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五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机械工程博士论文(精选5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2005年10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题为《陈旸及其乐书研究》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博文”）。
我国工程博士教育发展的背景、机遇与挑战
[摘要]本文以高等工程教育多层次发展和工学博士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为分析背景，综合论述了我国工程博士教育如何在现有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进一步实现科学发展，提升工程博士教育质量。
[关键词]工程博士 发展 机遇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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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肖凤翔，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付卫东，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赵美蓉，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天津
300072)
为了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完善我国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继1996年批准设立工程硕士之后，2012年3月8日正式批准设立工程博士学位，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的英文名称为“Doctor of Engineering”(英文缩写D.Eng)。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由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的高等学校和企业联合培养，其专业学位由高等学校授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成立全国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对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行指导。
一、工程博士教育发展的现实背景
(一)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传统的第一产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林牧渔业生物技术、农林牧渔产品控制与检测以及农业观光、休闲等行业蓬勃发展，需要大量能源和环境等工程专业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第二产业方面，我国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正在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和加工业中心，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工业产品档次的质量，增强综合竞争能力，对先进制造等专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需求非常旺盛。随着新技术不断涌现，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通信、网络、自动化为主体的产业发展迅猛，渗透力强，应用面广，对应用电子等工程专业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需求量很大。因此，我国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必须适应这一变化趋势，特别要加强对提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
目前我国人才资源在结构方面还不平衡。从素质结构看，我国中低级人才比例较大，据统计，我国94%以上的人才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低层次上，高层次人才仅占5.5%，并且在国内高层次人才资源中，能够把握科学前沿、作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短缺，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也十分匮乏。从行业分布来看，我国高层次人才主要集中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应用型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学术型博士进入大中型企业和公司的也是凤毛麟角。据统计，从1995年到2006年12年间，我国博士毕业总数达到174 915人，毕业之后约有一半(52.08%)的博士选择进入高等院校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加上13.44%进入科研院所的博士和4.22%选择做博士后的博士，总共有70%的博士在毕业后继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进入各级政府和国家机关的博士约占5.69%，出国继续深造、进入部队及创业的博士生约占7.41%，最终进入企业单位的博士生实际比例只有16.18%。由此可见，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需求日益旺盛，而我国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结构性供给严重失调。
(二)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多层次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国工程教育的绝对规模在世界上位居前列，但是从工程教育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来看，却令人堪忧。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规模虽然很大，但是在类型和层次上区分不明显，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无法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光斗在《高等工程教育迫切需要改革》一文中指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有四个层次：高专、本科、硕士生、博士生”。然而，从学位类型上看，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中的学术型学位发展相对成熟，应用型专业学位发展规模相对较小。相比较而言，硕士层次的学位发展相对完善，既有学术型学位又有专业学位，基本朝着与国际接轨的多层次、多规格、多模式的方向发展，而博士层次的学位类型相对单一，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基本上都是定位学术型。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完善，社会对人才培养的素质和规格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需要一定数量的学术型工学博士人才，更需要大量高层次应用型工程博士人才。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工程教育的学位制度值得我们借鉴。其高校的工科教育基本都集中在工程学院进行，其学位包括学术学位(academic degree)和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两大类，贯穿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阶段。在研究生阶段，学术学位包括科学硕士(Master of science)和哲学博士(Doctor of Engi-neering)学位，专业学位包括工程硕士(master of Engineering)和工程博士(Doctor of Engineer-ing)学位。大力发展工程博士教育，是完善我国工程博士教育类型和层次的需要，也是适应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多层次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工程博士教育发展已有的客观条件
(一)较高水平的研发投入为我国工程博士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增长，201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47.28万亿元，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家统计局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从2006年的16184元提高到40000元，GDP总额也有望提高到60万亿元。如果按照政府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总额的4%计算，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将达到2.4万亿的规模，将是2011年公共教育经费的1.5倍左右，这样的教育经费支撑为包括工程博士学位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高水平的研发投入是一个国家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均超过了2%，北欧的瑞典和芬兰以及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均超过了3%，而以色列的研发投入比重甚至超过了4%。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已稳居发展中国家之首。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将达2.5%。如果按照这一标准计算，到2020年我国研发投入将达到1.5万亿元，是2006年3003亿元的5倍左右。
工程博士学位教育是成本性很高的教育。要求根据不同工程博士生的需求，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要满足不同企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制定订单式教学方案;要引入国际化教育资源，满足工程博士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需要;要提供实验室、实验器材和图书资料等，满足工程博士生科学研究的需要;要提供实训基地和实践经费，满足工程博士生实践训练的需要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加上近年来我国较高水平的研发投入，为我国工程博士学位教育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为工程博士教育运行的健康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工程硕士教育稳步发展为我国工程博士教育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为了培养一批既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专门知识，又具有独立担任专门技术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1984年我国开始了工程类型硕士生招生试点工作。1989年国家教委下达了《关于加强培养工程类型工学硕士研究生工作的通知》，其目的是推动培养工程类型硕士生的工作，缓解厂矿企业和工程建设部门迫切需要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矛盾。从此，工程类型硕士生的培养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1992年国家成立了工科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小组，进一步推进工程类型硕士生培养的改革工作。1995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国家教委指出：“把硕士生的培养重心逐步调整为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要统筹规划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教育，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占硕士生教育的比重。”
随着建筑学、工商管理、教育、法律及临床医学等先后设置学士或硕士专业学位，在多年招收工程类型硕士生改革实践的基础上，设置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完全符合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方向，体现了现代学位制度发展完善的内在要求，表明我国工程硕士的招生和培养已经趋于成熟。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并正式设立了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目前我国工程硕士学位已经成为涵盖专业较广且招生规模较大的学位类型，为我国厂矿企业和工程建设单位输送了大批的高层次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和工程管理人才。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6年至2006年，全国共授予专业硕士学位188310人，其中，工商管理硕士所占比例达到37.6%，工程硕士所占比例为31.9%，法律硕士所占比例达到11.3%，三者合计80.8%。庞大的专业硕士群体为我国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的发展提供了生源基础，近20年的工程硕士培养经验也为我国工程博士生的培养在招生录取、专业选择、课程设置、导师队伍建设和学位论文指导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
(三)国外成熟的工程博士教育为我国工程博士教育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工程博士教育是一种相对年轻的专业学位教育，其培养目标是为企业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1965年，美国工程检查协会(NCEE)通过一项决议——高校发展工程博士计划。1967年，底特律大学率先实行工程博士计划，培养博士水平的专业工程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在工程博士培养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例如，招生录取上，注重对申请者的工程实践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察;课程学习上，开展工程博士学位教育的高校课程设置不尽相同，但一般由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技术课程和职业发展课程三部分组成，主要培养工程博士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实践训练上，强调工程博士生必须至少经历一年的“工业实习期”，专门成立实习委员会，由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工程博士生的工程实践活动;学位论文上，要求在应用科技知识、工程实践等方面解决有意义的实际问题，要反映工程博士生从事应用研究的原创性和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
1992年，英国借鉴美国工程博士的经验设立了工程博士专业学位。同年，曼彻斯特理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被批准联合建立第一个工程博士中心，负责工程博士的培养和交流，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英国已经有20个工程博士中心。从1992年至2005年，英国工程博士中心共培养了1 280名学生，1997年培养出第一个工程博士，截止目前，获得工程博士学位的人数为550人。英国在工程博士培养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例如，机构设置上，工程博士中心专门负责招收、培养和管理工程博士生，同时它还成为高校、企业和工程博士生互动交流的桥梁;经费保障上，工程博士的培养经费主要来自EPSRC，即英国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委员会(Engineering and Physical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工程博士生还可以得到不同的奖学金和津贴，保证其学业的顺利进行;课程设置上，英国工程博士生的课程采用模块式组织形式，一般包括工程类专业模块和商务、管理类等职业发展课程模块组成;实践训练上，每个工程博士中心均有许多稳定的“赞助企业”，为工程博士生提供实习场所和项目研究基地;导师指导上，“双导师制”可以保证工程博士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均得到提高;质量控制上，工程博士中心全程监控其培养进程，切实保证工程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总之，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培养工程博士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三、我国工程博士教育发展面临的重要机遇
(一)建立创新型国家战略为工程博士教育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新世纪初期，我国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从经济发展战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头2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抓住世界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顺利完成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走上成功摆脱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走上确保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循环轨道。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创新型人才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呼唤着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和造就更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创新型人才。这为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工程博士教育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面对国家重大需求，为企业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是工程博士教育的根本任务。同时，建立创新型国家战略的确立也为我国工程博士教育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二)协同创新战略的提出为工程博士教育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围绕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全面提高我国教育质量问题郑重地提出，我国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同时，要注重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进协同创新。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精神，积极推动协同创新，促进高等教育与科技、经济、文化有机结合，大力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积极支撑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国家决定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该计划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根本出发点，主要面向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四个方面的问题和需求：面向科学技术前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面向行业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共性问题;面向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面向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需求。我国工程博士教育是国家为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完善我国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将高层次的人才培养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的一种新型专业学位教育，工程博士教育能够有效解决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问题。可见，协同创新战略及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计划为我国工程博士教育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四、我国工程博士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工程博士教育的规模和结构如何适应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需求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为世界第二，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和制造业大国。根据研究，到2020年，我国将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目前正是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转型时期，产业结构已经呈现出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到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演变趋势。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复合型产业大量产生，公共服务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使得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如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和能源与环保等行业对高层次应用型工程博士人才的需求日趋增加。然而，目前我国工程博士教育目前仅仅只有电子与信息、生物与制药，先进制造和能源与环保四个专业，2012年招收的工程博士研究生不足300人，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让我国的工程博士教育既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又能避免工程博士教育的规模和结构走上盲目扩张与无序发展的歧路，是我国工程博士教育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合理发展工程博士教育的规模，适当调整其专业结构，更好地满足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需求，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工程博士教育发展的重点之一。
(二)工程博士的质量如何有效地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是研究生培养单位有效提供教育服务，满足社会需要的基本保障@。工程博士的质量是工程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的核心，其培养质量由试点高校所培养的工程博士生的综合素质来体现，质量是我国工程博士教育的生命线。我国工程博士教育主要是国家为适应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完善我国工程人才培养体系，将高层次应用型的人才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的一种专业学位。通过对工程博士的培养，使其具备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规划和实施工程技师研究开发的能力，充分满足企业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需求。然而，目前我国部分试点高校将工程博士教育看作学校创收的途径，只求规模，不讲质量;只讲设置，不重建设;对工程博士教育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投入少，条件简陋，管理不力，导致工程博士教育质量缺乏可靠的保障，培养的工程博士生难以满足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如何保障工程博士教育质量，使之培养的人才能够有效地满足企业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是我国工程博士教育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工程博士教育发展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
(三)工学博士教育和工程博士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
工学博士教育和工程博士教育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教育。工学博士教育是一种研究型学位，强调学术研究，重在探索新知，主要为大学或研究机构培养从事教学或科研的人才;工程博士教育是一种应用型学位，强调专业实践，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主要为企业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工程博士教育和工学博士教育在国家学位教育体系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从目前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工程博士教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尽管目前工程博士教育在我国已经开始发展，但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当前我国工程博士教育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这包括：在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既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又要满足大学或研究机构对教学与科研人才的需要;如何既要借鉴我国工学博士培养模式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又要避免工程博士的培养落入“穿新鞋，走老路”的俗套;如何既要借鉴我国工学博士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成功经验，又要避免工程博士的管理过于严格从而失去其应有的活力等。总之，有效地协调工学博士教育发展和工程博士教育之间的关系，统筹兼顾，使二者均能做到科学发展又各具特色，其路漫漫。
作者：肖凤翔 付卫东 赵美蓉
[摘 要] 阐述了新工科和工程博士培养的背景和内涵，分析了新工科背景下工程博士培养的意义，并据此构建了工程博士培养模式：①依托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校企多方协同汇聚优质生源;②交叉学科培养，校企合作定制个性化培养方案;③创新学位论文评价，完善质量保障措施。通过对新工科背景下工程博士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有效提升了工程博士培养效果。
[关键词] 新工科;工程博士;培养模式
[作者简介] 王继成(1985—)，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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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工科与工程博士培养的背景和内涵
1.新工科的背景和内涵。为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需求，2017年2月，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并达成“‘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随后，通过“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关于推进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等纲领性文件，各高校在探索中也涌现出了新工科建设的“天大方案”“F计划”“成电方案”等，推动了我国工程教育改革创新。当前新工科正在以项目牵引研究与实践，实现新工科建设扎扎实实由1.0向2.0跨越，并将与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交织交融，构建多元化、多层次新工科教育质量标准体系，掀起新时代高等教育质量革命。
教育部对新工科内涵的阐述如下：一是主动设置和发展一批新兴工科专业;二是推动现有工科专业的改革创新[1]。相比过去的工科教育，新工科更加强调工程实践创新，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引领，以理念创新、交叉融合、协同共享为主要途径，培养能够引领未来技术产业发展的多元化创新人才。
2.工程博士培养的内涵。我国工程博士专业学位设置始于2011年，至今已培养了大批满足现代化建设需求的高层次工程技术领军人才。为进一步完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赢得国际竞争优势，201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方案》。
根据国家最新文件精神，工程博士培养内涵可以概括为：为满足创新型国家建设对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特别是高端领军人才的需求，为完善中国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开展的以创新工程类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为核心，以学校、政府、企业“三位一体”培养模式为主线，以培养具有工程技术创新能力的卓越工程类人才为目标的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2]。
二、新工科背景下工程博士培养的意义
1.适应新时代全球科技发展和国际竞争需求。在全球产业革命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国适时提出新工科，旨在以人才培养驱动工程技术创新，获得国际竞争优势。新工科要求学生要具备知识融合与实践创新方面的能力，以学生为中心，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聚焦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职业素质培养，在开发设计、组织领导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方面具有综合素质，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一定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意识、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以及人文素养和国际视野。
新工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机制让学生兼具知识、能力、素质、视野，但是要进一步满足新时代全球范围内高科技发展和高端产业创新需求，更需要以工程实践创新为导向的工程类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培养杰出的工程技术领军人才，才能真正赢得全球竞争的战略优势。
2.助力企业转型发展和社会经济提质增效。《中国制造2025》指出，高层次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在加快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然而此類人才当前存在巨大的缺口。国家发改委统计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制造领域缺口较大，预计到2020年，机械工程类人才缺口300万人，电力装备领域人才缺口411万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人才缺口6万人，新材料人才缺口300万人，生物工程领域人才缺口25万人。
新工科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制造领域的巨大人才缺口，但是企业转型和社会经济的提质增效更加需要高层次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特别是高端技术领军人才来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问题。因此，只有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我国工程类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工程技术类人才尤其是领军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供给，才能促进企业的产业转型和社会经济的高质量、高效率发展。
三、新工科背景下的工程博士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分析
新工科背景下的工程博士培养应从招生选拔、培养方案、质量保障三方面考虑，聚焦新工科背景下工程博士培养理念和培养模式的创新，以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养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为目标导向，创新高端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既有坚实的交叉学科理论基础，又有较强的工程实践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具体的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分析如下。
1.依托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校企协同汇聚优质生源。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必须依托重大科技专项，选拔具有较好工程技术基础的优质生源，才能从源头上保证工程博士的培养质量，实现工程博士培养的目标。校企双方也应充分共享教学和科研资源，为工程博士配备本领域优秀的双方导师团队指导组，双方导师共同制定培养要求和培养计划，共同指导从论文选题到论文答辩的各个环节。
2.交叉学科培养，校企合作定制个性化培养方案。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往往涉及多学科领域，因此，工程博士培养也应以工程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为目标，以工程博士研究生自身的特质和其承担的重大专项需求为出发点，创新工程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3]，科学合理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推动课程设置定制化、模块化，开设专题研讨或论坛，聚焦工程前沿热点，满足工程项目复杂需求和工程博士个性化培养要求。
3.創新学位论文评价，完善质量保障措施。工程博士学位论文应是独立的创新成果，聚焦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学位论文评价也应围绕论文选题、研究内容、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论文选题应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研究内容围绕技术革新、项目攻关等展开，将所学理论创造性地用于工程项目实践，并取得关键性技术创新成果，成果形式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为确保工程博士高质量完成学业，获得学位，校企双方领导、管理人员和导师也应分别成立工程博士培养领导小组和导师组。领导小组负责招生选拔、导师聘任、课程安排和教学管理、教学科研活动组织保障以及培养经费运行等，导师组负责培养方案制定、工程实践计划、论文开题至答辩的各个环节等。条件成熟的校企合作也可以考虑建立工程博士中心，作为工程博士研究生招生、培养和学位管理的专业机构。
四、结论
总之，新工科背景下的工程博士生培养既满足“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需求，对企业产业转型升级、技术革新和社会经济进步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在新工科人才培养基础上，更加突出高层次领军作用。因此，校企培养部门应结合自身特色，依托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明确培养目标，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聚焦产业前沿和学科交叉培养，构建科学的成果评价机制和质量保障体系，才能持续稳定的培养出高层次工程技术领军人才。
参考文献
[1]“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J].复旦教育论坛，2017，15(2)：27-28.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方案》及说明的通知[2018]15号[Z].
[3]赵美蓉，潘峰，武悦，等.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创新探索与实践[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81-85.
Key words：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engineering doctors;training model
作者：王继成 张福军 栾旭
2005年10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题为《陈旸及其乐书研究》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博文”）。出版者宣传语称：“这是目前对陈旸及其《乐书》最全面、深入的研究”，“必将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方面研究产生巨大影响”，“对于音乐学术界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见该书封4勒口）。
事实如何？简述几点。
第一，作者引用《乐书》原文时所作断句-标点，错误百出。仅举一例。
“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刚克之德歌者，直已而陈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见“博文”下篇第123页）这几句，原本意思很清楚:“勇者，正直之德；义者，刚克之德；歌者，直已而陈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经作者如上标点，无法理解。足证作者并未读懂原文。“博文”中种种谬误多由此而生。（为省篇幅，不一一举例，下同。请参阅《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二期署名尚笃的《治学应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宗旨——读<陈旸及其乐书研究>》。这是一篇多年少见、有说服力的优秀书评。本短文就是为介绍尚笃一文而写）
第二，对一些古代名词术语作者显然不懂其含义（如“上庠”与“太学博士”， “文馆”与“秘书省正字”……），于是误读文本，曲解文义，妄加引申，有时把后事前移……导致结论没有可靠依据。
第三，对乐器的编列，《乐书》本无严格区分，书中有些文字并不是指乐器（或乐器品类），有些只是同物异名，等等。“博文”作者不明其义，概以不同乐器统计之。这样一种缺乏根据的“统计”，除误导读者之外，有何意义？
第四，“博文”对《乐书》的总体评价为何？作者竟全文照抄18世纪《四库提要》的文字1140余字，声称：“在此，仅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乐书的评价作为对《乐书》归宿探讨的结语。”这样的研究与前述的宣传语，相距多远，如此结论得来多么轻松，多么省事，多么令人惊叹啊！
面对如此粗制滥造“学术”专著，赫然列名书中的“博士生导师”、“答辩委员会委员”、出版社“编审”，各起何种作用？各应担负怎样的学术责任和道德责任？■
七嘴八舌
面对如此粗制滥造“学术”专著，赫然列名书中的“博士生导师”、“答辩委员会委员”、出版社“编审”，各起何种作用？各应担负怎样的学术责任和道德责任？
作者：黄旭东
放弃继承权的子女可以不赡养父母吗
刘某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外企工作。爱慕虚荣的刘某不希望父母成为自己事业的绊脚石，想通过放弃继承权，逃避赡养父母的义务，背弃自己认为的并不高贵的出身，斩断与家庭的一切联系。刘某可以这样做吗?
刘某这样做是违法的。赡养父母是法定的义务，无论什么借口，都不能成为逃避法定义务的理由。因此，无论刘某是否宣布放弃继承权，只要不履行赡养义务，其行为也是违法的。
子债应该父还吗
童某与安某(21岁)是好朋友。一日，安某看上了一款手机，苦于身上没钱，便从童某处借了2000元，并写有借条。后来，安某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还钱的日子到了，童某拿着安某的借条向安某的父亲讨债。那么，安父是否应替儿子偿还债务呢?
安父可以不替儿子还债。我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以自己的行为依法确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并承担其后果。本案中，安某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并且其所借款项的用途与其父无关，那么，他与童某的借贷民事法律关系仅对童、安两人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只有借债的人才有还债的法定义务，与其他人无关。所以安父可以不替儿子偿还债务。
医疗事故经多次鉴定的，应以哪一次为准
患者洪某已经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前两次鉴定结果都是三级乙等技术事故，但在省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却鉴定为不属医疗事故，那么到底以哪一次鉴定为准呢?
应以省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准。我国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上级鉴定委员会可以否定下级鉴定委员会的结论，也就是说，多次医疗事故鉴定，应以最高一级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结论为准。本案中洪某虽然前两次鉴定结论相同，但最后一次是省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结论，也是最终鉴定，所以，还应以省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准，只能按不构成医疗事故处理。
公积金条例13年首次修订：天价公积金将不再重现
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时隔13年该条例首次修改。
近年来，缴存悬殊、资金沉淀、使用不便，住房公积金诸多问题持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此次修订稿明确提出，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得低于职工工作地设区城市上一年度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不得高于平均工资的3倍，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上限不高于12%，下限不低于5%。
在之前的调查中曾出现：一些地方电力、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的公积金缴纳基数多达四五万元，个人和单位合计缴纳公积金上万元，而餐饮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低收入群体只有一两百元等情况，公积金差距几十倍，加剧了收入分配的鸿沟。此次条例修订通过后要严格执行，让“天价公积金”不再重现。
摘要： “谁获得了教育”意味着“谁将会走在最前面”。博士是国家高级人才，越来越多的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接受博士教育以获得竞争优势。通过对2017年全国学术型硕士毕业生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2017年调查的硕士毕业生中，19.31%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5%选择出国留学，两者均以“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居多;在博士教育阶段，家庭背景仍然对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院校类型、专业分布为重要中介变量;相对于在国内读博，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倾向于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
关键词：家庭背景;教育机会获得;博士教育;海外留学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7-06
基金项目：北京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战略发展基金。
作者简介：刘凌宇（1995-），女，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沈文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蒋凯，通讯作者，北京大學教育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一、引言
在对所有可获得数据的工业化国家或正在工业化国家进行分析后发现，“谁获得了教育”意味着“谁将会走在最前面”[1]。我国从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走向大众化阶段，受教育机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①;2017年研究生在校人数达到263.9万人，是20年前的14.9倍②。2019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290万，较2018年增长21.8%③;另外，近年来，出国留学已经成为硕士毕业生除选择直接工作、在国内升学外的第三条重要出路[2]。自1978年以来的40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到585.71万人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中国顶尖高校，2017年选择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分别占到硕士研究生阶段升学总人数的40.96%和36.43%⑤。
不可否认，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本科文凭贬值及经济增长对人才素质要求的提高，研究生教育越来越成为个体获得体面职业的重要前提，对社会分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3]。在全球化时代，博士学位获得者已经成为国家培养的高级战略性人才。随着就业方向的多元化[4-5]，博士学位获得者在非学术职业领域越来越多地扮演着知识创造、传播及应用的关键角色[6]，足以直接影响到一个行业、领域甚至国家的创新与进步，对社会经济长足发展也肩负重任[7]。
目前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总人数持续增长。那么，究竟是谁接受了博士教育？作为教育公平问题所关注的焦点——家庭背景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家庭背景对个体选择读博地点（国内或海外）有何影响，我国优秀的硕士研究生去向何方？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第一，博士生作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提高其培养质量的第一步是能够吸引优秀的学术人才入学，这就要求必须打破选拔阶段可能存在的出身背景歧视，以营造客观公平的学术环境。第二，教育公平问题是教育社会学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由于教育所具有的累积性特征，教育阶段越高，家庭背景的作用可能变得越隐匿和封闭。尤其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社会阶层流动下家庭背景对博士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识别。第三，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加快了人才在全球流动的速度，分析讨论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与流出对我国人才战略制定与培养体系的健全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学者就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获得问题进行了讨论[8-11]。但针对博士教育阶段的研究尤显不足，对于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公平问题尚未达成研究共识，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重点转向研究生教育[12]。本文试图利用2017年全国学术型硕士毕业生调查数据，用实证的分析方法探索性地回答以下问题：（1）家庭背景对个体继续接受博士教育是否具有影响？如果存在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2）家庭背景对个体选择在国内或海外读博的决策具有何种影响？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教育公平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谁获得了（更好的）教育”。随着高等教育大幅扩招，学者对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从“进入大学”转移到“大学之后”，即研究生阶段[13]，但对博士阶段的单独关注还十分有限。已有研究对研究生升学问题的关注大致集中在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背景、学业成就等方面[14]。其中，家庭背景对个体教育发展的影响已经被多次证明[15-16]。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代际传递的社会不公平中都扮演着中心角色[17-18]。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MI）认为，即使高等教育大量扩招，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仍然会产生持续影响。只有当拥有大量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优势阶层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时，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19]。中国高等教育在优势阶层尚未达到饱和，所以家庭背景依然在造就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20]。同时，“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MI）认为，即使某一级别教育达到饱和，优势阶层也会通过维持更高级别的教育获得可能性和占据含金量更高的教育机会来有效维持教育的不平等。与MMI假设相比，EMI更加关注同一级别教育的分化现象[21]。在获得不同质量、不同专业学科的高等教育方面，家庭背景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
这种观点得到了国内外大量学者的佐证[22-26]。如，杨东平通过对比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部分高校硕士与博士生的家庭背景构成，发现较低阶层子女在研究生阶段的优势已经逐渐消失。优势阶层可能会设法占据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进入更好的大学。同时，家庭所积累的不同资本类型可能影响着个体对于学科志向的选择。
随着我国本科与硕士教育规模的扩大，接受博士教育可能会成为优势阶层保持其地位身份的途径与手段。这种优势不仅表现在数量方面，还会表现在质量方面。笔者由此提出第一组假设：
H1：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H2：控制院校类型后，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直接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
H3：控制专业分布后，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直接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
李忠路的“减弱的不平等”预测认为，随着教育阶段的提升，家庭背景对于个体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在不断弱化。一方面，教育阶段的上升必然伴随着筛选行为的增加。弱势阶层的不断淘汰，使得各阶段参与入学竞争的个体及其家庭出现同质化，而这种同质化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家庭背景的影响[27-28]。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竞争与个体地位的获得会更多依赖于教育水平、学业成绩等能力标准，家庭背景等因素的作用会不断弱化[29]。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其本身非常强调个体的学术能力与知识创新，选拔过程也具有较高且硬性的“门槛”，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家庭背景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第四项假设：
H4：学术表现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相比于“誰获得了教育”，教育公平也同样关注“谁获得了更好的教育”。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让子女去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海外学历相比国内学历具有更高的竞争力。这不仅取决于大众对海外名校的推崇，更来自于出国留学的高录取门槛、高素质要求及其背后的高求学成本。依据教育理性选择理论[30]，海外读博的成本远高于国内读博（时间成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需要承担的教育风险更大。相对于一般家庭，家庭条件更好的硕士毕业生更能负担海外求学的成本，即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可能成为优势阶层维持其地位声望的重要途径。由此，本研究提出第五项假设：
H5：家庭背景条件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去海外攻读博士学位而不是在国内。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7年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委托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与跟踪调查”项目。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与跟踪调查数据以问卷调查形式收集，以院校（培养单位）为单位进行抽样。问卷内容涵盖学生的家庭背景、过往教育背景、硕士培养状况、学术表现、毕业去向等多个方面。此次调查对象为全国2017届学术型硕士毕业生，范围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涵盖包括“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内的72所高校，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5 763份。
现有教育机会获得的定量研究大部分使用教育决策意愿（意向）指标作为因变量。虽然教育意愿本身对行为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但个体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偏差会使得实证结果产生估计偏差。考虑到这一点，本文采用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行为结果指标，将数据收集时间定为毕业季（2017年6月至7月），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个体教育决策结果的准确性。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因变量为硕士毕业生的读博行为结果，即该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录取结果），包括三类：直接工作、国内读博、出国读博。在问卷调查中的具体问题为：（1）“您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项设置为“是”“否”;（2）“您攻读博士学位的国家（地区）是 ？”通过填空内容识别个体是在国内读博，还是前往国外读博。
2.自变量
本研究自变量分为五个部分：家庭背景、学术表现、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和控制变量。
（1）家庭背景。家庭背景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相对于男性，我国女性承担了更多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是家庭事务的主要管理者[31]。为了能够更加全面衡量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母亲受教育程度和母亲从事职业两个代理指标：①母亲受教育程度分为三类：“初中及其以下”“高中至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②依据现有研究对职业类型的分类，将母亲从事职业分为四类：“体力劳动人员”（包含无固定职业）、“一般工作人员”“专业管理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
（2）学术表现。博士教育相较于本科教育和硕士教育，更看重个体的学术能力。本文通过三个指标来测量硕士毕业生的学术表现：①论文发表数量，包括在国内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和在国外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考虑到学科差异，本研究对论文发表数量进行了赋权处理，即：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国内期刊数量*0.3+国外期刊数量，人文社科类学术发表数量=国内期刊数量*0.6+国外期刊数量;②学生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次数;③学生参与科研课题数量。
（3）院校类型与专业分布。重点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往往集中了不同学科领域优秀的师资和生源，对个体专业能力发展、学术能力培养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点大多集中于重点高校，硕博连读名额和直博生名额也远多于其他高校。本文将学生的硕士毕业院校分为四类：“双一流”建设高校A类（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B类、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其他高校。同时，现有专业被划分为六类：人文类、社科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医学类。
（4）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学校特征两类：①个体特征为性别、政治面貌、是否为保送生、是否出于学术兴趣读研、是否由学校承担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费用;②学校特征包括学校所在地区、导师满意度。
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19.31%的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51%的学生选择在国外读博，即当前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中，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学生会在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与选择直接工作的人群相比，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毕业生大多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论文发表数量较多，且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都比较高。总体来看，随着母亲文化程度的提高，子女在国外继续接受博士教育的比例呈逐渐升高趋势，而国内读博的比例则随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呈先降后升趋势（见图1）。专业分布方面，母亲未接受过正式教育的硕士生，大多分布在工学专业（36.47%）、理学专业（22.01%）和社科专业（20.28%）;而母亲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学生，其专业分布比例前三位为社科类专业（35.5%），工学专业（26%）和人文类专业（19.5%）。总体上，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分布于理学、工学和医学类专业的硕士生比例在不断降低，而人文和社科类专业的分布比例有所上升。
（三）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内容及因变量类型，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t、多项Logit回归模型估计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以多项Logit模型为例，个体是否接受博士教育共包含三种决策方案，即直接工作（j=1）、国内读博（j=2）和出国读博（j=3）。不同教育决策方案概率之和为1，且相互排斥。个体的决策结果不仅取决于自身特征 i ，同时还取决于不同方案所带来的效用大小。只有当方案j带来的效用高于其他方案时，个体才会选择 j 方案。以直接工作（j=1）为参照系，个体 i 选择其他方案的概率可以表达为[32]：
其中，x为自变量，βk为估计系数。
四、分析结果
（一）家庭背景对读博的影响
表2为影响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Logit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仅纳入家庭背景变量和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大专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学生的1.138和1.367倍，说明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的学生与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人员的学生相比，更容易获得博士教育机会;母亲职业为中高级管理人员对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并无显著影响。
学术表现是影响硕士生毕业后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模型2在控制家庭背景和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了个体的学术表现变量。结果表明，论文发表数量与参加课题数量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数量对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假设4被证实。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考虑了院校类型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硕士毕业院校类型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学生较一般高校的学生更倾向于直接就业;而毕业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生与一般高校硕士生相比，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更高。模型3纳入院校类型变量、学术表现变量后，家庭背景对学生是否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系数有所降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对学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已无显著影响。总体来看，家庭背景对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比较家庭背景与学术表现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效应，本文考察了Logit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在同一模型中可直接通过系数绝对值进行比较（见表3）。模型3结果显示，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相比，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和本科及其以上的硕士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高出2.2个百分点、4.7个百分点。与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者相比，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专业管理人员对子女硕士毕业后继续读博的影响效应更大。在学术表现方面，论文发表数量对硕士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最大，达到0.052。每多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增加0.5%。在模型3中，论文发表数量的作用均大于各类家庭背景指标的作用，家庭背景与学术表现对于硕士生继续深造均存在重要影响。
（二）家庭背景对国内读博与海外读博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接受教育。研究样本显示，4.5%的硕士毕业生选择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占到总读博学生人数的26.7%。在所有出国读博的学生中，80%以上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继续接受博士教育。
表4呈现了硕士毕业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多分类Logit回归模式结果。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及其以上的硕士毕业生，其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概率分别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的学生的1.276倍和1.488倍;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的学生，相比于直接就业，其选择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的学生的1.283倍。母亲职业为专业管理人员的学生，其选择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者的学生的1.218倍和1.844倍;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的硕士毕业生，相比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出国，假设5得到支持。与直接工作相比，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或中高级管理者对子女是否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无显著影响。
与选择直接工作相比，硕士毕业生的论文发表数量越多，其选择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就越高。参加课题数量每增加1个，硕士毕业生选择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与直接工作相比增加6.1%。相对于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学术表现对个体选择在国外还是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没有显著影响，这也说明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生在学术表现方面并无明显差异。在院校类型方面，相比于直接就业与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毕业生较一般高校学生更倾向于出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与一般高校学生相比，一流学科建设大学的学生更希望直接就业而非选择在国内继续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三）中介效应检验
家庭背景究竟如何影响硕士毕业生的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已有文献表明院校类型、专业选择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33-34]。本文嘗试对此进行讨论，探究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机制。作为间接效应的一部分，中介效应存在需要同时具备四个条件：（1）严格自变量对严格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2）严格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影响;（3）中介变量对严格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4）加入中介变量后，严格自变量对严格因变量的显著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35]。
根据以上说明，对本研究的中介变量——院校类型、专业分布进行检验（如图2）。如图2（1）所示，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满足条件一;如图2（2）所示，母亲受教育程度对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具有显著作用，满足条件二;如图2（3）所示，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影响，满足条件三;如图2（4）所示，加入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变量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减小，满足条件四。
基于此，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在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决策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同理，专业分布在母亲职业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决策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在图2（6）中，母亲职业对个体就读的硕士院校类型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依据温忠麟等总结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36]，采用Sobel检验进一步探究，其检验系数为7.854（p<0.01），说明院校类型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由此可见，在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的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影响过程中，院校类型和专业分布具有中介作用，假设2和假设3被证实。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全国学术型硕士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索性地展现了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及其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调查的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中，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左右的学生将在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同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大多来源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其家庭背景和学术表现均优于毕业后直接工作的硕士研究生。家庭背景好的学生，其硕士专业大多分布于人文社科类专业，相反家庭背景一般的学生多分布于理工科专业。
第二，家庭背景确实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在硕士毕业后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与李忠路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说明持续的不平等观点在博士生教育阶段依然成立，院校类型、专业分布为重要中介变量。
第三，硕士毕业生学术表现越好越倾向于攻读博士学位，个体能力水平仍然对博士生教育机会获得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相对于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生越倾向于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将教育公平问题的视野扩展到了博士教育阶段，并发现在这一阶段，家庭背景仍然持续地对教育机会获得产生影响，并通过获取更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进行，如就读于更好的硕士学校或进入海外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等。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后，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教育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获得了同等质量的教育[37]。本研究发现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及相关政策可能提供的参考包括：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学术表现与家庭背景对个体获得博士教育机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在海外教育资源的获取中，家庭背景的作用仍然强大。本科阶段与硕士阶段教育规模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性地引发了博士规模的扩展。社会再生产的逻辑认为，教育作为一种阶级再生产的场所，传统精英为保证其社会特权会不断增加教育投资和延长教育过程，表现出排他性[38]。部分硕士毕业生对于海外留学的偏好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学术论文发表对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机会获得影响很大，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博士的教育机会获得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公平。因此，继续保持博士招生制度的客观公正，尤其在当前部分院校博士研究生招生实行申请审核制度后更应该加强对公平公正因素的关注。
其次，与本科阶段、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博士阶段的教育成本较高，尤其海外高校具有较高的学术考核标准，其培养周期长，毕业难度大，且经济成本非常高。另外，学术职业作为博士毕业生的重要就业方向，收入回报并不算太高。从理性选择的视角来看，不具备阶层优势的家庭对博士教育往往会采取保守的态度。但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较低阶层，大部分家庭对子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积极的态度，且相对更加倾向让子女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这种现象可以被解释为“马太效应”。强者愈强，是不同阶层应用资源与优势努力向上流动或避免向下流动的表现，但与此同时也会导致阶层差异的扩大，让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应适当向该部分弱势家庭倾斜，尤其需要关注其优质教育机会的获得。
最后，与在国内接受博士生教育相比，“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毕业生更倾向于出国留学。这种现象也客观说明了目前中国家庭、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对于国外博士研究生学历的追捧。从研究结果来看，选择出国留学与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毕业生在学术能力上并无明显差异，但这两类人群在毕业后获得的职业地位、薪资水平、社会声望等却具有一定差距，这也客观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对海外高校的师资队伍、培养考核机制、课程设置等方面的认可，为我国博士生人才选拔及培养体系的改革完善提供一定启示意义。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的分析对象仅为2017届学术型硕士生，未能从长时段和宏观角度更加全面地考察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相对忽略了客观社会经济环境对家庭及个人教育决策的作用。同时，由于缺乏成绩等学业表现数据，仅从学术表现角度测量了个人能力对硕士毕业生读博的影响，难以准确比较家庭背景与个人能力所带来的影响大小。家庭背景对个体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未来可从更宏观、长时段角度进行深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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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剑光）
（下转第121页）
作者：刘凌宇 沈文钦 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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