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民居习俗的生态智慧及其当代意义
[摘 要]中国传统民居习俗在聚落选址、民居样式、民居建筑等方面均体现了协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营造理想生存环境的生态智慧：各民族聚落选址注重综合考察自然生态环境要素及格局，注重聚落周边生态环境建设以及营造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各地民居样式是适应当地气候、地形等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传统民居在庭院、天井、火炕、火塘、厚墙、檐廊等方面各具特色的设计，能够有效应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利方面;各地民居建筑注重就地取材，选择当地最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有效节约自然资源。中国传统民居习俗的生态智慧在当代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应继承传统民居人-建筑-环境协调统一理念，坚持民居建设的实用性、经济性特色;另一方面应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充分运用现代建筑材料和建筑设计理念，改进传统民居习俗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方面。
[关键词]民居习俗;聚落选址;民居样式;民居建筑;生态智慧
民居习俗是物质生活民俗的重要方面。民居是指人们从自身生存及安全出发建造的住宅及由此延伸而来的居住环境。民居习俗是围绕聚落选址、民居样式、民居建筑等方面形成的风俗习惯，其中蕴含着各民族长期积累的生产生活经验和智慧。自然生态环境是影响聚落选址、民居样式、民居建筑的重要因素。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气候、地形、水、地质等自然环境要素差异显著，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居样式及建筑风格。传统民居习俗的生态智慧体现为聚落选址、民居样式、民居建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与协调。研究中国各地民居习俗的生态智慧，对于我们今天节约自然资源、建设生态友好型民居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一、聚落选址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综合考察
聚落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场所，“是一个建立在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基础之上、融物质设施与精神观念为一体的人造环境系统，是一个人群、住所、公共场所等诸多要素组合在一起的地域共同体”。①聚落主要包括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乡村聚落一般指村落、村寨，包括农舍、牲畜棚圈、仓库场院、水渠、宅旁绿地等。为了更方便、更充分地从自然生态环境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各民族均注重聚落选址，由此形成了相应的聚落选址习俗，并通过民歌、民间传说传承，体现为神秘的风水观念。
汉族地区千百年来流传的风水术即包含聚落选址方法。聚落选址首先应考虑的是山脉、水流、风向、阳光等自然生态环境要素。传统风水观念中“形法”考察的五大要素——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取向，关注的即是这些方面。如“龙”即山脉的起伏变化;“砂”即所选宅址四周环卫之山，四周环卫之山能够为人们遮挡寒风，山脉植被能够防止水土流失，为人们提供放牧、薪柴等生产生活资源;“水”即地上地下水源和水流形态及水质，能够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灌溉及人畜饮用水;“向”即朝向，涉及向阳、避风等对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的去就;“穴”则是综合考察以上诸要素后确定的聚落或民居建造的最佳位置。传统风水观念中理想的居住环境是“山环水抱”“山水聚合，藏风得水，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之地。后有靠山，前有水流，左右两侧呈环抱态势，中间平旷之地即为理想宅地，这样的山环水抱之地被认为是“藏风得水”，直接影响着族群或村寨的兴旺发达。将风水与族群的吉凶相联系，不免带有神秘迷信的成分，但其中蕴含的理想生态环境能够为人们提供多方面的生产生活资料，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及精神状态等认识，则带有科学成分。现代地理学研究亦证明，山环水抱地形中存在“卡拉奇风效应”，具有增温减湿作用，易于形成微气候，从而为居住者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①
中国各地少数民族在聚落选址方面具有类似汉族地区的风水观念。西南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山地，在聚落选址方面对汉族风水观念借鉴尤多。如彝族认为，山岭是龙脉，是神灵的通道，有神灵作用的山脉生命力旺盛，山林茂密，适于建寨;左右两山相交的凹垭之处，是左青龙右白虎环抱之地，是聚气、聚水的地方，是理想的建寨场所。②彝族村寨选址观念与汉族风水观念如出一辙。侗族在村寨选址方面也受风水观念影响，称蜿蜒起伏的山脉为“龙脉”，山脉遇溪流、平坝止息之处为“龙头”，龙头背靠龙脉，面朝溪流、平坝，类似于风水学中所说的“龙穴”。侗族选择将村寨建于龙头处，称之为“坐龙嘴”，认为在这里建村寨，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③《哈尼族古歌》中讲到安寨定居的方法：“寨头的山梁像三个手指……中间的山梁是寨子的枕头，两边的山梁是寨子的扶手……寨子下面有三个山包，三个山包是寨子的歇腳……再瞧安寨的地方，有块平平的凹塘……再瞧寨头的山坡上，有没有老实密的龙林？……又瞧寨子的山坡上，有没有姑娘眼睛一样的龙潭水？”④哈尼族选择理想村寨场所，注重寨头有山梁做“枕头”，两侧有山梁做“扶手”，寨脚有山包做“歇脚”，寨子安于平平的凹塘，寨头的山坡上要有茂密的神林，村寨周围树木环抱，山坡上还要有清澈的龙潭。⑤可见西南少数民族在村寨选址方法上，虽然用词有所不同，但在选择背山面水、靠近水流的环境格局，以及重视山林茂密等良好生态环境方面，与汉族风水观念大体类似。各族民众还将村寨选址与生产生活联系起来。如彝族在村寨选址上讲究“村后山林可放羊，村前坝子可种粮，坝中沼泽可放猪”;《哈尼族古歌》中说寨子平地上的大树脚是老人爱玩的地方，也是老人吃烟的地方，寨子平地上结的芭蕉果能够用来哄小孩。⑥这些选址考虑不可谓不周全，其中体现了各族民众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寻求和利用理想生态环境的经验及智慧。
不同地域自然生态环境不同，人们的生计模式不同，也会给聚落选址带来多样性。一些民族过着游猎、游牧的生活，居无定所，存在根据季节选择居址的情形。如东北鄂伦春人过着游猎生活，在选择居址时注重综合考虑气候、地形、阳光、水等要素，在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地方搭建居所：春季注重选择阳光明媚、水草充足的地方，夏季选择地势较高、通风凉快的林木稀疏处，秋季挑选靠近河边或桦树林地，冬季则挑选避风朝阳位置;①蒙古族过着游牧生活，牧民在蒙古包搭建地点的选择上同样注重适应不同的季节气候和地理条件。如夏季为避免突然而至的暴雨袭击，一般选择平坦开阔、地势高、凉爽的地方;冬春季节为抵御寒冷的西北风，一般选择在低洼盆地或向阳坡地。
不同地域自然生态资源的局限也会影响到相关民族聚落选址要求。如西北地区多为气候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缺乏，因此在聚落选址方面尤其注重考察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水资源条件。喀什地区水系沿分水岭延绵而下，当地维吾尔民居注重顺势建于河流两侧;同时，又由于西北水系年际流量及降雨季节分配不均，在雨量丰沛的季节，近河地段及峡谷地带还会出现河流决堤、洪水泛滥灾害，因此人们在选择聚落居址时还注意避开这些地段。②甘南藏族聚落选址一般选择靠近河谷、背北向阳的缓坡，类似内地风水观念。不同的是，其选址注意避开奇峰怪石、悬崖峭壁等不稳定的地层，注意面山的阴坡植被丰富，可就近取材建筑房屋，又因高原河流多为冰川融水，季节性明显，还多考虑冬季枯水期水量的充足。③这些方面的考量均带有西北高原地域特色。
中国各民族不仅在选址上注重聚落及民居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而且还注重通过自身的努力，建设理想生态环境，这主要体现在聚落及周边植树造林上。如维吾尔族人在安家落户前，首先在那里种树，挖渠、建磨坊时也要栽种柳树。④西南少数民族无不注重在村寨及周边植树造林，《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一书专节论述了哈尼族、傣族、侗族、苗族、壮族、布依族、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村寨森林生态系统建设。哈尼族有建寨植树的优良传统，其民间史诗记载：“大门盖好了，寨子建起来了。房前屋后要栽上树，寨脚的田坝栽杨柳，寨脚的坡子上栽竹子，寨门外边栽大青树。”⑤苗族注重以民俗的方式植树造林，如注重种植风水树或保寨树，风水树常被神化为崇拜的对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砍伐。苗族家庭在孩子出生后要种植杉树，待孩子成家立业时，即可砍伐种植的杉树建房成家。⑥广西壮族注重种植风水林，以弥补村寨不太理想的地形地貌，如在村落后面或左右两侧密植竹林、树木，以挡住或减弱来风，弥补“后龙”的空缺。⑦植树造林一方面有助于建设完整的风水格局，抵挡寒风，保持水土，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还能为村民提供竹木、瓜果等生活资料，并美化生活环境。
中国各民族聚落选址对理想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建设，虽然随各地地理环境的不同，人们关注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有所不同，体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但在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综合考察自然生态环境要素、充分利用自然生态资源以及谋求族群生存发展等方面则具有共同性，体现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智慧。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的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统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先提出“自然的人化”思想;①李泽厚在其实践美学中，针对工业文明造成的人性异化及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的自然化”作了正面论述。②所谓“自然的人化”是指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改造自然，使自然具有了人与社会属性，成为“人化”的自然。所谓“人的自然化”则是通过社会实践，人学会以自然物种的尺度内化为人自身内在的尺度，即学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聚落选址与生态环境建设上，“自然的人化”体现为各民族从人自身生存发展需要出发，综合考察自然生态环境中气候、地形、水流水质、土壤、林木、草地等多方面要素及其格局，选择适合族群生存发展的最优生存环境，改造自然生态环境中不适于族群生存发展的方面，方便人们从自然生态环境中获得充分的物质生活资料及良好的生存质量;“人的自然化”则体现为在聚落选址方面，各民族更注重的不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改造，而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顺应。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人们认识到森林及良好植被对于防止风沙、防止水土流失等方面的作用，注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学习和对自然生态规律的遵守。各民族正是在顺应自然生态环境、遵守自然生态规律的基础上，选择、建设理想生态环境，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统一，实现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以及族群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各民族聚落选址不仅包含选择与建设理想生存环境的经验与智慧，而且其采取的民俗形式及传承机制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如将聚落选址原则与村寨或族群的吉凶相关联，能够促进人们珍惜、维护美好生态环境;将聚落选址方法通过朗朗上口的史诗、古歌的形式传承，不仅能相关知识、经验深入民心，成为人们信念的一部分，而且有助于促进人们掌握生态环保要求。
二、民居样式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
民居样式是指各地民居各不相同的建筑与地面连接方式、建筑结构、建筑布局及外观样式。各地不同的民居样式是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体现了各族民众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建筑舒适、安全居所的经验及智慧。由于中国各地气候、地形、土质等自然生态条件不同，以及与此相关的生计模式不同，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居样式。
影响民居样式的因素包括自然环境、风土习俗和社会文化意识等方面。影响各地民居樣式的主导因素也存在差异：有的地区民居样式主要受自然环境制约，有的地区民居样式受地方风俗、民族个性影响更大，有的地区民居样式则主要受文化艺术、宗法社会秩序的影响。③但即便主要受文化艺术、宗法制度影响的民居样式，依然体现出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特征。“合院式民居”是中国民居的主要体系，北京四合院、皖南天井式民居、江浙民居、潮汕三合院、云南一颗印等均属于合院式民居。北京四合院由正房、东西厢房和倒座房四面围合而成，其中主要折射出传统宗法秩序及封闭性民族性格，但庭院中植树种花、建假山盆景，则又体现出将自然生态环境纳入民居内的生态特征。北京四合院庭院面积较大，有利于采光通风，外围墙体砖砌而成，屋内设炕，有利于防寒保暖，体现了适应北方自然生态环境的特征。皖南民居多由当地富商返乡所建，民居一般为两层，以狭长的内天井为中心，三面为房屋，一面为门墙，院墙高大，屋顶及厢房坡顶朝向内天井，中堂完全敞开与天井相连，有利于采光和通风，天井中有水池、植物盆景，同样体现了注重庭院绿化、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特征。江浙民居是长江下游合院式民居的典型代表，以院落组合为特点，一般有平行排列的二至三个轴线，每个轴线上的建筑一般不超过三间，厅式院贯穿整个宽度。由于长江下游气候温和，冬季冰雪少，因而江浙民居多注重园林建设，次轴线建筑中，花厅两面向庭院开放，建有水池、太湖石、花墙、花窗等，更多地将自然景物纳入到庭院当中，体现了幽静闲适的文化氛围。潮汕民居主要有三合院、四合院以及合院组合等形式。院落密集组合的合院式群体具有较强的抵御台风能力，院落的天井、楼井、高差以及院落之间狭长的“冷巷”能起到通风降温的作用;此外，还注重采用凹门、檐廊遮阳，以实地基及后墙抗风隔热，从而有效适应了当地夏季炎热、多台风等灾害性天气的自然生态环境。①
东北地区气候严寒，这里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传统社会过着游猎生活，两族传统民居仙人柱和撮罗子颇为类似。如鄂伦春族仙人柱是用二三十根五六米长的木杆搭成倾斜度约60°的圆锥形骨架，冬天上覆五六十张兽皮保暖，天气转暖则换作桦树皮。②仙人柱、撮罗子易于搬迁，适合游猎生活。鄂温克人搬家时不会拆走木架，只是带走木架上的覆盖物。满族民居最具特色的是口袋房与万字炕。口袋房一般有正房三到五间，屋门开在东侧房间;住人的居室两到三间相连，从东侧中间开门;房屋整體形似口袋。住屋中修万字炕，由南、西、北三面组成，南北炕宽五尺余，连接南北两炕的西炕较短。靠住室的东侧房间南北各修一个锅灶，与炕内烟道相通。③口袋房有利于采光避风，火炕有利于冬季取暖，能很好地适应东北的严寒气候。
蒙古草原冬季严寒漫长，冬春两季常受暴风雪、沙尘暴袭击。蒙古族传统社会过着游牧生活，其民居蒙古包主要由天窗、穹顶、围墙、门四部分组成。穹顶也称“乌尼”，是连接天窗与围墙的木杆，对天窗起支撑作用。围墙也称“哈那”，是支撑蒙古包的网状木墙，一般使用长度2米的柳木条交叉编织而成，能根据需要伸缩调节墙的高度。蒙古包的门一般很低矮，可以减少寒风大量涌入包内，且一般朝向东南，不仅朝阳，而且可以避开西北方向的风雨。蒙古包的形状呈圆形，其流线型外形、拱形包顶也有利于抵挡草原上冬春季节的暴风雪、沙尘暴的袭击;同时，圆形包顶也有利于雨水从毡顶泄流到地面。④蒙古包易于搬迁，适合蒙古族游牧生活，其构成及样式能够有效适应蒙古草原的气候环境。
西北地区冬季寒冷，夏季昼夜温差大，形成了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维吾尔族高台式建筑，以及陕北、陇东、晋中的窑洞等民居样式。维吾尔族高台式民居由地下室、地面起居间、屋顶空间三个层次构成。人们根据不同季节和每天不同时段交替使用三个层次的不同空间。如夏季上午，人们通常在一二层起居，午后气温升高，人们到地下室避暑，晚饭后到屋顶纳凉;冬季人们到屋顶晒太阳，夜晚则在一层起居室生活休息。①高台式民居有效化解了当地冬季寒冷、昼夜温差大的不利因素，体现了维吾尔族人适应自然生态环境、营造舒适家居的生存智慧。②窑洞是黄土高原特有的传统民居形式。黄土高原土层较厚，林木少，适于建筑窑洞。窑洞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沟壑断崖之处凿建的窑洞，称之为“崖窑”;二是从平地上向下挖约10米深的方形大坑，然后四面挖窑，称之为“地坑院”;三是以土坯为材料在平地上人工建造窑洞，称之为“箍窑”。③窑洞厚实，空间密闭，冬暖夏凉，具有较好的防沙性能，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同时，窑洞建筑不用砍伐林木，无需占用耕地，能有效节省自然资源。
碉楼（或碉房）是藏地代表性民居，多见于西藏、川西及甘南山区，是一种集防御与居住为一体的独特民居样式。川西碉楼多以片石垒筑而成，一般三层或三层以上：底层多用来畜养牛羊，二层为居住层，包括客厅、卧房、厨房，三层多用作经堂和晒台。川西碉楼具有多方面适应高原自然生态环境的特征，如：该地降水较少，屋顶为平顶，可用作晒台;碉楼墙体厚实、门窗窄小，屋内冬暖夏凉;④当地沟壑纵横、地形奇特，适宜建高楼向上伸展;窗户装有窗檐，能够避免雨水从窗口淌进屋内，窗檐下挂着五颜六色的彩布，能够遮挡高原强烈的阳光，等等。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代表性民居是干栏式民居。西南亚热带地区山林茂密、气候湿热、雨量充沛，山中又多毒蛇猛兽。为了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傣族、壮族、侗族、黎族、布依族等民族多采用干栏式民居样式。干栏式民居又有壮族木楼、傣族竹楼、黎族船型屋等不同形式。黑衣壮族干栏式木楼一般分为三层：底层用来饲养牲畜，二层供人居住，三层储存粮食。傣族竹楼大致呈方形，以竹木排列为间隔1.5米左右的柱网;底层架空，四面无墙，用于饲养牲畜，存放柴草、杂物;二层划分为堂屋、卧室、前廊和晒台，内部空间不作区隔，中央设火塘。⑤苗族、侗族、土家族等民族吊脚楼是适应山地环境的民居样式。吊脚楼是干栏式建筑的变换形式。苗族吊脚楼大多建在30°～70°的斜坡陡坎上，房屋一部分架空，另一部分搁置在坡崖或地面上。吊脚楼建制类似干栏式民居，一般三层：底层通常蓄养牲畜、放置农具;二层为居住空间，设置有堂屋、卧室、火塘、厨房;三层为储存五谷杂粮的阁楼，多不封闭，四面呈半开敞或全开敞。⑥底层架空，能够有效避免瘴气、汛期涨水、地表潮湿和蛇虫猛兽的袭扰;二层开敞式空间则能发挥通风作用，适合亚热带山地炎热潮湿环境;而选择背靠山坡之地建造吊脚楼，不仅节省建材，还能减少对耕地的占用。
西南少数民族多注重庭院及住屋周边生态环境建设。如苗族注重在房前屋后的空地、道路两旁和菜地周边种植李树、樱桃、杨梅等果树。彝族人喜欢在庭院里及房前屋后种花卉、桃树、梨树、李树、核桃树、石榴树、棕树、青树、芭蕉树等。⑦傣族人的竹楼建筑在园圃当中，园圃外围是竹林，里面是果园和菜地。傣族人种植在庭院中的林木构成多物种、多层次生态结构：高大的菠萝蜜、酸角树占据上层空间;木瓜、柚子、芒果、番石榴、缅桂花等次高植物为第二林层;香蕉、臭菜、刺五加等植物居第三林层;在三个林层之下，还有蔬菜、香茅草、板蓝根、栀子花等植物，围墙的竹篱上爬着南瓜、葫芦、犁板菜等。①庭院及周边生态环境建设不仅有利于绿化，而且能够提供瓜果等多种生活资源。
民居样式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是民居生态智慧的重要方面。中国各地民居样式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突出体现在民居与地面连接方式、外观式样方面。陆元鼎认为，传统民居建筑形态元素包括建筑与地面的连接方式、结构形式、建筑布局、屋顶形式、使用材料和立面形状等方面，传统民居类型可以从不同形态要素划分，但民居建筑与地面的连接方式最能体现传统民居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形态特征。陆元鼎以此为标准将中国传统民居划分为地面式、地下式、架空式、临水式四大类：地面式如合院式民居，地下式如陕北窑洞，架空式如西南少数民族干栏式建筑，临水式如绍兴民居等。②其观点实际上也从一方面论述了建筑与地面连接方式的不同类型具有适应各地地形地貌的特征。中国民居的外观样式具体体现为上述四合院、仙人柱、口袋房、蒙古包、窑洞、高台式、碉楼、竹楼、吊脚楼等民居样式，是体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民居样式特征的最直观的方面。各地不同的民居样式或直接受气候、地形等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影响形成，如口袋房、窑洞、高台式、竹楼、吊脚楼;或受当地游猎、游牧生计模式影响，如仙人柱、蒙古包等，但游猎、游牧生计模式说到底依然是由当地森林、草地资源的季节性特征决定的。
其次，民居建筑中庭院、天井、火炕、火塘、厚墙、檐廊、冷巷等空间布局、设置、局部设计，均体现了传统民居应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解决自然生态环境不利要素的经验和智慧。如北京四合院庭院面积较大，有利于采光通风;皖南民居天井狭长，有利于遮阳通风;东北火炕、西南火塘有利于冬季保暖。北方民居的厚墙有御寒隔热功能;干栏式民居檐廊、潮汕民居建筑群的冷巷有利于通风散热，等等。
再次，各地各民族民居大多注重庭院生态环境建设。如北京四合院的庭院植樹种花，建假山盆景。江浙民居花厅两面建花园;苗族、彝族、傣族注重庭院种植蔬菜、花果、树木，等等。各地各民族民居庭院生态环境建设，体现了向自然生态系统学习，将民居融入自然生态环境当中，以及协调民居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理念。
三、就地取材及对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
传统民居建筑一般就地取材，选用当地提供的土石、竹木、动物皮毛作为建筑材料。就地取材、因材致用，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价值，具有节约自然资源的意义，也是传统民居习俗生态智慧的一种体现。中国各地自然生态环境可提供用作民居建筑材料的资源种类及数量不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影响到民居建筑样式及建筑方式。
合院式民居一般是较成熟的砖木结构建筑。如北京四合院一般采用抬梁式木构架，柱、檩、梁、槛、椽以及门窗、隔扇等均为木制，外墙、房架子周围则以砖砌而成，屋瓦则多用青板瓦，正反互扣;③皖南民居结合了北方抬梁式和南方穿斗式两种木构架，外墙多用青砖砌成，因为当地林木资源丰富，立柱、横梁、厅堂中的太师壁、天井四周回廊等均为木制;江浙民居多为穿斗式木构架，砖砌空斗墙，等等。
客家土楼是中原汉族移民闽西山区建筑的特色民居。客家人为防范山地土匪及当地人的侵袭，没有利用当地丰富的森林资源建筑外墙，而是利用夯土技术掺上少量石灰、细砂和碎石，夯出坚硬如石的四层高的承重外墙;土楼内部则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森林资源，内墙、柱、窗门、楼梯、楼面、屋顶无一例外采用木材，体现了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特征。
东北地区森林资源丰富，这里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过着游猎生活，他们能够通过猎获动物获得皮毛，因此，鄂伦春族民居仙人柱和鄂温克族民居撮罗子，无一例外以30根左右林木搭建成伞状木架，天冷的时候覆盖上五六十张狍皮等动物毛皮，夏季则覆以桦树皮或芦苇。东北地区的朝鲜族种植水稻，其民居建筑材料包括稻草、黄土、桦树等木材，以木材作为房屋框架，桦树皮铺盖在屋顶作为瓦片使用，以稻草与黄土混合建筑屋顶和围墙，用来防风保温。
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上的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均曾过着游牧生活，蒙古包、帐房是这些游牧民族的特色民居。蒙古高原特有的红柳树及羊毛、牛毛等是蒙古包的主要建筑材料。蒙古包所用的陶敖、乌尼多以坚固的柏木和榆木制成，蒙古包的网状木墙“哈那”多用红柳条交叉编织而成，盖毡、围毡多为羊毛擀成缝补，围绳、围带子也是以羊毛、马尾、牛毛等搓成。蒙古包建筑材料轻便，易于搬迁，适合蒙古族人游牧生活。藏北牧区帐房包括牛毛帐房、羊毛帐房和布帐房，其中用牦牛长毛制成的“黑帐”最为普遍。帐房大小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及人口多少缝制，一般帐房需用二三十幅帐篷料。帐篷搭建好后，为挡寒风，有的人家在帐篷内用草皮砌一圈高约1尺的矮墙，有的在帐篷外用草皮或牛粪围一圈1米多高的矮墙。①可见，游牧民族民居一般以羊毛、牛毛及当地常见的林木或草皮作为建筑材料。
新疆南部土木型建筑材料主要取自当地土木草泥。如新疆焉耆县博斯腾湖沿湖地带有50余万亩水面生长着高而粗壮的芦苇，当地居民有用芦苇扎墙的习俗。②新疆南部的阿以旺民居也以生土、草泥等作为建筑材料，其外墙是用当地黏质砂土用水和成稍稠的泥堆分层湿筑;内隔墙用柳条、芦苇等在木构架上编成篱笆，然后在两侧糊上草泥，抹平压光;屋面则是在小梁上密铺檐条再铺上泥土拍实压平。③
青藏高原上的碉楼多以当地的土石作为建筑材料。当地民众一般用高原山区盛产的方石、片石、阿嘎土等建造碉楼。阿嘎土是西藏特有的一种风化黏土，属于土石相兼的微晶灰岩，用它夯制出来的屋面，既美观又防水。羌族民众建筑碉楼时，先以大石砌成碉基，将石片层层堆砌，再把麦秆、青稞杆和麻杆用刀剁成1寸长，按一定比例与黄胶泥搅拌后接缝，使泥石胶合。④石砌碉楼坚固厚实，冬暖夏凉，不仅能很好地适应高原气候环境，而且具有较强的防御功能。
西南地区多山地，森林资源丰富，各民族注重充分利用当地的林木、土石资源建筑房屋。西南少数民族干栏式民居及吊脚楼主要以竹木、石材为建筑材料。苗族主要选择枫木、杉木、枞树作柱头或楼板。其中，杉木笔直、少枝丫、生长快，在西南山区又非常普遍，是建房用的主要材料。苗族选择的石材则有毛石、料石、卵石等，主要用于屋基、堡坎、柱础部位。⑤傣族竹楼是干栏式民居的一种，竹是其主要建筑材料，柱、梁和屋架结构用粗竹，围墙用竹片编织，剖开的竹子压平做楼板，门窗也用竹子制作，甚至屋顶也有将竹一剖两半做瓦盖顶，用竹绳（竹篾）拴扎。因此，傣族非常重视竹子的栽培，并积累了丰富的竹材抗虫蛀、防腐蚀经验。①土家族、瑶族吊脚楼多以杉木、竹子为建筑材料。瑶族吊脚楼的立柱、房梁、墙壁、门窗乃至地板等，均会用到杉木，甚至屋顶也会用杉皮作材料。贵州西部山地布依族的“石板房”也属于干栏式民居。该地岩石丰富，当地民众用长方形条石建筑房屋基础，然后在其上搭上木板，再用石块砌墙，外墙有块石砌筑和片石叠砌两种形式，屋顶则一律用薄石板盖成。②
西南少数民族的特色民居还包括井干式民居，如普米族的木楞房，彝族、哈尼族、傣族的土掌房等。井干式民居外围护墙、内分隔墙均以原木或方木两端砍上缺口互相咬合衔接垒叠而成，屋顶以木片覆盖。井干式民居耗用木材很多，一般分布在气候寒冷、森林资源丰富的地区，如滇西北横断山脉高山峡谷中的部分纳西族、普米族、彝族、独龙族的传统民居即为井干式民居。井干式民居墙壁由原木堆垛而成，能够抵御寒冷，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③云南红河两岸彝族、哈尼族、傣族等民族的土掌房主要为木构架，墙体多为土基砌墙，或新土筑墙;房顶平铺若干木梁，木梁上用劈柴垫底，铺上青松毛后再盖上掺和有草和泥的黏土，用榔头捶压为紧实的土平屋顶。土掌房厚重的墙体和屋面蓄热性能好，保暖隔热，冬暖夏凉，非常适应当地干热的河谷地带气候环境。④
中国各地民居对建筑材料的利用，充分体现了顺应当地自然生态资源的特征。各地民居注重采用当地最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建筑材料，注意克服当地常规建材不足的局限。如西南林木资源丰富，因此形成当地井干式民居、干栏式民居。贵州西部岩石资源丰富，且多页岩片石，因此形成当地布依族建筑的石板房。西北地区林木资源缺乏，陕北、陇东、晋中地区民众因此注重利用当地丰富的黄土资源建筑窑洞，新疆南部土木性建筑注重利用当地的土木草泥作为建筑材料。各地民居采用的建筑材料不同，还会直接影响到当地民居样式及建筑方式。如西北地区以黄土作为建筑材料，形成独特的窑洞;青藏高原以方石、片石作为建筑材料，形成藏地独特的碉楼;傣族以竹木为建筑材料，形成独特的竹楼，等等。
各地民居建设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及生计模式等方面体现出多方面的生态智慧。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方面，苗族用杉木建筑吊脚楼，对杉木的利用极其讲究，将树干解板或作柱头，以树皮盖屋顶，大树枝用来打盆，小树枝当柴火，嫩尖入药，整棵树充分利用，无一浪费;傣族以竹木盖竹楼，注重选择耐腐抗虫的竹木，形成将竹木放入水塘浸泡数十天作防虫防腐处理的经验;西北窑洞、彝族土掌房废弃后注意房土的重复利用或用作肥料等等。传统民居建筑材料利用智慧还体现在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及生计模式上。如朝鲜族、藏北、南疆等民居以土石筑建厚实的外墙，有利于防寒保暖，能够有效应对当地寒冷的气候环境;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以动物皮毛搭建仙人柱、撮罗子，蒙古族以羊毛擀成蒙古包的盖毡、围毡，藏北牧区以牛毛、羊毛制作帐房等，均为适应当地游猎、游牧的生计模式，体现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以及建筑安全、舒适民居的生态智慧。各地民居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作为建筑材料，还具有节约自然资源的意义。民居建筑中，建筑材料投资比重最大，就地取材，不仅建筑材料低廉，节省运输费用，而且利用当地丰富自然资源，注意林木的补种，有利于维护当地的生态平衡。
四、传统民居生态智慧的继承与发展
我们研究传统民居的生态智慧，旨在探讨其在当代社会的处境、价值及前景，探讨传统民居生态智慧的当代继承与发展。传统民居本身是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今天，中国传统民居同样正在经历着向现代民居的变化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民居空间分布发展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趋势，城镇民居更多地是沿交通干线作带状布局。与此相关，民居结构、建筑材料逐渐朝现代化、单一化演变，庭院式住宅越来越少，①人们在住屋中更多地依靠暖气、空调解决防寒、防暑问题，传统民居适应各地不同气候的功能减弱;与此相应，现代民居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赖越来越小，逐渐走向与自然生态环境脱离的道路。面对现代民居以上发展趋势，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对待传统民居？传统民居中的生态智慧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哪些方面需要我们研究、继承，哪些方面又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环境进一步创新、发展？这都是我们今天应当直面、思考的问题。
探讨传统民居生态智慧的当代继承与发展，首先应认识传统民居有哪些优良传统。上文我们从聚落选址、民居样式、建筑材料三方面论述了传统民居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的智慧，对传统民居优良传统已作了具体论述。概括而言，传统民居优良传统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其中蕴含着人-建筑-环境协调统一理念或智慧，这是传统民居建筑最宝贵的传统。②传统民居建设不是单纯考虑人自身居住的安全、舒适，一味地改造自然生态环境，而是从自然生态环境中寻找综合条件好、适合人居的环境，将人的生产生活、居屋建设纳入到自然生态环境整体中。传统民居还注意在认识自然生态规律基础上，模仿自然生态环境，植树造林，建设庭院，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上，一方面注重利用当地最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建筑材料，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与破坏，另一方面注重植树造林，注重建材资源的重复使用、充分利用，注意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均体现了尊重自然，追求人、建筑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共生的理念。二是传统民居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突出体现为民居应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不利要素，营造安全、舒适住屋及居住环境等方面。如聚落选址注重综合考察气候、地形、水源等要素及其综合配置，谋求满足物质生产生活需要及最佳居住质量;采用不同的民居样式应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利要素，如干栏式民居一层架空利于通风、防洪、防虫兽侵扰;民居建设在庭院、天井、火炕、火塘、后墙、檐廊等的设计，在建筑材料的采用及建筑方式上，注重保暖防寒，以应对当地的气候环境等等。三是传统民居的经济性。就地取材，选择当地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建筑材料低廉，节省运输费用，利用当地工匠资源，省工省料，均体现了民居建筑的经济性。
传统民居生态智慧的继承和发展，要求一方面继承传统民居建筑的优良传统，坚持如上基本原则，另一方面适应民居现代发展趋势，找到两方面的平衡点。具体而言，一方面，不能一味突出传统民居所承载的传统乡村记忆，固守传统民居样式及对当地自然环境中建筑材料的利用。传统民居本身也存在不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方面，如“黄土高原地带的地穴式住居和窑洞民居的建造，使原本就已存在的风霜雨雪对高原的侵蚀大大加快，是造成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重要因素之一。干栏式、井干式建筑及木构架建筑的建造，不得不大量砍伐林木，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植被结构，或使有的地区林木资源枯竭，或使得有些地区出现草原化乃至沙漠化，随之而来的是动物资源的减少、地表土的流失及蓄水能力的降低。水土的流失，造成雨水流泄过快，使河谷地带洪水灾害频繁发生”。①这要求我们充分利用现代建筑材料，改进传统民居中不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方面，如以空心水泥砖替代以原木作为建筑材料，减少木材砍伐，节约林木资源。另一方面，相对于传统民居而言，现代民居结构、建筑材料整齐划一，存在与自然生态环境相脱离的倾向，这要求我们注重继承传统民居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方面，如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借鉴传统聚落选址方法、原则，综合考察当地自然生态环境要素及格局，注重城镇聚落选址的综合论证。要借鉴当地传统民居样式，在传统民居样式基础上创新;发挥传统民居庭园建设、檐廊及厚墙设计等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作用，发挥传统民居以及人自身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避免过度利用暖气、空调等现代器具，这不仅有利于节约能源，而且本身有利于克服过度使用暖气、空调对人自身健康的不良影响。同时，傳统民居不仅承载着乡村记忆，需要我们保留部分传统民居作为样本，发展旅游经济，从多学科角度研究其中的合理要素，而且传统民居人-建筑-环境协调统一特征，本身体现了人与乡土环境相互交流、和谐共生的本性、本能，这要求我们今天的民居建设坚持这一理念，将民居建设纳入到自然生态环境当中，保持各地植树造林及庭院建设的优良传统，在城镇建设中，合理规划建筑与绿地的安排，结合当地适宜植物种群，注重植树造林的多样性、层次性，促进现代人身、心、灵多层次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胡颖峰
作者：李婷 陈红兵
[摘要]《燕行录》是朝鲜燕行使者在前往中国途中的见闻。作为特殊地域和区位的中国东北，燕行使者高度重视这一地区，并在《燕行录》中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其中包括民众的生产、生活活动及其习俗，体现了其地域性、多元性、流变性的特征，反映了这一时期东北社会历史的变迁。
[关键词]《燕行录》;燕行使者;清代东北地区;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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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10-06
[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近代以来东北地区人口与社会历史资料整理研究(第49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北抗联国外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ADJ005;吉林大学青年学术领袖培育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5FRLX19;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培育项目《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东北抗战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文化部中国节日志项目《吉林市北山庙会》。
[作者简介]1.王广义，男，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尔大学奎章阁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东北史;2.张宽，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长春130012)
中国和朝鲜半岛历来关系密切，从地缘角度来说，两国一衣带水、山川相连。从中国元代到清末的近七百年间，高丽朝及其后的朝鲜朝更是定期派遣使节出使中国，朝鲜使节回归之时都要向国王报告出使情况，每次出使都有书状官专门负责记录出使时的见闻，从而形成了一批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燕行录”文献。
一、《燕行录》对中国东北民俗的记述
在特定的燕行路线中，中国东北成为了他们最为频繁的必经之地。加之，“清人起自满洲”的历史渊源以及中国东北的重要地理位置，朝鲜使者高度重视中国东北地区，也正因如此，《燕行录》中详细且大量地记录了清代东北地区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生活习俗，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东北的重要异域原始文献，弥补了东北本土历史文献并不丰富的缺憾。
(一)东北民众的生产习俗
1.农业生产习俗。中国东北地区草原、山地、平原三种不同类型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应地形成了游牧、渔猎、农业经济文化区，产生了清代东北各民族独特的游牧、渔猎、农耕生产习俗。但由于燕行使者未经东北北部，不曾目睹渔猎生产习俗，他们仅对农业、畜牧业生产习俗有着较为详细的介绍。东北有些地区五谷皆可种植，“各谷中蜀黍尤盛，牟、麦、稷、粟、大小豆亦有之，而粟、豆多于牟麦或有大米”。[1](278)而在此时，我国东北农民还未掌握水田种稻之法，朝鲜使者姜时永“在路见辽左所经无一水田，故问之，则以为关外水田有禁制”。[2](49)中国东北地区的耕作方式多以一家一户为主。春耕的时候，“荷锄而出者，纷纷如云。一家之作耕夫三四十人，耒用双犁，或牛马或驴骡散耕。一田为十余犁锄，制不类，用长柄铁丁子平立削土而耘之”。[3](85)“初不取深耕，仅破土皮而种谷，种后以石作圆筒，大如石臼，用驴拽之，横拽、倒拽，土平如场，盖取其破块云”。[4](107)
关于中国东北农业生产中储藏、打谷、筛面、弹絮、织作、舂米、榨油之法等，燕行使者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2.牧业生产习俗。燕行使者指出中国“北方之富强以畜牧也，畜牧之蕃息，以土宜也”。[5](63)东北地区“俗习专尚畜牧，所乘者此也，所吃者此也，所窄者此也”。[6](400)因为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东北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会饲养牲畜，“其大者马牛羊骡驴也，其小者豕，大若鸡鹅鸭也，孳而蕃者，一户而千畜，善于扰者，一人而百牧”。[5](61～62)在畜牧方面，东北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显著的特点是“牛不穿鼻，马不衘口，而无奔逸难制之患，羊豕之为物，尤善奔突，而一人驱数百头无穿耳络首之具，而惟人所驱，绝无横奔者”;[2](280)即使“两群相杂，若难辨别”，而“平明二人出店门外，执仗路左，呼之数声，则群豕各寻其主，来集帐底”。[7](422)朝鲜使者见到此情形后，对中国的训畜之法表示惊赞：“盖其畜牧之法驯扰之术，非东人之比也”。[8](240)
(二)东北民众的生活习俗
衣、食、住、行、用构成了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居民的生活质量首先体现在这些方面。
1.服饰民俗
清代，自天子至庶民，衣服之制只有俭奢不同，衣服设计、式样大致相同，正如金景善所载：“凡服色制度，自天子达于庶人，虽有奢俭之不同，而其制则一，爵品高下，惟以帽顶补服别之”。[9](269～270)男子所穿衣服，从内至外共有四件。外套名曰“褂子”，衣“长至腰者，曰马褂子，亦开前衿，而具用纽扣”;其内曰“袍子”，“服后长割至尻，前作交衿，而右敛敛至胁，向内方割，又斜至于底。自领下交衿处作纽至方割处，而止后边中割者，则褂子亦然。故跨马之时不烦敛后矣”;再其内称“大衫子”，大衫子长至腰处;最内是“小衫子”，是贴身所穿之物，样式与大衫子相同。[6](351)大小衫之间有一个不满盈寸的小领，“使之出于上衣之外，而向下反贴围项一周”，即所谓“孔雀领”。[6](351)此外，还有“风领”，是以毡和缎制成，这种领只可露半张面，两腮和耳朵皆可被护住，其目的是御寒。清代东北女子的上衣亦是袴子，脚上都是穿“鞋子”，鞋底很高，大约一寸左右。“女子皆被服猗罗涂粉安坐，而其夫则衣服褴褛，面貌麁恶，初见者皆认以为奴，凡樵採耕种春织汲炊等事，皆男子为之，女子则罕出门外，所业不过缝鞋绣履而已”。[1](298～299)
下服名为“裤子”，其称呼与今无异。紧狭裤上曰套裤，比裤子略紧，“自膝下套至大腿，套之上口作襟，栓之腰带，所以便于骑也。櫗子缝不在上下而在四方，且用踈衲制，殊钝劣足腕以上，则割布料斜缠至于膝，似是古所云偪之制也。”[6](350)清朝時期，“满汉皆着帽儿”，[10](39)东北民众所戴帽子，缎帽、毡帽为冬天用，藤帽、草帽为夏天所戴。“帽品，虽有奢俭之不同，其制则自天子至庶人，泯然无异式。惟草帽便于夏畦之蔽阳，犹存中华旧制也”。[11](268)
男子鞋子有三种：“水靴子”，以绸缎为料制成，靴长至膝盖处，上炕时不需要脱，这种鞋子是豪贵者所穿;“鞋子”，以布为原料制成，上炕时必须脱掉;“瓜刺”，以皮为原料制成;后两者为贫贱者所穿。此外，还有草鞋。汉女束足，“皆弓足，故穿鞋如着屐”，满女不缠足故如男鞋。[4](95)
清朝时期，东北民众的发型改从满人，“男子削两额发及脑后发，只留中，编发垂后，下端以黑丝结之，前视如僧，后视如童母”。[12](373)男子对辫子很重视，“若私斗误拔人辫子者，与杀人同罪”。[9](348)不同年龄段的人发型不同，“五十以前削须，五十以后不削，一二岁儿亦不发削，而只留两项发，结以红木绳”。[13](62)满族女子多以黑纱覆发，而汉族“女子不削而束发为髻，妆以首饰，插彩花一二枝，夏秋间，贫者或插唐菊花之类悬耳铛，指环则左右指各着一环，右腕或着锡环。未嫁女虽为髻有项路，或左右发作路，以红木绳结之，编发垂下”。[12](373～374)头发的修饰能反映女性的婚否，“女子嫁者上束之如髻，未嫁者分而辫之”。[14](320)
服饰往往是辨别民族的标志，辽西朝阳县界为满蒙汉杂居处，朝鲜使者行至此地时问御者：“满洲蒙古蛮子面目相似，衣帽一样，汝何以辨之?”御者笑曰：“袴口阔大，反袴口而倒垂之脐腹全露者，蒙古也。”[15](357)
2.饮食习俗
清代东北地区，“朝夕之馈，或饭或粥，男女围坐一桌而坐，各以小盅子分食，一器尽又添一器，随量以止”。[16](624)“寻常饭供，村家则不过一碟菜酱，而豪富者家盛设，亦不过炒猪肉熟锅汤，大抵简约”。[16](628)有宾客时，主客围坐一桌，不另设桌，每人面前各摆放一双筷子、一个空碟、一个酒杯，用酒壶斟酒，随饮随斟。
“关内外炊饭率用小米、薥、黍，而薥、黍居多，间有旱稻米”，[17](85)且面食多样，首先是饼，“饼饵多食甜甘，盖多以糖屑调和故也”，“色赤而馅以西瓜仁，曰赭馓;形圆而印花瓣，曰黄糠子;白而圆，曰松饼;糁以芝麻，曰苔色饼;蒸黄栗作饼，切而啖之，曰切糕……”;[18](175)其次是面，“曰纥络;以猪肉和面，曰粉汤;杂以葱蒜猪肉，曰馄饨汤”。[18](175)肉类，“食肉专尚猪羊驴，鸡鹅次之，牛马则禁之甚严”，[9](264)且“犹不食狗肉”，[19](302)今天的满族仍有这一忌讳。而各种蔬菜“无所不有，萝、葍、蔓菁、芹、藜、葵、葱、蒜、红椒、韭、荠、黄瓜、冬瓜、茄子、芥子之属品，皆不类”。[3](140)东北人常将蔬菜蘸酱生吃，酱为东北百姓调味之物，“皆用大豆和麦为之”。[17](86)水果有葡萄、林檎、山楂、香瓜、西瓜等。
因我国东北“饮食大抵尚油腻之饼，故吃后必啜茶，葱蒜之属不绝口，故近之皆有荤臭”。[6](371)但是，在使者看来，“晓夜风雪，非此不可御寒”。[11](263)
由于天气寒冷，百姓常饮酒御寒。当时东北酒类包括烧酒、清酒、黄酒等。“饮之之时，则虽是海量，不用巨碗，必以小钟细呷”。[6](371)此外，人们最喜爱的饮品即为茶，当时“无人不饮，无时不饮”。[9](259)另外，东北民众嗜烟，“男女老少无人至于三四岁儿无不吃焉，虽处女，佩南草小囊，囊中必插短竹”。[20](83)到了清朝后期，东北吸食鸦片较为普遍，“鸦片烟自栅至燕，无人不吃，而以烟台卧以吸之”。[12](384)
3.居住习俗
房屋建造只有奢俭不同，格局、布置大抵相同。富裕人家把房屋建造成四合院，有正房、两侧厢房、门房，更富裕者则把房屋建成多重进深的院落，而贫者多是三合院或只有正房的院落。沈阳、山海关等大都市都是瓦屋，小村庄瓦草各半，“自凤城至周流河多草家，自周流河至山海关多土屋，关内则多瓦家，而间有土屋，绝无草家”。[21](38)土屋多是汉人所住，贫者因无能力获得瓦或盖草，屋顶只能用盖土，且屋上无樑，十分平坦，因为如果梁高而屋檐低，房顶上的土则会流下来，所以土屋皆不设樑。若屋顶上长有杂草，则“或有涂灰，而盖瓦于端者，大雨则犹未免渗漏之患”。[21](39)燕行使者于高丽堡附近“始见有谷草覆屋者”。[21](38)另外，成海应《燕中杂录》还记录了东北北部的桦皮房。
东北的房屋方位“大抵皆南向”，[22](119)“屋勿论间架多少，皆一字无曲折连络之制，而前面中央为门，左右设窗，东西北三面皆筑墙，而北墙当中设门，与南门直相通”，[23](72～73)正堂左右又有门，门上挂有青布帘子，门内即是卧室，卧室中有炕，炕设于窗下，“以砖筑之”。[24](501)炕有三种形式，“或作左右炕(即南北炕——引者注)，或作一字炕，或作匚字炕”。[6](343)“作匚字炕”者皆为满族之家。烧火时只从一处即可，但整体上却十分温暖。豪富之家，人们可以有单独的房间;然贫困之家则“一室之内，男女共宿，则对炕之间设一布幔而已，此外更无嫌避焉”。[6](344)无论男女老少同居一室，每一部分，中间用布帐作界，其目的除了取暖、节省开支以外，据说也可以少闹闲话。
4.行旅习俗
中国东北地区地广人稀，村落、城镇间距离较远，人们出外多靠马或车作为交通工具。“生产，则勿论关内外，皆造车，百物皆用车输运，或受雇或行商，皆靠于车”。[25](176)车分为多种，主要有四种：太平车、大车、独轮车、翰林车等。燕行使者韩弼教在《随槎录》中还介绍了灌田龙尾车、脱谷转磨车、筛面车、双马轿、进贡车等形制。“行旅乘车者，多乘马者;少步行;绝无而罕有乘马者乘骡者，贱人也;步行者，贱而贫者也;有乘短驴抱小儿而行者，女人也;骑者着黑缎靴子，步者着青皮靴子，缎贵而皮贱也”。[26](56)
东北某些地区，市肆繁忙，路上大小车络绎不绝，车上所载的货物高大如山，大车需用七八匹骡马，小车则用四五匹骡马，车数也是判定贫富的标准。
5.日用器具
日用器具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常用生活用具为桌、椅、凳。椅分两种：一是“背可倚、旁可握”;一是“有其后而无其旁”。两种式样的椅子通用，无论贵贱。桌也有两种：一是可以放在炕上使用的矮桌，饮食、题写皆可使用;一种是在炕下使用的，可用来置放书、古玩等物，也可用来吃饭写字等。同朝鲜习俗不同，中国东北“饮食皆以箸，不以匙，然匙亦有之，以磁造，而柄短斗深，用以啜羹者也，箸用木造或牙造”，[9](256)“炊饭皆用釜，釜底平故易沸，鼎鍋之属绝不见”，“编柳为大瓮，以盛水、酱油、酒之属而不可渗漏。”[17](88)此外，《燕行录》对东北人民生产器具，如罗筛、斫刀、碓(舂米或其他谷物的农具)、绵车(指木棉缆车，即为棉花去籽的农具)、皮箱(经常在炕上摆放之)等都进行了详细介绍。
从人们的衣、食、住、用、行等方面来看，所用器具和所使方法皆甚便捷，非常符合东北人们日常生活的要求，许多器具至今仍在沿用。
(三)东北民众的人生礼仪民俗
人的一生从生到死的不同成长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生活仪礼。人生仪礼主要有：育礼风俗、冠礼风俗、婚礼风俗、寿礼风俗和丧礼风俗等。人生仪俗不仅是人生理变化的反映，也是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展现。燕行使者更多记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婚礼和葬礼习俗。
1.婚礼
清朝立国之初就有了满汉不通婚的规定。“胡人嫁娶，禁其满汉互婚，满人则许娶汉女，而汉人则禁娶满女，……欲令汉人渐化满俗之意也”，[27](303)“岁久之后，渐与相通，今则婚嫁无所择。而汉人尤以为羞，每对我人则讳其通婚”。[1](293)
清代东北地区，男女婚姻多为包办婚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凡男女婚嫁必有媒婆通两家之意而成其事。其稍欲如礼者，必行问名、纳征等六礼”。[22](126)婚礼时，“娶妇之家，以红帕悬于门楣，日夜鼓吹，三日不举乐之义至此岁”。使者金景善在途中偶遇迎亲队伍，据他描述：迎亲队伍最前面是“彩画纱灯六对，青红盖各一对……”其后是“青屋轿”，四人抬轿，轿子非常稳当，不摇不晃，而且装扮甚是华丽。再后是一辆车，车上载有两个“老婆”，即“装婆乳媪也”;二人“不费粉饰”，头发上插满花朵，耳朵上戴有漂亮的饰品，又“玄衣黄裳”;再后又是一辆车，载有三四名漂亮少女，她们的衣服皆是“黑色袴，或朱或绿”，且都不系衣服;再后是数十人骑马簇拥着新郎，新郎穿“九瓜蟒袍”，身骑白马，手持金鞭;最后是数辆车，车上装满新娘的衣物、大柜，日用杂物皆放在大柜中，大柜是锁着的。由此可知，东北民众的迎亲队伍甚是庞大。而嫁女娶妻之家“各具衣服妆物，富者不下千金，虽至贫者，亦不下五六十金。其行李也，满人则婿在其家，只送名帖于妇家，妇乘车至婿家行交拜礼，妇仍宿于婿家;汉人则婿骑马亲往迎妇而归，亦成礼于婿家，礼毕，妇还归本家，婿亦随往留宿，即古亲迎礼也”。[9](364～365)据使者见闻，东北娶妻所需的花费较多，家贫者或无力承担高昂的费用，终生“不得娶”。即使已婚者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不平等，因东北地区男多女少，故“男贱女贵，日用事后皆男子为之，妇人则都无所事”。[22](126)
2.丧礼
从古至今，为逝者送终，是为重要仪式。“丧礼，一遵家礼”。[9](366)举办丧礼的人家，“以白簟裹屋之上下内外，名恶室”。[19](305)丧服由大粗棉白布做成，“凡遭亲丧者，以白大布单衣加着于本服之上;戴白巾，长三数尺”，“帽鞋亦用白”。[24](505)“初丧时，举家哀哭，如礼邻里，亦来哭，哭声震天”。[9](367)丧礼过程中，会伴有“风乐”“吹竹弹弦”“击钟诵经”，称之为“娱尸”，送殡队伍中有魂车、丧车。丧车“大几如两间屋子，以五色彩缎为帷帐，杂尽云物鸟兽，或烂银或结五色丝为纽，风动帐翻异香”，[9](367～368)丧车两辕之间有六七根横杠，“杠之大可两握，担者各以扁担套索于横杠而舁，其两头一杠，每十数人铭旋，长三丈余，有跗有机亦架以双辕，舁者数十人”。[16](628)魂车于丧车之后，“青黑红盖及朱捧芭蕉扇各一双，幢幡五六对”，“两队喇嘛唢呐方响，锣鼓备焉”，亡者内眷随行。“柩车上必置一雄鸡，谓之魂鸡”，[9](369)其作用是“客死者，旅魂飘扬，无可依，泊而闻鸡鸣，则随来云”。[19](305)
满人的习俗多是火葬。尸体火化之后入棺，埋入土中，“聚土為小堆”。[9](367)“棺制腰大头尖，天地板及傍板之头，皆出两和之外，望之殆若小船，棺材无松木，外染用髹色”，[6](402)“或画花草，或以金字题上曰：灵寿堂”。[9](367)墓分三种：一是以土制成，此种墓上尖下圆;二是以砖长筑成，形状与窑相似，属华制;三是以砖制成，方形，高数尺。富豪之葬“筑土掩棺，不盖莎草，用白灰涂之，状若墩坮，环以粉墙……”，贫者“路左田间露棺居多，或移置于空寺”。[19](306)另外一种为天葬。“人死后置棺路傍，待其肌肉腐尽，烧骨纳瓶而埋之，作筑其上，乃清法而令，皇帝令用华制，不得烧埋云”。[6](401)从上述燕行使者的描述可知，东北人民婚礼和葬礼的礼节繁琐、过程复杂。其实不仅是东北，就全国范围而言，繁文缛节也甚是常见。究其根本，大致是与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四)东北民众的岁时民俗与精神信仰
清朝时期，东北的岁时节日比较多，其活动亦丰富多彩，民间节日习俗传承基本保持不变。
1.岁时民俗
据燕行使者记载，东北人民的节日甚多，主要有春节、元宵节、添仓节、二月二、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寒衣节、腊八、小年，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民俗。朝鲜使者李商凤以大量篇幅描述了中国的年前年后的节日活动和习俗。“正月元朝联放爆竹，陈设香案，易新服，祀天地百神及祖先后毕，幼年拜尊长毕，亲友贺年，旬日乃止，举家食煮饽饽一天;自一日至十日，以阴晴卜六畜人谷果菜之丰耗;是月之十四日为上灯，十五日为正灯上元节，十六日为残灯，凡三日，街市庙观皆张灯施彩，居民走桥游城，名散百病;乡间搭秋千、架紫草把灯为戏;下旬五日，啖饼揩，谓之填仓，满地布灰圈;二月二日，俗名龙抬头，各家食饼揩，自门外至家堂布灰于地，谓之引龙;三月清明节，各家牲醴、扫墓、填坟土、挂纸钱、插柳门窗以避虫蝎;十二月八日，煮各种米豆，和以枣栗谓之粥，名腊八粥;二十三日，扫舍送□于除日，贴门神、扫神龛，插芝麻秸，放爆竹，燎松柏叶、祀祖先、接灶神毕，幼拜岁，举觞为长者寿，围炉聚饮竟夕不睡曰守岁”。[17](94～95)
其实，由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甚多，因此民众所过节日、所取节俗并不相同，在不同的节日所表现的民俗信仰也不完全相同，如中秋节时，朝鲜族民众会跳农乐舞、祭祖，但其他民族并无此俗。但是《燕行录》中并未提到这些，更无详细描述。
2.精神信仰
清朝时期，中国各个地区民众精神信仰主要表现为崇鬼尚佛，东北民众的精神信仰也是如此。“凡村堡，必先建关庙，其规制奢俭，视村堡大小”，[11](260)“家家炕内龛中坐一小金佛，或坐关帝，或挂画像，亦列坐香炉烛台等，或以金银纸作花样，累累连贯，左右挂之”。[7](420)几乎每个村庄都会有佛舍或庙堂，“至如塔院，则无处无之，甚至于路傍所谓城隍堂，皆坐佛像，香火不绝”，甚至“行道之人皆拥小佛，寝室之中亦供关像”。[1](276)据燕行使者记载，在辽阳、沈阳、山海关等处，寺庙最为常见。
就选择信仰对象而言，中国东北民众的精神信仰具有现实性。东北民众根据自身需要，敬奉相应的神灵，如“娘娘者，主生产之神也;药王，如神农扁鹊，古之医药之祖也;文昌星君，主天下文事，士子所崇奉，以求利达者”。[9](253)所敬奉的神灵主要是佛、关公、文昌星君、药王等。就信仰内容而言，中国东北民众的精神信仰具有兼容性。兼容性是指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所供奉的神灵，一种或几种，并不拘泥于某一个神灵，甚至呈现一种混杂的形态，如1832年燕行使者金景善在《燕辕直指·栅门关庙记》中记述道：“屋凡五，皆有神像。第一安四五鬼像;第二安一座女像，主者谓以碧霞元君，即泰山神之女也，左右各安女像，乃其侍女云;第三安关帝像，扁曰‘万古一人’;第四安一座黑面神像，扁曰‘龙王宫’;第五又安关帝像，桌前排四神像，外门两旁各立赤兔马……扁(匾)曰‘富國裕民’，外扁(匾)曰‘财神庙’。以关帝而称财神，大不可也。或曰财神者，比干也”。[9](253)
二、《燕行录》中所反映的东北民俗特点生活习俗是在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生活生产方式等综合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同时也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斗争中所创造的，是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在朝鲜燕行使者大量的记述中，中国东北民众，在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生活习俗。其特点主要有：
(一)地域性。相比较其他地区而言，东北的寒冷气候及其物产造就了东北人特有的习俗文化，尤其是衣食住行用等生活习俗和农耕、畜牧等生产习俗受到的影响较大。东北的房屋方位多为南向或东南向，面阳，房屋大多为草房、土房，要暖于瓦房、砖房。另外，东北人有睡火炕的习惯，衣服有多层，食多油脂，好饮酒以御寒。
(二)多元性。东北地区民族众多，土客杂处，习俗多种多样，甚至存在杂糅状态。如满汉之间存在很多不同。再如，在燕行使者看到中国东北地区“关庙必供佛，佛寺必供关帝，关佛一体尊奉，曾无分别”。[9](250)
在相关的记述中，燕行使者很注意中朝风俗的比较，很注意满汉之间的不同，关内外的区别。这种中朝比较涉及各个方面，比如关于中国的耕地法，俞彦述提到：“既不深耕以其土广之，故粪佃亦不能如我国之多，而及秋，百谷之茂盛非我国之比。以蜀黍干见之，则其茂，实可知盖是土沃之致”，[1](278)因此，尽管东北地区的耕种之法不如朝鲜，但秋收之时亦可获得丰收。
(三)流变性。清廷为了保证“满洲根本”，实行了“旗民有别”的政策，如“旗民不杂居”“旗民不交产”“旗民不同刑”“旗民不通婚”等。在生活习俗方面，清朝初期着意强化了满族特点，如男人发式上，薙发留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各民族间交流的加强，满族的生活习俗发生了变化，逐渐出现“汉化”特点，体现了民族之间的交融与同化。如“盛京即我国根本兴起之地，关系至重且要。乾隆八年(1743年)，联亲谒祖陵，巡查地方时见之，则满州辈风俗形容尚自仅可”，乾隆十九年(1754年)再次东巡，“盛京官员及军丁等骑射及马上技艺具是儿戏，清语又最生疏，渐入于汉俗，而清人古道一切抛弃者”。[28](160～161)在婚姻习俗上，“立国之初，满汉不相通婚嫁，岁月浸久，渐与相通，今则婚嫁无所择”，[4](103)“满人火葬，汉人则否，而近来亦愿火葬”。[29](146)
三、《燕行录》的民俗学价值和意义
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新的学术热潮，主要是南京大学张伯伟所提倡的“异域之眼”和复旦大学葛兆光所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前者重文学，后者重史学，二者研究异曲同工，研究对象依然还是中国本身研究，研究资料还是域外汉籍，但视角皆由西方转向东亚。这是新世纪的新学术取向，引发了学术关注。
《燕行录》时跨中国元代到清末的近七百年间，以中国东北和华北为记录重点，内容包含着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物产、文化、风俗习惯、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大量资料，对研究先清东北史、中朝关系史，甚或是研究元明清史，都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可以弥补中国文献缺乏记载或语焉不详的内容。就习俗而言，满族男子发式与古代汉人全部束发不同，与蒙古族左右分编两辫的发式也不同。头顶四周剃掉的头发除父母丧及国丧外不准养长，应随时剃除，而且对抢掠和归降的其他民族的男子也要求剃发。唯独朝鲜半岛民众能够幸免，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说明了其中的原因，“清之初起，俘获汉人必随得随剃。而丁丑之盟独不令东人开剃，盖亦有由。世传清人多劝汗清太宗令剃我国，汗默然不应，密谓诸贝勒曰：‘朝鲜素号礼义，爱其发甚于其头。今若强拂其情，则军还之后必相反复，不如因其俗以礼仪拘之。彼若反习专俗便于骑射，非吾之利。’遂止。”这是中国清朝文献中所未曾记录的。另外朝鲜半岛自身受儒家所倡导的华夷观、宗藩观念影响，“我国之于皇明有再造之恩，衣冠文物至今不变，春秋大义愈久未忘”。[30](178)如清顺治十年，始定辽东招垦条例，但所记文献并不多，但燕行使者李海澈记录了“辽阳以东人居甚罕，故募人有以关内百姓百户移居辽阳以东者为县令”。[31](406)
《燕行录》不仅可以使我们发掘新的异域史料，也为我们发现新问题，提供新视角，通过“他者”来认识“自我”，形成了“会通”研究。《燕行录》中记载了大量我国清代东北人民的生活状况，并进行了中朝之间的比较，甚至受传统的华夷观的影响，视清为边鄙胡人，对东北一些满族习俗进行贬损。如服饰，“东国(朝鲜——笔者注)则女顺而男不顺，中国则男顺而女不顺。盖以中国男子皆剃发胡服，女子则终不解裹足，亦不用胡服。我国女子环发大足，男子终不剃发，尚袭华制而言也”。[32](643)
总之，《燕行录》以异国使者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社会，一方面弥补了中国民俗文献的缺失，另一方面也可以和中国民俗文献相互参考印证，从“他者”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清代社会和中朝关系史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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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克军]
作者：王广义 张宽
摘要：粮食安全和粮价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根据1997—2010年中国大陆省级行政区的粮食播种面积排名和粮食产量排名的关系所做的分析表明，各地粮食产量主要受制于粮食播种面积，对1988—2011年26个省份的粮食生产函数分析验证了此结果。那些地广人稀的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江西等省(区)，机械化程度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显著;沿海发达省份如山东、辽宁等省的有效劳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显著。人力相对缺乏的新疆有效劳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显著。此外，其他大部分省(区)的粮食产量主要还是受制于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例和成灾面积比例等土地类生产因素。
关键词：粮食生产;生产函数;比较优势
收稿日期：2013-0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内陆农区市场化与分工演进研究”(11BJL036)阶段性成果;河南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项目“内陆农区的工业化模式：基于行为主义的市场发现与分工演进”(2010-JZ-021)阶段性成果;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经济学教育与中原崛起战略问题研究”(2006-JKGHAZ-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东勋(1968—)，男，河南鄢陵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随着近年来国际粮价的不断攀升及其对中国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的出现，粮食安全和农业基础性地位问题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粮食生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农业劳动力减少和耕地不断被城市化所蚕食的情况下，粮食产量能否得到维持甚至有所增长?影响全国各地区粮食生产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纵跨多个气候带，从东到西的降水量分布差别巨大，各地的山川河流等条件也千差万别，因此，不同地区的粮食生产条件和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已有文献表明，从全国来看，中国普遍存在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因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1世纪中国加入WTO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和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但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存在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同时，有些地方却存在着农业劳动力不足(而非过剩)的问题;有些地方长期干旱少雨，但另一些地方却存在着洪涝的威胁;一些地方人口稠密，以至于人均耕地很少，但另一些地方相对来说人口较为稀少，农业劳动力相对紧缺;一些地方是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原，另一些地方的可耕地却仅仅是小块的梯田或坝子;在广大地区仍然维持着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小农经济的同时，而在另一些地方却存在着机械化耕作的大型农场，等等。
本文使用基于面板数据的柯布—道格拉斯粮食生产函数，其中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实物量而非价值量，因而可以剔除价格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变化的影响，也更容易考察不同的生产性投入对粮食生产贡献的大小，以及各省份对国家粮食总量的贡献到底是播种面积，或者其他的生产性投入的影响大，还是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更大。下面，我们首先观察各省份的粮食产量和向市场上出售的粮食数量的情况，然后分析这种对国家粮食贡献较大的省份是否是由于耕地面积较大，还是由于把更多的耕地用于粮食生产这种土地利用结构上的变化所致。
本文在第二部分将从统计数据中分析各地区粮食总产量与能够调出粮食数量之间的关系;在第三部分将分析各地区粮食产量与粮食播种面积的关系;在第四部分，将进一步分析粮食产量与其他投入量的关系，最后给出结论和建议。本文在分析中使用1998—201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中国大陆26个省级行政区(剔除了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和西藏自治区)的粮食生产的面板数据，具体分析造成各地区粮食产量差异的主要原因。
一、文献述评
已有文献大多集中在对粮食生产效率的研究上，而对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欠缺。由于粮食的产品单位可以统一，粮食生产分析不同于多产品的广义农业生产分析，可以不用总产值的加总方法而直接采用实物量，这样可以消除物价和市场因素的影响。
学术界对粮食生产因素的分析，主要分为指数法(非参数法)和生产函数法(参数法)两大类。指数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1.地区产值比或产量比方法。如冀名峰(1996)采用“全国粮食总产值与总产量之比/地区粮食总产值与总产量之比”作为衡量各地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这种方法会受到各地粮食供求状况的影响，因而会有偏差。高帆等(2005)用各地某种粮食作物的产量比重占全国该粮食作物比重的比值，来表示各地该粮食作物生产的比较优势，并进而用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产之乘积表示粮食产量来进行单产优势和播种规模优势分析。伍山林(2000)则用某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产量比重的历年变化率来分析。这种方法较好地衡量了各地资源分布和粮食生产单产的差异，但其难以详细考察影响各地粮食生产效率的因素。
2.成本系数法。如钟甫宁(2001)等用国内资源成本系数法来衡量不同地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这种方法用某地区的生产成本占全国平均生产成本的比例，来表示该地区在某类粮食作物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它可消除供求因素的影响，因而，比冀名峰(1996)的方法更有优势。但由于各地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影响到计算结果。另外还有，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滞留在耕地上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从而会进一步影响测算结果。以上两种方法均难以衡量各地耕地资源分布和粮食生产分工的差异。
3.基于DEA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单纯使用这种方法对于利用微观或截面数据分解生产效率较为有效，但对于考察不同生产要素投入量的贡献大小则不太方便。
生产函数方法从函数形式上看主要分为柯布一道格拉斯(C-D)型生产函数方法和超越对数(Translog)生产函数方法。从测算方法上看则分为平均生产函数方法和前沿生产函数方法，这两者的结合就产生了四种分析方法：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平均生产函数、超越对数型平均生产函数、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前沿生产函数、超越对数型前沿生产函数。常见的是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平均生产函数方法和超越对数型的随机前沿方法，前者起源于索罗(1957)，后者起源于艾格纳(1977)和缪森等(1977)。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平均生产函数方法可以分解出不同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投入对粮食生产的贡献大小，这种方法认为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是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的，每种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既可以是固定的(假定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即生产要素的搭配比例不随技术进步而变化)，如孔祥智、庞晓鹏、张云华(2004)、许会奇等(2011)所进行的研究，也可以是不固定的、可变的(以便反应有偏的或非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如赵芝俊、张社梅(2006)、辛翔飞等(2007)所进行的研究。他们用时间的一次或二次方的形式来测算生产函数中各要素的产出弹性。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方法如亢霞、刘秀梅(2005)、姚增福、郑少锋(2010)，以及黄金波等(2010)所使用的方法。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方法的好处是不必考虑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采用多项式函数的泰勒分解方法来测算生产函数，但所测算出来的生产函数可能含有二次形式，难以从经济学意义上解释各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如各要素的产出弹性等)。前沿生产函数在分析技术效率方面有优势，可以分解出哪些属于技术进步，哪些属于配置效率或生产效率的改进。平均生产函数在分析各要素的贡献大小方面用处广泛。基于本文的目的，本文拟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平均生产函数方法。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用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各地区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而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对全国的粮食生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或者对某一地区的粮食生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本文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影响中国各地区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及其各地区间的差异，为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提供决策参考。限于数据量的大小，这里没能使用有偏技术进步(产出弹性关于时间t的一次式或二次式)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限于篇幅，这里没有进行生产效率的进一步分解，而是将测算结果中的常数项解释为其他因素(而非仅仅是技术进步)。
二、我国各地区粮食总产量和出售粮食
数量及其在全国的排名
由于经济普查数据汇总的原因，《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6》上缺乏农业从业人员数，2006年的农业从业人员数取自《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978—2007》。
1997—2010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从约4.94亿吨增长到约5.46亿吨。201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排名依次是：河南、黑龙江、山东、江苏、四川、安徽、河北、湖南、吉林、湖北、内蒙古、江西、辽宁、云南、广西、广东、新疆、陕西、重庆、贵州、山西、甘肃、浙江、福建、宁夏、海南、天津、上海、北京、青海、西藏。
1997—2010年，中国各省份粮食总产量的排序是在变化的，其中，内蒙古自治区2001—2003年一直排在第16名，2004年排在第14名，只是到了2005年才攀升到第13名的位次，2010年进一步提升到第11名;辽宁省在2001年排名第15位，之后徘徊在第11—13名之间;江西省在2003年曾一度下滑到第14名，其余年份徘徊在第11—12名之间;广东省在2001年还排名在全国第11位，但到了2002年就下滑到第14位，2004年以后一直排在第16位;广西在2001—2003年，一直排在第13位，但2004年以后排名下滑到第15位;云南省在2002—2003年，曾挤入13强，其中，2003年还曾排名第12位，超过了江西省，2004年以后一直排在第14位。由此看来，粮食总产量在全国排名在第13—16位的省份，以及其是否被确定为粮食主产区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我们知道，粮食总产量大并不意味着可用于商品交换的粮食量也大，因为人口数量不同，人均粮食和剩余粮食量就不同，这与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密切相关。考察平均每个农民出售的粮食数量这一指标，可以发现：东三省远远高于全国其他省份，而东三省的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在全国的排名也遥遥领先，而多年粮食产量在全国排名第1位的河南省，其人均出售粮食数量在很多年份尚不及西部的宁夏和新疆，这是与河南省庞大的人口数量有关的。湖南省的排名落在了13位之后，徘徊在16～17位;四川省更是落在了24—29位之间。粮食总产量排名较为靠后的宁夏和新疆两个自治区，则在平均每个农民出售粮食数量的排名上，都排在了13名之前，而且还曾经出现过排名全国第5的佳绩。这主要是因为，1997—2010年，新疆、宁夏、甘肃的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在全国的排名比较靠前，如宁夏长期排名第4位，如果考虑到各省份出售的粮食总量，那么，人口占有优势的四川省和湖南省，在出售的粮食数量上仍然比宁夏占有绝对的优势，湖南省比新疆也更有优势。
某一地区粮食总产量更高或粮食播种面积更大，并不一定说明其具有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因为粮食产量还取决于单位土地上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多少，以及农业技术、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下面首先考察一下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三、我国各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农业生产主要依赖的是可耕地以及农业气候条件，其他农业生产资源则是可以人为地改变的，例如，农业劳动力、农用机械、化肥、灌溉、农用薄膜、优良品种等均可以进行人为地调整和控制，但可耕地资源和农业气候资源则基本上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或差异的产生：一是粮食生产的可耕地资源和气候资源的地区分布差异。这些资源是天赋资源，是不可控制因素。二是粮食生产的其他可控条件的地区差异，这是由于不同省份粮食生产的投入不同所造成的差异。通过对上述两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不同省份粮食产量的差异是由于天赋资源分布的差异所造成的，还是由于后天的投入差异所造成的。当然，完全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地处沿海的省份，其粮食生产的天赋资源可能相对较好，但由于其把发展的重点和发展战略定位在工商业发展上，忽视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从而人为地造成粮食生产的下滑，而那些地处内陆天赋资源相对较差的地区，由于重视粮食生产，加大其投入，却反而取得了较好的粮食生产成效。
我们来考察一下不同省份可耕地资源的分布状况及其差异。1997—2006年全国各省份的可耕地资源，都是取自1996年10月31日时点数：全国总耕地面积为130039.2千公顷，2007年全国总耕地面积为121735.2千公顷，2008—2010年为121715.9千公顷。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下同)中，2007—2010年的数据，各地区的耕地位次没有变化，但2001—2006年的数据与2007—2010年的数据相比，有一些变化需要注意。其中，位次提升的有：河南省从第4位升至第2位，山东省从第5位升至第3位，河北省从第6位升至第5位，云南省从第7位升至第6位，江苏省从第11位升至第10位，湖北省从第13位升至第11位，贵州省从第14位升至第13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从第16位升至第14位，辽宁省从第17位升至第16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第18位升至第15位;位次下降的有：四川省的耕地面积位次从第2位降至第7位，内蒙古自治区的位次从第3位降至第4位，陕西省从第10位降至第18位，山西省从第15位降至第17位;北京市和上海市在最末排名中互换了位次，其他各地区保持原位次不变。
我们将2010年全国31个省份的耕地面积位次作为横轴，以粮食产量位次作为纵轴，绘制出各省份的散点图(见图1)。
通过比较各省份耕地面积的排名与粮食产量的排名可以看出(参看图1)，在图1中恰好穿过45°线的省份，包括山东、吉林、陕西、浙江、福建、宁夏和海南，共计7个省、自治区，都是在全国的耕地排名和产量排名恰好相同的省份。那些位于45°线上方的省份，是在全国的耕地面积排名高于其粮食产量排名的省份，包括黑龙江、河北、内蒙古、云南、甘肃、贵州、新疆、广西、山西、青海和西藏等，共11个省份，这些省份主要位于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那些位于45°线下方的省份，是在全国粮食产量排名高于其耕地面积排名的省份，包括河南、四川、安徽、江苏、湖北、辽宁、湖南、广东、江西、重庆、天津、上海、北京等，共13个省份，这些省份主要位于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的东部和南部地区。越是位于左下角的省份，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在全国的排名越是靠前。
越是远离45°线的省份，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的排名差距越大，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出现，要么是其农业生产条件的原因，要么是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投入的原因。在45。线以上但距离较远的省份如甘肃省、云南省、贵州省、内蒙古自治区，这些省份的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分别是：70.1%、66.4%，6、62.2%、78.5%，在全国的排名分别是第11位、第19位、第21位和第4位，该指标差异较大，难以说明该指标对粮食产量排名的影响;其粮食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分别是60.1%、70.4%、67.8%、76.9%，在全国的排名分别是第27位、第24位、第25位和第19位。这些排名相对靠后，说明其粮食产量排名相对靠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在土地利用上将更多的耕地用于粮食生产以外的其他用途。位于45。线以下但距离较远的省份，如湖南、江西、江苏，其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分别为58.5%、66.7%和69.3%，在全国的排名分别是第22位、第18位和第12位，其粮食播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分别是126.9%、128.7和110.9%(包括复种面积)，在全国的排名分别是第2位、第1位和第5位，这说明，这些省份的粮食产量排名相对靠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将更多的耕地用到了粮食生产上。
那些大体上位于同一条135°线上的省份(图中未画出)，则是耕地面积排名与粮食产量排名负相关的省份，反映出农业生产条件或耕地中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的比重等方面反差最大，如内蒙古与江苏、广西与辽宁、甘肃与江西、青海与上海、西藏与北京等。在其他条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这种差距应该是由于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投入或气候条件(如降水、光照等)造成的耕地粮食生产力的不同所造成的。如甘肃、江西和湖南的粮食播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之比在全国的排名分别为第27位、第1位和第2位，内蒙古、云南和江苏的粮食播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之比在全国的排名分别为第19位、第24位和第5位。可以认为土地使用结构对粮食生产存在明显影响。
如果我们以粮食产量排名和耕地面积排名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函数关系：
Y=0.98Land (1)
(标准差：0.0348;t检验值：28.21，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R2=84.74%
因此，从总体上说，全国各省份的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呈现出明显的秩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某省份在全国所占的耕地面积比重越大，其粮食产量所占的比重也会越大。这是符合我们的经济学直觉判断的。
公式(1)中的相关系数不够高，为了进一步分离出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投入对粮食产量排名的影响，我们使用粮食播种面积及其排序来考察其与粮食产量排序的相互关系。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上的有关统计数据，我们绘制出图2。
与图1相比，图2中各个散点更加密集地分布于45°线附近，这表明，有些省份之所以表现出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排名的较大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投入不同所造成的。那些在图1中本来位于45°线下方并且离45°线较远的点，在图2中向45°线靠近，或者移动到了45°线上或其上方，这说明，这些省份相对于其他省份把更多的耕地用在了粮食生产上，从而使其在粮食产量的排名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图1和图2的纵轴都表示粮食产量的排序)，其粮食播种面积相对于其耕地面积的排名上升了，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在这些省份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中把更多的耕地用在了粮食生产上，从而使得代表它们的点向左移动了。这些省份有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南、江西、湖北、辽宁、广西、浙江、广东、北京、天津等。可以看出，那些被确定为粮食主产区的省份，其粮食播种面积的排名相对于其耕地面积的排名提升幅度相对较大，例如，湖南省排名提升了11位，江西省排名提升了8位，江苏省排名提升了4位，河南省和安徽省排名都提升了3位;相应地，其他几个非粮食主产区的省份的排名提升只有1位或2位。这说明，粮食主产区的身份迫使这些省份不得不把粮食生产作为重要任务，从而使其粮食播种面积所占的比例高于其他省份。而那些原来位于45°线左上方的省份，现在有些出现了向右下方的移动，从而更加靠近45°线，或者移动到了45°线上，甚至移动到了45°线的右下方，这说明，这些省份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把更多的耕地用在了粮食生产之外的其他用途上，使得其粮食播种面积的排序相对于耕地面积的排序更靠后了。这些省份有青海、新疆、山西、甘肃、陕西、贵州、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它们大多属于西部地区，其更多的耕地被用于经济作物等粮食生产以外的其他用途上。在这9个省区中，属于粮食主产区的只有内蒙古和黑龙江，其粮食播种面积排名相对于其耕地面积排名分别落后了6位和2位。
从总体上看，粮食主产区的耕地更多地被用于粮食生产，从而在粮食生产上得到其总产量较高和排名较为靠前的结果，其中尤其以湖南、江西、江苏、安徽、河南等省份最为典型，它们的粮食播种面积排名都大大高于其耕地面积的排名(参见图3)。
我们知道，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投入来提高粮食产量，总是会受到耕地面积和单位土地上粮食产量的限制。从图1可以看出，辽宁、吉林、上海、广东、山东、湖北、江苏、江西、新疆、贵州这10个省份的粮食产量排名都高于其粮食播种面积的排名，这说明，要么这些地区粮食生产的自然条件好于其他省份，要么其在粮食生产上除土地以外的其他农业投入(包括粮食生产技术如适合于当地的优良品种等)要高于其他省份。在上述10个省份中，上海、广东、江西和贵州不属于国家所确定的粮食主产区，其现在的状况只是由于其耕地比重相对较小，而不是由于粮食生产缺乏效率所致。尤其是贵州、新疆和吉林，这三个省区在粮食播种面积排序下降的情况下，却取得了粮食产量排序上升的好成绩，这说明其粮食生产效率是很高的。而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安徽、四川五个粮食主产区，特别是安徽，其粮食播种面积排序相对于其耕地面积排序提前了3个位次，但是，其粮食产量排序却低于粮食播种面积排序，说明这些省份的粮食生产效率(包括粮食生产的自然条件和其他投入)不够高，或者说并不具有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另外，作为粮食主产区的河南、湖南、江苏、江西四省的粮食产量排序虽然没有变化，但它们粮食生产排序的提升是在提升了粮食播种面积排序的情况下取得的，说明其粮食生产并不具有效率优势。我们可以进一步根据单位耕地面积上的粮食产量来看各省份的粮食生产效率。
进一步考察粮食产量排名与粮食播种面积排名的相关关系，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Y=0.99N (2)
(标准差：0.0241;t检验值：41.16，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R2=92.69%
与(1)式相比，相关系数大幅度提高，其解释力已经非常令人满意了，因此，可以认为，各省份粮食产量在全国的排名，主要是由于各省份粮食播种面积的排名所决定的。
在图2和公式(2)中，我们仅仅考察了2010年这一个年份的数据，下面我们考察一下1997—2010年间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而非排名)的相关关系。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8—2011年的统计数据，我们绘制成图4(参见图4)。从图4中可以看出，1997—2010年中国各省份粮食产量与粮食播种面积(对数值)存在较明显的线性相关性。
由于粮食产量与粮食播种面积之间的关系属于生产函数中的投入与产出关系，我们使用它们的对数值(同时可消除异方差性，从图4中可以看出，对数值已经消除了异方差)进行测算，得到如下结果：
LnY=-0.64+0.98LnN
(-7.95***，95.03***) (3)
R2=96.38%
以上计量结果所显示的二元相关关系是非常显著的。使用1998—2011年的数据所做的计量分析进一步表明，粮食播种面积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不同省级行政区间粮食产量的多少及其差异的原因。
四、我国各地区粮食产量与其他投入量的关系
以上分析表明，制约中国不同地区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的多少(二元相关分析中解释了96.38%的原因)，但根据生产函数理论，仍然可能存在其他的影响因子对粮食产量的多少产生影响。下面我们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上给出的统计数据，考察粮食播种面积、农业从业人员数、农民受教育程度、化肥施用量折纯量、农村用电量、柴油使用量等因素对各地区粮食生产的影响。
由于考虑的解释变量数量增加，考虑到统计年鉴上统计口径和指标的不断变化，故这里将数据扩展到1988—2010年。此外，考虑到可比性，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和西藏自治区去掉，将重庆市并入四川省，并且不考虑港澳台地区，这样，所考察的省级行政区为26个。
本文采取的粮食生产函数为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lnQit=α+∑jβjlnxjit+uit (4)
其中，
i=1，…，26，表示中国大陆26个省级行政区;
j、k=1，…，6且j≠k，表示6个解释变量，具体见下述xj的详述;
t=1，2…，23，表示从1988年到2010年的23个年份;
Qit为各地区粮食产量;
xjit分别为：ALit为有效劳动，Nit为粮食播种面积，Mit为农用机械总动力，Fit为化肥施用量折纯量，IRit为有效灌溉面积与粮食播种面积的比率，ZRit为成灾面积与粮食播种面积的比率;
a和β为待估参数;
uit为随机扰动项。
通过协整检验发现，面板数据总体上是平稳的。因为生产函数分析通常都是采用自然对数来线性化指数型的生产函数，因而对各指标取对数之后，也消除了异方差的影响。
这里分析的是26个省级行政区粮食生产的时间序列数据，一般倾向于认为不同省份有着不同的生产函数。混合回归模型的测算结果如下：
lnG=-0.6883+0.0064lnAL+0.7953lnN-0.0801lnM+0.3530lnF+0.1333lnIR-0.0614lnZR
(5)
(***)
(不显著)
(***)
(***)
(***)
(***)
(***)
R2=0.9697 SE=15.2034
D-W=0.1843
F统计量=3150.158
注：括号中的*号表示显著性程度：***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上述混合回归模型的测算结果表明，R2和F统计量都说明模型拟合度很好。这说明，如果把全国看作一个生产单位，各个地区是其中的基本生产单元，那么，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分别是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程度(用农用机械总动力表示)、化肥施用量折纯量、有效灌溉面积比例、成灾面积比例和其他因素(常数项)。有效劳动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说明从全国来看，仍然存在着农业剩余劳动力。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上述模型中所有在统计上显著的因素，其系数之和约为1.14>1，说明粮食生产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即适度地增加土地的规模经营可以增加粮食产量，但前提条件是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减少。
变截距一不变系数模型的测算结果如下：
lnG=-2.0765+0.0151lnAL+0.9346lnN+0.0414lnM+0.2245lnF+0.0988lnIR-0.0451lnZR
(6)
(***)
(不显著)
(***)
(***)
(***)
(***)
(***)
R2=0.9967
SE=2.2062 D-w=1.2073
F统计量=5475.543
河北——C
山西——C
内蒙古——C
辽宁——C
吉林——C
黑龙江——C
江苏——C
-0.3038
-0.2263
-0.1737
0.2159
-0.3711
-0.0824
-0.0341
浙江
C
安徽——C
福建——C
江西——C
山东——C
河南——C
湖北——C
0.2134
-0.1630
0.1019
0.1544
-0.1210
-0.2480
0.0767
湖南——C
广东——C
广西——C
海南——C
四川——C
贵州——C
云南——C
0.1509
0.0308
-0.0669
0.2059
-0.0619
0.0186
-0.1688
陕西——C
甘肃——C
青海——C
宁夏——C
新疆——C
-0.3025
-0.2104
0.3189
0.1225
0.1134
测算模型的R2和F统计量说明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优度很不错，结合残差平方和看，该模型比混合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更好，F检验也表明了同样的结果。该模型表明，如果考虑到不同省份的粮食生产条件有所不同，那么，影响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有：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程度、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比例、成灾面积比例和其他因素(常数项)。与混合回归模型一样，有效劳动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即使考虑到不同省份的差异，农业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
同样的，统计上显著的各系数之和约为1.25>1，说明粮食生产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适当鼓励大规模生产对提高粮食生产是有利的。
另外，代表各地区粮食生产特殊性的常数绝对值较大的有吉林、青海、河北、陕西、河南、山西、辽宁、浙江、甘肃、安徽、山东、江西、宁夏、云南、内蒙古、湖南、新疆等。常数值为正表明该地区在粮食生产方面还有积极因子，如吉林、青海、海南、辽宁、浙江、江西、宁夏、湖南、新疆、福建、湖南、湖北、广东等。
混合回归模型和变截距一不变系数模型都表明，对粮食生产贡献度最大的是粮食播种面积，其次是化肥和有效灌溉面积的比例，这两个因素都是增强土地生产力的。在两个模型中增强劳动力作用的机械化程度的系数都不大，说明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还是土地，相对来说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更大。
接下来进行变截距、变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与变截距、不变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的检验，F检验表明，变截距、变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比变截距模型更合适，这正符合横截面分析的一般特征。测算结果如下：
河北：lnQ_HEB=23.9811+0.5395**lnF_HEB-1.8714*lnIR_HEB
山西：lnQ_SX=-4.9395+1.6222***lnN_SX+0，3992***lnF_SX-0.1892***lnZR_SX
内蒙古：lnQ_NMG=4.2516-0.2901**lnM_NMG+0.6324***lnF_NMG-0.1083***lnZR_NMG
辽宁：lnQ_LN=6.8318-0.7173***lnAL_LN+0.3877***lnM_LN+0.4172***lnIR_LN-0.1257***lnZR_LN
吉林：lnQ_JL=8.3765+0.6645***lnF_JL-0.1335***lnZR_JL
黑龙江：lnQ_HLJ=1.8468+1.1168***lnN_HLJ-0.3154**lnM_HLJ+0.5322***lnC_HLJ-0.0863***lnZR_HLJ
江苏：lnQ_JS=3.0214+0.9593**lnN_JS+0.4422**lnF_JS
浙江：lnQ_ZJ=-7.6583+1.6553lnN_ZJ+0.1644lnM_ZJ
安徽：lnQ_AH=12.0272+0.7410***lnF_AH-0.0824***lnZR_AH
福建：lnQ_FJ=-2.0956+1.2873lnN_FJ-0.028lnZR_FJ
江西：lnQ_JX=-4.4115+1.5590lnN_JX+0.052lnM_JX+0.2699lnF_JX-0.024lnZR_JX
山东：lnQ_SD=-20.2205-0.3925*lnAL_SD+2.9176**lnN_SD-0.0575***lnZR_SD
河南：lnQ_HEN=-30.7782+4.2272***lnN_HEN+1.8776**lnIR_HEN
湖北：lnQ_HUB=3.6769+0.8833***lnN_HUB+0.2210***lnF_HUB
湖南：lnQ_HUN=-22.1878+2.9157lnN_HUN+0.2215lnF_HUN
广东：lnQ_GD=-0.3923+1.1090***lnN_GD+0.4219**lnF_GD-0.1322*lnIR_GD
海南：lnQ_HAN=-3.9575+1.4530***lnN_HAN
广西：lnQ_GX=-3.5411-0.0620*lnZR_GX
贵州：lnQ_GZ=-0.7064+1.0643***lnN_GZ
云南：lnQ_YN=-4.6821+1.4153**lnN_YN
四川：lnQ_SC=4.7394-0.0645**lnZR_SC
陕西：lnQ_SHX=20.7140+0.2749***lnF_SHX-1.5832*lnIR_SHX-0.1471***lnZR_SHX
甘肃：lnQ_GS=5.9068+0.4544***lnF_GS+-0.1442***lnZR_GS
青海：lnQ_QH=4.3632+0.5123*lnN_QH-0.0978***lnZR_QH
宁夏：lnQ_NX=2.8509+0.3342***lnF_NX-0.0400**lnZR_NX
新疆：lnQ_XJ=2.9833+0.4012**lnAL_xJ+0，5203***lnN_xJ
R2=0.9986 SE=0.960 D-W=2.0162 F统计量=1616.812
注：*表示0.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0.0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0.01的显著性水平
变截距一变系数模型的2、F统计量和D-W值都很不错，该模型表明，如果把不同的省份看作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那么，不同省份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确实是不同的。总体来说，那些地广人稀的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江西等省、自治区，机械化程度的影响是显著的;沿海发达省份如山东、辽宁由于工业化对劳动力的广泛需求，使得有效劳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呈显著状态，人力相对缺乏的新疆有效劳动影响也是显著的。除此之外，其他大部分省、自治区的粮食产量主要还是受制于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比例和成灾面积比例等土地类生产要素。例如，很多北方省份的粮食生产受到有效灌溉面积比例的影响较大，如河北、辽宁、河南、陕西等省，南方地区只有广东省受此因素的影响较大;受化肥施用量影响较大的省份分布广泛，主要有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甘肃等省区;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的省份主要有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广西、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受播种面积影响较大的省区有：山西、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贵州、云南、青海、新疆等。
五、结论与建议
分析表明，中国大陆各省级行政区粮食产量的多少及其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粮食播种面积的不同所造成的。从统计上看，各地区粮食排名与粮食播种面积排名具有相关关系，用2010年全国各地区的数据计量的结果是，两者的相关性R2高达92.69%，如果用1997—2010年全国各地区粮食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进行混合计量回归，R2则进一步提高到96.38%。也就是说，各地区粮食产量(差异)的96.38%都可以由各地区的粮食播种面积来解释，即使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多重共线性，这些因素的影响原来可能包含在单因子分析的粮食播种面积之中)，在控制了农用机械、化肥、农田灌溉比例，考虑了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有效劳动，以及成灾面积比例之后，粮食播种面积对全国粮食产量的影响系数(产出弹性)仍然高达79.53%，进一步剔除各地区的差异性因素之后，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产出弹性)高达93.46%。
这说明，耕地是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正因为如此，主要的农业技术进步和新的制度安排，均应当主要侧重于对土地的节约和替代，如化肥的普遍推广和大量施用等。但是，化肥的投入容易产生土地板结等问题，应该结合有机肥料共同使用。正在全国广泛开展的“测土定壤”技术，可以根据土壤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施肥，应该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化肥的施用效果。其他的替代土地的因素是灌溉面积的扩大和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土地的规模经营(以便消除小块耕地的碎片化造成的土地生产能力的浪费)，以及高产优质品种的推广等。
同时，由于中国人口过剩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普遍存在，使得我国广大地区仍然推行延续千年的小农耕作制度。由于农业劳动力过剩导致农民收入很低，并进一步导致机械化耕作难以推广，机械对人力的广泛替代对于小农来说仍然是不划算的，节约劳动力的技术没有市场。不过，好的势头正在出现，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农地流转正在广泛进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已经在市场化这种制度安排的推动下不断推广(已不仅仅限于原先的国有大农场)。另外，由于粮价和其他农产品价格比例和营利能力等原因，农村劳动力愿意学习的职业技术大多是用于大棚种植、畜牧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很少被用于粮食生产，这也会影响粮食产量的进一步提高。
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说明，越是相对发达的地区，对于肉制品、奶制品和瓜果蔬菜的需求量越大，并且会通过价格机制诱导农地利用方式的进一步转化，同时，城市化过程也会更快，空间城市化的程度也会更高，粮食播种面积会有一定程度的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中央政府往往会加大对相对落后地区粮食生产的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大地区间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是不尽相同的，那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如黑龙江、内蒙古、江西等省区，机械化程度的影响是显著的;沿海发达省份如山东、辽宁以及人力相对缺乏的新疆等，有效劳动的影响是显著的;很多北方省份的粮食生产受到有效灌溉面积比例的影响，如河北、辽宁、河南、陕西等省，南方地区只有广东省受此因素的影响较大;受化肥施用量影响较大的省份分布广泛，主要有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甘肃等省区;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的省份主要有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广西、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受播种面积影响较大的省区有：山西、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贵州、云南、青海、新疆等等。
总体来说，中国内地的粮食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粮食播种面积，要想确保粮食安全和粮价稳定，必须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的稳定。
(责任编辑王华生)
作者：刘东勋
班级
数122班 学号
201205401209
姓名
谢莉玲
摘要：与少数民族的婚俗礼仪相比，汉族的婚俗要繁杂得多。婚俗是世代延续下来的，各地婚俗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老的婚俗传统。因此，要了解中国现代各地的婚俗，必须先了解中国古代的婚俗传统。
关键词：汉族、婚嫁习俗、传统的、现代的。
（一）汉族古代的婚俗
1.父母之命，媒妁之约
在一夫一妻制之下，结婚是为了成家。娶妻涉及家庭的统一和巩固，涉及每个家庭成员的利益，所以做父母的在孩子的婚姻大事上把握大局，起决定作用，不会让孩子凭感情决定婚姻大事，这就是“父母之命”。中国古代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说是“父母之命”，其实主要是父亲之命。媒，就是某合；妁，就是斟酌。媒妁，即斟酌情况，某合两姓，使其相成。媒人主要是起中介作用，所以现代还有“媒介”、“媒介语”等词。因为古人生活圈很小，很少往来，对彼此情况不熟悉，需要媒人加以介绍、说合、联系。所以有云：“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媒妁之言虽不可少，但媒人的地位在古代并不高，究其原因，主要媒人为撮合两姓，往往两头说谎，口无真言。
2.古代的婚俗礼仪
古代的婚礼场面大、声势大，目的在于张扬和告知社会：这对夫妻从此合法结合，可以生儿育女了。不举行这种仪式，男女结合就是非法的，如果他们生儿育女，将为社会所取笑。举行婚礼，还有一个意义，就是确定新娘在新郎家中的地位。举行过婚礼，新娘才算是新郎家的正式成员，在家中的地位才被明确下来。中国古代的婚礼过程分为六个阶段，故而被称为“六礼”。这种制度在周国已经萌芽，秦汉以后，逐渐成为定制。这“六礼”是纳彩、问名、纳吉、请期、亲迎。
（1）纳彩。纳彩，意为采择，就是男子选择妻子。男方打算选择某女为妻，就让媒人带话于女方，试探女方的态度。女方家长同意后，便收下男方送来的采择之礼。
（2）问名。采纳仪式结束以后，媒人向主人问女儿之名。这里所谓问名，实际上问的是女方的生辰八字，以备占卜。那什么是生辰八字呢？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可以用八个字来表示，这就是八字。中国古代纪年法用的是天干地支。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出生时间，也就是说都有自己的生辰八字。
（3）纳吉。古代人很迷信，婚姻大事多要占卜。宋代以后，主要是根据男女的生辰八字算卦订婚，吉则缔结婚姻。同时把占卜合婚的好消息告诉女方，也是以雁为礼——后世则多以金银首饰为礼，相当于现代的订婚，俗称送定、过定。
（4）请期。请期，即男方将择定的婚期告于女家。用请，只是表示客气，表示男家不敢擅自做主。实际上婚约签订之后，女家已将结婚日期的决定权交给男家，即所谓“自受聘后一任择日成亲”。
（5）亲迎。亲迎，即迎娶新娘，指在约定日期新郎前往女家迎接新娘。一般是男子亲往女家迎亲，新娘盛装以待，母亲送之出门，并告诫女儿要尽孝守礼。新郎到新娘家后，掀起轿帘等候新娘上轿；新娘上轿后，新郎放下帘子，骑马在前，新娘乘车在后。到男方后，拜堂，新郎、新娘共鼎而食，再将一瓠瓜剥为两半，夫妇各执其一，斟酒而饮，谓之“合卺”——这就是后世饮交杯酒的缘起。行合卺礼后，送入洞房。这一过程，是婚俗文化中最富民俗色彩的事项之一。
（二）汉族现代的婚俗
中国现代各地婚俗各有差异，但都源于古代的“六礼”，总的来讲，大同小异，一般都要经历议婚、订婚、嫁娶、婚礼、闹洞房等环节。
1.议婚，又称“议亲”，是商议男女婚姻之事的最初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是由男女双方的父母根据对方的门第、家境及品貌等条件决定婚事成与不成，男女当事人是没有多大发言权的。
“无媒不成婚”，议婚初始，一般是由男方家长委托媒人或托付亲友、邻里前往女方家中求婚，又叫“提亲”。这一程序相当于“六礼”中的“纳彩”。媒人议亲，一般首先口头上探询双方意图，女方即使不允，一般也只能婉言谢绝，俗谚“一家女，百家求”；可以不允许，但不可以得罪媒人。
2.订婚
男女两家对婚事都持肯定意见，便可正式订婚，即“许亲”、“定亲”。男方可以郑重地给女方家送去聘礼，至于数量多少，一般因时因地而异，视家境贫富而定。这一程序相当于“六礼”中的“纳征”，山西雁北一带称之为“下茶”，晋南一带则称之为“过大礼”。
3.嫁娶 订婚以后，如果男女双方都已到当地认可的结婚年龄，男方家长便设宴邀请女方家长和媒人，一块选定迎娶的日子，一般要事先请人定一个好日子。因为民间认为迎娶之期关系到男女双方的一生，所以非常慎重。“选日子”，又称“看日子”、“送好”、“送娶牌”等，即古代的“请期”。
无论何种形式的喜礼，都要讲究吉利，不能送谐音不吉的物品，如钟(终）、梨（离）、缎子（断子）等，一般也不送单数。有些地方要给待嫁的女子加“笄礼”，俗谓之“上头”。古代女子十五岁许嫁时要举行加笄仪式，即改变幼年的法式，把头发绾成一个髻，以此表示女子已成人。
女儿出嫁离家时，各地大都有新娘不带娘家土的习俗。民间认为“土能生万物，地可产黄金”，怕带走了土会带走娘家庄家的好运气。这自然是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女儿出嫁时，要在坑上换上新鞋，然后由哥哥或舅舅背上或抱上轿；或者坐在椅子，由人抬上轿；有的地方是以红毯或红布铺地（红毯、红布象征一生走红云），女儿脱去脚上的旧鞋，进了轿再换新鞋。不管怎样出门，力求脚不沾地。
4.婚礼
迎娶队伍回到男家以后，鼓乐大作，鞭炮连声，男方亲友、邻里一拥出，迎接新娘。很多地方新娘有索取“下轿钱”的习俗，一般几百到几千不等，都是双数，索取“下轿钱”后，由一“全福人”相搀，踩着红毯或红席进门，称之为“传毯”或“传席”。婆婆随后用扫把在轿内象征性地扫三下，并取土一把，拿回家放在新房坑角席子下。这叫“扫轿土”，大约是和“不带娘家土”的习俗针锋相对的——你怕带来娘家的土，影响娘家中庄稼；我偏要想方设法扫一些，以有利于自家的农事。
新郎、新娘进门之后，接着就要“拜堂”，又称“拜天地”，即开始举行拜天地的仪式，这是婚礼告成的主要标志。拜堂的地方一般在洞房门前，设一张供桌，上面供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供桌后方悬挂祖宗神位。新郎、新娘就位后，由两位男宾唱导，参拜天地、祖宗和父母。然后行夫妻对拜礼。仪式结束之后，新郎要用一条红绸牵新娘走入洞房，到了洞房门口，新郎用一杆秤将新娘的“蒙头红”挑下，然后新娘才进入洞房，或者等新娘进入洞房坐在床上后，两人并肩坐在床沿上，由“全福人”招呼，把新娘的衣角压在新郎的袍襟之上（表示已经同房同床）。新郎用秤杆挑去新娘头上的“蒙头红”，然后退出。新娘的嫂嫂即动手脱去新娘脚上的新鞋，为她另换一双。所谓“换新鞋，就新范”，意思是新娘以后行事要按男家规矩、受婆家约束。
5.闹洞房
新娘被送进新房之后，多是朝着“喜神”所在的方位坐下，谓之“坐帐”或“坐床”。此时，有人端来栗子、红枣、花生等撒在床上，边撒边念“一把栗子一把枣，明年生个大胖小”，此谓之“撒帐”。以前坐帐要坐三天，为此新娘要在婚前几天便要节食，以免坐帐时难堪，后来改为一天，或者象征性地坐一下午。
中国各地一般都有“闹洞房”的习俗，洞房之夜，热闹非凡。俗话说：“不闹不发，越闹越发。”
6.回门习俗
新娘婚后的第一次回娘家，俗称“回门”、“回亲”等。回门标志着男子开始以新郎的身份进入女家，也是给新娘缓和初为人妻、初为人媳紧张的一次机会，女家往往也借此机会来考验新女婿。
回门通常由娘家人来接，也有由婆家送的，然后由丈夫接回婆家。有的地方讲究“爹接娘送，一辈子不生病”。
总之，在中国汉族婚俗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习俗，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
参考文献 ：
中国民俗文化（第二版）
王衍军
清明节将至,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xx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获悉。xx年清明节放假安排:4月3日至5日放假调休,共3天。4月2日(星期六)上班。据了解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所以关于清明节的习俗在全国各地也不尽相同。
中国各地清明节习俗大揭秘
河北清明节习俗
在河北的上坟烧纸钱讲究“早清明,晚十一(农历鬼节)”。扫墓烧纸在清明前一周就开始了,而清明当天已很少有人去扫墓了。冀南地区则选择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寒食节扫墓。
上海清明节习俗
上海清明节的主要活动是扫墓、踏青,每年清明前后祭扫出行人次近千万。由于改革开放推动公墓化的兴盛,而相关选址以外省的苏州、嘉兴等地为主。因此前往上述区域的人次达到一百余万之多,从而在清明前后数天往往会造成出省交通的拥挤。
此外,青团是江南地区的清明时令点心。其主体由糯米粉制成,经青艾(草头汁)调和而呈绿色糕团,一般为豆沙馅或芝麻馅。食用时保留了寒食的习惯。对上海人而言,青团是清明祭祖时必不可少的供品。
福建清明节习俗
福建闽南并不一定只在清明节扫墓。扫墓日期一般有两种,泉州习俗是在清明节前后几天,漳州则有部分人士会选在三月初三的上巳节附近扫墓,客家人则通常在春节之后。方式是,清理完坟墓环境后(如杂草、树木),先祭拜土地神,然后祭拜祖先。祭拜完后在坟墓上,用小石头压上“墓纸”,代表已经将坟墓修缮完毕。清明节当天一般是不煮食物,只吃冷的润饼,这是源于寒食节的习俗。
四川清明节习俗
四川都江堰放水节祭祀大典,祭祀李冰父子清明会(二王庙庙会)(成都都江堰)。
山西清明节习俗
清明节上坟,山西南部多数地方不燃香、不化纸,要将冥钱等物悬挂坟头,有“清明坟头一片白”的说法。原因是寒食节习惯禁火,而清明节又在寒食节期间。山西北部多数地方却要将冥钱等物全部烧尽,理由是不烧尽就转不到先人手里。大同等地又习惯白日上坟,晚上在家中焚烧冥钱冥帛。 晋西北的河曲等地,旧俗上坟要带酒肴,祭毕祖先,便在坟地里饮食,意寓与先人共饮共食。晋南的闻喜等地,上坟时要用嵌枣糕在坟堆上滚来滚去,传说是为死去的老人抓痒痒。晋中的介休等地,上坟时供品为面饼,形如盘蛇。回家后将面饼放在院里,吹晒干以后再吃。老人们讲究可治病,其源盖出于寒食禁火的缘故。
晋南地区上坟后,回家时要拔些麦苗,并在门上插松枝柏叶或柳条以辟邪。晋北地区多插柳条。还有的地方,在坟上也插一些柳条。
晋南地区民间要蒸大馍,中夹核桃、红枣、豆子之类,称为子福。取意子孙多福,全凭祖宗保佑。家家还要做黑豆凉粉,切薄块灌汤而食。铲萎蕤草,在炕席上搓拉,名曰驱蝎。晋东南地区,人人头上插柳枝枯叶。妇女要用描金彩胜(头饰)贴在两鬓。 晋北地区,习惯生黑豆芽,并用玉米面包黑豆芽馅食用。晋西北地区讲究用黍米磨面作饼,俗称“摊黄儿”,吕梁地区在清明后一天,要接女邀婿,俗称“清新火”。
一、藏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习惯，藏族是一个古老而热情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中的禁忌。
1、两个久别重逢的朋友互相打招呼或聊天时，你的手不能搭在对方的肩膀上。
2、不能跨过或踩在别人的衣服上，也不能把自己的衣物放在别人的衣服上，更不能从人身上跨过去。
3、妇女晾衣服，尤其裤子，内裤不能晾在人人经过的地方。
4、不能在屋里吹口哨或大声哭叫。
5、家里人出远门，客人刚走，中午和太阳落山后及藏历大年初一不能扫地或倒垃圾。
6、外人不能当着已故人的亲属的面提已故人的名字。
7、今年该完成的活不能留在明年干，如捻毛线、织毛衣、地毯等。
8、黄昏时，不能随便到人家里走，尤其人家将有分娩的孕妇及刚生产的产妇或重病人时，陌生人更不能去。
9、过了中午以后，不能把家里的任何财产拿出去。
10、一个陌生人到你从来没有到过的大山及悬崖峡谷，不能大声喧哗。
11、不能跨或踩吃饭的用具、锅碗、瓢盆等。
12、家里有两个人同时出门，并且朝相反方向走，不能同时出家门，必须前后出门而且出门时间要隔开。
13、妇女到晚上不能梳头和洗头，也不能披着头发出门。
14、在使用扫把和簸箕时，不能直接用手传递，必须先放在地上，然后另一个人从地上捡起来。
15、每当亲朋好友到你家串门或看望你时，会拿些酥油茶或青稞酒等物品作为礼物送你，客人临走时把东西腾出来，不能全部腾空，必须留一点在里面或换一点自家的东西装上。
16、有缺口或有裂缝的碗不能用来吃饭，也不能给客人倒茶。
二..彝族
彝族火把节，也就是彝族年。彝族人的眼里，火象征光明、正义、兴盛，象征着能够摧毁一切邪恶的强大力量。火把节是彝族人民欢乐、爱情和幸福的节日。
三.香港年俗
农历新年是我国传统上一个盛大的节日，相信无一个个中国人不识。然而，在香港过农历年，在习俗上和气氛上却和传统的截然不同。
近年来，已很少香港人在农历新年时按传统在家里贴春联、年画的了，取而代之的则在一些商店或家中贴上“生意兴隆”、“出入平安”等的挥春。虽然如此，但贴挥春的原意和贴春联和年画一样，取其吉利之意，希望来年事事顺利，平平安安。
此外，舞狮、舞龙灯等也会在一些新界乡村、围村中出现，在新年的市区街头上也很难看到的大型的舞狮、舞龙灯的表演了。至于放炮仗、鞭炮等在香港是一律禁止的，不过自一九八二年开始每年农历年初二的晚上，在维多利亚港上都会举行盛大的烟花表演，这已成为这十多年来迎春的一个节目了。
香港被称为“美食天堂”，春节有关吃的习俗也不少，而大部分家庭也会在春节期间吃“团年饭”，一般是在家里设宴，于除夕全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聚在一起，享受晚饭。而饭后的一大节目，首选相信是逛花市了，农历新年期间，港九多处都设有年宵市场，其中以维多利亚公园的花市最大、最热闹。香港市民习惯于晚饭后一家大小逛花市，除夕夜时更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家一起欢度佳节。
在香港过农历新年，最开心的莫过于收“利是”的小孩子了，在春节拜年时，到处可以听到“讨”利是的欢笑声。“利是”原为“利事”，取大吉大利宽好意头，同时也成为了春节时与亲人不可缺少的习俗。
四.澳门年俗
澳门年俗，别有风情。 "谢灶"是澳门保存下来最传统的中国年俗之一。腊月二十三日送灶神，澳门人谓之"谢灶"。澳门人给灶神按中国传统也用灶糖，说是用糖糊灶神之嘴，免得其到玉帝面前说坏话。我在澳门花街的一澳门人家的灶头见过一张圣诞老人像，奇怪的是，圣诞老人像边贴着"上天言好事，回宅降吉祥"的联儿。
澳门人过年是从腊月二十八开始的，腊月二十八日在粤语中谐言"易发"，商家老板大都在这岁晚之时请员工吃"团年饭"以示财运亨通，吉祥如意。澳门的年味，从腊月二十八这天便能真切的感受到的。
五.台湾春节习俗拾趣
春节，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最为隆重的民间传统佳节。在与福建省一水之隔的台湾，其历史文化、风士人情、生活习俗、亲缘血统等等均与祖国大陆，尤其是福建闽南地区一脉相承，因而岛内民众的春节习俗自然与祖国大陆民间大同小异。
由于宝岛居民的祖先(多为闽南和客家人)去台开发，距今年代久远且屡经沧桑，那里的春节习俗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模式和色彩。
六.有趣的江苏春节习俗
春节的江苏民间，除了贴春联、挂年画、守岁、舞狮子、大拜年等和全国一样的习俗外，还有一些独特的习俗，现辑录数则以飨读者。
苏州人除夕在饭内放进熟荸荠，吃时挖出来，谓之"掘元宝"，亲友来往，泡茶时要置入两只青橄榄，谓之喝"元宝茶"，恭喜发财。
武进人年初一早晨，将先祖画像悬挂中堂，供上茶果、年糕，一家老小依次行拜年礼，谓之"拜神影子。"他们扫地不许从家里往外扫，惟恐把"财气"、"如意"扫了出去，只能从外往里扫。
江宁人有春节"打神鼓"之习俗，由大旗开路，锣鼓手浑身使劲地擂鼓助兴，初三"打夜鼓"、初七"上七鼓"，十三至十五打"赤膊鼓"，气氛热烈。
南通人有在家门口或堂前插芝麻秆、冬青、柏枝的习俗，取意生活开花节节高，长年青翠。
淮阴人还有初六给孩子"烤头风"之习俗。是夜带孩子到田头空地点燃火把，为孩子驱除病邪，边烤边唱："烤烤头，醒醒脑，烤烤脚，步子矫，烤烤肚皮不拉稀，满身都烤遍，疾病永不见。"
无锡渔民年初八有乘船去西山祭拜禹王庙之习，祈求水神保佑，祭鳌赕佛，谓之"上"，禹王庙拆除后，此俗渐渐淡漠。
春节期间，江苏地区的旧习俗中还有许多禁忌，诸如年初一不动剪刀，免得口舌之争;不动菜刀，以免杀身之祸;不吃稀饭，怕出门遇雨;不扫地，怕把财运扫光等等。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有很多不科学的习俗也逐渐被人淡忘;健康有益的娱乐休闲活动，却一直延续下来。
七.桂林春节习俗
•从"小年夜"到除夕
春节踏着农历12月24日零时的钟声，走入桂林的城乡。从腊月二十四到三十，人们忙着置办年货，打扫居室内外，以干干净净迎接新年。过节的传统食品种类繁多，
且寓有美好的愿望：腊月二十九蒸年糕，年糕有甜、有成、有荤、有素，吃了年糕(高)，新的一年生活、工作蒸蒸日上，步步高升。
除夕的晚餐，人们喜欢阖家团聚，菜肴中必有"圆子"、"欢喜"，取其团团圆圆，欢欢喜喜之意。
中国少数民族春节习俗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虽有不同的语言、文字，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但是他们大多数都以春节作为本民族的重大节日来欢庆。
八.达斡尔族：年年高
北方的达斡尔族有拜年的习惯，春节时，人们穿上节日盛装，逐家走访，互相祝贺。每家都备有蒸糕，拜年者一进门，主人就用蒸糕款待。“糕”在汉语中与“高”谐音，以糕款待，表示互相在新的一年中，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节日期间，达斡尔族还举行歌舞、体育活动，一直持续半个月。
九.蒙古族：酒肉不尽
北方的蒙古族过春节却是另一番景象，节前家家户户都备下了当年生长的公羊和各种奶制品以及几坛美酒。除夕之夜，人们穿上漂亮的蒙古袍，全家席地坐在蒙古包中央，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午夜开始饮酒进餐，按常规要多吃多喝，酒肉剩得越多越好，这样象征着新的一年酒肉不尽，吃喝不愁。初一早晨，身穿各式服装的男女，跨上骏马，三五成群奔向“浩特”(村镇)，挨个地串蒙古包。串包时，先要给长辈叩头祝愿，接着主人家的女婿为前来串包的客人敬酒，人们边歌边舞。
十.壮族：迎英雄
居住在中国南方的壮族，称春节为“新年节”。这一天，人们出门无论遇到谁都要相互祝贺，认为这样一年才能吉祥。在壮族民间还有过晚年的习惯，壮族称做“吃立节”。“吃立节”是在这个月的30号，相传在100多年前，壮族的一支农民武装在抗击外来侵略者后凯旋归来，这时春节已过，壮族群众为了欢迎他们，就在这个月的30号为他们重过春节。
十一.布依族：姑娘抢挑第一担水
居住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布依族，每年除夕晚上，都通宵达旦地守岁。天一亮，姑娘们争着到屋外去挑水，谁挑回第一担水，谁就是最勤劳的姑娘。而那里的景颇族人民喜欢在春节前举行打靶活动，姑娘们是这项活动的组织者和裁判员。她们把绣好的荷包用线吊在竹杆上，在树尖中左右摇摆，请小伙子射击。谁先射落荷包，姑娘们就把酒作为奖品送给谁。荷包里一般装有一枚硬币，几粒谷子和几颗装饰用的珠子，作为幸福的象征。
十二.哈尼族：荡秋千
春节前几天，哈尼族居住的村寨就已经热闹起来，妇女们都忙着舂粑粑。粑粑是用糯米做的饼子。而小伙子们则忙着上山砍竹子，准备立秋千。那里的秋千有十几公尺高，哈尼族不管男女老少都很爱荡秋千。节日里，大家都穿着自己最喜爱的衣服去荡秋千，处处呈现出热闹、和睦的节日景象。
十三.傣族：掷糠包
傣族青年男女喜爱甩糠包的游戏，春节期间，小伙子和姑娘们互相投掷糠包，看谁投得准，看谁接得着。玩到一定的时候，姑娘们就悄悄抢走小伙子身上佩的腰刀、包头布或拴着的马，跑回家去。假如小伙子有情就追随而来。父母见到女儿拿着头布、牵着骏马回来，便设宴款待。
另外，每年4月13日是傣历新年，也是傣族人民的最隆重的节日——泼水节，他们把泼水看成是驱邪除污，吉祥如意的象征，也把这一天视为最美好，最吉祥的日子。
十四.高山族：“围炉”
居住在中国台湾省的高山族，他们在过春节时则是另一番情趣。除夕晚上，一家老少围坐在放有火锅的圆桌上聚餐，叫做“围炉”。平常滴酒不沾的妇女，也要象征性地喝一口酒，以示吉利。“围炉”时吃的蔬菜不用刀切，洗净后带根煮熟，表示祝愿父母长寿。如果家里有人外出，也要空出一个席位，把这个人的衣服放在空位上，表示全家人对他的思念。
十五.满族：挂旗过年
满族分“红、黄、蓝、白”四旗人。春节时，红旗人在门上贴红挂旗，黄旗人在门上贴黄挂旗，蓝旗人在门上贴蓝挂旗，白旗人在门上贴白挂旗。这些挂旗图案优美，色彩鲜艳，象征着一年的吉祥开端。
节日期间，男孩成帮结伙地放鞭炮，或乘坐自制的各式各样的木爬犁，在山岗上、冰面上嗖嗖飞驰。少女和年轻的媳妇们穿着新做的花衣服，三五成群，分家合伙地玩嘎拉哈(猪或牛的膝关节骨)。从初一到初五的晚上，人们还自愿组织起来扭秧歌拜年，阵容较强的秧歌队，不仅在本村扭，还到外村去扭。围观的群众常常乐得前仰后合，忘记了疲劳和寒冷。甚至还有热心的观众—直尾随着秧歌队走乡串户，直到天明才归。
十六.白族：“放高升”
云南白族同胞过年时，有一种叫“放高升”的庆祝活动。所谓“放高升”就是用整棵的大竹子，在竹节里装上火药，点燃以后可以把整个大竹子崩上天空百十丈，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升”。有的地区的白族同胞与苗、壮族一样，从春节到元宵节，男
女青年都进行“抛绣球”活动。凡接不住绣球的，要赠给对方纪念品，多次失球而又赎不回纪念品的人，就是表示接受对方的爱情了。
十七.侗族：芦笙会
贵州、湖南一带的侗族同胞，春节期间盛行一种“打侗年”(又叫芦笙会)的群众活动。这种活动类似汉族的“团拜”，只不过比“团拜”显得更加欢乐、热烈。这种活动一般是由两个村庄共同商定举办的。两队在广场上正式举行芦笙歌舞比赛。这时两个村庄的观众，伴随着乐曲，翩翩起舞，尽情地欢乐。
十八.彝族：跳虎
在云南省双柏县小麦地冲的彝族人过年时有着“跳虎节”的特殊风俗，正月初八，全村成年男子集于村后土地庙遗址，杀狗献“咪司”(“咪”意土，“司”意主人，迷司即为土主神之意)，随后由本村“毕摩”祭土主请虎神。8位村民化装成老虎翩翩起舞，“老虎们”两耳高耸，尾巴粗壮，浑身虎纹，额上绘一汉字“王”，颈上挂一个大铜铃，威风凛凛。“毕摩”念罢祭辞请虎神后，虎王率众老虎入村。整个跳虎节期内，全村上下男女老幼都沉浸在迎虎、送虎、观虎跳跃和驱赶邪恶鬼怪的一派欢乐气氛中，当地老百姓都深信只有通过一年一度的传统跳虎、敬祭虎神和祈愿老祖宗的保佑后，全体村民才能五谷丰登，人丁兴旺，一年比一年更美满幸福。
十九.撒尼族：食汤圆
除夕，撒尼语叫“思搓期”。除夕之夜供祖，吃年饭，是很肃穆的。午后，家家门前插上绿树枝，枝上挂一顶草帽。这是无言的告示：请勿入内!不许谈话!就连家中的人也是不可以高声言谈的。
撒尼语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汤圆”和“过新年”是同一个词，叫“阔期玛”。因为过新年必食汤圆。从正月初一起的半个月内，人们纵情欢乐。初一晚上举行篝火晚会，民歌对唱、三弦胡独奏，古朴抒情。嘭嘭咚咚的大三弦高亢激昂，人们伴随音乐载歌载舞。
初二祭山神，初四送火星为的是驱逐灾害，显示人的力量。
每年春节初二日午后，农民要把牛牵出来，绕着寨心走几圈，在它的额上戴红布扎的花朵，表示对它一年贡献的敬意。还喂它米饭和肥猪肉，表示对自己亲密伙伴的慰劳。
撒尼人从除夕至初五，都有祭祀祖先的活动。从他们对祖先的敬仰和怀念，可以发现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传统道德中美好的东西。
中秋节：
山西人过中秋节，月饼即是祭月供品，又是全家人欢度节日的食品，还作为赠送亲友的礼品。农村习惯自已制作，称为打月饼。每逢节日来临，家家都要架锅，自己烤制月饼。
专门用来祭月的月饼。晋北地区习惯用套饼，由小到大，垒起来象一座宝塔。繁峙县的中秋月饼，习惯做成球形。晋西北的月饼，和面全部采用麻油，显得特酥。农家打月饼，特别讲究制作一些兔儿形状的小月饼，是专门送给小孩子的礼品。取意于月中玉兔，表示做大人的对孩了祝福。
八月十五日，天上月圆，地下饼圆，所以人们又把中秋节称为团圆节。山西民间特别注重此时此刻的全家团聚。外出的人一般都要在这天回家过节，并且还习惯买上一些高级月饼。出嫁的姑娘忌在娘家过中秋节，要回到婆家与丈夫一块赏月。新媳妇回婆家必须由女婿来请。女婿叫媳妇要给岳父岳母送月饼作为礼品。
晋东南地区，八月十五日要请女婿上门，设酒招待。
中秋节民间祭月，除月饼以外，西瓜、葡萄等水果也是必不可少的供品。取意瓜果丰收。
傍晚，皓月中天时，要在院里摆上供桌，月饼、西瓜、葡萄、梨果等物。西瓜特别讲究切成莲花形状，其原因可能是受到佛家的影响。佛教崇莲，佛国乐园被称为莲花世界。佛教神灵，都身居莲座。不过民间的解释却是“连生贵子”。今天则是图了好看而已。过去民间拜月，还要挂一张月光图，就是纸上画月中嫦娥、配玉兔、木杵、桂树等景。一切准备就绪，便可开始祭月了。
旧时，山西境内大部分地区讲究“男不拜月”，大概因为月亮属阴吧，是“男尊女卑”思想的反映。晋东南地区民俗有“女不望月”的说法，祭祀只能由男子进行。如今这些禁忌，均非历史上那样严格了。
老人们拜月还要念拜月歌，大体内容是“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敬神仙，有吃有喝还有穿，一家大小都平安”。姑娘们拜月却别有一番情趣。一般不与大人一块拜，单独设月光图，口不出声，心中却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期望。
拜月结束后，全家人围坐一起，共享祭品，同赏明月。晋南人要将大月饼按人切块，每人一份。对未能回来过节者，家人要把属于他的一份月饼保管起来，待其回来时享受，或是寄给本人。赏月时，小孩子一边饱餐瓜果月饼，一面观望月亮，提出种种问题。爷爷、奶奶便会讲起代代相传的各种民间故事。 七夕节：
七月初七日为七夕节,亦称“乞巧节”、“少女节”、“情人节”。
依照七夕节天上牛郎、织女相会的情节,山西民间有扎像庆贺之俗,就是在街头巷口用树枝等物扎成一对青年男女像,代表牛郎、织女相会。在像前敬献瓜果桃李以示祝贺。星汉灿烂之际,如果看到天河中有奕奕正白气,闪耀着五色的光芒,就被认为是牛郎织女相见的征兆。旧时此刻要下拜,乞求牛郎、织女恩赐。据说牛郎织女是勤劳的化身,所以跪拜者求农求织求婚均可。求金求银求暴利则要适得其反。一人只能乞求一事,求多则不灵。在吉祥征兆面前,连续三年诚心诚意乞求一事,则必然应验。山西气候,七夕前后多降雨,能够连续三年乞求一事当属不易。民间传说,七夕节如果天上降雨,就是牛郎织女哭诉衷肠,预兆着夫妻和睦,家庭兴旺。
七夕节里,姑娘媳妇还有许多向织女讨教手艺的活动,称为乞巧。
晋南地区习惯用当年产的新麦秸编成一座桥,配以牛郎、织女,男孩、女孩、老牛、喜鹊等编织物,置放案头。或是用彩色纸,剪成上述景物,贴在墙上。祈祷后,拿七根绣花针,用彩色线来穿针孔,能够一次顺利穿过七个针孔者就被认为乞得了巧。 曲沃县盛行男、女孩童以星星草、香节投水乞巧。
晋北地区习惯白天在院里晒一盆水,因微尘飘落,盆水的表面形成了一层薄薄的膜。将绣花针涂油以后,轻轻放置水面,能够飘浮者则被认为是乞得了巧。 晋西北地区是在盆水中放置豆芽,将节前生好的豆芽,放置水面。在阳光照耀下,经过盆水的折射,水底倒影会显示出各种动态,或蜈蚣、或水蛇、或水狗、小鸡。倒影显得越复杂越逼真,意喻艺巧越多。
晋东南地区女孩子,七夕节要逮一只吐丝的蜘蛛,圈在匣子里。第二天观察蜘蛛的结网疏密状况,越密乞巧越多。
晋南地区,习惯在木板或石板上覆土,土上制作茅屋小景,屋旁作成田园。田地中种粟生苗,称之为“谷板”。
晋北地区习惯将小麦及各种豆类用水浸泡,促其生芽。七夕节,用彩线缠芽,称之为“种生”。
晋西北牧童要为耕牛编戴花环,称为“老牛过生日”。
晋东南流传有夜深人静,躺在葡萄架下偷听牛郎、织女说悄悄话的说法。 七夕节,民间喜用白面或糕面加油、糖、蜜做成各种糖果,称为巧食。山西境内,家家要吃西瓜,喜欢在西瓜上刻画花纹图案,称为“花瓜 端午节
五月初五日，为端午节，亦称端阳节、重午节、端五节、重五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节等等，是山西民间夏季最隆重的节日。
端午节吃粽子，是我省城乡人民传统的习俗。包粽习惯在端午节的头一天。传统粽子以黍米为馅，佐以红枣，外包芦叶，吃时拌糖。晋北地区民间包粽子，浸米时水里要放些艾叶。晋南地区则要将一些粽子用五色线捆绕。其用意都在辟邪。五月端午节前后，晋南地区处于收打小麦阶段，晋北则是夏锄大忙时期。劳动归来，浑身燥热，从凉水中捞得吃一个粽子，解渴、充饥、打凉、下火，周身上下说不出的舒坦。因此，这种食品一直在民间常盛不衰。饮雄黄酒，也是山西民间端午节的重要习俗。其来历与吃粽子有相似之处，主要用于防病和祛毒。节日期间，成年人除饮雄黄酒外，还要在七窍之处涂抹一点。小孩子不饮酒，做母亲的则要用筷子蘸酒，点在孩子的耳、鼻及肚脐等处。历代相传，说是可以辟瘟和驱除蛇、蝎、蜈蚣、蚰蜒等五毒虫害。
另外，在宅院中还有“端午到、插艾蒿”的习俗。艾蒿昧辣，是一种芳香化浊药物，具有杀虫和防治植物病害的功效。蚊子、苍蝇往往避其味而远逃。端午节，家家户户要在门上插一束艾蒿以辟邪。晋北习惯将艾蒿编成人形，悬于门楣，称为艾人。晋南习惯将艾蒿编成虎形，悬于门首，称为艾虎。曲沃等地是用纸剪成老虎、粘艾叶，贴在门上，称为贴门虎。万荣等地是采制茶叶悬挂门楣。一些靠河水草盛的地方，习惯在门上插菖蒲。晋南一些地方，端午节要用五色线将家具、门环等物缠绕。端午节辟邪表现在家人安全方面，小孩子一直是重点保护对象，民间传有“端午到，戴香包”的说法。当母亲的要在节前用碎布做成禽兽、花卉等各种形状的小包，内装雄黄、苍术、香需等中药材及香料，称为香包。佩带在孩子身上。男孩多为老虎、狮子之类，女孩多为花卉鸟类。晋北地区端午节，讲究寻觅“金鸡头”。就是在端午节日出之前，蛇吃蛤蟆，刚吞进时，将蛇头剁下，让蛇头蛤蟆在一起阴干。据说是一种贵重药材，可消无名肿毒。但只是传言，实际很难找得。端午节在一些地方也还形成庙会。寿阳县历史上有九大社团，举办阳坡庙会。讲究颇多，规模盛大。繁峙县五月初五日传统在玄帝庙上唱戏。雁北地区的阳高县，在端午节有逛城墙的风俗习惯，当地称为“窜城墙”。历史上，店铺作坊各行各业在端午节照例放假半天，学堂师生全部休息。就连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姑娘、小媳妇，在端阳节也要浓艳地打扮一番，自由自在地到街上逛上半天。 清明节
清明节山西民间习俗有哪些?4月1日，清明节前期，记者采访民俗学家 《山西省志.民俗志》主编聂元龙，了解山西各地清明节的民俗。
各地扫墓习俗有所不同，清明节最普遍的习俗是祭祖、扫墓，人们到祖先的坟头铲除杂草，修补塌土，用新土把坟堆加高加固，民间称之为“整修阴宅”，山西各地习俗同中有异，很不一般。
“现代人为了表示孝心或对逝者的哀悼，清明节一家人男女老少都去扫墓祭祖，其实这在山西部分地区的旧习俗中是很忌讳的。”聂元龙介绍，山西俗谚有“男烧寒食，女烧清明”之说，意思就是男女不在同一天扫墓。比如：大宁县清明前二日称寒食节，男人于此日清晨扫墓祭祖，女人则在清明扫墓;蒲县民间也有“男寒食，女清明”之说，男女要分别扫墓，祭扫一般不过中午;阳泉称清明节为“扫墓节”，家家携香火纸钱冥衣扫墓祭祖，妇女则要回娘家扫墓，而晋南有些地方平常年份根本就不让妇女扫墓，除非是刚进门不久的新媳妇，才允许到男方家扫墓，被称为“认祖”;灵石清明节一早，全家人除女子不扫墓外，其他人都要拿着铁锨、提水壶、扛旗幡，带着香火、酒菜去扫墓。不过这种民俗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妇女地位的提高，已经在改变，上世纪80年代后，妇女上坟已成新的风俗。
扫墓时，山西南部多数地方不烧香、不焚纸，只是把冥钱、纸帛等物挂到坟头上或坟茔旁的树枝上，有“清明坟头一片白”的说法。“这种民俗可能是来源于寒食节禁火的习惯，也可能是出自干旱的春季民间防火的意识。”聂元龙说。
不过，山西北部多数地方的民俗却截然相反，人们却要将冥钱等物烧尽，认为烧不尽就转不到先人手中，也有一些地方，如：大同等地，人们则习惯于白天上坟，晚上在家中焚纸。此外，晋西北的河曲等地，旧俗上坟要带酒菜，祭毕祖先，便在坟地里饮食，意寓与先人共饮共食。“无论哪种扫墓习俗都是表示对祖先的尊敬、哀悼和思念。”聂元龙说。
传统户外活动也很丰富
“现代人常常趁着清明小长假出门旅游，其实，古人在清明节的户外运动也非常丰富。”聂元龙介绍，自古以来，山西民间在清明节前后盛行荡秋千、放风筝和郊外踏青等风俗。清明前后，春风正盛，是放风筝的好时节。《阳城县志》中就记载了“男女扫墓毕，头插柏枝踏青游赏。清明前后，儿童放风筝。”的习俗。
旧时清明，荡秋千的习俗非常普遍，民间称为“打秋千”。山西有些地方对“打秋千”的时间有讲究，一般在清明前三天，后四天，太阳升起后开始，太阳落山后必须停止。传说清明前后所有鬼魂都要在夜间出来玩秋千，因此要回避。打秋千风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山西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北非常盛行，太行、吕梁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甚至把它作为锻炼体魄的训练手段。
此外，清明踏青的风俗在山西流行极广，在晋中、灵石、介休一带尤为盛行，当地有“看神花”、“游娘”等习俗。在扫墓踏青的同时，民间百姓还借踏青的风俗进行多种多样的户外活动，采药、插柳、戴柳便是具有山西特色的活动。
偏关县清明节，民间有在太阳没有升起前摘取艾蒿叶子制药去病的习俗。其他一些地方旧时习俗男女扫墓归来，要头插柏枝、柳枝踏青游赏，清明期间踏青的轿车都要插挂柳枝，妇女头上、儿童衣襟上均以柳为饰。人们还把柳枝带回家插在房檐和门首上，妇女孩子把采集回来的柳芽掺入面中摊饼而食。“现在很多单位组织春游，家庭利用清明节旅游，都是踏青习俗的演化。” 元宵节：
晋中一带，以太原为中心，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夜，都要“闹元宵”，热闹非凡。锣、鼓铿锵入耳，鞭炮、焰火、礼花齐放，龙灯、旱船蜿蜒而行，高跷、竹马姗姗走动，红火情景，美不胜收。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红火”，并评论：“城南的狮子城北的龙，城内的高跷技艺精”，“南庄的火，太谷的灯，徐沟 (清徐县)铁棍爱煞人”。
元宵节，家家户户自制元宵(今有专业户专卖)。挂花灯，是山西人民欢庆元宵节必备的一种形式。放焰火，为山西人民元宵节最为喜人的活动。元宵节夜在广场都要进行放烟火活动，到时全家都走到大街上，去看那美丽的烟火，烟火越来变得越美，越来越大，科技含量越来越高，颜色越来越美越来越艳丽。文艺踩街，堪称民间文化化妆大游行。“装扮故事，盛饰珠宝，钟鼓喧天，一国若狂”。(明间乔元《闽书》)。 山西人过灯节，喜欢转“九曲黄河阵”(亦称“九曲黄河灯”)。阵内埋有三百六十五根杆子，布成九个弯曲的小阵。杆与杆之间用绳子串起，每根杆顶张灯一盏。游阵者必须不走重路，一根杆子也不剩，转完全阵，方为本事。如果误入迷途陷入阵中，则为失败，须从头再游。九曲黄河阵，首数雁北地区的平鲁一带宏伟。农村过灯节，家家门口悬挂灯笼。晋南地区气候较暖，河流已开冻，习惯放河灯。将各色彩灯置放河中，顺水漂流，很是壮观。人们手提灯笼走路，碰到行人，讲究抬起灯笼互相照一照，取意吉星高照。
旺火：山西盛产煤炭，号称煤乡。元宵节，各机关单位都要在门前垒旺火。一为照明，二为取暖，三为兴旺。旺火特色，又都各具情趣。晋中地区以塔塔火闻名。晋东南地区旺火往往垒砌成老虎、狮子、天龙等兽形。全省大部分地区旺火呈宝塔形。晋北地区特别讲究旺火高大，表现出一种粗犷、豪迈的气势。怀仁县的大旺火，耗炭达近百吨，更高、更大。闹红火：乡村的秧歌、社火队伍要集中在县城或重要集镇进行汇演。白天多在广场进行，各队轮流上场，带有竞赛性质。形式多为龙灯、狮子、高跷、抬阁、旱船、车队、跑驴、大头娃娃等等。晚上则要沿街进行表演，讲究见旺火就舞。各家一见秧歌前来，就要大放鞭炮迎接。晋南的乐队注重打击乐。晋北的乐队注重吹奏乐。在秧歌队伍沿街表演的同时，工矿单位制作的彩车也要在大街上徐徐游行。 春节：
穿新衣，拜大年，磕头就有压岁钱。舞狮子，玩花船，鞭炮响来齐欢颜。 从正月初一日零点开始,正式进入春节。 民间庆贺活动的第一项为接神。旺火位于当院,年草置于门外,要由家长亲自点燃。起床后不能贸然出门,须先点一个爆竹,从门缝伸出室外爆响,称为开路炮。点旺火要称发旺火,取意发财、旺盛、红火。在家长发旺火时,孩子们穿上新衣服,围着旺火燃放鞭炮。妇女们则收拾家务,整理祭祀天地诸神、列祖列宗的供品。旧俗女孩在旺火未烧通红时,不出家门。现在男女平等,女孩子一样和男孩子响鞭炮、放礼花。此时此刻,村村户户,鞭炮齐鸣,万里长空响成一片。硝烟中夹杂着旺火、年草燃烧松枝、柏叶的芬芳气味,天上人间全部沉浸在热烈欢乐的气氛之中。 祭祀天地诸神是旧俗接神以后的隆重活动。家长要率领全家,依次给各个神位点灯、敬香、摆供、奠酒,三跪九叩。设在当院上方的天地神位前供品最为丰富。晋北地区习惯摆五盘炒菜,五盘凉菜,五盘干、鲜水果,五盘油炸小吃,五盘称为“供献”的特制花馍。取意五福来临。盛器都是专用的细磁小盘。晋南地区除一般供品外,特别讲究全猪和全鸡。全猪多由四蹄、一头、一尾来代表,源于古代的三牲祭神。鸡则是取了谐音吉,意喻大吉大利。另外,家庭主妇特别注重在灶君神位前隆重供上“枣山馍”。“枣山馍”用面粉嵌红枣蒸成三角形状,取意米面如山。上面饰以面塑的龙、凤、如意、福寿、瓜果等等。大者有十几斤重,往往是女主人灵巧手艺的代表佳作,已经演化成了室内灶前陈列的面塑工艺品了。 祭祀列祖列宗,是与祭神同样隆重的大事,祭神的所有仪程都要在祭祖中重演。祖与神已经成了同一概念。不少上年纪的老人,在祭祖时,要面对列祖列宗的牌位,逐项禀报家中一年来发生的喜庆事件,大到起房盖屋、娶媳、聘女、生儿增丁,小到粮收多少,生活怎样。神情庄重,态度严肃,充分反映了传统的尊祖孝先风范。 拜年是春节活动的高潮。大体上分为家拜、近拜、远拜以及团拜等形式。 家拜是自家人中小辈给长辈磕头。民间有“大年下的头,马虎不得”的说法。小辈磕头时,口中要高呼被拜人的尊称,如说：“爷爷,我给你磕头了!”一人一拜,既不能一次呼两位长者的尊称,给两位长者同时磕头,也不能两人同时给一位长者磕头。对此,民间亦有“大年下的头,一个磕了一个磕”的说法。旧俗讲究三跪九叩,如今多数地方是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也有的是只磕一个头。小辈给长辈拜年时,长辈面带笑容,欣然受礼。拜完年后,长辈要给小辈压岁钱。用意在护持后代,健康多福。如果家中有新娶的媳妇,则长辈须给新媳妇很可观的压岁钱,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视自家经济情况而定。婆母还要另外赐给新媳妇一块上等布料,希望媳妇继承针黹。
互相拜年。只拜人、不拜祖。无论近拜还是远拜,主人家都要盛情接待,招待客人到家里喝茶抽烟,品尝糖果。对于前来拜年的孩童,要赠给礼品,或糖果一类零吃,或鞭炮一类玩物,或零钱作为压岁钱。小孩子拜年,总是满载而归。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过年,盛行团拜。共聚一堂,互相祝福。拜年时街上碰到人,均要拱手作揖,互相祝贺,多为“恭喜”、“发财”一类吉祥语。拜年活动,子孙尊敬老人,长者慈爱幼小、平辈互相尊重、人与人真诚祝愿,和谐了人际关系,加深了感情联络。
春节这一天,家家习惯吃饺子。饺子谐音角子,角子是古代一种钱币。饺子的形制又好象元宝。元宝是古代一种较大金银锭。大年吃饺子,取意一年四季招财进宝。民间煮饺子时讲究忌讳吹冷风,所以不拉风匣,全凭柴烧。民间有“人家发旺、全凭烧上”的俗语,指的就是这件事。烧柴讲究要烧芝麻秸杆。一方面芝麻秆燃烧时悦耳的响声,好像一连串发财的发、发、发声音,另一方面又取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喻义。饺子煮破了要说成是挣了,不能说破了。吃饭前要鸣炮示知。第一碗饭要敬供祖宗神灵。全家人入席要请家长坐首位。第一盅酒要由家长致祝酒辞。盛饭时,不能让锅里空了,要留有看锅的饭菜,意喻取之不尽。有人吃着包有莲子的饺子,表示连年有馀;吃着包有红枣的饺子,表示早交好运;吃着包钱的饺子,表示钱财两旺。不管谁吃着,大家都要表示祝贺。如果是小孩吃着,全家人格外高兴,祖、父辈还要特殊赠送礼物予以祝贺。山西素有“荤年素腊八”的说法,春节,家家以肉做席。多为猪、羊肉。如今生活好了,鸡、鸭、鱼已经是常见的春节食品了。
春节这一天,民间忌扫院,忌洗衣,忌使针。嫁出去的姑娘忌在娘家过年。特别忌说有碍吉利的话。除夕晚上,大人们就一再叮咛孩子,年初一要特别欢乐,不要使小性子,说话要尽说好话。春节,大人禁忌打骂孩子。家庭主妇特别小心谨慎,防止打碎盘碗,万一失手,打碎碗盘,不要说话,悄悄将碎片拣起来,扔到井里或窖里。春节鸡、鸭不出窝,喂以上等饲料。晋北地区春节这一天忌挑水。晋南一些地方却讲究春节或初二日要从外面挑一担水回家,象征着招财进宝。
从春节的下午开始,村里兴办的传统社火或秧歌,便开始正式表演。首先在本村娱乐,挨门挨户拜年贺喜。主人家要用烟糖招待。上一年曾发生死伤灾病的人家,要邀请社火队进院表演,称为冲喜。上一年曾娶媳妇、生小孩的人家,也要邀请社火队进院表演,称为贺喜。冲喜与贺喜,主人的招待费特别大方。本村拜年结束后,还要到临近村庄活动,一直到元宵节掀起高潮。晋南与晋西北不少县要持续到二月初二日。不参加社火活动的人们则开展下棋、打扑克、玩麻将等游艺活动。县城要举行春节长跑活动,参加人数众多,有年过花甲的老人,也有佩戴红领巾的少年,热闹空前。
清明节到，全国各地清明节的习俗不一样，每一个地方有自己的特点，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各地清明节的习俗，希望有所帮助!
1、北京
传统的“寒食节”又称“换火节”，说的是家家户户烧了一冬的炉膛，开春后要灭火清理了，所以家里停火一两日，只能吃凉食了。因此旧时北京很多家庭都在寒食节的前一天准备出次日的食品，大多是一些小吃，逐步就演化出了老北京的寒食十三绝。
寒食十三绝是什么?有一种说法，“寒食十三绝”具体包括：蹄烧饼、螺丝转、馓子麻花、姜丝排叉、驴打滚、糖火烧、艾窝窝、糖卷馃、糖耳朵、豌豆黄、焦圈、硬面饽饽、芝麻酱烧饼。另版“寒食十三绝”：奶油炸糕、螺丝转、馓子麻花、姜丝排叉、驴打滚、糖火烧、艾窝窝、面茶、糖耳朵、豌豆黄、焦圈、硬面饽饽、芝麻酱烧饼。
2、浙江
清明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浙江桐乡民间流传着“清明大如年”的俗语。桐乡是江南蚕桑的主要产地，其乡间流传着丰富的蚕乡习俗，清明轧蚕花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
在浙江湖州，清明节家家裹粽子，可作上坟的祭品，也可做踏青带的干粮。农家有清明吃螺蛳的习惯，这天用针挑出螺蛳肉烹食，叫“挑青”。吃后将螺蛳壳扔到房顶上，据说屋瓦上发出的滚动声能吓跑老鼠，有利于清明后的养蚕。清明节这天，还要办社酒。同一宗祠的人家在一起聚餐。没有宗祠的人家，一般同一高祖下各房子孙们在一起聚餐。
3、广东
传统的广州人向来重视清明扫墓，有在正清当日“行清”的习俗。“行清”与踏青不同，踏青是郊游，“行清”则是一族人一起约定那一天齐齐去扫墓。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
广州人祭祀完了后，分了猪肉，并不算完成了拜祭形式，家人会将猪肉带回家后，配上清明时节的菜蔬“清明荞菜”去炒着吃，还有不嫌麻烦的人家另外用这个“清明荞菜”配一些鸡蛋丝烧肉丝炸一些春卷吃，吃完了这些菜肉，这一年的“行清”任务才算完成。
4、重庆
重庆人在清明这天，也有吃寒食的习俗。过去人们扫墓时的“清明食品”，往往是锅魁加卤菜、凉菜。这种锅魁里面夹的“和菜”，由粉丝、莴笋丝、肉丝(或鸡丝)，加上春芽凉拌而成。扫墓一般都在郊外，相当于春游，一大家子人还会带上凉面、酒菜、糖果等食品，祭奠先人后，大家一起吃掉，又有耍的又有吃的，最高兴的`就是小孩子了。
当时人们扫墓除了带上纸钱香烛外，还会带上一串用纸剪成的纸串，挂在坟前，用以招魂，俗称“挂青”。俗话说，“有儿坟上挂白纸，无儿坟上屙狗屎”，是否有“挂青”，成了一个家庭是否后继有人，是否兴旺发达，是否父慈子孝的标志。
5、江苏
常州人清明节一大早，家家户户门框上要插柳条和桃花枝，以鲜艳的红绿祛除隔年的邪祟。而小孩子则是把柳枝编成圆形环圈戴在头上，或把柳枝连叶带皮捋到顶梢，成一柔软可以抖动的“柳球”。也有人家将艳丽的桃花插在檐下的门环上，以示清明临门，平安报春，藉以辟邪，带来福祉。
除了这些，清明节当天，常州人早饭会吃没有馅的糯米大团子。大团子是春节前就做好了的，放在冷水中泡着，要一直吃到端午节。清明那天，拿出大团子，切成一片一片的下锅用油煎，根据自己的口味放糖或盐。也有人家会放点柳叶在里面，意为添“青”。常州人还有在清明节吃青团子的习俗，做青团子要到田头路边去采一种叫“绿茱头”的野生植物叶子，回来后洗净，揉出绿汁液来，经过滤煮沸后和米粉而做成青团子。
6、河南
在河南，清明时节人们最常吃馓子、枣糕、鸡蛋等食物。“馓子”为一油炸食品，香脆精美，古时叫“寒具”。寒食节禁火寒食的风俗在大部分地区已不流行，但与这个节日有关的馓子却深受世人的喜爱。枣糕又叫“子推饼”，河南一些地方用酵糟发面，夹枣蒸食。他们还习惯将枣饼制成飞燕形，用柳条串起挂在门上，可以冷食，以纪念介子推不求名利的高尚品质。
在河南的一些地方，清明吃鸡蛋，就如同端午节吃粽子、中秋吃月饼一样重要。民间习俗认为清明节吃个鸡蛋，一整年都有好身体。据相关专家介绍，清明吃鸡蛋习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7、湖南
长沙将扫墓称为“挂山”，有“前三后七”之称，即清明节的前三天后七天为扫墓期。扫墓祭祀有先后顺序，一般都要先将墓地清理干净，拔除墓地杂草，插上“挂山条子”在墓前拜祭，最好是下午3点前完成扫墓祭拜。
长沙府清明插柳，称为“记年华”。“插柳”的习俗始于唐代，本意是为驱疫避邪，后来又有了装饰的意思。传统习俗看来，放风筝可以放走自己的秽气。所以很多人在清明节放风筝时，将自己的疾病写在风筝上，放飞风筝，象征着带走秽气。
8、湖北
在湖北武汉，不管有多忙，清明节这一天，人们都会放下手头的事务，回老家给先人祭祖，当地俗称“上坟”。当地“上坟”包括坟前祭拜、送纸钱、献花、添坟等流程。祭拜前，由家中长者或长子首先除去先人坟墓上的枯叶杂草，另外拿出几张黄纸钱，以土石压于坟头，意在向外人显示家中仍有后人。前期工作完成后，当地人会在坟前划好上供范围，摆上香楮、元宝纸钱、鲜花祭品等，然后按辈分为祖先烧纸钱。
由于受到寒食节禁火影响，在湖北恩施、咸宁等地，人们会在坟墓附近的小树上或坟地竹竿上悬挂纸钱，叫做“标墓”。祭祀过的坟墓纸幡飘飘，而没有纸幡的坟头多是些未祭祀的孤坟了。
9、广西
横州乡民清明节取柳叶及田螺浸水洗眼睛，据说可使眼睛明亮。兴仁县扫完墓后，以白纸作长幡挂在墓头，称为“标坟”，又叫“挂青”。开阳县扫墓时，由值年主祭备酒食以祭。祭毕，亲友就近饮宴，称为“野餐”。
梧州乡民大多数都是在清明节当天和后面的几天去扫墓，只有一少部分的乡民是在清明节的前几天就扫好的。
10、福建
福建闽南并不一定只在清明节扫墓。扫墓日期一般有两种，泉州习俗是在清明节前后几天，漳州则有部分人士会选在三月初三的上巳节附近扫墓，客家人则通常在春节之后。
方式是，清理完坟墓环境后(如杂草、树木)，先祭拜土地神，然后祭拜祖先。祭拜完后在坟墓上，用小石头压上“墓纸”，代表已经将坟墓修缮完毕。清明节当天一般是不煮食物，只吃冷的润饼，这是源于寒食节的习俗。
11、山西
扫墓时，山西南部多数地方不烧香、不焚纸，只是把冥钱、纸帛等物挂到坟头上或坟茔旁的树枝上，有“清明坟头一片白”的说法。这种民俗可能是来源于寒食节禁火的习惯，也可能是出自干旱的春季民间防火的意识。
不过，山西北部多数地方的民俗却截然相反，人们却要将冥钱等物烧尽，认为烧不尽就转不到先人手中，也有一些地方，如：大同等地，人们则习惯于白天上坟，晚上在家中焚纸。此外，晋西北的河曲等地，旧俗上坟要带酒菜，祭毕祖先，便在坟地里饮食，意寓与先人共饮共食。
12、山东
清明节吃冷食的习惯。在山东，即墨吃鸡蛋和冷饽饽，莱阳、招远、长岛吃鸡蛋和冷高粱米饭，据说不这样的话就会遭冰雹。泰安吃冷煎饼卷生苦菜，据说吃了眼睛明亮。晋中一带还保留着清明前一日禁火的习惯。
清明时节，在济南城乡，还流传荡秋千的习俗。清明节这天，男女老幼，身着新衣在绿杨深外，或在街前广场，立木为架，上袈横木，下悬二绳，绳下横系一板，人在板上可坐可立，手握两绳可前后上下飘荡，极富乐趣。
13、四川
清明节插杨柳是全国各省份差不多的习俗，而四川地区独特之处在于，除了将杨柳枝挂在门口、坟前，爱美的四川妇女还会在清明节这天将柳条戴在头上，叫做柳叶符。由于四川产竹，竹子在清明节期间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清明这天，家家户户会请道长画上纸符，挂在竹子上，然后挂到坟头，作为清明上坟的一个必要仪式和步骤，是为“挂青”。
火神门祭火神，这也是四川地区比较独特的习俗之一。清明前一天是寒食节，人们把家里的火都灭了。人们在清明当天专门去火神门祭拜火神，回来以后再重新生火。
14、海南
文昌、琼海等地一些村庄，一般不在清明节扫墓，而是在冬至那天扫墓。在给先辈烧香时，最为讲究的还要属海口府城地区，先长辈后晚辈，辈分顺序是不能搞乱的。而西部地区，如儋州等地，过清明时以人多为荣，不分男女老少，只要能到，人越多越好。那些终日生活在船上的渔民，在清明时节，往往会在船头燃放鞭炮，祈求先人保护风调雨顺，后辈平安。
海南人扫墓时，以猪、鹅、鱼、糕果点心祭祀，焚香化宝。也有同姓居民抓猪拉羊到始祖坟上祭祀，祈求后代子孙繁荣。清明祭祖分两种，先为祭“己祖”，以一户或几户为单位，在家中祖先牌位前摆放好“三牲”、干饭等祭品，人人跪拜。后为祭“众祖”，以几十户或几百户为单位，同姓氏的宗族均参加。将备好的祭品带到先人坟墓祭拜，清除杂草，添上新土。
﹝河北省﹞ 北平忌端午节打井水，往往于节前预汲，据说是为了避井毒。市井小贩也于端午节兜售樱桃桑椹，据说端午节吃了樱桃桑椹，可全年不误食苍蝇。各炉食铺出售“五毒饼”，即以五种毒虫花纹为饰的饼。滦县已许聘的男女亲家咸于端午节互相馈赠礼品。赵县端午，地方官府会至城南举行聚会，邀请城中士大夫宴饮赋诗，称为“踏柳”。 ﹝山东省﹞ 邹平县端午，每人早起均需饮酒一杯，传说可以避邪。日照端午给儿童缠七色线，一直要戴到节后第一次下雨才解下来扔在雨水里。临清县端午，七岁以下的男孩带符(麦稓做的项链)，女孩带石榴花，还要穿上母亲亲手做的黄在鞋，鞋面上用毛笔画上五种毒虫。意思是借着屈原的墨迹来杀死五种毒虫。即墨在端午节早晨用露水洗脸。 ﹝山西省﹞ 解州端午，男女戴艾叶，称为“去疾”，幼童则系百索于脖子上，据说这是“
三、十
四、十五三日特盛。五月十五又称“大端阳”，食粽、饮蒲酒，例同端午。 ﹝湖南省﹞ 攸县端午，孕妇家富者用花币酒食，贫者备鸡酒，以竹夹楮钱，供于龙舟之龙首前祈求安产。岳州府竞渡以为禳灾、去疾。又作草船泛水，称为“送瘟”。 ﹝福建省﹞ 福州端午旧俗，媳妇于是日以寿衣、鞋袜、团粽、扇子进献公婆。建阳县以五日为药王晒药囊日，人家皆于此日作酱。上杭县端午用小艇缚芦苇作龙形戏于水滨，称为竞渡。仙游县端午竞渡后，献纸于虎啸潭，以吊念嘉靖癸年戚继光于此溺兵。邵武府端午节前，妇女以绛纱为囊盛符。又以五色绒作方胜，联以彩线，系于钗上。幼女则悬之于背，称为“窦娘”。 ﹝广东省﹞ 从化县端午节正午以烧符水洗手眼后，泼洒于道，称为“送灾难”。新兴县端午，人家各从其邻近庙宇鼓吹迎导神像出巡。巫师并以法水、贴符驱逐邪凡魅。石城县端午，儿童放风筝，称为“放殃”。 (台湾省) 台湾地处亚热带，早期来自大陆的移民多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死于瘴疠时疫者，时有所闻。因此，端午这个以驱疾避疫为基本精神的节日，便显得格外重要。 前清时期的端午习俗，可以王瑛曾的《重修凤山县志》(十七**年)卷三附录中的记述为代表：五月五日清晨，燃稻梗一束，向室隅熏之，用楮钱送于路旁，名日送蚊。门楣悬蒲艾兼插禾稗，谓可避蚊蚋;榕一枝，谓老而弥健。彼此以西瓜、角黍相馈遗。好事者于海口浅处，用钱或布为标，三皮渔般争相夺取，胜者鸣锣喝采，号日斗龙舟。午为小儿女结五采缕，男系左腕，女系右腕，名日神炼。 民间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插艾、榕能使身体强健。俗话说“插榕较勇龙，插艾较勇健”。私塾里的学生，照例要在端什节送红包给先生作谢礼，先生则以一把扇子作为回礼。 铃木清一郎的《台湾旧惯冠婚葬祭年中行事》(一九三四年)记载，丧期中的家庭，端午节不包粽子，而是由亲友赠送，称之为“送节”。丧家则以糖做为回礼。而农家把称为“福金”的金纸来在竹竿上，插在间，据说可以防害而获丰收。有些地方在端午节有作“咸茶”的习俗，就是用盐来腌紫苏叶和蕃石榴叶，据说可以当药茶，清除一切毒气。 日治时代的屏东县佳冬乡，还有在端午节这天打石战的习俗。石战在佳冬地区已流传了数百年，每年到了端午节前几天，众人纷纷拳擦掌，准备打场硬仗。石战以村落为单位，组织一如军队，并设有参谋长等职位。组织一如军队，并设有参谋长等职位。男人在“前线”掷石作战。妇女则在后方负责运送石头。单况泪烈时，动辄造成伤亡。战胜的一方可至战败的村子大肆吃喝一番。战败的村民则落荒而逃。若不幸被对方俘虏了，会被强迫脱裤处罚，当众羞辱一番。这项奇特的习俗，据说可保一整年好运，所以佳冬人乐此不疲。但是因为石战常造成严重的伤亡，再加上地方政府一再的禁止，遂在日治末期逐渐式微。 端午节，家家户户还有打“午时水”的风俗。午时水指的就是端午节中午打上的井水。据说午时水用来泡茶酿酒特别香醇，生饮甚至具有治病的奇效。有谚语道：“午时洗目睭(眼睛)，明到若乌鹙”，又说“午时水饮一嘴，较好补药吃三年”。最富传奇色彩的午时水，则来自大甲镇砧山上的剑井。传说井是当年郑成功插剑祷泉的地点，而自又相传鎑砧山盛产各种灵药仙草，于是剑井午时水的功效便被传说得神奇无比。每年端午节，剑井旁边争没午时水的人总是挤得密不通风。据说端午节正午对着井中仔细观看，还可以看见郑成功的那把影。而看见剑影的人，这一年一定无灾厄。 划龙舟，台湾称为“扒龙船”。据《民俗台湾》一卷六号上记载，日据时代士林的端午龙舟的习俗如下：自五月初一起，就先到水边“迎水神”。初五正午，即敲响锣鼓，扛起龙舟到河岸，途都有居民烧香礼拜。俗语说：“五月五。龙船鼓，满街路”。表示欢迎，称为“接龙船”。赛过龙，还要于初十“送水神”，并举行“谢江”的仪式。 台中南屯的头店，自清朝中叶，就有在开春后，穿木醒穿山甲的习俗。光复后，这个习俗固定在每年的端什节举行。犁头店在清朝，是台中最繁荣的地区，据说，这是因为当地位居穿七甲穴的缘故。所以，当地居民每年端午都会穿上木屐，来回重踏地面，以期用巨大的声响震醒穿山甲。目前，这项习俗已改采趣味竞赛的型式。由四个人自组一队，穿上两条长木皮钉成的环木屐竞走。卡卡的木屐声，确也震醒了犁头店居民们怀旧的情绪。 在节日食俗方面，台湾俗传端午吃桃、茄子及菜豆，可以健康、长。俗话说：“食茄吃到会摇，吃豆吃到老老”。台式的粽子制法分为南北两种。北部作法是米漏泡于水中，沥干后用油炒香，并君入五香粉、胡椒粉、酱油等调味料。将米蒸熟后再用竹叶包裹填馅，再一次使人味。也有人宜接用油将米粒炒至半熟，包裹真馅后蒸食。南部的作法是用纯白糯米漏泡后加肉馅，以绿竹叶包裹，水煮至熟透。因为制作方式有别，所以南北两地的粽子也风味各异。北部的粽子有浓郁的五香胡椒味，南部的肉粽则带有淡淡的竹叶清春，各特色。料的内容则有猪肉、香菇、虾米、花生、咸蛋黄、红葱头、栗子、蚝干等，随个人喜好增添。 苗栗地区的客家人过端午，也吃茄子及长豆、桃李等。但这些食物所代表的意义则和南人有别。吃子固然是取其长之意，吃李子则象征子孙繁衍，有人还认为可以预防中暑。吃长豆是为不被蛇咬(因长豆形状像蛇)。吃茄子则可预防蚊子咬(茄子客语叫做“吊菜”，而“咬”，土音为“ㄉ一ㄠ”，取其谐音)。 客家人包粽子还分碱粽及咸粽。碱粽特别是用来祭祀的。客家人过端午须准备四份牲醴，一付拜土地公，一付拜万善爷，一付拜附近的大庙。而碱粽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祭品。咸粽则分米粽及粄(粿)粽两种，纯粹用来解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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