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保险机构业务管理论文

力争以“一带一路”为突破口，在未来5-10年内，推动有实力的大型银行加强国际化发展，对有意于海外发展的银行进行分类指导和支持，引导形成成熟的梯队化银行队伍。鼓励大型银行差异性定位，聚焦核心业务，在国际化区域分布与业务选择上有所区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际保险机构业务管理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国际保险机构业务管理论文 篇1：

浅谈国际工程风险应对策略

摘要：国际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研究和应用是提高国际项目管理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提高风险意识和风险应对常识及技术，才能提高企业及自身的竞争水平。文章在阐述国际工程风险类别的基础上，从风险规避、风险转移、风险降低及风险接收等角度提出了风险应对策略，能够为其他国际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际工程;风险类别;应对策略

一、国际工程风险简介

国际工程主要指面向国际招标的工程。国际工程涉及进出口贸易、劳务输出、技术知识输出/转让等，参与主体所在国别涉及两个国家以上。国际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即从事国际工程的组织或个人在国际工程全生命周期内，为了降低消极事件发生概率或减少消极风险带来的损失，提高积极事件发生的概率的，运用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及工具，对国际工程进行风险管理的过程。国际工程风险管理包括风险管理规划、识别风险、实施定性风险分析、实施定量风险分析、规划风险应对及控制风险等各个过程。

国际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按照管理主体可分为业主方的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总承包商的风险管理、融资机构的风险管理、供应商的风险管理、分包商的风险管理、设计方的风险管理、用户的风险管理等。由于国际工程为一个复杂、综合、周期长的项目，作为总承包商，往往会充当多个项目风险管理主体。首先，总承包商作为承包商，要进行承包商的风险管理，主要针对于工程项目所在国国别风险，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法规、文化、安全等，如工程款的回收風险、所在国法律变更风险、环境保护、施工质量、成本、工期等多方面;作为工程总承包商，也是工程最重要的设备、材料、服务采购方，即买方，在供货或服务采购合同中，总承包商即转变为了甲方，应该进行甲方/业主方的项目风险管理工作，主要侧重于采购计划、合同、验收、责任等风险管理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国“走出去”企业越来越多，承揽境外的各类工程成为了主要表现之一，如中国中铁、中铁建、中交集团、中国电建、中国能建、中国建筑等为代表等的各类大型中央建筑企业，国际工程业务比重逐年增长，我国的对外承包工程行业新签合同额及年度完成营业额规模稳步增长。

二、国际工程风险类别

项目风险可按风险源、影响程度、影响主体、作用过程、风险态度、识别程度等多种，按照国际工程总承包商的主体来研究，围绕工程项目的启动、规划、执行、监控、收尾5大生命周期，按照各相应阶段的活动内容，可以分为外部风险及内部风险两大类。其中，外部风险包括国别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规范标准风险、人文风险、语言风险、社会风险及宗教风险;内部风险包括投标阶段风险、合同签约及谈判风险、项目实施过程风险、项目竣工收尾风险及项目运行期及质保期风险。

三、国际工程风险应对策略

风险应对的主要措施有：规避、转移、降低、接受。风险应对措施的实施势必会对风险因素、项目目标、使用资源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影响，且相关活动为风险管理主体的干预行为，进而风险应对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而各种因素或情况的变化是风险产生的主要因素。这些由于应对措施的实施而产生的其它的变化对项目目标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所以，风险应对活动过程又将伴随着风险识别、分析等前部活动，这也是项目风险管理的循序渐进、反复进行的特点。

(一)风险规避

主要为避免未来事件发生带来的影响而消除风险，从而保护项目免受风险的威胁，如改变计划、改变目标或取消项目等。

国际工程项目中，风险规避往往用于项目的前期投资、投标、施工、变更等方面。如前期投标中所识别出的国别风险、自然风险、安全风险等对项目的实施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时且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或者是无法采取或实施其它主动的风险应对措施。如国际工程投标过程中的各种资质或限制条件，战乱、社会动荡等国别风险，业主所在国风险评级较高等风险，项目投标人或承包商无法在未来顺利的实施工程，或者实施工程将意味着投入更大的资金，超出原有计划等，此时，则通常采取规避策略。与其说风险规避是风险应对的一种策略，不如说风险规避是组织的一种风险态度的行动表现。即风险规避是根据各个组织的风险态度、风险临界值进行判断的，超出风险临界值的变化因素组织无法接受，而必然采取一种规避的方式彻底消除此威胁。

然而，随着国际工程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风险规避虽然可以避免企业或个人利益发生受损的可能性，但在另一方面，却消极的失去了相应的机会。过于频繁的风险规避策略的施行则意味着企业的市场战略、风险态度、风险临界值等是否需要重新修订。

(二)风险转移

风险转移职能将风险承担主体部分或全部转移给第三方，而实际风险并未消除，风险转移通常会由风险转移发起者向风险责任承接者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工程项目中常见的转移办法包括工程分包、保险、保函等等。

不同的工程项目合同有着不同的风险转移方向。国际工程中越来越多的工程采用总承包形式，买方即业主通过总价合同将项目在调研、勘探、设计、施工、维护，以及各种自然情况下的风险通过总价合同转移给工程总承包商，总价合同内往往允许承包商考虑一定比例的风险费用。而总承包商在实际工作中，将那些认为风险概率较高或影响程度较高的工作内容通过分包合同转移给分包商或供货商。国际工程保险常见的有工程一切险、第三方责任险、设备机械险、人身意外险以及其他金融保险等，承包商通过支付保险机构费用将相关风险及责任正式的转移给保险机构，降低风险发生时对自身带来的损失程度。

(三)风险降低

风险降低不等于消除风险，相对于风险规避而言，风险降低措施是一种积极的风险应对措施。

风险降低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多，在工程项目中，一般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加快速度、提高质量、提高团队能力及素质、进行更多的实验、增加投入等方式。如项目面临着拖期的风险时，采取增加人员设备投入，支付加班费等将工程进度恢复到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风险降低的具体措施的选择和执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风险管理者的风险态度、项目信息、项目内外部综合环境等。

(四)风险接受

这一策略的执行主要在不可能用其他方法时使用，或者所有其他方法的实施将发挥不到任何有效的作用，项目风险管理者无法主动的找到其他任何策略，或者受风险因素的影响被动接受。

在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承包商常常遇到那些不可进行主动干预的风险因素，如FIDIC条款中的不可抗力事件，安全事件，和所在国政府法律和行政命令变更、物价上涨等等，这些风险因素无法主动的进行干预，只能在投标阶段预留一定的应急储备，这些应急储备或为资金、或为时间、或为资源。

四、结论

在公平客观的市场环境中，良好的风险规划、识别、分析、应对、控制等管理能力能够显著地创造增益价值，降低消极风险危害，提高积极风险收益。本文在阐述国际工程风险类别的基础上，从风险规避、风险转移、风险降低及风险接收等角度提出了风险应对策略，能够为其他国际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岳彩旺.浅议工程项目风险管理[J].中国设备工程，2019(07).

[2]周梦頔.国际工程项目劳务管理风险探讨[J].价值工程，2019(10).

(作者单位：烟台职业学院)

作者：张燕

国际保险机构业务管理论文 篇2：

抓住“双向开放”新机遇推进“十三五”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进程

力争以“一带一路”为突破口，在未来5-10年内，推动有实力的大型银行加强国际化发展，对有意于海外发展的银行进行分类指导和支持，引导形成成熟的梯队化银行队伍。鼓励大型银行差异性定位，聚焦核心业务，在国际化区域分布与业务选择上有所区分。

回顾“十二五”时期，中国银行业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稳步加快国际化经营脚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展望“十三五”，中国进入新常态，“双向开放”格局全面深化，为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银行业应抓住机遇，以适应实体经济需要为目标，全面参与全球金融竞争与合作，完善国际化发展梯队建设、提升能力，实现新的跨越。

“十二五”时期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回顾

回顾“十二五”时期，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进程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战略上高度重视，业务规模增长迅速。“十二五”时期，国内主要银行纷纷将国际化作为业务转型的重点战略。中国银行一直坚持国际化的经营特色，致力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优势领先的银行”;工商银行明确将国际化作为经营转型的“亮点”，积极开展境外并购、全力推进海外业务发展;建设银行明确提出将实现全球主要目标市场布局定为2015年的首要任务;交通银行持续将国际化作为“两化一行”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也在持续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海外业务不断推进。在国际化战略的指导和带动下，“十二五”期间，我国银行业海外业务规模迅速增长。截至2015年6月末，五大行的境外资产规模达到9.7万亿元人民币，是2010年末的2.7倍;营业收入和税前利润分别达到1061亿元人民币和513亿元人民币，分别是2010年全年的1.3倍和1.2倍。

区域覆盖不断扩大，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十二五”时期，我国银行业以提升服务能力为宗旨，通过自设和并购多种方式持续完善全球服务网络。截至2015年6月末，中资银行在50个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200多家分支机构。五大行境外机构在中国银行业中占比超过90%，中国银行的635家境外机构覆盖了42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银行业中网络布局最广。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覆盖的国家及地区分别为42个、24个、13个和15个。全球网络的进一步完善为我国银行业海内外一体化服务能力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公司金融业务方面，服务“走出去”企业的能力持续提升，全球服务和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在贸易金融业务方面，海内外联动跨境贸易金融业务蓬勃发展，国际结算、跨境人民币等主要贸易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在清算服务方面，央行已授权全球19家人民币清算行，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不断完善，跨境人民币清算能力持续提升;在金融市场业务方面，创新人民币债券等相关投资产品，不断丰富离岸人民币交易服务和产品体系。

经营业绩明显改善，集团贡献度日益提升。“十二五”时期，我国银行业积极把握市场机遇，深化经营机制体制改革，海外经营效益取得长足进步。一方面，人均/网均效率明显提升。“十二五”时期，五大行境外资产、营业收入以及税前利润年均增速高达20%左右，显著高于人员和机构5%左右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资产质量持续优化，境外不良贷款率不到0.5%，远远低于五大行境内业务的平均水平。经营效益的增加提升了境外业务的集团贡献度。截至2015年6月末，五大行境外资产、营业收入以及税前利润占整体的比例分别达到9.2%、8.3%和7.6%，较2010年分别提高了3.6、2.4和1.4个百分点。其中，国际化业务贡献程度最高的是中国银行，其境外资产、营业收入以及税前利润占集团的比例分别达到27.5%、20.0%和22.9%。

同时，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发展程度较低，难以适应实体经济需求。当前，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第二对外投资大国和第二吸引外商投资大国，与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均有贸易往来，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直接投资。但我国银行业境外机构的覆盖面滞后于贸易、投资的覆盖面，仅为5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我国银行业境外业务占比仍然较低。目前，五大行境外业务整体占比不到10%，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的占比也不到30%，与国际领先大型银行普遍30%以上的水平差距明显。境外偏低的盈利能力将影响五大行进一步发展国际化业务的动力。

业务模式单一，经营能力有待提高。境外业务发展的主要增长点过于集中，业务主要依赖于息差业务、公司客户方面。境外公司贷款占比接近90%，远高于整体平均70%左右的水平。一般而言，国际一流跨国银行在国际化突破的初期阶段主要采取跟随战术，以“走出去”公司跨境金融服务为着力点，能够迅速拉动增长，但也存在波动较大的问题，如果经营环境发生变化，持续发展将面临挑战，增长速度将难以保持。

存在结构性失衡，国际化竞争力有待提升。这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分布区域失衡。我国银行业长期以来坚持优先布局国际金融中心和发达经济体的国际化发展思路，一般先选择在香港地区设立机构，后向全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扩张，而“一带一路”地区的机构布局则相对滞后。另一方面表现为竞争结构失衡。我国银行业在多数海外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区域的发展仍处于市场耕耘阶段，对于优质客户、网点(包括并购对象)和人才的需求相对集中，潜在竞争比较激烈，需要协调发展。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在战略定位上存在明显的趋同，对国际化在集团发展中以及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明确的认识，存在为国际化而国际化的现象，盲目追求“大而全”和市场份额。战略定位趋同导致各行发展重点不突出，难以形成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增长方式较为粗放。

“十三五”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关键时期

“十三五”时期，中国银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银行业自身能力有待提升。一是风险管控能力有待提升。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频繁，导致中国银行业国际化面临的风险范围更大、种类更多、性质也更为复杂，对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二是技术基础有待夯实。中国“走出去”企业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银行业需要随时随地为企业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与快速增长的跨境人民币业务相比，我国境外清算行数量有限，跨境支付系统仍需完善。三是国际型人才储备不足。具有国际视野、精通银行业、拥有海外工作经验的人才较少。以语言方面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的官方语言约60种，其中约20种语言我国高校目前尚未开设相关的专业，人才储备明显不足。

“十三五”时期推进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对策建议

“十三五”时期，中国银行业要实现积极稳健推进国际化，必须进一步总结成功经验、解决已有问题、抓住现实机遇和避免潜在风险，形成清晰的总体目标、正确的发展趋势和明确的落实措施。

明确国际化发展的宏观、微观目标。清晰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可以避免银行各自为战的盲目性，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是我国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障，主要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一是树立有梯队、有分工、有合作，适应实体经济需要的宏观目标。从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发展而言，“十三五”时期打造形成海外梯队化发展队伍是趋势和目标。一方面，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应与国家开放战略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适应，这就要求培育出数家实力较强的大型国际化银行队伍，满足实体经济“走出去”多元化的巨大金融需求。同时，大型银行之间的国际化程度应保持一定的差异，部分银行专注于本土业务，更多地了解本土文化和客户习惯，坚持专业化、注重效率和成本。此外，我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应该与区域战略在国家整体开放战略中的地位相适应，比如“一带一路”业务应在我国银行业国际化中占据合适的比例。另一方面，提高整体金融效率又决定了银行业国际化必须有分工，有合作。要坚持市场选择和政策引导相结合、业务分工和区域分工相结合，实现中国银行业整体上的全面覆盖，满足实体经济“走出去”的需求。同时，为了避免分工可能导致的部分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空白，鼓励银行间广泛开展代理行、客户推荐以及银团、拆借等资金合作，实现专注核心业务以及提供全面服务的最佳平衡，提升单个银行和整体银行业的经营效率。

二是设立强盈利、提效率、控风险，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微观目标。从各家银行的个体发展而言，“十三五”时期培育全球竞争能力是趋势和目标。一方面，中国银行业开展国际化发展就是要通过全球配置资源提升盈利能力，获得海外客户与市场，以及更加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和投资机会。同时，通过与其他国际大型银行开展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获得宝贵经验，改善管理、优化流程，提高经营效率，发展成为具有强大核心竞争力的跨国银行。另一方面，稳健经营是银行持续经营、保持基业长青的必要条件。一时的盈利突出未必代表着未来依旧辉煌，只有持续经营良好、“基业长青”的银行才是一个好银行。相对于本土业务，国际化发展存在较大风险，比如管理难度较大、成本较高以及东道国的国别风险等。中国银行业发展国际化必须要坚持风险可控，既通过适当的全球业务布局分散不同市场的风险，又严守风险底线，杜绝盲目追求规模、贪大求全。同时，夯实资本、客户和人才等软硬件基础，提高抵御风险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夯实基础，加强银行自身能力建设。一是坚持多元化联动，突出业务优势。在加强融资合作的同时，鼓励商业银行与非银行子公司之间、境内外分支机构之间在客户推荐、市场调研、财务顾问、代客等服务方面的创新协作。集中多平台和境内外的优势资源，为客户提供多元化、一体化的金融产品及服务。二是提高全球风险管控能力。建立集团统一的关键风险指标(KRI)监测和管控体系，探索建立内保外贷、全球授信额度等全球统一授信管理框架。同时，加强对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的有效监控。

全局着眼，适当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一是重视顶层设计，完善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在战略方向上，力争以“一带一路”为突破口，在未来5-10年内，推动有实力的大型银行加强国际化发展，特别要提升“一带一路”国家的贡献度。对有意于海外发展的银行进行分类指导和支持，引导形成成熟的梯队化银行队伍。鼓励大型银行差异性定位，聚焦核心业务，在国际化区域分布与业务选择上有所区分。二是完善国际化监管体系。从支持银行业参与全球竞争的角度，对部分监管制度或监管指标予以调整，稳妥放宽各类行业、产业信贷限制，支持有条件的银行在海外加强综合经营、投贷联动和并购。三是构建国家层面的风险监测体系。定期评估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整体风险暴露情况并实行动态调整，对部分银行的过激扩张行为进行适当干预。同时，建立保护性的风险转移及风险吸收措施，减少海外业务收缩给国内业务带来的不利影响。四是鼓励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鼓励大型银行加快资本补充工具创新，充分利用海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并利用政策性资金专项支持“一带一路”业务发展，丰富投资渠道、发挥战略性投资功能。五是加快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政府性以及商业性的国际信用保险机构发展，为商业银行国际化业务提供有力的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国内各类信用评级、会计和律师事务所成长为国际性机构，为商业银行国际化业务提供有力保障。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1期。

作者：陈卫东

国际保险机构业务管理论文 篇3：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工程的困局与破局

中国国际工程业务自1979年伊始的40年来，已经完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传统承包方式向EPC、EPC+F、EPC+股权融资、BOT和PPP對外投资模式的转变，经历了从低端市场走向高端市场，从成本优势转向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的转化。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及对外投资，践行互利共赢发展理念，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和战略机遇，与此同时，也面临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深度调整、全球基建市场短期下行等诸多不利因素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国际工程市场分析

问题

自2000年以来，中国国际工程的规模从2000年新签合同额约100亿美元扩大至2018年新签合同额2 418亿美元。在中国国际工程事业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其中新签合同额经历了2008—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下行，2018年新签合同额同比下降8.8%。预计2019年和未来3～4年新签合同额可能还将延续下行趋势。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下行不同，2018年及未来几年的下行趋势主要受到了下述不利因素的影响，导致国际工程市场短期下行。

(1)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深度调整。当前一系列国际大事件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并出现衰退迹象，民粹主义兴起，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2)亚洲和非洲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滞缓，政府更迭和恐怖主义蔓延带来了不可预见的政治风险，投资环境欠佳。部分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凸显。

(3)中国政府“两优”项目(援外优惠贷款项目、优惠出口买方信贷项目)审批日趋严格，审批期限加长。国际工程的开发从以前的企业为主、“自下而上”的推进方式变为 “自上而下”的重点项目入库清单制度，中国企业需要适应国际工程开发模式的变化。

(4)国际工程 “融资贵、融资难、落地更难”成为困扰中国企业的主要问题，并导致中国企业国际工程中的EPC+F模式受限。资金出境监管加强，非主业投资受限，前些年以境外投资拉动EPC工程项目的做法受到制约。

机遇

应该看到，国际工程市场受上述不利因素的影响出现短期调整是周期性波动的正常现象，符合一国或国际工程市场的周期波动规律。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基建供给需求，国际工程行业的发展仍面临重大机遇。

(1)“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丰硕，以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和产能合作为契机，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工程事业提供了发展机会和历史机遇，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内生动力。

(2)中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不断加大。2017年3月，对外工程承包资质取消，使得中国企业得以参与国际工程市场的竞争。依托论坛、峰会、高层出访等推动，中国企业在国际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多有斩获。中国政府在金融、信用保险、对外投资、司法保障等多领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支持。

(3)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虽然出现短期下行趋势，但长期向好，交通、住宅、电力、新能源等领域的基建需求依然旺盛。为促进发展，各国竞相推出经济发展规划，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创新合作模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发展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推动工业化进程。

(4)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据亚洲开发银行预计，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每年高达1.7万亿美元。非洲开发银行预计非洲基础设施领域每年投资需求达1300亿～1700亿美元。2018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同期总额的13%，主要投向新加坡、老挝、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俄罗斯、柬埔寨、泰国和阿联酋等国家。随着2019年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成和发展，非洲势将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热土。

(5)中国企业已成为国际工程市场的主力军。在最新的2019年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排名中，中国企业以75家位列第一，创下1980年中国企业入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名列第3、7、9位。土耳其以43家位居第二，美国以37家位居第三，意大利和韩国各以12家位并列第四。依托多年在国内的发展和壮大，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设计咨询、装备制造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优势，中国的资本、装备、技术和建设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挑战

机遇经常与挑战并存。除了宏观的不利因素，中国企业在国际工程市场也面临一些切实挑战。

(1)部分国家经济状况和投资环境不容乐观，债务风险上升，传统的EPC+F模式受到挑战，项目落实难度加大。

(2)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资金获得难度大、国内银行融资成本普遍较高、“融资贵、融资难，落地难”等问题仍然突出。

(3)国别风险日益突出，体现在政府更迭、恐怖主义蔓延、传统安全风险及投资环境不佳、通货膨胀和汇率风险居高不下等方面。

(4)企业思想观念和业务转型困难，产业链条条块分割，导致在EPC工程项目中设计、施工、采购脱节，EPC项目的实施中出现困难和问题。

(5)除了少数多年在海外经营的国际工程企业和大企业集团，大多数中国企业缺乏长远规划的国际化战略，国际化经营管理制度、合规、队伍、复合型人才建设缺乏系统性，短期利益驱动明显，国外经营管理和项目部人员更换频繁，不利于企业国际化经营和长期发展。

提升保障能力

做好顶层设计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顶层设计和目标。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在总结前40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政府主管部门应与时俱进，出台符合现阶段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推动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互联互通，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明确未来支持和引领行业发展的规划和目标，促进国际工程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完善治理体系

历经40年的发展，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了众多促进国际工程事业发展的法规、政策和鼓励措施，从企业资质、市场准入、金融支持、保险保证、投议标许可、劳务到司法保障等涉及众多部门和领域，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的促进国际工程的制度和做法，构建了基本的治理体系。

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政府主管部门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加快完善治理体系，在鼓励政策、金融、保险、税务、司法保障等方面支持和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促进投融资和投建营一体化，助力中国企业国际工程业务转型发展。

金融机构发力

在从机会型向战略型转型的机遇期，聚焦投资驱动、畅通融资渠道、提升金融机构的保障能力成为中国企业必不可少的驱动力。与此同时，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利用中国与所在国人民币互换协定，凭借境外人民币交易平台，设立人民币对外贷款池，与境内人民币贷款脱钩，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对外贷款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难题。

推动和促进大型商业保险机构进入国际工程的出口信贷保险市场和海外投资保险，降低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费率，加大风险偏好，引领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助力企业在国际投融资和投建营一体化工程中的发展和壮大，形成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努力的格局，建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融资新体系。

提升企业自身实力

自1979年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工程市场，中国企业就与工程所在国的发展产生了天然联系，中国企业在国际工程市场的发展也深受一国发展局势的影响和制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要将其发展与一国的发展需求进行直接对接，响应工程所在国对于工程的需求程度，中国企业的工程要为工程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增加就业，改善民生，这样企业的发展就获得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撑。

聚焦主业，做强做优，仍是一家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的立身之本。以核心技术为支持，以不断革新创新能力为依托，强化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占据产业链价值高端，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工程市场中独占鳌头，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企业在国际工程市场的竞争者众多。随着对外工程承包资质的取消，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投身到国际工程市场中。近十年的发展表明，中国六大建设集团，包括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逐步确立了在国际工程市场，特别是大型和特大型国际工程中的地位，成为第一梯队;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为第二梯队;众多地方国有企业、军贸公司和民营企业成为第三梯队。众多中国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成为多年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实现中国企业在国际工程市场的差异化发展，而不是通过压价争抢项目，成为中国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可以说，中国企业的差异化发展，是解决中国企业在国际工程市场无序竞争的良方之一。

中国企业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企业海外发展战略的清晰化、属地化经营、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开展第三方市场的国际化合作、引进和培养国际化人才等。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企业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持之以恒，不斷完善和改造国际工程管理的机制，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必经之路。

结语

尽管国际工程市场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但国际经济长期发展向好，各国发展动力澎湃，全球基建需求强劲，“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互联互通蕴藏巨大机遇，中国企业在国际工程市场上必能克服短期下行压力，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保值增效，实现可持续发展。

崔军，北京海外君合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作者：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