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瑞士自贸区的中医药经济效应分析及对策研究
摘 要：中国瑞士自贸协定是我国同欧洲大陆国家缔结的首个自贸协定，该协定涵盖内容广泛，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开启更广阔的空间，涉及中医药领域的合作是其中亮点之一。文章在概述了中瑞自贸区构建背景以及瑞士中医药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贸易效应、福利效应、产业效应、示范效应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自贸区将会在中医药行业所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中瑞自贸区 中医药 经济效应 对策
文献标识码：A
中医药传入欧洲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在瑞士开展的还较晚，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初露端倪到如今的千余家诊所，在瑞士这块面积仅为我国重庆市一半的富饶土地上，中医药已从一股“热潮”中发展成一门产业。2013年7月，中国瑞士两国成功达成双边自贸协定，并有望于2014年7月正式生效，相较于同我国签署的其他自贸协定，该协定亮点之一是就构建两国中医药合作对话机制、瑞士中医药的报销问题等做了明确规定，这将对中医药学在欧洲的传播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中国瑞士自贸区的构建背景
中瑞经贸关系由来已久，且近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对瑞士进出口总额为22亿美元，2011年达309亿美元，是2000年的14倍。据瑞士联邦海关管理局统计显示，2012年，中国为瑞士第七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据瑞士企业驻亚洲最大的聚集中心——上海瑞士中心(Swiss Center Shanghai)的消息称，2013年瑞士共向中国(含香港)出口货物149亿瑞郎，中国成为瑞士第三大贸易伙伴。瑞士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家，据瑞士钟表工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13年瑞士对中国大陆钟表出口额位居第三，中国香港居首。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中国目前一些领域深层次的改革给瑞士公司提供了新的机遇，瑞士是中国在欧洲的第六大外资来源国，瑞士公司对在中国业务的信心近年来显著加强。
2011年1月，中国瑞士自贸区谈判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启动，历经九轮谈判，2013年7月6日，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与瑞士联邦委员兼经济部长施耐德·阿曼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目前，中国已经同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冰岛等2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中瑞自贸协定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首个自贸协定，也是中国同世界经济20强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同时也是我国近年来签署的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在世界经济整体增速缓慢，欧洲债务危机重重，复苏艰难的情况下，中瑞签署自贸协定，对欧洲经济复苏，以及世界经济整体发展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瑞士中医药的发展概况
1.萌芽阶段(1969-1995年)。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中医在瑞士医疗领域的应用还很少见，1969年创建的“瑞士针灸和中医协会”是瑞士成立最早的民间中医药组织之一，初始会员仅几百人，多由对传统中医药感兴趣的医师和药剂师组成，其宗旨是为协会会员和瑞士当地居民提供针灸、推拿、拔罐、中药等服务，推广中医药在瑞士的传播{1}。这期间，中医只被极少数瑞士民众关注和了解，虽有70年代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在欧美国家掀起的“针灸热”，但中医在瑞士的应用仍受局限，还一度受到当地主流医学的排挤。
2.稳步向前阶段(1995-2004年)。中医药在瑞士真正发展是在1995年以后，当时以瑞士传统中医药国际股份公司(TCM International AG)与瑞士大型医疗机构哈尔斯兰登集团(Hirslanden Group)合资开办中医连锁诊所最具代表性，而瑞士传统中医药国际股份公司则是由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国际交流中心实际控股，历经10余年的发展，到2004年，瑞士全国独立开设中医诊所约有20家，而他们就占8家{2}。瑞士的中医诊所虽然规模不大，但是环境舒适优雅、各种中医器具配备齐全，一般都采取预约服务，充分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1999年，瑞士政府将针灸、中药等中医诊疗费纳入附加保险体系，瑞士民众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性投保，这一政策在给患者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为中医药在瑞士的传播打下良好的根基。
3.蓬勃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据瑞士唯一官方中文媒体瑞士资讯(www.swissinfo.ch)的数据显示，瑞士目前约有200余种包括中医在内的补充疗法，约有两万名医务人员提供这些疗法的服务。截止2009年，瑞士约有1000家中医诊所，中药厂2家，中医从业者达5000人。
根据《瑞士联邦疾病保险法》，每一位在瑞士居住的公民均需购买一份强制性基本医疗保险;另外，投保人可自行选择保险公司和投保方案购买附加险。2009年以前，接受中医治疗的患者须自费或通过购买附加险来覆盖。2009年，瑞士26个州经全民公投以67%的明显优势正式将中医等补充和替代医学疗法纳入瑞士基本医疗保险范畴，中医在此受到了与西医同等重视，该法的出台在瑞士中医药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随着中医药在瑞士蓬勃发展，瑞士传统中医行业协会、日内瓦针灸医学会、瑞士中医针灸学会联合会、瑞士针灸协会、瑞士耳科与针灸学会等行业协会和学术组织相继成立，这些机构为当地中医从业人员在瑞士争取与西医同等地位，推动中医药在瑞士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中国瑞士自贸区的中医药经济效应分析
1.贸易效应。中瑞自贸区的建立及深度发展，将对两国贸易产生深远影响，两国的贸易流向和贸易条件都将发生变化。从中医药行业来看，自贸区内，两国间的中医药产品关税将会降低或减免，贸易壁垒进一步消除，中医药服务贸易自由度也将进一步提高，贸易创造效应的积极作用将超过贸易转移效应，而在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的综合影响下，即产生了贸易扩大效应{3}。
中药历来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出口商品，中国出口到瑞士的中药类产品一般分为中成药、提取物、保健品、中药材及饮片五大类，其中，提取物占比最大，约98%以上，中成药占比最低。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虽受欧盟传统植物药(草药)注册程序指令生效影响，中国出口到瑞士的中药类产品达1832.8万美元。从经济开放度的角度分析，瑞士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国家，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和投资开放度均低于瑞士，但中国经济开放度总体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体现了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姿态，中瑞两国产业结构差距较大，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4}。瑞士本身就是一个医药生产大国，拥有诺华、罗氏等著名医药企业，且许多药品的生产就是以出口导向为目的，中瑞两国在中、西药生产、研发、进出口领域合作潜力和空间巨大。
2.福利效应。对于瑞士而言，两国中医药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会带来瑞士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带来国民收入的增加。一方面，瑞士民众作为中医药服务的直接受益者，因两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得到了进一步促进，使得中国更多更好的中医药产品和服务进入瑞士，其福利水平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对于瑞士中医药服务的提供者来讲，一部分瑞士中医诊所等相关机构因享受不到自贸区的成果，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淘汰，而大部分中医诊所或相关机构，因受到了来自中医药来源国中国方面的刺激，也将会享受到更低成本的中医药产品和人工成本而带来的福利。
对于中国来说，出口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作为中医药贸易的出口国，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将为中国对瑞士中医药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出口带来新的突破口，其正面影响必将远远大过负面影响。当然，瑞士先进的医疗技术，如举世闻名的羊胎素、疫苗产品等也将会对中国中医养生保健、医疗市场形成冲击，侧面刺激我国中医药行业的发展。总体而言，自贸区的成果终将惠及我国平民百姓。
3.产业效应。自贸区的发展会促进中瑞两国卫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以劳动力为代表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中瑞自贸协定中明确双方应加强合作，促进中医从业人员在瑞士的流动，包括中医从业人员申请瑞士工作许可要求和条件，中医从业人员申请在瑞士进行短期和长期工作许可的标准等，而在中医从业人员国际流动的同时，带来了中医药技术的国际转移。
从瑞士的角度来看，瑞士的中医药服务市场在自贸区的大背景下将面临重新洗牌的威胁，各中医诊所或相关机构将想方设法降低中医药服务成本、提高中医药服务质量和水平，使中医药资源得以更有效的配置，同时也会对瑞士主流西医学产生冲击，侧面刺激瑞士西医学发展以及中西医融合。
从中国的角度分析，自贸区有利于我国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中医药外向型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整个中医药行业的技术效率，我国卫生行业也会因与瑞士主流医学的进一步融合而形成正面刺激，从而推动我国卫生经济的良性发展;当然，也会使我国处于劣势的中医药企业遭受负面影响，甚至被淘汰出局。
产业效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经历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体现，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效应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特点{5}。中瑞自贸区所带来的中医药动态产业效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国际竞争优势，在为两国人民带来福利的同时，也使得其他欧洲国家很难模仿。
4..示范效应。自贸区的发展不仅会使区域内的经贸往来增加，加快区域内国际资本的流动和技术转移，也会降低区域内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成本，刺激投资，使成员国相互影响增大，提升自贸区的整体国际经济地位{6}。中瑞自贸协定的工作方案中进一步明确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应通过适当方式促进与中医药有关的合作与交流，鼓励双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加强中医领域的合作和研究，这为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中瑞自贸区的成功建立将会为中国同除瑞士外的其他欧洲国家带来良好的示范引导效应，文化是经济的重要体现，作为中国文化宝库中一朵奇葩，以针灸、推拿、中药、太极、气功等为主体的中医药文化表现形式正越来越受到欧洲人民的追捧。中欧文化关系是中欧长期关系的第三个支柱，相对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中国和欧洲在主张文化多元化方面不谋而合，这种聚同存异的态度为中欧中医药文化交流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7}。虽然在中医药国际传播的进程中，中国时常被中医药文化输入国冠以“文化渗透、文化侵略”的帽子，但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不会因此而停滞不前，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正以其“简、便、廉、验”的特色优势被越来越多的欧洲民众接受。
四、促进中国中医药产业在瑞士发展的应对之策
1.重视并强化中医药标准化体系建设。中医药标准化建设是一项事关战略性、全局性的工作，是中医药领域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要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编制的《中医药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基础标准、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等中医药标准体系建设，完善中医药标准化支撑体系建设，为中医药标准化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同时，注重和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联络与沟通，促进中医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行业组织标准与国际标准统一与协调，使我国在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能力和话语权进一步加强，加强中医药标准的应用与推广。
2.推动现行中医药贸易机制与国际规则深度接轨。通过整合和优化中医药资源，在积极引进瑞士资本进入中国中医药行业的同时，鼓励和扶持中国的中医药企业进入瑞士市场。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发挥好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增强民营中医药企业自主改革与创新的能力，为推动中医药行业当前运行机制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制定的国际惯例深度接轨创造有利条件。
3.加强中医药外向型企业的内功修炼。在瑞士，中医诊所虽遍地开花，但中草药厂家却很少，这与瑞士高标准的草药检验标准不无关联，当然一些有实力有远见的企业如瑞士(莲福)中医药集团(China-Med Group)借中瑞自贸区成立之际新建了草药厂。每一批进入瑞士的中草药产品都必须经过严格的重金属、农药残留、微生物指标等技术检验才能使用，瑞士一些中医诊所也会因负担不起不菲的检验费用而遭淘汰。瑞士中医药相关机构给患者开具的中草药，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中国台湾或英国等进口或转口贸易的方式进入瑞士市场的，而中国大多数中草药产品无法以药品的身份进入瑞士，而是特殊食品、保健品、膳食补充剂等名义进口，这不仅与瑞士严格的技术壁垒、绿色贸易壁垒有关，也反映出了中国中医药产品自身质量和技术水平不过硬。不断加强中国中医药企业内功修炼，积极促进中医药产品和服务进入国际市场，是提升中国中医药文化软实力和推动中医药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
4.加强中医药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中医药国际化人才是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当前，培养中医药国际化人才的重任主要由中医药院校担负，要鼓励和支持中国中医药学术组织及教学和科研机构与瑞士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改革、勇于创新，建立稳定的中医药国际人才培养机制，优化现行中医药人才队伍结构，加强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外语能力培养及对瑞士当地文化的了解，促进中西医有机融合。
注释：
{1}郭尧杰.近年来瑞士中医针灸的发展概况[J].中医外治杂志，2005(6)
{2}张虹，沈毓龙，郭静华，黄琳.中医针灸在瑞士的发展现状和启示.中医药管理杂志，2004(2)
{3}庄宗明主编.世界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4}毛加强，郑文慧.中瑞自贸区建立的经济基础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2(3)
{5}Anita M.McGahan， Michael Porter，How much does industry matter， reall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al，(1998)，Vol 18，15-30
{6}岳文，陈飞翔.积极加速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步伐[J].经济学家，2014(1)
{7}刘丽荣，未来十年的中欧关系，欧洲研究，2013(6)
(作者单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北京 100101;通讯作者：关涛)
(责编：吕尚)
作者：喻文迪 关涛
一、政治关系
瑞士于1950年1月17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9月14日，中国同瑞士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公使。1956年1月和1957年4月，中瑞先后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并互派大使。
1951年11月，瑞士在上海设立总领事馆，1962年12月关闭。1995年4月，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重新开馆。2006年10月，瑞士驻广州总领事馆开馆。
1954年4月，中国在日内瓦设立总领事馆。1988年9月，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关闭，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开馆。
瑞士是最早承认并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建交61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平稳。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
(一)重要访问
1954年6月12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兼外长顺访瑞士。
1961年5月29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赴瑞士首都伯尔尼拜访瑞士联邦主席瓦伦和外长彼蒂彼爱。
1973年5月，瑞士前外长彼蒂彼爱访华;6月，瑞士前外长施皮勒访华。
1974年8月，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格拉贝尔访华，格是中瑞建交以来第一位正式访华的瑞士国家领导人。
1975年4月，瑞士联邦委员兼交通动力部长里恰德访华。
1978年5月，谷牧副总理访问瑞士。
1979年4月，全国政协副主席荣毅仁率中国政协代表团访瑞。
1982年6月，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出访途经瑞士，瑞士联邦副主席兼外长奥贝尔会见并宴请。
1985年6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瑞。
1986年11月，瑞士联邦副主席兼外长奥贝尔访华。
1987年3月，国务委员兼外长吴学谦访瑞。
1992年1月，李鹏总理访瑞并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1994年1月，乔石委员长访瑞。
1995年1月，朱镕基副总理访瑞并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4月，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科蒂访华。5月，瑞士议会国民院议长福莱和联邦院议长屈希勒率瑞士议会代表团访华。这是瑞士两院议长首次联合率团访华。10月，瑞士联邦副主席兼经济部长德拉米拉率经贸代表团访华。
1996年9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瑞;10月，瑞联邦主席德拉米拉访华，这是瑞士联邦主席首次访华。
1997年5月，邹家华副总理访瑞。
1998年1-2月，李岚清副总理访瑞并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1999年3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瑞士，这是中瑞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
2000年1月，吴邦国副总理访问瑞士并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6月，温家宝副总理访问瑞士。9月，中瑞建交50周年，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瑞士联邦主席奥吉以及外交部长唐家璇与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戴斯互致贺电。同月，瑞士联邦主席奥吉访华，并出席中瑞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
2002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部长曾庆红访问瑞士，双方签署了《中瑞两国政府管理培训项目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03年4月，瑞士联邦委员兼国防部长施密德访华。5月，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卡尔米-雷伊访华。6月，胡锦涛主席出席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经停瑞士，并与瑞士联邦主席库什潘举行会晤。11月,瑞士联邦主席库什潘来华进行工作访问。
2004年6月，曾培炎副总理访问瑞士，双方签署《旅游目的地国实施谅解备忘录》。10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上将访问瑞士。同月，瑞士联邦委员兼内政部长库什潘应邀赴上海出席国际文化政策部长级会议，并访问西藏。
2005年1月，黄菊副总理赴瑞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会见联邦主席施密德。7月，瑞联邦委员兼经济部长戴斯来华参加WTO小型部长会议并访华。
2006年1月，曾培炎副总理赴瑞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会见联邦主席洛伊恩贝格。2月，李肇星外长访瑞。同月，瑞联邦委员兼国防部长施密德访华。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访瑞。10月，瑞联邦副主席兼外长卡尔米—雷伊访华。
2007年1月，国务委员华建敏赴瑞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4月，李肇星外长应约与瑞联邦主席兼外长卡尔米-雷伊通话。7月，瑞联邦委员兼经济部长洛伊特哈德访华，
代表瑞政府宣布承认我完全市场经济地位。9月，杨洁篪外长出席第62届联大期间会见瑞联邦主席兼外长卡尔米-雷伊，并与其共同签署《中瑞关于加强对话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10月，瑞前联邦主席奥吉出席上海特奥会开幕式。11月，瑞联邦委员兼司法警察部长布劳赫访华。
2008年1月，曾培炎副总理赴瑞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会见联邦主席库什潘。5月，瑞联邦委员兼经济部长洛伊特哈德访华，并出席瑞航自苏黎世至上海首航仪式。8-9月，瑞联邦主席兼内政部长库什潘和联邦委员兼国防、民防和体育部长施密德分别来华出席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幕式。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访瑞。10月，瑞联邦议会国民院议长布永访华。11月，刘延东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分别访瑞。
四川汶川地震灾害发生后，瑞方在第一时间向我表示慰问和援助意愿。瑞联邦主席兼内政部长库什潘及外长卡尔米-雷伊对中国发生地震灾害表示同情和慰问。据不完全统计，瑞方向我提供的帐篷总计1046顶，各类援助物资总额约计105万美元。
2009年1月，温家宝总理赴瑞出席达沃斯世界 经济论坛年会并正式访问瑞士。2月，中方派采购团赴瑞，与瑞方合作伙伴签署了总额3亿美元的经贸合同。4月，瑞联邦委员兼环境、交通、能源和电信部长洛伊恩贝格访华。6月，科技部长万钢访瑞。10月，瑞联邦委员兼司法警察部长维德默-施鲁姆普夫访华。
2010年1月，李克强副总理赴瑞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正式访瑞。5月，卫生部长陈竺出席世界卫生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在日内瓦与瑞联邦委员兼内政部长布尔克哈尔特举行了工作会谈。6月，瑞联邦委员兼外长卡尔米-雷伊访华。7月，吴邦国委员长访瑞并出席第三次世界议长大会。8月，瑞联邦主席兼经济部长洛伊特哈德访华并出席上海世博会瑞士国家馆日活动。9月，瑞士联邦副主席兼环境、交通、能源、通信部长洛伊恩贝格来华参观上海世博会。12月，中瑞外长通话。
(二)友好省州/市关系
1982年，中国昆明市与瑞士苏黎世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1994年，中国长沙市与瑞士弗里堡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2004年，中国北海市与瑞士卢加诺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2007年，中国上海市与瑞士巴塞尔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
2008年，中国黄山市与瑞士因特拉肯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二、经贸关系
1974年12月，中国同瑞士签订《中瑞贸易协定》并成立了中瑞贸易混合委员会。1979年瑞士政府给予中国普惠制待遇。2011年1月，商务部长陈德铭在瑞士出席2011年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同瑞士经济部长阿曼共同签署《关于启动中瑞自贸协定谈判的谅解备忘录》，宣布中瑞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
双边贸易：瑞士是中国在欧洲重要的贸易伙伴。2010年中瑞双边贸易额2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10.3%。其中，我出口30.3亿美元，增长14%;进口170.4亿美元，增长147.4%。我进口以机械电子、化工医药等产品为主;出口以初级加工产品和原材料为主，近年来制成品出口比重不断增加，主要有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
对华投资：瑞士1982年开始在华投资，中瑞合资迅达电梯有限公司是中国批准成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工业企业。截至2010年底，我累计批准瑞在华投资项目1301个，实际利用瑞资36.2亿美元。瑞士在华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电气、机械、医药化工、食品等领域，投资区域主要在沿海城市和经济特区。
1996年10月，中瑞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建立中瑞合资企业项目融资基金的谅解备忘录》，1998年1月“中瑞合作基金”正式成立，旨在为中瑞中小企业间的合资项目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提供融资支持。
金融合作：2003年5月，中国证监会与瑞联邦银行委员会签署了《证券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目前，瑞士共有5家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瑞士信贷银行、瑞银集团、瑞士苏黎世银行、瑞士欧洲金融银行集团下属的瑞士有限公司)和3家保险公司(丰泰保险公司、苏黎世保险公司和瑞士再保险公司)在中国共设立了7家代表处和5家营业性分支机构。其中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和丰泰保险公司已分别在上海开设分行。
技术合作：截至2010年底，我累计批准从瑞技术引进合同2040个，金额约为49.2亿美元。
三、文化、教育、科技和旅游领域的合作
(一)文化交流
近年来，中瑞两国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两国的文艺演出团体如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戏剧团体等进行互访演出。双方还举办了旅游、绘画、电影和艺术等交流展览。此外，民间友好组织和学术团体交流日趋活跃。
1999年3月，中瑞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瑞文化合作意向声明》。
1998年11月25日，中瑞首次联合发行邮票。
2005年8月，中国首次作为主宾国参加瑞士日内瓦节。
2006年起，中瑞已连续三次联合举办卢塞恩中国新春音乐会。
2008年11月，瑞士爱瑞文化基金会与中瑞文化机构和高等院校合作，在两国多个城市举办为期两年的文化推介活动，以进一步深化两国文化交流。
2009年瑞士弗里堡岚德威军乐团赴华巡回演出。
2010年，瑞士在华举办“爱因斯坦展”、“东西合璧的剪纸艺术展”和“幸福60年摄影展”。“文化风景线艺术节·中国主宾国”活动在巴塞尔举行。“感知中国·日内瓦行”活动在日内瓦举行。
(二)教育交流
中国自1978年开始向瑞士派留学人员。截至目前，我在瑞留学生累计约2000人。
1999年3月，中瑞两国政府签署《中瑞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意向书》，双方于2002年将该意向书有效期延长至2005年。
2004年1月，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公共领域进行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技术合作的协议》。
2006年10月，中瑞双方签署《中瑞2006-2008高等教育合作备忘录》。
自1985年以来，瑞士13所大学中有6所先后与我国有关大学和科研机构签署了校际交流协议或科研合作协议。
(三)科技交流
1989年2月，中瑞两国政府签署《中瑞科技合作协定》，正式建立了两国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1995年4月，中国国家科委同瑞士国家科研基金会签署《科技合作备忘录》。2003年11月，中瑞签署《中瑞科研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民间科技合作与交流方面，两国有关对口部门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开展多种合作活动。2007年4月，中瑞签署联合声明，确定两国将合作实施《2008-2011年科技合作备忘录》。2008年8月，瑞在上海设立其第四个海外“科学中心”。11月，两国签署《中瑞科技合作联合声明》。2009年4月，中瑞签署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自然灾害防治领域的合作协议。
(四)旅游合作
1998年5月，中国国家旅游局在瑞士苏黎世设立旅游办事处。1999年3月，瑞士国家旅游局北京办事处成立。
2001年11月，云南玉龙雪山与瑞士马特洪峰结为姊妹峰。
2002年7月，安徽黄山与瑞士少女峰结为姊妹峰。
2004年6月，中国国家旅游局与瑞士联邦经济总局(代表联邦委员会)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瑞士旅游及相关事宜的谅解备忘录(旅游目的地国)》,同年9月1日生效。
我国自1978年开始向瑞士委派留学人员。至2012年在我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登记注册的留学人员约2000人。
瑞士HTMi国际酒店旅游管理学院，自2000年开始从中国招生，于2013年已有约300名中国学生从HTMi顺利毕业，工作于世界各地著名酒店成为酒店的高级管理人才。
瑞士教育同中国教育合作紧密，每年瑞士都会多次举办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每年都会派大量学者和专家以及学生前去与会，共同探讨教育问题。瑞士一些学院也会有自己的教育研究中心，HTMi则有四大教育及科研中心。为学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这四大教育科研中心分别是：瑞士国际休闲旅游研究中心、大型活动及宴会管理中心、学生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厨艺管理中心。学院及其注重学术研究及发展，为保证教学术研究与时俱进，并开设专门的学术研究网站。同时每年都会组织两次世界行业影响极大的国际休闲旅游研讨大会，诚邀全世界各方学者、行业领导人以及学生参与赴会探讨。
瑞士院校及其重视校际合作，目前大多数院校均与我国有关大学和科研机构签署了校际交流协议或科研合作协议。HTMi也已于中国各地数十家院校拥有合作关系。
1999年在访问瑞士期间，中国政府与瑞士联邦政府签署了《中瑞1999-2001年高等教育交流意向书》。HTMi借此正式借此时机进入中国开始招生。2002年5月，中瑞两国政府交换照会确认，《中瑞高等教育交流意向书》延长至2005年。双方于2006年10月签署了《中瑞2006-2008年高等教育合作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双方每年互换18名奖学金生，10名联邦奖学金，8名州立奖学金;中方每年向瑞方提供18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和30个免学费留学名额。2007年7月吴启迪副部长与瑞士联邦教科国务秘书克莱伯会谈后双方签署了《2008-2011年中瑞科技合作战略会谈纪要》。
据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部2012文章报道，为配合“中/高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并鉴于瑞士高等教育的强项和特点，我国教育部希望能在联合培训中高等职业学校教师方面与瑞士开展合作，首先可从酒店旅游管理等专业开始。届时中国将有一大批，高级酒店旅游管理资深教育力量。
业务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
(外部宣传稿)
9月29日，中国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与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在洛桑举行《业务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中国建设银行监事长郭友、营运业务总监牟乃密，以及苏黎世州银行董事长约格•穆勒-刚茨(Jörg Müller-Ganz)出席了签约仪式并见证了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总经理龚伟运代表苏黎世分行、苏黎世州银行机构和跨国业务部主管史蒂凡尼诺•伊瑟勒(Stephanino Isele)代表苏黎世州银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郭友监事长在致辞中表示，瑞士是全球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和国际资产管理业务的领导者，建设银行十分重视瑞士及欧洲市场发展，作为人民银行指定的瑞士人民币清算行，建行希望与苏黎世州银行加强合作，共同助力瑞士和欧洲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服务中瑞两国客户，推动两国经贸金融合作和实体经济发展。苏黎世州银行董事长约格•穆勒-刚茨(Jörg Müller-Ganz)在致辞中回顾了苏黎世州银行与建设银行及苏黎世分行的合作情况，表达了未来进一步加强两行合作的愿望。
苏黎世州银行成立于1870年，为瑞士第一大州立银行，同时也是瑞士第三大银行。该银行由苏黎世州政府控股，信用评级为AAA级，经营稳健，管理完善。
中国建设银行成立于1954年，是一家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及核心指标跻身于世界大银行的前列。建行在中国内地设有分支机构近15,000个，服务于390多万公司客户、3.4亿个人客户，与众多支撑和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优质企业和大量高端客户保持密切合作关系。近年来，建行海外业务加速发展，目前已在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9家一级机构，境外各级机构总数240余家。 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与苏黎世州银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8月31日，苏黎世州银行与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签署了人民币清算服务协议，正式成为瑞士人民币清算参加行，为两行后续人民币业务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次签署《业务合作备忘录》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在结算清算、金融市场、债券交易、贸易融资及离岸人民币等业务领域开展合作，提升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数千年来，它伴随着中国人的发展与进步逐渐成形，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立身处世、言行举止，似乎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化;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每一件什物，几乎也都浸润着浓郁的中华文化。但是一旦旁人问起来，要你用三言两语准确地概括一下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恐怕多数人都会瞠目结舌，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中华文化支脉太庞杂、流变太频繁，要想真的说出个所以然来，实在是不容易办到。不要说外国人不解，就连中国人自己，怕是也会觉得茫然。前面那几位中国人在老外面前所遇到的尴尬，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中华文化太丰富、太精深，所以我们觉得实在很难理出一个头绪。而相对浅易的美国文化，就容易理解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人的一些日常行为中，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说，中庸、和谐、天人合
一、经权之道等等，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总体来看，中国文化有如下几点鲜明特征，值得我们注意：
中庸，是圣人孔子所极力推崇的“至德”，孔子心目中的理想道德叫做中庸。中庸之道，实在是中华民族累积凝成的民族智慧。中庸的精义，似乎不出《论语》的一句话，那就是“过犹不及”。就是说，万事都不要过分;如果做得过头了，那还不如不做。然而时下许多人所理解的中庸，却成了做事无原则、无标准、和稀泥、不偏不倚、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代名词，似乎奉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这实在是对中庸真义的误解。为人如果做到了“中庸”，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呢。
要身体力行“中庸之道”，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越了限度就不好了，哪怕是好事也会因此而变成坏事。事情做得过了头还不如做不到，这就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来举例：“怯懦”是“不及”，“张狂”是“过”，而“勇敢”则是“中庸”;“吝啬”是“不及”，“奢侈”是“过”，而“慷慨”则是“中庸”;“自卑”是“不及”，“自负”是过，而“自信”则是“中庸”。试问，这样的中庸，又有什么不好呢?
中庸的现实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合理化”。朱熹解释中庸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管理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重视团体不必轻忽个人，注重现实同时并不抛弃理想。
至于一项措施合理不合理，还要看时空能否配合，所以中庸说：“君子而时中”。这里所谓的“时中”，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指“与时俱进”，它要求人们行事能适应时代需要，求得能适合此时此地的合理化措施。
中庸不是平庸，所以绝非因陋就简，当然更不能随俗浮沉。真正的中庸，必须力争上游，日新月异。首先要坚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站在“有所不为”的立场来“有所为”，找到“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决策”，并且确实尽力去执行。这些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要实行的话相当困难。
中庸之道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希望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只有这样，才算符合中庸。
诚然,中庸之道堪称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但却是很难为人所把握好的。千百年来，正因为人们对中庸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使得国人的行为出现了较大偏差。渐渐地类似于“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一类的谚语流行开来， 压抑了人的个性，渐渐地造就了一批温和、谨慎、克制、保守的中国人。他们遇事不敢承担责任，却有着“推”、“托”、“拉”的本事，人人都不敢为天下先。如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排队还是走路，多数人更喜欢夹在中间，既不愿领头，当然也不愿意殿后。这或许也算得上是“中庸之道”给国人带来的影响吧。
和谐
中国人很早就具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是一种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国人追求的是人与宇宙天地乃至世间万物的和谐与共生。这里的“天”，可以看做是原始的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而这些原则和观念同时也是人心中所固有的。在这个层面上看，“天心”与“人心”是一致的;所以说，“顺天”必“应人”，“应人”即“顺天”，两者事实上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所强调的还是“以人为本”。这应该可以算是中国最原始的“人本主义”观念了。
对比欧美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西方人相信人是神创造的，凡事都应该服从神的意旨，成为人为神而生的神本主义。欧美的科学文明，又证明人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神是人想象中的产物，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以致物质享受高于一切，成为以物为本的物本主义。
中国人把宗教当做一种生活工具，神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把科学技术看成生活的另一种工具，科技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最看重的，不是神，也不是科技，而是人，从而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之路。
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大概就是以“和谐”代替“斗争”，用“互助”代替“竞争”。“拿和谐来解决问题”成为多数中国人不变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中,“和合性一向大于分别性”。
管理的和谐性，最要紧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间的安和乐利。双方一旦产生严重的抵触或对立情绪，就意味着会失去中国管理的基本精神了。
然而和谐并不反对竞争，天下事非竞争不能进步。但是中国人懂得“用让来争”，和合当中有竞争，争到不伤和气而又圆满解决问题，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了。
因而，中国人特别重视和为贵。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尽管大家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不可不在和谐的气氛中找出孰是孰非。组织成员，不可以为反对而反对，但是基于共同的目标，提出一些积极性、建设性的异议，有助于集思广益,这才是组织进步与发展的动力，非常必要。
但是，万一事物之间达不到协调的立场，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深知一切都可能有矛盾,但是矛盾可以促成变化，带来进步。然而矛盾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对立、冲突，它往往可以调和、化解掉。西方人最佩服中国人的地方，便是这个“化”字，一切矛盾统统化掉，化得好像没有矛盾一样。
从表面上看，多数中国人凡事习惯于讲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似乎是马马虎虎把事情处理完毕，有草率的味道。实际上我们是透过良好的协议，先把事情分解成若干症结，然后逐一化解，才可能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事。这就是中国人的“求和”思想。“求和”包括着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待人和气等几方面,性格上也就表现出平和、宽容、顺从、团结、依赖等特征。
另一方面，就中国人的个性心理特征而言，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性格气质上历来都表现出求和的一面,“以和为贵”成了大多数中国人进行社会交往所恪守的信条。所以世所公认，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国民讲究谦恭礼让，从不好勇斗狠，时时刻刻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忘了一团和气。
追求和谐是中国人求和心理的又一大体现,一方面,中国人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敌对力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类相辅相成的,即相互依靠、相互成就的密切关系。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人有统一的关系。而西方人则推崇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往往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看成是敌对力量。
此外,中国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讲究伦理道德,重视人际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出了中国人际关系的共同心理。只要人心团结，事业自然会无往而不利。《易经》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便是“和为贵”的生动诠释。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都以“和为贵”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和”不仅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大家对“将相和”的故事，应该都不陌生吧。
战国时候,赵国得和氏璧,秦国愿以十五城易璧,赵王为此进退两难,宦者令缪贤荐其舍人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凭其机智,完璧归赵。后来在渑池之会上他又为赵取得外交胜利,其官职位居猛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宣称要面辱蔺相如。蔺相如为此常躲避廉颇,还向自己手下解释说应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负荆上门请罪,二人遂结为生死之交。秦国见蔺廉二人团结一心,数十年不敢侵略赵国。“将相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保持强盛,政府中主要成员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企业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企业的中层人员有分歧、闹对立，往往是最棘手的,危害也最大。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2)
感应
中国人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基于人的本能，行事前总要问个吉凶祸福。毕竟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乃是人之常情。甚至中国一度有不少人专以替人预测凶吉、指点迷途为业，也就是所谓的“相面算命”，深为国人所笃信。而中华原典《周易》，某种程度上便是一本教人预测吉凶祸福的书。如果将这些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似乎也很难说得通。
如何预测未来以趋吉避凶，有赖于感应。中国人早就知道，利害跟吉凶并不是准确的对应关系，利可能吉、也可能凶;而害亦如此。与其为了求取邪利、暴利招来凶祸，不如承受小害以期大吉，这就是“吃亏便是占便宜”的道理。吉凶必有征兆，要用诚心来感应，所以《中庸》说：“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防之;至诚如神。”
感应的具体表现，叫做“知细”，就是指要能体察到一些微小的事物，从很小的端倪或征兆推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古人云，“明察秋毫之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便是“知细”的体现。孔子说,能辨析事理于细微的，可算得神圣的人物。君子上不奉承权贵，下不慢渎贫贱，不为小人所利用而受其牵累，可算是知细了。“细”指微渺难见的动机，吉凶的先兆。君子于是非善恶之间能合理取舍，能辨析细微、当机立断，决不拖延。
“知细”才能够“见细”，于是才会有“先见之明”，于是对于一切问题，都能够轻松愉快地应付裕如。
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能知细，难免会使决策居于盲目，这样势必导致轻举妄动，使管理行为失效，甚至招来灾祸。管理者能够知细，事先看出预伏的危险，便能够及时防微杜渐，使许多小问题化解掉，就不会形成大问题。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是希望我们知细、见细并及早思患预防，以趋吉避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这也就是说对管理者而言，对任何问题，当其微小时，即予以有效处置，便是最理想的管理态度。
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务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中国人乃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中国古代技术领先而科学落后，就是“实用主义”的后果之一。中国从来都不乏能工巧匠，但有几个能在理论上有高深造诣的?中国人注重能够直接给生活带来好处的技术领域的探索和革新，却从来没有建成过一套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无遗憾。中国人诚然很聪明勤奋，而且也善于学习。但传统的中国人学习的目的，乃是为了求取功名，将来好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无论是“格物致知”也好，“修身养性”也罢，看似注重的是个人修为，而它们的落脚点，最终都在“治国平天下”上面。可见中国人的行为大都有其明确的动机，这纯是因国人的“务实”精神所致。
此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具有现实主义特性。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仅有的一个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其理论中也夹杂了许多世俗化的东西，它并不像佛教那样提倡清心寡欲、舍己度人，而是对人生采取了一种更为超然放达的态度。即使是超凡脱俗的佛教，一来到中国，也往往被世俗化、功利化了，例如产生于中国的所谓“净土宗”，就背离了“艰忍苦修”的佛教传统，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
即使这样，许多中国人对宗教也都是漠不关心的。中国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兴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之中，因此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质主义的，他们热切追求富裕和享受的快乐而无暇他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是不会轻易信奉鬼神的。因为《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既然孔夫子都敬鬼神而远之，那还有多少人会对虚无飘渺的神灵顶礼膜拜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宗教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所追逐的时髦而已。不像当代信奉某种宗教的人，一生下来就必须信仰某种宗教，就要成为教徒，丝毫不能有个人选择。
通权变达
中国人做事，从来不固执一理、毫无变通，但中国人也向来看不惯那些圆滑机巧、见风使舵的人。中国人的行为讲求实用，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贯彻了“实用主义”。这种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心态和理念得以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向来不提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们的祖先并不讳言“君子爱财”，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必须“取之有道”。由此可见，这里所提倡的，就是一种通达权变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诚然有传统、务实、固执乃至保守的一面，恪守礼教很少变通,但是同样也很强调“权变”的重要性。孟子就十分推崇“权变”精神，而反对偏执迂腐、头脑僵化的做法。他举了如下的例子：中国虽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是也有“嫂溺叔援，权也”的说法。意思是，在通常情况下，和自己的嫂子进行身体接触是不合礼仪伦常的,但是如果在嫂嫂落水、即将溺毙的紧急情况下，就不能死守“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而应果断地施以援手。这可以认为是中国最原始的“权变”观念。
中国人把这一套权变的理念归纳为四个字，即“执经达权”。这里的“经”指的是惯常的原则和制度，而“权”自然就是权变。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一切都体现在这四字之中。要求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机变，既不能事事都遵循一理,不敢稍加变达，也不能遇事毫无章法,甚至进行无原则的妥协。
乐天知命
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风暴肆虐祖国大江南北，给民众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不过从这场危机中中国人普遍反映出的心态来看，多少也能看出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在这场风波中并没有显得惊惶失措、人人自危，他们的心态倒是显得很乐观，并不认为非典能对自己有什么威胁。随便找个网上论坛看看上面的言论，你会发现非典时期的典型论调，正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些人对这种心态大加贬斥，认为是一种消极蒙昧的“侥幸心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豁达开通的乐观主义精神。
多数中国人好像都很信命，把很多事情都看做是天意的安排。这样一来，似乎很多人的主观努力，在天命面前，都是徒劳的。人们只要心安理得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伦理道义，上天就一定会善待你。这样的天命观，多少有些消极无为，常被人指责为是典型的“逆来顺受”，却符合多数中国人的心态。一些中国人遭到了打击以后，总喜欢首先把责任推到“天”的头上，先“怨天”,再“尤人”。中国人对于天命，最典型的思想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富贵、荣辱，乃至生死，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还要争什么呢?
所以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乐天知命、顺乎自然之道，是他们人生态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等一系列现实现象和现实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只是自然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人的一切活动，当然最好要遵从天命。
中国古人的“天命观”相当浓厚，认为天命不可违抗。每当事情遇到挫折，总是无可奈何地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在上方谷用火攻计困住司马懿的大军。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不料天降一场大雨，顿时浇灭了进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希望。这个时候，孔明只得老泪纵横，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话说当年楚霸王自刎乌江的时候，也是长叹一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可见古人也是很有趣的，如果成功了，自然那是老天保佑;如果不幸失败了呢，还是要怪罪到老天头上，反正没自己什么事,让人觉得“皇天不佑”是事情没成功的好借口。即使到现在，有些中国人遇到什么不顺的事，往往也会大呼:“天哪”。就跟西方人常挂在口头的“My God”似的。可是，就是老天再对不住你，你又能怎么样呢?还能把天捅个窟窿不成?要是真的触动了老天，那可不是好玩的。传说中倒是有一位神话人物共工，一气之下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倾地陷，结果引来了旷世浩劫，这就是人与天作对的结果。
但如果人们过于遵从天命,或者认为,反正一切都会有上天安排,自己的一切抗争都无济于事,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的摆布的话,无疑是一种十分消极的态度。而传统的中国人中,持这种心态者大有人在。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平或制度的黑暗,很少主动站起来要求改变(只有当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爆发农民起义,这是特例,也是极端);只要不直接威胁生命,一切都可以忍受并屈从,并且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中国的老百姓当惯了“顺民”或“良民”,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祈祷上天能给他们带来一两个青天大老爷。就像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那样的;或者期盼上天能降生一个好皇帝,能勤勉政务、体恤万民;或者又期望能出现豪侠义士主持公道,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总之,他们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天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总希望能发现什么“救世主”,帮助他们脱离苦海。中国的老百姓,最顶礼膜拜的,不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不是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而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可见他们的精神寄托何在。
姓名：王青梅班级：12英语4班学号：2012416040分数：
汉字与中国的姓名文化
摘要：姓名是我们人类每个个体的标志，而方块汉字的神奇变化和象形表意性给姓名提供了广阔的演绎空间。这样历时几千年，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与汉字有关的姓名文化。因此，对我们来说，从文字角度探索中国的姓名文化是很有意义的。
关键词：汉字、姓名、文化
Abstract：Name is a sign of everyone of the human being. The miraculous change and pictographic ideograph of the box characters provide a broad space for the Names to deduce. So after a few thousands of years’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special names culture which contac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comes into being. Therefore, it’s quite meaningful for us to explore Chinese names culture from the view of characters.
Key words: characters、names、culture
引言：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取名。正如古语所言：“行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说要想观察辨别事物、人物，必先定名然后才可以成事，而事物的得失成败又可以验证其名。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人的姓名的重要性。包括古代的很多人都认为“名”是“命”，所以在对待起名字的事情上是格外的谨慎。而且现在也是这样，人们认为一个好的名字可以伴随人的一生，为人带来好运。所以这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姓名文化。下面就让我们来从汉字角度来探究一下姓名的起源和汉字中的姓名文化。
一、 姓氏起源
1.1 从“姓”字看姓的起源
关于“姓”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很多人都给它下过定义。譬如《说文解字》中曾经这样提到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这句话表明了姓的含义最早与女性生子这一现象有关。而且从汉字本身的结构来分析，“姓”字的偏旁是“女”字旁，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姓”是女人或者是当时的母系社会有关。
而事实确实是这样。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曾经历过母系氏族制，那时的婚姻是族外群婚制。即甲氏族中的一群同辈男子，嫁到乙氏族中给一群同辈女性作丈夫。一个女人有好多丈夫，同样，一个男人也有多个妻子。所以生下来的孩子只知道哪个是他的母亲，至于父亲则不好确定了。所以这就是姓“从女生”的道理。比如说皇帝姓姬，神农氏姓姜，这些都是姓起源于母系社会的明证。
1.2 姓与氏的统一
谈到姓，很容易使人想到氏。虽然现在姓氏表示同一概念，但是在上古时期姓与氏所指完全不同。段玉裁在《说文解字》中注：“姓者，统于上者也;氏者，别于下者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姓是指他的血统来源而言的，氏则是指他子孙的血统来源而言的。当时之所以进行这种严格的区分原因有三。一是严格男女之别;二是为了区别贵贱;三是为了更好地选取婚姻之家。
但在春秋末年以后，由于礼崩乐坏和战乱的影响，姓与氏之间的界限慢慢变得模糊不清，出现了姓氏走向统一的势头。于是，姓氏开始合而为一。从此每个宗族有了固定的姓氏，血统源流的线索也开始清晰。
二、 姓氏详解
2.1 中国姓氏知多少
我们国家共有多少姓氏?这是一个人人都会问但又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从姓氏发展的本身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姓氏在发展中被摒弃不用，而有些人还在根据不同的原因创造新的姓氏。但是这些被摒弃的、或者正在使用的、新出现的姓氏无疑都应包括在中国姓氏总数之内。
通过很多古代书籍中我们可以发现姓氏的变化轨迹。譬如说在先秦时期的姓氏书籍《世本》中收入18姓875氏，在汉代的姓氏书《急就篇》中收入130姓。而在两汉以后，我国使用的姓氏在不断地增加，一些新的姓氏和由少数民族改姓而来的姓氏大量涌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姓氏数量。现在人编著的《姓氏辞曲》中收录的姓氏则达8000多个。可见我国的姓氏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过程。
2.2 “贵”姓之贵，贵在何处
我们中国人见面时都习惯问对方“贵姓”，那么着个“贵姓”中的“贵”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谈到中国的百家姓，我们就会想到“赵钱孙李，周五郑王”。百家姓之所以以“赵”开头是因为当时的皇帝姓赵。和百家姓一样，由于我国古代最重视身份地位，所以使用的姓氏也往往带有等级的色彩。
在古代各个王朝都有各自的贵姓，比如说：汉朝皇帝姓刘，唐朝皇帝姓李，宋朝皇帝姓赵。在当时各个皇帝所使用的姓氏无疑是当时最尊贵的，皇帝不会允许平民和自己的姓一样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姓氏最尊贵的。所以当有的大臣们被皇帝赐姓时，他们都会感到很荣幸。而且当时的社会上也特别重视姓氏。尊贵的姓只能被皇帝或者大臣们使用，这就奠定了贵姓中姓的“贵”的地位。
三、 名字中的汉字文化
3.1 起名的方法
起名如同作诗填词，可以借鉴赋、比、兴手法进行构思。或者说可以假借外物，意兴联想，展开构思。一个好的名字应该蕴含着丰富的汉字文化内涵。方法则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纪时法：即根据出生年份、季节、月令、日期、时辰起名;
(二)纪地法：即根据出生的地方起名;
(三)纪事法：即根据出生时所发生或遇上的事情起名;
(四)顺序法：即根据出生顺序为名;
(五)叠字法：即两字相叠成名;
(六)托寄法：即通过起名寄托长辈对婴儿的种种期望。比如说：永康，父母只是简简单单的希望他永远健康。
3.2 人名的基本特点
中国人名形式繁多，内容丰富，概而言之，人名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汉语讲究韵律的和谐。这些特点使得汉语人名具有很强的音乐性。比如说扶苏、杜牧、杨洋等。第二，多名制度。在当代社会，中国的姓名制度大大简化了。一个人最多可能有两个名字就是大名和小名。但在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多名制度。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名字，正所谓说幼有名，长有字，死有谥。还会有别号等。所以说古代中国的人名制度相当复杂。第三，从文化内涵看，中国人名具有浓厚的礼教色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礼教都渗透到了人名系统的各个角落。第四，从时代特征上来看，人名往往带有厚重的时代烙印。比如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都用国、强、华等字命名。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姓名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散发着它独特
的魅力。而且方块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具有它的神奇性。所以能够从汉字角度探索中国的姓名文化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李梵：汉字的故事【M】.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
【2】佚名 姓名与汉字文化 http://wenku.baidu.com2013-06-15
致谢：
感谢陆玮老师为本论文提供了主要的方向以及新区图书馆为论文提供的资料支持。
从先秦诸子百家、汉唐道统、宋元理学、明清贤达，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乃至
构建和谐社会理想，系统了解中国哲学发展历程，把握中国文化传承的主要脉络，系统学习
中国文化和哲学智慧，以中国先哲们睿智的思辩传统，深邃的人生哲理，思考和解决在事业、
命运和企业管理实践当中遇到的诸多困惑和矛盾，提高哲学思维能力，倡导和谐管理，创新思维，理智、科学和勇敢面对
挑战。
谷道粮原农产品有限公司，从成立之初就明确的认识到，一流的企业做文化，二流的企
业做标准，三流的企业做品牌，四流的企业做服务，末流的企业做制造。按照系统科学原理，
结构决定功能，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特征和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同样的
道理，谷道粮原企业文化决定着企业的特征和企业的未来发展走向，企业的变革不能忽视企
业文化的变革，更不能脱离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只有积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基因，整合
西方先进文化元素，结合企业自身资源条件，建设起颇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才有可能塑造起
自身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国学与管理的全息逻辑关系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经营和谐企业文化，谷道粮原管理
哲学是建立在国学结构基础之上的。谷道粮原公司在行业内率先提出“和谐自然、谷道粮原”
企业文化理念。倡导将有机、绿色、生态系列产品源源不断的提供给每一位终端消费者。企
业已从发展初期的以经营常规类粮、油产品为主，已将战略发展的重心转向生态、有机等农
产品深加工领域。通过坚持不懈的发展，谷道粮原公司有勇气和信心在输出企业优质产品的
同时，也能够输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生活方式与和谐价值观。
鲁迅先生讲过，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
“稼穑循谷道，垦植化粮原”，天人合一，大道自然。谷道粮原企业哲学倡导在继承和
回归国学传统价值的基础上，整合和突破西方管理哲学的历史局限，通过对人类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社会实践，进行系统的科学反思、
哲学反思、文化反思，秉承中国哲学和优秀文化传统，认真探索和思考企业的终极价值，探
索自然管理法则，解析和重建普适性组织基因和理论模型，初步建立起全息的企业管理哲学
理论体系，包括理论法则、方法工具、实践应用;为战略管理、创新管理、危机管理、人本
管理、情商管理、文化管理、和谐管理，建立起具有企业特色的创新管理理论平台;为个人事业、企业组织的成长、变革、创新和发展，提供普适化的简单易行、科学实用的诊断和管理模型，为全面建设创新型社会、和谐社会提供基本的理论指导和战略管理工具;为企业走向全球化市场作出前期应有的准备。
谷道粮原倡导以国学等中国管理思想价值为基础，结合企业多年来的管理实践，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哲学与和谐企业文化思想体系，是时代给予中国农产品企业带来更大的推动与变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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