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问题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县域经济是建设经济强省的“基石”。河南省通过完善扶持政策，优化发展环境，加强分类指导，县域经济发展迅猛，县市综合经济实力全面增强。县作为我国目前的一种地方行政区划，是国家设置的一级地方行政建制，是一种由城镇、集镇和乡村组成的行政区域单位，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基本社会和经济单元。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不能不体现这种基本社会和经济单元的独立性特征。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县域经济问题研究管理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县域经济问题研究管理论文 篇1：

县域政治发展初论

摘要：随着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县域政治发展对社会全面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因此，加强县域政治发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阐述了县域政治发展研究缘起的理由，同时对县域政治的含义和特征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县域政治发展内涵进行探讨。

关键词：县域经济;县域政治;县域政治发展

自秦朝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以来，中国的其它行政建制几经变化，唯独县却保持长期稳定，这与县制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独特作用密切相关。如1995年，当时的人事部副部长张志坚所言：“县是我国直接面对广大农村和基层，功能完整、结构齐全的一级行政建制，发挥着联系上层机关与基层组织，农民群众枢纽作用。它是维持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基础。因此，县域政治发展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县域政治发展研究的缘起

(一)县域政治发展的必要性

1.县域政治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这既是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要求。因此，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物质文明搞不好，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就失去了基础。二是强调全面发展。经济发展不能等同于社会的全面发展，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推动政治、文化等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它要求我们在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快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三个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三是注重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要通过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所以，我们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要促进县域政治发展，推进县乡机构改革，扩大基层民主建设，提高县域政府管理能力，以实现县域的全面协调发展。

2.县域政治发展是县域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一个完整的县域发展系统应包括县域经济发展、县域政治发展和县域文化发展三个部分。并且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三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缺一不可，都是县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长期以来，许多人将县域发展就等同于县域经济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县域经济虽然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如县域经济综合能力较弱，经济成分配置不合理，规模小，发展慢，县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过大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自然条件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体制方面的因素。当前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因素有：政府职能转变未到位，服务发展经济的能力不强，县乡政府机构雍肿，人员膨胀，造成县乡财政困难，对发展经济的投入不足等等。这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制约县域的全面发展，而体制的完善与政治发展又是息息相关的。由此可见，县域政治发展不仅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而且是县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县域政治发展的可能性

1.县域经济发展为县域政治发展提供了保障。亨廷顿在研究了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政治民主发展的关系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指数上升时，发展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发展之所以成为政治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因为物质条件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一是政治民主的运行要消耗大量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的，缺少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资源投入，政治发展就难以实现。二是公民素质的提高是政治民主得以健康运作的前提条件，只有经济高速发展，公民的受教育水平才能提高，政治素质和参政能力才能增强，政治发展也才有保障。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人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推行城镇化建设，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十六大后，全国的县域经济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县域经济的总量不断上升，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质量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全国县域经济GDP为6.45万亿，占全国GDP的55.15%，县域经济的崛起为县域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

2.农村政治发展为县域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县级建制是直接面对广大农村、功能比较完备的一级政权组织。县域的主要地区是农村，县域主要公民是农民，县域的主要经济是农业。因此，农村政治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县域政治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农村在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政治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走上党政分开，政经分开，“乡政村治”的道路，权力过分集中及功能混同的政治结构开始分化。农村基层民主化程度明显提高：村民自治制度正在推行，基层普选范围不断扩大，乡镇人大制度日益制度化，农民在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更大的个人自由度和政治独立性，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在逐步增长。农村政治的稳步发展，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一条合适的民主道路，使农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实践锻炼，农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民主知识日益丰富，民主习惯逐步形成，民主能力普遍增强，从而为进一步推进县域政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为县域政治发展创造了机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政府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尽快使广大农村面貌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要全面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包括深化县乡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这些改革，既涉及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也直接触及农村上层建筑变革。同时，这些改革既是县域政治发展的动力，又是县域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为县域政治发展创造了机会。

二、县域政治的含义和特征

县域政治是社会政治功能比较完备和相对独立的综合性政治单元，它是城市政治与农村政治的结合部，是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交汇处，是国家政治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凝结点，它处于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中观层次。对县域政治的含义和特征进行正确的界定，是研究县域政治发展的必要前提。

(一)县域政治发展的含义 　所谓县域政治是指在县级行政区划的地理空间内，以县级政治为主导、乡级政治为纽带、村级政治为基础的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比较完备的区域政治。

县域政治属于区域政治的范畴，是一个县的范围内全部政治活动的总和，其主要含义包括：其一，从县域政治的组成要素看，县域政治是各个机构的综合体，包含有党委、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等。其二，从县域政治活动范围看，县域政治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包括政治活动的全过程，牵涉决策，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政治。其三，从县域政治系统的复杂程度看，县域政治不是部分政治活动的简单汇总，而是组成要素有机结合的整体。其四，从县域政治的属性来看，县域政治应该属于中观政治。从宏观政治看，全国或全省的政治条件和政治调控手段比较完备，而县域政治包含的范围较小，只是更小范围的区域政治。从微观政治看，县域政治不是一个具体的政治结构或是政治行为，而是县域内微观政治活动的总和。其五，从县域政治与外界的关系来看，县域政治虽然是独立的功能比较完备的政治系统，但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一方面它要执行上级的各项决策;另一方面，又与各级部门，各周边地区的政治活动交织在一起。其六，从县域政治和区域政治的关系看，县域政治和区域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是指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政治区域;区别在于区域政治的界限一般比较模糊，“它是指地球表面上任何按照政治标准划分的地区，这既是一个国家或国家行政之下的行政区，也包括数国联结而成的区域”。而县域政治是一个行政区域单元，界限比较清楚。

(二)县域政治的基本特征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中，中国的县域政治形成了农村性、区域性、综合性和多样性五个基本特征。

农村性：县域政治虽说是城市政治和农村政治的交汇点，但由于县域的大部分地区是农村，辖区内的主要居民是农民，所以农村政治才是县域政治的主体。就全国整体而言，我国目前有2200多个县以及县级市，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离开了农村和农民，县将不能称其县，因此，农村性是县域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

区域性：县域政治的区域性是指县域政治在空间上有一定的范围，在地理上具有一定的位置和相互间可分割的行政界限。它包括政治网络的区域性，县域政治是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小网络;政治运行的区域性，即各项决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反馈等政治活动有很多是在县区域范围内进行的;政治优势的区域性，即由于历史、地理、人文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县域政治一般都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优势，包括制度优势和政策优势等等。

层次性：县域政治包括三个层次，基础层的村级政治，即县域政治的基本单元或基础环节;中间层的乡级政治，即联系县级政治和村级政治的中间环节;中心层的县级政治，即县域政治的中心环节，它在整个县域政治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因此，县域政治实质上是以县级政治为中心层、乡级政治为中间层、村级政治为基础层的多层次的区域性政治网络。

综合性：县域政治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体系，纵向承上启下，横向联结城乡，麻雀虽小，而五脏俱全。它集各政治机构于一体，集政治与非政治活动于一体，集执行与决策功能于一体，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多样性：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事物的多样性，全国有2000多个县以及县级市，由于各个县域的区位要素以县域发展所依存的自然、历史、社会以及人文环境的不同，必然影响到县域政治的发展速度、模式和程度，使县域政治呈现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三、县域政治发展的内涵

(一)县域政治发展的含义

要弄清什么是县域政治发展，除了要了解县域政治，还必须知道什么是政治发展。关于什么是政治发展，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派伊认为政治发展包括三种要素：一是人口发生变化，从臣属地位转变到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二是政治系统之能力增强，政令能贯彻深入地方基层，控制人民之间的争端，应付满足人民的需求;三是政体组织结构分化，功能愈趋专化，以及各制度和组织之间的融合。阿尔蒙德则认为政治发展就是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系的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的变化。亨廷顿提出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结构和秩序的制度化，而制度化是指政治结构和秩序取得价值和稳定的过程。

国内的学者也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对政治发展进行了定义。北大的王浦劬教授，从政治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政治发展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李元书研究员从政治人的角度出发，将政治发展定义为“通过付出和扬弃代价，以寻求不断发展人的政治潜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方式的过程，以及这些体制和生活方式的生长过程。”谢庆奎教授从政治体系的角度出发，认为政治发展是在独立民族国家形成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体系合法化，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过程。王惠岩教授从政治民主的角度出发，将政治发展定义为政治制度化的提高，民主制度的广泛实行，社会大众参与管理程度的提高和国家凝聚力的增强等等。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政治发展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们对政治发展的不同理解，说明政治发展本身是一个抽象而复杂的客观存在，是一个标明政治体系综合能力提高的复杂概念，是难以加以准确定义的。我们倾向于从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发展。首先是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次是政治发展必然会带来这种关系的变革和调整，政治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政治关系的规范化、合理化、和谐化。所以，我们将县域政治发展定义为：县级行政区划的地理空间内，县级政治、乡级政治和村级政治三者之间以及三者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不断规范化、合理化、和谐化的过程。

(二)县域政治发展的内容

研究县域政治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县域政治发展与其它方面发展的关联度和实际意义都十分明显与深远，它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保障与政治发动机，同时，县域政治发展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改进，它也应该具有相应的发展内容。

1.县域政府能力的提高。在政治发展研究中，政府能力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最稀缺的资源，政治能力的强弱是衡量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政府能力的提高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县域政治发展中，县域政府能力的提高不仅表现在运用行政权力来推动县域的发展，而且还表现在县域政府职能和角色的转变。县域发展中的县域政府应在政府全力支持经济增长过程中，不遗余力地提供刺激增长的公共政策。从职能转换的角度而言，县域政府在县域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减少甚至是避免对行政干预和行政权力的依赖，通过发展和运用其他治理规则和方式实现对县域发展的宏观调控。同时，要实现县域政府的角色创新，县域政府应当成为县域发展的调控主体和县域制度创新的主角，要实现从被动接受和执行国家县域发展战略、县域政策和县域发展目

标，转变为倡导县域自主发展的制度供给者和创新的主体。通过各方面的变革和创新，县域政府理应成为县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推动者。

2.县域机构设置的合理化。县域政治是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元，是功能完整、结构齐全的一级建制。县域政治发展必然会带来县域内各种政治机构的变革，使县域机构设置完善化和合理化，逐步形成职责明确、权限清晰的政治机构体系。县域机构设置合理化主要体现在：从横向上看，一是党政关系的规范化，县政府，人大等机构自主性的增强;二是各机构内部各分机构之间关系的协调化。从纵向上看，一是中央政府以及上级政府与县级政府关系的制度化、科学化，县政府自主能力提高;二是县政府与下级组织管理权限的合理划分，下级基层组织权力和范围的扩大。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扩张，要求县域政治体系必须实行严格的分工，形成层次清晰、职责明确、彼此协调、运转自如的合理机构。

3.基层民主的发展。政治发展理论认为，民主是政治发展最本质的内容和要求，如果没有民主的发展，就不能称之为政治发展。民主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政治发展长期坚定不移的目标，县域政治发展同样以此为已任。社会主义民主在县域的主要形式是基层民主，因此，基层民主的发展是县域政治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整体文化素质不高、自主意识不强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对农民的民主教育，不能进行抽象的民主理论灌输，而是要发展基层民主。基层民主是广大农民学习民主知识、熟悉民主程序、切身体验民主生活的有效途径。基层民主的发展，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县域政治体系的权力基础和决策资源的提取范围，实现对决策者的监督，减少决策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民主实践中，增强民主意识、丰富民主知识、提高民主能力，顺利推进县域政治发展。 　4.村落文化的演进。政治发展不仅是政治制度、政治等政治范畴更新的过程，也是政治文化的进步过程。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支配人的行为。无论是政治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还是政治民主化的建设推进，都需要一种先进的文化作为精神动力，政治文化为政治发展提供一种稳定的心理基础和文化氛围。就县域政治发展而言，为县域政治发展提供这种心理基础和文化氛围的是村落文化。何为村落文化?村落文化是一种以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以社会网络为结构;能反映村落制度特征和传统底蕴的文化形态。村落文化是县域政治发展的重要背景和基础性资源，是县域政治体系得以延续变革、发展演进的坚实基础，县域政治发展中必然也包含着村落文化的演进。村落文化的演进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消除臣民文化培育公民文化;二是改造小农文明，培育契约文化;三是更新礼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

责任编辑　任洁明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江　毅

县域经济问题研究管理论文 篇2：

河南县域经济发展路径探析

[摘 要]县域经济是建设经济强省的“基石”。河南省通过完善扶持政策，优化发展环境，加强分类指导，县域经济发展迅猛，县市综合经济实力全面增强。县作为我国目前的一种地方行政区划，是国家设置的一级地方行政建制，是一种由城镇、集镇和乡村组成的行政区域单位，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基本社会和经济单元。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不能不体现这种基本社会和经济单元的独立性特征。

[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路径;综合实力;扶持

1 县域经济的概念及特点

1.1 县域经济的概念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①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是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城乡兼容;②县域经济有一个较完整的市场调控主体，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并有一定的能动性，且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与其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③县域经济以市场为导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获取竞争优势，具有开放性;④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及三大产业各部门。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的切入点，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县域经济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区域经济类型之一，覆盖面大。

1.2 县域经济的特点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与发展中，我国的县域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农村性。县域经济的农村性，即县域经济本质上属于农村经济范畴，是以县为单元划分的一种农村区域经济类型。因此，县域经济在总体上带有农村经济的一般特征，而与城市经济显然不同。县域经济的农村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一般以农业为基础。历史上，农业一直是县域经济的主体产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乡镇工业迅速崛起和发展，县域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农业仍然是县域主要的就业渠道和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他部门的经济活动大都或多或少地与农业生产有联系。据统计，在县域经济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约占75%，农业产值约占全社会总产值的35%。二是经营活动相对分散。由于县域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产业，而农业生产直接受制于土地，土地又具有固定性，人力无法移动，以及县域经济以乡、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经营活动客观上受区域性或社区性范围的制约。因此，决定了县域经济的相当部分经营活动不得不比较分散，点多面广、空间聚集性较弱。三是经济波动性相对较大。由于农业及与农业相关的产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生命有机体，其生产周期长，必须依赖于光照、雨露等自然条件，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客观上存在着丰歉年，因此往往造成县域经济的不稳定，起伏变化相对较大。四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我国农村曾长期处于封建半封建社会的统治之下，贫穷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农村的贫困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由于“左”的政策的影响，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商品经济发展迟缓，资金匮乏，技术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低下，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在总体上落后于城市。[1]

(2)地域性。县域经济的地域性，是指县域经济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范围，在地理上具有一定的位置和相互间可分的行政界限。县域经济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在这一特定区域进行，县域的经济管理权限也大致局限在这一范围内。县域经济的地域性包括两个重要含义：一是由于县级建制是我国经济管理层次中体系最完整、功能最齐全的基层组织与行政区划，国家设置的各种经济管理部门基本上向下延伸到县，同时国家还赋予县级一定的经济自主权，从而使县具有相应的决策与调控权限。此外，由于县域经济的活动涵盖三大产业和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以及我国农村长期以来自然、半自然经济的特征。因此，县域经济具有相对独立性。二是由于县域的划分通常考虑到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等因素，从而各个县域具有不同的历史、地理、自然和社会条件。因此，各个县域经济往往拥有相对的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具有发展自身优势产业的潜在前提和基础。当然，县域经济的地域性并不排斥和限制其开放性。一方面，县域经济还包括那些不建在本县域却属于该县域所办而在外地经营的经济实体及其活动，这在事实上已经突破了县域的行政区划与地域范围;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的天赋不同，决定着县域经济间、县域经济与非县域经济间社会分工和优势互补的可能与必要。因而县域经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无不与外界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经济发展受到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所以，县域经济既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地域经济，又是一种开放而不封闭的经济。[2]

(3)层次性。县域经济的层次性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县域作为我国位于省、地(市)之下的一级行政范围内的经济。它是我国国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层次，具有承上启下、联结城乡的作用，承担着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各项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路线和方针，领导、协调各个乡村的经济活动的职责，是连接农村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两大基本层次的中间环节。对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二是县域经济具有内在的层次性，即根据我国农村行政组织的设置，县域经济在内部可相应划分为县城经济(中心层)、乡镇经济(中介层)和村级经济(基础层)三个基本层次，形成了以村为基础、乡镇为纽带、县城为中心的多层次特征，包含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及联户、个体、私营等多种所有制形式，集体统一经营、农户(个人)承包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并且每一个层次在经济成分、经济形式、经济结构等各个方面各有差别，从而具有不同的发展重心和特点。

2 河南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城乡连接、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农业大省，81.9%的人口、90%以上的国土面积在县域。农业农村发展是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河南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而破解“三农”难题，推动中原崛起，重点在县，难点也在县。河南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差别，主要不在中心城市的差距，而是在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河南要想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基于对河南省情的深刻认识，河南省委、省政府从贯彻落实科学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原崛起的全局着眼，以强烈的机遇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作出了迅速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重大战略决策，把发展县域经济和中心城市带动作为统领河南发展全局的两大战略。[3]各届省委、省政府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明确定位为实现中原崛起的重要支撑，强调县域经济发展是实现中原崛起的基石。

由于战略定位准确，发展思路清晰，方法措施得力，河南县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成为全省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增长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省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创新体制，完善政策，采取措施，强力推进，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质量效益显著提高，产业层次大幅提升。主要表现在“六个突破”：即县域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70.6%;工业增加值突破5000亿元，占县域GDP的比重达51.1%;粮食连续突破1000亿元大关，创历史新高;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21万千米;居全国第1位;县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3亿元，支出超过8亿元。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河南由传统农业大省向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和新兴工业大省的历史性转变。

从整个区域发展模式的普遍规律来看，主要有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即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不断降低，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将增加，劳动力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即产业构成开始发生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步降低，工业资本开始上升，农业资本开始下降，生产技术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变化具有很大的作用，同时这些变动将会引起产业间、工种间、区域间劳动力的转移，导致人口的城市化趋势。此外，还有霍夫曼的工业化阶段理论和赤松的“雁阵模式”等，这些理论从较为普遍的意义上揭示了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般思路。县域经济的发展也是符合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在这个大前提下，由于各地初始要素作用的不同，经过一段时间的演进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所谓经济模式演进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些偶然事件可能导致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即技术演进)，而且一旦选择某一技术路线，即使这一路线可能不比放弃的另一种技术路线更为有效，它也会持续到最终。可以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看作是在自身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既定的制度形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受资源与市场的约束，只有主要依靠对外贸易向工业国输出消费性商品，与工业国交换输入工业设备，然后建立起自己的工厂进行替代性生产，并进一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此过程绘成图像，如同雁阵一般，故称为“雁阵模式”。基本结论就是：落后国家的发展过程是先发展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4]

3 河南县域经济发展路径

如果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看成是一种特定的经济制度形态，那么决定制度变迁的路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报酬递增，另一种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如果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制度是不重要的。而随着报酬递增和市场不完全性增强，制度变得非常重要，自我强化机制仍起作用，只是某些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非常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学习效应，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二是协调效应，通过适应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以及具有互利性的组织的产生与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实现协调效应。而且，一项正式规则的产生将导致其他正式规则和一系列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以补充这项正式规则。三是适应性预期，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的盛行，将减少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总之，这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相互联系网络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使县域经济特定发展模式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整个县域范围内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

3.1 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

农村城镇化是实现农区工业化的载体，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基础。农区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是紧密联系的。在推进农区工业化进程中，根据农区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布局，围绕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建设农区小城镇，与工业化园区相配套，形成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小城镇新格局。城镇化加速推进，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善了农村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环境，促进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

3.2 坚持工业强县战略，加快工业化进程

(1)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强县域工业发展力。非公有制经济是县域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点。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明，县域经济的活力在民营经济，潜力在民营经济，出路和希望也在民营经济。为此，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于2003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决定》，落实放宽市场准入的措施，破除一切妨碍民营工业发展的思想观念，改变一切束缚民营工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铲除一切影响民营工业发展的体制弊端，放开一切适应民营工业发展的领域。2004年出台的《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途径和工作重点。目前，民营企业已成为河南县域工业的主角。统计显示，非公经济在县域经济中已达到95%以上。

(2)重视招商引资，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河南省紧紧抓住当前产业转移由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延伸、东部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机遇，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县域工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树立“县外就是外”的观念，广泛吸纳外来投资，集聚发展能量。

(3)大力发展工业园区，实现工业的集约聚集发展。调整工业经济布局，大力发展块状经济，推动工业布局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无序状态向集约聚集化发展。为形成产业聚集效应，整合生产要素，优化产业布局，降低发展成本，提高竞争力，实现资源共享、环境同治，河南所有的县(市)都规划建设了产业聚集区，做到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大力引导企业向各类园区聚集，形成“县域发展园区化”、“园区发展专业化”格局，实现了工业集约聚集发展。

3.3 注重发展农村服务业

发展农村服务业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也有利于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农村服务业的发展。始终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数以万计的农村经纪人活跃于城市和乡村间，为农村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一方面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发展现代农业为中心，促进农村生产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健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安全认证、动物防疫和植物保护等农业技术支持体系，发展农资连锁经营，完善农副产品流通体系，推进农村经济信息服务。另一方面，以改善农村基础条件、满足农民需求为重点，发展农村生活服务业。通过推进农村水利、交通、通信、广播影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基层文化、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群众体育等社会事业。尤其是致力于提高农民素质，突出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搞好农民和农民工的培训。农区服务业的大发展，加快了农业科技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速度，提高了工业化的经济效益，丰富了农村居民的生活。[5]

3.4 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发展劳务经济，促进全民创业

发展县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富民强县。河南是人力资源大省，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发展劳务经济，变人口压力为发展动力，是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富民强县的重要途径。河南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加强劳务输出管理，打造劳务经济品牌，使劳务经济迅速成长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截至目前，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已达1887万人，实现劳务收入960多亿元，占全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40%以上，无论是输出规模还是收入都稳居全国第一。劳务经济成为河南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一把金钥匙，也是河南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亮点和鲜明特色。

河南省通过以城乡一体化规划为龙头，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切入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完善政策体系为支撑，初步建立起了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框架体系和工作推进体系，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河南实际、行之有效的路子，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河南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和统筹城乡一体化开了个好头。

参考文献：

[1]李慧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选择——大力发展县域经济[J].改革与开放，2012(8).

[2]李金珊，叶托.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及其代价[J].杭州(周刊)，2012(3).

[3]孔颖.引入绿色GDP对推动河南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J].中州大学学报，2012(2).

[4]许和木.福建县域经济跨跃发展思路浅析[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2(1).

[5]姜玲，荣秋艳.中国县域经济的研究评述[J].经济问题探索，2012(5).

作者：车湘辉

县域经济问题研究管理论文 篇3：

我国县域金融监管研究综述

摘 要：作为现代经济实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我国针对县域金融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有的已对县域金融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果，对县域金融存在的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然而，专门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研究县域金融的文献非常有限。本文整理了县域金融监管的相关文献，以弥补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县域金融;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研究综述

一、县域金融监管基础理论研究现状

我国对县域金融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起步较晚，对县域金融的概念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从各类文献中我们不难归纳出县域金融的具体特征、范围和功能等。

(一)县域金融内涵的界定、范围和功能

宏观意义上的县域金融由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以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组成;在主体上，县域金融存在于城市与农村金融之间，既不属于城市金融，也不能简单概括为农村金融;“金融”与“县域经济”相结合，是建立在以行政县域划分为基础之上的[1-3]。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也逐渐超越了原有的县级领域，能够在较大范围内进行资金融通，实现良好的资源配置，但我国的金融体系仍无法去掉其行政区划的特色。因此，本文认为，以行政区划角度来研究“县域金融”更为准确。

我国县域金融中除了原有的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邮政储蓄银行等四家正规金融组织之外，新生的村镇银行、额贷款公司实力有限，还没能在广大县域区域站稳脚跟[4]。然而，有许多学者持相反意见。近年来，伴随县域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的不断降低，在原有四类银行基础之上，以小额信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主的新兴农村金融主体已改变了县域金融体系的原有格局，并逐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5]。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金融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日益明显，新型合作金融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规范下，也逐渐扩大了县域金融监管的范围。

县域作为工、农经济的交汇点，发挥农村金融对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然而，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县域金融发展都远远落后于当地经济发展，同时县域金融的发展也没有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与我国县域金融监管不力是分不开的[6]。

(二)金融监管的内涵和目标

目前学界对县域金融监管的研究并没有农村金融中独立出来。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即为金融监管。从词义上讲，金融监管旨在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实施的检查、督促以及日常管理，并以此维持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政府通过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交易的行为主体进行的各种限制，是政府进行的市场规制行为;还有人扩大了金融监管的界限，主张金融监管除了金融监管机构对单个、传统的金融机构或业务进行监管之外，还要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业务进行监管，以有效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7-8]。

金融监管的目标一般意义上在于防范和化解金融市场风险，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具体意义上在于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促进和保证整个金融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县域金融监管的目标则定位于维护县域金融市场的稳定，保障县域金融市场安全，促进金融真正起到支持县域经济的作用，保证县域经济主体的金融发展权，特别是处于金融权益保护末端的农民金融权益保护。

(三)其他相关理论

不完全信息理论。信息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果金融市场上信息是完整的，则资金盈余者信任，资金投入后的预期效益，能够使双方达成共识，这就为投资者收回成本以及预期收益提供保障，这是理想状态下的运作模式。然而，实践表明，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的市场，由此产生了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9]。为了防止各种风险的发生，只有通过引入政府监管这一准公共产品，以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和安全。

不完全竞争理论。除了不完全信息之外，金融市场还普遍存在着不完全竞争或者垄断现象，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特点决定其不完全适用自由竞争规则。对待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政府按照法定标准设置了一定高度的门槛，金融监管机关对其进入条件进行审核，达不到相应标准的则不能成立金融机构。然而，金融市场还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各类金融主体在自由竞争过程中容易演变成为垄断，还会给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风险[10]。因此，只有引入金融监管机制，才能够防止这种风险的发生。

二、县域金融监管存在问题的研究

(一)县域监管主体体系不健全

作为县域金融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金融，由于一直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其监管主体不明确，这种主体上的缺位导致农村民间金融的监管主要依赖于被监管者的自律，游离于监管之外，作为自身的监管主体并没有发挥自律的监管作用[11]。县域农村金融的风险控制主体供应不足，在监管主体不足的情况下应加强自律建设，“三驾马车”监管职能未充分实施，多元化监管依然存在[12]。我国金融监管主体分离不利于形成监管合力，同时风险控制主体缺位，使监管难以全面有效[13]。

针对我国县域金融监管主体制度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统一监管是各国进行金融监管的趋势，在我国县域展开统一金融监管模式试点，设立县域金融监管委员会，对县域金融进行统一监管。县域金融监管委员会作为县域金融监管的主体，主要职能在于保障县域金融市场秩序稳定，维护广大农户、农村经济组织的金融发展权。

(二)县域监管制度针对性不强

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在制度层面不适应县级金融发展的需要，加之县域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特别是配套的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和相关担保抵押制度不健全，导致现有监管体制不利于县域金融的向前发展[14]。由于目前金融体制的安排相对于县域经济的低层次、低水平，大而全的大银行体系事实上不适应县域经济的发展，脱离了县域融资的现实需要，加之县域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沟通渠道不畅，妨碍了监管工作的有效进行，最终加剧了发达金融形式和落后金融实质之间的矛盾[15]。分业监管体制下监管机构间的协调合作目前仍然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制，金融监管体系不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加之风险防范机制的缺失，金融风险的识别、预测和反馈工作薄弱，监管责任和救濟制度相对缺失，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等一系列原因，导致我国县域金融监管困难重重[16]。总之，我国农尚未村形成成熟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三)县域金融监管生态环境较差

良好的法治环境是金融发展的必要前提，是金融监管的有效实施的必要保障[17]。然而，目前我国县域金融缺乏完备的金融市场监管环境，监管的执法环境较差、执法效率较低、质量相对不高，我国农村金融信用法制环境亟待改善，金融监管立法滞后。监管环境落后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立法思想滞后、法律体系不完善、司法制度设计不规范等[18]。目前，县域农村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仍停留于信用户、村、乡、信用社区建设层面上，“政府主导，人力助推，部门联动”的金融生态环境创建机制在农村地区缺失[19]。针对这些问题，如何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四)县域金融监管存在的其他方面的问题

除我国县域金融监管生态环境不好、金融监管制度設计不科学、金融监管主体机构混乱之外。县域金融监管存在很多真空地带，如对非法办理金融业务的监管、民间金融非法融资的监管、对金融信息交流的监管、对金融数据分析的监管等[20]。在监管设施配套方面，我国县域金融监管还存在监管人员配备不足、监管方式落后、监管制度价值定位模糊、金融监管力量薄弱、分布不均衡等问题。还有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准确定位中介机构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较为严重[21]。

三、县域金融监管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的研究现状

(一)完善县域金融监管主体法律制度

在民间金融监管主体上选择由政府主导，发挥民间组织的机构自律职能，金融机构进行自我治理、实行内部监管，并通过金融主体的内部治理和控制，自下而上地培育农村金融本土力量，认真执行“三驾马车”各自的监管职能，避免多元化监管主体。有的学者持相反意见，主张在监管主体选择上应考虑四个主体，即政府、行业、被监管机构及社会，通过四个主体的合力充分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22]。

(二)选择适合县域金融发展的监管模式

三位一体的金融监管模式是指银行、证券、保险三个行业各自的监管体系相互协调构成一个统一体，并且共同纳入社会监督体系，是解决金融监管的有效模式。“四位一体”监管模式也是众学者近年来争论的话题。“四位一体”包括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被监机构内控及社会监督这四个方面，这四个要素地位明确，主次分明，各自发挥不同的监管职能。个别地方对监管模式进行了创新，联动监管模式，包括非现场检查信息交换、现场检查相互配合、监管报表报告相互抄送反馈、以制度的形式明确定期召开一次交流会。

(三)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在健全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方面，学者们都倾向于建立健全农村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23]，实现依法监管。应通过制定法律制度和出台优惠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和金融服务，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加快农村金融发展的配套机制建设，另一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担保抵押制度。除此之外，还应配套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加快法律法规制定的步伐，通过法律体系的完善，逐步实现“政府主导，人力助推，部门联动”的金融生态环境创建机制。

(四)优化金融监管环境

优化监管环境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府用立法手段来保障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二是政府提供持续的正向激励措施扶持农村金融机构。另外，法理基础环境的完善也是优化金融监管环境的重要一环[24]。

(五)其他相应对策

完善监管服务、适度调整放宽准入政策、强化监管约束等也是广大学者讨论的对象。提高监管队伍素质，组织监管人员学业务、学法律，建设一支业务精、懂政策、会监管的监管队伍也是实现县域金融监管的有效途径[25]。以满足县域经济发展需要为前提，调动县域金融活动主体的内在动力，构建内生于县域经济、适合我国县域生产要素结构特点的县域金融体系[26]。适当实行金融分层安排，建立适合县域经济的中小银行，并且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27]。要建立规范化的银行制度，把总分行制改革为银行控股公司，矫正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定位，更新农村金融监管方式[28]。

四、总结

通过文献梳理可得出：已有文献对我国农村金融的基础理论、现状以及具体对策进行梳理且有一定针对性，但就法律问题分析的系统性来看仍有诸多空白，尤其体现在对县域金融监管的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分析中学者主要把县域金融的法律问题集中在制度、体制、改革等方面、且研究多为零散。

本文认为，县域金融监管除了要对我国县域金融机构的性质和职责进行分类，明确县域金融的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责，设置多元互补的县域金融监管主体制度之外，还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县域金融监管：一是创新县域金融监管模式。在我国广大县域区域建立中国特色的新统一监管模式，是有效解决我国县域金融监管问题的一种路径选择。即设立县域金融监管委员会，统一制定《金融业监督管理法》，并专章规定我国县域金融监管的目标、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及其关系。二是完善我国县域金融监管立法。通过提高农村金融监管法律位阶，将金融监管政策“法律化”，扩大县域金融监管对象等手段，为我国县域金融监管提供良好的金融生态法律环境。三是强化县域金融风险防范体系。通过建立健全县域金融征信体系、完善县域信贷保险制度、设立风险应急基金以及拓宽补充资本金渠道来降低县域金融风险。■

(责任编辑：陈薇)

参考文献：

[1]戴文宝,蔡学安.边远县域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与改进设想[J].金融博览,2009(7):47.

[2]张智富.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大有可为[J].金融与经济,2011(7):35-37.

[3]曹洪军,马雯.关于县域金融萎缩若干问题的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5(2):35-40.

[4]王芳.金融生态视角下的民间金融[J].经营管理者,2009(22):4-5.

[5]郝建华.提高县域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效能之我见[J].中国农村金融,2010(6):84-86.

[6]秦宛顺,钟行宁.我国县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J].综合竞争力,2010(4):64-70.

[7]刘金顺,浅析我国金融法律制度下的分业经营和分工监管[J].现代经济信息,2010(19):159.

[8]马德功,臧敦刚,黄忠强.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及其启示[J].国际经济合作,2010(7):89-92.

[9]杨爱文,林丹红.金融监管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浙江社会科学,2002(3):50-55.

[10]王元.農村金融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与国外经验借鉴[J].华北金融,2008(11):25-27.

[11]张燕,邹维.农村民间金融监管的国际比较[J].南方金融,2009(1):40-43.

[12]陈爱仙.县域外汇反洗钱工作实践与探索[J].市场周刊,2006(12):88-89.

[13]周扣琴,张庆亮.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博弈分析[J].海南金融,2007(1):53-55.

[14]李萍.县域农村金融服务走向分析[J].湖北农村金融研究,2010(5):52-54.

[15]孟飞.农村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监管问题与制度创新[J].财经科学,2009(8):18-24.

[16]张成翠,韩颖慧.论民间金融及其规范化发展[J].经济问题,2008(12):107-109.

[17]周小川.法治金融生态[J].中国经济周刊,2005(3):11.

[18]徐诺金.论我国金融生态环境问题[J].金融研究,2005(11):31-38.

[19]姚亮.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的构想[J].商业研究,2009(4):87-89.

[20]胡汉军.二元经济结构与县域金融抑制[J].湖北农村金融研究,2009(11):17-22.

[21]李长健,肖珊.合作金融权视角下的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完善[J].区域金融研究,2010(1):54-58.

[22]张朝锋.构建我国“四位一体”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J].商业经济,2010(15):89-90.

[23]丁橡雨,黄星华.论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J].中国集体经济,2010(15):111-112.

[24]宋彤.杠杆化与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反思[J].新金融,2010(5):17-22.

[25]赵晓玲.加强金融服务 全力支持“三农”[J].内蒙古统计,2007(2):25.

[26]钱水土,程建伟.县域经济发展与县域金融体系重构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5(5):218-222.

[27]王小平,石治平.为西部合作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J].甘肃金融,2005(5):56-57.

[28]潘建成,何广文.金融支持与构建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J].管理世界,2005(11):12-14.

作者：李长健 史东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