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历史简述
书名：英国文学发展研究
作者：朱琳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
ISBN：9787501359936
定价：45元
英国文学历史悠久，成就斐然，各个时代都产生了杰出的作家和作品。而且，在本世纪前的几百年间，随着殖民主义、扩张主义政策的推行，英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各英属殖民地，这种影响更加明显。研究英国文学发展的历程，对了解英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英国文学发展研究》一书是由中国学者朱琳所作，于2017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全书全面、系统介地绍了英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详尽介绍了各个时代的文学流派、运动、思潮，对重要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进行了客观、准确的评述。
英国文学发展历经多个阶段，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历史积淀，由此形成了英国文学各个时期独具特色的文化特点。从大范围来看，英国文学可以分为古时期、中时期以及近代时期。本书即是按照时间顺序，将英国文学发展历程分为古英语时期文学、中古时期英语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十七世纪文学、十八世纪文学、十九世纪文学、二十世纪文学，在传统划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细化。不仅如此，作者对每一个世纪的英国文学发展历程又进一步划分，比如二十世纪的文学又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文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文学，划分得非常细致，并且对于每一个时期的文学类型、主要特点以及发展变化都进行了分析。
综合来看，作者划分的英国文学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以民族融合为主题的英国文学萌芽时期。这一时期，英语刚刚成型，而且当时的英国经历了一次文化革命，还经历了三次外来民族的入侵。在这个过程中，拉丁语传入英国并与英语相融合，从而为英语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整个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贝奥武夫》。这部作品反映了当时英国的历史面貌，展现了这一时期不列颠民族基督教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冲突、相互融合。二是在政治、经济以及宗教等因素影响下的中古时期英国文学。这一时期英语快速发展，受到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英国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大放异彩。作者在这一章节讲到了人文主义与文学、十四行诗与诗歌繁荣、散文的新发展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同时，这一时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出现了清教革命时期和复辟时期文学，体现了政治经济发展对文學的影响。三是以经济导向为主的近代英国文学发展。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英国成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革命推动下，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所以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也是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作者在书中以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三个阶段来讲述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而且讲了各个时期的初期文学、中期文学和后期文学。这一时期英国文学发展已经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
总的来看，到二十世纪的时候，英国文学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系统的文学体系。进入21世纪以后，英国文学依然在快速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世界人民的文化生活，展示着其应有的魅力。
作者：戚健
[摘 要]作为名闻遐迩的当代史学思想家，海登·怀特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引起了史学界许多人的注意，中文学界也不例外，但现有的著作比较侧重分析他的论著，特别是《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内容及其影响。其实，怀特的治史路径有着几个明显的转折——怀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成为一个史学理论家，而是想成为一个“正宗”的史学家，但他自学生时代起，又受到老师威廉·博森布洛克的影响，寻求一个经世致用的理想。他的这一追求称得上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怀特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理论，通过历史书写中“叙述”的功用，写作包括《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在内的许多论著，为的是实践这一理想，让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形成积极的互动。而到了晚年，怀特又探讨超越“叙述”的新路径，以求历史学展现“实用的过去”。怀特的思想遗产既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亦在于他在革新历史学性质、观念和方法上所做的不懈努力。
[关键词]海登·怀特 威廉·博森布洛克 《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史学的功用 语言学转向 过去学
[作者简介]王晴佳，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1;美国新泽西州 葛拉斯堡罗 08028-2235)
[
1998年，波兰学者埃娃·多曼斯卡编写的《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一书，收录了她对海登·怀特所做的一次访谈，其中多曼斯卡问怀特，你的论著可以与后现代主义相联系，怀特却对此加以否定：“研究这个问题的哈奇昂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我拘泥于现代主义。我同意这个看法。”[1]31那么，怀特到底是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呢?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加拿大学者哈奇昂的论著。作为当代研究后现代主义较早而且较有成就的学者，哈奇昂的《后现代主义的诗性》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8.一书中，对怀特的论著花了不少笔墨，显然将怀特视作她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主要对象。因此，怀特的说法似乎可以商讨。哈奇昂的书出版于1988年。一年之后，美国的《历史和理论》杂志刊登了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一文，正式将怀特视为历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Frank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 Theory， 28：2 (May 1989)， pp.137-153.。自此之后，怀特的名字便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紧密相连、无法分开了。关于怀特是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的问题，本文还将在下面论及。
怀特与多曼斯卡上面的访谈显然值得注意，因为怀特在里面谈了他的求学经历，强调了自己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如何经受了近代史学的传统训练。在差不多同时，他与英国后现代主义史学的鼓吹者凯斯·詹金斯访谈的时候，还提到他曾在梵蒂冈学了两年古文书学[1]16。怀特的经历，与许多研究史学理论的人士不同。譬如詹金斯便对政治理论感兴趣，而其他人则往往有文学或哲学领域的背景。而怀特不但有着严格的史学训练，而且其博士论文与史学理论亦无关系，处理的是1130年欧洲教皇的分立事件，是一个纯粹中世纪教会史的题目。那么，作为一个正宗史学出身的怀特，是如何走上历史哲学的研究道路的呢?他的史学训练与他的史学理论探索，又有什么关系呢?
的确，目前对海登·怀特的研究，常常集中于他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及其之后的论著中文学界亦大致如此，见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陈新：《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韩震、刘翔：《历史文本作为一种言辞结构：海登·怀特历史叙述理论之管窥》，《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而对他早年的求学经历、特别是他史学观念和兴趣的渊源和形成，关注较少。其实，怀特的治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二战后美国教育界、史学界的重大变化，而怀特是这一代人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之士之一参见Herman Paul， A Weberian Medievalist： Hayden White in the 1950s， Rethinking History， 12：1， pp.75-102.他所著的传记Hayden White：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London： Polity， 2011)也討论了怀特早年的求学经历，但中文学界几乎没有相关的研究。有关美国战后史学界、教育界的变化，可见Joyce Appleby， Lynn Hunt，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1995.。
一、正统的史学训练
怀特出生于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父母都没有受过许多教育。他的父亲后来在北部密歇根州的汽车之都——底特律的汽车工厂找到了工作。因此，年幼的怀特在那里度过了中小学的年代。作为工人子弟，他毕业之后参加了海军，借助美国1944年通过的《军人权利法案》，他得以享受其退伍军人的福利，在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上了大学，然后又上了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同样是一所州立大学。在二战后的美国，像怀特这样家中第一代的大学生，相当不少，其思想倾向和治学兴趣也与之前出生于精英家庭的学生，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因其家庭富裕，其学术眼光相应也比较精英化，常常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生活和成就兴趣较浓。而怀特这些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则有较强的社会参与和责任感，更属意经世致用的学问。怀特在访谈中承认：“一直以来，我对于为何研究过去比之自身去研究过去更有兴趣……因此，这就向我提出了问题：研究过去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功能是什么?”[1]17这一关怀是他转而研究史学史、史学理论的契机。
尽管抱有深刻、持久的社会关怀，学生时代的怀特不是活动家，而是在学问上下了苦功。作为一个中世纪史的研究生，他必须掌握几种欧洲语言，并如同上面所说，他还努力钻研了古文书学。他在大学任教之后，为学术杂志写了不少书评，包括德文和法文的专著，譬如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而在1959年，他还把意大利学者卡洛·安东尼的《从历史学到社会学》一书译成了英文，可见他能熟练驾驭主要的欧洲文字，尤其是意大利语。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他在意大利搜集资料，接触了意大利学术思想，特别是克罗齐的史学理论，之后他与意大利学者如翁贝托·埃可等人也有密切的来往(晚年的怀特从加州大学退休之后，一年中有半年居住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而埃可生前一直任教于博洛尼亚大学)。怀特在访谈中承认，他学习外语的经验，让他对语言的功用产生了格外的兴趣Jenkins， A Conversation with Hayden White， pp.68-82.我国台湾学者陈信治曾撰文讨论怀特与克罗齐的关系：《海登·怀特对于克罗齐评价的转变》，《新史学》，第24卷第4期(2013年12月)。。
1953年到1955年怀特在意大利访问的两年，对他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显然十分重要。因为他在梵蒂冈查阅了档案文献，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重构了教皇分立的历史，但从后视的眼光来看，怀特正是在那段时间深入接触了欧洲大陆哲学和文学，而他对这些思想的兴趣，又早在韦恩州立大学读书的时候，便由于他老师威廉·博森布洛克的影响而形成。对于怀特这个工人子弟来说，博森布洛克对他毕业之后的职业选择，从事学术研究，显然至关重要。而怀特最终选择史学理论研究，又可能因为博森布洛克的老师汤普森为两卷本《历史著作史》的作者，是美国西方史学史的一位专家。怀特的勤奋、聪慧，让他成为博森布洛克最知名、最出色的弟子之一。1968年，怀特为他老师编了一本祝寿文集，题为《历史学的功用》。怀特在序言中写道，一个人遇上了博森布洛克作为其老师，很难不选择学术之路。同时，怀特又指出该文集的作者(均为高校教师)，都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老师的教诲，因为博森布洛克希望的是培养他们有经世的关怀，而不是仅仅成为大学教授而已[2]9。在一定程度上，怀特一生的治学倾向，都在落实他老师博森布洛克的教导。那就是不仅仅作为一名纯粹的学者，而是努力谈讨、分析和发挥知识的社会功用。
怀特选择1130年教皇分立的事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与他之后的史学理论研究甚至早先大学时代对欧洲大陆哲学思想的兴趣，在学理上似乎没有太大联系，因为他不但使用了大量档案史料，而且声称他的研究是为了“客观地”解释这一历史事件，但其实也存在隐含的关系。首先，怀特在以后的访谈中回忆道，他出生于新教的家庭，对于天主教一无所知，所以选择做这一题目，反映了他旺盛的求知欲[3]63。他之后的研究，牵涉了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如果没有求新、求知的欲求，无法做到。其次，他希望在研究这一题目的时候，探索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即将这一宗教现象，像处理政治或社会的历史事件那样，做出科学的解释。这一企图，自然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怀特终其一生都自认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也为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典型”理论所吸引，并在写作中加以检测和使用。由此，这一博士论文的写作，与他对欧洲哲学和思想的研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上面已经提到，怀特在1959年翻译出版了意大利学者安东尼的《从历史学到社会学》一书。这本书的翻译，便是他在意大利的时候开始的，而他不仅与安东尼认识并有交往，还显然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安东尼书中有一章讨论韦伯的思想，其整体内容则是分析自兰克学派之后德国历史主义的变迁，还包括了其他欧洲思想家如狄尔泰、特洛尔奇、梅尼克、赫伊津哈和海恩里希·福尔福林。在德意志的学术之外，怀特那时还发表过有关克罗齐、柯林武德等史学思想的论文这些论文没有编入怀特自己所编的几本论文集，但收入了Hayden White， The Fiction of Narrative： 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ry， 1957-2007， ed. Robert Dor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二、反思历史学的性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怀特选择教皇史的题目来做博士论文，亦可以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尝试如何用理论来处理实际的历史。如他所言，他更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什么和如何研究历史。对他而言，研究什么题目无关紧要，而是想检测理论与实践、方法与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怀特翻译的《从历史学到社会学》中，有他写的一篇译者导言，题为“论历史和历史主义”，其中简要回顾了德意志历史思维和历史主义的传统和变迁，反映了他在史学理论领域的兴趣和知识，但更有意思的是，怀特对德意志历史主义的概括，显现了韦伯学术的影响。他用韦伯“理想典型”的思考方式，将历史主义分成了三种，分别是“自然的历史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美学的历史主义”。同时，这篇导言还展现了他如何崇敬克罗齐的史学思想，赞扬他发挥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真、善、美和致用的四个角度揭示历史学的性质，也称赞克罗齐相对主义的历史观，把历史研究视为一个不断思考和探索的过程[4]ⅹv-ⅹⅹviⅰⅰ。怀特在上述这篇译者导言中展现的立场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一生治学的一种追求。
在《从历史学到社会学》一书出版之后，怀特顺利地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大学历史系任教，之后他又任教于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这两所大学的思想史研究都享有盛誉，后者更是《历史和理论》杂志编辑部所在地。怀特开始担任大学老师的1960年代，正是西方社会、文化剧烈转型的时期。作为一个年轻教师，怀特深深为当时青年学生表现出来的激情所鼓励，让他更相信史家们不该高高在上，躲在象牙塔中孤芳自赏，而是要思考历史学的性质，使其不断更新，跟上时代的步伐。
1965年，美国史学史家约翰·海厄姆与两位欧洲史学史家利奥纳德·克里格尔和菲利克斯·基尔伯特合著了《历史学》一书，对西方史学和美国史学的发展和现状做了总结回顾。怀特与另外两位学者一起，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学会通讯》上为这本书分别发表了简短的书评。怀特的评论颇为尖刻，他指出这本书所概括的内容，过于陈旧，没有反映欧洲史学思想的新潮。而更重要的是，他指出此书作者写作的初衷，也已经显得落伍，因为“当今史家面临的问题不是应该怎样研究历史，而是历史是否还值得研究的问题”[5]5-6笔者感谢Herman Paul 提供了此篇書评的复印件。。换言之，怀特希望那时的史学工作者重新思考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一书希望通过回顾过去的成绩，指导史家应该如何治史，而怀特希望的是对这一过去加以批判，以求重新出发。
怀特对海厄姆等人所著《历史学》一书的批评，显出他的年轻气盛、咄咄逼人，但这篇短评，不但得到了作者们的回应，而且还受到了《历史和理论》编辑的注意。曾经担任该杂志编辑多年的理查德·范恩回忆，他看到怀特的评论之后，便邀请了他为《历史和理论》写一篇论文，详细阐述一下他的观点根据埃娃·多曼斯卡在1996年6月4日与理查德·范恩的电邮通信，范恩还回忆在这之后，怀特在1966年春天到卫斯理大学，两个人首次见面，估计是讨论了《历史学的重负》这篇文章。笔者感谢多曼斯卡提供这一材料。。怀特欣然答应，一年之后便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历史学的重负》这篇长文，正面阐述他对当代史学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虽然怀特之后还有其他历史论著发表，但《历史学的重负》一文应是他走向史学理论领域的一块里程碑。
怀特在《历史学的重负》一文一开始便重申他批评海厄姆等人《历史学》一书的论调，那就是历史学家不愿更新他们的知识。他用嘲讽的口吻写道，史家们惯于采取费边式的拖延战略，对其他学科领域出现的新气象熟视无睹，反而自得自满，认为历史书写既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又展现了艺术的灵气，甚至认为“艺术和科学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达到和谐的综合”[6]33本文所引此书译文，皆根据英文有所修改。。怀特指出，这其实是一种鸵鸟式的做法，让史家们无视邻近学科的新发展，同样也忽视其他学科的人士自19世纪末期以来对历史学所做的严厉批评。换言之，虽然19世纪被人视为“历史学的世纪”，但怀特提到，其实在那个世纪之末和20世纪初，西方已经有人预言地指出历史学已经形同槁木，比如尼采和布克哈特。而“一战”爆发之后，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存在主义等思潮，更是对历史学发出种种批评。这些批评的产生，自然与当时欧洲和西方所经历的重大历史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怀特同时指出，史家们在观念上的故步自封、方法上的陈旧保守也是重要的原因。他写道：
历史学家在传统上认为，历史研究既不需要一种特定的方法论，也不需要特殊的知识装备。通常所说的历史学家的“训练”就大部分来说包括学习几种语言，熟练的档案工作，和一些固定的练习以便熟悉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和杂志。此外，有一些有关人类事务的一般经验，读一些邻近学科的论著，加上自制能力和“坐功”(Sitzfleisch)，就是所需要的一切了。[6]50
有趣的是，怀特此处用了一个德文字 “Sitzfleisch”，其本意是“臀部”，这里指的就是中文里所说的“坐功”，也即俗话“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意思。怀特对史家工作特质的描述，基于他的亲身经历，所以至今仍然感到颇为恰当，但他显然对此毫不满意，因为在他眼里，如果历史研究像斯图亚特·休斯所言，结合了科学和艺术，那也只是19世纪末的社会科学和19世纪中叶的艺术，仍然是过时的东西。不过如果读者细读休斯的论著，可以发现至少在科学的方面，休斯希望史家吸收心理史学的方法，在那时比较先进，并不过时休斯在1964年也即怀特写作此文之前不久，出版了《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历史学》(History as Art and Science)一书，中文译为《历史学是什么?科学与艺术之争》，刘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笔者为此译本写了一个导读，简要讨论了休斯的史学思想和方法。。
但怀特显然有一个相当不同的关注点。他说史家采用的是19世纪末的社会科学，指的是历史研究仍然希望在描述史实之后，揭橥历史演进的规律。而他最有兴趣的方面则是，如何吸收和采纳19世纪末期以来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趋向。他的《历史学的重负》一文，充分展现了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不但在大部分历史工作者中十分少见，而且即使是思想史家一般也不会对文学、小说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从怀特晚年与人的访谈中可以看出，他一直保持着阅读(历史)小说的兴趣，对文学界出现的新气象十分关注。这是怀特与众不同、抑或高人一头之处[3]69-75。
《历史学的重负》还有一重要性，那就是指出了怀特之后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详细阐述的立场：历史书写和历史解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并不能做到客观地“如实直书”。相反，怀特认为历史书写与文学、艺术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勾画一样，只是展现了该现象的一个方面。即使这一描述是正确的，但还是并不全面，因为有“许多正确的观点，而每一种都要求有其自己的再现风格”。在这句话之后，怀特表述了他关于历史书写的一个关键立场：
这将使我们认真对待那些创造性的曲解，提供这些曲解的人都能以和我们一样的严肃性看待过去，但却怀着不同的情感和知识指向。因此，我们不应该再幼稚地期待关于过去某一特定时代或复杂事件的陈述与某些事先存在的“原始事实”“相对应”。我们应该认识到构成这些事实本身的东西正是历史学家像艺术家那样努力要解决的问题，他用所选择的隐喻给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编序。[6]58
这段话的正确理解就是，怀特不但将历史书写等同于客观历史本身，而且认为历史书写与艺术、文学创作(也即所谓的“创造性的曲解”)一样，手段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历史书写无非是史家选择某一种隐喻而对某一段历史的一种“编序”而已。
三、想象—历史学之“元”
怀特《历史学的重负》一文，虽然很长，但他显然意犹未尽。而他的读者尽管不多，但其中不少人对他历史学无异于文学和艺术的“革命性”的观点，兴趣颇浓，因此建议他写成一本书，这就是后来让他名闻遐迩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有四百多页，不免让人望而生畏。比这略早一些，怀特还在一个文学批评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解释》一文，已经简要地阐述了《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内容。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怀特在文学批评杂志上发表《历史的解释》这篇论文，對解读他的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前所述，怀特有着阅读文学批评和小说的习惯。在《历史的解释》一文中，他提到了被誉为20世纪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诺思罗普·弗莱的理论。弗莱在其《批评的剖析》一书中，对文学写作根据情节和主题做了分类，指出有喜剧、悲剧、浪漫剧和讽刺剧这些基本形式。而弗莱用的是 “mythos”这一词语，其意是“神话”但也指作品的隐含主题或主要情节[7]162-239。怀特对此理论深感兴趣，虽然他也用 “mythos”，但更偏爱“plot”(情节)，认为像文学、诗歌一样，历史书写同样包含一个“情节结构”(plot-structure)。由此，他创造了“emplot”这个动词和 “emplotment”的名词，意为“情节设置或建构”，用来说明这一情节结构是由史家创造性地设置、构造出来的“emplot”和 “emplotment”都是怀特创造的词汇，并不收入一般的词典中，但 “em/en-”这个前缀的意思是 “put into”，即“投入”或“放进去”的意思，就是在历史书写中置入、构建一个情节。中文里有不同的译法，如彭刚在《邂逅》一书中译为“谋篇布局”，第22页。而陈新在翻译《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时将之译为“情节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以降。本文还是采用“情节建构”和“情节设置”。。这其实就是怀特在《历史学的重负》中所谓的“编序”。所以他在《历史的解释》中这样写道：“一个历史学家构建的悲剧的情节，在另一个历史学家那里可能成为喜剧或罗曼司。”[6]75
那么，是什么决定一个历史学家将其书写构建成一个悲剧抑或喜剧呢?怀特的回答参考了结构主义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和思想史家柯林武德的论点，但更倾向于弗莱的理论，那就是取决于一种写作的或“文学的常规”，而这一常规早在史家或诗人的早年便已在其思想内根植了。怀特这样描述：
历史学家与诗人一样，当孩提时听到第一个故事时就已经开始同化这些常规了。因此，历史叙述中存在着“规则”，即便不是“规律”的话。比如，米什莱不仅是一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他还不断地编排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历史，将其构建成一部“罗曼司”。而托克维尔则被视为是“现实主义”的，常与米什莱所谓的“浪漫主义”形成对照，其大部原因是因为托克维尔决定将同期的历史构建成一部悲剧。对法国历史的这两种阐释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在所分析的、按编年顺序而形成的“事实”层面上发生的，而是在关于这些事实所构建的故事层面上发生的，因为每个故事都与众不同。[6]76
鉴于怀特对于文学批评和小说的兴趣，他对历史解释的分析便在意识形态等层面上加上了写作风格和情节构造的面向。易言之，怀特认为历史学家著史所拥有的主观立场，不管是隐含的还是明显的，不仅由他们的政治意向、宗教信仰等所决定，还受到他们自孩提时代便养成的写作偏好和趣味的影响。
在他《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导言中，怀特更将这一属于个人写作偏好的常规，定义为历史书写的深层结构而加以重点叙述。如前所述，怀特的史学观念的形成，受到了意大利学术思想特别是克罗齐的很大影响。而克罗齐史学理论的著名论点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即不管史家处理的是哪段时期的历史，其书写本身必然反映了史家在他那个时代对过去的思考。同样受到克罗齐思想影响的英国思想史家柯林武德对此观点做了发挥，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史家写作历史，均是历史思考的产品。在写作《历史的解释》一文时，怀特花了不少笔墨讨论柯林武德的思想。显然，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对他论证历史叙述等于历史解释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虽然洋洋洒洒，但对柯林武德却只是一笔带过，而且还是因为克罗齐的关系。不过，从《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副题可以看出，怀特用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而“想象”一词，正是柯林武德提出来形容史家的工作的。怀特在《历史的解释》一文中也特别做了论述，可见柯林武德对怀特影响之深[6]73-77。
从《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写作结构来看，又与《历史学的重负》一文有许多关联。怀特在《历史学的重负》中指出19世纪末以来历史学和历史主义观念出现的危机，认为当今的史家不能熟视无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启蒙运动以来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发展，以黑格尔的论著为代表;第二部分描述19世纪的四种“现实主义”的历史书写模式，其意图是交代在启蒙运动历史哲学影响下的历史研究及其代表人物：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第三部分则注重19世纪后期开始对上述这四种历史书写模式的批评和摒弃，以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的论著为对象。因此，从内容上看，《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是一部史学思想史，讨论的是18世纪至20世纪初年历史观念与书写的变迁。像怀特这样内容比较全面的论著，在这个领域并不多见，这是他此书的一个贡献。
不过，《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内容虽然比较全面，但并不完全反映怀特广博的学识。如上所述，他很早就开始接触和阅读文学理论和小说，也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传统和新潮十分熟悉，并有相关的论著，只是现在很少有人注意了。举例而言，怀特是美国史学界、甚至美国学术界最早介绍米歇尔·福柯学术思想的人之一。而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他对当代的思想家(比如他相当熟悉的卡洛·安东尼)没有多花笔墨，更没有详细讨论小说与历史书写的关系，与他在同期发表的许多论文取径比较不同。这些论文后来收入他于1978年出版的《话语的比喻》这本论文集见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此书的中文译名五花八门(《话语的转义》、《话语的地平线》等等，让人觉得都不是一本书)，不过怀特本人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 “tropics”这个词的确是地理术语，而怀特想以它指“trope”(比喻)并将之名词化，让人颇为费解。此书名或许亦可以译为《话语的比喻学》，因为将 “tropic” 加上 “s”变成复数，往往有学科、学门的意思。这应该是怀特的原意，而在之后的论著中，他改用了 “tropology”，正是“比喻学”的意思。。
怀特写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让他得以进一步阐述他在《历史的解释》等论文中提出的历史叙述等于历史解释的观点。这是此书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贡献。在《历史的解释》中，他指出史家写作历史，会受到意识形态、解释模式和情节建构等三个方面的影响。而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他借用了弗莱的论点，指出历史书写其实就是一种“言语结构”，但弗莱说的是小说，而怀特则指历史著作，完全将史学与文学相等同，显示一个颇具争议的“革命性”的立场。而怀特毫不含糊，直接将之作为《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我将从最明显的方面考察历史著作，即是说，把历史著作看作以叙述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言语结构，其目的是将过去的结构和过程变成一个模式或肖像，然后我想通过再现这些结构和过程来解释它们究竟是什么。”[8]2怀特交代了《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写作的两个宗旨：一是论证历史著述无非是言语结构的一种形式;二是通过详尽的描述、分析，重现这些形式的形成及其诸种表现。
从上述前提出发，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选择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八位：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前面四位可以说是史学家，而后面四位是哲学家。怀特不加区别地将他们并列处理，体现了他认为构建、解释和书写历史，史学家与哲学家的工作无异的主张。然后他根据他考察的三个方面做了如下的分列：一是在历史解释模式上，他认为这些著作体现有形式论、机械论、有机论和情景论等四种;二是从情节的设置和建构考量上，则有浪漫剧、悲剧、喜剧和反讽剧等四类;三是在意识形态的表述上，又有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区分。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述，只能举例说明。如《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指出米什莱大致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马克思显然是激进主义，兰克倾向保守主义，而克罗齐属于自由主义。在阐述这些不同类型或形式的时候，怀特论及的对象其实超出了这上述八位，而是涉及19世纪许多重要人物。
《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虽然归纳了上述三种类型，但怀特写作的主要兴趣则在强调历史著述的“诗性”。因为如果仅从意识形态和历史解释这两方面来考察，他在书中所处理的人物，都无法完全置于一种类型或形式底下。可是，从文学形式也即情节设置和建构的角度来观察，怀特则认为他们之间的区别则相对比较明显：米什莱的作品是浪漫剧的、兰克是喜剧的、托克维尔是悲剧的、布克哈特是反讽剧的。更进一步，因为怀特强调历史的叙述话语本质上是诗性的，因此他认为应该也可以用欣赏、分析诗歌的方法来加以归纳、分类。写作诗歌首先是运用想象;其次，是用修辞学中的比喻或转义的手法将之展现。在怀特看来，比喻的手法大致有四种：隐喻、提喻、转喻和讽喻。从转义的角度观察，他认为黑格尔作品有提喻的特点，马克思的作品是转喻的，尼采的是隐喻的，而克罗齐的则是讽喻的。怀特的主张简单归纳就是：作者在收集了事实之后从事写作的时候，固然希求提出一个论点，也无可避免地显示出某种意识形态的倾向，但最后在他们写作的过程中，又受到了一种更深层次结构的制约，那就是叙述的比喻形式——他们或者采用了隐喻和提喻，或者采用了转喻和讽喻(当然交叉使用的也不少见)。这就是怀特所谓“元史学”中的“元”的层次，而这个层次，即是史学家、思想家对历史加以想象的产物。
想象显然无法凭空想象，于是怀特认为是借助了上面不同的比喻方式，但是什么决定了某个史学家采取哪种比喻方式呢?这就回到了他在《历史的解释》中提出的所谓在一个人的“孩提时代”便会同化某种书写常规的观点。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他希图对此做进一步的阐发：当史学家面对一个历史研究对象的时候，其目的自然是对其做出描述和解释，但在此之前，史学家首先要对这个对象预设成一个有序的形象，其中的各部分都自有关联。对于这种“预设的形象构建”的过程，怀特认为体现了一种诗性，如同诗人写诗运用想象对描述的事物做比喻性的描述一样[8]30-31。而怀特对史家运用语言写作，因此自然受到其结构制约的观点，又受到了列维-施特劳斯、福柯、罗兰·巴特等人的明显影响。除了福柯自己否认以外，这些人都被视为语言学中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语言与所指事物的关系，远不是透明的对称关系;语言的指称一定受制于其自身的文化网络，而在这网络中，语言只是符号，一定要置于这个文化网络中才能获得理解。怀特接受了这样的立场，同时又吸收了弗莱等人的理论，用比喻的各种方式来说明历史书写的既定语言结构。不过他最终并没有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史学家选择其特有的比喻方式抑或语言结构来进行历史著述的。他用诗歌做比仿，指出“预设的形象构建”，有其启发性，但没有讲明这个“预设”是由什么决定的。而如果不做论证说明，只是归结于一种始自孩提时代的经验，那么他的解释就未免神秘主义的色彩最近如赫尔曼·保罗等人尝试指出史家和学者的“形象”(personae)如何影响历史书写的形式，这是在怀特理论的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探索。。
四、重构“实用的过去”
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出版之后，在史学界几乎掀起了一场“革命”，因为怀特将历史书写与历史解释完全等同，并重申一种叙述形式和另一种叙述形式之间没有好坏之差，也即历史著述并无真假，只是语言结构的表现形式不同，让他名声大噪。对于熟悉战后文学批评理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者而言，他们对怀特的观点不会觉得陌生。从怀特之后在文学批评界所拥有的声誉来看，他有关叙述特性和比喻形式的阐述，让他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可是，对于不关心文学批评、强调文史分野的史学界同行而言，怀特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讨论历史书写的形式及其与历史解释的关系，却足以让他们大吃一惊。《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出版之后的几年，西方的许多杂志都发表了书评，而《历史与理论》等杂志还发表了篇幅很长的评论文章，显示此书在学术界受到的重视John S. Nelson， Review of Meta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14：1 (Feb. 1975)， pp.74-91.另一篇长篇的评论是Adrian Kuzminski， “ A New Science? ”， Review of Metahistory and Style of Histo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8：1 (Jan. 1976)， pp.129-143.。几乎所有史学界的评论者无一例外都会称赞怀特的新意，但同时也表示他的概念及其文字表述，十分难懂。譬如英国史家彼得·伯克，以后将以他的新文化史研究而闻名于世，在其书评中指出怀特跨学科的取径，使其《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新意迭出，极富原创性，但伯克同时也承认此书难读。发表于美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美国历史评论》和《近代史研究》上的书评，对怀特的创意也表示了高度的赞赏Peter Burke， Review of Metahistory， History， 60：198 (1975)， pp.82-83; Robert C. Carroll， Review of Metahistory，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Studies， 4：4 (Summer 1976)， pp.548-550; Michael Ermarth， Review of Meta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0：4 (Oct. 1975)， pp.961-963; John Clive， Review of Meta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7：3 (Sept. 1975)， pp.542-543.。富有新意但文字艱涩，这是肯定《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书评者的基本意见。
当然，《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批评者也不少。有人直接指出，虽然怀特竭力创新，但历史事件还是应该先于历史解释，无法本末倒置。还有的干脆指出，怀特将历史学等同于诗学和语言学，已经明显越界，无法苟同。值得一提的是，《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还受到其他学科人士的关注，不过他们的评论与史学界同行相比，显得颇为不同。一位加拿大政治学家径直指出，他无法理解怀特的立场，因为按照怀特的观点，一个史家治史不是取决于他的知识储备，而是取决于他的人生体验Joseph Amato， Review of Metahistor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423 (Jan. 1976)， pp.182-183; Gordon Leff， Review of Metahisto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3：4 (Nov. 1974)， pp.598-600; Frederick M. Barnard， Review of Metahistor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2 (June 1976)， pp.366-367.。而文学领域的评论则有不同的取向：一位评者指出，怀特的理论借用了太多其他学者的论述，显得有点消化不良;而另一位评者则颇为正确地预测，怀特的著作对于大部分历史学家而言，将会难以接受，其言下之意就是怀特的所作所为更像一位文学批评家Carl A. Rubino， Review of Metahistory， MLN， 91：5 (Oct. 1976)， pp.1131-1135; Stanley Pierson， Review of Metahist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30：2 (Spring 1978)， pp.178-181. 中文的批评较为严厉的是，邵立新：《理论还是魔术?评海登·怀特的〈玄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王志华：《唯物史观与后现代史观之间的论争》，《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上述这位评者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的确预示了懷特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之后的地位和影响。在1970年代，怀特已经转任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在那里担任历史意识研究部的讲座教授，培养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生。他还与《历史与理论》杂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经常在那里发表论文。同时，他还有许多论文发表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杂志上，被文学界人士视为“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参见王岳川：《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他的老友、《历史与理论》杂志的编辑理查德·范恩在1998年发表了《海登·怀特之反响》一文，详细回顾和检讨了怀特的影响，其中指出，怀特的跨学科取径，让他成为当代为人引用最多的一位史家，不过那些引用他观点的人中间，只有为数不到百分之十五的是史学界人士Richard Vann， 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History and Theory， 37：2 (May 1998)， pp.143-161. 怀特在中国的影响，也大致相似，先由文学界的人士加以关注，如盛宁的《新历史主义》，台北：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和《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史学界最早涉及怀特的理论，可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0年版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2006年版。。换言之，怀特墙里开花墙外香，在1989年弗兰克·安可斯密特挑起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争论之前，其地位和影响主要在史学界之外。
怀特在出版了《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之后，著述不辍，继续阐述历史叙述与语言(文学)形式之间的联系，然后再汇编成集。1987年出版的《形式的内容：叙述话语和历史再现》和1999年出版的《形象的现实主义：拟态效应研究》便属于此类。这些论文集处理的主题不一，很难简单概括其内容，但怀特写作的意图还是很明确，那就是从历史认识论和本体论这两个方面，批判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近代史学传统及其深远的影响。譬如《形式的内容：叙述话语和历史再现》一书收入了讨论叙述和叙述性在历史著述和理论中的角色，强调历史书写一旦采用叙述这一形式，那就无法避免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色彩。而在《历史解释的政治：学科和非崇高》中，怀特指出近代以来历史学的职业化过程，促使史学家采用平淡无奇的笔调写作，以求客观公正，其结果是抹平了“历史的崇高”，也即突兀奇特、出人意料，让人啧啧称奇、叹为观止的历史现象。同样，在《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作为资产阶级科学的历史著述》一文中，怀特指出作为兰克史学在理论上的代表作，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一书显然不是客观史学的样板，而是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氛围。《形式的内容：叙述话语和历史再现》还收入怀特在福柯死前写作、死后发表的《福柯的话语：反人类主义的史学》一文，相对全面地介绍和分析了福柯的学术对当代史学的潜在和深远的影响。此文的副题让人看到，怀特无愧是福柯在美国史学界的知音，因为福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要直到近年才为人所密切关注[9]58-141。
怀特《形象的现实主义：拟态效应研究》的论文集也收入了几篇颇为重要的文章，如《文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章，详细论证了史学家参用文学理论的必要性。怀特指出，对于历史书写而言，反映历史真相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一部历史著作叙述的故事，往往让人更注意其描写的风格而不是其描写的内容。他引用安克斯密特的话形容道，许多经典的历史著作，出于史学名家，但他们著作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告诉读者历史究竟如何发生，然后就到此为止，不再从事该方面的研究;相反，许多历史著作的伟大之处，正是因为它们刺激了其他人对历史产生了兴趣，愿意继续从事相关的研究[10]1-42。如同本文开头所说，怀特在访谈中承认，他对现代主义一直比较执着，而他所指的现代主义，主要指现代主义的小说，与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相对。他在《形象的现实主义：拟态效应研究》中对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批评史家奥尔巴赫的文学史研究，颇为欣赏。他认为，奥尔巴赫的名著《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虽然指出文学写作是现实的反映，也即拟态，但并不认为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是一个不断向现实接近的过程，而是姿态纷呈、各具形态。怀特此书的书名用的是“figural”，其意是“形象的”但又与“figurative”同一词源，又有比喻的意思，因为要构建形象/形态，常常需要修辞的比喻。于是，名词 “figuration”就有了双关的意思，既可以是“形象的建构”，又可以指“形象的比喻” (比如说“这个姑娘如花似玉”“那个小伙体壮如牛”)。怀特在写作此书的时候，选择不再用容易引起误解为地理术语的“tropics”来指比喻学，而更多采用“tropology”来指比喻的使用，也即比喻学[10]66-100。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怀特借用文学理论，其意图是恢复或重建历史叙述中的形象，避免为了不偏不倚而让历史书写干涩无味的传统。走笔至此，需要提一下怀特曾提倡“影视史学”，1988年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比较叙述史学和影视史学之间的关系，之后该杂志开辟了“电影评论”的专栏Hayden Whit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3：5 (Dec. 1988)， pp.1193-1199. 中国史学界由周梁楷首先提倡“影视史学”的研究，张广智等人之后多有论述，相关的争论可见朱艳艳、慈波：《关于影视史学几个问题的研究综述》，《沧桑》，2010年第2期。。
怀特在出版《形象的现实主义：拟态效应研究》论文集的时候，已经从加州大学退休，之后被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聘请为讲座教授，足见他在文学批评界受尊重的程度。不过，从1990年代开始，他的理论被冠以“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史学界引人瞩目，怀特已经不再是出墙的奇葩了。2010年，他的追随者罗伯特·多兰为他编辑了一部题为《叙事的虚构性》的文集，收录了怀特在1957—2007年间他自己没有收入的论文。2014年，怀特自己又编了《实用的过去》，收录了五篇论文，其中同名的《实用的过去》一文颇为重要。怀特此时已经是84岁的耄耋老人，在《实用的过去》一章及该书的结束语中，他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治学，提到了他的老师博森布洛克的教诲，指出他治学的宗旨，无非是力求突破所謂近代客观史学的模式，希望能复活历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平铺直叙、不偏不倚的写法，近乎阉割了历史学的生命力，背叛了西方传统史学信奉历史学“为人生之师”的优良传统。怀特借用前辈学者迈克尔·奥克肖特的学说，认为其“历史的过去”和“实用的过去”的二分法颇具启发性：历史学家不应该只是希望重建历史的真实性而忘记了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宗旨，那就是为人们的认同建构和现实生活提供有益的服务。鉴于近年科技的进步和史学界出现的种种改革新潮，怀特指出有关过去的认知已经高度多元化，突破了职业史家的藩篱。他认为或许“过去学”一词方能概括今天世界上的人通过重构自己的记忆而不断塑造文化认同的现象。在这一情形下，如果历史学家能够清楚认识到自己的治学为的是提供一个“实用的过去”，也许历史学才能重振生机[11]3-24。
在结束本文之前，也许有必要再回到怀特最出名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他在书中分析了四种比喻的形式：隐喻、提喻、转喻和讽喻，而从他的行文来看，他特别偏好讽喻，或许与他曾心仪克罗齐有关，因为他认为克罗齐的史学可以由讽喻来形容。而究其一生来看，怀特本身的治学也是颇具反讽意味的：他一生钟爱史学，始终不渝，但他将历史等同于历史书写、甚至文学创作的观点，却让许多史家长期视其为历史学门的一个“异类”。而更具讽刺意义的或许是，怀特一生推崇现代主义的文学和理论，但却因否定历史事实与虚构之本质区别而被封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表——他也因此成为当代最知名的一位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家。
[参 考 文 献]
[1][波]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Hayden White， ed. The Uses of History： Essays i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Presented to William J. Bossenbrook[M].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3] Hayden White & Erlend Rogne. The Aim of Interpretation is to Create Perplexity in the Face of the Real： Hayden White in Conversation with Erlend Rogne[J]. History & Theory， 48 (Feb. 2009).
[4] Hayden White. On History and Historicism [J]. in Carlo Antoni. From History to Sociology： The Transition in German Historical Thinking[M]. trans. Hayden V. Whit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
[5] Hayden White. Review of John Higham with Leonard Krieger & Felix Gilbert， History [J]. AHA Newsletter， 3：5 (1965).
[6][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 Northrop Frye.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8]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9]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 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
[責任编辑 张作成]
Key words：Hayden White William Bosenbrock Metahistory：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The function of Historiography Linguistic turn Past Learning
作者：王晴佳
摘 要：音乐学是研究与音乐有关的问题的学科，对音乐相关问题的研究从出现音乐就已开始，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作为学科的“音乐学”则是1885年由阿德勒首次提出，并逐步成为音乐艺术中最为重要的学科。受到多元文化和现代主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音乐学领域出现了“新音乐学”等为代表的新的学科发展趋势。
关键词：音乐学 历史研究 现状 趋势
音乐学是在音乐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人们对音乐进行学术性研究虽然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将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却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所以音乐学研究在学术领域不是一个新的范畴，当前学术界研究音乐学的普遍模式是从学科视角进行的，这也是知识发展进化的要求。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学科视界出发研究音乐学的学科起源和发展史，分析音乐学的学科发展现状。
一、音乐学的起源及其研究对象
(一)音乐学的起源。1738年，米茨勒在德国成立“音乐学协会”团体，“音乐学”最早出现于此团体，后来福格勒使用过“音响科学”一词。加提的《科学手册》是最先把音乐与科学两个词连成一体的著作，但是他们并不是专门从事音乐的学者，只是使用了这些名词。1863年，德国音乐家克里桑德的《音乐学年鉴》中使用了“音乐学”这一词，确立了音乐学这门学科，并且对它做了一定的解释。1885年，奥地利音乐家阿德勒的《音乐科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中音乐学才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广泛采用“音乐学”一词。
(二)音乐学的研究对象。对于音乐学的研究对象，受时间、空间、学科等认识水平的影响，不同学者对音乐学有不同的理解。大致可分为四种：(1)以音乐产生和传播的物理过程以及对它的感知为研究对象。19世纪中期，学术界受自然科学界成果的鼓舞，提出将人文科学上升到实证科学，但是这样的研究只是涉及音乐相关的声学、生理学，还是不够完整，只属于音乐学的部分领域。(2)以西方音乐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产生这样的观点是由于音乐历史的研究至今仍然是音乐学最主要、最重视的，但这样的观点以局部代替整体，比较片面，也不被大多数音乐家接受。(3)以人类全部音乐成品的主体部分和音乐艺术的性质以及规律作为研究对象。与前两个观点相比宽泛了很多，但也有缺点，强调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创造、表演、接受音乐的人的研究。(4)以有关音乐的一切事物为研究对象。这种理解比较宽泛、不具体，但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弥补了前面三种理解的偏颇，是目前对音乐学研究对象比较确切的解释。
二、西方音乐学的历史研究简述
(一)古代。“音乐学”一词的使用虽然只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但对音乐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这段时期，音响学与音乐美学方面的研究最为突出。
约公元前580—500年，古希腊时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声音质的差别在于发音体方面数量上的差别，并且提出了四度、五度和八度音程之间的关系。古人不懂得震动发音的物理学理论，却总结出了跟现代发声理论完全一致的道理，因此，毕达哥拉斯被视为音响学研究的先驱。这一时期，不少人对音乐的社会功能进行论述。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提出了“Ethos”理论，即美育论。其中柏拉图在其《理想国》里把人性分为三个成分：“最好的是理智，其次是意志，最坏的是情欲。”他认为好的音乐可以培养人良好的品质，强调了音乐的美育功能。
(二)中世纪。公元800—1400年，也就是介于古代音乐与文艺复兴时期之间。音乐以宗教为主要目的，按照类型分为宗教类型的音乐和世俗音乐，且教会音乐理论对音乐的研究起支配作用，以数学为基础的音响学研究为音乐学研究提供导向。波埃提乌斯的《音乐纲要》在毕氏传统的基础上，从数学角度出发，使音乐研究成为一种神秘的推理，并对其结论做出神学的解释。因此这个时代音乐研究变成纯粹为宗教服务的工具。
1216年，科隆的佛朗哥对多声音乐加以系统化，使音乐的节拍摆脱了歌词音节长短的束缚，作曲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14世纪，穆尔斯编撰了《音乐理论》一书，其成为后期音乐教育的理论基础。
(三)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末期，音乐研究不再以古代理论模式为标准，而是逐渐向人文主义方向靠拢，延续美学上的古典美育论，并与情绪论相衔接，但音乐研究的重心仍是音乐理论。这一时期，音乐理论的普及得益于印刷术的传入，对音乐学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300年左右，约翰达格鲁契奥指出数学的音乐学科与艺术是不相同的。15世纪，廷克托里斯从音乐的历史发展和实践视角入手，对音乐理论进行改写并分类。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音乐学者的音乐理念发生了转变，思维得到了拓展。1547年格列里安提出音乐主要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门封闭的科学，复调音乐是人而不是上帝创造的。1558年，扎林诺想要将古希腊的“Ethos”理论人性化，认为音乐具有旋律结构，又有节奏的情感性。
(四)17—18世纪。17世纪除了对技术继续进行探索之外，也开始了对音乐历史的研究工作。人们开始注意古代音乐资料的编纂工作，并尝试进行粗略的音乐史记述。普列特里乌斯的《音乐大全》对了解固定低音时代的音乐，特别是乐器和曲式问题是很有价值的。1690年，普林茨以吉尔谢写于该世纪中叶的《音乐全书》为依据，撰写了编年史性质的音乐史。为探索音乐的本质，伽利略开始以震动感应的方式从事音响学的研究;索维厄做了泛音列的研究，为和声之间关系的阐明提供了理论依据;拉莫尝试将音乐理论加以系统化，给予和声优先的地位，奠定了音乐的自律论基础。
18世纪，音乐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马尔布鲁克等学者编写了音乐通史，但由于收集到的材料不足，所以导致其学术水平不高。拉波尔德为了净化教会音乐，用拉丁文撰写了《典礼音乐史》，其对研究中世纪音乐意义重大。传记著作方面产生了马纳林格的《亨德尔传》;音乐美学领域出现了音乐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评论家，其中马泰松在《登龙门的基础》中主张“情绪论”这一说。这一时期，卢梭、布罗萨尔、瓦尔塔对音乐辞书的编篡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五)19世纪。19世纪，音乐研究的各个领域不断发展，并且越来越全面，从而导致了这门学科的建立。学科的建立对古希腊和拜占庭音乐史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并且更为专门化，也推动了格里高利圣咏的复原工作。基瑟韦特撰写了具有文化史性质的音乐史《欧洲——西方音乐的历史》(1834)、《阿拉伯的音乐》(1840)，受他的影响，安布罗斯对欧洲音乐史做出了很大贡献。近代西方音乐通史研究的出发点是以这些贡献为依据的。对古代和基督教初期的音乐研究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赫尔法特。古斯马克尔完成了中世纪音乐资料的学术性全集。除了这些通史也出现了不少大作曲家的传记，其中包括《巴赫传》《帕列斯特利那》《贝多芬》《亨德尔》《莫扎特》《海顿》。在对古谱进行细密考订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几部古代音乐的乐谱集。1826年，音乐学讲座由H.C.布莱顿斯泰在波恩大学首次开设，之后许多学者开设了音乐史和音乐美学讲座。1872年施皮塔任教柏林大学之后形成了“柏林历史学派”，从此德国成为音乐学研究的中心。
(六)20世纪。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相应的音乐学也朝着更为精细、严密的方向发展，各门子学科进一步分化，更加细致。在音乐史研究的过程中，音乐考古学(Archaeology of music)在最近二三十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提出来，是依据音乐文化遗存的实物史料发掘出的，并且借助考古方法来探讨音乐史、乐器史以及历史上的音律形态、音阶形态等音乐学课题的一门科学。
20世纪诞生于德国的音乐图像学(Iconography of music)也是历史音乐学体系下派生出来的新兴学科。音乐图象学是对有关音乐图象的内容、符号、标记等加以鉴定、描述、分类和解释的学科。在体系音乐学的层面上，形成了以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为主的学科，我们更偏向于把它作为精神层面的自然学科。
在音乐的精神科学层面出现了一些学派，如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18世纪末，音乐美学(Aesthetics of Music)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德国音乐学者提出，经过长时间探索，它成为一般美学和音乐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音乐心理学(psychology of music)是用心理学的方法及理论找出其中发展规律的科学，与人的各种心理现象有很大关系。音乐社会学(Sociology of music)是研究音乐与社会、音乐作品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科，是具有双重属性的一门学科。
三、我国音乐学的历史研究简述
上文简要概述了音乐学科的起源及发展历史，现代学科制形式构建的音乐学体系对音乐知识的分化与学术的进展有极大地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学科制度建设对学科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与西方音乐学相比，我国音乐学的研究起步较晚，自音乐学创建以来学科理论研究一直受到重视，这对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纵观我国音乐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奠基阶段。1927—1949年，我国处于动荡不安的历史进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建立大规模、系统性的学科。但在此期间，萧友梅在《乐学研究法》中首次提出现代音乐学的学科范畴，初步奠定了音乐学的发展基础。1944年，杨荫浏在《中国音乐史纲》中将音乐实践理论提升到新的高度，从此以音乐为中心的音乐学研究开始了，这为我国音乐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开拓阶段。1949年以后，我国战乱分散的局面逐渐结束，音乐文化以及相应理论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制度文化的影响下有了明显定位。在查阜西先生的主持下，1958年编辑出版了《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是了解现存曲牌资料的琴曲百科全书。1959—1961年收集并编辑《历代琴人转》，为深入研究琴史提供了依据;1949—1966年，组织进行了中国音乐通史的撰写，如沈知白的《中国音乐史纲要》、廖辅叔的《中国古代音乐简史》，等等。
(三)沉寂阶段。1966—1978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革命样板外的音乐，其他音乐都受到打压，传统音乐资料收集整理全部停滞，但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部分作品在创作技法、技巧方面有创新和突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发展缓慢。
(四)发展阶段。1978年以后，我国进行改革开放，许多学者学习国外有关音乐的先进思想和文化，我国音乐学快速发展。叶伯和撰写的《中国音乐史》成为第一部近代意义的科学的音乐史著作。据统计，1986—2006年在《中国音乐学》年均发表文章64.05篇，其中年均18.05篇是有关学科研究的，非学科研究的年均46篇，《中国音乐学》是我国音乐学学术研究代表性刊物，学科研究始终是我国音乐学发展的主线。
四、我国音乐学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对我国音乐学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对音乐学学科整体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学科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队伍不断壮大，而且成绩突出。目前，对我国音乐学学科而言，主要是全局性的统筹问题，这方面与国内的其他学科以及国外研究有一定的差距，比如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很少见。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学虽然得到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危机感，人文社科的社会效益没有自然学科那么明显。部分学者认为，学科的基础教育过程重视不够，合理化、系统化问题尚未解决;学科没有依据社会的限制与需求进行调整，没有得到纵深发展。各门类子学科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民族音乐学虽然提出相关性问题，但因果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对形态的联系很少;民族音乐学的统计、定量分析比较弱，常常有证实与真伪的反复性，等等。
我国音乐学学科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也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关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发展有以下几点建议：
(1)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音乐学是关于音乐知识系统多门类的学科，如上述所说，是一系列子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如音乐史学、音乐社会学、民族音乐学，等等，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同时，音乐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它又与一系列其他学科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如美学、艺术学、民族学、心理学、哲学、史学、社会学乃至数学、音响学，等等。首先，要认识到学科之间的联系是普遍存在的，学科之间要互补和渗透，这对我国音乐学学科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结合人文社科的发展，可以更好地推动音乐学的发展和进步;其次，要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成果问题，要敢于大胆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和优秀成果，从有实质性的学说中思考借鉴一些东西，以推动我国音乐学学科又快又好的发展。
(2)强化音乐学理论与历史的融合性。音乐学属于人文社会学科体系，从理论与历史的层面对音乐文化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研究。不宜将理论和历史两个层面的东西机械地分开来研究，最好的做法是将二者相互融合和渗透，使音乐学研究既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又具有深刻的历史性。从广义上来说，音乐文化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演变、沉淀的，属于历史范畴。
(3)重视音乐本体研究。目前，像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等是音乐学派生学科，在学科研究领域发展比较薄弱。由于这些学科缺乏语言艺术中的语义性和造型艺术中的具象性，因而在涉及音乐作品的内涵方面，很难采用二元方式将内涵与声音形式分割开来，这就要求清楚认识和准确把握音乐的声音结构、技法层面，要与作品内涵的综合性相互融合渗透，形成具有一定历史感的技法研究，这是一个具有很大挑战性的课题，也是一个吸引大多数学者研究的课题，加大这方面的研究，使得音乐学学科的整体水平迈向更高台阶。
五、结 语
音乐、数学和语言是我们开启宇宙的三把钥匙。音乐是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手段之一，人类对它的发掘和了解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研究。回顾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继续挖掘音乐文化传统中的精髓，促使学者进一步探讨其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基本规律。了解我国音乐学的发展现状，使我们充分认识我国音乐学的优势和不足，在此基础上，以推动我国音乐学学科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爱平.音乐学的学科研究简述——兼评我国音乐学的学科研究[J].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9，3(1)：87-89.
[2] 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北京：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3] 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J].中国音乐学，1999，(2)：44-62.
[4] 田可文.论音乐史学的学科体系构架[J].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7，(1)：140-145.
[5] 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01，(6)：126-136.
[6] 蒲亨建.对我国音乐文化学研究现状的初步思考[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4)：95-98.
[7] 肖艳.多重证椐法的运用与深化——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
[8] 韩钟恩.经验与现状对策与前景《中国音乐学》编辑部召开关于音乐学研究现状座谈会的综述报告[J].人民音乐，1994(4).
[9] 于润洋.关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J].人民音乐，2002，(11)：12-15.
作者：雷瑞岚
一、中国歌剧产生的独特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欧洲大歌剧是在16世纪末形成于意大利，从18世纪到19世纪，歌剧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意大利、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而我们中国的歌剧，却是到20世纪20年代才处于萌芽状态，并且是从一种儿童歌舞剧的模式开始的。
20世纪初，在中国也曾有过欧洲大歌剧的演出，后来也有中国的艺术家试着创作过欧洲模式的大歌剧。但是，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不具备发展欧洲大歌剧的土壤，更缺乏观众基础。所以当时欧洲模式的大歌剧，在中国仅仅是昙花一现。
中国歌剧的萌生和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变迁和群众的需要而产生的。20世纪初，为了宣传白话文，音乐家黎锦晖创作演出了一种儿童歌舞剧，这就是中国歌剧的萌芽。到
三、四十年代，那时为了宣传抗战，中国的艺术家们创造了许多载歌载舞的音乐戏剧演出，例如秧歌剧的盛行。一直到1945年大型歌剧《白毛女》问世，才开始被称为中国歌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被称之为“民族新歌剧”的音乐戏剧模式。
实际上，“民族新歌剧”是在群众运动中诞生的，更确切的说是为了宣传的需要而产生的。因为中国传统戏曲，不适合现实内容的表达，而中国观众又最喜爱并习惯于载歌载舞的戏剧形式，艺术家们才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音乐戏剧形式“民族新歌剧”。“民族新歌剧”既不是西方传统歌剧在中国的翻版，也不是中国戏曲的延续。
“民族新歌剧”的特点，首先是以戏剧为主体，有了剧本之后再配以音乐。其次是不但注重歌唱，更加注重道白和表演。它的演唱是基于自然的发声方法。继承民族艺术传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同时又借鉴欧洲大歌剧的创作技法，来创造一种新的音乐戏剧模式。所以称它为“民族新歌剧”，又主要是为了区别于“旧戏曲”。
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在于当时它以全新的内容、全新的形式、全新的视角、全新的音乐以及全新的演唱，创造了一种为广大群众非常喜闻乐见的音乐戏剧品种。特别是由于它的大众性，与群众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它的演出效果在当时恐怕是任何音乐戏剧所难以比拟的。其演出场次和观众不计其数。 以上就是“民族新歌剧”诞生的历史背景。
二、中国歌剧曾有过一个繁荣的时代
歌剧《白毛女》一问世，“民族新歌剧”便如雨后春笋，接连涌现出大量新剧目，诸如《血泪仇》、《赤叶河》、《王贵与李香香》、《长征》、《打击侵略者》等等。从而《白毛女》便成了民族新歌剧的代表作品，不但在中国广泛演出，还到东欧和前苏联巡回演出，也曾被蒙古国家音乐剧话剧院翻译演出，后来又被日本改编为芭蕾舞剧，成为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舞台剧目之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保留剧目之一。
然而，中国的艺术家是清醒的，深知“民族新歌剧”的产生，仅仅是中国歌剧道路的起步，所以在1953年，成立新中国第一个最大的歌剧院时，就取名“中央实验歌剧院”。这“实验”两个字意味着，歌剧《白毛女》模式不应该是中国歌剧唯一的模式，中国歌剧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新。
建国后许多从国外归来的音乐家参加了歌剧队伍，艺术家们对中国歌剧发展的方
向曾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歌剧，中央实验歌剧院于1956年分为两个歌剧团，歌剧一团是坚持“民族新歌剧”的道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二团是更多地以学习西方传统歌剧的模式和演唱方法为主，来创演中国歌剧，也就是现在的中央歌剧院。
当时的中央实验歌剧院虽然基本是沿着“民族新歌剧”的道路发展的，但创作题材开始大大的拓宽，不但有现实题材，也有历史题材、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题材的。特别是音乐创作和声乐训练，也越来越多地吸取西方传统歌剧的技巧和方法。 中央实验歌剧院除多次加工演出歌剧《白毛女》外，还曾经创作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草原之歌》、《槐荫记》、《窦娥冤》、《春雷》、《红霞》、《红云崖》、《嘎达梅林》、《望夫云》、《阿伊古丽》等一大批歌剧新作，还引进了《茶花女》、《奥涅金》、《蝴蝶夫人》等欧洲经典歌剧，使50年代的中国的歌剧舞台十分繁荣。
1958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带着《刘胡兰》、《草原之歌》、《槐荫记》三部中国大歌剧，赴前苏联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斯克等城市访问演出，均受到热烈的欢迎。
1964年，中国文化部领导认识到，中国歌剧需要进一步拓宽自己的发展道路，决定把中央实验歌剧院的两个歌剧团彻底分成两个大歌剧院，即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央歌剧院。并希望两个歌剧院“分别发展，殊途同归”。
现在看来，这种分头以实践和发展为指导思想的决定是有道理的。即使是西方模式的歌剧，也是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当时，其他各省市和部队歌剧院团也推出了一大批非常受欢迎的大歌剧，诸如影响较大的《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等，所以那时中国歌剧的发展非常之快。
那时候我院有自己的剧场，每当剧院有新的歌剧上演，观众便在剧场前排起长队争先购票，为能观赏歌剧，人们无论严冬还是酷夏，彻夜排队守侯在售票处前，剧场经常出现爆满现象。据有人统计，当时的歌剧是北京上座率最高的舞台演出剧种。不只是在北京，剧院每年到其他省市的巡回演出，无不场场爆满。建国后十七年，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的大中城市，甚至还到了边疆和农村，引起各地观众的极大关注。那时候不只是各省市的歌舞剧院上演歌剧，连许多县城也有自己的歌剧团。可以这样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空前繁荣的歌剧时代。
三、中国歌剧的断层与复苏
文化大革命经过了整整十个年头，中国歌剧的发展完全中断了。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中国文艺才得以复苏。但是歌剧人才已经严重流失，歌剧队伍也逐显老化。歌剧工作者们毫不气馁，重整旗鼓。
剧院先是恢复过去的一些保留歌剧剧目，接着便启动歌剧新作品的创作工作。特别是80年代接连不断的全国歌剧汇演，催生了歌剧新作品的涌现。仅我们中国歌剧舞剧院，便接连推出了一大批歌剧新作品。诸如《星光啊星光》、《韦拔群》、《救救她》、《贺龙之死》、《月娘歌》、《古兰丹姆》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歌剧《伤逝》和《原野》的问世，开始突破了民族新歌剧原有的模式，翻开了中国歌剧新的一页。
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敞开了久久封闭的国门，港台文艺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展开，使歌剧艺术家们打开了眼界。无论是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以及审美取向，都有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轻歌剧和音乐剧的引进，使新创演的剧目均在原有的
艺术模式上迅速突破，这就自然地使“民族新歌剧”的称谓不再被沿用。当时所创演的歌剧新作，无论是《白毛女》模式，或西方歌剧模式，或轻歌剧模式，以及音乐剧或歌舞剧模式的作品，统统被称之为中国歌剧。当然，这种“中国歌剧”的概念，还只是一种相对的统称。不过这种发展，已经是十分可喜的了。
如大型歌剧《原野》，就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当代中国原创歌剧。《原野》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民族新歌剧”。作曲家以宏观全剧的庞大气魄和完整的音乐结构，使戏剧冲突一层层展现。如序幕坟场的“原野大合唱”，是管弦乐与人声的交响组合，合唱没有剧诗，甚至没有明显的旋律，却是痛苦、悲愤的呼号与狞笑的交响。使观众感受到一种毛骨悚然的震撼，把人吃人的黑暗时代表现得入骨三分。特别是“阎王殿”一场戏前的大段独立乐章，为仇虎复仇前后的心理巨变作了生动的描述。剧中无论是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以及道白，都严密而有机地组合在戏剧矛盾发展的完整交响结构中，整个歌剧一气呵成。因此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歌剧音乐创作的一大收获。该剧主要演员赴美国参加奥尼尔戏剧中心“歌剧、音乐剧年会”，进行了三场“舞台阅读”演唱，引起那里艺术家们的瞩目。歌剧《原野》还获得慕尼黑第三届国际研究会“特别荣誉证书奖”。1991至1992年由美国肯尼迪中心华盛顿歌剧院完整地上演歌剧《原野》共11场。1993年在台北由台湾省立交响乐团排练上演10场。1997年歌剧《原野》首演于欧洲。 《原野》在国外演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德国评论界称“作曲家写出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渴望”、美国《今日美国》称“《原野》是20世纪以来，世界歌剧史上最主要的事件之一”、美国《华盛顿邮报》称“《原野》将成为在国际保留剧目占有一席之地的第一部中国歌剧”、美国《纽约时报》称“金湘先生曲折的创作道路，使他正好立足于当今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新浪漫主义的主流中”、瑞士古典音乐节主席阿兰奇称“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原野》的音乐让我们的心灵相通。《原野》征服了瑞士”等等。此后，《原野》便成为我们剧院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并被誉为“世纪经典歌剧”。1999年，歌剧《原野》在国庆50周年展演中获优秀演出奖。2000年，歌剧《原野》荣获文化部第九届“文华大奖”。
至今，《原野》仍在不断演出，特别是在政府举办的“歌剧进校园”的活动中，歌剧《原野》在各地高等院校的大量演出深受师生们的欢迎。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有一个过程。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指导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理论武器。毛泽东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的话语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马克思的界定。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了确立。 1957年下半年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不同程度的偏离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首先抓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一关键环节，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
进入21世纪，江泽民对新形势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胡锦涛强调，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他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进一步强调了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也深化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
产生形成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
整顿规范阶段：《行政诉讼法》，《城建监察规定》
全面发展阶段：《行政处罚法》，《城建监察规定》
制度创新阶段：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行政处罚法》第16条
1956～1977基本杜绝流动摊贩没有统一执法机构
1978～1996农村人口逐渐进入城市谋生建立临时的执法机构
1996～2006农村人口、下岗职工加入到摊贩队伍中相对集中处罚权制度确立 2006～“崔英杰”案件后，流动摊贩不减反增城市管理方式亟待变革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人民的生命毫无保障，因战乱饥寒而死者不计其数。争取生存权利历史地成为中国人民必须首先要解决的人权问题。
国家不能独立，人民的生命就没有保障。危害中国人民生存的，首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争取生存权首先要争取国家独立权。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由一个封建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间，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过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帝国主义者在因次侵略战争中，大规模地屠杀中国人民。1900年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将5万多人的塘沽镇变成空无一人的废墟，使拥有100万人的天津在烧杀之后仅存10万人，进入北京后，杀人不计其数，仅庄王府一处就杀死1700多人。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其中，在1937年12月13日后的6个星期内，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就杀害了30万人。
——帝国主义者大肆贩卖和虐杀华工，使旧中国无数生灵惨遭涂炭。据不完全统计，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贩卖到世界各地的华工多达1200万人。这些被绑架、被欺骗去的华工囚禁在“猪仔馆”，被烙上贩卖目的地的字号。1852—1858年间，仅汕头一地“猪仔馆”中的4万华工，就有8000多人被折磨致死。列强在中国各地开办的工程和矿山中，肆意虐杀华工的记录骇人听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仅东北地区就有不下200万劳工被折磨致死。华工被迫害致死后，被扔进山沟或乱石坑。现已发现的这种“万人坑”就有80多处，埋有劳工尸骨70多万具。
——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使中国人民备受凌辱，毫无人格尊严可言。那时，外国侵略者享有不受中国法律官辖的“治外法权”。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国士兵皮尔逊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但是，罪犯却由美国单方面处理，被宣布无罪释放。列强在中国设立的“租界”，拥有行政、立法、司法、警察和财政大权，成为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国中之国”。1885年，外国侵略者甚至在上海法租界公园门口公然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肆无忌惮地侮辱中国人的人格。
——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掠夺。据统计，近百年来，外国侵略者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掠去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达白银1000亿两。其中《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8个不平等条约就勒索赔款19.5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而日本仅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2.3亿两白银，就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家财政四年半的收入。侵略者在战争中的破坏和抢劫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过5000亿美元。国家主权丧失，社会财富遭洗劫，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
面对国家主权的沦丧和人民生命的浩劫，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争取国家独立，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一个多世纪不屈挠的斗争。在这期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运动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但终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这种状况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后，就在政治纲领中明确地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打倒军阀，统计表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并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大陆上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受尽欺凌的屈辱历史和长期战乱、一盘散少的动荡局面，实现了人民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和统一。占人类总数近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侵略者可以任意屠杀侮辱的民族，中国人民以国家主人的姿态站立起来，第一次真正享有了应有的人格尊严，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从此获得了根本保障。
国家的独立虽然使中国人民的生命不再遭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但是，还必须在此基础上使人民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真正解决生存权问题。
吃饱穿暖，这是长期陷于饥寒交迫困境的中国人民的最低要求。旧中国的历代政府不仅没有能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加重了人民的灾难。在旧中国，只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雇农却只占有10%的土地;占人口极少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垄断着80%的工业资本，操纵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中国人民遭受着地租、赋税、高利贷和工商资本的层层盘剥，其所受的剥削和贫困的程度是世界上罕见的。据统计，1932年，仅苛捐杂税的名目就多达1656种，捐额约占农民收获量的60%至90%。加上反动政府在政治上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充当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大小军阀割据，长期战乱不已，使人民灾骏深重，生存维艰。据估算，旧中国有80%的人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几乎每年都有几万到几十万人因饥饿而死。一遇自然灾害，更是饿殍遍野。1931年，华东地区水灾，造成370多万人死亡。1943年，仅河南省饿死者就达300万人，另有1500万人靠啃草根、吃树皮度日，濒临死亡边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榨取民脂民膏，造成经济全面崩溃。1946年，各地饿死1000万人。1947年，全国饥民竟达1亿多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2%。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和最紧迫的任务。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用了三年时间，集中精力医治战争创伤，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在此基础上，中国又不失时机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和社会财富的享有者。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和新生活的积极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经济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速度心。1979年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心，从而基本解决了11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中国耕地只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只有1.3亩，比美国的人均12.16亩和世界平数4.52亩低得多，却养活了占世界人口22%的人。西方某些政治家曾经断言：中国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40多年来，虽然中国平每年净增1400多万人口，但是主要生活消费品人均攫消费量却有很大提高。根据抽样调查，中国居民每人每天从食品中摄取的热量，1952年为2270千卡，1978年为2311千卡左右，1990年达到2630千卡左右，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人民的寿命和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据统计，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5岁提议到1988年的70岁，超过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人口死亡率从解放前高达33‰下降到1990年的6.67‰，成为世界上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987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为31‰，已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中国人口的体质特别是青少年的身体发育状况，也比旧中国有很大提高。1979年同1937—1941年相比，15岁的男孩身高增加1.8厘米，平均体重增加2.1公斤;15岁的女孩身高增加1.3厘米，体重增加1公斤。从1979年至今，中国人民的体质又有了明显的提高，彻底甩掉了旧中国“东亚病夫”的帽子。
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生存权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争取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
在中国，维护人民的生存权利，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至今仍然是一个首要问题。虽然中国已取得了独立，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力有限，维护中国的独立与主权，保证中国不再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仍然是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虽然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人口的压力和人均资源的相对贫乏还将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一旦发生**或其他灾难，人民的生存权还会受到威胁。所以，保持国家稳定，沿着已取得成功的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国力，使全国人民的生活在温饱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小康水平，从而使人民的生存权不致受到威胁，这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愿望和要求，也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
不平等条约一览表
南京条约 1842年8月 英国 主要内容
1.割香港岛给英国 2.赔款2100万银元
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4.中国海关收取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要与英方商定 影响
1.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端
2.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
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3.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4.中国人民从此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5.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1844年 英国 主要内容
从中攫取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拘留等特权
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1844年 美国和法国 主要内容
取得更多的侵略权益
天津条约 1858年夏 俄美英法 主要内容
1.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2.增开沿海沿江是10处商口岸
3.外国军舰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通航 4.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
5.清政府赔偿英法两国经费各200万两白银，赔常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
北京条约 1860年 俄国 主要内容
1.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有效 2.增开天津为商埠
3.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4.对英法两国的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天津条与北京条约的共同影响
清政府开始被列强控制，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北京条约 1860年 俄国
至19世纪80年代 ，侵占中国东北和西北15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
马关条约 1895年4月 日本 主要内容
1.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2.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3.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 4.日本可以在华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影响
1.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再一步遭受受严重损失
2.此后帝国主义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3.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向列强进行政治大借款
4.新通商口案的开辟使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
5.允许日本在华投资办厂，拓展了其对华资本输出的途径，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6.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辛丑条约 1901年9月 英美俄日法德意奥 主要内容
1.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
2.赔偿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做抵押，中国的税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外国控制 3.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届内不许中国人居住，各地驻兵保护
4.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
5.惩办义和团运动中曾与列强“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和参加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
6.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 影响
这样的使馆界成为列强在中国都城的占领地
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镇压人民的工具 列强可通过外交途径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不承认以前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四、简答题
1、简述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2、简述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
3、如何理解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4、简述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5、简述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6、简述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7、简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必要性。
8. 简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9. 当今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转变?
10. 当前我国党员队伍数量和结构出现了哪些重大变化?
11. 怎样理解“三个代表”之间是密切联系、辩证统一的整体?
12. 简述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精辟论断。
1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表现在哪些方面?
14、简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确立的重大意义。
15、简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基本涵义。
16、简述创新的科学内涵及其坚持不断创新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意义。
17、为什么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
18、简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基本要求。
19、如何理解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
20、邓小平为什么反复强调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
21、简述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联系。
22、简述邓小平关于判断一切工作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内涵和意义。
23、如何理解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24、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25 简述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基本途径。
26、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意义。
37、简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内容。
28、怎样做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
29、概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内容。
30、怎样正确理解党的最高纲领与党的最低纲领的统一。
31、简述十三年的基本经验的重要意义。
32、简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33、试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原因。
34、为什么说农业是我国经济中最基础的物质生产部门。
35、我国为什么要进行优化产业结构调整?
36、本世纪前10年西部大开发的主要任务有哪些?
37、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主要内容有哪些?
38.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认识经历了哪三个阶段?
39.简述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
40.简述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
41.在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时，为什么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
42.邓小平指出的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目标是什么?
43、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新型民主?
44、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45、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是什么?
46.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47.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致性与区别。
48.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4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什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50.培养“四有”公民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5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什么必须坚持“二为”方向?
52.“双百”方针的内容包括哪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什么必须坚持“双百”方针?
53、简述“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
54、简述“一国两制”构想的三个形成阶段。
55、“一国两制”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56、简述我国政府在处理和发展两岸关系问题中坚持的基本原则。
57、“一国两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58、简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及其关系。
59、简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60、当今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特点是什么?
61、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根本途径和保障机制是什么?
62、简述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63、简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64、为什么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
依靠力量?
65、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
66、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本要求和途径是什么?
67、简述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联系。
68、简述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要求。
文章标题：镇经济发展简述
依托优势抢抓机遇全力打造民营经济大镇
**镇位于**市北部，距**市7.5公里，距**高速公路**出口2公里，距**港30公里，**路由南向北、**公路由西向东贯穿全镜，区位优越，交通便利。镇内拥有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盛产菱镁石、滑石、石灰石、白云石、金石、钾长石、高钙石等10余个矿种，
素有“滑镁第一乡”的美称。
几年来，**镇党委政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立足镇情，着眼长远，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树立“以工强镇”的思想，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全力打造民营经济大镇，实现每年一大步跨越式发展。
一、以十六大为契机，明确目标，解放思想，抢抓机遇，乘势而上。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吹响了经济社会全线前进的号角，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坚持科学发展观，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工业立镇、以工强镇”思想，提出“重塑形象、再创辉[本文来源于好范文-www,wenmi114.com,找范文请到]煌”的奋斗目标，坚持以招商引资，大上项目总揽全局，充分发挥资源、区位、产业优势，以人为本，统筹兼顾，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开展项目工程，加大招商力度。
项目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元素，为强化项目意识，镇政府成立了项目为公室，负责全镇招商引资工作，抓好项目工程建设，巩固扩大项目成果，不断提高项目建设的规模和质量。几年来，共新上和技改项目46个。2005年全镇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7,000万元，比2002年增长58，全镇新上投资工业项目16个，总投资达17,250万元，比2002年增长72。仁威矿产，华龙冶炼、黑琦东秦、隆达耐火，禄鸿镁制品、镁尔美制品，辽科东达化工等一批重点项目顺利推进，营造了新的发展优势。目前，全镇工业和矿山企业共115家，年产值达到500万元以上的企业20家，星级企业12家。今后几年，要着力抓好大岭西大山集团开发、金鼎集团与奥地利奥镁公司投资4000万欧元合作开发青山怀村高钙镁石;全力促成东兴铁粉投资5000万元华龙冶炼投资3000万元，欣立耐火投资2000万元，鑫旺建材投资1000万元，蓬隆有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1000万元等一批大型项目的开工建设。
三、调整工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鼓励企业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提高产品深加工程度，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入驻企业的质量和水平，围绕镁制品的精深加工展开重点招商，逐步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格局;积极推进科技兴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进步为支撑，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通过技改调整产业结构;引导企业与科研院所挂钩，引进高新项目和高素质人才，提升企业的工业化水平;大力培育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充分利用滑石、镁石等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优化升级产品和企业结构，努力培植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壮大工业经济规模，提高企业竞争力。目前，我镇共有纳税超百万元的企业12家，在**市11251工程的带动下，我们正打造一支具有我镇特色的经济舰队。
四、规划工业园区，打造企业孵化平台。
为充分发挥我镇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镇党委政府经过认真选择，细致规划，将我镇工业格局划分为“三区一带”，即官屯工业区、大岭西大山菱镁矿区、平二房杏树村沟工业区和哈大路东侧、何屯至顾山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带，加大对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筑巢引凤，引凤筑巢。逐步完善工业区的功能，制定工业区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相关措施，不断提升工业区的投资热度和集聚效应，发挥工业区的联动作用，使之真正成为企业的孵化器，工业经济的大本营。
五、转变政府职能，建设良好的投资软环境。
加强机关形象建设，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廉洁、高效、服务型政府，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社会，促进发展，服务人民的能力。为了让企业家放心投资，安心生产，镇党委书记、镇长带头承诺“全天候为企业家服务，零距离与企业家接触”。政府各部门纷纷承诺，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勤政务实，廉洁高效，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几年来，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镇干部群众和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下，我镇经济三年迈了三大步，实现跨越式发展。2005年全镇国民生产总值实现90,039万元，比2002年增长107;社会总产值实现264,610万元，比2002年增长42，工业产值实现210,320万元，比2002年增长70，全口径财政收入实现4,299万元，比2002年增长113，人均收入实现4,807元
，比2002年增长28.5。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精神;矢志不渝，扎实苦干;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全力打造民营经济大镇，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
《镇经济发展简述》来源于，欢迎阅读镇经济发展简述。
推荐阅读：
历史名人简述07-20
党的历史发展历程简介11-30
英国历史发展论文提纲11-15
英语语言的历史发展06-01
我国历史发展分析论文04-21
党章的历史发展历程08-03
英国的历史发展历程09-21
中国数字媒体发展历史05-28
权限规范的发展历史09-10
教师发展历史论文提纲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