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行事探究论文

摘要：经过对韩侂胄开禧北伐史实的考察，对辛弃疾北伐态度的研究，以及对词作本身和同一时期词作的探究之后，不难发现，《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首词不是辛弃疾用来警告韩侂胄仓皇用兵之举，而是辛弃疾在声援韩侂胄北伐，为其擂鼓助威之作。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南朝的行事探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南朝的行事探究论文 篇1：

论《两都赋》为《昭明文选》首篇原因

【摘要】 对《昭明文选》赋列诗前的独特体例，学界议论颇多，但基本上都是整体探究为何赋类置于诗类之前，从《昭明文选》首篇《两都赋》的个体篇章角度研究则尚乏问津。对内把握萧统太子身份之意义、对外关注社会历史背景，可知《两都赋》成为《昭明文选》首篇其来有自。对此问题的解答可补充今人对《昭明文选》“赋居首”原因的探索。

【关键词】《昭明文选》;《两都赋》;昭明太子;社会历史

昭明太子萧统在编撰《文选》时，有意将赋类置于总集之首，并以班固《两都赋》作为赋类首篇。总集以赋类居首虽未必为萧统首创，却也与时人殊异;而以《两都赋》作为赋类的首篇，更蕴含着萧统太子身份的独特考量。一部精心雕琢的巨著，其首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诗文总集既无法像理论性著作一般用首篇开宗明义，又不能像史书一般溯源上古，首篇的选择体现了全书的价值、考验了作者的眼光、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有理由相信，《文选》的首篇是经过萧统精心考量的，既如此，《文选》赋体能够居于首位，不应该缺少《两都赋》的贡献。

一、今人“赋居首”研究概述

今人探究《昭明文选》赋类居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文选序》中将赋体与《诗经》“六义”之一的“赋”联系起来，赋体直接继承于《诗经》，获得至高地位;二、“此其例启于《汉志》”;三、由于不录《诗经》，汉以前作品很少，汉赋成为最突出的文学样式;四、汉魏时赋的地位很高，铺采摛文的赋最能体现作者才华，最迎合《文选》的选文标准。今人对“赋居首”的探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秦汉时书籍的序一般都置于书的末尾，直到“跋”的出现，与“序”的功能产生重合，于是“序”才逐渐转移到书籍前面。而“跋”的出现，“大概兴起于唐”。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第五十”，有力地证明了齐梁时“序”是置于书籍末尾的。这就意味着萧统是先编纂整理《文选》，才创作了这篇《文选序》。萧统创作《文选序》时存在这样的可能：为了迎合自己已成之书而稍稍提高了“赋体”地位。

第二，《汉书·艺文志》与“赋居首”的问题。骆鸿凯云：“《文选》赋列诗前，此其例启于《汉志》。”然而就在这句话之前，骆氏还谴责萧统将骚类从赋类析出，未遵从《汉志》的体例，是“失当”的行为。如果按照骆氏观点，萧统赋列诗前是效仿了《汉志》，骚类独出又违背了《汉志》，萧统对《汉志》的态度不显得矛盾吗?故此“赋列诗前”“启于《汉志》”的观点尚可斟酌。

第三，不录《诗经》，汉以前作品少而使汉赋居于首位的问题。这种说法最难解释的就是骚体的位次。《文选》中只有《离骚》一篇被冠以《离骚经》，可以说是仅次于儒家经典的地位了。以萧统对儒家经典不敢“加以剪截”的尊崇来看，很难解释骚类只排在《文选》第三类。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里有萧统对选文内容的考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是绝不会将一篇含有“怨刺”的文章置于首位的。而萧统既对《离骚》内容能有如此考量，对能够置于文选之首的《两都赋》显然会有更精心的揆度。

第四，赋的地位、体现作者才华与“赋居首”的问题。傅刚在《从<文选>选赋看萧统的赋文学观》一文中指出：“尽管汉魏六朝时期的文体观念在诗赋连称的时候，诗居赋先，但目录学和编集体例却以赋居篇首，这已成为一个习惯。”在目录学方面，傅刚依然列举《汉书·艺文志》的例子，并说明由于《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巨大效应而影响总集、别集的编纂情况。但萧统既然认定史书是为了“褒贬是非、纪别异同”而有别“篇翰”，《文选》编纂体例效仿史书的可能性就有待考量。

从以上论述可知，今人“赋居首”研究成果尚有值得补充的地方，对萧统个人的深入探析和当时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度考量尚显浅薄。探讨“《两都赋》置于《文选》首篇原因”正可对此稍作回答。

二、萧统自身原因：太子身份与《两都赋》

笔者认为赋体列于《文选》之前，实与《两都赋》有莫大关联，而之所以与《两都赋》有莫大关联，正因为萧统的皇储身份。萧统作为梁武帝长子，两岁被立为太子，“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十五岁行冠礼，开始参与监抚政事。他是一个几乎一出生就被当作皇位继承人培养的人，在萧衍有意识的培养下，其行事作风无不符合皇太子的标准。可以合理推断，《昭明文选》的编纂也必然体现了一个皇太子所应具有的思想。

《两都赋》是班固反对“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效仿司马相如等进赋讽谏而作，“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刘勰评《两都赋》“明绚以雅赡”，“明绚”指文辞之绚美明朗，“雅赡”指内容之典雅丰富。详观《两都赋》，润色鸿业之举确实事毕功竟，《东都赋》自不必说，“仁圣之事”“帝王之道”畢显;即便《西都赋》寓意讥讽，亦展现了一个庞大帝国的恢弘气势。

萧统以《两都赋》作为《文选》首篇，理由如下：首先，劝止奢靡和弘扬圣道。萧统从小被作为皇储培养，仁孝之风、监抚之责早已深入骨髓，行事作风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按照传统，总集编排诗歌自然应当排第一，赋体应当在诗的后面。《文心雕龙》《文章缘起》俱是如此，班固《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显然萧统根本未曾从赋体与诗歌出现的先后顺序考虑《文选》的编排。用掺杂了皇太子视角的文学观看《两都赋》，实在是上品佳作。皇家气度、仁孝之治、劝止奢靡，十分完美地契合了萧统的思想。

其次，萧统以孝称名，萧纲为其撰写的《昭明太子集序》表功其第一德即为“有悦皇心”，编撰《文选》“关乎太子的形象工程与王朝的文化工程”，因此萧统在《文选》编撰毕功之后，必定要拿给父皇观阅。那么《文选》的首篇为何就颇可考量了。显然，《两都赋》是鼎盛时期大汉王朝的一篇润色鸿业之作，用它作为自己《文选》的首篇，一来迎合了帝心——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强盛的国力，寓示着一种祝福;二来也提升了《文选》的地位——身为皇太子花费如此多时间在文学的喜好上，并非浪费时间，《两都赋》就显示了，文学是关乎“经国之大业”的，国家需要文学，士子需要《文选》。

三、外部原因：社会历史现实与《两都赋》

梁武帝萧衍于南朝皇帝中算是比较励精图治的，“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因此在梁武帝统治前期，政治还算比较安定。这个时期是南北聘使交往频繁的时期，也是文化交流频繁、竞争激烈的时期。北齐政权的奠基人高欢曾忧虑：“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萧统编撰《文选》之时有“崇南抑北”的文化倾向。从《文选》选录的作者来看，齐梁时南朝有名的作者不少都录入其中，但是没有一个北朝的作者。北方也有温子昇、邢邵、魏收这样号称“北地三才”的人物。《魏书》载：“萧衍使张皋写子升文笔，传于江外。衍称之曰：‘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虽然因为南北地域的关系，北朝文学传到南方会有时差，以萧统编撰《文选》的时间可能未必见到温子昇等人作品，但如果萧统想收集北朝文学作品想必还是能找到几篇能与南朝媲美的。但《文选序》论文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萧统的视野中根本没有北朝文学的位置。

这又牵涉到一个“正统”的问题。文化的“正统”虽然无法决定政权的“正统”，但却对其有着极大的影响。萧统编撰《文选》之时，必然曾考虑过弘扬自己梁朝文化的意图，也曾考虑过《文选》流传到北方造成的影响。如果只是单纯的“文学作品总集”，一般来说都是按时间顺序，诗前赋后。但是在这样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将《两都赋》放在了《文选》的首篇，就有了更深层次的意味。

梁武帝萧衍虽组织精心编修了《梁律》，但由于制定的《梁律》“急于黎庶，缓于权贵”，且对皇室宗族的过度纵容，天灾人祸并非没有流毒。萧衍壮年得子萧统，萧统未出生前，本过继了侄儿萧正德，萧统出生后又将萧正德送还。萧正德心中积怨，竟引魏攻梁，后来又从魏逃归，梁武帝毫不责备。梁武帝的六弟萧宏敛财成癖，梁武帝反夸他善于积财。史书中记载梁武帝时期数次灾害，如“(天监元年)是岁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普通中，大军北侵，都下米贵。太子因命菲衣减膳。”萧统因“时俗稍奢”就以自身为表率带头节俭的事，梁代的现实政治条件必然影响萧统的思想观念，使萧统并非超脱世外、完全沉浸于文学欣赏。《两都赋》既是颂扬鸿业的文学佳作，又暗含了萧统对统治阶级奢靡、放纵的委婉劝诫。

四、结语

以上从萧统太子身份和外部的社会历史现实两个角度，具体论述了《两都赋》成为《昭明文选》首篇的原因。萧统选取与时人殊异的一种体例，显然有其特殊原因。笔者认为，萧统太子的身份和社会历史现实使得《两都赋》最适合置于《文选》之首。这种因为编者的身份和时代特色造就的风格，昭示了萧统对《文选》所倾注的心力。《文选序》有言“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兼功”为何?笔者认为萧统编撰《文选》的初心确乎有“为遣词造句提供范文”的意图，但萧统的身份和时代背景却深刻影响了《文選》的编辑体例。这也正说明了《昭明文选》的成书绝非假手于人，其整体编撰体式的形成与萧统本人有莫大关系。

参考文献：

[1][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李善等.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

作者简介：

李志恒，男，河南洛阳人，长春师范大学2018级在读研究生，从事《昭明文选》研究。

作者：李志恒

南朝的行事探究论文 篇2：

一曲开禧北伐的壮丽赞歌

摘 要：经过对韩侂胄开禧北伐史实的考察，对辛弃疾北伐态度的研究，以及对词作本身和同一时期词作的探究之后，不难发现，《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首词不是辛弃疾用来警告韩侂胄仓皇用兵之举，而是辛弃疾在声援韩侂胄北伐，为其擂鼓助威之作。

关键词：辛弃疾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新解

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爱国词人，他一生写下六百多首词，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作品豪放雄浑，气势磅礴，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辛弃疾一生都在动乱中度过。早年，他经历了“靖康之难”，愤然组织义军进行抗金战争。南归后，他不断上书，陈述自己的谋划和策略，但一直不被采用。四十三岁起，他一直赋闲在家，于信州的山水之间踌躇了他的满腔豪情。晚年，辛弃疾再度被起用，做过浙江安抚使和镇江知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是他做镇江知府时所作。

这首词苍劲悲凉、壮怀激烈，被明代著名学者杨慎誉为“辛词第一”。“但是，对辛弃疾写作这首词的目的和作者在词中所表露的思想，人们历来有一个大体相同的认识，即认为这首词表达了辛弃疾对韩侂胄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而仓促准备、发动开禧北伐的不满。他用南朝刘宋元嘉往事来警告韩侂胄南宋北伐的条件和时机都尚未成熟，警告他切勿轻举妄动，草率冒进。”[1]而且，韩侂胄根本不把辛弃疾放在眼里，只不过把他作为号召士大夫抗金的幌子，因此，这首词也表达了辛弃疾的壮志难酬和抑郁不得志。这种说法在薛祥生的《稼轩词选注》、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袁世硕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都有所体现。但这首词究竟是不是辛弃疾用来警告韩侂胄仓皇用兵之举，还值得商榷。对于这种说法，笔者则有些不同看法：笔者认为本词旨在声援韩侂胄北伐，为其擂鼓助威，并为开禧北伐咏唱了一曲壮丽的赞歌。

宁宗和韩侂胄欲北伐金人，故于1204年起用辛弃疾，辛弃疾在镇江知府任上填写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首词，故此词必然与开禧北伐密切相关，岳珂《桯史》卷第三“稼轩论词”中也直言此词是“序此府事”。后来开禧北伐失败了，史家不免以成败论英雄，再加上韩侂胄曾经发动“庆元党禁”，斥逐了大量道学家，因此，史家对其不免有负面评价，将其列入《奸臣传》;而在诠释此词时，有人在其用典上引申发挥，企图将辛弃疾和韩侂胄划清界限，称此词乃是抨击开禧北伐之作。所以，弄清楚韩侂胄开禧北伐的史实和辛弃疾对开禧北伐的态度，是正确诠释《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关键。

首先，认为辛弃疾写《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为了讽刺和反对开禧北伐的人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这种认识因袭了被韩侂胄打击的南宋道学和《宋史》的观点。实际上，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的根本动机是为了恢复中原，一雪亡国之耻。这从当时人们的评论中便可略见一斑。周密当时评论开禧北伐说，“韩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寝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年起矣。”[2]“且韩侂胄不知时移事久，人情习故，一旦骚乱，怨嗟并起，所以‘身陨之后，众恶归焉’。”[3]而且，当时韩侂胄的权势已经非常巩固，没必要再通过开禧北伐巩固权势。韩侂胄属南宋王室外戚，孝宗在位时，只做过一些小官。 1189年，孝宗传位于光宗，但光宗昏庸无能，同退位的父亲孝宗大闹矛盾。在孝宗去世以后，光宗坚持不肯执行丧礼，丧礼无法进行，朝中骚动。因此，赵汝愚和韩侂胄联合取得太皇太后的同意，强迫光宗退位，拥立光宗之子，也就是后来的宁宗。宁宗即位以后，朝中迅速转化为赵汝愚和韩侂胄的斗争，庆元五年即1195年韩侂胄运用政治手腕，把赵汝愚贬斥出外，夺取政权。但是赵汝愚并不是孤立的，他的身边环绕着一批士大夫，其中以朱熹为代表，这些道学家的力量随时可以动摇韩侂胄的统治。因此，韩侂胄于1196年提出伪学之禁，1197年指明它为逆党，之后更是贬斥了一大批道学家，而这也是他后来被列入《奸臣传》的一个原因。经过打击道学，驱逐赵汝愚一党，韩侂胄把权力集中到了自己的手里，庆元党禁后，韩侂胄飞黄腾达，先后拜太师，封平原郡王，又加太傅，位高权重，独揽南宋大权。所以于1201年，韩侂胄开始一致对外，准备北伐。可以看出，在打击道学，清除赵汝愚一党后，韩侂胄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已经非常稳固，根本没必要通过开禧北伐来巩固自己的权势。

更为重要的是，辛弃疾一直都是韩侂胄和开禧北伐的支持者。辛弃疾一生都在为抗金复国奔走，但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于孝宗、光宗年间隐居长达十八年之久。当韩侂胄准备北伐时，辛弃疾欣然出山。而且，辛弃疾在收到宁宗召见时，直言道：“金必乱必亡，愿付之原来大臣务为仓促可以应变自己。”[4]而后，辛弃疾也说道，愿“属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这一付一属可见此时的辛弃疾已经将挥师北伐的希望寄托在韩侂胄身上了。而且，同年秋，韩侂胄五十三岁寿辰之际，“辛弃疾吟词两首为韩侂胄祝寿，其中将韩侂胄比作周武王的姜尚，认为北伐时机已到，希望韩侂胄运筹帷幄，渡江北伐，并坚信韩侂胄一定能取得北伐胜利，凯旋而归。”[5]正因为辛弃疾一直支持韩侂胄，所以在韩侂胄被杀之后被投降派弹劾以至于尽夺遗恩。

其次，辛弃疾不仅是韩侂胄和北伐的忠实拥护者，而且他并不认为开禧北伐是仓促行事。辛弃疾在被宁宗召见时，积极主张抗战，他基于爱国热情，将自己的大计写成《九议》，他敏锐地看到，金朝貌似强大，但是内部矛盾重重，只要宋朝上下齐心，善于谋划，抓住时机，一定可以收复失地。同年秋，辛弃疾又得到塞外传来的确切消息，说金人内乱已起，人民生活困苦，已经到了揭竿而起的时候。所以，辛弃疾催促韩侂胄趁此之际赶快挥师北伐，收复中原。而且，从与辛弃疾私交甚密的陆游的诗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战争的期待。由此，可以看出，辛弃疾当时并不认为韩侂胄是仓促行事，反而大力支持他抓住时机，尽快北上。更为重要的是，韩侂胄对于北伐，不是没有布置的，从西北的程松，京西的薛叔似，两淮的邓友龙，到东南的郭倪，韩侂胄显然已经安排了一个金人反攻的局势。1206年即开禧二年战事爆发，战争一开始就收复了泗州、新息县，但是韩侂胄善于知人，昧于料事，当时主要战场虽然是在东南，但是川陕的战场起到最大的牵制作用，而当时，西北重兵主要掌握在吴曦手中，四月间东南还没有发动，吴曦已经和金人勾结。所以战争一起，“韩侂胄势必死守东南一隅，已经造成必败的局势。”[6]由此可见，韩侂胄对于开禧北伐，不是没有准备的，而且，辛弃疾一直是支持韩侂胄尽快北上的，所以，说《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讽刺韩侂胄仓促用兵之作显然与史实不符。

再次，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首词本身来看，辛弃疾满怀激情，登上北固亭，远眺中原大地，想到了古往今来盛衰荣辱的往事，写下了这首雄壮苍凉的怀古诗。起句“千古江山”，在江山之前冠以千古，可见作者对祖国河山的无限深情。几千年来，这篇土地一直抚育着中原人民，而现在，中原大地沦落他人之手，词人凝目远眺，还我河山之意呼之欲出。接着，作者由京口自然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和刘裕。在当时，不仅是辛弃疾，抗战派人士都充分肯定孙权的以弱胜强和力图进取，并热烈歌颂他所建立的功业。而南朝宋武帝刘裕，他曾经先后两次出师北伐，几乎统一了整个中原。可以说，辛弃疾在上阕中描写了两个积极进取、收复中原的有功之君，一方面是抒发自己挥师北伐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也是对韩侂胄的激励，希望他能够像孙权和刘裕一样收复失地、平定中原。

下阕，一开始辛弃疾就写到，“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这一历史典故是说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刘义隆称帝之后，想建立封狼居胥的不世功业，结果却丢兵卸甲，一败涂地。辛弃疾明写刘义隆，实为暗喻宋孝宗。当时，孝宗起用张浚，进行隆兴北伐，最后却因孝宗的摇摆不定断送了这场战争。“元嘉草草”这三句谴责了刘义隆不能将北伐的事业进行到底，而隆兴北伐也正是因为孝宗的动摇，才导致最后的失败。在开禧北伐前，辛弃疾用此来激励韩侂胄，希望他不要像刘义隆和宋孝宗，而是要像刘裕一样将北伐的事业进行到底。紧接着，辛弃疾看到江北岸的人民举行祭祀社稷的吉礼，心中无限感慨：南宋境内人民始终不忘先仇，我们又怎能临阵退缩呢?作者再次以此激励韩侂胄。之后，全词结语中作者以廉颇自比，至此，作者那慷慨壮怀、坚持北伐的形象就跃然纸上。

最后，从辛弃疾同一时期的词作来看，“从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三月，到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三月，在仅满一年的镇江知府任期内，辛弃疾连续写下了《西江月》、《清平乐》、《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生查子· 题京口郡治座表亭》等一组词作。这组词都围绕着一个鲜明而突出的主题——支持韩侂胄北伐，表达了可偿宿愿的喜悦和久思战斗的豪情，以及胜利在望的信心。而他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竟然有如此兴致勃勃的创作冲动和如此果实累累的创作收获，也证明了这个主题的集中和强烈，已经达到了非充分表达不足以畅其情的程度。”[7]而且，不仅是辛弃疾做了这一系列的词作，他的好友陆游也写过相关的诗歌，其中两句是“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这首诗是陆游贺韩侂胄生日时所作，他和辛弃疾一样，都希望和支持韩侂胄领导抗战，出师北伐。心之所同，词之所归。

综上所述，经过对韩侂胄开禧北伐的史实的考察，对辛弃疾的北伐态度的研究，以及对词作本身和同一时期词作的探究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首词不是辛弃疾用来警告韩侂胄仓皇用兵之举，而是辛弃疾在声援韩侂胄北伐，为其擂鼓助威之作。

注释：

[1][5]李传印：《辛弃疾与开禧北伐》，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版，第38页，第40页。

[2][3][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7页，第147页。

[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己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5页。

[6]朱东润：《开禧北伐前后陆游的政治立场和他在作品中的表现》，学术月刊，1957年版，第88页。

[7]庄严：《谈谈辛弃疾在镇江写的一组词》，江苏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88页。

参考文献：

[1]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辛更儒编.辛弃疾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周密.齐东野语(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刘乃昌.辛弃疾与开禧北伐[J].文史哲，1978,(4).

[5]李传印.韩侂胄与开禧北伐[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4).

[6]谢朝坤.沉郁顿挫 悲壮苍凉——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赏析[J].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09,(11).

(张健，范盈盈 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高中部 518003)

作者：张健 范盈盈

南朝的行事探究论文 篇3：

论《牡丹亭·冥判》报花情节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 《牡丹亭》是我国文学史上、戏剧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不朽之作，其女性意识近年来备受学界的关注。《冥判》一折是《牡丹亭》故事承上启下的关键转折点，其报花情节在表现传统社会女性命运的同时折射出一种具有进步意义但尚不彻底的女性解放意识，这与《牡丹亭》整体女性意识相吻合并可为其缩影。

关键词： 《牡丹亭·冥判》 报花情节 女性意识

《牡丹亭》是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其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戏剧史上都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自问世以来，《牡丹亭》一直吸引为数众多的研究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牡丹亭》中的女性意识开始备受关注，如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前人在探究《牡丹亭》女性意识尤其是作为女主人公的杜丽娘这一人物身上体现出的女性意识时往往从《游园》、《惊梦》、《寻梦》、《写真》《幽媾》、《冥誓》等几折入手，而《牡丹亭》一剧中同样十分重要的《冥判》一折却鲜有人涉及。笔者认为《冥判》一折是全局剧情重要转折点，同时是主人公命运变化的关键点，汤显祖虽未在此折子中对杜丽娘这一人物施以过多笔墨，但这并不妨碍《冥判》一折中女性意识的呈现。事实上《冥判》中渗透出的女性意识极具探究价值，其中以报花情节为最。笔者以《牡丹亭·冥判》报花情节为切入点，探究其中渗透出的女性意识。

一、《冥判》报花情节中的女性命运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冥判》一折正是这“生者可以死”与“死可以生”之间的关键节点。在这一折中因与书生柳梦梅在梦中相会后相思成疾、一病而亡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在阴司接受胡判官的审问，在讲明“离魂”原由、请来花神作证后杜丽娘最终获得“随风游戏”寻找柳梦梅以谋还阳的机会。可以说《冥判》一折既承接着杜丽娘情深而死的前情又兆示杜丽娘因情复生并与柳梦梅终成眷属的后事，该折在《牡丹亭》一剧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冥判》亦名《花判》，其中的报花情节发生在花神为杜丽娘因梦而亡作证的过程中。这一情节主要由一段【后庭花滚】构成。在《牡丹亭》多数版本中此段由花神与胡判官对唱，花神报一花名，胡判官就该花作出评点，这些评点连缀在一起便清晰地勾勒出一个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生平全景，该段主要内容如下。

〔末〕便数来。碧桃花。〔净〕他惹天台。〔末〕红梨花。〔净〕扇妖怪。〔末〕金钱花。〔净〕下的财。〔末〕绣球花。〔净〕结得彩。〔末〕芍药花。〔净〕心事谐。〔末〕木笔花。〔净〕写明白。〔末〕水菱花。〔净〕宜镜台。〔末〕玉簪花。〔净〕堪插戴。〔末〕蔷薇花。〔净〕露渲腮。〔末〕腊梅花。〔净〕春点额。〔末〕翦春花。〔净〕罗袂裁。〔末〕水仙花。〔净〕把绫袜踹。〔末〕灯笼花。〔净〕红影筛。〔末〕酴醿花。〔净〕春醉态。〔末〕金盏花。〔净〕做合卺杯。〔末〕锦带花。〔净〕做裙褶带。〔末〕合欢花。〔净〕头懒抬。〔末〕杨柳花。〔净〕腰恁摆。〔末〕凌霄花。〔净〕阳壮的咍。〔末〕辣椒花。〔净〕把阴热窄。〔末〕含笑花。〔净〕情要来。〔末〕红葵花。〔净〕日得他爱。〔末〕女萝花。〔净〕缠的歪。〔末〕紫薇花。〔净〕痒的怪。〔末〕宜男花。〔净〕人美怀。〔末〕丁香花。〔净〕结半躧。〔末〕豆蔻花。〔净〕含着胎。〔末〕奶子花。〔净〕摸着奶。〔末〕栀子花。〔净〕知趣乖。〔末〕柰子花。〔净〕恣情奈。〔末〕枳壳花。〔净〕好处揩。〔末〕海棠花。〔净〕春困怠。〔末〕孩儿花。〔净〕呆笑孩。〔末〕姊妹花。〔净〕偏妒色。〔末〕水红花。〔净〕了不开。〔末〕瑞香花。〔净〕谁要采。〔末〕旱莲花。〔净〕怜再来。〔末〕石榴花。〔净〕可留得在?

笔者认为以上内容可分为四部分，分别照应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普遍必须经历的四个人生阶段。从碧桃花到木笔花为第一部分，是热恋订婚期。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先引用刘阮上天台、谢金莲诗酒红梨花等典故勾勒出一个处于热恋中的青年女子，继而通过象形与谐音(如取金钱花花名比附下聘)等方法细致描画问名纳彩等订婚过程;从水菱花到紫薇花为第二部分，是新婚及婚后蜜月期。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依旧采用象形(如取细长的杨柳花比附女子纤腰之态)、谐音(如取翦春花花名比附裁制婚服)、用典(如宋武帝寿阳公主梅花点额)等手段，细致地描摹出女子新婚时精心装扮的喜悦、洞房花烛的甜蜜，乃至婚后蜜月期的恩爱缠绵也涵盖其中;从宜男花到孩儿花为第三部分，是生儿育女期。这一部分由素来为母亲代名词的萱草的别名宜男花开始写起，仍采用前两部分中的种种技法将步入婚姻后女子由怀胎到生育再到抚育孩儿的漫长过程展现出来，而这种相夫教子的琐碎生活才是传统社会女性婚姻生活的常态;从姊妹花到石榴花为第四阶段，是美人迟暮期。这一部分延续了前部分中各种技法的运用，以姊妹花开始过渡到女子婚姻生活中出现姬妾等第三者时女子只能黯然“偏妒色”的阶段，此时女子青春不再(了不开)、夫妻恩爱已减(谁要采)，女子只能在幽怨与祈盼中一步步走向衰亡(怜再来、可留得在)。而在这一大段罗列着各色花名与慨叹的文字之后，胡判官的接下来唱词中一句“牡丹亭又把他杜鹃花魂魄洒”表面上看起来只是慨叹杜丽娘因梦而痴、为情而死的可惋命运，但在深层含义上承接着上文中对女子迟暮生涯的描写，道出女子不可避免的香消玉殒的命运。可以说作者在《冥判》一折中以报花的形式将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女子一生中所要经历的各个阶段都淋漓尽致地描画出来。

二、《冥判》报花情节中未完全觉醒的女性意识

笔者认为《冥判》中的报花情节并非只是胡判官、花神两个配角单纯的插科打诨，也并非如部分观点认为的仅是与主线剧情关系不大的闲笔。可以说这段花费了汤显祖大段笔墨描画出的近乎泛化的女性的人生履历不但部分昭示了女主人公杜丽娘的人生走向，而且体现了传统社会男权话语占绝对权威的大环境下作者对于女性普遍命运的关切与思考，其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颇具特色，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冥判》报花情节对女性是持赞美态度且寄以美好祝愿的。在上文所述的女子人生四个阶段中二三阶段即新婚蜜月期和生儿育女期占据了多数篇幅，这两个阶段是女性一生中由青涩懵懂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作者不但“以花写人”用花这种极尽美丽的意象对女子加以况喻，而且不遗余力地描写女性种种美好形态(如露渲腮、春点额等)和欢悦心态(如情要来、人美怀、呆笑孩等);其次，在作者赞美女性、祝福女性的段落里已隐约体现出一些类似于女性觉醒的意识，在第一部分恋爱订婚阶段作者在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议婚仪式(金钱花到木笔花)之前有意地安排自由恋爱的情节，虽然只有“碧桃花。他惹天台。红梨花。扇妖怪”四句，但出自《幽明录》的刘晨、阮肇入天台山与仙女同居的故事自南朝以降一直被作为风流韵事广为传颂作者，而元杂剧《红梨花》中名妓谢金莲持红梨花与才子赵汝州相会相爱并终成眷属的故事在明代也有很广的流传度，这两个脍炙人口的典故能体现作者对自由恋爱的肯定。而在第四部分美人迟暮阶段，作者虽写了女子“偏妒色”的内容，但对于妒忌这种明显为传统“妇德”不许且名列“七出之条”的“妇人恶行”不但未加以批判，还对其“了不开”、“谁要采”的尴尬境遇很是理解、同情;最后作者对隐含在胡判官、花神二人唇枪舌剑中的那位虽非实指但却颇具普遍意义的女性及其命运始终夹杂着一定悲悯情绪，尤以报花情节的尾声处一曲【寄生草】为最，此段以“花把青春卖，花生锦绣灾”两句控诉式的慨叹开头，继而又以赵飞燕(夜舒莲扯不住留仙带)、杨贵妃(海棠丝翦不断得囊怪)、步非烟(瑞香风赶不上非烟在)三个薄命红颜的典故将这种慨叹抒发得更具体，最后“花容那个玩花亡”与“花神罪业随花败”表面上看只是对杜丽娘为情而亡的戏谑和对花神在杜柳二人因梦生情一事中做法的嗔怪，但在更深层次上则是对当时社会条件下绝大多数女性无可避免的悲剧命运的慨叹。

必须正视的是《冥判》报花情节所体现的女性意识虽然很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本质上仍未摆脱封建礼教的影响，仍属于男权话语体系下有限且不彻底的女性意识觉醒。首先，虽然从报花情节中体现出作者对于女性的由衷赞美，但这种赞美多局限于男权世界要求对女性身姿、体态(如春醉态、头懒、腰恁摆)等方面的要求，女性仍处于被观赏、被把玩的位置上。在人物角色上女性的身份经历由婚龄少女到新婚少妇到贤妻良母直至色衰怨妇的转变，这些转变都要借助婚姻、生育甚至性爱完成，女性在社会身份上仍是男性的附属。就如此折中胡判官之所以使杜丽娘免于被“贬在燕莺队里”并将其释放的原因并不是被其至死不渝的深情感动，而是忌惮杜丽娘安抚使之女、未来状元之妻的身份;其次，《冥判》报花情节虽体现作者对婚恋自由的肯定，但显然作者这种自由最终仍需回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下方能合理，故而在“上天台”、“扇妖怪”之后，青年女子与她的恋人依然要走回其“下的财”、“结得彩”的老路上才能“心事谐”。正是出于这种对封建礼教下婚姻模式的认同此折中杜丽娘表明自己在未婚情况下与“秀才梦的绵缠”遂“慕色而亡”后遭到胡判官先入为主的轻视，直到胡判官在婚姻簿里查明她与柳梦梅“前系幽欢，后成明配”乃是天定时这种轻视才得以消除;最后虽然作者对这种传统社会中女性近乎宿命般的命运很是悲悯，但这种悲悯主要集中于对暮年女性年老色衰的慨叹上，处于这一阶段女性不符合男性权威们对女子既定的审美要求，因而不再为其所依附的夫权看重(谁要采)，其存在的价值也随意降低，而整段唱词中悲叹意味最明显的“石榴花。可留得在”一句虽体现出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与同情，但仍是“人间未许见白头”式地惋惜，在本质上并未摆脱男权视角下怜香惜玉的格调，作者感慨女性不可避免地走向由盛转衰的命运同时仍视男子为女性的拯救者，将女性命运走衰的原因归结为男子怜护程度的减退。因此，在此折中杜丽娘虽出了枉死城，但仍是鬼魂，只有“敢守的那破棺星圆梦那人来”时才可真正实现“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

三、《牡丹亭》整体女性意识的缩影

《牡丹亭》是我国古代文学史、戏剧史上一部以崇尚真情、肯定人性而著称的爱情杰作。该剧歌颂了至死不渝的真爱，探讨了人性解放的深刻问题，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且尤以女性人物为最，剧中含有大量细致入微的闺情闺事描写，使得其所反映出的女性意识极为突出也独具特点。笔者认为《冥判》是《牡丹亭》故事由“生者可以死”到“死者可以生”的重要节点，而该折中的报花情节更是作者精心设计的集中体现其对于传统社会男权世界里女性命运的思考，其所渗透出的女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称得上是《牡丹亭》女性意识的集中体现与高度浓缩。

首先，《牡丹亭》全剧中随处可见对于女性的赞美，而这种赞美是集中体现在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上的。纵观全剧汤显祖对杜丽娘的赞美虽并未简单局限于其外貌之美，但杜丽娘作为传统文学“才子佳人”模式中佳人的代表，美丽的外在形象是其获取赞美的必备条件之一。在《冥判》一折中已沦为游魂野鬼的杜丽娘仍能博得胡判官“荡地惊天女俊”、“这颜色不像似在泉台”的评价看杜丽娘的美貌是毋庸置疑的，而《玩真》一折中男主人公柳梦梅更是惊叹于画像上杜丽娘的美貌，如痴如狂地对画像“早晚玩之、拜之、叫之、赞之”。但这种对于杜丽娘美貌的赞叹都源自于男权视角下的符合男性权威们对女子温柔、娇美等审美要求，可以说杜丽娘首先是传统社会男子普遍向往的“如花美眷”，其次才是大胆追求真爱的多情少女。当女性不具有或不再具有这种高度符合男权世界审美标准的先决条件时，即使她们仍旧具有抗争、反叛等优良品质，作者也未必会对她们加以赞美。如《牡丹亭》重要配角石道姑就是如此。石道姑是促成杜丽娘回生和杜柳姻缘的重要人物，她在救杜丽娘回生一事上为柳梦梅拿主意，事后又帮助杜柳二人远走高飞，杜丽娘对她的“信心提救”充满感激。可以说石道姑身上具有行事果决、侠肝义胆的优良品质，从其对杜柳二人不为世俗礼教所认同的媾和行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其身上具有很强的反叛意识，但即使如此因其在性能力上的缺失严重不符合传统社会男权价值体系的对于女性的要求，石道姑依旧遭遇作者针对其生理缺陷的刻薄调侃，成了一个被戏谑、被嘲弄的丑角化人物。这种对于女性的有局限的赞美态度与《冥判》报花情节中的女性意识是一致的。

其次，《牡丹亭》的故事围绕杜柳二人“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爱情展开，其中尤以为求真爱超越生死的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最引人注目，可以说这一人物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女性意识觉醒痕迹。但需要注意的是杜丽娘的女性意识是有限的，如前文中论及的作者对自由恋爱的态度问题，杜丽娘虽然与柳梦梅在梦中就已结缘且在其死后离魂阶段其鬼魂与柳梦梅也早行幽媾，但当其还阳回生后面对婚姻之事却仍坚持“请个媒人方好”。这与《冥判》报花情节中青年男女自由相恋后仍遵循着世俗理法放得订婚的思路一致。事实上在《冥誓》一折中杜丽娘以鬼魂的身份与柳梦梅交欢时，面对柳梦梅的求婚就已提出过“请媒相聘”、“定为正妻”的要求。除此之外，杜丽娘身上还有着其他的女性意识觉醒不彻底的痕迹，如杜丽娘虽然《惊梦》、《写真》、《寻梦》等折中都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觉醒倾向，但这并不表示杜丽娘不在乎夫荣妻贵、门当户对等传统男权社会的正统婚姻观念。在全剧最后一折《圆驾》面对父亲反对自己与柳梦梅结合时杜丽娘以“人间白日里高结采楼，招不出个官婿。你女儿睡梦里、鬼窟里选着个状元郎，还说门当户对”申辩，从这段自白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杜丽娘对妻凭夫贵的传统婚姻观念是持赞成态度的。而此折中杜丽娘还有“再休提探花鬼乔作衙，则说状元妻来面驾”的唱词，从中可以看出与为情而死的女鬼相比杜丽娘更享受自己“状元妻”的身份，而且其对传统男权社会世俗观念中对于男性功成名就的要求和对于女性夫荣妻贵的要求都持赞成态度。这种不彻底、有局限的女性意识觉醒是与《冥判》报花情节反映出的女性意识一致的。

最后，《牡丹亭》中真对传统社会女性命运的悲悯情绪几乎是俯拾皆是、贯穿始终的。如作者在《闺塾》一折中以戏谑调侃的形式展示了传统社会最典型的女性教育，在对比腐儒陈最良恪守道学的谆谆教诲和尚未受世俗礼教过多影响的小丫鬟春香对于圣贤文章的直观解读后作者对传统闺秀教育对压抑女性个性、束缚女性天性的不满是显而易见，这其中含有很大的悲悯成分。但贯穿《牡丹亭》全剧中的这种悲悯情绪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其在本质上依旧认同女性为男性附庸的传统观念，作者只是这个大前提下对女性几乎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抱以通情。当女性所依附的男权(如夫权、父权)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时，女性的命运必然受到波及，作者虽然已经能够意识到女性遭遇这类不幸命运是不公平的，但并未摒弃男权社会中男性是女性拯救者的固有成见，并认为女性要改变自己悲惨命运必须借助男权或顺应男权。如杜丽娘的母亲杜夫人从一出场便被为传统社会妇德所不许的“无后”问题所困扰，随时面对者丈夫“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的抱怨。作者对此显然持同情态度，甚至为此单列《忆女》一折加以阐明，杜夫人痛失爱女本来就可能随时爆发的“无后”问题此时变得更棘手，在怀念女儿之余杜夫人深感地位有不保之虞美，故而：“老相公年来因少男儿，常有娶小之意?止因小姐承欢膝下，百事因循。如今小姐丧亡，家门无托俺与老相公闷怀相对，何以为情?”在此处作者显然是为其悲叹的。但作者在同情杜夫人的同时借为杜丽娘母女信任的丫鬟春香之口说出的解决办法竟也不过是“既然老相公有娶小之意，不如顺他，收下一房，生子为便”和“夫人肯将庶出看成，岂不无子有子”。从这可以看出作者认为女性为夫权所嫌弃时境遇是悲惨的，但女性依然不能违抗传统男权社会的既定规则对男权有所拂逆，这样女性才可能获得来自其所依附的男权的拯救从悲惨中解脱出来。这与《冥判》报花情节中的女性悲悯意识一样。

综上可知，《冥判》报花情节作为《牡丹亭》一剧重要内容的核心部分，在以往的传统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牡丹亭》女性意识的缩影，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社会、时代等诸多因素而显示出一些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并不能灭其进步意义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仍具有很多深层意蕴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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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