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外汇管理论文

摘要：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着我国外贸格局，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带来便利和效益的同时也给各方面管理带来挑战。文章在分析跨境电子商务和互联金融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指出了跨境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对当前外汇管理工作带来的挑战，进而提出外汇管理政策改革方向性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互联网金融外汇管理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互联网金融外汇管理论文 篇1：

企业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外汇风险的途径探析

【摘要】从2008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而且增长速度不断加快，汇率屡创新高，这种汇率的大幅波动导致了外币资产的严重贬值，对国内诸多出口型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经营困难。例如国内最大的冰箱生产商—海尔集团某年上半年的财务支出费用就同比增长了340%，其最主要原因就是汇率波动造成的9300万元的资产贬值损失。由此可见，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外汇风险是国内诸多出口型企业的当务之急。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市场有不少规避外汇风险的手段，而在诸多方法中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风险是已经受到业界的普遍认可。

【关键词】外汇风险 金融衍生工具 出口型企业

一、金融衍生工具概述

所谓金融衍生工具，从理论层面来说即为双边支付协议，是基于基础金融工具的价值发展或者派生出来的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包含的基础金融工具主要有汇率、利率、股权、商品和某些指数等。总体来说，在其基础上派生或者发展出来的金融衍生工具主要有两类：期货和期权。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式各样的金融衍生工具也是层出不穷，日益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而伴随其高速发展过程，也带来了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经济问题，而为解决这些问题，又会制造出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与此同时，新出现的金融衍生工具本身又会携带新的风险和问题，就这样循环往复地推动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更新换代。

当前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推陈出新，其发展速度也不断加快，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①金融衍生工具能够提升筹资效率和减少筹资成本。金融衍生工具特有的利率互换业务能够极大地减少资金需求者的筹资成本支出，而金融衍生工具中特有的货币互换业务能够有效地拓宽筹集资金的渠道，使资金的筹集效率得到显著提高。②金融衍生工具可以降低出口型企业的经营风险。最近几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带来的不利影响，全球各国的经济增长普遍放缓，部分甚至进入衰退阶段，经济周期带来的经济波动给各国中央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制造了巨大的困难。金融衍生工具的优势在于可以合理地把风险厌恶者希望规避的诸多风险转移到风险喜好者身上。③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电子信息技术不断进步和全球一体化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等有利因素有效地推动了金融衍生工具的高速发展。当前信息时代的发展成熟使得资本市场的普通投资者能够学会和使用套利、套期保值或者其他规避风险策略，其能够极大地降低投资的成本费用，进而有效地增加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供给量。④当前金融期权定价模型等最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技术方法和估价模型已经有了革命性的进展和突破，其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更加精确地衡量金融衍生工具的价值和进行风险管理，为衍生工具的使用和发行带来了诸多便利，有效推动了金融衍生工具的迅猛发展。

二、当前国内企业的外汇风险分析

从当前国内外汇金融资产总额层面来看，在2012年年末，国内所有金融机构外币存款的余额高达63455106亿元人民币，占据同期国内金融机构总体资产的14%左右;国内所有金融机构目前持有的国外资产净值高达101629335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高达30466亿美元，同比增长234%。由此可见，国内诸多金融机构和大量的出口型企业普遍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相应地，其购买外汇金融衍生服务和产品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需求量也越来越多。从外资企业层面来看，2012年年末国内进出口总额高达20043356亿美元，国内企业的外贸依存度高达77854%，外商在国内的直接投资规模达到了1988125亿美元。如果根据普遍使用的20%现留存的常规比例衡量，国内出口型企业每年会有价值约56000亿元人民币的外汇拥有明显的汇率波动风险。另外，加上最近几年国内企业的外贸依存度和进出口总额分别以每年3%和10%的速度上升，可以明确推断未来国内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还会不断增加。

目前政府主管部门已经更新了传统的结售汇管理制度，还明确允许有偿债协议或者远期支付合同的用汇单位可以利用指定的外汇银行进行远期买卖和诸多保值业务交易，但是受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影响，多数企业和政府部门都没有摸索出切实可行而科学的办法有效地规避汇率风险。另外，伴随国际金融市场人民币估值过低论断和大幅升值预期的盛行，相对于世界上其他的主要货币人民币正在不断贬值，其严重影响了国内出口型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尤其是极大地提高了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的费用支出，进而导致了企业的总体利润率和经营效率的降低。由此可见，当前出口型企业迫切需求金融衍生服务和产品，寄希望于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对冲或套期保值等手段提前锁住进口原材料的成本，有效规避汇率的大幅波动带来的资产损失和相关的不确定性风险。总而言之，规模巨大的外汇金融资产储备和不断增长的外贸依存度推高了国内诸多金融机构和进出口企业面临的外汇风险，客观上对外汇型的金融衍生服务和产品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其避险功能必须能够满足当前企业和政府的最新需求。在未来几年之内，伴随着国内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和多样化发展，金融外汇衍生服务和产品拥有的交易规模和交易种类也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三、现行的金融衍生工具在企业的具体运用

国内某出口型公司在2007年7月获得了7亿的日元贷款，其有7年期限，最终利率核算的标准依据3.25%的固定利率。该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而生产必需的全部原材料中大部分必须依靠进口，进口这些原材料需要定期利用欧元结算，而出口业务中会每月按照美元结算，通常会在发货后6个月左右收回货款，由此可见该企业有长期的日元贷款，定期的欧元支出和美元收入，而各个业务在核算时间上不相匹配，并且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汇率又在不断波动，这三个币种之间有明显的利率差异。所以，一方面，该企业可以利用掉期交易有效地解决外汇收支的时间不匹配的麻烦;另一方面，该企业可以利用期权和远期结汇科学地规避期间外汇收入带来的外汇风险，具体的解决方案如下：①利用外汇掉期规避外汇风险。为了有效地实现控制和规避外汇风险的目标，该公司可以与国内商业银行进行货币互换交易，而交易时间必须和获取日元贷款以及归还时间协调一致，对应的汇率为JPY117=USD1，相应的美元利率为USD 6MLIBOR+0.75%;而且在期末和期初，公司会与交易的银行依据预先设定好的汇率(JPY117=USD1)互换各自本金，该企业在这个贷款期间只需要支付美元产生的利息，而其额外获取的日元利息收入正好可以完全抵消调付出的美元贷款利息，进而几乎完全规避和控制了未来外汇大幅变动的风险。②利用远期外汇交易锁住汇率。针对该企业定期的欧元支出和美元收入，其可与国内商业银行进行远期外汇交易。其具体步骤有：在约定的期限内，按事前约定的远期汇率〔(本币拆借利率-外币拆借利率)×期限+即期汇率=远期汇率〕，互相交割事前商定额度的外汇。这种方案简单易行，便于实施操作，能够有效地锁住远期的外汇汇率数值，非常适合该企业采用，其仅有的成本代价为该企业必须支付对应的贴水点差。

四、国内企业在选择金融衍生工具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强化外汇风险管理

在最近几年央行的统计数据中，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企业真正已经使用或者正在计划使用金融外汇衍生产品和服务，大多数企业基本不计划，甚至是忽略了金融外汇衍生产品和服务。所以，要想强化国内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国内企业首先应当更加深入地学习和掌握相关的金融知识，逐步培养高端的金融人才;其次，企业应当与国内外汇主管部门和各大商业银行定期沟通金融市场的重要信息，逐渐了解和熟悉汇率日常走势，提高企业对于汇率的敏感度;与此同时，其不仅需要重视现期国际市场的主要汇率走势，还必须把握远期市场的规律;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企业还应当亲自建立完善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争取实现具备及时识别相应风险的能力，能够量化风险程度和确立风险管理的具体目标，在上述基础上实现具体风险管理工具的合理选择。

(二)谨慎选择避险工具

各种避险工具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企业必须依据自身主营业务的具体特点和需求谨慎选择。一方面，企业应当严格遵循和把握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企业在规避和控制外汇风险的同时须支付相应的管理费用，而增加的成本支出又间接地增加了外汇风险损失。企业必须准确地核算各项管理成本、风险损失和风险报酬三者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实施多样化策略，熟悉自身的具体情况和避险具体需要，合理地选择有效的避险产品规避外汇风險。

参考文献

[1]王建英，支晓强，袁淳.国际财务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涂永红.外汇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张元萍.金融衍生工具教材[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4]施兵超.金融衍生产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岑)

作者：孔婷

互联网金融外汇管理论文 篇2：

跨境电商和互联网金融对外汇管理政策转变的影响

摘 要：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着我国外贸格局，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带来便利和效益的同时也给各方面管理带来挑战。文章在分析跨境电子商务和互联金融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指出了跨境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对当前外汇管理工作带来的挑战，进而提出外汇管理政策改革方向性建议。

关键词：跨境 电商 互联网金融 外汇管理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概念越来越多地被关注，它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具有透明度更强、参与度更高、协作性更好、中间成本更低，操作上更便捷等一系列特征。2014年初，随着“余额宝”的规模超过4000亿元，互联网金融成为全民热议的焦点，其对传统金融的冲击也进一步增强;2013年12月19日，由国家发改委、海关总署共同开展的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工作在郑州等5个城市启动。伴随着全球跨境电子商务的逐渐兴起和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外汇业务方面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创新必定会不断出现。如何能够在互联网金融大潮中先行一步，预判可能的问题和风险，对外汇业务管理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分析

1.网络或将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国际业务的新平台。伴随着阿里巴巴即将启动的在美国上市，中国电子商务必将逐渐走向国际。阿里平台的B2B，淘宝平台的C2C和天猫、京东的B2C，已使“中国村”深入到全民生活中。据商务部数据，2013年国内网购规模达到1.85万亿元，而跨境电子商务2012年达到2.3万亿元，同比增长31.5%，呈快速增长趋势，但相较于中国整体进出口贸易市场规模，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仅占进出口贸易的9.5%，其提升和扩展的空间还很充足。伴随着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国内商务平台的国际化，网络平台有助于中国产品品牌化、集团化，一个声音说话，一个平台展示，一个信用中介，通过一站式服务提高中国品牌和中国产品的声望和信用度，增强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和发展力。

国内出口产品市场普遍存在技术含量低、利润低、议价权小的问题，以山西省金属镁冶炼行业为例，山西省金属镁的企业数量、生产能力、产量、市场占有率及出口创汇五项均居全国第一，市场占有率占到全国的66%，产量占到世界的30%。但由于加工技术的落后，专业人才严重匮乏，没有镁合金公共研发平台，很多企业模仿国外技术，制约了企业生产规模以及镁合金的大规模应用;另一方面由于多家金属镁企业单打独斗，相互压价，加之近年来欧美经济疲软，金属镁企业一直微利经营。如能以山西某市金属镁产品为特色品牌，制定地方行业基准，以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为媒介，抱团出击，灵活合作，则一是可实现共赢;二是建立地方品牌，增强话语权;三是大大降低企业出口营销成本，使企业有足够的精力提升产品质量;四是大大降低贸易风险，实现中国地方出口产业的二次发展。

2.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功能、服务必将多样化。从目前的发展看，跨境电子商务将实现“七个平台”功能：一是产品展示、宣传平台。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展示产品的特性和功能，宣传企业;二是交易支付平台。通过第三方中介支付、担保支付等方式，确保跨境交易的安全、有序，减轻中外双方企业(个人)的信用成本;三是外汇金融衍生品销售平台。通过与商业银行合作、建立民营银行的方式，跨地区提供金融衍生品服务，有效降低企业购买成本;四是提供第三方质量担保平台。对进出口产品实行质量担保，免去企业、个人的后顾之忧;五是建立外汇理财平台。使外汇理财更接近普通群众，实现藏汇于民;六是建立信用体系平台。通过对交易的信用评价，建立对外交易(包括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信用体系，同时与征信系统实现对接或纳入到征信系统中;七是无限扩展的一站式平台。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结合市场需求和长期发展需求，根据需要提供更多的服务，建立一站式平台，极大便利进出口业务发展，促进外汇业务的深度发展。通过多个平台的建设，一是便利企业跨境销售，实现一站式服务;二是免去企业的对外贸易中的很多顾虑和风险;三是可以促进对外电子商务的长远发展。

3.将建立以B2B和B2C为主力，C2C为补充的综合跨境电子商务模式。由于跨境交易、支付及运输、报关等的特殊性，B2B模式和B2C模式势必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主力。其相对较大的业务量也避免了生产厂家的零售化和碎片化，通过国内商务平台或国际化平台进行交易，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中介、保证金、延迟付款等方式确保交易的安全。

4.淘宝模式的C2C跨境电子商务可能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又一增长点。B2C模式跨境电子商务呈不断增长模式，而作为淘宝的“发家之本”，C2C模式的跨境电子商务，也可能最终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又一增长点，也将使“地球村”的概念真正落到最实处。C2C跨境交易模式同样采用第三方商务平台。C2C模式固然存在交易金额小、没有货物报关、资金流难以监管、货物不易核实、收支和结售汇统计不便等问题。但这一市场需求终究是一个经营增长点，仅仅是因为难管理便不去做属于传统的管理思维，应该是“堵不如疏”，加以引导和合理监管，使其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使其成为对外经济的又一增长点。

5.互联网金融衍生品可能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冲击。从“余额宝”成为全社会焦点的事例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的许多创新特性势必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极大冲击。众所周知，银行外汇业务利润较高，地方外汇业务银行可以“躺着挣钱”。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如互联网公司与部分外汇指定银行合作，通过网络以较低的服务费用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外汇业务服务，势必会吸引大批中小进出口企业客户，也必然会带来一些监管难题和操作风险。

二、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对外汇管理带来的挑战

1.网络金融对旧有的“属地管理”和地方数据统计是一大挑战。比如说某市某企业办理进出口收汇，原本在本地市银行办理，国际收支申报，业务办理行都在本地，如今通过互联网平台，以较低的成本在浙江杭州某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国际收支申报如由主体申报，则应申报在该市，而业务发生行在浙江杭州，难以进行国际收支核查，而对本地的数据统计，也带来一定误差。

2.互联网金融对业务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以互联网为平台，可以更容易地寻找交易方，但交易方为外方，其资质、真实情况、该国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风险等，应值得关注;二是业务中出现违约、紧急变化的应急处理，因为外方的法律法规、执行标准等不一，对执行、仲裁造成一定的困难;三是互联网交易中外方企业、个人是否纳入到信用体系，还是作为信用参考，其真实性审核如何实现等问题，应值得关注。

3.对外汇反洗钱、违规查处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便利性极强的互联网渠道可能带来的洗钱、虚假交易等形式更为多样，对其真实性的审核、监测和检查，也应当未雨绸缪。

三、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外汇政策的改革方向

1.加强外汇管理“大数据”建设。一是以主体为单位，将所有外汇数据集中统一汇总查询或者“分散存储，统一调用”，使外汇业务监管更加全面化;二是对外汇数据进行广泛采集，集中计算预测，发现规律，作为外汇主体监管的一个重要参考。

2.坚持“主体监管”原则。对“属地管理”采取灵活与统一的方式，对国际收支等系统进行升级，不论企业在那里办业务，在统计数据中以属地为统计单位，同时显示办理地区，一方面便于统计和核查，另一方面也便于核对不同统计口径的误差。

3.与商务部、公安部、海关加强合作，多位一体，对国际贸易平台的安全性、真实性提出标准，同时加强非现场监测。一方面确保新事物对国际贸易的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加强风险控制，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4.对B2C、C2C跨境电子商务适当放宽限制。放宽B2C、C2C跨境收付汇、结售汇限制，并加强监管，引导其通过合法的方式发展、壮大。

5.对互联网外汇服务金融衍生品应适当引导，加强风险监测。及时关注，判断其可能对国内市场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风险。

改革进入深水区，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推动金融改革，降低企业进出口成本，便利企业、个人用汇，但对其风险应作充足的评估，对其过于“灵活性”的特征要加以规范和引导，推动民族产业的二次腾飞。

参考文献：

[1] 于波.论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推动力.统计与管理，2014(4)

[2] 来有为，王开前，李广乾.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形态和发展状况.中国经济时报，2014.6.17

[3] 乐毅.对第三方支付跨境业务的监管.中国金融，2011(4)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山西太原 030002)

(责编：芝荣)

作者：耿忠

互联网金融外汇管理论文 篇3：

从“贪官外逃”看机制缺失

摘 要：“贪官外逃”给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严重危害国有资产和国家金融安全，有损党和国家形象;也暴露出我们的人事管理制度、护照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贪官外逃”;贪污腐败;机制缺失

文献标识码：A

2007年4月涉嫌特大经济犯罪，被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追捕的云南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被引渡回国，新一轮关于“外逃贪官”的讨论又风起云涌，“外逃贪官”这四个字又频频出现在各大网站、各种杂志的核心热点部位。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如何堵住外逃贪官的外逃之路、如何建立有效机制预防贪官外逃、如何加大国际合作让贪官无处可逃等等，涉及到“贪官外逃”的方方面面。本文通过分析贪官外逃的原因来分析机制方面的缺失。

一、“贪官外逃”的易发部门

“三十六计，走为上”，但逃往海外，没有一大笔钱财做后盾无疑寸步难行。贪官要想外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能够比较顺利地通过国(边)境，二是逃到国外后能够生存得下去，也就是说必须有足够的钱。这对于一般的公务人员或级别较低的官员是难以做到的，而对于那些级别较高、有机会经常穿梭于国际间且手握重要权力的官员则容易得多。这就是为什么贪官外逃多发区集中在跟金钱和国有资产打交道的金融系统、国有企业和一些掌握实权的部门，实非偶然。通过有关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易发生“贪官外逃”的部门：

一是银行系统。国内一些金融部门堪称贪官外逃事件的头号重灾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而在这之前,银行系统人员携款外逃事件已非常严重。1998年,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谢炳峰、麦容辉两人,为偿还欠款和赌债,贪污银行储备金5250万元后携款潜逃到泰国;广东省东莞市建设银行职员陈强、林进财逃往泰国,转账赃款数百万元;中国银行海南分行原行长王黎明涉嫌严重经济犯罪,带着妻子潜逃海外。

二是国有大中型企业。2001年被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120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70%为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财会人员。全国各地近年来也都不时传出某某国企老总亡命天涯不知所踪的案件。仅以云南省为例,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贪污1600多万元后逃匿海外;前几年,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贪污案发后,企图逃往越南时,被我边防检查站截获。国有控股的西安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汽车部经理周长青,曾16次赴澳门豪赌,赌光了4800多万元公款后,持假名为“李志明”的护照,在广州白云机场出境,经由香港转法国,再由法国逃至南美的厄瓜多尔。由于语言不通,生活无着,他被抓获时已经几乎身无分文。2002年1月10日,这个曾经有突出贡献的企业经营者在西安被依法执行枪决,赌掉了自己的人生。

三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原处长王建业权倾一方。王建业和其情妇史燕青两人同谋受贿、贪污1300余万元人民币。又花钱购买了洪都拉斯护照,先后往洪都拉斯、香港、美国、瑞士、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逃窜。最后的结局是王建业被判处死刑,史燕青被判处死缓。新疆自治区交通厅财务处副处长颜旭东伙同他人挪用道路基本建设资金5000多万元,潜逃国外至今杳无音信。值得关注的是，个别党政机关部门的腐败官员，乃至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这两年也开始或明或暗地汇入了海外潜逃的逆流。远华大案案发之初，中央专案组进驻厦门，索取、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就持因私护照，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后于2000年1月21日归案。2002年6月14日，《南方周末》在头版详细报道了河南两位厅局级高官在短短一年间相继出逃的经过。这两位厅级官员，一个是携情妇跑到新西兰的程三昌，出逃前官衔是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曾任漯河市市委书记);另一个是前不久出走美国的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东窗事发后，办案人员发现他私藏5本外国护照，伺机外逃。

二、导致贪官外逃的原因

1.国家打击贪污腐败力度加大。随着国内打击腐败力度的加大，收入申报制度、存款实名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法律和制度的相继确立，这些已经捞够了的贪官感到没有了安全感，总担心把钱存放在国内会东窗事发。为了逃避法律制裁，长期安全占有和享用非法所得，这些贪官往往会处心积虑地策划人财两逃。从犯罪动机看，贪官携款外逃，往往基于他们所谓最重要的“安全需要”。

2.出逃一人，图谋保一批。其实，逃官不绝，出逃之路没有堵死，往往不只是逃官一人之事，还可能牵涉到一批官员的问题。这个话也许不那么好听、不那么准确。因为有不少逃官，只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同其他人毫无关系。但也无法否认，的确有那么一些逃官，背后还牵涉到不少人，出逃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问题，还包含了保其他人的含义——案件的主角不见了，案件查不下去了，背后的贪官也就挖不出来了，或者说一时难以挖出。另外，少数的、个别的逃官，甚至还可能有人想其逃，催其逃，逼其逃，“逃一个是为了保一批”。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当年贵州的逃官，原贵州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据媒体报道，称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最终翻船系卢万里归案后所供，而与刘方仁同时期受到审查的还有原贵州省的一位副省长。在卢万里追捕归案后，该省交通系统一批国企老总因经济问题被逮捕，涉案者多达数十人。不能肯定卢万里出逃主观上是否有保他人的念头，但他的出逃客观上暂时保了一批人是没有疑义的。

3.抓捕、引渡外逃贪官困难重重。世界各国法律之间存在的差异给引渡或追诉造成了困难。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对贪污贿赂的定罪量刑规定各不相同。有的国家将贪污贿赂规定为犯罪，而有的国家并没有直接规定为犯罪;或者即使有贪污贿赂罪的规定，但与我国的规定不完全相同，如在量刑上有的国家规定不适用死刑，而我国规定可以适用死刑。受制于当前引渡制度中“双重犯罪”、“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制约，使一些已经逃到国外的贪官无法引渡回国而逍遥法外。同时，各国金融制度如金融保密制度上存在的差异，为企图外逃的贪官在案发之前或案发后转移财产提供了条件，使他们在出逃后有足够的生活来源。目前正在运作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大大压缩了贪官外逃的生存空间，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官外逃的势头。更何况，大费周折地去追逃、去引渡、去与外国政府谈判，其高昂的反腐成本也让人摇头不已。

三、贪官外逃，暴露出的体制漏洞

贪官能够轻而易举贪污上千万甚至上亿元钱,已经让人瞠目结舌了,加上这些巨贪在案发前可以从容携巨款、带着老婆子女甚至情妇出逃,更让人不可思议。贪官外逃大多经过较长时间的预谋和准备过程。从开始贪污受贿积累非法之财，到选择目的地准备外逃，再到在国外秘密选择安身立命之所，最后到出逃计划的具体实施，这一系列行为的完成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要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许多贪官,在他们出逃前或落网前就有许多外号,比如“财色厅长”、“恶霸局长”等。这是一种不是举报的举报。上级领导部门、监督部门、考察部门应该有所警觉。

1.人事管理制度的缺失。在一些地方，有的政府官员可以随意出国出境，自己不报告，主管部门也不知道。诸如延边的大批官员出国豪赌，当地纪检部门就一点也不知情。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副县级)蔡豪文，从2004年1月至11月，以带车休闲游的方式，曾先后24次到国外赌博，主管部门对此竟然一无所知。温州的杨秀珠在2002年春节，也就是杨秀珠出逃前的三个月，她就已携全家到新加坡，据称是春节度假。后来据有关媒体报道说她是先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转道到其他国家。完全可以说，春节到新加坡正是出逃的一大征兆，是为出逃探路也是为出逃铺路。不知道她到新加坡过年有没向有关部门报告过?全家人包括几岁的小孩在内都办了私人护照，并且都进行了签证，这难道说一点没有踪迹吗?如果说没有，似乎有点说不大通，也绝对是不可能的。

2.护照管理制度的缺失。出逃的贪官手上大都持有因公护照或因私护照，且与潜逃国外的走私、贩毒团伙不同，绝大多数属于真护照，甚至有长期签证的。护照管理的漏洞在贪官外逃上承担着难以推辞的责任。诸如，有很多官员，编织种种理由，公然违反国家规定，硬要把因公护照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不愿按有关规定交给有关部门统一管理。如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东窗事发后，办案人员发现他私藏5本外国护照，伺机外逃。

3.资金管理制度的缺失。包括金融外汇管理上的漏洞、对外投资贸易管理上的漏洞等等。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在美国的国有公司不少亏损，但其中有些公司的负责人及其亲属却在几年内成为富翁，当了“投资移民”。近年来，许多中资外贸企业宣布破产前，部分资产和利润早已被转移到国外，落到私人名下。这个漏洞之大，恐怕一般人难以想象。武汉长动集团原董事长于志安神不知鬼不觉地卷走巨额美元，在菲律宾开了私人电厂。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达1亿元之多，然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而公司财务上竟没有这笔账。国内企业一度掀起对外投资的热潮，有相当一部分国企的法人代表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再通过适当渠道，将其变为私人财产。有的国企经营者或管理者在和外资企业及境外企业交易时，与外方相互串通，低估国有资产价值，隐瞒、截留境外投资收益。

4.权力高度集中,监督机制缺失。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新旧体制相互交错、碰撞,体制、机制和制度中的某些层面呈现出失缺、倒错状态。特别是当前不少人身兼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厂长、局长等要职,在目前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常常是“两块牌子一个门,三顶帽子一个人”。绝对的权力往往导致绝对的腐败,少数政府官员、国企管理者以及经济、金融系统的工作人员钻了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种种空子,通过贪污受贿等大肆攫取非法财富。“国家的钱实在太多,没有谁数得清楚,也没有谁看守得天衣无缝,我只是取大海之一粟矣。”一位腐败分子竟这样振振有辞地为自己开脱。而为了逃避法律制裁,长期安全占有和享用非法所得,这些贪官往往会处心积虑地策划人财两逃。

在当前国情下，要封堵贪官外逃之门，关键在预防。要斩断赃款外流的“黑色通道”，关键还是要在国内加大防控力度，一是要强力推行财产申报制度和领导干部亲属、出国子女就业申报制度，让官员的财产经常“晒太阳”;二是要强化金融监督，切断贪官向境外转移赃款的黑色通道，让外逃者有“后顾之忧”;三是严把国门，强化对县处级以上官员的出入境管理;四是强化对可疑外汇资金跨国交易、企业可疑资金流动的监督，禁止中国企业与外逃贪官及其亲属子女做生意，或进行任何形式的财务往来;五是把贪官的个人资料公开，放到互联网上，让他们即使逃到国外也无法遁形;六是修改法律，与国际惯例和发达国家法律尽可能地对接，毫不留情地剥夺贪官及其家人的既得利益，让“倾家荡产”成为外逃贪官的另一种“死刑”。

责任编辑：钱国华

作者：汪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