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海洋宗教文化论文

摘要：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作为东巴叙事传统依存于地方知识体系中，随社会文化发展，其文化身份经历相应转变，在不同时段分别以“史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在纳西族文化传统中得到凸显，成为纳西族民间叙事传统的代表。《黑白战争》在纳西族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变迁，是在现代社会文化变迁中文化主体参与重构的文化再生产实践，更是文化主体在多种资本博弈下的自主选择。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地方海洋宗教文化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地方海洋宗教文化论文 篇1：

文化育人：地方优秀文化融入思政课的育人功能及实施路径

摘 要：地方优秀文化具有丰富历史和育人价值，是思政课教学的重要资源。目前，在思政课教学中仍存在对地方文化的历史脉络及思想内涵分析不全面、育人价值挖掘不深入、融入思政课实现路径不明显等问题。文章在分析文化育人的基础上，结合有关地方优秀文化分析阐述历史来源、思想内涵、育人价值，并根据思政课教学改革要求，提出夯实思想基础、搭建实践平台、实施协同育人等实施路径。

关键词：思政课;文化育人;地方优秀文化;思想内涵价值意义;实施路径

習近平总书记在《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文章中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在《自觉承担起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文章中强调：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为此，“以文化人”成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目前思政课教学实践来看，优秀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亦成为一种教学方式，对此开展的教学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尤其是地方优秀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从教学实践来看，大学生对地方优秀文化学习和传承还不够积极，运用地方优秀文化涵育优良道德品质的能力还需加强，思政课文化育人效果还不明显等。探寻问题的原因，需要思政课对文化和文化育人、地方优秀文化的历史来源、思想内涵、育人功能及与思政课融合路径等开展研究和实践。

一、文化及地方文化、文化育人的含义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地方文化是指某一特定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地方优秀文化更是作为地方文化与地域精神相融合的结晶，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育人价值。

文化育人，最早来自中国古代的《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段话说明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和“化人”，即文化是人创造的，又要用来“化人”，用人文去化成天下;文化的目的就是以文化人，培养人才，同时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

马克思虽未直接论述过“文化育人”，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从人的存在论、本质论、价值论和发展论不同角度，探讨了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来透视高校思政课的文化育人，这既是要求也是目标，因为从根本性上说，这是源于两者对“人”的发展的共同关注[2]。

二、地方优秀文化的历史来源及思想内涵

高校思政课要更好实施文化育人，不仅要懂得学生心理和教学规律，更要熟知地方优秀文化的分类和“根脉”。一般来说，地方优秀文化主要分为红色革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自然生态文化、地方民俗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别既有丰富内涵又有鲜明特征，更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来源及思想内涵。

以盐城市地方优秀文化为例，盐城历史悠久、文化深厚、资源丰富、生态独特、交通便捷、发展喜人，尤其以红色新四军文化、白色海盐文化、蓝色海洋文化、绿色生态文化(“红、白、蓝、绿”)“四色”相融的独特文化享誉海内外。

(一)以“铁军精神”为内涵的红色新四军文化

新四军又名“铁军”，在硝烟弥漫的烽火岁月里，“铁军”形成了“听党指挥的铁的信念、报国为民的铁的担当、英勇顽强的铁的作风、执纪严明的铁的纪律”的“铁军精神”[3]。思政课将“铁军精神”等红色革命资源运用到教学中，帮助学生回顾党的历史、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二)以“海盐精神”为内涵的白色海盐文化

海盐文化是传统行业文化与特定地域文化相融合形成的特色文化，是盐阜先民在海盐生产、运销、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创造形成的物质的和人文的成果总和。“艰苦节俭、吃苦耐劳、不屈不挠、勇于反抗、团结协作、共同创业、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海盐精神是海盐文化的集中概括和表达，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4]。将海盐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并与当地高校的校园精神进行比照分析，实现“以历史育人、以精神铸魂”。

(三)以“开放包容创新”为特点的蓝色海洋文化

盐城地处黄海之滨，先民在开发利用海洋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表现为海盐文化、港城文化、航海文化、湿地文化等，对人们认识观念、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行为习惯产生一定影响。将海洋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对培养具有大海般的开放胸襟、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勇于创新的职业特质、吃苦耐劳的个人品质有一定促进作用。

(四)以“海洋森林湿地”为系统构成的绿色生态文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生态文化及其价值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和认可。“让人打开心扉”的盐城市，拥有太平洋西海岸最大的海岸型湿地，湖泊森林众多，建有丹顶鹤和麋鹿两个自然保护区。2019年7月5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我国滨海湿地类型的世界遗产空白。将绿色生态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地区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关系，促使他们形成正确的生态观、审美观和发展观。

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在教学中既要充分运用优秀地方文化，注重文化内化;更要发挥师生主体的历史自觉，坚持“以史育人、以史增信”，充分收集历史文化资料，针对不同类别的地方文化进行分类阐释，为思政课教学所用并实现文化传承创新，培育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三、地方优秀文化铸魂育人的价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5]”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又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思政课只有在不断收集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的地方优秀文化的价值意义进行深入挖掘，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以文化人”和立德树人。

(一)红色革命文化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6]。

红色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孕育和形成的、能够为当前乃至今后所开发、利用和传承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称[7]。在思政课教学中深入融合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开展红色革命教育，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既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求，更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特征。

(二)优秀传统文化化育青年成为具有中华民族节气的“硬气人”

中华五千年历史孕育出丰富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审美境界、人格情操、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8]，不仅在过去产生很大影响，即使在现代更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筑牢坚实根基，也为当代青年提振文化自信，成为具有中华民族节气的“硬汉”。同时，中华优秀文化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有益启迪和中国智慧，对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文化引领价值，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恒久文化精神力量[8]。如果抛弃这个根基，就割断了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命脉，我国文化软实力就会患上“营养不良症”，当代青年就会患上“贫血癥”和“软骨症”。

(三)自然生态文化化育“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人”

自然生态文化是指以崇尚自然、保护环境、促进资源永续利用为基本特征，使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共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文化的形成，意味着人类统治自然的价值观念发生根本转变，这种转变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价值取向”过渡[9]。自然生态文化让人们一方面可以感受到人们对美丽的自然风景需求，另一方面让人深切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是培养大学生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成为“与自然和谐共生”善良的“美丽中国人”最关键的文化因素。

(四)地方民俗文化厚植爱国情怀培育建设家乡的“实干人”

地方民俗文化，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涵盖范围很广，如日常生活风俗、生产劳动习惯、人生礼仪、节日庆典民俗、婚丧嫁娶、宗教巫术、民间文学等。它包括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语言民俗，带有显著的地域性色彩[10]。让学生置身于民俗文化的浸染，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探寻中华文化之根，增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有助于培养他们具有一定地方人文素养留住美丽乡愁、厚植家国情怀传承弘扬家乡文化、学好一技之长建设美丽家乡的优良品质、美好情怀和十足干劲。

四、地方优秀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实施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结合大学生心理特征和思政课教学规律，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地方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实施路径，实现思政课“以文化人”。

(一)挖掘地方优秀文化价值意义，夯实思政课立德树人思想基础

地方文化分布较广、资源丰富、内容众多、意义有别，思政课教师要对不同地方优秀文化进行收集整理、分类归纳、内涵分析、价值凝练，使它们与思政课“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学要求相一致，提升地方优秀文化育人的思想性、针对性和说服力，用生动的实践向学生深刻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如以红色新四军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为例，首先按照历史逻辑对下列内容进行收集整理：光荣历程辉煌业绩、浴血盐阜英勇奋战、精忠报国群星璀璨、珍贵文物历史印记、铁军精神光照千秋等;其次，挖掘其中与思政课立德树人目标相联系的思想观点和价值意义，以教学案例或材料形式形成文化育人教学资源库;最后，开展教学时，根据教学内容需要调用教学资源库里的有关资源，使地方文化“化人”和思政课“育人”有机结合，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打造实践教学基地，搭建思政课实践育人校地合作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文章中提出，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11]。

人的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的崇高理想和道德，归根结底要在社会实践基础上才能形成和坚定[12]。实践教学是思政课教学基本方法之一，它能够实现思政课理论性和实践性有机统一，能够促使文化育人成效更为明显。开展实践教学时，通过打造地方文化育人基础，打造校地融合实践教学平台，邀请在地方文化方面有专门研究的专家人员开展讲座，同时组织师生积极参与到地方文化建设的具体工作中。如此双向合作交流，能使师生对地方文化有更多了解、喜爱、研究，促使他们把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相联系;为培养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道德情操、厚植家国情怀、传承文化价值提供更多思想和实践指导，促使他们把停留在认识层面的思想变成奋进在新时代里的现实行动。

(三)开展思政文化与行业企业文化融合，实施同向同行协同育人

思政课一方面要紧跟时代，结合时代特点，深入挖掘地方优秀文化的现实意义，让文化通过思政课“活”起来，通过文化育人来解决学生思想问题。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课程思政建设导向，充分挖掘各类文化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思政文化和行业、企业文化相结合，使思政课具有“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多维度的思想教育内涵，打破长期以来思政课和专业课相隔绝的状况，解决学生在专业学习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推动思政课与专业课程的同向同行协同育人，使思政课不仅具有政治性、思想性，还具有针对性和亲和力。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既面临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斗争的考验，又面临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严峻挑战，利益多元、思想多样、观念多变给其带来重大影响。我们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要”和“八统一”指示要求，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素质，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以博大精深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深厚力量，实现以文化人，引导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13]。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2，329.

[2]叶长红.高校文化育人的人学透视[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9.

[3]卞小燕，华钰.“新四军铁军精神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研讨会召开[EB/OL].(2019-10-1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7230162158058195&wfr=spider&for=pc.

[4]孙炳元.海盐文化与盐城[C]//汉唐社会经济与海盐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19-24.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6]培养什么人 怎樣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EB/OL].(2020-9-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6595816771494877&wfr=spider&for=pc.

[7]任栋栋.红色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探析[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4)：61-66.

[8]王志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J].农村·农业·农民(B版)，2019(2)：48-49.

[9]生态文化.[EB/OL].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80%81%E6%96%87%E5%8C%96/9386648?fr=aladdin.

[10]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6.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31.

[12]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217.

[13]肖贵清，张安.关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几个问题[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1)：26-33.

作者：贾妍春

地方海洋宗教文化论文 篇2：

民间叙事传统再生产研究

摘 要：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作为东巴叙事传统依存于地方知识体系中，随社会文化发展，其文化身份经历相应转变，在不同时段分别以“史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在纳西族文化传统中得到凸显，成为纳西族民间叙事传统的代表。《黑白战争》在纳西族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变迁，是在现代社会文化变迁中文化主体参与重构的文化再生产实践，更是文化主体在多种资本博弈下的自主选择。

关键词：《黑白战争》;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巴叙事传统;文化再生产

作为纳西族民间叙事传统的一部分，《黑白战争》广泛流传于纳西族聚居区域，纳西语称“东埃术埃”，直译为“董术仇斗”，也译作《黑白之战》《东术征战记》等，主要运用于禳灾除秽的仪式。2014年，《黑白战争》作为纳西族英雄史诗列入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原先依托仪式和纳西族民俗生活得到演唱和传承的《黑白战争》，受社会生活变迁影响，逐渐与仪式和信仰体系分离，以史诗面貌在地方知识体系中重新定位，成为纳西族标志性作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进一步强化其在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并使之上升为更广泛范围内的共享性文化。从仪式叙事到“史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折射出纳西人对《黑白战争》的认知转向，隐藏着民间叙事传统变迁线索。这不仅是与社会生活变化相适应的自然流变，同时也是多种力量作用的文化再生产过程。

“文化再生产”理论由布迪厄在20世纪 60 年代末提出，该理论基于社会结构与主体行为关系的思考，认为结构和行为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二者互通的中介是实践。实践是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个人行为，是再造文化和社会秩序的途径[1]48。社会文化变迁是复杂的多向进程，是结构与行为的相互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和社会虽然有强大制约力，但其范围是有限度的，行动者在实践中必然根据主观需要和客观条件对文化有所继承、发展，从而不断生产出文化“产品”。早期《黑白战争》研究主要借助书面文本，通过对文本内容解读观照纳西族历史源流与文化生活，注重文学性与审美体验，缺少对《黑白战争》演唱语境及流变过程分析[2]。实际上，《黑白战争》传承过程中发生两次身份属性变化，文本逐渐从口头向书面转换，其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地位提升，这是现代社会文化变迁语境中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本力量交互作用下，文化主体积极参与重构的再生产实践。

一、东巴叙事传统：《黑白战争》的自在状态

《黑白战争》在纳西族民间广为流传，韵文演唱与散文讲述并存，主要运用于消灾仪式，是纳西民众熟悉的叙事传统之一。《黑白战争》讲述天地万物形成、黑白两部落来历，描绘了白部落“董”和黑部落“术”之间争夺日月的英雄战争，最后白部在战神帮助下战胜黑部，掃除天地秽恶。

东巴意为“智者”，是纳西族民间宗教祭司，他们熟知各类地方性知识，主持和举行各类仪式，是沟通人、鬼、神的中介。在纳西族传统社会，东巴以村寨为基本活动空间，代表地方知识权威，有着特殊地位。东巴文化是综合性文化知识，它来源于纳西文化传统，经由历代东巴选择、组织，逐渐形成一套与信仰核心相适应的解释系统和知识结构，通过仪式实践实现知识交流与传递。

纳西族东巴叙事传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讲述活动，指纳西族民间祭司东巴在仪式及民俗生活中进行叙事活动的文化传统。“它以宗教信仰及行为实践作为叙事动力，以仪式及民俗活动为载体，以神话为叙事内容及表现形态，以口头演述与仪式表演互文性，以程式作为叙事表达单元，成为纳西族民间叙事的一个传统范例”[3]。东巴立足纳西传统文化体系，借用神话、传说等口头传统，以韵文方式重新组织编排，配合一定曲调唱腔，在仪式中唱诵以解释仪式合理性，仪式实践同样赋予叙事神圣性与权威性。为方便记忆与传承，东巴使用象形文字记录其内容，产生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书，使叙事传统内容与形式更具稳固性。东巴叙事传统因此兼有口头与书面两种文本形式，在具体演述情境中，书面文本仅起提示作用，口头演唱是东巴叙事传统的主要表达形式。可以说，东巴叙事传统深嵌在纳西族知识传统中，属于纳西族口头传统的一部分。同时，东巴叙事传统作为仪式经典具有神圣性和实用功能，主要由纳西族宗教祭司东巴演唱和传承，涵盖口头性、集体性、地域性、表演性等特征。《黑白战争》的演述语境呈现了东巴叙事传统这一复合特征[4]。

《黑白战争》在仪式叙事中主要与纳西族灵魂观念相联结，运用于“垛肯”仪式，“垛”指代一类鬼，“肯”有消除、禳除之意，“垛肯”即禳除鬼魂、消除厄运，也译作“禳垛鬼”，属消灾类仪式，仅在家中发生重大灾祸时举行。《黑白战争》成为消灾类仪式的主要经典，主要与其叙事情节相关。纳西人认为人去世后灵魂会成为“波”(即“祖先”)返回祖辈居住之地，而非正常死亡者则会成为“茨”(意为“鬼”)，他们带来灾祸与厄运，因而人们需要驱赶或超度他们，以求生活平安，《黑白战争》讲述的这场残酷战争，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由此滋生出不同类型的“鬼”，而最终善神到来，则为解决灾祸提供了方法与路径。“垛肯”仪式是东巴仪式中较为大型的一类，通常需要3至5天的时间，唱诵的经书多达十几本，其中《黑白战争》占据主要位置，在仪式中得到完整唱诵，以解释“鬼”的来历、说明如何除鬼及提示仪式进程，举行仪式的东巴根据故事情节发展作出相应象征性行为，最终达到禳除鬼魂、消除厄运目的。

《黑白战争》在仪式唱诵时有严格规定和限制，需要配合特定唱腔以五言韵文形式吟诵，同时配上鼓、锣、铜铃等乐器伴奏，节奏快慢、经书书写疏密都会影响文本演述。此外，仪式道场布置和具体仪程也与文本内容呈对应性，分别布置有神坛和鬼寨，以及代表不同神灵和鬼怪的木偶、面偶、绘画等[5]。仪式中东巴扮演相应角色，随文本演唱做出对应行为，如扮演成吓鬼、戏鬼、撵鬼、与鬼搏斗的样子，紧摇手中法铃、法鼓，舞动法杖，怒目圆睁，口中不断喊着“杀!冲!”，手上拿刀做砍劈状，把仪式场地内“仇人”木偶的脑袋砍掉，象征鬼魂被尽数杀死赶走[6]。除“垛肯”仪式外，《黑白战争》还在其他除秽和消灾仪式中应用，都是通过“模拟战争、迎请善神、扫清秽恶”系列程序，结合与之相关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达到清除污秽、求平安兴旺的功效。但在这些仪式中，叙事往往极为简略，仅为说明灾祸来源，东巴会根据具体情境决定如何演唱。此外，由于东巴主要为本村寨居民服务，因此其传承带有地域性特点，加之传承主体东巴个人特质的差异，造成各地《黑白战争》文本内容、唱腔不同，在仪式核心不变情况下呈现出多形态多异文共存的现象。

长期以来，《黑白战争》在纳西人心中拥有丰富的意涵，是与纳西族东巴信仰观念联结紧密、具有神圣性质的综合仪式实践及叙事传统。在仪式语境下，它以信仰为叙事动力，深嵌在地方性知识体系中，指向与世俗分隔的神圣一面，有着严格的实践场景，以及相应的使用规则和禁忌。在文化主体日常实践中，展现出特定实用功能以及与之适应的情感色彩。叙事传统以口头演述为主要形式，文本内容与仪式行为具有互文性，拥有多重异文，在吟誦时具有一定弹性与张力。从现代民间文学学科知识结构来说，以《黑白战争》为代表的东巴叙事传统，并非单一的书面文本叙事或口头叙事，而是具有仪式性、韵律性、功能性的综合性纳西族口头传统。

传统并非是完全静止和凝固的，处在社会和文化结构中决定了它会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而流动。社会发展带来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改革，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各社会历史事件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同样发生在纳西族社会中。“改土归流”后流官实行“以夏变夷”政策，东巴信仰从纳西族政治文化中心淡出，东巴活动范围收缩至四周边远地区，生发东巴叙事传统的土壤已经松动。经历风云诡谲的20世纪，东巴信仰进一步退缩至社会场边缘，大部分纳西聚落不再举行东巴仪式，以仪式实践为载体的东巴叙事传统逐渐失落，叙事传统的实用功能也被不同程度分解，但书面文本的记录为后人了解叙事传统提供了机会。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发展带来社会结构转型，现代化、城镇化等进程的加快，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和生活结构。人们享受现代化生活方便快捷的同时，不再满足于传统农业社会中自给自足的生活状况，乡村人口加速向城镇流动。然而，生发于传统农业社会、以熟人社会作为联结机制的东巴叙事传统，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受到强烈冲击，叙事对象和受众逐渐减少，叙事空间被压缩，叙事传统传承条件不再完善。另外，随着现代科学体系和教育制度逐步建立和普及，人们对于信仰的观念和态度都发生极大转变，知识更新和民众心理转变致使以信仰体系为底色的东巴叙事传统失去传承基础，传承动力逐渐减弱。东巴叙事传统扎根于传统社会结构和地方信仰系统，社会文化场域的变化导致文化语境流失，叙事传统实用功能削弱也造成东巴“角色”的尴尬境地，作为传统知识权威如今不得不面临转型与后继无人的局面。

《黑白战争》作为东巴叙事传统出现在纳西传统社会，是在漫长时间进程中伴随纳西文化发展，逐渐生发、成长，最终稳固嵌入传统知识体系。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主体在社会文化变迁语境下主动选择的成果，一定意义上已经是文化生产的产品。现代社会结构转型导致信仰核心消失，生活方式改变带来传统文化语境流失，这给《黑白战争》传承带来挑战，但得益于东巴叙事书面与口头文本交融的传统，社会文化发展也为《黑白战争》再生产提供了机遇。

二、《黑白战争》的史诗化：重塑民族精神

《黑白战争》在现代社会以纳西族“英雄史诗”为人所熟知。纳西族学者认为，《黑白战争》表达了古代纳西族人民矢志不移地追求、捍卫光明的理想和愿望，赞美了他们对光明和正义的追求，以及同恶势力搏斗的不屈精神和民族品格，具有极高文学和审美价值，同时也是反映纳西族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7]157。事实上，将《黑白战争》认定为纳西族代表性“史诗”，是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价值肯定，既体现了现代学科体系发展进程中对纳西族东巴叙事传统的重新认识，也反映出国家话语体系下纳西人对民族身份的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制定并实施大量民族政策，开启了民族识别工作。曾经自称为“纳汝”“纳罕”“汝卡”“纳日”“纳西”的族群有了共同的身份——纳西族。如何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确认自我身份，既是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同时也牵动着每一个纳西人的心。1956年开始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少数民族为调查对象，以抢救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说明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目的”[8]。国家对民族文化的肯定和尊重，激发了文化精英的民族自觉意识，使民族性成为这时期学科研究的指向，他们从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寻找民族共同的根源，以确立自我存在的合理性和加强自我认同，这种现象自然也延伸到文学领域。

1958年，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提出书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议并得到中央的肯定。1961年编写工程启动，文学研究所制定了相应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编选和出版计划，提出有计划地在全国搜集和整理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是编写文学史和研究文学的中心问题[9]。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将少数民族文化放到传统文学研究范畴中，既是国家话语对民间文学的认可，也使得少数民族文学因此被赋予了新的价值。1979年开始，历时30年完成的《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再一次在国家层面得到肯定，进一步激发起民族自觉意识，成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有力实践。

纳西族文化精英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纳西人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自觉对民族文化进行整理和扬弃。作为纳西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东巴叙事传统由纳西人长久以来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共同缔造，由东巴经典这一书面文本作为载体传承。东巴经书源于民众的口头传统，又通过东巴的选择与创作，以韵文形式记录了许多神话传说。这些文本内容描述了民族历史生活面貌，是民族历史记忆的文学表达，因此重新发现纳西族文学和历史就以译介这些经典为开端。在这一过程中，《黑白战争》因其在东巴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位置而备受关注。《黑白战争》已有多个汉文译本问世，例如，李即善、周汝诚翻译的《懂术战争》(1963年);和明信翻译的《董神与术神战争之经》(1964年);和发源翻译的《董术战争》(1976年);《纳西东巴古籍译注》(2001年)第25卷的《董术战争》、第36卷的《董争术斗》、第41卷的《董术征战》等;还有和志武翻译的《东埃术埃》(1994年)、赵银棠翻译整理的《东岩术岩——黑白斗争的故事》(1984年)以及杨世光翻译整理的《黑白之战》(1980年)等。这些译介使《黑白战争》在更为广大的范围流传，并且被人们熟知。

随着科学发展对信仰的“祛魅”，致使在地方文化的书写中，学者们更加关注《黑白战争》的文学特质，放大其审美性，作为单纯的文学文本重新纳入纳西族知识体系，《黑白战争》原先具有的实用功能与仪式演唱语境逐渐消弭，东巴叙事传统逐渐向文学场流动，开始“史诗化”的过程。随着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及纳西叙事传统和《黑白战争》研究的深入，学人将《黑白战争》与《创世纪》《鲁般鲁饶》并称为“纳西族三大史诗”。和钟华、杨世光主编的《纳西族文学史》充分肯定了《黑白战争》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对《黑白战争》的主題思想、修辞手法、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奠定了《黑白战争》在纳西族文学体系中的地位[7]157。

地方传统的每一次创新、丰富均是在既有的传统基础上完成的，这些传统成为地方民众生活稳定的文化基因[10]。首先《黑白战争》能够再生产为史诗，得益于本身拥有的丰富意涵。《黑白战争》源自东巴叙事传统，以诗体语言在仪式场合中唱诵，叙事内容完整，体量庞大，以战争为主要情节，涉及纳西族社会、信仰等生活场景，在体裁、内容、形式、叙事特点等方面都符合史诗具有的特征，属于纳西族口头传统的一部分。其次，《黑白战争》以“纳西族三大史诗”之一在文学系统中被凸显，与其在纳西族传统文化结构和叙事传统中的地位相适应。《创世纪》《鲁般鲁饶》和《黑白战争》涉及的都是大型且重要的仪式，文本内容与族源、历史相关，是纳西人认同和聚合的标志，在纳西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另外，“文学和艺术场域不同于政治和经济场域，因为在这个场域中，文学和艺术所使用的特殊象征性符号系统，作为人类创造精神的最高级、最细腻和最超越的表达方式，具有特别复杂、曲折、灵活和迂回的性质。在文学和艺术场域中，论述和表达系统所采用的象征符号，是多层次和多意涵的”[1]82 - 83。作为文学体裁的“史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宏大叙事的象征符号，包含古老、久远、崇高、辉煌等文化表征，成为民族英雄精神表达，“具有认同表达源泉的功能”[11]。《黑白战争》叙述祖先历史，描绘主角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对于一个地理位置与人口数量都处在“边缘”的“小民族”来说[12]，这部“史诗”的出现对于塑造民族共同历史、提升民族自豪感起到积极作用。

《黑白战争》史诗化的过程，得益于其内在蕴含的丰富内涵，以及纳西人顺应时代发展的自主文化实践，是在现代学科知识体系下对《黑白战争》的重新认识。“史诗”是民族精神象征和民族文化代表，《黑白战争》因其具有的高度审美性以及内容上“追求光明”的文化意义，与重塑民族精神、加强民族认同的需求不谋而合，成为变动时空中纳西族寻找自我的路标之一。在此基础上，纳西族文化精英立足本民族文化传统，结合时代话语和学科结构，在逐渐深入的学术实践中，将《黑白战争》定位为“史诗”，实现了《黑白战争》的再生产。在这一再生产过程中，对于文学性的追求也导致《黑白战争》文本交流以书面为主，出现了文本同质化现象，演唱语境逐渐收缩，处于叙事传统中心的口头性与多元性受到一定程度消解。但是，“英雄史诗《黑白战争》”这一产品的产出，一定意义上对叙事传统自身也产生反作用力，通过提升其在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增强其文本稳固性，完成了民间叙事传统的经典化，也为文化遗产语境下《黑白战争》再生产提供可能。

三、《黑白战争》的资源化：遗产语境下的再生产

“文化遗产制度是国家对事物价值给予认证的品牌构筑体系，同时又是对观光进行‘官方认证’的行为，在观光业中具有重要意义”[13]。文化遗产的评定在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确立起全民共享的价值标准，最大范围内代表了人类的共同追求和基本价值准则，经由选择、论证、申报等过程列入遗产名录，既是遗产的文化主体根据这些标准对自身进行文化阐释，也是通过国家甚至世界的权力资本为遗产赋能的过程。成为遗产后，文化传统在更广阔范围内被共享，得到更丰富理解和阐释，总体价值也得到认知和提升，遗产自身也成为具有鲜明话语特征的权力化的资本符号，是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在这一语境下，遗产具有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双重属性，人们可以通过转换遗产资本来满足不同群体需求，以获取现实的经济利益[14]，资本转换通常利用遗产旅游实现，遗产成为复兴民族文化的资源，同时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资源。

1997年，作为纳西族文化中心的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随之而来是民众对地方的浪漫想象，丽江成为民众怀旧、乡愁的表达形式，丽江展现在不同“他者”眼中，成为更多人共享的“家乡”，与之相关的纳西东巴文化格外受到关注。与纳西族相关的地方知识不只成为当地居民自我享有的文化，其价值超越了民众日常生活，被推上人类共享的文化。以此为起点，旅游市场的迅速扩大刺激纳西社会场域中旅游消费场的生发与繁荣，引发纳西文化整体资源化倾向。

随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动，使遗产观照到更细微的民众日常生活层面，地方文化传统通过与国家话语体系的对话，确立自身合法性与权威性，也生产出更多具体文化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政治体系，意味着地方文化传统和民众生活文化已然成为国家文化建设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与以往相比，地方政府力量参与到新一轮文化价值建构，并且作用于文化资源分配。2009年，丽江市非遗保护经费定向拨给该项目保护单位，而且丽江市还将曾经被称为“三大史诗”的三部长诗作品，分别划给三个保护单位：《创世纪》保护单位为市非遗中心，《鲁般鲁饶》保护单位为玉龙县非遗中心，《黑白战争》保护单位为古城区非遗中心。各个非遗保护中心因地方政府工作要求倒致工作重心各有不同，三个文学作品中，《黑白战争》于2014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在纳西族文化体系中进一步被突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使《黑白战争》以民间文学和史诗形态在地方文化体系中被肯定，内容与性质通过国家认可更具稳固性和权威性，价值超越地方知识结构被共享，也在文化主体日常实践中得到彰显，成为超越地方的国家“遗产”。

文化遗产作为地方传统得到官方认可，这种国家与地方互嵌的形式是对大众富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发和消费遗产的同时，需要注意保护遗产核心活力，即遗产的“地方性”，以保证遗产资源转换顺利进行，实现遗产再生产。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进行遗产资源分配的同时，也同样作用于遗产保护。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单个项目作为基本单位进行保护，随着各学科讨论逐渐深入，“文化空间”[15]“整体性保护”[16]“基因保护”[17]等概念和方案被提出，加之地方遗产保护实践的跟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史诗化阶段《黑白战争》文本的固定化和同质化现象。丽江市于2001年出台《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巴文化保护条例》，这一条例经多次修订，形成2019年《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条例适用范围从市拓展到省，力图跨越地域限制和行政区域划分，从文化整体层面进行保护。古城区非遗中心通过摄影、摄像等数字手段留存影像资料，对仪式中的《黑白战争》及其演述语境进行综合记录，采录了木琛、杨玉勋、和秀东三位老东巴的完整演唱版本并录制成光盘，以此留存不同唱腔，丰富《黑白战争》的文本形式。作为遗产的《黑白战争》同样激发文化主体对东巴叙事传统自觉回应。2016年成立的“《黑白战争》培训基地”，由《黑白战争》代表性传承人和力民为基地负责人，在与非遗中心合作中开设多期培训班，从仪式实践到教学实践，是对东巴叙事传统语境再造的尝试。

遗产化为《黑白战争》提供了不同层面的保障，促进了民族文化资源整合和文化资本再生，为东巴叙事传统回归日常、延续多样性带来积极影响。但在实际社会实践中，旅游消费场强势介入遗产保护，丽江古城随处可见东巴文化符号和表演。作为东巴叙事传统，《黑白战争》具有表演性与故事性，在旅游市场中通常以舞台展演形式出现。当下丽江旅游市场最吸引游客的演出是《丽水金沙》和《印象丽江》，演出故事性由多篇民间文学作品组合改编而成，《黑白战争》仅占少量篇幅。尽管有舞台展演体现东巴叙事传统的立体性，但碎片化处理方式导致文本严肃性消弭，仪式语境的缺失和舞台面向大众的展演也导致文本意涵被不同程度消解，原本具有神圣性质的仪式实践，成为具有娱乐功能的演出。

以获取经济资本和实际利益为导向，更多相关者参与到遗产资源化过程中，共同构筑遗产语境下传统文化价值的解构与阐释，以期实现民族文化的资本转换。文化持有者自身也积极投身资源再造中，然而，在旅游消费场中，对传统文化进行定位和阐释更多的是外来者——旅游公司、商家、导游、学者和观光者。这种状况，既是消费时代大众普遍地共同追求导致，也是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价值导向所致，其根本出发点是旅游和消费，它试图达到的目标并不是真正地再现一种文化，而是表达消费时代资本的文化“理想”[18]。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政府主导”的原则确立了政府在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遗产在拉动社会经济增長方面的优势，使政府更倾向于迎合市场，从而强势加入到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对纳西族《黑白战争》的价值再造。旅游消费场内主体具有快速流动的特点，因此资本也需要尽快转换以达成实际经济效益，导致旅游市场中对东巴文化碎片化和符号化的利用成为主流，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展演性质格外受到关注，而原本具有商品性质的遗产产品由于本身具有经济资本优势也颇受欢迎。种种情况导致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消费场中不可避免被边缘化，造成遗产资源转换不平衡现象。

《黑白战争》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了地方文化与国家话语对话，并且重构《黑白战争》在纳西族文化体系中的位置，为保护和传承《黑白战争》提供了不同形式的保障。不同于传统的自然变迁，当代民间文化日趋处于多种力量在场的协商和较量中[19]。遗产再生产与史诗化再生产一脉相承，将《黑白战争》提升为更高层次文化，使《黑白战争》成为更具代表性的资本象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行动主体。与以往相比，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从政府到民众，从自我到他者，共同参与到《黑白战争》再生产过程中，以谋求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资本。

四、结 语

民间叙事传统依赖地方文化体系，借助具体语境得到阐释和理解，因而当社会文化变迁时，民间叙事传统也会受到相应影响造成一定变异，这是叙事传统的本质属性之一。透过文化再生产视角，能够更清晰解读不同时段下文化主体如何参与文化生产实践，从而理解当代民间叙事传统传承方向，以及叙事传统的再生产逻辑。

《黑白战争》从综合性民间叙事传统到史诗，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内涵和价值得到不同程度解构和重构，自身文化属性也得到一定整合，在文化持有者知识结构中的位置也相应改变，而社会功能也从实用功能逐渐向审美功能流动。史诗化过程是对《黑白战争》的价值提升，追求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以获得民族认同感，重建民族精神。遗产化过程进一步使《黑白战争》成为超越地方时空和文化持有者的共享性文化，为更广阔的人所熟悉，又因为利益的驱动使《黑白战争》陷入更为复杂的话语关系，不同参与者相互博弈，《黑白战争》的文化再生产倾向由经济资本占据主导。总体来说，《黑白战争》史诗化与遗产化过程，完成对地方文化提炼、重构和整合，重新定位其在纳西族文化和国家话语中的地位，其价值一并得到提升。这是在社会文化结构转型基础上，多种关系和力量作用、多方参与的再生产实践。

《黑白战争》作为史诗、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是文化主体在多种力量交织下的自主选择。纳西族民众作为文化主体积极参与《黑白战争》再生产，或者说再生产也是纳西族民众对民族文化自主调适的结果，因此他们依据时代话语与知识体系架构重新定位以《黑白战争》为核心的文化产品，推动了民族文化价值提升。政治资本是《黑白战争》再生产的强有力参与者，在重新定位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过程中起引导作用，但是，资源化再生产过程，旅游消费场的强势导致《黑白战争》整体场域内各资本力量发生倾斜，《黑白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文化资本、政治资本都有向经济资本转化的倾向，需要在后续的保护、传承中加以引导。

实现民间叙事传统再生产，需要注意对传统核心的尊重与保护。以往对叙事传统的再生产主要以实现民间文学经典化为主，常常陷入对叙事传统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追求，引发叙事传统文本同质化、文本数量收缩等问题。民间叙事传统具有口头性、表演性等特征，依赖演述时的语境得到阐释，因此后续实践中需要注重从整体角度进行叙事传统再生产。同时，在民间叙事传统再生产过程中，还要注意整合不同主体的力量和资本，实现对再生产方向的引导。在当代遗产化语境下，地方文化精英和政府文化单位占据主要的话语权，他们是再生产过程中对民间叙事传统赋能的主体，也是推动民间叙事传统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的重要动能。

尽管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对民间叙事传统实施文化再生产的参与者并非完全相同，他们的诉求也不尽相同，产出的“产品”也有所区别，但其生产路径具有一致性，即以文化持有者为行动主体，立足自身传统核心，依照时代话语和现代学科知识系统，对民间叙事传统进行提炼、整合，完成其价值提升或再造，激发叙事传统传承动力。地方传统与外部价值体系的互相认可，使民间叙事传统有超越原本地方知识结构限制的可能，在更宽广范围内被理解和接受，从而提升文化主体再生产的积极性，带动地方知识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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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兴禄]

作者：杨之海

地方海洋宗教文化论文 篇3：

台湾博物馆与文化意识的发展

陈国宁，艺术史硕士。长年执着于文物保护、艺术史与博物馆学的研究与实践。曾任教职多年，并担任过数家博物馆管理工作，曾任华冈博物馆馆长。先后主持过“台北市文化艺术资源调查——博物馆与美术馆资源之研究”，“地方文化馆实施与检讨研究计划”等多个项目。发表有《文化资产的维护与保存——以2005年新闻看台湾文化资产生态》、《国际博物馆专业学科体系与人才培养》(《中国博物馆通讯》)等数十篇论文，并有《博物馆学》等专著出版。现任台南艺术大学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

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与社会思潮的发展，影响到博物馆的演变，台湾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也不例外，其中以文化政策导向影响最大，它促使了各类博物馆的成立，透过展览与主办的活动内容，带动了民众的文化意识。

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其文化意识多数处在眷恋中华传统文化、学习西方近现代文化与维护本土文化意识的三岔口上;接受九年国民基本义务教育住在乡镇农村的一般居民的文化意识，主要来自乡土，来自参与地方上民间信仰宗教团体的祭祀活动，以及来自近年设在各乡镇地区的地方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所举办的小区文化活动。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推动“小区总体营造”计划，唤醒居民的文化公民权意识，民众的乡土意识大为增强，地方的博物馆、表演活动中心与图书馆多以“爱乡爱土爱小区”为主题，成为倡导大众文化生活的重点。

本文概述台湾近百年的博物馆，如何在文化政策主导下，透过博物馆的发展计划去引导群众的文化意识，尤其着墨于地方博物馆所带动的地方文化意识与作用方面的论述。

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与社会思潮的发展，影响到博物馆的演变，台湾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也不例外，其中以文化政策导向影响最大，它促使了各类博物馆的成立，透过展览与主办的活动内容，带动了民众的文化意识。1949年以后，台湾国民党政府先以提倡民族主义、溯源中华主流文化为文化与教育主轴，十五年前民进党主政后，强调本土文化意识与地方文化政策的推动，台湾的博物馆活动与发展受到重大影响。

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的文化艺术潮流由美术馆引入台湾，北、中、南三大现代公立美术馆的成立与几所国立的大型博物馆，开始引进西方的艺术与历史文化特展，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出土文物专题特展大受民众欢迎，各类文化与艺术的展览与表演艺术的引入，丰富了大众对国际文化的视野。

80年代后民间与企业集团因主持者的收藏爱好而成立私人博物馆的，大小不一，以具有财力的集团所成立的博物馆较有规模，藏品的内容较为精致，以中国历代文物、西方近代艺术品、台湾原住民文物、台湾民俗文物与当代艺术作品为主要收藏。这些民间收藏主题与展览活动，正反映出台湾民众的文化生活兴趣。

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其文化意识多数处在眷恋中华传统文化、学习西方近现代文化与维护本土文化意识的三岔口上 ; 接受九年国民基本义务教育住在乡镇农村的一般居民的文化意识，主要来自乡土，来自参与地方上民间信仰宗教团体的祭祀活动，以及来自近年设在各乡镇地区的地方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所举办的小区文化活动。尤其在近十多年，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推动“小区总体营造”计划以来，民众的乡土意识大为增强，地方的博物馆、表演活动中心与图书馆多以“爱乡爱土爱小区”为主题，成为倡导大众文化生活的重点。

以下略述台湾近百年的文化政策，以博物馆引导文化意识的发展概况：

(一) 日本殖民时期以博物馆实施“皇民化政策”的献礼——台湾博物馆的萌芽时期

马关条约后，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处在日本统治下五十年。1915年日本政府将欧洲正在发展中的博物馆模式引进台湾，用台湾人的税捐在台北市创立“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附属纪念博物馆”(现称“国立台湾博物馆”)，是台湾地区的第一个公共自然历史博物馆。当时日本政府在台湾实施“皇民化政策”，以这个博物馆的成立作为表示所谓“台湾人民对日本天皇的生日献礼”。1945年，该博物馆战后随着政权归还给执政的国民党政府。

(二) 以博物馆推动中华文化复兴——台湾博物馆事业的复苏期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南京中央博物院的珍贵文物、河南省博物馆一批考古出土青铜器与唐三彩以及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等地考古发掘文物搬运到台湾。战后，台湾百废待兴，物质条件艰巨，“教育部”积极筹划博物馆复建工作。“国立中央研究院”与“国立历史博物馆”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成立。“教育部”以中原文化的传承为教育的核心政策，蒋介石先生希望尽早取回政权，将移台的六十万军民带回去。“教育部”以博物馆展示中华历史文物的活动为社会教育的基地，张其昀先生任“教育部长”期间(1954—1956)，大力推动中国式建筑风格的博物馆设施的兴建，并以推动中华文化复兴为文化政策，“慎终追远——追溯中原文化”的展示活动积极推出，台北的“国立历史博物馆”担任了重要角色。1965年“国立故宫博物院”在台北市外双溪正式开馆，它成为“中华民国”政体传承的代表象征，也被国际公认为中华艺术品收藏的重要博物馆。博物馆收藏的中华文物纳入国民中小学的课本，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翠玉白菜”成为全民尽知的宝物。台湾人民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产生敬意，对中国故土的怀念与向往扎下深根，这时期博物馆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 以博物馆带动本土意识与乡土文化发展——台湾博物馆事业的播种期

1970—1990年约二十年间，随着工商业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台湾的农业社会转型，新的城市形态出现，清代的传统建筑物快速被移除，民间传统工艺日渐流失，一些由法国与欧美返国的留学生艺术家们支持台湾的乡土文学运动，带动了本土文化自觉。民间兴起搜集民俗文物及地方自然标本的风气，以此为主题的民间博物馆陆续出现。

蒋经国先生任“行政院长”期间，1977年推出“十二项文化建设”政策以执行均衡城乡发展计划，在全省二十一县市新建文化中心(内设博物馆、图书馆与演艺厅)，并在北、中、南、东区兴建国立级的大型博物馆，包括美术馆、自然科学博物馆、科学工艺博物馆、海洋生物博物馆与史前考古博物馆等。在行政机关主力推动博物馆事业的策略下，这些多元主题的博物馆活动，大大提升了民众对博物馆的认知，并展开全球性文化交流活动。各县市文化中心的博物馆，因举办展览，对地方美术活动的成长有明显帮助，对地方工艺民俗文物的搜集、发掘地方艺文人才、激发民众欣赏美术的兴趣，也见成果，并间接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艺术市场的活络。

地方博物馆逐渐出现，致使台湾的博物馆事业与文化活动蓬勃兴起，乡土意识受到尊重，以台湾本土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大量展开。尤其在1982年后，因“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的成立，无论在文化政策还是经费补助上，都对各县市的文化中心与地方主题特色博物馆的发展起了相当作用。以“本土国际化、国际本土化”为文化发展的计划，促使各地文化中心展开各类展览与表演活动，致使乡土意识活络。此外，并引进大量国际展演艺术，开启国民眼界;更推出“表演艺术扶植团队计划”，每年评选优质表演艺术团队的发展计划与补助演出活动，协助各类乡土、创意以及传统类型的表演艺术团体在各县市的文化与艺术中心演出，恢复民众对乡土艺术价值的认知与爱好。原本只是在民间残存的野台戏与流失中的传统地方戏曲俗唱，都成立了博物馆，并开始登上大雅之堂，被邀请到文化中心甚至“国家歌剧院”演出。

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的经济成长出现奇迹，国民所得快速增长，对文化艺术活动的参与兴趣以及普及率增高，小资本家与大企业家搜集艺术品的风气旺盛，并有几个大企业团体成立文化艺术基金会。于是，民间出现的美术馆、文物馆、私立博物馆有如雨后春笋。80年代中期，从事文化与娱乐事业投资的现象兴隆，致使主题游乐文化园区出现四十多所，其中不少附设文物馆或标本馆。不过，到80年代晚期台湾的经济走下坡，一些私立博物馆受到波及而关闭。民间经济消长因素影响私立博物馆的成长。

(四) 运用地方博物馆营造小区意识——台湾博物馆事业的遍地开花期

自20世纪90年代前后至今天，台湾地方博物馆的成长，令人称奇，在这十余年间新成立的博物馆有二百多所。“文建会”近十余年推出与博物馆有关的文化政策是带动地方出现各类小型博物馆的主要推手。“文建会”于1993年推出小区总体营造计划，强调台湾文化主体性、地方认同、推动地方创意产业、凝聚小区意识为方针。希望经由小区的自主能力，由官方与民间共同达成“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小区组织运作”、“小区公共建设整合”等几项重点计划。

“地方文化馆计划”是小区总体营造计划下“新故乡小区营造计划”的一个子计划，是“文建会”延续“县市特色馆计划”、“充实乡镇及小区文化展演设施”、“田园艺廊”与“闲置空间再利用”等之后的重大地方博物馆计划。 2002—2007年以三十多亿台币预算推动“地方文化馆计划”，辅导出三百余所地方文化、艺术、产业、自然资源等为主题的地方文化馆(包括博物馆、表演厅)，特别强调地方上的历史建筑与闲置空间再利用为文化馆的补助计划。

一些地方的公立博物馆因地方政府的人事编制受限，而推出委托民间经营制度，并辅导其发展地方特色、开发文化创意产业、使其充分展现台湾丰富多元之文化特色，进而成为地方文化据点与旅游资源，并为地方带来就业机会与经济效益。承接的民间团体能在经营中学习博物馆管理，开发博物馆观众群。目前台湾地区公私立博物馆已超过四百所。行政部门也因为受到各国在文化产业上优异表现的触动，深知文化产业化将是未来能够继续带领台湾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发展项目，再配合小区总体营造长期累积的成果，若能透过由下而上的方式，逐步将资源投入小区，将能提高生活质量与民众的文化素养，地方文化馆计划对各县市、乡镇的文化空间操作上产生重要影响，成为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博物馆发展政策。

“地方文化馆”计划的宗旨在于集结地方资源与均衡城乡文化发展，并期待建构深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与生活美学。其目标为：“整理台湾文化业绩，建立国民文化意识”、“兴建并活化文化设施与组织机制，支持文化长远发展”、“发展台湾文化多样性与保存各类型文化资产，丰富文化特色与内涵”、“强化文化公共领域，体现文化自主、共享、参与价值”及“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策略，建立文化生活愿景”。

“地方文化馆计划”规划的指标有四点：

1. 具有创意与地方特色——例如发掘当地人文、艺术、历史、文化、民俗、工艺、景观、生态、产业资源，将小区的文化资产以最适当的方式诠释出来、呈现出来。

2. 具永续经营之能力——例如开发人力(包括义工等的推动)与财力资源(例如发展创意产业等)有关工作。

3. 充分展现多元文化之特色——例如记录、搜集、整理、研究、宣扬与举办各族群、各地方与国际的文化艺术活动等。

4. 成为文化据点与旅游资源——例如人文与自然资源的调查与整理、推展艺文活动、培育艺文人才、提供小区的文化观光信息，带动深度文化旅游事业。

2005—2008年小区总体营造政策到了第四阶段，扩大更名为“台湾健康六星计划”。这是以新故乡小区营造计划为基础，并且以产业发展、社福医疗、小区治安、人文教育、环境景观、环保生态等六大方面作为发展目标的大型综合计划。其实是新故乡小区营造计划的面向与范围，同时为促进小区健全多元发展，鼓励小区通过自我评鉴的方式，所提出的小区整体发展的蓝图与配套需求。

(五) 运用地方博物馆深耕地方文化——台湾博物馆事业的未来

继“地方文化馆计划”之后，2008—2013年间，“文化建设委员会”将推出“盘石行动——打造生活文化圈计划”。计划之目的：

1. 区域的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维护与资源整合;

2. 营造地方区域空间环境的艺术与文化氛围;

3. 促进居民参与文化活动;

4. 进而投入地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5. 营销地方特色，吸引观光资源，带动地方经济。

所谓“文化生活圈”的构成元素是：人、文、地、景、产、物，地方文化馆在文化生活圈计划中扮演的角色：

人：人的小区营造，如居民的参与、共识、策略结盟、制造经济产值、营造小区、生活美学。

地方文化馆的人员可加强与地方社造人员间的互动。

地方文化馆扩大义工招募与培训。

地方文化馆提高小区居民参与展演活动之兴趣等。

文：文化活动，包含地方传统节庆、民俗活动、市集、迎神庙会、艺术节、音乐节、文化节等。

地方文化馆配合小区活动办理展演节目等。

地方文化馆提供文化资源(空间、文物、数据等)予地方办理文化活动时使用等。

地：地方生态环保与美化，如山林绿地、公园、河川、运河、湖泊、水塘、湿地、垃圾处理、动植物保育、资源回收与再利用、公墓美化、庭院美化等。

地方文化馆办理展演与教育活动等。

景：景观资源：包括自然景点，如风景区、国家公园等;历史古迹遗址，如历史建筑、古迹、考古遗址、部落、工业遗址等。

地方文化馆与其他文化机构策略联盟，结合观光资源等。

地方文化馆应主动将其活动信息提供给其他单位。

将文化生活圈的特色纳入整体观光旅游计划等。

产：产业资源，如地方农产、食品加工业、手工艺产业、传统工业、文创产业等。

地方文化馆与地方产业结合，办理展演与教育推广活动等。

物：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与设施，包括：1. 文化设施，如地方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演艺厅、展演空间、闲置空间再利用、历史古迹活化再利用等;2. 教育机构，如各级学校、社教馆、小区大学、长青学苑(老人学院)、民间才艺班、文教基金会等。

地方文化馆与其他文化教育机构策略结盟，配合办理教育、解说、推广活动等。

地方文化馆在文化生活圈计划中的角色关系如下图：

地方文化馆计划之第一阶段已完成(2002—2007)，就第二阶段(2008—2013)而言，属中期目标，“文化生活圈计划”的目标应达成：

1. 加强与小区居民之互动，养成居民主动参与。

2. 加强与非政府组织间之沟通协调，使文化活动与文化设施的成长，逐步使民间自觉其重要性，并能因生活上的需求而产生永续经营发展的机制。

3. 各级行政机构对文化馆应建立分层或分类管理机制(考核评量、经费补助、行政管理、人事与专业培训等)。

地方文化馆是台湾的文化设施中之一类机构，以财力、人力、专业的结构现况而论，似乎不易成为文化生活圈计划之主力推手，但仍可视为文化生活圈计划之重要设施。文化生活圈计划之内容涵括面广，涉及其他部门的业务，如“农委会”、“经济部”、“教育部”、“内政部”等，此计划之落实有待各单位之合作推行。目前二十五县市已展开文化生活圈资源调查，五年内“文建会”将具有可行性的文化生活圈选出五十个去辅助规划，逐步使各县市建立出文化生活圈之网络。期望由民众的共识营造出一个环境、人文、产业、景观俱佳的生活圈，深耕台湾文化。

今后台湾的博物馆更加重视普罗大众与青少年生活文化的需求、与休闲文化产业结合、博物馆以公办民营寻求新的营运模式、地方博物馆整合小区资源、大学加强培养专业管理人才。博物馆为大众提供休闲中学习的场域，将成为新世纪的文化创意产业。但是，博物馆事业如何在消费文化的社会中转型，其营运在不失以教育为主要功能的目标下，具有休闲娱乐功能的特色，兼顾观众的兴趣，是经营上必须平衡的。

博物馆的经营，需了解大众文化以及社会变迁的趋势，方能因时、因地去规划营运策略。政府制定文化政策去驱动博物馆的作用与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但不宜介入政党性的政治宣导，因为文化政策应针对多数大众的民意与利益去制定。当博物馆的功能进入大众的生活圈中时，博物馆的活力为大众生活添增营养，博物馆文化因而渐渐形成。博物馆文化的精神，立基于真善美的良知与生活的良能，博物馆文化的建构是社会秩序重整的主要媒介之一，我们应重视博物馆的作用与力量。

作者：陈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