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投资实证分析论文

2022-04-19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摘要:本文结合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采用1990-2004年我国25个省份面板数据,分地区对影响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农户投资实证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农户投资实证分析论文 篇1:

利率市场化对农户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要:1998—2004年,农村信用社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断扩大,在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下,农村金融机构有将贷款利率上浮到顶的内在冲动,贷款利率的上浮是否会超出农户承受力,影响到农业生产。本文拟围绕农产品利润率展开分析,以农业贷款利率小于或等于农产品利润率作为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主要依据。研究发现,近年来,农业平均利润率约在20%左右,可以承受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利率市场化增强了农户贷款可得性。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农户;投资

作者:杨 菁 何广文

农户投资实证分析论文 篇2:

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

摘 要:本文结合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采用1990-2004年我国25个省份面板数据,分地区对影响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农村道路、通讯、水利等公共事业发展,农户耕地规模,农户投资能力等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有显著影响;分析期间,农村道路、水利事业的发展对东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存在显著影响,农村水利、通讯事业的发展对中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存在显著影响,农村通讯事业的发展对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存在显著影响。

关键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地区差异

一、引言

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千家万户的小农逐渐成为农村社会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经营决策单位(张林秀、徐小明,1996),农户农业投资逐渐成为农业投资的基本主体(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近年来,我国农业投资逐渐表现出投资总量的相对不足和不稳定性,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农业投资和农业投资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因农户农业投资在我国农业投资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在对我国农业投资和农业投资行为的研究中,对农户农业投资和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研究颇多。这其中:

郭敏、屈艳芳(2002)认为,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农户收入、农地收益、农地规模、农地承包关系稳定性、农业信贷可获得性等。陈铭恩、温思美(2004)在郭敏、屈艳芳(2002)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非农产业替代、由政府以各种方式表达的土地产权强度、农业投资边际收益等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主要因素,农田水利等农村公共投资存量的不足是导致农业投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陈铭恩、温思美(2004)将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研究延伸到农村公共投资视角。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运用江苏省300户农户1993-1999年微观调查数据,对“基层社区的基础设施对农户私人的农业生产性投资有何作用”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尤其是农村通讯事业的发展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采用“本村是否通电话”、“本村是否通公路”、“本村是否有医务室”等方式进行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变量衡量,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

现有的研究对我国农户农业投资和农户农业投资行为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但是,就我国农业的微观经营主体——农户而言,其投资和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有关,且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刘承芳、樊胜根、张林秀,2002)。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本文即是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采用1990-2004年我国25个省份(注:由于缺少北京、天津、上海、海南、重庆、西藏数据,因此,本文采用的数据为我国25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这25个省份为: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面板数据,分地区对影响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1990-2004年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及两者间的关系进行简单描述;第三部分结合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建立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模型,分地区对影响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简短结论。

二、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联系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可以定义为在各种社会经济信号的影响下,作为行为主体的农民所表现出的农业投资反映(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一般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多采用生产费用现金支出(郭敏、屈艳芳,2002),农、林、牧、渔业家庭费用支出与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陈铭恩、温思美,2004)等表示。此处采用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的处理方式,即采用农户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代表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具体计算时,农户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国家统计局定义的农户购置役畜、产品畜、大中型铁木农具、农林牧渔业机械等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数据表示。

图1 农户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图1描述了1990-2004年期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情况。从图1看出,1990-2004年期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由1990年的20.29元/人增长到2004年的49.34元/人(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数据系作者根据历年统计资料计算而得,为实际投资数据(1990不变价)。资料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平均每年增长10.23%,但同时,1990-2004年特别是1990-1998年间,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增长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

分地区(注:依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2001年《WTO与中国农村贫困》(IFPRI研究报告)的划分方法,东部地区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广西;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看,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高于全国水平;中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低于全国水平;东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在1994年前高于全国水平,1994年后低于全国水平。从地区间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曲线看,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曲线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曲线相互交迭。

通过对东、中、西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成对双样本均值分析(表1),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存在显著差异。

图2描述了1990-2004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及二者的联系。图中的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和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等公共事业发展分别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环比增长率和乡村道路里程的环比增长率、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环比增长率、农村电话用户数占总农户数的环比增长率表示。图2显示,1990-2004年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呈不稳定状态,同时,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等公共事业发展间的联系看,1990-2004年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道路、通讯事业发展的趋势基本一致,相关系数分别达到33.97%和21.82%,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水利发展的关系不是很明显。

图2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中国水利年鉴》。

三、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投资理论认为:投资代表厂商对资本物的需求是带动厂商生产和收入增长的原因,受厂商生产和投资能力约束;单个厂商对投资资金的需求取决于投资资金所形成的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后者随投资资金的增加而递减;给定利息率,单个厂商会将投资推进到投资资金所形成的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与给定利息率相等的地方。其中: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于实物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与边际成本;实物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决定于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品产量与边际收益;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品产量决定于资本物的存量水平、生产技术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存量水平等。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公共品拥挤度较低时,公共投资存量的增加能够通过促进私人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提高,促进私人投资和私人资本的长期积累(张中华、谢升峰,2002)。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公共品普遍处于短缺状态,公共品拥挤度很低,公共投资存量的增加对私人投资增长发挥正向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

借助新古典经济学投资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公共投资的理论分析,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进行实证分析:

1.农村公共投资

依据Glomn等(1994)的研究,影响私人投资的公共投资应是可供私人部门使用的那部分公共投资存量。对于农户而言,影响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应是可供地区农户农业生产使用的那部分公共投资存量。依据前人研究,本文对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因素的分析,从农村道路、水利、通讯等几方面进行。其中,农村道路、水利、通讯等公共投资变量分别用农村道路密度、农村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农村电话用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例表示。

2.农户投资能力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受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能力约束。依据前人研究,采用农户居民家庭纯收入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能力。依据投资理论,农户收入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

3.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

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生产力的因素之一。依据前人研究,采用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价格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由于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决策时,面临的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价格是农户对其价格的预期,该预期受前期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价格及其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考虑到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的多样性,本文采用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向量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

4.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

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因素之一。依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假定农户理性,则农业生产技术和土地等农业生产性要素不变条件下,农户会在资本的边际收益曲线下降部分进行生产,此情况下,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越高,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品产量越低。

5.农户土地规模

土地是资本和劳动力之外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因素之一。一般认为,我国农户土地规模较小,土地存在适度规模经济,农户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的增多,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

6.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

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因素之一。我国农业生产具有小农生产特征,农产品市场近似完全竞争,农产品价格不随单个农户农业产品产量的增加而变化。依据前人研究,采用农产品价格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一般而言,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越高,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和规模越大。由于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决策时,面临的产出品价格是农户对其价格的预期,该预期受前期产出品价格及其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考虑到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的多样性,本文采用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农产品价格指数向量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

7.利息率

经典的投资理论认为,投资与利息率反方向变动。由于利息率作为市场参数的作用在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得到真正发挥,采用官方利息率数据并不能够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李晓西,2000),同时,地区间官方利息率差异不大,而采用其他替代指标的条件也尚不成熟,本文中,利息率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包含在残差项中。

综上所述,定义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为地区农村公共投资、地区农户投资能力、地区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地区农户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地区农户土地规模、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等的函数。具体的模型形式为:

实际计算中,乡村道路密度采用每平方公里上的道路公里数表示。农户人均纯收入、农业生产性投资及存量分别采用商品零售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折算。农业生产性投资存量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二)模型估计方法与结果

模型估计方法选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首先,从全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模型看,各个变量的具体情况如下:

(1)农村道路事业发展变量。农村道路事业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且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农村道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回归结果看,农村道路事业发展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0.0589个单位。

(2)农村水利事业发展变量。农村水利事业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农村水利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回归结果看,农村水利事业发展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1.7064%个单位。

(3)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变量。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农村通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回归结果看,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0.0072%个单位。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通讯事业的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有促进作用,本文与之得出一致结论。

(4)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能力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与理论预期一致;农户农业生产性资本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我国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促进了农业生产性投资向农业生产大户的集中;滞后一期与滞后两期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变量的符号分别为正与负,符合农户理性的假定,但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产品流通渠道、流通效率的改进,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比价变量在年度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变化幅度不大,因此,回归结果中,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比价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边际影响不大。

其次,从分地区的模型看,变量的具体情况如下:

(1)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和农村公共投资存量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分析期间,农村道路、水利事业发展变量对东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水利、通讯事业发展变量对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变量对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

(2)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递减趋势较东部与中部地区显著;东部与中部地区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较西部显著。可能的解释是:相比东部与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农户非农业投资机会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农户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生产投资规模较大;且分析期间,西部地区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较大,农地流转速度较慢,农户农地规模的变化幅度较小,因此,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显著变革条件下,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显著而土地适度规模经济的效应不显著。

(3)相对东部地区而言,西部与中部地区农户对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或其变动更为敏感。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农户投资机会较多且资源的流动性较强,农户将资金投向非农产业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相对西部与中部地区农户而言,东部地区农户对农业产出品与投入品价格的变化较为不敏感。

四、简短的结论

本文采用1985-2004年我国25个省份面板数据,结合我国农村道路、通讯、水利等公共事业发展,分地区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受到农户自身和外界条件的共同影响。农村公共投资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因素,其他影响因素还有农户耕地规模、农户投资能力等。政府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应结合各地产业特征和设施条件,灵活运用公共投资和公共投资政策。

(2)农村道路、通讯、水利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和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具有显著正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实施多元化的投资路径,引导民间资本的公共投入,提高农村道路、通讯、水利等公共设施的供给能力,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提供保障。

(3)农户耕地规模和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因素。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中化,促进农户农业生产效益的增加;同时,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的家庭收入可能无法满足农户生产性投资的进一步需求,政府可以通过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等的发育,促进农户投资能力的增强,为农户的生产发展和投资需求提供保障。

(4)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存在地区差异。比较而言,农村道路、水利事业发展对东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水利、通讯事业发展对中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对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趋势显著,东部、中部地区农户土地的适度规模经济显著,西部、中部地区农户对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及其变动较为敏感。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供农业和农村发展切实需求的公共产品,引导农户投资和农村产业发展,切忌“一刀切”。

参考文献:

陈铭恩,温思美. 2004. 我国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再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

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 2001. WTO与中国农村贫困[R]. IFPRI研究报告.

郭敏,屈艳芳. 2002. 农户投资行为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6).

李哓西. 2000. 宏观经济学:转轨的中国经济[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220.

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 2002.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对江苏省六个县市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4).

张林秀,徐小明. 1996. 农户生产在不同政策环境下行为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4).

张中华,谢升峰. 2002. 西方公共投资效应理论综述[J]. 经济学动态 (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2004. 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J]. 经济研究(9).

GLOMN G, RAVIKUMAR B. 1994. Public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in a Simple Growth Model [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8).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Utilities on Productivityoriented

Investment of Peasant Household in Agriculture

——An A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Regional Panel Data

YANG Meili1 ZHOU Yingheng1 WANG Tuzhan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Xinan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责任编辑 彭 江)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杨美丽 周应恒 王图展

农户投资实证分析论文 篇3:

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及区域差异研究范

摘 要:本文阐述了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发展水平的现状及区域差异,并分析了在政府指引、技术进步、村集体和企业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下,地权稳定性、土地经营收益、农户特征、非农就业机会如何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数量和结构,如何使得不同地区产生了投资的差异性。最后,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户;投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

农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手。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投资中国家力量渐渐退出舞台,农户成为了中坚力量。微观上讲农户是农业的基础,农户的行为决定着农业发展走向,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研究不仅与农业经济发展相关,也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连。

一、文献综述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如下:一是农户经济理论研究的三大学派:以俄国A·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组织与生产学派,提出小农生产是自给自足的观点;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充分肯定了农民的理性;以美籍华人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认为中国的小农发展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二是关于农户投资决策行为的研究:调整成本理论、投资行为理论、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理性行为决策理论(TRA)、计划行为理论(TPB)、贝克尔的农户家庭经济学模型、生产与消费统一的农户模型等。三是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如E.J.Austin等(1998)研究了心理、社会以及经济变量对农户投入行为的影响等。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如下:一是农户农业投资行为与影响因素研究。如国家统计局(1992)用农调资料,基于“核心需求恒定”假设,提出了农户的基本投资模式,验证了他们的“效益——风险决定新增投资”的行为假说,认为农民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兴趣下降。二是影响投资的因子和政策环境间的研究。如韩菡、钟甫宁(2011)指出农户劳动力自身的非农就业机会对其转入土地面积有负影响,家庭财富水平对农户转入土地面积有正影响,在单位土地收益高、种植结构容易改变的地区,“剩余土地”容易流向财富相对丰裕的生产大户,在单位土地收益低、种植结构不易改变的地区,“剩余土地’容易流向相对贫困的小农户。

国内外学者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及相关的系列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然而还有一些亟待补充和探讨的地方,如对区域差异深层次的原因分析等,因此本文做了相关研究。

二、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及差异化概述

(一)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发展现状表现为:农户农业生产投资数量总体上逐年增长,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农业生产投资在农户全部投资中比例逐年下降,投资结构趋于合理。整体上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发展持缓慢下降的趋势,但因为投资结构合理化等,农业经济增长、土地集约利用、粮食增产增收方面表现出上升姿态。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非常明显。沿海及发达地区投资数量远低于其他地区,但投资效率更高,农业生产更现代化;内陆特色地区的农户有其特殊的投资偏好,产生了一些特殊发展模式:成都模式、海南模式等;其他地区的农户以农业作为其主要或唯一的生产生活方式,投资相对较高,但结构欠佳,如西藏、云南等。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地区间农业发展不协调。区域间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政策指引效果薄弱。第二,农业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同地区同样生产投资或同样劳动付出的农户获得的收益不同,个别地区差异巨大,套利等其他经济手段由于交易成本过高等原因效果不足。

(二)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发展水平的测度

为了能够直观的观察不同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发展水平,本文通过农村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单位:元/户)来测度。采用集约分组方式,根据2003—2012年10年的数据得到:农村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平均值位于5000以下的省份依次有:北京、山西、上海、江苏、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陕西;位于5000-10000的:天津、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海南、云南、甘肃、青海。位于10000以上的:内蒙古、吉林、黑龙江、西藏、宁夏、新疆。平均值越高说明当地农户投资数量越多,反之亦然。其中湖北、重庆、广西、辽宁、云南、黑龙江的标准差较大(标准差/均值>0.4),说明其投资的变化程度发生了较为强烈的波动。

三、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及区域差异化的因素

(一)影响因素及观察指标的选择

本文选择了地权稳定性、非农就业机会、农户特征、土地经营收益作为影响因素研究,四个变量可以直接或间接的替代诸如产权所属、土地经营规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信贷服务、现有资产、年总收入和总支出等变量,故既全面又简约。关于四个影响因素的观察本文使用以下指标:土地的大调整、土地的小调整描述地权稳定性;经营耕地面积(X1,单位:亩/每人)、租入或租出耕地的户数比重(X2)描述土地经营收益;文化程度(X3,即未上学或只上过小学的农户比重或低文化率)、劳动能力(X4,即整劳动力比重)描述农户特征;农户兼业情况(X5,即纯农户比重)、非农收入(X6,即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的户数比重)描述非农就业机会。

(二)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地权稳定性方面:地权稳定性很多时候被认为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重要因素,原因是地权稳定性越高越有利于保障农户土地使用的安全性和长久性从而激发农户的生产投资。本文从土地的大调整和小调整的角度来看,虽然不同地区的土地调整频率不尽相同,但大量资料显示,土地调整的总体频率很低。土地的大调整次数非常少,Brandt et al对8个省份215 个村庄的调查研究发现, 自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这些村庄平均调整土地1.7 次,平均调整期限为7-8 年,落实30年土地使用权以后土地调整的频率更低。在中国相对比较普遍的是土地小调整,但其影响效果不能一概而论。Kung(2000)认为: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大体上接受了根据人口与土地比例的变动进行的微小调整,这向农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只要家庭人口不发生减少,他们可以在未来耕种相同的地块。土地小调整只会影响与特定地块相关的投资,如塑料大棚、化肥等,但并不会影响与特定地块不相关的投资,如生产工具等。与特定地块相关的投资短期不会减少,长期也只会部分减少,原因在于:如果需要退出相关地块,农户一般会减少对这些地块的长期投资,转而加大对保留地块的投资。农户对道路、灌水区等投资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因为这些投资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单个农户本就不会有长期投资的想法。综上所述土地小调整对投资的影响效果也不是很大,所以本文看来地权稳定性的影响作用是比较小的。

土地经营收益方面:X1低于1.5的省份依次有: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福建、海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苏、重庆、广西、天津;X1位于1.5-3的:江西、陕西、河南、云南、山东、湖北、西藏、安徽、河北、青海、山西、甘肃;X1高于3的:宁夏、辽宁、新疆、吉林、内蒙古、黑龙江。X2低于6%的省份依次有:河南、山东、甘肃、西藏;X2位于6%-15%的:河北、陕西、青海、山西、江苏、海南、宁夏、辽宁、安徽、湖北、云南;X2高于15%的:天津、贵州、广西、内蒙古、吉林、广东、新疆、湖南、江西、四川、重庆、北京、黑龙江、福建、浙江、上海。不难看出,经营耕地面积越多的省份,农户农业生产投资越多;而租入和租出耕地户比重则有两个方面的效应:租入会提高土地经营收益进而促进投资,而租出意味着减少投资。另一方面比重高也说明了当地土地流转市场活跃,会促进土地经营规模的合理化进而改善投资结构。综合来看,土地经营收益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农户特征方面:X3小于0.35的省份依次有:北京、山西、上海、天津、河北、河南、辽宁、海南、广东、山东、陕西;X3位于0.35-0.6的:江苏、黑龙江、吉林、湖南、广西、内蒙古、湖北、新疆、福建、浙江、安徽、江西、宁夏、甘肃、重庆、四川;X3高于0.6的:贵州、云南、青海、西藏。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一个负向因素,其效果明显但不强烈。X4值各地区相近,基本维持在0.85,说明全国农村中从事农业的主体大都为青壮年。

非农就业机会方面:X5低于0.7的省份依次有:北京、上海、浙江、天津、福建、西藏、江苏、广东;X5位于0.7—0.85的:江西、山西、湖南、河北、辽宁、安徽、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新疆、内蒙古、甘肃、海南、青海、宁夏、吉林、黑龙江;X5高于0.85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X6低于0.2的省份依次有:西藏、海南、新疆、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云南;X6位于0.2-0.4的:甘肃、贵州、广西、宁夏、四川、青海、辽宁、河南、山东、湖南、陕西;X6高于0.4的:河北、江西、重庆、湖北、安徽、山西、广东、福建、天津、江苏、浙江、北京、上海。显而易见,非农就业机会与农户农业生产投资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这种负相关不值得担心,因为非农就业机会给农户的收益往往大于农业生产。

四、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及区域差异化的根本动力

(一)中央及地方自上而下的推动效应

中国是一个强政府国家,中央及地方掌握着很多经济发展资源,因此不同的政策和规划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发展进程有着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中央的宏观政策。国家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出台过很多重要政策和文件,如一号文件、农业税减免等。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农户的农业生产,增加了农户的投资动力,近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的现象。同时,城市化进程创造了很多非农就业机会,尤其是实践先富带后富政策的沿海和发达地区,这些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具有可能性更大、安全性更高、稳定性更强等特点,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土地流转,提高了土地经营规模和收益,改善了投资结构。第二,地方区域发展规划。地方政府规划一般遵循中央宏观政策,也会根据当地条件发展特色农业,通过信息导向、投资导向、服务导向来完成对特色农业的支持,使得农户农业生产投资更加现代化、合理化、层次化。

(二)村集体或企业由内而外的发散效应

村集体是距离农户最近的管理和服务组织,村集体的组织能力决定了农户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条件等,如水利水电、道路交通、学校医院等。这些基础设施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投资,但会间接影响土地经营收益、农户特征、非农就业机会等因素。如:学校的条件决定着农户的整体文化程度,交通的便利情况决定着农产品的买卖进而影响土地经营收益。同时,一些乡镇企业尤其是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影响农户投资决策上也具有同样效应。

(三)技术进步全面的促进效应

众所周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进步具有双重效应:科技创新带来的高效率和知识流动带来的衍射效应。我国已陆续采取系列措施:提高高新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投入和补贴力度,如“星火计划”等。优先推广共享性强、带动性强的新技术和政策,如家电下乡、标准化温室大棚推广、电脑农业专家系统等。建立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园区等。

(四)WTO框架下经济全球化外延的拉动效应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进一步加大。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质量低、成本高等问题,为应对WTO的挑战,我国采取如下措施:以优先发展、集中发展为战略方针;把高新技术融入传统农业;鼓励融资创新,培育农业资本市场;发展公司农业与农业公司。这些措施无疑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村信贷服务,创造了非农就业机会,从而改善了农业生产投资结构。

五、结论与建议

(一)本文的结论

地权稳定性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非农就业机会增加能提高土地经营规模及收益并促进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现代化,因此造成的部分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减少是不必担心的;农户特征上表现为文化程度高的农户一方面更具有准确获得市场信息的能力而提高投资数量并改善投资结构,但另一方面也更容易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降低投资;土地经营收益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区域差异化上,沿海及发达地区表现为非农就业机会多、农户视野宽广、投资结构更合理等特点;内陆特色地区表现为土地经营收益高、投资适中且结构分明等特点;其他地区表现为非农就业机会少、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投资数量大但结构欠佳等特点。以上现象的根本动力在于四个重要效应:中央及地方自上而下的推动效应,村集体或企业由内而外的发散效应,技术进步全面的促进效应,WTO框架下经济全球化外延的拉动效应。

(二)本文的相关建议

第一,发挥政府职能。提供更多大量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加速城市化进程,引导土地流转向种粮大户转移并强化农村科技宣传。第二,促进学术与实践结合。组织部分优秀师生定期下乡与农户互动,既丰富理论又能开拓农户认知。第三,充分利用法律、市场、媒体的作用。加强国家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督,建立公平市场交易,加大媒体宣传力度。第四,区域农业发展战略部署。根据不同地区的特色发展当地农业,对农户做好信息导向,针对目前的沿海发达地区模式、内陆特色地区模式、其他地区模式分别制定农业发展战略,注重发挥区域优势与协调发展,改善投资结构。

参考文献:

[1]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对江苏省六个县市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2,(04):34-42.

[2]叶剑平、丰雷、蒋妍、罗伊·普罗斯特曼、朱可亮.2008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17省份调查结果及政策建议[J].管理世界,2010,(01):69-71.

[3]钟甫宁、纪月清.土地产权、非农就业机会与农户农业生产投资[J].经济研究,2009,(12):43-46.

[4]许庆、章元.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民长期投资激励[J].经济研究,2005,(10):59-62.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6]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综合卷)[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7]Hui Wang, Ran Tao, Juer Tong. China & World Economy.,Vol. 17, No. 1: 66 -72. 2009.

[8]Kung, J. K. Egalitarianism, Subsistence Provision and Work Incentive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Collectives[J]. World Development, 1994, 22(2): 175-184.

作者:宇航

上一篇:创新品牌演讲稿下一篇:热爱家乡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