，有人开始担忧伴随计划生育实践成长起来的本土人口学的学科前景。文章就人口学不是计划生育学进行了澄清，就计划生育实践及其政策转型对中国人口学发展的意义进行了梳理，就当代中国人口治理逻辑演变和人口学如何回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进行了探讨。

第一篇：人口学论文

《人口学概论》教学法探析

摘 要： 《人口学概论》是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高等教育的专业基础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综合运用问题教学法、范例教学法、场景教学法和课题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浓厚的兴趣，正确认识人口现象和人口规律，树立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意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 《人口学概论》 问题教学法 范例教学法、场景教学法 课题教学法

《人口学概论》是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高等教育的专业基础课程。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发展，人口与社会、经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及其应用的科学，对于国家经济规划、社会运行、企业管理、法律措施、教育投入、文化建设和社会福利等都有重大关系。学习人口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人口现状的分析，科学地预测人口的未来动态，据以修订各项政策和计划，使之更切合实际，更有利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人口学是集理论性与应用性为一体的学科。

为本科生开设《人口学概论》，目的是使学生在全面了解人口学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系统掌握人口学工作的理论、方法、技术，具备对人口现状的分析，科学地预测人口的未来动态实际技能，从而胜任相关工作岗位的工作。但《人口学概论》涉及的人口理论与研究方法，学生在高中阶段很少涉猎。用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缺乏学习的兴趣，教师也很难系统地将人口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课程的教学目的、内容，针对学生掌握知识与接受知识的实际情况，在吸收前人优秀教学方法的基础上综合采取新颖、创新的教学方法，将枯燥乏味的人口理论知识深入浅出地传授给学生，从而提高学生学习人口知识的积极性和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课程教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问题教学法：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问题教学法是指通过提出问题，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人口理论来源于社会的人口实践又指导人口的实践活动。社会的人口实践涉及诸多领域。这些领域都存在与人口有关的问题。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存在与人口有关的问题吗?让学生根据切身体会来回答问题。学生的答案很多，如交通拥挤是人口问题，住房紧张、房价居高不下是人口问题，就业难、就学难、看病难是人口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是人口问题，农村男孩找老婆难是人口问题，农村空巢家庭养老是人口问题，农民工的生存困境也是人口问题。教师在此基础上阐述我国人口问题的现状、问题和解决的途径。通过启发式的提问和师生间、同学间互问互答，教师再进行针对性的讲授知识点，第一，可以激发学生求知的兴趣，了解人口学的基础理论，了解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人口问题无处不在，解决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利国利民的大事，让学生认识到学习人口知识与研究方法，将来走向社会一定有用武之地;第二，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问，进行发散思维的能力;第三，师生间的相互提问和回答问题，相互争论，也可加深对学习内容的印象，提高对人口知识的认识水平。

教学过程是师生的双边活动过程。问题教学法是一种师生互动式的教学法，可以是教师提问，学生回答，也可以是学生提问，教师回答或学生提问，学生回答。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细心引导，不能放任自流，应掌握好教学节奏。这样的教学方式，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涨，知识点容易掌握，可以促使学生去开动脑筋，发散思维，主动认识人口与社会现象，发现人口问题，获取人口知识，并从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同时，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二、范例教学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范例教学法是运用人口知识对身边常见的人口范例进行解析，使学生正确认识人口现象和人口规律的一种教学方法。它的优势是以例说理，以理析案，将深奥难懂的理论知识通过生动鲜活的案例深入浅出地阐述出来，知识点易学易懂，难以忘怀。比如在分析我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时，将马寅初家乡浙江绍兴嵊县当时人口倍增的事例进行剖析，分析其人口激增的时代背景、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使学生明白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口控制对增加生产资金积累，减少消费资金，扩大工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提升人口素质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又比如在借助西方人口学家的推拉理论分析流动人口现象时，可以以一个贫穷小山村作为范例来进行剖析：村民为什么贫穷，贫穷的青壮年村民为什么会走出大山，来到城市打工?山村土地资源的匮乏，经济发展的落后，以及人口文化素质的低下造成的生存压力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力;城市生活的五彩缤纷，工作机会的增多，形成一种强大的拉力。农村的推力与城市的拉力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使亿万农民从农村到城市，从贫穷地区到富裕地区，为的是寻求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和生活环境。在案例教学中还可以运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对这个小山村的流出人口的流因、流量和流向等特征进行统计学分析，找出其数量关系和规律性，为政府相关部门解决流动人口问题提供决策依据。

范例教学法的意义在于可以将人口理论与人口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实际案例将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阐述得生动活泼，并以范例来验证理论，又以理论来分析范例，从而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使学生容易掌握和应用人口理论与方法，为以后在人口实践中应用人口学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场景教学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场景教学法是将课堂搬到社会现场的一种实践教学法。场景教学主要是利用与教学相关的现场，通过现场的环境、实物、人员等进行教学活动。场景教学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并根据教学的内容、程序、方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案，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人口学概论》的人口知识传授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现场感很强，使学生置身于社会场景中，对现实人口问题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可以锻炼学生的应变能力和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讲授老年问题时可以将课堂设在社区养老院，让学生通过对养老院环境、设施、老年人精神面貌、衣食住行、医疗看护的细心观察，并与老年人及护理人员面对面地接触，采取无结构式访谈，也可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社区养老及老年人的需求和问题。在此基础上，师生共同探讨中国社會养老的现状、问题及其应对的策略和措施，引导学生把人口知识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口学概论》采取场景教学法是让学生在身临其境的现场中，对人口问题有切身的感受，触发他们了解社会、参与社会的主观能动性，迫切希望探求解决人口的途径。通过场景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社会实际，直接与有关事物接触，拓展视野，获得丰富生动的感性认识，把所学的人口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为学习与掌握理论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助于学生探寻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从而加深理解和巩固运用所学的知识，有利于学生今后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四、课题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通过问题教学法、范例教学法、场景教学法，学生基本了解了人口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初步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要锻炼学生运用理论思维和创新思维的能力，重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课题教学法要求学生借助一种或几种人口理论、如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新马尔萨斯主义、社会学派人口理论、生物学派人口理论、人口转变论、人口爆炸论、人口零增长论、适度人口论、人口陷阱理论、孩子成本效用理论、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等，并运用人口研究的方法，设计一个人口研究课题，师生共同探讨，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在人口课题的设计过程中，注意吸收国内外人口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促使学生了解当今国内外人口理论的前沿和人口的热点问题，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题教学中教师可以将自己在研的课题作为课堂讲授的内容，分析课题的由来、设计过程、研究内容，采用了哪些研究方法，发现了哪些问题。此外，师生也可以就共同关心的人口热点问题设计研究课题方案，比如可以设计“解决婚姻挤压问题的途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农村留守儿童的情感问题研究”，“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压力研究”，“城市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研究”，“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城市农民工的融入问题研究”等课题。通过课题研究方案的设计与讲解，调动学生学习人口知识的积极性，启发他们的理论思维与创新思维，引导他们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人口知识分析我國目前人口问题与人口变动产生的背景、原因，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为解决人口问题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

五、结语

问题教学法、范例教学法、场景教学法和课题教学法是相互关联的，可以优势互补，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动性，使学生尽快掌握《人口学概论》的学习内容，正确认识人口现象和人口规律，树立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意识，并应用人口理论分析和认识人口问题，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建议，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问题教学法主要培养学生的观察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社会问题;范例教学法主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锻炼学生的理论思维;场景教学法重点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以致用，为解决社会人口问题出谋划策;课题教学法则培养学生的一种综合能力，主要是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运用人口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将四种教学方法应用到《人口学概论》的教学中，会使理论性较强的课程讲授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不仅使学生对学习人口学课程产生浓厚的专业兴趣，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而且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他们未来在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奠定人口专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罗正华主编.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4.

[2]李山川主编.大学教育心理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1.5.

[3]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

作者：马芒

第二篇：人口学

人口问题是社会问题

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发展，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和数量关系及其应用的科学总称，包括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还包括研究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诸现象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和数量关系等分支学科。人口学（demography）是拉丁语demos（人民）和graphein（描述）两字复合而成的，在1882年日内瓦国际卫生学和人口学大会上被正式认可。人口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人口学家A.吉亚尔所著的《人类统计或比较人口学大纲》一书中。20世纪30年代以后，人口学这一术语被广泛使用于教科书中。

不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下，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口都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其数量、质量、构成的变化总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资源、军事等方面的问题有密切关系。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等都从各自的角度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特别是对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物质基础的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互关系问题尤为关注。正因为如此，人口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过去分属不同学科。

学术界对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在美国，多数人口学家都把人口学视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根本。因此，不少人口学研究机构都设于社会学系之下。但也有不少学者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研究人口问题的。在欧洲、日本、苏联等国，多数学者把人口学更多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英国的人口研究所设于伦敦经济学院之下，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设于法国劳动部之下，苏联著名人口研究机构设于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之下，日本大学的人口研究所也设于经济学系之下。中国从50年代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起一直到70年代人口学的恢复和发展大都是在经济学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与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和经济落后的矛盾相关。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导致粮食问题、就业问题、住宅问题、教育问题非常尖锐。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研究是否应该控制人口增长，也是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这一现实矛盾出发的。7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设于经济学系或学院之下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还有的学者认为，人口学已具有与经济学、社会学相并列的学科条件，它应成为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相分离而独立的学科。

人口学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学、人类学、历史学、统计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都有联系，人口发展及其过程常常为经济因素所制约，甚至为经济因素所决定。因而人口学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动），研究人口发展规律时，离不开经济学所阐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研究人口和经济相互关系时更是要直接借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人口发展及过程为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所制约和决定，因而人口学与社会学密不可分。观察、分析决定人口发展的社会因素离不开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 人口再生产变动情况为人们的婚姻、家庭和生育等社会行为所左右,这些社会行为除由经济因素左右外,也是在一定社会心理支配下的产物。社会心理学对分析婚姻、生育行为的变化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人口学在研究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人口迁移、人口城市化等问题时，要利用地理学的已有知识。在研究人口再生产的历史过程时，与历史学又有直接关系。研究古代人口状况及发展时，还要依靠考古学、人类学的材料和论证。 统计学与人口学的关系更为直接,历史更为悠久。人口学相当一部分来源于统计学，而且至今仍不断汲取统计学发展的各种成果。

人口学与生物学、生态学、公共卫生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以及数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人口学在研究人口的出生、发病、死亡及变动时，要利用生物学、遗传学、公共卫生学的有关原理和知识。人口学与这些学科的交叉、結合产生了一些边缘学科，如人口生物学、人口生态学等。数学和人口学特别是与人口学方法的关系更为直接，大量数学方法被用于研究和分析人口现象及决定人口变动各因素的数量关系之中。

人口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发展。经济学无论研究劳动力的变化，还是研究市场需求的变化都离不开人口学的研究成果，经济学借助人口学的研究成果扩大和加深了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人口学对社会学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社会学在研究婚姻家庭、社区各人口年龄群体（少年儿童、青年、壮年、老年）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结构和机制时都离不开人口学的研究。

人口学一词虽是由吉亚尔提出并开始使用的，但它作为一门学科，一般公认早在17世纪为J.格兰特所创立。在1603年大鼠疫之后，伦敦每周公布出生、死亡人数总计表，积累了丰富的人口自然变动的资料，格兰特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于1662年发表专著《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这被认为是人口学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有人誉称格兰特打开了人口学实验研究领域之路。其主要贡献有：发现了人口现象种种稳定的数量规律性，每一时期人口出生、死亡有其一定的数量规律，出生性比例（出生婴儿性比例为14∶13，男孩略多于女孩）和死亡性比例的相对稳定规律，因一定死因而死亡的人数在死亡人数中保持一定稳定的比例等；根据每百名出生婴儿陆续死亡的年龄编制了死亡表；正确地把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看作是人口变动的内在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格兰特明确提出，人口研究的任务就是从对人口现象的数量研究中看到基本法则。格兰特的好友和合作者W.配第也被认为是人口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张将算术用于人口、经济、政治的研究中。在《政治算术》一书中他提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继格兰特之后，比利时学者L.A.凯特莱把概率论引入人口研究之中，他肯定了大数定律在人口现象的数量规律性中的作用，并根据人口出生、死亡、结婚、性比例、体重等人口统计资料和犯罪统计资料，进行了人口学研究。18世纪末,现代人口普查首先在美国开始，之后普及到欧日各国，人口学的实际研究愈来愈为政府和学术部门所重视。凯特莱也试图用数学方法观察和研究人口规律和人口问题，他宣称抑制人口增长的阻力与人口增长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维赫尔斯特应凯特莱的要求对此进行数学检验，发现“数理逻辑”的对称曲线（即逻辑斯蒂曲线）可以说明凯特莱这一思想。这一假设当时并未受人注意。一直到1920年美国生物学家、人口学家R.珀尔和L.J.里德重新发现这条曲线，才为人口学者所重视。有些人接受这一理论，认为人口是按逻辑斯蒂曲线形式发展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此持疑义。18世纪尤勒曾设想，如果一个人口总体，分年龄组死亡率不变,增长率不变,就会有一个稳定的人口年龄分布。19世纪后期列克西斯确立以净再生产率为计算世代更替的尺度。在此基础上，20世纪A.J.洛特卡确定了以数理定律为基础的稳定人口的数学模式，发展了研究人口再生产各变量之间纯数量关系的数学方法。

人口学派与代表人物

人口思想古代早已有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管子、孔子、商鞅、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都涉及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甚至提出人口和土地之间应有一个理想的比例的思想。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国家的防务、安全和行政管理角度研究人口“适度”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兴起，在古典经济学派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著作中都探讨过人口问题,但作为一门人口理论,应该从T.R.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算起。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两者形成巨大的差额。只有通过晚婚、不婚等道德抑制和罪恶、贫困、战争等积极抑制，才可能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相平衡。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作为反对W.葛德文和A.de孔多塞的理论而问世的。之后引起了巨大争论，有赞成者,有反对者。反对者不仅来自马克思主义,也来自其他各种学派。古典经济学家A.斯密、D.李嘉图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都有有关人口理论的论述。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A.马歇尔提出，人口增长是促使报酬递增的因素之一，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人口增长是有利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以E.坎南为代表的适度人口论，认为平均生产率最高时为适度人口点，在此之前为人口不足，在此之后为人口过剩。J.M.凯恩斯从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出发，根据英国的资料认为人口增长不足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强调人口应该保持适度增长。经济学派的人口理论被认为是人口理论的故乡，人口理论产生之源。

在划分人口学内部学科体系上，学者中的观点有所不同。例如，苏联学者将人口学视为一套知识体系,认为人口学包括以下几个分支:人口理论；人口资料的搜集；描述人口学

人口学派与代表人物

人口思想古代早已有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管子、孔子、商鞅、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都涉及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甚至提出人口和土地之间应有一个理想的比例的思想。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国家的防务、安全和行政管理角度研究人口“适度”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兴起，在古典经济学派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著作中都探讨过人口问题,但作为一门人口理论,应该从T.R.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算起。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两者形成巨大的差额。只有通过晚婚、不婚等道德抑制和罪恶、贫困、战争等积极抑制，才可能使人口增長与生活资料增长相平衡。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作为反对W.葛德文和A.de孔多塞的理论而问世的。之后引起了巨大争论，有赞成者,有反对者。反对者不仅来自马克思主义,也来自其他各种学派。古典经济学家A.斯密、D.李嘉图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都有有关人口理论的论述。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A.马歇尔提出，人口增长是促使报酬递增的因素之一，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人口增长是有利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以E.坎南为代表的适度人口论，认为平均生产率最高时为适度人口点，在此之前为人口不足，在此之后为人口过剩。J.M.凯恩斯从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出发，根据英国的资料认为人口增长不足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强调人口应该保持适度增长。经济学派的人口理论被认为是人口理论的故乡，人口理论产生之源。

在划分人口学内部学科体系上，学者中的观点有所不同。例如，苏联学者将人口学视为一套知识体系,认为人口学包括以下几个分支:人口理论；人口资料的搜集；描述人口学（对某一具体区域或国家的人口年龄、性别构成,家庭构成,人口过程的一般描述）；纯粹人口学（研究人口现象、过程、构成的数量对比关系及在其影响下的人口增长），纯粹人口学有时也称为人口学的数学理论，有时也称为理论人口学；人口分析（研究人口现象与决定人口现象的社会的、经济的、社会心理的、生物的……之间的相互关系）。西方学者普遍将人口学分为人口学分析和人口研究。前者包括：人口资料搜集、分析、评价，人口分析技术，即形式人口学或称纯人口学、理论人口学、数学人口学。人口研究包括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生态学，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将人口学体系归结为三大组成部分：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人口应用学科（或分支学科）。这样归类是将人口学视为由理论、方法和应用学科组成的统一整体。

中国当代人口学理论

中国2015年前后转入“人口负债期”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期，人口老龄化形势会更加严峻，将呈现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的新特征。预计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11.1%，年均净增高龄老人100万，增速超过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65岁以上空巢老年人口将超过51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近1／4。

2009年7月21日，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首届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指出，人口红利将在2009年达到最大的获利点，此后将逐渐减少。为此需要尽快制定适应新时期的人口政策和就业政策。

所谓的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对儿童与老年抚养和赡养的负担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主持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得出研究结论也显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峰值，此后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可下降到67.42%，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人口红利达最高获利点后，劳动年龄人口每年新增数量下降，但是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仍会增加，预计到2017年峰值时达到10.01亿人。其后呈下降趋势，2030年可减至9.89亿，2050年可减至8.62亿，相当于本世纪初的水平。而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对人口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研究表明，随着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中国将在2015年前后从人口红利阶段进入到人口负债阶段。

人口学界与人口政策决策机构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如何判断现在的人口形势以及未来的走向，不同的判断得出不同的政策导向。决策机构最大的考虑之一仍然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并担心一旦生育政策开个口子，将导致人口失控。而人口过快增长，将对中国的经济、环境以及资源利用等带来负面影响。

在2008年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人口学家、土地专家、粮食专家以及经济学家从各个不同的领域阐释了中国正在经历着和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时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势，这个形势是如此严峻，以至于如果不立即采取相应的渐进的政策调整，以及在更多的地方进行生育政策放开的试点，中国将“悔之晚矣”。

学界对中国人口形势达成共识 存显著低估低生育率风险可能

人口学界对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的判断，在2000年前后达成了高度共识。从那以后，一批国内最优秀的人口学家，一批——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的话说——“忧国忧民”的人口学家，开始了唤醒官方正视已发生了逆转的中国人口形势的行动，并试图通过扎实的调研推动政策的调整。人口学界对中国的人口形势以及未来走向形成新的共识：

1. 中国存在显著低估中国低生育率风险的可能。从1992年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已经长达近20年之久。官方一直把中国总和生育率定位在1.8左右，长达十几年未变。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的多项实际调查，包括全国人口普查、各年人口变动调查、国家计生委的各次全国计划生育抽样调查等，其统计均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年代后期就已经下降到1.35，并且后来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左右。即使加上漏报，也达不到官方所定位并依此做决策的1.8。

2. 要跳出“人口决定论”。马尔萨斯是最早系统地提出人口的过快增长会导致人类发展陷入困境的人口和经济学家。但是后来的研究和历史实践均表明，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复杂，尚未从理论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实践的结论表明：在一个社会里，特别是在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的现代社会中，某一地域的人口数量多寡，并不是决定国家发展成败和强弱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是国家在选择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时需要仔细考虑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3. 现在中国人均能源消费，以及环境污染加剧等，绝大部分是因为经济增长方式所致，而非人口增多之罪。而且，中国的土地承载力不断突破之前人们的估计，从解放前的4.5亿到现在的13亿。事实是，同样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度，同样是7%的耕地，我们却养活了3倍于1949年的人口。中国人口容量的极限到底是多少？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科学地评估。要高度正视低生育率现实及其后果，并及早开展放开“二孩生育政策”的试点以及政策调整。

图表14：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占比

人口负增长是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中国的生育率不是过高，而是太低，这似乎违反我们的“常识”，但却是中国乃至国际人口学界十几年来日益扩大的共识。过低的生育率会导致人口长期的惯性负增长，进而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社会结构乃至民族生存造成冲击，同时也在微观层面上牵动这个国家中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与权利。

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人口学家王丰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程度较高、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较发达的国家，如欧洲、日本等，早已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生育率显著低于更替水平2.1，于是长期出现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当今世界上已有一半以上的国家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深，中国无法例外于低生育率、负增长与老龄化的全球大势。

事实上，不仅仅是城市才有低生育率问题。对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的人口学研究也表明，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冲击，即使在中国农村地区，生育率也已低于更替水平。过去十多年中，国内外人口学术界各种研究反复得出的结论一致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在1.5左右，国家统计局近年公布的结果為1.6，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更是低至1.22。

那么,一旦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形势会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出现大的反弹？王丰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有事实证明，放开“二孩”，甚至在农村地区，都不会造成出生激增和人口失控。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先后设立了四个“二孩政策试验区”，允许当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这四个试验区分别是甘肃省酒泉市、山西省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市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覆盖人口840万。20多年过去了，四个地区的生育率都保持在2.1以下，有些地区更是达到了1.5以下。真正值得担忧的反倒是，即使放开“二孩”，在生育子女成本高、生育意愿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不但无法回升到一个比较温和合理的水平，反而会在低生育率的轨道上越滑越远。有不少低生育率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来鼓励生育，往往收效甚微。而且，由于人口负增长像人口增长一样存在惯性，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维持较长时期以后，即使生育率有所提升，人口还是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负增长。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要求的生育率相当于1.47，如果维持这个水平不变，到2100年时中国人口总数将由现在的水平下降到6.77亿；如果维持1.47水平30年不变，然后回升到更替水平2.1，到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将下降到10亿左右；如果维持在1.6(比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目前生育率——1.5左右略为保守)30年不变，然后回升到2.1，到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也将不可逆转地下降到11.7亿。换言之，由于中国人口生育率已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

王丰指出，把人口简单视作负担的马尔萨斯式的观点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制约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资源的利用效率、制度机制、外部环境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把人口总量大和贫困等简单挂钩是一种成见。至于负增长对中国社会的可能影响，现存各个人类社会，没有哪一个经历过如此持久而大幅度的人口减少，历史上经历过的恐怕都已经消亡了。因此很难确切判断这样的人口负增长究竟会给一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可以判断的是，在人口总量减少的过程中，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不断老化，而这个老化过程对未来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影响都将是史无前例、十分深远的。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惯性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于年轻劳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年轻劳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难以复制的历史性经济增长。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早期的经济腾飞也从这种人口红利中受益良多。但由于生育率下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已消耗殆尽，拉了经济增长的后腿。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在相当程度上便是受到人口老化的制约。而中国正在步它们的后尘。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20~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其总数仍颇为可观，但20~24岁的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数将大幅萎缩，由2010的约1.25亿下降到2020年的0.68亿，其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约15%降至约8%。这是近年来低生育率的直接后果。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既是最富创造力的劳动力，也是最具消费力的消费者。这个年龄段人口的急剧减少不仅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巨大冲击，同时也会对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产生巨大影响——新结婚夫妇对数急剧减少，对新建住房需求减少，面向年轻人的一切消费，其需求都会减少。与此同时，人口老化也会使退休人口比重增加，加重劳动人口供养退休人口的平均负担，使社会养老金的财务状况恶化。

以上都是可以量化的、经济层面的影响。还有无形的、社会层面的影响也十分重要。比如家庭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大量独生子女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成长，成人后他们自己及其子女也不再生活在传统的亲属社会之中。独生子女家庭同时也是高风险的家庭，一旦子女死亡或罹患重大疾病，父母晚年的赡养就会失去着落，他们重要的人生希望也会顿时落空。而独生子女赡养自己父母以及配偶父母的负担则显然要比非独生子女沉重得多。所以说，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这些问题对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深刻的影响，从理论上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更有效和可持续地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篇：新时期中国人口学的发展方向

摘要：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转变倒逼计生政策作出相应调整，有人开始担忧伴随计划生育实践成长起来的本土人口学的学科前景。文章就人口学不是计划生育学进行了澄清，就计划生育实践及其政策转型对中国人口学发展的意义进行了梳理，就当代中国人口治理逻辑演变和人口学如何回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人口学发展的机遇和使命是：在后计划生育时代，应该为计生改革和人口政策转型提供智力支持;在人口转型时代，应该为前瞻应对人口转变的系统风险提供学理支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时代，应该主动担负起优化人口治理、创新人口服务和完善人口管理的时代使命;最后，人的全面发展呼唤全面发展的人口科学，要求人口学加强学科生态建设和提升学术公信力。

关键词：计划生育;人口学;人口生态;人口发展风险;人口优化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场无声的人口革命当中。长期持续稳定的低生育水平造成我国人口生态失衡受损，突出的是人口少子化以及人口老龄化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高达1.76亿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12.6%。[1]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指出，伴随中国人口的低生育革命继续深化，未来十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可能超过14%，比2000年初的老龄化水平翻一番;203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将首次超过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占比并在未来不断扩大差异。[2]“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人口发展态势正在不断催生和加剧系统性社会经济风险，考验着我国人口治理的智慧和决心，同时也对中国人口学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命题。

一、为计生服务的中国人口学是否走到了尽头?

上世纪70年代初，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品短缺和就业困难与人口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特殊人口国情。面对“人口压迫生产力”严峻形势，“人口非控制不行”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3]在这一背景下，为回应计划生育实践对理论的呼唤，本土人口学在当代中国诞生伊始就以“计划生育(1)学”或者“人口控制学”的面目出现，显示了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依托政府关怀和政策重视，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加之中国独具特色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获得了充足的发展动力，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理念家喻户晓，人口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俨然成为一门“显学”。

不过，这种情况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的转折性发展悄然发生了改变。随着人口形势发生巨变，中国人口问题泛化，人口学的研究领域和对象亦不断拓宽。当前，我国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已过顶峰，家庭生育意愿持续走低，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人口变量特征发生重大转折变化倒逼政策作出调整和回应。继“双独二孩”政策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不过，从政策执行效果看，生育选择空间拓宽的生育率反弹特性几乎见顶。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与出生率分别为1723万人和12.43‰[4]，双双回落，明显低于相关预测。这表明，市场经济和低生育背景下我国生育政策调控作用已然减弱，“经济可以计划，人口也应当可以计划”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有基于此，2018年十三届人大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改革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重组调整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管制以及人口与计生国家部门重组改革，人们开始担忧或质疑伴随中国计划生育实践成长起来的人口学是否还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2)这并非没有道理，毕竟当代中國人口问题的讨论从新中国诞生伊始就聚焦人口高增长与经济低增长的矛盾，围绕人多还是人少，多生还是少生展开人口与计划生育大辩论;毕竟中国人口研究机构诞生之初不为别的，就为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寻找理论依据并为之张目。[5]1982年，计划生育更被国家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成为中国当代史上一项极大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而研究和指导人口总量控制和质量优化、婚姻组建和家庭计生的责任则首要落在人口学上。这也怪不得有人疑惑：以控制人口出生数量为核心要素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旦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伴随计生实践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口学在今天是否也走到了尽头?

事实上，“一孩化”政策取消至今，人口学界面对这样的诘问并非罕见。(3)这一方面反映了人口学的学科生态建设还不完善，学术公信力仍然缺少认同，学科魅力有待培育;另一方面，也是对人口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一次历史追问，是推动中国人口学走向学科自信和理论自信的一次重大机遇。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重新梳理本土人口学的学科发展思路，首先需要澄清中国人口学与计划生育实践之间的关系。

二、学理澄清：本土人口学不是计划生育学的几点论断

真理不辩不明，对固有认知定势有必要进行学理澄清。而又凡欲立者，必先破也。在回答人口学学科是否到了穷途末路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为人口学正名，阐释为什么本土人口学不是计划生育学。

首先，如果人口学是计划生育学，那么人口实践与人口研究(4)应当局限于计划生育实践和人口抑制思想。但从学科发展史看，中国人口统计实践远远早于计划生育实践，中国人口思想自古就不止于人口抑制的单轨方向。我国计划生育的实践不过半个世纪，而人口统计则自古有之。在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统治者为了征集兵力、征派赋役，必须了解和掌握所辖区域的人口数量，以满足统治的需要。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有了人口数目的统计。到了周代，户籍管理制度就已建立并且较为严密。先秦时期，我国就已形成丰富的人口思想，在 “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和“民之寡众为国之贫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地广人稀时代，人口增殖思想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主导了我国人口过程，孔子、荀子、墨子、商鞅和吕不韦等都曾从不同视角出发主张大力增加人口生产和供给。

回溯历史，中国人口学开创之初，既不是计划生育学，也不是为了计划生育。中国人民大学已故人口学大家查瑞传教授主编的《人口学百年》从人口思想史的角度很好地回顾了中国人口学从萌芽到崛起的发展历程，计划生育对本土人口学的影响主要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以当时留美归国的人口学家、社会学家陈达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人更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开拓性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建构了中国人对中国人口现象的早期认识。

其次，如果人口学是计划生育学，那么人口实践与人口研究应当局限于人口生育及其相关领域。然而事实是，现代意义的人口学或者说人口统计学(demography)的诞生恰恰以英国政治算术学派代表约翰·格兰特《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1662年)的发表为标志。人口学视角对格兰特贡献的阐释，不仅在于他发现了大数定理的作用，还在于从人口统计资料中发现了出生性别比、死亡年龄模式和城乡人口死亡率差异等人口生存特征和死亡规律，开创了近现代人口学研究之先河。

实际上，人口研究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人口变量给予的学术观照程度以人口转变规律为依据，也不局限于生育率研究，因为人口转变主要通过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来实现，并且是一个出生率和死亡率由旧均衡转变到新均衡的长期变动过程。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滞后、人口死亡率较高的历史时期，人口研究对死亡变量的关注更为充分。这一阶段的人口研究注重研究死亡率的决定因素和差别模式以及死因分类和死因模式，譬如波尔的“中介变量论”、舒尔茨的“健康投入—产出”理论以及马迪哈温的“生命影响变量”理论都尝试建构不同理论范式来解析死亡率的决定因素。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医药卫生条件改善，人口死亡率的降低直接导致生育水平主导人口转变阶段的到来，这也回答了为何当前人口学界如此关注家庭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以及生育能力。由于我国育龄人口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叠加生育政策调控空间继续缩小，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我国人口发展在开放系统中终将步入从出生、死亡以及由其决定的自然变动为主导，转向以人口迁移流动变动为主导的人口发展转折期。因此，新时期人口研究重心或将从自然变动转移到流迁变动对区域人口变动的影响上来。

再次，如果人口学是计划生育学，那么人口实践和人口研究应当局限于计划人口。计划与市场是东西方国家历史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体制。如果承认“计划”是人口政策和人口工作的唯一价值取向，那么人口学和人口研究就不应当在西方国家出现。然而，直至今日中国人口学的应用范式和基本概念还是来自西方人口学的历史积淀。

按照工商人口学观点，“市场”对人口统计发展也有相应的要求，需要掌握商品销售市场、居民购买力和劳动力市场供应等基本资料。以十年一度的全国人口普查为例，其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摸清我国人口的自然属性特征及其社会和空间分布状态，以期为完善收入分配与消费、教育培训与就业、医疗卫生与健康、社会保障与养老、幼儿托育、工商服务以及城乡道路建设等决策提供依据。

最后，如果人口学是计划生育学，那么人口实践与人口研究就无所谓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人口学关注人口因素与人口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口系统内部的生育、死亡和迁移变量的状态特征、变动规律及其对人口规模、结构、分布和变迁的影响机制。这种形式人口学(Formal Demo-graphy)分析范式从人口指标构建出发，聚焦人口资料搜集、整理和统计分析，可追溯至格兰特的《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一文。广义人口学还研究人口因素与非人口因素之间的关系，不仅涵盖经典人口分析范式，而且关注人口系统内部变量与人口系统外部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和互动机制。这种广义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y)范式源于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遗传学、生物学、公共卫生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其路径开拓源自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关于人口增长极限和资源承载能力之间关系的讨论。

人口研究范式的不同决定了人口政策实践方面发挥的调节、干预和指导作用及其领域也不尽相同。计划生育政策仅仅限定于人口生产和再生产领域，主要涉及婚姻、家庭和生育，主要调节出生人口数量，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计划生育政策是狭义的人口政策，广义人口政策还包括人口的空间移动领域(迁移流动、人口地理分布等)和社会移动领域(人口社会分层等)。即便生育调控于今日之中国，也必须要统筹生育政策、人口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以求促进政策之间配套衔接。因此，只见狭义人口分析不见广义人口研究，只见狭义人口政策不见广义人口政策，既不客观也不全面。

三、计划生育与人口研究：计划生育实践之于中国人口学发展

理论源于实践。厘清人口学与计划生育的关系，是为了还原人口研究视野和学科全貌，人为割裂两者关联，既不符合中国人口现实，也不利于人口科学的持续健康发展。过去，中国人口学的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是伴随着计划生育实践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未来，中国人口学的发展也必然伴随着人口发展形势变化和计划生育政策内涵转变而迎来新的春天。因此，客观分析和评价计划生育实践对于本土人口研究和人口学发展的意义，还有必要专门讨论下面几点。

1.计划生育实践之于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创和恢复发展

计划生育源于要不要控制中国人口数量之争。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中对美帝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为中国人口政策定下基调。此后，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总量超过6亿，引发了党中央对人口问题的关切。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先后反复提倡节育(5)，由此也激励了马寅初、费孝通、吴景超、陈长衡、陈达等一批学者对人口数量和增长问题的探讨。

1957年7月5日，著名的《新人口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马寅初在文中分析了新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提出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同年，陈达在《新建设》发表《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孙本文在《文汇报》发表《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人口数量》，全慰天在《大公报》发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中国人口问题》，吴景超在《新建设》发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学者们纷纷论证中国人口过多，必须节制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这些真知灼见不仅一定程度受到当时党中央的重視，还为现代中国人口学奠定了一定基础，马寅初更被誉为“中国人口学第一人”。

20世纪70年代，“人口论”在与“人手论”的价值分野之争中占了上风。1971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1973年人口指标被列入经济计划。计划生育的实行极大推动了人口理论与实际调查工作的结合与发展，涌现出一批包括《十亿人口的普查》《千分之一生育率专题分析》在内的反映国情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调查和研究成果以及《人口理论教程》《人口统计学》和《人口学词典》等教材。[6]其间，人口学关于计划生育的研究项目还得到了国家计生委、联合国人口基金等机构的大力资助，吸引了一批统计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的专家学者加入人口学的研究队伍。自此，以研究人口问题为己任的中国人口学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2.计划生育实践推动了后人口转变理论之建构

计划生育及其带来的低生育后果无疑是新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人口现象之一。尽管计划生育的核心要义是控制人口增长，旨在解决人口数量问题，但人口系统本身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文生态，因此生育变量的变动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和影响其他人口变量的状态和特征，并进一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得天独厚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给本土人口研究提供了绝无仅有的研究资源，极大滋养和推动了中国人口学的发展。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人口学界围绕低生育和人口转变现象取得了卓著成效的研究成果。譬如，邬沧萍和穆光宗提出，最优的生育率调整是超前有序的，面对中国超前的低生育革命，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预见力遇到了挑战，有必要对其补充拓展[7];于学军指出中国在世纪之交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代，要求更多关注人口质量、结构、分布和开发问题[8];陈建民认为，实现后人口转变时代的新稳定均衡状态，有必要适时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9]。基于中国超前于现代化的人口转变现实，后人口转变的讨论也引发了国内学界长期的争鸣和探讨[10][11]，从而推动了本土人口转变理论建构。

同期，经济社会意义的人口转变风险及其挑战成为相当一段时期内人口学界最具开拓性和吸引力的研究领域。[12]中国人口风险研究发端自上世纪80—90年代学界对长期执行低生育政策带来的低生育率陷阱、少子老龄化以及劳动力储备不足等人口安全隐患的担忧。(6)生育率下降后果的讨论，要求既关注人口系统内部变量特征(人口规模、结构、质量和分布等)，又关注人口系统外部环境影响(社会、经济、文化和资源等)，更加强调人口问题治理的系统性和变量之间的互动性。这与计划生育讨论从人口系统内部变量解决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存在很大不同，从而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人口研究视野。譬如，邬沧萍提出的“未富先老”论(7)，穆光宗提出的独生子女风险论[13]和“城乡统开二胎”主张[14]，陆杰华提出的稳定低生育水平对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负面影响[15]，曾毅提出的中国老龄化“二高三大”特征(高速、高龄、老人数量大、老年抚养比大、地区差异大)[16]等等，迄今对中国人口学发展仍有较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低生育率引致的人口转变前提下研究中国人口问题，无法绕开两个命题：一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条件下，人和人口的发展问题;二是在后人口转变时期，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改革问题。前者是人口研究重心的转变问题，后者是人口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

首先，关于计划生育和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和人口的发展问题，比如生殖健康和人口健康、家庭计划和计划生育、健康储量和健康老龄化、妇女地位和妇女发展、计划生育“三结合”(8)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都在这一时期开始引起人口学界广泛的关注。[17]这些讨论极大深化了学界和社会各界对中国低生育革命和人口转变过程中新人口问题的认识。此后，这些讨论进一步拓展到人口与社会、经济和生态各个方面，涉及老龄问题、贫困问题、人口素质、人口健康、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等多个领域，进而促发了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健康人口学、人口地理学等相关人口学领域的学科建设。

其次，世纪之交，中国65岁人口比重达到7%，步入老龄化社会，引发了学界关于人口数量和结构问题之争、生育政策要否调整改革的学术辩论。[18-20]尽管生育政策上最终以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保持“一孩化”政策不变落幕，但有关学术争鸣则一直延续至今，并激发了学界关于“适度人口”[21][22]“人口生态”[23][24]“人口均衡”[25][26]和“人口优化”[27]等问题的探讨。这些讨论均可以看作是对人口数量和结构问题的引申或者深化，并且拓展到人口变量对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影响上来，深化了学界对人口学核心变量的认识和思考，对人口学学科发展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计划生育政策转型对人口学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在不同发展时期，人口学具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当前，中国人口发展转变倒逼计划生育政策相应调整，拓宽了中国人口学新发展空间。且将来路看前程，计划生育政策转型对新时期人口学发展来说具有三点意义。

第一，为生育政策转型提供智力支持。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表明国家已承认生育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但仍有一些遗留问题有待学界回应。譬如，过去生育管控和现在生育放开之间的政策衔接问题和政策空白问题;如何诠释和理解生育政策需要体现宽容和弹性，实际人口工作中如何与低生育问题治理结合在一起问题;生育政策的包容性要求尊重生育决策的主体性，未来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心如何调整问题;当前的计生服务仍然集中在生育节育服务，未来计生服务该如何转型，如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等。

第二，要求人口研究增强前瞻性和人文关怀。狭义分析人口，往往局限在数量特征，广义研究人口，则要“见数又见人”，尤其是对决定人口状态及引起人口变动的社会人文因素进行研究时，必须关注人文变量，特别是人的行为、意愿与福利状态。其一，“见数不见人”的价值取向不利于前瞻性地开展人口研究，人口数量特征是人的行为结果，统计分析具有滞后性(人口普查及其资料分析表现得更为明显)，有时这种数量特征甚至表现为失真结果，因此只有既看到人口数量特征转变，又看到人的意愿和行为变化，才能真正地开展人口前瞻性战略研究。国内人口学研究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与“见数不见人”的研究倾向不无关系。其二，“见数不见人”容易导致人口研究人文视野缺失。当前，我国生育政策必须避免重走过去行政强制、见数不见人的老路，必须前瞻性地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增强人口科学的预见性同时要提倡人口研究的人文关怀。新时期，人口学发展要继续堅持国家安全的人口发展价值取向，但也同样需要关注民生福址和尊重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进一步还原人口研究视野全貌。过去，国内人口学研究视野在相当一段时期主要集中在人口控制上，对基于人口生态观和人口视野全貌的人口优化治理给予的学术观照明显不足。生育政策转型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人口治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就是人口全局观和优化人口治理理念的一个例证。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主体，优化人口治理无疑是打造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本土人口学发展来说，其深远意义在于，进一步还原了人口研究的视野全貌，对人口学学科生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

走笔至此，可以初步得到两点结论：一是人口学不是计划生育学，计划生育不是人口学的全部内涵，计划生育政策转型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学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反而要求新时期人口学积极回应计划生育政策转型、人口安全和国家发展的时代要求;二是中国特色人口治理实践是本土人口学理论建构和丰富发展的最大养料，我国人口治理思路和模式的转变是人口学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四、从控制到优化：新时期中国人口学发展必须遵循的人口治理逻辑

人口发展置于国家计划之内，曾经是我国人口工作的重要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盲目增长催生了僵化计划体制下大量不为生产发展需要的“相对过剩人口”。计划生育实质上可以看作是计划经济时代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关系调整的产物。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转轨，人口转型发展的驱动力发生了本质变化，基于生育选择空间束缚的政策势能基本见底。

人口控制论显然已不符合新时期中国人口发展规律和国家安全与发展需要，实现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推动人口控制向人口优化治理转变。我们认为，人口治理主旨是要重建和优化人口生态，重新审视人口价值，前瞻性地应对人口转变风险，廓清人口治理与人口政策之间关系，重塑人口优化发展的政策空间和制度环境。其中，学界关于新时期少子老龄化发展态势及其引致系统风险治理的探讨已不鲜见，但关于人口生态与人口价值、人口治理与人口政策之间的讨论则明显不足，本文择其要者简而述之。

中国的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关系史，不断印证着人口是一切社会关系承担者这一基本人口原理。封建体制下人口发展过程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制约，农耕经济的基础地位决定了发展生产依靠农民人口的扩大再生产;计划体制下人口发展过程受指令型调节体系的制约，僵化的思想和体制极大束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发展过程以资本积累和生产发展需要为前提和基础，资源商品化、关系货币化的制度安排在极大提高人的主体能力同时，也加剧了人口阶层和社会结构的对立分化。

改革开放前，中国掉入的不是单纯的马尔萨斯人口增长陷阱，而是体制性人口贫困陷阱。尽管“中国奇迹”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带来的“计划生育效果”，但无疑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人口流动、释放的人口活力和创造的人口红利，而不是单纯的人口控制，帮助中国跳出了体制性人口贫困陷阱。

不过，改革开放对人口治理的优化仍是局部的，既不彻底，也缺乏相应的政策配套体系。改革开放实现的人口红利，很大程度得益于人口流动带来的劳动力与土地、资本和技术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和配置。这意味着，迄今为止中国创造的人口红利是某种意义上的人口空间流动和经济部门适配的数量红利，而人口的素质红利仍然有待开发和挖掘。思想红利和人才红利才是人口红利的终极形态。

人口问题是结构关联和阶段演变的，人口空间流动问题的解决同时可能带来人口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失衡。改革开放带来的人口流动是某种意义上的“半城镇化”[28]，大部分老少人口和部分女性人口不为资本需要留守农村，而主导城镇化进程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也没有真正实现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的市民化，面临着体制和文化之间不整合、行为与习惯之间不融洽，甚至精神层面被排斥和被孤立等“洗脚上楼”问题。更重要的是，人口流动意味着社会系统吐故纳新，如何确保“零工经济”时代就业人口的个体选择自由[29]和“代谢”人口未来的老年福利状态，也存在很大的讨论空间。

新时期中国人口承载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属性，实现人口均衡发展和福祉共享是我国人口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30]社会的实现要求社会制度要根本保障流动人口和留守人口、城镇人口和农民工人口、就业人口和相对过剩人口等的法律地位平等，确保不同阶层人口法律关系与责任分担、发展机会与生存尊严的公正。

概而言之，人口数量是最为基础和简单的人口特征，人口生态是更深层次的人口问题症结所在，而人口系统外部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则构成支撑人口发展重要一面。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掉入的不是单纯的马尔萨斯人口增长陷阱，今后中国发展面临最大人口问题也绝不是浅表的人口负增长问题，从人口控制转向人口优化是未来中国收获持续人口红利的根本途径，其中政策制度环境和价值取向在人口優化议题上则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型期。推动人口优化发展，回应改革开放时代要求，是每一位人口科研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全面实现人口优化，要求我们树立人口发展全局观，警惕“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引发的人口系统风险;破除人口阶层固化藩篱，也要求我们树立人口生态观，关注人口社会结构和阶层分化，注重不同经济社会地位人口对生产生活资料的占有和分配关系;创新人口治理机制，则要求我们更好发挥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释放人口活力，充分挖掘人才红利和健康红利。

五、新时期中国人口学的发展方向构想

从控制到优化的人口治理逻辑转变，决定了新时期中国人口学发展必须立足于人口生态的优化发展，服务于国家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与时代共进步，为计划生育改革和转型提供智力支持和学理支撑。与此同时，加强人口学科生态建设，巩固学术共同体，提升学术公信力。

1.后计划生育时代，为计生改革和人口政策转型提供智力支持

近年来，党中央多次聚焦生育政策调整，要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等，表述方式不断调整和变化，体现了国家对人口发展问题的重视和对低生育态势的关注。这要求人口学界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回应党和国家的需求，为人口政策转型和计划生育改革提供学理支撑。时代要求我们重视计划生育政策留给中国人口学的镜鉴与启示，对“计划生育”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和评价;要求我们以人为本，尊重人口的主体性，恢复生育决策的本来面目，既实现生育的工具性(譬如，实现代际关系平衡、年轻人口战略储备)又尊重生育的人文性属性(譬如，实现自愿、自主和自觉的生育权利);推动传统“控制生育”向现代“优化生育”转变，破除国人“计划生育就是节制生育”的思想禁锢。我们要跳出人口增长的“数量观”，树立人口发展的“生态观”，推动计划生育向科学管理人口和优质服务人口转变，实现人口规模适度、人口质量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发展统筹和家庭能力提升的多重目标。

2.人口转型时代，为前瞻应对人口转变的系统风险提供学理支撑

社会学意义的人口转型时代产生了一系列需要学界回答的重大问题，包括从人口转变增长到人口惯性增长，从人口正增长到人口负增长，从人口年轻化到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新的人口趋势和问题。问题是学术之母，中国人口转型迫切要求人口学研究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未来人口发展前瞻议题，制订与时俱进的人口战略。譬如，我们要加强内生性低生育现象研究，当前我国生育率已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低迷趋势，如何准确把握年轻一代生育意愿，在文化和制度层面上健全家庭、社会和国家共同承担生育责任的生育支持政策，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是中国人口学面临的重大课题。

人口发展态势还要求我们要加强人口老龄化研究和人口迁移流动研究。2050年我国将有1/3人口超过60岁，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和快速的老龄化进程对我国老龄友好社会的服务体系和政策体系建设以及“健康红利”“长寿红利”开发提出了殷切期盼。2.4亿的流动人口深刻影响了我国生育水平、人口结构的状态特征及其变动，进而影响了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求我们要牢牢把握人口迁移流动新趋势，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此外，人口出生、死亡和迁移等人口变量特征转变及其交互，将或直接或间接地衍生出诸多家庭、经济和社会的风险问题，如何站在人口安全的战略高度，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负债问题，“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人口失衡发展时期如何促进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存量提升，开掘遏制中国经济下行的“人口新红利”，都是人口学界不得不深思的重大课题。

3.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时代，人口学应主动融入和服务于社会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时代，人口研究需要回应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现实问题。人口治理不能自外于社会现代化治理过程，必须把人口再生产及其决定的人口特征和状态变动看作一个社会过程，同国家各项决策密切联系起来。这意味着人口研究不能沦为脱离人口实际的抽象存在，必须走出学术象牙塔，重视本土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实践的深度融合。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的实践。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不同，人口再生产周期绝不是简单的一代人问题，对未来人口发展问题避而不谈、视而不见，只能等来严寒的“人口冬天”。

一个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的人口研究，对人口实践的指导应当以重建人口生态、优化人口治理、创新人口服务和完善人口管理为己任。过去，我们对人口管理谈得多，对人口生态、人口治理和人口服务谈得少。当前，人口风险社会正全面到来，“低生育率陷阱”不幸应验，“银发浪潮”如期而遇，“四二一”家庭结构引发人口塌陷，“空巢孤独死”[31]挑战养老中的人道主义，“病苦老龄化(abnormal aging)”沦为社会常态……这些人口问题均无法依靠人口管理而得到全部解决，而必须将人口治理统筹于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4.人的全面发展呼唤全面发展的人口科学

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应用学科属性，决定了人口学拥有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新时期的人口学要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站在时代前沿，把握时代命脉，加强人口学学术共同体的生态建设，更加广泛和更大程度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不断革故鼎新，日日新而日新。

在大数据时代，人口数据资源不断整合汇集，信息交换、存储、传输和加工利用技术日新月异，给人口分析开拓了巨大的空间。人口学要积极利用人口数据资源平台，科学甄别数据真伪质量，创新人口分析技术方法，但同时也要警惕被数据洪水吞没而陷入“见数不见人”误区，更不能沉迷于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而忘了人口研究的价值取向在于促进人口的均衡优化发展和增进人民的福祉共享。

当今社会，人工智能开始替代人类劳动。伴随“刘易斯拐點”出现，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占比下降倒逼我国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增加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素质提升。人口研究要回应马斯洛的最低层次需求，就必须借鉴经济学、人力资源科学以及相关人工智能科学的观点。再从健康长寿这一生命本体的终极发展追求看，人口研究必须借鉴现代医学和生命历程理论的观点，即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应从生命早期开始并覆盖全生命周期，同时也应当借鉴健康人力资本的理论观点，通过改善卫生医疗条件、优化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来促进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

人口研究需要也应当厚植于广义人口学的肥沃土壤，充分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展示广义人口学的学科全貌，加强人口学学科生态建设和提升学术公信力，加快发展数理人口学、人口统计分析技术、人口经济学、人口生态学、健康人口学、人口地理学、社会人口学、人口政治学、人文人口学和法人口学等等，最终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人口的优化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国家的安全发展五大有机发展和人民对文明成果的共建共享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注释：

(1)国内“计划生育”一词在国际上通用的表达是“家庭计划”，虽然两者在英文中都习惯表述为“family planning”，但含义不同。前者实为出生控制(birth control)，是指1970年代以来我国在全社会范围推行的实行人类自身生产的国家计划，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主要内容，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目的，主体是独生子女政策，又称一孩化政策;后者即家庭生育计划，顾名思义是指以家庭为决策单位，以家庭经济状况和生育意愿为主要考虑因素，理性安排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的家庭行为。本文讨论的“计划生育”是指前者。

(2)事实上，1998年教育部取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专业本科招生，就曾引发过学者们关于人口学学科前景的担忧。

(3)除笔者亲身经历之外，学界同仁也多有反映这一问题。北京大学著名人口学家张纯元教授就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经常有人问我，计划生育政策都放开了，你们人口学这门学科是不是也要取消了”。张纯元告诉对方：“只要还有人，人口学就不会消亡。”

(4)我们理解的 “人口研究”具有特定含义，与“人口分析”相对应。前者又称广义人口学，注重研究人口系统内部变量与人口系统外部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和互动机制，后者可以看作是狭义人口学的同義语，注重研究人口系统内部生育、死亡和迁移变量的状态特征、变动规律及其对人口规模、结构、分布和变迁的影响机制。

(5)1953年，邓小平明确反对卫生部节育政策和禁止进口避孕药举措，敦促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同年，周恩来和刘少奇先后表示对人口过多的担忧，宣布“党是赞成节育的”。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要求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

(6)1980年代，已有少数文献开始涉及低生育风险。19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的乔晓春、陈卫、穆光宗和张志刚，复旦大学的朱国宏和北京大学的吴忠自发组织了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研究组。当时，研究组在香山和北戴河开过两次学术会议，出过两本论文集《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对策》和《人口研究》增刊，其研究工作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一定关注。

(7)“未富先老”论是20世纪80年代邬沧萍教授根据当时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的人口发展态势前瞻性提出的一个命题，旨在呼吁社会提前做好老龄化应对准备。

(8)计划生育“三结合”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生育与发展农村经济、帮助群众发家致富奔小康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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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

作者：穆光宗 林进龙

第四篇：国家开放大学学习者人口学特征研究

【摘 要】

学习者研究是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人口学特征是学习者研究的重要方面，是开放大学进一步聚焦目标人群，有的放矢地开展教学改革、改善学习体验、提升教学品质的前提和基础。由于开放大学学习者群体人数众多、结构复杂，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细致、持续的研究更为必要，且不可或缺。本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国家开放大学学习者的大样本人口学特征数据进行详尽分析。研究發现：远程开放教育学习者在地域分布、年龄分布、职业分布等方面具有多维度、多层面、复合性特征，从不同维度和层面看，伴随时间变化，学习者人口学特征既有周期性波动，也有趋势性变化。本研究结果可为开放大学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 学习者研究;人口学特征;远程开放教育;国家开放大学;特征分析

一、引言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在线教育迅猛发展，如何巩固已有办学成果，积极应对各方面冲击，在继续教育和远程教育领域继续站稳脚跟是开放大学面临的巨大挑战。国家开放大学具有百万量级的大规模学习者群体，学习者地域分布广泛，结构错综复杂，对学习者群体的人口学特征研究有助于挖掘和发现开放大学的社会价值及社会需求所在，是开放大学进一步明确定位、深入推进改革的重要基础。

本研究聚焦学习者的人口学特征，利用学籍系统数据，对国家开放大学学习者的地域、户籍、年龄、性别、民族、先前学历等进行全样本分析。此外，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学习者居住地、收入、职业等特征进行研究。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对远程开放教育学习者特征的研究存在着差距。郝丹(2012)在比较中美远程教育研究的发展与当前热点时发现，国内对远程开放教育 “学习者和学习的研究”不仅存在量上的不足，在研究维度上也有待完善。

从现有文献看，人口学维度是学习者研究的重要方面。丁兴富(2001， pp.205-212)在远程教育学生的理论分析体系中主张引入“人口学资料”维度;王迎等(2006)在远程学习者特征DSMS模型中进一步将人口学特征凸显为研究理论模型中重要部分;李娟等(2014)聚焦远程教育中“不同人口学特征学习者群体的远程学习准备度之间的差异”， 指出“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区域和职业等因素对学习者的远程学习准备度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尽管人口学特征是学习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国内已有研究中，大都把学习者的人口学特征作为研究基础，在论文中一笔带过，表述也比较空泛，缺乏深入分析，包括人口学特征在内的跨区域、大样本研究屈指可数(孙治国， 等， 2016)，连续性的调查统计也相对缺失。

本研究是在国家开放大学前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跨区域、大样本的数据为基础，详尽分析百万量级学习者的人口学特征，希望对开放大学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取定量分析方法，对国家开放大学学习者人口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处理工具有Excel和SPSS 21.0。

数据采集以人口学中人口结构分类为基础(刘长茂， 1988)。结合研究需要，对学习者的自然特征、地域特征、社会特征、质量特征和经济特征5类12项信息进行了采集，包括年龄、性别等自然特征数据，行政地域、户籍、迁徙等地域特征数据，婚姻、民族、阶层等社会特征数据，收入、职业、行业等经济特征数据，以及文化层次等质量特征数据。研究中的数据样本有两个来源：①国家开放大学2013- 2015年入学的291.09万学习者的学籍数据;②问卷调查数据。由于现有学籍数据中学习者的职业、收入、居住地等信息不完整，为弥补上述不足，课题组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上述方面进行补充分析，以期从更多维度揭示开放教育学习者的人口学特征。调查问卷沿用“开放大学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组(2014)编制的远程开放教育学习者特征调查问卷，并通过在线学习平台门户网站向注册的远程开放教育学习者开放，由学习者自愿参与填写， 2015年7月回收问卷。在调查问卷数据的提取过程中，兼顾了可操作性原则和地域均衡原则，从国家开放大学体系中32家分部(省级电大)和3家实验学院得到2，746份抽样调查问卷，再按照回馈问卷的完整性进行筛查，最终将1，095份有效问卷确定为样本，提取问卷中20项人口学特征数据，使用SPSS 21.0进行多维度统计分析。

由于数据来源不同，为保证论证的严谨性和可读性，将全样本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情况分开进行说明。首先依据全样本数据对学习者的年龄、性别等自然特征，地域、户籍等地域特征，民族、婚姻等社会特征，入学前文化层次等质量特征进行分析。然后对抽样调查中学习者的收入、职业、行业等经济学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学习者地域特征中的迁徙特征进行补充说明。另外，采取就近论述原则，在解析学习者群体性别情况的同时，对学习者的婚姻情况做了概述。

四、基于全样本数据的学习者人口学特征

本部分以国家开放大学2013-2015年入学的学习者学籍系统数据为基础，对学习者群体的年龄、性别、婚姻、地域、户籍、民族以及先前学历等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数据显示：国家开放大学累计注册学习者291.09万人。其中，专科205.70万人，占70.7%;本科85.39万人，占29.3%。

(一)年龄分布情况

在年龄维度下，对比分析国家开放大学学习者入学年龄数据，可以观察到以下特点：

1. 学习者的入学年龄分布在18岁到80岁各个年龄段，包括青年、中年和老年学习者。专科学习者与本科学习者入学年龄分布既有不同点，又有共同点(如图1和图2所示)。

(1)专科学习者的入学年龄通常从18岁开始，20岁以下的学习者所占比例较大，总体上呈现“随着年龄增加，人数减少”的趋势。本科学习者的入学年龄通常从21岁开始，历年入学年龄的峰值出现在22岁至25岁之间，25岁以上的学习者也呈现“随着年龄增加，人数减少”的趋势。

(2)无论是专科还是本科，在30岁至35岁之间，入学者人数都会出现一个小的峰值，而35岁以上入学者的年龄分布则基本一致，且始终保持一定数量。

2. 从学习者出生年代看，2013-2015年，各个学期均有1960年之前出生的入学者，累计有245人。专科和本科1960年后出生的学习者所占比例如图3和图4所示。

学习者的出生年代数据表明：

(1)从总体趋势上看，60后、70后、80后、90后学习者群体在全体学习者中所占比例明显。60后、70后群体份额缓慢减少，总体上保持相应的量级。伴随人口年龄的自然演进，90后和80后学习者总体份额逐渐超过80%，并且90后学习群体后来者居上，逐渐取代80后学习者群体的主体地位，成为专科和本科学习者中的最大群体。

(2)从整体上看，专科学习者出生年代的变化走向较为清晰，本科学习者出生年代的变化走势则波动较大。2015年秋季入学的专科学习者中，90后学习者占一半以上，比2013年春季学期增加了约10%。从2013年开始的3年期间，本科学习者中的80后群体已经从62%降为41.7%，份额约下降了20%;90后学习者的占比则从20.2%上升至44.9%，占比约提升了25%，接近学习者人数的一半。

(二)性别分布情况

2013-2015年，女性学习者与男性学习者的比例相当，女性所占比例分别51.71%、50.88%和49.26%。总体而言，女性占比呈现小幅下降趋势，也就是说男性占比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具体到专科和本科，学习者性别分布情况呈现明显差异(如图5所示)。

1. 在专科学习者群体中，女性学习者比例明显低于普通高校(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2013-2015)，而男性学习者占比远高于普通高校，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表明男性学习者对开放教育专科层次的教育需求在逐年增长。

2. 在本科学习者群体中，女性学习者比例明显高于普通高校，但未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

另外，从学习者的婚姻情况来看，未婚学习者占58.2%。其中，专科和本科分别为59.8%和54.3%。并且未婚学习者的总体比例保持相对稳定，可见，未婚学习者在国家开放大学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三)地域分布情况

1. 七大区分布情况①

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东北七大行政区划看，学习者地区间分布不均衡，本、专科也存在差异，其中来自华东地区的学习者数量最多，本、专科学习者人数分别占全国开放教育学习者總数的27.12%和20.85%。

本科学习者地区分布大致可分为三个梯次：华东居首;西北、西南和华北次之，占比分别为15%左右;华中、东北和华南居后，各占8%至9%。按照广义的西部地区②统计，本科学习者数量占总数的35.28%。全国开放教育本科学习者总体呈现出“集中于东西中部，南北分布略低”的格局。

专科也可粗略划分为三个梯次：华东依然居首;西南、华南、华中属于第二梯次;东北、西北和华北居后。此外，广义的西部地区学习者占比27.63%。全国范围内专科学习者呈“中南多、北方少”的态势。

2. 省际分布情况

开放教育学习者遍布中国大陆地区的31个省级行政区(包括4个直辖市、22个省和5个自治区)。受当地社会、经济、教育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分布密度等因素影响，各省③招生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将开放教育招生数量与各省常住人口数量(国家统计局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1)的比值作为渗透率，排名靠前的省份依次是新疆、宁夏、陕西、天津、辽宁、青海、内蒙古、重庆、吉林、浙江、广东、四川、甘肃、贵州、江西、北京。开放教育在当地的渗透率与当地常住人口数量不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

排名靠前的省份具有两个特点：

(1)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自治区位列前茅，既表明开放大学在少数民族地区需求较大，也表明开放大学对该地区的高等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2)在天津、重庆、北京等直辖市以及在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高等教育学校密集省份渗透率较高。经济和教育发达地区，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更高，虽然当地普通高等教育资源较为丰富，但是也难以让在职人员，特别是大批外来务工人员享受这种教育红利，这些人会选择报读开放大学，通过灵活、开放的远程教育学习方式提升自己。

(四)户籍分布情况

人口学的城乡特征主要通过户籍数据反映。开放教育学习者按照户籍所在地，分为省(市)、地(市)、县城、农村、其他(包括军人户口等)5种类型，依照惯例地市级及以下地区(含其他)被视为基层。2013-2015年数据显示，来自基层的学习者人数接近学习者总数的80%，共计229.7万人。其中，本科约66.2万人，专科163.5万人。

综合分析学习者的户籍数据，发现以下特点：

1. 从学习者数量方面看，呈现出越是基层，专科层次的教育需求量越大的态势。例如在所有学习者中，来自县城的专科学习者人数最多。农村户籍的学习者对于专科教育的需求更大，专科学习者的数量是本科的5倍。在军人等特定人群中，专科学习者数量是本科的8倍。

2. 从总体比例方面看，各层级学习者分布基本稳定。相对而言，户籍所在地是省(市)地区学习者对本科教育的需求比例略高于专科。专科学习者中，春季入学“其他(军人户口)”户籍学习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秋季学期;春季入学的“省(市)”户籍学习者所占比例略低于秋季学期。

(五)少数民族学习者情况

国家开放大学的学习者涵盖了56个民族。与教育部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相比，国家开放大学的少数民族学习者所占比例均高于普通高等教育中少数民族学习者所占比例。以2015年为例，普通高等教育和国家开放大学少数民族学习者所占比例如表1所示。

历年数据表明，开放大学在普及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公平的重要力量。在开放教育学习者中，所占比例排名靠前的少数民族有满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藏族、侗族、彝族等。

(六)入学前文化层次情况

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国家开放大学招收专科专业，学习者应该具有高中、职高、中专、技校以上学历;招收本科(专科起点)专业，学习者须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等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2013-2015年，学习者入学前的文化层次情况如表2和表3所示。

专科和本科呈现不同的特点：

1. 专科情况。2013-2015年，专科学习者符合最低入学学历要求的约占99%，其中高中学历者约占4成，职高、中专、技校等同等学力者约占6成。秋季学期入学高中毕业学习者的比例同比逐年小幅提高;春季学期入学的学习者中职高、中专、技校等同等学力的学习者占比同比逐渐提高，且变化幅度比春季学期更大。

另外，有1%左右的学习者入学前已经获得专科、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累计有2.15万人。入学前已经获得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学习者来自全国32家分部的91个教学点，分布在27个专业，其中法学、行政管理、建筑施工与管理三个专业的人数最多。

2. 本科情况。2013-2015年，本科学习者符合最低入学学历要求的占96%以上;入学前已经具备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学习者接近4%，且呈逐年小幅上升趋势，累计有2.91万人。已经取得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学习者遍布全国32家分部177个教学点，分布在27个专业，其中土木工程(建筑管理方向)、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方向)和法学三个专业的人数最多。

五、基于抽樣调查数据的学习者人口学特征

由于学籍系统原始数据中无法提供学习者的居住地、收入、职业等详细资料，难以进行交叉数据分析。以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依据问卷调查所采集的信息(即1，095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一步对国家开放大学学习者的人口学特征进行分析。

(一)学习者的职业特征

开放大学以在职学习者为主体，学习者分布在不同的产业中。

1. 产业分布情况。调查表明，第一产业的学习者最少，占5%;第二产业居中，占20%;第三产业的学习者最多，达75%。其中，第二产业的学习者主要来自建筑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产和供应业、采矿业。在第三产业中，学习者所占比例排名居前的行业有公共管理服务、教育、金融和IT通信行业，合计占样本总数的37.81%;卫生和社工、商务服务、居民生活服务、批发零售和交运仓储及邮电行业的学习者占比居中，数量较为接近，合计占26.48%。

2. 岗位层级情况。对学习者的岗位级别划分为普通员工、中层管理者和决策层领导三个层级。调查表明，学习者中普通员工占比最多，为85.5%;中层管理者占比居中，为13%;决策层领导占比最少，为1.6%。此外，不同层级的学习者性别特征不明显(如表4所示)。

3. 从业时间情况。对学习者的入学时间与从业年限进行交叉分析，结果表明，从职业生涯看学习者进入开放大学的时间峰值出现在从业3-5年期间。具体而言，第三产业学习者入学时间在职业生涯中大致呈现正态倒U型特征分布，峰值出现在从业3-5年阶段，占总数的21.2%;第二产业学习者的情况与第三产业学习者大致相同，但其峰值与双尾差距微弱;第一产业学习者人数较少，从业1-2年和10-20年两个阶段具有微弱优势(见图6)。

4. 专业对口情况。对于开放教育学习者所学专业与从事工作的关系，按照“完全不同”“相关或相近”“对口”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为“对口”的占33.30%，“相关或相近”的占48.40%，“完全不同”的占18.30%。具体情况如图7所示。

(二)学习者的收入特征

在社会分层理论中，收入是重要的指标之一。样本数据的学习者整体收入情况如表5所示。

根据2014年中国15省份(含直辖市)的最低月收入平均值1，461.87元(方便起见按1，500元计)。表5数据显示，开放教育中，低收入学习者占样本总量的14.1%;1，500-3，000元收入者占比为52.7%，超过样本总量的一半;3，000-5，000元中等收入者占比为25.5%，约为样本总量的四分之一;5，000元以上收入的学习者数量较少，占总数的7.4%。

综上所述，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的学习者占样本总量的92.7%，构成了学习者主体。

进一步分析表明，学习者的收入与居住地域存在一定关联，县市的学习者中月收入1，500元低收入群体占比最高，为6.1%;月收入1，500-3，000元的群体中，乡镇、县市和地市的学习者占比合计高达44.7%;3，000-5，000元月收入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县市和地市的学习者所占比重也相对较高，合计为16.5%(见表6)。

(三)学习者的人口迁徙特征

伴随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再分工和城镇化发展等促成了人员的迁徙和流动。通过对学习者户籍所在地与居住地的地域行政层级信息进行分析，发现样本数据的一些特点(见表7)。

表7的数据表明，学习者“居住地”与“户籍地”间存在显著性特征(t(1094)=10.292， p<.001)。现居住地的行政级别均值显著高于户籍所在地(M现居住地=3.16， SD=1.179; M户籍所在地=2.83， SD=1.212)。均值差(M现居住地-户籍所在地=0.33)表明，较多的学习者从较低行政层级地域向更高一级地域流动。国家开放大学开放、灵活的教学方式满足了学习者在地域迁徙过程中的教育诉求。

六、分析与启示

人是社会的人，人口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从人口学视角看，研究学习者群体结构与特征最终目的是为了正确认识和利用它为社会服务，为办学主体的发展服务。对学习者人口学特征的研究表明，国家开放大学的学习者在地域分布、年龄分布、职业分布等方面具有多维度、多层面、复合性的特征，从不同维度和层面看，伴随时间变化，学习者人口学特征既有周期性波动，也有趋势性变化。这些研究结果不仅可以为有关决策提供人口结构特征依据，也从客观上反映了开放大学的社会价值及社会贡献，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一)开放大学与教育公平

从开放大学学习者的地域分布、民族特征、性别特征、群体收入水平以及特定人群的特点上看，开放大学的学习者以基层地区为主体、中低收入人群占多数。开放大学为教育资源欠缺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中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人群覆盖数量庞大，层次丰富，大规模、多角度地促进教育公平，在我国教育公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从学习者的地域分布维度看，开放大学学习者遍布中国大陆地区的31个省级行政区(包括4个直辖市、22个省和5个自治区)。仅2013-2015年间，来自地市级、县市级、农村等基层地区的学习者累计达229.7万人，占学习者整体的79%，表明开放大学将办学触角延伸到高等教育资源欠缺的地区，满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的高等教育需求。

2. 从学习者的民族特征维度看，开放大学学习者涵盖了56个民族。对照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国家开放大学的少数民族学习者历年所占比例均高于普通高等教育。从渗透率(即学习者人数与当地人口占比)看，新疆、宁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全国位居前列，表明开放大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需求较大，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3. 从学习者的性别维度看，尽管中国目前已经实现男女受教育机会均等，进入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是教育部最近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接受中等教育的男生占比始终保持在53%左右，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男生却始终只占48%左右，表明男生在普通高等教育选拔考试中处于不利地位，现行中等教育更利于女生进入普通高等教育学习。而国家开放大學的专科学习者的入学数据则与之相反，新生中男生比例逐年攀升，2015年达到53%，进一步说明开放大学在促进教育公平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4. 从服务特定人群的维度看，开放大学有残疾人学院、八一学院、行业学院等分支机构，有“一村一名大学生”“产业工人助力计划”等满足特定人群学历教育的项目。以2014年入学数据为例，现役军人3.2万人、残障人士1，405人、60岁以上学习者647人，合计占当年入学人数的3.81%。由此可见，国家开放大学从多方位、多角度服务于各类特定人群，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习机会。

(二)开放大学与学习型社会建设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习型社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终身学习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途径。开放大学打破了时空限制，为学习者参与灵活、开放的学习提供了条件。从开放大学学习者的年龄分布、文化程度、专业选择以及人口流动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开放大学为终身学习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从学习者入学年龄维度看，涵盖了从18岁到80岁各个年龄段，包括青年、中年、老年。学习者进入开放大学的时间遍及学习者职业生涯的各个时期。尽管25岁以下的学习者是主要群体，20岁以下和20-25岁两个区间的学习者呈现此消彼长的波动，但是总体而言，26岁以上的学习者在各个年龄段所占比例，同比呈现不同程度的递增趋势。这种变化在本科学习者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表明中青年在职成人对于学历教育需求始终不减，开放大学是成人和在职人员持续学习和充电的重要方式。

2. 从学习者的学历构成维度看，开放大学主要满足学习者提升学历的需求，满足最低入学学历要求是学习者进入开放大学学习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开放大学还吸引了数以万计已获得更高学历的学习者，成为此类人群学习新专业的重要渠道。2013-2015年，累计有2.15万人专科入学前已经取得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有2.91万人本科入学前已具备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由此可见，仅就学历教育而言，开放大学对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终身学习发展彰显了重要价值。

3. 从学习者专业与职业的匹配性看，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所学专业与从事工作完全不同的学习者占18.30%，表明开放大学为在职学习者跨领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路径，让学习者能够有机会根据自身爱好和职业发展需要，重新定位和选择，在新领域受到专业教育，发挥终身学习对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

4. 从人员迁徙维度看，学习者中户籍属地与居住地之间存在明显的行政区划级别变迁，表明开放大学满足了学习者向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迁徙过程中的教育需求。在更广义范畴中，为流动型人口提供了终身学习平台，体现了国家开放大学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对转移人口的素质提升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开放大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与普通高校不同，开放大学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多年来为不同行业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本次学习者人口学特征数据进一步表明，开放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成为学习者获取应用型知识技能的重要途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从职业与专业相关性上看，抽样调查数据表明，81.7%的在职学习者选择了与本职工作一致、相关或相近专业，表明开放大学的专业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在职学习者的应用型取向，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 从学习者的岗位层级上看，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学习者中普通员工占比最多，为85.5%。对于企事业单位而言，普通员工的岗位既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人才，也需要应用型人才的不断成长和发展。开放大学的学习者主要来自普通员工，主要去向是基层组织机构，表明开放大学是职场基层应用型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力量。

3. 从高层次受教育人群的跨专业选择看，开放大学吸引了大量已具备一定学术修养的学习者前来学习应用型知识和技能。2013-2015年间，累计有468名开放大学专科或者本科新生，在入学前已经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他们分布在全国32家分部的27个专业中。法学、行政管理、建筑施工与管理、土木工程等专业的人数较多。这些专业都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开放大学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进程中已经获得的社会声誉和累积的社会价值。

七、结语

建设开放大学是我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学习需求、促进教育公平、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撑。了解学习者特征，掌握学习者的多样性及其多样化需求，是办好开放大学的前提和基础。希望我们的跟踪调查，能够为开放大学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依据和支持，在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实施、学习支持服务等方面引发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促进实践创新，提升教育品质，更好地发挥开放大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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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12-15

定稿日期：2017-02-27

作者简介：刘述，硕士，副研究员，国家开放大学教育研究院第二研究室主任(100039)。

孙治国，硕士，副教授，青岛广播电视大学科研处(266100)。

王迎，博士，研究员，国家开放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100039)。

责任编辑 刘 莉

编 校 韩世梅

作者：刘述 孙治国 王迎

第五篇：新世纪国外人口学研究动态

摘 要：（中）摘要21世纪以来，国外人口学研究在延续传统人口学领域三大板块的基础上，针对现实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呈现出理论沿袭、内容广泛且彼此交叉、手段和方法多样、应用性强等特点。本文围绕婚育家庭与社会性别、健康与死亡、预期寿命、老龄化、地域流迁、人口理论与方法等11个热点领域，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检索数据库，对2000—2016年人口学领域的英文文献进行回顾检索，重点突出新的研究状况、研究内容和方法。在对部分影响较大或最新文献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就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理论、方法、研究视域方面的局限或优势进行了思考，并提出国外相关研究对中国未来人口学研究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中）关键词国外人口学；婚育家庭；健康；死亡；迁移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1.001

正文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世界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社会文化领域的杂糅交错，各国的人口问题（本文的“问题”是中性的，不带价值取向）变得愈发复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现象既有趋同态势，也有与自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相适应的地区差异性。过低的生育率、预期寿命延长、退行性疾病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度人口老龄化问题，大规模和多流向的国际和国内人口迁移流动及社会融合问题，女性的社会劳动参与及其与家庭的平衡关系问题等，都成为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而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死亡率和传统的传染性疾病、流行病依旧困扰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这些外部的变化传递到人口学研究领域，推动了学界对新老人口问题持续（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既有发达国家的问题，也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对2000年以来国外人口学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新世纪以来国外人口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国外相关研究对我国现阶段人口学研究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之所以关注新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一是因为21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多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面临诸多新的人口问题；而这些问题既具有全球普遍性，也具有地区独特性。二是选择较长时间跨度的文献，既可对某一时期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也可就某一领域、某一主题研究进行纵向比较，故分析结果将更具有动态性和时效性。

需要说明的是，受能力限制，文献分析可能出现疏漏。且在本文中，凡是在国外期刊发表的文献都被统一当作国外人口学研究。同时，在文献分析过程中，我们会采用一些选择原则，这些原则和其他种种限制，可能使我们的文献梳理挂一漏万。不过，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囊括所有文献，而在于提供总体变动态势和研究方向。

一级标题一、文献检索与梳理方法

本文在人口学领域生育、死亡、迁移三大板块的基础上，将21世纪以来国外人口学研究细分为生育、死亡、健康、预期寿命、老龄化、性别、婚姻家庭、迁移、人口理论、人口方法和人口政策11个主题，并围绕其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检索数据库，对2000—2016年相关的英文文献进行检索。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了上万种世界权威学术期刊，基本涵盖了人口学领域所有高影响力的刊物，既包括综合性的人口学期刊（如：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Demography、Population Studies、Demographic Research），也包括专业性的针对各主题的期刊（如：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Sex and Society、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Perspective 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故此，对该文献库的检索，有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把握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人口学研究的主流趋势及现状特点。

在文献梳理时，面临主题多、内容杂且各主题的研究内容之间存在交叉等问题，为便于陈述，在资料分析时，基于类别的同质性将这些主题合并为4大领域。其中，将生育、婚姻家庭、性别合并为婚育家庭与社会性别，死亡、健康、预期寿命与老龄化合并为健康与老龄化，迁移主题仍保持不变，人口理论和人口方法合并为理论与方法，人口政策因相关研究较少，则根据内容的相关性拆分到各自相应的主题中。

不同研究领域、不同领域下的研究主题，关注度不相同。图1展示了各主题的检索结果。就搜索的期刊而言，首先，与目前的人口，尤其是社会人口问题突出的特点相适应，人口流迁、婚姻家庭这两个主题受到学界最大的关注，发文数量最多；其次，老龄化的快速进程及其后果的显现，也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该问题及其相关问题（如：健康）的深度关切。可见，人口流迁、健康与老龄化仍然是人口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传统的生育研究虽然让位于婚姻家庭，但更多的是视角的变化。此外，人口学研究方法也得到持续的关注；相较而言，人口政策和人口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有所增加。图2展示了2000—2016年各主题发文数量的变动状况。如其所示，一是在过去17年中，各主题的发文数量虽有波动，但都呈明显的增加趋势。二是当我们把相关领域的文献进行合并后，几乎在所有时点，婚育家庭与社会性别、健康与老龄化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总是最多，而关于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鉴于文章数量巨大，为便于了解各领域的最新状况，也为了加强对文献的把握，在资料分析时，我们遵循四个原则进行再次筛选。一是“经典和前沿兼顾”：先按引用量进行排序，并选择前100篇进行分析；但是，先发的文章在引用量上总会占更大的优势，故我们也将最近两年的文章皆纳入分析范围。二是“综合与权威优先”：在期刊选择上，包括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所有人口学领域的刊物，但重点关注几个综合性和最具有权威性的刊物，包括Demographic Research、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Demography、Population Studies。三是文献“取1”选择：若有多个类似文献，我们取时间最近且最权威杂志的一篇文献。四是内容直接相关：相关研究有很多衍生性研究，这里主要选择与传统生育、死亡、迁移三大领域直接相关的文献。

如同人口政策一样，人口理论和方法都是用来解释或预测生育、死亡和迁移的，多数理论和方法研究难以与具体的实证研究相剥离，故将二者融入其他三个领域中。

通过对文献的分类与梳理，本文将现有研究分为三部分：一是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别，重点考察它们与生育的关系；二是健康与老龄化，重点关注人口健康与死亡；三是人口流迁。

一级标题二、婚育家庭与社会性别

20世纪以来，全球生育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生育水平的持续降低，低生育国家的关注从如何降低生育转为如何提高生育。在此背景下，婚姻形式、家庭结构、性别偏好、性别观念与生育的关系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

二级标题1.生育率

低生育率成为21世纪人口新常态。联合国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总和生育率（TFR）低于更替水平2.1的只有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个国家；而2015年，世界平均TFR仅为2.5，93个国家的TFR低于2.1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DB/OL]. [20171121]. https：//esa.un.org/unpd/wpp/Download/Standard/Fertility/。“最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即TFR等于或低于1.3[1]和“极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即TFR低于1.5[2]被用来描述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与此相对应的是，“生育危机”“低生育陷阱”等概念也相继提出，即指当TFR降至某一水平时，会引发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使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而难再回升[3-4]。但是，2008年以后，欧洲部分国家，如德国、英国、瑞士、荷兰等国的生育率逐渐回升。对此，有学者认为，虽然美国75%～90%的生育是由一孩和二孩生育貢献，高孩次较少，但这并不代表存在生育危机，通过实施公共政策和调整制度环境，发达国家的低生育问题可以得到缓解[3]。

生育率的持续低迷引发对低生育原因的广泛探讨。研究发现，生育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5-6]、性别平等[7]、死亡率下降[8]、孩子的价值[9]、计划生育项目[10-13]、生育政策[14-17]等因素都密切相关。随着生育率的持续降低，新的解释视角也不断涌现，“第二次人口转变论”就是其中之一[18-19]。过去认为，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附近时就会保持稳定，一个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人们的生育意愿是两个孩子，而实际情况是，很多国家的生育率持续下降，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悖离。在人口转变以前，意愿生育水平大于实际生育水平；在人口转变前期，由于非意愿生育、儿童死亡的替代效应和性别偏好，使得实际生育水平超过意愿生育水平；在人口转变后期，因育龄推迟、非意愿不育和子女成本升高，实际生育水平再次低于理想家庭规模[20]，进而带来欧洲部分国家的极低生育率[21]。

二级标题2.婚姻家庭与生育

婚姻家庭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一直是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婚姻家庭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未婚同居和离婚率高都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内容，与生育水平密切相关。1995—2003年全国调查数据发现，美国未婚同居比例和时间都在增加[22]。而且同居家庭的孩子数量不断增加，包括同居时出生的和出生后进入同居家庭的，约有2/5的孩子曾在同居家庭生活过[23]。同居家庭的生育率对整体生育水平的贡献越来越大；采用标准化和因素分解的方法发现，美国生育率的增长主要源于同居妇女生育率的增长[24]；其占比从1980—1984年的29%升至1990—1994年的39%[23]；2008 年，美国非婚生育在总生育中的占比已经超过2/5[25]。美国较高的未婚生育率，填补了美国婚内出生人口的不足，是美国生育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附近的重要原因。婚姻稳定性既会影响生育，也会受生育影响。李克特（Lichter）等人通过对比怀孕后同居和同居后怀孕的人群婚姻轨迹发现：与已婚夫妻相比，先怀孕后同居的分手率特别高，最后结婚的比例不到1/3，而同居后怀孕的夫妻在发现怀孕后结婚的比例较高[26]。穆斯克和麦克莫尔（Musick and Michelmore）的研究也表明，有小孩后同居的夫妻更易分离[27]。

女性社会劳动参与和子女养育成本的提高，使得生育与就业、生育与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传统性别观念使得女性即使拥有自己的事业，也须兼顾家务劳动，因此，若家务外包则可提高二孩生育概率[28]。欧洲7国的研究证实，失业和临时性就业降低生育二孩的概率，对中低教育程度的女性尤其如此[29]。而麦提斯克和维格诺（Matysiak and Vignol）利用Meta分析方法发现，女性的就业状况对是否生育影响不大，但对高孩次的生育有显著负作用；不过，在控制丈夫的收入或女性的工作特征后，就业对生育的负向影响便消失了[30]。

家庭—工作友好政策和文化态度可降低对女性的生育惩罚[31]，从而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瑞典将其家庭政策延伸到向有子女的家庭提供现金和实物支持，以期能提高生育率。通过分析1925—1958年女性出生队列的生育模式，波克朗德（Bjorklund）发现，瑞典家庭政策确实提高了生育水平，缩短了生育间隔，诱发了时期生育水平的波动[32]。另有研究证实，家庭津贴、儿童照料与二孩生育都有正向关系，其中，家庭津贴对二孩生育的刺激作用在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中最为显著[29]。德国的数据却发现，政府虽然花费1850亿欧元支持家庭（这远大于欧洲家庭政策的平均水平），但德国的家庭小型化、无子女家庭增多的趋势依旧持续，表明现金支持对生育的刺激非常有限[33]，而2007年育儿假的改革对高孩次生育时间表现出显著影响[34]。1990年以来，中欧和东欧家庭政策与生育关系的研究表明，虽然家庭政策可提高时期生育率，但从队列角度，并未提高妇女的终身生育率[35]。虽然家庭政策并不是各国生育率差异的唯一判断标准，但这些研究无疑对家庭政策如何有效发挥作用、提升生育率提供了数据基础和重要参考。

二级标题3.社会性别与生育

世界人口的总性别比基本保持平衡，但近年来略有升高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亚洲地区较高的性别比（104左右）所致。阿联酋的总人口性别比更是从1950年的102.8升到2015年的274，即4人中就有3位男性。关于性别与生育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性别偏好；二是性别平等；三是出生性别比失衡。出生性别比高位失衡是性别偏好（主要是男孩偏好）的直接重要产物，是性别不平等观念长期作用的结果。

性别偏好对生育率有正向提升作用，但性别偏好不是亚洲的特有现象，也不是所有亚洲国家都存在男孩偏好。生育转变时期德国农村的性别偏好明显，只有女儿的夫妇比只有儿子或儿女双全的夫妇的生育率更高[36]。瑞典人口也存在明显的男性化趋势：虽然女性寿命长于男性，但因性别歧视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37]。21世纪以来的出生性别比数据显示，希腊同样存在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现象[38]。而亚洲国家中，印度尼西亚因存在双边亲属关系，无明显性别偏好[39]。

与性别偏好不同，性别平等与生育的关系更加多元。低生育被认为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性别平等提高（如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就业的提高）和以家庭为中心的性别平等降低共同导致的结果[40]。欧拉（Olah）通过考察社会性别意识很强的瑞典和双职工家庭占比較高的匈牙利的二孩生育情况，证实了“家务分工越平等，二孩生育意愿越高”的结论[41]。而安德森和科勒（Anderson and Kohler）在探讨性别平等与低生育的关系时还纳入社会经济发展变量。他们认为，在研究性别平等与低生育的关系时，应将发展速度和时间纳入考量；在低生育高收入国家，足够的性别平等有助于提升或稳定生育水平，生育表现出稳态机制，即生育又从低于更替水平逐渐上升[7]，这与很多欧美国家的情况类似。

在出生性别比与生育的关系中，低生育被认为是出生性别比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认为，出生性别比升高包括三个前提条件，即男孩偏好、动机和手段[42]。虽然性别选择与男孩偏好、超声波检查和人工流产技术的可及性、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均相关，但男孩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43]，而生育数量减少是男孩偏好的重要原因，因为妇女从生育6个孩子到生育两个孩子，其不能生男孩的概率从1%增加到了25%，从而生育男孩的动机更加强烈[44]。

一级标题三、健康与老龄化

20世纪以来，随着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与传播，人口死亡率大幅降低，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健康问题、老龄化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故本部分主要从死亡率本身及其影响因素、死亡与健康、人口老龄化三方面进行梳理。

二级标题1.死亡率

联合国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初世界人口死亡率在20‰左右，而发达国家已经下降到10‰。目前世界人口的死亡率仍在下降，而发达国家的死亡率经历早期的下降以后，在60年代开始缓慢回升，一直在10‰左右徘徊。而据其中方案估计，从2020年左右开始，世界人口的死亡率也将开始缓慢上升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DB/OL]， [20171121].https：//esa.un.org/unpd/wpp/Download/Standard/Mortality

，但导致死亡率上升的原因显然已经发生变化。1971年，奥姆兰（Omran）提出流行病转变理论，用于解释死亡率下降和疾病模式由传染病逐渐向退行性疾病和人为疾病转变的过程[45]。2002年召开的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指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经历流行病转变。尽管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潜在威胁到目前为止一直很温和，但依然存在，不可忽视，尤其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仍需持续关注[46]。

研究表明，AIDS的预防[47]、传染病和流行病的控制[48]、环境的改善[49]、教育的普及[50-51]、迁移流动[52-55]、怀孕间隔适当延长[56]、产前保健和均等化的产前服务[57]等，都是备受关注的导致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影响要素。其中，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是传染性疾病迅速减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清洁饮用水可解释城市人口死亡率降低的一半、婴儿死亡率降低的3/4和儿童死亡率降低的近2/3[58]。

二级标题2.死亡与健康

死亡率下降最直接的效果是带来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46.81岁升至2015年的70.48岁，2050年将达到77.07岁，2100年将达到83.17岁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DB/OL]， [20171121].https：//esa.un.org/unpd/wpp/Download/Standard/Mortality。对预期寿命的变化进行分解后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新增的预期寿命中有70%源于死亡率的下降[59]。从历史变化趋势来看，人类预期寿命增加的极限尚未到来。随着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预期寿命每十年将增加1.5岁左右[60]。

但是预期寿命增加并不代表健康状况改善。20世纪后期，学界基于欧美国家的数据，提出并证明了预期寿命和老年残障期的三种关系模式：老年残障期压缩模式[61]、扩张模式[62]和动态均衡模式[63]。因各国老龄化程度不一、健康医疗水平差异甚大，健康预期寿命的变化模式也不尽相同。美国的数据表明，健康预期寿命的增加大于残疾预期寿命的增加[64]；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增加的同时，因残疾率下降和残疾的恢复，非残疾预期寿命每年以0.6岁左右的速度增加[65]；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残障预期寿命在减少，与压缩模式相符[66]。而日本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995年前，日本处于残障压缩期，而后呈现扩张趋势[67]。健康预期寿命也常被作为老年人长期照料的重要参考指标，健康预期寿命越长，老年人需要长期照料的时间越短，所需的家庭和社会照料成本越低 [68]。

引入生命历程理论后，健康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在于肥胖和吸烟与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研究表明，肥胖会引发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69]，增加老年人患疾病和功能障碍的风险[70]。近年来，少儿肥胖率日渐提高[71]；而这不仅受制于生物和社会人口要素，也与个人健康行为密切相关。儿童和青少年课外锻炼时间越长，肥胖概率越小[72]。吸烟则主要通过影响呼吸系统，进而增加死亡风险。数据表明，烟草消费使得呼吸系统死亡比例不断增加[46]。具体到不同职业阶层吸烟对死亡率的作用，研究发现，职业阶层越高，男性吸烟归因死亡率越高；但不同职业阶层间女性的吸烟归因死亡率差别不大[73]。而运用APC分析方法发现，吸烟这种社会化模式对两性的死亡率都有显著影响，且考虑到吸烟模式的变化，在未来几十年内，死亡的性别差异将急剧下降[74]。

二级标题3.人口老龄化

死亡率降低的另一结果是推动了人口老龄化。1922年，洛特卡（Lotka）提出，在一个封闭人口中，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因素主要是生育和死亡[75]；1966年，荷马林（Hermalin）将其扩展到开放人口中，通过模拟不同死亡率、生育率和迁移率条件下的人口年龄分布，来考察人口要素对年龄结构的影响[76]。但是一般而言，因国际移民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且移民状况不断变化，故难以准确预测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77]。联合国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2.26%，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8%；日本相应比例分别为33.08%和26.34%，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DB/OL].[20171121].https：//esa.un.org/unpd/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随着老年人规模和比例的不断增加，学界对此越发关注，有关人口老龄化现状、原因、后果及应对措施等，均是近年相关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引发了对老龄化相关概念的探讨。从联合国确定1999年为国际老人年以来，学者先后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老龄化情况进行了分析[78-80]。研究发现，不管是从平均年龄、中位年龄，还是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来看，除非洲外，世界其余地区的人口都在变老。传统的、主要基于年龄的测量指标虽已用了数十年，广为研究者、政治家、国际和国内组织应用，但这些指标都是根据欧洲情况而界定，没有考虑预期寿命和健康状况等人口特征的变化，故越来越不适合分析如今的人口老龄化状况，且可能会误判现在的人口形势。为此，一些学者建议对重要的概念加以区分，如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寿命[81]、老年和抚养[82]；还有学者建议使用老龄化、老化、超级老化和过度老化社会对老龄化国家做进一步划分[83]。若以年龄中位数、老年人口抚养比等指标来看，老龄化程度显著低于目前的标准[80]。

人口老龄化对健康服务、经济增长、环境的影响也是当前研究关注的热点。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斷加深，政府对卫生保健的投入会自我强化[84]，老年人比例越高、政府的健康服务提供越多[85]。就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虽然关于老龄化会抑制经济增长的说法占绝对优势，但也有学者表示不同看法：尽管生育率下降对人均产量增长带来负向影响，寿命的增加却与人均产量的增长有正向关系，且其影响超过生育率的降低，故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86]。同理，基于资本积累效应，艾莎和普埃约（Aisa and Pueyo）认为，资本积累效应与赡养率效应相反，且在现有数据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经济增长[87]。在环境方面，OECD国家的数据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环境质量产生负向影响，以二氧化硫的排放为例，1960年以前出生人口所占比例与二氧化硫排放量呈正相关，年轻人比例低和老年人比例高的国家二氧化硫排放量也高[88]。

一级标题四、人口流迁

与生育和死亡不同，迁移更加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交通的全球化使人口的地域流迁变得愈发频繁。另一方面，随着与移民有关的社会不安定事件的频发，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国家或地区对人口流迁采取了控制态度，经典迁移理论也因此受到挑战。纵观近17年的相关研究，我们将重点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因为几乎所有有关移民的研究都可以归之于融合还是隔离。

二级标题1.迁移

自“二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处于净迁入状态。联合国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达国家净迁入规模较小，净迁移率仅为0.5‰左右。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净迁移率呈波动上升，目前基本维持在2‰—3‰。不过迁移者仍旧以短期迁移为主，循环迁移是主要的迁移形式，移民在目的地的平均时间不超过三年；每年大约有1/4的迁移者离开并由新来的迁移者补充；迁移者主要集中在20—24岁且女性迁移者的比例更大，呈现出女性化趋势[89]。在迁移女性中，妇女随迁的概率比妇女自己迁移的概率要大，嫁给迁移者的女性迁移的概率明显大于嫁给非迁移者的女性[90]。

虽然经济动机仍是迁移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可否认，迁移的动机和原因已经变得复杂多样[91]。美国移民在选择迁移地时，民族社区的吸引力下降，而更加倾向于收入高的地区；服务业就业的吸引力增大，尤其是对于低教育程度的西班牙裔移民而言[92]。对于医生群体而言，其迁移率与国家的人均GDP并非呈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型关系，且与美国的移民网络、政治和民主自由、医学资源呈正向关系[93-95]。故此，克里斯曼（Krissman）对用移民的社会网络来解释迁移的研究不断发生提出质疑，并以墨西哥—美国移民为例提出“国际移民网络”的构想。他认为移民网络中还应该包括迁入地的雇佣者、劳工走私者等其他所有与之相关的成员[96]。在分析累积因果效应时，应考虑城城迁移者与乡城迁移者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累积因果效应适用于小城市、乡村迁移者，但对大都市迁移者并不起作用[97]。

二级标题2.社会融合

移民社会融合是人口迁移研究的重要内容，涵盖空间融合[98-99]、语言习得[100]、政治参与[101]、文化融合[102-105]、身份认同[106]等多个方面，旨在促进移民获得与市民身份和权利有关的教育、求职就业、住房和健康机会，消除群体和社区内部隔离，实现语言、文化和空间的融合[107]。

移民或流动人口的融合研究，在美国历经100多年而不衰。在欧洲融合问题也随全球经济一体化、因低生育率而吸引大量外籍劳工等原因，成为社会的重点关切。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广开大门，消除了以前的歧视政策。在过去40年拉丁美洲移民从960万增加到了5100万[108]。但墨西哥裔美国移民存在明显的延迟融合现象，与其他移民群体相比，墨西哥裔移民需要额外的时间和资源来克服他们的边缘身份状态（如非法移民）的阻碍[109]。为衡量每个国家在促进移民融合方面的成就和问题，欧盟于2004年提出“移民融合政策指数”，并先后于2007年、2011年进行两次修订。对欧洲8国的相关研究表明，瑞典、比利时和荷兰将多元文化政策和国家福利政策相结合，呈现出相对较差的融合效果。而那些实施了很多限制性或同化融合政策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以及那些程度相对较低的福利国家，如英国，却取得了比较好的融合效果[110]。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其人口迁移也逐渐受到国外关注[111-112]，尤其是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在最近几年得到了密集性的关注。尽管近年来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经济条件、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身份认同都得到了改善，然而，户籍制度却是社会融入的持续性障碍，流动人口显示出明显的社会和经济劣势[113]。同时，研究表明，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其经济融入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如果能够在社会文化上适应流入地，讲当地方言，有财力进行个体经营（或在城市买一套住房），就更有可能形成对流入城市的归属感[114]。尽管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增加，但流出地依然是他们最终也是最重要的归属地，大部分流动人口依然处于循环流动的状态中。

二级标题3.其他

迁移与个体生育和健康的关系也是移民研究中的热点。研究发现，在已经建立移民网络的地区和其他西班牙裔移民聚居区，人口增加完全依靠移民。而在新目的地，将近一半的人口增长来自移民的生育[115]。移民妇女通常保持着比本地人口更高的时期生育率，他们的生育数所占比重在过去的十年间不断上升，在一些國家超出了总生育数的1/5。然而，移民的高生育率对个别国家的时期生育水平的净作用还相对较小，绝对值通常在0.05和0.1之间[116]。

迁移与健康的关系较为复杂。图拉和伊洛（Turra and Elo）尽管承认存在鲑鱼回溯效应，但因其数值太小，以至于不能够作为西班牙裔移民死亡率比非西班牙裔移民死亡率低的基础性解释。他们认为需要对在美国和不在美国的个体数据进行追踪，以进一步探究在国外出生的和在美国出生的移民死亡率的差异[117]。根据这一思路，帕罗尼和阿里斯（Palloni and Arias）利用追踪数据证实了国外出生的墨西哥裔移民死亡率偏高，这主要是因为移民回流，但是移民回流却无法解释其他在国外出生的西班牙裔移民的死亡率偏高这一现象[118]。另有研究认为移民在迁移之初比美国人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但是这种健康优势随着时间不断消失，男性移民的健康优势在15年间将消失1/3，女性移民的健康优势则将在10年内完全消失[119]。

迁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亦受到学界关注。宏观层面，一提起国际移民，我们就倾向于将它归类为移民输出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的结果，或者是导致迁出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的原因。但是波特斯和周敏（Portes and Zhou）最近关于移民汇款的研究已经扭转了这一观点[120]。关于移民与迁入地经济发展的关系，有研究发现，外来移民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微小的、负向的或者短暂的，而且可能会影响本地居民的利益，他们带来的财政收入远远比不上他们对人口和环境的影响[121]。一项对澳大利亚国际技术移民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研究者认为国际技术移民带来的效益是滞后的，不能作为解决人才短缺问题的唯一方法[122]。而波克尔和寇斯特（Bocquier and Costa）在探讨瑞典和比利时人口转变和城市化的因果关系时，发现迁移是城市化的直接或间接因素，且先于生育和死亡转变对城市化的作用[123]，肯定了迁移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

一级标题五、研究评述及对中国的启示

新世纪以来，与经济社会的巨大震荡相适应，新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不断涌现，如总和生育率不断降低并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老年人长期照料问题，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和国内迁移流动以及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等，对此，人口学家们积极探索其变迁原因，并从不同角度呈现其现状和未来可能的趋势。

二级标题1.简要评述

回顾2000年以来国外人口学研究，有其鲜明的特征：一是在理论方面具有明显的沿袭性，验证性研究众多；二是研究内容丰富，涵盖人口学的方方面面；三是研究方法和分析手段多样；四是研究应用性强，与现实联系紧密，有明显的问题导向。尽管不可忽视国外人口学研究在新世纪以来取得的成就，但我们仍须看到其中的不足，总体而言，可以将其不足总结为四个“缺乏”。

一是在理论方面，缺乏创新性，具有明显的重复性。研究多旨在对人口转变理论、生育转变理论等经典理论的适用性进行考察或利用不同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缺乏新形势下新的理论建构。虽然人口学一直被视为缺乏理论的学科，但对于人口学很多研究来说，都有明确的研究焦点，即“人口问题”。目前研究多局限于对简单公式的描述、历史经验的总结，缺乏对人口问题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未形成可应用于当今世界的理论或结论。

二是就方法而言，目前研究多为对人口学分析方法的使用以及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吸纳、采用，缺乏对人口分析方法的推广，未能跳出狭义的人口研究范畴。人口学是决策导向性的学科，但目前研究中将人口数据和方法应用于实践的例子较少，尤其缺乏在商业、非盈利机构中的应用，对管理者、经营者、政府组织的决策参考作用未能充分体现。

三是从研究视角来看，与社会学、经济学的结合较多，缺乏纯人口学的研究。从近十几年的发文数量来看，狭义的人口研究相对较少，数理人口学作为人口研究的重要分支，虽然在涉及与人口分布和人口过程的“为什么”时显得无能为力，但就学科的传承与发展而言，仍应加强人口描述、人口测量和分析技术的使用，人口数据的统计处理和人口统计模型的构造。

四是在成果应用方面，虽然目前研究内容丰富，与现实人口问题联系密切，但缺乏必要的评估机制，对政策效应、配套政策措施的研究较少。每一项人口政策都针对特定的人口问题和目标人群，但在执行过程中，政策结果可能与预期相符，也可能不符。因此，需要对政策的结果、目标、产生结果的原因、政策的成本和效益进行评估，并建立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以促进政策的真正落地，而这正是目前研究所欠缺的。

二级标题2.对中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今天的人口现状是中国明日的人口趋势。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许多30年前发生的事情其效果在今天才会展现出来；同时，人口问题也具有现实性，今天很多新出现的人口现象也亟待关注，相关的问题也亟待回答。欧美发达国家走在中国的前面，故其相关研究，无论是生育、死亡与健康、人口流迁的总体研究，还是对儿童、妇女、老年人、流动人口等特殊群体的研究，都对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启示作用。

一是加强对理论本身的探求。虽然在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大规模人口流迁情景下，国外相关理论研究也比较滞后，但这从反面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如何建构新形势下的理论框架，更好地解释新的人口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中国的许多人口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同步性，如低生育率、较高的预期寿命和大规模的人口流迁等，那么，如何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形成适合中国人口国情、本土化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方面需要加深对人口热点问题的重新认识与判断，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维度认识中国当前的人口问题，深化对目前和未来人口形势的认知；另一方面需要全面理解相关人口理论的内涵与外延，以及在中国环境中的现实关照和实际应用。

二是加强现有方法的拓展和混合方法的探索。人口学被视为是一门极其注重定量分析方法和测量技术的学科。尤其是人口普查、大型专题抽样调查的开展和数据的对外开放与共享，为人口学使用精确的统计技术和数学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奠定了重要的数据基础。社区、家庭以及个人微观数据的获得，使得人口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促进了人口行为、意愿的研究和发展。但未来研究中还应注重定性方法的使用，加强对因果机制的深入探讨，挖掘数据背后的理论故事。除了需要关注个体人口行为的特点与变化，也需要重视家庭、社区等中观环境对人口行为和事件的影响，更需要密切联系社会经济背景和宏观政策作用，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全面了解人口问题的发生、发展与后果。

三是加强研究视域的开拓。人口转变、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并非独立运行，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未来人口学研究一方面应该加强人口内部要素相互关系的研究，如迁移对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的影响、迁移与死亡的关系；另一方面应该跳出就人口谈人口，拓展人口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将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置于经济社会宏大环境中，探讨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对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的影响，回应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背景下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议题。并与婚姻家庭的变迁联系起来，关注同居、同性婚等新的婚姻形式和家庭结构对人口变化趋势的影响。

四是重视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人口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人口学研究的众多成果是相应人口政策出台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是衡量政策效果的重要标准。未来人口学研究一方面需关注生育政策、老龄政策、人口调控政策的调整依据，前瞻性预测人口政策出台后的目标人群、人口结構、人口发展趋势，做好咨询员角色；另一方面需关注各项政策的效应、实施策略以及相关配套措施，探讨人口政策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做好评估者与监督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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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责任编辑刘爱华，武 玉]

作者：杨菊华 杜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