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与战争的关系

第1篇：数学与战争的关系

近代中外战争与条约关系（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14ZDB045)

[作者简介] 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近代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侵华战争，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中外条约关系的建立和变化，与此有着不解之缘。条约关系产生和形成于两次鸦片战争，充斥着不平等性质的内涵，体现了列强对华战争的本质。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强通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扩展并巩固和强化了不平等条约关系，具有种种新的特征，中国的主权则遭受空前的损害。在世界范围的国际战争背景下，伴随国际法的进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有利因素，不同程度地促使了条约关系从不平等到基本平等的转化，走向了新的格局，但仍含有不平等因子。战争与条约关系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所涉及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值得思考的启示。

[关键词] 中国近代;战争;条约关系

三、两次国际战争与不平等关系的基本废弃

如果说，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产生形成和巩固强化，是列强通过对华战争完成的，那么，这一关系从不平等到基本平等的转变，则是在新的战争中实现的。即：在世界范围的国际战争大环境下，伴随国际法的进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出现了实现转变的各种有利条件。两次世界大战，虽然性质存在差异，但不同程度地促使了不平等条约关系的转化，是这一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但这次战争引起国际局势的变化、国际法理论的进步、某些战败国条约地位的改变、促使中国的民族觉醒，等等，从而真正启动了改变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历史进程。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通过参战，激起了解除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勇气，并由此打开了缺口。其一，为了引诱中国参战，协约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中国的条件，承诺战后提高中国的地位。1917年3月，中国曾向协约国提出参战条件，主要包括展缓偿还庚子赔款、关税按实价值百抽五征收、解除《辛丑条约》有关天津不能驻军等规定。 日、英、法三国公使表示，协约国愿与中国商议实现这些要求。中国对德宣战之后，各国表示“竭力帮助使中国得享大国应有之地位” ，部分接受中国提出的三个条件。 这无疑为解除条约束缚开了一道门缝。其二，中国政府向德、奥宣战，宣布废除该两国与华所有条约，开启了改变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先例。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奥宣战，宣布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所有中德、中奥所订条约、合同、协约，以及国际条款和协议与中德、中奥有关系者，“一律废止”。 在宣战通告中废除与交战国所订条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尚属首次。一般而言，条约存废，“大都协定于议和谈判之中，明载于和约。”宣战之始，“由一方声明作废者，其例极罕”。近百年来的世界战争，惟有1898年美西战争一例，其后“未之前闻”。此次世界大战，“宣战之书，以十数计，无一即时声明废弃一切条约者。有之，则自吾国始。”北京政府或“仿行西班牙之先例”，表明废约立场，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有国际法学家认为，“此举之非外交上通行办法”，因为“条约之存废问题，大半视战局之胜负所在，战后之外交谈判如何，以定最后之解决。战中一面宣言，有时不能见诸实行者”。 但是，这一宣示，正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带来的机遇。美国学者费希尔认为：伴随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治外法权制度的信念及其道义基础，“开始衰落”。同盟国视德、奥为“文明的敌人”，提出剥夺其治外法权的主张，对此亦是一个鼓励。与此同时，列强将他们自己看作“最高级的生物”，其在华特权是“神圣”的观念，也遭到了部分“摧毁”。

这一机遇在战后更进一步展现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国际关系中的一次大事件，在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战争结束后更在中国促使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系时机的成熟。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国际法由传统走向现代，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有利于并激励中国修约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地破坏了国际法，暴露出传统国际法的种种不足，由此引起了新的思考。自第一次世界之后，国际法“日形发达”，有重大进步。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议和十四条件，包括外交公开、民族自决等等，并倡议建立国际联盟，以各国相互“保障”政治自由和领土主权为宗旨。国家无论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 这些主张涉及战后国际关系的准则，列强虽未真正奉行，但把尊重各国的平等权、独立权的命题，在世界范围内提了出来。这是国际法的重要转向，为将主权原则推行到东方国家提供了依据，鼓舞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随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亦反映了这一新的趋向，盟约规定：国联会员国“尊重并保持”各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防御外来之侵犯”;联盟会员国“重新考虑”不适用之条约，以及危及世界和平之国际局势;任何一会员国加入国联以前负有与盟约抵触之义务，则应采取措施“摆脱”此项义务，等等。 这些规定是国际法的重大发展，不仅肯定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等国际法原则，而且提出“重新考虑”和“摆脱”与此相抵触的条约义务。更有意义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将一个新的因素，即布尔什维克的法律概念，“渗透”到国际法的发展之中。 苏俄不仅倡导民族自决原则，而且在实践中贯彻了这一原则。1919年7月，苏俄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弃在华条约特权，其后又两次发表宣言。苏俄的主张和实践，给国际法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崭新的精神，也给中国的废约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国际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这一发展，实际上是从欧美的偏狭范围走上包括东方在内的广阔领域，这对中国改变不平等条约关系，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并给这一斗争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每周评论》载文评论威氏的十四条件，谓：照威尔逊的说话，“当然没有人种的偏见”。我们的对外要求，便是“人类平等主义”，要欧美人“抛弃”歧视有色人种的“偏见”。东洋各国出席会议的委员，在巴黎和会上应该“联合一气”，首先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岐视”，当作“第一重大”的要求。若通过此案，欧美各国对亚洲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各种不平等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 国民外交协会明确提出，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以及“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撤去领事裁判权”、“关税自由”、“收回租借地域”，等等。 在巴黎和会上，正是依据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件等原则 ，中国代表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希望条件”。 显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第一次向列强正式提出废约要求，开启政府外交的新局面，激起中国社会提出改变不平等条约关系的诉求，均与国际法这一进步不无关系。

战争的惨痛教训引起国际社会的理论思考，却未能产生相应的战争结局，由此激起了中国社会强烈反弹，真正启动了“大规模之废约运动”。 国际关系的理论或准则，与各国实践常常是脱节的，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往往以自己的利益为取舍。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正反映了列强言行不一的内在矛盾，也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理论成果，对中国未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一理论成果却与国内国外新的形势结合在一起，使这次战争直接间接发生着持续不断的影响，极大地冲击了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

巴黎和会召开的这一年，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外之间的条约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次和会的直接影响，便是肯定中国废除与德、奥签订的条约，取消两国在华条约特权等举措。中国由此第一次打开了外国在华特权的缺口，为随后的修废不平等条约交涉，“创造了一个先例”。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在战后正式取消了德、奥两国在华条约特权，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彼建立了新的条约关系。此外，北京政府颁布《大总统令》，宣布此后与无约国订约，“以平等为原则”。 内阁也作了相同的决定，不会再批准旧税率和领事裁判权。

除了这一重要成果之外，还引发了近代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的废约反帝运动。五四运动是新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爱国运动，在改变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斗争历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作为民众废约斗争的初潮，运动提出了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进一步冲击了不平等条约的理念，将反帝斗争由盲目的排外推向理性的废约。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更明确地揭示出来，其合理性被置疑和否定。北京学界提出，“1915年中日条约，为有约以来最不平等之条约”，并借美国总统威尔逊宣言，要求“扫除从前国际之不平等”，将青岛归还中国。 诸如要求“取销二十一条件，及国际一切不平等之条件” 等呼喊，遍及全国各地。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明确提了出来。《星期评论》载文提出：“废除并修改”一切与自由平等精神不相符合的条约，“撤废”外国列强在华一切特权，“要求”在国际上给予中国以平等待遇，以及 “废除”秘密外交，等等。 贵州国民大会宣布，“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密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 可见，尽管五四运动的主要目标不是全面废约，但却提出了这一要求和主张，揭橥了反帝斗争的发展路径，并显示民众运动的伟力。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列强以强烈震动。对于中国在巴黎和会提出的要求，列强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亦作了某些许诺。如美国总统威尔逊表示：将来国联协助中国，应将各国在华所有不平等权利，如领事裁判权等，“设法取消”。

与全面废约的诉求相联系，五四运动揭橥了中国革命的基本使命，开启了完整意义的近代反帝运动的序幕。中国代表和五四运动均拒绝接受和会对中国的安排，开始摆脱“虔畏恐怖”的惧外心理，不啻是向各国列强挑战的壮举。运动坚定地向世人宣布，中国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低头。 和会上列强为了自己的私利，任意宰割弱小国家，无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这一无情事实给国人以极大的教育。威尔逊的十四条曾给人们以极大希望，“结果在和会中帝国主义者反相互承认日本在华所得到的利益是合法，于是美国的幻术破了”。 这一事实，促使国人对列强本质的认识发生变化，由此转向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怀疑和不满。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方向愈益明确，在承继五四精神，认清帝国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的废约反帝纲领。中国民众日益走向觉醒，自信心不断增强，决心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结果之一，便是引发了中国的废约反帝运动，中外不平等的条约关系开始由此走向崩溃。

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对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是极大的冲击，中国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紧接着，中国迎来了20年代废约运动的汹涌浪潮，除了政府交涉之外，还有革命势力和民众的废约斗争，形式多种多样，蔚为壮观。随后的南京政府继续进行修约交涉，相继与美、德、挪、比、意、丹、葡、荷、瑞(典)、英、法等国签订新约，对于中国恢复关税自主和废弃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各国作了有条件的承诺。又经过与日本反复交涉，1930年5月签订《关税协定》，为中国实现关税自主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另外，南京政府基本收回了上海临时法院，部分租界和租借地也得以归还。不平等条约关系获得局部改善，南京政府继与各国列强进行废弃领事裁判权的修约谈判。正当交涉取得重要进展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侵华战争又打断了这一进程。1931年，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谈判完全停止。

接着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中国改变不平等条约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日本侵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部分，随着这场国际战争发展演变成为一场空前的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大战，中外条约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战争灾祸，亦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场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法理论虽然有了进步，但国际社会中的强权因素也不断发展而走向极端，从而激化了世界矛盾，各种不同性质的国家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了国际反法西斯联合阵线。正是在这一新的国际背景下，通过进行关系民族存亡的反侵略战争，将国家独立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结合在一起，中国创造了种种条件，终使不平等的条约关系得以基本废弃。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进入全面抗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曾在一段时间停止了修约交涉。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加速了废约的基本实现。大战爆发第二天，中国政府向日、德、意三国宣战，宣布所有中外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国际正义和人类道义观念在战争中作了新的阐发，为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基本废弃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法西斯势力摧毁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对资产阶级文明和人类文明的空前破坏，由此引起西方国家对国际正义观念的重新思考。1940年4月，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论及战后问题，将在华外国权利(如领事裁判权、租界等)，视为“犯有时代错误”，建议纳入和约之中。 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两国“共同原则”，即《大西洋宪章》，作为世界“未来局面”的政策根据。除了谴责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之外，宪章提出，“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设法“恢复”各民族被“横遭剥夺”的主权和自治权，“力使”一切国家在经济上取得平等待遇。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中国与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宣言，再次宣布以《大西洋宪章》为“目标原则”，“向企图征服全世界之疯狂及惨无人道的敌人作战”，强调“必须战胜敌人”，“保卫本国及其他各国之自由、独立、宗教自由及人权”。

这些原则虽未直接否定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但为中国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国际道义依据。如美国政府内部有人主张立即废弃中美不平等条约，认为：美国及其盟国进行战争，不仅仅是为了自卫，而且也是为了人权、尊严，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平等，保留这一特权，有悖于这一作战目的。 中国舆论更是强调政治合作，谓：“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弱小民族的鄙视心和不平等观念，应该根本割除，我们都是立在一条战线上奋斗的，英美对中国不应存偏颇之心，就对印度、埃及等，也应开放政权，他们才好真正参战，要这样，方能通力合作，取得反侵略的胜利，也要这样，方能保证未来的和平。” 1942年4月，宋美龄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从国家平等的角度阐释不平等条约的弊端，要求西方国家改变过去的观念，谓：西洋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除租界外，“还创设了一种法律上十分不公允的制度，名曰领事裁判权”。中国的矿产，“归入了外人的掌握”;中国的关税、盐税、铁路等立国的命脉，以及经济、政治各种主权，“都由外国来经营管理”。几乎所有公用事业，甚至外汇的管理，“我们也不能自主”。西洋人的政策，“处处表现他们意欲尽可能地用暴力来掠夺我们”。纵观中外关系和中外条约，各国对华“自居优越”，且“总是不肯放弃”，完全把中国视为“低劣”国家，从未“基于平等立场”。 这种顽固的态度，对于中国的外交关系，产生了“无穷的恶劣的影响”。中国不屈不挠地英勇抗战，西方必须“改变”对东方的观念，不应再有优劣之分，应当“人人平等”，全世界各民族“携手”迈进“崇高的理想”。 文章在美国影响极大，进一步推进了废约主张的呼声，对美国政府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不平等条约关系有悖公道正义，甚至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为了争取外交主动，反而首先表示废弃领事裁判权。1932年3月8日，日本策动成立“满洲国”，二年后实行 “废除”治外法权等政策。 1936年6月，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条约，规定逐步废除日本在东北的治外法权，等等。 七七事变后，日本又与伪满订约，全部废除日本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并全面转让满铁附属地行政权。 随后，日本先后在北平和南京建立傀儡政权。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声称：日本“尊重”中国主权，对于“撤销”在华治外法权和“归还”租界，愿意“予以积极的考虑”。 日外务大臣有田亦作了相应的表示，虚伪地声称，要使中国“脱离”半殖民地地位，并提出其他国家和日本一起进行。 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继续推行废弃领事裁判权的计划，与之签订条约，承诺“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 日本所作姿态，实际上是打击英、美援华行动，瓦解重庆国民政府抗战意志的策略。

日本虽然并非真心帮助中国，但这一闹剧无疑给英、美等国形成了道义上的压力，为维护自己在中国的形象和声誉，又因日本侵华使得英、美在华条约特权已名存实亡，英、美亦不得不认真应对这一问题。英国最先于1939年1月9日向中国表示，在战争结束缔结和约之后，将就废除治外法权、放弃租界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翌年7月，丘吉尔重申这一态度，声言：“我们愿意看到中国的地位和领土完整得以维持”。 英国的提议得到美国的迅速响应。丘吉尔表态的第二天，美代国务卿威尔斯发表谈话，明确表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中国政府谈判，“从速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

一般而言，条约关系的改变均在战后议定，英、美的表态实际上亦是作这一安排。然而，由于打赢这场战争的紧迫需要，中国在战火中基本上实现了废弃不平等条约的愿望。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上次大战不同，中国既是举足轻重的参战国，其广大疆域又是亚洲地区的重要战场。中国在战争中特具的显要地位，且艰苦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需要等等因素，为达到这一目标创造了条件。其时，英、美实行“先欧后亚”战略，为防止日、德配合，增加盟军在欧洲战场的压力，需要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罗斯福清醒地看到，如果没有中国，或者中国被日本所打垮，大量日本师团就会调到其他地方，不仅会打下澳洲和印度，而且会“冲向中东”。 他们尤为担心中国政府放弃抗战，与日本妥协。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美英两国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再次表示对华友好，提出终止在华治外法权，与中国缔结新约。 随着战争形势趋于严峻，这一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1942年8月，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埃尔伯特·D·托马斯“从战争来考量”，建议“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他认为，现在他们的在华治外法权实际上已经“丧失”，没有必要等到战后再与中国谈判。 国务卿赫尔进一步认为，中国抗战正面临着困难，需要通过废约来振奋士气。他向英外相提议，由美、英主动向中国提出谈判，废除治外法权和其他条约特权，订立符合国际关系原则的新约，建立新的国家关系。先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个简要条约，综合性条约则留到战后谈判。

美、英两国协商之后，就放弃在华条约特权达成共识，决定在中国的国庆节之时宣布。该年10月10日，美、英两国同时发表声明，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等条约特权。经过艰难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终于分别签订条约，明确废止《辛丑条约》及其美、英在华条约特权，包括领事裁判权、使馆区及驻军、租界、特别法院、军舰在华行驶、英人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以及内河航行和沿海贸易等等特权。 但是，新约没有彻底清除其在华条约特权，不仅九龙租借地仍为英国所占据，其他经济、文化方面的某些特权亦未涉及。尽管存在这些局限，中美、中英新约仍具有重要意义，此为“中国晨曦之象征” ，结束了中国“百年的耻辱” ，是中外条约关系从不平等转向基本平等的标志。美、英率先订立新约，起了重要的示范推动作用，从1943年8月至1947年4月，巴西、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相继与中国签订类似条约。至此，从法律的意义上，中国基本上结束了与所有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关系。同时，中国又与其他无约国签约，进一步扩展了平等条约关系。

战争既是将中国套上不平等条约绳索的基本手段，又成了中华民族摆脱其束缚的历史机缘和重要途径。在两次国际战争中，中国抓住各种机遇，努力改变不平等条约关系。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暨抗日战争，中国基本上获得平等地位，“绝非幸致”，是中国军民 “奋战五年余，付大牺牲，流大量血，才博得友邦的尊敬而来”。 毋庸讳言，新约签订由于英、美犹豫不决而延期，造成某些消极影响。日本和汪伪政权抢先发表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的“新条约”，汪伪外交部长讥笑英、美“甘言诱骗”，“空言撤废治外法权，宁不可笑” ，蒋介石也感到“殊为遗憾”，“未免因之减色”。 同时，由于国际事务中仍然存在强权政治，中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弱国地位，仍被自己的盟国作为相互交易的筹码，使得这一关系又含有不平等的因子，甚至抗战胜利后仍被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所束缚。即使如此，平等新约的签订仍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中国由此基本上改变了不平等的国际地位，中外条约关系开始转向新的格局。

四、余论

近代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对外战争，每场战争均与条约关系存在联系，以上主要对条约关系的几个基本阶段与战争的关联作了探讨。由上可见，不论是产生形成，还是发展演变，近代中外条约关系与战争都有着不解之缘。中外战争与条约关系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构成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内容之一，并制约着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无疑，两者的关联，是探讨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环节，其所涉及的国际法律和国际关系，以及中国政府的应对等等问题，给我们提供了值得思考的启示。

条约是国际法上的重要制度，战争亦是国际法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无疑可以深入认识两者间的关联。在传统国际法时代，关于战争法律地位的理论探讨，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是对战争进行系统的谴责，另一种是毫无保留地对战争大加颂扬”。此外，“人们还可以支持一种介于中间的肯定，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战争是一种必要的坏事”。或认为，“战争是一种高于法律的现象”，或认为，“战争是一种处于法律范围之外的现象”。法国和西班牙有关学说，曾提出“正义战争”理论，表面看来“很符合逻辑的，也很有力量”。然反对意见认为，“既然战争是必要的，那么战争就是正义的。”尤其从16世纪以来，由路德、康德开始，德国的思想家们对战争问题作了思考。到费希特和黑格尔，认为，“武力创造法律，战争只要是符合国家利益，那就是正义的”。尼采最后完成了这个理论体系，断言“一场好的战争使得一切事业变得神圣”。总之，在传统国际法中，战争是解决国际冲突的极端形式，但却是“合法的形式”。 由此可见，在战争是“合法的形式”这一传统国际法的大背景之下，条约对战争的限制和约束是无能为力的。在国际法律规则中，战争“仅仅关系到交战国而已”，似乎与其他国家没有关系。

尽管国际法对战争的法律解释，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见解，然而战争合法性的论点似乎更占上风，相反的意见则显得软弱无力。例如，肯定战争合法的意见认为，“在一般国际法下，战争既不是不法行为，也不是制裁。”如果条约没有明文规定不得对另一国作战，任何国家就可以任何理由进行战争，“而不违反国际法”。按照这一意见，“战争并不构成不法行为”，“既然称为战争的国家行动不是一般国际法所禁止的，那么在这个限度内，战争是允许的。”也有不少国际法学者主张，国际法“有一项规则似乎确立了某种限制”，即“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之前，国家有义务不诉诸战争。而“由于这项规则并未规定谈判的程度，这一限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即使根据这种意见，“在进行任何种类谈判后诉诸战争，不问战争是否是对错误行为的反应，都不是不法行为”。 长期以来，国际法对战争缺乏制约，直到1919年，“诉诸战争在国际法上仍是一个合法程序”。 甚至到1922年，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海德仍声称，国家永远有权力通过“使用武力”和“诉诸战争”，从其他国家取得各种“利益”。显然，“国际法并不认为一个自认为这种目的而从事的战争是非法的。在这个限度内，国际法就拒绝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间的区别。”在法律上，战争成了国家的“自然职能”，是国家的一种“特权”。 战争具有合法性的说似乎成主流，在他们看来，在没有执行法律的国际机关的情况下，战争是执行法律的工具，是实现基于国际法权利主张的“自助手段”。这种观念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法律和道义权威”，即使诉诸战争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与领土，“有关国家总是把战争说成是为了保卫法律权利而进行的”。 这种战争的概念，使得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明显地被拒绝了”。战争是法律所许可的工具，可用以“攻击和改变国家现有权利”，而毋须问及这种改变的“是非如何”。

与此相应，尽管西方列强发动的种种战争属侵略性质，“国际战争莫不起于侵略，侵略本身虽不必形成战争，在战争之主要起因，则舍侵略而莫由。”例如，英法百年战争起于英国企图并吞法国领土，英法七年战争缘于路易十四兼并·西班牙及莱茵河以西土地，以及近代的中日之战，等等，“更无一而非为侵略者进攻与被侵略者抵抗”。质言之，“无侵略，即无战争，一切战争必带有侵略性与反侵略性”。然而，在传统国际法时代，甚至走向现代国际法之后相当长时间，没有给“侵略”战争明确的定义。至1939年，有学者提出，“侵略一词之实质定义，为首先暴力行为;法律含义，为不顾约定从事武力”。若“世界各国能以此为标准，相约缔订一多边侵略定议公约，使构成一国际基本义务，则裨益和平实非浅鲜。” 这一状况，充分说明，在传统国际法时代，国际法及条约对战争没有什么约束力。与之相反，缺乏国际规则的战争，却可以改变国家之间的条约关系，由此改变相互间的权利义务。这一状况正体现了传统国际法的局限，尤其反映了其中的强权政治色彩，以及尚未摆脱欧美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狭隘范畴。

条约关系与战争的关联，反映了这一法律性质的国际关系的地位和特征。在国际社会中，外交和战争是两种最基本的交往方式，条约则是它们的归结，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三者关系中，条约是中心环节，战争和外交均最后通过缔约达到预期目的。从其作用而言，在传统国际法时代，战争又是最关键的一环，是实现列强各种目的最有效的手段。由于战争是合法的，以暴力压制弱小国家，再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迫使他们订立自己所需要的条约。也就是说，以战争或以武力威胁为基本手段，辅以外交方式，建立或调整条约关系，是传统国际法规则下的三步曲。在这三步曲中，强权政治成为永不变调的主旋律，最后由新建立或调整的条约关系予以确认。

传统国际法将战争作为解决国际冲突“合法的”极端形式，成了西方列强发动不义战争的法律权利，也是他们屡屡进行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这一权利，传统国际法亦认可战争立约的合法性，“各国相待，有被逼立约者，犹必遵守。”“倘不遵守，则战争定无了期，必至被敌征服尽灭而后已焉。” 这样，尽管不平等的中外条约关系违背了国际法中的主权原则和平等原则，却是列强对华战争的“合法”战果。从这一视角探析近代中外战争与条约关系，无疑有助于理解列强发动侵华战争的必然性。在传统国际法时代，战争是未被禁止的合法行为，而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性质及本能，这种行为便成为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就是战争，是该时代国际关系的常态。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列强国家，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无视公道正义，编造理由和借口，随意对他国发动战争，建立与他国的法律关系，即条约关系。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发生发展的历程，展现了这一历史时期战争的本质，充分说明了这一规律。

无疑，此类战争有悖人类正义，与传统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构成一个悖论，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正惟如此，国际社会开始尝试限制战争权利，这一努力无疑给中国解除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束缚提供了国际法支持。最早显示这一倾向的国际活动，是1899、1907年两次海牙会议和争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运动，它标志着对战争权利“加以限制的开端”。 海牙会议通过的国际公约，强调了人类的正义原则和共同利益，倡呼“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以及“对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认识” ，同意将“公平和正义的原则”载入国际协定，提出“在各国关系中尽可能防止诉诸武力”，“竭尽全力以保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但公约没有从法律上否定战争，只是制定了一系列战争法规，规范战争行为。当时的清政府加入了公约，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方式，扩展了近代中外条约关系。此类国际公约属于平等条约，中国的加入，意味着与国际社会建立了某种意义的平等关系，对于中国改变自己的国际地位，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传统国际法转向现代国际法，逐渐在法律上否定战争权利。1919年成立的国际联盟在盟约中规定，会员国在某种条件下“不得”从事战争。 尽管这是一种“非常温和的”解决办法，但开始在实在法中“趋向于禁止诉诸武力”。 1928年，由法、美创议，15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签订了《非战公约》(又称为《巴黎公约》或《凯洛格——白里安公约》)，郑重声明：“斥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缔约各方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或解决”。 《非战公约》的订立，“标志着国际法上一个根本改变，并且消除了反对承认国际法为一个主要理由。”在此之前，国际法的主要缺点，“在于承认战争为一个正常的法律制度”，公约“改变了国际法的这一情况”。此后，诉诸战争不再是各签字国自由决定的“法律权利”。因此，公约“代表着国际社会的法律结构的一个根本改变”，成为“国际法体系的基石之一”。 不过，公约还存在缺点，“严重地损害了公约的政治意义及其被遵守的希望”，加入公约的日本后来便背信弃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即使如此，该公约仍是国际法的重大进步，在法律上明确否定了战争权利，弘扬了人类正义，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便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向。国际法在战争权利问题上的进步，在实践中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对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束缚，亦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还需看到，发动侵华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于传统的征服者。他们具有强权野蛮的秉性，同时又产生了近代文明，两者通过战争及其随之建立的条约关系，均对中国产生影响。这一对中国实施“准统治权”的条约关系，在将不平等强加给中国的同时，又带来了近代国际交往的规则。在某种条件下，接受这些进步性的规则，可以避免战争而与国际社会建立和平关系。从条约关系的酝酿来看，中外之间曾作过某些尝试，但因两种文明的差异而终未成功。从文化融合的规律来看，两种文明的接合，需要相互尊重，经过较长时间的磨合和适应才能奏效。由于列强的强权霸道，违背国家交往的基本准则，强行在中国建立条约关系的国际秩序，战争成为不可避免。

从不平等条约关系与战争关联的整个历程来看，其发展变化，除了中国自身因素之外，还与国际社会的参与及态度、国际形势的演变、国际关系规则的进步等等密切相关，体现了某种演变规律。即从国际社会的参与来看，不平等条约关系从无到有，由盛到衰，与投入战争国家的规模和国际社会的分化不无关系。其建立和基本形成，是一两个国家通过侵华战争实现的;其巩固强化，则是列强通过集体战争的努力达到的。在这两个阶段，列强为攫取在华条约权益，其态度立场基本一致。这一关系逐步走向废弃，则因资本主义世界走向分裂并逐步加深，给中国提供了机遇。同时，中国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形势，亦是必要的主观条件。例如，中国政府因势利导，打破惯例，利用两次国际战争的有利时机，通过宣战解除与敌对国的不平等条约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北京政府在参战问题上有着改变条约关系的强烈意识。驻美公使顾维钧认为，“为在战争结束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必须参加协约国。”通过参战，给中国在战后和会提供“非同寻常的机会”，“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 尽管中国在和会未能达到目的，但推动促进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更在战争中抓住有利时机，实现基本废约。这些说明，条约关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不是中国自身的孤立事件，而与国际形势的整体变化有关。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融入世界，争取各种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和因素。

[参考文献]

作者：李育民

第2篇：论战争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论经济与战争的辩证关系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从原始社会至奴隶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直至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的社会变革或历史进步都要伴随着战争的爆发，同时经济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这二者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一. 战争的起因与经济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阶级的、国家的和民族的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它反映了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不同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经济利益，因此，这些不同的阶级、民族和国家的政治，必然要自觉地、充分地反映和维护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就是说，战争根源于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对于战争的经济根源问题，古代兵家大都有所察觉、有所论述，有些论述还相当深刻。孙武在《孙子兵法*九变篇》中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在《作战篇》中又指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在现代战争中，战争的起因更是与经济利益密切联系，战争或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振兴本国经济;或是为了掠夺他国财富，为己所用。

以二战为例，1929——1933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有两种对付手段。一种是美国 英国式，他们有大量殖民地，结成排他型经济组织，实行国家干预，就像罗斯福新政。而德日意三国，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殖民地被协约国瓜分，并且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受到协约国的压榨，国内复仇主义盛行。意大利在一战时为协约国战斗，但协约国并未在战后遵守诺言，意大利只在非洲得到了一点殖民地，而且多是不毛之地。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晚，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受英国 美国威胁，加之国内军国主义盛行。这三个国家无力用自身的力量改变经济危机的现状，只得对外扩张。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发动战争不仅能够通过军工企业的发展增加本国人口就业，恢复国民生产，还能通过侵略获得大量资源，打破英美在世界经济上的垄断。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警察”美国在近期的所作所为。自2001年以来，受911事件的影响，美国对外发动了两起战争：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什么要对这两个国家发动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这一工业血液和霸权的需要。 美国利用国际社会对9.11的同情，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成功地插足到上合组织的核心地盘，同时建立了里海根据地，为日后控制里海石油打下了基础。2003年，通过20多天的战争，就把伊拉克占领了。梦想就是为了中东的石油。石油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现在又想发动伊朗的战争，为什么一个烂伊拉克困住美国仅二十万的作战精英部队呢?目的就是盯住伊朗的石油。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是自以为是的人权主义国家，却不断地向外发动战争，想打败伊朗，而控制全世界的石油。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已成为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二. 战争的发展与经济

“让战争进行下去的根本，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这是拿破仑的话，一语道出了经济在战争中的作用。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以巨大的物质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实力的强弱直接或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败。与此相对，战争的进程对经济也有很大的影响，或是促进一国经济繁荣发展，或是对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

抗日战争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中日经济力量的悬殊，是日本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基本条件。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破坏，野蛮掠夺，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大大地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抗战期间，中国人民开展了对敌经济斗争。国民政府通过建立大后方基地、采取有利农业发展的措施、实行经济统制政策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展对日物资禁运、破坏敌伪掠夺计划、发展生产、货币斗争、贸易斗争等措施，打破了敌人“以战养战”政策，增强了抗战的经济力量，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对抗日战争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的自信来自于经济的自信，中国的胜利来自于国民经济的支持。 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十分明显：首先，直接用于越战的开支从1965财年的1亿美元，急剧扩大到1968财年的270亿美元。从1964到1969财年，美国军费几乎翻了一番，致使财政状况日趋恶化，从1965财年起连续4年出现赤字，总额超过以往19年的赤字总和。与此同时，由于产业发展严重向军事倾斜，“国防建设”给“国民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导致民生产业竞争力下降，出口能力减弱，致使自1893年以来保持了近80年顺差的美国对外贸易在1971年开始出现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增大又导致美元危机，以致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在1971年8月暂停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益，但是如果一味的追求战争财富，希望通过“以战养战”的方式拉动经济，必将事与愿违，遭受严重损失。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是多方面的，除了人员的死伤外，战争几乎总是与通货膨胀相伴而生。战争意味着军工企业增长，民用企业下降，货物匮乏，物价上涨，民不聊生。战争的规模越大，现代化程度越高，杀伤力越大，死亡人数越多，对经济的破坏也就越严重。现代战争不仅对交战双方会造成重大损失，在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对世界各国也会带来程度不同的损失。

综上所述，现代战争早已与经济密不可分，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战争的决定因素，而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在特定条件的经济活动，驱动着经济活动的走向。

通过和艾老师学习的半个学期，我对军事思想、中国国防以及艾老师您本人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我感觉您的讲课特点是比较鲜明的，威武豪气，干脆利索，观点明确，无论是在敏感还是非敏感问题上都能大胆而又理性的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您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你对侵略战争的评价、对毛泽东军事理论的理解、对中国现状的评析等等，对培养学生独立创新具有一种非常良好的典范作用，而且您所讲授的军事思想与好多学科领域都有联系，尤其是包含了众多的哲学思想，对于人生的学习之路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您身上硬朗的男子汉气概和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也是众多男同学应该学习的。

第3篇：论中国近代战争与外交的关系

学号：

论中国近代战争与外交的关系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年级班别： 姓 名： 任课教师：

年月论中国近代战争与外交的关系

摘要：一个国家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法上所固有的独立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利。然而，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的不断完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以及全球性的资本扩张，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纷纷出现，国际社会真正形成，国与国之间交往沟通的需要日益迫切。在此背景下，外交地位空前提高。在近代，外交制度基本形成，外交活动日益频繁，外交范围大幅扩大，出现了以秘密外交，强权外交为主旋律的外交内幕。同时，在近代，外交也出现了许多发展，可以说，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外交形成史。恰逢此时的近代中国，毫无疑问，各项事务均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外界势力的干涉与左右。鸦片战争因何爆发，中原大战起因何处，国共合作两兴两废为何龌龊不断，坑日战争初﹑中﹑后期形势变化缘由„„在这里，依据历史事例，结合外交史实，两者联系，浅谈中国近代战争与外交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 外交 战争

1，要使用足够的引例，比如摘自那个时代的谁谁谁的书中记载 2，简化摘要

3，把最后一部分的结论修改，在战争与外交关系的基础上重点是中国战争与外交

中国近代史，一部人民反抗史，一部民族屈辱史，在这一时期，统治中国百余年的清帝国腐朽不堪，在外敌入侵与起义革命中分崩离析。通过革命建立在清廷废墟上的中华民国，内困于军阀林立，外苦于列强操控，主权不掌，国事凋敝，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积贫积弱，外敌入侵，抗日一战，亡国灭种近在眼前人民奋不顾身，将士前赴后继，终于击退外敌。抗日结束，内战开始。解放战争后，国民党败走台湾，独守一隅，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史结束，中国走向新纪元。纵观近代，有文人墨客的逸事文章，有英雄百姓的奋身一跃，有文化科技的日新月异„„然而，近代史的主旋律是战争，是无尽的硝烟与不息的炮火，但在这炮火硝烟背后，是一张无形的大手，中国四万万人民的命运生死就在这无形的大手下波动起伏。

一﹑拒不外交到“打”开国门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28日-1842年8月)是满清和英国就英国向满清走私鸦片引发的一场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林则徐于1839年在广东进行的虎门销烟，中英矛盾逐次升级，而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由此签署的《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除赔款外，将香港岛永久让予英国，并使英国得到领事裁判权。

在鸦片战争后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列强不欲英国坐大，纷纷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样看来，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其导火索为虎门销烟，其实质为英国为了开拓中国市场。然而，当鸦片战争因为开启中国近代史而备受瞩目时，隐在其后的中英第一次外交却往往被忽视，其实，这次不起眼的外交事件才是鸦片战争真正的第一导火索。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使乔治·马戛尔尼来华，清廷以为英使是为了向乾隆帝贺寿而来，称使团带来的礼物是贡物。马戛尔尼坚持不肯行三跪九叩礼，经过连番争辨，最终行英式的一膝一跪之礼，使乾隆心中不悦，而使团在觐见皇帝后被勒令离去。马戛尔尼提出的增开商埠、减免课税等要求都被清廷以不合天朝体制为由而拒绝。中英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一次握手，就这样失败了。

作为鸦片战争的第一导火索，马嘎尔尼访华是英国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一次尝试，然而这次尝试的失败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对中国市场的需求致使英国采取了更加激烈的方法，“打”开中国国门。同时，外交与战争之间交错的关系不只是诱因这一种。在鸦片战争期间，外交与战争同步，英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开始动摇，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同时，英方也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12月，琦善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拖延时间。当发现清朝只是拖延时间时，英国再次由外交转为战争，被再次击败的清钦差大臣琦善与英国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签订了《穿鼻草约》，对该条约都不满意的中英两国再次发动战争，并以英国战争胜利，签订《南京条约》告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争与外交相互影响，并首次使外交作为一种对外形态出现在了清帝国官员的意识里，逐步取代了一味天朝上国外使纳贡的对外思想。

二﹑外交影响到外交决定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一步步打开国门，主权相继沦丧。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由于清帝国武力低弱，对外战争一败再败，致使国外势力对中国事务愈加干涉，对华影响逐渐加深。在清帝国中枢，权力核心由军机处转向对外机构，成立外交部，为六部之首，1861年，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

逐渐增强的外交影响由量变走向质变，转折点就是八国联军侵华。1900，俄英奥日美法德意八国组成侵华联军，由天津登陆，在击退义和团和反抗清军后进逼北京慈禧光绪等清帝国核心官员纷纷逃跑，占领北京的联军在经过谈判与清朝签订了《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清中央政府也成为列强走狗，成为完全的反动势力。自此，位于东郊民巷的各国驻华使团便代替清政府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的统治核心，外交影响成功蜕变为外交决定。

1911年，在广州起义，自立军起义，黄花岗起义等多次反清斗争都失败的背景下，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首的湖北新军发动起义，并成功建立政权，随后，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宣布响应革命，中国南方大部省份纷纷独立。然而，新兴的政权并不符合列强的利益需求。于是，在列强的支持下，袁世凯接受清政府命令，带北洋军镇压革命。为维护革命成果，结束战争的中华民国宣布由袁世凯接替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成为民国第一总统以获取列强支持。再一次，外交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成为总统后的袁世凯并不满足，在英日两国的支持下，袁世凯登基称帝，于是引发了护国战争。仓皇下台的袁世凯不久便离世了，失去对华控制的列强纷纷寻找其他代理人。而各代理人为了增强自身实力与话语权，多次发动战争，各系军阀你来我往，直奉大战，直皖战争，中原大战，四川之变等战争使本身就贫弱不堪的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动荡，而正是这些因列强强权外交引起的战争使列强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大肆劫掠，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战争赔偿方面，列强们一共获得了1，326，323，847银元的战争赔偿。同时，英，俄，日强占中国大量领土资源，以日本为例，侵占我国东三省大部，攫取煤炭6亿吨，铁矿8亿吨，其他资源不计其数。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省、市地方党部。1924年，合作建立了黄埔军校，在大革命期间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工农运动得到大力开展。在国共两党努力下，全国掀起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把革命推向高潮。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的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并合作北伐，使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并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为何合作如此融洽的国共两党却突然分道扬镳，其幕后黑手依旧是外交的纵横角力。国共第一次合作，苏俄在其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俄在成立之初便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排斥与敌对，急于突破外交僵局的苏俄遇到了身处困境的中国，两国一拍即合，于是领袖党派国民党便与社会主义党派共产党相互联合，以寻求苏俄的支援与帮助。然而，面临共产党不断发展已惴惴不安的蒋介石遇到了美国伸来的橄榄枝，于是，国民党毅然选择了美国的支持，与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

历史往往偶然相同，在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后，第二次国共合作仍然被同一个原因击破。为了在华利益，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发动战争消灭共产党政权。于是刚刚获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又一次硝烟四起。

三﹑外交与战争密切关系实质

每个主权国家大都对本国军事实力的强弱给予高度是重视。在其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军事实力的增强通常会被各国置于优先考虑的问题之列。这是因为，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军事实力的地位永远都是不能被忽视或替代的。

就一国的外交活动而论，其目的的大小﹑范围的宽窄﹑影响的强弱等等，都必须凭借本国的实力，尤其是本国的军事实力。周恩来曾深刻指出：“国家这个统治武器，最主要的是军事和监狱。这些东西表面是看同外交并无多大关系，实际上却是外交的后盾。”军事实力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后盾，具体来讲，主要表现为一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军事实力可以构成一种威慑力量，使“亡我之心不死”的国家不敢轻举妄动。当国与国之间产生纠纷时，可以尽量争取外交手段解决，而不是首先选择军事手段解决。另一方面，军事实力可以用作一种威胁手段。有的霸权主义国家在开展外交活动是，动辄便向小国，弱国“耀武扬威”，以炫耀武力的方式来获取其外交得分。实际上，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入侵战争，便是列强为获取外交得分而发动的，借助战争加强外交，依靠外交获取利益。

在各国的总体战略中，外交战略与军事战略通常都是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密切关联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各国外交战略与军事战略的基本目标都是一致的。

对一国而言，其军事战略的基本目标，在任何时候都是要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一个国家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是要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而在外交战略所维护的国家利益中，国家的安全利益向来都是举足轻重的。所以说，各国的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都是要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军事战略与外交战略基本目标的一致性，使其在实际运作中必然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各国的军事战略大都具有保障本国的外交战略得以成功实施的客观作用。

就具体形式来说，军事行动与外交行动往往都是一战一和，处于一个国家所走的两端。但是，二者在实践中往往都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单就外交行动来看，军事行动对它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绝对不能被低估的。军事行动对外交行动所产生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各国在具体采取外交行动时，往往同时与军事行动并用。在此期间，一国的外交行动，往往直接的服务于军事行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面临以英法为首的旧欧洲势力，希特勒一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直接侵占，另一方面结好苏俄，减少军事阻力。同样，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国民党为首的中国政府和以军部为首的日本政府围绕侵华战争展开外交活动，尤其是两方在美国参战问题上外交活动不断。军事行动对外交行动所产生的主要影响之二，是各国的军事行动通常都具有明确的外交目的。例如，近代史上著名的“炮舰外交”，在中国近代史的百年中，早期的列强发动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

在国际交往中，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往往是交替使用﹑配合使用甚至同时使用的。从外交实践来看，各国的外交在一定程度上都深受来自军事方面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军事对一国外交的影响尽管会有所不同，但绝对不容对此加以忽略和否认。

结尾：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多样的历史，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本文在中国近代史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仅摘取军事与外交的部分关系，结合近代史实，加以阐述和解析，旨在给大家提供一个对中国近代史不同的了解角度。因能力所限，本文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疏漏与错误，思想思路也许略有偏颇，望老师加以指正。

第4篇：数学与战争

大数据与未来战争

战场信息传递

摘要：

当今世界随着科技的发展，战争由最初的人力物力较量转变为科技实力的比拼,转变为信息战。信息战打的就是信息流的战争，从整个信息流的转换来看，谁控制了最真实的信息流，谁就控制了这场战争的主导权，取得制空权、制海权，信息是未来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而大数据在未来这场信息战的大潮中便是起着桥梁纽带的作用，缺少了这座桥梁，海量的信息快速传输就无法进行，未来信息战便是难以开展。大数据的发展越来越收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关键词：

大数据 信息 传递 未来战争 引言：

“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足以说明数据信息的重要性，战争作为国与国之间最高的斗争形势，谁能更快的传递更多的有用的信息，谁就占据优势，大数据的问世解决了海量数据快速分析传输的问题。大数据在军事领域的高效开发和全面运用，将使战争步入大数据时代。 正文：

什么是大数据?一般而言，它是指一种规模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远远超过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处理能力的海量数据集合。中科院计算机所研究员王伟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大数据的“大”，理所当然，首先指的是数据体量空前巨大，远远超出传统计算机处理数据量的级别。据估计，全球每年由各类设备产生的数据达到约1.2ZB(1ZB=12亿TB)。若用1粒沙代表1B数据，1PB(相当于1000T)相当于1英里长、100码宽的沙滩，而1.2ZB的数据就如同一片浩瀚的沙漠。大数据这一概念便是针对信息化社会数据“爆炸式”增长，体量巨大而提出的。

进入21世纪，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演变，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创新和编制体制的变革，由此引发新的军事革命。信息化战争最终将取代机械化战争，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形态。信息化战争以信息为基础、以信息化武器装备为战争工具的战争。对信息化战争必然催生信息化主战武器的改良换代，信息化武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武器平台之间实现横向组网，并融入信息网络系统，做到信息资源共享，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武器平台的作战效能。如C4ISR系统、精确制导武器、信息战装备和各种高技术作战平台等。它们都是知识高度密集型的战争工具，因而具备传统战争工具无法比拟的性能、功能、作战能力和效果。它们作战效能的高低和发挥程度，直接受到信息、信息系统和信息输送能力的制约。信息化条件下，能不能打胜仗，关键看数据传输。

现代信息化战场，数据量巨大的特征体现的尤为明显。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为打击一小股恐怖分子，其部署在太空、空中和地面的全方位情报侦察监视系统，24小时内产生的数据就有53T。如此巨大的数据，会使得指挥员和部队陷入数据的海洋中无所适从。伊拉克战争爆发当日，美军驻卡塔尔和科威特前进指挥所由于无法处理保障机构提供的海量数据，不得不关闭设备，从而造成指挥所与部分突击方向的通信联系几乎中断。

传统信息战在处理数据信息方面遭遇到了各种挑战。信息通道有限，无法一次获取大量信息。数据形式大幅增加，包括战场感知数据、影像、视频情报等各种类型，仅仅依靠现有信息技术，不能及时高效地分析和处理这些数据。大数据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能满足海量数据的迅速传输，具备“大海捞针”的本领，能够在数据存储和管理过程中，挖掘出有关经济发展、政局走向、社会动态、军事行动、科技动向等重要的情报信息，作为决策和行动的依据。

在未来战场上，具备大数据优势的一方，才能有效掌控数据这一关键战略资源，从而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毫无疑问，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即时准确的处理传递数据已成为军队必备的能力，大数据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在于对于海量数据进行存储和分析。相比起现有的其他技术而言，大数据的“廉价、迅速、优化”这三方面的综合成本是最优的 ，大数据的使用将使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发生重大改变，世界正进入“大数据战”时代信息化军队是指用信息化武器装备武装起来的信息时代的军队。其一体化程度将空前提高，整体作战能力更强大，强调作战能力的优化组合，各军种都只是联合作战力量的一部分。同时，兵力规模将趋于小型化，编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指挥体制也将从垂直树状结构转变为扁平网络结构。即从上下级多层指挥关系改为横向沟通、上下一体的指挥关系，减少层级，把尽可能多的作战单元纳入同一个信息层次，实现信息共享，缩短信息流程，以满足实时化指挥决策的要求，确保各作战平台的系统融合和无缝链接，战场信息的实时快速流转，缩短从“传感器到射手”的时间差，实现“发现即打击”“发现即摧毁”的作战目标。

大数据的使用在多军兵种的不同作战平台间，构建海、地、空、天、潜立体交叉式的信息传输网络 ，以建立紧密的战术链接关系，使诸军兵种的各级指战员能在第一时间共享各种战术信息，为多军兵种的协同作战提供有效的信息保障。大数据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大数据正在逐步取代传统侦察手段，成为军队高层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 结束语：

大数据的应用日益深入到各个领域，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军事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如今军事领域也离不开大数据，未来战争的实质是信息化战争，大数据是信息化战争不可或缺的因素，决定未来战争胜利与否的关键是大数据能否得到有效应用。

第5篇：关于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之间关系的文献综述

专业：学科教学(数学) 学号：2012101631 姓名：谭睿

摘要：

新的数学课程标准提出了发展数学文化的理念。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渗透数学史的教学有利于数学文化的生成，并且在培养数学兴趣，数学思维，和数学情感方面也大有助益。本文就所参考的20篇针对有关数学史，数学文化与数学教学的关系进行论述的文献进行综合阐述。

关键词： 数学史，数学文化，数学教学

1、选题背景

自2004年起，截止至2010年底，全国陆续完成高中阶段的新课程的改革。在高中总体的课标体系中，强调了学科的整合性，旨在建立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科学人文性课程文化观。在数学新课程标准中将“双基”教学的课程目标体系，扩充为“四基”，即“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在数学教育的理念上突出了对课程目标的全面认识，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指导思想。最新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较以往教材更重视引入数学文化知识. 研究表明, 数学文化知识不仅使学生了解数学的发展和应用, 而且是学生理解与掌握数学的一个有效途径. 它能引起学生学习动机、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使学生能真正体会数学思维的过程, 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感受数学在文化史和科学进步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其人文价值, 从而提升了学生的数学素养.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提倡高中数学课程中设置“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 并在适当的内容中提出对‘数学文化’的学习要求, 设立‘数学史选讲’等专题”等内容. 并具体提出了“数学文化应尽可能有机地结合高中数学课程的内容”“学生通过数学文化的学习, 了解人类社会发展与数学发展的相互作用, 认识数学发生、发展的必然规律”等要求[1](《课堂教学渗透数学文化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崔君芳，2006,12) 数学史就是研究数学的历史，是研究数学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数学史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具体的数学内容，而且设计历史学，哲学，宗教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内容，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2]这正符合新课标强调科学人文性的课程文化的理念。由此可见，数学史的教学将对高中数学中有关数学文化的形成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文就有关数学史与中学数学教育之间关系的若干论文进行汇总综合。

2、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结合点

以往的中学数学教学在课程目标上重视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掌握，在教材内容上注重内容的逻辑严密，并且教师的授课方式上也基本上紧紧围绕教材的内容进行知识的传递。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这种追求数学严密性、科学性的教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造成学生对数学又爱又恨的学习情绪。这种“冰冷的”数学教学模式也不利于学生形成较好的数学思维，缺乏对数学文化的认同感。

对此，有的数学教育工作者们提出在数学的教育过程中，以学生的培养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良好数学思维，和培养学生的数学文化价值观这三点作为目标，在数学教学中渗入数学史的教育。李彦群对于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契入点做了较全面的理论研究[3]。对此持相似观点的还有隋澈(2008，,8)吴伟鸿(2008)，肖倩，侯毅苇，等(2011)，郭平(2011)吴玉姣(2011)。他们对数学史在教育中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学是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数学知识，培养数学思维

隋澈在研究中认为，学生在课本上，在课堂上学到的数学是经历过千锤百炼的完美的数学公式，定理和准确无误的证明。而学生在接受新概念，新方法是常常显得困惑不解，会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就该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数学史的内容[4]。因为数学史不仅是简单对数学发展史的叙述，也在其中揭示了数学的知识的创造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人类千百年来的认知发展过程客观规律，所以在数学课堂中按照数学史的发展规律，合理的、由浅入深的设计教学内容，就能符合人的人的认知发展的规律，使得新概念较容易被接受。

另外一方面，如李彦群所说，历史不仅可以给出一种确定的数学知识，还可以给出相应的知识的创造的过程，对这种创造过程的了解，可以使学生体会到一种活的真正的数学思维过程，而不仅仅是教科书中天衣无缝的，同时相对失去了生气与天然的、已经被标本化的数学。从这个意义上，历史可以引导我们创造一种探索与研究的课堂气氛。

2、数学史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发学习数学的热情

吴伟鸿认为，对于那些需要重覆训练才能达到的目标，数学历史名题可以使这种枯燥乏味的过程变得富有趣味和探索意义，从而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兴趣[5]。数学历史名题的提出或是从身边的实际问题出发，如四色问题，悬链线的方程问题，等;或是从简单数学规律中猜想得到，如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理，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无不是促进数学取得重大飞跃的源头，也从根本生揭示了数学的思想方法。

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通过数学史的学习，学生可以更加深刻的认识到那些发现书本中定理定义的数学家的一些生活中趣闻轶事，通过这些趣闻轶事使学生感觉到这些数学家并不仅仅是书本中的一行注脚，而是活生生的有血肉有情感的人。这些内容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数学的趣味性，一方面又拉近了学生与数学的距离，用数学家的生平事迹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良好地学习信心，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3、数学史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数学价值观，养成良好地思想品德 新课标提出，数学的学习不仅仅使学生获得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更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这就要求在数学教学中注重数学文化的渗透。数学史作为具有人文特点的科学学科，本身即承载了厚重的文化价值。郭平指出，数学史对于揭示数学知识的显示来源和应用，对于引导学生体会真正的数学思维过程，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培养探索精神精神，揭示数学在文化史和科学进步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进而揭示其人文价值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数学教育中将一些重大的数学历史事件，重要任务与重要成果融入教学中是体现数学价值的一种有效途径[6]。

不少学者认为，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范围内相似数学思想的学习，有利于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全方位的认知能力和思考的弹性。凭借数学史对数学与社会历史进程的联系的揭示，可以使学生认识到数学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对我国数学史的学习，一方面可以感受到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自豪感，一方面体会到近现代中国在数学方面的落后和社会的联系，增强使命感。还可以通过对数学家门对知识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屡败屡战愈挫越勇的史实的学习，为学生的数学学习树立良好地榜样，培养学生不怕困难，知难而上，求真务实等良好的学习生活的道德品质。

3、数学史在实践中的问题

郭平在其文章中指出，数学史在课堂中的渗入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作为问题情境在课前导入中引入;二是作为思想教育对公式定理创立者及其思想介绍的数学史;三是在问题解决中学习数学史。

张楠，罗增儒在其文章中就数学史的教育也提出了几点建议：(1)、科学性是第一位原则，(2)实用性原则，(3)趣味性原则，(4)广泛性原则。并提出数学是教育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教师应有广博的数学史知识，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不能讲数学是知识生搬硬套地用于数学教育。(2)数学史应是穿插在授课内容中的，不能喧宾夺主。(3)除课堂教学外，应为学生提供参考文献，引导学生阅读课外读物如数学家传记等。(4)数学史的教育作用是无法替代的。[7]

对于数学史的教学过程，曲建民在其文章《谈谈数学是教学》中有更加系统而深入的论述。

4、对于数学史教育的展望

由于新课标的实施时间还不算很长，教师队伍的教学理念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阶段。对与有关数学史和数学教育的关系的认识还不一而足。但数学史对教育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了不少教师的认可，只是希望这一理念能得到更广泛地传播和发展。对于数学是教育的的实践也人处在探索的阶段，学者目前只给出了数学史应用的一些框架，具体的方法仍有待系统的给出。

参考的文献

[1]崔君芳. 课堂教学渗透数学文化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J]，2006,12(上)：5 [2] 肖倩. 数学史在数学教育中的作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5：82 [3] 李彦群. 试述数学史与数学教学的结合点[J]，中国校外教育，2009，12：516 [4] 隋澈. 数学史在中学数学教育中的作用[J], 中小学教师培训，2008，8：46 [5] 吴伟鸿. 数学史与高中数学教育[J], 考试周刊，2008,46期：35 [6] 郭平. 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J]. 新课程研究，2011.2(下)：136-137。

[7] 张楠，罗增儒. 对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思考[J]. 数学教育学报，2006,8:72-73 [8] 曲建民. 谈谈数学史教学[J]. 长春大学学报，2006,3:104-107 [9] 杨莉. 通过数学史的学习，培养学生数学文化素养[J]. 职教与成教，P208 [10] 吴玉姣 学生数学学习兴趣培养浅谈[J]. 教育经济研究，P210 [11] 卢勇明 《新课程标准》下的数学教学[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11:136-137 [12] 靳平 在数学教学中讲点数学史[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

2002,1:58-59 [13] 徐利治，王前. 数学哲学、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结合[J]. 数学教育学报

1994,5:3-8 [14] 余碧敏. 浅谈数学新课程文化教育功能[J]. 宁德师专学报，2005,11：437-439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1-99,98-106. [16] 李文林. 数学史教程[M], 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5 [17] 郭熙汉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J]. 数学教育学报，1995(11)

[18] M·克莱因 古今数学思想(第一册)[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4-5 [19] E·T·贝尔. 数学精英[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71 [20] 张奠宙. 数学教育经纬[M] .江苏出版社，2003

第6篇：数学史与中学数学教育的关系研究 (1)

数学史融入中学数学教育的研究

摘要：数学史在数学教育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数学史对理解数学发展的作用;数学史对学生掌握数学思想的作用;数学史对开发学生数学思维的作用;数学史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数学史教育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科学性、匹配性、实用性、多元性、趣味性、探索性。

关键字：数学史，数学教育，数学教学

李文林先生指出数学史研究的目的有三个：历史的目的、数学的目的、教育的目的。而教育的目的是数学史研究的重要目的，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数学教育的发展谱写数学史，数学史支持数学教育发展，数学史是数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下是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具体关系：

一、数学史具有重要教育价值

全面认识数学史的教育价值，有利于改变教师思想上的一些狭隘的看法，从根本上接受数学史，从而在课堂中自觉地使用数学史，给学生展现一个更加全面、丰富和深刻的数学。

(一)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学生对数学这门学科产生兴趣后，就会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最大限度调动其积极性，增强内在学习动机。在课堂上，教师可以生动地介绍数学家的趣闻轶事，讲解一些重要概念形成发展的过程，世界上各个国家数学的成果，以及中西数学不同的发展轨迹等等。利用好这些素材，将为抽象的数学课抹上生动的色彩。例如，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的推导，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资料上采用的是高斯的故事引入此问题。这种方法是可以采用的。然而，我们还可以引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三角形数”和我国古代传统的“垛积术”。通过数形结合的方法，带给学生视觉上的冲击，极大地激发了学生探索学习的兴趣。

(二)有利于学生人格的培养

学生人格的培养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数学史蕴含着大量生动的史实，它们可以滋养学生的心灵，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比如一些数学家发现定理的艰难历程，一些数学分支历经千年的形成过程等等。这些素材会带给学生浓厚

的文化熏陶，有利于学生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比如我们可以介绍古代数学家，如刘徽、祖冲之、秦九韶等等他们的伟大成就。这无形中告诉学生应该向古人学习，学习他们专研的精神和爱国情怀。同时从另一方面又证实了古人的智慧。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尽管在现代数学发展方面来讲，我们和西方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但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刻苦专研，一定可以缩小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他们。

(三)有利于重要概念的理解

教科书不是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来编写的，而是编写者经过筛选后按照学生一定的认知结构重新编排的。同时，教科书也省去了很多历史的成分。因此学生接触这些知识是支离破碎的，是枯燥冰冷的。若要想真正弄清楚某个概念形成的过程，比如函数，需要历史还原它的过去，从而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

(四)有利于整体知识的把握

要想了解数学的现状，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它的过去中去。教科书只是零星地记录了一些知识点，不可能看清数学的全貌，当然学生就不可能从整体上去感知和把握知识。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数学的全貌，道出数学的起源和发展，诉说数学的过去现在并预测它的未来。

二、数学史教育的基本原则

数学史教育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科学性、匹配性、实用性、多元性、趣味性、探索性。

(一)科学性

科学性是第一位的原则。教师向学生传授的数学史知识必须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既不可随意编造，也不能无端拔高，更不可艺术加工，把数学史当作故事，随意虚构。特别是在讲授中国的数学史时，实事求是更能激发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热情。

(二)匹配性

选取的数学史料应与所讲内容密切相关，有利于数学内容的理解。不能漫无目的选取很多历史的东西，这样是不可取的。教师应仔细专研教材，认真收集寻找最适合的史料，并且将其有机的融入数学教学过程中。例如在讲解函数的定义时，可以收集函数的发展历程。同时函数体现了由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的过渡，

因此有必要收寻那一段数学史。当然这里的原始材料很多，教师要找出最利于学生学习的东西。在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基础上，选取的材料有利于学生对数学的理解。

(三)实用性

在加工史料时，切不可堆砌很多历史内容，应该考虑它们对于课堂教学的实用性。所谓实用性，就是对于课堂教学来说有帮助的。现在课堂教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认为数学史是教学的点缀，随意的讲讲数学史，简单提及某个数学家的事迹和成就就不了了之了，这是一种很不可取的做法。这种做法将教学和数学史是完全分开的，没有做到数学史为课堂教学服务。因而，我们应该在认真分析教材的基础上，找出与之匹配的数学史，从而将其有效的整合起来。比如，数学史上那些富含数学思想方法的史实就是教学时需要重点挖掘的知识点。因此，教师需要在实用性上下功夫。

(四)多元性

在介绍相关史实时，应尊重历史，介绍全人类不同民族的优秀成果，不可随意带入个人色彩。过去，我们有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总是介绍中国的成果比其他国家的早多少年。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利于学生多元文化的培养和健全人格的建立。当然认为中国数学对于世界数学的发展没有太多作用也是不客观的看法。《古今数学思想》的作者克莱因在书中省略了中国数学的成就，认为它对世界的数学主流的发展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数学对世界数学的发展也有作用，甚至有些还名列前茅。数学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不同民族的数学成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数学的王国里，应该没有民族的偏见，没有文化的优劣。对于教师而言，应该用全面、开放、包容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各国的数学成就。这种感觉将无声地传达给学生，我们有勇气承认自己的不足但又要保持对外开放的心态

(五)趣味性

选取的史料应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促进学生的理解。数学这门学科由于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学习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因此，在史料的选取上应灵活多样，形式多变。比如学生学习负数时可以介绍负数的发展历程，展现数学家对负数的逃避到最后的认同和使用的过程。同时还可以介绍各国数学家的奋斗历程，中国古

代的如刘徽、祖冲之、秦九韶等，近代的如熊庆来、陈建功、苏步青、华罗庚、陈省生等。国外的如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高斯、笛卡尔等。通过他们的奋斗史，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还可以从这些大家身上学到勤奋执着、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介绍数学史上的一些名题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如一些代表性的证明勾股定理的方法是可以介绍的。从这些证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数学在思维上的差异。这样，呈现给学生的数学是有血有肉、充满灵气的，而不是一堆堆僵硬的公式、定理和做不完的题。

(六)探索性

数学课堂如果全凭老师一个人不停讲解数学史，是非常乏味和枯燥的。这种老师满堂灌的做法只会削弱学生学习的热情，不利于学生探索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改变教学形式，引用灵活多变的方式，积极促进学生展幵讨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三、数学史融入中学数学教育的方式方法

(一)课堂教学，进行数学史的渗透

课堂是学生学习数学的主要场所，学生学习数学的知识、思想、方法主要在课堂中。作为数学教师，要精心备好课，在介绍相关知识时，要把该知识的发现、发展的过程呈现给学生，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和理解。在整个数学课堂中，教师有计划、有步骤的渗透数学史。可以是课题引入，通过故事讲授该知识的的发现发展过程;介绍定理的证明过程，可以是不同人的不同证法，并让学生进行比较;介绍相关知识的应用，让学生体会数学的作用。可以在新学期幵始时渗透数学史;可以在讲授某一章新知识前渗透相关数学史;在学习新知识时介绍相关数学史;在练习题中或复习时也能讲授数学史内容。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掌握数学思想方法。例如，在学习勾股定理时，可以很好地渗透数学史。见后面的案例设计。

(二)组织专题报告、进行专题介绍

学生的学习仅仅依靠课堂是不够的，还必须在课外延伸。学生在课外，要经过一定的训练，才能提高解题能力。通过组织专题报告、进行专题介绍，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学习数学史，更好地理解数学、学习数学。例如，专题介绍圆周率。介绍：的历史，我国古代的数学家对的研究。我国古代数学家在这方面做出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并不是一織而就的，经过了历代数学家的辛苦研究。《周牌算经》有记载“周三径一”，称之为“古率”;西汉末年的数学家刘飲确定圆周率为，不再使用“古率”;东汉时的张衡确定圆周率为;三国时的数学家刘徽创立“割圆术”，奠定了圆周率的研究工作理论基础并提供了科学的算法，刘薇得出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近似值，化成分数为这就是有名的“徽率”;南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应用刘薇的方法，通过计算圆内接正多边形的方法，计算出的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后第七位，得到〈〈，这项纪录一直保持了将近一千年。外国数学家阿基米德、阿尔卡西等的研究以及牛顿发明微积分后西方数学家用分析的方法得出的关于的值的各种表达式。引导学生探讨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是一个常数，为什么是一个无理数?学习正多边形和圆的知识时，再次探讨的值，正多边形的周长接近于圆的周长，用“割圆术”的思想来证明为常数，让学生初步体会这种极限的思想。例如，专题介绍负数。负数是学生开始接触的一类新数。要求学生会借助生活中的实例理解有理数的意义，体会负数引入的必要性和有理数应用的广泛性;会判断一个数是正数还是负数，能应用正负数表示生活中的具有相反的意义的量。让学生认识到数和数学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由记数、排序，产生数、、„等自然数;由表示“没有”“空位”产生数由分物、测量产生分数„。数是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天气预报电视屏幕上，我们经常看到，这一天长沙的的最低温度是°，读作负：，表示零下。这里，出现了一种新数——负数我们将会看到，除了表示温度以外，还有许多量需要用负数来表示。有了负数，数的家族引进了新的成员，将变得更加绚丽多彩，更加便于应用。介绍负数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有了正负数的概念，掌握了正负数的运算法则。中国很早就幵始使用负数，在古代商业活动中，以收入为正，支出为负;以盈余为正，亏损为负。最早记载负数的是我国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我国三国时期的数学家刘徽在建立负数的概念上有重大贡献。刘徽首先给出了正负数的定义，他说：“今两算得失相反，要令正负以名之。”意思是说，在计算过程中遇到具有相反意义的量，要用正数和负数来区分它们。刘徽第一次给出了正确区分正负数的方法，他说：“正算赤，负算黑;否则以斜正为异”意思是说，用红色的小棍摆出的数表示正数，用黑色

的小棍摆出的数表示负数;也可以用斜摆的小棍表示负数，用正摆的小棍表示正数。在算筹中规定“正算赤，负算黑”，就是用红色表示正数，黑色表示负数。由于记录时换色不方便，到了世纪，数学家还创造了在数字上面画斜杠来表示负数的方法。负数在国外得到认识和被承认，较之中国要晚得多。在印度，数学家婆罗摩笼多于公元年才认识负数可以是二次方程的根。而在欧洲世纪最有成就的法国数学家丘凯把负数说成是荒谬的数。直到十七世纪荷兰人日拉尔(年)才首先认识和使用负数解决几何问题。通过介绍负数专题讲座，让学生知道自演绎数学产生后，人类花了年才发现负数，又花了年人类才接受负数;让学生知道学习负数时遇到的困难也是历史上的数学家们遇到过的，可以消除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恐惧感。

(三)举办各种活动，普及数学史料

还可以通过举办黑板报、手抄报比赛，让学生查阅有关数学家故事、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数学与其他科学的联系、数学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数学的各个分支及其发展和联系。定期举办班会，有条件的时候，还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做讲座。例如，班上举办了几期手操报比赛，每期指定一个主题，有数学家故事，生活中的数学、数学与科技、数学问题，数学趣题、数学技巧等等。每一期，学生为了完成手操报，自己会查阅资料，并与同伴进行研究。例如，有一期手抄报是数学家的故事。学生们查阅了很多资料，写出了很多数学家的故事。有关于数学家生平的故事，有关于某位数学家发现某一定理的经过的故事，有关于数学家生活的故事，还有关于数学家的奇闻趣事的。看到学生们的手抄报，可以增长很多见识，受到很多启发。例如，有一期手抄报是生活中的数学。有学生写到了生活中的几何图形，展示几何方面的知识;有学生写到了自然界的神奇图形，如蜂窝等;有学生写到了上学怎样可以少走弯路;有学生写到了怎样存钱才划算;有学生写到了在押数游戏怎样取胜„„学生们观察了一些数学现象，或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或是提出了疑问，或是提出了解决方案。这样，经过长期的练习，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研究能力、解题能力。

(四)了解历史中的数学活动

用历史来丰富数学教学和数学学习,一个直接的方法是让学生去解一些早期数学家感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让学生回到问题提出的时代,反映当时人们所关

心的数学主题。学生在解决源于数世纪以前的问题时,会经历某种激动和满足。教师可以搜集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的数学问题,并布置给学生去解决、比较。

四、教师对数学史融入数学教育的影响

(一)数学教师的继续教育

在教师教育的计划中，开设的数学史课程应该是教育取向的数学史课程,数学史教育者(特别是教师教育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精心选择那些和教师将来的教学有关的数学史知识，并对他们的教育意义加以分析。这个任务，需要联合数学史家和数学教育家的共同力量才能完成。绝大部分中学数学教师希望能够有学者把数学史著作改编成适合教师阅读并易于在课堂上使用的数学史读物。由于中学教学任务量较繁重，教师很少有时间去接触原始的数学史书籍，以及其他的教育学、心理学书籍。如此现状怎样改变?开设实质性的培训，以增长教师知识，改变教师的观念，针对教师的要求编写一些适合教师阅读和使用的数学史书籍，鼓励教师去浏览数学史原著，并编写数学史在数学教学中渗透的案例，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汪晓勤教授，他编写的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数学中的数学史》是最适合中学教师阅读的书籍。另外在教师培训教育的过程中，强调未来的数学教育开设数学史课程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开设的课程要注重挖掘数学史料的价值。当然这需要得到一些相关部分的认可，才可以得以实现。

(二)教师缺乏必要的教学资料

无论是教师还是课程开发者都可以找到大量的历史资料，但要使之能够用于教学，还必须根据教学需要对这些资料进行改编，也就是要将原始文献和二手文献加工成教学资源，而这个工作的要求非常苛刻并且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事实上，大部分教师并不具备开发这些资源的能力和时间，这才是教师们声明自身缺乏必要资料的真正原因，也是教师们不愿意应用数学史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资源缺乏的现状，需要数学史家和数学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数学教师)的共同努力，一方面，教师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历史的透视，即针对教学内容搜寻历史，这时，数学史家的工作必不可少。另外一方面,数学史家在研究历史时，应该考虑它的教学意义，亦即根据历史审视教学。

从教学的实际情况看，现行的数学教材已经有了一些数学史材料供学生阅读，

一些数学教学杂志设置了专门的数学史栏目，适合中学教师使用的数学史著作开始出现，这些状况，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尽管数学史不是解决一切数学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对数学的促进作用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参考文献

[1]沈丽霞.数学史与中学数学教育[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

[2]张楠，罗增儒.对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思考[J].数学教育学报，2006(8).

[3]王小富.数学史和数学文华对高中生数学技能提升的作用研究[J].教育改革，2006(10).

[4]唐宏亮.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结合的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2. [5]张俊忠.数学史融入数学教育的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6]王颖.高中数学教学中数学史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D].扬州大学，2005. [7]王凤蓉.数学史融入初中数学教育的实践探索[D].湖南师范大学，2012. [8]刘佳.数学史与初中数学教学整合的现状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3. [9]冯振举.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整合的研究[D].西北大学，2007.

[10]徐世斌.数学史与中学数学教育整合的思考与实践[D].陕西师范大学，2011.

[11]袁缘.数学文化与人类文明[D].吉林大学，2013.

[12]徐利治，王前.数学哲学、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结合—数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J].数学教育学报，1994(5).

[13]李伯春.有关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实质联系的调查[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3).

[14]张翠.“数与代数”部分概念与符号的历史探源-数学史融入数学教育的初步探索[D].首都师范大学，2009.

[15]康世刚，胡桂花.对我国“数学史与中小学数学教育”研究的 现状分析与思考[J].数学教育学报，2009(10).

[16]朱哲.基于数学史的数学教育现代化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01.

第7篇：浅析小学数学教学中教与学的关系

洑水镇小：王堂明

教学是教与学的过程，是教师与学生为了完成共同的教学目标的合作过程，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和谐统一，这一过程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交融着师生的互动，合作，创新与进步。教师的本职是以育人为天职，如何能教好自己的每一个学生是每一个教师的重任，小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认识和理解都需要教师的精心讲解、引导，实践和运用，由于数学知识贯穿着社会方方面面，因此，对数学知识的正确运用尤其重要。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应如何看待和处理课堂上的 “教”与学生 “学”的关系呢?

一、正确认识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的教与学的矛盾教学不仅是教与学的关系，同时也是师生双方思想和感情的交流过程。人们常说： “要给学生一碗水，都应有一桶水”。水是必须给的，但光给水是无法满足飞速发展的社会需要。教师的责任是教会学生自己去找水，依靠自己去发现，去创造，使知识不断增加。数学科学的发展较其它学科更快，所以数学教学的目标应是使学生学会自己去学习数学。所以教以学为目标。教学通常由四个因素组成，即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是由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形成对立统一的整体。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教学过程中主要矛盾，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对其他矛盾起领导、决定、制约、支配的作用。

二、学生的学是教与学的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我们知道学生和教师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十分明显的。没有学生,教师不复存在;没有教师,学生也不复存在。学生和教师在课堂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补充才能形成健康的教学活动,才利于教学已知和未知的矛盾的解决。教会学生学习数学要比教会学生数学知识难得多，教师要付出更多辛苦。首先教师要了解学生是怎样学的，这样才能在学生按自己想法提出问题时给予正确引导和建设性回答。其次，教师要了解所教学科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发展，这样才能引导学生按知识发展脉络去思考问题。教师和学生都要以教学内容为依据进行教学，不能教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学生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教师的教，必须要符合适应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里特征，在研究教学内容的同时，还必须研究学生认知规律和心里特征，并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及特征确定如何教学。即是说教师如何教有两个依据，一是教学内容，二是学生。如何使学生能够掌握教学内容，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若教师只考虑教学内容，不考虑或忽视学生的需求，这样的教学就有可能是照本宣科、无的放失或注入式教学。教师面对的不是机器，不是仪器，而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学生的学绝非如机器、如仪器，被动被他人去操纵、去堵塞。学生的学，是有其自身规律的。教师只有按规律进行教的时候，学习的内容才能被学生接受，才能被学生所吸收。学生对学习的渴求和愿望，持久不断的学习积极性，自学勤奋的学习精神以及认知规律和心里特征正是学生学习内因的具体体现。教师的教，就是激发学生学习的愿望和兴趣，尊重和适应学生认知规律和心里特征，只有这样，学生的学习动机才能开动起来。

三、良好的师生关系对教学起积极促进的作用，运用 “亲其师信其道”的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激发小学生学习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优化课堂教学，在教与学的关系上,古人强调: “教必有趣,以趣促学”。运用 “亲其师信其道”的心理效应，把爱心、微笑、激励带进课堂，创建民主、平等、合作的新型师生关系。过去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是主角，学生是配角，教改后教师们纷纷转变观念，让学生成为课堂中真正的主人、这是我国课堂教学的一大进步。可有些教师认为既然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教师自然要退到配角的位置，这是教育观念的一大误区，现代教育工程应该是教师与学生协调活动的过程。在教学中学生要尊重老师，而老师更要尊重学生。今天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对人的尊重。学生作为社会的人，在人格上与教师是平等的，学生的人格和情感应受到社会和老师的尊重。因此，教师应该尊重学生，只有既讲师道尊严，也讲学道尊严，师生之间应该相互尊重，才是全面的。可以这样说，在教学中对学生认知规律的尊重是对学生最大的尊重，是对学生成长成才的最大关怀，并应该成为教师在教学工作中重要的价值取向。教师只有深入的了解学生的认知规律，并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进行教学，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总之，我们要摆好教与学的关系，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的。要用尊重和信任赢得师生关系的融洽，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赢得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